文物考古十篇

文物考古篇1

《考古与文物》是中国文物考古学界享有盛誉的著名核心期刊之一，创刊于1980年，由考古科研机构——陕西省考古研究所主办，主管部门为陕西省文物局。依托文物大省的丰厚资源优势和科研实力，侧重周、秦、汉、唐四大盛世板块的内涵积淀，使刊物成为中国考古学研究中最具活力和影响力的学术平台。

 《考古与文物》作为兼具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性质的专业性纯学术刊物，其宗旨是以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为指导，探索多民族共同体——华夏文明的起源和流变；研究传统文化的物态表现形式及其背景和意义；通过对古代遗迹以及文物和艺术品的发现、辨识和阐释，来展现和积累中华物质文明的重要资料，从而丰富、扩大、甚至修正人们对自己过去的认识以及对自身的理解。

《考古与文物》在国内外学术界享有较高的声誉和品牌知名度，在国内同类期刊中始终名列前茅，连续被国内三家著名学术期刊评定机构分别评定为：全国中文核心期刊；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核心期刊；CSSCI核心期刊。2002年，《考古与文物》又被国家新闻出版总署评为“中国期刊方阵”双效期刊，印证了《考古与文物》经过长期不懈努力所取得的公认成就。

设有：调查与发掘、研究与探索、考古学史、古文字研究、文物保护与科技、译文、 读书与思考等栏目。

 

文物考古篇2

3.氯离子选择性电极测定铁器碱性脱盐溶液中氯离子的含量成小林，陈淑英，韩英，潘路，梅建军，CHENGXiao-lin，CHENShu-ying，HANYing，PANLu，MEIJian-jun

4.北方地区寺庙、殿堂壁画可溶盐活动规律的实验室模拟研究王永进，于群力，阎敏，马林燕，陈港泉，WANGYong-jin，YUQun-li，YANMin，MALin-yan，CHENGang-quan

5.汉代铸钱过程的计算机模拟试验廉海萍，杨弋涛，LIANHai-ping，YANGYi-tao

6.利用同墓葬出土泥芯、陶器示踪青铜器铸造地初探——以湖北襄樊部分东周墓为例黄凰，秦颍，孙升，王先福，陈千万，韩楚文，陈明辉，HUANGHuang，QINYin，SUNSheng，WANGXian-fu，CHENQian-wan，HANChu-wen，CHENMing-hui

7.汶川地震可移动文物震害研究周乾，闫维明，ZHOUQian，YANWei-ming

8.古代丝织品的丝素蛋白加固保护周旸，郑海玲，胡智文，赵丰，ZHOUYang，ZHENGHai-Ling，HUZhi-Wen，ZHAOFeng

9.实验室微型发掘方法在北周武帝孝陵发掘中的应用杨忙忙，张勇剑，YANGMang-mang，ZHANGYong-jian

10.谢家桥一号汉墓出土"锦缘绢地乘云绣荒帷"的修复楼淑琦，LOUShu-qi

11.道教人物画像颜料的原位无损分析何秋菊，李涛，施继龙，赵瑞廷，李玉玲，邵芳，HEQiu-ju，LITao，SHIJi-long，ZHAORui-ring，LIYu-ling，SHAOFang

12.四川邛崃一批出土银元的分析与除锈保护杨颖东，王宁，YANGYing-dong，WANGNing

13.六朝初期铜鎏金铺首衔环保护与研究吕良波，LVLiang-bo

14.穆斯堡尔谱技术在考古研究中的应用梁明亮，郑国东，梁收运，王旭东，LIANGMing-liang，ZHENGGuo-dong，LIANGShou-yun，WANGXu-dong

15.对青铜器保护修复理念、原则的探讨陈仲陶，CHENZhong-tao

16.国外纺织品文物保护修复与研究现状路智勇，LUZhi-yong

1.文物藏展常用木材挥发性酸快速检测评价方法研究徐方圆，解玉林，刘霞，施超欧，吴来明，XUFang-yuan，XIEYu-lin，LIUXia，SHIChao-ou，WULai-ming

2.三萜树脂漆的老化和黄化-老化条件和树脂成分的影响谢燕

3.生物病害对唐皇城含光门土遗址的危害及防治措施研究黄四平，李玉虎，肖娅萍，金普军，王肃，HUANGSi-ping，LIYu-hu，XIAOYa-ping，JINPu-jun，WANGSu

4.利用锶和稳定同位素分析格洛斯特地区罗马殖民时期的饮食与迁徙状况吴婧玮

5.岩画病害的红外热成像检测技术初探吴育华，刘善军，WUYu-hua，LIUShan-jun

7.焦山古炮台夯土成分分析及建造工艺研究袁润，宋向荣，李建康，丁超，YUANRun，SONGXiang-rong，LIJian-kang，DINGChao

8.江阴黄山小石湾炮台遗址修复用灰土最佳配方筛选研究张慧，万俐，ZHANGHui，WANLi

9.氟碳涂料在铁质文物封护中的应用研究马立治，沈大娲，王永生，潘路，马清林，MALi-zhi，SHENDa-wa，WANGYong-sheng，PANLu，MAQing-lin

10.丙烯酸酯改性明胶古墨锭修复胶的试验研究邱建辉，徐雷雷，徐方圆，吴来明，陈国清，QIUJian-hui，XULei-lei，XUFang-yuan，WULai-ming，CHENGuo-qing

11.安岳石窟经目塔5.12汶川大地震后抢救性修缮——兼论三维激光扫描、计算机模拟技术在文物保护中的运用张荣，李贞娥，徐世超，ZHANGRong，LEEJoungAh，XUShi-chao

12.宁波地区露天梅园石质文物病害机理研究金涛，JINTao

13.馆藏唐代壁画画面霉斑清洗剂的筛选实验研究严淑梅，周铁，黄建华，付倩丽，王伟峰，张群喜，YANShu-mei，ZHOUTie，HUANGJian-hua，FUQian-li，WANGWei-feng，ZHANGQun-xi

14.昆明呈贡天子庙和呈贡石碑村出土铜铁器的科学分析李晓岑，贠雅丽，韩汝玢，田建，王涵，LIXiao-cen，YUNYa-li，HANRu-bin，TIANJian，WANGHan

15.α-淀粉酶改性淀粉的制备及在书画装裱中的应用研究季慧，徐文娟，戴红旗，JIHui，XUWen-jua，DAIHong-qi

16.沧州铁狮子结构健康监测数据管理及集成系统的研究与应用范峰，陈明，金晓飞，王化杰，王伟，永昕群，王林安，FANFeng，CHENMing，JINXiao-fei，WANGHua-ji，WANGWei，YONGXin-qun，WANGLin-an

17.对出土饱水糟朽漆器脱水定型的实验研究——兼论饱水残破漆器的修复冯宗游，冯莹，FENGZong-you，FENGYing

18.砖石结构古建筑修缮中的规范应用问题张金风，ZHANGJin-feng

19.试论纺织品文物保护中的水质问题路智勇，惠任，LUZhi-yong，HUIRen

20.纸质文物变色原因及脱色方法研究进展徐文娟，诸品芳，XUWen-juan，ZHUPin-fang

1.一种基于形状和颜色特征的建筑彩画检索方法毕学刚，黄华，王官振，马涛，齐扬，BIXue-gang，HUANGHuan，WANGGuan-zhen，MATao，QIYang

2.理论走向实践:评《古陶瓷热释光测定年代研究》吴婧玮

3.考古发掘现场智能预探测系统的设计与应用王珏瑶，朱晓蕊，铁付德，赵涛，苏伯民，胥諝，杨军昌，赵西晨，WANGJue-yao，ZHUXiao-rui，TIEFu-de，ZHAOTao，SUBo-min，XUXu，YANGJun-chang，ZHAOXi-chen

4.沧州铁狮子健康监测数据采集系统的研究与应用范峰，王化杰，金晓飞，陈明，王伟，马清林，永昕群，王林安，FANFeng，WANGHua-jie，JINXiao-fei，CHENMing，WANGWei，MAQing-lin，YONGXin-qun，WangLin-an

5.汉代陶俑彩绘颜料表征分析张虎勤，廖光熙，周铁，夏寅，赵西晨，陈雪梅，ZHANGHu-qin，LIAOGuang-xi，ZHOUTie，XIAYin，ZHAOXi-chen，CHENXue-mei

6.西安鼓楼油饰彩画主要病害分析王丽琴，何秋菊，周文晖，杨璐，马涛，WANGLi-qin，HEQiu-ju，ZHOUWen-hui，YANGLu，MATao

7.改性MDI型聚氨酯文物保护材料耐光性能研究杨璐，王丽琴，黄建华，唐丽琼，YANGLu，WANGLi-qin，HUANGJian-hua，TANGLi-qiong

8.ARTIC-1:一种适用于文物展柜的新型调湿剂黄河

9.汶川地震导致的古建筑震害周乾，闫维明，杨小森，纪金豹，ZHOUQian，YANWei-ming，YANGXiao-sen，JIJin-bao

10.湖北省鄂州五里墩出土孙吴时期"红色粉状物"的测试分析李小莉，秦颍，徐劲松，LIxiao-li，QINYing，XUJing-song

11.常用清洗材料对瓷器的影响研究胡东波，张红燕，HUDong-bo，ZHANGHong-yan

12.抗菌剂壳寡糖、儿茶素和纳米氧化锌对冻干前处理古木微生物作用的研究李东风，卢衡，周旸，LIDong-feng，LUHeng，ZHOUYang

13.成都市新都区新石器时代晚期土坑墓提取与保护李钢，王波，LIGang，WANGBo

14.北宋富弼墓壁画的揭取及修复保护杨蕊，YANGRui

15.甘肃武威磨咀子出土汉代木牛车抢救性复原修复陈庚龄，田小龙，CHENGeng-ling，TIANXiao-long

16.铜同位素分析法在考古研究中的应用探讨汪常明，金正耀，WANGChang-ming，JINZheng-yao

1.馆藏文物保存环境检测用无动力扩散采样器初步设计解玉林，徐方圆，吴来明

2.聚合物膜修饰电极QCM方法对博物馆环境中典型气态分子污染物甲醛的检测研究周浩，吴来明，闫莹，赵利红，彭熙瑜，蔡兰坤

3.馆藏文物保存环境调湿材料研究进展罗曦芸，吴来明，张文清，夏玮，曹嘉洌

4.文物保存微环境用调湿材料调湿性能研究徐方圆，解玉林，吴来明

5.博物馆文物环境用甲醛净化材料评价方法研究罗曦芸，吴来明，徐方圆，张磊，袁盛伟，杜一平

6.木材中挥发性有机酸的SPME-GC/MS分析研究周新光，吴来明，宋国新

7.银纳米薄膜试片在博物馆藏展材料评估筛选中的应用陈晖，张敏，孔令东，陈建民，周姣妮，王升，吴来明，周新光

8.博物馆藏展材料评估筛选的薄膜试片测试法陈晖，孔令东，陈建民，王升，吴来明，周新光

9.薄膜试片测试法试片图像采集分析系统庞宁，黄华，吴来明，陈建民，齐春

10.图像处理方法在研究纳米薄膜试片腐蚀特性中的应用庞宁，黄华，吴来明，陈建民，齐春

11.低温竹炭净化文物保存环境空气中氮氧化物的探索詹天珍，修光利，徐方圆，吴来明，解玉林，刘兆辅，张大年，王大为

12.文物保存微环境空气氮氧化物集成净化技术研究王大为，修光利，张大年，徐方圆，刘兆辅，吴来明，解玉林，魏华，吴燕

13.文物保存环境中温湿度研究徐方圆，解玉林，吴来明

14.无酸纸的发展及其在文物保护中的应用徐文娟，吴来明，解玉林，戴红旗

1.重庆大足石刻千手观音造像区地下水渗流机制分析方芳，方云，燕学锋，尚存良，黄蕾，FANGFang，FANGYun，YANXue-feng，SHANGCun-liang，HUANGLei

2.氟-硅-丙石质文物封护涂料的合成及性能分析陈国清，邱建辉，朱正柱，徐雷雷，CHENGuo-qing，QIUJian-hui，ZHUZheng-zhu，XULei-lei

3.通风、过滤和被动吸附措施对博物馆库房空气质量的影响黄河

4.上林湖越窑瓷器前剂量测定年代中的热激活特性(TAC)研究夏君定，吴婧玮，熊樱菲，龚玉武，XIAJun-ding，WUJing-wei，XIONGYing-fei，GONGYu-wu

6.垣曲商城出土炉渣炉壁内金属颗粒及矿物组成的初步研究梁宏刚，孙淑云，李延祥，佟伟华，LIANGHong-gang，SUNShu-yun，LIYan-xiang，TONGWei-hua

7.宁波东钱湖石刻群微生物病害研究傅亦民，金涛，周双林，王进，FUYi-min，JINTao，ZHOUShuang-lin，WANGJin

8.沧州铁狮子结构健康监测系统研究及测试试验范峰，金晓飞，王伟，马清林，永昕群，王林安，FANFeng，JINXiao-fei，WANGWei，MAQing-lin，YONGXin-qun，WANGLin-an

文物考古篇3

吐蕃考古始终是藏区文物考古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霍巍的《吐蕃考古与吐蕃文明》首先从考古学的角度阐释了吐蕃考古与吐蕃文明的关系，然后回顾了吐蕃考古的学术史，并对近年来吐蕃考古的新材料所带来的新问题及其研究前景也作了学术展望。对吐蕃金银器的考述，是关注的一个焦点。如霍巍的《吐蕃系统金银器研究》、许新国的《都兰出土舍利容器———镀金银棺考》、阿米•海勒的《拉萨大昭寺藏银瓶———吐蕃帝国(7世纪至9世纪)银器及服饰考察》(杨清凡译)瑏瑣是这方面的成果。其他，谢继胜对川藏青藏交界地带现今公布的9世纪前后吐蕃时期的摩崖造像及其古藏文题记内容进行了系统的著录考释，并就各处造像之间在构图、题材、图像特征之间的联系进行了分析［1］。霍巍撰文则从文献和考古资料两方面考察、分析了大昭寺吐蕃木雕的艺术风格与源流，认为大昭寺的总体木构建筑融合有南亚和中原唐文化的不同文化因素，是吐蕃对外文化交流的有力物证［2］(P．43－48)。陈庆英、马丽华等解读在巴基斯坦斯卡杜县发现的吐蕃王朝时期的藏文碑刻，认为此碑是当地民众为现证菩提节而举行供佛法会和祈愿功德回向于赞普王室而竖立的，对研究巴尔蒂斯坦地区的历史文化和吐蕃王朝时期的佛教活动具有重要价值。［3］(P．96－102)重要著述有《青藏铁路段田野考古报告》［4］(P．212)和《皮央•东嘎遗址考古报告》［5］(P．332)两部专题性考古报告集。其中，前者是2003～2004年青藏铁路段沿线考古调查中所发现36处文物点的系统资料及其初步研究成果，具有较系统的资料性，对于认识高原古代文化和区域性历史具有重要价值。其内容详细地记录了此次青藏铁路考古调查的工作方法与过程，并在“结语”部分对此次考古发现的资料进行了研究分析。后者较为全面、系统地披露皮央•东嘎遗址的考古资料，主要涉及皮央•东嘎遗址的地理环境与遗址概况、历史背景与考古工作简况、石窟遗迹、石窟壁画、佛寺与建筑遗迹、佛塔遗迹等内容。该报告还以附录的形式发表了各相关领域专家的专题研究成果，以期对西部地区古代文明研究提供科学的资料。同时，报告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编写者对这处古遗址若干学术问题的初步认识。

藏区文物考古工作的发展趋势和主要任务

自20世纪中叶以来，藏区文物考古工作由西方学者掌控到中国学者独立自主地开展工作，由“地表”采集到“地下”发掘，由对远古社会的茫然到基本建立起由史前社会到历史时期的文化序列，实现了历史性的转折，并取得了一大批优秀成果，为下一阶段开展科学研究和文化遗产的保护奠定了坚实基础。经过60年的建设和发展，藏区文物考古工作在田野调查、发掘资料、培养和锻炼人才队伍等方面取得了巨大成绩。同时，藏区文物考古工作也越来越受到国内外考古学界和藏学界的热切关注，并初步形成藏学领域的一个独特的研究方面。

(一)发展趋向

综上发展历程来看，今后藏区文物考古工作在如下方面可能还会有进一步发展的趋向:

一是研究方法上，趋向多学科联合协作。文明史的有些疑难问题，并不是靠考古学本身就能解决的。考古学也有其本身的缺陷和不足，这就要求其必须借鉴其他学科的长处，借鉴现代科学技术的优势。正如汤惠生在考察青藏高原旧石器时所言:“青藏高原旧石器的古老性、人类移居的时间及其过程、文化渊源、文化的适应等问题，不是仅靠考古便可解决的，21世纪以后青藏高原旧石器时代考古学的发展，越来越多地结合了地质学、分子生物学、高科技断代、古气候与古环境学等相关学科，从而形成了一种跨学科的研究趋势。这种跨学科研究不仅极大地改变和修正了我们对青藏高原旧石器的传统认识，而且也向我们揭示了越来越多有关旧石器时代人类在青藏高藏彝走廊31原移居和生活的信息。正是因为这种跨学科研究的趋势，青藏高原史前研究的独特性和必要性日益突出。”［6］(P．100)考古学与其他学科结合的跨学科趋势，在最近几年的中国藏学和考古学研究中是有实例可寻的。如《通史》(恰白•次旦平措等，2004)、《藏传佛教寺院考古》(宿白，1996)、《考古艺术》(柴焕波，2002)等都是这方面的代表作。著名藏族学者恰白•次旦平措在其代表作《通史》中注重“二重证据法”的运用，将地下考古材料与文献材料结合起来重构古史，开拓了史学理论与实践的新理路，对于藏区文物考古工作者构建史前文明史来说无疑是一种很好的借鉴。［7］(P．10－13)著名考古学家宿白的《藏传佛教寺院考古》注重从考古学的角度去考察藏传佛教寺院的历史背景，尽可能准确地复原其始建、修葺、扩建、重建等不同的年代及布局演变，最后建立起各地区佛寺的分期序列。正是因为如此，有的学者认为其“第一次严肃对待和解决了寺院的建筑分期问题，进而为一切相关领域的研究和探索，提供了年代学方面的依据和参照的标尺”，称其为“历史考古学的奠基之作”。瑏瑤也正是由于考古学与其他学科的相互结合，我们这个时代涌现出了一系列的考古边缘学科，如科技考古学、人类考古学、历史考古学、艺术考古学、考古文化学等等。随着研究的快速发展和推进，这种跨学科协作的模式将会在藏区文物考古工作中得以逐步推广和完善。

二是学科队伍上，趋向藏汉民族人员协合组队。60年间，藏区文物考古事业经历了一个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的蜕变过程。60年间，藏区文物考古工作既培养了一大批人才，又积累了丰富的人才工作经验。概言之，从第一次全区文物普查(1984—1985)开始，文物普查中就采取了由区外考古专业人员与区内业务干部群众联合组队的方式。如此组队，使得藏汉民族工作人员得到优势互补，既可发挥区外人员较强的业务素质和丰富的田野考古经验的优势，又可充分利用区内广大藏族干部群众吃苦耐劳，熟悉民风民俗，语言交流通畅，适应高原环境的本地优势，给予进藏工作的区外汉族专业人员生活上、工作上的多方面帮助与关怀，确保文物考古、调查、普查工作得以顺利完成。这种模式为后来的文物普查、考察工作提供了很好的经验，在第二、三次全区文物普查工作中都得到借鉴和沿袭。就工作历程的回顾来看，参与文物考古工作的内地学者主要来自北京、陕西、四川、湖南、南京等地。瑏瑥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为藏族地区在北京大学、西北大学、四川大学等高校培养了一大批藏族文物考古专门人才。他们在文物普查、考察工作中，与区外进藏工作的汉族业务人员紧密团结，相互学习，取长补短，结成了深厚的情谊。藏族考古工作人员更堆在回顾考古工作时说:“建国以来，考古工作，大体可划分为两个阶段:以70年代末昌都卡若遗址发现和发掘为界线。前三十年的成果，主要是内地同志做的。后二十年，主要是自己做的———因为有了一支自己的考古专业队伍，这支队伍绝大多数是藏族同志。可以不夸张地说，后二十年的工作成果占全部考古工作的90%以上。后二十年来考古工作的成果的取得，还得到了内地许多省市同行们的支持和帮助，是和内地，藏族和汉族(亦包括其他民族)共同努力的结果。从卡若遗址的发掘，到万里高原的文物普查，从大批吐蕃墓地的发现，到古格王国遗址的考察，大家在同一个碗里抓糌粑，同在一个坑里搞发掘，亲如兄弟，情同手足!”瑏瑦据此可知，从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开始，藏族同志已经在藏区文物考古工作中承担起了主力军的角色，发挥了重要作用。由此，我们亦可窥见在藏区文物考古工作中藏汉民族工作人员团结协作感情之一斑。

三是发展空间上，趋向开放化和国际化。当代的中国，是一个逐步走向开放化、走向国际化的国家。对于中国的学术而言亦是如此，再没有闭门造车的可能了。“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祖国黄河、长江流域的悠久文明，中亚草原的游牧文化，西亚河谷的农业传统，南亚热带沃土上孕育出来的思想意识，使这一地区()的历史，在本身固有的传统的基础上，呈现出一种复合的性质;并且在不同时代由于感受的外来影响有所不同，风格亦迥然相异。从文化上来说，可以说是亚洲古文明的荟萃之地。对总体文化的研究，就不是一个局部地区的问题，而在相当程度上带有国际性。”［8］童恩正的上述论述与图齐在谈及考古时说法不谋而合:“不是一个与世界其他地区完全隔绝的孤岛，而是多种文化的交汇之地，是印度、喜马拉雅地区、汉地、伊朗及中亚发挥各自影响的地区。”瑏瑧我们由此可知，从藏文化的起源和发展来看，它从一开始就带有复合性和开放性。这就要求我们从事的藏区文物考古工作，必须立足更为广阔的学术视野，藏区的文物考古工作必须要结合南亚、中亚的考古工作。近些年，藏区文物考古工作已经在这方面迈出了步伐。青海都兰吐蕃墓群中大量中亚、西亚织锦的出土，陈庆英、马丽华等(2010)对巴基斯坦斯卡杜县发现的吐蕃王朝时期的藏文碑刻的解读等等，已经让我们切实地认识到藏区文物考古工作立足，立足国内，开拓学术视野，走向开放化、国际化的重要性。由四川大学、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和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共同主办的“考古与艺术国际学术讨论会”是在这方面做出的开拓和尝试，自2002—2009年已成功举办四届，成为中国藏区文物考古学界与国外同仁经验交流的重要平台。四是研究手段上，趋向现代化和科技化。关于研究手段的现代化，或将现代科技手段积极引入考古学研究的问题，是现代考古学的一大发展趋势。现代科技手段与考古学相结合的学科，学界称之为“科技考古学”。不管这样的称谓是否成熟可行，但从中足以看出现代科学技术之于考古学科的不可或缺的重要性了。“一个学科总是在与别的学科相比较而找到自己的位置，又是在与别的学科发生这样那样的关系中存在和发展的。

任何学科都不能离开现代科学发展的总轨道，而从事某一学科研究的学者也不能没有现代科学的素养。这既包括人文社会科学，也包括自然科学;包括理论、方法，也包括技术手段。正是因为有这一背景，考古学研究中才会有系统论的应用，有经济考古学、社会考古学、民族考古学、人口考古学;还有考古埋藏学、地质考古学、生物考古学、环境考古学、实验考古学、计量考古学等等新的分支的出现。”［9］(P．12－13)运用现代科技手段实行考古研究，可以在同样的资料中提取更多的更为精确的历史信息，可以促使考古学研究向更宽广的范围和更深入的层次发展。现在，电子全站仪、差分卫星定位系统、三维激光扫描仪、数字摄影测量、航空遥感、卫星遥感等技术综合运用，完全能够满足田野考古工作中提取各种信息的需要。在发展的过程中，文物考古工作已经开始使用现代科技手段。比如，我国考古学工作者近些年利用GPS、GIS、卫星与航空照片等先进的图像技术手段与地面实地勘测相结合，较为准确地核实了琼结吐蕃王陵数目及其各自的方位关系，并绘制了陵区分布图。［10］李涛等人则采用X射线荧光光谱仪对1927年版的“雪冈”、1936年版的“新雪冈”和1949年版的“雪阿”三个品种的藏铜币做了表面成分分析研究，确定了其不同年代的材质及含量。［11］随着科学研究和发掘工作的开展，将来藏区文物考古工作将会越来越多地使用现代科技手段。

(二)主要任务

经过60年的发展，藏区文物考古工作虽然取得了巨大成绩，但由于起步晚、底子薄、成果少等原因，仍然还面临着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和不足。从藏区文物考古发展的历程来看，目前至少有如下几项工作值得我们去做:

一是构建完整系统的史前文化谱系。“人类的史迹留存人间或地面上下的并不是多量的，并且全是支离破碎的。将它们一点一点地聚集起来，是考古学家所做的第一步功夫。他们的第二步功夫，就是把这些支离破碎的事实连缀起来。”瑏瑩藏区文物考古经过60年的发展，在文物调查、遗址发掘等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取得了一大批文物实物资料。这也就是上面讲的“第一步功夫”。而“第二步功夫”，就是将藏族史前文明中这些琐碎的资料和事实连缀起来，加强分析和综合研究。综观60年藏区文物考古历程，主要是倾向于积累资料，而少于综合性研究。目前，反映藏区文物考古工作的综合性著作还很缺乏，侯石柱的《考古大纲》(1991)、霍巍的《墓葬制度史》(1995)、宿白的《藏传佛教寺院考古》(1996)可以算作在这方面做出的尝试，但构建较为清晰的考古文明史依然有一定难度。在今后较长一段时间内，我们要坚持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社会发展学说，做好文献本身的辨伪存真与考古学文化遗存之间的相互对应工作，解决关于史前文明的一些关键问题，逐步解开史前文明之谜，构建系统完整的史前史。将考古资料上升到理论高度，还将是一项复杂的工程，这需要藏区文物考古工作者不断地努力。

二是探索和建设藏区文物考古学的理论和方法。理论方法的建设是一个学科走向成熟的重要表现。中国考古学已近百年，正在逐步经历着成熟之后的变革性发展。在改革开放之前，中国考古学界普遍比较重视田野考古的基本理论和方藏彝走廊33法，包括地层学、标型学、年代学等理论问题。这主要是由当时热烈的田野考古工作所决定的。到20世纪80年代，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展开和深入，考古学界的理论研究更加活跃起来，注意力由田野考古理论开始转移到整个考古学发展的理论和框架。对于藏区文物考古工作者来说，在考古学一般理论与方法的基础上，创立考古的具体理论与方法，将是21世纪历史赋予中国考古学者的神圣使命。的历史、文化和宗教是富有特色的，自然环境也是富有特色的。在这样一个独具特色的边疆民族地区从事文物考古工作，加强理论方法的建设，也必然要考虑其特殊性。藏区文物考古理论和方法的建设，就是要构建起有中国特色、特点的文物考古理论与方法。

三是加强文物考古遗迹的保护与规划。综观60年的发展历程，藏区文物考古取得了一大批文物实物资料，发现和发掘了一些重要遗存遗迹。与此同时，这也给藏区文物考古遗迹的保护保存提出了严峻挑战。加强考古遗迹的保护保存，是为主的藏区文物考古工作者的重要任务之一。童恩正教授早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就提出:“加强地面、地下文物的保护，加强调查和发掘工作的规划。”瑐瑠但是，这项工作长期以来一直进展缓慢。2002年10月，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考古系、自治区文物局为制订《卡若遗址保护规划》，再次联合组队对卡若遗址进行了探查确认，并在1978、1979年两次发掘区的东、西、南三面以及遗址西侧(现昌都地区粮食局库区)进行了小规模的发掘。瑐瑡这次发掘，直接为卡若遗址的保护规划提供了借鉴，同时也给其他文物遗迹的保护工作积累了经验。在今后的藏区文物考古工作中，加强文物遗迹的保护与规划将是一项重要任务。做好这项工作，一方面是做好规划，逐步建立起一套科学的文化遗产保护机制以及相应的政策法规体系;另一方面是要加大资金的投入，确保资金运用到文物考古遗迹的保护工作中。

文物考古篇4

关键词：考古发掘；现场；文物；保护

1发掘现场造成文物损坏的因素

在人类漫长的发展历程中，创造了许多文化，有物质文化也有精神文化。一直以来，人们对于传统文化的发掘与保护从未停止过，其中，考古就是一项文化保护活动。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古代文物会受到不同程度的毁坏，其破坏因素主要来自3个方面：一是光线，光对出土器物的影响客观存在，紫外线对出土文物的破坏和危害最为严重，而且紫外线还是发生光化学反应的主要因素；二是温湿度，温湿度对出土器物的影响很大，通常相对温度的变化会导致器物自身结构产生收缩现象，使得一些漆木器等文物表面产生裂纹等破坏；三是微生物，器物表面由于微生物、霉菌等原因可造成文物表面色泽发生变化，尤其是木制文物，木质成分容易与微生物的分泌物发生反应导致色变，从而破坏文物的本来品质。

2考古发掘现场文物保护的重要性

正是由于文物原型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但暴露在一定的环境下容易受到损坏，所以更加需要形成文物保护的意识。文物保护是通过一定的技术辅助，尽量恢复文物本来面貌，以及延长文物使用期限的过程。之所以要重视文物保护，主要是因为文物具备以下几个方面的价值。2.1文物的史料价值及其不可再生性文物是一个国家文化的延续和承载，是民族精神家园的结晶，是今人与祖先对话的载体，堪属国之无价瑰宝。对于我们这样一个有着五千年历史的国家，做好文物保护工作，是建设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举措，是历史给予我们的神圣责任；做好文物保护工作对于我国优秀文化的传承和继续、了解我国古代历史起着重要的作用。然而文物由于其历史性决定了其具有不可再生性，因此文物保护显得格外重要，其主要内容包括考古发掘现场的文物抢救保护和实验室文物修复保护等，比如长沙马王堆出土的战国帛书，江西海昏侯墓出土的竹简等这些都是不可再生的，如果做不好文物保护工作，对于以后研究先人的文化、生活习俗都会产生不良的影响。2.2文物的考证校勘价值及其不可复原性在考古发掘现场，如果出土文物因抢救及时且得以科学的、有效的保护，大量珍贵的文物就能幸运地被保存下来，为后期的文物复修与考古研究提供科学、真实的资料。很多古代流传下来的文物，是我们能够借以得知当时时代风貌和文化特征的第一手资料，且可以用来与传世文献相互校勘，考证版本，对于恢复古代文献的真实性具有重要意义。2.3文物的实物价值及其不可替代性考古发掘现场所发掘的所有文物，都具有唯一且不可替代的特点，比如发现的原始人头盖骨化石，就是任何化石都不能够替代的重要文物，它反映了几千年前原始人类的头型和骨骼特征，同时对于研究人类的演变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其实物代表的是特定时期人的生命和灵魂，做好文物保护工作，就是对以后不可再生的文物资源的一种利用。总之，文物是不可再生的遗存，各类形形的文物，承载着丰富的历史信息、文化信息与人文信息，无论是历史价值、艺术价值还是科学研究价值都是非常高的[1]。

3考古发掘现场文物保护的措施[2]

3.1考古发掘现场文物保护应遵循的原则第一，考古发掘现场文物保护要在不改变文物原状的前提下进行。所谓“不改变文物原状”，在考古专业、历史文物保护工作中是基本原则之一。具体就是指，不改变现场发掘出来的文物的原貌，包括该文物发掘时的形状、结构、材料、颜色。这样做的目的，主要是为了通过历史文物原有的形态及其制作工艺，结合所处时代背景，尽可能的去还原、去反映当时的文化特征。第二，加强对文物发掘现场原貌的保护。在考古发掘现场，不仅只有文物，包括现场内的各种东西，以及所处的环境，尽量少干扰[3]。如此一来，可确保文物现场可再处理，有助于对文物现场进行取样，方便后续文物研究工作的顺利开展。第三，选择适宜的现场文物保护所使用的材料。前面已经提到了，历史文物最大的特征就是不可再生，因此，为了保护好考古发掘现场，确保文物不被破坏，在选择文物保护材料方面，也需要具备这样一种功能，即与文物保存等同的特殊材料。首先，选择的材料要具备长期耐久性；其次，选择的材料性能要佳。3.2考古发掘现场文物保护的基本步骤关于考古发掘现场文物保护，一般包括以下5个阶段。第一阶段，前期调查工作[4]。在考古现场文物发掘的过程中，应当事先对遗址进行调查、勘探。包括该区域内及周边的环境，通过查阅当地的人文、历史资料，了解一些与之相关的历史信息，并对文物埋藏的环境进行调查研究。调查的主要内容应涉及温度、湿度、空气状况，这对于整个考古方案的进行以及时间进度的合理掌控至关重要。第二阶段，调查研究后，制订可行的方案。根据所掌握的各方面信息，分析其可能存在的问题，讨论后制订有针对性的保护方案。此外，还需要准备为保护方案顺利开展实施而必要的设备、材料。第三阶段，建立临时库房。在考古发掘现场，通常情况下，考古发掘前期能够发现的有价值的历史文物并不是很多，很多时候多是一些杂物遗物，当然，对于这类遗迹遗物无须过多浪费时间，这一段时间非常宝贵，应当尽快在考古发掘现场附近地带建立临床库房。这样做的目的，主要是为了给即将发掘出土的历史文物，根据所掌握的各类信息，事先建立一个相对易控的环境空间。第四阶段，历史文物的现场提取。文物的提取非常关键，也是整个考古发掘现场文物保护的最复杂的一个环节。因为文物在出土时，处理条件比较简陋，所处环节也不容易控制，虽然文物提取只是将其送往临时库房保存，但提取及微环境控制的过程非常关键和复杂，要求也相对较高。例如，表面清理、加固等。第五阶段，对临时库房采取必要的保护措施，将文物科学包装起来。包装的目的是为了运输途中免受不必要的损坏，尽可能将每一个文物保持在最佳状态，也就是能够反映整个文物所处历史及人文面貌的工艺状态。因此，对于文物的包装及相应的设计非常关键，应尽可能为其提供一个相对密闭且稳定的环境，以相对合理的方式、科学的手段，让文物从临时库房运抵实验室的一段时间内，减缓空气环境的变化可能对文物造成的侵蚀。3.3加强考古发掘现场文物保护的对策第一，湿度控制。在考古发掘现场要严格控制文物出土时的含水率，防止因周围环境温湿度的变化太快而损害文物。目前国内大多采用干燥剂来控制，一般使用的干燥剂有硅胶。第二，密封处理。文物大多都在地下埋藏了上百年甚至几千年，地下的温度湿度等环境与地面差距很大，如果出土后直接暴露在开放的大气环境中，大气中的水分、温度、湿度、阳光等都会直接对文物产生极大的破坏性影响，所以文物出土后一定要密封处理，避免文物与大气直接接触，氧化。第三，避光保护。可见光中的紫外线对于文物的色泽等有着很大的影响[5]，所以文物出土后要进行遮光保护，可以采用黑色塑料袋进行包装保护。

4总结

文物保护工作关系到我国古代优秀文化瑰宝的保护和对古代历史的研究工作，所以我们要采取科学合理的方法，从考古发掘的现场开始进行保护，为更好地研究我国古代文化、生活提供物质保障。

参考文献

[1]陈庚龄.论考古发掘现场文物保护的重要性与科学意义[J].丝绸之路,2011(14):113-117.

[2]王允丽.考古发掘过程中保护文物的应急措施[J].文物科技研究,2004(6):166-171.

[3]杨璐,黄建华.考古发掘现场文物保护技术[M].北京:科学出版社,2012:32-45.

[4]张宏彦.中国考古学十八讲[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8:72-75.

文物考古篇5

关键词：考古发掘；损坏因素；保护措施

以前，文物保护大多数是在实验室里进行的，近年来，随着大量文物的出土和现代科学技术的提高，考古发掘现场文物保护更受考古界重视。文物在现场的损伤大多是由于环境的变化，这种变化引起的破坏和潜在的问题，是在出土文物过程中产生的，因此，在考古现场的文物保护非常必要的。

一、造成文物损坏主要因素

（一）温湿度急剧变化

出土文物对保存环境的温度和湿度敏感。温度和湿度的作用是各类文物遭受损害的根本因素。一般相对湿度的变化会可以马上造成文物自身结构的收缩效应，如：一些出土的漆木器表面外观良好，实际上表面还是有大量的微裂纹。在相对温湿度的不稳定的情况下，温湿度急剧变化将会使漆皮起翘，木质胎体开裂，甚至会引起甚至漆皮与胎体相剥离，导致材料中可溶性盐的潮解结晶，导致纤维素分子结构断裂。同时，环境温度变化范围太大，木材的干燥，失水速度太快会引起文物收缩开裂，会造成文物表面严重的油漆脱落。

（二）微生物霉菌的侵蚀

实践中，考古学家早就觉察，出土文物才出来是有其自身的色泽，一旦暴露在空气中，过一段时间后，木材类的颜色会逐渐加深。出土文物变色通常分为三类：微生物变色，化学变色，物理变色。研究发现，一般的坟墓，密封性好，器物在埋藏环境中不会出现微生物变色，微生物最易引起并造成文物色彩变化，文物受空气中的真菌、细菌作用，微生物色素或木质组与微生物分泌物反应的有色化合物相互作用而导致变色。

（三）害虫蛀食

由于出土文物组分中有机质成分有丰富的养料和养分，是昆虫的最爱，所以害虫对文物所造成的损害是很严重的。另外，虫蛀，特别是害虫幼虫期对文物的破坏性最大，其主要的破坏作用是蛀食。

（四）酸性介质

随着现代工业的发展，大气环境污染没有得到有效控制，空气中往往含有二氧化硫和氮氧化物等酸性氧化物，与空气中的水分结合时，会产生很强的腐蚀性酸，这些酸对金属、石质文物表面所造成的腐蚀，易使器物表面发生酥解、粉化。

（五）空气氧化

在潮湿的条件下，空气中的氧气在紫外光下，分解成新生氧，发生光氧化。这些出生态氧一方面可以氧化有机物质，让文物发黄、发脆，还与水分子结合成过氧化氢，氧化金属类文物，让彩绘文物颜料出现褪色、甚至改变颜色。

二、发掘现场常见的保护措施

（一）湿度控制

保持文物出土的含水率，因物而定。处理办法是含水率大于100 %的竹子，木材，漆器可采用清水浸泡；含水率低于100％的器物要保持其原有湿度，可以是酌情采取密封措施，防止环境湿度变化太快，损害文物。

有的文物需要保持干燥，干燥剂控制是其主要手段，目前国内外的干燥剂产品是有很多种的，实验室一般用硅胶干燥剂。硅胶除与高氟或强碱物质反应外，不腐蚀、不溶于水，即使吸满水，还是觉得干燥，硅胶干燥剂无毒、无味，对文物无污染，干燥后可重复使用，是理想的干燥剂，因此，发掘现场控制保护环境湿度建议使用硅胶干燥剂。

（二）密封处理

文物出土后易与氧气发生化学反应。还有灰尘微粒，二氧化硫，二氧化氮，氯，虽然它们具有不同的化学性质，但也会对文物会造成一定危害。因此应避免出土文物和大气开放环境直接接触。例如，可用于食品保鲜膜材料对一些出土的文物的腐朽木材密封处理，使其与大气环境之间保留或存在一定的缓冲空间，直到慢慢地和外界保存环境相适应。

（三）虫害的早期防治

在考古挖掘过程中，昆虫和其他微生物的存在和活动已经威胁出土文物和遗址的安全。例如，有些墓葬出土的文物是腐烂的木材和其他有机物构成的文物，文物丰富的有机营养物质有利于各种昆虫和微生物的生长和繁殖，直接导致了对出土的文物和遗址进一步损害。因此，在考古发掘的过程中如果不能及时有效控制害虫，会使出土文物受损程度的增加，所以害虫的防治和研究在考古挖掘中是非常迫切和重要的。

害虫具有喜温畏寒，喜湿怕干，喜暗怕光的习惯，生命力强大，可以长期在恶劣环境中生存，能耐干、耐饿，虽然通过破坏其生活环境能抑制害虫生长，但不是与被熏蒸物的接触面广而均匀，十分有效。怎么办？——用熏蒸剂。熏蒸剂渗透性，挥发性，扩散性非常强大，可以渗透到固体药物所达不到的缝隙，由于吸附较小，很快就会从被熏蒸物内部分散，无残留，是一种比较常见的和有效的杀虫方法。

（四）氮气保护

氮气常用于食品保鲜、中西医储存、塑料生产等行业，近年来在文物保护领域也得到了广泛的应用。例如，北京房山寺石经回藏就是利用氮气保护，有效地阻止了进一步风化，湖北博物馆荆州尸体也是用氮气保护法保护的。国内已有文献报道，故宫博物院与北京相关科研机构合作研制出了适用于考古发掘现场的空气制氮机——XDN-B型，此机型属于袖珍型的制氮设备，外形尺寸500毫米×300毫米×800毫米，重量为15～20千克，下设胶轮，一个人可随意移动，而且直接利用空气来分离制氮，是特为野外考古发掘现场而设计生产的，适合短时间刚出土的文物被隔绝空气、水分。可以在考古遗址可以进行金属、石头、纺织品、纸、竹、木材、油漆、树脂、陶瓷、骨、皮肤和其他各类文物的氮气保护，可以最大限度地保持原有的出土文物。

（五）避光保护

实验表明，黑色塑料袋屏障，双波长紫外分析仪（254纳米/ 365纳米）照射的双色荧光粉，观察荧光粉的颜色，其结果是在波长254 纳米的波长到365纳米的情况下，没有刺激变色，说明黑色塑料袋阻挡紫外线功能强。此外，黑色塑料袋本身是不透明的，可以阻止可见光。因此，在发掘现场使用黑塑料袋可防止外界开放环境中的可见光对出土文物的危害，且黑色塑料袋材料范围广，价格便宜，易于推广。

参考文献：

文物考古篇6

[关键词]环境因素、文物、考古、环境保护

一、引言

文物是我国各个历史时期人们生产、生活所留下来的遗物和遗迹，不同的文物则能体现不同时期的社会状态、社会关系、社会活动，为人们还原当时的历史真实发挥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为研究重要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社会背景及发生原因提供依据；为正视历史，揭示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促进当代和未来社会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是人类宝贵的历史文化遗产。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发展，环境污染日趋严重，环境因素成为文物损坏的重要因素，文物考古环境的保护，越来越引起考古界的关注，文物与环境互相依存，不可缺一。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及人们对历史文化认识的不断提高，保护文物考古环境意识从无到有，标志着文物保护工作的又一里程碑。随着文物考古工作的不断发展，人们对文物环境的认识也在不断的深入，文物环保意识不断增强，对文物环境的研究已成为文物保护工作的重要前提和主要组成部分。而进一步研究文物保护与环境保护工作及普及全社会各界的文物环境保护意识成为目前文物考古工作的重要课题。

二、环境因素对文物的影响

环境包括有形环境和无形环境，文物环境亦然，既包括其存在的有形环境，也包括自然界中的无形的大气环境和不定形的水环境。而近年来由于种种人为原因，环境污染日趋严重，大气和水质污染对文物古迹是一种潜在的、持续的破坏因素。

1、大气污染对文物的影响。大气污染对文物的损坏最主要的方式就是酸雨的腐蚀。人们在生活中向大气层任意排放的二氧化硫和氮氧化合物，与大气中的一些杂质发生化学或者是物理反应从而形成酸雨。酸雨中含有硫酸和硝酸具有很强的腐蚀作用，加快对地表文物的侵蚀，破坏极大，损失难以挽回。酸雨不仅对地上的、地表的文物有损害作用，对地下的文物也有损害。酸雨降落在地上，渗到地下从而改变土壤的酸碱度，土壤性质发生改变，从而影响存放在地下的文物，如青铜器等。

2、水污染对文物的影响。受到污染的水质渗到地下，大多含有酸、碱、有机污染物，不仅影响地下的文物的开采，同时对文物的贮藏环境影响重大，减少其存在的寿命，如陶制品、墓葬、化石等。

3、紫外线辐射对文物的影响。紫外线对文物的破坏甚是严重。紫外光会诱导大气中的一些一氧化氮、碳氢化合物等杂质，通过光化学反应，产生少量有机醛类等腐蚀性强的污染物，日积月累将毁坏文物的质地，使文物表面老化，降低文物品质，缩短文物保存寿命。

4、水土流失对文物的影响。水土流失主要是由于野外考古活动的挖掘和开采引起的，从而改变了原有的土质和岩石结构，发生其他外力作用时，容易发生水土流失、泥石流、山体滑坡等，从而破外文物。

5、考古活动的其他人为因素对文物的影响。野外考古活动时，工作人员产生的生活垃圾，及对地质地貌的人为改变等产生的环境问题对文物的影响。

三、文物考古环境的保护措施。文物是以实体存在的物质，它必然存在于一定的环境之下，因此，文物与环境二者不可分割，是一个有机的统一体，它们之间必然存在着一定的内在联系，在外观在体现着统一，互为依托，交相辉映，形成一个形象的整体和完美的景观。

1、考前调查要细致入微。考古调查阶段是实施考古活动的基础准备工作，是保证考古活动进行的重要前提，这就要求考古调查时期不仅要了解文物情况，还要对考古文物的生态环境进行细致调查，保证考古活动的开展不仅能保证文物的完好无损，还要保证其生态环境不受到伤害。使文物考古和环境保护实现双赢。

2、考中挖掘及保护要尊重生态环境。在文物考古的挖掘阶段要尊重当地的生态环境，挖掘工作的进行要事先进行设计，追求最为合理的方式和方法，要注重分析研究地表的土层特点，挖掘后的处理工作要追求其原有的状态，尽量保生态环境的原生态。文物考古环境的保护要以自然规律为前提，既要保护文物环境，又能改善生态环境，不同的文物采取不同的保护方式，分散的文物进行博物馆收藏，大宗的大遗址文化则采用建设考古遗址公园的方法进行保护。大遗址考古文物保护有利于实现文物保护与生态环境保护的统一

3、文物考古环境保护要加强规划管理。文物保护工作部应该只依靠文物保护部门，更应该加强与其他相关部门的协作和配合，尤其是环保部门，充分考虑文物保护中环境因素的影响，实现文物保护与环境保护结合起来，使两者都得到很好的保护。要结合实际的情况，制定相应的条款和规定，使文物保护规范起来，严格执行相应的政策和法规，按章按法办事，不可，要提高先关法律的执法力度，提高文物保护与环境保护工作的整体效率。

四、结语

文物以实物存在，必然受环境的影响，而文物考古活动在自然中进行也必然影响环境，二者相互依存发展，这就要求我们在文物考古活动中，不能断章取义，不能以牺牲文物或环境来进行考古活动，要以文物保护和环境保护为宗旨进行考古活动，文物考古过程要注重自然环境的保护，文物的保护又要以一定的生态环境作为保障，努力实现文物考古环境的保护和环境生态保护的统一。

参考文献：

[1]张珊珊.探讨环境因素对文物的影响及文物考古环境保护问题.才智.2013（08）；296.

[2]迟畅.环境因素对文物的影响及文物考古环境保护问题探讨[J].环境科学与管理，2013（02）；11―13.

文物考古篇7

鹧鸪天　酬孝峙①

[清]钱继章

发短髯长眉有棱,病容突兀怪于僧。霜侵雨打寻常事,仿佛终南石里藤。　闲倚杖,戏临罾②。折腰久矣谢无能。熏风③未解池亭暑,捧出新词字字冰。

【作者简介】 钱继章,字尔斐,号菊农,浙江嘉善人。明崇祯九年(1636)举人,明朝曾为官,入清不仕,撰有《菊农词》。

【注】 ①孝峙:王屋,字孝峙,浙江嘉善人,明末文学家。②罾:用竹竿做支架的方形渔网。③熏风:东南风。

上片刻画了词人怎样的自我形象?运用了什么手法?

解析:本题考查鉴赏诗词作品中的形象和表达技巧的能力。要分析词人的自我形象,可深入分析词的上片。这首词上片共四句话,前两句写词人头发很短,胡须很长,眉毛高耸,面带病容,颧骨凸起,比那光头垂眉、闭目参禅的和尚还要奇怪。三、四句写词人的心却仿佛终南山石缝中的一根青藤,一任严霜侵袭、暴雨击打,自己却等闲视之。由此不难看出词人容貌病态怪异,性格却坚韧不拔的形象。分析上片可知,词人刻画自我的外在形象时,运用了描写的手法;刻画自我的内在性格时,运用了比喻的修辞手法。

答案:容貌病态怪异,性格坚韧不拔。用描写刻画外貌,用比喻突出性格。

2.阅读下面这首唐诗,然后回答问题。

塞下曲

戎　昱

北风凋白草,胡马日骎骎①。

夜后戍楼月,秋来边将心。

铁衣霜露重,战马岁年深。

自有卢龙塞②,烟尘飞至今。

【注】 ①骎骎(qīnqīn):马跑得很快。②卢龙塞:古地名。

请概括首联描写的“塞下”环境的特点,并分析其作用。

解析:本题分析景物描写所渲染的环境特别要注意“北风”“白草”和“胡马骎骎”等意象。

答案:特点:自然环境险恶,军情紧急。作用:营造了肃杀的氛围,渲染了边塞紧张的战争气氛,为边将的出场勾勒背景(答“是为边将出场作铺垫”也可)。

3.阅读下面这首宋词,完成题目。

满江红①

柳　永

暮雨初收,长川②静,征帆夜落。临岛屿,蓼烟疏淡,苇风萧索。几许渔人飞短艇,尽载灯火归村落。遣行客、当此念回程,伤漂泊。　桐江好,烟漠漠。波似染,山如削。绕严陵滩畔,鹭飞鱼跃。游宦区区成底事③?平生况有云泉约④。归去来,一曲仲宣⑤吟,从军乐。

【注】①词人中进士后,被授予睦州团练推官,此词为赴任途中所作。②长川,即下片词中的桐江。③成底事:一事无成。④云泉约:指退隐山水之间的约定。⑤仲宣:王粲,建安七子之一,有《从军行》五首。《乐府解题》曰:“《从军行》皆军旅苦辛之辞。”

这首词的上片写景很有特色,请简要赏析。

解析:赏析写景的特色当然要先明确景是什么,有什么特点,再据此分析作者是如何写景的。

答案:动静结合,以动衬静的特色。静景是傍晚雨停,桐江波静,舟船帆落,蓼草疏淡如烟等;动景是江上渔船飞、灯火闪烁等,这些动景更加衬托出环境的静寂。

课案训练

1.阅读下面一首宋诗,然后回答问题。

碧　瓦

范成大

碧瓦楼前绣幕遮,赤栏桥外绿溪斜。

无风杨柳漫天絮,不雨棠梨满地花。

这首小诗写的是春日即景,写得井然有序,诗人依照怎样的顺序描写了哪些景物?

解析:这首诗通篇写景。第一、二句中的“碧瓦楼”“绣幕”“赤栏桥”是人文景物,以下“绿溪”“杨柳”“棠梨满地花”是自然景物。四句诗就是四幅画:绣幕遮掩的碧瓦楼,桥外斜横的绿溪,漫天飞絮的杨柳,落花满地的棠梨。有动有静,有声有色,花香水气,仿佛从画中溢出,给人身临其境之感。问中含有“怎样”“哪些”两个答题点。

答案:诗人是依照由近及远、由上到下的空间顺序写景的。近景有绣幕垂挂的碧瓦楼,远景有赤栏桥外横斜的清溪,空中有烟柳飞絮,地上则是棠梨落花。

2.阅读下面这首宋诗,回答问题。

绝　句

道　潜

高岩有鸟不知名,欸语春风入户庭。

百舌黄鹂方用事,汝音虽好复谁听?

这首诗主要塑造了怎样的形象?请简要分析。

解析:本题的突破口是抓住鸟的生存环境和叫声,尤其是诗句的后两句,是鸟这个意象人格化及其所蕴涵的意义所在。“百舌黄鹂”善鸣“方用事”,在朝中受宠,专权用事,而“高岩有鸟”“复谁听”,受到排挤,无人欣赏。

答案:诗中主要塑造了一个不知名的高岩鸟形象。此鸟生活在高岩之中,鲜为人知,品种珍奇,叫声亲切诚挚,但飞入庭院之中,却不被人容纳,无人欣赏。

3.阅读下面这首唐诗,然后回答问题。

军城早秋

严　武【注】

昨夜秋风入汉关,朔云边月满西山。

更催飞将追骄虏,莫遣沙场匹马还。

【注】 严武(726-765):字季鹰,华阴(今属陕西)人。曾任成都尹、剑南节度使,广德二年(764)秋率兵西征,击败吐蕃军队七万多人。

诗的前两句描绘了什么样的景象?有什么寓意?

解析:诗的第一句“昨夜秋风入汉关”,看上去是写景,其实是颇有寓意的。我国西北和北部的少数民族的统治武装,常于秋高马肥的季节向内地进犯。“秋风入汉关”就意味着边境上的紧张时刻又来临了。“昨夜”二字,紧扣诗题“早秋”,如此及时地了解“秋风”,正反映了严武作为边关主将对时局的密切关注,对敌情的熟悉。第二句接着写诗人听到秋风的反应,这个反应是很有个性的,他立即注视西山,表现了主将的警觉、敏感,也暗示了他对时局所关注的具体内容。西山怎样呢?寒云低压,月色清冷,再加上一个“满”字,就把那阴沉肃穆的气氛写得更为浓重,这气氛正似风云突变的前兆,大战前的沉默。

答案:诗的前两句借助秋风、汉关、寒云、冷月、西山等意象,描绘出一幅初秋边关阴沉凝重的夜景。寓意边境局势的紧张

4.阅读下面一首宋词,完成后面的题目。

江城子

秦　观

西城杨柳弄春柔,动离忧,泪难收。犹记多情,曾为系归舟。碧野朱桥当日事,人不见,水空流。韶华不为少年留。恨悠悠,几时休?飞絮落花时候、一登楼。便做春江都是泪,流不尽,许多愁。

这首词的上阕描述了一个怎样的场景?表达出作者怎样的情感?

解析:这首词的上阕借景抒情,情与景紧密相连,分析时抓住景物意象和抒情语句就可以。

答案:这首词的上阕描述了往昔送别的场景,暮春时节,杨柳依依,行舟远去,江水空流,表达出作者送别时依依不舍、无限惆怅的情感。

5.阅读下面一首诗,然后回答问题。

西　楼

曾　巩

海浪如云去却回,北风吹起数声雷。

朱楼四面钩疏箔①,卧看千山急雨来。

【注】 ①钩疏箔:把帘子挂起。

诗的前两句描写了什么样的景象?分别是从什么角度来渲染这种景象的?

文物考古篇8

关键词：文物考古勘探与发掘；绩效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在《中华人民共和文物保护法》中规定各级预算应保证文物工作的经费。另外，作为资金使用效率管理与评价的一种有效方式，绩效评价被不断地应用在各财政专项资金之上。正是基于此，本文重在探讨如何通过绩效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更有效地开展针对文物考古勘探与发掘专项资金的绩效评价工作。

一、构建文物考古勘探与发掘财政专项资金绩效评价指标体系的依据

在绩效评价指标体系构建中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确定评价依据。课题小组在经过资料分析和此类项目的实际评价之后，总结认为在设计评价指标时需要考虑不同层面的规定和要求，比如部级、省级和市级。一般而言国家层面的规定比较全、但比较泛，可以作为指标设定的指导，但不能作为直接依据。而省级的规定和要求相对来说就比较具体，操作性也更强一些，可以作为指标设定的直接依据。至于市级若制定了更为具体的规定，则这些可以作为最直接的参考和依据。

二、文物考古勘探与发掘财政专项资金绩效评价指标分值比例设定的依据

绩效评价指标分值比例的设定直接关系到被评价对象的评价结果，同时也关系到对项目实施绩效评价目的的实现。在当下这个阶段，课题组认为绩效评价更多的作用在于以评促建。同时鉴于文物考古勘探与发掘项目的具体特性，建议在设定评价指标分值比例时需要考虑到以下几个方面：

（一）绩效评价考核的重点在于专项业务的完成情况，以及项目实施所发挥出来的作用和效益，因而在指标设置上目标完成类指标和效益完成类指标的分值需要设定地较高。同时考虑到文物考古勘探与发掘项目效益量化衡量的难度和不确定性，建议适当降低效益类指标的分值。

（二）考虑到影响项目实施效果的效益的先决条件在于管理。因而需要加大对于管理，包括组织管理和财务管理的分值设定。以便通过绩效评价能够更好地发现项目实施在管理方面存在的漏洞和不足，以引起项目管理人员的注意，从而完善管理制度，加大管理的力度以真正实现以评促建的目的，引导并促使专项资金更好地发挥作用。

三、文物考古勘探与发掘财政专项资金绩效评价参考指标体系（见上页表1）

参考文献：

[1]肖玲.浅析财政专项资金绩效评价指标研究[J].新经济，2015（17）.

[2]曹靖，尉京红.财政支出绩效评价质量控制：缺陷分析与对策思考[J]. 财会研究，2013（05）.

文物考古篇9

中国当代的音乐考古学基于研究角度的不同，其来源虽亦出自对于音乐文物的考古研究，但实际内容已越出考古学的范围。”④方建军：“音乐考古学是根据古代人类遗留的音乐文化物质资料，研究人类音乐文化发展历程及其规律的科学。”“作为音乐史学的一门分支学科，音乐考古学的研究成果无疑可以填补、充实和丰富古代音乐史的内容。”⑤李纯一：“从研究对象、方法和目标等方面来看，古乐器学乃至音乐考古学应该既是普通考古学的一个特殊分支，又是音乐史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当然，其自身具有很大的相对独立性。”⑥王子初：“音乐考古学是音乐史学的一个部门。是根据与音乐有关的实物史料，如古代的乐器、书谱、铭文、石刻艺术和洞窟壁画等，来研究音乐艺术的历史的科学。”⑦汪申申、田可文“：音乐考古学是音乐学和考古学的交叉学科，它要求从业者不仅具备音乐学（特别是音乐史学、音乐形态学和乐器学）方面的知识，还要掌握历史学、考古学的基本理论和田野发掘作业的全部技能与经验。”⑧李幼平：“音乐考古学是音乐学、考古学、历史学、人类学等学科在交叉、融合发展过程中形成的边缘型新兴学科”，“考古学与音乐学研究应该是它的两个基本立足点。”⑨王子初：“从历史的角度考察，音乐考古学脱胎于一般考古学，两者之间是一种母与子的关系”，“中国音乐考古学形成的初期，曾勉附于一般考古学界之骥尾。”⑩“音乐考古学是考古学和音乐学相结合的产物，是一门跨学科的边缘学科。……音乐考古学是考古学的组成部分，其时空框架必须借助一般考古学的地层学和类型学以及考古学利用的其它各种手段才能建立起来。同时，音乐学的理论应该是音乐考古学研究的重要理论指导。”輯訛輥方建军：“音乐考古学主要是考古学与音乐学尤其是音乐史学相互交叉、影响和渗透所形成的一门边缘学科，它具有从属于考古学和音乐史学的双重性质，但又具有相对的独立性。”輰訛輥“中国音乐考古学则从普通考古学中萌芽，是中国考古学滋养下本土化的产物。在研究方法上，中国音乐考古学也受到了考古学和音乐学（尤其是历史音乐学）的双重影响。”輱訛輥这些文字表述略有不同的定义显示：普通考古学是音乐考古学脱胎的母体，萌生、滋养的基础，交叉渗透、相互融合的一元，基本立足点之一，等等。这种深刻的认识，基于音乐考古学萌芽期的实践总结。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的音乐学界在文物、考古学界的帮助和推动下，创立了音乐考古学科。迄今为止，这一新兴的学科已经形成了具有本科、硕士、博士教育的人才梯队培养体系；出版了大量的专著成果；参与了一次次的重大田野考古发掘；基本完成了与文物考古鼎力合作的基础性工程《中国音乐文物大系》；常设了专门的研究机构；建立了国际性的学术组织并组织了多次国际学术交流活动。中国音乐考古学呈现着繁荣、活跃的学术景象。不过，从理论和实践上来说，中国音乐考古学与普通考古学还存在着一定的问题，潜在着影响学科发展的因素和不可忽略的隐忧。

在理论上，迄今为止，中国音乐考古学并未受到中国考古学的正式认同。在考古学理论著作和《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的“考古学”条目中，受普通考古学影响所产生的特殊考古学分支现已包括了诸如美术考古学、宗教考古学、古钱学、古文字学和铭刻学等等，并不包含“音乐考古学”。輲訛輥在实践上，中国现行的考古事业管理制度，只有国家文博单位和高等院校的历史考古专业才有考古发掘权。以音乐学学术身份出现的中国音乐考古学家从身份和职业上均未被纳入考古界之列，更难以进入考古学的田野考古发掘领域。而在考古事业的机构和职位序列里，也没有“音乐考古”的建制和席位。于是，音乐考古学与普通考古学在田野发掘的交叉重合区域里存在着制度性的专业脱节。音乐考古学与普通考古学的学术衔接保持着一种“你发掘，我研究”的线性流程及默契。音乐考古学家的研究工作，主要还是停留在根据考古发掘报告和出土文物资料做案头研究的阶段。偶尔几次考古大型发掘项目的参与，也是来自考古界少数知音的邀约，而非制度性保障下的常态工作。这种情况对于两个学科和艺术及文化遗产事业都是不利的。自20世纪后半段开始，世界考古学的研究重点已经从建立完整的古代物质文化谱系研究逐渐转变为更深层次的社会历史和文化重建。中国考古学的学科视野已从证经补史的窠臼中脱离出来，从线到面，从物到人，进一步扩大到全面探讨古代社会的各个方面，认识人类历史的进程及发展规律，形成更为广阔深远的独立的阐释系统。在这样的大背景之下，考古学对人工遗迹和遗物的地层学、类型学、年代学研究，如果涉及到精神文化领域就会显得力不从心。

考古学面对古代音乐遗存时，尤为如此。作为物质的研究对象，考古学可以对其采用类型学和年代学的方法进行一般的研究，诸如物态的一般描述、分型、分式、断代等等。由于知识结构、研究方法和专业意识的局限，在现实的田野考古过程中，往往会发生如下问题：（1）遗存的现场处理有发现障碍和信息疏漏。往往忽略掉：作为礼乐遗址的环境信息，乐器的使用痕迹及详尽的存放状态，器物的结构及附件的配套关系，等等。比如曾侯乙墓，其大量礼乐器实物及由之显现的礼乐场景，引起了研究者从音乐遗址的角度对整个墓葬再审视。这个后起的理念已经错过了发掘过程，难免损失掉一些原本可以捕捉到的蛛丝马迹。同样，由于缺乏经验和敏感的专业意识而令人惋惜的事例，还有出于现场的清洗保护处理，该墓笙簧与笙苗的关系以及笙苗的管序被扰乱、移位；琴、瑟上弦和柱可能存在的遗痕也完全杳无踪影。（2）遗存的信息采集不敷使用，缺少有效的素材陈述。通常的考古发掘报告多从人工的遗迹、遗物的角度，谈论其层位关系、具置、器物组合、保存状况、自然环境；描述其形状：大小、数量、位置、方向、文字、纹饰；报告其材料（原生材料和加工材料）：质地、硬度、质感、火候、声响等。但对于音乐文物尤其是古代乐器的观察和描述，往往是语焉不详。比如乐器，往往是：结构不明、数据不全、交待不清，还缺少专业的鉴定、测试、分析报告。相关的照片资料一般只能反应器物的整体和外观，没有关键部位的特写，等等。由此提供的实物和资料只能作为古物学标本而不是音乐考古标本。（3）遗存的报告无力提供艺术史解读。对音乐遗存尤其是古乐器的认识，“形”仅仅是表“，形”上所含的无形的信息———“音”才是其灵魂，音乐学对于“形”的追逐是为了究其“音”。音乐考古就是要从这些有形的物质中获取无形的音乐信息，考查出当时音乐的结构性元素和音乐生活方式。由于解读和描述能力的专业局限，现有许多发掘报告都难以对音乐学问题提供直接信息和知识支持，更谈不上建构和还原当时的音乐活动场景。许多音乐遗存的发现需要千载难逢的机缘，其出土时的环境信息以及器物附着的迹象往往极易消失并不可再生；某些音乐文物以极其脆弱的材质身处现实的保护条件也许还会得而复失。这一切，如被熟视无睹的目光掠过，是其不幸，更是今天的大不幸。考古学不能有音乐考古盲区。考古学的学科发展需要开拓音乐考古领域。学科设置和学科建设并非纯学术问题。#p#分页标题#e#

一个学科的确定和建设，需要相应的行政归属和管理、专业设置、机构设置、教学培训体系。普通考古学对音乐考古学的不认同，自然会影响到考古学相应的知识结构、人才结构、体制结构和管理制度，影响到其对音乐考古学的支持力度和贡献，影响到考古学自身的发展。基于这种认识而形成的显性和隐性的“行业壁垒”，最终会影响到音乐考古学的良好生态和成长。这将是考古学学科的损失，也是人类文化遗产事业的损失。关于音乐考古学与考古学的关系，音乐学界的认识也不统一。本文开篇所罗列的有关音乐考古学的定义，全部出自音乐学界，其在音乐考古学的归属上有如下分歧：音乐学分支、音乐史学分支、音乐史学和考古学双重性、音乐学和考古学双重性、考古学特殊分支。显然，也有音乐学者不认同音乐考古学归属于考古学。部分学者在强调音乐考古学的独立性和特殊性时，强调音乐考古与考古的区别和剥离，对考古学之于音乐考古学的关系在观念上有些疏远和游离。诚然，一个独立的学科必须有其可独立之处。音乐考古学与普通考古学的区别在于：（1）考古学的研究对象是通过考古学方法所获取的古代人类遗留下来的物质遗存，而音乐考古学的研究对象仅限于古代人类遗留下来的音乐文化物质资料，其中除了考古学方法获得的资料之外，也包括传世的文物；（2）考古学研究重点在实物本身，音乐考古学的研究重点是从实物中考察出其所承载着的当时音乐的结构性元素和音乐生活方式；（3）考古学的主要研究方法是地层学和类型学，音乐考古学除遵循这些方法之外，还需要运用音乐学的研究方法；（4）考古学研究的历史下限在元代，音乐考古学研究的历史下限在清代；等等。随着这一新兴学科的不断成熟，它一定能逐步形成一套独立、完善的学科体系。

尽管如此，音乐考古学的特殊性和相对独立性并不能使其摆脱它对考古学的依附性。音乐文化遗存的发现和获取基本都来自考古发掘，这些文化遗存的时空坐标需要用考古学方法标定，针对实物、图像、文献、遗址的查验、检测、纪录和考证，现场调查及整理是音乐考古基础性工作。如果脱离考古学来孤立地看待和研究音乐文化遗存，脱离对音乐文化遗存的时代、文化区系、类型序列、共存关系、从属关系、器物组合等考古学的综合考察与分析，音乐考古学将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搞音乐考古研究，如果不能掌握类型学、不能掌握考古学文化这些方面的基本知识，这种考古学的研究是似是而非的，这就脱离了考古学基本手段去研究，和过去的古器物学没有什么区别。……有了这些基本认识，有了在考古学整体基础上把握的音乐考古学，这才有了比较坚实的基础；脱离这个基础，那都似是而非，不能算是严格意义上的音乐考古学。”輥輳訛由于现行体制的障碍及其由之产生的与考古学的游离意识，在音乐考古工作中存在着这样的问题：（1）不辨器物的考古学关系，将不同年代或不同墓葬的出土物盲目合并组合，视为同期器物研究；（2）不辨器物群内在的组合关系，盲目将入葬组合等同于原始组合；（3）不实地全面、具体考察原物，仅凭发表的资料和数据望文生义，很难触及研究对象的实际及其规律；（4）不顾及器物的考古学背景，就物论物，缺乏体系概念和人文视野；等等。这些不循考古学方法的研究只能使人误入歧途。

此外，音乐考古学也只有在考古发掘和调查中参与抢救、采集、保护古代音乐文化信息，才能担负起自身在文化遗产保护中无可替代的责任。音乐考古学者直接从田野工作中获取第一手资料往往更具体、更详尽、更实用、更有效。音乐考古学者由古乐器音响检测到音乐形态研究，由编钟铸造技术观察到编钟调音规律的发现等等，都是音乐考古学者深入考古发掘整理工作的成果，也是音乐考古学对考古学古乐器断代的反哺和重要贡献。音乐考古工作者要参与发现，从田野发掘工作做起，在考古发掘、资料整理与分析、报告编写和专题及综合研究等各个环节主动参与、积极回馈，在与考古学的渗透中更加主动、更加深入、再加靠前———音乐考古学植根于考古学的沃野才能根深叶茂。

音乐考古学作为一门新兴学科滋生于音乐学、考古学，也从人类学甚至自然科学等多学科中汲取营养和力量。来自古文字学、声学、冶金铸造学领域的学科需求和成果反馈，也会影响着音乐考古学的信息采集、整理、记述和解读；自然科学和新技术会开阔传统器物学的观察视野，深化对音乐遗存的认识程度和相关研究。这是音乐考古学学科成长的条件和背景，也是其新兴性、交叉性和边缘性的表征。文化遗产保护事业的推动和实践的积累会逐渐明晰这一学科的架构体系，理论研究的深入也会廓清这一学科的属性。不过，回顾音乐考古学的萌生，是考古学的启发、考古资料的吸引和刺激，促成了音乐学（主要是音乐史学）学者的进入；是音乐学与考古学的合谋催生了音乐考古学的建立；是两个学科突破认知局限的需求形成了学科交叉、渗透的新领域。在这个领域里，考古学与音乐学在研究对象上发生重叠，在研究方法上互为通用，在对象释读上互为补充。虽然还有其他更多学科在这个领域里交汇，从学科最基本的结构关系看，音乐考古学确实具有从属于考古学和音乐学的双重性质，并更倚重于考古学。音乐考古学与考古学在学科关系上存在着的上述现象，是音乐考古学作为一个边缘学科在成长中遇到的问题。问题的解决需要音乐学家、考古学家更多地了解对方，了解对方学科的特点和要求，了解对方的长处和局限，扬长避短，实现优势互补，在合谋与互动中共促学科发展。

当然，问题的解决也离不开国家的重视和政府的支持。在国家推行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文化遗产事业进入新阶段的形势之下，作者愿对中国音乐考古学科建设提出以下建议：

音乐考古学科建设要与文化遗产事业的发展紧密结合。2005年12月，国务院决定设立文化遗产日，以“文化遗产”的概念拓宽了“文物”概念的内涵和外延，标志着新世纪我国文化遗产事业进入一个新的历史发展阶段。2011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将考古学定位为一级学科。音乐考古学科时逢成长的大好机遇。事业是学科的依托和动力，事业的发展需要队伍保障和政策支持，也会对相应学科提出刚性需求，并推动其发展。音乐考古学者应该在遵循学科成长规律的前提下，紧密与文化遗产事业相结合，力求进步，积极贡献。

文物考古篇10

进入考古学的转变期(20世纪40—60年代，属于考古学分类与巩固期的后一阶段)，从以层位学和类型学为研究手段的文化历史研究转变为以人类生态学思想指导的、大量结合自然科学方法和技术进行的古代社会重构的研究。西亚新石器时代农业起源研究就充分利用了动物考古的研究成果。［5］这一阶段在美洲出现了人类行为的文化功能解释的趋势，以环境为背景来复原考古学文化的多学科研究，就充分体现了动物考古学的作用。［12］步入考古学发展新时期的新考古学出现阶段(20世纪60—80年代)，在传统考古学重建文化史(主要是考古学文化时空框架的重建)的基础上，美洲考古学家以复原或重建文化形态(生产力、社会组织和意识形态为主)、解释文化过程(主要是文化发展的动因，属于过程考古学范畴)这两个更高层次的研究为目标，以进化论、系统论和生态学理论为思想指导，通过物质遗存所反映的考古学文化的各个方面及其与环境之间关系的研究，来更全面、系统地解释文化发展的过程。作为文化生态系统中生物环境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动物资源利用方式和聚落形态研究中有关适应环境的生存战略(包括食物、供给、聚落和维持战略)研究，使动物考古研究的重要性进一步突出。［13］西亚的农业起源有关狩猎到饲养经济发展过程的动态研究也得益于动物考古的微观研究。［14］在考古学发展新时期的当展新阶段(20世纪80年代至今)，动物考古对于新学派中社会考古学各种社会形态经济基础的研究具有很强的说服力。［15］在探究古代人类精神世界的认知考古学有关肖像象征意义的研究中，动物考古知识的应用也获得了令人信服的成果。［16］马克思主义考古学流派将研究重点放在人类的适应性与系统平衡上，提倡生态学、进化论和辩证法相结合，这一过程中美国学者威廉•马夸特对肯塔基西部贝丘遗址采食者的研究就体现出动物遗存研究所起的重要作用。［17］在社会学中程理论被引入到考古学后，在将其作为连接经验性考古学材料与高层次文化理论解释的桥梁的过程中，刘易斯•宾福德(LewisBinford)最有代表性的工作之一就是记录了许多影响动物组合特征和条件的自然过程，并将这些过程应用到考古记录的解释中。在这个成功的中程理论应用研究范例中，动物考古的作用功不可没①。［18］综上所述，考古学产生和发展的历程中，动物考古都不同程度地做出了贡献，在提高人类对古代人地关系的认识水平上起到了积极作用。

以北美为代表的国际动物考古学发展历程在梳理了动物考古与考古学渊源关系的前提下，根据理论与实践的特征将动物考古学发展的阶段性特征重新审视一下，有利于正确评价亚洲动物考古在整个世界动物考古领域所处的地位和所起的作用。与考古学发展息息相关，国际上动物考古研究也是以欧美发达国家起步最早，以北美的阶段性研究最具有代表性。以北美为代表的国际动物考古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即形成阶段、系统化阶段、综合化阶段。第一阶段或开始形成时期(19世纪60年代—20世纪初)，动物考古工作的贡献主要在第四纪地质及旧石器时代考古的年代学和地层变化研究方面［19］，如揭示人类的古老性，确定早期人类如何生存以及如何获得食物并重建古环境。这些贡献主要建立在应用地质学的地层学和古生物学方法的进化论理论基础之上。这一时期环境决定论、环境可能论以及历史学方法处于全盛期，而动物材料并未被纳入考古学文化范畴当中。第二阶段或系统化发展时期(20世纪40—50年代)，动物考古工作者致力于两个相关的目标，即了解动物的生物学及生态学特征以及认识人类行为的时空变化。这就要将理论及方法植根于如物理及生物等大量学科的系统性引入。大量分析性和人类学研究伴随着如下两个概念的出现而产生:中程理论和用来检验生存对策的经济和生态学模式。这一时期的一大特点是强调方法的重要性。第三阶段或综合化成熟时期(20世纪60年代以来)，随着文化资源管理的快速发展，在很多方面开展的历史时期动物考古研究以及大量开发出来的模型和预设对考古学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文化生态学和人类学理论特别注重生态学和环境学议题，在动物考古实践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其目的在于研究适应、生存对策以及人与环境之间的功能性关系。可以这样说，这一时期动物考古充满了所谓新考古学的思考。［20］这一时期的一大特点是逻辑推理方法由归纳转变为演绎。

动物考古的理论与方法及其回答考古学问题的研究层次基于达格拉斯•J．布尔(DouglasJBrewer)在《考古学方法与理论》所做的关于动物考古学的理论、方法与目标的论述，我们可以将各种论题按着研究层次划归到不同的组分中(见表1)。［21］从表1中可以看到，在生物学、社会学和人类学理论范畴内的各种理论框架下，动物考古学研究所涉及的考古学问题大多处于中等研究层次，只是生物地层学及古生物学探讨的问题处于基础性研究层次;哲学范畴内，除了方法论里数据搜集处于基础性研究层次之外，绝大多数理论框架下动物考古研究所涉及的考古学问题处于高等或者极高等研究层次;文化遗产管理范畴的均变论涉及较高等层次的研究;系统论范畴的社会经济生态理论框架下探讨的考古学问题处于极高等研究层次。

亚洲动物考古的研究进展

(一)西亚的领先地位与亚洲其他地区相比，西亚的动物考古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准。无论是来自发达国家还是本土的专家，都非常重视现代动物考古学理论的应用，这一地区的动物考古研究不但在数量上而且在质量上都在某种程度上赶上了国际同行的步伐。从表2的统计不难看出，大多数动物考古学文章致力于方法和理论的探讨(82%)。其中生存对策研究文章占较大比重(33．7%)，其他方面比重较低，如驯化(14．5%)、宗教(12．2%)，埋藏学(9．6%)。有少量古DNA的文章发表(6．0%)。高等层次的研究成果占18．2%，较高等层次的研究成果占3．6%，中等层次的成果占60．2%，基础性成果占18%，而且研究主题具有多样性特点。因此，与国际同行相比，西亚动物考古研究的主体处于中高等层次。

(二)南亚及东南亚的积极努力从对南亚和东南亚与动物考古相关文章的一般统计来看，高层次研究成果占20%，较高层次的成果占2．9%，中等层次的成果占50%，基础性成果占27．1%。中等层次研究中生存对策相关研究占较大比例，达到34．3%，研究主题涉及面较广，表现出较强的学术进步势头。总体上看，本区高等及较高层次研究略逊于西亚，研究水平要高于东北亚和北亚，处于中等略偏高的研究层次。

(三)北亚的保守性基础工作基于表2的综合数据可见，北亚动物考古工作的主体多涉及方法论和理论领域，调查与报告约占文章总数的1/3。在北亚所有的研究领域中将近35%的文章属于生存对策主题，其中近1/4与驯化有关。也就是说，将近72．6%的工作已经达到中等水准，但是基础研究所占比重较高(达27．4%)，而且缺少高层次研究。北亚动物考古研究成果涉及的主题与其所覆盖的空间地域和所经历的考古学文化变迁并不相符，涉及的主题比较有限，表现出明显的保守性，总体上处于中等研究层次。

(四)东北亚的提升空间从表2中的数据不难看出，东北亚动物考古工作有一半以上处于基础性研究水准，其中绝大多数属于基本生物学信息(33．6%)以及基本鉴定过程(11．2%)的积累。在东北亚所有的研究领域中，1/3略强的工作与中等层次的研究密切相关。包括宗教宴飨、社会复杂化和国家形成在内的高层次研究成果仅占6．1%，较高层次的综述性研究占7．8%，而包括埋藏学、动物驯化、生存对策、环境学和适应行为时空分布在内的中等层次研究成果却占33．5%，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基础性研究成果足足占有52．6%。综上所述，以中国为代表的东北亚动物考古研究层次还很低，但是研究主题体现出一定程度的多样性，却是本区动物考古活力和未来快速发展的预兆。总体上看，东北亚动物考古研究水平要低于除北亚外的亚洲其他地区，更不必说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了，因此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五)亚洲动物考古的整体观察基于数百篇国内外动物考古文献资料进行的有关亚洲动物考古工作成果的简单统计分析似乎毫无意义，但事实上通过这种量化分析会使我们易于清楚地看到我们已经做了什么，处于何等研究层次，进而意识到为了与国际动物考古学发展步伐保持一致，如何尽可能地做好自己的工作。囿于篇幅的限制，笔者无法将所有成果一一列出，只能抽选极少数较有代表性的文章列入参考文献名录，在此深表歉意。上述统计表中所列数据，是建立在权威性杂志上发表文章的大样本量统计和分析基础上得到的，具有统计学意义。亚洲动物考古工作主要开始于20世纪晚期，但是大多数高水平的研究结果出自21世纪头十年。一般来讲，目前西亚动物考古已经进入全球动物考古发展的第三个阶段;南亚和东南亚主体动物考古研究成果已经处于第二阶段，也有部分成果属于第三阶段的较高层次;北亚及以中国为代表的东北亚动物考古整体上却还停留在第二阶段，其动物考古理论与实践水平都有待大幅度提高(参见表1、表2的数据)。学者们对于西亚、南亚、东南亚和北亚有关生存对策的动物考古学研究做出了巨大的努力，但是在东北亚就这一主题的研究应当得到更多的关注，因为这是达到更高研究层次的坚实基础。另外，东北亚在生物学和古代环境信息方面已经有了相当丰富的积累，这为深入的动物考古研究搭建了很好的基础性平台。与亚洲以外的其他国家，尤其是欧洲和北美发达国家已经开展的工作相比，亚洲(特别是东北亚)就诸如社会复杂化和国家形成等高层次的研究还很不够。但是在亚洲(尤其是西亚、南亚、东南亚和东北亚)利用现代分子生物技术开展的古DNA考古，在来自发达国家的专家(如来自加拿大的杨冬亚等)和亚洲本土学者(如日本的奥村、石黑等)的共同努力下，已经取得了骄人的进展，为深入开展更高层次的研究奠定了较好的自然科学基础。

亚洲动物考古的未来之路

根据2010年8月23日至28日在巴黎召开的第11届国际动物考古会议的议题，结合上述有关动物考古研究层次的分析，可以将目前的主要研究议题归纳为下述几个不同层次的问题，这也是今后亚洲动物考古努力的重要参考。

(一)较高层次研究所涉及的问题与宗教活动相关的葬礼用牲动物研究，国家形成过程中动物资源的强化利用状况研究，就动物考古对人类社会探究所做贡献的综述性研究，鹿科动物、猪、马、牛、羊(绵羊和山羊)等对经济形态转型(如跨时代畜牧业转型)以及社会复杂化进程的影响和作用研究，动物考古的专业性研究，动物遗存所反映的人类社会地位研究等，是今后亚洲动物考古所涉及的较高层次问题，值得我们继续投入更多精力加以深入研究。

(二)中等层次研究所涉及的问题外来贸易与生物入侵研究，副产品开发研究(如副产品革命新标志、乳制品制法的发展等)，方法论研究(如形态测量与相似属种比较相关的动物资源管理水平研究、利用同位素和痕量元素生物地球化学的动物迁徙性研究、与现代人类起源研究相关的各个氧同位素阶段的人类狩猎行为多样性探究等)，古代人地关系研究(通过动物遗存开展的人类对气候变化的响应度研究等)，与遗址形成过程密切相关的埋藏学新探索，与人类迁徙问题相关的岛屿动物地理考古研究，更新世至早期全新世旧大陆古人类的生存对策研究，动物和人类食性与人类行为和食物加工技术相关性的综合分析，动物资源获取方式研究，地貌景观、环境及其变化研究，生存对策研究等等。这些是今后应当加强研究的中等层次动物考古学问题。

(三)基础性研究所涉及的问题按地域开展的动物考古研究(如全新世非洲动物考古，环极地动物考古，新热带区动物考古新进展，旧大陆各时段动物群时空分布总结与研究，中东欧动物考古研究)，按动物类别进行的专题研究(如旧大陆的骆驼、古寄生虫、软体动物考古，猛犸绝灭的环境与人为因素研究，鹿科动物与社会)，数字化动物考古，实验动物考古等成为未来应进一步加强的基础性研究。其他常规的基础性研究包括畜牧业基础信息、信仰系统食物加工以及食谱和营养性疾病状况、文化交流等。上述相关的基础性研究的加强，将有利于亚洲动物考古水平的稳步提高。四、结语总体上看，亚洲动物考古的发展在时空两个方面都还表现出相当的不平衡;来自不同国家的同行之间通过共享数据库进行的交流还远落后于快速发展的动物考古的需要;动物遗存基本鉴定的训练以及国际通用语言的运用也显得很薄弱。目前高校中动物考古知识的教育与技能的训练还无法满足该领域未来发展对高素质人才培养的需求。这些不利因素都制约着亚洲动物考古的健康发展。鉴于拥有农业起源和动物驯化发祥地的重要地位，亚洲就经济形态转型为主题的动物考古研究应当以综合研究范式的方式得到进一步加强。为了进一步提高研究层次，我们应当结合对来自考古背景的文化遗存的分析，充分利用生物学和古环境重建信息的积累(其中富有遗址形成过程的大量信息)。在埋藏学研究方面，文化层和自然地层应当同时加以考察，并尽量配合成系列的测年数据，以便于在考古学文化的时空框架下，更好地了解从生存组合到发掘所获材料经历的变化过程。中亚和北亚是需要我们投入更多努力的区域。在这样广大的地区，亟待就更广泛的议题开展国际合作性动物考古研究。尤其是从晚更新世到早全新世人类生存对策转型以及马的驯化这些重大考古学问题的探究，就更仰仗于结合与周边地区的大量比较所开展的多学科、多遗址、跨区域、系统性和综合性的动物考古研究。鹿科动物遗存广泛出现于包括中国在内的广大地区，在人类社会演进过程中的很长时间里都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因此无论是古生态环境重建，还是狩猎经济的主要狩猎对象，都离不开对这类动物的深入研究。中国的鹿科动物遗存的深入研究，必将有力地促进经济形态转型以及社会复杂化进程等高层次考古学问题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