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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物保护法十篇

时间：2023-04-08 22:35:32

文物保护法

文物保护法篇1

第二条本办法适用于本省行政区域内文物的保护、利用和管理。

第三条文物工作贯彻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强管理的方针。

第四条属于国家所有的文物，其所有权受法律保护，不容侵犯。

属于集体所有和私人所有的纪念建筑物、古建筑和祖传文物以及依法取得的其他文物，其所有权受法律保护。文物的所有者必须遵守国家有关文物保护的法律、法规的规定。

第五条各级人民政府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文物保护工作。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文物行政主管部门对本行政区域内的文物保护实施监督管理。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有关行政部门在各自职责范围内，负责有关的文物保护工作。

第六条各级人民政府应当重视文物保护，正确处理经济建设、社会发展与文物保护的关系，确保文物安全。

基本建设、旅游发展必须遵守文物保护工作的方针，其活动不得对文物造成损害。

第七条各级文物管理委员会在本级人民政府的领导下负责协调、研究和审议文物保护管理工作中的重要事项。

乡镇文化站、文物保护管理所、村民委员会、居民委员会等应当在文物行政主管部门指导下开展相应的文物保护工作。

第八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将文物保护事业纳入本级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所需经费列入本级财政预算。用于文物保护的财政拨款应当随着财政收入增长而增加。

文物保护事业可以接受社会捐赠和吸纳社会资金投入。具体办法由省人民政府在本办法施行之日起一年内制定。

第九条利用国有文物保护单位开辟参观旅游场所，其门票收入应当在财政部门的监管下，全部用于文物保护，其中用于文物保护单位的修缮、保养的比例不得低于百分之五十。

第十条县级以上文物行政主管部门和教育、科技、新闻出版、广播电视行政主管部门以及报刊、广播、电视、互联网等媒体，应当加强文物保护的宣传教育工作，增强全社会的文物保护意识。

第十一条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都有依法保护文物的义务，并享有劝止、检举和控告违反文物保护法律法规行为的权利。

第十二条文物分为不可移动文物和可移动文物。

古文化遗址、古墓葬、古建筑、石窟寺、石刻、壁画、近代现代重要史迹和代表性建筑等不可移动文物，根据它们的历史、艺术、科学价值，可以分别确定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市、县级文物保护单位。

历史上各时代重要实物、艺术品、文献、手稿、图书资料、代表性实物等可移动文物，分为珍贵文物和一般文物；珍贵文物分为一级文物、二级文物、三级文物。

第十三条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申报和核定公布，依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执行。

省级文物保护单位，由其所在地文物行政主管部门向上一级文物行政主管部门申报，经省文物行政主管部门组织专家评审通过后，报省人民政府核定公布，并报国务院备案。新发现的具有重要价值的不可移动文物，所在地文物行政主管部门在申报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前，应当先征得本级人民政府同意。

市、县级文物保护单位，分别由市、县级文物行政主管部门确定，报本级人民政府核定公布，并报省人民政府备案。

尚未核定公布为文物保护单位的不可移动文物，由县级文物行政主管部门对其名称、类别、年代、位置、范围等予以登记并公布，作出标志说明，建立记录档案。

第十四条申报省级文物保护单位的，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一）已拟定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的划定方案；

（二）已作出标志说明；

（三）已建立记录档案；

（四）已设置专门机构或者指定专人负责管理。

第十五条县级以上文物行政主管部门应当根据不同文物的保护需要，自文物保护单位核定公布和尚未核定公布为文物保护单位的不可移动文物登记公布之日起一年内制定具体保护措施，并公告施行。

第十六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组织编制本辖区内文物保护单位的保护规划。文物保护单位的保护规划可根据文物保护单位的规模和复杂程度分为总体规划和专项规划。

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保护规划，应当经省文物行政主管部门会同建设等部门组织评审并征得国务院文物行政主管部门同意后，报省人民政府批准公布。

省级和市、县级文物保护单位的保护规划，经同级文物行政主管部门会同规划等行政主管部门组织评审后，由本级人民政府批准公布。

第十七条在文物保护单位建设控制地带内修建的建筑物或者构筑物，其形式、高度、体量、色调等必须与文物保护单位的历史风貌相协调；其工程设计方案应当根据文物保护单位的级别，经相应的文物行政主管部门同意后，报规划行政主管部门批准。

第十八条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使用、管理不可移动文物的，当地文物行政主管部门应当组织专家论证，与使用者或者管理者签订保护协议，并报上一级文物行政主管部门备案。

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使用、管理不可移动文物，必须接受文物行政主管部门的指导和监督，遵守不改变文物原状的原则，保持文物的完整性和真实性，未经文物行政主管部门同意，不得擅自进行装饰、装修。

第十九条利用纪念建筑物、古建筑、近代现代代表性建筑物等不可移动文物的，不得从事可能危及文物安全及破坏文物历史风貌的活动。

第二十条严格控制利用文物保护单位拍摄电影、电视以及举办大型文化活动。确需利用文物保护单位拍摄电影、电视或者举办大型文化活动的，拍摄单位或者举办者应当征得文物管理人同意，提出拍摄方案或者活动计划，制定文物保护预案，落实保护措施，并按相关规定报文物行政主管部门审批。

利用文物保护单位拍摄电影、电视以及举办大型文化活动，管理人应当将所得收益用于文物保护。

第二十一条鼓励和支持非国有文物所有人将文物的所有权、使用权移交所在地人民政府。所有权、使用权移交所在地人民政府的文物，其修缮、修复、保养和管理由所在地人民政府负责。

第二十二条在文物保护单位的保护范围内，禁止从事下列活动：

（一）存放危害文物安全的易燃、易爆、放射性、腐蚀性危险物品；

（二）擅自从事采石、采矿、取土；

（三）违法排放污水、废气和其他污染物；

（四）其他可能影响文物保护单位安全及其环境的活动。

第二十三条文物保护单位的原址保护、迁移、拆除，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执行。

尚未核定公布为文物保护单位的不可移动文物，无法实施原址保护，必须迁移异地保护或者拆除的，建设单位应当做好资料记录并报原登记的县级文物行政主管部门批准。县级文物行政主管部门在批准前应当征得上一级文物行政主管部门同意。

尚未核定公布为文物保护单位的不可移动文物迁移异地保护的，建设单位应当在迁移前制定保护方案，落实复建期限、地址和经费，报原登记的文物行政主管部门核准。工程竣工后，由原登记的文物行政主管部门组织验收。

第二十四条需要变更国有文物保护单位的管理体制或者隶属关系的，应当根据文物保护单位的级别，由所在地文物行政主管部门征得上一级文物行政主管部门同意后，报原核定公布的人民政府批准；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变更管理体制或者隶属关系的，应当经省人民政府同意并报国务院批准。国有尚未核定公布为文物保护单位的不可移动文物变更管理体制或者隶属关系的，应当报告县级文物行政主管部门。

第二十五条不可移动文物严重损毁、灭失，丧失保护价值的，应当予以撤销。

省级文物保护单位的撤销，由省人民政府核定公布；市、县级文物保护单位的撤销，经征得上一级文物行政主管部门同意后，由本级人民政府核定公布。

尚未核定公布为文物保护单位的不可移动文物，经征得上一级文物行政主管部门同意后，由原登记的文物行政主管部门撤销。

撤销文物保护单位和尚未核定公布为文物保护单位的不可移动文物，应当由同级文物行政主管部门组织专家论证。

第二十六条对具有重要历史、艺术、科学价值的水下文物遗存，由省人民政府确定为水下文物保护区，并予以公布。

在水下文物保护区内不得从事危及文物安全的捕捞、爆破等活动。

第二十七条任何单位和个人发现水下文物或者疑似水下文物时，应当维持现场完整，并立即报告所在地文物行政主管部门，文物行政主管部门接到报告后，应当在七日内提出处理意见。

第二十八条各级文物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加强对本行政区域内地下文物勘查工作的管理。

市、县级文物行政主管部门应当根据本地区历史沿革及地下文物分布状况，经组织勘查核实后，将地下文物埋藏比较丰富的地区划定为地下文物埋藏区，报省、市级人民政府核定公布。

土地使用权出让或者划拨涉及地下文物埋藏区的，有关行政部门在办理相关批准手续前，应当征求同级文物行政主管部门的意见。

第二十九条在地下文物埋藏区进行建设工程的，建设单位应当在施工前报告省文物行政主管部门，省文物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及时组织从事考古发掘的单位进行考古调查、勘探。发现文物的，由省文物行政主管部门根据文物保护的要求会同建设单位共同商定保护措施。遇有重要发现的，由省文物行政主管部门及时报国务院文物行政主管部门处理。

第三十条国有文物收藏单位征集文物或者受赠文物必须经过鉴定确认。

征集或者受赠的文物拟确定为珍贵文物的，由省文物行政主管部门组织专家鉴定确认；拟确定为一般文物的，由文物收藏单位组织专家鉴定确认。

第三十一条借用国有馆藏文物应当具备相应的安全技术防范条件，依法签订文物藏品借用协议，并按规定报文物行政主管部门备案或者批准。

文物藏品借用协议应当包括借用馆藏文物藏品的名称、等级、借用期限、无偿或者有偿方式、保护责任等内容。

第三十二条文物行政主管部门和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应当加强对文物商业经营活动的监督管理，依法查处文物违法经营行为。

第三十三条涉案文物需要进行司法鉴定的，由省文物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其指定的有鉴定条件的文物行政主管部门组织三名以上专家鉴定。

第三十四条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海关和工商行政管理等部门依法没收、追缴的文物及古人类化石、古生物化石，应在结案后及时无偿移交省文物行政主管部门，由省文物行政主管部门指定具备条件的国有博物馆收藏保管。

第三十五条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建立文物安全责任制，并督促有关部门落实文物安全事故防范措施。

各级文物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制定本辖区内的重大文物安全事故的防范预案并组织落实,建立定期检查和定期报告制度,及时消除文物安全事故隐患。

重大文物安全事故包括:

（一）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发生被盗、人为破坏、火灾、倒塌的;

（二）省级和市、县级文物保护单位发生严重被盗、大范围人为破坏、重大火灾、大面积倒塌的;

（三）文物收藏单位或者考古工地发生一级文物或者两件以上二级文物或者五件以上三级文物或者十五件以上一般文物损坏或者被盗的;

（四）未经国家或者省文物行政主管部门批准,违法进行考古勘探、发掘,或者虽经批准但不按规定程序发掘,对古墓葬、古文化遗址造成重大破坏或者大量文物流失的;

（五）工程建设前未按规定进行考古勘探，或者在施工中发现文物后不报告当地文物行政主管部门,致使文物遭到严重破坏或者文物被哄抢、私分、藏匿,造成不可弥补损失的;

（六）擅自迁移、拆除不可移动文物，造成文物严重毁损的；

（七）擅自修缮、装饰、装修不可移动文物，明显改变文物原状，后果严重的；

（八）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重大文物安全事故。

第三十六条重大文物安全事故发生后，发生事故的单位应当立即采取措施，保护事故现场，避免事态的扩大和发展，并立即向当地文物行政主管部门报告。文物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及时赶赴现场进行调查，提出处理意见，同时向本级人民政府和上一级文物行政主管部门报告。接到报告的人民政府应当迅速组织有关部门开展抢救工作。

第三十七条违反本办法第十八条，擅自对不可移动文物进行装饰、装修，明显改变文物原状的，由县级以上文物行政主管部门责令改正；造成严重后果的，处五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三十八条违反本办法第二十二条、第二十六条第二款规定的，由有关行政主管部门依照各自职责分工，依法给予行政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九条违反本办法第二十九条，未进行考古调查、勘探而擅自施工的，由县级以上文物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停止施工；造成严重后果的，处五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罚款。

文物保护法篇2

第一条为加强对我省文物保护专项补助经费的管理，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和财政部、国家文物局颁发的《国家重点文物保护专项补助经费使用管理办法》,结合我省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本办法适用于文物行政部门管理和使用的文物保护单位，文物行政部门所属的博物馆、纪念馆、文物保护管理和研究机构等文物单位。

第三条文物保护专项补助经费包括中央财政补助我省的国家重点文物保护专项补助经费和省财政设立的省级文物保护专项补助经费两部分。文物保护专项补助经费由省财政厅和省文物局共同管理。

第四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第十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将文物保护事业纳入本级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所需经费列入本级财政预算。国家用于文物保护的财政拨款随着财政收入增长而增加。”的规定，文物保护所需经费应由文物所在地政府解决。地方政府解决确有困难且符合本办法规定使用范围的项目，可申请文物保护专项补助经费。

第五条文物保护专项补助经费的分配和使用，遵循“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强管理”的文物工作方针，坚持“突出重点、专款专用、注重实效”和“统筹安排、分级管理、分级负责”的原则，任何部门和单位不得挤占和挪用。

第六条文物保护专项补助经费的使用和管理应接受财政、文物、审计等部门的监督和检查。

第二章使用范围和支出内容

第七条省级文物保护专项补助经费的使用范围：

（一）省级以上文物保护单位的抢险、维修、保护和安全技术防范、消防；

（二）经批准的重要考古项目的调查、抢救性发掘、资料整理、报告出版；

（三）省级博物馆馆舍、重要文物库房的维修；

（四）三级以上（含）珍贵文物（标本）征集；

（五）三级以上风险单位的安全技术防范、消防；

（六）重要出土文物和馆藏珍贵文物的科技保护；

（七）经省财政厅和省文物局批准的其他项目。

第八条省级文物保护专项补助经费的支出内容：

（一）文物维修保护项目支出，主要包括勘测费、规划及方案设计费、材料费、专用设备购置费、施工机械使用费、人工费、监理费、维修资料出版费、管理费等；

（二）文物考古调查、发掘项目支出，主要包括调查勘探费、测绘费、人工费、出土文物修复费、考古遗迹现场保护费、占地补偿费、报告出版费（含资料整理费）等；

（三）博物馆馆舍、文物库房维修项目支出，主要包括规划及方案设计费、材料费、专用设备购置费、人工费、施工机械使用费等；

（四）文物征集项目支出，主要包括文物（标本）收购费、采集费、捐赠奖励费、调查鉴定费等；

（五）安防、消防项目支出，主要包括规划设计费、设备器材购置费、材料费、监理费、管理费等；

（六）文物科技保护项目支出，主要包括方案设计论证费、试验费、人工费、专用药品药剂费、材料费、专用设备购置费、聘请专家费等；

（七）经省财政厅和省文物局批准的其他开支内容。

第九条国家文物保护专项补助经费的使用范围和支出内容应遵守国家的有关规定。

第三章专项补助经费的申请和审批

第十条各市财政局、文物行政部门和省直文博单位为文物保护专项补助经费的申请单位（以下简称“申请单位”）。各县（市）申请文物保护专项补助经费时，需经市财政局、文物行政部门审核、汇总后，联合向省财政厅、省文物局提出申请。

越级上报或单方面上报的不予受理。

第十一条申请单位应于每年6月30日以前，向省财政厅、省文物局报送下一年度文物保护专项补助经费申请和相关材料。申请省级文物保护专项补助经费的相关材料，包括《省级文物保护专项补助经费申报书》（格式另发）、《省级文物保护专项补助经费申报汇总表》（格式见附件一）以及其他必要材料。申请国家文物保护专项补助经费的按国家的有关规定报送。以上申报材料均包括文字、图片等书面材料和软盘。

专项项目预算编制必须坚持实事求是、科学规范的原则。有预算定额的，按定额计算；无预算定额的，按概算工作量和费用构成计算，各种取费按有关规定计取。预算作为竣工财务决算验收的依据。

第十二条根据《*省省级预算项目管理办法》的规定，省财政厅、省文物局对申请省级文物保护专项补助经费的项目建立项目库进行管理。编制年度预算时，省文物局按照本年度工作重点和有关要求，从项目库中筛选项目，经省财政厅审核后列入部门预算。经批准的省级文物保护专项补助经费预算由省财政厅下达省文物局执行。

申请国家文物保护专项补助经费的项目由省财政厅和省文物局共同审核汇总后，上报财政部和国家文物局。

第四章财务管理与监督

第十三条文物保护专项补助经费实行“专项申报、逐项核定、按进度拨款、年终核销支出、项目完成后结报”的财务管理办法。

第十四条省财政厅和省文物局负责文物保护专项补助经费的财务管理和监督。各市财政局、文物行政部门负责本地使用的文物保护专项补助经费的财务管理和监督。

第十五条确定后的文物保护专项补助经费，由省财政厅下达预算批复或省财政厅和省文物局联合下达专项补助经费的通知，结合项目实际实行政府采购、财政集中支付或拨付部门。对使用文物保护专项补助经费的大型项目，根据地方资金的到位情况，结合工程进度一次或分次拨付资金。

第*条项目完成后的结余资金，原则上收回省财政厅，经省财政厅或国家文物局同意，可以调剂到其他项目，优先调剂到该项目单位的其他项目使用。

第十七条如遇特殊情况需调整或变更已批准项目或内容的，由申请单位向省文物局提出申请，省文物局报省财政厅或国家文物局批准后，方可调整或变更。

第十八条年度终了，项目单位使用省级文物保护专项补助经费的，应向申请单位报送《省级文物保护专项补助经费决算表》（格式见附件二）。申请单位于每年1月31日前，将《省级文物保护专项补助经费决算汇总表》（格式见附件三）报省财政厅、省文物局（省直文博单位直接报省文物局）。使用国家文物保护专项补助经费的，按国家规定的格式依照上述时间和程序上报。

第十九条各项目单位要加强项目实施的组织领导，建立健全专项资金支出的内控制度。

第二十条项目单位应加强项目资金的收支核算。每项专款应客观真实地单独核算。一项专款包括若干子项目的，还应对子项目进行单独核算。明细核算科目应按规定的支出内容设置。

第二十一条项目单位应在项目完成后一个月内，出具项目总结报告和财务决算报告，由市文物行政部门行文上报省文物局，抄报省财政厅（省直文博单位直接报省文物局）。省文物局会同省财政厅组织验收（或国家文物局直接组织验收）。对重点项目由省财政厅和省文物局或国家文物局组织专家、委托中介机构进行业务和财务评价。

第二十二条项目单位应将有关项目的申报文件、批准的设计方案和预算、工程竣工总结报告、竣工决算报告、上级有关部门的验收结论和审计结论等相关资料立卷妥善保管。

第二十三条已批准补助并拨款的省级补助项目，在收到拨款后半年内无故仍未开始实施的，省财政厅和省文物局将对该项目予以撤销，并将已拨经费调至其他项目使用。

第二十四条使用省级文物保护专项补助经费，有下列情况之一的，省财政厅和省文物局将暂缓拨款或不予拨款，并责令其停止施工。

（一）没有按照批准的方案、项目内容和预算范围使用经费的；

（二）被查明为虚报补助项目的；

（三）地方承诺的资金没有到位的；

（四）其他不具备开工条件和应暂缓拨款的项目。

第二十五条使用省级文物保护专项补助经费，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省财政厅和省文物局将分别给予项目单位停止拨款、暂停核批新项目、收回补助经费等处罚，并追究有关人员的责任，触犯法律的将依法追究法律责任。

（一）未经批准擅自变更补助项目内容或设计方案的；

（二）虚报补助经费预算的；

（三）挪用专项补助经费的；

（四）因管理不善，给国家财产和资金造成损失和浪费的；

文物保护法篇3

关键词：不可移动文物；文物资源；文物建筑；保护立法

中图分类号：D922.16；G1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3060（2012）03—0023-08

上海是1986年国务院公布的第二批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在漫长的文明史进程中，上海积累了丰富的文化遗产，这些具有地域特色的文物古迹、历史建筑以及数量众多的其他城市遗产，体现了上海的城市特色和文化精神，是海派文化的重要载体。作为不可再生的历史文化资源，文化遗产既是城市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石，也是城市走向未来所必须守护的精神家园。

自1982年《文物保护法》实施以来，上海依据国家文物保护相关法规，在文物保护管理方面做了许多卓有成效的工作。但至今还没有制订一部文物保护的地方性法规，作为文物保护政策和保护管理主要依据的保护法规的缺位，不利于市、区县各级政府切实开展文物保护管理工作。虽说在历史文化风貌和历史建筑保护立法方面，上海率先在全国做了有益的探索，但作为文物保护和历史文化名城名镇保护主要依据的“基本法规”，需要在完善和强化城市遗产保护法制的框架下进行积极探索并开展立法前期研究工作。本文利用全国第三次文物普查的部分最新数据，分析上海市文物资源状况和城市文化遗产保护的制度特征，结合北京市等其他省市文物保护的立法情况，探讨建立符合相关上位法和上海实际情况的文物保护条例的必要性、可行性以及立法相关重点问题。

一、上海的文物资源状况及其特征

1 城市的历史文化积淀

文物，是人类在历史发展过程中遗留下来的遗物、遗迹。各类文物从一定的侧面反映了不同历史时期或不同地域的社会经济活动、意识形态、人与自然的关系以及人居环境状况等。上海地区文明的发祥地是距今约7000年前的马家浜文化、6000年前的崧泽文化。上海在新石器时代和夏商周时期的文化脉络清晰可见。以散布在上海市域的27处古遗址为代表，这些古文化遗产对于寻觅城市文化源头具有重要意义。

上海不仅拥有灿烂的古代文化，更拥有非常丰富的近现代文化遗产。历史上，随着工商业的发展，上海逐步成为全国的经济和制造业中心。明中叶，上海已是全国棉纺织手工业中心。清康熙二十四年（公元1685年）在上海设立海关。十九世纪中叶，上海已是商贾云集的工商贸易港口城市。而且，近代上海还是革命的策源地，有不少重大事件发生在上海。鸦片战争后，上海被外国殖民主义列强辟为“通商”口岸，一度成为外国殖民主义者和官僚买办的大本营。作为中国最为重要的工业基地，在整个近现代经济发展史上上海的传统工业发挥了重要作用。上海悠久的历史和近代辉煌的城市建设，在建成环境中留下了大量珍贵的不可移动文物、历史建筑和工业遗产，这些城市遗产不仅已成为上海城市文化特色的象征，而且还是城市未来发展的重要资源。

2 不可移动文物的类别构成

经过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上海市普查登录文物点共计4422处。包括新发现登录不可移动文物1761处，复查登录不可移动文物2661处。另外，登记消失不可移动文物738处。这其中，上海市各级文物保护单位和登记不可移动文物总量为1431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处，市级文物保护单位163处（含保护地点、纪念地点）。从文物类别上看，包括古遗址83处、古墓葬31处、古建筑985处、石窟寺及石刻46处、近现代重要史迹及代表性建筑3266处、其他类11处。在上海的19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中，古遗址、古墓葬各1处、古建筑4处、近现代重要史迹及代表性建筑13处。在163处市级文物保护单位中，古遗址14处、古墓葬5处、古建筑27处、近现代重要史迹及代表性建筑117处。从这些数据可以看出，具有重要历史文化价值的革命旧址、名人故居、近现代建筑和工业遗产比重最大，在上海的不可移动文物和重要文物保护单位中占了70%左右的比重，这与上海辉煌的近现代历史文化密切相关。

与首都北京相比，其文物类别构成的差异就更为明显。在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中北京市普查登记不可移动文物3840处，包括古遗址808处、古墓葬285处、古建筑1556处、石窟寺及石刻422处、近现代重要史迹及代表性建筑741处、其他类28处。古建筑等古代文物古迹，在北京不可移动文物中古建筑、古遗址等占有80%的比重，城市的文物类别构成充分反映了古都北京的历史文化特色（见表1）。

3 优秀历史建筑和历史文化名镇

由于近现代建筑数量多、分布广，为切实保护城市的近现代建筑遗产，上海市在国内较早通过地方立法开展优秀近现代建筑保护工作。1989年以来，市政府分四批公布了632处（共2138幢）优秀历史建筑。其中第一批61处（140幢）近现代建筑直接列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其中部分建筑已被公布为全国重点文保单位），其他三批571处（1998幢）建、构筑物目前属依据《上海市历史文化风貌区和优秀历史建筑保护条例》（以下简称《上海市历史风貌保护条例》）保护管理的优秀历史建筑。

在历史文化风貌区保护方面，2003年9月市政府正式批复确定了上海中心城区历史文化风貌区的范围。在中心城（浦西外环以内区域）范围以内划定了外滩、南京西路、人民广场等12处历史文化风貌区，总占地面积26.96平方公里。2005年，上海市政府批准公布郊区及浦东新区32片历史文化风貌区，总占地面积约14平方公里。依据已编制批准的历史文化风貌区保护规划，对尚未列为保护建筑、有一定价值的历史建筑可确定为保留历史建筑，这些保留历史建筑均不得拆除，其保护要求参照优秀历史建筑的保护规定执行，保存状况较好的保留历史建筑将来还可以公布为新的优秀历史建筑。此外，为了切实保护城市的街道风貌和历史景观，在中心城历史文化风貌区内还划定了144条风貌保护道路。其中64条一类风貌保护道路将永不拓宽，街道两侧建筑风格、尺度保持历史原貌，行道树等空间重要组成部分也将受到保护。目前，已有多伦路、武康路两条风貌保护道路被授予“中国历史文化名街”的称号。

在郊区历史文化名镇名村保护方面，早在1991年3月，嘉定、松江、南翔和朱家角镇被上海市政府公布为上海市第一批市级历史文化名镇。2005年至今，已有金山区枫泾镇、张堰镇，青浦区朱家角镇、练塘镇，嘉定区嘉定镇、南翔镇，浦东新区新场镇、高桥镇等8个古镇先后被建设部和国家文物局批准公布为中国历史文化名镇。

二、上海文物法制建设历程及其状况

1 遗产保护法制建设的历程

由于特定的发展机遇和历史地位，近代上海在博物馆建设和文物保护管理方面也是走在全国前列的。开埠后，上海出现了一些新的社会文化事业，19世纪60年代，由法国人创立的震旦博物院为中国最早出现的博物馆。20世纪30年代，上海已有自建的上海市博物馆和中国医学会医史博物馆等。上海的文物保护管理工作起步于解放前。1928年，中央古物保管委员会在上海成立，不久后迁至北平。1949年8月上海解放后，即设立了市文物管理委员会，管理地上、地下和流散在社会的文物。1952年10月起，由上海市文化局履行有关文物、博物馆的行政管理工作，文管会负责文物征集和管理。1988年起，改由文管会全面负责文物和博物馆管理工作，负责全市文物事业的政策管理，对区县文物博物馆事业进行业务指导。2010年9月1日，上海市文物局正式挂牌，履行政府文物主管部门的职责。下设文物保护管理处和博物馆管理处，负责全市文物保护管理工作和博物馆建设管理工作。直属单位包括上海博物馆、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上海鲁迅纪念馆等。

在历史建筑保护的地方立法方面，针对上海近现代历史文化遗存特别丰富的实际情况，上海市在国内较早开展了优秀历史建筑的保护立法工作。1991年12月，上海市人民政府颁布了《上海市优秀近代建筑保护管理办法》（市政府8号令），初步形成由规划局、房地局和文管委共同负责管理优秀近代建筑的保护机制。2002年7月，上海市人大通过了《上海市历史文化风貌区保护和优秀历史建筑保护条例》，并于2003年1月1日正式实施，将保护对象范围由单体建筑或建筑群，扩展到历史文化风貌区；保护建筑的时间标准由原规定的1949年以前，扩展至建成使用30年以上建筑。保护条例规定，历史文化风貌区和优秀历史建筑保护专家委员会负责历史文化风貌区和优秀历史建筑认定、调整及撤销等有关事项的评审等工作。2004年上海市政府办公厅批准成立上海市历史文化风貌区和优秀历史建筑保护委员会，委员会办公室下设在市房管局，由市房管局、市规土局和市文管委派员组成，具体落实委员会决定的各项工作。由此形成了以规划、房屋、文物三个管理部门为主，以保护历史文化风貌和优秀历史建筑为主要目标的历史风貌保护制度体系（见图1）。

2 文物保护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在不可移动文物保护中，由于政府投入资金不够充足，利用社会资金和市场机制进行文物修缮的相关政策措施尚不到位，大量文物古迹、历史建筑缺乏修缮维护，部分文物保护单位和优秀历史建筑保存状况堪忧。近日，在上海市政协举行“积极推进文化改革发展”常委专题协商会上，市政协常委、上海市文史研究馆馆长沈祖炜在发言中直言，一些优秀历史建筑虽列人保护名单，但却没有真正保护起来，年久失修残破不堪。他列举了两处在1987年就被列为上海市文物保护单位的古建筑，一处是建于清康熙年间的商船会馆，一处是始建于清乾隆年间、具有江南建筑特色的民间藏书楼书隐楼，这两幢建筑由于年久失修面貌残破不堪。

事实上，相对于城市经济的持续增长、或是与周边历史文化名城相比较，这些年上海市在文物保护方面的投入还是相当有限的。例如，邻近上海的无锡市，2008年至2011年在历史街区保护整治等方面累计投资95.22亿元，其中完成各类文物保护单位和历史建筑维修修缮14.5万平方米，建成各类文化场馆23个。在文物古迹保护修缮上，先后投资20多亿元，对薛福成故居、东林书院、留根草堂等多处文物保护单位进行了全面修缮。而上海市近年来用于文物保护修缮上的费用没有太多增加，2009年用于文物保护维修的费用仅1亿3千万元，并且主要集中于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和市级文物保护单位的保护修缮工程上。可以说上海部分市级以上文物保护单位的保存状况较好，但在保护级别较低的不可移动文物中，需要修缮和维修的建、构筑物不在少数。而且大量文物建筑为传统砖木结构，需要进行定期维护保养。由于保护修缮的成本较高，修缮后的建筑利用方式也缺乏相应法规的指导和规范，这就使得文物建筑所有人或使用人、以及社会投资在修缮文物方面缺乏积极性。

此外，由于大规模高强度的旧城改造对文物古迹和历史建筑周边环境造成的负面影响也相当大。1990年代以来上海城市建设日新月异，大规模的旧区改造使历史建筑、历史风貌区的保护不断面临危机。在大规模的旧城改造过程中，新的建设项目一再突破文物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的相关规定，使得文物建筑成为城市环境中的孤立单体，周边环境风貌不协调等问题严重。如早在1996年已公布为第四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外滩建筑群，虽然多数历史建筑质量良好，保护修缮工作也到位，但是由于周边地区的高强度开发，外滩建筑群出现了众多高层建筑，对于外滩原本亲切宜人的整体空间环境造成了巨大破坏。位于市中心区的大量历史建筑，面临着类似的开发威胁。

3 遗产保护制度体系亟待完善

目前，上海市文物保护主要是依据《文物保护法》及其下位法规、规章进行管理，但由于缺乏上海市地方的文物保护法规，市、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及登记不可移动文物的保护管理在一定程度上缺乏针对性管理规定。具体而言，已公布的上海市优秀历史建筑应当依据《上海市历史风貌保护条例》进行保护管理，其中第一批61处历史建筑为上海市文物保护单位，其保护管理应当依据市文物保护法规，当然还应包括其他市级文物保护单位和所有的区级文物保护单位。与此同时，区县公布的登记不可移动文物的保护管理，更是缺乏相应法规作为保护管理的直接依据。

在管理执行方面，上海的文物建筑与优秀历史建筑在身份上存在某些交叉重叠的部分，需要依据地方性保护条例明确保护管理的程序和技术管理规定。一般而言，列入各级文物保护单位中的建、构筑物，可以统称为文物建筑。依照《上海市历史风貌保护条例》登录保护的建、构筑物为优秀历史建筑，这些优秀历史建筑相当于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中的历史建筑。目前上海的部分区级文物保护单位及登记不可移动文物与已经公布的632处上海市优秀历史建筑部分对象存在重叠现象。以徐汇区为例，在其32处区级文物保护单位中有lO处为上海市优秀历史建筑。在117处登记不可移动文物中，约有58处为上海市优秀历史建筑。对于这部分既是区级文物保护单位或登记不可移动文物，又是优秀历史建筑的建、构筑物，其适用的法律、法规既有《文物保护法》及《文物保护法实施条例》，又有《上海市历史风貌保护条例》，造成文物建筑和历史建筑的管理规定不尽一致，法律适用性存在一定的争议。而且，这种保护对象身份重叠交叉的情况，往往由于文物保护与历史建筑保护的职责划分不够具体明确，影响到针对拥有双重身份的文物建筑或历史建筑的管理效率，既有可能造成行政管理的重叠，也有可能造成出现执法“真空”现象。

三、上海文物保护立法前期研究的主要课题

1 立法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上海作为国际大都市、国家历史文化名城，拥有大量具有丰富文化内涵的文物古迹及文物资源，但至今还没有制订一部地方性文物保护法规。自1982年《文物保护法》颁布实施，特别是2002年实施新的《文物保护法》以来，全国已有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颁布了地方性文物保护法规。目前，除河北、海南、辽宁等3省已明文废止旧有法规以外，仍有效的地方性文物保护法规共有27部。这其中以“《文物保护法》实施办法”的形式颁布地方性文物保护法规的有四川、河南、云南等12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以“文物保护（管理）条例”的形式颁布地方性保护法规的有陕西、江苏、天津等15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除颁布文物保护法规外，部分省、市、自治区还颁布了历史文化名城、或历史文化风貌保护条例，近年，浙江、江苏等地还颁布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相关地方性法规。

中央十七届六中全会将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工作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而城市文化遗产保护是其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文物保护政策法规属于文化发展政策的重要分支。正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在1989年制定的“中期发展规划”中所指出的：“作为属于全人类的共同遗存，文化遗产赋予每一个特殊的地方其可识别的特征，是人类经验的宝库。因此，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展示是任何文化政策的重要基石。”

显然，在建设“国际文化大都市”的进程中，保护城市的文物古迹和历史文脉、彰显城市特色，对于未来上海的发展极其重要。为了加强上海市的文物保护管理工作，强化相关的管理措施，保护和传承地域的历史文化遗产，促进科学保护和文物保护相关科学研究工作，积极利用文物资源进行爱国主义和革命传统教育，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亟需制定文物保护地方性法规。

另一方面，依据《文物保护法》等相关上位法，参照其他省、市的相关立法经验和现有法规文件，结合上海市行政管理体制和文物资源状况，制定一部文物保护条例也具可行性。通过地方性文物保护立法，落实国家相关上位法规的规定要求，将部门规章和规范性文件中相关规定与上海文物保护的实际情况进行整合，与此同时，还应对上海市近年来在文物保护实践中所积累的经验和成熟做法，综合纳入地方性法规之中，以保障文物保护工作的持续性开展。（见表2）

2 完善地方文物保护体系的需要

自1982年《文物保护法》施行和国家建立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制度以来，北京、天津等直辖市已颁布了文物保护相关的地方性法规及其配套管理规章，促进了城市文物保护事业的有序开展。以北京市为例，1984年即出台了《北京市文物保护单位保护范围及建设控制地带管理规定》，1987年市人大通过了《北京市文物保护管理条例》，1989年颁布《北京市文物建筑修缮工程管理办法》，2000年颁布《北京市博物馆条例》。2002年新《文物保护法》施行后，2004年出台了《北京市实施办法》，取代《北京市文物保护管理条例》，成为城市文物保护的主要法律依据，2005年，颁布施行《北京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条例》，形成了文物保护和名城保护“双轮驱动”的地方性保护条例体系（见图2）。

虽说上海已制定施行《上海市历史风貌保护条例》，但随着文物类别的增加和保护对象范围的扩展，需要结合上海的文物类型特征和保存状况等实际情况，根据《文物保护法》、《文物保护法实施条例》和《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等相关上位法规，制定针对本地文物构成特点的《上海市文物保护条例》。将保护条例作为上海文物和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的基本法规，统揽文物保护、名城名镇保护、博物馆建设管理和文物资源利用等相关的行政管理规章、规程。

制定《上海市文物保护条例》还应充分借鉴其他省市文物保护的立法经验，综合考虑上海的文物资源状况和已有的《上海市历史风貌保护条例》等实际管理机制情况。通过制定《上海市文物保护条例》，明确各类保护对象的管理权属，对交叉管理的部分作出明确规定，以促使相关部门提高管理效率和保护水准，有序地进行文物和名城保护管理工作，进一步完善和强化上海城市文化遗产和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管理的法规体系。

3 条例草案创新要点分析

《上海市文物保护条例》（草案）的制定，不仅要填补文物保护地方立法的空缺，而且还要发挥立法的后发优势，借鉴国内外保护立法的先进理念和成功实践进行创新探索。条例草案制定应以《文物保护法》为指导，充分考虑城市文物资源和保护法制的现实条件，参考借鉴其他地方和国外保护立法的先进经验完成初稿。特别是在针对不可移动文物和历史建筑保护方面，作了一些创新尝试。首先，在建立和完善保护机制和程序管理方面做了一定的制度设计。对不可移动文物和文物资源，从普查、发现到工程建设等全程序强化对其动态管理，以避免在土地批租和开发建设过程中对不可移动文物带来的破坏。条例草案规定市、区县政府应设立文物保护管理委员会，同时建立文物保护专家咨询机制。具体负责不可移动文物评估、审查、鉴定、认定和保护规划审查等相关管理工作。过去的专家委员会通常为非常设议事机构，没有法定权力，在文物建筑或优秀历史建筑的保护执法管理过程中职责不够明确（见图3）。

其次，由于历史累积所造成的因素影响，一些地方政府出资文物修缮的资金有限，只能抢救性修缮部分重要文物建筑，对于大量的居住建筑类文物建筑无力顾及。条例草案规定将文物保护事业纳入本级政府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所需经费列入本级财政预算。用于文物保护和名城名镇保护的市、区县的财政拨款应随着财政收入增长而相应增加。同时要求设立文物保护专项基金，专门用于文物建筑抢救保护、文物修缮工程等方面。

第三，如前所述，上海的文物类型比较多样，在近现代类别的文物建筑中，既有具有重要革命意义的近现代遗址、名人故居，也有许多保存较为完好的公共建筑和居住建筑。必须考虑大量具有使用功能的文物建筑其修缮工程和设施改善工程的需要，针对文物建筑的保护管理，应当采取分级、分类的保护管理措施。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管理依据《文物保护法》，市级文物保护单位依据《上海市文物保护条例》进行保护，区级文物保护单位和登记不可移动文物与优秀历史建筑身份存在重叠的，可以参照《上海市历史风貌保护条例》进行保护。针对具有使用功能的近现代文物建筑，建议参照优秀历史建筑的分级保护方式考虑文物建筑的具体保护需要，适度调整后采用。例如，针对使用明显不合理甚至影响文物安全的文物建筑，其居民动迁安置的政策措施；具有居住功能的文物建筑，在文物修缮与保护上可以尽量在不改变建筑原貌的前提下对内部进行适当的改建，以满足改善居住环境条件的实际需要。

四、结语：《文物保护法》修订刍议

作为上海市文物保护立法前期研究成果，《上海市文物保护立法课题研究报告》和《上海市文物保护条例》（草案）得到了文物主管部门和相关保护专家的基本认可，但若干紧密结合上海实际和国际文化遗产保护理念的创新设想，还是受到了来自市法制主管部门“是否不符合上位法”的质疑。因此，在本文的结束部分针对《文物保护法》的修订谈点看法。今年是《文物保护法》颁布实施30周年、修订后的文物法实施10周年的纪念日。4月初，全国人大启动首次《文物保护法》执法检查。在全国开展执法检查主要是考虑到文物保护工作中还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同时围绕法律实施过程中的薄弱环节和突出问题，就如何进一步修改完善文物保护法律开展调查研究。而在此之前，国家文物主管部门已启动《文物保护法》修订的前期研究工作。

文物作为城市文化遗产最重要也是最为基本的组成内容，既是城市社会发展的历史见证，又是前人创造力与智慧的结晶。近年来，随着文物保护工作在不断深化，对文化遗产保护对象的认识也在不断扩大，从古遗址、古建筑到近现代建筑，从历史街区到名镇名村，从革命旧址、名人故居到工业遗产、乡土建筑，一直处于不断拓展的进程中。

正是为了应对文物保护对象快速扩展的情况，2009年，文化部第46号令颁布了《文物认定管理暂行办法》，暂行办法中指出国家实行文物登录制度（第14条），要求文物行政部门通过文物认定将具有历史、艺术、科学价值的文化资源确认为文物（第1条）。并对《文物保护法》第二条第一款所列各项文物，以及乡土建筑、工业遗产、农业遗产、商业老字号、文化线路、文化景观等特殊类型文物的认定办法进行了规定（第2条）。需要指出的是在国外文物登录制度并不只是针对文物普查、评估、认定获得法定保护身份的前期管理工作，更是针对大量近现代建筑和具有使用功能的新的类型文物，实施更为灵活有效的保护策略措施的全过程管理机制。

与古建筑、古遗址不同，我们今天需要保护的大量近现代建筑、居住建筑、乡土建筑和工业建筑遗产在现代生活中需要继续使用，甚至需要在保护历史特征和传统风貌的前提下进行适应性改建或再利用，如果只是简单按照文物保护“必须遵守不改变文物原状的原则”（第21条）执行相当困难，也缺乏针对性和灵活性。因而，应考虑各地的文物资源的实际情况，通过修订《文物保护法》建立真正的文物登录保护制度，在现有文物保护制度基础上，结合历史文化名城、历史文化风貌的整体性保护要求，根据文物的类别、保存状况，实行分级分类的保护管理制度，制定相应的保护管理规划和具体的实施措施，增强文物保护法规的可操作性、灵活性以及文物保护管理的有效性。

文物保护法篇4

关键词：文化遗产保护文物文物保护单位历史文化名城

Abstract: In this paper, the time for clues, described the ROC since China on cultural heritage protection laws and regulations promulgated by the literature as well as major events. Our cultural heritage protection work since the founding of New China has made tremendous development, recalling the events of their experience in order to work on the follow-up has been good.

Keywords: cultural relics protection units to protect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city

中图分类号：K87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引言

我国文化遗产保护意识的萌发，是从外国侵略者对中国文物的略夺开始的。在此之前的封建社会里，上至帝王下至百姓都秉着“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思想，对文化遗产保护意识缺失。直至清代晚期，伴随着鸦片战争，以及英法联军侵华对圆明园的抢夺，再到八国联军对北京西郊诸园的劫掠，这些都刺痛了清政府以及一些有志之士的神经，我国的保护工作才有所起步。

2 法律文献及重大事件

2.1 清政府的法律文献

我国现代意义上的文物保护立法始于20世纪初。

1906年，清光绪三十二年，清政府设立民政部拟定《保存古物推广办法》，并通令各省执行；

1908年，清光绪三十四年，颁布《城镇乡地方自治章程》将“保存古迹”与“救贫事业、贫民工艺、救生会、救火会”等作为“城镇乡之善举”，列为城镇乡的“自治事宜”。这是我国历史上最早涉及古物、古迹保存的法律；

上述清政府所颁布的法令，虽然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法律，仅仅是涉及到而已，但还是说明了在文物保护的意识上已有所觉醒。由于当时清政府正处于内忧外患的状态，尤其以外国侵略更甚，国家尚且无法保护，这些法令的执行力度以及所起到的作用就更是微乎其微了。

2.2民国政府的法律文献及重大事件

1912年，民国一年，民国教育部决定在北京设立历史博物馆，这是第一个由政府设立并管理的国家博物馆；

1914年，民国三年，古物陈列所成立，其所展示的古物均为皇室收藏，首开皇宫社会化的先例；

1916年，民国五年，北洋政府内务部颁发《为切实保存前代文物古迹致各省民政长训令》；

同年10月，又颁发了《保存古物暂行办法》，“兹酌定暂行保管办法五条，除通行各省外，合行令知该尹通饬所属，一面认真调查，一面切实保管”，该法内容虽不具体，保护方法也相对粗糙，但是作为我国第一部由政府颁发的具有法律效力的文物保护法规，有力地推动了我国的文物保护立法工作；

1922年，北京大学设立考古研究所，后设立考古学系；

1925年，故宫博物院成立并向社会开放；

1926年，中国学者首次进行考古发掘，发现了与仰韶文化相同的文化遗存；

1928年，民国十七年，南京国民政府内政部颁布《名胜古迹古物保存条例》，同年设立“中央古物保管委员会”，这是由第一个政府设立的专门负责文物管理的机构；

1929年，中国营造学社在北京成立，开始了系统地运用现代科学方法研究中国古代建筑；

1930年，民国十九年，国民政府颁布《古物保存法》，该法明确了古物的含义与范围，对古物的归属、发掘、流通等问题都做了规定，该法是我国第一部正式的关于文物遗产的法律；

同时为了更好的配合《古物保存法》的实施，后在1931年到1935年期间又陆续颁布了《古物保存法实施细则》、《中央古物保存委员会组织条例》、《采掘古物规则》、《外国学术团体或私人参加采掘古物规则》等等；

这些法令法律和机构是我国历史上最早的文物保护法规和古迹保护的专门机构，但由于当时局势动荡，没有形成长期稳定的管理机构，法规基本没有得到执行，各地的大量文物仍处于无人管理的状态。

在民国期间，中国的学者和一些社会团体对文物保护意识进一步增强，政府把文物保护工作也看做一项其基本职能。“七七事变”后北平文物的转移，甚至是撤退到台湾，也把3800箱故宫文物一起带走这一现象，都说明了文物的精神价值及其重要性。

2.3 新中国成立至今的法律文献及重大事件

1950年，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规定古迹、珍贵文物、图书及稀有生物保护办法，并颁发《禁止珍贵文物图书出口暂行办法》、《古文化遗址及古墓葬之调查发掘暂行办法》；

同年，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关于征集革命文物的命令，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关于保护古文物建筑的指示，以及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办公室关于各地组织干部进行学习时将有关之文物法令作为参考文件的通知；

1961年，国务院了《文物保护管理暂行条例》以及《关于进一步加强文物保护和管理工作的指示》，依照条例建立了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制度，将具有重大价值的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公之于众，并由国家负责保护。同年，国务院颁布了第一批180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1963年，文化部颁布《文物保护单位保护管理暂行办法》、《革命纪念建筑、历史纪念建筑、古建筑、石窟寺修缮暂行管理办法》；

1964年国务院批准《古遗产、古墓葬调查、发掘暂行管理办法》，对《文物保护管理暂行条例》作了补充和完善；

1966年之后的对文物保护产生了不良影响，文物保护工作停滞；

1980年，国务院批转国家文物局、建委《关于加强古建筑和文物古迹保护管理工作的请示报告》，《关于加强历史文物保护工作的通知》等重要文件；

1981年，国家文物局、国家城建总局、公安部下发《关于认真做好文物古迹、风景园林游览安全的通知》；

1982年，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奠定了国家文物保护法律制度的基础，标志着我国文物保护护制度的创立；

1982年，国务院转批建委、城建总局、文物局《关于保护我国历史文化名城的请示的通知》，公布了北京等24座城市为首批国家历史文化名城，标志着“历史文化名城”制度的正式启动；

1986 年，国务院公布第二批部级历史文化名城，明确了“历史文化保护区”的概念，提出编制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的要求，仙器了大规模编制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的浪潮；

1989 年，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颁布《城市规划法》，至此建立起由文物保护单位，历史文化街区和历史文化名城三个层次组成的中国遗产保护体系；

2000年，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中国国家委员会通过《中国文物古迹保护准则》，这个准则虽然不是法律规范，但是对于我国的文物古迹保护却起到了标准作用；

2002年，对1982年通过的《中国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进行大幅度修改，在对保留原法律基本原则和基本制度的基础上，增加条款充实内容，使之更符合文物工作和社会经济发展的实际需要，更具有可操作性；

2003年，建设部公布《城市紫线管理办法》，紫线管理办法强调了对历史文化街区和历史建筑的风貌和特色完整性的保护；

2004年，建设部《关于加强城市优秀近现代建筑规划保护的指导意见》，意见指出“城市优秀近现代建筑一般是指从十九世纪中期至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建设的,能够反映城市发展历史、具有较高历史文化价值的建筑物和构筑物”，保护优秀近现代建筑，促进城市建设发展与城市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的协调发展；

2005年，建设部《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范》；

2005年，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第15届大会通过《西安宣言》，提出了文化遗产保护的新理念，将文化遗产的保护范围扩大到遗产周边环境以及环境所包含的一切历史的、社会的、精神的、习俗的、经济的和文化的活动；

2008年，国务院《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

同年，国家文物局《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保护规划编制要求》以及《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保护规划审批办法》；

2013年，国务院公布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至此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以达4295处。

从新中国成立至2013年，中国建立起了自己的文物保护法律体系，并有一系列与之相适应的规范保障其实施，这些法律法规及规范都有效地保护了文化遗产（这其中保护物质文化遗产与非物质文化遗产）。

我国文化遗产保护相关法规建设进程一览表

（表格来源：城市规划原理）

3 结语

通过一百多年来对中国文物保护法律及重大事件的梳理，我们可以看到我国的文物保护意识从无到有，从萌发到蓬勃发展的过程。这中间虽经历波折与停滞，但总体进步的，当然其中也包括一些问题也是值得思考的。我国的文物保护法律法规随着时间和观念的进步，还会更加完善。

参考文献

[1]阮仪三.世界及中国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的历程[J].同济大学学报，1998

[2]郑滨.1860—2009中国文物保护历程研究[D].山东大学，2010

文物保护法篇5

近年来，为了有效保护民族文化的多样性，世界各地纷飞掀起了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浪潮。中国作为一个历史大国，更加应该突出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相关立法保护，该工作关系到中国与世界各国的文明交流与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在此背景下，本文将侧重从行政立法角度来探究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相关问题，充分发挥行政法在非物质文化保护中的优势，并总结行政法保护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中的不完善之处，建立完善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法律保护体系，保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顺利开展。

一、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含义及特征分析

(一)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含义

非物质文化遗产即是指那些以各种各样的文化形式存在的、能够满足社会和人们的认同感、并为社会文化创造提供灵感的各种物质、艺术、场所、实践、技能、工艺品等等，它的内容范围主要包括以下五个方面：首先是各种口头传说和表达，主要包括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媒介的语言;其次是各种形式的表现艺术和表演艺术;再次是形式各异的社会风俗、礼仪、节庆等等;此外还有有关自然界和宇宙的知识和实践;最后是传统的手工艺技能。

(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特征分析

首先，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鲜明的民族凝聚性，一个国家或地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可以体现出该国家或地区的精神风貌和民族特色，这是不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之间的本质反映。非物质文化遗产可以在文化传承的过程中起着纽带的作用，经过源源不断的过滤和升华，可以将整个国家和地区的民众凝聚在一起，保证民族生活的正常进行。其次是广泛的群众性，具体表现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广泛的群众影响范围与影响力。通过漫长历史流传下来的特定民俗的社会影响力是巨大的，可以超越地区和种族差异。再次是以口头或者其他方式体现的传承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需要有一些特定的形式，要想顺利在不断繁衍的后代中流传下去，必须最大限度的借助人的口头、动作或者其他方式来传播和发展非物质文化遗产。此外，非物质文化遗产还具有变异性，非物质文化遗产在流传的过程中往往会受到很多外在因素的影响，致使它的内容和形式都不断的发生变化，因为，口语这种传播形式本身具有很大的变动性，而且语言和行为很难在传播的过程被原封不动的模仿和传递，同时流传内容和形式也会随着民族心理、地域观念、社会变化的不断变化而产生一些新变异。最后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类型呈现出明显的多样性，非物质文化遗产在流传的过程中往往会受到当地民俗的影响和渗透而具有独特的地区特色。

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现状分析

(一)地方行政立法的保护现状

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宁夏、江苏等省先后制定了保护民间美术与民间艺术的地方性法律法规和政府规章，这些法律规章率先开启了地方行政立法的先河。1997年，国务院又颁布了《传统工艺美术保护条例》，云南、贵州、福建、广西等省在国务院法律法规的基础上又相继出台了适合自己本省的省级民族民间传统文化保护条例，这些地方性民族民间传统保护文化的出台，有效的保护了各地各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立法保护工作提供了许多宝贵的借鉴经验。目前，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管理现状有待提高，非物质文化遗产体系庞大，需要管理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种类与数量众多，因此，需要首先充分发挥行政管理部门的管理职责，并将文化部门、文物部门等多个部门联合起来，建立完善、有效的非物质文化管理体系;建议专门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管理机构，避免多方管理、责任推诿的现象的发生;制定高效、合理的民族民间传统文化保护条例，规定保护条例的总则、认定与传承、保障措施、法律责任等具体内容。

(二)中央行政立法的保护现状

中央行政立法保护的现状是在地方性立法保障的基础上，在总结各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实践经验而出台的高级立法。2005年，国务院办公厅了《关于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该《意见》明确指明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重大意义、工作目标和指导方针，并给予了详细的保护建议。《意见》指出应该建立部级、省级、市级、县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体系，建立有中国特色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制度，充分发挥政府在文化遗产保护中的主导作用，建立保护工作领导机制;其次，建立部际联席会议制度，由文化部牵头，实行有国家发改委、教育部、国家民委、财政部、建设部、旅游局、宗教局、文物局等联合参与的保护联席会议制;再次，充分发挥专家作用，广泛吸纳有关学术研究机构、大专院校、社会团体等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工作意见;最后，实行专家咨询机制和检查监督制度，推动国家国务院及其各部委乃至各省市的专家联手的行政立法的序幕。

三、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存在的问题及建议分析

(一)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存在的问题

首先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范围与知识产权的客体并不完全对应。知识产权的客体是指人们在科学、技术、艺术等知识文化领域形态中所创造的出的精神产品，它可以分为创造性成果、经营性标记、经营性成果三个部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范围包各类传统工艺、技能、语言、艺术等等，两者之间的主体并不完全对应，知识产权客体中的经营性标记和经营性资信不属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范围，不能仅靠知识产权法来指导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工作。

其次，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行政法的特别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涉及公、私两方面的利益，因此，首先应该确立国家范围内的公法的权威性，由国家来保护名胜古迹、珍贵文物和其他重要的历史文物，这需要着重发挥行政法管理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时的高效、及时、主动的优势;另一方面，确保缔约国领土上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制定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总政策，建立主管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文化遗产的专门机构，采取合适、恰当的法律、行政、财政等措施，充分发挥政府主导作用。

(二)建立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行政法保护体系的建议

1.要建立完善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行政申报、确认和普查制度

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程的完整过程中，要切实实行国家、省级、市级、县级四级申报确认制，对有申报资格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按照由低到高的顺序逐级进行申报。同时还要注意有优先申报的问题，对具有共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应该坚持优先申报的原则，“端午节”申遗事件就给我敲响了警钟，提醒我们要抓住申遗的最佳时机，切不可被动。

2.加强行政立法保护，完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机制

目前中国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专门法律不够完善，能够起保护作用的法律具体包括《文物保护法》、《中国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实施方案》、《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以及地方性的文物保护法规等，为此，应当建立专门的行政法，借助行政法来调整和规范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管理工作，鼓励行政机关积极进行创制性行政立法，建立相对完善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机制。

3.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过程中个引入听证制度

听证制度是行政程序法的核心制度，听证制度的实行可以广泛征集和了解民意，可以帮助行政人员全面了解真实情况，以减少人力和物力投入，达到节约资源、提高行政效率的目的，现行的听证制度主要包括处罚听证价格听证、立法听证、环境听证、许可听证等等。

4.实行行政奖励制度，鼓励做出突出贡献的个人和单位

对做出突出贡献的个人和单位可以实行行政奖励制度，这样可以充分发挥个人和团体的积极性。为此，首先要在法律上对授奖主体进行必要的规范，明确各级授奖主体的权限和职责;其次，明确规定奖励的范围和条件，使得奖励范围和条件明确化，应该包括物质奖励和精神奖励;再次，明确规定奖励的等级和标准，利用多种激励方式，发挥激励的整体效应。

四、结语

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全人类的宝贵精神财富，它的重大历史文化价值远非物质财富可以衡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任重而道远。通过上述本文的探讨，笔者主要分析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含义及特征、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现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存在的问题及建议三个方面的内容，以期能够促进非物质文化保护工作的逐步完善，建立完善的行政立法保障体系，做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

文物保护法篇6

关键词：非物质文化及遗产保护工作做法考量

中图分类号：G1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9082（2017）05-0288-01

一、加强对当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了解

1.探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起源

只有明确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起源，了解其特点才能使得保护的工作更加具有针对性和准确性。其中最主要的是对时空范围的确定，通过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在演变中的特点进行研究，才能对文化的真实性、完整性进行保护。例如，四川省对于古蜀文明的保护工作，在保护的过程中，准确的探明古蜀文化起源于四前多年前，以时间作为主要的界限，对古蜀文化的成分进行探究，即古蜀时期人们制作各种生活用具的方法，各种农作物的种植方式，民间传统工艺，各种宗教祭祀以及礼节等，做到了文化遗产内容的完整性保护。而且效果较为显著，已经得到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组织的认同。

2.对存在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准确摸底

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种类众多，位列世界前列。在进行保护工作时，更应当对当地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准确的摸底。主要的非物质遗产文化涉及服饰文化、饮食文化、部分建筑文化等。内容丰富、数量繁多，是其最主要的特点。它们体现着远古人民无限的创造智慧，是历史文化的结晶。为当代研究中国名族文化的变迁提供了非常有价值的依据。例如，冀中地区对于“音乐会”的保护，是在不断的摸索中，逐步将冀中地区的乐器以及音乐门类进行完善，才使得现在我们依旧能够体会的冀中地区音乐的魅力。由此可见，在实际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过程中，不仅需要注重对已发现的部分进行保护，那些流传程度不高，面临传承危险的文化更是我们应当保护的重点。

二、科学的结合外界力量进行保护

1.借助社会各界的学术研究力量

国内各省基本都建立有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基地，其主要的目的在于，通过高层次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研究人员推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进行，吸引更加专业的人才进行文化遗产的研究，提升保护队伍的整体实力。在社会各界资源以及现代化科学技术的帮助下，能使得文化遗产的保护资源网络更加的完整，加强各省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交流。

2.合理结合少数名族文化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力量

四川省、新疆、内蒙古、广西、宁夏等都是少数名族主要的聚集省份，更有着丰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就拿四川省来说，省内共计有106个名族乡，组成了极为丰富的名族文化，T如康巴文化、安多文化、白马文化、古建筑文化等。在进行保护的过程中，加强了代表性文化传承人的建立工作，与其它保护力量协同作用，使得这些文化在四川得到完整的保护。

三、完善保护支撑体系

有效的保护工作必须建立在完善的支撑体系上。具体应当从以下几个层面体现：

1.利用“国际非遗节”的作用。国际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节是联合国批准的大型国际文化节会，对于推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具有重要的作用。在各种活动的作用下，不仅能拉动名中遗产文化的消费，为后期的保护工作提供充足的经费支持，更能提升群众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意识。

2.建立特色文化保护区。这主要针对部分少数名族文化而言，通过这一方式能保证名族文化具有更高的传承性。例如羌族文化保护实验区，在各个民俗博物馆的作用下，羌族文化得到了有效的保护。

3.完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相关法律，并加强制度的执行力。从事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工作人员责任意识程度不高，人民群众为充分认识到自身对于保护工作的重要性，使得破坏非物质文化的现象随处可见，为此更应加大执法的力度。例如，可以将《非物质遗产保护法》落实到保护工作的各个环节中，对破坏非物质遗产文化的行为依法进行惩处，

四、以科学理念进行各项保护工作

1.贯彻“多元一体论”的保护方针

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中，必须保证各项文化的多样性。各地的保护工作，应当紧密围绕当地文化的时空范围进行，避免造成保护内容的遗漏，同时对于部分已经消失的文化，应当根据有关的文献记载以及遗迹，进行科学的修复。另一方面，在保护的过程中，应当秉承平等的原则进行，无论什么非物质遗产文化都是人类宝贵的财富，都必须严格按照保护的流程进行。

2.制定合理的的保护目标

在世界各国非物质遗产文化保护工作逐步加强的情况下，非物质文化对于国家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已逐渐体现出来。为使得我国保护工作更加科学有效的进行，就必须制定合理的阶段性保护目标。例如，在进行面临传承问题的非物质文化保护时（如制造工艺等），首先需要做好现有的成品的保护，然后加强技术的保护，鼓励当地人民进行该项技术文化的学习。

3.完善保护工作的队伍

推动保护工作的发展，除注重外界的保护工作外，还需要从保护机构的内部出发，进一步完善保护队伍的设置，主要包括学术研究队伍、普查申报类队伍、传承学习类队伍、开发利用类队伍等，只有各个队伍充分发挥自身的作用，才能进一步提升保护工作的质量。

五、总结

结合以上分析可以发现，为做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必须从各个层面出发，对非物质文化及遗产进行综合分析，使保护工作更加的科学、有效。

文物保护法篇7

一、“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概念

（一）概念的溯源

“非物质文化遗产”论文联盟的概念，“主要源自日本于1950年颁布的《文化财保护法》中提出的“无形文化财”的概念，首次将‘有形文化财’区分出来”。但1972年的《世界自然和文化遗产公约》保护的文化遗产也只局限于物质类，而未包括“非物质文化遗产”。1997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过了建立“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的决议。此后，在2003年10月教科文组织通过了《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以下简称《公约》），并设立《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自此，“非物质文化遗产”取代了之前的“口头与非物质遗产”。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概念在《公约》第二条得到清楚的规定：“被各群体、团体、有时为个人视为其文化遗产的各种实践、表演、表现形式、知识和技能及其有关的工具、实物、工艺品和文化场所。各个群体和团体随着其所处环境、与自然界的相互关系和历史条件的变化不断使这种代代相传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得到创新，同时使他们自己具有一种认同感和历史感，从而促进了文化多样性和人类的创造力。在本公约中，只考虑符合现有的国际人权文件，各群体、团体和个人之间相互尊重的需要和顺应可持续发展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包括以下方面：（1）口头传说和表述，包括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媒介的语言；（2）表演艺术；（3）社会风俗、礼仪、节庆；（4）有关自然界和宇宙的知识和实践；（5）传统的手工艺技能。虽然“非物质文化遗产”一词容易使人误认为不需以物质为载体，但根据《公约》第三十九条又规定中文文本是有效文本，因此该词一直使用至今。

我国曾使用不同的术语，如民间文学艺术、民间传统文化、传统知识。直到2005年《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申报评定暂行办法》（以下简称《办法》）第二条规定：“非物质文化遗产指各族人民世代相承的、与群众生活密切相关的各种传统文化表现形式（如民俗活动、表演艺术、传统知识和技能，以及与之相关的器具、实物、手工制品等）和文化空间。”包括六大方面：（1）口头传统，包括作为文化载体的语言；（2）传统表演艺术；（3）民俗活动、礼仪、节庆；（4）有关自然界和宇宙的民间传统知识和实践；（5）传统手工艺技能；（6）与上述表现形式相关的文化空间。

比较《公约》和《办法》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以下简称“非遗”）定义的区别，《公约》对定义更加详细。在分类中，《办法》更强调传统性，还特意增加兜底条款“与上述表现形式相关的文化空间”。

（二）与几个概念的区别

“学界在讨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特征时，往往提到地域性、民族性、传统性等”，但这并非一定是“非遗”所固有的，其他类型的遗产也可能具有，如泰山。”“作为自然和文化遗产，位于黄河流域，五岳之东，一直作为中国古时的帝王敬天的场所，同时具有地域性和民族性。”

与“世界文化遗产”的区别。非物质性是“非遗”与“世界文化遗产”的根本区别。《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第1条规定：“文化遗产包括：文物：从历史、艺术或科学角度看具有突出的普遍价值的建筑物、碑雕和碑画、具有考古性质成份或结构、铭文、窟洞以及联合体；建筑群：从历史、艺术或科学角度看，在建筑式样、分布均匀或与环境景色结合方面，具有突出的普遍价值的单立或连接的建筑群；遗址：从历史、审美、人种学或人类学角度看具有突出的普遍价值的人类工程或自然与人联合工程以及考古地址等地方。”另外，在保护方法上，两者也有重大的区别，“世界文化遗产”主要运用物理、环境的方法；而“非遗”则主要通过遗产拥有者传承的方法。“如入选‘非遗’《格萨尔》史诗是靠后人的口口相传。”

与“传统知识”的区别。出于保护角度的区别，“非遗”是从民俗传统保护的角度出发，而“传统知识”是从知识产权保护的角度出发。wipo对传统知识的定义为：“传统知识……是指基于传统的文学艺术或科学作品；表演；发明；科学发现；设计；标志、名称和符号；未公开信息；以及其他一切来源于工业、科学、文学或艺术领域智力活动，基于传统的革新和创造成果。”并不包括“非遗”的“社会实践、仪式、节庆活动”。

与“民间文艺表达”（又称传统文化表达）的区别。根据wipo和教科文组织制定的《保护民间文艺表达免受违法利用和其他损害示范法》，仅限于艺术遗产，排出了科学知识在外，而“非遗”则包括两者。

二、保护制度

“《公约》自2006年4月20日生效，规定了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制度。教科文组织总干事松浦晃一郎祝贺道，这一新文书为非物质文化遗产提供了恰当的保护手段，从而填补了一个重大的司法空白。”“截至2010年6月10，共有134批准了该公约。”

（一）名录制度

1999年，教科文组织通过了设立“人类口头与非物质遗产代表作名录”（以下简称“口头遗产”）的决议，后自《公约》生效后，“口头遗产”就纳入到“非遗”名录（第三十一条）。至2001年，每两年一次。

根据《执行<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的业务指南》（2010年6月修正）,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的遗产符合以下所有标准：（1）该遗产属于《公约》第2条定义的非物质文化遗产。（2）将该遗产列入名录，有助于确保扩大该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影响，提高对其重要意义的认识，促进对话，从而体现全世界的文化多样性，并有助于见证人类的创造力。（3）制订的保护措施对该遗产可起到保护和宣传作用。（4）在社区、群体，或适当时有关个人尽可能最广泛的参与下，在其自由事先知情同意下，该遗产得以申报。（5）该遗产已按《公约》第11条和第12条的规定，列入申报缔约国境内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清单。至今，教科文组织应经宣布五批代表作，全世界共213个“非遗”入选该名录，中国占其中的共28个。

根据“执行《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的业务指南”（2010年6月修正），列入《急需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遗产符合以下所有标准：（1）该遗产属于《公约》第2条定义的非物质文化遗产。（2）尽管社区、群体，或适当时有关个人和缔约国做出了努力，但该遗产的生存能力仍然受到威胁，因此该遗产急需保护；或者，该遗产面临严重威胁，若不立即保护，将难以为继，因此，该遗产特别急需保护。（3）制订保护措施，使社区、群体，或适当时有关个人能够继续演绎和传承该遗产。（4）在社区、群体，或适当时有关个人尽可能最广泛的参与下，在其自由事先知情同意下，该遗产得以申报。（5）该遗产已按《公约》第11条和第12条的规定，列入申报缔约国境内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清单。（6）在极为紧急的情况下，经与有关缔约国正式协商，根据《公约》第17.3条，将该遗产列入名录。至此，“全球共有16项代表作被纳入《急需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其中包括中国遗产6项。”

转贴于论文联盟

（二）国际合作与援助制

“尽管《公约》没明确像《月球协定》、《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一样，将‘非遗’明确为‘人类共同遗产’”，但还是明确的指出：“保论文联盟护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普遍的意愿和共同关心的事项，……国际社会应当本着互相合作的精神与本公约缔约国一起为保护此类遗产做出贡献。”因此，在第一条总则第1.4条关于本公约的宗旨便指出：“开展国际合作及提供国际援助。”

在第20至24条中，详细规定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国际援助的目的、形式、条件、申请、以及受援助缔约国的任务。国际援助可采取的形式如下：“（1）对保护这种遗产的各方面进行研究；（2）提供专家和专业人员；（3）培训各类所需人员；（4）制订准则性措施或其他措施；（5）基础设施的建立和营运；（6）提供设备和技能；（7）其他财政和技术援助形式，包括在必要时提供低息贷款和捐助”这些援助涵盖了人才、制度、技术、资金等必要的层面。

（三）基金制度

为了实施国际合作和援助，《公约》规定了要建立一项“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基金”（下称“基金”），根据第25.3条，资金的来源包括：（1）缔约国的纳款；（2）教科文组织大会为此所拨的资金；（3）以下各方可能提供的捐款、赠款或遗赠：第一，其他国家;第二，联合国系统各组织的和各署以及其他国家组织；第三，公营或私营和个人；（4）基金的资金所得的利息；（5）为本基金募集的资金和开展活动之所得；（6）委员会制定的基金条例所许可的所有其他资金。

另外，防止基金用于政治目的，第25.6条还进一步规定：“对基金的捐款不得附带任何与本公约所追求之目标不相符的政治、经济或其他条件。”

（四）报告制度

《公约》在第29、30条分别规定了缔约国的报告制度和委员会的报告制度。缔约国应当按照委员会确定的方式和周期向其报告它们为实施本公约而通过的法律、规章条例或采取的其他措施的情况。委员会应在其开展的活动和缔约国报告的基础上，向每届大会提交报告，该报告应提交教科文组织大会。通过报告报告，委员会得以监督缔约国立法行为和行政行为等保护措施，有效地使《公约》得到实施。

文物保护法篇8

【论文关键词】交易安全物权行为理论善意取得制度一、何谓交易安全的保护在商品经济中．商品交换内在地包含着物权变动的过程市场主体通过频繁的物权变动建立经济联系，体现平等关系，实现经济目的。满足生活需求，得到各自在财产上的归属利益或利用利益。在物权变动的过程中，出卖人、买受人和第三人之间客观上不可避免地会出现利益上的冲突，也就是说交易很可能会出现风险。从实践中看。这种交易中的利益冲突很常见：如甲将土地使用权转让给乙，乙又为丙设定抵押权，然后甲与乙的转让合同出现问题，丙的利益如何保护?又如乙将一部电脑卖给丙．但电脑是甲所有．乙没有对电脑的处分权．乙将电脑交付给丙的行为是否有效或者说丙能否取得电脑的所有权．丙的利益能否受到保护．如何保护?出卖人在商品交易中总是希望不丧失其权利归属的利益。要求静的安全．而买受人和第三人则总是希望法律保护其基于交易行为所取得的利益．要求动的安全静的安全以保护所有权人的利益为宗旨．力图维护社会秩序的平和稳定：动的安全则以保护善意的交易者的利益为使命．意在促进财产流通和交易便捷．谋求社会的整体利益。如果法律不保护乙的利益．那么交易存在风险，如果法律保护乙的利益，交易安全得以实现。在市场经济中，交易秩序是否稳定和安全．主要看第三人的交易利益能否得到妥当的保护。交易安全主要是为保护第三人的利益而设计的法律制度，即保护动态的安全。各国法律设立很多制度模式为防止或减少风险，以确保交易安全，如制度、权利人对无权处分行为的追认制度等．但法律对交易安全的保护中物权法的保护是不可替代的。二、古代法律对交易安全的保护当今世界，具有世界性影响的法系有两个：英美法系、大陆法系，均诞生在欧洲，并受两个时期不同社会结构的法律影响，这两个法律是罗马法和日耳曼法研究物权制度中交易安全的保护一定要从这两个社会的法律开始罗马法泛指罗马国家的法律罗马法创立和发展出个人主义所有权制度．并建立起绝对保护个人所有权制度的法律体系罗马法开创了个人本位主义立法之先河在个人主义的观念支配下，罗马社会开始只承认罗马人享有所有权并受法律保护．而其他人，依照其他方式获得物．不被认为拥有完全的所有权，这就是罗马法的“物在呼叫主人”的原则，强调“任何人不得将大于自己的权利让与他人”。因此，在古罗马，基于一个有瑕疵的买卖合同而进行的交易．不管其如何流转，所有权人都可行使物上追及权，要求财产受让人返还财产。这种模式过分注重对所有权人利益的保护，忽视了对第三人利益的保护．即使第三人在交易中毫无过错．也避免不了最后遭受取得了的财产被剥夺、不能实现交易目的的危险所以．该种模式不利于稳定的交易秩序的建立，不利于交易安全的保护。随着日尔曼民族的入侵．西罗马帝国的灭亡．整个欧洲逐渐控制在日耳曼民族之下日耳曼民族逐渐将自己的法律带到整个欧洲，与原有法相融合而形成日耳曼法。日耳曼法反映日耳曼民族特有的生活方式和理念．即集体生活方式和团体本位思想日耳曼法中“所有与占有无明确区别．对于物有事实支配者．因而受保护。”这就是著名的“以手护手”的原则．即前手的交易瑕疵不及于后手．一旦直接占有人将动产让于第三人．即使是无权让与．所有权人也无权对第三人请求返还．而只能向转让人要求赔偿损失这种模式客观上保护了动态交易安全，满足了商品经济发展的需要．但对所有权人过于苛刻，而且其不区分第三人主观上是善意还是恶意．有违交易公正。三、物权行为理论对交易安全的保护物权行为，是指以物权的设立、变更和消灭为目的．与登记交付相结合的法律行为它最早由德国学者萨维尼在其1840年出版的《现代罗马法体系》一书中提出物权行为抽象原则(即无因性原则)与分离原则、形式主义原则一起共同构成了物权行为理论的基本框架抽象原则是指物权变动效力不受原因行为影响．发生物权变动法律效果的法律行为．即便以清偿因债权行为所生债务为目的．其本身也是一种独立的法律行为或者说物权行为独立于作为其基础的债权行为：分离原则是指物权行为与其原因相分离．二者是两个不同的法律事实；形式主义原则又称公示要件主义原则．是指物权契约必须有其外在的表现形式实质上．物权行为是形式与意思的两面一体．换句话说．物权行为是转移物权的意思表示与交付和登记等公示方式的直接融合基于物权行为的抽象原则．标的物的原权利人，仅对让与人行使权利．而不得向自让与人处取得标的物的第三人行使。这样．第三人就受到了保护所以物权行为有良好的保护交易安全的效果．交易安全保护功能成为支撑物权行为理论存在的重要理由之一。物权行为理论自创立以来．在世界各国就引起了较大争论法国、日本民法采用了债权合意主义，否定了物权行为：瑞士、奥地利民法采用了债权形式主义．对物权行为采取了折衷态度：德国民法无疑肯定了物权行为的理论．但在其法学界对此仍争论不休在我国法学界也有不同的声音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物权法研究课题组在《制定中国物权法的基本思路》一文中指出：“物权行为无因性理论及立法的最大缺点．在于严重损害出卖人利益，违背交易活动中的公平正义”课题组的见解代表了法学界大部分学者的意见．该论断也成为否定物权行为抽象原则的重要理由有观点认为，物权行为理论虽然有利于维护买受人和第三人的利益但这种保护是以损害民法的公平和诚信原则为代价的在现代民法普遍建立起善意取得及公示、公信制度后．物权行为交易保护机能已被这些制度所抽空。研究我国以往的民事立法和司法实践．不难看出我国也一定程度地承认物权行为的理论．只是文字表述上有所不同。2007年3月16日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15条规定：“当事人之间订立有关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不动产物权的合同．除法律另有规定或者合同另有约定外．自合同成立时生效：未办理物权登记的，不影响合同效力”该条规定明确区分了物权行为与债权行为。物权法出台之前．我国所有权转移是以有效的债权行为为基础的．债权行为与物权行为相混淆．既妨害了交易便捷，又使得它和社会的现实需求不相适应。物权行为理论正顺应了要求交易便捷的社会需求．客观上确实是有利于保护交易安全根据物权行为理论，一旦物权行为(动产交付或不动产登记)完成．买受人就已获得了标的物所有权，他以第三人为相对人对标的物的再处分就是一种有权处分．这一点．不因为第三人是否知道出卖人与买受人之间的交易存在债权行为方面的瑕疵而改变，因此．第三人是否善意就不是立法者考虑的因素。笔者认为，物权行为理论在保护交易安全功能上起着很重要的作用，物权行为抽象原则导致出卖人的不利被夸大．即使的确存在对出卖人不利的情形．也未见得就有必要避免．因为出卖人的身份角色不是始终不变的但物权行为理论对交易安全的保护有些绝对化．应当适当修正抽象性所导致的不利后果，以实现对民事法律关系的公平调整四、善意取得制度对交易安全的保护善意取得．亦称即时取得，是指动产占有人无权处分其占有动产．但其将该动产转让给第三人．受让人取得该动产时出于善意．则受让人将依法取得该动产的所有权或其他物权。旨在保护交易安全的善意取得制度起源于日尔曼法的“以手护手”原则，以后的《法国民法典》第2279条、第2280条，《德国民法典》第932条、第933条，《日本民法典》第192条等都规定了这一制度。善意取得是基于占有的公信力来维护交易安全的信赖基础。在我国最早承认善意取得是在1965年12月1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检察院及公安部联合下发的《关于没收和处理赃款赃物若干暂行规定》第6条中规定后在1988年最高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第89条进一步明确“在共同共有关系存续期间．部分共有人擅自处分共有财产的．一般认定无效。但第三人善意、有偿取得该项财产的．应当维护第三人的合法权益．对其他共有人的损失．由擅自处分共有财产的人赔偿”这一规定与传统的善意取得有两点明显的区别：一是不仅限于动产范围，对部分不动产也可适用善意取得：二是只限于共有人非法处分共有财产。善意取得要点有三：一是让与人对标的物不享有所有权或没有处分权，但是具有所有权的外观，如因租赁、借用而占有标的物；二是存在一个合法正当交易或买卖．即存在让与人与受让人之间符合法律规则的交易行为；三是受让人不知道让与人没有处分权．但善意的信赖所有权外观受让标的物善意取得制度适用的客体广泛，既包括动产也包括不动产，原因在于现实中不动产的权利登记并非绝对正确．有可能存在权利虚像的情形．同时也是为了维护民法的公平诚信原则善意取得即可以基于债权关系也可以基于物权关系．充分考虑到善意第三人和原所有权人的利益．使两者之间利益的一种平衡安排。尽管善意的举证有些困难．但是对于善意与恶意的区分就体现出相对物权行为理论较优的地位.善意取得制度属于法律对动的交易安全的保护．该制度保护了市场交易中不特定多数市场主体的利益．促进了财产的流通和交易的便捷，实现了社会的整体效益

文物保护法篇9

一、知名人物商品化权的概念

所谓知名人物商品化权是一个范围很广的概念，它是指将能够产生商业信誉的知名人物的姓名、肖像、声音、动作等人格形象因素进行商业性使用的无形财产权。换言之，知名人物的商品化权就是其通过商业使用而取得经济利益的可能性。

知名人物商品化权具有以下特征：(一)权利的主体可以是知名人物本人、其创造者或者被许可使用的人。体育明星对其姓名或者肖像享有商品化权，迪斯尼公司对其虚构的人物享有商品化权。㈡权利的客体为知名人物的形象，即它以可确定知名人物身份的各类人格特征为权利的对象。知名人物的形象可以是真实的人物，如影视、体育明星的姓名、肖像或者其他特征；还可以是其他虚构的人物，如卡通人物米老鼠、蓝猫等。例如，在鲁迅后人与“鲁迅美术学院”案件中，鲁迅的肖像、姓名就是其商品化权的权利对象，受法律保护，任何人不得擅自进行商业使用。当然，知名人物不仅仅局限于“人物”的意义上，还包括其他一些事物或者活动的知名称谓。因此，更准确地说，知名人物商品化权就是知名形象商品化权。而且，作为保护对象的知名人物形象的范围本身有极大的弹性，并有扩大的趋势。㈢为商业目的使用。这里的“商业目的”是狭义的，是指广告或者促销商品，而不仅是在商业中使用或者追求利润。权利人对知名人物的特征主张商品化权，也常常是因为这些特征被他人用作商业目的。正如美国不正当竞争法第三次重述权威性地指出，知名权（即商品化权）通常并不包括在新闻报道、评论、娱乐、虚构或者非虚构作品中使用他人的特征，或者偶然在广告中使用该特征。(四)知名人物商品化权的财产性。知名人物的肖像、姓名等特征，通过商品化可以转化为财产或者获得经济报酬，给知名人物的创造者、拥有人及其授权使用人带来经济利益。知名人物的形象之所以能够产生经济价值，主要是以下原因：⑴它可以吸引消费者对特定商品的注意。知名人物的姓名或者肖像等特征甚至可以作为区别商品的标识或者品牌，如李宁牌运动服以著名运动员李宁的名字作为商标，就很好地与其他品牌的运动服区别开来。知名人物的姓名或者肖像等也可以作为特定商品的装饰，增强其吸引力和显著性。⑵知名人物的姓名和图像也具有担保作用，能够刺激购买。将知名人物使用在商品上，能够引起消费者的强烈反响，也就是所谓的“名人效应”。⑶知名人物对特定商品的认可，可以使消费者有机会与公共人物联系在一起，无论这种联系是多么遥远。至少有许多消费者无意识地看中这种联系。

二、知名人物商品化权保护的意义

商品化权是已发展成为保护知名人物特征的商业利益的权利。总体上说，知名人物商品化权利属于知识产权的范畴，即其本身是知名形象的创造者或者管理者的智力劳动成果，而且可以转化为商业价值，也是一种商业成果。尤其随着现代影像媒体的不断进步，作品越来越容易得到广泛的传播，作品中的主人公形象逐步为人所周知。而将这些角色的形象以至名称用于商品上或者服务上，往往会强烈地唤起消费者的消费欲望，取得商业上的成功。由于作品中的角色，特别是著名的角色，包含有巨大的经济价值，常被他人擅自在商业上使用，所以在法律上应当给予一定的保护。从表象上看，将知名人物注册为商标符合商标的形式性要求，与商标法关于商标的禁止性规定也不相冲突，但从实质看，商标注册人主观上存在借“名人效应”提高产品知名度的故意，客观上也实施了该行为，属典型的“搭便车”行为。这不仅不符合法律公平合理、诚实信用的原则，也有违社会公德。试想，将某知名人物的名字进行商标注册后，社会公众第一反应很可能是认为，此产品与该知名人物具有某种特定联系或者取得了权利人相应的授权。出于对该知名人物的认可，公众可能倾向于接受该商标的商品。因而，注册人的注册行为事实上无偿占用了他人的劳动成果，对产品来源和公众认识也是一种误导。同意该商标的注册申请，不仅侵害了知名人物的在先权利，也容易混淆商品来源，不利于稳定经济秩序和倡导良好社会风气。

三、我国的法律保护

正是由于知名人物的商品化权具有如此重要的价值，运用法律保护知名人物的商品化权也就显得格外重要。从外国的立法和实践经验来看，知名人物商品化权的保护途径是多种多样的。最基本的途径就是反不正当竞争法、商标法、版权法以及其他法律保护途径。在这里仅从商标法的角度谈一下对商品化权的保护问题。商标法可以对知名人物商品化权进行有效的保护，知名人物的姓名、肖像、绰号或者照片等都可以注册为商标，按照商标法保护。如果他人擅自将知名人物的特征注册为商标，权利人可以以侵犯知名人物的商品化权而主张在先权利。例如，英国1994年商标法的一个重大修改是不要求注册人必须使用商标，为方便转让而注册商标是允许的。该规定可以适用于知名人物的商品化权利的保护。知名人物可以在许多商品或者服务上注册商标，然后许可他人使用。而且，商标法改革白皮书在建议撤销原来的注册人必须是使用人的规定时，就承认商标许可在叙述发展的知名人物商品化活动中就有重要作用。

我国商标法相应也做出了一些规定。《商标法》第八条：“任何能够将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商品与他人的商品区别开来的可视性标志，包括文字、图形、字母、数字、三维标志和颜色组合，以及上述要素的组合，均可以作商标申请注册”。第九条：“申请注册的商标，应当有显著特征，便于识别，并不得与他人在先取得的合法权利相冲突。”同时根据我国商标法的有关规定，商标注册实行“申请在先”兼“使用在先”原则。对于符合规定的予以初步审定并公告。在三个月公告期内没有任何人提出异议，期满予以核准注册。第四十一条：“已经注册的商标，违反本法第十三条、第十五条、第十六条、第三十一条等规定的，自商标注册之日起5年内，商标所有人或者权利人可以请求商标评审委员会裁定撤销该注册商标。”

四、几个值得注意的问题

1.“商业利用”的范围。由于商品化权只适用于对他人姓名、肖像或者形象的商业利用，特定的使用是否构成商业使用呢？在广告中的使用通常构成商业使用，在新闻报道、传记或者电影中的使用通常并不构成商业使用。但是，在商业使用与非商业使用之间存在着一个灰色区域，认定起来非常困难。一般来说，一些叙述性使用和指示性使用虽然被视为商业使用，但不构成侵犯商品化权。例如，美国一家报纸将其报道的体育新闻复制成宣传画（上面有体育明星的巨幅照片），并将其单独出售给公众。但是，法院认为该宣传画描述了一个“有新闻价值”的事件，以及报纸有权通过复制其发表的作品进行自我广告，这种使用受美国宪法保护。

2.知名人物的“形象”的范围。这涉及到商品化权的保护对象，也就是有标识意义的“资产”。最初，商品化权限于知名人物的“姓名”或者“肖像”的使用，后来随着时代的发展，将其扩展到识别知名人物的所有特征，包括姓名、绰号、面孔、画像、声音、（戏剧小说中的）人物角色以及其他特征。知名人物的特征对于促销商品是有价值的，知名人物具有防止他人擅自作商业使用的利益。美国“知名权”方面的权威学者J.ThomasMcCarthy教授就指出，认定侵犯知名权的标准是原告能够在广告中被“识别出来”。例如，某著名主持人的开场白为社会公众所熟知，但如果有人未经授权使用在广告中，就有可能侵犯了权利人的商品化权。

3.知名人物知名的“标准”，也就是要求“众所周知”，这是必要条件。因为，如不知名，他人就利用不了它的竞争优势，即是被使用了也不影响竞争秩序和损害消费者利益，从而不具有知识产权法保护的意义。只能根据民法的一般条款，从保护公民的姓名权或者肖像权的角度来处理。而且，如果不要求知名度，就可能导致商品化权的滥用或者不当保护。根据《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知名”是指“著名”和“有名”，即知名需要达到一定的标准，要在一定的范围内才称得上具有“知名度”，这类似于知名商标的评定。商家利用知名人物的商品化权也是想通过知名人物的声誉，吸引消费者，提高企业的知名度从而获取商业利益。设想使用普通人张三或者李四的名字去申请注册商标，就有可能达不到它所期望的效果。因此对于知名人物的认定，既不能过于简单，也不能过于复杂，而要根据个案来处理。

注释：

①朱妙春著：《商标及专利纠纷案纪实》，知识产权出版社2003年版，第51页。

②孔祥俊著：《反不正当竞争法新论》，人民法院出版社2001年版，第506页。

文物保护法篇10

一、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立法的背景

(一)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国际背景

2003年10月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第32届大会上通过了《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的颁布对于全球范围内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意义重大。随后越来越多的国家加入本公约，并依照公约的有关规定进行申报等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此外，日木、韩国等也纷纷出台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有关立法，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立法保护上给我们提供了很多可资借鉴的经验。

(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国内背景

第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九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颁布之后有关省份也相继制定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法律规范。此外，大量的民间保护组织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方面也发挥着重大作用。

(三)完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立法的必要性

不论从文化价值方面，还是从经济利益方面，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都是刻不容缓的大事。立法保护是本源，只有通过立法，才能从各个层面对宝贵的文化遗产给以切实保护。立法保护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最重要方式之一。首先，法律本身具有强制性，可以有效地推动相关措施的执行。其次，法律影响较为广泛，能够促使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观念深入人心。再次，我国尚有大量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需要执行，亟需一种高效的措施。

然而目前，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在立法层面仍然存在较大不足。

二、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立法存在的问题

(一)立法保护尚不健全，配套制度不完善

从国家层面来春《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虽然发挥重要作用，但其相关的配套法律文件很少:一些省级行政区仍未出台专门法律文件。目前的立法成果多是近几年产生的，并且很多是针对某一方面问题制定的规范性文件。

我们不仅要直接处理对各类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有效保护的问题，也间接地在处理我们公共文化服务的制度设计问题。仅有法律规定是不够的，还需要以法律为基石来构建全面的保护制度。

(二)立法技术不高，内容比较滞后，实用性较差

1.规划与保护的问题。现有的法律规定存在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规划编制不健全，保护措施不具体详细，规划与保护主管单位不明确等问题。

2.传承上的问题。现有法律规定存在传承人与传承单位申请或推荐方式不具体，权利义务不确切，保障与支持工作不健全等问题。

3.管理与利用的问题。现有的法律规定在内容上存在管理主体不明确，管理措施不健全，非物质文化遗产所有权不确定等问题。

4.保障措施方面存在不足。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在规定上存在主管单位职责不明、工作安排不切实，资金来源不明确、不规范等问题。

5.法律责任规定不明确。

(三)不能兼顾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知识产权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