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字的历史十篇

汉字的历史篇1

关键词： 日语汉字 汉语 日语 汉字历史

一、古代日语平假名和片假名及汉字音读和训读的产生

汉字开始在日本使用时，用汉字写的文章就是汉文。理解汉文的内容，同时又可从中找到适合日语标记的形式，是当时日本人的迫切要求。但最初汉字并不和日语结合，还是一种外语，它的音不同于日语中的发音。这时，即使借用汉字记录事物，也不可能表达日语本身。大化改新以后，日本不论在政治上，还是文化上都以中国为范本进行了模仿。这个时代也是中国文化模仿直译时期。可以说汉语基本上保持了原本的意义用法。因此，新借入日语的汉语和和语并不相容，各自并行。汉字只有行政官员、学者、僧侣等有教养的人才会使用，并非一般百姓使用的文字。而且主要是男性用语，不是女性的日常语言。

使汉字记录日语成为可能，主要有以下两种契机：一种是舍弃汉字本身所具备的意义，只借用它的音来记录日语的音；另一种是固定与汉字意义相对应的日语训读的成立。前者首先开始用于记录固有名词，但是这种表音的方法不久就扩展开来，发展为日语中一种独立的标记形式，确立了独自的用字体系，从而和中国汉字相脱离。在字形上虽还是汉字，但事实上它的用法只限于表音的真假名的成立，所谓“真假名”指的是万叶假名使用汉字，一字一字地表音。

另外，在日本人教授汉文时，开始虽是用汉语读，用汉语写，但要翻译成日语进行解释。例如：

（汉文）学 而 时 习 之

（日译）まなびて ときに これをならふ

就像这样在不断的汉日对译中，与汉字相对应的日语训读逐渐固定下来，这使直接用日语读汉字成为可能。同时以训读为契机用于表音的借训假名的用法和直接表日语的正训的方法开始普及。

就像这样都是借用汉字的形体，一种具有表意功能，一种具备表音功能。在这两种形式并行的文章中，为了便于阅读，必须有视觉上的差异。但上述分类之间确有难以明确界定的地方，而且只用这种平面的方法是不可能完全弄清隐藏在标记后的复杂原理和主观意图的。

为了使表意汉字和表音汉字在视觉上相区别，除了像诏书体那样，根据文字的大小来区分以外，也就只有改变字体了。于是就出现了草体化和省略两种方法。所谓草体化就是把真假名的草体尽量简化为简单字形的方法，所谓省略就是截取真假名的一部分（如：偏旁部首）来代表整体。用这种方法创造出了假名，假名也是将汉字的一部分或极简草体化而创造的表音文字。

奈良时代以来，佛教极为盛行，那时的僧人和知识分子读汉文使用多种符号，以便于在行间注音，栏外释义；并考虑到汉字的简化。片假名就是由这类符号和简化汉字而渐变过来的。片假名大部分是通过省略，只有两、三个是通过草体化和省略并用创造出来的。

二、中世汉字使用的通俗化

从公元11世纪末（院政时期开始）到公元17世纪初（江户幕府）大约五百年间，日语有了很大发展。特别是从院政期到南北朝动乱期大约三百年间，是从古代日语向近代日语过渡的时代，是极为重要的时期。中世以来，随着识字阶层的扩大，汉字的用途日益呈现通俗化。汉字的通俗化体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汉字的字体，另一个是汉字的用法。这种倾向在室町后期更为明显，当时《下学集》、《节用集》、《倭玉集》等通俗实用的词典相继完成，并被广泛使用。此外，还可以看到社会通用的汉字标记，即在汉语用法方面，形成了一种所谓的“当字（借用字）”。例如：上ど（土）、天下（殿下）、上ホン王（王）、三化（悔）、浅猿（浅マシ）（上面诸词后面括号里的是正字）。不但字音语（汉语词）用汉字，就连和语词也用独特的汉字进行标记，日语称为“充”、“宛”。如：

糸（いと）星（ほし）久（く）、糸（いと）惜（をしく）、白（しれ）物（もの）、指事（させることなし）《御地堂关百记》

中世以后，借用字已广泛运用在汉字片假名混写文和书信中。汉语词比起和语词有词型短小、语言明确、表达精练的特点，所以日本人在用汉字标记日本固有词汇时，一部分向字音语转化，形成新的汉语形式。如：

をこ＝尾（び）（ろう）?摇?摇ひのこと＝家（くわ）事（じ）?摇?摇はらをたつ＝立（りっ）腹（ぷく）ではる＝出（しゅっ）（ちゃう）?摇?摇かへりごと＝返（へん）事（じ）?摇?摇造作なし＝（む）造（ざう）作

这个时代日语在音韵方面的主要特征还有拨音、促音、连浊、连声的出现。这些变化多少都与唐音有直接或间接的关系。在形态学方面最突出的就是二段活用一段化。这说明文语正在向口语转变。南北朝统一后，室町幕府在京都设立幕府后，日本社会身份制度日益巩固，语言自然要与身份相符，自古传下来的身份制度形成了日语在身份方面的区别。

三、近世日语汉字的独立

作为一种实用语言在中世渗透到日本国语中去的汉语进入近世后作为一般百姓用语更为普及。这时，开始形成了日本的“国语”，这是人民大众常用的语言。以18世纪中期为界限，前期是以京都大阪为中心的“上方语”时期，后期是以江户为中心的“江户语”时期。京都是自平安朝以来日本人建都的地方，也是长期以来标准日语的中心。但到了明治维新前约150年，江户语逐渐兴起，成为日本的共通语。这时汉语不仅可通过文字进行学习，还可在日常对话中记忆。因此，逐渐搞不清汉语原本是用什么汉字书写的。汉语用假名标记的越来越多，汉语的语源也变得越来越模糊。随着汉语的口语化，词形和词义也发生了变化。用和原本汉语不同的汉字标记的词也日益增多。特别是在江户时代的读本里，使用近世中国难懂的汉字来标记日本固有词汇的例子显著增加。连一般只用假名标记的助词、副词、动词等也开始使用汉字标记了。如：

丈（だけ）、（ばかり）、迄（まで）、矢り（やはり）、殆（ほとん）ど、仕舞（しま）ふ、少（しば）（らく）、周（まわり）、吃（びっくり）、罪（あやま）る

四、近代用片假名表示的外来语的出现

德川幕府末期开港以后，西洋文化传入日本，外语译著不断涌现，还出版了英日词典等。介绍外国文化、从事外语翻译的知识分子作为修养钻研汉学，汉文依旧占权威地位，使用大量汉语的汉文直译体很盛行。但想要限制、废除汉语，把文章翻译得更为通俗易懂的学者却试图使用日语固有词汇和俗语。福泽谕吉最早提出限制汉字论，他在《西洋旅行指南》中把“会社”译成“合”，把“保”译成“合”。但是像这种源于俗语的译语并未获得认可，翻译时主要还是依赖表现简洁严密的汉语。但到后来不依照汉字出典，只按照字面意思翻译了，于是造出了许多生硬的汉语词，并用汉字来标记外来语。如：“洋卓（テブル）、道（レル）、天（ビロド）”等。但随着西洋学问逐渐代替汉字、汉语，再加上汉字字体复杂，同音异义语的不断增加，日本开始废弃汉字，直接借用外语的发音来标记外来语了。

五、现代日本政府的汉字改革

1945年8月15日，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日本社会的价值观发生了改变，旧的事物被否定，人们开始追求新鲜事物。就在这种风潮中，于当年11月27日召开了战后第一次国语审议会。这次咨询是以《标准汉字表》再讨论的形式进行的，《当用汉字表》和《现代假名的用法》成为现代日语标记的出发点。1946年11月16日语内阁公布的《当用汉字表》，由1850个汉字组成，并把这些汉字称为表内字。

纵观二战后日本政府实施的一系列国语政策，基本上是以更容易地推行义务教育和提高一般语言生活的效率为目标的。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日本政府主要采取了以下三个手段：

1.使用假名限制汉字。2.使用片假名代替汉字的范围。3.使用汉字假名混合词代替纯汉字词。

六、结语

在古代，中国的汉字传入到日本后，刚开始与日本的和语并不相容，各行其道，汉语只是外语。不久，把汉字作为日语的表音符号即真假名的诞生，以及后来假名的正式形成和被广泛使用。而在日语翻译汉语的过程中汉字的训读产生，这使日语直接利用汉字表意成为可能。最终日语利用汉字达到了表音和表意的双重功能。在中世，汉字应用不断普及与发展，汉字使用通俗化，音韵方面的主要特征还有拨音、促音、连浊、连声的出现。到了近世，日语中的汉字的发展偏向独立化，有了很多日语本身的特点。近代，作为汉字的补充，用片假名表示的日语外来语出现。现代，随着西方经济和文化的盛行，日本民众对汉字的使用有着不同的看法，有人甚至提出废除汉字的主张，政府在这样的背景下也推行了一系列的汉字改革。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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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字的历史篇2

东汉末年，我们已有《说文解字》这样的辉煌巨著，直至今日亦研究汉字时，仍把它作为必备的参考书而置于案头，但它其实只是—部离析性考释的著作。在清朝末年，深埋在地下几千年的殷王朝历史档案——甲骨文重返人间，文字学家把这种材料与历代出土的金文材料、传世的古代文献相结合探讨汉字问题，取得了突破性进展。但是，这些成果大都是属于文字事实研究方而的，在汉字理论建树方面，远不及文字事实的研究那样景气。

用今天的眼光来看，汉字学，特别是近百年来的汉字学在理论建设方面虽然取得了—定的成绩，但也存在着一些问题，主要的有以下两点：

一、无法摆脱欧洲中心主义的偏见

清末以前，传统文字学（即小学）只是经学的奴婢。人们殚精竭智研修小学，主要是为了通经。清朝末年，受西方学术思潮的影响，中国的文字学家们致力于建立—门独立的汉字学，企盼把小学从经学中解放出来。

当时及后来，泛滥于思想界的，是西方文化中心主义。人们大都认为，现代化是单元的，现代化即等于西方化。在这种思想背景下诞生和发展起来的中国现代文字学，必然带上欧洲中心主义的深深的胎记。

与古代文字学家不同，清末以来的文字学家接触了西方文化，大体弄清了西方文字的面貌及其历史。wWW.133229.coM既然现代化等于西方化，既然西方文字和它的历史呈现出特定的样态，那么，中国的文字学家们在探讨汉字的理论问题时，就会自然而然地向西方文字“认同”。

（1）汉字的“形”不能单独直接表达概念

西方拚音文字不是以形表义的，而仅仅是表音的，它是一种纯粹的记录语言的符号，它对语言有极强的依赖性。既然如此，汉字也应是这样。于是中国的文字学家们在自己的著作中写道：汉字“不能单独直接表达概念。”（梁东汉《汉字的结构及其流变》3页）这样的主张不是个别的，而是有一定的代表性的。有的文字学家断然说，文字可以直接表达概念的主张，是彻头彻尾反马克思主义的。

为什么这样说呢?原来马克思说过这样的话：“语言是思想的直接现实”。斯大林又进一步指出：“没有语言材料，没有语言的‘自然基础’的赤裸裸的思想是不存在的。”一般的文字学家认为，斯大林所说的思想的自然基础，仅仅是指有声语言。这样，认为汉字可以直接表达概念，那就是离经叛道的。

可是，近年来，通过对聋哑人和失语症患者的研究，人们认识到，语义同物质手段的联系是多维的。这样的物质手段，可以是声音形式，也可以是文字、手语形式。现代心理学的实验也证明，认读方块汉字可以直接从图象获取意义信息，不像认读拚音文字那样，必须通过语音的分析才能了解意义。

正因如此，我们相信著名语言学家帕默尔的这句话：

“（汉字的）视觉符号直接表示概念，而不是通过口头词再去表示概念”。

（2）汉字发展的总趋势是简化

西方文字大体经历了图画文字（古代埃及文字）、表词文字（古代埃及文字）、音节文字（古希腊文字）和音素文字（古布腊文字，拉丁文字：希腊音素文字起源于腓尼基文字，而腓尼基文字是在古代埃及和克里特·迈锡尼文字影响下形成的；拉丁文字又源于希腊文字）这么几个发展阶段。就书写单位来说，西方文字的发展趋势是绝对的简化。

在此启发下，又兼看到了汉字中的一些简化现象，于是文字学家们立即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古今汉字发展的总趋势是日益简化。

但是，汉字的事实似非如此。汉字形体演变过程中的繁化现象是大量存在的。比如在殷商时代，“祖父”的“祖”只写作“且”，语气词“唯”只写作“佳”，“考妣”的“妣”只写作“匕”或“比”。这类现象决不是罕见的，对此我们不能视而不见。

与西方文字书写单元的一味简化不同，汉字书写单元的演变走的是一条自己的路，它是既简又繁。吕叔湘说：“讲到字形的演变，可以说是既有简化，又有繁化。简化指减少笔画，为的是写起来方便。繁化指增加偏旁，为的是区别字义”。（《语文近著》145页）这样的看法是比较符合汉字发展的特定状况的。

汉字为什么会取这样的发展道路呢?原因是很复杂的，其中重要的一点则是中国文化宏观背景的影响。中国文化有一种基本的特征，即是调和持中，它制约着我们汉族人处理问题时的方式。比如，古人在处理政治问题时，既不一味的“宽”，也不一味的“猛”而是讲究“中和”，要“宽以济猛，猛以济宽”，古人认为，这样才能处理好政事。又如在为人上，古人认为既不能太“质”，否则就过于“野”，也不能太“文”，不然就过于“史”，要取其中，即“文质彬彬”，这样才能称得上是一个君子。再如在处理“中学”和“西学”这对矛盾时，人们大都主张“中学”为“主”为“体”，而“西学”为“辅”为“用”，这也是取中庸之道。总之，古人在处理矛盾时，不好走极端，而常以互相让步、调和折衷的办法解决。这样的中庸文化精神，也制约着人们对汉字发展过程中出现的矛盾的处理方式。汉字是要人书写的，写出来后又是让人看的，书写的人要求汉字形体简单，而看的人又要求汉字“视而可识”。这两项要求就构成一对矛盾。面对这个矛盾，古人是取中庸之道的，即走简明化的道路。既考虑书写人的要求，努力减少笔画便于人们书写；也照顾阅读人的利益，适当繁化，以区别字的意义。

（3）汉字日益向表音的道路上迈进

西方文字的发展历程是，由表示意义到表示音节，再由表示音节到表示音素。既然如此，中国的汉字也应当是日益走向表音。

为什么说汉字的发展具有音化的趋势呢?文字学家们认为，这主要表现在下述两个方面，一是假借字的产生和大量使用，，二是标音的形声字的出现。

这种看法似是而非。如果汉字也同西方文字一样，是在一步步地向表音的方向迈进，那么在汉字中，传统所谓“假借字”应该是越来越多，而且相同的音节应该逐步用同一个“假借字”来书写。这样才能逐步由表意文字过渡到音节文字，最终变成拚音文字。

但是，汉字的历史发展状况却与此大相径庭。假借字在较早的时期就已经出现并比较广泛地被使用着，但是，在后来的历史发展中，这些假借字多半被加上了义符。比如“溧冽”的“溧”本来写作“栗”（栗树的栗），“忧感”的“感”本来写作“戚”（斧头类兵器），“云谓”的“谓”本来写作“胃”（肠胃的胃），“碡瑁”两字本来写作“毒冒”。有些假借字虽然没有加上意符，但是，由于它频繁地被使用，它的特定形体作用于人的视觉神经，使人产生了条件反射，在人们的头脑中已实现了字形和字义的直接联系。比如，连词“而”、“则”，代词“其”、“此”等等，人们视其形即知其义。

汉字在其发展中，逐渐取得绝对优势的不是假借字，而是“溧”、“感”、“谓”一类的形声字。形声字为什么会有这样强大的生命力呢?有的文字学家解释说：“这是由于它具有标注语音的优越性”。（梁东汉《文字》20页）这样的解释难以令人信服。若论标注语音，那么形声字不及假借字，因为后者是纯粹表示语音的。既然具有标注语音优越性的汉字会在汉字的发展中占有优势，那么在汉字占绝对多数的应该是假借字，而不是形声字。其实，形声字是在象形符号的基础上产生的，它的音化是为意化服务的。它的声符往往不是真正表音，而只是大概地譬况一下，而且还常常兼表意义。一句话，形声字基本上也是以形表义的。

总之，汉字的发展趋势，并不是象有些文字学家所想象的那样，是一步步地走向音化，而是始终在“意化”。

（4）汉字要走世界共同的拼音方向

五四时期的多数专家学者，都毫不怀疑地接受了西方文化中心主义。他们相信，要实现现代化，就要走西方的道路。既然如此，汉字未来的出路就在于拉了化，即以字母表示语言中最小的单位——音素。这一点，成了当时许多学人的共识。后来，文字学家们又得出了汉字的发展呈简化和音化的趋势，这样，人们就更加相信，未来的汉字一定会是一种西方式的拼音文字。建国以后，党和政府把汉字的根本改革作为—项政策来加以推行。毛泽东主席在1951年指出：“文字必须改革，要走世界文字共同的拼音方向。”这是五四时期汉字拉丁化思想的历史延续。经这位伟大人物的提倡，汉字改革、走拼音化的道路成了不容置疑的语言文字工作上的指导思想。毛主席还具体地指出了汉字拼音化的具体实施步骤。主张要分两步走，一是做好必要的准备工作，二是加以根本性的改革。周恩来总理根据毛泽东文字改革的思思，提出了当时文字改革的三项任务。—是简化汉字，二是推广普通话，三是制订和推行汉语拼音方案。这样文字改革的各项基础工作就在全国范围内轰轰烈烈地展开了。然而，汉字拼音化运动至今快一个世纪了，它的成就却不大。这是为什么?

另一个引起人们反思的原因，则是近年来人们对现代化这一概念认识的变化。在20世纪70年代以前，人们，特别是欧美学者认为现代化的潮流是单元的，它从西欧崛起后，将要涵盖天下，波及世界各地，任何—种文化，都要经过现代化——即西方化的洗礼。但是，70年代以后。世界发生了新的变化，一些异于西方的现代工业文明出现了。如以日本、南朝鲜、台湾、香港、新加坡为代表的新工业文明——即东亚工业文明即是其中之—。这些东亚同家和地区所走的道路，与西方的道路有所不同，其工业化的模式也有别于西方，但是，他们却取得了很大成就，实现了现代化。而对这样的事实，人们开始对现代化单元发展模式产生怀疑，开始认识到，通往现代化的道路并不只是西方的一条，实现工业化的模式也不只是西方一种，现代化是多元的，而不是单元的。这样，就从根本上动摇了欧洲中心主义的观念。一些思想家开始进行一次有重大意义的工作，即设法突破19世纪以来欧洲中心主义所提出的现代化模式。他们没法从三个方向进行突破，—是回到传统中去，二是想办法了解非西方的重大文化传统，再一个就是了解初民的文化传统、初民的价值取向。在此基础上，寻根热潮在世界范围内蔚为壮观。

在这种思潮影响下：人们开始重新评价汉字，再思考汉字的未来。

清末以来，人们人都认为汉字“是当今普天之下之字之至难者”，而拉丁文则很容易，它“基于切音为字，则字母与切法习完，凡字无师能自读。基于字话一律，则读于口即达于心；又基于字画简易，则易于习认，亦即易于提笔”。（卢戆章《一目了然初阶》）既然如此，汉字与拉丁文：字的优劣自不待言，汉字走拉丁化的道路也势在必行。

可是，今天人们却认识到，汉字虽然有—些缺点，但也并不是一无是处。记忆汉字虽然不象记忆西方文字宁母那样容易，却没有记忆词的书写形式的辛劳。而且汉字还有其它一些优点，如汉字适应汉语的特点；它以形表意，阅读速度快；它是一种平面字，储存的信息多，给人的敏感优于线形字；它简洁明确，有超时间和地域的功能等等。正因汉字有种种长处，所以行人说汉字是“智慧的结晶，文明的奇迹”，甚至还有人说：“汉字是中国的第五大发明”。

汉字既然适合汉语的许多特点，并有一些不容忽视的长处，所以，人们认为汉字的未来不见得是拉丁化，对汉字进行的改革，不应是废弃式的改革，而应是继承式的改革，即把它不好的地方取消，采取优胜的地方。

二、难以克服传统文字学理论的缺欠

我国传统的文中理论，有所谓“六书”，即象形、指事、会意、形声、转注、假借。这个理论产生于汉代，经东汉末年许慎的阐发而影响于后世。它本身有许多缺欠，主要有下述三点：一是把造字方法与用字方法混为一谈，更不会阐述这两者区分的原则，二是没有分清汉字的静态结构类型和动态的创造方法这两个概念，三是对造字方法、用字方法以及结构类型缺乏科学、完整的认识。

许慎所具体阐发的六书理论，虽然存在着种种缺欠，但是在清代以前，它却没有受到应有的挑战。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一是许慎以来没有发现多少新材料，在宋代虽有不少金文材料出土，但却没有用于汉字学的研究；二是许慎所撰写的《说文》，属于我国小学的经典著作，而小学与经学的地位几乎同样崇高，一般人不得妄加非议；二是我同学术研究的传统缺乏创新意识，人们崇媚古人，古人的学说被奉为金科玉律，不敢越雷池一步。因此之故，人们对六书学说不发生怀疑，研究汉字学只是在六书的系统里、圈子内，画地为牢。许慎以来，文字学的著作虽然可以汗牛充栋，但是，真正具有开创意义的成果却没有。一直到清代，有些文字学家才发现，六书理论存在着一个大问题，即把造字方法和用字方法混为一谈了。

汉人把六书都看成是造字的根本大法。其实，在这六书里，假借、转注两法与前四种方法有明显不同，使用这两种方法以后，在整个汉字体系里，并没有增加新的汉字。把这两种方法也称之为造字之本，显然是名不副实。对《说文》和“六书”有深入研究的清代学者，发现了这个问题，于是他们对“六书”加以区分。清代著名语言学家戴震说：“指事、象形、形声、会意四者，字之体也；转注、假借二者，字之用也”。他用“体”和“用”这两个概念把六书切为两半。清代著名的文字学家王筠则说：“象形、指事、会意、形声四者为经，造字之本也；转注、假借为纬，用字之木也。”（《说文释例》）他则使用“经”和“纬”这两个概念，并明确地指出，前四书是造字之本，后两书是用字之本。

有些文字学家，不愿意相信六书两分的看法，他们宁愿相信汉人。汉代学者明明说六书是“造字之本”，你们清儒为什么说后两书不是呢?

其实，清代学者区分了造字和用字之不同，提出了造字法和用字法这两个概念，是很有理论意义的，是对于中国文字学研究的一大贡献。后人应择善而从，不应迷信汉儒，应该在清人的基础上进一步探讨下述问题：一是造字和用字区分的标准是什么?二是造字法和用字法这两个理论子系统各包含哪些理论要素?

关于造字和用字这两者的区分标准问题，文字学家们并没有把它提出来，更不用说加以讨论了。而这个区分原则，显然是文字学中的一个基本理论问题，对此认识不清，必然影响到汉字理论问题研究的深入。

我们认为，凡符合下列两条者即属于“造字法”。一条是，活动的结果使语言中一个需要记录的语素有了自己的书写形式，二是在整个汉字大家庭中增加了一个新的成员。

定下这个原则，有助于系统全面地探讨文字的创造和使用问题。

关于汉字的创造方法。最早有前面讲过的汉人的六书说。这个说法把用字方法也包括进去了。清人认为，“指事”、“象形”、“会意”、“形声”四者才是文字的创造方法。这四书学说虽然比六门说前进了一大步，但是问题仍然很大。

第—，由于它没有分清动态的“文字创造”和静态的“文字结构”这两个概念，所以把由不同力法创造出来的汉字，归于同一种创造类型之下。例如所谓的“形声字”就是这样，有些形声字，如“氢”、“氧”等等，是直接用两个偏旁组合而成的，是真正的“形声相益”，“氢”、“氧”这两个语素，原来根本就没有书写形式。但许多形声字，则是通过对记录该语素的旧有汉字的改造而产生的。比如原野的“野”的初文作“”，后来加注“予”声，于是“”这一新的形声字就诞生了。由上述两种方法创造出来的汉字，若从静态的结构来分析，都是由意符和音符组成的，古人把这两类字都纳入“形声字”这种造字方法之下的原因即在此。

第二，由于古人缺乏较强的抽象概括能力，所以又把用同一种造字方法创造出来的汉字，分属在不同的造字类型之下。如指事、象形、会意这三书就是这样。这三书都是通过描摹字形（包括事物之具体形状和抽象的形态）来表达语素意义的。例如古文字小的“上”是通过描绘一短横在一长横之上的形体来表达在上的意思，“日”是通过描绘太阳的外部形态来传达日头的意思，“舂”是通过描摹两手举杵舂臼巾之物的形状来表达“舂”这种动作。这都是用同一种方法创造出来的汉字，却被分成二类，正因如此，这三类造字法之间的界线是模糊不清的。比如，“上”、“下”两字，许慎归为“指事”，而郑樵却列入“象形”。又如象两手争夺一物的“争”字，有人认为是“象形”有人认为是“会意”。

第三，有一种文字创造方法还没有被归纳出来。比如“叵”（由“可”字变来的）“少”（由“小”字分化出来的）、“祖”（由“且”字改造而成的）等字是什么方法创造出来的，这个问题四书说没有回答。

四书说的上述缺欠源于汉人的六书学说。四书说既然存在这样的缺欠，那么对它进行改造就是势在必行的了。30年代，精通传统小学和古文字学的唐兰先生，对六书说、四书说展开了批判，还提出了他的关于汉字创造理论的新学说——三书说。这三书说是，—为象形文字，二为象意文字，三为形声文字。唐兰认为，象形文字要具备下列二个条件。首先，一定是独体字，其次，一定是名字（用来记录名词的汉字），最后，一定在本名以外，不含别的意义（“人”是象形字，因为它只有“人”的意思；“大”不是象形字，因为它含有“人”以外的“大”的意思）。除了象形文字，形声文字就都是象意文字。

唐兰的三书说仍然存在四书说的上述三种缺欠。既是诗人又是个著名的古文字学家的陈梦家，在1956年出版了《殷墟卜辞综述》。在这本书里，他提出了新的三书学说，即“象形”、“假借”、“形声”。他认为这是汉字创造的三种基本类型。“象形”是由形得义，“形声”是由形与音得义，“假借”是由音得义。陈梦家的三书说，克服了四书说的第二项缺欠，把“象形”、“指事”、会意”看成一种造字方法。但是，他概括这三书时使用的名称——“象形”则不甚理想。陈氏的三书说，仍没有克服四书学说的第—、二条缺欠，而且又把“假借”当作文字的一种创造方法，这无疑是汉字创造法研究上的退步。

]988年裘锡圭先生出版了《文字学概要》，在这部代表着80年代汉字学研究最高水平的著作里，他采用了陈梦家氏的三书说。但他对“象形”这—名称做了改动，使用了“表意”这个术语。他认为：“这样才能使汉字型所有的表意字在三书说里都有它们的位置”。（《文字学概要》106页）这样，裘先生的三书说是表意、假借、形声。这三书说仍然带有陈梦家三书学说的缺欠。

中国汉字的创造方法到底怎样，这是应该深入探讨的问题。我们认为，在确定了“造字法”和“用字法”区分的原则之后，应该全面、系统、科学地把汉字的创造方法概括出来。

汉字是语素文字，也就是说，—个汉字所记录的大都是一个语素，而且是单音节语素。语素有它的声音，也有它的意义。在最初（主要是从事理逻辑上说的），人们创造汉字时使用的方法，大都是绘形表义法，这种方法是通过描绘形象化的符号来图解语素的意义。比如，要想记录“门”这一语素，就画上两扇门；要想表示“追逐（野兽）”的意思，就画人（用一只脚代替）追逐逃走的猪这样的简要图画。这种造字方法，基本上包括了传统的“象形”、“指事”、“会意”这三书，但比这三者的涵盖面要大。

另一种方法，就是形体分化法。这种方法是为了应付由于语素意义的引伸变化和汉字形体的假借而造成的一字多词的情况而使用的。为了解决一字多词的矛盾，人们便在原字的基础上加以改造，创造出一个新的汉字来。例如，“且”字既作副词用，又表示祖父的“祖”，人们就由“且”通过加偏旁“示”分化出一个“祖”字来，专门表示“且”的后一种意义。又如“取”既有取东西的意思，也有娶妻的意思，人们就由“取”通过加偏旁“女”分化出一个“娶”来，专门表示“取”的后一种意义。再如“气”有云气和乞求两种常见意义，人们就由“气”通过减少笔画分化出一个“乞”字来，专门表示“气”的后一意义。

再一种造字法，是表义拟声法。这种方法是同时取来两个汉字，用其中一个汉字的字义指示所要记录的浯素的意义，用另一个汉字来譬况所要记录的语素的声音，两者合而为一，创造出一个新的汉字来。如“氢”、“氧”、“氮”、“禧”、祐”、“祺”等字都是这样产生的。

总之，文字的创造方法应该是下述三种，即绘形表义法、形体分化法、表义拟声法。

关于汉字的使用方法，过去有“转注”和“假借”两书说。“转注”的含义如何，人们始终搞不明白。这样，就只剩下“假借”一法了。

文字的使用，是指没有（或有）书写形式的语素对已有汉字的借用。

语素对文字的借用，一般只取被借字原来的音，例如象簸箕形的“其”字之所以被语气词“其”借用，是因为簸箕的“箕”和语气词“其”音近。这种借用方法就叫音借法，也就是一般所谓“假借”。

有时语素对文字的借用，只取被借字的形而不管它的音、义。例如，因为“获”的古字“隻”象人手里拿着一只鸟，有“只”的意思，所以就被语素“只”借过来，作为自己的书写形式。这种方法叫作形借法。

语素对文字的借用，有时只取被借字的义而不管它的形和音。例如，表义为十斗的“石”，本来并不读如“担”，但是，由于它和语素“担”意义相同，“石”就被借来书写“担”这个语素，“石”也就改读为“担”。这种方法叫义借法。

汉字的历史篇3

一个古汉字的启示

“弓鱼”字并不常见，是个会意字，也就是说，古人根据一个事件或一些场景造出了这个字，在当时，这无疑是他们熟知的事件。然而，由于时间相隔太久，“弓鱼”字隐藏的信息以及古人为何要造出这个字，已经成为千古之谜。

奇怪的是，翻阅《汉语大字典》《辞海》，都查不到这个“弓鱼”字，“弓鱼”最早出现在陕西弓鱼国遗址出土的青铜鼎、青铜盘上。而历史上，“弓鱼”字并未在其他器物上出现，是个“单纯”的汉字，后人可以不费力气地追查它背后的故事。

我们之所以如此关注这个“弓鱼”字，是因为它背后隐藏着一段鲜为人知的古蜀历史。

三星堆金杖上雕刻着一张弓箭，一条鱼，一只鸟，鱼被弓箭贯穿而入，同样的图案还出现在金沙金带上。金是古代重器，古人将图案刻在金器上，一定意味着战争、盟誓、迁徙等大事。对一个西南民族而言，在文字尚未出现的情况下，族人或许会用一些符号来记录部落的大事，那么，一张弓箭与一个鱼会蕴藏着什么密码？其实，如果用汉字表示，“弓”和“鱼”组成的恰好就是“弓鱼”字。汉字与成都平原史前金杖、金带上的图画联系在了一起，为何古蜀人想表达的内容会在陕西弓鱼国遗址的青铜器上出现？三星堆、金沙遗址与弓鱼国遗址之间，究竟有何关联？

一对奇特的青铜立人

疑问从弓鱼国遗址开始。自上世纪70年代始，考古学家在渭水南北两岸茹家庄、竹园沟、纸坊头陆续发现了一批西周时期的墓葬，这里埋藏着一个早已消失的国度――弓鱼国。历史上的弓鱼国是个短暂却充满传说的国度，其首领弓鱼伯一度受周王朝礼遇，史载周武王还曾将族中女子井姬嫁于弓鱼伯为妻。然而，这个国度又是神秘的，没有人知道弓鱼国人来自何方，更无人知晓它为何散发着如此强烈的古蜀气息。

考古学家试图通过出土文物解密弓鱼国古人的身份，在考古发掘中，一种钵形尖底陶器在弓鱼国遗址中屡有出现，似乎怎么也出土不完，数千年前，弓鱼国人必定对其有着独特的爱好。历史上，钵形尖底陶器是一种地域性极强的陶器，它的出现往往与成都平原上的古蜀人联系在一起。从古人普遍使用的陶器中，往往更容易窥探其爱好与所思所想，一个民族绝不会无缘无故使用其他民族的陶器，除非他们之间有着特殊的联系，甚至是一脉相传。

陶器令陕西弓鱼国遗址与成都平原走在了一起，不过，更大的发现却是在1986年。这一年，三星堆青铜大立人在二号祭祀坑出土，他的双手伸在胸前，似乎握着某件物品，看来正陶醉于一场盛大的祭祀仪式中。考古学家发现，弓鱼国墓地出土的青铜人，双手也是极不成比例地握成一圈。青铜大立人与弓鱼国青铜人似乎拥有着相同的身份。

而令后人费解的是，迄今为止，弓鱼国遗址出土的类似三星堆的青铜立人并不止一个，并且有男女之分。茹家庄一、二墓分别为弓鱼伯与夫人井姬之墓，弓鱼伯墓出土了一个男青铜人，井姬墓中则发现了一个女青铜人。女青铜人头带饰品，双手虽也握成一个夸张的圈，却是左右分开的。如果按照一些学者的观点，青铜大立人是古蜀王化身的话，他的身份极为尊贵，号令的手势应该也是惟一的，那么，在千里之外的弓鱼国，为何会有两个持相同手势的模仿者，甚至还有一个女人？

弓鱼国青铜人并未像青铜大立人一样经历了残暴的焚烧与击打，考古学家打开墓门时，他们正安然端坐在墓室一角，身边为礼乐器环绕。与墓中尊贵的弓鱼伯、井姬相比，著名学者孙华认为，作为巫师的象征，青铜人只是弓鱼伯、井姬的随葬品，他们的任务是为已经死去的王族服务。如果这个推论不假，三星堆青铜大立人应该也只是为蜀王服务的巫师。然而，这个结论无疑是颠覆性的，后人眼中尊贵的青铜大立人，原来只是一个服务者？

一场突如其来的大火

弓鱼国遗址如同三星堆、金沙遗址的影子，不过，并不是所有疑问都能在弓鱼国找到答案：弓鱼国晚在西周，比三星堆古国晚了数百年，它们的关系究竟是什么？弓鱼国青铜人端坐在墓室中，为何青铜大立人却被埋入了祭祀坑？或许，所有的答案，都隐藏在一场意外的大火中。

3000多年前的一个深夜，熟睡的三星堆人在一片火光与剧烈的浓烟中惊醒。他们发现，国家宗庙已为熊熊大火吞没。三星堆人纷纷赶往宗庙，然而，由于大火过于凶猛，他们根本无法接近宗庙，只能眼睁睁地干着急。

高大巍峨的宗庙轰然倒塌，房梁与瓦砾砸在神案上的金器、青铜器、玉器上，昔日悬挂在宗庙之中的纵目面具轰然坠落，青铜大立人或许也难逃劫难，被一根房梁砸成了两半。

当三星堆人再次步入宗庙时，这里已为瓦砾、断壁残垣所掩埋，象征着国家根基的宗庙已化为废墟。祖先流传下来的青铜人、纵目面具、青铜神树都不同程度地遭到了损坏，失去了昔日的神采。宗庙曾经是三星堆古国最为神圣的地方，而现在，尊贵已经属于过去，三星堆人遇到了一个棘手的问题。

历史学家之所以猜测三星堆宗庙毁于一场大火而不是战争，是由于古时两国交战，虽有焚烧宗庙的习惯，宗庙中的宝物却不在毁弃之列，而是作为战利品，运送回国，炫耀胜利。《墨子》记载，两国交战，“攘杀其牲，燔溃其祖庙，劲杀其万民”，焚烧宗庙往往是家常便饭。不过，昔日齐国伐燕，齐宣王“毁其宗庙，迁其重器”，将燕国宝物运回齐国；中山国也参加了伐燕之战，并且用从燕国掠夺的上等铜，铸造了著名的中山王铜方壶。三星堆的青铜器、玉器却被掩藏在两个祭祀坑中，显然，敌人是不会如此好心的。

奉献给神灵的神物已被烧毁，在三星堆人眼中，它们已经完全失灵。古代历史上，不少史前部落对于自己认为不灵验的祭祀品，常常会丢弃，澳斯弟亚人在出猎不获时，就会去责打神像。对于这些失宠的祭祀品，三星堆人已不打算继续使用，他们在马牧河畔挖了两个坑，将这些失灵的神物永远埋入地下。三星堆人显然有着足够的时间来做这项工作，祭祀坑平整规则，坑底堆放着小型青铜器、玉戈、玉璋，中间是大型青铜器，最上面则是60余根象牙，令后人觉察不到一点匆忙的痕迹。当变形的青铜器、玉器、金器被尘土湮没的刹那，三星堆人积聚了几个世纪的财富也在那一刻化为乌有，迁徙的号角由此吹响。

一群分裂的古蜀人

崩塌的宗庙最终也带走了古国的稳定，在大多数三星堆人心目中，这片曾经养育他们的土地在大火过后也变得不祥，不过，他们并不知道要迁徙到何方，三星堆古国内部出现了剧烈的争吵与对峙，庞大的古国在这一刻走向了分裂。

商代晚年的三星堆古国走到了尽头，而在周代，成都的金沙古国与陕西弓鱼国孕育了古蜀文明新的希望。我们不妨可以这样推断：宗庙焚毁之后，三星堆人欲寻找新的乐土，不过，对于迁徙方向，三星堆人并未取得一致，或许，他们一部分向往成都平原，另一部分则执意往北迁徙。两群三星堆人谁也说服不了谁，在一场盛大却凄凉的告别仪式后，分别踏上了征途。孙华认为，他们中的一支，来到成都平原，在金沙重新建立了一个堪与三星堆媲美的国度；而远上陕南的三星堆人则命运多坷，在异国他乡，他们必须重新取得耕地、河流、青铜，甚至是强大的周王朝的信任。在渭水河畔，这群顽强的三星堆人建立了“弓鱼国”。而在后人眼中，“弓鱼国”是一个对三星堆有着无限追忆与缅怀的王国，是一个活在过去的王国。

初来乍到的弓鱼国人一度活跃无比，弓鱼伯成为他们新的领袖。西周年间，弓鱼国迎来了一个风光的政治婚姻，周朝王室重臣井伯(一说为井叔)之女井姬下嫁弓鱼伯。历史上的弓鱼国为了在夹缝中生存，不得不靠婚姻维持它与周王朝以及临近的如矢国等国的关系，然而，婚姻带来的和平终究是短暂的，弓鱼国与邻国之间一度剑拔弩张，一连串的婚姻最终也挡不住弓鱼国走向衰落的脚步。

西周穆王时，矢国逐渐强大，成为关中西部最活跃的诸侯之一，渭水以北的肥沃土地逐渐落入矢国之手，弓鱼国被迫迁往渭水南岸茹家庄一带，依靠渭水天险与矢国周旋。从弓鱼国遗址透露的信息中，后人已不难发现弓鱼人的举步维艰。茹家庄弓鱼伯墓出土的青铜器数量虽多，体形却非常小，制作草率、简陋，呈现出一派衰败的气息；西周中期以后，弓鱼国在渭水南岸的茹家庄、清姜、竹园沟一带的活动踪迹已经模糊不清，此时的弓鱼国已经国破，或者不知迁徙到了何方。

汉字的历史篇4

许慎的《说文》中讲：“，相纠缭也。一曰瓜瓠结起。象形。”“”与“纠”其实为古今字之区别，字的本义都是“纠缠”，如《诗经》中：“纠纠葛屦，可以履霜？”意思是说：用麻绳缠绕制成的鞋子，怎么能穿着它踏冰踩霜？

“纠”字的词义还包括：①结集：纠合。②督察、矫正。如纠察、纠正。

当今还有“纠纷”一词，多指“争执”、“纷扰”。

“乱”字原为会意字。①是金文的字形，上部为“爪（手）”，下部为“又（手）”，中间是（hù，古时的一种绞绳器）上的一团零乱细丝，这个字表示用手整理乱丝。②是战国时楚文的写法，右边增加了“乙”，字义未变。③是小篆的字形。④是楷书繁体字形。⑤是简化字

“乱”字的本义为“治理乱丝”，后引申为“无秩序”。“乱”字的词义还包括：①反叛：战乱。②混杂、混淆。如以假乱真。③迷惑。如“酒乱其神也”。④。⑤治理。如《尚书.顾命》：“其能而乱四方。”

“经”字是原来个象形字。①是金文的字形。上部的三条曲线就是织布的“经线”。同学们在学习地理时就学到，地球仪上南北方向的线为经线，东西方向的线为纬线。②是小篆的字形。右边没变，为了使“经线”的词义更加明确，又在左边增加了表义的“纟”，这样一来，“经”字就变成了左形右声的形声字了。③是楷书繁体字形。④是简化字。

“经”字的本义是指织布的纵线，与“纬”相对。《文心雕龙》中有：“经正而后纬成理定而后舒畅。”意思是：经线与纬线相交才能成，文章的内容定好后，文辞才能顺畅。后来“经纬”引申为南北、东西之义，如：“国中九经九纬。”“经”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被赋予了很多的意思，如记载一定思想标准的书籍为“经典”，人体气血脉络的支干称为“经”，如“经脉”、“经络”。“经”还有治理国家之意，如：“以经治邦国。”“经”字的词义还包括：①常道、规范。②指古代图书目录中儒家经典部分。③测量、计度。④经过、经历。如久经考验、身经百战。⑤数目。如：“十亿谓之兆，十兆谓之经，十经谓之垓。”⑥姓。现代汉语中“经济”一词，是指国民经济的总称。或指国民经济的各部门，如工业经济，农业经济等。不能理解为“钱财”。

“幽”字本是个会意字。①是甲骨文的字形。在下面点燃的是火，上边有两缕细丝，表示以微火烧细丝，发出幽暗的微光。②是金文的字形。与甲骨文相似。③是小篆的字形，其下部渐变为“山”形了。④是楷书的字形。

“幽”字的本义为“昏暗”，如屈原《离骚》：“路幽昧以险隘。”这是说道路昏暗不清而又十分险恶。由此引申为“隐晦深奥”，又可引申为“幽静”、“幽情”。如大家都熟悉的王羲之《兰亭序》中的“一觞一咏，亦足以畅叙幽情”。

“幽”字词义还包括：①深。如：“宅幽而势阻。”②隐秘、隐微。③僻静。如：“幽栖地僻经过少。”④阴间。如幽冥、幽界。⑤关闭、困禁。如：“后宫多幽女者。”⑥通“黝”。黑色。

现代汉语中的“幽默”，是英语humour的译音，意思是说某人的行为或语言生动有趣，并且有较深刻的含义，而非古语中的“幽默”。在中国古代文献中的“幽默”意指“寂静无声”。这是有根本区别的。

“绝”字是个会意字。①是金文的字形。表示用一把刀切断“丝”，意思为断绝。②是小篆的字形。左边为“丝”，右边为“色”，且“色”的字义也是“断绝”。③是楷书繁体字形。④为简化字。

汉字的历史篇5

借用一下书上的评语，跟着评价一下人士。

“他本是宦海浮沉多年的权相，他清楚权谋的游戏规则，可是他看重了一个人，也看轻了一个人，仓鼠哲学的命运注定悲惨。”

李斯，沙丘之谋的主谋，手里握有嬴政的招数，可是在赵高和胡亥的煽动下，他篡改了招数，又由于赵高的阴谋，李斯被灭三族。

“他本是平凡人之子，可是有一天，他说，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燕雀安知鸿鹄之志。最后的最后，他忘记了，他说：苟富贵勿相忘。”

陈胜，造反之王，是第一个纠集军队反秦之人。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燕雀安知鸿鹄之志，苟富贵勿相忘，这三句话，为后世无数的陈胜吴广门韩想了口号。

“他聚集天时地利人和，家族的光环扶助了他缔造了三年叱咤成就的霸业传奇，他的一生恪守了传奇的铁律，一为传，一为奇，给我们留下了不肯过江东之谜。”

西楚霸王项羽，在项梁的基础上，顺利灭掉了强大的秦国，但是由于分赃不匀和连杀子婴、楚怀王，招来反击，刘季成功灭掉了项羽。

“他本是市井出身，干着流氓这份很有前途的工作，有一天，他突发豪言：大丈夫当如是，大风起兮，逐鹿天下。最后，他说：“一介布衣，提三尺青锋荡平天下，夫复何求，余愿足矣。”

汉高祖刘邦，心狠手辣的人，韩信、英布、彭越、韩信（注意这位不是受胯下之辱的那位），为他打下江山，却因消除异姓王，强加造反被杀。

“他半生蹉跎，中年发迹。曾经收拾漂母，受胯下之辱。乱世成就了善战之名：连百万之军，战必胜，攻必取。却逃脱不了命运：鸟尽弓藏，兔死狗烹。”

韩信点兵，多多益善，这句话就是韩信出名的原因：能打仗，而且能赢，可是最后，韩信没有逃脱命运，死在吕后手下。

“他本是韩国贵族，为复仇曾经散尽家财，求告刺客。国仇家恨，知遇之恩让他尽心辅佐与人，运筹帷幄，决胜千里，成就、皇图霸业。功成之日，他为己图谋，赤松子盾，全身而退。”

张良，原始韩国贵族，要刺杀嬴政，无奈一百八十斤铁锤砸中了嬴政的副车，后被通缉，嬴政死后造反得一百多人，路途碰见刘邦和五千军马，投之，成功之日，全身而退。

“他本是一介书生，叩关时，深谋远虑，收秦氏户籍典章；多年来，安于幕后，举荐良才，镇国复明。 临终时，举贤不避隙，遂成萧规曹随千古佳话。”

成也萧何败也萧何，韩信发迹靠他，死了也是他，韩信是管仓库人的时候，萧何举荐为大将军，后来韩信“造反”，他出主意抓住韩信。

入关时，他进入了无人问津的书室拿走了重要之物，项羽却没有拿到。

“他本是悠然老者，年七十，长居家，好奇计。风烟四乱时，入市弄潮。工业未成，见疑被弃。愤愤而终，方悟封侯拜相不过如此而已。”

范增，被项羽称为亚父的神机军师，号称天下无敌，无奈最终被陈平一计击败，被遗弃，愤愤而终。

汉字的历史篇6

汉字，是记录汉语的文字，是一种很有意味的表意体系文字。它反映了中国文化的根、生命的根，含有深刻的文化内涵，传递着中国五千年的文明，直到今天，仍有无穷的魅力，显示了强大的生命活力。

一、中国汉字听写大会概述

1.汉字的概述

汉字是汉族人民创造的，是社会记实和沟通的用具，直接抒发意旨，具备象征功能和审美价值，是用来记录思维认识的书写符号系统。

汉字的出现往往是因为社会的需求而产生的，与一定的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相适应。在奴隶制形成和国家建立以后，需要用规范而准确的文字来各种命令、统计各类财产、记载国家各种事情等等，以便更好地为国家统治所服务。这样以来，为汉字的产生奠定了一定的社会基础。

2. 中国汉字听写大会概述

在当今信息时代迅猛发展的大背景下，越来越多的人开始使用电脑或手机的智能拼音、五笔输入法来输入汉字，致使人们的汉字书写能力逐渐下降，提笔忘字、写字不规范等现象越来越普遍。

针对汉字面临的传承和书写危机，中央电视台推出了以“书写的文明传递，民族的未雨绸缪”为标语的《中国汉字听写大会》，相继在2014年推出了以“让书写在古籍中的文字活起来”为宗旨的第二届《中国汉字听写大会》。这个电视节目不同于以往某些节目中的作秀，呈现出来的状态非常单纯、简朴。它可以让场外的观众朋友和现场的比赛者一起参加，人人都能够通过节目学习书写中国汉字，领悟中国汉字背后的历史文化。

二、汉字听写大会的“字”的选择指向

《中国汉字听写大会》通过听写汉字词语来进行层层筛选，最终诞生年度总冠军。每场所选取听写的汉字不同，有简单的，也有相对繁琐的。纵观两届《中国汉字听写大会》节目，所选听写的词语类别很多，主要分为以下几大类：

1. 人物类

如：【光绪】皇帝名，清德宗（爱新觉罗?载??）年号（公元1875-1908）。

【恽代英 yùn】人物名。

【桀纣 jié zhòu】桀和纣，相传都是暴君。泛指暴君。

2.动物类

如：【貔貅 pí xiū】古书里的两种猛兽，现多比喻勇士。

【虫豸zhì】小虫的通称，詈词，喻指下贱者。

3.植物类

如：【颠茄】多年生草本植物，叶子卵形，花暗紫色，结浆果，黑紫色。根

和叶可入药。

【桔梗 jié gěng】多年生草本植物，叶子卵形或卵状披针形，花暗蓝色或

暗紫白色。供观赏。根可入药。

4.天象、地理类

如：【图们江mén】我国一条江的名称。

【日晷guǐ】古代一种利用太阳投射的影子来测定时刻的装置。

【沟壑】山沟。

5.器物、建筑类

【舴艋zé měng】小船。

【毕肖】打猎用的一种长柄网。

6.人体类

如：【髋关节 kuān】俗称胯轴子，由髋臼和股骨头组成。

【上颚（上腭）è】是一对位于上唇之后的锥状坚硬构造。

7.医用、化学类

如：【扑尔敏 pǔ】一种药物。

【矽肺病xī】病名。

8.成语类

如：【惴惴不安 zhuì】形容又发愁又害怕的样子。

【分道扬镳 biāo】指分道而行，比喻因目标不同而各奔各的前程或各干

各的事情。

9.其他冷僻词汇

如：【裂璺 wèn】器物上的裂纹。

【九省通衢qú】武汉历来被称为"九省通衢"之地，泛指武汉通向外界的交通非常便利。

这些词语，一方面能体现出汉民族的历史文化积淀或记录先民历史生活痕迹，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了汉民族拥有的天文地理、历史人物、传奇故事、风土人情、科学成就以及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让后人铭记不忘历史，爱我中华。

三、汉字听写大会“字”的文化价值

汉字是中国文化系统中的一个独特部分，是中国文化的物质载体和传播工具。通过《中国汉字听写大会》这个电视节目，我们不难发现汉字体现出了深刻的文化价值。

1.彰显中华民族的地大物博及灿烂的历史文化

汉民族的物产丰富，所走过的历史轨迹、缔造的光辉历史，大都是用汉字记

录下来的。如“鳜鱼”、“蛏子”、“桔梗”、“乌桕”等词语反映出汉民族丰富的物产；“图们江”、“婺源”、“日冕”等词语反映中华民族的幅员辽阔以及拥有渊博的地理文化知识；谱写了“光绪”、“恽代英”、“蚩尤”等汉民族历史上永垂不朽的人物传奇及创造的历史文化。

2.汉字承载着中国古老风俗文化

古代的风俗文化与我们当代的风俗文化是有差异的，有些古老的风俗文化已经消逝，很多都已被人遗忘。如：“合卺”成婚， 卺是瓢，把一个匏瓜剖成两个瓢，新郎新娘各拿一个饮酒，是旧时成婚时的一种仪式。“及笄”指的是古代女子年满十五岁可以把头发绾起来，戴上簪子，也指古代女子已到了可以出嫁的年龄。

这些古老的风俗文化有些已经消逝，但它是我们中国文化的一部分，理应被后世所了解。

四、教学启示

通过《中国汉字听写大会》这个节目，对于我们中小学的语文教学有很大启示。主要归结为以下几点：

1.识字与写字教学要做到字音、字形、字义三者相结合

在《中国汉字听写大会》节目中，某些参赛学生只知字音，不知字形、字义；只知字义，不知字音、字形；只知字音、字义而不知字形；字音、字形、字义都不知。这种种现象就造成了这类参赛学生往往写错别字，甚至是不会写所听写的字。因此，在教学时切忌将字音、字形、字义孤立开来，应该在识字与写字教学过程中将字音、字形、字义三者有机的结合在一起。

2.引导学生关注中国历史文化

汉字是基本的交际工具，中学生掌握3500个常用汉字是基础，但是这对于传承中国历史文化是不够的，还需要突破这种限制，跳出语文课程标准中所规定掌握的汉字词语，尽可能多地掌握一些汉字词语的意思，更多地了解一些文化知识。通过《中国汉字听写大会》节目引导学生关注我们自己民族的语言文字和自己民族的历史文化，通过那些消逝的汉字词语以及文化知识来了解我们中华民族的固有文化并传承这种历史文化。

汉字的历史篇7

关键词：汉字传播模式;韩国;中国文化

汉字是表意体系自源文字，形、音、义三位一体，具有表音文字无法比拟的优越性，可以说汉字的最大长处就是能够超越空间和时间的限制。汉字是中华文明传承和传播的信息载体。汉字在韩国的传播既有历史意义，又有现实意义。因为韩国不仅是汉字最早传入的国家之一，而且是目前世界上正式使用汉字的4 个国家之一。汉字在韩国传播的影响力值得我们深思，其成功模式值得总结和借鉴。

一、汉字传播与汉文化

汉字传播是以汉语为先导、以汉文化为基础、以汉籍为传承媒介的，受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在内的综合国力的影响。

朝鲜半岛与中国山水相连，这是汉字传播的地理优势，但是与中国毗邻的国家并不只汉字文化圈国家，因而地理因素只是初级有利条件。历史上，中韩两国之间的交往一直非常密切，汉字在韩国有着绵长的传播史。汉文化对韩国影响最大的是儒家文化，儒家思想是古代很多汉字类文献的灵魂。韩国现代仍尊崇儒学，保留大量儒学文献，这对汉字传播有很好的推动作用。佛道文化也是经由中国传入朝鲜半岛的，对朝鲜半岛影响颇深。宗教类经典也是用汉字记录的，现在韩国人诵读的佛经有汉字记录和颜文翻译，人们在接受宗教教义的同时也自觉接触、接受汉字。随着中韩两国在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交流的不断加强，韩国现在对汉文化的需求更是达到一个新高度，学习汉字的人不断增多。

文字是语言文化的记录，韩国之所以对汉字的接受度这么高，首先是其对汉文化的认可。文化是先导，因而汉字向世界传播不能仅局限在汉字形音义的本体，一定要融合进汉文化的整体领域中。这是重要的指导思想，不可以本末倒置。中国有着绵长的边界线，与东亚、中亚各国自古以来就有很密切的往来，古代海上丝绸之路、路上丝绸之路都曾是汉字、汉语、汉文化传播的重要途径。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功、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使各国人民认识到中国是一个有巨大吸引力的市场，各国要与中国在许多领域广泛合作、共同发展，汉字无疑是重要沟通的桥梁。汉字与汉语、汉文化捆绑传播模式为汉字传播带来巨大机遇。

二、汉字传播与本土文化

汉字传播到朝鲜半岛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逐渐与本土文化相融合。朝鲜王朝后期诞生的汉字类文献都是中韩文化融合的典范，汉字传播也在这个过程中悄悄发生着变异，原有的形音义以及文化内涵都在悄然发生变化，更适应当地民族的审美取向，反映其文化内涵。

韩国历史上很长一段时间没有自己的文字，以汉字为通用文字。有了汉字，韩国始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典籍，历史文献《三国遗史》《三国史记》《朝鲜王朝实录》等都是用汉字写成的。汉字的借入和长期的使用，对韩国语言文字的发展起到了非常重要的推动作用。汉字作为表意文字，“它的存在是以中国的语言为背景的”。汉字是适应于孤立语――汉语的书写符号系统;韩语属于粘着语，具有丰富的形态变化和独特的语音规则的符号系统。因此，借用汉字不可避免地出现所谓“国之语音，异乎中国，与文字不相流通”的矛盾。为了解决这种矛盾，民族不断探索各种文字本土化的方法。韩国俗字就是汉字在发展传播过程中产生的重要变异形体之一。

三、汉字传播与汉字教育

如果说过去汉字传播是一种自发的状态，现在汉字传播已进入主动模式。这就需要加强汉字教育，制定标准化的条例，确保汉字传播向着健康方向发展。

汉字传播有赖于教育的实施。韩国历代统治者重视汉语、汉字人才的培养。三国时期，高丽王朝最早建立太学，设置平民学校――扃堂，所用教材为中国的《史记》《汉书》《玉篇》《字林》等。现在传播于世界各地的孔子学院将汉文化传承开来，汉字传播速度也更为迅猛。

为了更顺利地推行汉字教育，也要制定统一标准。汉字在传播过程中，适应本土化，产生变异，形成不同的形态。在信息化的时代，这种差异给交流带来不便，这就有必要走汉字共通化道路，字形必须标准化。字形标准化对汉字教育、信息处理系统、信息交流和资源共享有重大作用。计算机系统中的中日韩超大字符集的运用也更好地推动汉字传播，数字技术的发展为汉字传播提供更广阔的空间。

汉字的传播，实际上是汉文化传播的一部分。无论历史上还是现在的汉字传播都有赖于中国的政治、经济实力和中外文化交往，同时需要重视文化载体和教育渠道。如何充分考虑汉字本土化过程，使汉字得到有效的传播，值得我们深思、研究和实践。

参考文献：

[1]陆锡兴.汉字传播史[M].北京：语文出版社，2002.

汉字的历史篇8

关键词：向熹；汉语史；诗经研究；辞书编纂

向熹，1928年生，祖籍湖南省双峰县，中国当代语言学家、汉语史学家，现为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中文系教授、四川省人民政府文史研究馆馆员。

向熹先生毕业于湖南春元中学高中，担任过半年小学教师，l950年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l954年本科毕业，留校继续攻读汉语史专业研究生，受业于王力、魏建功、高名凯、袁家骅、吕叔湘、陆志韦、周祖谟诸先生，其中导师王力先生对其学术影响最大。1958年秋，向熹先生研究生毕业，分配到四川大学中文系工作。向先生先后给本科生和研究生开设了“现代汉语语法”“语文和写作”“汉语史”“古代汉语”“《诗经》语言问题”“《马氏文通》导读”等10多门课程。在几十年的教学生涯中，先生孜孜不倦，教书育人，为国家培养出许多语言学教学和研究人才。他善于从教学中发现问题展开研究，又利用研究成果促进教学，教学相长，学以致用，形成了自己的学术研究特色。向先生的学术研究主要围绕三个领域展开：一是《简明汉语史》的编写，二是关于《诗经》的研究，三是辞书的编纂。这三个领域的研究集中体现了向先生的主要学术思想。

一、汉语史研究及汉语史划分的理论框架

20世纪50年代，王力先生的《汉语史稿》出版，这是汉语通史研究的开山之作。向熹先生求学期间受教于王力先生，专攻汉语史，确定了自己学术研究的主要方向。向先生任职四川大学以后，从1961年秋起，给本科生讲授“汉语史”课程，在师承王力先生汉语史研究思想的同时，并未简单照搬老师的汉语史系统授课，而是尝试自己编写讲义，安排教学内容。他经过多年的教学实践和对讲义多次改写补充，于1991年完成了以分段研究为特点的《简明汉语史》的书稿，1993年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1995年荣获国家教育委员会首届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二等奖。这是继王力先生《汉语史稿》之后的第二部研究汉语史的力作。2002年到2006年期间，向熹先生又对全书进行了修改补充，2010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修订本，被教育部列为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部级规范教材。

《简明汉语史》全书分上、下两册，包括汉语语音史、汉语词汇史、汉语语法史三编，各编又按上古、中古、近代三大时期对汉语发展的历史进行整体描述，另有“绪论”五节、“结论”二节与主体三编互相呼应，是一个比较完整的分时段的汉语史体系。

汉语文献记录了汉族社会文明发展的历程，已有几千年的历史。对于汉语这样的世界上可溯历史最久、保存文献最丰、使用人口最多的语言，全面深入地了解和描述它的历史，不仅对于了解汉语本身和汉族的文明史是十分必要的，而且对于了解人类的语言、人类语言发展的规则都有着无可代替的价值。从“小学”的文字、音韵、训诂到现代语言学的语音、词汇、语法，历代学者一直在汉语这块土地上辛勤耕耘，留下了大量宝贵的财富。汉语通史就是要把历史上积淀下来的丰富的语料与前人的研究成果结合起来，作系统的描述、综合的印证，说清汉语发展的历史。《简明汉语史》就是这样一部勾勒汉语3000多年发展演变脉络的著作，集中体现了向熹先生的汉语史学思想。他在《简明汉语史・绪论》中说：“研究汉语史，就要弄清汉语在不同历史时期语音、词汇、语法的基本面貌，了解汉语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发展变化，探索这些发展变化的特点和原因，揭示出汉语发展的内部规律。”这也概括了本书的中心思想和内容。全书三编的描写、论述都是为了解决以上关于汉语史研究中提出的问题。围绕“史”的观点，向熹先生提出：l.必须充分反映汉语的时代特点；2.区分语言事实现象的通例和特例；3.揭示语音、词汇、语法各方面的相互关系。他指出，汉语史的研究，应立足于客观的语料分析，综合全面地看问题，进行科学的汉语史分期，才能建立起一个科学、系统的汉语史体系。历史是“根”，做好汉语史的研究，对我们进行现代汉语研究、汉语方言研究和普通语言学理论的研究等都有非常积极的作用。

就汉语史的描述与揭示，向先生提出了三纵三横的理论框架，将语言的共时体系和历时发展有机地结合起来。这种汉语史的描述理念，充分体现在《简明汉语史》之中。所^三纵，就是从历时的角度，把汉语史视为语音史、词汇史、语法史三位一体的综合系统，再从上古、中古、近代三个共时层面，分别做历史断代考察，总结各时期汉语语音、词汇、语法的概貌和特点，叙述其从上一时期到下一个时期的发展演变，对汉语发展史中纷繁复杂的现象作系统的归纳和整理，形成汉语史的总体描写，勾勒出一个汉语史的框架体系。

向先生认为，揭示汉语史重在语言实证，要有大量的语言事实；但对历史文献中的语言事实，并不是越多越好，应从浩如烟海的语言材料中，去伪存真。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就是“区分常例和特例”，正确处理二者的关系；不能因为一些特例而怀疑语言发展演变的普遍规律，也不能因为常例而忽视语言发展变化普遍性中蕴含的特殊性变异。向熹先生本人就汉语史不同时代的语言现象做了大量前期的专题研究，从各历史时期的各种文献中搜集了大量第一手材料；同时也充分注意学界前贤时哲的研究，必要时兼及不同意见，根据历史的语言事实取舍折中，提出自己的观点或论断。他认为，汉语有大量的古老的文献，可以提供许多直接的实证材料；但汉语史的描述，还应吸收充分的旁证材料进行说明和印证，二者有机结合，体现证据材料的全面性和充分性。向先生描述“上古汉语语音系统”，讨论上古汉语的声韵调，每个声母、韵部和声调都举出了大量的例字，更举出每个韵部所属的谐声偏旁，并用大量《诗经》原文押韵例句作进一步说明。他在描述汉语语法史时，为了讲清楚汉语各个语法成分、语法结构、句法等的发展情况，用了近万个例句；词汇部分的用例更是数不胜数，每一个论点的提出都来自对大量材料的分析、整理、归纳，避免用少数似是而非的材料作论证的依据。

对于汉语史的描述，向先生还提出一个基本原则：说史务必通俗浅出，重在叙史而不做过多议论和不必要的修饰；对语言现象和规律的揭示，应实事求是，用丰富的材料和细致的分析阐明观点，也不故作高深；遇有不常用的术语应随浅出的解释，方便读者理解。先生的《简明汉语史》确实名副其实，体现他对叙史的“简明”观点。朴实的风格、简明的语言、丰富的史料，勾勒出汉语3000年发展的清晰轮廓。

从宏观上全面地研究汉语的发展史是一项十分艰苦的工作，它需要研究者全面掌握汉语史的各个分支和各时期的材料。在材料的收集、整理、分析过程中，要耗费研究者无数的时间和精力；没有坚忍不拔的毅力、扎实深厚的学术功底和踏实稳重的学术作风是无法完成的。在几十年治学生涯中，向熹先生坚持把自己的研究和教学相结合，长期开设汉语史课程。他通过自己的研究编写讲义，开展课堂教学，又在教学中寻找不足、发现问题，再通过研究加以弥补，提高水准，不断地丰富其中的内容，使之日臻完善。《简明汉语史》是向熹先生“教学要与科研相结合”的理念的最好体现，代表向熹先生的最高学术水平。

二、诗经研究

把《诗经》作为汉语研究的素材，起始于汉语通史研究的前期准备。向熹先生说：“最初只是为了编写《简明汉语史》须要掌握上古汉语第一手资料，才去研究《诗经》。接触多一些，产生了兴趣，于是下决心写《诗经》语言研究方面的书。”他通过对《诗经》多年的全面系统的考察和研究，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陆续出版了五种关于《诗经》语言研究方面的论著。

l.《诗经词典》（1986年四川人民出版社初版，次年修订再版，1998年再次修订重版）。这是向熹先生的第一本正式出版的学术专著，也是我国第一部音义兼备的专书词典。该书“收录《诗经》里出现的单音词2826个作为字头，同时收录复音词近1000条、305篇的题解和有关《诗经》研究的术语300余条，总计1318条”（《诗经词典》后记）。修订本又把异体字独立列出，字头增加为3336个；另外，合并义项近500处，增补材料3000余条，还审订了每个字头的字音。书中义项解释准确、精炼、通俗，除名物解释外，一般采用古今对译的方式，注音则兼用汉语拼音和反切两种方式。在释义内容的选择上，向熹先生的原则是“首出己见，择要兼收”，每个字头下先列自己的解释，然后择要收录众说，用“一说”“又一说”的方式表明，意在把古今学者《诗经》训诂研究的精华都汇集在《诗经词典》里，以便读者参考。该书出版以来，受到海内外学者的好评，成为阅读《诗经》必不可少的工具书，荣获1988年第二届王力语言学奖。近10多年来，向熹先生又对《诗经词典》再作修订，补充了材料1000余条。新版的《诗经词典》已于2014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2.《诗经语言研究》（1987年四川人民出版社）。本书是向熹先生在“《诗经》语言研究”选修课v义的基础上修改而成的，为《诗经词典》的姊妹篇，是我国第一部研究专书语言的著述。全书共六章，分别介绍了前人研究《诗经》的概况，讨论了《诗经》的文字、音韵、词汇、句法、修辞和章法，对《诗经》中的语言现象作了全面系统的分析和论述。夏传才先生在《二十世纪诗经学》中评论说：“该书是80年代《诗经》语言研究的总结性著作，既总结了前人的研究成果，又经著者归纳分析、覃思精研，不但条理分明，而且理论上又有精进，可以说该书代表了《诗经》语言研究的时代水平。”[1]

3.《诗经古今音手册》（1988年南开大学出版社）。该书收集并注明了《诗经》所有单字的今音（汉语拼音）、反切、中古音和上古音，把每个字的字音从古到今贯穿起来，供读者阅读《诗经》和研究上古汉语音韵时参考使用。全书按拼音字母次序排列，不收录《诗经》里未出现的字音，书末附有《诗经》上古音分部和入韵字表。《诗经古今音手册》是一部研究《诗经》时期语音的专著，其中古今音的对照又为研究汉语语音的演变提供了丰富的资料。

4.《诗经语文论集》（2002年四川民族出版社）。该书收录了向熹先生关于《诗经》研究的论文15篇。这些论文主要分为两类，一类是关于《诗经》语言研究的论文，分专题研讨了《诗经》语言的性质、歧义的分析、异文、通假、注音以及词汇、通韵和合韵等重要课题；其中有的是《诗经语言研究》没有涉及的问题，如“歧义的分析”，有的问题在《诗经语言研究》中讨论过，《论集》又进行更深入、详细的论述。另一类是关于前人研究《诗经》成果的研究论文，包括从汉代到清朝研究《诗经》的几个重要成果的研究述评。与《诗经词典》和《诗经语言研究》汇集前人的研究成果不同，《论集》主要阐述了向熹先生自己的观点和态度。

5.《诗经译注》（2009年高等教育出版社）。本书原为1995年许嘉璐、梅季先生主编的《文白对照十三经》丛书中的一种，后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单行本。单行本经刘晓翔先生设计封面，典雅质朴而富有创意，被选为“2009年中国最美的书”。2010年在德国莱比锡世界图书评比中，从634种参选图书中脱颖而出，获得“2010年世界最美图书”荣誉。《译注》每篇诗包括原诗、题解、今译、注释、韵读五部分。题解介绍诗的主题，力求简洁，主要立足文本自身内容。今译以直译为主，紧扣原文，化繁难为平易，采用通俗易懂、朗朗上口的七言句式，并押大体相同的韵。注释简明扼要，择善而从，表明今译的依据，解释不易理解的古代名物词语，标明异文，为难字注音。韵读按照《诗经》时代的韵部标示该诗的韵脚和韵部。《诗经译注》是向熹先生多年研究《诗经》成果的集中体现，原文、题解、注释、韵读都是作者采集各版本和各家之长精校而成。

《诗经》是中国文学和语言方面的源头性文献，其中保存了大量治学不可或缺的宝贵材料。自古研究《诗经》的学者众多，先生对《诗经》的研究从语言方面切入，充分继承前辈在音韵、文字、训诂各个方面的成果，博览众说，综贯各家，择善而从，保留异见，并以词语为纲，编成《诗经词典》，为学界在《诗经》的深入研究方面提供了极大的便利，也为自己在这方面的研究打下了扎实的基础。其中，《诗经古今音手册》是这项研究的字音部分。因为技术原因，其出版稍后，但却是《诗经词典》的前期成果。整体来看，《诗经词典》是从语言的角度对《诗经》的微观研究，而《诗经语言研究》则是在微观调查的基础上，从宏观的角度把握《诗经》的语言特点，依托对《诗经》语料的穷尽性的考察，通过文字、音韵、词汇、句法、修辞和章法等多个方面展开专章分析，总结归纳《诗经》语言的主要特点，描写它的整体面貌。研究一种古代文献的用语，微观的观察与宏观的分析虽然角度不同，但二者是相辅相成的。应该说，弄懂字词的意义有助于我们理解文献中的句子的篇章，了解句子和篇章内部的结构和逻辑关系，也有助于我们求得字词的确诂。

借助古代文献研究古代语言，包括编写古代的专书词典，在取材的时候，往往采取抽样的方式，即获得适当数量的语料之后就戛然而止了。这样做，可能忽略了一些不太引人注意的语言现象，但是，也可以借此回避一些难以解决的问题。而采用穷尽描写的方式编写词典和考察各类语言的现象，使一种文献中所有的问题都突显出来，必须直接面对，无所逃遁。这样做当然增加了工作的难度，但是，正是在这样的过程中发现问题、迎难而上，才更能推进研究的不断深入。

古代文I由于距离现代时间久远，古今汉语的差异，导致今人在阅读古代文献的时候，往往有一种可以意会却不能言传或似懂非懂的感觉。很多时候，读者大体看懂了文献中文句的意思，但是，未必理解文句中的每一个字，或未必理解句子的语法结构的词语间的关系。在这种情况下对文献的理解，存在着某种“猜 ”的成分，所谓的理解，最多是“八九不离十”，大概知道而已。向熹先生的功劳，正是将这“八九不离十”，转化成句句坐实，引导读者从“不求甚解”进入到“游刃有余”的自由境地。《诗经》是万古流传的文学经典，爱好者众多，历来从社会文化的角度研究《诗经》、解读《诗经》的人也很多。向熹先生运用自己对《诗经》语言的深度了解和掌握，译注《诗经》，深入浅出，要言不繁，字字落实，为《诗经》的传播作出了积极的贡献，也为古代文献解读作出了表率。

三、辞书编纂及词汇学说

20世纪70年代后期向熹先生与张永言、杜仲陵、经本植、罗宪华、严廷德等教研室同仁共同编纂了《简明古汉语词典》。这是一部供中等以上文化程度的读者学习古代汉语、阅读古籍参考的中型语文工具书。其从通行的古代文学作品中，搜集现代人不易理解的词8537条加以解释，从选词到释义，都充分考虑读者的需要，目的对象明确，针对性强，适用度高。这之中向熹先生撰写了大约五分之二的初稿。该词典于1986年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先后重印十余次，畅销不衰，深受语文工作者欢迎，还于1999年出版修订本。1988年，本书获四川省人民政府颁发的四川省社会科学研究成果一等奖。

20世纪80年代，向熹先生还主编了《古汉语知识辞典》。这是一部全面介绍古代汉语相关知识点的辞书，包括总论、词汇、语法、音韵、文字、训诂、诗词曲律、修辞、文体、重要的语文著作、重要的语文学家等11大类，共收条目1619条。向熹先生撰写了其中语音、词汇部分的一些条目。本书虽然不是专门研究，但它注重实用，系统介绍古代汉语研究的基础知识，方便备查，对于推广学术、引导后学，有很积极的意义。本书1988年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1999年再度出版修订本。

另外，从1987年开始，向熹先生倡导组织了几位青年后学展开《汉语称谓词典》的编写工作。该词典定位为历史词典，即为读者提供各个汉语称谓词比较完备的历史资料。词典从历史词汇研究的角度，广泛搜集汉语历代文献中出现的各类称谓词，搜集各称谓词的来源和历史变化等有关材料，为读者展示这些称谓词的历史面貌和演变过程。这项工作从汉语称谓词的历史调查入手，通过对历史文献中称谓词的广泛深入的调查，获取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经过10来年的努力，写成初稿。嗣后又几经修改删订，现在已经初步定稿，即将出版。

辞书编纂涉及面广、工作量大，要在辞书编写中体现研究性和学术性，更是难上加难。因此，若没有足够深厚的知识积淀和握有丰富的各类语料，辞书编写将寸步难行。向熹先生参与多部辞典的编纂工作，对编写辞典的难度是深有体会。他在许威汉主编《古汉语词诠》序中谈道：“要求词书编写者不仅有真才实学，而且要有非常严肃的治学态度”[2]。这也是向熹先生编写辞书的原则。

在从事以上三个方面的研究工作、撰写和编纂了不少著作和辞书的同时，向熹先生还在文字、音韵、词汇、语法、方言等方面写有大量论文，包括关于文字方面的如《〈古代汉语〉文字上的几个问题》《简化汉字大有必要》等；关于音韵方面的如《〈广韵〉入声韵同非入声韵中的重出字》等；关于词汇方面的如《阴阳五行观念和汉语词汇》《王力先生对汉语词汇研究的贡献》等；关于语法方面的如《〈水浒〉中的“把”字句、“将”字句和“被”字句》《略论训诂和语法的关系》《论〈马氏文通〉的句法研究》《古代汉语教学语法体系刍议》等；关于语言和文化的如《避讳与汉语》（一、二、三）等；关于方言的如《湖南双峰县方言》等。

结 语

据向熹先生回忆，1957年末反右运动行将结束的时候，北大研究生举行了一次“交心运动”。当时年轻的他在会上坦陈了自己人生的目标，那就是“当教师，写10本书，发50篇论文”。毕业后50多年来，尽管遭遇了许多波折和坎坷，他一直没有放弃这个目标，勤勤恳恳地在教书育人、科学研究这条道路上默默前行。作为导师，先生以身作则，对学生在思想和生活方面慈心相向，宽大包容，呵护有加；而在学术上鼓励学生积极主动的思考，放手支持学生科学探索，大胆开创，热情鼓励学生在学术研究方面努力进取；同时严格要求，强调重事实、重材料，不轻率结论，不急于求成，踏踏实实，写出经得起历史考验的著述。

先生说，人要有自我定位，我的定位有两点，一、我是中国人，是农民出身，因此要做到三点：一要对得起祖宗，二要对得起祖国，三要对得起子孙；二、我是教师，作为一个大学教师，一要好好教书育人，二要做科研，我算不上是聪明人，也不会广泛交际，但只要尽自己的努力，在专业上争取做到更好，就满足了。先生常常说：“我们普通人，能够做到‘立言’，就算得上是做了有意义的事了。”他也希望他的学生后辈们能真正沉下心来，不要急于求成，而是踏踏实实，写出经得起历史考验的著述。

如果从1950年进入北京大学算起，向熹先生在语言学领域已经耕耘了60多个年头。这60多年的时间里，基于现代语言学思想和理论的汉语史研究，从当年的萌芽状态逐渐发展，形成了现在枝繁叶茂的繁荣局面。先生置身其中，力图创新，致力于汉语史的研究工作，并以梳理汉语通史、撰写全面系统的汉语史为己任。在汉语史研究这条主线指引下，先生首先把《诗经》作为上古汉语源头性的语料，展开全面的研究；进而将《诗经》的研究从上古汉语的语料的角度，扩展到全面研究《诗经》，编写《诗经词典》和《诗经译注》，以及组织和参与一系列词典的编写。先生在坚持学术研究的同时，面向社会，把精微深奥的专门研究与面向公众的社会需求相呼应；又在从事深入的专业研究的同时，努力为社会提供更多的专业服务。先生是农民子弟，出身贫困，秉承前辈刻苦耐劳、坚忍不拔的精神，在王力先师的指引下进入学术研究。他深受先师宏大学术视野的感染，在研究中不畏大、不惧全、不怕难，量力定制，认定目标，则心无旁顾，孜孜以求，终至于斯。

注释：

[1]夏传才：《二十世纪诗经学》，学苑出版社2005年版，第271页。

[2]许威汉：《古汉语词诠》，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汉字的历史篇9

【关键词】高中语文汉字教学中国文化文化内涵

一、从汉字的发展历程来体会中华文化的源远流长

我国早在商周时期就已经创造了表达简单意义和内涵的象形文字，并且将其刻在龟甲上来记录事件，这就是甲骨文。自此以后，汉字又经过了隶篆等多个演变阶段，其形象越来越简单，但是表达的含义却越来越丰富。直至我们现在所使用的简体汉字，虽然在形式上变得更加整齐规范，书写起来也更加的轻松容易，但是仔细研究我们可以发现，即使是经历了上千年的演变和发展，简体汉字仍然保留了许多创始之初的特征，仍然可以看出许多象形字的端倪。因此，汉字不仅为我们记录了许多珍贵的历史资料，而且是中华文化一脉相承、绵延未断的有力见证，犹如一枚深深的戳记，打在了中国历史文化厚重的躯体上，光辉而灿烂。例如，我们平时最常见的“山”这个字，其在象形文字中表示为相互连接的三个山峰，最中间的为最高峰，高中语文汉字教学中如何体现中国文化的内涵蔡忠元两侧山峰则较低。这个字正是古代的先民们根据山峰的形状进行简化而创造出的象形文字，生动形象，令人一看就能够明白它所代表的含义。而仔细观察简体文字中的“山”字，显然仍然表示了三座山峰，只是将象形文字中的三角形的山峰，简化为一竖，但是具有象形文字的表意特征。仅仅通过一个简单的“山”字，我们就可以大致看出中国文字的演变过程，既一脉相承，又有所创新。类似这样的对汉字发展历程的剖析，可以帮助学生更加深刻地了解中华文化的源远流长，从而增加学生对汉字，乃至中华文化的热爱之情。

二、说文解字，体会汉字所承载的丰富内涵

在我们看来，每一个汉字其笔画和结构在今天已经演变得非常简洁，所以常常让学生们误以为汉字就是汉字，仅仅是简单的表情达意的文字符号而已，从而忽略了其背后的文化内涵。但其实，每一个汉语文字都承载着丰富的文化内涵。有些汉字在创造之初的含义和现在我们所熟知的含义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甚至已经截然不同。有些汉字在被创造之初，仅仅只有简单的一个含义，但是随着人们的使用，已经赋予它更多更丰富的含义；有的汉字或许仅仅只是为了表达自然界的某一个事物而产生，而另一些汉字的诞生，其背后却蕴藏着社会发展进步的变化，或者一个个精彩难忘的历史故事。这些都需要教师在高中汉字的教学过程中，向学生一一讲解，只有追根溯源地全面了解一个汉字，才能够对其产生不一样的理解，也才能够让汉字的学习变得更加立体和深厚。例如，在夏商乃至春秋战国时期，人们常常使用的工具有青铜铸造的鼎、剑、釜等工具，所以人们创造出了相应的文字。而随着社会的发展变化，出现了新的工具和物品，中国的祖先们又创造出了“车”“纸”“炮”等文字。从解析这些汉字的过程中，我们就可以清楚地了解到每一个汉字所代表的特定诞生时期的社会历史形态，乃至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阶段。这些都是汉字自身所蕴含的丰富文化内涵，需要被当下的人们不断探索和铭记。

三、通过朗读古文诗词，感受汉字的韵律之美

“嘈嘈切切错杂弹，大珠小珠落玉盘。”从各种各样朗朗上口的诗词歌赋中，我们早就已经体会到了汉字的韵律之美。这种和谐统一、节奏明朗的音律并不是巧合，也不是多此一举，仔细想一想就会发现，正是因为这样极其富有音乐节奏之美的韵律感，使得诗人们所创作的文章，能够被人们自愿地口耳相传，从而在漫长的历史变迁中流传了下来。可见正是这样的文字音韵之美，才为我们保存了浩如烟海的古文和诗词。因此，教师在高中汉字的教学过程中，不妨经常带领学生们进行诗词等古文的朗诵，感受其中所蕴含的文字音韵之美，不仅能够增加学生的文章储备，让学生学习到更多的中国古代哲学智慧，而且能够达到陶冶情操，愉悦情感的良好效果。例如，唐代伟大的诗人白居易所作的《琵琶行》，就将汉语文字的音律之美发挥到了极致，不仅有众多押韵的手法来保证音节的和谐，而且通过使用多个拟声词——“大弦嘈嘈如急雨，小弦切切如私语。嘈嘈切切错杂弹，大珠小珠落玉盘”，既模拟了琵琶女所弹奏出的琵琶乐，准确地表现了其内心世界，而且也使得整篇诗歌的韵律感更强，从而被当时的人们争相传诵，广为流传。通过一遍遍地朗诵这首长篇诗歌，学生们不仅对汉字的音律美有了更多的体会，同时对我国的诗词文化也增添许多新的了解和兴趣。

四、贴近时代，感受汉字所焕发出的新的魅力

汉字教学与其他内容的教学一样，既要严肃也要活泼，既要遵循严谨的态度，也要随着时代的发展体现出时代性。我们现在可以发现，随着网络时代的崛起，汉字已经被人们赋予了许多新的特点，展示出了新的魅力。各种各样的网络热词已经屡见不鲜，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在网络文化中兴起的这些网络热词，其中有些的确充满了网友们的智慧，不仅诙谐有趣，而且表情达意更加精准贴切。但与此同时，这些新兴的网络汉语中也有着一些文化糟粕的内容存在，这无疑会侵蚀学生的大脑和思想，不利于当代青少年的成长和发展。因此，教师在汉字教学中，也应该密切关注新兴的网络热词，教会学生们如何辨别其中的精华与糟粕，从而做文明向上的传统文化的传播者，避免被低俗的文字内容影响。例如，在网络上我们常常会看到网友们将古人的诗歌进行改编，从而使得其更加贴合某一个使用场合；也有些网友常常利用汉字的谐音特征来表达自己的某种情绪，不仅有趣而且更加生动。这些都属于正确使用汉字，让汉字产生新的生命力的范例。但是，将汉字原本的意义进行恶心的扭曲来表达低俗的思想，或者丑化中华文化等行为是坚决要进行抵制的，这不仅是在捍卫我们古老的中华文化，也是净化社会空间的重要行为。

五、总结

汉字的历史篇10

书于竹帛》是旅美华人学者钱存训先生的代表作品，倾注了钱存训先生的心血和汗水，是研究中国古代文字及其载体和书写工具演变历程的很有价值的文献资料。钱存训先生一生致力于图书馆学，历史研究学的工作，钱存训先生还献身美国图书馆事业50多年，建立了美国第一流的芝加哥远东图书馆。而对整个美国远东图书馆界作出了贡献。

《书于竹帛》一书并不像一般的专业历史读物一样艰涩难懂，平淡无味，让普通不研究历史学的学者望而却步，钱存训先生以通俗易懂的语言和娓娓道来的语气向读者完整展示了中国古代文字的载体和书写工具的演变历程。所以这本书不仅可以作为普通读者了解中国古籍史的娱乐性书籍，也能作为一般学者学习图书目录和图书史的参考文献。作者依据大量的考古资料和文献资料确保了书中结论的正确性。书中的一些论断，例如文字书写的传统顺序，甲骨文字汇等，都体现了作者不同的新鲜的观念。加之作者不断在增补新的考古资料，使这本书一直处在研究领域的前沿。同时这本书还包含了中国古代文化传播和继承方面的知识，对研究中国古代文化史有很重要的文献价值。

日本学者平冈武夫十分推崇《书于竹帛》这本书，他说：中国的文化，就是汉字的文化。他说：在人类历史上的任何时期，最多人使用的文字，是汉字！在最广大地狱使用的文字，是汉字！被使用最长久（3000多年）的文字，是汉字！表现最多种语言的文字，是汉字！蕴藏书籍最丰富的文字，也是汉字！一个日本人都能如此重视汉字的意义，而作为中国人，有太多的人忘记了我们应重视和引以为傲的汉字文化，《书于竹帛》这本书对汉字的研究可以重新燃起我们心中对汉字的热爱之火，而不是过分依赖电子产品，忘记了提笔书写的快感。

墨子说：吾非与之并世同时，亲闻其声，见其色也。以其所书于竹帛，镂于金石，琢于盘盂，传遗后世子孙者知之。我们应该心存敬畏。对《书于竹帛》这本书。对钱存训先生。对中国的文字，中国的文化和中国的文明心存敬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