宪法权威范文10篇

宪法权威范文篇1

「内容提要」宪法应否具有权威性与宪法是否具有权威性是不同的两个问题。中国的宪法从制度的设计上就预设了导致宪法权威性不可能真正实现的几个悖论，包括“等宪法”的法律与宪法权威的悖论，立法至上与宪法权威的悖论，社会变革与宪法权威的悖论。这些悖论的解决，既需要对宪法文本进行完善，更需要点点滴滴具体制度的变革与完善。「关键词」宪法权威“等宪法”的法律立法至上社会变革宪法应不应具有权威性？在当前中国的语境下，这个问题似乎是一个伪问题，因为不管是著名学者，还是政府高官，几乎都异口同声：宪法应当具有至高的权威。有的学者还不遗余力地著书立说，论证宪法至上是法治之本。然而，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却是，宪法在实际上却成了一纸空文，违宪的事例层出不穷，更有甚者，有人还提出了“良性违宪”这样的说法来为违宪的行为制造合理依据。面对违宪的事件，中国的宪法却始终沉默不语，也难怪老百姓会说：“它没宪法”。与此同时，被学者们视为宪法权威性表现之一的宪法的稳定性，在中国却受到极大的戏弄。平均五六年一次的宪法修改，使宪法成为一纸宣言书，而不再是具有神圣性和权威性的根本法。面对这种困境，许多人将其原因归结为“规范与实践的冲突”，认为“我国目前宪政中的主要问题在于实践，而不在于规范层面的‘矛盾’，规范是好的，没有矛盾，关键在于实践中的落实。”但规范在实践中如何落实？落实后的实际情况如何？持此观点的学者则语焉不详。其实，按这些学者的思路，使宪法规范在实践中落实，无非要靠加强领导者的法治意识，加强公民对宪法的尊重等等。但是，呼吁加强法治意识那是道德伦理学家应做的事。作为一种法律的视角，本文试图从制度设计层面分析中国宪法权威性缺失的原因，并由此得出本文的主旨，中国宪法权威性缺失的原因主要来自制度设计的弊端，宪法的制度设计本身就预设了宪法将不会被尊重。进而，本文还将就所论及的问题提出一些尝试性的解决思路。一、“等宪法”的法律与宪法权威的悖论宪法权威性首要的体现是法律的制定必须依据宪法，不得违背宪法。违宪的立法不是法律，这是1803年美国联邦最高法院通过马伯里诉麦迪逊案就阐明的规则。但是在我国宪法与法律的关系究竟如何呢？我国宪法规定：宪法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一切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规章都不得同宪法相抵触。同时，立法法第88条授权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撤消同宪法相抵触的行政法规、地方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第90条和91条进而设立了对法规、自治条例、单行条例作违宪审查的程序。单从宪法和立法法的这几个条文看，我国宪法宣称自己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法律制定必须依据宪法，法律在宪法之下。但是，对违宪的法律如何认定，怎么处理，宪法没有任何规定，立法法也对此保持沉默。宪法权威性形式上的表现是宪法的修改程序比一般的法律严格。我国的宪法修改需要全国人大全体代表的三分之二以上多数通过，而普通的法律只需全体代表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这种规定体现了宪法的至上性，表明了宪法高于法律。但是，在我国立法中存在一个重要的事实，即全国人大的立法总是以三分之二以上的高支持率通过。正如有学者精当指出的，全国人大立法三分之二以上高支持票率的事实是认识我国宪法与法律相对地位的关键。修改宪法只需要全国人大三分之二以上就可通过，立法也有三分之二以上多数通过，这样的法律实际上已经获得与宪法相等的权威性，因为对于这样的立法，除了立法机关的自我约束外，没有其他方法可以阻止他们换用宪法的表达。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我国的法律在地位上等同于宪法，而且无所谓合宪不合宪。为什么宪法文本确认的宪法的至上的权威性却在现实的人大立法中被销解了呢？这要从全国人大遵循的根本的组织原则-民主集中制原则和党的领导中找原因。我们的民主，是全国各族人民都享有的民主，因此，每届全国人大3000名左右的代表，包括了各个阶层各个民族的代表，民主的范围不可谓不广；同时，我们的民主又是在集中指导下的民主。集中指导如何可能？因为我们有党的领导。如此，才有了每次全国人大开会之前党员代表的“预备会议”，才有了当了三年“哑巴代表”的人大代表，也才有了“等宪法”的法律。可见，造成我国法律无所谓合宪不合宪的正是我们的民主集中制。以上的分析表明我国的法律与宪法的关系实际上消解了宪法的权威，法律等同于宪法，宪法随时可以被法律所替代，法律也随时可以换用宪法来表达。在这样的处境下，奢谈宪法的权威，就无异于痴人说梦了。二、立法至上与宪法权威的悖论“立法至上，也就是立法机关至上，或者说议会至上，至上也就是主权的意思。”在我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我国宪法第二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条第二款又进一步规定：“国家行政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都由人民代表大会产生，对它负责，受它监督。”从宪法的规定上看，我国把人民作为一切国家权力的来源，代表机构则被奉为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因此，立法至上在我国的确切称谓应是全国人大至上。在这样的制度设计下，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都是由人大产生，并向人大负责，受它监督。也正因此，我国不是西方宪政意义上的分权制，而是“议行合一”。在我国，立法、司法、行政不是象美国体制下的相互独立、相互制衡，而是立法至上，行政、司法从属于人大。三种权力的差别是分工的不同，而非分立与制衡。虽然行政诉讼的引入使司法权可以一定程度上监督、审查行政权，但对于立法权，司法权与行政权则不可有半点逾越。在这样一种立法至上的体制中，如果审视一下立法至上与宪法的权威之间的关系，就不难发现这二者实际上构成了一个悖论。宪法权威性的重要体现是宪法得到严格地遵守，当其被违反时可以通过违宪审查的方式及时予以补救。但在我国，一如上文所述，法律本身无所谓合宪不合宪，也就无所谓违宪不违宪。全国人大因其本身在国家权力体系中具有最高的地位，所以除了自我监督外，没有其他的国家机关可以对其实施法律意义上的监督与制约，因此，即使全国人大实施了违背宪法的行为，也没有任何法定措施可以补救。在这种情况下，只能靠全国人大自身的纠错机制发挥作用。这样的制度设计，在宪法的权威性与立法（人大）的至上之间形成了一个悖论。这个悖论在现实的宪政运作的结果是宪法得不到严格遵守，宪法权威被随意损害。三、社会变革与宪法权威的悖论在1996年到1998年的中国宪法学界，出现了关于“良性违宪”的热烈讨论，虽然这场讨论已过去几年了，但由这场讨论引发的中国宪法中存在的一些深层问题，却不断地吸引学者们继续探讨。在这些讨论中，许多学者都把目光投向了社会变迁与宪法规范的关系这样重大而现实的理论问题。本文因限于主题，不准备详细讨论社会变迁与宪法规范的关系问题，而将着眼点放在由良性违宪的讨论而引起的对我国宪法文本的反思，进而对宪法文本与宪法权威的关系作一探讨。宪法权威性的一个重要体现在于宪法的稳定性。宪法作为规定国家基本制度与公民基本权利的根本法，应该具有较一般法律更强的稳定性。很难设想，一部朝令夕改的宪法会有很强的权威性。美国宪法制定了二百多年，至今只有27条修正案，正是宪法的稳定性，保证了人民对宪法持续的敬仰。反观我国宪法，自建国后已经制定了4部，而且几乎每一部都是在推翻前一部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如果说这4部宪法的制定是由于我国特殊的历史原因所致，那么1982年宪法制定至今，短短20年，就已修改了三次，有了17条修正案，而且，按照每开一届党代会就会有一次宪法修改的惯例，我国的宪法还会这样一直每隔5、6年修改一次。这样频繁地修改，使人民对宪法的信仰大大降低。导致宪法频繁变动的原因，除了我国正处于转型时期，社会生活变动剧烈，宪法需要反映这种变化以外，更主要的原因还是由于宪法文本本身的原因。我国宪法除了国家机构的设置、权限、运作程序以及公民的基本权利以外，还有大量的有关国家政策的规定。在宪法中规定国家的基本政策，这是与我国对宪法功能的认识和立宪修宪的指导思想相适应的。我国宪法在序言中宣称：“本宪法以法律的形式确认了中国各族人民奋斗的成果，规定了国家的根本制度和根本任务，是国家的根本法，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既然宪法是对人民斗争成果的确认，那么规定最新的成果就成为理所当然。同时，我国的修宪指导思想是对党的最新政策以宪法的形式予以确认，以此赋予政策宪法上的正当性。所以，不管是1982年宪法还是此后的三次宪法修改，都是以当时党的文件为蓝本的。例如，1999年的宪法修改中的第13、14、15、、16条修正案就是对十五大报告的原文照抄。在这样的修宪指导思想指导下，宪法必将是党的政策的随从，跟在党的政策后亦步亦趋。这种制度的弊端至少有一下几点：1、影响了人们对宪法稳定性的预期，进而影响人们对宪法的理解，而且，往往导致将宪法与党的政策混淆，削弱了宪法作为国家根本法的功能。2、宪法作为党的政策的反映，在政策变化后必然要作出变化，这种现象不但削弱了宪法的稳定性，而且给人们一种宪法跟着政策亦步亦趋的感觉，破坏了宪法的神圣感和尊严。3、宪法中规定了过多政策性的内容，而这些内容随着社会的变迁又是极易发生变化的，当社会生活发生变化，宪法确不能及时作出应对，致使一些变革虽然符合社会发展规律但却与现行宪法相抵触，也即被学者称之为的“良性违宪”。面对这种现象，我们固然可以坚守宪政法治的阵地，对违反宪法的变革行为从宪法与法治的立场予以否定，但我们却无法摆脱这样的尴尬境地：一方面，我们猛烈抨击违宪的变革行为，另一方面，被我们猛烈抨击的做法不久却经修宪程序成为宪法的规定。面对宪法中如此之多的关于国家政策的规定，我们在鼓吹宪法权威时不得不加倍小心，因为如果宪法真得像一些学者鼓吹的那样修改一次管30甚至50年，那么，出现的结果要么是社会停止变革，要么是宪法被抛在一边，所谓“良性违宪”的行为大行其道。四、神话的破灭与可能的道路以上我分析了宪法权威与“等宪法”的法律、立法至上、社会变迁的三个悖论，以此揭示中国的宪法从其文本体现的制度设计就暗设了宪法权威不可能得以实现，在这样的制度设计下，宪法权威不过是一个虚构的神话。那么，当神话被打破，当宪法被揭下虚幻的神圣面纱，我们该如何寻找以后的路？在以上的三个悖论中，社会变迁与宪法权威的矛盾可以由宪法文本本身得到解决。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是从理论上搞清宪法应该规定什么。英国继戴雪（Dicey）之后最权威的宪法学家詹宁斯（Jennings）在其名著《法与宪法》中认为，“宪法所意指的是规定政府的主要机构的组成、权力和运作方式的规则以及政府机构与公民之间关系的一般原则的文件。”宪法的主要内容应是规定国家机构的组成、权限、运作程序以及公民的基本权利。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宪法不可以规定其他内容。实际上，当今世界许多国家的宪法都有关于建国的基本理念、根本国策的规定。但是，对于作为根本法规定的基本国策，应是关涉到国家的根本存在的内容，例如四项基本原则。至于其他涉及经济制度、社会制度、精神文明等内容，虽然重要，但却可以通过一般法律或行政法规的形式予以确立。将那些易变的政策性的规定从宪法中取消，只保留那些最基本的涉及建国基本理念的政策性规定，这样，既可以使宪法有足够的弹性容纳社会的急剧变迁，又可以减少甚至杜绝“良性违宪”的情况发生。同时，由于避免了类似“良性违宪”这样的尴尬，宪法的权威自然得以保障。仅仅冀希望于制定一部完善的宪法就可以解决一切问题是一种乌托邦式的幻想。且不说存不存在一部尽善尽美的宪法，假使存在这样一部宪法，那么这部宪法本身也没有生命，要使其成为一部“活”宪法，还需要将宪法运用于现实中，通过宪法审判、宪法解释等方式才能真正赋予宪法以生命力。在我国，人大至上的体制不可能让我们引入真正的违宪审查机制，但这并不代表着在维护宪法权威方面我们将无所作为，相反，当我们总将目光投向那些根本的体制、矛盾、冲突时，恰恰忽略了就摆在我们面前的那些问题。有人说，1989年颁布的《行政诉讼法》开启了中国的宪政大门。既然大门已开，那么宪政大潮必将滚滚而来。行政诉讼法规定法院可以对行政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进行审查，那么能不能再进一步，将行政机关制定行政法规、规章以及其他规范性文件的行为也纳入司法审查的范围，这样的设计，即与我国的宪法规定不抵触，也实际上将除法律以外的规范性文件纳入了司法审查的范围。与此相联系，宪法也应成为法院判案的依据。中国的宪法是有名无实，虽然宣称是根本法，但不能作为法律在司法中直接适用。法律真正的权威来自它的适用性，很难设想，一部不能在司法实践中适用的法律会具有权威，会得到人们的尊重。宪法同样如此，不能在司法实践中适用，宪法就像远方的海市蜃楼，虽然美丽，但却只是幻影。而且，在现有的制度框架内也完全可以容纳宪法的司法化。反对宪法司法化的一个重要理由是法院无权解释宪法，而适用宪法必然涉及宪法的解释，因而，法院无权适用宪法。照此思路，宪法中也没规定法院有解释法律的权力，那么是不是法院也无权适用法律审理案件了呢？据此，法院有审查行政机关抽象行政行为的权力，可以直接宣布违宪或违法的具体行政行为无效，如果涉及法律与宪法冲突时，则应提交人大常委会请求解释。民主集中制与违宪审查制的根本冲突，立法至上与宪法权威的悖论，并非是一些精英式的制度设计能够解决的。当我们纠缠于这些问题并感到前方一片迷茫时，我们是否应该想到，学者精英式的制度设计并非只有涉及到根本的制度设计时才会有价值，实际上中国现在更需要的是如何在现有的政治框架内更好的完善具体的制度，因为，我们还远未充分利用制度所提供的空间。正如有学者已经指出的，我们还远未搞清民主集中制的真正内容，到底民主和集中的比例应多大，怎样在现有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体现民主与集中，这些都是值得探讨的问题。就目前的许多做法，例如上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主持下届全国人大的选举是否符合民主集中制，或者是否民主集中制必然要求如此，都是可以研究的。此外，人民代表大会常委会的组成人员的素质、任期等也可以在民主集中制框架下予以完善。五、结语本文可以看作是对当下几乎众口一词地维护宪法权威，强调宪法至上的一种反思，同时也是在规范的意义上对我国宪法（宪政）体制的一种反思。也许反思的结果让我们（至少让我自己）感到我们这个国家要在现代实现西方意义上的民主宪政，道路还很漫长。但唯其如此，我们才会少些不切实际的幻想，多些关注中国现实的理性。也只有这样，中国的宪政之路才会一步步扎扎实实走下去，中国人等待了百年的宪政之梦才能在可预见的将来变为现实。

宪法权威范文篇2

关键词：宪法权威、宪法修改、宪法的司法化

宪法的权威性是指一国宪法在法律上和实践中都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或者说，“宪法权威是就国家和社会管理过程中宪法的地位和作用而言的，其内容包括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是一切机关、组织和个人的根本行为准则等方面”①。对法治而言，“世界上各国的国情是千差万别的，但任何一个国家只要选择了法治的道路，而且搞的是真正的法治，就必须具备一个共同的条件，那就是：“法律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性”②。宪法权威至上是法律至上的原则的灵魂，然而，目前宪法在我国并没有获得应有的权威地位。

依法治国首先是依宪治国，宪治权威至上是现代法治的根本要求。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必须树立宪法权威。

一、保持宪法的稳定性

法律权威天然的是与法律规范的稳定性联系在一起的。一个频繁变迁、朝令夕改的法律体制，是无法赢得人们的尊崇和信赖的，更无法建立一个和谐有序的社会生活。树立宪法的最高权威必须确保宪法的稳定。

宪法是否具有稳定性取决于宪法的内容是否符合客观实践。科学的宪法是宪法权威确立的前提。当一国宪法规范反映了该国人民宪法观念所体现的价值追求时，必然会具有极强的稳定性。这种稳定性则反过来使宪政信仰在人们心中的积淀不断加层，进而赋予宪法规范崇高的至上性。我国宪法内容是十分宠杂的，除传统宪法所包括的公民权利和国家权力的两部分外，还有大部分关于经济制度、文化制度和社会政策方面的内容。由于政策具有灵活性和易变性的特点，所以就使得宪法规范经常落后于社会现实的发展，从而引发宪法的频繁修改，损害了宪法权威。这一点突出的反映在宪法的经济政策规范中。宪法中政策性规定过多，是我国宪法频繁修改的重要原因。造成这一情形的主要原因有两方面：一方面，宪法具有比其他法律多的多的原则。这些原则会给人以宪法是政策的综合的假象。的确，宪法是根本法，具有原则性、概括性特点，包括许多原则性条款，但宪法毕竟是法，宪法的原则性条款仍然是法的条款，具有国家强制力，与政策不同，政策具有很强的弹性。另一方面，自从建国初期的《共同纲领》开始规定政策，就一直延续至今，以至于以后的四部宪法虽有所改变，但仍没有彻底摆脱这一倾向③。

所以要保持宪法的稳定性，树立宪法的权威，必须实现政策性宪法向规范性宪法的嬗变。

（一）在宪法中尽量减少或限制有关政策性规定，特别是一些具体的经济制度，社会文化政策不宜规定的过于详细，只对关涉国家根本性和全局性的问题做出规定。

1、宪政的基本功能在于限制国家权力，维护公民权利。经济领域的事情应当交由经济规律来主导，制度投射法律关照都是极其有限的。因此宪法规定过多的经济制度甚至经济政策方面的内容，既妨碍经济的发展又动摇宪法权威的根基。

2、经济的日新月异发展，尤其是现代信息技术所引起的经济巨变，导致经济条件手段，经济运行机制不断新陈代谢，在这样一种情况下，企图让宪法，法律与经济发展在法条主义平台上亦步亦趋的和谐，那只能是痴人的美梦。

3、过去社会主义经济既表现出明显的发展阶段性，人们也表现出明显的认识阶段性，因而我们要借助宪法来除旧布新，巩固认识，协调分歧。当今，当我们已初步建立市场经济体制时，多元化的经济力量不间断地进行渗透，融合，竞争，角力。理论上关于国有经济，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外资经济的经典划分，既不能负载亦不能概括经济生活中的千变万化情况，新的经济形态和运行模式层出不穷，因此宪法关于具体所有制形式的经济制度规定必将随着经济领域的变化而改变。

4、宪法对经济的作用应在于界定产权，维护公民经济活动的自由，制定驭制经济纠纷的根本规则，确立根本的分配制度。这样一个宗旨在立宪技术上的表现乃是宪法除了应在总纲中规定社会主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分配制度是以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多元分配制度外，其他规定可以删去，而把这种有人民自主决定，自主保留的权利，或体现在公民基本权利的宪法规范中，或依法律不禁止的行为即是公民可以先例的行为的原则推定为公民原创性拥有。④

（二）逐步完善宪法规范的逻辑结构

根据法理学的一般观点，现代法律系统的基本要素可简化为规则、原则和概念，其中在数量上规则应占绝大多数⑤。作为法律的宪法，其规则即规范也应占绝大多数⑥。而且，因为“规则有较为严密的逻辑结构，包括假定（行为发生的时空、各种条件等事实状态的预设）、行为模式（权利和义务规定）和‘法律后果’（含否定式后果和肯定式后果）三部分。”⑦宪法规则（即宪法规范）也应当具备作为法律规范的完整的逻辑结构。而事实上，我国宪法在这方面存在较为严重的缺陷，即宪法本身未明确规定违宪构成和违宪责任，也没有追究违宪责任的完整，统一的程序规定。在以后的修宪中，我们要逐渐完善宪法规范的逻辑结构。这也是关于“搞宪法就是搞科学”⑧的基本要求。

二、保持宪法的适应性

宪法作为社会生活的根本法则，必须保持相对的稳定性。但同时，正是宪法的稳定性，促成了宪法的保守性倾向。因此，宪法的价值取向一旦和社会生活产生了脱节或冲突，宪法就推动了其反映、确认和保障社会生活价值取向的功能，甚至成为社会生活价值取向的反动，从而产生阻滞社会生活前进的负价值⑨。“经验知识告诉我们，‘法’必须受到人们的尊重，然后才有尊严，然后才能发生作用，但‘法’也难有能够适应和满足现实社会的需要，然后才会为人们所遵守。”⑩因此，树立宪法权威，实现法治秩序，必须要确保宪法规范与社会现实的适应性。要实现这一要求，必须通过科学的方式实现宪法的变迁。对于成文宪法国家来讲，宪法修改是宪法变迁的重要途径。

（一）适时修改宪法

正如有学者所言，无论是刚性宪法还是柔性宪法，都必须随着时间和社会情势的变化而变化，宪法不在变化中自变，就会因其不变而为社会变革所推翻。在这种情景下，更不能奢谈宪法权威和法治。⑾因此，宪法必须适时修改。

我国宪法从1975年至1982年的数年间，就发生3次全局性大变动，之所以如此，修宪活动的不适时是其中一个重要原因。1954宪法本来是在中国新的经济社会制度、政治制度趋于形成的过程中产生的。随着所有制改造的完成，就有必要对它作某些局部变动，但当时未作变动。如果有这一适时的局部变动，即使后来出了一个1975年那样的宪法，在新时期有必要对1975宪法进行修改时，也可能不是产生一个时隔不久就仍然要作大变动的1978年宪法而是可以宣布废止1975年宪法，重新适用经过修改的原来的宪法，并根据新情况对其作相应的局部变更。如果这样做了，就没必要采用大幅度变动既有宪法的方式产生1982年宪法了。易言之，在以往的立宪史上，如果我们注意适时变动宪法，注意少走弯路，就可能不会出现7年间3次大幅度修改宪法的事情。

可见，适时的修改宪法，保持宪法的适应性，有助于树立宪法权威。

（二）科学修改宪法

从理论上讲，学界认为全面修改和部分修改是宪法修改的两种主要方式。树立宪法权威必须选择适当的方式科学修改宪法。

全面修改又称整体修改，是指在国家政权性质及制宪权没有发生变化的情况下，宪法修改机关依据法定的修宪程序，权限对宪法的大部分内容（也包括宪法的结构）进行调整、修订并重新予以颁布的活动。部分修改则指修宪机关依法对宪法中的部分内容进行调整或变动的活动，一般以决议或修正案的形式出现。

立宪技术是科学修宪的重要环节。无论是对现行宪法进行部分修改还是全面修改，甚至抛弃现行宪法，启动制宪权制定一部新宪法，都必须对现行八二宪法给予科学的评价。⑿基于对这一逻辑前提的分析以及全面修宪和制宪权的重新行使的弊端的透视，、笔者认为在现今阶段，在宪法规范与社会现实存有罅隙时，应该在宪法解释空间用尽的前提下通过部分修宪的方式实现宪法的变迁。

1、现行宪法体现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现行宪法于1982年12月4日由全国人大五次会议通过，是对1978年宪法的全面修改。在其公布施行的20余年间又进行了四次部分修改。尽管宪法学界对前三次修宪颇有微词，但从八二宪法制定的历史背景、规范内容以及其实施后的绩效来看，她是建国历史上最好一部宪法，体现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首先，从现行宪法产生的历史背景来看。八二宪法自诞生以来就与前三部宪法存在显著区别。她在坚持社会主义制度的前提下高举改革开放的大旗，弘扬政治体制改革的精神，彰显保护人权和公民权利的立宪取向。八二宪法的诞生是时展的产物，她深刻的蕴含了人民主权的价值取向和与时俱进的实践要求。

其次，从现行宪法的内容来看，八二宪法代表着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她自身即是生产力解放的产物，是在打破“”造成的一系列束缚生产力发展的桎梏后公布的。鉴于此前的教训，宪法中有些条文直接规定了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制度，还通过保护劳动者权益，赋予民族自治区经济自主权以及重视科学技术等方式间接促进生产力发展。宪法在将物质文明建设纳入根本法规范的轨道的同时，赋予了精神文明建设以同样重要的宪法地位。八二宪法是全国各民族人民共同意志的体现。八二宪法的产生充分体现了社会主义的民主精神，具有广泛的民意基础和社会基础。现行宪法的人民性决定了她代表着最广大人民的意志和利益。总之，八二宪法体现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最后，从宪法实施后的社会绩效来看。二十年的实践证明，我国宪法是一部符合国情的好宪法，在国家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生活中发挥极其重要的作用。二十余年中，我们从一个全面计划的社会逐步迈向尊重个人利益和自主权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几次政府机构改革谋求实现一个“小政府大社会”的治理局面且成果突出，法律体系逐步完善，特别是颁布了行政诉讼法等一系列人权保障法，更为紧要的是我们抛弃了人治的痼疾，万众一心建设法治国家。所有这些，都离不开宪法的保驾护航。事实也证明，“只要认真贯彻实施宪法，坚持和完善宪法确立的各方面的制度和体制，就能保障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不断向前发展，保证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不断得到实现，保障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实现长治久安”。⒀

2、频繁的全面修宪将会削弱宪法权威和公民原本就十分薄弱的法治和宪法意识。

第一，一个社会的法治建设推进到一个阶段后，宪法成了一个描述标签。一部成文的宪法凝聚了一个时期人们对法治的体认和信仰。如果我们频繁的全面修改宪法，只会人为地中断这一周期，造成法治文化发展的断裂和人们心理上的不适，最终分解人们法治体认和宪政信仰的心理积淀。

第二，宪法是最根本的行为规则。她像一根红线贯穿无数的法律规则。当人们在日常生活中面临规则丛集而不知所措时，自然首先要将宪法规则作为行为预期的方向标，在与他人的行动中达成一种纳会均衡。宪法频繁的修改，会造成人的行为自主性与行为的束缚，进而造成人的行为的适应性与惯性的重大冲突，加剧社会均衡与和谐实现的代价。

第三，对权力行为的合法性进行追问，是法治的应有之义。在现代宪政国家一部正当的宪法则是这一追问的终结点，当人们对权力行为的合法性追索到宪法这一法律位阶，这种追索自然而止。全面修改宪法作为一种法定的权力行为，也必须接受这种合法性追问。但当公民对一次全面修宪行为进行例行的合法性追问，并惯常地将目光投向先前的宪法而发现曾经神圣的宪法文本已是一张废纸时，全面修宪造成的规范缺失对公民宪法、法治和宪政信仰的冲击，自然可想而知。

第四，全面修宪会使一大批法律面临合宪性危机。现代宪政国家法律的生产必须由立法机关经由合法的程序制定，而且要求法律的内容必须经受得住宪法的盘问。宪法一旦全面修改，将使一些依照旧宪法制定但不合新宪法的法律突然被置于不合宪的困境之中，失去道义的权威性。但另一方面，这些法律仍然在调整人们的行为，衡定社会的价值取向。这种尴尬的法治局面，对于像中国这样解释，监督和实施宪法的机制不完备，同时宪法规范又缺乏可操作的国家来说，会表现得更突出。因此，当一纸宪法高悬空中而又持续地遭受普通法的挑战并对这种挑战采取漠视的态度，宪法有何权威呢？⒁

基于对适时、科学修改宪法的必要性和可行性的认识，我国宪法于2004年3月14日适时进行了第四次部分修改，使得现行宪法更符合改革开放、与时俱进的核心精神，提高了宪法权威。

三、保持宪法的实效性

我国现行宪法虽然较之以前的几部宪法是最好的，但实施状况并不令人满意，许多内容还仅仅停留在纸面上。而宪法如果不能应用到社会实际中去，它就缺乏生命力，更难以产生应有的权威性。正如张友渔先生所指出：“有了一部最好的宪法，如果不能贯彻实施，那么这部宪法就等于一纸空文，不起任何作用。”以至人们逐渐形成了宪法不是法，不具法律效力的观念，认为违反刑法、民法是违法犯罪，而违反宪法无所谓，以至违宪现象屡见不鲜，人们也无动于衷。因此，保持宪法的实效性，树立宪法的权威必须实现形式宪法向实质宪法的嬗变。

（一）进一步完善宪法的自身保障制度

具体内容包括：以宪法条文而不是在序言中明确规定宪法具有最高法律效力。针对我国宪法实施的历史状况，可借鉴俄罗斯联邦的做法，在宪法中明确规定宪法具有直接效力⒂；进一步规范宪法修改建议权，增加宪法修改难度，明确规定更为严格而规范的宪法修改程序，使宪法内容具有更强的稳定性；可将一些关乎国家兴衰存亡的重大原则问题确定为宪法永远不能修改的内容。

（二）进一步健全宪法监督制度

我国现行宪法确立了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行使宪法监督权的宪法监督制度。从理论上说，这种体制似有较多优越性，它合乎全国人大一元化的领导体制，能保证监督机关的权威性，但从实际运行的角度言，实际上并没有一个机构专施宪法监督之责，也没有宪法监督的程序规定，致使宪法监督规定形同虚设。鉴于我国目前体制上的困难，笔者建议在全国人大常委会下设宪法委员会专施宪法监督之责，要经常地、有计划、有重点地开展关于贯彻、实施和执行宪法情况的检查，要及时纠正各种违宪问题，并尽快制定《监督法》以明确其具体职责及工作程序。

（三）建立全面的宪法审判制度，使宪法司法化

宪法的司法化，是指宪法规范在司法领域获得普遍的新生，并经由法院加以适用的过程。⒃是宪法法律性的本质要求。古斯塔夫•拉德布鲁赫有两句警句深刻地揭示了法的司法化的道理，笔者认为这同样适用于宪法。一句是：“法不只是评价性的规范，它也将是有实效的力量。而从理念王国进入现实王国的门径，则是谙熟世俗生活关系的法官。正是在法官那里，法才道成肉身。”⒄另一句是“一个超国家的法要想变得有实效，就不应高悬于我们之上的价值的天空，它必须获得尘世的、社会学的形态。法的这一形塑过程是在法官阶层身上完成的。”⒅其意思是，必须经由法官加以适用，法律（包括宪法）才能从理念或价值形态变成有实效的规范。结合我国实际，宪法完全实现司法化的关键，是建立以人权保障为价值目标的宪法审判制度。提起宪法诉讼的主体，是认为其宪法权利被侵害的公民；提起宪法诉讼的法定理由，应当是认为其宪法权利受到侵害，包括法律法规因违宪对当事人的宪法权利造成的侵害和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违宪行为给当事人造成的侵害。为此，笔者建议，设立独立的宪法法院，直接对全国人大负责并报告工作，承担宪法案件的审判工作，并可在各高级人民法院设立宪法审判庭，作为其下一级审判机构，受理第一审宪法诉讼案件。宪法诉讼实行二审终审制。同时建议，尽快制定《宪法诉讼法》或《公民基本权利、自由保障法》，对以上内容及具体程序做出详细规定。

（四）加强宪法宣传教育

开展宪法宣传教育工作就必须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注重效果不搞形式主义。引导人们联系实际问题学习宪法知识，使人们看得见，摸得着，便于理解和掌握宪法；还要把学习宪法和解决实际问题相结合，真正做到学法用法，把宪法作为自己的行动准则。

开展宪法宣传教育还要从实际出发，制定出切实可行的宪法宣传教育规划，使之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并要抓好试点，用典型示范以点带面，保证宪法宣传教育工作健康顺利持久地发展。

重视搞好对青少年的宪法宣传教育工作，也是树立宪法权威的重要环节。在大、中、小学搞好宪法宣传教育，把宪法作为大、中、小学生的必读课程，使学生在校期间就可以学习和掌握宪法知识，意义尤其重大。

宪法宣传教育，在内容上要深入浅出，通俗易懂，要有针对性，要结合实际生活，与群众的实际利益结合起来，在形式上则要采取多样化，在各种法制书刊、报纸、宣传橱窗等地方设置宣传栏等。此外，还要注意运用多种文艺形式，进行宪法宣传教育。艺术形式寓教于乐，容易感染人、说服人。开展宪法知识竞赛，能够增添学习宪法知识的兴趣，在竞赛活动中，还会相互影响，从而有利于公民了解和掌握更多的宪法知识，增强宪法意识。总之，充分运用多种形式加强对公民的宪法宣传教育，将有利于树立宪法权威。

注释：

①千古洲：《中国的宪法至上：怎样才能实现----中国宪法学研究会副会长周叶中教授访谈录》，载《中国律师》2000年第3期。

②吴家麟：《宪法至上是建设法治国家的关键》，载中国法学会宪法学研究会编；《宪法与国家机构改革》，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③王磊：《宪法的司法化》，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59页。

④秦前红：《宪法变迁论》，武汉大学出版社2002年7月第一版，第102-102页。

⑤沈宗灵：《法理学》，高等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第35页。

⑥法律规则与法律规范是否属于同一概念，学界有争议。我国法学家倾向于把规则和规范看作同一概念。参见张文显：《法理法》，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70页。

⑦沈宗灵：《法理学》，高等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第36页。

⑧北京广播电视大学法律教研室：《宪法学资料选编》，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26页。

⑨秦前红：《宪法变迁论》，武汉大学出版社2002年7月第一版，第177页。

⑩荆知行：《宪法变迁与宪法成长》，台湾中华书局印行，第3页。

⑾舒国滢：《宪法的时间之维》，载《法学研究》1999年第3期。

⑿秦前红：《十六大后现行宪法修改的思考》，HTTP：///article/law/3368.IItm。

⒀：《在首都各界纪念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公布实行二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致《人民日报》（海外版）2002年12月5日第5版。

⒁秦前红：《宪法变迁论》，武汉大学出版社2002年7月第一版，第213-214页。

⒂参见刘向文、宋雅芳：《俄罗斯联邦宪政制度》，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39页。该书还认为俄罗斯联邦宪法的直接法律效力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联邦宪法院直接依据联邦宪法条款和有关法律条款，审理宪法诉讼案。宪法直接进入诉讼程序。（二）联邦现行宪法的许多条款要求制定颁布普通法律，因此国家立法机关的立法活动也是联邦宪法具有直接效力的体现.

⒃谢维雁：《论宪法的司法化》，载《西南民族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12期。

⒄（德）古斯塔夫•拉德布鲁赫：《法律智慧警句集》，舒国滢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01版，第8页。

⒅同注③。

参考文献：

[1]沈宗灵主编：《法理学》，高等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

[2]张文显主编：《法理学》，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

[3]周叶中主编：《宪法学》，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

[3]王磊著：《宪法的司法化》，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4]秦前红著：《宪法变迁论》，武汉大学出版社2002年7月第一版。

[5]北京广播电视大学法律考古室编：《宪法学资料选编》，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

[6]李忠著：《宪法监督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2月第2版。

宪法权威范文篇3

一实践中宪法内容选择的几种模式

宪法内容的选择,受各国不同的法律文化传统、宪法权威的价值评价,特别是受该国通过宪法所要建立的各种体制的制约。本文要分析探索的是,关于宪法自身结构性的内容选择,而非具体制度性内容的选择,因此,该部分内容是关于宪法文化自身发展的理论探讨。

1以美国宪法为范例的资本主义宪法模式

美国宪法是世界第一部成文宪法,并且第一次将反对封建专制集权体制,建立共和体制规定在宪法中,因而对世界各国的民主革命发生了深远影响,所以,美国宪法也成为全世界最具有典型代表意义的宪法模式。美国宪法在制定过程中的立意,就是把宪法作为国家权力之间制衡,以及保障国家权力行使法制化的依据。从这个立意出发,美国宪法内容就是制定国家权力的分配、行使、制衡与监督的规则。从美国宪法原本的结构我们可以看出它的这个特点,即美国宪法原本只有七条,前三条分别规定联邦国会、总统和联邦最高法院的组成和职权,第四条规定联邦各州间法律的效力、州加入联邦等内容,第五条规定宪法的特殊修改程序及有关事项,第六条规定联邦宪法和法律与各州宪法和法律的效力关系,第七条规定宪法的生效条件。¹关于公民权利的内容,美国宪法原本并没有规定,而是后来的宪法修正案作的补充规定。但是,之后的宪法修正案内容,只是对宪法原本的补充,在结构上没有扩充。所以,从宪法的实践内容来看,美国宪法只包括国家权力的分配与制衡和公民权利这样两部分内容,其余部分属于程序性内容。一从美国宪法的结构性内容的选择可以看出,美国人的宪法权威观的特点,他们对宪法权威主要理解为它是联邦公民最高意志的体现,为保障公民权利的充分实现,必须使国家权力纳入法制化轨道,通过国家权力的分解与制衡,保障国家权力行使的法制化。因而,美国宪法的结构内容选择体现的是宪法至上观念,充分保障宪法的稳定性和最高权威,而经济制度内容只字不提。这种结构的选择,首先是由美国的政治、经济体制决定的,宪法只规定社会生活中必需的社会管理规则,新生问题先由联邦最高法院通过司法审查权对宪法的解释来解决,待实践要明确了,再决定是否通过宪法修正案。美国宪法的结构模式,是使它二百多年来极为稳定的主要原因。美国宪法模式被其他资本主义国家普遍接受,尽管在具体安排上有些差别,但结构性内容选择是一致的,因而形成了资本主义宪法结构选择的模式。

2以前苏联为代表的社会主义国家宪法模式

传统社会主义理论是以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以及由此引发的经济危机为基本结论,而认为建立社会主义是从体制上根本解决社会矛盾的出路。根据这种分析,社会主义经济的特征被确定为生产资料公有制和有计划按比例的经济发展体制。社会主义的经济模式,决定了国家干预经济生活成为国家权力的重要内容,这是区别于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管理模式的,因此,社会主义国家宪法中都把经济制度作为主要内容之一进行详细规定。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宪法典范的苏联1936年宪法,就在第一章社会结构中的第四条至第十二条规定了经济制度的内容。º二战结束后,新诞生的社会主义国家纷纷仿效苏联宪法,形成了社会主义宪法模式。社会主义宪法规定经济制度,是传统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决定的。作为计划经济体制,国家直接参加社会经济生活管理,同时必须通过国家权力保障国家计划的落实,宪法中若不对此作出明确规定,国家直接管理经济的活动就失去了法律根据。所以,传统社会主义宪法结构模式,是计划经济体制的特有产物。我国现行宪法在结构性内容的安排上,’受前苏联1936年宪法的影响相当明显,当然,其中也有前苏联1977年宪法的影响。我国宪法第一章“总纲”,实际就相当于前苏联1936年宪法的第一章“社会结构”。我国宪法从第六条到第十八条规定了经济制度内容,另外比前苏联1936年宪法还增加了一些基本原则和精神文明规定。所以,总的讲,我国现行宪法的结构内容,还是传统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类型的。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宪法,大都是将经济制度给以专门规定,其中保加利亚共和国1947年宪法以第二章全章规定经济制度。»所以,充分重视所有制形式,把它列为社会制度的重要内容进行规定,是传统社会主义宪法的共同特征,这主要是由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造成的。

3二战后世界各国宪法的结构性特点

美国宪法的结构模式对资本主义各国产生了深远影响,但是各国并没有照搬美国宪法模式。资本主义国家宪法的结构特点是,不规定经济制度内容,而只规定公民权利,国家权力的划分、及制约与平衡的体制。联邦制国家对联邦与州权力的规定,实际也是对联邦与州之间权力分配的规则。这种结构性特点,虽然没有采取美国宪法那种不划分章的方法,而只是以大条,再划分项、款的立法方式,但从结构性内容的取舍方面,还是一脉相承的,区别只在于各国从本国的特殊需要的角度,而对某些方面给以强调。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全人类从战争造成的残酷悲剧中得到了反省‘因而,资本主义各国在保持宪法结构性选择总方向不变的前提下,具体特点发生了一些改变。这些变化主要体现为许多国家对经济内容进行专门规定。意大利1947年宪法第三章就专门规定经济内容,当然,它的规定与社会主义宪法对经济制度的规定是有区别的,它实际是对公民经济权利的保障,应该说,它体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社会福利原则的发展。¼另外,许多国家对文化发展不再采取漠视态度。对文化建设和精神文明内容的规定,以社会主义国家尤为有代表性。前联苏1977年宪法,我国现行宪法,都对文化建设做了明确规定。资本主义国家宪法结构中,出现了经济内容的专门规定,一方面是对经济危机造成的危害有所认识,另外也是由于社会主义阵营的出现而形成的对资本主义国家管理意识的影响。二战后各国宪法的结构性变化的另一个特点是,各国根据本国的具体情况,还规定了一些特殊原则。日本和联邦德国作为二战的发起国和战败国,在各自的宪法中将和平原则规定下来。我国现行宪法将计划生育作为一项基本国策确定下来。非洲一些国家还把维护国家的独立和主权,规定为宪法原则。对世界各国结构内容选择模式的划分,是以成文宪法为依据的。不成文宪法由于不通过成文法典规定宪法内容,所以不存在宪法结构安排上的选择问题,但是,宪法的具体内容方面,也受到近年来各国的影响。从总的实践情况来看,对于宪法结构性内容的选择模式划分方面,是由以美国为代表的资本主义宪法模式和以前苏联为代表的社会主义宪法模式构成的。两种模式的共同点是,将公民权利和国家权力作为宪法内容给以规定,当然,对国家权力的性质和行使原则上,是有不同认识的。两种模式的区别在于对国家经济制度和精神文明及文化建设是否作为宪法内容,采取不同选择。两种模式在选择内容上区别的原因,根本上是不同的经济体制和国家权力结构造成的。在两种典型模式之间,还有一些中介类型,但比较分散,缺乏典型性。

二宪法内容的选择对宪法实施的影响

1宪法内容的选择,是影响宪法修改频率的自身因素法律不能随着社会发展而发展,必然遭到社会的淘汰,但法律修改过于频繁,对于法律的实施有消极影响。特别是宪法,对国家生活的稳定具有根本性保障作用,限制对宪法的修改,是各国法制的一项重要原则。影响宪法修改的因素有社会因素和宪法自身因素,社会因素是客观的,起根本决定户用的。宪法自身因素也具有不可忽略的作用,特别是从宪法学的角度,主要应研究宪法自身的保障机制。社会内容是客观的.而宪法规定哪些内容却是可以选择的。宪法作为实现国家管理法制化的依据,它的内容应是保障公民基本权利,以及规范国家权力的行使,将国家权力运行纳入法制化轨道。试图将所有社会关系都归入宪法调整,是不符合法制发展规律的,尤其是经济生活的具体内容,应通过其他部门法调整。因为经济生活是社会中最活跃的因素之一,集中地体现了社会实践的恒动性特点,宪法对经济制度内容的详细规定,很容易将宪法置于与实践脱节的状态,而使大量违宪行为被视为正常现象。

2宪法内容的选择,直接影响宪法实施的可操作性宪法是社会生活管理法制化的工具,在法律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因而区别于其他社会规范。宪法的制定,必须充分考虑其规范内容的可操作性。在社会生活中,有的社会行为有规范调整的可能性,有些就很难实现,或者说硬性规范反而不利于社会发展。社会生活从宏观上划分,可以分为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两方面。精神生活渗透着人的主观因素,是呈开放性状态的。社会的发展,根本在于人的发展,而人的发展实际是人的文明程度的提高。正是从这个意义上,精神生活应保持相对开放性,因为任何时代的观念都是该时代的群体性观念,与局部的超前意识和滞后思想并存的。这种交错并存现象是精神生活的特点,以统一规范强行一致,反而使超前意识具有的引导作用也被扼杀了。所以,宪法对精神生活的调整,是从保障公民思想自由的角度进行的,其他具体内容的调整,则通过道德规范调整,而且精神生活中的大部分义务性内容,只能由道德规范调整。宪法一旦把精神生活中大量的义务内容规定出来,实际很难保障它的实现,反而将宪法落入了道德规范的层次,损害了宪法的权威性。3宪法内容的选择,直接影响到公民对宪法的价值评价宪法在国家生活中起重要的保障作用,然而,一旦宪法经常成为社会发展的滞后因素,便会对宪法权威的实现造成社会压力。对道德内容的原则性规定,不可能有法制化的保障措施,反而在宪法内容中出现了宪法保障的机能性空白,因而引起社会对宪法规范的漠视。所以,宪法学充分探索宪法的结构内容,形成宪法权威的自身保障机制是非常有现实意义的。

三宪法内容选择的一般规则及趋势

立宪过程中,各国并没有统一必须遵循的模式和规则,但是随着宪政实践在各国的发展和成熟,从法律文化的自身积累方面,各国对宪法内容的选择上逐渐形成一些共识,这些共识便被看作是一般规则。

1保障宪法在本国的可行性在一个国家制定宪法之后,必须能够贯彻实施,它包含两层含意,一方面是所涉择内容与本国实际情况相一致,能够贯彻实施,这在本文前面已经分析论证。另一方面指宪法结构性内容的选择,必须保障宪法实施过程中的可操作性。这是宪法结构性内容的选择中,必须坚持的一项基本原则,否则它会造成社会对宪法的价值评价产生消极影响。

2保障宪法的稳定实施宪法是国家生活法制化的核心,保持宪法的稳定性,是法制建设的一项原则。过专有一种误解,以为保障宪法的权威与稳定,应对宪法内容尽可能作原则性规定,由其他部门法作具体规定。实际上宪法的许多内容是宪法特有的,如公民权利和国家机关的职权等,对此只作原则规定会造成实践中过多的分歧,因而影响宪法实施。所以,保障宪法的稳定,在宪法自身因素方面,关键是结构性内容的选择。因此,在确定宪法的结构性内容时,应坚持保障宪法稳定实施的原则,避免将实践中变动很快的内容规定在宪法中。

宪法权威范文篇4

经中共中央、国务院批准，12月4日为全国法制宣传日。在第一个全国法制宣传日到来之际，全面、深入地宣传宪法精神，对于提高全体公民的宪法观念和法律素质，提高全社会依法管理的水平，实现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在国家法律体系中居于至高无上的地位，马克思称之为“法律的法律”，有人也称之为“母法”。宪法规定了比普通法律更为重要的内容，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是制定一切法律、法规的依据。它规定了国家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根本制度，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规定了国家权力。特别是，它界定和协调了国家权力和公民个人权利的关系，并且是侧重于通过限制国家权力的范围及监督国家权力的行使，来保护公民的基本权利。因此，宪法又被誉为公民的“权利保障书”。这种权利保障，是在尊重人的尊严、自由、合理愿望、进取精神和财产权利的基础上，形成的崇高的宪法原则和宪法精神，是人们对未来生活充满信心与希望的根基。

我们宣传宪法精神，就是要在广大干部群众中进一步牢固树立宪法是国家根本大法的观念、国家一切权力属于人民的观念、公民权利与义务相一致的观念、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的观念，增强公民对宪法的忠诚与信仰，提高公民遵守宪法、维护宪法权威的自觉性，为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营造浓厚的法治氛围，保障和促进经济建设和社会各项事业的顺利健康发展。

宪法规定，人民法院是我国的审判机关，是我国国家机构的重要组成部分，依法独立行使国家的审判权。人民法院组织法规定，人民法院要用它的全部活动教育公民忠于社会主义祖国，自觉地遵守宪法和法律。因此，宣传宪法精神，人民法院和人民法官责无旁贷。

多年来，各地法院在宣传宪法精神方面，已经做了大量的、卓有成效的工作。人民法院通过各种审判活动和宣传活动，极大地提高了人民群众学法、用法的热情，并逐步树立起认真遵守宪法和法律、严格依法办事的良好风尚。但我们应当看到，实现提高全民法律意识向提高全民法律素质的转变，实现由注重依靠行政手段管理向注重依靠法律手段管理的转变，不断提高全社会法治化管理水平，仍然是一个长期的、艰巨的任务。增强宪法观念是提高全民法律素质的基础。我们必须通过各种方式和渠道，坚持不懈地宣传宪法精神。

宣传宪法精神，增强宪法观念，首先要宣传宪法是一切组织和个人根本的活动准则。宪法在我国法律体系中居于最高地位，一切组织和个人均居于宪法之下，任何组织和个人所行使的权力和拥有的权利均源自宪法的规定。国家权力必须来源于宪法和法律的明文规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行使，公民义务也必须来源于宪法和法律的设定，任何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不得强迫他人履行法定范围之外的义务。为此，我国宪法序言规定，“全国各族人民、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组织，都必须以宪法为根本的活动准则，并且负有维护宪法尊严、保证宪法实施的职责。”

宣传宪法精神，增强宪法观念，就要宣传宪法应有的权威。我们要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就必须确立宪法在国家生活和社会生活的一切重要领域，处于至高无上的地位。社会主义宪法是体现广大人民的共同意志和根本利益的，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我们要在国家政治生活中体现和维护人民民主，就必须树立宪法和法律的权威。树立宪法和法律的权威，就是树立人民的权威；对宪法和法律权威的侵犯，就是对人民意志和根本利益的侵犯；没有宪法和法律的权威，社会主义民主就得不到保障，社会主义法治也就无法实现。

宣传宪法精神，增强宪法观念，就要宣传宪法和法律必须得到全面、统一和不折不扣地执行。任何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行为，必须无一例外地受到法律的制裁。而维护和保障法律的权威与尊严，必须有健全的司法制度。我们要结合宪法规定的人民法院在国家体制中担负的审判职能，大力宣传人民法院的性质和地位、组织体系和职权，宣传审判工作的基本制度和基本原则。不仅要宣传人民法院在维护法律统一与尊严中的重要地位，还要宣传人民法院裁判的公信力和权威性；不仅要宣传人民法官对宪法和法律的忠诚与信仰，还要宣传人民法官对国家和人民无限的热爱与无私的奉献。

宪法权威范文篇5

论文关键词：宪法司法适用基本思路

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它以法律的形式确认了我国各族人民奋斗的成果，规定了国家的根本制度和根本任务，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毫无疑问，宪法在我国的经济、政治和社会生活中的作用是举足轻重的，在我国的法律体系中地位是主导性的。但作为一种法律规范，更为重要的是，作为公民权利的保障书，宪法应该在公民生活的广度和深度上发挥更大程度上的作用，而不应该作为神圣的理论束之高阁。“脱离实际生活的宪法只是纸上的宪法，其生命已经枯竭，价值已经不复存在，甚至会对实际生活发生负面作用”。在公民权利意识觉醒、社会由义务本位转向权利本位的时期，要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就不能不谈到我国宪法的司法适用问题。围绕当前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大背景，确立宪法的司法适用制度有其积极的重要意义。一个基本的思路应该是紧紧围绕宪法保障公民权利这个中心，在逐步提高对宪法认识的基础上，赋予人民法院宪法解释权或者建立专门的宪法法院，以促进我国宪法的司法适用进程。

一、我国宪法司法适用的现状

宪法的司法适用，是指人民法院在具体的案件审理中直接援引宪法规范，从而保障公民行使宪法规定的基本权利和履行义务的过程。按理说，作为一部法律，法官在审判案件过程中直接适用是无可厚非的，但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几乎不可能见到以宪法为依据而做出的裁判。很多人都认为，作为一部国家的根本大法，其地位应该高高在上，让人敬而远之的，而不能拿来随意写在判决书上。这一切似乎因为最高法的一个批复有了改变。2001年8月l3日，最高法根据山东省高院的请示，作了出了一个法释[2001]25号《关于以侵犯姓名权的手段侵犯公民的受教育的基本权利是否应承担民事责任的批复》，在这个批复中，最高法认为以侵犯姓名权的手段侵犯了他人受教育的基本权利，并造成了具体的损害后果，应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而这个批复的依据就是宪法规定的公民享有受教育权利的规定。。此批复影响深远。因为虽民法没有规定公民的受教育权，但宪法却有着明确的规定，在此情况下，人民法院却不敢直接适用而需要最高法首肯后才做出判决。最高法此举看似有点画蛇添足，但颇有抛砖引玉的意味，这无疑开创了我国宪法司法适用的先河。由此案也可以看出我国宪法司法适用存在着起步时间晚、应用范围窄，宪法的法律性在法院的审理过程中几乎得不到什么体现的现状。但该《批复》却体现了这样一个思路：在我国立法目前不能完全适应社会发展的情况下，以宪法规范来填补普通法律漏洞以实现对公民基本权利的保护。所以，考虑到宪法在保护公民因具体的法律没有规定的权利受到侵害时的利益所起的独特作用，让宪法走入司法适用的领域，可谓是大势所趋，民心所向，亦是法治发展的潮流了。

二、我国宪法司法适用存在的问题及原因

任何问题的存在及发展都有其深刻的原因。我国宪法的司法适用之所以发展缓慢也有着其独特的障碍。尤其在我国法治建设的理论与实践都不那么完备的情形下，完全实现宪法的司法适用仍有很长的路要走。

(一)意识偏差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民主与法治建设快速推进，取得了极大成就。但在实践中仍有诸多原因造成民众宪法意识较弱。有的把宪法看作是国家的一个总章程：有的把宪法当成纲领性的文件；还有的喜欢把宪法与政治联系起来，似乎凡是和宪法沾上边的就是政治问题，是高压线。这样一来，“人们逐步形成了宪法不是法，不具有强制力的观念，认为违反民法刑法等是违法犯罪，而违反宪法则无所谓，以至违宪现象屡见不鲜，人们也无动于衷”。

(二)自身不足

宪法规范高度的原则性、概括性以及内含大量的政策性的内容，使其在千差万别的案件中至多成为一个总体的判断标准，而作为法律规范固有的惩罚性、制裁性则不强，这种不好直接操作的缺点常常使得法官认为援引宪法条文没有必要。而且我国宪法中没有明确规定人民法院可以适用宪法，何况也没有这方面的程序法保障。这就不可避免地导致宪法司法适用的局限性。

(三)体制制约

依据宪法，我国各级法院是由各级人大产生，对各级人大及常委会负责并受其监督。这项规定的言外之意就是人大及常委会制定的法律法院是必须执行的。而我国的宪法也是全国人大制定和修改的。这种体制的缺陷就在于如果宪法和法律出现了不一致的情况该怎么办?法院在适用的时候该以哪个为准?直接适用宪法则法律成了摆设，适用法律则宪法根本地位怎么体现?在今天看来这样的说法是可笑的，但在对我国宪法的认识过程中是有这样的例子的。如1986年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人民法院制作的法律文书应如何引用法律规范性文件的批复》中，就对宪法的引用采取了回避的态度。0实践当中援引宪法更是少之又少，这似乎成了一种惯例，大家心照不宣，也无人深究其因。如此一来，宪法在实际生活中作为一种法律规范被执行的可能性就大大减弱了。这也从反面说明了我们必须重视宪法的适用。正如洛克所说“法律不是为了法律的自身而制定的，而是通过法律的执行成为社会的约束，使国家的各部分各得其所，各尽其所应尽的职能。如果法律不能被执行，那就等于没有法律”。

(四)现实瓶颈

首先，虽然我国宪法规定全国人大常委会行使宪法实施的监督权，并对违宪的法律法规宣布无效但其不是司法机关，行使此项监督权不能归于司法适用之中，因此我们缺少宪法司法适用的经验积累。让宪法步入司法领域实在是摸着石头过河之举，尤其作为推进法律职业化不久的我们，我国法官的法律素养到底能不能适应宪法司法适用的要求?这恐怕谁的心里也没底。再加上当前法院系统严格的错案追究制度，让法官甘愿冒险去引用宪法规范来审判具体案件恐怕谁的积极性主动性都不会很高。其次，宪法司法适用必然会导致法官对法律的解释，这种权利从何而来?法官的解释如何保证统一，会不会造成适用标准的不一致?三是宪法规范若被大量用于诉讼，必会引起案件激增，因为任何一个基本权利都可以从宪法中推导出来，这样一来，宪法的严肃性、权威性的地位会不会降格?

三、宪法司法适用的基本思路

尽管宪法的司法适用存诸多争议，甚至有很多反对的声音。值这种趋势是社会发展的必然，是保障公民权利的最后武器。人民法院在“当某一类具体的社会关系已有宪法规定，尚无相应的法律法规的具体化时，不能因为没有具体立法而拒绝处理，而应当适用宪法的原则作出裁决”。0笔者认为，要让我国宪法纳入司法适用的范畴，应考虑以下的基本思路：

1．改变对宪法的认识观念。阔清民众对宪法究竟有没有法律所具备的各种属性的认识，对宪法走进司法领域至关重要。毕竟，人民群众才是推进宪法司法适用最根本的力量。因此要通过各种形式的普法教育和法律实践活动，让人们认识到宪法不是什么章程或者纲领性文件，更不是什么都管不着的闲法。不论从制定程序、内容结构、还是从效力上看，宪法都具有法律属性。

2．赋予法院宪法解释权。由于宪法规范的抽象化、原则化，使得其作为司法适用的依据有点强人所难实际上，宪法和法律的解释是司法者存在的使者。司法者的判断就在于对权益争诉的当事人之间的是非作出判断。没有诉争，就没有规则，也没有解释，更无法官存在之必要。所以，案件是否该由宪法参与，是否需要用宪法规范来调整争议的法律关系都需要法官去加以判断，这种判断的基础就是得有解释相关条款的权利。法律从来都不是万能的，总有其不能预见的社会新现象发生并且因为没有相应规定而无法调整。这时，法官应该不是机械的无助者，而应该心中充满正义，理性的探求生活中的法。因此，若没有设立专门的宪法法院，就可以考虑以解释宪法的形式，将解释法律权限交由人民法院行使，以推进宪法的司法适用。当然，在如何界定法院解释的尺度以维护法制的统一方面，可由最高法在可允许法官拥有的自由裁量权范围内作出相应的限制性规定。

3．设立宪法法院。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我国的最高权力机关。要想把我国宪法完全推进司法领域就得首先从这个制度出发。建议在全国人大下设宪法法院，其依法独立行使应由宪法参与的案件审判权，并直接对全国人大负责并报告工作。其权利来源可通过修改宪法或法院组织法予以确认。其次，制定专门的程序法保障宪法诉讼的顺利进行。近年来违宪事件的发生及处理都明显滞后。有的案件根本不知道从何处启动?谁来启动?依据在哪里等等，比如2003年的孙志刚案，最后还是几位法学教授联名上书才最终引起《收容审查遣送办法》是否违宪的审查。这样的事例说明制定符合我国宪法实际的诉讼保障法，显得迫切而必要。三要明确宪法诉讼的一些基本法律关系。它的主体应包括提起诉讼的主体即公民、违宪侵权的国家机关及其公职人员的被诉主体以及宪法法院这一裁判主体{它的客体即适用范围则应包括涉嫌违宪侵权的抽象及具体行政行为；具体内容则是根据宪法的规定各方主体是否尽了他应尽的义务，是否侵犯了他人的宪法权利等。四要明确各方法律责任并有严格的追究程序，保证法律责任的落实。

宪法权威范文篇6

宪法是“法中之法”，这前一个“法”字，指的是法的第一种意义，即形式意义的法----法律法规判例等等；后—个“法”字，则指的是第二种意义的法，即法的精神实质，也就是国家机关制定和执行法律法规必须遵循的规则，如公平、正义、自由、平等、人权等价值法则。

宪法因而是先于和高于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的、所以即使是最高权力机关也必须；遵循，任何法律法规和判例都不能与它相抵触。于此，可得出宪法概念的广义性和宪法权威的最高性的论据。

我们把人类在一切组织关系上都完整结合(于一个领域)的状态叫做“国家”。既为一个国家，便总有一批人管理它的事务，我们把这批人叫做“政府”。政府以国家的名义依照国土上最高的法律管理国内外事务，我们把这种法律叫做“宪法”(theconstitution)，把这种政府叫做“立宪政府”(theconstitutionalgovernment)。

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以色列和伊朗则以祖传的圣书如《圣经》和《可兰经》为其根本法。还有些国家并无根本法与普通法的区别，最高权力机关通过的法律都具有最高法律效力，也就是一国的根本法，英国和新西兰就是如此。含有上述这几种意义的宪法就是狭义的宪法，我们把它叫做“成文宪法”。

当代宪法学者所称“宪法”的内容并不以此为限。即使严格就载在文件上的条款而言，也不只限于被叫做《宪法》的文件本身，而应包括《宪法》中明文规定“须以法律定之”的“宪法性法律”(theconstitutionallaw)。宪法性法律的效力低于《宪法》又高于其他普通法律，所以通常被称为“基本法律”。然而即使加上宪法性法律，所谓宪法仍然是狭义的宪法。宪法学者所研究的宪法尚有更广的含义，它包括宪法条文的解释、法院(包括宪法法院)的宪法性判例(对美国宪法来说这必不可少)、政治活动中必须遵循的政治道德和传统。

宪法并未明言然而行之有效的政治制度或原则通常被称为“宪法惯例”(theConventionsoftheconstitution)或“宪法习惯”(thecustomsoftheconstitution)，又叫“不成文的宪法准则”(theunwrittenmaximsoftheconstitution)。把成文和不成文的根本法融成一体就是宪法之广义的概念。宪法含有不成文的意义，如在英国、新西兰、以色列这类国家找不到一部叫做《宪法》的文件，别国成文宪法规定的政治制度和政治准则在这些国家里或散见于普通法律，或存在于习惯之中。即使在成文宪法的国家里，虽不见之于宪法条文但实际上起着宪法作用的东西也不少。如美国总统必须在宪法惯例或美国国会授予他的权限内活动----这是一切法治国家的根本观念，也是法的本质使然。所有这些非正式的、不成文的宪法往往比宪法中的明文规定更能说明一国的实际政体，更能反映法的本质。

宪法的权威性决定于成文宪法背后的隐含因素：宪法所体现的公平正义以及实际存在的力量对比，可以与成文宪法记载得一致，也可以与之相去十万八千里。宪法学者要探讨的正是实际存在的“活的宪法”(Thelivingconstitution)，而不仅仅是写在文件上的纸面宪法(thepaperconstitution)。

关于宪法权威的最高性的最早表述见于1787年的美利坚合众国宪法。美国宪法第六条写道：“本宪法和依照宪法制定的联邦法律以及在联邦权力下所缔结的一切条约均为全国最高法律。”其他绝大多数国家的宪法对此也有明文表述。如加拿大宪法第52条宣称：“本法是加拿大的最高法律，一切法律与本宪法的规定相抵触的，其抵触部分将不发生效力。”意大利宪法第1条规定：“主权属于人民并在本宪法的形式和限度内行使之。”

美国南北战争爆发前夕，反对蓄奴制的领袖哈利.西华德（WilliamHeraySewad）在参议院里宣称：“在我国有一个高于宪法的法。”这句话在当时引起蓄奴制的辩护者和反对者的共鸣。西华德的说法对相对立的两派来说都是可以接受的，即不受宪法规定的束缚，无论是蓄奴制的辩护者还是反对者都否认宪法的最高性而诉诸自认的高于宪法的法----法中之法。西华德提出了一个带根本性的宪法理论问题：宪法本身有没有最高权威?宪法可以要求什么样的权威?

关于宪法的权威问题，宪法学界存在着很大的分歧。概括起来有三种不同的见解：一种是宪法在法律上的权威；一种是宪法在道义上的权威；—种是宪法在政治上的权威。而这三种见解又是有着内在联系的，不可分割或彼此孤立。这三种权威就像后浪推前浪—样。—浪高过—浪运动着向前推进的。

一、宪法在法律上的权威

宪法具有最高效力或最高法律效力，这是一个习以为常的论断。那么执政者如何处理违宪或合宪的法律问题呢?称作宪法的是否可以作为判决的依据呢?于是宪法是不是可执行之法，宪法是不是法律这个问题便被提出来了。

如果说法律必须由一个能够立法的机关来制定、批准、公布施行的活，那么在宪法出现之前，哪里有个能够立法的机关呢?既然能够立法的机关是由宪法规定的，那么制定、批准和公布宪法的机关是不是一个立法机关呢?显然，只有在宪法授权立法之后才能给予宪法以实际的法律效力，那么究竟谁是法的首创者呢?对于这个问题，不同的社会、不同的人们有不同的回答。

例如，英联邦国家的一些宪法是由英国议会和女王在枢密院制定或颁布的。在这些例子中、宪法的法律效力是由最高权力机关赋予的。英联邦有一条公认的法律规则，就是英国议会至上“权比法大”，法由权而产生，同时又宣称：“法比权大”，即使最高权力机关也必须遵守。这是法学学者的文字游戏，就如“先有蛋还是先有鸡”的辩论。

由于英国议会对英联邦大多数国家享有名义上的主权，这些国家宪法的效力是由英国发生的，由英国议会授予的，澳大利亚、新两兰、加拿大等国的宪法就是这样。另一些英联邦成员国，如牙买加，则是英国女王的枢密院为它立法。所以这些国家的宪法是经英国承认的，其法律效力来自先于宪法而存在的外在的主权。英国自治领或殖民地的宪法之拥有权威从而产生法律效力，是因为这些国家的宪法就是英联合王国的法律。

1950年后印度宪法宣称其权威来自人民。“人民”二字最早出现于宪法中的是1787年《美利坚合众国宪法》。当今大多数国家都效仿美国的模式，直接宣称其制宪会议以人民的名义取得立宪的权威。美国最高法院也把人民作为宪法法律效力的来源。

首席法官马歇尔(ChiefJusticeMashall)在论及1819年的“麦古卢查诉马里兰”一案时说道：“政府是来自人民并以人民的名义规定和建立起来的……形式上也好，实质上也好，都来自人民。政府的所有权力都是由人民赋予的，并且是直接地为了他们的利益而行使的。这些全体人民的政府，它的所有权力都是由全体人民委任的；它是代表全体人民并为了全体人民而活动而生效的。”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紧接德俄奥匈帝国的战败而通过的新宪法使“人民主权”这个术语在宪法中的使用达到了高潮。每一部宪法无不宣称它的法律效力来自人民。如魏玛宪法、捷克宪法、波兰宪法、爱沙尼亚宪法都是这样。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制定的宪法仍然强调宪法的权威来自人民。法兰西第四共和国宪法宣告“主权在民”，人民主权由宪法建立的机构行使，宪法须“经法国人民批准”。

综观各国的宪法文本，从严格的法律观点出发，宪法之所以拥有法律权威，均出于它是由一个能给予它以法律效力的团体所制定。这个团体或者是外在的立法机关，如联合王国的议会；或者是本国领土上的人民或人民以某种方式选出的制宪会议。宪法不仅享有法律效力，而且具有最高的法律权威，即高于立法机关所制定的法律。这是为什么呢?

对于这个问题，主要有两种答案。第一种是逻辑论证。母亲高于儿子，母法高于子法，宪法不是普通法律，它先于立法机关而存在。即使事实上不是如此，在逻辑上宪法也是先于它所规定的立法机关的。

宪法的功能就在于规范各政府机关，使各国家机关的活动有章可循，因此不能将它与《文物保护法》这样的普通法律相提并论。正如美国最高法院首席法官马歇尔在“马伯里诉麦迪逊”(1803年)一案中所说：

“毫无疑问，所有制定成文宪法的人们都想建立一纸至高无上的法律，这样的一个政府理论必将使违宪的法律不发生法律效力。我们认为，宪法或者是一纸至高无上的法律，非普通立法所能改变；或者与普通立法处于同样地位，立法机关想改变就改变，二者必居其—。不是宪法控制着普通立法行为，就是立法机关可以随意改变它。如果前者是正确的，那么一个违宪的立法便不是法律。如果后者是正确的话，那么从人民的立场上看，他们想要限制的权力从本质上仍然是不受限制的。因此宪法必须按照它的条款规定对它创建的机关(包括立法机关在内)加以限制，否则又何必制定宪法呢?！”

另一个可以用来解释宪法最高性的理由是：宪法是行使制定最高法律之权的产物。这个有权制定最高法律的机关便是我们前面所提到的三种：外在的最高立法机关，如英国的议会之对于其自治领及其人民(包括复决和公民投票)。许多国家对此有明文规定：由公民产生的制宪会议，它高于制定《选举法》的立法机关----其实这是一种自相矛盾的法律观。

显然，任何理论总不能只靠逻辑形式主义的推论而使人信服。美国首席法官马歇尔的论据，在我看来，只不过是有权解释美国宪法的最高法院九名法官的论据。换言之，所谓美国“宪法的最高性”，只不过是美国最高法院的最高性，因为美国的真正宪法仍是由美国最高法院多数派所造之法：他们在各个不同时期对社会问题作出了前后不一的“活的宪法”。

由于两百多年以来美国所有的最高法院法官都是自由主义法哲学家，所以1787年制定的自由主义宪法迄今有效，依然可以适用于以“自由企业”为立国之本的美国。美国如此，其他国家亦复如此。即使宪法实际上不生效力的国家，也可自称其宪法具有最高法律效力。所以仅仅由法律领域不能说明宪法权威最高性的问题。我们不得不进而转移到其他领域。

二、宪法在道义上的权威

对宪法作为法律就有两种对立的道德观：一种视宪法为国家法，而国家则是人类社会的最高组织；另—种认为国家是多数人受握有权力的少数人统治的状态，如果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不分、国家与人民不分的话，那么就没有宪法的地位，剩下来的不过是一纸法律文本而已。

先说第一种：服从国家或国家法的宪法观。宪法之所以不是普通法律而是根本大法，且不说它的制定机关与程序特殊，仅从道义上来说，宪法也是法律得以制定和实施的基础，是法律与秩序产生的—个前提。因此宪法从道义上应该是统治着任何组织和个人的超越一切的最高法律。

这个论断不过是在道德领域里重复美国最高法院首席法官马歇尔在“马伯里诉麦迪逊”—案中在法律领域里的论据，谓宪法不能与《野生动物保护法》相提并论，以大慈大悲的人道主义精神予以服从或拒绝服从。除了无政府主义者(这种人在政治哲学领域是极少的)，大家一般都公认社会上必须有一个强制权威以规定社会行动的适当规则。

人类既有善良的—面，也有残酷的—面，如果没有一个最高权威临之于上，势必不能成立有秩序的生活。有了法律然后有秩序、有安全，秩序和安全是人类需要可得和平满足的条件。

这种服从国家或国家法的道德观是以—种将理想与现实混为一谈的观点为基础的。许多哲学家都企盼建立—个理想型的国家，然而这个理想国不过是根据他自己的生活经验得出的真善美的概念。他们把它写进现实的宪法中，就认为理想中至善至美的国家已经实现，人们都应该服从它。

霍布斯的国家论，归根到底是坚持秩序和稳定高于一切，而不问秩序与稳定的代价如何。黑格尔也说：苟无—位正统的皇帝，则国家的人格就不健全。按照这种见解，国家也好，宪法也好，都是由它的本性决定的；如果遭到失败或失误，不可归咎于国家和宪法，国家和宪法始终是最高的。

如果我们不取这种见解，那么—种宪法观分明是评估现实国家的成就的—把尺度，一种方法，而不是一种现实的说明。在现实世界中(不是在哲学家的要求中)，秩序有好的秩序，也有坏的秩序。现在的德国人不见得会像黑格尔那样，认为“个人之最高责任是要做国家的—分子”，他们想的也许是德国的最后责任是要做欧洲的一分子。

与以服从国家为宪法在道义上的权威的观点相反，另一种宪法观以保障人权和公民权利作为宪法道义权威的基础。美国宪法第5条宣称它自己是全国最高法律，总统、国会和法院都必须遵守。亚伯拉罕.林肯在内战爆发前夕向南部诸州讲话时说道：“美国宪法过去确实就是这样，只有坚持宪法中的牵制和限制等原则，并经常随民意和民情的变化而迅速地变化的大多数，才是一个自由国家的名副其实的全权者。否定它，就必然会陷入无政府状态或暴政。”

根据林肯的见解，既然只有人民才有权改变宪法，而且人民可以自由地选出他们在国会中和各州政府中的代表，他们就必须服从既定的宪法；如果他们想修改，就应竭尽艰难地按照宪法规定的修宪程序去修改。

这番话对于大多数公民来说不成问题，但对于固执己见的少数派来说情况就不同了。他们既无希望以自己的形式修宪，又无希望阻止他人修宪。当他们竭尽全力去说服大多数人而达不到目的时，他们该怎么办呢?少数服从多数，然后保持沉默么?

按照林肯的回答就是“必须这样”，他们必须接受宪法，他们不能从宪法所建立的联邦中分离出来。

由于林肯的论断是蓄奴制已存道义上无法辩护的时候提出的，因此他顺应了历史潮流，取得了胜利。但如果持不同政见的少数派固执的不是蓄奴制而是民主的人道主义的东西，情况也就不同了。在道义上少数人有权做出不服从的决定，并且顽固地维持这种决定。历史上不乏其例。如阿基诺反对派推翻马科斯政权即为显例。

宪法是法律和秩序的基础，但仅仅法律和秩序是不足为据的。一个好的政府，一个好的秩序才能为人民所服从。如果少数人认为生活在—个糟糕的宪法之下，并月试过别的方法而没有成效，他们就会诉诸高于宪法的法----如自然法。并非宪法当然享有道义上的权威，而是宪法必须建立在道义的基础上才能享有权威。

主张权威主义的霍布斯说得不错，服从是人类的经常习惯，恐惧是服从国家与法律的动机。但以此来解释全部社会问题显然是太简单了。大多数人之服从法律并非总是出于恐惧，有时是自觉自愿的。例如对《义务教育法》，做父母的服从它恐怕主要不是由于惧怕而被处罚。犯法的人总是极少数，但有些穷凶极恶的刑事犯是毫无恐惧之心的。

宪法拥有权威的关键不在于公民是否服从它，恰恰在于政府自身是否服从它。林肯总统在南北战争时期说过：当整个宪法有被推翻的危险时，除非破坏其中的一部分以保全整体，例如宣布戒严、限制人身自由和言论自由等宪法基本权利的行使。这种做法比少数不妥协分子拒绝服从宪法更危险，因为并非所有的宪法条款都是同等价值的。如果政府是有道义有权威的，它就必须作出恰当的选择：宪法中的哪些部分需要拯救，哪些部分必须暂时停止实施，哪些部分应该抛弃。

一国宪法之所以具有道义上的权威，在革命时期的资产阶级看来是因为它把政府的权力建筑在自然法的基础和人权的保障上。美国独立宣言宣称：政府的存在是为了保障天赋人权。所谓天赋人权，就是说自由、财产和追求幸福等权利是人生来所固有的，并非法律的恩赐。

诚如德国哲学家康德所说：“人是目的而非手段。”所谓“自然法”，是指客观存在的法则或自然成长的习惯法，它不同于立法或一次制定的国家法。这是罗马法学家对法的理解。自然法思想为我们服从法做出了合乎道义的解释。说到底，法律应该是以理服人的东西。我们服从国家立法，原因就在于这些规定在某种意义上乃是我们应该做的。

西方中世纪将法解释为“上帝的意志”，公元前一世纪时，罗马的斯多噶学派认为法是理性和人性的表现，带有普遍价值。奴隶制在罗马的制定法下是合法的，在自然法下则是非法的，因为人是生而自由、平等的。凡与自然法冲突的法都不是真正的法，因为任何一个统治者或统治集团可以把是非置之度外而保持其统治的稳定。乌尔庇安就认为，正义并非来自民意而是来自自然、来自人性。这种观点在十八、十九世纪的西欧风靡一时，它否认法仅仅是以国家主权为后盾的东西，否认权大于法。否认权大于法的理由正如著名的耶稣会法学家喀德伦所说：“这样一来，人们对于每一条法律无论它怎样荒谬可笑不合情理，也把它视为真正的‘法’；那么一来，人们将不复有权诉说不公道和不正义了。”根据罗马哲学家西塞罗(Cicero)的观点，上帝是自然法的制定者，颁布者和审判者。谁不服从自然法，谁就是否定自我、否定人性、否定神，谁就要受到最残酷的惩罚，即内心的谴责，假使他逃脱了通常所说的惩罚的话。

洛克在他的《政府二论》一书中，以经典的语言为英国1688年反对詹姆斯暴政的“光荣革命”进行了道义上的辩护：“在人民主体或任何单个的人被剥夺了他们权利的地方，或生活在一种毫无权利的权力之下，在地上已无控诉之处，那么也就足以成为向天老爷求救的原委了。”他继续写道：“为了达到某种目的，伴随着信任所授予的一切权力都受此目的之限制。什么时候该目的显然被忽视了，或与之相背了，信任也就必然被收回，权力也就落到先前给予者的手里，他们也许会重新将权力置于他们认为最可靠和使他们最安全的地方。”洛克的这段话告诉人们，法律和国家不能仅仅依靠强制权力使人服从，这是很危险的，也是很不可靠的。法律必须符合某种更为正当而有效的东西，例如法律的制定、颁布和实施是为了人民的和平、安全和公众福利。如果一个当局没有这样去做，反而营私舞弊，残害百姓、侵害人民的权利，那么这个自称代表国家或人民的当局就在道义上失去了叫人服从的理由。当然他可以运用手中的强制权力迫使人民服从，但是根据自然法的真谛，欲达到长治久安的目的，令人服从的力量不应该是强制力而应该是说服力。

根据人类的理性来解释自然法，进而解释宪法的权威，体现了—种宪政主义精神，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宪政批判的阵地，相应地也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政治服从的理论根据。来自自然法的观点并没有否定法律的效力。相反，它表现出对法律的需要，就像洛克在《政府二论》第57节所指出的那样：“哪里没有法律，哪里就没有自由；这是因为自由意味着不受他人的束缚和强暴，而哪里没有法律，哪里就不能有这种自由。”

我们提到了西方几位最有影响的哲学家----卢梭、黑格尔、霍布斯、洛克，以及几位著名的政治家----他们以各不相同以至各自相反的观点，不是为无限制的最高国家权威辩护，就是为有限的政府权力立言；不是为维持现状(法律与秩序说教)，就是为制止暴政、保障人权、伸张正义提出各自的道义。

卢梭与洛克是后者，黑格尔与霍布斯是前者，林肯则介于二者之间----为了维护整个宪法的权威，不惜破坏部分宪法的权威。这些资产阶级革命时代产生的观点有—个共同点，就是他们都从道义上而不从形式主义的法律上来提出人类的要求。

三、宪法在政治上的权威

法国大革命的先驱者卢梭认为一切重大的法律“不是刻在大理石或铜版上，而是铭记在公民们的心中”，民心、民意才是“真正的宪法”。他说：“当旧的法律腐朽了，渐渐消亡了，新的权力有的把它保留下来，有的则取而代之，驱使人民按其心之所向的方式走去，他们无情地把靠习惯势力生效的那个权威抛在后面，取而代之。人们讲的是道德，是习惯，但最主要的是民意，一个尚未被政治思想家所了解的权力实有待它(指民意)在一切方面取得胜利。”这无疑是说：宪法到底有多大的权威，并不靠它的自称，习惯势力也靠不住，终究还是取决于民意。这是对宪法法律权威和道义权威的挑战，它吹响了法国大革命的号角。这印证了恩格斯所说的：“革命是最大的权威。”

宪法自称权威是—回事，宪法的实际权威则又是一回事。宪法后面的实际力量对比和宪法文本所记载的东西可以是一致的，也可以相差十万八千里。宪法规定与社会实际的政治力量对比一致的，就有权威；不—致的，就没有权威。把各国宪法拿到这个权威光谱上来检验，不难发现有的宪法是没有权威的，如曹锟的中国宪法是无耻的拙作，马科斯的菲律宾宪法是对现实的讽刺；另—些宪法则是完全有权威的，如爱尔兰宪法的记载就真的变成了现实。大多数宪法在权威程序上介于两者之间，如英国宪法的“议会主权”现在变成了法律虚构，大选决定政府命运的宪政主义使英国宪法名实不一，重大问题实际上是经全民表决后生效的。

纸上的宪法是静止却不变的，但宪法的实施是—个过程，实际生效的宪法是动态的。发展中国家经常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即使在发达国家，宪法也不是条条名副其实。美国宪法要求政府“随时公市一切收支项目”，实际上国会和白宫都从未向公民公布，最高法院也宣称该规定不在它的司法管辖范围之内。

同样在60年代通过《民权法案》前—百多年，英国的国会、总统、法院对宪法修正案第14条所谓“平等保护”条款一直视而不见。根据1981年修改前的《下列颠美洲法》的明文规定，加拿大政府首相“须向加拿大议会负责，进而向选民负责”，实际上则明确是向英国女士的代表----总督负责。”意大利宪法明文规走“法院独立行使审判权”，而立法却使行政长官在“最高审判委员会”中占据统治地位，将司法独立原则化为乌有。卢梭说得好，宪法权威只能是政治权威，只能取决于民心的向背。

汉密尔顿在《联邦党人文集》第78篇中谈到宪法在政治上的权威。他说：“代议机关的立法如违反委任其行使代议权的根本法，自当归于无效，这是一条十分明确的原则。因此违宪的立法自然不能使之生效。如否认此理，则无异于说：代表的地位反高于所代表的主体，仆人反高于主人，人民的代表反高于被代表者本身。若这样的话，那么行使授予的权力的人不仅可越出其被授矛的权力，而且可以违反授权时明确规定禁止的事。”由此他得出结论：“宪法与法律相较，宪法优于法律；人民与其代表相较，则人民的意志优于代表的意志。”宪法的法律权威似乎是形式主义的逻辑游戏；宪法的道义权威则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莫衷一是；我们只好接受宪法权威是政治权威一说。宪法有没有权威，即有没有最高效力，不取决于法律上的文字游戏，也不取决于各个相同甚至各自对立的道德观念，而是取决于力量的对比。

宪法权威范文篇7

关键词：权威，宪法权威

权威一词源于拉丁文auctoritas，含有尊严、权力和力量的意思，指人类社会实践中形成的具有威望和支配作用的力量。[1]以此推理，宪法权威亦应是宪法的外在强制力和内在说服力在有人们心目中具有威望并得到普遍支持与服从。这种普遍支持与服从是一切法也应具有的普遍特点，那么宪法权威处于一个什么样地位？宪法权威的内容是什么？我国宪法权威的现状如何？该如何去维护宪法权威？这些问题始终萦绕笔者的心头，也是一个研究宪法的学子所深深关心的问题，本文意图不在于解决什么问题，只想在此阐述一下所想到的和所看到的现实。

一、宪法权威的地位

关于宪法权威的最早表述应是1787年的美利坚合众国宪法，美国宪法第6条写道：“本宪法和依照宪法制定的联邦法律以及在联邦权力下所缔结的一切条约均为全国最高法律。”我国现行宪法在序言中规定：本宪法以法律的形式确认了中国各族人民奋斗的成果，规定了国家的根本制度和根本任务，是国家的根本法，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所谓根本法就是国家最重要、最根本的法律。它规定的内容是国家制度和社会制度中最重要的问题。所谓最高的法律效力是指宪法在一国的法律体系中法律效力最高，它是其他法律制定的依据，其它法律都不能与它相抵触，否则，将归于无效，不得实施或被撤销。”[2]宪法第5条：“国家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的统一和尊严，一切法律、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都不得同宪法相抵触，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组织都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一切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行为，必须予以追究。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以四个条款的内容对宪法权威加以具体化，也是我国宪政史上的重要一笔。由此可见，我国宪法从自身保障的角度已经明确规定了宪法所处的最高的地位，即宪法具有最高的权威。那么为什么需要如此规定呢？这样的规定能不能真的说明宪法是具有最高的权威？宪法这样的自话自说，能不能就能让人们相信宪法是具有最高权威的？

首先，我们来探讨一下，社会需不需要权威？恩格斯在《论权威》中从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工业关系和农业关系到具体的纺纱厂、铁路以及航海的例子全面论证了社会是需要权威的，有力地反驳了当时巴黎公社后出现的反权威的一股思潮，最后他讽刺道：“他们要求把废除权威作为革命的第一行动，这些先生见过革命没有？革命无疑是天下最权威的东西。”[3]古今往来，权威广泛存在于政治、法律、宗教、教育、家庭等人类活动和共同事务中，只不过是不同地方具有不同的权威理解而已，一个缺乏应有权威的社会是不健全、无组织、无统一目标的、无秩序的社会。

其次，社会为什么需要宪法权威？法治国家无一例外，都把法作为一切行动的准则，当法律权威与个人权威发生冲突时，是法律权威高于个人权威，用潘恩的话来说就是：“在专制政府中国王便是法律，同样的，在自由国家中法律便应成为国王。”[4]处于世纪之交的中国实现了法制到法治的历史性转折，十五大确立的“依法治国”使中国的法治之路走向了一个新的台阶，依法治国的核心就是树立法在治国中的权威地位，而其中宪法是最高法，这决定了要实现依法治国首先要的是宪法在治国中的权威地位。有学者就认为宪法能否有权威是中国法治之路的灵魂。[5]马克斯。韦伯把人类社会的政治权威分为三种类型，一是守旧势力的权威，即习俗的权威，取决于统治者的世袭地位或借托于神的意；二是非凡个性的魅力型权威（卡里斯马权威），取决于统治者个人的英雄气概和领袖气质；三是法理型权威，是建立在合法性基础之上，对合法章程有效性的信任，按理性制定的规则建立起来的权威。[6]宪法权威则是属于合法性信任基础之上对宪法的一种服从和遵守，现代社会都应属马克斯。韦伯所说的那种法理型的统治。宪法权威是依法治国的必然，更是现实的需要，随着依法治国的口哨号的提出，凡共和国所及之处，都能见到或听到依法治国的呼声，但“依法治省”、“依法治市”、“依法治县”这种类似合乎逻辑，可却是画虎成犬的事大行其道，这真是值得我们深思，难道这些领导人真的不懂依法治国的意思，他们治省、治市和治县的法是什么法？治省、治市、治县是需要依宪法，但别忘了，中国这么多又各不相同的省、市、县就一个宪法能解决吗？所以，在这里笔者不是在对那些依法治理人士加以批评，而是在提醒他应注意依法的真正内涵！这样的现实，更是需要我们去澄清依法治国诸多误区，对宪法权威的认识不是在于什么地方都要抬出宪法，而是在于去理解“最高”这二个字所包涵的意思。

再次，宪法为什么具有最高的权威？首先，宪法本身有没有最高的权威？宪法只不过是由一定的机关制定出来的写在纸上的东西或习惯中产生的惯例而已，要说它本身应是无权威可言的，但是，自宪法产生那天起，宪法就被定格于最高法的地位，同时赋予它最高权威的力量。“宪法制定者将宪法确定为治理人类政治组织群体的一种根本大法。宪法文献提出并阐明一国政体所赖以建立的原则……也正因如此，宪法成了最高的法律。”[7]其次，这种权威从何而来呢？来自于人民！作为宪法的原创者资产阶级无一例外，以人民的授权作为最高准则，不管它真不真实。社会主义宪法则更是以庄严的声音宣布，人民是宪法的主体，宪法代表的是人民的共同意志和根本利益。卢梭的人民主权思想是宪法权威的理论基础，法国人权宣言规定“整个主权的本原主要寄托于国民。”身为联邦党人的汉密尔顿在《联邦党人文集》中更是具体说到了宪法的权威“宪法与法律相比较，宪法优于法律；人民与代表相比，则人民的意志优于代表的意志。”[8]这一理论直接指导着美国宪法的确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一切权力属于人民。”近代法治理论通过对国家用权力来源以及权力的性质的分析，认定国家机关的权力来自公民的让予，公民通过契约将自己的部分权力转让给了政府，国家机关与公民之间的关系集中体现在宪法上的权利义务关系，宪法规定的内容主要是国家与公民之间的权利义务分配。也许我们还可以从其它许多角度去说明宪法的最高权威理由，如从正义、理性、科学等等角度，都有一定的道理，可似乎都有些空，而且正义、理性、科学是所有法的应有之义。这里可能也有人会说，难道人民两字不空吗？这里笔者想说明的是，不要把这里的人民等同于我们中国所特色理解的“人民”这个带有强烈政治色彩的名词，这里的“人民”代表的是站在宪法背后的阶级力量。最后，宪法权威得以存在的前提是什么？首要的是宪法内容建立在正当性、合理性、科学性之上，同时，宪法又必须反映其所依赖的社会现实。宪法权威得以存在的基础是什么？是国家权力，国家权力运用权力赋予并保证宪法具有最高法律效力。

二、宪法最高权威的内容

（一）从法律立法层面上宪法条文相抵触时，则普通法律失其效力。”[9]其具体内容主要体现在，管理国家和社会的所有行为规范中，宪法的地位是最高的，效力是最大的，一切机关、组织和个人都必须以宪法为根本的规范。宪法的内容是有关国家最根本的问题，调整的是国家最根本的社会关系。宪法的最高效力还体现在宪法规范的变化具有严格的程序，从各国的宪法修改程序来看，宪法修改比其它普通法律修改具有更复杂和更严格的特点。

（二）从法律运行层面上来看，宪法权威预示着宪法对社会关系的恰当调节或在法律运行中对经济发展、主体自由、社会秩序等的最有效的促进，是宪法在现实生活中客观表现出来的状态，具体来说，就是指在执法过程中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以宪法为根本准则，美国大法官马歇尔在马伯里诉麦迪逊案中确立了“违宪法不是法”的司法审查制度，这为美国宪法权威的实际运作奠定基础，也给世人留下了一笔宝贵的财富。宪法司法化的道路任重而道远，但无疑是宪法权威在运行上得以实现的重要一步。

关于宪法权威的内容，不少学者从法律、道义和政治的角度加以阐述，每一种说法都有其合理的可取之处，但笔者更趋向于认同龚祥瑞先生的结论：“宪法的法律权威似乎是形式主义的逻辑游戏；宪法的道义权威则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莫衷不一；我们只好接受宪法权威的政治权威一说。宪法有没有权威，即有没有最高效力，不取决于法律上的文字游戏，也不取决于各不相同甚至各自对立的道德观念，而是取决于力量的对比。”[10]确实如此，宪法权威不是宪法自说自话能解决的问题，也不是靠道义这种虚无飘渺的东西来证实的，而是现实中实实在在的力量的体现，宪法权威的内容也应体现在宪法的实际运用中。

三、我国宪法权威的现状及原因

宪法自称权威是一回事，宪法的实际权威又是另外一回事。我国宪法已走过了半个世纪的历史，1954年宪法是一部好宪法，但它的实施过程却充满着艰难和坎坷，十年动乱把宪法处于名存实亡地步。1975年宪法依然充满着极左的色彩。1978年的再次修宪，在两个凡是思想路线的指导下，也不可能得到真正的实质性变化。1982年宪法一诞生就处于一片赞扬声之中，宪法权威也理应由此真正开始确立，但事实总不是人民所想象的那么美好，宪法实施的步伐还是未能迈开，虽经过了88、93、99的三次修宪，但让人担心的是，我们的修宪似乎陷入了为修宪而修宪的尴尬局面。

宪法权威在我国没有确立，而且可以说从来就不曾确立过。首先，体现在普通公众对宪法的陌生和冷淡，宪法在我国只是一个属于宪法学家理论讨论的问题，对普通百姓来说则是遥不可及的东西，所以也是不需要他们去关心的问题，对于他们来说更关心的是与生活有关的普通法律，那怕是学法之人一听宪法，也都会说一句头都大了，再加一句都是空的。四十多年的宪政实践，宪法在保障公民权利方面的作用是微乎其微的，仅仅是一张写满人民权利的纸而已。其次，执法机关未把宪法作为最高之法来对待，权力机关没有应有的权威来监督和控制其它国家机关，由人民代表组成的人民代表大会所制定出来的宪法也就无法真正完成人民交于它的使命。宪法仅仅是一部宪法，是一部名义上的最高法，只是为了完整我国的法律体系而存在的一部法，说一句我国宪法只具有最高法的躯体一点也不过分。我们的人民在受到不法伤害时，想到的不是宪法。我们的行政机关在处理事务时，不会想到宪法也是需要执行的。我们的司法机关在审判时不会用宪法来做判决的理由。1954年最高人民法院在一个复函中规定，各级人民法院的判决不准援用宪法条文作为论罪科刑的依据。1986年最高人民法院仍然重申这一规定，将宪法排除在可以引用的范围之外，更不用说按司法程序去追究违宪行为了，宪法成了一部束之高阁的法律文书！再次，法律工具主义思想的流行，宪法成为仅仅是国家和社会管理过程中诸多手段中的一种，无足轻重的宪法现状与宪法所应具有的最高权威形成了极大的反差，远远不如一部部门法的宪法让人从何去谈它的权威？最后，宪法规定一切政党必须在宪法范围，但事实中执政党直接或间接地行使着国家的权力，超然于宪法和法律之外不需要承担责任，所谓“党委作报告，政府做被告，书记出点子，乡长挨板子”就是这一现象的生动写照。直接表现于外是政策与法律的关系不顺，政策是法律的灵魂，法律是政策的体现。但现实中，要么政策直接取代于法律，要么法律跟随于政策，有学者以政策性修宪来描述我国政策与法律的关系。[11]

综合以上内容，我们不难看出，宪法权威在我国的现状是贫乏的，其原因何在？综合起来，无非是这样，中国传统的“法即刑”、“家即国”法律思想产生了民众对法的排斥，宪法也不能幸免；中国传统的“君权至上”政治文化使人们崇尚权力，迷信权力，法律成为君权的奴婢；中国传统的经济方式从根本上切断了法律普遍性的道路，法律的权威与至上性在温情脉脉的人情网下丝毫不起作用，就笔者看来，这些确实都是原因，而且是很重要的原因，但是，这毕竟是过去的历史，难道历史给我们后人东西我们就不能去改变吗？！历史的债我们就必须如此记住不忘吗？就因为历史如此，所以我们就可以心安理得地一边骂着法没有权威，一边又不去做改变它的努力吗？所以，笔者认为，宪法之所以没有树立其应有最高权威，真正的原因在于现实的人们没去努力地确立和维护，美国宪法权威的确立不是说出来的，而是做出来的，是美国人民看到了宪法所能带来的利益之后才去相信，最终是去信仰它，“没有一部行之有效的宪法，没有一个具有高度应变能力的宪政体制，美国不可能及时有效地应对历史的挑战，不可能准确有力地把握她所面临的机会，也不可能敢于面对并致力改正她历史上的不公和错误。”所以一定程度上可说“没有美国宪法，便没有美国的发展”。[12]因此，宪法在我国未能树立最高权威，在于立法机关没有在立法完了以后再加以监督和控制，在于执法机关没有在执法过程中以宪法为最高准则，在于司法机关没有在司法过程中运用宪法。依法治国没提出之前，这一切可能还算情有可原，但依法治国方略提出后的这几年中，宪法的作用还是没有被认识到，这真是要命。人们的法律意识差，宪法观念淡薄，这是个问题，但要让这些提高，也必须有上述国家行为的行动实践来促进，虚无飘渺的意识只有在坚实的现实生活中才能生根落脚，只有让他们感受到宪法的威胁力的时候，人们才会去服从它，去遵守它，只有这样宪法才能有权威可言，只有宪法实实在在带给人们希望和利益时，才会产生人们对宪法的真正的信赖和信仰。因为“除非人们觉得，那是他们的法律，否则，他们就不会尊重法律”。[13]总之一句话，我们无权去怨历史，更不必去恨历史，宪法无权威的现状最终是现实造成的，最终也只能通过现实去解决。

四、维护宪法权威的对策

从根本来说，要维护宪法权威，首要的是提高公民的宪法意识，树立宪法权威观念，这是一个任重道远的任务，是一个长时期同时又是根本性的对策，是一个难解决的问题又是一个必须解决的问题。美国宪法在美国人民心中无疑是占极崇高的地位，对产生这一现象的原因“最令有信服的解释是将此归结于深深根植于美国人心目中的信念-宪法表达了更高级的法。……几乎从宪法提交制宪会议讨论的那一天起，这种信念就对美国宪法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14]公民的宪法信念对于宪法权威的树立是至关重要的。正如卢梭所说：“一切法律之中最重要的法律既不是铭刻在大理石上，也不是铭刻在铜表上，而是铭刻在公民们的内心里。”[15]宪法本身无权力可言，也无强制力可言，而是在借助外在强制力的手段下，要求主体自觉得服从，树立宪法权威最重要的是树立公民对宪法的一种信仰，只有这样才会对宪法产生归属感和依恋感，由此才能真正激发公民对宪法的信任、信心和尊重。这里最重要是要树立我国公民对自身权利的信仰和尊重，把自己看作上帝，因为中国人实在太习惯于崇拜国家、政府以及自身以外的权威，而不习惯于对自身权利的崇拜。可要确立宪法权威首先必须对权利的看重，宪法精神的核心就在于以权利制约权力，宪法权威的树立最终看权利能否真正有效地制约权力。“权利意识与法律信仰是一种互动关系，权利增强导向对法律的认知和对法律价值的认同，有利于人们法律信仰的生长，反之，对法律的信仰也必将推动人们权利意识的扩张，从而又推动人们法意识的增强。”[16]提高公民的宪法的意识，除用传统的法制宣传，法律教育手段以外，更为重要是要让公民能切实感受到宪法所能给予他们的保护作用，能让他们感受到宪法所治理下国家的强大，只有这样，才能让公民真正的从内心里去服从并去信仰宪法。

提高公民的宪法意识，培养公民的宪法信仰，这不是一时半会能解决了的，那么，现在迫切要作的应是什么呢？（1）切实推行法治，这是根本之策，以有效的治理结果来显示出法律的权威，更是体现出宪法的最高权威。（2）完善宪法自身的内容，切实反映现实社会关系，紧跟社会步伐。（3）改革和健全宪法运行制度体系，包括宪法解释、宪法修改、宪法监督，引入宪法司法诉讼制度和违宪责任制度。（4）修正我国法律制度的各个环节，注意法律与法律之间的相互衔接和立法程序上的严格性，建立和完善立法制度、司法制度与执法制度，通过制度来限制人的随心所欲和规范人的行为，避免“人治”对宪法权威性的损害。（5）增强公职人员的守法观念，“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而不从，”执法人员的洁身自好本身就是宣传的活材料。（6）正确处理执政党和领导人的意志与宪法的关系，理顺党政关系和党法关系，建立合理的“权利－权力”结构，加强民主政治建设，宪法权威高于领导人的权威，党必须在宪法的范围内行动。邓小平早就强调过“纠正不正之风，打击犯罪活动范围属于法律范围的问题，要用法制来解决，由党直接管不合适。党要管党内纪律的问题，法律范围的问题应该由国家和政府去管，党干预太多，不利于在全体人民中树立法制观念”。[17]（7）正确处理政策与法律的关系，政策是法律的灵魂，法律是政策的具体化，但绝不是政策高于法律或政策取代法律，我国宪法权威之所以未确立的最大根结在于宪法没有自治性，所谓自治性是指宪法是依法律理念和信念来认定其内容和效力的。而我国几乎每一次党的大政方针的改变，都要引起宪法的重大修改，宪法权威面临党的政策受到严重的挑战。（8）扬弃法律工具主义，把法律作为现代社会有序化的主导模式和走向法治化的目标性选择，虽然，法律在中国的开始是以救国的工具的出现的，但是，社会在变迁，时代在进步，法律作为阶级镇压的工具在现今社会已没有这个必要，法治下的法律应成为人民心中一种信仰和执法者的权威。（9）限制权力经济，发展权利经济，为宪法和最高权威提供赖以生存的经济条件，计划经济是一个不需要太多规则的经济模式，而现代市场经济天生是一个规则经济，从它一开始产生起就是由众多的规则来调整的，市场经济中主体天生的平等与意思自治就本能地要求法律的至上权威，才会要求宪法的至高无上权威。

“西方立宪主义的历史一直就是以不断的压力来维护‘立法机关’最终权威的历史”[18]我国的宪政最缺的就是这样的压力，宪法权威的最终确立有其内在因素，但没有外在压力的宪法始终只能似花瓶一般摆放于宪法研究者的案头。卡尔。波普尔说过“一切活的事物都在寻求更加美好的世界”[19]属于宪法的美好世界会不会出现？我们期待着！

注释：

1辞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89年版。

2《中国宪法精释》：蔡定剑主编，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1996年版，第90－91页。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972年版，第二卷，第551-554页。

4《潘恩选集》：商务印书馆1982年，第35-36页。

5周叶中：《宪法至上－中国法治之路的灵魂》载《法学评论》，1995年第6期。

6参见韩水法主编：《韦伯文集》下，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0年版，第409－410页，这里的“卡里斯马权威”按韦伯在世界宗教的经济导论中解释应理解为一个人的非凡的品质，被统治者凭着对这个人的特定的个人的这种品质的信任而服从这种统治。

7博登海默：《法理学-法律哲学与方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516页。

8汉密尔顿：《联邦党人文集》。

9王世杰、钱端升：《比较宪法》，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4页。

10龚祥瑞：《论宪法的权威性》收于《政治中国》。

11殷啸虎：论“政策性修宪”及其完善载《法商研究》2000年第1期；殷啸虎、房保国：论“政策性修宪”与“制度性修宪”载《法学论坛》2000年第2期。

12王希：《原则与妥协-美国宪法的精神与实践》，第2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13伯尔曼：《法律与宗教》，梁治平译，1991年版，第90页。

14克林顿·罗西特：《美国宪法的“高级法”背景》（考文著）序言第2页，强世功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6年版。

15卢梭：《社会契约论》下卷，第20章，商务印书馆1980年。

16范进学：《论法律信仰危机与中国法治化》，载《法商研究》，1997年第2期。

17《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63－164页。

宪法权威范文篇8

早在786年以前，英国人就以冠名为“大宪章”的一份文件，向当时的国王宣称：你的权力不是至高无上的。虽然后世的人都承认，“大宪章”是英王和贵族、僧侣斗争的结果，人民并未由此获得以后现代宪法所普遍确认的主宰国家的权利，但是，这种揭示历史真相的诚实认知，丝毫不能掩盖宪法美丽的象征意义之一：任何统治者，无论是具体的国王还是抽象的人民，都不享有至尊的权力；任何权力的持有者，都必须受到限制。时至今日，宪法的这一象征得以继承。即便她早已认可民主治国的基本制度，但在她看来，多数人的统治也要接受制约，因为多数人同样可能出现暴政与专横。或许由于权力自然的扩张、侵略本性，或许由于人类自身羸弱的灵肉、受权力奴役的潜在惯性，或许由于人类更为复杂的对权力既依赖又恐惧的心理，……，统治权力的现实状态似乎总是无所不能的。然而，冷酷的现实，更是照映出宪法有限政府理念的魅力和存在之价值。

权力持有者必受制约，人类借助宪法的口舌，道出了对良好统治的理想，但这不是宪法-更确切地说不是人类-的终极关怀。宪法之花在欧洲和北美蕴育，当其在二、三百年以前灿烂绽放的时候，她向当时以及后来的世人展示了更为成熟的美丽：每个个体人的存在和发展，都应得到尊重与维护。在这一信念的推动之下，宪法持续不断地打开自由、权利的图卷，宗教信仰自由、言论自由、集会结社自由、平等保护的权利、休息权、工作权、社会保障权、享受良好环境权，……。于是，每一个在出生与死亡之间短暂存活的生命体，在面对浩瀚无限之宇宙、纷繁陆离之自然与人世的时候经常感觉渺小、无奈、疲惫的人，在宪法眷顾之下，都拥有了自尊、自主、自决的崇高地位，获得了追求自由、幸福生活的机会。现实的艰难，同样难以遮住宪法绚丽的、让人为之激动不已的光芒。

宪法并不止于实在美，她因为在许多国家被奉为至上的权威而具备了形式上的美丽。普通的权威，尤其是专制者的权威，也许根本无法令人联想到美丽。然而，宪法的根本目标是“让每一个人成其为人”，并在此基础上制约各种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的权力。她严令任何统治行为，无论是议会或者代表大会制定法律的行为，还是行政官员的决策、法官的判决，都必须以其为圭臬。她同样要求任何享有经济权力、社会权力的私人、私企业以及私团体，都遵循其确立的某些原则，并责令统治者担负起不可推卸的监督之职。她的这种“君临天下”的最高权威，展示出其在形式上的完美和魅力。宪法之所以如此地吸引人，也正是因为她以最高准则的面目呈现在世人眼前。

如果说宪法的美丽仅仅体现在她以最高律令的形式传达了良好的理想和信仰的话，那么，这样的美丽也还只是海市蜃楼之美，它不仅是脆弱的、虚幻的、容易逝去的，甚至可能因为总是可望不可及而彻底失去其吸引力。最高律令必须得以执行和适用，任何违反最高律令的行为必须受到谴责和矫正。载承人类美好理想与信仰的宪法，在实际运作之中肯定不能完全实现，毕竟，任何美丽的事物总有令人遗憾的瑕疵。但是，只要宪法是可以接近并运用的，只要在整个制度安排之中有机构可以独立地、权威性地宣告：什么是宪法、什么是合宪的、什么是违宪的，只要对是否存在违宪有其自己看法的人都可以向这样的机构诉说主张，那么，宪法的美丽就可以实在地展现，尽管瑕疵不可避免。因为，只有如此，宪法的眷顾才不是信誓旦旦的空头许诺，才不是虚假的最高权威；只有如此，人们才会享受到宪法对其正当权益的保障与实现，才会真正感受到宪法的魅力所在。因而，宪法之美不仅在于她的人本主义关怀，不仅在于她被尊奉为最高法律，更在于她为自己的实现配置机构-无论是宪法委员会、宪法法院还是普通法院，以及建构相应的适用宪法的制度。前两者的真实性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后者的存在。

中国的宪法是不美的，因为她被披上了一层面纱，没有真正显示、传达其应有的人本主义关怀，她只是作为宣告国家大政方针的文本、作为其他法律法规制定的依据而存在。在中国，有一种观念认为：宪法的许多原则都是可以由法律、法规加以规定的，适用这些具体的规范就足以使宪法落到实处。确实，在1982年宪法及其以后历次修正案的引导之下，我们设计了一系列稳定运作且不断演变的制度。而且，在具体制度层面上的努力，勿庸置疑已经极大地促进了公民权利的实现、权利意识的增长。在一个家庭、社会结构以及与世界交往结构已经和正在发生巨大变革的中国，民众已经越来越多地利用这些制度，以各种形式-如维护自己的隐私和名誉、反对家庭暴力、主张自己的消费权益、选举自己信任的村长、组织和参与自治组织等-提出个体尊严和价值的吁求。

然而，各种制度设计的努力，无论是公开宣称其人权保障宗旨的还是把这一宗旨隐含其中的，都呈现出零碎的、片断的、间歇的迹象。我们还随处可见阻碍、压制个体尊严和价值吁求的力量，还随处可见对此类吁求尚不觉醒的人们。当前，许多具体制度难以摆脱主张集体利益或集体权利至上的主流话语的控制和影响，故而难以形成一致的对个体的尊重。它们的权利促进效果，也极易受制于以集体利益或权利为名的政治权力的主张，进而，权力必须受到限制的宪法理念，由于没有坚实根基而无法得以更大程度上的实现。也正因为如此，甚至这些努力本身都尚未充分意识到，尊重个人之存在和发展的宪法应有主张与大多数人统治的民主主张之间的悖论。立法权被尊崇为神圣和至上的，种种忽视甚至剥夺个人价值与利益的立法形式，无论是人民代表大会的立法，还是行政立法，甚至更为广义的政策性立法，都因为有主张民意的头衔而获得了不容质疑的正当性。另外，当公民享有的宪法权利受到私人、尤其是私企业或者私团体不正当侵犯时，也可能因为法律法规本身的缺陷，而难以在行政机关、法院那里得到适宜的保障与救济。

宪法权威范文篇9

在第三个“12·4”全国法制宣传日到来之际，由中共中央宣传部、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司法部共同举办的“12·4”全国法制宣传日座谈会今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xxx出席座谈会并讲话。他强调，要加强宪法的宣传教育，树立宪法观念，维护宪法的权威和尊严。

xxx指出，坚持依法治国，执政为民是全面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重要体现，十六大把“社会主义民主更加完善，社会主义法制更加完备，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得到全面落实”作为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的重要内容。必须坚持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断推进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进程，从立法、执法、司法、法制宣传和法律服务等各个方面，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落到实处。

xxx指出，完善市场经济体制，必须全面推进经济法制建设，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制度，正确实施市场经济的法律法规，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二十多年的实践证明，我国经济发展和现代化建设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都离不开法制的保障。在立法方面，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通过了440多件法律和有关法律问题的决定，国务院制定了960多件行政法规，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了8000多件地方性法规，民族自治地方制定了480多件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初步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在行政执法和司法方面，各级行政执法机关和司法机关不断加大执法力度，大力推行依法行政，公正司法、行政执法、司法审判和检察的能力和水平逐步提高。各级领导干部的法律意识和法律素质不断增强，依法决策、依法行政和依法办事的水平明显提高，促进了领导方式的转变。在法制宣传教育方面，通过四个五年普法教育，全体公民的法制观念和法律意识明显增强，学法、用法、守法、护法的观念和氛围逐步形成。法制宣传教育工作紧紧围绕党和国家的工作大局，宣传宪法和法律，宣传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坚持法制教育和法制实践相结合，促进了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

xxx说，坚持依法治国、执政为民的一项基础性工作，就是要继续加强法制宣传教育，提高全民法律素质，尤其要增强公职人员的法制观念和依法办事能力。要通过广泛的社会宣传，使各级干部和广大群众充分认识到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是国家和社会活动的基本规范，是保障公民权利的最重要的法律依据；要加强经济法制方面的宣传教育，普及市场经济相关法律知识，提高各级领导干部、企业经营管理人员、社会中介组织从业人员的法律素质和依法办事的能力，为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服务；要进一步做好对普通群众和青少年的法制宣传教育，增强针对性和实效性，引起广大公民对社会法律环境的关注，熟悉法律、认知法律，提高履行法律义务、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自觉性和能力，增强参与社会管理和监督的责任感；要加大依法行政、公正司法的宣传教育，牢固树立执政为民的观念。行政执法人员、司法工作者受人民委托，是国家法律的直接执行者，不断提高他们的法律素质，对依法治国和政治文明建设，具有重要意义。要通过法制宣传教育，使国家公职人员真正做到情为民所系，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全面提高依法办事、依法监督的能力，促进依法行政和公正司法。

宪法权威范文篇10

论文关键词：宪法权威宪法信仰宪法监督

“权威”一词，其原意是指威信及创始人，含有尊严、权力和力量的意思，后来演变为泛指人类社会实践中形成的具有威望，要求人们信从和起支配作用的力量和决定性的影响。。宪法作为国家的根本大法，规定了国家中最根本、最重要的问题，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是一国法律体系中其他法律规范的制定的依据，具有一国“母法”地位，因此宪法具有应然权威性，理应被人民确信和信仰。但是由于各种因素的影响，我国宪法的实际运行中，宪法的权威并没有被切实的贯彻，宪法权威存在弱化的现象。宪法权威缺失的表现：首先，普通公民宪法信仰的缺失，宪法意识不足。“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将形同虚设。”。所谓信仰即“对某人或某种主张、主义、宗教极度相信和尊敬，拿来作为自己行动的榜样或指南。”因此，宪法信仰即人们从内心深处对宪法的尊崇、热爱、认同、遵守和捍卫宪法的信念。宪法信仰的树立，直接关系到宪法权威的树立和维护，影响着我国宪政建设的进程和法治的进步。在现实生活中，普通公民普遍表现对宪法规范缺乏了解，仅知宪法其名，不知宪法其实，甚至更多的把宪法看作执政党的政治纲领和政治宣言，并没有认识到宪法作为自己公民权利“保障书”的地位，在自己的合法公民权利受到侵害时，往往从普通法中寻找救济，忽视了宪法的根本保护。这种宪法信仰缺失，宪法意识的淡薄，使宪法权威在全社会贯彻缺乏坚实的群众基础和舆论氛围。在违宪现象出现时，或者不知其违宪，或者知其违宪，而不能主动站出来维护宪法的尊严和权威，从而造成一种恶性循环。再者国家权力部门工作人员还存在以言代法，以权压法的现象：党内某些同志囿于党长期以来的威信，习惯党政不分，在工作的过程中，往往重政策而轻宪法：司法实践中，由于涉及宪法具体案件较少，造成工作人员在平时的工作中往往将宪法束之高阁，并没有在实际的司法实践中运用，久而久之，宪法的最高法意识在司法工作人员脑中逐渐淡漠。长此以往，宪法就丧失了它的生命力，成为一种名义上的最高法，成为了一个“纸老虎”，宪法权威的树立也就成了“空中楼阁”。

一、我国宪法权威缺失的原因

(一)受封建传统文化的影响

我国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统治，虽已被结束，但封建思想的流毒依然存在。在封建专制社会中，由于法自君出，皇帝是实际的最高决策者，君主可一言兴法，也可一言废法，法律成了实现君主专制的手段。再加上我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占据着统治地位和受忍让、服从的儒家文化的长期影响，使人民往往对法望之却步，不愿诉讼，即使发生争讼时，或者忍辱负重，寻求自力救济，或者把希望寄托于“贤主名君”，久而久之，形成一种“重人治、轻法治”的法律文化传统。在这种情况下，公民的民主、权利观念十分淡薄，宪法观念更无从谈起。建国后，我国又历经十年“”，宪法受到无情的践踏，使本来薄弱的法治观念更是雪上加霜。同时，宪法对于我国来说毕竟是一个西方的“舶来品”，其成长有着固有的经济基础和人文环境，代表了一定的精神价值和历史传统，在我国还没有培育起宪法成长的土壤时，社会公众往往对宪法是熟视无睹，漠不关心，宪法得不到其应有的崇敬，宪法的权威就不可能在中国得到真正的确立。

(二)宪法实施不足

法律的生命力在于其实行，宪法权威的建立主要靠宪法的真正实施。宪法通过深入人们的生活，真正影响和指导公民的日常行为，使人民切实感受到宪法与自己的生活休戚相关，从而真正信任、依赖宪法，并能自觉运用宪法维护自己的基本权利。当自己的合法权益收到侵害时，哪怕侵害者是国家，普通公民也敢于并能通过宪法司法途径，实现自己的权利救济，获得最终、最高的保护。同时，成立专门的宪法实施机关，不仅监督宪法的实施，更要对违反宪法的种种行为进行处理和制裁，唯有这样，宪法的权威才能最终树立，热爱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的社会风气才能形成。但在我国的社会生活中，公民宪法意识的单薄，很少有公民拿起宪法的武器，维护自己的合法权利或者虽然知道“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依照法律的规定．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但在具体案件时却不知如何下手。在我国具体司法实践中，宪法并没有作为法院裁判案件的直接法律依据。在案件审理的过程中，法官往往引用具体的法律法规定案处罚，很少把宪法作为依据在法律文书中援引，尽管具体的法律法规也是依据宪法的原则和基本精神制定的。这样，宪法在现实生活中的效力就极大的被削弱了，严重地影响我国宪法权威的充分体现。

(三)宪法监督体系存在不足

宪法监督是当代宪法与宪政制度发展的一项重要内容，它是维护宪法权威，巩固宪法地位，推进依法治国目标实现的重要保障。宪法监督有广义和狭义两种理解。广义的宪法监督是指为保证宪法的实施所采取的各种监督措施和制度的总和。它包括所有的国家机关、政党、人民团体、社会组织和公民对宪法实施所实行的监督；狭义的宪法监督专指拥有宪法监督权的国家专门机关对宪法实施所实行的监督。。根据我国《宪法》规定，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为主，采用事前监督和事后监督的相结合的方式，行使监督宪法实施的职权。但由于全国人大会期有限，且在会期期间要承担大量繁杂的日常工作和立法工作，并不能充分行使宪法监督职权。全国人大常委会虽是全国人大的常设机关，但在1982年宪法以来，还没有行使过宪法监督的职责。这个事实表明，宪法规定的宪法监督体制，在实际操作中遇到难以正常运作并发挥监督作用的问提。再加上二者既是立法机关又是对自己的立法进行违宪监督机构，这种即是选手又是裁判的尴尬处境，使得宪法监督变得更不现实。宪法监督能力的不足，违宪行为得不到应有的制裁，使得宪法权威的树立无从谈起。

(四)宪法自身的原因。

我国自从1954年制定首部宪法以来，共进行了九次修宪，其中大修即全面修改三次，产生了1975年宪法、1978年宪法、1982年宪法，小修即局部修改六次，包括1979年修宪案、1980年修宪案和对1982年宪法四次修宪案。应该说，由于社会生活的发展变化，宪法适时进行修改，实现宪法对现实的适应性，促进宪法对社会秩序的切实维护，是必需的和情有可原的。但是宪法作为国家的根本大法，作为其他法律产生的依据，频繁的宪法修改，破坏了宪法甚至是整个法律体系的稳定性，极大的弱化了宪法的权威性。

二、树立我国宪法权威的对策

(一)培养公民宪法意识，树立宪法信仰

树立宪法权威最重要的就是树立公民对宪法的一种信仰，培养人民对宪法崇高、神圣的信仰。。要培养人民的宪法信仰首先要使人民认识宪法，知道宪法是什么，因此必须加强法制宣传教育，尤其是宪法文化教育，让宪法的限制权力、保障人权核心价值观念深入人心，使公民认识到宪法不仅是全社会必须遵守的行为规范，同时也是保障公民基本权利的有力的法律武器，提高他们的宪法意识和法制观念。同时，中国共产党在维护宪法权威要发挥先锋模范带头作用。根据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党员要自觉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带头维护宪法和法律的权威。”中国共产党作为我国的执政党和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自觉服从宪法和法律，按照宪法依法执政，率先垂范，为全社会树立一个尊崇宪法，维护宪法权威的榜样。再者，加强违宪制裁典型案例的宣传，使公民真实感受到宪法对自己权益的切实保护，从而真正的从内心去服从并信仰宪法。另外可以参考国外经验，专门设立“宪法日”，开展宪法宣传和教育活动，让公民更多、更深刻地了解本国的宪法，利于提高公民对宪法的关注度，激发公民积极参与“普宪”活动的热情。

(二)推进宪法实施，积极稳妥地构建宪法监督体系

我国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实行以人民权利为核心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我国最高的国家权利机关，全国人大常委是其常设机关。我国宪法虽规定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监督宪法实施的职权，但如前述原因，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并未真正行使监职责，致使宪法成为一种纯粹的理论设想而被“束之高阁”，远离我们的现实生活。因此，充分发挥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监督职责已经迫在眉睫。首先，笔者建议可在全国人大下设宪法委员会，作为专门监督宪法实施的机关，统一审议法律草案，对宪法解释提出意见：对有关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等规范性文件的合宪性进行审查，并把这些意见上报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有全国人大常委会依法予以改变和撤销。其次，要构建宪法监督程序，特别宪法的司法适用程序。当公民的合法权利收到侵害，在穷尽一切救济手段后，可以提请宪法诉讼，实现对自己权利的最终保护。当司法机关对适用宪法规范发生争议时，不能达成一致意见时，可以书面报请宪法委员会审议并提出意见上报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决定；再者，由于宪法本身高度的原则性，具体操作性差，因此要实施宪法，必须完善我国宪法解释制度，明确宪法解释程序，保证宪法解释的一致性和科学性。

(三)改进修宪方式，维护宪法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