宪法实施范文10篇

宪法实施范文篇1

关键词：宪法意识；宪法实施；合宪性审查；宪法权威

2014年12月，明确指出：要切实增强宪法意识，推动全面贯彻实施宪法。［1］新时代，宪法成为全党全国人民的最大共识，成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方略的根本遵循。要在全社会弘扬宪法精神、宣传宪法知识，切实树立和增强公民的宪法意识，因为宪法意识反映了整个社会的法治素养状况和宪法法治的实施水平，成为当前推进宪法全面实施的根本前提。

一、增强宪法意识是推进宪法实施的根本前提

（一）增强人民意识。党的报告明确阐述了“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重要思想，包括宪法在内的一切法律实施都要体现以人民为中心的时念，树立和增强宪法意识首先就要树立和增强人民意识。宪法是人民的宪法，要坚持人民主体地位，这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重要思想的首要内容。［2］宪法实施要充分尊重和保障人民主体地位，宪法实施的关键还是来自于人民、为了人民，要运用宪法切实保障公民基本权利的实现。要坚持人民利益至上，把维护全体人民宪法权益和实现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始终作为检验宪法实施的根本标准。要让宪法能够及时反映和体现民意，成为人民意愿的晴雨表，要深入坚持群众路线，时刻把人民对宪法的期盼作为宪法的发展目标。要运用新时代的宪法不断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尊重人民的首创性和积极性，不断完善和不断探索适合我们国情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实现形式，不断扩大新时代的人民民主，让社会主义民主的新发展和新时代的宪法实施给人民带来更多看得见的实惠和利益。要让宪法走进民众的现实生活当中，让宪法给民众带来实实在在的好处，让民众能够实际看得见宪法的福利，让民众时刻感受宪法的温暖，才能真正用宪法凝聚民心，使我们的党永葆先进性，不断提升依宪执政的权威性，永远立于不败之地。（二）增强基本权利意识。宪法所规定的公民享有的基本权利是实现一个有尊严的公民所必须的和不可或缺的权利，是派生公民其他权利的母体性权利。公民权利是宪法和法律赋予公民享有某种利益的可能性，而宪法所保护的基本权利更是公民在宪法和法律上享有某种根本利益的可能性。公民不但要树立和增强权利意识，更要树立和增强基本权利意识。宪法是公民权利宣言书，也是公民权利保障书。现代社会是法治社会，权利是一个核心要素，更是法治运行的终极目标和使命指向。宪法所保护的公民基本权利更是现代法治社会所不可缺失的重要元素，要落实权利救济机制，切实保障宪法所规定的一切权利和自由，国家承担起应尽的人权保障义务，公民更应该树立和增强基本权利意识，敢于为实现和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而诉诸正当程序，包括穷尽各种司法程序。要有正确行使公民基本权利的重要意识，强调权利和义务的统一，国家依法保护各种主体的平等权益，公民也有义务依法行使自己的权利和自由。作为掌握着国家公权力的公务人员更应该树立和增强基本权利意识，要坚持依宪治国、坚持依宪执政，从这种意义上讲，国家公权力行使者的基本权利意识更为重要，因为他们头脑中根深蒂固的是公权力意识，最缺乏的就是基本权利意识。公民基本权利的享有和实现水平，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一个国家对公权力规范和制约的状况来决定的，体现着一个国家的宪法实施水平和依法治国方略的实施状况。（三）增强权力正当行使意识。宪法属于公法范畴，对国家机构的设置和职权等方面都做出了全面规定，对公权力行使也做出了最基本的规定，成为公权力运行的最基本规范。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首先最重要的就是要把权力关进宪法的笼子，不应该也决不能把宪法当作摆设，不遵循宪法的基本规范去行使和运用国家公权力就是对宪法尊严的最大挑战和最严重的破坏。有权必有责，权责应该是统一的，这是最基本的权力运行规则，要树立和增强公权力正当行使意识，彻底摆脱毫无底线的特权意识。坚持法定职责必须为，法定职责必须依照宪法和法律明确规定的正当程序而为，做到既不滥权、又不越权，既要积极而为，更要正当而为。法定行使是基础，正当行使是根本，坚决秉持法定行使和正当行使同样重要的基本理念。法定行使首先要坚持权力的边界意识和法定授权的根本问题，在行使国家公权力的时候，首先应该想到的是国家公权力来自于公民基本权利的授予和让渡，所行使的国家公权力是否有宪法的依据，是否违背宪法的最基本宗旨，公民权利的边界就是国家公权力的界限。正当行使是保证权力依据宪法和法律规定程序并在法定范围内行使的关键，不正当行使权力的意图和目的一旦存在，就从根本上违背了宪法设置公权力的宗旨。由于公权力的自身属性使然，也被称之为公权力的自由裁量属性，宪法不可能对公权力的具体行使程序规定的一览无余，必然给其留下一定的空间和余地，这也决定了公权力行使者树立和增强权力正当行使意识的重要性，尤其是在自由裁量权的中间地带，正当行使权力才是对宪法的根本遵循。（四）增强宪法权威意识。宪法是一个国家的根本大法，宪法是万法之法，宪法应该具有最高的权威。宪法的权威性决不能仅仅是一种法律上的规定，尤其是在政治和法治社会实践当中都应该具有最高的权威性，不论是应然性还是实然性上都一定是最权威的。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性质的法律体系已经建立起来，也比较完善和成熟，人们也普遍意识到了宪法在整个国家和社会生活中的权威性及其重要性，人们的宪法权威观念也得到了极大地增强，可以说在应然性上基本实现了我国宪法的权威性。同时，在法治国家法治社会建构和运行的实然性上也取得了长足性进展，具体体现为现行宪法的修改完善、宪法宣誓仪式的开展、国家宪法日的设立、宪法进万家的普及和宣传、宪法在司法中的具体运用、公民宪法权利保护意识的增强等各个方面，可以说宪法已经行走在进入普通百姓社会生活的道路上。树立和增强宪法权威意识意义重大，对于公权力行使者而言，只有真正树立宪法权威意识，才能从根本上做到尊重和遵循国家宪法，做到敬畏权力、敬畏宪法，才能真正实现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才能视民众为宪法法治的主体而不是客体，才能实现公权力的正当行使。对于普通民众而言，只有真正树立宪法权威意识，才能做到发自内心的对宪法认同和遵循，才能够在实际行动中做宪法秩序的维护者、践行者，并且能够敢于拿起宪法武器监督公权力、维护公民自身的合法权益，成为宪法权威的最大受益者。

二、宪法实施亟待解决的问题

（一）保证宪法实施的监督机制需要健全。强调指出：“在充分肯定成绩的同时，我们也要看到存在的不足，主要表现在：保证宪法实施的监督机制和具体制度还不健全，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现象在一些地方和部门依然存在。”［3］现代社会治理体系法治化不断发展和完善的的背景下，宪法的有效实施正日益成为一个突出问题和有待创新解决的问题。法治与人治的根本区别就在于是依赖制度约束还是依赖圣贤之人的自觉，依法治国方略的本质就是依赖法治制度、采取法治的方式实施治国理政。从依靠制度约束上来看，宪法的实施也绝不是可以自发形成的，宪法本身既具有政治性又具有法律性，这种特殊的性质和状况也决定了宪法的实施必须依赖于对宪法实施的监督机制，宪法监督是保证宪法得到有效实施的关键环节。首先必须有权威主体实施宪法监督。我国的宪法监督是由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负责实施，权威性自不必说，但这种权威性必须落实到现实的政治和社会生活之中来，决不能成为橡皮图章式的摆设。我们要让新时代的宪法成为普通民众的一种生活方式，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监督宪法实施应该将这种权威监督与保障公民的社会生活有机融合起来，彻底摆脱被束之高阁、被高高供奉的神龛地位，宪法监督的权威性才能真正实现。其次，必须有经常性的宪法监督。宪法监督应该是一种现实的常态化模式，及时有效进行才能保证宪法实施的效力。宪法监督权是一种公权力，不及时行使和极少行使都会使得宪法监督的效果和宪法实施的状况大打折扣。再次，宪法监督也必须在宪法范围内实施。正确处理党的领导和宪法监督的关系是保证宪法监督在宪法范围内实施的关键要素，党的领导和宪法监督都不是超越于宪法，必须遵循宪法规定在宪法范围内正当合法监督宪法的有效实施。（二）违宪行为有待及时纠正。宪法监督必须有惩罚性后果。现实生活中仍然有很多的违宪行为，严重侵犯了公民的人身权、财产权和自由权等宪法所规定的各种基本权利，这些违宪行为多数还是公权力行使者遵从行政命令的职权行为，公民往往很难得到及时的权利救济。通常是一种公共权力才能有效制止施暴的另一种公权力，比如司法权力制止行政权力，上级权力制止下级权力，号称无冕之王也被称之为第四种权力的媒体权力制止行政权力和监督司法权力。现实生活中，城管“暴力执法”、违法拆迁、制止上访、选择性执法等侵犯公民权利的违宪行为尽管明显减少，但是随之而来的一些强制关闭、禁止饲养、统一改造等等新的侵权行为不断出现，需要引起人们的重视，提高宪法意识，保护基本权利，及时遏制和纠正各类违宪行为。这些侵犯公民宪法权利的违宪行为要么不能得到及时纠正，要么有的虽然得到纠正但相关责任人员的处理也没有宪法上的惩罚后果，只是那些达到了相当严重程度的违宪行为，甚至是带来严重和恶劣的社会负面影响的违宪行为，才根据相应的行政和刑事法律进行相应的处理与责任承担，宪法似乎从来都是束手无策的，追究责任似乎从来都是依赖于其他具体的部门法才能实现。我们的宪法经过了多次修正，内容相对比较完备，尽管能够基本适应现代社会发展的需求，但是缺少惩罚性的具体规定不能不说仍然是一种美中不足，也是宪法监督不够健全和完善的重要原因。因此，扩大宪法对公民权利的救济途径，实施宪法的惩罚性措施，及时遏制和纠正各类违宪行为是当前宪法有效实施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之一。（三）公民参与行宪需要加强。宪法实施，也称行宪，是宪法精神、宪法原则和宪法规范在现实生活中的贯彻落实。［4］我国公民参与行宪是宪法实施中的应有之意，宪法规定了公民应该享有的基本权利，尽管这种权利规范都是比较原则和抽象的，甚至还必须依赖其他部门法中具体规范的实施来保障和实现这些基本权利条款，但毕竟这是公民参与行宪的基本依据。公民行宪更多应体现在公民对自己基本权利的维护和救济等方面，［5］当公民基本权利受到现实生活中的违宪行为侵害或者受到不公正处理时，公民可以依据宪法有关基本权利规范向国家和有关机关进行控告或者申诉，要求国家进行权利保护，有学者将其称为主观权利。同时，宪法所规定的基本权利规范还成为国家机关建构宪法所要求价值秩序的指导原则和制度依据，成为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在解释宪法法律的上位原则，起着对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的价值制约作用，从这个意义上，学者们将其称为客观法。我们认为无论是作为主观权利还是客观的法，都应该成为公民积极参与行宪的基本法依据。从我国公民的行宪实践来看，确实有这种先例，但是也表明公民依据宪法基本规范保护权利参与行宪的窘境。前者有被称为宪法第一案的“山东齐玉苓案”曾经一度呼声非常高，被称为宪法司法化的春天；后者是指近年来，全国范围内一些学者依据宪法规定的基本权利规范，向省级人民政府和国家部委申请相关公开事项的先例已经不再鲜见。未来宪法实施过程中应该加强相关理论研究和制度实践方面的创新，鼓励公民积极参与行宪实践，国家机关应该更多的接受宪法基本权利规范的制约，并积极保护公民基本权利和正当利益不受非法限制和侵害。

三、推进宪法实施的路径构建

（一）推进合宪性审查制度。党的报告中首次明确提出了“推进合宪性审查工作”，可以说真正抓住了“依宪治国”的关键一环，真正解决了保障宪法实施最后一公里的问题。［6］合宪性审查制度意义重大，为保障宪法实施、维护宪法权威和宪法法律体系的统一奠定坚实基础。合宪性审查是由有权机关按照宪法所赋予的职权依照法定程序进行的，我们国家是由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来行使合宪性审查的权限的，为了推进合宪性审查工作的常态化和规范化，具体合宪性审查工作要由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所设立的专门工作机构承担。合宪性审查按照审查对象可以分为对规范性文件的审查和对人们行为的审查，前者包括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自治条例、单行条例、地方性法规和地方性政府规章在内的一切规范性、抽象性文件，他们都不得同宪法相抵触；后者包括国家公职人员在内的所有公民的行为，宪法是一切行为的最高规范，所有人们的行为都必须遵循宪法规范。审查规范性文件的合宪性有利于维护整个法治体系的统一，消除其中的矛盾和冲突，实现法治规范体系的内部和谐一致。审查人们行为的合宪性有助于制止和纠正违宪行为，尤其是国家公职人员利用职权侵犯公民基本权利的违宪行为，能够有效保障宪法权威和宪法统一，促进宪法的贯彻实施。推进合宪性审查工作的具体方式既可以事前审查、也可以事中审查和事后审查，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地方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都应该依职权主动审查发现违宪行为，专门工作机构可以将发现的一切违宪行为提请人大监督的方式进行纠正和制止。各级法院和检察机关在办理具体案件过程中发现一切违宪行为，尤其是涉嫌违反宪法的规范性文件，都可以向人大及其常委会提出建议，甚至提请进行宪法解释，待有关冲突解决后再决定有关案件的实体处理。任何公民、社会团体也都负有维护宪法权威的基本义务，对于发现的违宪行为都可以直接向人大及其常委会提出，要求依宪纠正任何违反宪法的规范性文件和失范行为。这样做正是为了坚持现有人大制度，坚持党的领导，推进符合中国国情的合宪性审查制度，让合宪性审查制度在依宪治国的实践中真正动起来、活起来，让宪法真正成为衡量人们行为的是非标准，成为判断规范性文件的合宪性依据，最终实现法治体系和法治制度的和谐相通。（二）完善宪法解释制度宪法规范自身具有抽象性、原则性的突出特点，决定了宪法实施中对宪法条文的理解存在着大量不一致的现象，于是宪法解释制度便成为了促进宪法有效实施的重要环节，可以说宪法是在宪法解释中不断得到发展和有效实施的。宪法解释的重要作用首先在于宪法解释可以促进宪法全面实施和准确适用。没有准确释义，理解的分歧无法解决，准确适用也无从谈起。只有通过详实的宪法解释才能够有效涵盖宪法实施的各个环节，才能够有针对性的解决宪法实施中的具体问题，促进宪法的贯彻实施。其次，权威的宪法解释可以不断完善宪法的条文内容，对宪法条文的缺漏起到一定的补充作用。宪法要与时俱进，权威机关要准确将宪法解释与时展目标、发展需求相融合，为新时代提供符合时代主旋律的宪法释义。再次，通过准确系统的宪法解释能够起到维护宪法权威、保证宪法法律体系统一的作用。只有详尽而条理的宪法解释，才能做到统一社会中各种宪法主体的各自认识，进而“定纷止争”，为宪法权威和宪法内部的和谐一致提供基础性法理论证和宪法理论支撑。现行宪法将宪法解释的权限赋予了全国人大常委会，但是在我们国家的宪法实践中，全国人大常委会几乎从来没有真正行使过这个权力，更不用提规范的宪法解释程序和解释机制。因此，完善现行宪法解释制度首先应该制定规范的解释程序，明确宪法解释主体、解释事由、宪法解释的提起等技术性问题，以及宪法解释的效力、宪法解释的法理论证规范等，逐步形成成熟而规范的宪法解释机制。其次应该在全国人大常委会内部设立专门的宪法解释工作机构。为了更好的做好宪法解释工作，非常有必要配备专门的专家学者从事宪法解释工作，他们要广泛深入调研论证，进行宪法学理性的阐释，确保宪法解释的学理性、专门化、权威性。再次，宪法解释要和合宪性审查制度实现互为支撑，也要与宪法宣传有机结合起来。良好的宪法解释和宪法宣传工作能够让人们更加透彻的理解宪法条文的基本要义，能够有效支撑合宪性审查工作的开展实施；反过来合宪性审查工作也能够有效带动宪法解释的发展，增强宪法宣传工作的影响力度，更好的激发人们对于宪法的拥护和爱戴，进而更好的做好对宪法的贯彻实施工作，实现宪法进万家、宪法走进寻常百姓的日常社会生活之中，增强宪法和人们的生活关联，促进依宪治国方略的发展和全面实施。（三）强化备案审查制度。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指出：“加强备案审查制度和能力建设，把所有规范性文件纳入备案审查范围，依法撤销和纠正违宪违法的规范性文件，禁止地方制发带有立法性质的文件。”这项决定为加强备案审查制度指明了要求和发展方向，是当前强化备案审查制度建设的基本依据。备案审查制度和能力建设意义重大，对于维护宪法尊严、保障宪法实施具有重要作用，是当前推进宪法实施的重要制度抓手，对于维护宪法法治体系的统一和提高全社会的法治观念、法治能力都具有重要而深远的影响。当前加强备案审查制度一是要严格按照宪法和立法法的相关规定，及时把所有的规范性文件都纳入备案审查范围。法治的统一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重要前提，也是维护宪法尊严的根本要求。在现实生活中，行政法规、司法解释对公民和法人以及其他组织都具有实际的约束力，甚至影响到他们的具体权益；地方性法规也时有可能由于地方性利益的需要而自我赋权，甚至出台立法性规范文件。因此，把所有的规范性文件都纳入备案审查的范围，及时撤销与宪法相违背的行政法规、司法解释等规范性文件，能够有利于保障宪法权威、促进宪法实施，维护公民法人等合法权益。二是进一步完善备案审查工作的机制，扩大公众参与备案审查的力度。备案审查制度事关宪法实施、事关公民权益保护，理应吸收更多的公民或者专家学者们参与到这项事业中来，应该赋予公民对规范性法律文件的审查建议权，增加备案审查的透明度，让公众更好的参与和监督，毕竟公民是一切规范性文件的直接体验者和感受者，是最具有发言权的。备案审查工作机构要做到采用各种便捷方式和通常渠道及时回应整个社会民众的社会关切，将备案审查工作与社会民众的利益诉求有机结合起来，更为扎实的推进备案审查工作深入开展，走进民众的社会生活之中。三是进一步提高备案审查的能力建设。备案审查制度是一项专业性的工作，需要具备较为深厚的法治素养，应该在现有的备案审查工作机构的基础上，加强备案审查工作机构的专业化建设，整合备案工作与审查工作，实行更好的联动协调机制，整合资源、共同研究、形成备案审查工作的合力，切实提高备案审查工作的责任心和专业工作能力，建设一支专业化、素质高、能力强的专门备案审查工作机构。要做好备案审查工作的论证沟通、协商反馈、督办实施等工作力环节，形成规范完备的备案审查专业流程，确保备案审查工作的质量和实效是提升备案审查工作能力的重要途径。（四）重塑宪法司法化制度。宪法司法化是宪法领域一个关乎宪法实施的重要制度，宪法学界对宪法司法化有很高的期盼，也进行了不懈探索和持续研究。具体而言，宪法司法化大致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的宪法司法化是指人民法院按照宪法的精神和原则在裁判案件时进行阐释和说理，只是依据现行宪法进行说理，而不是直接引用宪法条文作为裁判依据。在这个层面上的宪法司法化是比较保守的，有些学者并不认为是真正的宪法司法化，但狭义上的宪法司法化确实是最能体现当前宪法的根本特质的，最能适应现行宪法的立法要求，是在现行宪法的框架下对宪法在司法适用中的探索和运用。广义的宪法司法化是指的不仅仅要按照宪法的精神和原则进行说理和阐释，还要直接引用宪法的条文直接作为人民法院进行裁判案件的依据。人民法院被赋予了推进宪法司法化的重任，直接依据现行宪法的条文作为裁判的依据，理论上是没有什么问题的，但在具体的司法实践中，人民法院几乎没有可能直接引用宪法条文来作为裁判案件的法律依据。原因在于最高人民法院2016年《人民法院民事裁判文书制作规范》指出：“裁判文书不得引用宪法……作为裁判依据，但其体现的原则和精神可以在说理部分予以阐述。”［7］宪法固然有其自身的原因，宪法条文本身具有较强的抽象性和原则性，加之又具有很强的政治性，因此在司法实践中的适用自然不可能等同于普通法律。但是这样直接强调不得引用宪法作为裁判依据，必然是对宪法司法化的重大打击，其本身的合宪性值得商榷，事实上也受到宪法学界的质疑和声讨。在当下推进合宪性审查工作的背景下，我们应该积极推动宪法司法化，不仅必须要按照宪法的精神和原则来以案说法、阐释说理，更重要的是要在司法实践中直接引用宪法的条文作为裁判依据，强化推进宪法司法化，切实维护宪法最高权威。宪法司法化是推动宪法实施的重要途径，人民法院在审理案件中必然会遇到很多法律规范性文件与宪法是否一致的问题，也就是合宪性问题。在司法实践中，公民的各种权利诉求为合宪性审查提供了实际的观察点和突破口，并且提供了丰富的源动力，使得合宪性审查制度有了切实的司法制度支撑。更为重要的是，可以充分利用现有司法实践队伍中，有着各种精湛法学知识素养的法官、检察官和律师，借助这种优势，来自于司法实践的具体推动，也可以更专业的做好合宪性审查工作，让民众在具体的案件中生动而切实的感受到宪法的权威。

参考文献：

［1］徐隽.切实增强宪法意识推动全面贯彻实施宪法［J］.中国人大，2014，（24）：8.

［2］赵琦.新时代“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的政治维度探析［J］.重庆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2019年4月3日网络首发.

［3］.在首都各界纪念现行宪法公布施行3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2-12-05（002）.

［4］宋海春，杨超.行政机关的行宪能力：问题与对策［J］.学术交流，2014，（2）：60.

［5］张占杰.论我国公民的行宪路径［J］，河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2018，（1）：46.

［6］徐隽，倪弋，莫纪宏，胡锦光，秦前红.为宪法实施提供制度保障［J］.浙江人大，2018，（Z1）：54-55.

宪法实施范文篇2

一

宪法制定以后，在实际生活中得到贯彻执行，才能发挥根本大法的作用。如果宪法得不到实施，那么再好的宪法也是一纸空文。1954年新中国制定了第一部宪法，当时党中央对宪法的遵守与执行非常重视，讨论决定重大问题能按照宪法规定办事，使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各项事业得到迅速发展。1957年后，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发生了变化，法律意识逐渐淡薄，甚至置宪法于不顾，造成以言代法、以权压法的现象日益严重。1958年在农村建立，这是涉及改变宪法规定的农村基层政权体制的重大问题，没有经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讨论决定，就在全国推开了。1966年发动的“”，没有经过国家的法定程序，就在全国轰轰烈烈地开展了。当年刘少奇身为国家主席，竟不经任何法律程序被迫害致死。他在被迫害时手里举着宪法，可是宪法不起作用了。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历史悲剧？一个极为重要的原因，是宪法实施没有保障，民主法制被破坏。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强调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把它作为基本国策确定下来。历史在曲折中前进，1982年制定了一部好宪法。为了防止历史的悲剧重演，这部宪法自身规定了一些保障宪法实施的措施。一是规定了宪法的根本大法的地位。宪法是“国家根本法，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一切法律、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都不得同宪法相抵触。”二是规定了监督和保证宪法实施的机构。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监督宪法的实施，全国人大常委会解释宪法，县级以上的地方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在本行政区域内保证宪法和法律的遵守和执行，从而建立了从中央到地方监督和保证宪法实施的体系。三是规定了修改宪法的严格程序。宪法修改必须由全国人大常委会或者五分之一以上的全国人大代表提议，并由全国人大全体代表的三分之二以上的多数通过，以维护宪法的稳定性。四是强调一切组织和个人都有保证宪法实施的职责。它规定：“全国各族人民、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组织，都必须以宪法为根本的活动准则，并且负有维护宪法尊严、保证宪法实施的职责”。宪法的这些规定，对于维护宪法的地位、权威和尊严，保障宪法的实施，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二

现行宪法实施20年来，党和国家重视宪法宣传教育，广大干部群众的法制观念和宪法意识逐步增强，遵守执行宪法总的是好的。但是，也确实存在一些不能令人满意的现象。第一，保证宪法实施的具体法律制度不健全。现行宪法中“由法律规定”、“依照法律规定”等表述，共有45处，它表明我国社会生活的一切方面都必须依法办事，但许多方面还无法可依，特别是宪法关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许多规定还没有具体化为法律，致使宪法规范所包含的民主内容落实不够。比如，宪法第三十五条规定，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公民如何行使这些权利，国家该做怎样的保障。现在只有集会游行示威法，还缺少新闻法、结社法等。又如，宪法规定，“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组织都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一切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行为，必须予以追究。”要把这些原则变为实践，还缺少政党法、监督法等必要的法律制度。第二，对立法监督不得力。宪法规定，国家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的统一和尊严，全国人大常委会有权撤销同宪法和法律相抵触的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我国现有行政法规2000多件，地方性法规9000多件，报全国人大常委会备案后，至今也没有一件被认为与宪法、法律、行政法规相抵触而撤销。事实上并不是没有同上位法相抵触的，而是备而不审，审而不纠，造成法规与法规、法规与法律之间相互“打架”。立法上的隐患，往往诱发执法、司法上的混乱，造成不良后果。第三，对违宪行为未追究。建国50多年来，我国还未曾有过处理违宪案件的实践经验，并不是没有发生违宪的事情，而是没有对违宪行为实施监督。对于什么是违宪？达到哪些条件就构成违宪？违宪监督的对象、范围、方式、时效、标准、程序、处理效力和法律责任是什么？这无论在法律上还是理论上都不是很清楚，在实践中违反宪法的行为受到追究更成了一句空话。第四，人们的宪法观念不强。经过快20年的全民普法教育，广大干部群众的宪法观念有所提高，但离保障宪法实施的要求还差得很远，对宪法的学习还不够认真，宪法意识不强，办事往往想不到宪法，更不会运用宪法武器同违宪行为作斗争。影响宪法实施的因素很多，但要保障宪法实施，上述问题值得认真研究。

三

宪法实施是关系到国家前途、民族命运和人民根本利益的大事，是一项涉及全社会的系统工程，必须在党的统一领导下，全社会一切组织和个人都遵守和维护宪法，才能真正地保障宪法贯彻实施。

（一）执政党的正确领导和党员领导干部遵守宪法，是保障宪法实施的前提。中国共产党是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执政党的特殊地位决定了它是否遵守和执行宪法，必将影响全社会遵守和执行宪法。党保障宪法实施，主要有两个方面：第一，加强和改善党对宪法实施的领导，坚持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党的十五大提出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目标。依法治国的实质是党领导人民依法治理国家，各级党组织要把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作为推进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重要任务，长期坚持下去。依法治国的根本是依宪治国，依法办事首先是依宪办事，要进一步理顺党政关系、政策与宪法的关系、党的领导与国家机关职能的关系。领导干部要克服和防止以言代法、以权压法的现象，带头遵守执行宪法和法律，发挥表率作用，推动全社会学习、遵守和维护宪法，推进依法治国。第二，党要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一是要增强宪法观念。党员特别是党员领导干部要认真学习宪法，充分认识到保障宪法实施与坚持党的领导的一致性和重要性，自觉遵守和执行宪法，维护宪法的尊严和权威。二是要依照宪法办事。各级领导干部行使权力和各级党组织作出的决议、决定不得与宪法相抵触，尊重宪法和法律赋予国家机关的职权，对属于人大职权范围内的事，要按照法定程序办事，尊重人大及其常委会的法律地位。三是要追究违宪行为。各级党的纪检部门要依据宪法和党章的规定，把党的组织和党员执行宪法和法律的情况作为党的纪律检查的重要内容，对发现的问题要及时查处。要使党在宪法法律范围内活动的原则在现实生活中切实得到落实，不能只有一般原则规定，还必须有具体制度。正如邓小平同志告诫的“制度靠得住一些”。

（二）国家权力机关加强对立法和宪法实施的监督，是保障宪法实施的关键。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认真履行宪法赋予的立法、监督宪法实施的的职权，对保障宪法实施极为重要。在立法方面，一是完善立法体系。立法机关要将宪法的一些原则规定具体化为法律，完善我国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特别是要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立法，使社会生活各个方面有法可依。二是提高立法质量。科学规范国家机关的权力与责任、公民的权利与义务，制定反映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良法。三是要加强立法监督。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对备案的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要及时审查，发现与宪法、法律相抵触的，应及时依法改变或撤销，维护国家法制的统一。四是要加强宪法解释。人们由于政治、经济地位和文化、政策水平、法律知识等差异，必然会对相同的宪法条文产生不同的理解。全国人大常委会要加强对宪法的解释，使公民准确、科学地理解宪法的精神，更好地按照宪法的规定办事。在监督方面，一是要加强对宪法实施情况的检查。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应加强监督宪法实施工作，组织对宪法实施情况进行检查。地方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应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的部署，对本行政区域内遵守和执行宪法的情况进行检查。检查的重点应放在本级的国家机关，促进行政机关依法行政，司法机关公正司法，保障宪法的遵守和执行。二是要对违宪案件进行监督。我国还没有违宪案件监督的先例，对违宪案件监督的对象、范围、方式、时效、标准、程序、处理效力和法律责任是什么，还不太清楚，应加强探讨和研究，建立适应我国国情的宪法监督制度，预防和追究违宪行为。三是完善违宪审查机构。宪法赋予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监督宪法实施的权力，但是在实践中可以看出，其中有欠缺之处。全国人大每年只开一次会，会期一般15天，很难对宪法实施进行监督。全国人大常委会每两个月开一次会，要行使宪法列举的20项职权，不可能用太多精力去监督宪法实施。全国人大各专门委员会的主要任务不是违宪审查，加上违宪审查的专业性，它们也难以承担违宪审查的重任。因此，我国迫切需要建立一个专门的违宪审查机构。对设立违宪审查机构，有关专家学者有各种不同的设想，笔者认为，根据宪法规定和监督工作实践，可考虑设立一个由全国人大产生、对全国人大负责，协助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行使宪法监督权的专门机构，减轻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工作负担。

宪法实施范文篇3

关键词：依宪治国；党的领导；法治建设；宪法实施

中共报告提出，完善以宪法为核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依宪治国是这一阶段的重大方略，法治建设也寄予了全国人民对于美好生活的追求。中国法治现代化是万众的事业，但是法治道路任重而道远，法治建设并非一日之功。随着法治现代化的不断推进，我国治国理念正在从依法治国向依宪治国转变，使得宪法重回人们的视野，这是中国法治建设的重大进步。依法治国进程不断推进的同时，依宪治国的方略也开始逐步实施。但是在纷繁复杂的社会背景下，寻求依宪治国的社会治理途径终究是一大难题，国家治理中宪法的地位能反映一个时代的信仰倾向，而宪法实施的程度能反映一个国家的法治是否发达。法治的安邦作用必须在宪法的领军下才能发挥，现阶段中国法治道路的崛起必须全面实施宪法，使宪法焕发生命力，只有充分发挥宪法在国家现代化治理中的作用，才能依靠法治的力量解决好中国问题，只有在依宪治国中不断推进宪法的实施，才能重建人民对于宪法的信任，推动中国法治建设长远发展。

一、依宪治国：法治中国崛起必由之路

（一）中国语境下的依宪治国。依宪治国在中国社会并不陌生，无聊国家领导层，还是每一个具体的公民，都在谈论依宪治国、法治国家。与中国法治建设不同，国外似乎很少提到“依宪治国”或“依法治国”。我们都知道，宪法当然是治国的，但是宪法是怎么治国的？把笼统的国家权力分解为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之后“分而治之”？其中有分工有制约，这是宪法的精髓所在［1］。从这个意义出发，探究依宪治国在中国社会的深刻含义就显得十分必要了。依宪治国不是对西方宪政的移植，而要合理借鉴，形成本土化的法治建设。但是很显然，宪法意识在我国远没有达到宪法实施下寻求的理想效果，这与西方将宪法作为一种信仰是有极大的反差的。在中国这片大地上培育具有本土特色的宪法设施体系，建设中国宪政模式，最为必要的就是将宪法与中国的国情与法治发展状况融合，构筑独有的依宪治国法治建设道路。中国语境中的宪法究竟该做何理解？依宪治国之“宪”指的是宪法文本，广义来讲包括宪法原则或宪法精神，依宪治国之“治”是一系列动态行为。但是由谁来治的问题，从治宪逻辑上看，国家的权力来自人民，公权力行使需要具有合法性。依宪治国之“国”应当是指国事，即国家层面的事务［1］。立足于中国社会法治实践，追求民主法治与人权保障是依宪治国和依宪执政的实体内容，树立宪法权威，确保宪法的至上性是依宪治国、依宪执政的形式要求。治国思想根植于中国传统文化，法治观念是与时俱进的产物，将二者有机结合顺应历史的潮流。但是法治建设不应只关注法治思维与逻辑，尽管依宪治国针对的是纷繁复杂的国家现象，而宪法又是原则性、概括性的表述，中国法治社会实践的开展，必定会产生许多本土难题。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要树立宪法至高无上的权威，发挥宪法解决中国本土问题的现实意义，不能将其束之高阁。法治国家建设任重道远，中国语境中的依宪治国不是西方的复制品，更不是简单的纯理论口号，而是建立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基础上的伟大中国梦的实现。（二）依宪治国是法治中国构建的有效途径。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与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总目标，并明确提出“坚持依法治国首先要坚持依宪治国，坚持依法执政首先要坚持依宪执政”［2］。法治建设应以宪法为根本依托，宪法作为统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的根本法终于焕发生命。当今社会是从形式法治走向实质法治的过渡期，这种理念的转变是从“法制”到“法治”的升级，显示出执政者的法律观念从工具理性向价值理性的质变。强调依法治国，当然离不开当今社会法治建设的背景，首先应该厘清法治建设思路，提高现有依法治国的水平；其次要不断完善宪法，狠抓各项法治措施在宪法层面的具体落实；最后应进一步强化公正司法和维护社会公平正义。这些是从我国国情出发，在总结我国近年来法治建设的经验基础上得出的。如果认识上没有厘清法治思路，中国也就谈不上宏观的法治建设。治国理念从依照法律转向依照宪法，是从形式法治向实质法治的一大进步。依宪治国要求彻底摒弃治国理念上的人治思想，树立治国理政上的法治观念。宪法的生命力在于实施。总体来讲，我国法律数量并不少，是当之无愧的法律大国，颁行的法律法规不在少数，但从法律实施以及产生的社会效果状况来看，却远远算不上法治强国。所以，依宪治国任重而道远，依宪治国的法治思想方略道路虽不会尽是坦途，但却是解决中国难题、治理社会的最佳方略，法治改革势不可挡。（三）依法治国与依宪治国的关系。党的十五大报告明确提出“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治国方略［2］，之后这一方略被写入宪法，作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的目标，确立了法治在治国理政层面的作用。在纪念现行宪法公布施行3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也指出：中国法治道路建设要加快宪法实施，宪法的生命力在于实施，并提出依法执政首先要坚持依宪执政，依法治国要坚持依宪治国。在当今社会背景下，依宪治国与依法治国二者究竟有何本质区别？为什么提出了依法治国又要提出依宪治国？从不同层面解读法治理念，可将法治分为单纯表面的形式法治与追求治理状态的实质法治。从形式法治的意义来看，法律是治国理政的一种手段与工具，注重的是以法律手段去治理国家，单纯将法律作为一种工具；从实质法治的意义来看，则是强调法制基础上国家权力来源的合法性以及在宪法规定的范围内活动，把宪法放在至上的地位，强调宪法统帅作用与宪法权威。众所周知，形式主义的法治国家权力运转缺少透明度，也忽视民意的表达，其实质相当于“依法律治国”。在这种情况下，立法至上，人民的权利得不到保障，往往会走向法律工具主义道路。与“依法律治国”形式主义法治国家理念相比较，“依宪法治国”追求建设实质主义法治国家，制定法律重视民意的表达，强调民众的参与，而且将法治的监督制约对象也从行政权扩及立法权，这无疑是法治国家的进步。依法治国在法治社会转型期的作用是不可忽视的，单从法律构建层面讲，依法治国首先要发挥宪法在法律体系中的带头作用，要求做到依据宪法治理国家；但是从法治社会构建层面来讲，依宪治国不仅包含依法治国的落实，还包括依法执政、宪法实施、人权保障、民生建设等诸多要素。从这一层面上讲，依宪治国与依法治国又是相互统一的，二者必须有机结合，才能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

二、宪法实施与中国社会的治理模式

（一）宪法实施推动中国社会的转型。“法治的工具属性不仅不能改变，反而应是法治国家理念之根本。形式法治国当为治国理念之根本结构，而实质法治国理念恐只居于作为弥补形式法治国制度上可能偏差之用。”［3］而宪法实施正是对这一偏差的制度机制的纠正和弥补。这不禁让人产生思考：形式法治即法律工具主义要完全摒弃吗？宪法实施与中国社会的变革与转型是相互促进的，宪法实施推动中国社会转型，而中国社会的不断发展也必然要求宪法不断完善与尽快焕发生命力。宪法实施要结合中国的国情，对症下药，才能在法治道路上有所创新、扬帆远航。宪法实施机制的完善与社会治理是相辅相成的，应该在社会治理中凸显人的尊严和主体性，在社会治理中强化宪法运用者的宪法意识，在社会治理中实现依宪执政的制度化、法律化。中国社会的治理模式必须是建立在中国的法治发展道路之上的，在社会治理中一定要充分保障人的主体性，注重宪法实施的制度化、观念化。宪法发展要确立适应时代要求的宪法观念与宪法文化，在具体落实环节突出宪法的调整功能与社会问题的宪法化，以问题为导向，在社会中运用宪法精神落实宪法要求，解决本土问题以实现社会治理的法治化。（二）必须构建符合中国国情的宪法实施途径。宪法的生命力在于实施，宪法实施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是毋庸置疑的，但是，在当代中国社会，宪法在很大程度上还没有得到彻底实施。从实证主义视角来讲，我国宪法实施的途径是政治性实施，即从当代中国宪法实施的观念与制度演进的特点出发构建法治道路。对于宪法实施问题不应闭塞地从单一的角度研究，而是应当从多元的视角进行分析、考量。在一党执政领导体制下，结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的国情来看，宪法在中国的实施大致是：政治性实施与法律性实施的二元途径。这是在中国法治建设中不断探寻与实践的结果，宪法在中国的实施应摒弃一切机械移植和完全效仿西方主义的观点，应当结合中国社会的矛盾，挖掘宪法实施的最佳途径。从1954年宪法实施的情况来看，在国家治理体系中，宪法似乎并未起到巨大的作用，这表现在执政党以宪法的形式确立的关于国家发展与建设的基本政治引导性规范没有能够按照宪法的规定施行，法律程序置而不理。不可否认，在二元制审查机制———政治性审查与法律性审查中，就规范内容而言，宪法中的政治性规范与《中国共产党党章》许多内容是高度契合的，因此宪法实施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执政党的执政行为是否符合宪法，对于执政党是否违宪的问题，需要有专门的违宪审查机构，但这正是目前关于违宪审查的一个难点［4］。保障政治性规范实施的关键在于建立一套符合中国国情的中国政治特色的政治性审查机制。

三、中国法治背景下宪法实施的具体路径及意义考量

（一）构建当代中国宪法核心价值观。宪法是凝聚社会共识的产物，是一个国家实现民主的规范蓝图。在法治国家中，宪法试图构建的是一个权力约束权力的体系。宪法实施也是一套价值与理念的实施过程。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培育宪法生长的基因，在于重拾人们对宪法的信任，发挥宪法的应有作用。人们何以崇拜宪法，宪法有什么作用，这应该是大多数人心中的问号，宪法仿佛消失了许久，但随着党中央以及国家领导人的重视，大家纷纷又都喊起了依宪治国的口号，但是不可否认宪法观念与价值理念并未深入人心，公民的宪法期待与基本权利救济不成正比。理想状态下当代中国宪法核心价值观应当包括：主权在民、人权保障、权力制衡、宪法至上、司法独立等。法治社会中的法治不仅是一种社会治理常态，更应该是一种生活方式。宪法核心价值观念构建蕴含着人民对于宪法品质的信任，在我国传统的政治文化和实践中，人们往往寄托理想于修身治国平天下，人们希望通过道德教化和个人修养来达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境界。宪法价值观念需要法治建设的实践与法治精神的沉淀，要在中国语境下找到生存发展的土壤。一个制度理念的构建绝不是喊一个口号，而是在中国这个现实国情中培育其生长的土壤，让宪法为人民发声，在依宪治国方针下培养公民的宪法观念，最大程度上保障人民的权利。（二）从宪法宣誓制度出发，发挥宪法潜在功能。宪法实施的实践性和社会影响不能笼统地用一个大概念去解答，更不应该滥用宪法实施概念表达各种非宪法实施现象或问题。但是我们不能仅仅以我国现行采用的“宪法宣誓制度”以及国家宪法日等，作为“依宪治国”的具体实施与落脚点。不可否认，“宪法宣誓制度”的确是法治文明的一大进步，越来越多的人在这两种制度下了解宪法，并且学习宪法，让宪法不再有距离感，但是仅仅凭借这两种制度发挥宪法的作用和功能是远远不够的。宪法本身就与政治息息相关，用宪法宣誓等制度来加强宪法的政治功能难免有些复合重叠。宪法实施应当承载多数人的价值追求，最大限度地维护社会稳定，保障民主自由，还要协调各种价值立场，甚至可以成为国家意识形态统合的平衡器。宪法发挥的影响是有限的，要进一步发挥宪法的潜在功能。宪法不能束之高阁，不能继续奉行“大而空”行事，宪法应该是每个公民最熟悉、最认知的行为规范与价值准则。宪法的潜能应当被激发，全社会应该信仰宪法，遵从宪法，要加强宪法教育，弘扬宪法精神。通过宪法教育，弘扬宪法精神，在全社会构建浓厚的宪法至上、崇尚宪法的氛围，让宪法在全社会得到普遍认同、自觉遵守、有效维护，从而构建法治文明的美丽新中国。（三）在进行合宪性审查的基础上，进一步建立违宪审查制度。报告提出“加强宪法实施与监督，维护宪法权威”的论断。在以往的法律实践中，宪法被看作一种政治规范标准去审核某种法律法规或者现实中的某项制度十分常见，大多数法律或者草案中都会写上“依据宪法，制定本法”的文辞，但是宪法在具体法律操作中是否作为评价、审核某种法律法规或者其他法律文件的依据，则有待深究。当今我国法律实践中，这种审查工作一般都是审查文件表现的合法性，很难说都是依据宪法所做出的合宪性审查；即使进入合宪性审查的层面，也只是停留在条文字句上的文面审查，并不会深入，而且这种审查工作也不公开［5］；对于社会公众所提出的审查请求不做公开声明，对涉嫌违宪的法律法规或其他规范性法律文件是否进行了审查，无从知晓，为此不能充分发挥纠纷解决机制的功能。笔者认为，合宪性审查与违宪审查是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二者本身也是相互作用，相辅相成的。不仅合宪性审查在当今中国实践中应该不断完善与变革，违宪审查也是宪法实施环节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措施。要彻底健全和完善我国现行的宪法实施监督制度，对于宪法的标准规范作用的确不应该忽视，合宪性审查应当深入开展。（四）宪法修改与宪法解释互为补充，双管齐下。宪法要不断适应新形势，吸纳新经验，制定新规范，才会具有持久生命力。一部宪法应该树立权威，才会最大限度地让人民坚守并且践行，宪法修改是一种刚性手段，中国社会总是会出现形形色色的矛盾与新问题，所以要关注宪法解释这一柔性手段，落实好宪法解释环节，发挥解释宪法的实用功能。宪法解释，作为宪法适用的主要方式之一，显然正在被遗忘。宪法解释的作用与功能是强大的，一方面能够保持宪法在社会中的稳定性和权威性，另一方面也可以为宪法实施的灵活运用提供必要的基础与方法。通过解释宪法来弥合宪法规范与变化的社会现实之间的缝隙，是加强宪法实施的一项关键举措。加强宪法实施离不开对宪法进行合理的解释，宪法解释应当从宪法精神出发，在不断变化的社会生活中补充缺漏。同时还要注重保障宪法权威，加强维护社会主义法治统一，还要判定哪些是违宪行为，更好地适应社会的发展等。在我国国情下，宪法解释运用得并不多，没有形成制度化与规范化，我们要充分发挥宪法解释的作用，以加快宪法实施进程。将宪法解释与宪法修改优势互补，也要注重司法解释的运用，使宪法在保持稳定性和权威性的基础之上做到观念革新和与时俱进。同时，健全宪法解释的程序机制是完善当今宪法监督与实施的重要任务，而且也要防止、限制宪法解释权的滥用。当下社会对依宪治国，法治国家构建的大力倡导，让人们对宪法实施寄予了更大的期待。中国法治道路要走中国特色依宪治国道路，宪法实施是发挥宪法作用的基础，更是树立宪法权威和焕发宪法生命之所在。全面贯彻实施宪法，对整个法律体系的构建和依宪治国道路的发展具有决定性意义。宪法实施与现代国家法治建设互相促进，在宪法实施过程中国家认同观、公民宪法意识观将会在很大程度上推动法治中国的构建。由此可见，在法治建设中推动宪法实施是大势所趋。

参考文献：

［1］马岭．依宪治国的涵义初探［J］．环球法律评论，2013（5）：10－13．

［2］韩大元．中国共产党依宪执政论析［J］．中共中央党校学报，2014（6）：5－9．

［3］郑贤君．宪法实施与法治的中国化［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121．

［4］林来梵．转型期宪法的实施形态［J］．比较法研究，2014（4）：26－39．

宪法实施范文篇4

关键词:宪法;宪法实施;行政法;行政权

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其主要规范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国家权力与国家权力之间的关系,规范国家权力行使、保障公民基本权利等是宪法关注的焦点所在。而行政法则是有关行政权力和公民权利关系的法,核心内容是行政权力的控制和公民权利的保障救济。由于二者均涉及公民权利与行政权力关系的调整以及公民权利的保障问题,宪法与行政法在本质上关系密切。

一、法制进化中的宪法与行政法

(一)法制进化规律

法制是人类社会的实践结果,是人类社会自我治理的经验表现形式,是人类社会进化的产物,法制进化过程体现着人类社会的发展阶段。“总结人类社会法制发展的规律可以看出,法制史的发展大体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或时代),即刑法阶段、民法阶段和宪政阶段。”[1]这是对整个人类社会法制进化实践深刻分析后作出的经验总结。刑法阶段、民法阶段和宪政阶段的划分主要体现在对社会起关键作用的某一类法律规范的表现上。社会需求是法律制定和实施的基础,一个社会的法律表现和法律结构是由社会经济发展对法律的需求决定的。在刑法社会阶段,法律规范的出现首先是在自然经济基础上满足统治秩序的需要,法制的目的主要是以强制迫使人们做什么或不做什么,将法律作为专门威慑的工具和惩罚工具,将法律视作国家暴力的机器,法律的目的是为了维护强权秩序。到了民法社会阶段,法制虽然也有刑事法律规范,但与刑法社会阶段相比有了根本性的不同,法律规范在满足了统治秩序之后,商品经济和市民社会要求法制来维护人身自由和财产自由,民法阶段的法制,确认和保证社会主体的机会均等,承认社会资源的差别拥有,为模糊的权利提供明确而稳定的基点,使人们享有更广泛的意志自由和自主权利。到了宪政阶段,社会发展要求法制对权利的保护上升到了一个更高的阶段。宪政阶段的法制不仅要扩充权利的内涵和范围,还要突出对国家权力的控制来建立更多有效的权利保护机制。

(二)宪政阶段的宪法与行政法

在宪政法治阶段,宪法和行政法构成了法制的核心内容。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的关系是宪政关注的焦点,在对待行政权力和公民权利的关系上,宪法与行政法具有共同的价值追求。

“官民”平等的法治理念。宪政阶段的宪法与行政法在法律精神上共奉“法律面前权利与权力平等”的法治理念。宪政阶段的平等不仅是公民权利间的平等和行政权力对待公民权利上的平等,而且是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之间的平等。普通法系之所以不对普通法进行公法和私法严格区分的一个重要因素,主要就是为了强调公民和政府之间的关系以及公民相互之间的关系要受同一法律支配、同一法院管辖,只有这样,才以符合“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则,实现政府与公民之间的平等。宪法的平等理念已被广泛接受,但传统对行政法的误解———行政法是一种不平等的法———还在延续。实际上,“无论是个人或政府都平等地受法律约束,都不享受法外特权”[2]。行政法本来就是平等的法,它是通过法律机制———行政程序法与行政救济法的设计来达到政府和公民间的平等。

以“控权”为导向的制度规范。宪法与行政法的共同任务就是对行政权力的控制。对社会控制的需要是政府产生的内在动力,而行政权力总有不断突破权力行使界限的冲动。对于行政权力危险性的深刻认识是宪法与行政法产生的直接因素,宪法在价值层面上断然否定了权力的绝对性与无限制性,“行政法是法律管束行政机构和行政官员的学问”[3]。行政法继续奉行宪法的控权理念,在制度层面上通过各项权能间的相互分立、制衡和内耗,弱化其对权利的侵害能力。控制行政权力不仅是宪法制度设计的当然内容,也是行政法制度的核心部分。

实现公民权利普遍救济的法律实践。相对于强大的行政权力,公民的权利总是弱小的,保障公民权利是宪法和行政法产生和发展的原动力。在宪政阶段,宪法和行政法核心的价值在于其保障公民权利。权利的保障应当体现为一系列具体制度的设计和构建,尤其是公民权利受到侵犯时能获得及时有效的法律救济,行政诉讼制度和宪法诉讼制度就是权利有效救济的制度设计。行政诉讼是权利的广泛性、基础性救济,宪法诉讼是权利的最后的、最高的救济。行政诉讼使公民对已经被具体化的宪法权利的侵犯可以直接寻求救济,宪法诉讼使得公民的“虚置”的宪法权利甚至是被立法所侵害的权利也可以寻求救济。

二、对宪法与行政法关系的再认识

(一)对宪法与行政法关系的认识带有鲜明的法律传统背景

英美法系:英国行政法的开山始祖威廉·韦德指出,“实际上,整个行政法学可以视为宪法学的一个分支,因为它直接来源于法治下的宪法原理、议会主权和司法独立。”[4]自由主义思想大师哈耶克认为,宪法“旨在分配权威,限制政府权力”,而行政法“调整政府机关及其公务员的行为的规则,决定社会资源的配置方式”,两者的核心作用“对政府手中的任意权力加以限制,以免公民个人及其财产沦为政府恣意支配的工具”[5]。对于上述观点,笔者认为,由于在英美法系不存在公法和私法的区分,在普通法的传统下,宪法与行政法的区分并不严格,宪法与行政法之间也没有明显的界限,在两者的关系上实际更强调其统一性,更强调行政法对宪法的归属。

大陆法系:德国行政法学缔造者奥托·迈耶教授曾经有一个著名论断:“宪法消逝,行政法长存。”德国联邦宪法法院前任院长弗里茨·维纳曾说过,“行政法是宪法的具体化”,德国行政法学者哈特穆特·毛雷尔认为,行政和行政法主要由其所在时代的宪法决定,成文宪法和不成文宪法中旨在表达有关国家及其任务和权限、以及国家与公民之间关系规则的决定,必须在行政和行政法中体现出来。行政法向宪法靠齐是一个长期的过程,立法者、执法者和法学家同时参与着这个过程。[6]德国学者弗里德赫尔穆·胡芬认为,德国现实是,“不仅基本权利和宪法的主导原则已经成为行政法院的最高准则;而且行政法院的机构和组织本身,也一再从宪法中获得有力的推动。反过来看,宪法的现实效力,也在多种意义上有赖于行之有效的行政法院”[7]。日本著名行政法学家盐野宏认为,“行政法,可以直接认为是关于实现宪法价值的技术法。行政法不仅是行政所应追求的实体性的宪法价值本身,而且是在实现价值的过程中行政所应遵守的价值。”[8]笔者可以这么认为,在大陆法系,宪法和行政法虽然都归为公法,但行政法还是具有技术法、具体法的色彩;虽然行政法受制于宪法的框架,但突出行政法相对于宪法的独立性;虽然行政法是独立于宪法的部门法,但更多的是强调二者的共同功能

(二)行政法取代宪法的认识误区

在宪法与行政法关系的讨论中,尤以奥托·迈耶的“宪法消逝,行政法长存”观点最为引人注目,但也由于这句话导致了宪法与行政法关系认识上的一个误区。为什么奥托·迈耶认为“宪法消逝,行政法长存”?当德国行政法学缔造者奥托·迈耶提出“宪法消逝,行政法长存”的论断后,这句话就成为探讨宪法与行政法关系的前提,倍受争议,也常被误解。为什么奥托·迈耶认为“宪法消逝,行政法长存”?若理解成行政法能够取代宪法,两者关系就没有讨论的必要了。实际上这个论断有特殊的历史背景,因此要理解这句话,就必须从奥托·迈耶所处的时代来理解。[9]奥托·迈耶的这句话“不应被解释为行政法可与宪法分离且不受宪法之羁束”[10]。实际上,正是德意志帝国时期理想主义的宪法和实用主义的行政法,导致了奥托·迈耶教授发出了那样的感叹。当时的宪法是以立法权来表现人民主权的宪法,宪法的实施是依靠立法权来实施的,由于当时的宪法仍然是夜警国家时代的宪法,“宪法秩序空洞,而无具体地保障人权”[11],而奥托·迈耶所处时代已经由一个夜警国家转变为行政国家,出现的社会问题已经是传统宪法所无能为力的,这些社会问题大量地由行政来解决,行政权力大量膨胀,以行政权为核心的行政法在德国一开始就被认为是技术法,行政法的技术性、实践性使得行政法在社会生活中发挥了巨大作用,而具有政治性、理想性的宪法由于其无实证法律效力和司法适用的机制变得“崇高”而无为,奥托·迈耶便认为行政法比宪法对社会生活能发挥着更大作用。实际上,“在对诸多具体社会事态的规制上,行政法的作用显得比宪法更为现实一些、实际一些”[12]。总之,极强实践性的行政法比崇高理想的宪法更适应社会的发展变化,才使奥托·迈耶如此感慨。

宪法决不可能被行政法所取代。“宪法消逝,行政法长存”实际上并不意味着行政法取代宪法,二者也不是此消彼长的关系。但是我国有学者存在这样的认识:“也许宪法的充分实施本身就是意味着宪法的消亡,行政法的发展只不过是这个过程的见证而已。”[13]对这一观点的认识有几个问题需要讨论:第一,什么是行政法?是不是所有的行政依据的规则都构成行政法?事实上行政规则(包括行政立法确立的规则)不等同于行政法,诚如德国著名公法学者卡尔·施密特所言:“如果把当权者发出的每一指理解为‘法’的话,那么依法行政就变成彻头彻尾的专制行政了。”[14]即使行政规则能作为行政法规范在宪政国家还要接受一个法律评价和宪法评价的问题。第二,行政法冲击了宪法吗?行政作为权力的表现,具有扩张和滥用的本性,而行政法的使命表明行政法具有与宪法一致的价值诉求,行政法实际上是把宪法控制行政权力的理论和制度具体化。第三,宪法实施难道只能依靠行政法来间接实施吗?宪法就不能直接实施吗?宪法实施分为直接实施和间接实施,一般来说,行政法作为部门法是对宪法的间接实施,但宪法并不是离开了行政法就不能实施。宪法直接实施的一个典型方式就是宪法诉讼,宪法的直接实施也不是行政法能解决的,甚至行政法自身实施中的问题往往最终将演化为宪法问题依靠宪法诉讼才能获得解决。国外的实践证明,作为宪法实施的宪法诉讼确保了宪法的独立性、增强了宪法的自主性、发挥了宪法的实用性。第四,若认为宪法仅处理抽象原则,而行政法则是这些原则的具体显现,这只是片面的见解。虽然宪法规范要比行政法更“抽象”些,因为根本法的特性决定其不可能像普通法律那么具体,抽象的宪法条款通过特有机制———宪法诉讼同样获得了具体的实践意义。“由于宪法是‘法’,它必然会不断运用到社会的具体实践中去,并与行政法一样,和社会一起成长、发展。”[15]另外,历史事实也没有出现行政法取代宪法的结果,反而“世界范围内的宪政实践表明,宪法没有‘静止不前’,更没有‘消逝’,宪法与行政法一样,充满了盎然生机”[16]。

为什么我国的学者会有宪法被行政法取代危险的认识呢?这主要还是基于我国宪法和宪法实施的现实情况,是对我国宪法实施状况的担忧。“如果宪法的规定被普通法律具体化了,那么宪法的规定是无意义的,因为在太阳光下根本不需要点蜡烛;如果宪法的规范尚无具体规定,宪法仍然是无意义的,因为它无法被执行。”[17]实际上,宪政下的宪法是有直接法律效力的宪法,或者说是长牙的宪法。

三、宪政背景下的行政法

(一)行政冲击宪法

从“宪法消逝,行政法长存”出发,很多人根据对行政与法律实践的一般印象,认为行政法构成了对宪法的冲击。这实际上是一种错觉,因为构成对宪法冲击不是行政法而是行政或者确切地说是行政规则。行政冲击宪法是在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必然现象。传统的行政在西方进入19世纪末20世纪初时开始发生了深刻变化,在“自由放任”经济下的政府不干涉态度已经不能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个体利益与公共利益的冲突加剧,西方国家进入垄断经济发展时期,进入到了行政国阶段,出现了行政权高度膨胀的态势,突破了传统宪政模式[18],使行政权超出传统宪法的规制。“‘行政国家’的出现意味着行政疆域的不断扩张、行政裁量的复杂化和行政职能的多样化,它一方面使社会成员有可能获得更多的公共产品和服务,从而增加公众对公共行政的依存度;另一方面,行政的优越性又可能引发公共权力滥用、官僚主义甚嚣尘上、行政效率低下等负面效应,从而对社会成员的基本权利和自由造成威胁。”[19]行政对宪法冲击集中体现在行政权对传统宪法立法权的侵蚀和倾轧。现代社会的发展,使严格的依法行政变成“行政造法”,控制行政的规则更多成为行政的结果,依据行政立的“法”行政,导致法律(民意的体现)之下的行政实际上成为了行政(行政的意志)之下的行政,这种行政状况直接侵蚀了宪法权力制衡原则,冲击了传统宪法存在的价值。

(二)行政法的兴起

“对于如何有效地控制行政机关的问题,普通法已经无法提供任何令人满意的解决途径了。⋯⋯由于目前的法律体系不能有效地实现这一控制,我们必须产生一个新的法律种类,这就是所谓的行政法。”[20]控制政府权力以保障个人权利是行政法秉承的宪法理念。但行政法面临的挑战是,“既要赋予行政机关足够的权力,使它能够充分做好事,能够及时处理各种急迫的社会问题,同时,又要给它以严格的监督和约束,使它不能做坏事,不能侵犯公民权利。既要保证行政效率,又要保证社会公正。最好的政治形式便是将二者结合起来,既保证行政机关有足够的权力来处理当代复杂的社会问题,又能保证行政机关不致滥用权力。”[21]“行政国”反映的一定程度的行政集权,给国家权力分立带来了冲击,也给行政法的控权提出了新课题。行政法“是宪法发展到‘行政国’与‘福利国’阶段的一个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22]。在行政扩张的大背景下,行政法加强对行政机关的监督和控制比任何时候都重要。宪政背景下的行政法就是从消极限制政府权力转变到在承认行政权扩张的前提下,强化部分政府权力以适应转变后的政府职能的需要,“行政法的发展随行政职能的扩张而加速”[23]。行政法作为宪政制度、民主法治和权力分立的的产物,“最初目的就是要保证政府权力在法律的范围内行使,防止政府胡作非为,以保护公民”[24]。行政法正是基于此而产生并迅速发展。宪政背景下的行政法就是通过寻求新的方式和途径积极控制行政权,以促使行政权合法、有效地运作。一部行政法的历史就是行政权的不断扩张以及伴随而来的对其进行不同方式的规制的历史。[25]

(三)行政法控制行政

事实上,行政权力是个事实问题,而不是法律问题。“基于事实的需要,行政机关需要权力就必须授予权力,需要多少权力,就必须赋予其多少权力,这不是行政法所能决定的。”[26]行政不是行政法,行政规则并不等于行政法,并且行政及其规则都是行政法控制的对象。行政法作为法,就必须保持法律本性,决不会保持着行政的本性。行政法的本性是通过蕴含着民主、法治、人权的宪法理想实现对行政的控制。行政既然是行政法的调整对象,行政法就有责任通过有效的机制去控制行政的过度膨胀保护保护公民自由和权利。“对于行政立法的客观必然性,宪法的应付办法其实就是在政治合法性各种渊源的框架内使之完成。”[27]以事实状态存在的行政权力是适应社会秩序需求而存在的,而行政法的存在就是基于行政权力的现实危险性进行的控制。宪政背景下的行政法,其产生与发展都与控制行政权力紧密相连。“依法行政演变的历史既是行政权作用不断扩大的历史,又是公民权救济不断加强的历史。”[28]行政法面对行政权力的扩张趋向,表现出了一种宽容,但宽容决不意味着放任。控制行政权力以防止其滥用和越权是保障权利的基本手段,也是行政法永恒的追求。行政法将行政权力控制在法定的权限内和法定的程序内,既防止行政权对公民权利的侵害,又促进行政权保障公民权利的作用。“行政法不仅不得与宪法冲突,而且必须在宪法规定的范围之内积极实现宪法。”[29]

四、行政法实施宪法

从宪法与行政法关联的角度,也许对奥托·迈耶教授的“宪法消逝,行政法长存”可以重新理解。

第一,“宪法消逝”是消逝于行政法之中。宪法规范构成了行政法基本法源,从宪法规范和宪法原则中可以推导出行政法的一般原则,近现代宪法和宪政所确立的民主、法治和人权等原则产生了行政法的核心原则。作为“静态”的宪法,其“高级规范仿佛已作为组成部分而被投入低级规范中”[30],宪法等待行政法将其规定或精神具体化,宪法“消逝”于行政法之中。

第二,“行政法长存”是长存于宪法的实施过程中。作为现代宪政最重要的法律支柱———行政法,它的发展促进了宪法观念的传播和普及,促进了宪法确定的社会目标的实现,也促进了宪法自身的发展和完善,行政法只有在实施宪法中获得永久长存的生命力。

(一)行政法对宪法的落实

从宪法特点看,“宪法的基本精神、宪法原则及宪法规定,如何在行政诸法规中落实,或相反地,公法或行政法,如何凡事紧扣宪法基本原理,让它前引主导,是任何一个现代法治国家必须深入研究的课题;否则即落入纸上民主或法律订在白纸上之讥”[31]。宪法需要实施,宪政理想需要溶入现实生活,行政法是传播宪政的基本理念和精神的重要途径。行政法的任务是将宪法所揭示的各种指导原则予以具体化。“宪法只是设定政府与人民之间关系的基本原则,而行政法的目的则在明定所有相关施行细节。”[32]宪法规范与行政法规范基于公法目标上的一致性,行政法关系是宪法关系的延续。宪法是界定国家机关的权限以确保其不被逾越的最权威、最有效的工具和手段,在有限政府的宪政理念确立之后,行政法便责无旁贷地担负起落实这一理念的使命,行政法规范中有许多是宪法规范的直接展开和延伸,“行政法的规定让宪法可以在各案中得到贯彻,且变得有生命”[33]。“行政法可以直接认为是关于实现宪法价值的技术法。”[34]行政法在控制行政权力方面具有较强的技术性特征,行政法将宪法所宣示的控权价值转换成行政法意义上的控权制度。宪法是公民权利的宣言书,要把权利的宪法宣言变成现实,需要行政法的落实,特别是在宪法缺乏直接实施的有效机制情况下,行政法的落实就显得尤为重要。宪法权利的“最终实现又依赖于其他法律规定的权利”[35]。行政法落实宪法权利的途径是把宪法上基本权利转化为行政法上的具体权利———从人身权、财产权和政治权利到社会经济文化权利,并且行政法上的具体权利也会随着宪法权利的发展而不断发展。

(二)行政法对宪法的发展

行政法对宪法的发展是实施宪法的另一种方式。宪法是整个法律制度的核心,宪法具有高度的权威是法治的最基本要求,宪法规范的稳定性是宪法权威的保障。然而,成文宪法的高度原则性、概括性及其预测能力的有限性,都注定了稳定性的宪法规范往往滞后于复杂多变的社会现实,相对稳定的宪法有时显得僵化和保守。尤其是在社会处于急速转型的时期,宪法的稳定性与社会现实的变动性之间的冲突更为明显。为了保证宪法的高度权威和稳定性,虽然可以通过修正宪法和解释宪法来解决,但频繁的修宪和释宪一是难以及时适应社会发展变化,二是可能导致宪法权威的丧失,因而必须寻求修宪和释宪以外的应变机制消解上述冲突。“行政法系具体之公法,亦为宪法之试金石。”[36]由于行政法规范具有灵活、主动的特点,能够迅速适应社会变动的需要,缓解宪法所面临规范与现实之间的窘境。“行政法并不是简单地演义宪法。这个最活跃、涉及经济、社会、环境、最富有变动性、应用性极强的部门法,几乎随时有可能补充、发展、修正宪法,乃至改变宪法的某些原则。”[37]行政法在遵循宪法的基本原则和精神的前提下,对宪法的发展是可以有所作为的。“行政法不仅是宪法的具体化,而且对宪法的发展也起到了补充、完善、推动作用。”[38]

行政法对宪法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行政法的权利丰富了宪法权利,并推动宪法权利的不断完善。“一个完全静止的法律体系是无法施行的,因为它迟早会无法满足人类的需要。”[39]宪法权利的规范也是高度原则性和抽象性的。实际上,“一部巨细靡遗的宪法是无法长存的”[40]。在社会实践中,与宪法规定的其他内容的变动相比,权利的变动更为迅速和敏捷。宪法权利规定的滞后性与社会生活中对权利不断增加要求之间存在着不可避免的矛盾。由于宪法权利与行政法权利都属于公权利,联系密切,因此在遵循宪法权利基本精神的前提下,行政法的发展实际上可以补充、丰富宪法权利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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宪法实施范文篇5

关键词:宪法;监督制度;实施机制;人大监督

近年来，关于宪法实施的研究逐渐增多，这不仅仅是因为宪法的实施关系着广大人民群众的基本利益实现，还因为其实施的效果对人们的生产生活以及国家的法制发展也有着一定的影响。但是，现阶段，人们对于宪法实施的途径以及相关的监督制度的认识还不够明确，而相关的理论研究也还不够成熟，基于此本文针对宪法实施途径及监督制度的研究进行了分析。

一、宪法实施的相关概念

（一）宪法实施的内涵。宪法实施是法律实施的一种具体形式。而法律实施不仅是为了发挥法律的作用，实现法律的目的，还包括展示法律的价值。也就是说，宪法实施是发挥宪法作用，实现依宪治国，树立宪法权威的重要途径。具体来说，首先，宪法实施是指宪法条文的直接实施，“将抽象的宪法规范与具体的宪法事件相联系,也必然是将宪法规范应用于具体的宪法事件”，而要想做好直接实施，做好监督机制和程序的健全是十分必要的。其次，宪法实施要从基本国情以及制度背景出发，体现出“中国特色”，从这一层面来看，宪法实施的效果是通过宪法审查立法合宪性的直接适用来实现的，是根据我国具体的国情，宪法监督制度的完善以及宪法解释程序机制的健全而优化的。最后，在宪法实施的过程中，最核心的内容就是宪法监督。宪法监督也是宪法实施的重要保障，具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二）宪法实施的内容。相对于法律实施，宪法实施具有着鲜明的特殊性。从实施目的上来看，宪法实施更加注重公民基本权利的实现。所谓公民的基本权利就是指区别于法律权利的，决定公民地位的权利。与此同时，基本权利也是公民一般法律权利产生的重要依据。以履行国家保护义务为基础，才能推动基本权利的实现，也就是说，在宪法中，公民的基本权利主要表现在国家义务方面。而从宪法实施的途径来看，通常情况下，宪法的实施需要通过宪法遵守、宪法解释、宪法监督以及宪法修改等多种途径来进行。简单说，宪法的实施可以分为宪法适用和宪法遵守两个部分。其中，制度的实行是关键，宪法监督是重点。而如果把宪法实施分为直接实施和间接实施，也就是说，把间接实施也纳入到宪法实施之中，宪法实施与法律实施的差异就会大大降低。（三）宪法实施需要解决的问题。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宪法的完善，在宪法实施过程中需要解决的问题也日益凸显。现阶段，宪法实施所需要解决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需要正确认识党的领导与宪法实施之间的关系，党的领导是依法治国、法治国家建设的基础保证。而宪法实施作为依法治国的重要表现形式，同样需要坚持党的领导。而党的领导也同样需要遵守宪法的相关规定以及实施要求。所以说，党的领导方式以及工作制度的优化升级，不仅可以起到维护党的领导地位的作用，还可以增强党依宪执政的效果，推动宪法的实施。其次，强化宪法实施的理论依据同样是当前需要解决的问题。也就是说，宪法实施要从我国的国情以及政治体制出发，才能更为精准地进行我国宪法实施制度的描述以及定位，促进宪法实施的中国化。最后，还要注意宪法实施制度的创新，提高宪法实施的实效性，及时地总结宪法实施的不足，第一时间进行完善。

二、宪法实施的途径

（一）巩固思想基础。现阶段，我国公民的宪法意识起步较晚，相关研究也较为薄弱，但是发展迅速，研究方法也日益科学。但是要想更好地进行宪法的实施，还需要注重全民宪法观念的培养，进一步地巩固思想基础。首先，要注意领导干部法制观念的强化。宪法是由领导干部来贯彻实施的，只有各级领导干部从宪法出发，树立起鲜明的、正确的社会主义法制观，依法进行工作业务的办理，树立起宪法实施的榜样。其次，要加强广大人民群众法制观念的培养。人民群众的力量是宪法得以更好地实施的根本，而宪法所代表的也是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所以说，宪法实施务必需要让人民群众认识到切身利益与根本利益之间的联系，从而使得人民群众认识到宪法实施的重要性，进而自觉地维护宪法的尊严，推动宪法的实施。最后，还要进一步地加强有关宪法的理论研究，提高宪法思想意识的科学性，从而促进宪法实施的高效与可持续。（二）完善法律体系。完善法律体系是宪法实施的重要基础。宪法作为国家的根本大法，具有重要的法律指导意义。要想进一步推动宪法的顺利实施，不仅需要宪法自身的完善优化，还需要建立起相应的法律制度，从而提高宪法实施的可操作性与规范性。具体来说，首先，要加强相关法律制度的完善，从宪法特点出发，以宪法的纲领性与原则性，进一步健全宪法立法，完善职权程序法律，推动宪法的实施。其次，要建立起以宪法为核心的法律体系，实现法律制度的体系化，提高法律内容的完整性，要涉及到人民群众生活的各个方面，为宪法的实施提供重要的指导。最后，还要注意从宪法宣誓制度出发，进一步地挖掘宪法的潜在功能，避免宪法实施的滥用。运用宪法宣誓制度进行宪法政治功能的加强通常会造成复合重叠的现象发生，而宪法的实施是需要承载多数人的价值追求，所以要进一步地发掘宪法的潜在功能。（三）加强宪法解释。加强宪法解释是宪法实施的必要举措。在宪法实施的过程中，如果缺乏有效的宪法解释，宪法就很难灵活地进行运用，也无法更好地发挥出宪法实施的价值。可以说，宪法是在解释中实施发展的。具体来说，对于宪法所进行的解释，首先，可以推动宪法更为准确地适用，其次，良好的宪法解释可以为宪法提供更为完备的补充，从而推动宪法的完善以及实施内容覆盖面的扩充。再次，通过宪法解释，可以促进宪法的与时俱进，推动宪法内容的时代性，从而推动宪法的完善。最后，通过宪法解释还可以起到维护宪法最高效力的作用，从而更为准确地判断出相关行为以及规定的违宪行为。而要想加强宪法解释，促进宪法实施的技术完善性，还要注意从宪法的基本内容出发，与时代、实施目标以及发展需求等相结合，进行相关解释的设定，提高解释的准确性与详尽性，进而推动宪法的实施。（四）做好政治保障。做好政治保障是宪法实施的有力保证。党的领导是宪法实施的重要环节，也是宪法实施的政治保障。首先，要做好党的领导与人民意志以及依法执政的有机统一，从而维护宪法的实施。其次，要进一步地明确宪法内容方面对于政党工作职能范围的规定，为党的领导提供重要的指导，推动党的领导有效性、科学性的提升。再次，还要注意政治组织方面的保障，加强相关机关的监督活动，例如，《宪法》在第62条以及第67条中所提到的关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常务委员会负责监督宪法实施的相关规定，不仅明确了宪法监督的主体，还提到了有关监督的内容。对于宪法实施的监督是政治保障得以建立运作的重要基础与前提，是宪法实施的动态保障。随着时代的发展，以人民代表大会进行宪法实施的监督已成必然，这不仅仅是国外先进制度借鉴的成果，更是我国当前国情、政治体制以及平衡权利的需求。

三、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宪法监督制度

（一）相关文件内容的违宪审查。根据宪法的相关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有权进行相关违宪命令、规定、决议以及法规的撤销，从而进行宪法监督。这不仅仅是因为国家机关与全国人民的法律制约性，也是因为党政的指导与影响。所以说，要想确保宪法的实施，首先，就要保证党的政策在民主精神上与宪法的一致性，从而使得党的政策方针推动宪法的实施。其次，要保证党的指导与宪法相关原则的统一性，这也是人民代表大会对政党宪法实施监督的重要依据。最后，还要认识到人民代表大会对政党以及社会组织宪法监督方式与国家机关监督的差异性，从而推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宪法监督制度的更好运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对相关文件内容的违宪审查，可以为宪法的实施创造一个良好的环境，从而以此为基础推动宪法的实施与发展。（二）对国家机关的监督。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对于国家机关的监督主要是指人大对最高行政机关人员是否遵循宪法进行相关义务职责履行的一系列监督与管理。通常情况下，对于最高行政机关的监督会涉及政府的职能履行状况、越权失职行为以及部门之间的干涉等方面。而要想强化对国家机关的监督，首先，要加强全国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督促立法制度的完善，提高人大代表的素质，密切代表与立法的关系，从而督促人民代表大会的针对性立法。做好人大与常委会、国务院以及地方的配合，从而推动相应的立法完善。其次，人民代表大会要做好与其他机关的配合，从而从内到外，从上到下地进行对国家机关的监督，推动宪法实施的科学性与有效性。最后，还要关注相关干部工作的流程与规范性，从而进行国家机关监督的细化，进而提高监督的深入性。（三）侵害公民基本政治权利的监督与制裁。人民代表大会还有对侵害公民基本政治权利行为进行监督与制裁的权利。违宪行为需要以国家或组织直接违反宪法的行为为基础进行考量。而要想进一步地进行侵害公民基本政治权利的监督与制裁，首先，要加强人民代表大会立法违宪审查制度的完善，为人民代表大会违宪行为的审查，监督职能的发挥提供重要的参考。例如，在每年的立法工作专题汇报的过程中进行相关的违宪审查，从而由人民代表大会进行相应的决定。其次，加强对国务院以及地方立法违宪审查制度的优化，将所有有权进行行政法规以及地方法规违规审查的主体平等对待，建立健全的监督宪法实施的时效制度，以时间的限制来推动违宪的审查。再次，要加强对宪法实施主体具体行为的违规审查，做好监督宪法实施以及监督法律实施的有机融合，从而提高监督管理的效率，促进监督机制的优化，在维护宪法权威的同时，推动宪法的实施。最后，还要注意特定个人违宪审查制度的完善，不仅要考察个人的违法违规行为，还要注重其遵守以及维护宪法的情况。

四、结论

宪法实施范文篇6

(一)法制进化规律

法制是人类社会的实践结果,是人类社会自我治理的经验表现形式,是人类社会进化的产物,法制进化过程体现着人类社会的发展阶段。“总结人类社会法制发展的规律可以看出,法制史的发展大体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或时代),即刑法阶段、民法阶段和宪政阶段。”[1]这是对整个人类社会法制进化实践深刻分析后作出的经验总结。刑法阶段、民法阶段和宪政阶段的划分主要体现在对社会起关键作用的某一类法律规范的表现上。社会需求是法律制定和实施的基础,一个社会的法律表现和法律结构是由社会经济发展对法律的需求决定的。在刑法社会阶段,法律规范的出现首先是在自然经济基础上满足统治秩序的需要,法制的目的主要是以强制迫使人们做什么或不做什么,将法律作为专门威慑的工具和惩罚工具,将法律视作国家暴力的机器,法律的目的是为了维护强权秩序。到了民法社会阶段,法制虽然也有刑事法律规范,但与刑法社会阶段相比有了根本性的不同,法律规范在满足了统治秩序之后,商品经济和市民社会要求法制来维护人身自由和财产自由,民法阶段的法制,确认和保证社会主体的机会均等,承认社会资源的差别拥有,为模糊的权利提供明确而稳定的基点,使人们享有更广泛的意志自由和自主权利。到了宪政阶段,社会发展要求法制对权利的保护上升到了一个更高的阶段。宪政阶段的法制不仅要扩充权利的内涵和范围,还要突出对国家权力的控制来建立更多有效的权利保护机制。

(二)宪政阶段的宪法与行政法

在宪政法治阶段,宪法和行政法构成了法制的核心内容。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的关系是宪政关注的焦点,在对待行政权力和公民权利的关系上,宪法与行政法具有共同的价值追求。

“官民”平等的法治理念。宪政阶段的宪法与行政法在法律精神上共奉“法律面前权利与权力平等”的法治理念。宪政阶段的平等不仅是公民权利间的平等和行政权力对待公民权利上的平等,而且是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之间的平等。普通法系之所以不对普通法进行公法和私法严格区分的一个重要因素,主要就是为了强调公民和政府之间的关系以及公民相互之间的关系要受同一法律支配、同一法院管辖,只有这样,才以符合“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则,实现政府与公民之间的平等。宪法的平等理念已被广泛接受,但传统对行政法的误解———行政法是一种不平等的法———还在延续。实际上,“无论是个人或政府都平等地受法律约束,都不享受法外特权”[2]。行政法本来就是平等的法,它是通过法律机制———行政程序法与行政救济法的设计来达到政府和公民间的平等。

以“控权”为导向的制度规范。宪法与行政法的共同任务就是对行政权力的控制。对社会控制的需要是政府产生的内在动力,而行政权力总有不断突破权力行使界限的冲动。对于行政权力危险性的深刻认识是宪法与行政法产生的直接因素,宪法在价值层面上断然否定了权力的绝对性与无限制性,“行政法是法律管束行政机构和行政官员的学问”[3]。行政法继续奉行宪法的控权理念,在制度层面上通过各项权能间的相互分立、制衡和内耗,弱化其对权利的侵害能力。控制行政权力不仅是宪法制度设计的当然内容,也是行政法制度的核心部分。

实现公民权利普遍救济的法律实践。相对于强大的行政权力,公民的权利总是弱小的,保障公民权利是宪法和行政法产生和发展的原动力。在宪政阶段,宪法和行政法核心的价值在于其保障公民权利。权利的保障应当体现为一系列具体制度的设计和构建,尤其是公民权利受到侵犯时能获得及时有效的法律救济,行政诉讼制度和宪法诉讼制度就是权利有效救济的制度设计。行政诉讼是权利的广泛性、基础性救济,宪法诉讼是权利的最后的、最高的救济。行政诉讼使公民对已经被具体化的宪法权利的侵犯可以直接寻求救济,宪法诉讼使得公民的“虚置”的宪法权利甚至是被立法所侵害的权利也可以寻求救济。

二、对宪法与行政法关系的再认识

(一)对宪法与行政法关系的认识带有鲜明的法律传统背景

英美法系:英国行政法的开山始祖威廉·韦德指出,“实际上,整个行政法学可以视为宪法学的一个分支,因为它直接来源于法治下的宪法原理、议会主权和司法独立。”[4]自由主义思想大师哈耶克认为,宪法“旨在分配权威,限制政府权力”,而行政法“调整政府机关及其公务员的行为的规则,决定社会资源的配置方式”,两者的核心作用“对政府手中的任意权力加以限制,以免公民个人及其财产沦为政府恣意支配的工具”[5]。对于上述观点,笔者认为,由于在英美法系不存在公法和私法的区分,在普通法的传统下,宪法与行政法的区分并不严格,宪法与行政法之间也没有明显的界限,在两者的关系上实际更强调其统一性,更强调行政法对宪法的归属。

大陆法系:德国行政法学缔造者奥托·迈耶教授曾经有一个著名论断:“宪法消逝,行政法长存。”德国联邦宪法法院前任院长弗里茨·维纳曾说过,“行政法是宪法的具体化”,德国行政法学者哈特穆特·毛雷尔认为,行政和行政法主要由其所在时代的宪法决定,成文宪法和不成文宪法中旨在表达有关国家及其任务和权限、以及国家与公民之间关系规则的决定,必须在行政和行政法中体现出来。行政法向宪法靠齐是一个长期的过程,立法者、执法者和法学家同时参与着这个过程。[6]德国学者弗里德赫尔穆·胡芬认为,德国现实是,“不仅基本权利和宪法的主导原则已经成为行政法院的最高准则;而且行政法院的机构和组织本身,也一再从宪法中获得有力的推动。反过来看,宪法的现实效力,也在多种意义上有赖于行之有效的行政法院”[7]。日本著名行政法学家盐野宏认为,“行政法,可以直接认为是关于实现宪法价值的技术法。行政法不仅是行政所应追求的实体性的宪法价值本身,而且是在实现价值的过程中行政所应遵守的价值。”[8]笔者可以这么认为,在大陆法系,宪法和行政法虽然都归为公法,但行政法还是具有技术法、具体法的色彩;虽然行政法受制于宪法的框架,但突出行政法相对于宪法的独立性;虽然行政法是独立于宪法的部门法,但更多的是强调二者的共同功能。

(二)行政法取代宪法的认识误区

在宪法与行政法关系的讨论中,尤以奥托·迈耶的“宪法消逝,行政法长存”观点最为引人注目,但也由于这句话导致了宪法与行政法关系认识上的一个误区。为什么奥托·迈耶认为“宪法消逝,行政法长存”?当德国行政法学缔造者奥托·迈耶提出“宪法消逝,行政法长存”的论断后,这句话就成为探讨宪法与行政法关系的前提,倍受争议,也常被误解。为什么奥托·迈耶认为“宪法消逝,行政法长存”?若理解成行政法能够取代宪法,两者关系就没有讨论的必要了。实际上这个论断有特殊的历史背景,因此要理解这句话,就必须从奥托·迈耶所处的时代来理解。[9]奥托·迈耶的这句话“不应被解释为行政法可与宪法分离且不受宪法之羁束”[10]。实际上,正是德意志帝国时期理想主义的宪法和实用主义的行政法,导致了奥托·迈耶教授发出了那样的感叹。当时的宪法是以立法权来表现人民主权的宪法,宪法的实施是依靠立法权来实施的,由于当时的宪法仍然是夜警国家时代的宪法,“宪法秩序空洞,而无具体地保障人权”[11],而奥托·迈耶所处时代已经由一个夜警国家转变为行政国家,出现的社会问题已经是传统宪法所无能为力的,这些社会问题大量地由行政来解决,行政权力大量膨胀,以行政权为核心的行政法在德国一开始就被认为是技术法,行政法的技术性、实践性使得行政法在社会生活中发挥了巨大作用,而具有政治性、理想性的宪法由于其无实证法律效力和司法适用的机制变得“崇高”而无为,奥托·迈耶便认为行政法比宪法对社会生活能发挥着更大作用。实际上,“在对诸多具体社会事态的规制上,行政法的作用显得比宪法更为现实一些、实际一些”[12]。总之,极强实践性的行政法比崇高理想的宪法更适应社会的发展变化,才使奥托·迈耶如此感慨。

宪法决不可能被行政法所取代。“宪法消逝,行政法长存”实际上并不意味着行政法取代宪法,二者也不是此消彼长的关系。但是我国有学者存在这样的认识:“也许宪法的充分实施本身就是意味着宪法的消亡,行政法的发展只不过是这个过程的见证而已。”[13]对这一观点的认识有几个问题需要讨论:第一,什么是行政法?是不是所有的行政依据的规则都构成行政法?事实上行政规则(包括行政立法确立的规则)不等同于行政法,诚如德国著名公法学者卡尔·施密特所言:“如果把当权者发出的每一指理解为‘法’的话,那么依法行政就变成彻头彻尾的专制行政了。”[14]即使行政规则能作为行政法规范在宪政国家还要接受一个法律评价和宪法评价的问题。第二,行政法冲击了宪法吗?行政作为权力的表现,具有扩张和滥用的本性,而行政法的使命表明行政法具有与宪法一致的价值诉求,行政法实际上是把宪法控制行政权力的理论和制度具体化。第三,宪法实施难道只能依靠行政法来间接实施吗?宪法就不能直接实施吗?宪法实施分为直接实施和间接实施,一般来说,行政法作为部门法是对宪法的间接实施,但宪法并不是离开了行政法就不能实施。宪法直接实施的一个典型方式就是宪法诉讼,宪法的直接实施也不是行政法能解决的,甚至行政法自身实施中的问题往往最终将演化为宪法问题依靠宪法诉讼才能获得解决。国外的实践证明,作为宪法实施的宪法诉讼确保了宪法的独立性、增强了宪法的自主性、发挥了宪法的实用性。第四,若认为宪法仅处理抽象原则,而行政法则是这些原则的具体显现,这只是片面的见解。虽然宪法规范要比行政法更“抽象”些,因为根本法的特性决定其不可能像普通法律那么具体,抽象的宪法条款通过特有机制———宪法诉讼同样获得了具体的实践意义。“由于宪法是‘法’,它必然会不断运用到社会的具体实践中去,并与行政法一样,和社会一起成长、发展。”[15]另外,历史事实也没有出现行政法取代宪法的结果,反而“世界范围内的宪政实践表明,宪法没有‘静止不前’,更没有‘消逝’,宪法与行政法一样,充满了盎然生机”[16]。

为什么我国的学者会有宪法被行政法取代危险的认识呢?这主要还是基于我国宪法和宪法实施的现实情况,是对我国宪法实施状况的担忧。“如果宪法的规定被普通法律具体化了,那么宪法的规定是无意义的,因为在太阳光下根本不需要点蜡烛;如果宪法的规范尚无具体规定,宪法仍然是无意义的,因为它无法被执行。”[17]实际上,宪政下的宪法是有直接法律效力的宪法,或者说是长牙的宪法。

三、宪政背景下的行政法

(一)行政冲击宪法

从“宪法消逝,行政法长存”出发,很多人根据对行政与法律实践的一般印象,认为行政法构成了对宪法的冲击。这实际上是一种错觉,因为构成对宪法冲击不是行政法而是行政或者确切地说是行政规则。行政冲击宪法是在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必然现象。传统的行政在西方进入19世纪末20世纪初时开始发生了深刻变化,在“自由放任”经济下的政府不干涉态度已经不能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个体利益与公共利益的冲突加剧,西方国家进入垄断经济发展时期,进入到了行政国阶段,出现了行政权高度膨胀的态势,突破了传统宪政模式[18],使行政权超出传统宪法的规制。“‘行政国家’的出现意味着行政疆域的不断扩张、行政裁量的复杂化和行政职能的多样化,它一方面使社会成员有可能获得更多的公共产品和服务,从而增加公众对公共行政的依存度;另一方面,行政的优越性又可能引发公共权力滥用、官僚主义甚嚣尘上、行政效率低下等负面效应,从而对社会成员的基本权利和自由造成威胁。”[19]行政对宪法冲击集中体现在行政权对传统宪法立法权的侵蚀和倾轧。现代社会的发展,使严格的依法行政变成“行政造法”,控制行政的规则更多成为行政的结果,依据行政立的“法”行政,导致法律(民意的体现)之下的行政实际上成为了行政(行政的意志)之下的行政,这种行政状况直接侵蚀了宪法权力制衡原则,冲击了传统宪法存在的价值。

(二)行政法的兴起

“对于如何有效地控制行政机关的问题,普通法已经无法提供任何令人满意的解决途径了。⋯⋯由于目前的法律体系不能有效地实现这一控制,我们必须产生一个新的法律种类,这就是所谓的行政法。”[20]控制政府权力以保障个人权利是行政法秉承的宪法理念。但行政法面临的挑战是,“既要赋予行政机关足够的权力,使它能够充分做好事,能够及时处理各种急迫的社会问题,同时,又要给它以严格的监督和约束,使它不能做坏事,不能侵犯公民权利。既要保证行政效率,又要保证社会公正。最好的政治形式便是将二者结合起来,既保证行政机关有足够的权力来处理当代复杂的社会问题,又能保证行政机关不致滥用权力。”[21]“行政国”反映的一定程度的行政集权,给国家权力分立带来了冲击,也给行政法的控权提出了新课题。行政法“是宪法发展到‘行政国’与‘福利国’阶段的一个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22]。在行政扩张的大背景下,行政法加强对行政机关的监督和控制比任何时候都重要。宪政背景下的行政法就是从消极限制政府权力转变到在承认行政权扩张的前提下,强化部分政府权力以适应转变后的政府职能的需要,“行政法的发展随行政职能的扩张而加速”[23]。行政法作为宪政制度、民主法治和权力分立的的产物,“最初目的就是要保证政府权力在法律的范围内行使,防止政府胡作非为,以保护公民”[24]。行政法正是基于此而产生并迅速发展。宪政背景下的行政法就是通过寻求新的方式和途径积极控制行政权,以促使行政权合法、有效地运作。一部行政法的历史就是行政权的不断扩张以及伴随而来的对其进行不同方式的规制的历史。[25]

(三)行政法控制行政

事实上,行政权力是个事实问题,而不是法律问题。“基于事实的需要,行政机关需要权力就必须授予权力,需要多少权力,就必须赋予其多少权力,这不是行政法所能决定的。”[26]行政不是行政法,行政规则并不等于行政法,并且行政及其规则都是行政法控制的对象。行政法作为法,就必须保持法律本性,决不会保持着行政的本性。行政法的本性是通过蕴含着民主、法治、人权的宪法理想实现对行政的控制。行政既然是行政法的调整对象,行政法就有责任通过有效的机制去控制行政的过度膨胀保护保护公民自由和权利。“对于行政立法的客观必然性,宪法的应付办法其实就是在政治合法性各种渊源的框架内使之完成。”[27]以事实状态存在的行政权力是适应社会秩序需求而存在的,而行政法的存在就是基于行政权力的现实危险性进行的控制。宪政背景下的行政法,其产生与发展都与控制行政权力紧密相连。“依法行政演变的历史既是行政权作用不断扩大的历史,又是公民权救济不断加强的历史。”[28]行政法面对行政权力的扩张趋向,表现出了一种宽容,但宽容决不意味着放任。控制行政权力以防止其滥用和越权是保障权利的基本手段,也是行政法永恒的追求。行政法将行政权力控制在法定的权限内和法定的程序内,既防止行政权对公民权利的侵害,又促进行政权保障公民权利的作用。“行政法不仅不得与宪法冲突,而且必须在宪法规定的范围之内积极实现宪法。”[29]

四、行政法实施宪法

从宪法与行政法关联的角度,也许对奥托·迈耶教授的“宪法消逝,行政法长存”可以重新理解。

第一,“宪法消逝”是消逝于行政法之中。宪法规范构成了行政法基本法源,从宪法规范和宪法原则中可以推导出行政法的一般原则,近现代宪法和宪政所确立的民主、法治和人权等原则产生了行政法的核心原则。作为“静态”的宪法,其“高级规范仿佛已作为组成部分而被投入低级规范中”[30],宪法等待行政法将其规定或精神具体化,宪法“消逝”于行政法之中。

第二,“行政法长存”是长存于宪法的实施过程中。作为现代宪政最重要的法律支柱———行政法,它的发展促进了宪法观念的传播和普及,促进了宪法确定的社会目标的实现,也促进了宪法自身的发展和完善,行政法只有在实施宪法中获得永久长存的生命力。

(一)行政法对宪法的落实

从宪法特点看,“宪法的基本精神、宪法原则及宪法规定,如何在行政诸法规中落实,或相反地,公法或行政法,如何凡事紧扣宪法基本原理,让它前引主导,是任何一个现代法治国家必须深入研究的课题;否则即落入纸上民主或法律订在白纸上之讥”[31]。宪法需要实施,宪政理想需要溶入现实生活,行政法是传播宪政的基本理念和精神的重要途径。行政法的任务是将宪法所揭示的各种指导原则予以具体化。“宪法只是设定政府与人民之间关系的基本原则,而行政法的目的则在明定所有相关施行细节。”[32]宪法规范与行政法规范基于公法目标上的一致性,行政法关系是宪法关系的延续。宪法是界定国家机关的权限以确保其不被逾越的最权威、最有效的工具和手段,在有限政府的宪政理念确立之后,行政法便责无旁贷地担负起落实这一理念的使命,行政法规范中有许多是宪法规范的直接展开和延伸,“行政法的规定让宪法可以在各案中得到贯彻,且变得有生命”[33]。“行政法可以直接认为是关于实现宪法价值的技术法。”[34]行政法在控制行政权力方面具有较强的技术性特征,行政法将宪法所宣示的控权价值转换成行政法意义上的控权制度。宪法是公民权利的宣言书,要把权利的宪法宣言变成现实,需要行政法的落实,特别是在宪法缺乏直接实施的有效机制情况下,行政法的落实就显得尤为重要。宪法权利的“最终实现又依赖于其他法律规定的权利”[35]。行政法落实宪法权利的途径是把宪法上基本权利转化为行政法上的具体权利———从人身权、财产权和政治权利到社会经济文化权利,并且行政法上的具体权利也会随着宪法权利的发展而不断发展。

(二)行政法对宪法的发展

行政法对宪法的发展是实施宪法的另一种方式。宪法是整个法律制度的核心,宪法具有高度的权威是法治的最基本要求,宪法规范的稳定性是宪法权威的保障。然而,成文宪法的高度原则性、概括性及其预测能力的有限性,都注定了稳定性的宪法规范往往滞后于复杂多变的社会现实,相对稳定的宪法有时显得僵化和保守。尤其是在社会处于急速转型的时期,宪法的稳定性与社会现实的变动性之间的冲突更为明显。为了保证宪法的高度权威和稳定性,虽然可以通过修正宪法和解释宪法来解决,但频繁的修宪和释宪一是难以及时适应社会发展变化,二是可能导致宪法权威的丧失,因而必须寻求修宪和释宪以外的应变机制消解上述冲突。“行政法系具体之公法,亦为宪法之试金石。”[36]由于行政法规范具有灵活、主动的特点,能够迅速适应社会变动的需要,缓解宪法所面临规范与现实之间的窘境。“行政法并不是简单地演义宪法。这个最活跃、涉及经济、社会、环境、最富有变动性、应用性极强的部门法,几乎随时有可能补充、发展、修正宪法,乃至改变宪法的某些原则。”[37]行政法在遵循宪法的基本原则和精神的前提下,对宪法的发展是可以有所作为的。“行政法不仅是宪法的具体化,而且对宪法的发展也起到了补充、完善、推动作用。”[38]

行政法对宪法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行政法的权利丰富了宪法权利,并推动宪法权利的不断完善。“一个完全静止的法律体系是无法施行的,因为它迟早会无法满足人类的需要。”[39]宪法权利的规范也是高度原则性和抽象性的。实际上,“一部巨细靡遗的宪法是无法长存的”[40]。在社会实践中,与宪法规定的其他内容的变动相比,权利的变动更为迅速和敏捷。宪法权利规定的滞后性与社会生活中对权利不断增加要求之间存在着不可避免的矛盾。由于宪法权利与行政法权利都属于公权利,联系密切,因此在遵循宪法权利基本精神的前提下,行政法的发展实际上可以补充、丰富宪法权利的内容。摘要:根据人类社会法制进化规律,在进入宪政法治阶段,行政法作为宪政的支柱法,行政法对宪法实施能发挥着重要作用。由于膨胀的行政权冲击宪法是社会发展带来的客观现象,宪政背景下行政法的出现就是控制行政权保护公民权利。行政法在实现自身使命的过程中实施着宪法,行政法使抽象、文本的宪法成了现实、具体的宪法。

宪法实施范文篇7

宪法意识是人们对宪法精神与基本内容的理解、认同与情感，社会主体的宪法意识不仅体现人们对共同体价值体系的认同，而且体现宪法价值社会化的过程与结果。宪法意识是在社会实践中逐步形成的，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可以感受宪法规范的存在与实际利益。当社会生活中发生各种争议时，人们自然寻求包括宪法诉讼在内的各种救济途径。在现代社会中宪法诉讼是保障基本权利价值，解决社会矛盾与冲突，特别是保护多数人统治下的少数人利益的最基本和有效的途径，也是宪政体制存在的基础。因此，宪法进入司法审判过程是宪政发展的基本要求，也是宪政价值体系的应有之义。法官在审判活动中首先面对的法律是宪法，即如何对宪法负责，如何履行遵守和执行宪法义务。我国宪法对法官遵守宪法义务做了明确规定，赋予其维护宪法尊严的责任。法院作为行使司法权的审判机关，必须以宪法为根本的活动准则，并且负有维护宪法尊严、保证宪法实施的职责。《法官法》第三条规定：法官必须忠实执行宪法和法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第七条规定的法官七项义务中首要义务是“严格遵守宪法和法律”。这些规定表明，法官作为依法行使国家审判权的审判人员，在所有的审判活动中必须遵守宪法，执行宪法，以宪法为依据进行一切审判活动。但在实际生活中，有些人认为，法官与宪法没有直接关系，或者在实际审判活动中有些法官更注重普通法律规定，对所审理的各类案件中存在的宪法问题则缺乏必要的关注。如果遇到普通法律没有规定但宪法有规定的问题时，法官有时陷入法律与现实生活、体制与理念之间的矛盾。随着法治的发展，社会生活中出现的大量的社会问题可能转变为法律争议，法律争议有可能更多地转变为宪法争议，而解决宪法争议的各种机制中司法发挥功能的空间是比较大的，法官在解决宪法争议方面将承担日益重要的责任，需要进一步提高宪法意识，树立捍卫宪法尊严的基本理念。

首先，法官应具有基本的宪法知识。宪法知识是建立宪法理念的基础，没有必要的宪法知识就不可能产生维护宪法的意志与理念，不可能按照宪法要求合理地行使审判权。因此，法官应具备的素质中宪法知识是最基本的知识，它直接影响法官行使审判权的过程。基本的宪法知识使法官能够认识到审判权的来源、行使审判权的目的与解决宪法争议的基本方法。正因为宪法知识是法官的基本素质，凡是建立司法考试制度、律师考试制度的国家普遍把宪法知识作为基本的考试科目，而且在整个考试科目与分数上突出宪法知识。在法官的培训方面宪法知识的培训也是最基本的内容，要求法官认识到自己的职责，在从事法官职业时牢牢地确立宪法理念。在我国过去进行的律师考试和去年开始进行的统一司法考试中宪法知识的考核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所占比例还是偏低的。另外，在法院、检察院录用考试中宪法知识似乎是“非专业知识”，没有成为考核的基本内容。不重视法官的宪法知识是目前我国法官队伍建设中普遍存在的问题。各国的司法实践告诉我们，缺乏宪法知识与没有经过宪法思维训练的法官是不可能成为合格法官的。在作者看来，在我国推行法官的职业化是必要的，但职业化的前提首先是掌握基本宪法知识，树立现代宪法理念。因为对法官来说职业道德与人格的完善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宪法理念来实现的，不以宪法理念为基础的职业化是空洞的，有可能给司法理性带来损害。

其次，以宪法知识为基础，进行宪法思维的训练，培养宪法思考能力，能够对各种法律问题进行宪法的思考与分析，以达到理性的判断。特别是，在我国社会转型时期，法官的宪法思维能力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尽管我国还没有建立系统的宪法诉讼制度，但在现有的制度框架内发挥司法能动性的空间是比较大的。比如法官要善于发现各种法律问题以及各类案件中适用的法律、法规以及其他规范性文件中可能出现的合宪性问题。如发现有违宪怀疑的法律、法规时可以通过现有的法律程序请求有解释权的机关作出必要的解释。大量的宪法争议首先存在于审理案件过程中，法官的发现和判断是及时地启动解释程序和合宪性审查的基础。按照宪法和《法官法》的要求，法官的基本责任是不适用违宪的法律、法规，为受侵害的宪法权利提供司法救济。尽管法官个人还没有法律的解释权，但从履行执行宪法义务的要求看，法官实际上需要进行一定意义上的“解释”活动，并通过这种活动发现可能违宪的法律、法规等规范性文件。因为法官在执行宪法的过程中首先需要以宪法为依据判断审判中可能适用法规是否符合宪法，需要判断宪法争议的性质。这种判断权实际上允许法官进行职权范围内的、必要的解释。

第三，提高法官的宪法意识，强化宪法在司法审判中的功能，有助于解决司法改革中面临的问题。司法改革本质上是宪政体制的调整问题，首先需要从宪法角度进行思考和分析。法院在司法改革中扮演什么角色，如何确定法院的宪法地位是值得思考的重要问题。目前司法改革虽取得了一定进展，但没有取得实质性进展的重要原因之一是没有更多地从宪法角度思考问题，没有把司法改革作为宪法问题来认识。司法改革本身要符合合宪性要求，需要在宪政体制的框架内寻求改革的基础。因此，探讨司法改革目标、内容、形式与具体步骤时需要以宪法理念来思考和解决问题，避免改革过程中可能出现的违宪状态。就法院而言，司法改革中需要解决的一些问题实际上并不属于“改革”内容，而是如何执行宪法的问题。法院执行宪法是宪法实施的重要环节，我们需要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到执行宪法的过程之中，确立宪法理念，在宪法框架内思考司法改革问题。在改革过程中法官应以健全的宪法思维对待各种社会问题，强化执行宪法的力度。

宪法实施范文篇8

一、活动主题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和系列重要讲话精神，紧紧围绕全面推进依法治市的总体部署，坚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坚持面向基层、面向群众，坚持创新形式、注重实效，在全社会普遍开展宪法教育，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推动宪法宣传教育常态化、长效化，推动领导干部做尊法学法守法用法的模范，努力使全体人民成为社会主义法治的忠实崇尚者、自觉遵守者、坚定捍卫者，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营造良好的法治环境。

二、活动内容

（一）开展“我读宪法”活动。

倡导卫计人员全面深入学习宪法文本，各机构年度至少开展1次宪法专题学习。开展宪法宣誓活动，大力宣传宪法，促进国家工作人员增强宪法意识、带头依法办事。

（二）开展普法宣传活动。

一是制定学法计划，定期开展学法活动；二是编制全年普法计划；三是全年安排二次以上法律讲座；四是开展执法实践活动。五是组织开展“12·4”国家宪法日暨全国法制宣传日系列宣传活动，把“学习宪法尊法守法”主题活动推向高潮。

三、工作要求

（一）落实领导责任制。成立局“学习宪法尊法守法”主题活动领导小组。

（二）高度重视，精心组织。围绕主题和宣传重点，结合工作实际，精心筹划，认真部署实施法制系列宣传活动，注重活动实际效果。

宪法实施范文篇9

［关键词］行政法；宪法；宪法实施；行政诉讼法；行政程序法

一、引言

“行政法是动态的宪法”的认识早已深入人心，姑且不论“宪法究竟是什么”这个对于宪法本质追求的命题，从侧面也反映出行政法作为宪法实施的可能性路径和对于改变目前我国宪法实施困境的意义。因此，重思宪法与行政法的关系定位，准确把握行政法对于宪法实施的功能意义，探析宪法实施的行政法制度设计，这是全面深化依法治国实践逻辑的题中之义，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发展道路历史逻辑和理论逻辑的必然结果。宪法实施的逻辑不仅是对我国政治文明的宪法化回应，而且要立足于当下社会的现实需求，真正把“宪法实施提高到新的水平”。

二、重思宪法与行政法的关系定位

宪法与行政法作为传统公法的两大分支，在控制公权力和保障私权利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两者共处于一个和谐、系统和互动的公法体系之中，并存在“双向交流”和“双向变动”的关系。这种宪法与行政法的关系定位立足于新时代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的背景，突破“行政法是动态的宪法”这一经典命题，在整个公法体系内阐述宪法与行政法之间的关系。

（一）宪法与行政法的关系具有依存性

宪法与行政法的依存性体现在国家任务、实施主体和功能效应三个方面。就现阶段的国家任务而言，宪法文本层面上的国家任务极具有国家历史使命感和强烈的民族情感色彩，即“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是一种直观叙述的国家形象，而“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则是一种以理想冲破现实困境的国家性质，用“现代化强国”修饰“社会主义”，种具有复杂修饰成分并且寄托了“中国梦”的国家任务尽管涵盖了现阶段的国家性质和未来的国家形象，但依旧停留在抽象层面。而法治国家、法治政府和法治社会的一体建设正是深化依法治国实践中对于整个国家任务的部分反映，而法治政府建设则是辅助国家任务的关键部分。“行政法治”是法治政府建设的主要目标。就实施主体而言，我国宪法文本所规定的宪法实施主体具有多元性和广泛性的特点，几乎涵盖了我国现阶段所有的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规定其行为以宪法为根本的活动准则，并且负有维护宪法尊严、保证宪法实施的职责，而作为具体案件中行政法律关系主体的行政主体和行政相对人都具有宪法实施的职责。这种职责虽不存在严格意义上的强制性或非强制性之分，但在规范意义上至少是具有可行性的。就功能效应而言，行政法作为宪法的实施法，行政法更多的是把宪法的国家任务、实施主体进行具体化，并对宪法的最高效力进行普遍化和行政法治化。这种实施法主要体现在以法律的形式固定宪法文本中关于行政权力的配置行使以及对行政相对人合法权利的保护。

（二）宪法与行政法的“双向交流”

宪法与行政法的“双向交流”意味着宪法与行政法并非具有绝对的界限。一方面，行政法作为宪法的实施法，“行政法乃宪法的具体化，是形式意义上宪法与行政法关系的题中应有之意。”这是规范层面对于宪法与行政法之间的分析，也是两者之所以存在“双向交流”的动力机制。另一方面，除了宪法与行政法都具有很强的政治性以外，就调整对象和适用范围来看，两者都涉及控制公权力和保障私权利的公法核心命题，具有矫正正义的法律效果。在我国，宪法处于国家法律体系的核心地位，“双向交流”虽然在法律位阶和法律效力上存在差异，但其对于公共权力的制约及对公民基本权利的保障是一脉相承的。宪法与行政法在“双向交流”的动态过程中使得宪法实施得以常态化和机制化，并对现代法治实践的需求不断地适应和满足。目前的宪法实施只停留在组织国家政权的规范层面，而在保障公民基本权利以及维护国家法制统一方面发挥作用极其有限，既缺乏理论论证，又缺少必要的实践经验。使得我国宪法实施“心有余而力不足”。所以，宪法与行政法的“双向交流”还存在许多不通畅的地方，缺乏宪法实施的法律保障机制。

（三）宪法与行政法的“双向变动”

宪法与行政法的“双向变动”是由外在因素和内在因素两个方面导致的，这种变动相对于宪法实施而言既是机遇又是挑战。面对外在因素，以传统宪法与行政法为核心的公法体系难以适应现代国家建构的命题，无法完全涵盖二元社会向多元社会过渡的法治需求，宪法实施陷入前所未有的困境，无法为公民的基本权利救济提供宪法诉讼或行政诉讼的救济方式，这就要求宪法和行政法不断回应权利时代的诉求。而面对内在因素，宪法与行政法之间的关系可能会出现断裂现象，在整个公法体系内部不能形成一个和谐、系统和互动的状态。宪法的基本原则和规范不能通过行政法的具体化“着陆”，即宪法实施的行政法路径阻塞。虽然宪法宣传和教育等“政治动员式”的实施方式也可以成为宪法实施的途径，但却不能成为宪法实施的主要途径。因此，宪法与行政法在面对外在因素和内在因素时需要进行“双向变动”，寻找一种良性互动的状态。只有宪法与行政法在保持自身立法目的和任务的前提下相互协调发展，才能更好地实现制度的构建和价值的承载。

三、行政法对宪法实施的功能分析

我国正处在进入行政国家的历史阶段，而且尚处于刚刚进入行政国家的初期。虽然我国目前法治实践是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但行政国家却是我国不可逾越的历史阶段，这就意味着行政法作为宪法实施的主要路径需要不断回应“管理”与“治理”两个命题，其中包括行政诉讼对于宪法实施的重要推动作用。行政诉讼制度的司法实践，不仅使公民申诉控告权的程序性宪法权利得以实现，而且使其他实体性的基本权利受到普遍的重视并得到切实的保障。通过行政法律制度来使宪法具体化。这种具体化主要基于两个原因：一是宪法语言的原则性、抽象性与概括性：二是宪法规范往往欠缺具体法律关系的构成要件，需要由法律加以补足。因此，行政法对于宪法实施的功能愈显重要。

（一）宪法价值的具体化功能

“行政法，可以直接认为是关于实现宪法价值的技术法。”具体而言，行政法作为技术法本身就是实现宪法价值具体化的过程，即如何使宪法价值变成实实在在的法律规范来指导人们的社会实践，使宪法在实际生活的适用中真正发挥作用。正如刘茂林教授所言，“宪法是动态的人类共同体的生活方式。”宪法的生活化方式就需要宪法价值的具体化，让宪法价值不断与我们的生活相融合，培育公民的宪法精神。在行政法律关系之中，对于行政主体而言，宪法价值的具体化是行政权力合法化的主要来源，明确行政权力的有限性和权责性，进而规范、限制政府权力。另一方面，宪法秩序的实现需要行政法对宪法价值的具体化。对于行政相对人而言，当行政法使得宪法成为我们的生活化方式，相对人的法治意识和权利意识就会成为行政法治建设有力的推动力量。从这个层面讲，行政法作为宪法制度的具体化，是对宪法价值生活化的追求。

（二）宪法制度的融贯化功能

宪法与行政法两者之间的“双向交流”和“双向变动”是存在制度性障碍的。如何实现行政法对宪法制度的融贯化功能，使行政法在成为宪法实施路径的同时保持“原滋原味”的宪法理念，这对于作为“动态宪法的行政法”而言是极具挑战的。笔者认为，可以从行政法对宪法的补充、注释和修正三个方面促进宪法制度在实施过程中的融贯性。宪法的原则性和稳定性是行政法对宪法补充、注释和修正的原初动力，为了使宪法适应社会不断发展的新情况，对宪法进行补充、注释和修正，赋予宪法新的理念和价值，是宪法发展和宪法变迁的一种重要形式。另一方面，行政法较之于宪法，更具有可实践性、可发展性和可操作性的特点，行政法在促进宪法实施的同时，越来越成为行政相对人保护自己权利的直接武器。行政法对于宪法制度的融贯化功能重点在于行政法要对宪法制度具有主动适应性，使居于“神坛”之上的宪法制度成为人们生活实践的方式和价值选择的引领。当然，行政法对于宪法的补充、注释和修正并不是没有限制的，关于宪法的基本原则、价值，政治性条款和非行政性条款都不能成为行政法对于宪法补充、注释和修正的对象。

（三）宪法实施的制度保障功能

“政治动员式”的宪法实施越来越成为宪法实施路径必须突破的困境。“对‘宪法实施’概念的理解应当超越政治化的宪法实施观念，转向重视法律保障机制的宪法实施理念。”行政法对宪法实施的制度保障主要是行政法把宪法文本中有关的各项行政性条款通过各种类型的行政法律、法规等加以制度化并具有行政实践的可操作性。《行政许可法》《行政处罚法》《行政复议法》《行政诉讼法》《国家赔偿法》等一系列法律的制定，都凸显了宪法框架内行政法如何对宪法制度的实施加以保障。在现有法律制度框架内最大限度地拓展权利保障范围和救济方式，并且把有限政府、责任政府和服务政府的理念融入宪法实施的制度保障过程。刑法对于公民权利的保障是通过惩罚犯罪实现的，但行政法则重视法律保障机制的落实，把宪法制度的实施规范化、制度化和法治化。2004年《宪法》修正案确认“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标志着我国开始全面承认“人权观念”，并把“人权观念”上升到宪法的高度，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也必须以“人权观念”为基础。而行政法治建设的合法性来源恰恰与行政法对宪法实施的权利保障制度相契合。

（四）宪法权利的实效化功能

保障公民基本权利是宪法的核心价值之一。报告也指出，“加强人权法治保障，保证人民依法享有广泛权利和自由”。“公民的宪法权利则意味着政府的责任，维护和保护公民的宪法权利是国家的立法、行政和司法机关的职责。”行政法治是实现宪法权利实效化的保障，行政法对于宪法基本理念和精神的落实主要是通过行政法律制度化，规范行政权力的良善运行。在我国行政法治的发展过程中，行政诉讼成为我国宪法实施的重要推动力，把行政机关侵犯行政相对人人身权、财产权等合法权益的行政行为纳入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使得公民的一些基本权利开始受到普遍重视并迎来司法救济的关怀。可以说，行政诉讼的司法实践过程是公民基本权利由宪法文本规定到法律制度保障和权利不断现实化的发展过程。正如方世荣教授所言，“行政诉讼制度从保证行政法得以全面执行的角度来保障宪法的正确贯彻实施。”行政法对宪法权利实效化功能就是宪法实施的效果，并在宪法实施的过程中不断获得行政过程的合法性和合宪性，以保证行政效率。

四、宪法实施的行政法路径：一体两翼

在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的背景下，行政法作为宪法实施的主要路径不仅要符合“依法行政”的基本原则，而且要符合“依宪行政”的宪法理念。“依法行政”是行政活动在规范层面的基本要求，而“依宪行政”则兼容了行政活动的合法性，并使其承载了更高的合宪性、民主性和科学性等理性价值。行政过程不仅是行政活动意志表达的过程，也是宪法基本价值和制度原则的体现，尽可能在行政过程中体现政府与公众的关系，实现两者关系框架的重塑。笔者认为，宪法实施的行政法路径主要集中于一体两翼，“一体”为完善行政法作为宪法实施的基础理论，“两翼”是指以行政诉讼法和行政程序法作为我国宪法实施的重要节点。

（一）完善行政法作为宪法实施的基础理论

目前我国宪法实施的主体、方式、程序以及关于宪法权利的诉讼都存在问题。保障公民基本权利的宪法价值在行政法治的命题中既缺少理论基础，又缺乏实践土壤，这就是使得我国宪法实施的进程略显步履维艰。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进入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在这一背景下，政府职能定位及其权力配置都会发展变化，亟须行政法的基础理论对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做出反应，完善行政法作为宪法实施的基础理论，转向宪法实施的法律保障机制。而这种法律保障机制的基础就是行政法基础理论关于宪法实施的健全，保障宪法基本原则和精神在行政法理论中的融贯性。完善行政法作为宪法实施的基础理论，首先要保证宪法与行政法在整个公法体系内保持和谐与互动的状态，两者作为公法的核心内容，在控制公权力、保障私权利方面是有共同逻辑起点的。其次，行政法一直有“小宪法”之称或“行政法是动态的宪法”，但行政法作为宪法实施的主要路径一直停留在“权利保留”的状态，致使行政法对于公民基本权利保护范围和保护方式不足。再次，由于我国刚刚进入行政国家，行政主体的思维还处在“形式法治”的阶段，即“依法行政”。虽然有时涉及“实质法治”的内容，但其行政活动并不能很好遵循“实质法治”的精神，这在一定程度上是由我国行政法作为宪法实施的基础理论不能提供支撑所导致的。最后，行政法作为宪法实施的路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立足于我国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明确宪法实施在行政法基础理论中的实施对象、范围和方式等问题，构建一套内在逻辑一致的宪法实施保障机制，不断推动宪法实施。

（二）构建行政诉讼的宪法实施功能模式

“行政诉讼的功能模式是指设计行政诉讼制度以及行政诉讼活动所要达到的终极目标而呈现的总体风格。”构建行政诉讼的宪法实施功能模式就是在行政诉讼的运行程序中把行政诉讼价值、性质、目的等与宪法实施联系起来，把行政诉讼制度的核心功能定位于保障公民的宪法权利，行政诉讼的终极目标就是推动宪法实施。我国学者对于行政诉讼作为宪法实施的重要推动寄予厚望，上官丕亮认为要积极发挥行政诉讼的立法适用宪法、监督适用宪法和解释适用宪法的功能，推进宪法的立法实施、监督实施和解释实施。而杨士林认为行政诉讼制度的不断完善将进一步拓展宪政空间，扩张公民权利的保障范围和实现范围。如何架构行政诉讼的宪法实施功能模式。从某种意义上讲，行政诉讼的发展程度在一定程度代表宪法实施的程度。首先，由于我国宪法诉讼制度的缺位，行政诉讼必须承担起保护公民宪法权利的部分职能，这也是行政诉讼宪法实施功能模式的价值和目的所在。其次，囿于我国目前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限制，司法机关对于行政活动司法审查的范围局限于行政机关侵犯行政相对人人身权、财产权等合法权益，这就导致了部分宪法权利在受到行政机关侵犯时无法通过司法救济的局限。在此可以考虑，将公民依法享有宪法权利的行政争议事项纳入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以此增强对公民基本权利的诉讼救济。最后，可以考虑建立特别行政诉讼制度，允许法院有条件地处理一些涉及其他宪法基本权利的案件。此时，法院才能立法适用宪法、监督适用宪法和解释适用宪法。这也可以为我国以后宪法诉讼制度的建立积累司法实践经验，创造有利的司法环境。另外，行政诉讼还可以对行政司法实践进行总结，用判例法的形式确立政府行政活动所应遵循的原则、标准、制度，弥补行政法律规范的不足，使抽象的宪法原则和规范得以创造性的具体化。

（三）制定统一的行政程序法典

行政程序法是现代国家规范行政权力和保障公民宪法实体性权利的基本法。行政程序法的立法目的在于规范行政权力的公正高效行使，即要防止行政权力被滥用，侵犯公民的基本权利，又要促进行政主体积极作为，提高行政效率。行政程序法具有控制行政权力，防止行政权力滥用；保障公民权利，充分实现程序正义；促进依法行政，推动法治政府建设的作用。由于我国统一的行政程序法尚未出台，关于行政程序法的内容选择、立法架构及立法路径尚在讨论之中。值得关注的是，2008年湖南省率先制定了《湖南省行政程序规定》，这标志着行政程序法典化在地方的“先行先试”。我国宪法权利保障除了在行政诉讼中受到司法救济，而且未来会在行政程序中融贯宪法权利保护的理念。以一个客观中立的行政程序整合行政法律关系主体，不仅有利于行政行为的稳定性和可预测性，而且可以提高行政行为的可接受性和合法性。在行政法学领域，这是宪法实施的一大进步，也是我国行政法走向行政法治的标志，纵使我国目前的行政诉讼法有这样或那样的不完善，行政程序法也未建立，但我国行政法治的进程已经开始，也必须走向行政法治。行政程序法是我国国家治理现代化中一项未完成的任务，其制定的过程必然包涵价值理性和技术理性两个方面，而这两个方面直指宪法实施中的权利保障。

五、结语

使宪法成为人们的一种生活方式是宪法实施理想的功能目标。行政法作为行政活动主要的合法性依据和宪法作为行政法的直接法源，这二者之间的“双向交流”和“双向变动”都是宪法实施的过程。行政法对于宪法实施有着积极的作用，但行政法对宪法实施的落脚点在于法律保障机制对于宪法实施的促进作用。总之，行政法作为宪法实施的主要路径之一，在宪法实施的过程中对宪法价值的追求和具体化是行政法合法性与合宪性的来源，要不断完善行政法作为宪法实施的基础理论，构建行政诉讼的宪法实施功能模式和制定统一的行政程序法典。即行政法应承担着宪法基本权利具体化并在行政活动和行政诉讼中予以保护的公法任务，以此推动宪法实施。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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宪法实施范文篇10

齐玉苓案司法批复与宪法司法化的兴起及式微

（一）齐玉苓案司法批复与宪法司法化的兴起

2001年7月24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向山东省高级法院作出的《关于以侵犯姓名权的手段侵犯宪法保护的公民受教育的基本权利是否应承担民事责任的批复》（以下简称“齐案批复”），“开创了宪法司法化的先例”。从此，“宪法司法化”这一法院实施宪法的标志性概念为大多数学者所接受，“宪法司法化”俨然成了我国法院实施适用宪法的代名词。然而，“宪法司法化”这个概念本身，稍不留神就会陷入政治正确与否的陷阱之中。“宪法司法化”概念本身隐藏着法律与政治双重问题的叠加性悖论：悖论1.法院适用宪法必然伴随着宪法解释，法院具有宪法解释权吗？悖论2.法院适用宪法可能伴随着对规范性文件的宪法审查或司法审查，法院有宪法审查的资格吗？悖论1与悖论2都直接冲击着现行宪法关于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宪法解释与最高国家权力机关享有宪法审查的权力结构与国家根本政治体制：法院一旦拥有宪法解释权，就对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宪法解释权构成挑战；法院一旦拥有宪法审查权，就对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构成挑战。以审判权制约国家立法权，这种西方式的“权力制衡”将是对我国宪法确立的“民主集中制”基本原则的否定。因此，上述两大悖论及其政治后果大概是宪法司法化的提出者与倡导者始料不及的，由此引发的政治问题令人担忧。

（二）“齐案批复”的废止与宪法司法化的式微

最高人民法院于2008年12月18日废止“齐案批复”，实际上宣告了“宪法司法化”实践在中国的挫败，同时亦是当代中国学者针对法院实施宪法路径探索式微的重要标志。在学术研究领域一个突出的表现是，关于“宪法司法化”的主题几乎淡出学术界主流研究视域，日渐被边缘化，几近被主流学术界所抛弃。在审判实践中，宪法适用几成禁区。由此可见，“宪法司法化”话语在主流学术界与司法审判实践中几近失语，而成为逝去的一个概念或符号。

（三）“宪法司法化”是否还具有生命力？

2018年谢宇博士撰写了《宪法司法化理论与制度生命力的重塑——齐玉苓案批复废止10周年的反思》一文。他认为：宪法司法化在理论和实践中并未终止，其仍是我国宪法实施的重要备选项。在当前宪法实施难题依然未能完全解决的背景下，如何有效实施宪法实际上仍然处于探索阶段。宪法司法化作为凝聚理论和实务界众多智慧的方案而存在，轻易否定其与现行宪法的兼容性及其理论价值，并终止对这一问题的探索，不是一种负责任的态度。因此，他主张厘清已经泛化的宪法司法化概念，“重塑宪法司法化的生命力”。作为一个青年学者，重新反思宪法司法化问题，并试图通过对“宪法司法化”概念的重构而重新涣发宪法司法化的生命力，这种理论勇气与学术探索精神值得充分赞赏。然而即使对“宪法司法化”这一概念重塑得再精确，也无法挽回宪法司法化的制度生命力，该文不过是一曲独奏的宪法司法化挽歌。合宪性解释：法院实施宪法的第二条路径最高法院印发的《人民法院民事裁判文书制作规范》中明文规定：“裁判文书不得引用宪法……作为裁判依据，但其体现的原则和精神可以在说理部分予以阐述。”法院裁判书虽然不得将宪法规范作为裁判依据，但允许宪法原则和精神在“说理部分予以阐述”，这实际上是有条件地肯定了“宪法司法化”理论的实际效用。倘若说“宪法司法化”之重点之一是强调宪法作为裁判依据的直接适用，那么合宪性解释指向的就是说理中的间接适用。笔者把合宪性解释作为法院实施宪法的第二条路径。合宪性解释之所以能够作为法院实施宪法的进路，是因为合宪性解释除了作为冲突解决规则与保全规则外，还可作为一种单纯的解释方法或原则。如果合宪性解释作为单纯意义上的法律解释方法，法官在个案中解释法律时，一旦遇到多种解释的可能，就可以选择最合乎宪法原则或精神的解释。事实上，合宪性解释虽然可以作为一种法律解释方法，但是由于其自身含义是多元的，除了作为法律解释方法外，还蕴涵着保全规则的意义。而在保全规则的层面上言说合宪性解释，则是一种宪法解释方法，而非单纯的法律解释方法。问题是人们在选择使用合宪性解释方法时需言明是何种意义上的合宪性解释。作为单纯解释规则的合宪性解释，其适用的前提条件有两个：一是对法律的解释；二是法律的解释出现数种可能。只有满足上述两个基本要件，才可能考虑运用作为法律解释方法的合宪性解释。法律毕竟是宪法的具体化，法官首先是在法律范围内进行解释，尊重立法者对宪法具体化的优先特权。法官必须遵循司法克制的原则，除非立法者的抉择逾越了宪法赋予它的具体化空间，方可选择合宪性解释方法。在我国，由于合宪性审查判断权在于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官无权在保全规则意义上使用合宪性解释。从该意义上说，通过运用合宪性解释而实施适用宪法，除非作为单纯的解释规则使用，否则其作用是非常有限的。因此，合宪性解释虽是实施宪法的一种路径，但若把合宪性解释作为法院适用宪法的重要手段或一种常态，是值得进一步思考的。

法院援引宪法：法院实施宪法的第三条路径

由于合宪性解释作为一种法律方法在审判实践中运用的时机偏少，加之它触及法院是否具有宪法解释权的理论问题，因此合宪性解释理论的研究似乎告一段落，众多学者转向了法院在审判实践中关于援引宪法问题的务实的研究上。学者们对各级人民法院在具体审判过程中如何援引宪法进行现状考察、分析与总结，以期找到法院实施宪法的经验及其规律，从而找到法院实施宪法的真实路径。笔者把法院援引宪法的进路视为是法院实施宪法的第三条路径。

（一）人民法院适用宪法是我国宪法实施的重要方式

人民法院适用宪法实际上是我国宪法实施的重要途径。自1954年我国第一部宪法颁行至1982年宪法实施以来，最高人民法院就在司法解释中不断强调宪法在法院审判实践中的运用，特别是针对民事判决中适用宪法的问题作出过明确适用的要求。人民法院适用宪法一直是我国宪法实施的重要方式。2001年“齐案批复”所引发的“宪法司法化”和2008年“齐案批复”的废止导致宪法不能在审判实践中适用，是对我国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宪法司法适用惯例的中断与过度政治化的反映，因噎废食，不足为训。

（二）人民法院适用宪法的模式

根据人民法院在审判实践中的考察，有学者总结了法院实施宪法的三种适用模式：第一种是援用宪法说理+援用宪法和法律判决；第二种是不援用宪法+援用宪法和法律判决；第三种是宪法只作为说理依据+援用法律判决。这三种模式实则是：作为“说理部分”的宪法援用、作为“裁判依据”的宪法援用、作为“说理部分”和“裁判依据”的宪法援用。从法院运用宪法的模式看，法院不仅在判决书的说理部分援引适用宪法，而且在裁判依据中，既有单独把宪法规范作为裁判依据，也有把宪法规范与法律规范一起作为裁判依据。因此，尽管在人民法院审判实践中存在着最高人民法院要求不得在裁判文书中将宪法作为“裁判依据”的司法解释，然而作为审判活动实践者的法院或法官出于司法理性与审判活动的实际，在案件中结合法律事实与法律发现及说理论证之需要，除了在说理部分援用宪法外，在裁判依据部分也将宪法规范与法律规范一同作为裁判依据。从目前人民法院在裁判文书中援引宪法的案件类型看，既有民事案件，也有行政案件与刑事案件，但以民事案件居多。在民事案件中运用宪法规范，除了能够增强说理之外，更重要的是可以降低政治风险，因为民事案件不会涉及党政机关或党政公职人员。

法院实施宪法路径的反思与完善

人民法院实施宪法路径的探索既需要理论性反思，亦需要进行实践性反思。理论性反思可能涉及两个核心命题：一是宪法上确立的宪法解释权制度是否意味着立法机关垄断全部宪法解释权？二是人民法院在审判过程中是否具有解释宪法权？实践性反思蕴涵在第二个理论命题中，即法院何以实施宪法，如何完善。

（一）两个理论命题的反思

首先，我国宪法确立的宪法解释模式是否意味着全国人大常委会垄断了国家全部宪法解释权的问题，诸多学者已对比作出了否定性回答，主要依据有二：一是作为宪法上完全相同赋权模式的“法律解释”，在法律上已区分了立法解释与适用性法律解释，从而否定了法律解释权的独断性；二是法解释与法适用相结合。1981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加强法律解释工作的决议》将“解释法律”的宪定权力以“决议”的方式作出了明确分解，划分为“立法解释”“审判解释”“检察解释”“行政解释”等。显然，既然宪定的“解释法律”权可以分拆，那么宪定的“解释宪法”权同样可分拆。据此推论，“解释宪法”可以分解为“立法宪法解释”“审判宪法解释”“检察宪法解释”等。可见，我国宪法关于由全国人大常委会行使宪法解释的权力，可以认定为一种立法性宪法解释权，它没有绝对排除人民法院法适用过程中的宪法解释权。此外，从我国宪法的设计分析，立宪者希望让最高国家权力机关行使宪法解释权，其意图还在于监督宪法的实施之考量。这种立宪意图体现在宪法第67条第1款关于全国人大常委会行使“解释宪法，监督宪法的实施”之规定中。在我国，全国人大常委会负责解释宪法，这一权力的性质就只能是立法性宪法解释，而不是司法性宪法解释。立法性宪法解释之所以需要法院或法官的再解释，其根本原因是两种解释各自所属的性质不同：立法解释是立法，司法过程中的解释是适用。适用性宪法解释与立法性宪法解释之共性在于都是对一般性、普遍性与模糊性的宪法文本内容的具体化，具有一定的可操作性。它们之间的区别在于，适用性解释仅存在于个案裁判过程，在个案事实与宪法规范的适用中针对与案件相关的宪法规范作出的解释；而立法性解释则不是针对个案事实的适用，它的解释具有立法性。立法性宪法解释案中的条款内容在具体适用时仍然被法院进行司法性解释，因而司法过程中的适用性解释依然需要。值得强调的是，法院虽然具有适用性宪法解释权，但不享有合宪性审查权，合宪性审查权由全国人大常委会所专属行使。至于人民法院有无具体案件解释宪法权的问题，实际上与第一个问题密切相关。我国宪法第131条关于“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中的“法律”可以作广义的解释，作广义解释是合乎宪法原则与精神的。因此，我国宪法所设计的由全国人大常委会行使的立法性宪法解释与法院在审判实践活动中适用性宪法解释是可以并存的。

（二）法院实施宪法路径的实践性反思与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