宪法思考范文10篇

宪法思考范文篇1

一、宪法司法化的具体含义

宪法司法化的具体含义是什么？对此理论界众说纷纭。有学者认为，这个概念是指直接将宪法作为法律渊源，由法官在司法审判中援引，予以“法律适用”或“司法判断”的过程；有学者将其理解为由法院对与宪法相抵触的法律法规进行‘违宪审查’的过程；也有学者认为，宪法司法化应兼有以上两种含义①。笔者同意第三种观点。宪法司法化应包含两层含义。一方面，宪法司法化是指以宪法作为判断当事人之间权利义务纠纷的法律依据的依据②。也就是通常所说的由某个具有特殊地位的机构依据宪法审查有关法律规范的违宪审查。另一方面，宪法司法化也是指宪法条文可以被当作法院判案的直接依据，即宪法的“司法适用性”。这两方面在本质上都是将宪法直接纳入到了司法的范围之内，使宪法在司法的过程中直接被运用，无疑这都是在将宪法进行司法化的过程。所以，宪法的司法化应兼具以上两方面的含义。

二、宪法司法化的冷思考

宪法的司法化是指将宪法纳入司法领域，也就是说要使宪法进入诉讼领域，具有可诉性。我们难道真的要像很多学者所倡导的那样对我国的宪法要进行司法化吗？笔者认为这是值得进一步商榷的。

（一）对于宪法司法化的第一层含义，很多学者都提倡我国应建立美国式的普通法院的违宪审查制。笔者窃以为这种制度不适合我国。这种制度，在我国并没有其生长的土壤，因为普通法院的违宪审查制度是建立在三权分立、权力制衡的政治基础和遵循先例的判例法之法律基础上的。一方面，我国实行的是以人民权力为核心人民代表大会制，我国的政治制度在根本上否定三权分立。我们的社会主义总设计师小平同志早就指出，我们不搞三权分立，我们的国家权力必须始终牢牢的掌握在人民手中，而不是被某一个或几个阶级所操纵，这是我们在长期的历史进程中所做出的理性选择。我国的司法机关是从属于国家权力机关的。我国宪法第一百二十八条明确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对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负责。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对产生它的国家权力机关负责。”可见，我国的法院由国家权力机关产生，从属于国家权力机关并对其负责。允许普通法院的法官根据自己对宪法的理解来裁定权力机关制定的相关法律规范无效，这显然是违背宪法的。总之，我国缺乏普通法院违宪审查的政治基础，这从根本上决定了我们不能建立美国式的违宪审查制度。另一方面，我国的法律体制在很大程度上是以大陆法系的法律体制为模板的，这是符合我国国情的。我们有着太多的与大陆法相近的传统，却缺乏遵循先例和法官造法的判例法传统。我们的法律是以成文法的方式存在的，法典是（或将是）我国法律渊源的最主要载体。法官只能援用成文法中的规定来审判案件，就算是法官对成文法的解释也需要受成文法本身的严格限制，我们的法官只能适用法律而不能创造法律。如果在这种法律基础上授予普通法院法官的违宪审查权，由普通法院的法官凭借自己对宪法的理解，来决定相关法律规范的合法性，那么势必造成立法者与司法者之间的冲突，从而容易引起法律规范体系的混乱和内在冲突。在成文法的法律体系上，我们缺乏由普通法院进行违宪审查的法律基础。另外，建立在法官造法的判例法基础之上的违宪审查要求具有高度专业化、技术化，高素质的法官团体作为基础。客观地说，我国目前的法官团体还不具备这一条件，大部分法官的法学素质和政策判断能力难以胜任违宪审查。盲目赋予法官违宪审查权“还极有可能导致‘法官政治’”。③总之，我国的政治制度、法律制度以及现实情况决定了美国式的违宪审查在我国没有移植的土壤。

美国之所以采用普通法院进行违宪审查是因为它不象我国以及德国等大陆法系国家那样，有专门独立于普通司法机关的宪法监督机构。我国并不缺少宪法的监督机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是我国的宪法监督机构，同时全国人大各专门委员会和特定问题的调查委员会，协助全国人大及人大常委会行使监督宪法实施的功能。所以我们在宪法监督方面没有必要将宪法监督权再交给普通的法院。我国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德国的宪法法院以及法国的宪法委员会在本质上都是独立于普通司法机关的宪法实施的监督机构，与美国相比是不同宪法监督体制下采取的不同设置方式的机构而已，不存在孰优孰劣的问题。因此，我们没有必要再引进另外一种建立在不同政治、法律、文化氛围下的宪法监督制度。

（二）在宪法司法化的第二层含义下，司法机关直接援用宪法条文做出具体裁决。这实际上是指将宪法纳入了除宪法监督外的普通诉讼领域中。笔者将这种情况的宪法司法化称为“宪法的世俗化”。宪法的世俗化对宪法乃至整个社会的政治制度都极具负面影响。

首先，一个国家的宪法在很大程度上是人类理想的书面表达，宪法的世俗化就意味着人类理想的世俗化。世俗化了的理想就不能称之为理想，它不但不会引导人们继续向着正确的方向前进，反而会造成历史性的倒退。我国目前正处在转型时期，各种不良的世俗现象的冲击着社会生活、社会制度的各个方面，人们普遍缺少崇高的理想。如果作为国家灵魂的宪法也受到了世俗化的影响，势必导致整个国民思想观念的混乱乃至共产主义理想的丧失。其次，宪法世俗化不利于宪法的稳定性。宪法处于根本大法的地位，稳定性是其重要特征之一。宪法司法化就意味着把宪法纳入到一个运动的司法过程中。既然是在运动中，宪法就必然受到法官、律师、政府等各种社会力量的综合作用。这些力的作用在一定条件下是平衡的，但这种平衡之下又隐藏着千丝万屡的、朝着各个方向的作用力，因此这种平衡就很容易被打破，很容易失去平衡，从而导致在这些力之上的宪法受到冲击而动摇，失去稳定性。再者，宪法司法化不利于维护宪法的权威性。将宪法应用于个案当中，如果对某些当事人产生了不利于他们的负面影响，则立刻会使他们对宪法产生抵触情绪，这种抵触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宪法的权威性。另外，众所周知法律不可能周全地维护所有人的利益。一些人的利益可能会因宪法的直接适用而受到保护，这充其量只能达到个案公平的效果。但是与此同时，也有一些人的利益可能会因宪法的直接适用而受到损害。尤其是当宪法被法官不当适用而损害当事人利益时，就会使人们对宪法产生不满情绪。宪法的权威性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正当性的基础上的，因此当宪法的非正当适用的范围扩大时就会使宪法的权威性受到严峻的挑战。最后宪法是由一些原则性很强的条文组成，这就导致了宪法具有操作上的任意性。因此要在司法过程中很好的进行把握具有很大的困难，客观上要求一批高素质，具有很强正义观、效率观，具有高度技术化、专业化的法官团体，正如前面所提，我国目前缺少这一要件。

作为母法的宪法主要是通过具体的子法来实施的，当然子法会有不完善的地方，会使某些个案丧失公平、公正，这是法治进程必然要付出的代价。再者解决这样的问题并非一定要将宪法司法化，完全可以由法官依据并运用法律原则进行自由裁量。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宪法司法化并不象很多学者想象的那样适宜我国。我国缺乏宪法司法化的客观条件。另外，宪法并非一定要纳入司法领域才能够很好地被实施。在我国现有的相关制度下，宪法也能够被很好的实施。这只不过是不同的政治制度、法律制度以及历史传统下的实施宪法的不同选择方式而已，不存在孰优孰劣的问题。通过对现行宪法监督制度的改进和在宪法的指导下完善调整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立法依然能够实现法在我国得到很好的实施。

三、结束语

宪法思考范文篇2

一、宪法修改的价值

在宪政思潮波及全球，各国竞相重视宪政建设的今天，宪法在法治国家建设过程中被赋予独特的价值。“法治的核心是宪法价值的维护，即以宪法规范的要求作为社会秩序正当与否的基础，赋予宪法以普遍的约束力”。[1]宪法权威至上是法律至上原则的灵魂。法治理念谋求“一种法律的统治而非人的统治”[2]，而法治与人治区分的根本标准在于法律与个人（或少数统治者）的意志发生矛盾冲突的时候，是法律的权威高于个人意志还是个人意志凌驾于法律之上。[3]在政治社会，对法律权威构成最大威胁的莫过于公共权力执掌者的个人恣意。孟德斯鸠不无先见地指出，“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有权力的人们使用权力一直到遇到界限的地方才休止。”[4]法律至上首先要求法律支配权力。“一切管理国家的权力必定有个开端。它不是授予的就是僭取的。此外别无来源。”[5]宪法正是授予政府权力的法案，在启蒙思想家眼里，宪法“不是政府的法令，而是人民组成政府的1法令”，宪法是政府权力产生的合法性依据，“政府如果没有宪法就成了无权的权力了”。[6]因此，法律至上的法治理想，离开了宪法权威至上只是空谈。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说的‘法治’应该是‘宪法之治’，而不应该仅仅是一般的法律之治”。[7]进而，法治这一目标演化成这样一组命题：依法治国首先是依宪治国，宪法权威至上是现代法治的根本要求，宪法是型塑一国法治秩序的首要文件。

宪法权威的确立有赖于宪法规范的稳定性和适应性的动态和谐。宪法必须保持足够的稳定，不能朝令夕改。如果频繁修改，就无法保持宪法应有的稳定性和连续性，从而损害宪法的权威。与此同时宪法规范必须具有适应性。“经验知识告诉我们，‘法’必须受到人们的尊重，然后才有尊严，然后才能发生作用，但‘法’也唯有能够适应和满足现实社会的需要，然后才会为人们所遵守。”[8]易言之，科学的宪法是宪法权威确立的前提。一部科学的宪法能够完整反映人们的宪法观念和价值追求。从一国宪政实践的逻辑时序来看，人们的宪法观念和宪政信仰决定着该国规范宪法的内容和样式，并赋予规范宪法向现实宪法转化的强大动力。当一国宪法规范反映了该国人民宪法观念所体现的价值追求时，必然会具有极强的稳定性。这种稳定性则反过来使宪政信仰在人们心中的积淀不断加层，进而赋予宪法规范崇高的至上性。但当宪法规范与社会现实明显不符而成为社会发展的阻抑因素时，其稳定性只会有损其权威。正如有学者所言，无论是刚性宪法还是柔性宪法，都必须随着时间和社会情势的变化而变化，宪法不在变化中自变，就会因其不变而为社会变革所推翻。在这种情景下，更不能奢谈宪法权威和法治。[9]从宪法规范的稳定性和适应性所体现的价值取向来看，宪法会面临规范稳定性与社会变革价值之间的冲突，即一方面宪法要在社会发展的过程中保持其规范的最高性，用规范约束社会现实的随意性，在另一方面，宪法又必须适应社会发展的现实需求。故此，要确保宪法权威的确立，必须在宪法规范稳定性价值与社会变迁的价值追求的张力之间保持一种动态的有机平衡。从社会心理来看，在宪法的稳定性和适应性之间，人们更偏好后者。的确，法令多改，权威不立，没有权威，便无效益。但我们必须认识到，“宪法的稳定性与宪法的权威性不一样，后者是绝对的，而前者则只能是相对的”。[10]因此，从根本上讲，维护宪法权威，实现法治秩序，首先要确保宪法规范与社会现实的适应性。

要实现这一要求，必须通过科学的方式实现宪法的变迁。从世界各国的宪政实践来看，宪法变迁主要通过立法方式、宪法的全面修改和部分修改、宪法解释、宪法惯例和宪法文字的自然变更等途径来实现。[11]对于成文宪法国家来讲，宪法修改是宪法变迁的重要途径。

在今天的中国，宪法修改具有极为重要的现实价值。宪法与市场经济处于一种互动关系之中，但这种互动关系并非一种均衡、直接的对应关系。从宪法和市场经济的特性来看，宪法与市场经济的不和谐是这种不均衡互动关系的应有之义。[12]法律具有天生的保守倾向，法律规范框架中有着某种僵化性，使法律变革常常落后社会改革，还可能发展出对社会生活的过渡控制的倾向。[13]宪法同样如此。而市场经济则无时不处在变动之中。更为重要的是竞争乃市场经济的本质。作为发现新知识过程的竞争[14]，使我们的认知殿堂不断发生革新，进而冲击宪法的稳定性。另外，我国的市场经济是在几十年计划经济体制中挣扎而生，远比不得资本主义国家的市场经济的成熟程度。在我们将市场经济体制建设作为国家的目标之后，必须创造市场经济发展的法律和制度条件，宪法的引导作用对这一体制的建立显得尤为重要。这要求宪法不能长期滞后于社会的发展，所以，在当今中国这个法治和市场经济后生发国家，宪法修改当然地获得了建构意义上的更高价值理性。总书记在纪念现行八二宪法公布施行20周年时指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蓬勃发展，是宪法得以充分实施和不断完善的根本原因。实践没有止境，宪法也要随着实践的发展而不断完善。要适应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发展要求，根据实践中取得的重要的新经验和新认识，及时依照法定程序对宪法的某些规定进行必要的修正和补充，使宪法成为反映时代要求、与时俱进的宪法。”[15]事实上，我国现行宪法并不是僵化的历史文件，她始终处在活水长流的发展之中。也正是自八二年以来的三次宪法修改，使现行宪法更符合改革开放、与时俱进的核心精神，提高了宪法的权威，[16]促进了社会的发展。

二、科学客观地评价“八二宪法”，正确选择修宪方式

宪法修改是指宪法正式实施后，由于部分规范与实际需要不相适应，由法定的修宪主体依据特定的修宪程序，对宪法规范所作的重订、修订或增删等活动。从理论上讲，学界认为全面修改和部分修改是宪法修改的两种主要方式[17].

一般来讲，全面修改又称整体修改，是指在国家政权性质及制宪权没有发生变化的情况下，宪法修改机关依据法定的修宪程序、权限对宪法的大部分内容（也包括宪法的结构）进行调整、修订并重新予以颁布的活动。部分修改则指修宪机关依法对宪法中的部分内容进行调整或变动的活动，一般以决议或修正案的形式出现。二者的共同之处是均有别于宪法制定，以宪法所规定的修改程序进行。它们之间又存在如下两点区别：一是全面修改要求宪法修改机关通过或批准整部宪法，而部分修改则不重新通过或批准整部宪法，只批准决议或修正案涉及的内容。二是对宪法进行全面修改要公布一个新的宪法文本代替原宪法文本，但部分修改时原宪法文本并不被修正案所代替。

立宪技术是科学修宪的重要环节。我们认为无论是对现行宪法进行部分修改还是全面修改，甚至抛弃现行宪法，启动制宪权制定一部新宪法，都必须对现行

八二宪法给予科学的评价。如果未能对现行宪法进行合理的历史定位和价值离析，仅凭社会的变化、宪法的某些局限甚至一种新的指导思想的出现便号召修宪甚至鼓动制宪权的再次行使，未免有些草率。基于对这一逻辑前提的分析以及全面修宪和制宪权的重新行使的弊端的透视，我们认为在现今阶段，在宪法规范与社会现实存有罅隙时，应该在宪法解释空间用尽的前提下通过部分修宪的方式实现宪法的变迁。

（一）现行八二宪法体现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现行宪法于1982年12月4日由全国人大五次会议通过，是对1978年宪法的全面修改。在其公布施行的20年中又进行了三次部分修改。尽管宪法学界对三次修宪颇有微词，[“八二年宪法的历史局限性也在实施过程中渐次暴露出来，而这些诸如‘权力双轨制’、‘权利审查制’以及‘人大至上性’和‘议行合一’等历史局限性，在一定程度上已成为中国宪政建设不可逾越的障碍”[18]，但从八二宪法制定的历史背景、规范内容以及其实施后的绩效来看，她是建国历史上最好一部宪法，体现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首先，从现行宪法产生的历史背景来看。八二宪法颁布前夕，中国发生了几件具有历史意义的大事；一是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确立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二是中国共产党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将工作重点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上来，并提出了进一步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和健全社会主义法制的任务；三是中国共产党的第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建国以来的许多重大问题进行反思和总结；四是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确立了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的时代策略。这四件大事为八二宪法的产生提供了明确的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八二宪法自诞生以来就与前三部宪法存在显著区别。她在坚持社会主义制度的前提下高举改革开放的大旗，弘扬政治体制改革的精神，彰显保护人权和公民权利的立宪取向。八二宪法的诞生是时展的产物，她深刻的蕴含了人民主权的价值取向和与时俱进的实践要求。

其次，从现行宪法的内容来看。八二宪法代表着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现行宪法自身即是生产力解放的产物，是在打破“”造成的一系列束缚生产力发展的桎梏后公布的。鉴于此前的教训，宪法中有些条文直接规定了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制度，如第14条，还通过保护劳动者权益、赋予民族自治区经济自主权以及重视科学技术等方式间接促进生产力发展，如宪法第42、43、118、119和122条。八二宪法代表着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她对中国悠久的传统文化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并且明确宣称要坚持社会主义文化的发展方向，建立一个“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宪法在将物质文明建设纳入根本法规范的轨道的同时，赋予了精神文明建设以同样重要的宪法地位，分别在第19、20、21条中详细的规定了思想道德建设和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八二宪法是全国各民族人民共同意志的体现。现行宪法自1980年开始筹备起草，历时近两年，其间全国各族人民进行了长达4个月的广泛讨论。八二宪法的产生充分体现了社会主义的民主精神，具有广泛的民意基础和社会基础。现行宪法的人民性决定了她代表着最广大人民的意志和利益。在文本中，宪法对人民的历史地位、社会主义政权的阶级基础以及人民主权等内容做出了详细的规定。总之，八二宪法体现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19]

最后，从宪法实施后的社会绩效来看。中国近二十年的改革开放成就举世瞩目。二十年的实践也证明，我国宪法是一部符合国情的好宪法，在国家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生活中发挥极其重要的作用。正如总书记在纪念宪法公布施行二十周年时所言，“宪法保障了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促进了我国社会主义民主建设”，“推动了我国的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促进了我国人权事业和各项社会事业的发展”。[20]二十余年中，我们从一个全面计划的社会逐步迈向尊重个人利益和自主权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几次政府机构改革谋求实现一个“小政府大社会”的治理局面且成果突出，法律体系逐步完善，特别是颁布了行政诉讼法等一系列人权保障法，更为紧要的是我们抛弃了人治的痼疾，万众一心建设法治国家。所有这些，都离不开宪法的保驾护航。事实也证明，“只要认真贯彻实施宪法，坚持和完善宪法确立的各方面的制度和体制，就能保障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不断向前发展，保证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不断得到实现，保障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实现长治久安”。[21]

（二）频繁的全面修宪将会削弱宪法权威和公民原本就十分薄弱的法治和宪政意识

自80年代学界就展开了人治与法治之争，到1999年法治被写进宪法，历史十余载，可谓路慢慢。时至今日，要法治反对人治，已是人心所向。但从历史和现实情况来看，宪法权威并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民众的法治和宪政意识依旧十分薄弱。包括中国宪政建设的先驱在内的大部分民众对宪法权威、法治宪政意识在法治建设中的重要意义缺乏足够的认识。[22]法治就其原初含义而言，是指正当规则的统治，[23]因此，法治要求存在一套阐明的连续的规则体系，并且人民可以据此规则对任何国家权力行为进行合法性追问。频繁的全面修宪，只会瓦解宪法的一致性和连续性，动摇宪法的权威，削弱公民薄弱的法治和宪政信仰。[24]

第一，一个社会的法治建设推进到一个阶段后，宪法成了一个描述性标签。一部成文的宪法凝聚了一个时期人们对法治的体认和信仰。法治信仰的形成，须具备一个必要的时间周期。如果我们频繁的全面修改宪法，只会人为地中断这一周期，造成法治文化发展的断裂和人们心理上的不适，最终分解人们法治体认和宪政信仰的心理积淀。

第二，宪法是最根本的行为规则。她像一根红线贯穿无数的法律规则。人类社会发展到今天，以宪法为核心的规则体系逾趋庞杂。当人们在日常生活中面临规则从集而不知所措时，自然首先要将宪法规则作为行为预期的方向标，在与他人的行动中达成一种纳什均衡。宪法频繁的修改，会造成人的行为自主性与行为的束缚、强制性之间的持续紧张，进而造成人的行为的适应性与惯性的重大冲突，加剧社会均衡与和谐实现的代价。

第三，对权力行为的合法性进行追问，是法治的应有之义。在现代宪政国家，一部正当的宪法则是这一追问的终结点。当人们对权力行为的合法性追索到宪法这一法律位阶，这种追索自然而止。全面修改宪法作为一种法定的权力行为，也必须接受这种合法性追问。但当公民对一次全面修宪行为进行例行的合法性追问，并惯常地将目光投向先前的宪法而发现曾经神圣的宪法文本已是一张废纸时，全面修宪造成的规范缺失对公民宪法、法治和宪政信仰的冲击，自然可想而知。

第四，全面修宪会使一大批法律面临合宪性危机。现代宪政国家法律的生产必须由立法机关经由合法的程序制定，而且要求法律的内容必须经受得住宪法的盘问。宪法一旦全面修改，将使一些依照旧宪法制定但不合新宪法的法律突然被置于不合宪的困境之中，失去道义的权威性。但另一方面，这些法律仍然在调整人们的行为，衡定社会的价值取向。这种尴尬的法治局面，对于像中国这样解释、监督和实施宪法的机制不完备，同时宪法规范又缺乏可操作性的国家来说，会表现得更突出。因此，当一纸宪法高悬空中而又持续地遭受普通法的挑战并对这种挑战采取漠视的态度，宪法有何权威呢？

三、宪法修改的内容和规范设计

八二宪法颁布至今，已经过三次部分修改。除了三次宪法修改涉及的内容，学界对现行宪法内容和规范设计方面的种种不足进行了深入探讨。[25]纵观这三次宪法修改，主要有如下缺陷：一是修改的内容集中在经济制度方面，三次修改通过17条修正案，有11条约2/3涉及经济制度，对公民权利和国家权力制度完善关注不足；二是修改后的宪法规范仍纲领性有余规范性不足。在再一次对宪法进行修改时，我们首先应该确定宪法修改的内容。比较当今各国宪法文本，内容五花八门。中国宪法内容更是十分庞杂，除了传统宪法所包括的公民权利和国家权力的两部分外，还有大部分关于经济制度、文化制度和社会政策方面的内容。纵观各部分的内容，的确或多或少存在一些问题。但我们认为以后修宪不宜将重点放在经济、文化和社会制度方面。八二宪法的三次修改全在于宪法中关于经济政策的规范落后于现实社会的发展，成为经济建设的桎梏，进而导致修宪。宪法中政策性内容过多是我国宪法频繁修改的一个原因，但目前将有关经济的政策全部修改甚至废除，时机尚不十分成熟，阻力很大。同时鉴于我国宪政制度与两个人权公约在应然权利认知上的重大差异[26]以及十六大报告在诸多理论方面的创新，修宪应该将重点放在公民权利保护制度和部分国家制度的完善。

（一）公民权利的宪法修改

多年来学界针对现行宪法公民权利列举不足的缺陷，认为应该对公民的财产权、迁徙自由权、生命权、思想自由权、罢工权、环境权、生存权和发展权给予宪法保护。一段时间来，学界还针对这些权利——特别是财产权和迁徙自由权的宪法保护进行了详细研究。从国际人权宪章与我国宪法的相关比较中我们可以发现，尽管我国宪法在公民权利规范表述上与国际宪章有较大区别，而且宪法权利规范数量似乎与国际人权宪章出入明显，但联系我国的有关普通法如刑事法律加以分析，履行我国政府对国际人权宪章的承诺义务，我国宪法目前应该增添的公民权利实际上只有迁徙自由权和生命权二项。[27]我国历来主张公民的生存权和发展权，与生命权相较而言，这是公民享有的更高层次的权利。因此，对于生命权的保护只需在有关条款中明示即可。根据理论准备的成熟度并结合我国的生活实际，我们认为，财产权和迁徙自由权应成为修宪的重点。[28]

第一、关于财产权利宪法保护的完善

在现行宪法中，第十二条和第十三条就公共财产和私有财产做出了相关规定。宪法关于财产权的保护制度有三大特点:一是公有财产权和私有财产权的宪法地位差别显著，集中体现在“神圣不可侵犯”和“保护”的用语差别上；二是财产权规范列于“总纲”一章中，体现了这一权利相对于国家富强和人类解放的宏大目标的工具性价值和地位；三是宪法对私有财产范围规定过狭，仅包括收入、储蓄和房屋等生活资料，民间掌握的大量生产资料尚未获得合法地位，得不到宪法的保护。现行宪法中财产权保护制度的三大特点同时构成了我国财产权宪法保护的致命缺陷。所以在重构我国的财产权宪法保护体系时，必须注意如下几点。

首先，将财产权保护规范置于“公民的基本权利与义务”一章中。将私有财产权宪法条款置于总纲这一部分，而不是作为公民基本权利与义务的一部分，在实行计划经济的国家比较常见。如1971年保加利亚宪法和朝鲜1972年宪法，都将私有财产权宪法条款放在“经济制度”这一部分。这种保障条款的位置说明了国家视公民财产为对全国经济宏观调控的应有内容，而不是不可剥夺的权利。修宪时将财产权的规范置于“公民基本权利和义务”一章中，与我国现行宪法将公民权利置于国家权力和机构之前所体现的“彰显政府尊重和保障人权”的精神比较吻合。

其次，在宪法规范设计上应该遵从现代国家的通行做法。现代国家的财产权保护体系一般包括三大要素：一是财产权不可侵犯的概括式规定；二是对财产权行使的限制性规定；最后是私有财产征用补偿规定。我国的财产权宪法保护体系也应该包含这三部分内容。鉴于学界对“神圣不可侵犯”这一用语存在争议，加之我国宪法第51条对公民权利行使的限制进行了概括式的规定，我国的财产权宪法保护规范可由两款组成，即财产权不得侵犯；财产只有在正当补偿下方能收为公用。

最后，由于现行宪法财产保护的条款在“总纲”部分，所以在采取修正案方式修改宪法时，必须像美国修改宪法曾经采用的方式那样，使修正案中的规范独立存在并能独立适用，而无需与修改前的规范相结合才能完整地理解和发生效力。

第二、关于迁徙自由权利的宪法保护

从《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12条的规定来看，迁徙自由包括国内迁徙自由、国际间的迁徙自由和归国自由，该条第3项还规定了迁徙自由权行使的限制。五四宪法曾赋予公民迁徙自由权，现行宪法取消了这一公民权利，主要是考虑到了我国经济发展水平还比较低，在可以预见的未来，还不能为公民的迁徙提供充足的、可供自由选择的条件。[29]实际上，无论从我国的实际情况还是迁徙自由的宪法权利属性来看[30]，都应该赋予公民迁徙自由权。在规范设计上，至少要包括以下内容：“迁徙的自由，不得侵犯”，“不得阻止任何人移居国外或脱离本国国籍”，“任何人享有的归国自由不得被恣意剥夺”。至于迁徙自由行使的限制条款，当然的包含在现行宪法第51条中。

（二）国家制度的完善

在十六大报告中，指出“三个代表”的指导思想是“我们党的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力量之源”，并且明确指出“我们党历经革命、建设和改革，已经从领导人民为夺取全国政权而奋斗的党，成为领导人民掌握全国政权并长期执政的党”；在我们国家，“包括知识分子在内的工人阶级、广大农民，始终是推动我国先进生产力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的根本力量。在社会变革中出现的民营科技企业的创业人员和技术人员、受聘于外资企业的管理技术人员、个体户、私营企业主、中介组织的从业人员、自由职业人员等社会阶层，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十六大报告明确指出，在判断人们政治觉悟高低时，“不能简单地把有没有财产、有多少财产当作判断人们政治上先进和落后的标准，而主要应该看他们的思想政治状况和现实表现，看他们的财产是怎么得来的以及对财产怎么支配和使用，看他们以自己的劳动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所做的贡献”，同时我们党“要把承认党的纲领和章程，自觉为党的路线和纲领而奋斗、经过长期考验、符合党员条件的其他社会阶层的先进分子吸收到党内来，增强党对社会的影响力和凝聚力”，“通过锲而不舍的努力，保证我们党始终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也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还指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目标……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最根本的是要把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起来。”[31]这些精辟论述，发展了社会主义得以序列理论，有利于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同事也对现行宪法的相关规定提出了挑战。根据十六大报告，我们建议对现行宪法做出如下修改。

第一，将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作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重要目标由宪法予以确认。文明的政治肯定是规范化的政治、体现现代社会价值追求的伦理政治和讲求政治程序以对抗恣意野蛮的

程序化政治。[32]政治文明应该是社会主义国家政治发展中的应有之义，也是我国宪法早就该确认的目标。尽管我国宪法序言第七自然段中有“把我国建设成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国家”的表述，可以通过宪法解释来包括政治文明，但我们以为，通过直接在序言中加入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内容，将会使政治文明建设受到更多的重视。所以，我们建议在序言第七自然段“今后国家的根本任务是集中力量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修改为：“今后国家的根本任务是集中力量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和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

第二，将党依法执政写进宪法。针对我们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与新形势的要求还不完全适应的现实，十六大报告提出要改善和提高党的执政和领导水平，并提出要“依法治政，实施党对国家和社会的领导”。这以极具新意的提法符合我们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目标，建议在宪法序言第七自然段后加上“中国共产党在社会生活和国家生活中坚持依法领导，依法执政”的内容。[33]

第三，十六大报告提出要将“承认党的纲领和章程，自觉为党的路线和纲领而奋斗、经过长期考验、符合党员条件的其他社会阶层的先进分子吸收到党内来，增强党对社会的影响力和凝聚力”，“通过锲而不舍的努力，保证我们党始终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也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这必将引起我国的国体和政体的变化。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工人阶级又是通过其先锋队中国共产党来实现对国家的领导和政权的享有，所以当其他阶级的先进分子加入到党内，中国共产党成为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时，这必将改变我们党的社会基础和阶级基础，现有政权的主体和国家的领导者也会发生变化，进而导致国体和政体的变化。所以我们建议对宪法序言和第一章中的本分内容进行修改。如将序言第六自然段的中“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实质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内容删除。第一章总纲的第一条第一款也应作适当的修改，可以修改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其他社会阶层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

第四，在宪法中明示差额选举和秘密投票的选举原则。真正的民主是选民依照自己的意愿提名候选人并选举他所信任的候选人。在十六大报告中提出要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建设，并强调要将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结合起来。但在现实中，人民当家作主所要求的民主选举受到了不同程度的侵犯。比如最近在岳阳的市长选举中，唯一的市长候选人未获得人大半数以上的选票被人大否决后又被提名为候选人并当选为市长的做法，就严重侵害了人民当家作主的宪法原则。[34]所以，建议在宪法第101条加上一款，“以上规定为地方各级人大选举的地方机关领导人的候选人预选、确定和地方机关领导人的选举，都必须以无记名投票方式表决，并在选举现场设立秘密投票处；选举地方国家机关正职领导人，候选人不得少于两人，一律实行差额选举。”

（三）宪法监督保障制度的创新

法之不行，不如无法，宪法尤其如此。我国现行宪法第67条规定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解释宪法，监督宪法的实施。从理论上说这种体制似有较多优越性，它合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一元化的领导体制，能保证监督机关的权威性。但从实际运作的角度而言，由于这种制度的内在缺陷使其难以如意运转：1）人大常委会作为代议机关的常设机关担负着繁重的立法任务和其他工作，时间、精力都受局限；制定法律是立法功能，解释法律和适用法律属于司法功能，从发展社会学的观点来看，为了吸收和应付各种问题，如此重大的功能必须分化，这是一条客观规律。2）法治的基本要求之一，就是任何权力都必须有适当的分工和制约。对人大常委会行使权力予以监督也是人民主权原则的应然之义。3）从孙志刚案件所引起的要求启动立法法所规定的法律审查机制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但立法法的有关规定既缺乏宪法规定的权威性支撑，同时其规定本身也缺乏严密性和可操作性，因此为了保证立法法与宪法的有效衔接，也有必要实现我国宪法监督保障制度的创新。4）我国宪法没有明确规定最高法院和最高检察院有解释宪法和法律的权力，我国制定法系的特点也不允许最高法院象美国的最高法院那样通过司法判例来创制自己的“违宪审查”权，而我国实践普遍存在的“法官造法”现象既破坏了我国法制的统一，又更加突显了现有宪法监督保障制度的弊端，因此，建议在宪法第七十条增加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设立宪法委员会。宪法委员会在全国人大的领导下，研究、审查和处理有关宪法监督的事宜。宪法委员会的职权及其行使程序，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以法律特别规定之。”建议在宪法第七节增加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有权解释法律。各级人民法院和各级人民检察院在审理案件的过程中涉及到宪法解释的，应由最高人民法院或最高人民检察院提请全国人大宪法委员会做出解释。

（四）、关于“三个代表”的入宪问题35

“三个代表”的思想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中国集体智慧的结晶，是对思想和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继承和发展。为了用“三个代表”的思想来指导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中华民族复兴的伟大事业，强调马克思主义与时惧进，不断创新的理论品德，建议将宪法序言的第七自然段或宪法修正案第十二条的最后一句修改为：中国各族人民将继续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指导下，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改革开放，不断完善社会主义的各项制度，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治，保障人权，自力更生，艰苦奋斗，逐步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36

四、结语

从世界各国宪政和法治建设的经验来看，法治和宪政建设后跟进的国家，应该有一部正当的成文宪法。当成文宪法与社会变迁发生冲突时，不固守宪法的刚性特征，依照法定程序实现宪法的变迁，也是宪政国家留给我们的经验和启示。而宪法修改，则更是一种被证明成功的制度选择。在十六大后，中国的经济改革、政治体制变迁以及思想的进一步解放已在人们的期望和预料之中。当社会发生变化和宪法的拖后可能造成社会变革的合法性危机时，修改宪法是必然的选择。在采取何种方式修改及修宪内容众说纷纭时，我们以为部分修改可以克服全面修改和重新制宪所造成的种种弊端，维护宪法的权威，延续并加强人们初步建立的法治和宪政意识；在宪法修改的内容方面应该尽量关注公民权利保护不足这一宪法缺陷，当前首先要完善财产权和迁徙自由权的宪法保护体系。

[1]韩大元：《修宪价值与宪法实践》载《法商研究》1999年，第3期。

[2][美]诺内特、塞尔兹尼克：《转变中的法律和社会》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59页。

[3]参见何华辉：《比较宪法学》武汉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73页。

[4][法]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张雁深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154页。

[5]《潘恩选集》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25页。

[6]同上引[5]。

[7]

荆知行：《宪法变迁与宪法成长》台湾中书局印行，第179页。

[8]同上引[11]，第3页。

[9]舒国滢：《宪法的时间之维》载《法学研究》1999年第3期。

[10]吴家麟：《宪法至上是建设法治国家之关键》载《法商研究》1998年第3期。

[11]同前引[2]，第137－167页。

[12]参见秦前红：《宪法变迁与市场经济发展的非对应性》载《法学评论》1996年第4期。

[13][美]E·博登海默：《法理学法哲学及其方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402-404页。

[14][英]哈耶克：《哈耶克论文集》邓正来选编译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441-459页。

[15]：《在首都各界纪念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公布施行二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载《人民日报》（海外版）2002年12月5日。

[16]参见莫纪宏：《改革开放是宪法修改的核心精神》，载《宪法学习》。王叔文：《宪法修正案的基本精神和意义》载《法学研究》1999年第3期。孙丙珠：《修宪提高了我国宪法的权威和尊严》载《法学研究》1999年第3期。

[17]参见杨海坤：《跨于新世纪的中国宪法学——中国宪法学研究现状与评价》中国人事出版社2001年版，第646页。

[18周叶中江国华：《82年宪法与中国宪政——写在82年宪法颁布实施20周年之际》载《法学评论》2002年第6期。

[19]参见许崇德：《坚持“三个代表”深化学习宪法》载《新视野》2002年第3期。

[20]：《在首都各界纪念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公布施行二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载《人民日报》（海外版）2002年12月5日。

[21]同前引[26]。

[22]参见文勇：《制度决定论的贫困：对近代中国立宪政治失败的原因分析》载《浙江学刊》1999年第6期。

[23]著名思想家亚里士多德在论述法治时有一句名言：法治包含两层含义，即已通过的法律获得人们的普遍遵守，而人们所遵守的法律又是良法。

[24]参见秦前红：《宪法变迁论》武汉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13-215页。

[25]参见杨海坤：《跨入新世纪的中国宪法学——中国宪法学研究现状与评价》（下）中国人事出版社2000年版，第652-657页。李龙：《宪法修改与宪法权威》载《法商研究》1999年第3期。

[26]根据我国法理和宪政原则，以及惯常的司法实践，公民应当享有而宪法没有规定的权利，公民不得享有。参见秦前红：《宪法变迁论》武汉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19页。

[27]参见刘连泰：《<国际人权宪章>与我国宪法的相关比较》载《中共浙江省委党校学报》1999年第5期。

[28]鉴于学界对这两种权利宪法保护的必要性基本达成共识，本文只对有关的宪法规范设计略加探讨。

[29]参见蔡定剑：《中国宪法精释》中国民主出版社1996年版，第157页。周叶中：《宪法》高等教育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84页。

[30]秦前红：《宪法变迁论》武汉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19-220页。

[31]：《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32]周永坤：《政治文明与中国宪法发展》载《法学》2003年第1期。

[33]参见童之伟：《与时俱进完善宪法——循“十六大”精神修宪或释宪的十一点设想》载《法学》2003年第1期。

[34]参见童之伟：《岳阳市长“二选”风波的启示》载《法学》2003年第2期。

宪法思考范文篇3

一、独立审判宪法原则在中国的历史发展

独立审判作为中国的一项宪法原则,它的产生和发展经历了一个不断反复的历史过程。中国是一个有几千年封建专制传统的国家,历史上长期实行人治,司法与行政不分一直是中国历史上司法体制的一大特点。从清末修律开始,贯穿于整个中国近现代的独立审判问题才开始酝酿和勃发。“自清末以来,无论是在短暂的南京临时政府时期,混乱的北洋政府时期,还是战争频仍的国民政府时期,各种关于合理政制的评点,对行政干预司法、尤其是基层行政司法合一的批判,以及围绕司法党化或党义化的争论等,在很大程度上都是立足于司法独立的原则.,,[l〕但是,实践证明,宪法、宪政和独立审判不可能在政治动荡、战争频仍的条件下生存,所以,实际上,独立审判的宪法原则在旧中国形同虚设。

(一)1949年至1978年前—一新中国独立审利原则的确立与反复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百废待兴,特别豁要彻底废除国民党旧法统,为新中国的建立廓清政治和法律上的障碍。1949年2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废除国民党的六法全书与确定解放区的司法原则的指示》,同年4月,由董必武同志签署的《废除国民党的六法全书及一切反动法律》的命令,宜告“彻底地全部废除国民党反动的法律”。这就为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包括其司法体制在内的新政权扫平了宪政障碍。1951年制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暂行组织条例》第十条规定,“各级人民法院(包括最高人民法院)为同级人民政府的组成部分,受同级人民政府的领导和监督。”这种认识和规定,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独特历史背景有关。“司法从属于行政的体制正好适应了当时形势的需要。”图新中国成立初期,保证新生政权的巩固稳定高于一切,司法制度的设计及其功能必须为这个现实和根本的目的服务。1954年新中国第一部宪法的颁布,第一次将法院从同级政府中分离出来。宪法第七十八条规定,“人民法院进行独立审荆,只服从法律。”从而确立了独立审到作为新中国的一项宪法性原则。按照当时的解释,独立审判是指“法院审判是不管对什么人,都要依照法律办事,只要犯了法,就要依法到决。……法院独立进行审判活动是指其机关组织而言,而不是指审判员个人。同时,这种独立也只是相对的。法院要向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它的常委会负责并报告工作,下级法院要受上级法院的监督,还要受检察院的监份,所以说法院并不是什么特权机关.”[sj中国宪法之所以使用“独立审判”概念而不是“司法独立”,其理由有两点:“(1)认为法院的主要活动是‘审判’,而‘司法’包括的范围很宽,容易和司法行政机关的职权混淆.(2)‘司法’一词为旧宪法中所习惯使用,隐隐然有‘三权分立’的意思。当时也有人认为审判未必能涵盖法院全部功能,但综合考虑后,最终采纳了审荆一词.”〔习1954年宪法作为新中国成立后第一部社会主义宪法,就当时的历史背景下,从总体而言是一部适合中国国情的宪法,同时也为以后的几部宪法确立了墓本的模式。其规定的审判独立原则也有着极其重要的历史价值和现实惫义。从1957年下半年反右派斗争起,中国主要领导人对法制的态度改变了,从此不适当地强调阶级斗争和大搞群众运动,“司法独立”、“独立审判”被当作言论进行批判。整个“”期间,独立审到的宪法原则遭到了彻底否认和破坏.1975年宪法明确宜布取消独立审判原则,造成法制建设的严重倒退。1978年宪法比1975年宪法前进了一步,但是1978年宪法是在粉碎“”后不到一年半的时间里顺布的,因此也就很难正确地总结建国以来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的经验教训,所以这部宪法没有也不可能恢复独立审到的原则,而只规定了审到权由各级人民法院来行使。历史事实、特别是“”血的教训证明,忽视包括独立审判在内的宪政制度建设,所造成的负面影响和损害是灾难性的。

(二)1978年至今—中国独立审判原别的反忍与重构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法学领域里一些“左”的思想得到纠正。1979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法院组织法》重申了1954年宪法规定的独立审判原则,第四条规定“人民法院独立进行审判,只服从法律”。中共中央在1979年9月9日《关于坚决保证刑法、刑事诉讼法切实实施的指示》中指出:“党委与司法机关各有专贵,不能互相代替,不应互相棍淆。”为此,中央决定取消各级党委审批案件的制度。同年,全国人大五届二次会议通过的《人民法院组织法》,恢复了“人民法院独立进行审判,只服从法律”的规定。此后不久通过的1982年宪法第一百二十六条对独立审到原则加以确认,规定“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与此规定相适应,《人民法院组织法》和《人民检察院组织法》都做了相似的规定。1995年颁布的《法官法》则表明了立法者对待独立审判的认识更加理性和实际。继中共十五大提出“推进司法改革”后,十六大又进一步提出“推进司法体制改革”,保证国家审判机关依法独立公正地行使审判权,“要坚持党的领导与依法治国的统一,实行依法执政”,“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这些要求,说明执政党正下大决心、加大力度推进依法治国进程,深化司法体制改革,通过制度创新努力落实宪法规定的法治原则。

二、中国宪法关于独立审判原则的含义及内容

司法独立是西方法治文化和近代西方宪政发展的产物.中国关于司法独立或者审判独立的理念是舶来品,主要源于西方。西方崇尚的司法独立原则奠基于权力分立与制衡理论,是合理配里国家权力并保护公民权利的客观要求。这种理论认为,任何权力的结合都可能产生专制的力t,独立的审判才可能产生公正的裁判。在现代法治国家中,没有明文规定独立审到原则的国家弃弃无几。据荷兰宪法学者对152个国家宪法的统计,其中有105个国家宪法明确规定中央司法机关是独立的,占总数的73.9%,明确规定中央司法机关不是独立机关的只有2部宪法,仅占总数的1.4%。〔习这些数字充分表明,司法独立已成为绝大多数国家普遥奉行的一项基本法治原则。纵观西方国家,没有现成的司法独立的经验与中国国情完全契合,可以直接拿来为我所用。但其中的许多基本原理、原则、方法和措施,值得中国学习和借鉴。如何既从国情出发又尽可能地吸取外国(国际)经验,是研究和完善中国独立审判制度的关键。

(一)中国独立审利原则的含义独立审到不仅是法治国家的重要标志之一,而且是现代国家保障人民民主,尊重和保障人权与基本自由,实现社会正义的基本制度安排。独立审判是人类政治文明的共同理念和原则,它可以与不同的政治文化和社会制度相结合而形成不同的模式。在坚持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并结合中国国情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和完善中国的司法体制,使法官能够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是中国司法改革的必由之路。本着立足现实,着眼未来的原则,似可将中国宪法的独立审判原则理解为:在坚持宪法基本原则的前提下,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基础上,人民法院在审判各类案件时,忠实于事实和法律,根据自己对案件事实的判断和对法律的理解,独立自主地作出裁判,不受任何外来的影响和干涉。独立审判原则包含两个方面的含义:一方面是指审判权只能由法院行使,其他任何机关都不能行使;另一方面是指合议庭或法官个人独立行使审判权,只服从宪法和法律,既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及各级党委等组织、机构和个人的干涉,也不受其他法院或本院其他法官的影响。这样理解的价值在于:第一,这一概念坚持了宪法规定的基本原则,首先就是坚持宪法序言规定的四项基本原则,其核心是坚持共产党的领导。依照宪法,应坚持党的领导、维护执政党的权威,同时也要求执政党依宪执政,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由于执政党不是政权机关,更不是司法机关,因此不能直接行使审判权,而应当通过坚持和实行依法治国,保证人民法院独立公正地行使审判权,来保证体现了执政党主张和人民意志相统一的宪法和法律的有效实施。为此,必须依法保障人民法院的独立审判,树立法院和法官极大的司法权威。没有独立审判,就不能保证司法公正;没有公正司法,执政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就很难通过法律的形式有效而合法地贯彻执行。第二,这一概念坚持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架构下,法院由人大产生,对人大负责,受人大监督。人民法院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必须接受人大的监督。我们谈独立审判就意味着人民法院在行使审判权时,即使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也无权干涉,只能依法通过监督程序予以纠正。把独立审判原则置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之下,既符合中国根本政治制度的内在要求,又有利于保障独立审判原则的贯彻,也充分体现了这一司法制度的中国特色。第三,这一概念表明人民法院的合议庭和法官审判案件时,除了服从宪法和法律的规定外,不受任何组织、机关、企事业单位和个人的干涉,有利于保证公正司法。正如马克思所言,“法官除了法律就没有别的上司”。强调法官独立,就是法官在其司法事务中,对于他所处理的案件享有排他性的权利,没有人可以干涉他对案件事实的论证,以及对案件适用法律的取舍,依据自己的内心信仰和法律素养独立审理案件。1982年宪法规定的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是基于20多年前中国当时的法官素质还有待提高以及整个法治环境较差等因素作出的,经过改革开放这些年,实践证明,不是大多数法官自己没有能力作出判断,而是他们自己不能独立作出到断,不是他们对疑难问题作不出判断,而是考虑社会影响和某些非法律和事实因素而由审判委员会等进行决断。第四,这一概念更有利于司法程序的运作。从司法实践的角度而言,审判权行使是法官的个人“艺术”。如果个别或者少数法官审理案件确有错误,应通过正当法律程序,如二审、审判监督程序来处理。这样也有利于责权分明、统一。当然,法院独立与法官独立共同构成独立审判的有机统一体,其中法院独立是法官独立的前提和保障,法官独立是法院独立存在的真正价值所在,是法院独立在审判过程中的具体化。

(二)中国独立审判原则的内容中国宪法规定的独立审判原则包括以下内容:1.享有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的主体,只能是各级人民法院及其法官,其他任何机构、组织、团体和个人,都不能成为独立行使审判权的主体。而且,人民法院或法官,只有按照法律的规定(授权),才能成为独立行使审判权的主体。法院或者法官没有法律依据或者超出法律规定之外行使“审判权”,将可能构成越权或者违法“司法”;法院或者法官不履行其审判权主体的职责,面对案件而不作为,将可能构成对审判权的读职。2.人民法院独立行使审判权,只须服从宪法和法律,按照法律的规定和程序的要求进行活动。忠实于宪法和法律,严格遵守宪法和法律是人民法院独立审判的前提条件,绝对的独立审判,超出宪法和法律的独立审判是不允许的;同时,任何机构、组织、团体和个人干预人民法院依法独立行使职权的活动,也是独立审判所不允许的。3.人民法院是以独立的方式依照法律的规定行使职权的,其行使审判权的行为具有宪法赋予的排他性,一切组织和个人必须以宪法和法律为根本活动准则,都不仅不能破坏或者干扰法院审判的独立性,而且还负有维护法院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的义务。4.人民法院依法独立审判的范围、方式、程序,以其法定职权规定为限,不能超出法律允许的范围,不得违反法定的方式和程序。属于法官个人独立审判的案件,合议庭不得越姐代厄;属于合议庭负责独立审判的案件,审判委员会、法院院长不得取而代之。5.按照宪法规定的独立审判原则,任何非法干涉人民法院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的行为,都是违反宪法和法律的。无论以什么方式或手段非法干涉人民法院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的行为,都应当承担法律责任,受到法律的追究。6.人民法院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意味着合议庭和法官在审理案件过程中,不受上级人民法院及本法院行政领导或其他法官的干涉。〔6〕

三、实现独立审判宪法原则要处理好几个关系

保障中国宪法的独立审判原则,需要处理好“独立”于谁和怎样“独立”的问题。根据中国现状,主要是厘清独立审判原则与执政党的领导、人大监督、舆论监督等的关系。

(一)独立审判原则与执政党的领导历史证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是中国历史和人民的选择,是任何力量都不能动摇的。独立审判是在执政党的政治领导、组织领导和思想领导下的独立,独立审判绝对不是排斥党的领导和执政,而恰恰是以适应司法专业特点的方式来维护和坚持执政党的领导地位,实施执政党的执政行为,贯彻执政党法律化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独立审判制度完全是有利于坚持和维护执政党领导与执政的制度设计,也有利于执政党的自我发展与完善,实现共产党从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变。川这是因为,中国的宪法和法律是执政党领导人民制定的,中国的司法机关是在执政党的政治、组织、思想领导下依据宪法和法律设置的,其活动是在人大民主监督下进行的,因此,’法院的独立恰恰是体现和维护了执政党的领导权威和地位。相反,如果法院完全受命于党委,地方法官的命运掌握党委手中,党委直接过问案件情况并参与案件的讨论和审理,凭自己的主观判断、个人情感给案件发指示、批条子,反而会使党在人民心目中的形象和威望大打折扣,动摇执政党的地位。董必武早在1957年军事检察院检察长、军事法院院长会议上的讲话中就明确指出:“党的领导不是每个具体案件都要党委管,如果这样,那还设法院这些机构干什么。……整个工作的原则、方针、政策,那才是党委应该考虑的”。[s〕中国共产党是执政党,是国家政权的领导核心,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政治生活的基本准则。坚持党的领导与审判独立并不矛盾。但执政党对人民法院的领导主要是政治、组织、思想上的领导而不是工作业务上的领导和直接干涉。执政党对法院的领导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通过立法程序将执政党的意志转化成国家意志,把执政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变成具体的法律条文,便于法院执行。第二,在法官的任命上,执政党可以通过国家权力机关对自己考察推荐的干部讨论决定并任命。第三,在法官的罢免上,执政党可以通过权力机关以法定程序对任期终身制的法官的违法及违纪行为予以免职和惩处。

(二)独立审判原则与人大监督根据1982年宪法的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应对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负责并受其监督,地方各级法院对产生它的国家权力机关负责,并受其监督。在这里,法院向人大负责、受它监督,就是指法院通过严格执行人大制定的法律,努力做到裁判公正,从而实现人民的意志和利益,履行人民的重托,而不能理解为法院在行使职权过程中应该接受人大的具体领导。尤其是法院在审理案件的过程中,人大不应当对具体案件的处理发表意见,施加压力,作出指示甚至下令更改法院的判决。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中国人民当家作主的重要途径和最高实现形式,是中国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重要制度载体。“50年来的历程充分证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符合中国国情、体现中国社会主义国家性质、能够保证中国人民当家作主的根本政治制度,也是党在国家政权中充分发扬民主、贯彻群众路线的最好实现形式,同国家和人民的命运息息相关。这个制度健康发展,人民当家作主就有保障,党和国家的事业就顺利发展;这个制度受到破坏,人民当家作主就无法保证,党和国家的事业就会遭受损失‘”¹审判独立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坚持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前提下,人大与法院的关系应具体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国家权力机关通过立法,将执政党的主张和人民意志统一起来并上升为国家意志,为法院执行之根据,不得违反。第二,人大通过决定任免同级法院院长、副院长、审判委员会委员和其他法官,通过对法院院长向人大所做的工作报告的审议,监督法院审判独立和其他履行职责的情况。第三,根据宪法和法官法的规定,对有确切证据证明违反法官法的法官予以免职或惩处。第四,法院通过依法行使职权,保证公正司法与司法效率,对人大和法律负责。

宪法思考范文篇4

[关键词]修宪民主宪政财产权迁徙自由权公民基本权利宪法解释制度

一、修宪的价值

亚里士多德曾在《政治学》一书中指出：“法治应该包含两方面的涵义：已成立的法律获得普遍的服从，而大家服从的法律又应该本身是制定的良好的法律。”[1]（第119页）这句至理名言提示了法律的本质要求：即良法至上。纵观世界上法治建设比较成功的国家，不论他们人口多寡、地域大小以及历史文化概貌有多大差异，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特征：有一部良法并赋予其至高无上的权威。而宪法权威的确立又有赖于宪法规范的稳定性和适应性的动态和谐。宪法必须保持足够的稳定性，不能朝令夕改。如果频繁的行使修宪权和制宪权，就无法保持宪法的应有稳定性和连续性，从而损害宪法的权威。但我们必须认识到,“宪法的稳定性与宪法的权威不一样,后者是绝对的,而前者则只能是相对的。”[2]所以宪法规范又必须有适应性。“经验知识告诉我们，法必须受到人民的尊重，然后才有尊严，然后才会发生作用，但‘法’也唯有能够适应和满足现实社会的需要，然后才会为人们所遵守。”[3]（第179页）换言之，即科学的宪法是宪法权威确定的前提。一部科学的宪法能够完整的反映人们的宪法观念和价值追求。而使宪法科学性的一个重要途径就是修改宪法。正如有的学者所言，宪法必须随着时间和社会情势的变化而变化，宪法不在变化中自变,就会因其不变而为社会所推翻。在这种情景下，更不能奢谈宪法权威和法治。[4]世界上第一部成文宪法《美利坚合众国宪法》尽管只有7条，但宪法修改的相关规定便占据一席之地。随后成文宪法国家就相继效仿。在《世界宪法大全》一书上册收录的各国共80余部宪法中,就有60余个国家在宪法中明文规定了宪法修改的主体、修改范围和程序等问题。”[5]世界上几乎没有不被修改的宪法，“修宪”的重要功能就在于增强宪法的活力，维护宪法的权威，实现宪法价值，这也就是修宪的价值。因此建立一套完善的宪法修改机制并保障修宪权的恰当行使，是社会主义民主建设和我国现代宪政建设的必然要求。

那么,什么是修宪呢？修宪,即宪法修改,是指在新的宪法产生后,由于社会的发展和变化而需要对宪法规范做出适当变更的宪法创制活动。修宪的对象是宪法规范,它包括两方面内容,一方面是变更宪法形式,如宪法规范的构成方式；另一方面是宪法规范的内容。宪法规范的内容可以通过修宪予以废除、改变或者增加。这也是当

今各国修宪的主要方面。从各国宪法创制实践看,修宪都以不改变原有宪法规范所赖以存在的基本社会制度条件为限。

在改革开放的今天，“修宪”对中国具有极为重要的现实价值。从1982年12月4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中国现行宪法颁布施行至今已20年了。在随后的实践中，在1988年、1993年、1999年，中国又对现行宪法进行了必要的修改和补充。总书记在纪念现行八二宪法公布施行20周年时指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蓬勃发展，是宪法得以充分实施和不断完善的根本原因。实践没有止境，宪法也要随着实践的发展而不断完善。要适应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建设的发展要求，根据实践中取得的重要的新经验和新知识，及时依照法定程序对宪法的某些规定进行必要的修正和补充，使宪法成为反映时代要求与时俱进的宪法。特别是八二年以来的三次修宪，使现行宪法更符合改革开放、与时俱进的核心精神，提高了宪法的权威，[6]促进了社会的发展。但是，纵观这三次“修宪”，也有种种缺陷：其一，是修宪的内容集中在经济制度方面，三次修改共通过17条修正案，有11条约2/3涉及经济制度，对公民权利和国家权力制度的完善关注不足；其二，是修改后的宪法规范仍纲领性有余而规范性不足。[7]因此，中国宪法中政策性内容过多是我国宪法频繁修改的一个原因。其三，修宪过于频繁，削弱了宪法权威和公民原本就十分薄弱的法治和宪法意识。一部法律之所以被百姓信仰，就是因为它在司法实践中不断的被应用，不断的被认可和遵守。但我国现行的司法体制中，宪法却被人为地长期“虚置”，让它处在一种高高在上的地位。很多时候，人们几乎忘记了宪法的存在，忘记了自己本该享有的宪法规定的权利。因此我们在取得巨大经济建设成就的同时，又不得不承认：中国宪法权威不高，作用有限。这固有宪法实体内容与现实不协调的原因，更关键的在于宪法运行实施的程序安排及不合法。这就是为什么在依法治国的文明社会的今天会有“宪法司法化第一案”的齐玉苓案，[8]会有“中国违宪审查第一悬案”的孙志刚案件，[9]还会有“不明不白被关十二年”的杨志杰案。[10]

宪法的精神和内容本身不允许宪法经常被修改。什么是宪法？“宪法就是国家的根本大法。”[11]宪法根本性质就在于它调整社会关系的根本性。它主要调整政府和人民的关系，实质上是人民授予政府权力的契约。没有稳定性和权威性，宪法难以为“宪”，契约也就无法保障，也就会出现无数个孙志刚案件。一部宪法一旦制定，靠它的权威性得以实施是第一位的，而权威性又需要稳定性来维护。怎么才能解决宪法为了追稳定性而产生的滞后性、保守性的矛盾呢？对此学者们的观点不一。一种观点认为，改革是一个循序渐进、不断探索、逐步深入的过程，我们不可能对今后社会发展做出全面的规划。因此目前只能对宪法进行部分修改；另一种观点则认为现行宪法问题太多，小修小补无济于事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宪法规范与社会现实之间的矛盾。如莫纪宏博士认为，应对现行宪法所确定的基本原则和制度基于所提出的“三个代表”的精神和要求做全面、系统的修改，使宪法担负起承上启下、继往开来的历史使命。杨海坤教授则认为应该为全面修宪做好重复的理论准备。还有一种观点认为对现行宪法的零打碎敲式的修补，由于缺乏长期的通盘考虑，使人愈加感到宪法思路的杂乱无章，与其如此“还不如另起炉灶，缜密论证，尽快制定一部符合宪政要求的新宪法”。[12]除此之外也有人认为应完善我国的宪法解释体制，充分发挥这一宪法变迁的优势。

我想，在“制宪”还不成熟的现在，广义的“修宪”是可行的。对于广义的“修宪”，我认为主要有以下四点：

（1）可改可不改的就不改，以维护宪法的稳定性。

（2）能通过实践本身解决的就让实践去解决。“如宪法司法化可以解决许多违宪的问题”。

（3）根据1982年宪法第67条明确的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具有解释宪法和监督宪法实施的职权。）[13]启动至今尚未建立具体配套的操作程序和机制的宪法解释制度，在改革开放的精神指导下，对之加以扩大解释，“逐渐的将现行宪法关于宪法解释的规定制度化和具体化。”[14]在“修宪”条件不具备的情况下，用宪法解释代替大部分“修宪”，以保障宪法的稳定性和权威性。

（4）如果宪法的规定妨碍必要的制度建立和制约社会发展，在结合宪法解释及成熟的思想理论的条件下，可以部分修宪，条件成熟时可以全面修宪。

这四点并不是各自孤立的,而是有着密切联系,有机统一的。但在民主与法治日益深入人心的今天，广义的“修宪”应该被人民所重视，并且广义的“修宪”也是较为切实可行的。

二、关于我国修宪的设想。

修宪”是“宪法制定者或者是依宪法的规定享有宪法修改权的国家机关或其他特定的主题对宪法规范中不符合宪法指定者利益的内容加以变更的宪法创制活动。”[15]各国修宪的主体不同，代表的阶级利益也有很大的差别。

我国修宪的主体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首要原则是民主集中制原则，因此我国的修宪体现了人民民主的要求。我国现行宪法第六十四条规定，“宪法的修改由全国人民代表大常务委员会或五分之一以上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提议，并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以全体代表的三分之二以上的多数通过。”[16]（第64条）这样规定就将宪法修改的合理性和现实性紧密结合起来，使我国“修宪”能够准确的反映人民的利益和要求，体现人民民主。

中国宪法内容庞杂，除了传统宪法所包括的公民权利和国家权利两部分外，还有大部分关于经济制度、文化制度和社会政策方面的内容。八二宪法颁布至今，已经有过三次的部分修改，可修改的内容集中在经济制度方面。而对于民主主体的广大公民的基本权利保护不足。我认为以后的重点应放在公民权利方面。保障公民的基本权利不仅是宪政追求的目标，也是社会主义民主的要求。[17]（第2页）我国法学界针对现行宪法公民权利列举不足的缺陷,认为应该对公民的财产权、迁徙自由权、生命权、思想自由权、罢工权、环境权、生存权和发展权给予宪法保护。联系我国的基本法和我国对已加入的两个人权公约（《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和《社会权利、经济权利与文化权利国际公约》）承诺的义务，我国宪法目前应该增添的公民权利只有迁徙自由权和生命权两项。对生命权的保护是基本的，在宪法中明示即可，而我国历来主张的生存权和发展权则是更高层次的权利。根据理论准备的成熟程度并结合我国的生活实际，我认为公民基本权利中的财产权和迁徙自由权应成为以后“修宪”的重点。

第一，关于财产权宪法保护的完善。

现行宪法仅第十二条和第十三条就公共财产和私有财产做出了相关规定。第十三条第一款规定“国家保护公民的合法收入、储蓄、房屋和其他合法财产的所有权，”同时还规定保护城乡劳动者个体经济（第十一条第一款）、私营经济（1988年修正案第一条）以及外国的企业和其他经济组织或个人（第十八条第一、二款）[18]的合法的权利和利益。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以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形成和发展，现行宪法之中有关私人财产权保障的规范体系也显示出明显的内在局限性，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保障对象的局限性，即基本上偏重于对公民的合法收入、储蓄、房屋和其他合法财产的所有权的保障，也就是主要偏重于对公民生活资料的保障，而民间掌握的大量生产资料尚未得到合法地位，得不到宪法保护。

（2）规范体系的不完整性，体现在财产权保障规范仅仅由保障条款和制约条款构成，而缺少损害补偿条款。

（3）保障对象法律性质的不确定性，表现在有关公民财产权保障的规定，置于第一章总纲部分，融入宪法有关社会经济制度中。

这三方面同时构成了我国财产权的宪法保护的致命缺陷，所以在“修宪”时必须注意以下几点：首先，将财产权置于“公民的基本权利与义务”一章中，作为公民基本权利加以保护。其次，在程序规范设计中，应遵从现代国家的通常做法。现在财产权的宪法保障制度的规范内容主要蕴含了三重的结构，即不可侵犯条款；制约条款和征用补偿条款。三层结构相辅相成，环环相扣，不可分割。我国的财产权宪法保护体系也应该含概这三部分内容。

第二，关于迁徙自由权的宪法保护

从《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公约》第12条规定看，迁徙自由包括国内迁徙自由、国际迁徙自由和归国自由。我国五四宪法也曾赋予公民迁徙自由权，但现行宪法取消了这一公民权利，主要是考虑到了我国经济发展水平比较低，在可以预见的未来，还不能为公民的迁徙提供充足的、可供自由选择的条件。实际上，我国国民经济已逐步发展壮大，类似孙志刚案件的层出不穷，已成为国民经济发展的严重障碍。并且迁徙自由权本应就是公民享有的宪法权利，在民主法治日益深入人心的今天，不应该漠视这一权利。（根据我国法理和宪政原则,以及惯常的司法实践,公民应当享有,而宪法没有规定的权利,公民不得享有。）[19]（第219页）在修宪规范设计上，至少应包括以下内容：公民有迁徙自由，不得侵犯。

三、修宪是我国实现宪政的需要。

“宪政是什么呢？就是民主的政治。”[20]（第732页）

《宪法词典》认为，“宪政，以宪法为中心的民主政治。即民主和法制的结合，构成政权的组织形式。”[21]（第351页）“没有宪法的存在是谈不上宪政的。”[22]（第90页）“宪政以宪法为起点”，“宪法是宪政的前提”[23]（第160页）我国著名宪法学家张友渔曾经对宪政概念作过精确的表述：“所谓宪政就是拿宪法规定国家体制，政权组织以及政府和人民相互之间权利义务关系而使政府和人民都在这些规定之下，享有应享有的权利，负担应负担的义务，无论谁都不许违反和超越这些规定而自由行动的这样一种政治形式。”[24]（第100页）宪政具体是干什么的呢？一方面是要保障公民基本权利；另一方面要制约公共权力，包括政党权力、立法、司法、行政权力都应受到制约。因为“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有权力的人们使用权力一直到遇到界限的地方才休止。”“若防止滥用权力就必须以权力约束权力”。[25]（第154页）保障公民基本权利、制约公共权力，说到底就是要有一部科学的良法并赋予其绝对的权威，使宪法付诸司法实践。而在现行宪法还不完善的情况下，实现这两个方面的一个重要途径就是“修宪”。

第一，从理论上分析：“修宪”能加强宪法的正当性、确定性、功能性和调整性。而这也正是“现代宪政应当具有的四个基本内容：宪法的正当性、宪法的确定性、宪法的功能性和宪法的调整性。”[26]（第19页）

（1）宪法的正当性是宪法的产生应有充分的理由，是正当的，符合一般正义原则的要求。宪法的正当性要求宪法必须是人民主权的产物，创制宪法的目的必须立足于更好的为人民服务，最大程度实现人民利益。宪法的正当性还应包括“制宪”的正当性和“修宪”的正当性。

（2）宪法的确定性是指处于实践状态的宪法规范本身具有肯定的特征。内容模糊的宪法规范是无法予以实施的，因而也就不可能通过实施宪法来达到实现宪政的目的。我国现行宪法的确定性不是很完善，在全面“修宪”时机不成熟的情况下，部分“修宪”及启动宪法解释制度无疑是最好的途径。

（3）宪法的功能性是指宪法规范具有比较明晰的规范作用和社会作用。宪法规范应当是最基本的法律规范，任何普通的法律规范的产生，其内容必须以宪法规范的要求为前提，并不得与宪法规范相抵触；宪法规范必须在实践中能够对现实的国家事务和社会事务发挥社会行为规范的调整作用。现代宪政的一个根本原则是“一切权力都是有限的，权利原则上是无限的。”（特殊限制除外）因此我们要通过“修宪”实现一个“有限政府”：“一个某些领域永远无权做出决定的政府；一个像普通公民一样手法和负责的政府；一个内部有分权和制衡制度的政府。”[27]因此政府职能和权利是有限的，只有这样宪法对国家权力以及其他公共权力的运作、对公民基本权利的实现、能够起到现实有效的调整作用。一个不能在实践中对一个国家的国家权力的行使，公民权利的实现起到现实的保护作用的宪法，是不符合现代宪政的基本要求的。而要想符合现代宪政的基本要求也只有“修宪”。

（4）宪法的调整性，是指一个在实践中对国家和社会事务起到现实的调整作用的宪法，必须具有与实施宪法要求相适应的监督、评价、调整和制裁手段。没有这些必要的实施宪法的调整手段，就无法对违宪事件加以违宪追究。值得注意的是作为最高领导人第一次提出“违宪审查”，强调健全宪法监督机制，宪法解释机制，及时纠正一切违宪行为。因此，我们可以以当今“违宪审查”第一悬案为契机，激活中国违宪审查制度，并同时推动宪法实施监督制度及宪法解释制度。

第二，从历史角度考虑,百年宪政一直是中国人的梦想。回顾历史，吸取历史经验教训，我们以后“修宪”的重点也应放在保障公民的基本权利上。这是因为公民基本权利的实现程度是宪法转为宪政的关键，而公民的基本权利的保障则是宪政的核心价值和指导思想。[28]但是中国百年宪政之路从一开始就偏离了方向，从清末立宪至孙中山的五权宪法；从中国第一部宪法颁布到1999年宪法修正案“依法治国”这一治国方略的制定与实施，百年宪政，跌宕起伏。虽然我们“有理由相信自己已经站在宪政的路口”[29]（第41页）但毕竟“中国还没有实现宪政”。宪政仍然仅仅“是中国为其完全实现而为之奋斗的目标和理想”。[30]（第589页）宪政在中国一开始就是被作为一种富国强兵的工具而不是人们普遍的价值认同；[31]宪法本身更多的是被用作一种政治策略，而不是一种实质意义上的法律；而对宪政工具化的理解和接受，在亚洲国家中相当具有普遍性。[32]（第64页）这就是我们一直所走错的方向，因此我们也不难理解百年宪政之梦为什么还那么遥远！

以前文反复所提议的修宪以及今后修宪的重点放在公民的基本权利上，不仅是完善现行宪法的需要，也是在现行宪法的前提下实现我国宪政的需要。

依法治国，建设法治国家，是我们一个多世纪以来的梦想。不知是历史戏弄我们还是社会进步和成长的代价，一个世纪过去了我们的民主建设和宪政追求仍旧处于起步阶段。今天我们又站在历史的关节点上，市场经济的发展对国家权力提出新的变革要求，公民的权利和民主自由需进一步保护，解决这些问题不能只靠“修宪”，走宪政之路是必然。正如在报告中所言，“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最根本的是要把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起来。”中国在迈向市场经济以后,首先应通过“修宪”型塑一部科学的宪法,然后有步骤地推进宪政建设,限制公共权力,保护公民权利,将以保障个人权力利核心的宪政理论与民主理论结合起来。就有可能开启宪法时代,实现百年宪政。也就是民主和宪政结合起来，因为宪政是民主的最根本方式，也是中国的必经之路。

20世纪初，孙中山先生说：“事有顺乎天理，应乎人情，适乎世界之潮流，合乎人群之需要，而为先知先觉决志行之，则断无不成者也。”

百年后的今天，再重温这段话，诚哉斯言。

参考文献

【1】[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商务印书馆1965年版（第199页）。

【2】吴家麟：《宪法之上使建设法治国家之关键》载《法商研究》1998（第3期）。

【3】荆知行：《宪法变迁与宪法成长》台湾中书局印行（第179页）。

【4】舒国滢：《宪法的时间之维》载《法学研究》1999（第3期）。

【5】姜士林陈玮：《世界宪法大全》（上册）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8版。

【6】参见：《人民日报》（海外版）（2002年12月5日）《在首都各界纪念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公布实行二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莫纪宏《改革开放是宪法修改的核心精神》载《宪法学习》。王叔文《宪法修正案的基本精神和意义》载《法学研究》1999年（第3期）。孙丙珠《修宪提高了我国宪法的权威和尊严》载《法学研究》1999年（第3期）。

【7】范思信认为三次修宪最大的缺陷之一是“没有把修宪的中心放到公民直接权利的宣言和保障上，而只是在权利原则甚至国策方针的宣示上做文章”。林来梵认为修改后的宪法规范“仍纲领性有余，规范性不足。”参见：范思信《直接权利与修宪》载《法商研究》1999（第3期）。林来梵《为宪法呼唤规范性》载《法学研究》1999（第3期）。

【8】《21世纪环球报道》2002年12月30日（第7版）。

【9】《南方周末》2003年5月15日第一千零五期（第1版）。

2003年5月22日第一千零六期（第4版）。

【10】《南方周末》2003年1月29日（第7版）。

【11】《宪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许崇德主编（第12页）。

【12】参见：莫纪宏《制定一部继往开来的新宪法》载《人民法院报》2001年7月30日（第二版）。杨海坤《应为全面修改现行宪法做充分的理论准备》载《法学家》2000年（第3期）。苗连营《关于制宪权的行而下思考》载2002年中国法学会宪法学研究会学术研讨会所编制的论文汇编（第72页）。

【13】《宪法》条文1982年（第67条）。

【14】《宪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许崇德主编（第35页）。

【15】《宪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许崇德主编（第32页）。

【16】《宪法》条文1982年（第64条）。

【17】李步云在《宪政中国》一文中认为,宪政应该包括三个基本要素,即民主、法治和人权。民主是宪政基础，法治是它的重要条件,人权保障是宪政的目的。参见：《宪法比较研究文集Ⅱ》（第2页）中国民主与法制出版社1993版。

【18】《宪法》条文1982年（第11条、第13条）。《1988年宪法修正案》（第1条）。

【19】参见：秦前红《宪法变迁论》武汉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19页）。

【20】《选集》（第2卷第732页）。

【21】《宪法词典》吉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351页）。

【22】莫纪宏：《政府与公民宪法必读》1999年版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第90页）。

【23】周叶中：《宪法》高等教育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

【24】张友渔：《宪争论丛》上册（第100页）北京群众出版社1986。

【25】[法]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张雁深译商务印书馆1961版（第154页）。

【26】《宪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许崇德主编（第19页）。

【27】《南方周末》2003年3月13日第九百九十六期（第1版）《从尊重宪法开始——百年反思》。

【28】宪政的基本价值应当包括人权的切实保障，权力的合理配置，秩序的严格维护，利益的有效协调等，但毫无疑问，在这个价值序列中，人权保障居于核心地位，而维护秩序，权力制约和利益协调等则居于从属或次要地位。参见：《宪政基本价值论》载《社会科学研究》1998年（第6期）。

【29】蔡定剑：《中国宪政之路——百年回眸与未来之路》载于刘海年主编《人权与宪政》中国法制出版社1999年版（第41页）。

【30】李步云：《宪政与中国》载于李步云张文显主编《法理学论丛》（第一卷）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589页）。

宪法思考范文篇5

论文摘要：遵守宪法是适用宪法的逻辑基础，适用宪法行为的本身也是对于宪法的遵守，不可将两者完全隔离开来。宪法的司法适用也不意味着法院享有宪法解释权及违宪审查权。我国宪法司法适用应先从保护宪法上的公民基本权利开始，从解决宪法权利受私权侵犯开始，逐步建立起宪法的“司法审查”机制。

一、引言

宪法司法化不是一个新话题，在齐玉苓案后学界对宪法司法化研究掀起一个热潮。2005年11月在北京举行的宪法司法化理论研讨会上，基本确立了宪法司法化的正当性和必要性。宪法“只有获得‘司法化’之后，才能进入到普通人的生活中去，而不是高高在上的‘最高法’或‘根本法’——换言之，宪法效力才能真正的体现出来”。近来，宪法司法化的问题又重新引起了学者们的热议。这主要源于最高人民法院于2008年12月8日以“已停止适用”为理由，废止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以侵犯姓名权手段侵犯宪法保护的公民受教育权的基本权利是否应当承担民事责任的批复》(“法释字[2001]25号”)，该决定自2008年l2月24日起实施。紧接着华东政法大学童之伟教授在《中国法学》2008年第6期撰文《宪法适用应遵循宪法本身规定的路径》，以宪法实施、宪法适用和宪法遵守的区分为切入点，对我国宪法“司法实践”进行评析。认为“宪法司法适用在我国没有宪法依据，在我国既无采行的现实可能性，也看不出发展的前景”。并最终得出我国宪法的适用应该走最高权力机关立法适用和监督适用的路径，法院审理案件时援用宪法是对宪法的遵守而非适用，应该强化国家权力机关的宪法适用，同时消解“宪法司法化”这一伪命题。最高法院决定的出台和学者的上述言论，又一次将宪法司法化理论争议推向新的高潮。如何看待宪法的适用与宪法遵守的区分，并进一步追问我国宪法学界多年来一直探讨的“宪法司法化是一个假命题还是一种希望与追求”，关乎我国宪法今后的发展道路和前进的方向。

二、宪法适用的辨识

童教授在他的文章中指出：“宪法适用方面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不小程度上是因为我国学术界没能结合我国实际理顺一些基本概念及其相互关系。理Jl~IfH关的基本概念并合乎逻辑的运用这些概念，是人们解决好面对重大课题的学理基础。”因此，要搞清楚宪法能否司法化，我们不妨也从这一问题所涉及的一些基本概念谈起，进行系统的梳理和阐释，以消除我们在理解和应用中的诸多偏颇。

1．宪法的适用的界定

狭义上的“宪法的适用是指特定国家机关，依照法定程序，具体的适用宪法处理违宪案件的专门活动。”“从广义上讲，宪法的适用就是宪法的贯彻与执行，俗称‘行宪’。”“宪法的适用从广义上说是指宪法在实际生活中的运用，它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凡公民和国家机关都必须遵守宪法；(2)宪法在司法活动中被适用。狭义上仅指司法机关对宪法的适用。”“宪法的适用是一定国家机关对宪法的实现所进行的有目的的干预。它一方面指国家代议机关和国家行政机关对宪法实现的干预。……另一方面则指国家司法机关对宪法实施的干预。”对于宪法适用的概念不同的学者有不同的理解，但无外乎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界定：第一，宪法适用的主体。宪法的适用必须是法律授权的专门机关来行使，其他任何组织与个人无权适用。第二，处理具体事务的过程中运用了宪法，在遵守宪法的基础上将宪法作为一种活动的方式或工具加以利用。第三，处理了一定的具体事务或者为一定行为。适用宪法的核心或者说最终目的就是要为一定行为。这一行为是宪法适用的载体，若没有行为，宪法的适用将无法落实。根据以上分析，对宪法的适用可以作出如下界定：广义的宪法适用指特定的宪法关系主体依照法律程序，运用宪法处理具体事务的活动，包括宪法的立法适用、监督适用、行政适用及“司法适用”。狭义的宪法适用仅指宪法的“司法适用”，当然有学者主张宪法不能在司法过程中适用，这是我们在后文要讨论的内容。

2．宪法适用与宪法遵守的辨析

反对宪法司法化的学者主张，那些所谓的“宪法司法化”的案例不过是人民法院遵守宪法的行为，并非对于宪法的适用。那么，究竟如何区分宪法的遵守和宪法的适用呢?这确实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童教授认为，遵守宪法与适用宪法的区别表现在诸多方面。(1)所有宪法关系主体都有遵守宪法的义务，因而遵守宪法的主体具有普遍性；适用宪法的主体具有严格的要求，不仅通常必须是国家机关，而且必须是经宪法授权的国家机关，因而适用宪法具有主体上的垄断性。(2)宪法关系主体遵守宪法的行为较多被动性、服从性，较少主动性和可选择性，而适用宪法的行为有较多的主动性和可选择性。(3)宪法关系的主体遵守宪法时不用宪法的规定直接处理具体问题或据以裁判争议，但适用宪法一般会运用宪法的具体规定处理具体问题或裁断具体争议。(4)遵守宪法时，宪法有关规定对宪法关系主体和有关事项的有效性、权威性，往往是无可争议或不证自明的，而适用宪法情形通常并非如此。l2童教授不仅在理论上大下工夫，还对《中国宪法司法化：案例评析》中所收录的33个案例进行了分类评述，以区分宪法的适用和遵守。宪法的适用和遵守确是两个概念，我们应该对其加以区分。但在上述四点中，童教授用了“较多、较少、较多、一般、往往、通常”六个这样模糊的修饰词。可见，童教授对于两者的区分也很难准确地予以把握。

按照学界的一般理解，所谓宪法的遵守是指一切国家机关、社会组织和公民个人依照宪法的规定，行使权利(职权权)和履行义务(职责)的活动。它也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的遵守指依法办事，依法享有权利并行使权利，依法承担义务并履行义务；广义的宪法遵守相对于违反宪法而言，不违背宪法即是宪法的遵守。我们这里所讲的宪法遵守指的是狭义上的宪法遵守，即依宪法办事。仅从概念上我们还无法将遵守与适用区分开来，还必须从以下几方面进行分析。(1)宪法的义务主体具有普遍性，包括一切国家机关、社会组织和公民个人；宪法的适用主体具有特殊性，必须是经法律授权的专门机关。(2)在宪法的适用活动中，遵守宪法是适用宪法活动行为的另一个方面，其与遵守宪法并不是完全割裂的两个过程，是一枚金币的两面。同时，宪法遵守是宪法适用的基础，任何适用都必须以遵守宪法为逻辑前提。特定机关遵守宪法的行为，从另一角度来看也是对于宪法的适用。因为遵守宪法是依据宪法而为一定行为，相对于整个活动过程来说，并没有处理具体的事务，但相对于该行为本身来讲，它也是在处理一定的事务。在王禹编著的《中国宪法司法化：案例评析》的33个案例中，作者将其分为三种情况：一种是作为原、被告提交的法律依据，仅仅在判决书中提到过；第二种是出现在法院判决书中的说理部分，来分析双方当事人提出的权利主张是否有宪法依据；第三种是直接出现在判决部分。第一种情况，宪法被作为原、被告的法律依据来主张自己的权利或否认对方的权利，是对宪法一般性的提及，当然不属于宪法的适用情况。在第二种情况中，我们举一例，莫尊通不服福州市人事局批准教师退休案，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1997)榕行终字第43号判决书：“被上诉人福清市人事局作出的批准退休决定处分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所规定的公民的劳动权，是具体的行政行为，行政相对人对此不服的，有权提起行政诉讼，人民法院对此具体行政行为进行司法审查。该案在说理部分运用宪法，将其作为支持其他法律形式的法律根据加以引用，从判决上来看并没有对具体的案件起到决定性的作用。但是，司法活动是一个过程，而不是一个判决结果，宪法的司法适用不仅包括在判决结果中适用宪法，在司法活动的过程中适用宪法也理所应当是对于宪法的适用。福清市中级人民法院对于宪法的援引，一方面从整个司法活动来看，宪法“参与”了这一活动过程；另一方面，法院运用宪法确认莫尊通的劳动权，也是对于具体事务的处理，符合童教授对于宪法适用内涵的界定。第三种情况中，法院利用宪法直接作出判决当然是对宪法的司法适用(3)遵守宪法是相对主体是否按照宪法来规范自身行为而言的，而适用宪法侧重于强调宪法在主体的行为过程中是否得到了应用。宪法适用的主体对于宪法的适用也是对于宪法的遵守，在这种情形下，两者是对同一行为不同角度的理解，并没有本质的区别。

理顺了这些知识后，按照我国现行国家制度的运作模式，就可对童教授所谈到的宪法司法适用问题进行一个理性的检讨和分析。

三、关于宪法司法适用的几点思考

第一，“树立宪法适用与宪法遵守的区分意识”不能否认宪法司法适用的理论和实践基础。从理论上讲，宪法的司法适用是宪法本身的要求。法院适用宪法不仅与我国现行宪法制度不相抵触，而且是实施宪法、维护宪法权威的基本要求也是宪法本身的要求。对于宪法第126条和131条规定，“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人民检察院根据法律规定独立行使检查权”中的“依照法律规定”的“法律”是否包括宪法，其实是一个宪法解释的问题。这种解释只有有权机关才能作出，其他任何个人或机关都不能做出当然的解释，更不能以这种解释来否认宪法作为审判和检察活动的依据。无论是检察院依据法律行使检察权还是法院依据法律行使审判权，都是对于法律的拘束、执行等“法律效力”的一种利用。宪法序言中明确规定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具有最高法律效力”。若将宪法排除在“法律”之外是对宪法规定的一种违反，宪法的最高效力也只能是一句空洞的口号而已。若真如此，“人们不禁要问，宪法的法律意义体现在什么地方，宪法是基本法、根本法反而不能成为法了：中国宪法似乎陷入了白马非马的悖论中。”从实践方面讲，审判活动是一个过程而非一个结果，宪法的适用不应只包括在最后的判决中运用宪法的情况，法院运用宪法说理及确认相对人的权利也是对于宪法的司法适用。

第二，人民法院对于宪法的司法适用并不意味着人民法院享有宪法解释权及违宪审查权。相信大多数学者都会同意宪法的司法适用与违宪审查完全是两个概念，法院在不享有违宪审查权的情况下也可以适用宪法。“在我国台湾地区，正如德国，一般法院虽然没有违宪审查权和宪法解释权，但他们可以在判决案件时援引和适用宪法条文。”有学者主张，根据法律适用的“三段论”来分析，法院在具体案件中适用宪法时，往往无可避免地要对法律规范做出一种“解释”，而在我国，宪法解释权只能为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享有，法院既然没有宪法解释权就不可能在司法过程中真正适用宪法。这看似是一个严谨的推理，但我们仔细审视便不难发现这里所讲的“解释”并非我们通常意义上所讲宪法解释，在台湾地区这种“解释”又被称做“合宪法律解释”，这种“解释”更确切的来说应该是一种理解或者是解析。这种理解并不以解释法律的本身为目的，也不是为了形成具有普遍约束力的具体判断标准。它只是宪法适用中的一个阶段性行为，作为一种方法为法官所运用，而并非作为一种权力为其所享有。龚向和教授在论及这一问题时这样追问道：“若适用宪法必须有违宪审查权，那么难道说行政机关适用宪法有‘行政解释权’、‘行政审查权’吗?普通法院在适用法律时有司法解释权、‘违法审查权’吗?

第三，宪法的司法适用应该在坚持“穷尽救济手段”原则和“政治保留”原则的基础上，从保护宪法上的公民基本权利开始逐步走上宪法“司法审查”的道路。宪法的司法适用并不是说法院可以随便引用宪法对任何案件加以裁判，适用宪法有严格的程序和条件限制，否则将会滥用宪法，损害宪法的权威。“穷尽救济手段”是世界各国在宪法适用中普遍遵循的原则。这主要是由于宪法是原则性和抽象性的规定，如果有普通法律而适用宪法会造成法官判案的主观臆断性。该原则要求法院或法官只有在现行的法律和各种救济手段都不能保障公民基本权利时，才可以适用宪法进行裁判。“政治保留原则”也可称为尊重现行政治体制原则或回避政治问题原则，是指在宪法适用的过程中，须尊重既有政治体制，凡政治体制中已提供解决途径的，就不纳入到宪法诉讼之中。这一原则主要源于美国宪法审查制度。在美国，政治问题被最高法院认为具有不可诉性而加以回避，法院不干预政治问题，以免自己陷入尴尬的境地。在我国宪法适用的体制构建中，这两项原则也是值得借鉴和应该坚持的。公务员之家:

宪法思考范文篇6

[关键词]检察解释，检察权，司法解释体制，宪法修改

1981年五届全国人大19次常委会通过了《关于加强法律解释工作的决议》（以下简称《决议》），该《决议》中规定：“凡属于法院审判工作和检察院检察工作中具体应用法律法令的问题，分别由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进行解释，两院解释如有原则性的分歧，则应当报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解释或者决定。”这是高检（最高检察院的简称，以下用语均取同一含义）取得法律解释权的直接依据。从此，高检理直气壮地进行了一次又一次的法律解释活动。但是，众所周知，我国建国以来的四部宪法典均没有规定高检的法律解释权问题。那么高检法律解释权的合法性与正当性何在？在全国人大也没有相关立法规定的情况下，全国人大常委会是否具有这样的立法创制权力？高检的法律解释权的性质究竟应如何定位？高检的法律解释在司法实践中所面临的种种困境应如何看待和解决？等等，这些问题都需要进一步厘清和探讨。

一、高检法律解释权缺少合法性基础

如前所述，全国人大常委会的1981年《决议》是高检取得其法律解释权的直接依据，但是这一《决议》是否符合宪法和相关基本法律的规定，全国人大常委会是否具有这样的立法创制权，都是值得考虑的。首先，“法律的有效性不仅取决于对某些形式性的立法程序的遵守，而且还要取决于对某些立法管辖权规则的服从。”[2]而从立法管辖权的角度来看，我国宪法规定，全国人大常委会仅仅有权制定和修改应当由全国人大负责制定和修改的基本法律以外的其他法律。宪法中又明确指出由全国人大负责和修改的基本法律是指刑事、民事、国家机构、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等方面的法律，因此，有关确定法律解释权由谁行使，即规定法律解释权主体问题的法律，应属基本法律的范畴。高检法律解释权作为国家最高检察机关的一项权力，显然只能通过宪法加以规定或通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立法的方式取得，全国人大常委会是不具备这样的立法创制权力的。另外，从立法解释权的角度来看，尽管我国宪法第67条第3项规定：“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全国人大常委会有权对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的法律进行部分补充和修改，但不得同该法律的基本原则相抵触。”但本规定的前提是，宪法和法律对此曾作出过相关规定。如果是我国宪法和全国人大制定的法律中都没有对高检的法律解释权作出过规定，那么全国人大常委会的1981年《决议》也就不具备立法解释的意义。据上可以看出，无论是在立法管辖权方面，还是在立法解释权方面，全国人大常委会都不具备赋予高检法律解释权的主体资格和权限，《决议》中的规定，逾越了全国人大常委会的法律权限，与宪法和法治的一般精神相冲突。推而论之，自1981年以来高检所行使的法律解释权缺少应有的合法性和正当性基础。

高检与高法（最高法院的简称，下同）事实上行使法律解释权，是我国司法解释体制中颇具中国特色的一种现象。实际上世界许多国家司法解释权的表现形式和操作进路各不相同。在英美法系国家，司法解释权的取得往往经由判例而产生。比如美国是判例法国家，其宪法中并没有明确规定司法机关的解释权问题，但是美国司法机关最终之所以取得司法解释权，与马伯里诉麦迪逊一案有直接的渊源关系。早在1787年美国宪法制定当初，以汉密尔顿为首的联邦党人就曾经提出过解释法律的问题。汉密尔顿说：“解释法律乃是法院的正当与特有的职责，……，所以对宪法及立法机关制定的任何法律的解释权应属于法院。”[3]汉密尔顿和马歇尔都认为，司法机关要将一个具体的法律规定适用于一个具体的案件，必然涉及到对法律的解释，不解释法律，就弄不清法的含义，也就谈不上正确使用法律，因此，法官必须解释法律，并在解释法律的基础上审查法律的合宪性问题。马歇尔在马伯里诉麦迪逊一案中代表法院阐明判决意见时，明确地强调：“阐明何为法律是司法部门的职权与责任，那些把规则应用到特殊案件中去的人，必然要阐述与解释那项规则。”[4]在此案例之后，美国司法机关最终取得了司法解释权。

在制定法系国家中比如法国，判例不能成为法律的正式渊源，法律被视为既有的、不容违背的客观规则，因此司法机关的职能仅仅在于依据先存和既定的规定和原则，来支持和反驳当事人的权利诉求，解决社会冲突，原则上司法机关没有创制性的立法解释权[5].我国实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垄断立法权力，是这个制度本身的当然之义；为使法律准确适用而对法律条款的含义作出阐释和说明，原则上也应由立法机关担当这一使命。否则，如司法机关[6]获得法律解释权，不仅在实践上会导致法律的不统一，而且会颠覆人民代表大会的权力机关和立法机关复合的地位。

值得注意的是，高检法律解释权宪法依据的缺失，其根本原因在于我国违宪审查机制的不健全，致使像《决议》此类文件的违宪性没有被发现和重视。宪法是我国的根本大法，依法治国就是依宪治国，在中国法治进程继续推进的时候，上述问题仍然不断出现并可能仍长期存在，不能不让人感到些许遗憾和深深的反思。

二、高检法律解释权与检察院的本质属性冲突

检察机关具有法律监督权和检察权，这是宪法与法律赋予检察机关的基本权力，同时，81年《决议》，又使高检取得了法律解释的权力。同一权力主体的这些权力之间是否存在冲突，相应的制度设计是否合理，我国宪法和法律应如何对检察机关的性质，以及对检察权的内涵和外延作出明确界定，这些问题都需要我们做进一步的讨论。要回答这些问题，首先就要对上述权力的属性进行理论上的分析，进而厘定各种权力之间的关系。其中检察权的属性问题是首要问题。

学界对检察权的本质属性的争论，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

观点一：检察权在本质意义上应当隶属于国家行政权，检察机关也应当定位为行政机关。[7]其理由是，与司法权的本质属性相比，检察权的权力特征和其机构设置与国家司法权的内在属性是完全背离的，检察权并不具有国家司法权的终局性、中立性、和被动性等本质特性。相反，“检察机关的组织体系和行动原则具有行政特性”，[8]在我国，检察机关建立了层次分明，结构严谨的组织体系，实现了上级对下级的领导体制，下级则有服从义务，这具有典型的行政特性。另外有学者认为，检察机关的基本职能是公诉，检察权在本质上主要表现为公诉权，以公诉权为基本内容的检察权在本质属性和终极意义上应属于行政权。[9]

观点二：检察权本质上属于司法权。[10]这种观点认为，检察权应归属于司法权的范畴。主要理由是，从国家体制看，我国实行人民代表大会制，在“一府两院”的架构下，检察院与行政机关已彻底分离，检察权从体制上来看，已经不是行政权的问题；从司法权的含义看，司法是司法机关依司法程序就具体事实适用法律的活动，检察机关参加司法活动，在办理有关案件中采取措施，作出决定，是对个案具体事实适用法律的活动，符合司法权的特征；从诉讼程序看，诉讼是行使司法权的基本方式，而检察机关作为诉讼活动的主要参加者，其权力属性必然具有司法权的特征。

观点三：检察权具有行政与司法的双重属性。[11]这种观点认为，检察权既具有行政权的特性，也具有司法权的属性，因此，应当结合起来考虑。

观点四：检察权在本质上属于法律监督权。[12]此种观点认为，检察权是兼有行政和司法等多重性质的法律监督权，本来就是独立于行政权和司法权之外的一项权力，不应简单地将其归属于行政权或司法权，司法属性和行政属性都只是检察权的兼有特征和局部特征，它最本质的特点是法律监督。

以上四种观点基本上代表了现阶段学者在检察权性质问题上的态度。学界所以对这一问题存在诸多争议，一方面是因为，人们对宪法和法律的相关条文的规定存在不同的理解；另一方面，是由于制度设计的不合理造成司法实践中检察机关与审判机关之间权力界限不明确，使同一权力往往兼具多种不同属性，从而导致了人们对权力属性判断的模糊性。

对于检察权的属性问题，以及检察权与法律监督权之间的关系问题，我们认为可从以下几个层面加以审视：

首先，探讨检察权的属性要从我国的国家权力结构入手，我国的权力结构形式一直采取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作为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议行合一”的模式。全国人大拥有国家最高权力，同时基本国家权力结构划分为立法权，行政权，审判权，检察权等等权力。因此在我国，检察权应是一项独立的国家权力，它既不属于行政权，也不属于审判机关的司法审判权，检察权与行政权、审判权处于国家权力结构的同一序列之中。尽管检察权的某些权能具有一些行政权或司法权的属性。但这些都不能全面地反映检察权的特点，更不足以揭示检察权的本质属性。

其次，判断检察权是否为司法权，我们应从检察机关是否为司法机关来进行考察。事实上，我国尚没有任何一部法律规定哪些机关为国家的司法机关，也没有任何一部法律对司法权的概念作出明确的界定。只是在学术的言说中，人们往往把审判机关与检察机关共同称之为司法机关，相应地就将审判权与检察权统称为司法权。但是我们认为，我国宪法明确规定：人民法院是国家的审判机关，人民检察院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两者的性质完全不同。如果将检察机关作为司法机关的一部分，甚至认为检察权属于司法权，这无疑是对司法权的内涵和外延的重大误解（如前所述，司法权具有终局性，独立性，中立性等特点，而这些都是检察权所不具备的。）而且，在司法实践中，检察权不同于司法权的性质已愈发凸显，在推进依法治国方略的实施和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今天，检察权理应拥有其独立的位置。

再次，我国宪法和人民检察院组织法均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检察院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检察机关依法独立行使检察权”，检察机关由此而取得了法律监督权和检察权。正因为如此，从法理上大致可以将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权与检察权等同起来，其理由无疑在于“法律监督权和检察权的内容是一致的，都是国家维护法律统一和正确实施的一种权力。”[13]当然，检察机关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这一规定显得过于宽泛，不利于我们分清法律监督权与检察权的性质差别：

第一，“法律监督权是对宪法和法律的执行和遵守实行监督，以确保宪法，法律在全国的统一和正确实施的权力。”[14]而从法律对检察权内容的规定来看，它更多地体现为检察机关行使的职权，两者在内涵和外延上都存在很大的区别。第二，将检察权和法律监督权等同起来，不符合法学理论的一般规定。这是因为，以法律监督权为核心的法律监督关系具有单向性、权威性、和非平等性的一般特征，而检察权是以公诉权为核心，其在刑事诉讼法律关系中是一方诉讼主体的基本权利，它不具有超然于审判活动的法律监督性质。第三，将法律监督权与检察权相等同，在实践中，不利于检察机关正确行使权力，使检察机关陷入种种困境。其中，最突出的问题就是检察机关同时行使法律监督权和公诉权，不仅破坏控、审分离的原则，进而影响司法公正，而且往往造成检察院、法院之间的相互冲突[15]，严重影响了法制的统一。

对检察权的属性进行判断，以及对检察机关的性质和地位进行再思考，是由于二者的性质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高检法律解释权的前途。事实上，高检法律解释权不仅不具备合宪性，而且与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权或者说检察权之间也有矛盾之处。这是因为，法律监督权是负责保证国家权力的正常运行和保证法律的正确实施之权，任何权力包括法律解释权以及高检作出的法律解释也应受到相应的监督。然而，“如果允许人民检察院行使法律解释权，无异于让‘运动员’制订竞赛规则甚至充当‘裁判’的角色。”[16]这种监督者自我监督的尴尬局面必然造成监督权的虚置。两种权力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只能通过一方的取消或改变来解决。由于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权是宪法赋予的，在规范意义上其权力来源是正当的和合法的，因此高检法律解释权能否继续存在就取决于宪法对检察机关及检察权性质的重新定位。

三、高检法律解释权的现实困境暴露出我国

现行司法解释体制的局限与不足

81年《决议》出台后，两高联合进行司法解释，确立了我们现行的司法解释体制。这一体制在确立之后，在一定时期内确实为我国的法制建设作出过某些贡献[17].但随着社会的进步和法制的发展，这一法律解释体制，逐渐显露出许多不合理之处，越来越不适应法制建设的需求。尤其是高检在行使法律解释权的时候，往往面临许多现实困境，这更加剧了我国现行司法解释体制的缺陷与不足。

第一，高法、高检同时行使司法解释权造成审、检冲突，不利于我国的法制统一。

我国宪法规定，审判机关与检察机关是两种职能不同的机关。审判机关的职能是行使国家的审判权，而检察机关的主要职能是对刑事案件的侦察监督权和公诉权。二者职能上的不同决定了二者在行使法律解释权时对同一问题往往产生不同的理解，进而可能作出不同的解释，造成法律解释的冲突。如：1995年2月，全国人大常委会作出《关于惩治违反公司法的犯罪的决定》公布实施后，最高人民检察院于1995年11月了《关于办理公司、企业人员受贿、侵占和挪用公司、企业资金犯罪案件适用法律的几个问题的通知》。同年12月，最高人民法院又作出了《关于办理违反公司法受贿、侵占、挪用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在这两个司法解释中两高在罪名设定、定罪数额标准和犯罪主体范围界定等方面的不一致，给司法实践带来极大困难。如高检的通知将罪名解释为受贿罪和商业受贿罪，高法对罪名的解释则为挪用公司资金罪和挪用资金罪。高检对挪用资金罪状的解释将5千元至1万元以上确定数额较大，而高法的解释则是挪用1万元至3万元以上为数额较大。对犯罪主体的范围，高检对国家工作人员的解释较宽，把不具有国家工作人员身份，由政府委派到国有企业的人员都作为犯罪主体对待。而高法的解释则为在公司企业中行使管理职权，同时必须有国家工作人员份的人员才能成为犯罪主体。很显然，这两种解释适用的结果就极可能导致检察院认为有罪的，法院则认为无罪，这对维护刑事案件嫌疑人的正当权利，保护社会秩序的稳定性都会产生极其负面的效应，甚至使检察院本身陷入“枉法者”的可笑境地[18].

实际生活中，由于高检和高法所做的司法解释事实上仅在其本系统内有约束力，这已经造成了法律适用上的混乱和不统一。

第二，高检法律解释权主体地位的正当性引发司法解释主体的正当性危机。

在我国司法解释体系当中，检察机关能否作为一元解释主体一直存在着许多争议，原因在于，检察机关的性质一直以来无法在理论上和现实中作出准确定位。检察机关虽然被视为行使司法权的国家机关，但是从其性质上看，检察机关又并非严格意义上的司法机关，“由一个非司法性质的国家机关来进行司法解释是合法而不合理的”。[19]另外，从检察机关的职能看，检察机关在行使法律监督权和行使侦查权、公诉权的前提下，又由其来进行司法解释，显然有悖公正原则，理由在于：检察机关作出的司法解释依照上述人大常委会的决议应该具有法律约束力，这种约束力的范围是仅仅及于本机关和本系统？还是也及于审判机关？这个问题非常重要。因为，当行使公诉权的检察机关取得司法解释权后，它自己所做的司法解释必然会成为它侦查案件和公诉案件的依据。如果检察机关所做的司法解释对审判案件的审判机关也具有约束力，岂不是要求审判机关依照检察机关的“法律”去裁判案件？审判机关这样来裁判案件还有何公正可言？

以上两点，我们是仅从高检取得法律解释权的合法性与正当性角度对我国现行的司法解释体制的局限与不足作出的评判与分析。当然，我国现行的司法解释体制的弊端之众绝不仅于此。当前，我国现行的司法解释体制存在的主要问题还包括[20]：司法界定不明确，司法解释的主体不适格，司法解释的透明度较差，司法解释的程序不规范，形式不严格，执行不统一。等等。

党的十六大明确提出要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推进司法体制的改革，维护司法公正，维护法制的统一和尊严。并且进一步指出：社会主义司法制度必须保障在全社会实现公平和正义。按照公正司法和严格执法的要求，完善司法机关的机构设置，职权划分和管理制度……，从制度上保障审判机关和检察机关依法独立公正地行使审判权和检察权。十六大报告的精神为我们进行社会主义宪政建设指明了方向。

本文所涉及到的一些关键问题，如，高检法律解释权的正当性、合法性问题；检察机关的性质与检察权的属性问题；司法权的界定问题；等等，都是一国宪政运行中非常重要的问题。长期以来，由于我国宪法中对上述问题并没有进行过明确的规定或界定，致使我们对法制建设过程中出现的许多问题感到茫然和无措。科学而完备的宪法，健全的法律体系，是宪政建设赖以发展的自身条件。我们要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首要的就是以宪法为核心对法制建设进程中出现的各种问题进行规制和调整。本文的论述主要是在应然法的层次上对一些问题进行了理论分析，为使我们能从实然法的层次来解决上述问题，从推进法治的角度出发，我们提出几点建议，权做抛砖引玉之想：

1.取消最高检察院的法律解释权；这样一种制度创新是需要犹如壮士断腕的勇气。权衡利弊，我们应该会得到正和的博弈结果。其一，此举将削弱检察院地位和作用的顾虑是不必要的。因为法治状态下公权机关的权威性不应以权力的包揽为前提，任何机关都是权力有限的机关，其权威的树立只能来自于权力行使的正当性和合法性。其二，法院和检察院之间权力结构的设计要点在于权力的相互制衡，不在于平衡式的权力均等分配。我国一直存在的政法委协调案件制度以防范和避免检、法机关的冲突为宗旨，无疑是制度设计的误区。其三，此举并不会影响检察院的执法水平和效率，也不会因为检察法律解释的取消导致检察机关的执法混乱。因为当检察院不行使最终的判断权时，检察行为的不法和失当都可通过审判行为予以匡正。

2.在宪法中对我国检察机关的性质，包括检察权的内涵与外延进行重新界定。由于以往宪法中，“检察机关是国家法律监督机关”的规定过于宽泛，因此我们建议：将《宪法》第129条修改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检察院是国家的检察机关。”并进一步规定检察机关的唯一权能就是检察权，将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职能纳入到检察权的内涵中去。

3.在宪法中应明确司法权的概念，这是我国进行司法体制改革的宪法前提。也是解决目前司法解释诸多弊端的根本途径。

参考文献：

[1]本文是在最一般学理意义上使用法律解释权的概念，而并非指宪法、立法法所规定的法律解释权。作者注

[2][美]E·博登海默：《法理学—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邓正来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35页。

[3]汉密尔顿：《联邦党人文集》，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392-393页。

[4]张千帆：《西方宪政体系》（上册），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43页。

[5]法国所建立的宪法委员会制度，虽然既有抽象性法律文件审查权，而且在上世纪70年代后甚至关注普通司法机关的个案审判的合宪性问题，但其依然被人们更大程度上视为一个政治性的机关。作者注。

[6]检察机关是否是司法机关，目前在我国理论界充满了激烈的争论。我们原则上也抱持检察院不是司法机关的主张。本文所用的司法机关的称谓，借用我国过去约定俗成的一些提法，其目的在于讨论问题的交集性。作者注。

[7]参见孙谦、刘立宪主编：《检察理论研究综述》，中国检察出版社2000年版，第19页。

[8]龙宗智：《论检察权的性质与检察机关的改革》，载《法学》1999年第10期。

[9]陈卫东：《我国检察权的反思与重构—以公诉权为核心的分析》，载《法学研究》2002年第2期。

[10]参见前引[7]，孙谦、刘立宪主编书，第20页。

[11]参见前引[7]，孙谦、刘立宪主编书，第22页。

[12]谢鹏程：《论检察权的性质》，载《法学》2000年第2期。

[13]程荣斌主编：《中国刑事诉讼法教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96页。类似的观点参见：

周士敏：《论我国检察制度的法律定位》，载《人民检察》1999年第1期。

张智辉：《法律监督辨析》，载《人民检察》2000年第5期。

[14]许崇德主编：《中国宪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321页。

[15]这种冲突与我国国家权力行使架构意义上的相互制约和彼此分工不同，它是检察院因为实用主义的需要而随意转换角色所导致的。这种“变色龙”式的权力戏法，造成检察权力行使的不可预知性，从而导致法治意义上的安定性的缺席。作者注。

[16]罗书平：《中国司法解释的现状与法律思考》，载《中国律师》2000年第7期。

[17]全国人大常委会《决议》赋予高检法律解释权，是可以理解的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期对全国性管制的路径依赖，同时在当时全国检察系统人员法律专业素质普遍不高的背景下，这样一种制度安排对统一检察执法水平确实起过积极作用。作者注。

[18]对社会冲突和权利争议，法院当然具有最终裁判者的地位。当侦、控机关依据高检的解释而在程序上限制当事人的人身自由时，如果事后经过法院的审判证明这种限制的不当性。检察和侦查机关无疑会面临“司法赔偿”的挑战。作者注。

宪法思考范文篇7

关键词：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宪法;监察委员会

继2016年12月25日全国人大常委会授权在北京、山西、浙江三省市开展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的试点工作之后，党的报告又明确提出“深化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将试点工作在全国推开”，2017年11月4日，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次会议通过了《在全国各地推开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以下称《决定》），2017年11月7日，《监察法（草案）》公开征求意见，国家监察体制改革正在全国稳步有序推开。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设立了监察委员会这一新的国家机构，是实现“形成科学的权力结构”这一政治改革目标的重大决断，其重要程度和对未来的深远影响不言而喻。从宪法学的角度来看，监察体制改革所涉问题多是宪法问题，其中监察委员会的设立是否合宪以及如何合宪等是诸多问题之关键所在，也是监察体制改革顺利推进的前提，需要对其进行审慎的思考并找到妥当的解决方法。

一、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的现实必要性

监察制度在我国有悠久的历史，独立的监察机关古已有之。中国共产党充分发挥人民监督的优势，对我国的监察制度作了进一步创新，创造性地将党内纪检制度和行政监察制度有机结合起来［1］，构建了“三驾马车”的模式，即“党纪委为主导、检察院为保障、政府监察机关为补充”［2］，三个监察机构既分工合作又相对独立。我国这一套“三驾马车”的监察体系是独立于行政机关之外，代表党和国家行使监督权的，是宪法中监督原则的体现。而西方的政治架构以“三权分立”为基本原则，监察机关只能隶属于立法机构或行政机构，并不能独立行使监察权以与立法、司法、行政三权并列。我国这套监察制度极具自身特色，然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时代背景下，仍有若干不足之处需要改进。（一）纪检监察合署办公权限不清，“双规”合宪性存疑。党的十四大后，我国确立了纪检、监察合署办公的体制。二者虽是合署办公，但分属党政系统，性质不同，行政监察机关以《行政监察法》为根据对同级政府进行监督，纪检机关则依照党内法规监督同级党委。在反腐败等工作实践中，纪检机关作用不断提升，其权力也随之扩张，常以纪律处分替代行政责任，混同违纪责任和违法责任，致使纪检和行政监察机关二者权限不清。这一方面导致纪检机关案件数量激增，承担更多职能，另一方面又导致行政监察机关部分职能空心化，威信受损。此外，纪检监察合署办公的体制在党纪与国法的衔接上也存在问题，主要表现为“双规”这一措施在合宪性上存疑，理论上对此问题已经多有讨论，主要意见包括这样几个方面。首先，实践中，通常是纪检机关先一步介入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职务犯罪中进行调查，然后决定是否进入司法程序，此举对司法的公信力无疑是有损害的；其次，“双规”是对被调查人员人身自由的限制，且其没有明确的期限，很显然违反了《立法法》中“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和处罚只能制定法律”的规定；最后，“双规”期间，被调查人员不享有会见律师、通信等权利，所获取的证据也被认为是非法证据应当予以排除，致使移送后，检察机关很难通过其他途径获取有价值的证据，办案难度大大增加。（二）行政监察独立性不高，内部监督效率低下。《行政监察法》中明确了行政监察机关的双重领导体制，但实践中，监察机关在人事、经费、考核等事务上主要是受同级政府的领导，独立性不高，因而行政监察演变成了监督者受被监督者领导的格局，这种监督必然是低效的。虽然对此曾进行过改革，但无论是“派驻统管”机制，还是“巡视”机制，都未能根本性清除双重领导体制所带来的不利影响［3］。行政监察机关的监察范围受制于其性质和职权，仅限于行政系统内部，未能实现全覆盖，属于内部监督、自我监督。从监察过程上看，决策、执行和监督都凭一已之力完成，缺少对权力的必要制约，因而监督的成本高，但效率却往往比较低下。（三）检察监督本质上是同体监督，有效性不足。检察院的性质在宪法文本中被表述为法律监督机关，其职权除检察权之外，还包括对职务犯罪的侦查、提起公诉和法律监督。“在检察监督模式下，检察机关集侦查主体与侦查监督主体于一身，自侦监督沦为自我监督，其本质是同体监督”［4］。可以说，检察院拥有的职权决定了其解决不了对自身侦查权实现真正有效监督的问题，而监督的有效性不足在实践中容易导致侵害涉嫌职务犯罪人员合法权利的现象，有损司法的公正性。（四）异体监督容易流于形式，难有实效。我国《宪法》规定了监督原则，人大及其常委会、审判机关、检察机关、审计机关等国家机构都可行使监督权。这种监督属于外部监督、异体监督。但在实践中，人大及其常委会囿于会期短、人员少、事务繁杂等多种原因，没有时间和精力行使监督权。审判机关和检察机关的人事财政等受制于政府，也很难发挥监督实效。而审计机关缺少独立性，不能处置审计结果，其监督权有限。因此，异体监督效能有限，收效甚微。综上所述，我国原有的监察制度设计存在资源分散，机构职能重叠、权限不清，各监督机关之间缺乏有效对接等问题，造成了冗员和低效，不能形成高效的反腐合力，因而对其进行改革已经成为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监督体系的现实需要。虽然国家监察体制改革是大势所趋，但于宪、于法有据仍然是这一重大改革的首要前提。

二、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的合宪性分析

监察体制改革对我国原有的监察权进行了整合重组，设立了监察委员会。从《决定》的规定中不难看出改革后的监察委员会是一个权力高效集中的监察机构：其一，它由人大产生，监察权不再隶属于行政权，具有了高度独立性；其二，与纪委合署办公，监察范围扩大，覆盖所有行使公权力的公职人员，法纪合理衔接；其三，检察机关在让渡出部分职能后仍保留了部分的侦查权。可见，监察体制改革是要将过去不科学的权力结构分解，重新配置、整合资源，努力在政治领域建构科学的监察权格局，以此来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要求：“实现立法和改革决策相衔接，做到重大改革于法有据、立法主动适应改革和经济社会发展需要。”此处所说的“改革于法有据”中的“法”首先指的当然就是“宪法”。党的报告强调“完善以宪法为核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为此特别指出需要“加强宪法实施和监督，推进合宪性审查工作，维护宪法权威”。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这一大的背景下，监察体制改革这类重大改革的启动和推进必须要有宪法上的依据。设立监察委员会事关国家机构的设立、国家权力的配置和运行等问题，必须要具备充分的正当性，而合宪是保证其正当性的首要前提。对监察体制改革的思考也因此要首先关注它的合宪性问题。循此思路，如下问题需要从宪法学层面来思考并获到清楚的回答，即监察体制改革是否完全符合我国宪法文本的规定，若不符合，能否通过宪法解释抑或修改宪法的方式来使这一改革于宪有据以及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这一改革在全国推开在合宪性上是否存在问题？（一）设立监察委员会的宪法学思考。第一，从改革的内容来看，《决定》中规定了监察委员会的产生方式是由本级人大产生，这会带来两个值得思考的问题。首先，监察委员会的这一产生方式决定了其地位与“一府两院”相当，但按照我国《宪法》规定，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要求人民通过民主选举产生全国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再由人民代表大会产生“一府两院”，形成国家治理的基本政治架构。而监察委员会的设立意味着产生了新的国家权力机构，原来“一府两院”格局将转变为人大之下“一府两院一委”的格局，这显然与我国现行《宪法》中关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相关规定不相符合。而作为根本政治制度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乃是我国《宪法》中最为重要的内容之一，关乎着我国国家政权的组织形式。由于增设监察委员会这一国家权力机构势必会改变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具体内容，因而必须要有明确的宪法依据，但从我国《宪法》文本上来看，这一根据很难找到。其次，改革后的监察委员会的性质与地位决定了它的组织架构和职权配置应自成体系，但宪法文本中并无监察委员会这一国家机构，而通过宪法解释的方式来赋予监察委员会合宪性也会存在明显的问题。因为宪法解释必须是基于宪法文本中已有的内容来作出的，不可能对不存在的内容进行所谓的“解释”进而在宪法上硬生生创造出一个全新的国家机构。不仅如此，由于全国人大常委会是我国唯一的宪法解释机关，但其地位和权威又低于全国人大，因此全国人大常委会所作出的宪法解释的法律效力不可能与宪法本身等同。综上，设立监察委员会在我国现行《宪法》的文本中是很难找到直接根据的，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监察委员会的设立超越了《宪法》的规定，而释法主体的地位和解释宪法只能是“释法”而不能是“造法”等也决定了监察委员会改革的宪法依据只能通过修改宪法的方式来获得。第二，从历次修宪的内容来看，凡涉及政治体制改革的，如地方各级人大任期的延长等，都是以宪法修正案的方式来完成的，而这些修改究其本质来说对人大制度其实并没有实质性的变动。与之相对照，形成了新的国家权力结构和新国家权力机构的监察体制改革，会给人大制度的具体内容带来重大的变动，该项改革极其重大，影响深远，自然更需要通过修改宪法的方式来完成。第三，从修宪的时间间隔来看，我国《宪法》是1982年颁布的，之后经过了四次修改。从2004年最后一次修改至今已有十余年时间。在此期间，我国在政治、经济和社会等各领域飞速发展的现实、相关法律的不断修改所带来的与宪法秩序相和谐等问题都需要以修改宪法部分条款的方式来予以适应和解决。因此，恰可趁设立监察委员会之机会对我国现行《宪法》作第五次修改，使作为国家根本大法的宪法能更好地体现其核心地位和至高权威，再以修宪后的内容为根据来制定或修改与监察体制改革相关的法律法规，这对整个监察体制改革的顺利推进都是极为重要的。事实上，党的报告已经提出要“推进合宪性审查工作，维护宪法权威”。而《监察法》预计会于明年三月通过。若不修宪，从草案条文来看，《监察法》在宪法依据上是不充分的，难以通过合宪性审查。为从根本上解决监察委员会的合宪性问题，需要先行修改宪法中的相关规定。（二）全国人大常委会授权监察体制改革试点的宪法学思考。监察体制改革试点工作的推开主要是以政策为主、法律依据为辅，包括《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第三十七条、中办印发的《方案》和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决定》。鉴于我国现行《宪法》中没有关于在政治、经济等方面进行改革试点的相关规定，因而全国人大常委会的授权是否合宪呢？其停止适用和调整相关法律是否合宪呢？谁有权授权重大改革的试点呢？“由全国人大授权展开这项改革试点，在宪法学上有合理的解释空间，若由全国人大常委会授权则缺乏合理的解释空间”［5］。第一，“授权主体应当在自己的权限范围内授权”［6］，监察体制改革试点由全国人大常委会授权在宪法文本中无据可依。首先，《宪法》第六十七条逐款列举了全国人大常委会的二十项具体职权，从中不难发现并无哪项职权规定全国人大常委会可授权监察体制改革试点。其次，《宪法》第六十七条最后惯例性地规定了“兜底条款”，明示了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之间的关系，即全国人大常委会要行使非宪法明文规定之职权时必须有全国人大的授权，而显然监察体制改革的试点并没有得到全国人大的授权。最后，如前文所述，作为唯一的宪法解释机关，全国人大常委会是否可以以宪法解释的方式来进行授权呢？显然不能，且不说在实践中全国人大常委会从未正式行使过这一职权，缺少解释的经验，就宪法文本本身来说，通篇没有出现过与监察委员会有关的文字，想解释也无从解释。故而，由全国人大常委会来授权监察体制改革根据不足。第二，《立法法》2015年修正时，其第十三条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可以根据改革发展的需要，决定就行政管理等领域的特定事项授权在一定期限内在部分地方暂时调整或者暂时停止适用法律的部分规定。”近几年，全国人大常委会时有基于改革的需要作出暂调或暂停部分法律条款的决定，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当属“2013年宪法十大事例”之一的上海自贸区的设立。当时全国人大常委会暂时调整了《外资企业法》等三部相关法律，而这一现象引起了部分学者关于《立法法》第十三条的适用会否失控的担忧。那么，在宪法相关条文缺失的前提下，能否以宪法性法律《立法法》中的规定作为监察体制改革的依据呢？《立法法》中的规定又是否无瑕疵呢？首先，《立法法》第十三条明确规定了全国人大常委会的授权在内容、时间和空间上必须满足的条件。逐一比照分析，在内容上，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试点的重要程度明显超出行政管理的范畴，可以称得上是政治体制改革了，虽然条文中规定是“行政管理等领域”，但显然“等”字所指的事项在重要性上是不可能超过“等”字之前所说的行政管理领域的。因此，如此重要的监察体制改革由全国人大常委会来授权显然并不符合《立法法》之规定，目前只有地位高于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全国人大才有资格来授权。在时间上，《立法法》第十三条作了弹性规定，将试点时间限于一定期限内。全国人大常委会对地方改革试点作出的17项授权决定（2012年12月28日—2016年12月25日）的期限除第14项军官制度改革和第16项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外，都在2年以上［7］，而北京、山西和浙江三省市的监察体制改革试点不到一年即在全国推开。在空间上，《立法法》规定的是部分地方，而监察体制改革的试点目前已在全国推开，空间的选择也显然不符合法律规定。其次，全国人大常委会在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试点授权中暂调或暂停适用的部分法律条款中包括《刑事诉讼法》及《地方各级人大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的部分条款，而这两部法律均由全国人大通过，《组织法》更属于宪法性法律。虽然在全国人大闭会期间，全国人大常委会可以代行其部分职权，包括在不触及法律基本原则的前提下修改全国人大制定的法律，但暂停适用和修改还是有区别的，某种程度上暂停相当于“废”了，在宪法无明文规定的情形下，这一授权内容显然在法理上缺乏足够依据，有待商榷。最后，试点一般是在小范围内进行试验，这对稳妥的推进改革是有益的，而在全国各地推开试点在我国尚属首次。目前来看，先行试点的三省市在监察委员会与检察院的工作衔接、留置措施的适用等方面并不统一，在无宪法依据和相关部门法的前提下在全国推开试点，只能保证各试点省内统一，而全国范围内则是各省各有做法，无疑会对我国的法治秩序产生一定冲击。为尽可能避免此种状况，有必要对其进行严格的限制，全国人大常委会在授权时应更慎重。第三，虽然宪法也未规定全国人大可授权监察体制改革的试点，但相较而言，由全国人大来授权可能更为合理。从宪法的基本原则及文本上来分析：首先，人民主权原则是宪法基本原则之一，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这一原则的具体体现，而现代国家多实行代议制，我国亦如此，人民选举代表组成全国人大来行使国家权力，因此，全国人大是国家主权的代表。当改革的事项超出宪法规定的范围时，作为国家主权的代表，全国人大有权在无宪法依据的情况下作出相应的安排，而作为全国人大的常设机关，全国人大常委会的职权范围必须在全国人大的授权范围内，更不能超越宪法文本的规定，所以，全国人大授权监察体制改革试点更合乎宪法基本原则。其次，《宪法》第六十二条逐项列举了全国人大的14项具体职权，作为立法机关，全国人大有权制定国家机构的基本法律，但并不能据此认定全国人大可授权监察体制改革的试点，因为从逻辑上来说，必然是先设置了国家机构，再对国家机构的组织结构、职权等进行立法。因而从具体职权的规定上来说，全国人大并无权设置国家监察委员会。最后，《宪法》第六十二条第十五项的“兜底条款”在文字表述上使用了“应当”和“最高国家权力机关”两词，别有意味，值得深究。“应当”一词“赋予了全国人大全权宪法地位，即全国人大化身主权性权力的来源，可根据自己的意志在正当性基础上创制权力、行使权力（包括授权）”［8］。“最高国家权力机关”一词则着重强调了全国人大的地位是现实中的最高权力者。根据这一“兜底条款”，可以推断全国人大的行为具有最高的权威和正当性，全国人大的授权也自然是正当而合宪的，因而全国人大对监察体制改革的试点进行授权的合宪性在宪法文本中有这一“兜底条款”作为依据。

三、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的合宪性路径

宪法思考范文篇8

关键词：宪法宪法生长宪法哲学宪政

一、宪法的诞生：国家经验的总结

近代以来，人类逐渐开始以民族国家作为群体组织生活的基本单位，从而取代了早先以朝代国家为基本生活单位的生存格式。在其后历史发展的各个阶段，人类“每经历一段苦难深重的生活，都要通过宪法来确定为消除苦难所需要的新的政治及社会的基本形态，从而进入新的历史阶段。”正如主席所说：“世界上历来的宪政，不论是英国、法国、美国，或者苏联，都是在革命成功，有了民主事实之后，颁布一个根本大法，去承认它，这就是宪法。”这种情形如今似乎正在不断地超越国家秩序的界限，地区性的联盟和世界范围的联合国也都在努力寻求制定一部属于自己的宪章或宪法。在此意义上，宪法无非是人们对以往历史阶段的生活经验，尤其是国家层面上的经验所进行的批判性总结，以期新的政权少犯些错误，统治得更长久。因此，可以说宪法正是随国家的诞生和更迭而理所当然地诞生和更迭的。

对于由陌生人组成的人类公共社会来说，宪法无疑是重要的，甚至是必需的。原因首先在于宪法是一个国家内最高的和最有权力的政治阶层所做的决策活动的结果，它构成了一个国家公法的核心；其次在于宪法蕴含了任何人都应当信仰的基本价值理念和道德规范；最后在于宪法提供了国家组织、运行的概括性范式。毕竟对一个国家来说，依凭民族精神和文化传统而自觉孕育出的宪法才是能在这个国家真正发挥作用，并且能让这个国家以此为荣的有着无尽生命力的宪法。宪法中的任何舶来品，即便本身所包含的理念和制度设计看上去很美，但由于历史土壤和现实基础不同(甚至存在着天壤之别)，往往会因移植前的营养不良和移植后的水土不服，而在宪政的过程中变得暗淡无光或是面目全非。

基于此，公法学者所关注的宪法应当是视野上更为宽广的宪法，而不应只关注现代意义上(18世纪以后)的宪法。也就是说，对宪法有关概念的理解始终要立足于人类社会长期历史发展的过程。一旦我们认识到，宪法的本质其实是在总结前朝治国经验的基础上，用以维护国家长治久安的工具，那么在任何时候就不能再武断地说封建社会(封建社会这个概念其实定义得并不准确，而封建二字本身也并不代表落后)没有宪法，只不过它们的宪法还没能发展到如今我们所拥有的宪法的层次。

由此，笔者认为宪法不应是狭义的，更不会把民主政治和限制政府权力作为自己的本质。换句话说，民主政治和限制政府权力只是手段，服务于维护国家长治久安的目的。它们充其量只能作为宪法内容的一个方而(且并不永远是必要的)，而不可能是宪法本身。其次，分权本身是与法治相伴的。当我们连人治和法治各自的优劣和作用还不能真正弄懂时，根本不可能对分权的意义做出准确评判。因此，分权并不必然导致对政府权力的限制，更不代表对民主权利的保障。

应当指出的是，与中国宪法学者关注宪法的实质意义不同，西方学者更多地关注宪法的形式意义，因为在他们看来，给宪法下一个实质性定义几乎是不可能的(宪法的内涵太广了)。在我看来，宪法这个词仅仅是对一种政治现象或统治事实的法律表示。为此，对宪法的理解应当从理念、制度、文本三个层次依次展开。

二、宪法的培育：需要一种有助于宪法生长的哲学

按照哲学界的分析，回归现实生活世界是20世纪哲学的一个重大转向。胡塞尔在其后期著作中所提出的带有神秘色彩的“生活世界”的概念开启了转向现实生活世界的哲学之门，许多哲学家随后群起呼应，追随这种思想倾向和理论旨趣，从不同角度提出和阐释了与之类似的概念和思想。

然而，遗憾的是，法学并不享有这种豁免权。对现实生活世界根基的遗忘成了中国法学自身最致命的缺陷，宪法学的研究也自然深受其害。这一缺陷日甚一日地将宪法学置于一种飘忽不定、高高在上的境地中国的宪法学要想摆脱这种窘境，获得健康的生长，在我看来，就必须努力克服三个障碍，即概念化的思维模式、理想主义化的研究范式、政治化的实践方式。

(一)概念化的思维模式

尽管中国法学界对欧洲的概念法学一直抱有～种警惕和批判的态度。但目前来看，概念法学所含纳的概念化的思维模式仍然是中国宪法学研究中一种占支配地位的思维模式。概念化的思维模式所隐含的一个假定前提是，法学家可以通过逻辑的、语言的、历史的分析建立起一个相对自足的法律概念体系，并借助这个概念体系来观察、思考和解决现实生活中的各种法律问题。其根本特点是从概念出发，观察、分析和思考现实问题，以概念为中心来批判、规制和约束现实生活。尽管对任何一门学科来说，概念的提炼和概念体系的梳理都是学科成长和发展的基础性工程，但是一旦把既有概念作为绝对真理和最高评判标准，单靠既有概念来观察、解释和批判现实生活世界，却很少反过来从现实生活世界出发来检视、批判和扬弃既有概念，那么该学科就只能在自己所建立的概念世界中兜圈予，而不能走向现实生活世界。久而久之，人们就会对该学科失去兴趣中困宪法学研究就不自觉地犯了这种错误。

更为严重的是，中国宪法学研究中所使用的大量概念不是自创的本土概念，而是移植的西方宪法学概念。这些概念源于西方人的生活和法律实践，反映着西方人的法律经验和价值观念，即便中西方的法律生活有相通之处，可毕竟存在不小的差异，因此我们不得不怀疑这些概念到中国之后的实用性。这种简单的“拿来主义”所造成的结果通常是，越研究越觉得标榜民主、平等、法治、分权、权利本位的西方法律是良善的象征，而以专制、特权、人治、集权、义务本位为标签的中国法律完全是罪恶的代表。创造了几千年灿烂文明史而屡次让西方人折服的中国人，居然一直被罪恶的法律所控制，这样的结论恐怕没有多少人会接受。倘若真是如此，笔者宁愿接受这种法律的控制，因为至少比起现在，笔者在西方人面前会更有尊严。

(二)理想主义化的研究范式

中国宪法学研究范式所蕴含的强烈的理想主义旨趣和追求也是妨碍中国宪法学走向现实生活世界的精神羁绊。这种理想主义化的研究范式与概念化的思维模式结合在一起，表现为学者们致力于，甚至是迷恋于建构或营造各种宪法的至善价值和理想图景，并且想当然地认为中国宪政建设的目标就是实现这些价值和图景，而全然不顾民众是否需要、是否认可、是否欢迎。

从法制废墟中走出来的宪法学者们面对法治新时代的到来，往往会情不自禁地按照自己的臆想去建构宪政模式，用引自西方的法治社会、人权保障、权力制约这些词语去煽动人们的热情，却很少真正关注中国普通民众在如今的政治、经济、社会条件下被允许得到什么，而什么又是民众最关心的。在这里笔者只能说，今日民主最关心的不是抽象的法治社会而是实在的收入不是空洞的人权保障而是现实的就业、入学和就医，不是泛泛而谈的权力制约而是眼前的贪官何时锒铛入狱。

(三)政治化的实践方式

宪法的理论实践在很大程度上被扭曲为跟着党和政府的政治走，理论联系实际的学术研究转变为对党和政府的路线、方针政策的阐释、论证、歌颂和弘扬。很多学者甚至习惯性地认为凡是政治上重要的在学术上也一定重要，并不停地贡献出自己的“应景之作”并以此为荣。笔者这样说，当然不是反对大家关注和研究党和政府所提出的路线、方针、政策，更不是主张学术研究的去政治化和去意识形态化。恰恰相反，党和政府的政治实践乃是国人社会生活实践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学者理应关注这些政治实践并认真对待。

综上，为了获得一种有助于宪法生长的宪法哲学，在构建时必须消除不利于宪法成长的障碍，弄清培育什么样的宪法以及如何培育。目前，应当培育的是关注现实生活世界，研究现实问题能够给民众直接带来实惠的宪法，也只有这样的宪法才能茁壮成长，而不再只足一个外强中干的摆设。因而，目前所需要建构的宪法哲学也自然是一种归现实牛活世界的宪法哲学。

三、宪法的成长：功能与目的的演变

通常意义上，宪法发展历史可以分为古代宪法、近代宪法和现代宪法三个阶段。在西方最早谈论宪法且影响较大的是古希腊哲学家亚卫士多德，他在《政治学》一书中根据法律的作用和性质，将古希腊各城邦的法律分为两类：一类为普通法律，另一类为宪法，即规定围家机灭的组织权限的法律。

1215年的《自由大宪章》是宪法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其旨在限制国王权力，保障教会、领主的特权和骑士、市民的某些利益。但必须指出的是，“限制王权”的最大受益者是贵族而不是全体公民。宪法一词的内涵发生巨变，则是在l7、18世纪欧洲立宪主义思潮产生巨大影响以后，特别是在近代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不断发展中，近代意义上的宪法才最终形成。

如今，宪法进入到现代宪法阶段。宪法发生了质的飞跃，其内在价值不断向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扩张，逐渐将宪法的功能发挥到极至。此时的宪法不仅是规范意义上的法律文件，更重要的是构成了共同体的价值基础与价值秩序。“限制政府权力”也已不再是现代宪法的首要精神，而蜕变为实现人权的一种必要手段。现代宪法的内容虽涉及国家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但说到底就是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的对立和统一。

同样重要的是，宪法不仅仅是把国家权力控制起来，而且要保证国家机构的合理权力分配，使得中央和地方都能按照自身的特长和需要管理国家事务，且立法、行政和司法机关都在宪法规定的职权范围内相互合作、彼此制衡。尽管如此，合理权力配置的最终目的也是使公民的权力和自由能够获得更加充分和有效的保障。

四、中国宪法的未来：宪政之路的完善

宪法思考范文篇9

关键词:宪法哲学;人本价值;公民权利

一、对宪法哲学基本矛盾的认识是研究宪法价值的前提

宪法哲学是从哲学的角度，运用哲学的方法论来思考和研究宪法理论和实践的学科。宪法哲学将哲学原理运用于法律和社会现实，提升了宪法学的理论高度，深化了宪法学的理论层次。（一）宪法哲学的基本矛盾是公民权利与国家权力的关系。宪法哲学主要研究的是公民与国家，人权与主权，宪法与宪政，公民权利与国家权利的关系这四对范畴。其中，公民权利与国家权力的关系是贯穿宪法全部内容和整个体系结构的基本问题，之所以把这对范畴认为是基本矛盾是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看的：第一，从宪法的产生来看，霍布斯预设了一种没有法律的丛林社会，人在丛林社会所保持一种战争状态，所以公民以契约形式订立法律，约束公民之间的行为。但因缺乏强制力主体，契约违背之后几乎无后果代价，让契约形同虚设。从而每个公民让渡部分权利形成国家，以希望国家来保障公民的权利，但对国家权力毫无约束力，反而形成了利维坦的专制国家，对公民进行打击压迫。公民集中起来改变这种情况，改造国家机器，设立三权分立制度，让立法权、司法权、行政权分离的同时相互制约与监督；制定保障公民权利，制约国家权力的最高效力的法律。可以说正是因为公民权利和国家权力的基本矛盾促成了宪法的产生。而宪法的根本功能就是通过公民权利与国家权力的调整配置，以最大限度保障公民基本权利，本质上也是对国家权力的制约。第二，从宪法的整体结构上来看，形成对国家权力和公民权利两大方面的规定，其根本就是保障公民权利制约国家权力的人民主权的体现。第三，从宪法的调整对象来看，是调整整个国家及国家机关与公民之间，国家机关相互之间的法律关系。这样的调整对象具有全局性、关键性的政治意义，所以宪法的价值取向对整个社会尤为关键，无法准确认识宪法中的基本矛盾，把握矛盾主体的关系，将会对社会群体乃至国家走向造成偏离甚至完全背离第四，公民权利与国家权力关系的对立统一能促依宪治国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体系的良性发展。依宪治国的前提是依宪治国，而依宪治国本质是以人民为中心的民主宪政，宪政的重心即“限政”，即“依法制约权力”本意是人民充分行使自身权利而对国家权力产生监督以保障人民利益的公民权利与国家权力的动态协调。以上宪法的产生，宪法的结构，宪法的调整对象及发展四方面可以看出宪法哲学基本矛盾是公民权利与国家权力的关系。（二）正确认识把握宪法哲学基本矛盾是建立人本价值的关键。宪法是根本大法，对社会价值倡导促进其和谐发展是其中最为重要的任务，而只有正确认识了宪法哲学的基本矛盾才能把握要选择怎样的价值观念，如何将价值观念植根于宪法运用于实践。宪法哲学的基本矛盾是公民权利与国家权力的矛盾，而公民权利与国家权力何者为第一性，谁是本源呢？从我国政体上看，实行人民代表大会，协调公民权利与国家权力的关系，坚持贯彻人民主权原则，强调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来自人民。人民拥有权利也享有权力，人民权利集中化制度化才能被政府合法使用，本质是将人民权利升为国家权力。从这个角度分析，国家权力的产生来自于公民权利，其产生目的就是为了保障公民权利，基于此，我们应该在宪法中加重对人本主义的研究，强调公民权利的保障倡导人本价值的取向趋势，人本主义即以人为本，强调人的价值及尊严，坚持保障和实现公民基本权利，本质是以保护人民利益为主的价值倡导。

二、人本价值是宪法哲学的根本价值

宪法作为一国之根本，是一种价值的引导，而不能只是具体化的条例。倡导以人本价值作为宪法的发展趋势，最终目的是为了人全面而自由的发展，就现阶段来说，即发展一种社会井然有序的人能在其中理性思考行动，在人本价值的宪法环境中，合理协调公民权利与国家权力的关系，通过合作的方式而不是强调对立的关系，谋求一种平衡和谐，得出最优解，使人过上更加优良的生活。人本价值是宪法哲学基本矛盾上来看，之所以可以这么说，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看。第一，从宪法哲学基本矛盾上来看，宪法存在的根本是保障公民权利而制约国家权力，公民的概念是以国家相对的，内在含义就是以人为本。这里的以人为本，同中国古代的人本观及西方的人本主义有所区别，要从其科学内涵与本质属性来把握。首先，“以人为本”中的“人”是什么？人的本质是什么和宪法中的“人”针对哪部分人？人的本质，按不同哲学家各有不同，苏格拉底认为人是对理性问题能给予回答的存在物而亚里士多德认为人在本性上应该是一个政治动物，马克思对后者表示认同，并提出了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我国宪法明确规定了“凡是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的人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任何公民享有宪法和法律规定的权利，同时必须履行宪法和法律规定的义。”从规定可以看出，以人为本的人并不是孤立的人，而是权利义务相统一的社会上的人，同时表明了宪法中的人不同于中华法系的唐律是等级分明的身份人，而是以全体人为主体的人，从我国宪法的规定可以看出，“人”的实质是以神或物相对的，活在历史社会中的人。其次，“以人为本”当中的“本”不是指本位而是根本，其实质是以人的需求，人的尊严，人的价值和基本人权作为其发展核心价值的精神。第二，从宪法目的及发展来看，宪法目的在于保护人民利益，宪法的实质就是满足人的需求和人的价值。在神本主义时期，社会秩序则被认为是由神所规定的，神学占据统治地位，直到文艺复兴运动之后，以人性取代了神性，以科学取代了神学，人的需要才开始被提及，宪法哲学才相应萌芽，早期的宪法经典：英国《自由大宪章》、美国《独立宣言》、《权利法案》、法国《人权宣言》等均以保护人权宣扬人本主义为目的，可以说人本主义是近现代宪法诞生的根本，而人本价值是宪法哲学成立的根本价值倡导。

三、人本价值取向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及法律观的必然要求

马克思主义作为中国的指导性理论，马克思主义哲学亦我国当代主流哲学，其研究是要有现实意义的，体现哲学现实意义的实践主体是人，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人不是孤立的个人，是具有社会联系的，而只有人全面而自由的发展，在此基础上对社会积极的劳动，会实践出更加优良的社会，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以人为本的哲学。在马克思法律观中核心思想就是人本思想。马克思在早期是受黑格尔影响的唯心主义者，但他关注的还是人地位的重要性，对于宗教的神持批判态度，提出了“法典就是人民自由的圣经”。后来受费尔巴哈影响转化向唯物主义，进一步在《黑格尔法哲学》提出真正的法是为了人而存在的。最终在标志马克思主义诞生的《共产党宣言》中系统地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论证了人权存在的必要性和人自由全面发展的最终目标。宪法位居我国法律首位，应该成为维护人权的有力武器，体现对最高目标的追求。在法的关系中，保障公民的基本权利就是人主体性的体现，没有将人作为法律的主体，这样的法律将只是一个抽象无用的存在条文。但将人作为法律主体并不是走抽象唯心的人道主义，只强调人权论，会放大人在社会关系中的缺点，利用这些缺点的形成的团体会给社会带来不稳定性影响和谐。因此人本价值取向不是强调抽象的和绝对的平等自由，以人为本不是走抽象的人道主义，而是关注人的生活状况，保障人的基本权利，尊重人普遍性价值，实现人全面而自由的发展。当然这里的自由也是有边界的自由，自由是认识必然并运用必然的过程，是一种动态的相对的状态，宪法和法律对自由的一定限制是为了公民更好的获得自由。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是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具体国情的实践相结合的建设，其宪法必然要体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人本主义思想。在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构建中，宪法哲学必将以保障公民基本权利，强调以人为本，尊重人的权益自由和尊严，让人充分发展的人本价值为核心价值。

四、结语

在对宪法当中的基本矛盾的认识之后，应该知道本质上限制国家权利是为了落实保障公民基本权利。所以，以人为本的人本价值应该是宪法哲学的核心价值，我们应该树立并践行人本宪法的价值取向，摒弃义务本位和工具本位的价值取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不断完善，正在向着实现宪法哲学中人本价值取向的民主法治人权三大价值有机统一不断前进，我国正在成为真正的宪政之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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宪法思考范文篇10

关键词:民营经济;财产保护;宪法思考

一、我国宪法对民营经济的规范历程

民营经济在我国经历了从有到无，又从无到有的发展历程。建国之初，民营经济不被认同，甚至受到压制，到如今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重大转变与宪法对民营经济的规定有着莫大的关系。五四宪法颁布于新中国成立到社会主义社会建成的过渡时期，根据当时的社会背景和条件，国家对民营企业的态度是“改造”，限制其发展，逐步发展为“公有”。民营企业在当时的发展十分困难，出于国家发展需要，民营企业只能接受改造。七五宪法和七八宪法都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生产资料所有制现阶段主要有两种：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和社会主义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国家允许非农业的个体劳动者在城镇或者农村的基层组织统一安排和管理下，从事法律许可范围内的，不剥削他人的个体劳动。同时，引导他们逐步走上社会主义集体化的道路。可见，民营经济的发展此时依然受到了极大的限制。与之对比的是，国营经济在国民经济中占据着绝对的领导地位。这种重点发展公有制经济限制非公有制的模式，确实可以快速发展国家实力，却因为忽视了发展经济的规律，片面发展导致经济发展不协调，计划经济难以长期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也导致民营企业错失了很多发展的机会，从长远来说，这会拉开与其他国家企业的实力。不可否认，一个国家民营企业的整体实力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该国的综合竞争实力。八二宪法是民营经济发展的转折点，因为它明确规定了在法律规定范围内的城乡劳动者个体经济，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补充。国家保护个体经济的合法的权利和利益。国家通过行政管理，指导、帮助和监督个体经济。这一规定反映了我国对待民营经济的态度由“改造”转变为“指导、帮助和监督”，非公有制的宪法地位得到承认。八二宪法也明确指出，“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的城乡劳动者个体经济，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补充。国家保护个体经济的合法的权利和利益。国家通过行政管理，指导、帮助和监督个体经济。”但是它对民营经济的宪法地位只字未提。这种转变和当时的社会背景有很大关系，改革开放使得我国经济的发展驶入快车道，只有充分发挥公有制经济和民营经济的综合作用，国民经济才能更好地得到发展，我国由单纯的计划经济发展到市场经济给民营企业带来了发展的机遇。自八二宪法制定颁布以来，我国对宪法又进行了五次修改，其中关于民营经济的修改是一大特色，表现为不断改善民营经济的发展条件。例如，九九年宪法修正案确认了非公地位，把“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补充”改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的所有制结构从单一发展到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从“补充”到“重要组成部分”是民营经济地位的提高，态度上也转变为“鼓励、支持和引导”。九九宪法修正案颁布于我国提出申请加入世贸组织前，修正案根据社会实际情况及时修改，适应了国内外发展的需要。之所以出现以上种种对非公的各种规定和转变，一方面原因在于我国古代就有“重农抑商”政策的传统，商人的社会地位较低，加上人们对商人“无商不奸”的印象；建国后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强调“公有”而非“私有”，这都会影响到政策的制定；另一方面，发展民营经济是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民营经济为我国经济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而且，人民对美好生活的追求不断提高，我国不断地参与到国际经济竞争之中，客观上也要求我国必须发展民营经济，充分发挥其作用。

二、宪法对民营经济规定的不足

（一）民营经济宪法地位低，经营范围狭窄。民营经济在现实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但是在宪法中却没有它的概念。与之相比公有制经济有着比民营经济更高的地位，即国家一贯优先保障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如今对民营经济的态度则是鼓励支持引导，监督和管理，这其中的“引导”可以理解为服从社会主义的发展大局，监督和管理意味着民营经济较低的宪法地位。在国内，随之产生的一个结果便是民营经济经营的范围是相对很有限的，主要集中在第三产业。比如服务业，往往表现为吸纳了大量闲散的社会劳动力、为国家纳税作出重要贡献，而自身抵御风险的能力又弱；在国外，虽然我国加入了世贸组织，但是近些年一直有国外政府、企业对我国市场经济地位的怀疑，在一定程度上就限制了我国更好的走出国门。（二）民营经济下的财产保护不足。我国宪法规定社会主义公共财产神圣不可侵犯，保护公民合法的收入、储蓄、房屋和其他合法财产的所有权，未对法人的财产保护做出明确规定，而且财产的保护范围也主要是与生活相关的所有权，其他比如知识产权、债权、物权均未提及；国家为了公共利益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公民的私有财产实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给予补偿。何谓“公共利益”没有相关宪法解释，只是说“补偿”，至于是否能达到合理和公平，在现实中是很难做到的。对于发展到一定程度的企业来说，财产的保护便显得尤为重要。宪法作为我国的根本法，对其他法律的制定具有指导作用。由于宪法条文自身高度的概括性，容易产生多种理解。比如国家对于非公有制经济实行“监督和管理”，这里的“监督和管理”如何理解，它的权力边界在哪里。下位法在体现这一原则的过程中往往表现为“管的宽”，与民营企业经常打交道的便是政府，政府依据这一规定对民营企业实行各种各样的管理，实践证明，政府不断地简政放权印证了这一点。宪法规范过于模糊，容易导致其他法律违背立法的初衷，造成违宪的现象，这就需要宪法不断完善。同时，也要求宪法审查，对于违宪的法律法规应当及时修订。

三、促进民营经济发展的宪法建议

（一）提高民营经济的宪法地位是发展的前提。民营经济有限的经营范围与其宪法地位有着密切的关系。首先应当在宪法中增加“民营经济”这一概念，为其发展提供宪法学原理。虽然宪法中有“非公有制经济”的表述，但是其不足以涵盖民营经济的范围，两者虽然有交叉但并不完全相等。现实中由于两者地位的不平等，在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的竞争之中，民营企业往往被迫接受低于市场交易的不平等条件，这是有悖于市场经济的平等原则的。其次，对于民营经济的监督和管理这一规定应当删除，因为监督和管理这一作用可以由“引导”来代替，这一表述会给民营经济的发展带来过多不必要的障碍，制度的完善也会促使政府的简政放权。最后，除了关乎国家经济命脉的企业、行业之外都可以逐步向民营经济扩大市场的宽度和广度。比如加强军民融合，通过让更多有实力的企业参与到国家的发展之中，对于国家、企业和个人来说都是有益的。因此，应该适当提高民营经济的宪法地位，缩小与公有制地位上的不平等，逐步减少政策上的障碍壁垒、隐形壁垒。（二）加大民营经济财产保护是发展的动力。宪法对于国家财产、公民个人财产都做出了明确规定，然而对于法人的宪法地位未做出规定，既然民营经济已经成为了我国社会主义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就应当在宪法中增加“法人财产”的概念，对法人的宪法地位予以承认、对法人财产予以明确保护，在处置法人合法财产时不能简单的采取没收，应当充分尊重财产所有人意愿。如果确实为了公众利益需要征收或者征用企业、个人的财产，应当应予以合理的补偿。至于如何达到合理，执法部门则要考虑当地的物价水平等因素，而不能只是简单的补偿。我们认为应该将私人财产的保护规定在公民的基本权利里面作为一项单独的基本权利来规定。通过宪法保障企业和公民的财产，有利于实现“藏富于民”的治国理念，如果公民个人的收入不能跟上国家收入增长的速度，公民是很难有幸福感而言的。公民收入有了保障，才能更好的为国家为社会做贡献，两者是相统一的。（三）完善以宪法为基础的法律法规是民营企业发展的加速器。如果将“鼓励”理解为对非公有制经济贷款设置额外的限制，将“支持”理解为对非公有制经济征收高于其他经济形式的税收，将“引导”理解为对相关行业市场进入的限制和禁止，那么究竟是宪法规范过于模糊还是法律存在违宪的可能？我们既要促进宪法对于民营经济规定的完善，又要推动宪法能更好的在社会实际中执行，让纸上的法律更好的落地，树立起宪法的权威。要牢牢以宪法为基础，建立起保护民营经济的法律体系，减少和修订与宪法相矛盾的法律法规。同时，我们也呼吁不断完善宪法审查制度，加大对相关法律法规的审查，让宪法与下位法之间能有更好的衔接，从而服务于实际。

四、结语

宪法的权威不仅仅在于实施，也在于其规定的合理性，自身规定的不完善很容易造成理解、执行上的错误。宣传宪法权威的一个重要途径就是不断地完善法律并合理的实施。民营经济在为我国发展做出重大贡献的同时表现出来的宪法地位低、财产保护不足和法律法规不完善，我们也要勇于承认宪法对民营经济的规定还需要不断完善，民营经济现在依然还面临着众多的现实困难需要通过宪法的完善来为其提供坚强有力的制度保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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