宪法思想范文10篇

宪法思想范文篇1

关键词:;宪法思想;重要价值

自十八大以来，我国的法治事业取得了飞速发展和重大进步，高度重视我国的法治事业，他的法治思想构成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探析宪法思想的丰富的内涵和主要内容，以期有助于领悟法治思想精髓和时代价值，有助于鉴别我国的依宪治国和西方所谓“宪政”的本质区别。

一、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区别西方所谓

“宪政”中国共产党是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社会主义法治最根本的保证。强调，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进程中，要坚持党的领导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坚持依法治国首先要坚持依宪治国，坚持依法执政关键是要坚持依宪执政。并且还要讲清楚，我国的依宪治国和西方所谓的“宪政”，具有本质的区别。我们所讲的依宪治国所依据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这里的“宪”是指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我国的依宪治国是基于中国国情，汲取了中华几千年的优秀文明成果和我国法治发展的历史教训和经验，同时又借鉴了世界优秀的法治文明成果的基础上才形成的法治思想，与西方所谓“宪政”有着本质的区别。所谓西方“宪政”它是资产阶级革命和国家发展的产物，实质是资产阶级专政。坚持依宪治国，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否坚持党的领导是区别我国依宪治国和西方所谓“宪政”关键所在。

二、树立宪法的权威，重视宪法的实施

高度重视并多次强调宪法的权威，宪法是我国的根本大法，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具有最高的法律地位、法律权威、法律效力，具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长期性。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系统之中，宪法起着统帅的作用。宪法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基本义务，全体公民享有广泛的权利———人身权、财产权、基本政治权利等各项权利受宪法的保障，不容侵犯。因此，坚持依宪治国必须重视宪法权威。这也是宪法思想的重要内容之一。不但高度重视宪法的实施，还把宪法实施问题上升到宪法生命和权威的高度。《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提出的“健全宪法解释程序机制”，就是着眼于宪法的实施问题。2014年12月4日我国首次设立了国家宪法日，每一次宪法日的纪念活动都扩大着法治的意义，彰显了宪法的权威，也让越来越多的民众知悉宪法知识，理解宪法精神。2018年主席在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进行了庄严的宪法宣誓。这充分体现了国家领袖对人民的尊重、对宪法的尊重。2018年8月24日上午，在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强调，要全面贯彻实施宪法，弘扬宪法精神，加强宪法实施和监督。不仅从理论的角度丰富了我国宪法思想的内涵，还从中国实际出发，依据中国国情，在实践中开创和丰富了其法治思想。

三、推进党的执政方式转变，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

习指出，我们党要履行好执政兴国的重大职责，必须依据宪法治国理政。把宪法置于治国理政总章程如此权威的地位，是由宪法的内容决定的，也与宪法在我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历史进程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密不可分。现行宪法实施36年来，作为我国的根本大法，坚持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推动了中国法治进程的进步，促进了中国政治稳定和经济健康发展，为我国开创伟大事业提供了可靠的保障，守住了我们所创造的物质和精神财富。

四、坚持人民主体地位，维护公平正义

“国无常强，无常弱。奉法者强则国强，奉法者弱则国弱。”管用而有效的法律，应该是铭刻在公民的内心里，深入人心，人民信服。强调，要“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关于人民主体地位的论述非常丰富，在多个场合和讲话中多次强调，要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在他的宪法思想中，一直把人民的对宪法的信仰和拥护作为衡量我国宪法得人心和有效实施的标准。

五、宪法思想的重要价值

的宪法思想有着丰富的内涵和时代价值，他完善了治国理政思想，丰富了从严治党执政理论，创新阐释了马克思主义群众观，对于依宪治国理论进行了创造性发展与完善等等。的宪法思想不仅有着深厚的理论基础，而且有着重要的时代价值，对我国今后法治发展指明了方向，坚定了我国法治道路发展的信心。法治思想丰富而深刻，依宪治国理论深厚而科学，当然除了以上的几点体现，的宪法思想还体现在立足中国国情、从中国实际出发等重要思想内容方面，对宪法思想的研究仅仅是开始。

［参考文献］

［1］韩亚光．宪法思想:中华人民共和国长治久安的根本遵循［J］．前沿，2018(02):5－19．

［2］李林．新时代宪法思想的理论与实践［J］．北京联合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8(03):1－15．

宪法思想范文篇2

一、前言

一国的社会思想文化滋养一国的宪法制度。在浩瀚的社会思想文化中,那些影响宪法的形成、发展及其实践并稳定地发挥着影响功能的思想文化构成了宪法思想的主体内容¹。属于价值层面的宪法思想通过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社会中每个人的价值倾向和行为,来达到对包括宪法在内的各种社会规范或法律规范的选择以及社会政治实践活动的影响。现实中任何宪法的制定与修正,都应该适应或反映一定的社会思想文化,从而使宪法理念获得人们的普遍承认并转换为比较一致的社会行为。否则,宪法建设如果疏离于人们基本认同的社会思想文化,那么人们对宪法的信仰将无论如何也建立不起来,这样的宪法也就难以持久。宪法是近代西方资产阶级革命的产物,但无可否认的是,这种制度是深植于西方思想文化土壤中的,它本身又是西方历史长期演生的一种复杂的思想文化形态,体现着西方基本的价值准则和观念,蕴涵着他们对人与社会、人与国家关系的理解。但这种制度一旦被引入中国,就要受到中国社会的思想文化特殊性的锻造,并要与之相适应º。中国1912年的5临时约法6之所以失败,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该法所明确的价值准则是西方宪法或其宪政所宣示的内容,故无法与根深蒂固的中国思想文化传统相融合,忽视了中西方社会思想文化之间所存在的巨大差异,从而失去了构成宪法制度所必要的环境支撑和理性基础。可见,宪法思想是宪法之魂,宪法是宪法思想的规则化,而宪法实践则是宪法思想和宪法在实际社会政治生活中的具体展现。对于国家、组织和个人的社会政治活动,宪法思想既可通过宪法以制度的路径和形式(政治制度、经济制度、文化制度等)加以规范,也可以文化和理念渗透到人们的心理和行为选择中来体现出影响。当今中国面临着大量的社会问题,其中许多与宪法有关,需要从宪法角度进行探讨与研究,对此就必须弄清影响宪法制度及其建设的社会思想文化,即宪法思想。宪法思想可以说提供了一种必要的认识问题的平台,这种在更高的层面上将历史的和社会的思想文化内涵与宪政的普遍性原理相结合而构建的认识平台,是分析现实问题的理论之源。所以正视宪法思想,是为了以新的视角对现实问题进行深层次的解释,以此来更好地寻求解决问题的理论与现实对策。今天中国已步入了改革开放的新时代,同样,宪法建设也进入一个寻求与注重社会思想文化多元化的新阶段。不同社会思想文化在多元化比较中体现出各自独特的价值。发展中的中国宪法应该反映和吸纳那些具有合理价值内核的思想文化精髓,特别是具有普遍意义的成熟的人类政治文明成果。古今中外多种宪法思想通过复杂的互动过程,形成了未来中国宪法发展的演变基础。宪法思想的发展必然带来宪法制度的相应调整和宪法实践的进步。

二、中国古代宪法思想

近代宪法形成于17)18世纪资产阶级革命时期,而宪法思想的萌芽早在古希腊、罗马以及中世纪就已存在,体现在西方宪法中的思想文化基础根源于古希腊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等思想家的理论中,后在近代的洛克、卢梭和孟德斯鸠等人的理论中得以形成和完善,主要有人性自然论、人民主权论、法治论、分权论和道德法律论等。中国宪法思想的形成和发展同样也是一个源远流长的过程。中国古代没有近、现代出现的宪法,但存在影响近、现代宪法形成及其内容的思想文化基础。一国的宪法思想不可能脱离于一国的历史与社会发展而凭空产生。把脉中国宪法思想,可看到它是根源于中国儒家学说的鼻祖孔子和孟子»,并在历代儒家弟子的理论中得到继承和发展,同时也体现在中国近代、当代的康有为、孙中山、、邓小平等人的理论和思想中。在中国悠久的历史长河中,中国宪法思想的发展具有继承性,也带有明显的时代性。辛亥革命以前的中国,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封建社会时期。在封建社会发展过程中,中国社会许多传统的、主流的思想文化逐渐汇入了中国悠久的宪法思想河流中,并沉淀在当代中国社会的各个方面。这些思想文化影响巨大,意义深远,概括起来,主要有:1.人性社会化论。中国自古以来就以人的社会属性而不是自然属性来说明人性,并以此来判断人们之间的互相关系及其政治属性。这种思想可追溯至孔子的性相近,习相远的思想。孟子在孔子人性论基础上,认为人天生是善良的,之所以现实中存在着那么多的丑恶现象,是因为有些人追求利益而失去善性所造成的,并把善与利看成区分君子和小人的根本标志。孔孟人性论为其以后的许多封建学者,如西汉时期的董仲舒、唐朝时期的韩愈、南宋时期的朱熹所继承和发展。值得指出的是,孔孟人性论同样对康有为、等人的思想产生一定的影响。2.集权论。在民主和集权的选择中,中国历史上的政治家和思想者大多偏向于集权,甚至包括古代中国的法家。按照法家的君主救世说,专制君主制是人类历史发展所必然。儒家总的说来倾向于集权,如孔子认为君主天生是臣民的主人,他拥有臣民就像拥有房屋和土地等私人财产一样。一些儒家学者不光自己提倡集权,而且还提出多种方略为统治者强化集权出谋划策。例如,儒家人物董仲舒向汉武帝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强调以儒家思想统治其他各家,使儒家的仁义礼乐作为维护封建统治的工具,目的就是为了加强封建中央集权。在历史上,中国从秦朝开始就建立起千年的封建中央专制集权制度。3.人治论。同集权论思想相同,中国传统的思想主张人治。人治论直接与中国古代的封建专制制度相联系,并为之服务,如儒家认为为政在人,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孔子的君主一言可以兴邦,一言可以丧邦等论述都是人治思想的体现。儒家学者董仲舒通过其天人感应理论竭力主张人治。法家主张以法治国,事断于法,贵公弃私,似乎反对人治,但事实上很多法家学者也清楚表明,法律为统治者所制定,是统治者手中的工具。4.政治道德化论。中国传统的思想是将政治道德化,在两者之间画等号。这种思想可追溯至周朝统治者的以德辅天思想。孔子推崇德政,认为统治者的德政能使其处于国家至高无上的地位,并受到臣民的拥护。孟子也非常强调对臣民进行道德教化。董仲舒主张为政当以德化,以德为政,固守其德,这才能统治好国家。实际上孔孟的德政是把国家命运维系于明君身上,并要求臣民守德尊上,这又与人治思想联系在一起。在中国历史上提倡德治,将政治道德化的思想家和政治家很多,诸如唐朝的李世民、宋朝的朱熹、明朝的王夫之和清朝的顾炎武等。从今天看,上述中国许多古代政治家和思想家的论述和主张实际上涉及到人性与国家和法律的关系、民主与集权的关系、法治与人治的关系、政治与道德的关系等问题。他们的论述和主张,事实上已经成为长期在中国占主导地位的思想文化,极大地影响了中国人民的心理和行为。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这些论述和主张构成了中国古代的宪法思想并对中国社会政治生活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

三、中国近代宪法思想

从19世纪中叶到2世纪上半叶,伴随着中国封建制度走向灭亡和西方列强的侵入,中国社会的各种矛盾十分尖锐,民族危机日益严重。在拯救和振兴中国的历史关头,资产阶级改良运动和革命运动风起云涌。在这种历史背景下,特别在对传统封建思想文化的批驳中,中国近代的宪法思想形成了。其主要体现在中国近代资产阶级学者、思想家和政治家的思想论述中,比较突出的有两个方面,一是提倡人民主权论思想。以康有为、梁启超和谭嗣同为首的资产阶级改良派推崇流行于西方的以卢梭的人民主权理论为基础的民主,并提议在中国建立议会制度和君主立宪制度。如谭嗣同认为:有所谓民主者,能为大公至正。所以他主张废君主,倡民主,变不平等为平等。康有为认为,中国最理想的政体是仿照西方的君主立宪。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思想主张更西方化,建议用自由民主思想代替儒家学说,用资产阶级共和国代替封建专制政府,把人民的权力还给人民,完全公平合理。二是提倡分权论思想。康有为认为的君主立宪是盖自三权鼎立之说出。最有代表性的是孙中山的五权宪法思想,这也是他三民主义中民权主义的主要内容,其核心是把政权和治权分开,由人民掌握政权,政府实施治权。人民的政权包括选举权、罢免权、创制权、复决权等四权。政府实施治权,采用五权分立制度,即立法权、司法权、行政权、考试权、监察权相互独立、相互制约。孙中山的五权宪法思想是一种中国式的近代革命民主主义的宪法学说。由于中国近代宪法思想不是在中国历史发展和资产阶级革命的实践过程中自我形成的,而是学习和引荐的西方自由民主思想,因此从本质上讲它体现的是西方宪法思想。同时,它也不像中国古代宪法思想那样有自己比较完整的体系,且缺乏历史的和阶级的基础,因此就难以得到自近代以来中国主流社会的广泛认同,并最终难有作为。不过,中国近代宪法思想是与封建思想文化斗争中形成和发展的,它促使人们不断反省中国的传统思想文化,这对中国现代宪法思想的形成是有利的。

四、中国现代宪法思想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实践中,中国现代宪法思想开始出现。随着新中国的成立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中国现代宪法思想体系逐渐形成。它既是全新的和革命的,也是历史的和继承的,并且随着时展它又是开放的和进步的。概况而言,具有革命性和发展性的中国现代宪法思想主要是:1.阶级论。这是中国当代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等人提出的新的人性观论,这一思想的形成既受孔孟人性社会论的影响,也是等人对马克思人性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的理解和解释。认为,人的社会存在决定人的社会意识,人在阶级社会中的社会存在主要指人的社会生产关系,而这种人的社会生产关系实质上是阶级关系,且正是这种阶级关系决定了人性。同时他又认为,在当今的世界上,没有所谓人类的爱与恨,只有阶级的爱与恨,而每一个人的爱恨是由其阶级性所决定。从这点看,又否定了孔孟的人性善的理论,并将该理论批判成不切实际的、抽象的理论。但他自己又实际上提出了一个比孔孟人性善理论更加社会化、更加狭窄的人性观念。这种新的人性论既是中国当代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等人在孔孟人性社会论基础上形成的,也是对马克思人性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的解释。他认为,人的社会存在决定人的社会意识,人在阶级社会中的社会存在主要指人的社会生产关系,而这种人的社会生产关系实质上是阶级关系,且正是这种阶级关系决定了人性。在这个观念基础上,提出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方针,建立了他的阶级斗争理论。新中国的宪法无论在政党制度、政治体制、经济制度、意识形态还是公民权利上都体现出阶级论思想。使用阶级概念是社会主义宪法的一个特色。2.人民民主论。中国共产党人对主权和民主的看法不同于西方的人民主权论¼,认为权力应该属于广大的劳动人民群众,国家应该是人民的国家,民主应该是真正属于绝大多数人的民主。这种理论最初出现在陈独秀、等人的有关论述中。等马克思主义者提倡建立以绝大多数人为基础,为工人阶级(通过共产党)所领导的国家制度,认为这才是符合人民利益的民主和国家。1954年1月7日在杭州的中国宪法起草工作会议上,首先提出了起草的指导思想:我们社会主义宪法,一要坚持人民民主原则,二要坚持社会主义原则。新中国成立后的主流思想理论进一步发扬了等人的人民民主思想。3.民主集中制论。与人民民主论相联系,新中国宪法在对国家权力的划分上及运作上采用了与西方分权论思想不同的民主集中制思想。这种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在集中指导下的民主,将民主和集中相结合的理论来自于巴黎公社的实践。按照马克思主义理论,国家权力具有不可分割性,所以我国在实践中建立以人民代表机关作为统一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我国宪法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机构实行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具体体现在国家权力机关和人民的关系、国家权力机关和其他国家机关的关系、以及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几个方面。4.法治论。与人治论相对立的法治论,是现代民主国家普遍适用的宪法思想。中国现代宪法同样强调法治思想。社会主义法治思想是在人民当家作主的原则指引下所产生的新型的法治理论,它认为法律代表了人民的意志,不仅保障公民的权利,而且还为公民行使各种合法权利提供切实有效的保障。不过,中国历史上本来就缺乏法治传统,人们重视权威与人治,所以在中国法治建设必然要历经艰难。真正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是从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才开始的,是邓小平总结了国内与国际的历史经验,提出了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和法治的思想和方针。在邓小平思想的影响下,1999年宪法修正案第13条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这是法治思想第一次这样明确地直接写进了中国宪法。中国现行宪法,即82宪法是中国在刚刚结束十年动乱和实施改革开放政策之初制定的。尽管82宪法被广泛认为是新中国最稳定和最好的一部宪法,但也不能否认其仍然存在不足之处,而且许多宪法条款在现实生活中还没有得到全面的细化和落实。究其原因,难脱当今中国社会实际有影响力的宪法思想之制约。我们认为,在当今中国社会实际有较大影响力的宪法思想并不是中国现代宪法思想,而是中国传统的古代宪法思想。一方面,是因为中国古代宪法思想本来就根基很厚,底蕴很深。邓小平曾说过:旧中国留给我们的,封建专制传统比较多,民主传统法制传统很少,也正因此他说政治体制改革太困难、太复杂。当然,强盛的中国古代宪法思想并不是说没有积极的一面,比如在大一统的中国传统小农社会中,孔孟的德治思想一直就被奉为是治国安邦之良策。今天中国领导人也提倡德治思想,虽然在新的历史环境下把德治归于思想建设和精神文明范畴,但在强调德治在国家治理中的意义上与中国传统的思想不能说不存在联系。另一方面,新中国成立后经历的数次政治运动,变相地实施、宣扬了封建集权思想和人治思想。1954宪法制定之后不几年,从1957年反右开始,人治思想就抬头了并愈演愈烈。结果是人治的传统和习惯在集权体制配合下迅速就把宪法的约束抛在脑后。现在我们把依法治国写进了宪法,但上世纪8年代之前在中国很难说有法治的概念,而且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崇尚权威和人治而缺乏法治传统的国家。即使现在人治论思想依然繁衍,像国家权力党内化和部门化、部门权力个人化、个人权力神秘化现象仍十分严重。我们的行文和思维模式乃至事业的发展、问题的解决和成绩的取得离不开领导的重视与支持,人们对领导的寄托胜似对法律和制度的信任。而与此同时,中国现代宪法思想从整体上看尚处在初级和不平衡发展状态中。首先,有些宪法思想还未完全形成(如法治论),有些还暂时体现在宪法条文或理论层面中,尚未完全作用于中国社会实践。企望它们完全取代和消除中国传统的宪法思想来支配人们的行为选择还不现实。其次,一些现代宪法思想还不成熟,在一定程度上还包含着一些扎根于中国社会土壤的传统宪法思想因素,尚需要在实践中进一步完善。比如,民主集中制在实践中仍带有一定的集权论思想,在实践中如果民主尚缺乏完善的或被真正落实的选举制度和监督制度等法律措施作保障,如果集中依靠少数领导人手中的政治权力,则民主集中制往往演变成为集权制。个人高度集权就会产生家长制作风,就使个人凌驾于组织之上,组织成为个人的工具。再次,不同现代宪法思想的发展及其在实践中的指导作用也不平衡。比如在突出强调阶级论的同时,人民民主论和法治论则相对薄弱。突出表现在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与宪法权威的关系、党同人大和政府三者之间的关系没有很好的理顺,在事实上的强权政府下,人民代表大会难以体现出作为中国最高权力机关的地位和权力。总之,在当今中国社会中,实际发挥着直接或间接影响力的宪法思想是复杂和多元的。国家、组织和个人所做出的某一选择往往是多种宪法思想共同影响的结果,有时难免还会在多种宪法思想中做出游离不定甚至是矛盾的选择½。

五、未来中国宪法思想的发展

可以肯定的是,未来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与市场经济的发展进程不会停止,加入WTO之后中国与世界政治经济发展的互动效应也会趋于明显。我们认为,未来中国古代宪法思想的影响会相对减弱,西方某些宪法思想的影响力可能会增大¾,而未来中国宪法思想最大的发展应该是形成于2世纪下半叶的中国现代宪法思想保持与时俱进,并在吸收和融合一切有合理价值的宪法思想同时不断成熟、完善和发扬光大。现代宪法思想的发展变化具体表现在:1.阶级论的影响会弱化。在和平与发展成为主旋律的历史背景下,继续以阶级和阶级斗争作为指导思想来构建宪法制度将与中国社会的现实发展及其要求发生背离。党的十六大并没有否定党的阶级性和阶级基础,然而,它在继承改革开放以来逐渐注重先进性的基础上,更加鲜明地强调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使党和政府的奋斗目标走进或贴近人民群众的现实需求,即以保障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为最高目标,保证人民享有广泛的权利和自由。以人为本,执政为民,反映未来中国社会更趋人性化,而阶级论则会不断弱化。法学家张友渔23年曾在一次宪法学术研讨会上说,有人提出将来修宪一定会使三个代表思想入宪,平心而论,如果能用三个代表取代当前宪法中阶级斗争的提法,确实是一种进步。总之,阶级论的弱化势必会对未来中国政治架构的改革与完善产生积极的至关重要的影响。2.民主集中制论会进一步深化,特别是权力间的制衡与监督将会突出。国家机关之间的分权和制衡关系是世界各国宪政发展的普遍规律,我们在批判西方分权论宪法思想和体制的同时,往往忽略了这点,实际上中国宪法所规定的以人民代表大会为中心所建立的一府两院制度就包含着国家机关之间的分权和制衡关系。与西方政治制度不同的是,我们的分权是在保证人民当家作主前提下治理权的分工,不是主权的分裂;我们的制衡和监督来源于人民对国家机关的监督而这种监督通过人民代表大会得以实现,作为国家最高权力机关的人大对一府两院的监督是民主集中制下的上级对下级的单向监督,而不是西方的分权监督。可见,中国宪法规定的政治制度比西方更需要和更有利于立法机关实施监督职能或采取用于监督目的的各种措施,问题是目前这些宪法规定在相当程度上还更多地停留在宪法和理论层面上,如何在成文法中予以细化和实践上全面落实将是未来思考的重点,而在这一过程中西方宪政中的一些合理的成熟的做法或许值得我们借鉴。3.法治论将明显地朝两极化方向发展:充分反映和保障人民权利与限制政府行为。这体现出现代法治的真正内涵:法治是服务于人民利益的机制,是要保障人民通过法律的途径有效地监督政府的各种行为,尤其是行使国家权力的合宪性和合法性。以法治国已写进了宪法,但整个宪法体系和法治制度的构建离现代法治的要求相差甚远。所以中国未来法治思想的发展和法治建设的重点将围绕在如何建立一部真正处在最高法律地位的良好宪法和建立一套运转有序的更好地维护公民权益的宪政体制上。4.人民民主论思想将进一步深入。人民当家作主的要求和思想进一步会从宪法和理论中走向社会生活实践中的各个方面。特别是人民对属于自己的权利的要求会更加主动和具体,这反映在广大人民群众的主权意识、权益意识、纳税人意识和参政意识的不断成熟和增强。同样这种变化会对共产党的执政方式产生积极影响,过去那种将党与人民等同起来和党直接管理国家、代替人民当家作主的思想和做法会逐渐得到修正。

宪法思想范文篇3

关键词：思想自由；《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宪法；宪法保护

引言

人类一思考，上帝就发笑。

米兰。昆德拉这句似乎不经意间的言语让世人对自己的思想产生了或多或少的怀疑，我们有思想吗？我们能够去思考吗？其实，人之所以为人，就是因着精神的缘故，而自由地思想原本就是人的权利。真的无法想象人类一旦没了思想，造人的上帝会有何样的落寞神情。

法理学者周永坤先生在其力作《法理学》中开篇发问：“我是谁？我从哪里来？到哪里去？”并说“这些问题是人所特有的对自己精神家园的追求。”[①]我以为然并试图作答：我是一个有着独立思想的人，我从自己的精神家园来，到另一个更为理性的精神家园去。护卫着这一路行程的便是自由-思想的自由。

自由地思想原本就是我们的权利，它也是个人的最后一道防线。保留思想的自由对于个人和社会都有着积极的意义。思想者除了自己的思想常常一无所有，他唯一能抗拒对思想的权力的，仍然还只是思想。如何保持这一防线不致受到任意的摧残？或许，作为利益之器的法才能将我们对自由思想的美好向往变为真实。

幸而，在我们这个权利的时代，本国宪法没有规定并为人们所忽视的权利越来越引起人们的关注。思想自由就是一例。居于国际人权宪章体系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18条规定：“人人有思想、良心和宗教之自由”，我国政府已于1998年10月5日签署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一旦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这一规定将对我国宪法产生实质性的影响。由之，思想自由的宪法保护第一次如此庄重地走进了我们的视野，也走入了我们的思想。

记得数十年前殷海光曾对自由有着一段精彩的论述，我以为对之于思想自由而言，它是同样的那么精彩，于是摘录如下，算为题记：

自由是许多人恐惧的乌云，也是另外许多人欣喜的朝阳。自由是许多人要扑灭的瘟疫，也是另外许多人需要的滋养。自由是许多人想象的混乱，也是许多人欣赏的孤芳。不少人假自由之名以行不义，更有不少的人献身以求实现自由的天堂。自由啊！你的面目怎么这么变幻无常？我要端详你多方！

揭开我的纱幕吧！我本来是如此端庄！[②]

一、思想自由之基本理论解读

（一）思想自由的概念

思想自由，通常也称为思想自由权。现代英国历史学家伯里在其名著《思想自由史》一书中称：希腊人之所以使我们永远铭感难忘，乃是因为他们最初发现了“思想自由”。[③]“思想自由”作为一项概念的提出则始于17、18世纪资产阶级反对封建专制的革命。资产阶级思想家们对封建专制制度压制人民的思想自由的行为进行了猛烈的抨击，提出了以思想自由为一项主要内容的资产阶级人权口号。法国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一书中指出：“要享受自由的话，就应该使每个人能够想什么就说什么；要保全自由的话，也应该使每个人能够想说什么就说什么。”[④]

关于思想自由的概念，学界从不同的角度出发，有着各种不同的表述。有学者认为思想自由是精神自由、意志自由、观点自由等。与行为自由相对应，是人的意识的内向领域里的自由。包括独立自主地进行思维和判断的自由，不受干涉地接受、持有某种见解或观点，不受干涉地进行思想交流的自由。[⑤]有学者将精神自由与良心自由合并成一个概念，认为思想自由“是指保障个人拥有世界观、人生观、伦理观、意识形态等内在精神活动领域不受外在势力干涉与压迫的自由。”

比较而言，笔者基本赞同《中国人权百科全书》对思想自由的界定，即思想自由是指“进行思考，形成一定主张、意见和想法的权利。与信仰自由、表达自由、宗教自由、学术自由、出版自由等权利有密切的联系。思想自由强调个人内心活动的自主性，它是保证公民依照自己的世界观和思维能力进行独立思考和独立判断，做出各种自主性行为的基础。”[⑥]同时，笔者认为思想自由还应当是一种理性的解放，具有独立的地位。

（二）思想自由的性质

1、思想自由是一项基本人权

人权观念的形成历史告诉我们，人的自由不仅促使了人权体系的形成，而且，理论家一般都将自由权看作基本人权。罗伯斯庇尔就曾提出：“人的基本权利是关心保全自己生存的权利和自由的权利。”[⑦]郭道晖教授也曾指出：“在基本人权上，起初都是比较突出强调自由权的。”[⑧]因此，作为一切人类自由的起点的思想自由应当是一种基本人权。作为基本人权的思想自由，首先，在人权的分类中，是“人作为区别于动物的人的先天以存的价值”，属于天赋的权利即与生俱来的自由权，是一项享有的人权。对享有的人权，国家的态度只能是立法上为其划定应受保护的范围，并“依据这一范围向它提供支持并抑制自己不去侵犯它”。[⑨]其次，它还是一项普遍人权，因为任何基本人权在本质上都是人类作为一个普遍性的主体无例外地应该享有的人权。思想自由应当为全体人类所共有，而不单单是某一部分人的特权和专利。

2、思想自由是一项背景性权利[⑩]

思想自由“是一切自由的根源”。[11]梁启超曾言及“思想自由，为凡百自由之母”，正因为有了人类思想的指引和提升，我们才有了今天的科学、艺术与文化成就。因此，自由地思想是人类文明发展最基本的动力。思想的自由是一切人类自由的起点，思想自由应当是自由的中心和灵魂。GuidoDeRuggiero就曾经说过：“思想自由和宗教自由乃是所有人类自由得以在其中产生和发展的不可侵犯的堡垒。”[12]因此，思想自由权是一种背景性权利。它是公民某些其他人身权、政治权的基础，其他一些权利被承认、被规范必须以思想自由权的存在作为前提。这些权利包括知情权、隐私权、沉默自由、宗教信仰自由、表达自由、出版自由、言论自由、学术自由等。显而易见，如果没有对思想自由的肯定，是谈不上上述各权利的，因为宗教信仰自由、表达自由、出版自由、言论自由、学术自由既是思想自由的结果也是思想自由的表达方式，而沉默自由、隐私权在某些情况下也是思想自由的结果。

（三）思想自由的特点

1、思想自由具有内在性

思想自由是人的内心活动，思想自由只有通过一定的方式得以外现，才能真正对社会对他人施加正的或负的影响，否则，当它处于内潜阶段时，除了法律承认个体的人格尊严这一层意义外，并没有其他实质上的社会意义或价值。因为人是思维的动物，人有思想的权利，这是应然的，但只有当人把自己思维的结果通过一定的方式如学术讨论、出版、宗教信仰、言论、集会、游行等方式表现出来，思想自由才会从应然性转化到实然性，思想自由的价值才得以体现。

2、思想自由具有理性

“人是一个理性存在物，理性是人的本性。”[13]事实上，“至今亦然，思想和宗教的自由经常与主张自由一起被称为《公约》的核心，因为这一基本核心表明联合国的权利法案建立在这样一个哲学设定之上：人作为一种理性的存在物是他或她自己命运的主宰。”[14]因此我们所说的思想自由并不是一种为所欲为的自由，而是理性指导下的自由，隶属于理性的思想自由才是真正的思想自由。德国法西斯和日本军国主义的宣传就曾使得无数青年变得疯狂，表面上看他们依然享有思想自由，但他们的思想实质是统治者预设的意志，这种意志背离了自身的理性，因而他们的思想已经不再是自由的。

3、思想自由具有绝对性

谈到自由，人们往往想到它的相对性，但是，应该指出的是，这种相对性一般是针对行为而言的。人的行为是意志活动的外化，只有“无害于他人”，在法律许可的范围内，才是自由的。而思想自由是一种内心活动，它享有绝对的自由。对此，美国著名的政治学家詹姆斯。M.伯恩斯等在《民治政府》作出了很好的区分，他们写道：“像几乎一切其他一样，言论自由的权利和出版自由的权利也是有限制的。在讨论政府控制言论的宪法权力时，区分信念、言论和行动是有益的。在一端是随我们愿望而思想的权利，这种权利对于生活在有组织社会里的人们是绝对必要的。尽管在实践中有时有偏差，传统的美国观点是：思想不容侵犯。政府无权因思想问题而处罚人，也无权以任何方式干涉思想自由。……另一端是行为，通常是受约束的。正如人们所说，‘挥动你手臂的权利，以不触及他人的鼻尖为限。’”[15]思想作为自由是绝对的，各国宪法关于思想、意志等精神自由规定时，通常不规定其限制，也不赋予立法者有制定法律加以限制的权力，而加以绝对的保障。

4、思想自由具有可侵性

尽管思想自由不应该受到控制，但现实告诉我们，控制思想绝非不可能。关于人的思想不可能被控制因而不可能不自由也并非事实。第一，国家权力可以通过干涉或剥夺人们的表达自由而变相限制或剥夺人民的思想自由。因为，国家权力无法干涉人们的内心思考，但却可以干涉人们思想的表达，而没有思想的交流、信息的传播，人们就会失去信息源、失去观念的碰撞和不断完善而无从思想或正确地思想，人们的思想就会逐渐的枯萎甚至死亡，思想自由也就不复存在了。第二，国家权力可以通过剥夺人们的信息自由或向人民灌输错误甚至有害的信息、理论而引诱或逼迫人民错误地思想。我国十年浩劫就是例证。一小撮野心家、阴谋家和别有用心的跳梁小丑假借“”之名义，运动无知、狂热的群众，大革文化之命，将全国引入歇斯底里。这一现象之所以会发生，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人民被剥夺了思想自由。[16]也正因为思想自由的可侵性，人类应该对思想自由的保护加以关注。幸而，这种关注已经存在并且开始了。

二、思想自由之宪法规范分析

纵观历史与现实，我们不难发现，人类对思想自由的关注绝不仅仅停留在对思想自由理论的探讨上，而是更为主动地将思想自由以某种特定的形式予以固定，从而达到更好地保护自己权利的目的。毕竟思想自由不应该是纯主观的，而应是现实的，因而只有在健全的国家法制中才能实现思想自由，“法律是自由的具体体现”。[17]思想自由真正普及人类当以其被法定化为界碑，各国宪法就是其中最为显著的标志。据对世界上142部成文宪法统计，有18部宪法规定了观点自由，22部宪法规定了思想自由，16部宪法同时规定了观点自由与思想自由。[18]由此，将思想自由作为一种宪法基本权利纳入宪法，从而对之加以宪法保护已经成为一种世界潮流。

（一）思想自由之宪法规范进程

对思想自由的保护最初来自于各国国内宪法和法律的规定。1789年法国《人权宣言》第10条规定：“意见的发表只要不扰乱法律所规定的公共秩序，任何人都不得因其意见、甚至是信教的意见而遭受干涉。”这是最早规定思想自由（意见自由）的法律文件，自此以后，各国宪法纷纷将思想自由作为本国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写入宪法。如日本国宪法（1947年）第19条规定：“思想及良心之自由不得侵犯。”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基本法（1947年）第4条规定：“信仰自由、良心自由、世界观自由不受侵犯。”

然而在现代宪法发展中，值得密切关注的现象之一是，随着国际交往的日益频繁，国际间的合作和谅解也日益加深，人权的保障形式也出现了新的形式，那就是人权保障的国际化。人权保障国际化的趋势表明权利保障具有一定的共同性。公民基本权利的问题作为基本人权的问题，它在二战以后不再仅是一国宪法的问题，已由国内法发展到国际法，即产生了人权的国际保护，尊重、保护人权已成为一项国际准则。二战后，联合国及有关国际人权组织制定了一系列的人权文件，最主要的有：1948年12月10日联合国大会通过的《世界人权宣言》、1966年12月16日联合国大会通过的《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和《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这三个文件通常被称为“国际人权公约”，构成国际人权宪章体系。它向全世界所有国家和人民提出了各国公认的有关人的权利和基本自由的活动准则和应该努力的方向。《世界人权宣言》第18条规定：“人人有思想、良心与宗教自由之权”。《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18条规定：“人人有权享有思想、良心和宗教自由”。第19条规定：“人人有权持有主张，不受干涉”。由此可以看出，思想自由已经作为一项全人类所应当享有的基本人权为国际社会所认同。[19]

普遍人权理念的形成要求着越来越多的国家去接受和保护国际公约规定的人权。[20]然而人权内容广泛而丰富，宪法作为国家根本法，不可能全面规定，各国确认的只是人权的核心部分-基本人权。因此，越来越多的国家按照国际人权公约中所规定的基本人权来规定或修改完善本国宪法的公民基本权利。由此，作为国际人权公约中的一项基本人权的思想自由便成为后来制定宪法的国家所确认的一项宪法基本权利。如1982年土耳其宪法第25条规定：“每个人都有思想和意见的自由。无论出于何种理由和目的，任何人都不得被强迫公开其思想和意见；不得因其思想和意见而受到谴责和起诉。”智利宪法第10条第3款规定：“拥护和宣传任何政治观点不构成犯罪和滥用权利。”喀麦隆宪法序言规定：“在尊重公共秩序的条件下，任何人不得因出身、观点或宗教信仰、哲学或政治的观点而受迫害。”1978年《西班牙宪法》第十六条规定：“保障个人和团体的意志形态、宗教信仰自由；任何人不得被迫将其意识形态、宗教或信仰自由公诸于世。”即便是没有明确指明思想自由的美国宪法，一般都被其本国学者认为“第一条宪法修正案宣布……在这一句话里，我国宪法阐明了自由社会的基本支柱：思想自由和表达自由。”[21]

（二）思想自由之宪法规范意义

宪法对思想自由的关怀向我们宣示着，思想自由作为一项基本人权，其在宪法文本中的彰显揭示出二者必然存在着良性的互动关系。思想自由能够为宪法所吸纳，成为一种宪法基本权利而为宪法所保护，本身已经说明思想自由的入宪有着积极的意义。我们认为，这种意义就在于从宪法理念升华为宪法基本权利的进程，实质上是思想自由作为一项应有权利，在最高级形态上予以内化和认同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思想自由与宪法互相依存、互相渗透、互相融合，各自的必要需求都得以满足，同时也促进了宪政的发展。因此，从思想自由与宪法的良性互动关系来分析，是全面思索宪法保护思想自由意义的一条新的路径。笔者的思考正是沿着这样的路径展开尝试的。

1、立足宪法角度的思考

首先，思想自由证验宪法来源正当性。宪法是在人权思想日益成熟为一种理论体系和社会理想后，受特定社会背景制约而诞生的。人权所催生的宪法事实上是社会大众相互妥协后的结果，或者说是一种相互之间的契约，立宪主义的思想源流之一就是社会契约。[22]思想自由保证了人们能够自由地形成自己的主张，寻求自身的利益，从而为人们更好地了解和参与契约的制定提供了可能。人有了思想自由，便意味着人们在社会发展过程中，面对多元选择时，作出正确选择。这样在众多的权利救济途径中，人们才得以选择了契约这一强而有力的形式将人的权利固定下来，以有效禁止任何形式的侵犯。这种契约就是宪法。其次，思想自由体现宪法价值来源。宪法作为一个国家的最高法和根本法，“尊重人的主体性和个体性，以人的权利为出发点和归宿，正是宪法的真谛所在。”[23]人本和自由是宪法的价值法则，是宪法的价值来源和逻辑起点。[24]思想自由作为维系人的尊严的最起码的要求，思想如果不自由，人也就难以成为一个独立自主、自决的主体，而沦为被操控的客体，也就失去了作为自由人的必要条件，而人也将在丧失尊严的同时复归于兽类。因此思想自由作为人权中最为体现人的尊严与价值的一种，它在宪法中的体现无疑会凸显宪法的价值来源。最后，思想自由保障宪法完善。宪法是最高的法，既然是法，它就具有规范性。宪法规范带有主观性，它永远不可能像实证命题那样被证明正确。[25]价值完全中立的宪法规范是不存在，事实上，由于人类认知能力的局限性，即使是制定法律的人民及其代表也会犯错误。因此我们应当永远对宪法持有怀疑主义的谨慎态度，这样才能不断地对宪法加以反省与完善。而怀疑主义的精神只存在于自由的思想之中。

2、立足思想自由角度的思考

宪法是人民自由的宪章，是人权的宣言书和保障书，在一国法律体系中，宪法对人权的确认和保护的范围最广泛、层次最高级、效力最强大。柏克在《关于代议制改革的演说》讲道：“在我们的宪法里……我感到我是自由的，同时我的自由对于我自己和他人不构成威胁。我知道，当我做我应该做的事时，人世间不存在任何权力能够染指我的生命、我的自由、我的个人财产。”[26]对思想自由而言，首先，只有宪法的保障才能使它得到最可能的释放。大须贺明教授就曾指出，在立宪主义之下的理想社会应是精神与物质均能获得解放的社会，“它是以个人主义与自由主义为基本原理，保障着以精神自由为主的诸种自由，而且社会成员能够将打碎封建且非合理的为数众多的桎梏从而解放出来的精神性能源和活动化做原动力，从而使个人资质和能力能尽情地开花，并能自由地享受其丰烁之果。”[27]其次，由于思想自由具有“背景性权利”的性质，保障思想自由实现必将同时对公民的知情权、隐私权、沉默自由、宗教信仰自由、表达自由、出版自由、言论自由、学术自由等予以保护，从而扩大了权利保护的范围。最后，思想自由有着体现人的尊严、寻求证验真理、启迪国民智力、促进科技进步、建设民主政治等一系列的作用，但是，这些作用中很大一部分是思想自由在得到实现状态下才得以发挥的，在其未实现之前，只是潜在的。宪法规范机制的介入将使得思想自由所具备的这些作用能够在现实生活中为人们所实际享有和运用。

3、立足于宪政角度的思考

从宪法理念升华为宪法基本权利的规范进程，实质上是思想自由作为一项应有权利，在最高级形态上予以内化和认同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思想自由与宪法在互相依存、互相渗透、互相融合，各自的必要需求都得以满足的同时，也促进了宪政的发展。宪政是以权力制约和人权保障为基本内容并体现法治精神的宪法在国家的实际生活中充分实施所形成的现实的民主政治体制。第一，宪政意味着权力受到制约。霍尔巴赫在《自然政治论》中早已指出：“健全的政府不认为自己有权干预属于臣民良心方面的事情。它让臣民自己认为必须怎样思考就怎样思考，只要求他们不要忘记自己的公民义务。”[28]然而思想自由实际受到最多的侵害正来自于公权力，如果政府的权力得不到有效的监督与控制，暴政也就开始了，而暴政反过来会对思想自由加以侵害，因为“暴政本身是盲目的，它力图使那些听命于自己的人同样盲目；它疑心重又不公正，容不得知识渊博的臣民。”[29]而在此时，不仅是思想自由本身得不到保护，宪政目标的实现已几乎成为一种奢谈。因此思想自由在宪法中地位的确立有益于控制政府权力，至少说控制了政府垄断思想的权力。“为了始终维持生存，一个自由的社会不要求信仰的一致，而要求互相制约的集团和机构，它们能够彼此监督，防止他们中的任何一个获得垄断这个国家的各个机构和思想的权力。”[30]第二，宪政最终意味着民主政治。何谓“民主政治”？应该说，民主政治包括的内容很广，但就实质而言，不外一是“法治”，一是政治的普遍参与。[31]现代世界史中，坚持政治民主的国家，基本上都遵循思想自由的标准。事实上，“指望我们所有的价值观或思想观点以完美的和谐形式共存是不现实的。”[32]只有真正拥有自己的主张和意见，公众才能够真正参与到民主政治的建设之中去，对国家决策提出有效的建议和意见，对权力机关进行有效的监督和制约。压制人民的思想自由，将使得民意无从产生，而没有民意的政治，将不是民主政治，只是专制和独裁。因此，“如果一种政治制度被认为是民主的，那么，这个制度就必须有思想和言论自由，即有观念和符号的竞争。”[33]

三、思想自由之我国宪法保护现状与诉求

今天，随着人类对自由、平等、民主、人权、法治等价值和理念的诉求的愈益高涨，越来越多的国家签署国际人权法律，或至少表示愿意接受其中的部分内容。中国是《世界人权宣言》的起草国，[34]中国政府更于1998年10月5日签署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获得批准估计也只是时间问题，我国应当如何履行公约所规定的赋予公民思想自由的义务，对我们每一个宪法学人都提出了挑战，而这也激发了我们对思想自由在中国的宪法保护现状的实质性关切。

（一）我国宪法对思想自由规范的缺失

1949年由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第5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有思想、言论、出版、集会、结社、通讯、人身、居住、迁徙、宗教信仰及示威游行的自由权。”但从1954年《宪法》起，思想自由并未在宪法中加以规定。后来的几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均没有。我国现行宪法第35条规定了公民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第47条规定了公民有进行科学研究、文学艺术创作和其他文化活动的自由。尽管以思想自由为前提和基础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和示威等等表现人们思想和见解的自由在宪法中得到了体现，但现行宪法对思想自由本身还是未作出规定。然而种种原因表明思想自由作为一项独立的自由权和自由社会的标志，应在我国宪法中做出明确规定，思想自由的宪法地位应当得到确立。

（二）我国对思想自由载入宪法的特殊诉求

1、来自我国宪法自身的诉求

（1）我国宪法发展趋势需要思想自由入宪。令人振奋的是，已经结束的我国第四次修宪已经明确把“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纳入宪法保护的范围，同时伴随的还有我国公民合法私有财产权保护的入宪等等一系列重要宪法修正案，这就使得本次修宪充分体现了以人为本的思想，使得作为九鼎之重器、国家之磐石的宪法，成为维护最广大人民利益的法宝。事实上，回顾我国对1982宪法历次修正的内容，我们不难发现，以人为本正逐渐成为国家和宪法的价值观，从观念到制度，宪法的发展都朝着维护公民权利的方向前进。宪法的发展也正召唤着作为凸显人本和自由的宪法价值观的思想自由。此外，私有财产权的入宪将极大地满足每一个公民物质财富的积累，而人的思想与财产权密切联系-有了“体面地生活”，“自由地思想”便成为了可能。于是，“在这个社会中，精神与物质的尊重和解放得到高度的协调发展，自由受到广泛的保障，人性受到高度的尊重。”由此作为增强这种社会的形成力量所必不可少的基础性权利的思想自由有必要在我国宪法中加以体现。

（2）我国宪法改革需要思想自由入宪。宪法修改一直为我国宪法理论与实践所关心，而这事实上是一个有关我国宪法改革的问题。在笔者看来，思想自由的介入有助于宪法改革。宪法改革涉及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宪法要不要修改。根据美国宪法学家艾克曼（BruceAckerman）的观察，美国宪政分为平常时期和非常时期-也就是所谓的“宪政时刻”（constitutionalmoments）。在平常时期，宪法按照常规运行着，人民对参与几乎不感兴趣；但到了宪法体制和实际严重脱节的时候，宪政改革的时刻几乎是突然降临，在政治上则表现为人民的参与意识异常高涨。这时，社会普遍要求宪法作出改革。[35]我国的第四次修宪在很大程度上也正是由于宪法的规定不能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与社会实践发生冲突而产生。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如果人民没有思想自由，他们将没有参与的机会与意识，更毋庸奢谈对是否要修宪作出理性的判断了。宪法改革涉及的第二个问题是宪法应该如何改。中国宪法自其诞生以来似乎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受到人们的关注和重视，但有两个现象似乎应该值得我们注意，一是越来越多的权利要求入宪，越来越多的宪法内容要求被修改，一是许多人主张进行全盘、大规模的宪法修改。这就要求我们正确对待宪法应该如何修改。笔者以为，首先，宪法典本身是有限的，宪法不应该成为一个包罗万象的“回收站”。我国宪政制度的内在机制有待完善，关注宪法典的完善固然重要，但关注制度的长期发展能力及其对社会关系变迁的包容性，则更有利于发挥理论本身的实践功能。这就需要宽容的宪政制度。[36]而宽容连接着这样一种理念，那就是思想自由，凯尔森在谈到相对主义的价值哲学时就指出“宽容的意思是思想的自由”。[37]其次，思想自由应当具有理性，但人的理性是有限的，且不能很有效地防止其滥用，因此如果可能的话，宪政改革应一点一点的来，在迈出每一小步之后，都有充分的时间检查并纠正改革中的错误。宪法改革涉及的第三个问题是宪法由谁来改。我国的宪法（学）长期处于意识形态的笼罩之下，宪法的修改主体长期被垄断。宪法要成为一门真正的法，宪法学要成为一门真正的“法律科学”，就必须从意识形态的泥泞中解脱出来，打破思想的禁区，宪法的修改应当有着人民的广泛参与。当然，需要指出的是，宪法的“规范性”使得宪法必然会和一定的意识形态有关，宪法的修改主体也不应该绝对排斥意识形态主体的参与，但意识形态在宪法中的渗透应当尽量减少，意识形态主体在宪法修改中的作用应当逐渐减小，这样宪法的理论与实践才能真正在“科学的轨道上”发展进步，宪法的改革才真正切实有效。

2、来自我国宪法外部的诉求

（1）国际动力

第一，这是国际人权公约的要求。我国已于1998年10月5日签署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预计不久全国人大常委会将予审议批准。按照该公约第2条第2款的规定，每一缔约国对该公约所确认的权利，凡未经现行立法或其他措施予以规定者，应承担按照该国宪法程序和本公约的规定，采取必要步骤，制定必要的立法或其他措施，以实现本公约所确认之权利的义务。这是作为缔约国的我国必须遵守的义务。尽管《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是一个可以有“保留条款”的条约，但有关“思想自由”的条款则是条约中“不得克减”的基本内容之一。[38]应当承认，我国立法尤其是宪法的规定与之还有一定的脱节，思想自由作为公约中明确保护的一项基本人权，它应该而且必须作为宪法的一项基本权利在我国宪法中加以体现，因此，作为公约的缔约国，我国应当将思想自由载入宪法。

第二，这是全球化进程的需要。随着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随着经济全球化和法治的一些规则逐步世界化，人权不只受本国法律保护，也受国际社会的关注和维护，乃至一定程度与范围上受制于国际社会权力和超国家权力。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随着全球化进程的推进，各国法律将逐步趋向于统一，从而形成有的学者所说的世界法，而世界法以人权为根本价值取向，人权是它的“宪法”，人权的重要事项和普遍原则将适用于全法域，[39]这就要求我国的法治必须适应时代精神与世界潮流，中国宪政制度的建设和发展要融入世界宪政的大家庭中，否则就难以立足于当今及未来的宪政和法治世界。因此，作为当今人权体系中重要一环且有着普遍人权性征的思想自由，应当在居于我国法律体系中心的宪法中加以明确。

（2）国内动力

首先，依法治国需要思想自由入宪。1997年，中共中央召开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同志在题为《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二十一实世纪》的报告中指出：要“进一步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1999年3月15日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第二次会议通过宪法修正案，其中第十三条决定宪法第五条增加一款，作为第1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法治取得了宪法规范的效力。法治的核心是宪治，依法治国首要的是依宪治国。宪法是公民权利的保障书和国家权力的委托书。因此，实行民主法治或宪政，就应当在宪法中对公民权利与自由加以保护。思想自由作为公民的权利与自由载入宪法无疑是依法治国方略有效实施的需要。

其次，政治体制改革需要思想自由入宪。我国经济改革成就巨大，但政治体制改革步履维艰，以致权力腐败、社会腐败日甚，而遏制乏力，已在很大程度上阻滞了经济的健康发展和社会的稳定。因此，如何制约权力，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建立有限政府，最终实现宪政，是当前中国人民所面临的一件大事。当然，从制度上革故鼎新有一定难度，要审慎渐进，但并不能因此而停滞不进。我们完全可以先从抓紧公民的宪法权利与自由的立法入手，落实这些权利与自由，而这必定有利于政治民主的推进，从而促进经济改革和社会稳定。在这一点上，思想自由入宪更应当首当其冲。如果没有思想自由，“发扬民意，凝聚众志，并以舆论监督政府机构的可能性更微乎其微。”[40]思想自由如果得到充分的尊重和有效的行使，将会调动公民参与政治的积极性，从而有利于发挥群众智慧，群策群力，共建民主法治国家，加强对政府权力的监督，遏制腐败，从而加快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进程。

最后，中华民族复兴需要思想自由入宪。五千年的中华文明史曾经向世人宣告着在遥远的东方有一个伟大的国家，那儿有着美丽的领土、智慧的人民和发达的科技。然而，由于历史的原因，中国人民走过了一段曲折的路程，发展也受到了阻碍。现在，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华民族走上了民族复兴之路。中国作为一个自强不息的国家，必须创造新的文明，为世界文明作出自己独有的贡献。同志说过：“创新是一个民族的灵魂。”而创新的前提是这个国家的人民有着鲜活的智慧、理性的思想，要做到这一点，解决之道在于启发民智，解放思想，使每一个公民能够自由地思想，充分利用十三亿中国人的“思想库”[41]和“头脑”，只有这样，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才指日可待。

四、思想自由之我国宪法保护命运展望

思想自由的宪法保护对于我国宪法以及我国社会的发展都有着积极的意义，但是，立足于我国实际情况，思想自由寻求我国宪法的保护是否能够为我国宪法和社会所接纳，如何得到更好的宪法保护，也许才是我们更应该加以关注的问题。笔者以为，思想自由载入我国宪法完全可行，而且我们应该建立起有效的宪法保护体系，从而更好地有助于思想自由在我国的完全实现。

（一）思想自由载入我国宪法的可行性

（1）思想自由入宪符合我国宪法的现状。或许，思想自由的直接入宪将会遭遇到抵制，第一，因为我国第四次修宪已经明确将“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写入宪法，再在宪法中明示思想自由似乎已经没有必要。第二，我国宪法规定了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和示威以及进行科学研究、文学艺术创作和其他文化活动等表现人们思想和见解的自由，因此没有必要再对公民的思想自由加以规定。笔者认为这两种观念是值得商榷的，首先，权利宣告的最佳方式应是直接的宣告权利，而并非间接的权利推定。其次，思想自由作为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只有而且只能由宪法对之加以规定。最后，也是最重要的，因为我国宪法并未像许多国家的宪法那样确认公民的基本权利是“直接有效的权利”，可以直接适用于司法审判，公民在其基本权利受侵害后可以提起宪法诉讼，获得救济。在我国，公民的宪法基本权利未落实为立法，就成为“不可诉的权利”。如前所述，我国宪法虽然规定了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和示威等等表现人们思想和见解的自由，但这些宪法基本权利落实为立法的少之有少，目前以法律形式出现的只有《中华人民共和国集会游行示威法》，[42]新闻法、出版法、社团法、学术研究自由和文艺创作与文化活动自由法尚未制定。究其根本，是因为我国针对这些权利的立法缺乏最基础的指导思想，而且正是因为指导思想的缺位使得已经存在的《集会游行示威法》本身也存在一些严重的缺陷，因而一旦公民的上述权利受到损害，他们很难找到合适的途径让自己的权利得到保障。因此，只有当作为上述权利指导思想的思想自由本身在宪法中加以确立，相关法律才能在我国得以建立，才能真正对公民的相关权利实施保障。

（2）思想自由入宪符合我国政体的安排。一般认为，我国的政体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其实，根据我国宪法对国号“中华人民共和国”及国家元首归属于选举产生的国家主席的规定，我们完全可以说我国的政体是共和政体。在共和的国家，政府的权威来自人民的集体力量。人民的幸福是至高无上的法律。共和理想的核心是人民对与自身利益攸关的公共事务领域有决定性的发言权。“共”意味着国家的治理是所有公民的共同事业。即统治权有所有社会成员分享，意味着政治权力对全社会开放，不排除任何所持意见与统治者不同的一方。“和”则意味着和平共处，它包含并体现着思想自由。孟德斯鸠曾断言，共和的精神是和平与宪法。因此，如果不在宪法中对公民的思想自由加以规定，我们的共和政体将会如“历史上的共和政体”那样“感染上流行于其他政体的瘟疫，如专横、不义、失序、暴虐、不宽容等”。[43]因此，只有尊重公民的合理意见，让每一个公民都能够自由而和平地参与国家的治理，这样才能准确地反映出我国政体安排的合理性。

（3）思想自由入宪符合党的领导要求。在我国，中国共产党是领导党、执政党，我国宪法规定坚持马列主义、思想以及邓小平理论，有人担心思想自由入宪，将会与上述理论产生矛盾，将会削弱党的领导，从而降低党的威信。我们认为，这种担心是多余的。首先，马列主义、思想和邓小平理论是经过实践检验过的真理，对整个中国的发展有着巨大的积极作用。而思想自由并不排斥真理，同时真理也不排斥其他思想的存在。而且思想自由隐含着真理的相对性，党将其指导思想写入宪法本身就是为了更好地接受猛烈而认真的挑战，指导思想本身也从来没有否认过思想自由，同志在《论联合政府》的报告中就曾强调过：“人民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思想、信仰和身体这几项自由，是最重要的自由。”[44]其次，思想自由在宪法中的确立不仅不会削弱党的领导，反而有助于党的执政目标的实现。以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的“三个代表”理论已经对我国宪法发展产生了全方位的重要影响。“三个代表”理论中最核心的是党要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这是社会主义社会政治上层建筑存在的原因及其归宿。人民的利益应当建立在尊重每一个公民个体利益的基础之上，如果公民没有思想自由，那么他们的利益要求如何反映？最广大人民的利益又从何体现？宪法作为保障个人权利和自由的有效工具，其终极目的就是实现对个人权利的真实关怀，实现人的根本利益的关怀。因此，将思想自由以宪法条文的形式加以表现，将有助于中国共产党更好地了解人民的利益需求，从而真正代表最广大人民的利益，实现自己的执政目的。

（4）思想自由入宪符合社会稳定发展的愿望。在当前改革不断深入、社会矛盾层出不穷、不稳定因素日益增长的情势下，社会稳定当为重中之重，邓小平同志就曾指出：稳定压倒一切。在这种情况之下将公民的思想自由载入宪法，通过立法对之加以确定，有人认为也许这将会引致政治和社会不稳，乃至引发动乱。其实这是一个认识上的偏差，这丝毫不意味着为了稳定就必须牺牲思想自由。因为只有尊重公民的思想自由，才能激发人民群众的政治活力，增强内聚力，才能调动人们的劳动积极性，促进经济和社会的稳定。通过立法保障公民的思想自由，才能使政府能及时了解民意，体察民情，顺应民心，化解政府与群众的矛盾。反之，通过某些方式封闭人民的思想，对人民的思想采取压制的办法，就可能积累矛盾，引起爆炸性的后果。我国抗击非典的过程中一些地方和部门试图通过欺瞒的手段影响公众的知情权，从而封锁人们的思想，影响广大人民群众对疫情的认知度，事实证明，其结果带来的是公众更大的恐慌。而一些地方，及时与群众沟通，向老百姓及时通报最新疫情，群众的思想得到稳定，疫情反而得到了有效的控制。还有一个问题需要说明的是，有人认为强调思想自由将使“”合法化，我们认为这种理解是牵强附会的。众所周知，“”是一个反人类、反社会、反科学、反宗教的邪教组织，它以邪教的特有手法，从事违法犯罪的勾当，谋财害命，扰乱社会，对抗政府。这种现象，与所有国家的邪教组织是共同的，中国政府依法打击“”也与世界各国的做法是一样的，与思想自由完全是两码事。同时，思想自由的内在理性也排斥着“”的非理性。

（二）思想自由的我国宪法保护体系初步构建

通过上面的分析可以得知，思想自由载入宪法是我国社会所必须，亦能为现实所接受，因此，以思想自由入宪构想为契机，顺应“中国走向宪政之路”[45]的美好愿望，建立起我国思想自由的宪法保护体系，是本文努力的另一个方向。而思想自由作为一项享有的人权，它一方面要求国家力量为其行使提供条件和保护，另一方面又排除外界干预，因此，笔者认为我国思想自由宪法保护体系的构建应以宪法规定为基础，法律保障为重点，制度建设为支撑，司法救济为后盾，国际保护为预期从而最终实现在宪法的统领下保护思想自由这一基本人权的目的。

1、宪法规定。宪法是我国的根本法，是中国人权的保障书。思想自由作为国际人权公约所规定的一项基本人权，在我国宪法中对之加以规定不仅是履行我国作为公约义务的需要，同时也是对公民思想自由进行保护的最直接也是最有效的方法。它将为思想自由在中国的保护确立合法地位，以其根本法的名义告诉政府和人民：每个人的思想自由不容侵犯。在宪法中对思想自由的保护加以规定是最高形式的立法保障，思想自由在宪法中的宣告就等于给公共权力和公民权利之间划定了一个界限，因而不是可有可无的。需要进一步指出的是，由于宪法的公法特性，宪法一般仅规定相对权利，即宪法权利通常仅针对政府，而不针对私人或非政府组织。而我国宪法几乎所有的权利条款在文字上都是“绝对”的[46]，因此，如果宪法规定保护思想自由，应当明确国家或政府不得侵犯。

2、法律保障。现实中，思想自由的被侵犯往往是间接的，政府或个人总是通过侵犯公民的其他权利达到侵害公民思想自由的目的，因而应当尽快建立健全相关法律法规，从而实现对思想自由的保护。[47]就我国法制现状而言，当前应该对一些表现公民思想的权利进行立法，具体如选举法、新闻法、出版法、社团法、集会游行示威法、学术研究自由和文艺创作与文化活动自由法等，此外还有全国人大监督法、公民举报法、请愿法（请愿是指公民集体以书面的正规形式，依法向政府有关机关提出事关国家与公共利益的建议与意见。制定请愿法便于将长期以来上访无序的混乱现象纳入法治轨道，使公民的建议权、批评监督权获得有效的法律保障[48]），以及申诉法等，并在一些诸如妇女、未成年人、老年人、残疾人、归侨侨眷等不同社会利益群体的权利保障法中明确对他们思想自由的保护。

3、制度建设。首先，应当全面完善公民私有财产保护制度。此次修宪已经明确保护公民私有财产，在这种基本原则指导下，尽快全面完善我国公民的私有财产保护制度，通过保障私有财产权，解除政府和他人控制个人生存的机会，从而杜绝政府对人的意志的控制。财产权的充分享有，也将使得公民能够更好地进行思考和判断，公民的创新能力也将得以加强。其次，应当建立信息公开制度，包括立法公开、审判公开、政务公开以及公职人员、公众人物隐私的适当公开，只有通过信息的公开，才能保障公民知情权的享有，公民才能对事物的发展进行客观的判断，形成自己的主张。再次，应当建立沉默权和隐私权保护制度。[49]每个人都有权保守自己心中的秘密，选择是否公开自己的思想。同时这种制度的建立将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中国刑事立法的进步。最后，应当建立学术自由和开放的教育制度，公民的思想自由是建立在理性思考的基础之上的，愚民政策的推行、意识形态的灌输以及对学术教育的粗暴干涉无疑是不利于培养公民独立思考和批判怀疑的精神的，那样的思想必将是非理性的，公民的思想自由实质上遭到了剥夺。

4、司法救济。权利总是存在被侵害的可能，而没有救济就没有权利，因此赋以遭到侵害的思想自由救济途径是对公民思想自由予以保护的最后屏障。司法救济是所有救济机制中最为有效的，但在我国现阶段，对侵害公民思想自由的司法救济十分微弱，因此，应当为思想自由的保护提供司法救济的途径。我们认为最应当完善的是中国的宪政司法救济，因为完整的宪政过程必定包括宪政设计、宪政实施、宪政监督和宪政救济，而宪政救济中最为有效的则是宪政司法救济。要实现中国宪政司法救济，就应当确认我国宪法基本权利的直接效力，只有这样，公民才能针对自己思想自由以及相关权利的被侵害提起宪法诉讼，实行宪法司法化，公民思想自由的宪政保护才显现完整性。

5、国际保护。“二战”以后，国际人权法的产生使我们开辟了人权保护的另一条途径，这就是人权的国际保护。当然必须是在穷尽了国内所有保护手段之后，我们才可以使用这种手段。对于思想自由而言，我国已经签署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接下来应该仔细落实相关立法工作，以期早日批准和正式接受这一公约。需要注意的是，我国在批准国际人权公约时，都没有接受公民个人有向有关保障国际人权公约的机构申诉的权利的条款，因此，我国政府应当在批准诸如《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等国际人权公约时减少对国际性人权保障司法机构的管辖的保留，以此为我国公民在自己的思想自由受到侵害而无法寻求到国内保护时，给他们提供一个合理的国际保护的预期。

结语

当笔者开始以这种方式结束本文时，感觉到的是：思想自由作为“一切人类自由的根源”，它与我们作为一个公民所享有的种种权利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我们在为思想自由设置宪法保护框架的同时，也将其他公民权利的保护纳入了这一框架，正如有的学者所言：“归根结底，宪政实践本身就是一个成龙配套的系统，牵一发而动全身，左右呼应，表里相联”。[50]

我的思绪似乎到此可以结束了，然而作为身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开拓创新，以人为本”这个伟大时代的中国公民，我知道，我们能够而且也应当对包括保护公民思想自由在内的“中国宪政之路”继续自由地思考和设计。我也正逐渐清晰地感受到，随着诸如思想自由之类的基本人权在我国宪法中的确立，中国人权保障制度和法律制度将愈发健全，中国公民的基本权利保障将愈益完善，中国宪政目标的实现也愈加真实，中国在文明社会的进程中将走得愈为稳健，而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时刻也终将到来。也许，这正是深爱着这个国家的我，大胆地选择思想自由这一法学界迄今少有论述的内容作为研究对象的最终意旨所在。

注释：

[①]周永坤著：《法理学》，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二版序。

[②]殷海光著：《中国文化的展望》，上海三联书店，第476页。

[③][英]伯里著：《思想自由史》，宋桂煌译，吉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9页。

[④][法]孟德斯鸠著：《论法的精神》下册，张雁深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

[⑤]王德志：《论思想自由权》，载《当代法学》1998年第2期；李步云主编：《宪法比较研究》，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467页。

[⑥]《中国人权百科全书》“思想自由”词条，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8年版，第551页。

[⑦][法]罗伯斯庇尔著：《革命法制和审判》，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136页。

[⑧]郭道晖著：《法的时代精神》，湖南出版社1997年版，第220—221页。

[⑨]徐显明：《论人权的界限》，载《当代人权》，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87—89页。

[⑩]这一观点来自于日本学者的启发。关于权利的构造，日本学者佐藤幸治将权利分为“背景性权利”，“实定性权利”、“具体性权利”三种形态，谷口安平在此基础上划分出三种层次的权利。“最上位的原理性概念；在该原理之下的性权利概念；为了保护具体权利而发挥实现其内容这一功能的手段性权利概念。”参见（日）谷口安平：《程序的正义与诉讼》，王亚新、刘荣军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52-153页。

[11][美]约翰·杜威著：《人的问题》，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60页。

[12]《欧洲自由主义的历史》，R·G·科林武德英译本，波士顿灯塔出版社1959年版第23页。

[13][荷]斯宾诺莎著：《伦理学》，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171页。

[14]转引自夏勇主编：《民权公约评注》，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0306页。引文中“《公约》”指《民权公约》，亦即《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公约》。

[15][美]詹姆斯·M·伯恩斯等：《民治政府》，陆震纶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20-121页。

[16]甄树青著：《论表达自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100页。

[17]黑格尔著：《小逻辑》，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358页。

[18][荷]亨利·范·马尔塞赛文著：《成文宪法的比较研究》，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第149页。

[19]还有其他相关规定，如《儿童权利公约》第十四条第一款规定：“签约国应尊重儿童思想、良知与宗教的自由权利。”；图书馆协会国际联合会（IFLA）宣称：“任何人都享受持有或表达其观点的权利，都有获取信息的权利，即人的思想自由权；它是民主的基础，也是图书馆服务的核心。”

[20]1993年维也纳第二次世界人权大会所通过的《维也纳宣言和行动纲领》指出：“这些权利的普遍性是不容质疑的”，并规定“一切人权都具有普遍性，……，我们不应忘记民族的特性和地区特性以及不同的历史、文化和宗教背景的意义，但是不论成员国采取何种政治、经济和文化制度，都必须促进和保护一切人权和基本自由”。参见雅努力兹。西魔尼迪斯：《文化权利研究》，载/200300011.htm.

[21][美]詹姆斯·M·伯恩斯等：《民治政府》，陆震纶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11页。

[22]程洁：《立宪主义的三种思想源流》，载公法评论网。

[23]戚渊：《论宪法关系》，载《中国社会科学》，1996年第2期。

[24]夏勇：《宪法之道》，载《读书》2003年第3期。

[25]著名的“休谟定理”告诉我们的：规范性命题不可能基于纯粹的事实性陈述而获得理由。

[26]乔万尼·萨托利：《“宪政”疏议》，毛寿龙译，载“宪政文本”网。

[27][日]大须贺明著，林浩译：《生存权论》，元照出版有限公司2001年版，原版序言。

[28][法]霍尔巴赫：《自然政治论》，陈太先、眭茂译，商务印书馆1994年3月第1版，第332页。

[29][法]霍尔巴赫：《自然政治论》，陈太先、眭茂译，商务印书馆1994年3月第1版，第258页。

[30][美]詹姆斯·M·伯恩斯等：《民治政府》，陆震纶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275页。

[31]胡伟希：《思想自由与民主政治》，载《政治中国》，今日中国出版社1998年版，第120页。

[32][美]詹姆斯·M·伯恩斯等：《民治政府》，陆震纶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275页。

[33][美]詹姆斯·M·伯恩斯等：《民治政府》，陆震纶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464页。

[34]作为人权委员会的创始国，中国的P.C.Chang出任第一届人权委员会副主席，领导并参与了《世界人权宣言》的起草。

[35]张千帆著：《宪法学导论-原理与运用》，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46页。

[36]对此，有学者进行了细致的分析，其认为“有限的宪法典与宽容的宪政制度”所隐含的核心观念是宪法学的研究应该更关注制度的建构，只有宽容的制度才能为宪法典的发展提供必需的空间，从而更有利于实现宪法的精神和原则。他还指出由于“普遍存在的绝对的宪法权威观，却往往使人们更关注宪法典的完善而忽视制度的建构。绝对的宪法权威观是指这样一种思想观念：即一种思想、制度和权利只有在宪法中被规定下来，才被认为具有最高权威性；而被宪法规范化了的思想、制度和权利必须被不折不扣的实施，否则宪法权威性就受到了削弱。”参见任喜荣：《有限的宪法典与宽容的宪政制度-以“全球化”为概念性工具的分析》，载《中国法学》2004年第2期。

[37]林文雄：《法实证主义》，三民书局1982年10月增订三版，第240-241页。

[38]《公约》第4条规定：“即便在威胁国家安全的公共紧急状态时期，像生命权、不受酷刑、不得为奴或者作奴役、不得因履行合同而产生的债务而被判处监禁、无罪推定、在法律面前被作为一个人看待、思想自由、良心自由和宗教自由都不得被克减。”

[39]周永坤著：《法理学-全球视野》，法律出版社2000年5月版，第522页。

[40][英]DennisLloyd著，[台]张茂柏译：《法律的理念》，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4年版，第141页。

[41]胡伟希：《思想自由与民主政治》，载《政治中国》，今日中国出版社1998年版，第123页。

[42]但就是这么一部《集会游行示威法》也因为其内容中过多地对公民集会游行示威的权利进行限制而非保护，从而被人理解为“禁止集会游行示威法”。

[43]对共和思想的论述，详见刘军宁：《共和。民主。宪政-探索市场秩序的政治架构》，载刘军宁著：《共和。民主。宪政-自由主义思想研究》，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103-109页。

[44]《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版，第1070页。

[45]此为杨海坤教授通过《中国走向宪政之路》一文所阐发的对未来中国的美好畅想，而这也正是我们的理想和愿望。原文为氏编《宪法学基本论》序言，中国人事出版社2002年版。

[46]例如宪法第35条规定：“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而并没有具体规定这类自由不能受到谁的侵犯。那问题就出来了，如果你的家人阻止你上街游行，你是否可以用35条控告他们呢？

[47]当然，笔者出于这样的安排更主要是由于我国尚未建立起有效的宪法司法化制度，我国的宪法条款尚不具备直接的效力。因为在我国宪法尚不具备直接效力的情况下，“如果宪法里有的权利，立法机关不去制定实现这个权利的法律，即被称为‘消极的立法侵害’。”参见徐显明：《人权研究无穷期-中美人权学术研讨会闭幕词》，载《政法论坛》2004年第2期。

[48]郭道晖：《建构我国宪政立法体系策议》，载地方立法网。

宪法思想范文篇4

“依法执政首先要依宪执政”［1］，这不仅阐明了依法执政与依宪执政的关系，即依宪执政是依法执政的前提和基础，依法执政是依宪执政的具体化与落实［2］，更表明中国共产党对执政规律的认识的进一步深化。然而，依宪执政毕竟是一个具有丰富内涵的历史性、现实性、理论性和实践性的命题，如何使依宪执政从理念转化为常态，是摆在执政党面前的一个重大课题。本文认为党的宪法思想的与时俱进是依宪执政题中的应有之义，党的思想解放引领着党的宪法思想的与时俱进。

一、依宪执政理念形成的几个关节点

中国共产党依宪执政理念的形成并非一蹴而就，它经历了一个长期探索的过程。其中有几个重要的关节点对于这一理念的形成至关重要。首先，自新中国成立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党对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有了初步的认识。中国共产党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胜利，拥有了在全国范围内执掌政权的执政地位，这是历史的必然和人民的选择。但在取得政权之后如何执掌政权，则成为摆在中国共产党面前的一个亟待解决的重大课题。在破解这一难题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对如何执政有着初步的思考：“党无论在什么情况下，不要把党的机关的职能和国家机关的职能混同起来。党不能因领导政权机关就包办政权机关的工作，也不能因领导政权机关而取消党本身的职能”［3］2－3。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的任务基本完成之时，时逢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正经历着新的挫折。党在反对苏联全盘否定斯大林的同时，也从斯大林粗暴践踏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的错误中吸取了深刻的教训，并结合中国实际进行了认真的反思。董必武同志在党的八大的发言中指出：“现在无论就国家法制建设的需要来说，或者是就客观的可能性来说，法制都应该逐渐完备起来。法制不完备的现象如果再让它继续存在，甚至拖的过久，无论如何不能不说是一个严重的问题。”［3］302他明确提出“有法可依，有法必依”的法制原则，指出依法办事是法制的中心环节。在党的八届二中全会上，刘少奇同志又进一步提出要扩大社会主义民主、限制领导人的权力、加强对领导人的监督等思想。从党的八大的精神和会议前后中央领导人的讲话中可以看出，党对加强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设，依法执政等问题已经有所触及。然而，由于诸多原因所致，从1957年下半年开始，党内“左”的错误使“人治思想上升，法治思想削弱”［4］，党的八大确定的路线和许多正确意见不仅没有能够在实践中坚持下去，相反却出现了以党代政，党政不分等与社会主义法制相背离的严重错误，以至于最终酿成了“”十年大动乱的历史性悲剧。其次，十一届三中全会至党的十六大，党对如何执政的探索进一步深入，对依宪执政的认识逐渐明晰。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标志着党开始了拨乱反正的伟大工程，党深刻总结了建国以来执政的经验教训，特别是针对党和国家领导制度存在的严重弊病，郑重地提出了改革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问题，而且随着实践的深入，党对这一问题的认识也更加深化。党的十二大报告指出：“党不是向群众发号施令的权力组织，也不是行政组织和生产组织。党的领导主要是思想政治和方针政策的领导，不应当等同于政府和企业的行政工作和生产指挥”，并将“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这一深刻认识写入党在十二大修改的党章中。之后，又在党领导制定的八二年宪法中规定“政党必须以宪法为根本的活动准则”，将这一深刻认识上升到宪法的高度。这足以表明党要守法的决心，也表明党已深刻认识到在执政方式上法治优于人治的本质。党的十三大更明确提出了“应当改革党的领导制度，划组织和国家政权的职能，理顺党组织与人民代表大会、政府、司法机关、群众团体、企事业单位和其他各种社会组织之间的关系，做到各司其职，并且逐步走向制度化”，从而确立了执政党领导职能改革和转变的总体原则和方向，体现出“党在探索党政关系问题上的重大进步。”［5］党的十四大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使党在领导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伟大实践中，越来越感觉到从制度层面上明确法治状态下的执政方式的必要。党的十五大提出了依法治国的新的治国方略，使我们党得以站在法治高度重新把握党政关系问题，标志着党对依宪执政的探索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再次，十六大以来，党进一步明确了依宪执政的治国理念，实现了执政方式的巨大转变。党的十六大“坚持依法执政，实施党对国家和社会的领导”的提出，表明党在历经数十年执政实践之后对执政方式做出了重大转换。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更进一步明确指出“依法执政是新的历史条件下党执政的一个基本方式”，并将“依法执政”确立为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总体目标之一。在首都各界纪念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成立五十周年大会上，同志明确指出：“依法治国首先要依宪治国，依法执政首先要依宪执政”。在这里，依宪执政的提出，表明党对执政方式的认识的进一步深化，是“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原则的具体化，反映了全党对解决党政关系这一重大问题的新的理论觉醒。

二、党的宪法思想的与时俱进是依宪执政题中应有之义

依宪执政，就是中国共产党依据宪法规范、宪法原则和宪法精神治国理政。其实质是侧重于处理党与国家政权的关系，要求执政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执掌和运用国家权力。首先，依宪执政必然是以宪法为最高法律效力。一般说来，宪法的最高法律效力也称宪法至上，一方面是指任何普通法律、法规的制定都要以宪法为依据，都不得与宪法的原则和精神相违背；二是指宪法是一切国家机关、社会团体和全体公民的最高行为准则。从实质上看，“宪法是人民权力和公民权利的集中反映，宪法的权威就是人民的权威”［6］，基于此，依宪执政就是要求党在执政时，不仅要依宪领导人民制定法律，也要求所制定的政策不得与宪法相违背；不仅要依宪行使执政权，也要求政党自身的活动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进行；不仅党自身要维护宪法的尊严，保证宪法的实施，对其他组织和公民是否违宪也负有监督的职责。可以说，依宪执政既体现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更彰显了党对中国最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维护。其次，依宪执政必然要求宪法的与时俱进。作为国家的根本法，宪法的变化直接关系着国家和社会的稳定，任何统治者都极力维护宪法的最高法律效力，保持宪法的稳定，从而维护国家和社会的正常秩序。那种“朝令夕改”、“模棱两可”的不确定的宪法不仅不能带来稳定和权威，更会因人们无所适从而丧失效力，甚至导致混乱。然而，宪法的稳定也只是相对的。宪法不是从来就有的，它只是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具有历史性。由于社会实际总是处于不断的发展变化之中，这就决定了宪法与社会实际之间的矛盾和冲突是永恒的。因此，尽管因宪法具有适应性的特点，能够在极大的空间内适应社会的发展变化，极力保持自身的稳定和权威，但这并不能保证既定的宪法永远处于静止不变状态。那种“一劳永逸”的宪法是不存在的，只有与时俱进的宪法才更具权威作用。对此，党的新一代领导集体深刻地认识到：“实践没有止境，宪法也要随着实践的发展而不断完善。要适应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发展要求，根据实践中取得的重要的新经验和新知识，及时依照法定程序对宪法的某些规定进行必要的修正和补充，使宪法成为反映时代要求、与时俱进的宪法。”［7］再次，宪法的制定和发展是不可能自发完成的，而是一个有领导的秩序过程。纵观世界宪法发展的历史，不难发现，任何国家宪法的制定都会受到社会主流宪法思想的深刻影响。西方各国宪法均是以一定的宪法思想为基础确立起来的：英国虽没有成文宪法典，但戴雪的宪法思想对于确立英国议会至上的宪政制度以及确立司法权威都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体现启蒙思想家的天赋人权理念的《人权和公民权利宣言》，在法国的各部宪法中都是必然组成部分；美国的《独立宣言》更是比较系统地体现了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启蒙思想家们的天赋人权理念。在我国，党和政府“开创了一种典型意义上的‘权威推进型’法制变革模式”［8］，宪法制定和发展的过程实际上就是党通过立法建议的形式，把党的意志主张提交人民讨论，转化为人民的意志和国家的意志，制定为国家的宪法。在这一过程中，党的宪法思想对我国宪法的性质和内容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最后，依宪执政是与中国正在进行的社会转型同时进行的。“社会转型内在地包含着法律理念特别是宪法理念的转型，……而社会转型的首要内容无疑是社会经济的转型，即由传统的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现代市场经济是滋生现代宪法新理念的最好土壤。”［9］由于我国现行宪法是在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基础上由党领导制定的，其所遵循的理念也必然带有以国家为本位的倾向。虽然它的存在有其一定的合理性，但这种建立在计划经济体制基础上的宪法理念已经成为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的重大思想障碍。作为领导人民制定和发展宪法的执政党来说，不失时机地更新自己的宪法思想，不仅关系到党能否有效执政，也直接影响着我国的宪法发展乃至法治建设的进程。党的宪法思想的这种作用，源于党在理论、纲领和组织上的先进性，源于中国近现代各种社会矛盾运动的必然结果，源于中国人民长期革命和建设改革实践过程中的历史选择。由上述分析可见，党的宪法思想的与时俱进，既满足了宪法作为权威的需求，也符合宪法发展的内在逻辑，是中国共产党依宪执政的题中应有之义。

宪法思想范文篇5

施米特主要以公法学家身份闻名学界，有20世纪的霍布斯之称。施米特作为一个政治思想家，他的宪法思想和他的政治生涯是分不开的，其中很多观点对后世的影响都是极其深远的，甚至在中国的1982年宪法中的很多地方都得到体现。施米特的宪法思想在宪政思想的长河中经久不衰，独秀一枝，体现出强大的生命力。他在法律某些虚假公正的背后找到了自己理论的支点，为大陆法系奠定了不可动摇的基础。对于今天的中国，对于正在走向法治的中国很有借鉴意义。

一、绝对的宪法和相对的宪法

施米特是在对非常政治和日常政治的区分中来分析绝对宪法和相对宪法的。在他看来，政治有两种，一种是由规范法学处理的日常政治，另一种是由政治法学处理的非常政治。前者属于形式法律加以规范的内容，此时法律表现为国家颁布的一系列法律条文。施米特认为，关于日常政治的法律规范不过是一种“肤浅的假定”。施米特认为，“规范证明不了什么，而非常状态却能证明一切：它不仅确认规范，而且确认规范的存在，因为规范只能来自非常状态。在非常状态下，现实生活的力量打破了那种经过无数次重复而变得麻木的机械硬壳”。由此看来，施米特意义上的另一种政治便是非常政治，此时的法律显然不是规范性的法律，而是决断性的法律，是关系一个国家存亡的政治法。关于日常政治与非常政治的划分，并不单纯是法律类型的划分，而是法律本质的划分。在施米特看来，国家从来就不是日常的政治秩序，而是非常政治，以国家为对象的宪法必须打破日常政治的束缚，进入实质性的内容，构建非常宪法，这个非常政治的宪法，施米特称之为绝对的宪法，以与实证主义法学的相对的宪法有别。以施米特之见，非常政治与日常政治的区别，并不在于法律类型的对象之不同，关键在于法律的实质。绝对宪法指涉的是非常政治，它针对的是宪法的政治性内容，它表征着一个国家不可分割的统一性整体，透过政治性概念的敌友划分，绝对宪法表达了一种非常政治的状态。相比之下，相对宪法概念在施米特眼里则是一个个别性的概念，指的是一种个别性的宪法法律或宪律。宪律是一种由外在的或次要的形式性特征所决定的法律概念，它们的主要特性与国家意志之建构无关，与非常政治的本质性决断无关。宪律关涉的是一些日常的法律规范，有些是纯粹形式性的，有些是技术性的，都与政治的本质没有关系。在施米特看来，绝对宪法与相对宪法是有重大区别的，它们的不同不是量的不同，而是质的不同。可是法律实证主义却无视这一点，它们往往把两种宪法混淆在一起，用个别性法律代替整体性法律，用形式性法律代替决断性法律，用日常政治代替非常政治，把一个国家的政治命运交付给一种没有内容的程序机器，并美其名为“法典”，例如魏玛宪法就是如此，它是形式主义法学典型的牺牲品。通过上述两种宪法的区分，使得施米特能够在理论上深入剖析宪法的本质，从而维护宪法的绝对性。这个思想在我们今天构建宪政是很有借鉴意义的。在宪法司法化的讨论中，一部分学者主张淡化宪法的政治性，突出其法律性，另一部分学者却过度夸大了宪法的政治性。偏向于哪一方都没有合理性，我们必须在这两者之间找到一个平衡。施米特的思想可以给我们很好的启示。

二、广义宪政与狭义宪政

广义的宪政，即是施米特称之为“绝对意义上的宪法”的第一义。广义宪政是每个特定国家政治共同体基于生存处境，而非仅仅基于宪法律条的现存状态；是统治和服从的实然状态，而非理想或规范的应然状态。施米特称之为“绝对意义上的宪法”的第二义，指的是狭义的宪政，亦即自由主义意义上的立宪政治。狭义宪政恰恰是一种理想的、规范的、应然的东西。如果在广义宪政中，国家等同于宪法，那么，在狭义宪政中，宪法等同于国家。施米特认为，一方面，宪法的正当性、规范性可以来自一种自然法基设———即个人的生命权、财产权和自由权先于一切政治存在、超越一切政治存在的形而上学基设；另一方面，一部宪法之所以有效，是因为它出自一种制宪法权（即权力或权威），并且凭着基于某种正当性的统一意志而被制定出来。自由主义意义上的狭义宪政恰恰基于上述两种要素的统一———立宪意志与自然权利的统一，而非基于宪法律条的形式标记的统一。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规定：“议会不得制定下列法律：建立宗教或禁止宗教自由；削减人民言论或出版自由；削减人民和平集会及向政府请愿伸冤之权力。”由此，宣告了美国公民的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是一种先于国家而存在的绝对自然权利，而非次生法定权利。中国1982年宪法第十三条规定：“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国家依照法律规定保护公民的私有财产权和继承权。”由此，宣示了中国公民的私有财产权是一种依照法律规定予以保护的次生法定权利，而非绝对自然权利。我们要建设法治国家，那法律应当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公民的各种自然权利都应得到应有的保护，政府的公权力不能肆意夸大。在法理念上应该有所转化，公民的有些权力是天赋的，是与生俱来的，不是国家赋予的。在这一点上，我们更应当弘扬施米特狭义的宪政思想和理念。

三、国家法学说

进入现代国家的形态之后，主权问题成为现代国家必须面对的首要问题。在对国家主权问题的看法上，施米特认为主权是国家的最高权力形式。他强调的是主权的实质，而这个实质就在于政治，即划分敌友。显然，施米特的政治概念把政治视为高于国家法的实质概念，认为“国家的概念以政治的概念为前提”。“划分敌友是政治的标准”。“所有政治活动和政治动机所能归结成的具体政治性划分便是敌人与朋友的划分”。这样一来，主权就从黑格尔意义上的超然的法律形式转变为实质性的内容，即划分敌友。至于如何划分敌友呢？施米特认为就是一种基于政治概念的决断，为此他多次指出：“主权就是决定非常状态”。“主权问题就是对非常状态做出决断”。“非常状态的首要特征就是不受限制的权威，它意味着终止整个现有秩序。显然，在这种秩序下，国家仍然存在，而法律则黯然隐退。”君主意志的决断概念，在施米特那里被提升到一个极端的高度，成为国家政治的核心之核心，形式主义的国家法被转变为划分敌友的实质决断问题。施米特在法律问题上虽然沿袭了黑格尔的国家法概念，并把它转变为一个宪法问题，但他强调的是国家的敌友划分，国家以政治的决断为前提。国家是一个政治统一体，划分敌友是这个政治统一体中最根本性的活动。他的这个思想可以说对中国的1982年宪法有很大的影响。我们建国初期，过于强调阶级斗争，主张敌我矛盾是我国最主要的矛盾。结束后，虽然得到了纠正，但在我国1982年宪法中还是透露出浓烈的政治色彩，国家法的核心是政治问题，真正宪法的“法”的本质被淡化了。这一点深受施米特的国家法学说思想的影响。今天，我们更应强调法律的权威，法律虽然不能脱离政治，但毕竟不能够等同于政治，我们建设法治国家，必须要强调依法办事，国家的行为也必须在法律的范围内进行。这才是宪政的真正意义。

宪法思想范文篇6

关键词：五四宪法宪政思想影响

五四宪法是新中国成立后颁布的第一部宪法，该宪法颁布后，此前适用的起临时宪法作用的《共同纲领》即告废止。五四宪法的基本内容是：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制的政治制度，国家计划经济管理模式，单一制国家结构下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单一制国家机构体系，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等。五四宪法在其内容中凝聚着民主的宪政精神，这种民主的宪政精神对未来宪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现行宪法的宪政精神正是五四宪法的延续和发展。

一、五四宪法的宪政精神

宪政是什么?曾解释说，宪政“就是民主的政治。”五四宪法的宪政精神就是五四宪法所体现的民主的政治思想，它包括人民授权、人民当家作主、人民民主专政、民主集中制、权力监督与制约等方面的思想内容。这一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继承与发展。

那么，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呢?恩格斯在《法兰西内战》一书的《导言》中写道：“国家无非是一个阶级镇压另一个阶级的机器。”圈列宁也讲过：“一个阶级的专政，不仅对一般阶级社会是必要的……而且，对介于资本主义和‘无产阶级社会’即共产主义之间的整整一个历史时期都是必要的，只有了解这一点的人，才算领会了马克思国家学说的实质。”运用这个学说在中国建立了人民民主专政(实质上是无产阶级专政)，他指出：“对人民内部的民主方面和对反动派的专政方面，互相结合起来，就是人民民主专政。”因此，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无论是对人民群众实施广泛民主，或是对反动派进行有效的专政，两者都是以国家政权这架暴力机器作为依托的。然而，应当怎样运用这架新的国家权力机器呢?马克思、恩格斯在总结巴黎公社的经验教训时就曾指出：工人阶级在摧毁旧的国家机器建立新的国家机器后，“为了防止国家和国家机关由社会公仆变为社会主人”，公社必须采取一系列的正确方法，如“把行政、司法和国民教育方面的一切职位交给由普选选出的人担任”，而且规定“选举者可以随时撤换被选举者”。选举者还需给被选出来的代表“规定限权委托书”，以防止他们去“追求升官发财”，这样“来保证自己有可能防范他们”。翻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一书中，也曾提出类似的主张，强调无产阶级专政是一种“新型”的民主制度。是人民作为国家和社会的主人，有效地行使自己的权利的新型的国家制度。

五四宪法继承并发展了这一思想。宪法第1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国家。”在过渡时期，人民民主专政开始具有新的性质，担负着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任务。五四宪法在规定人民民主专政基础的同时，对民族资产阶级、农村和城市手工业改造作了一系列原则性的规定。在过渡时期，民族资产阶级在国民经济中还有重要作用，人民民主专政不是消灭资产阶级，而是逐步改造它，民族资产阶级人在政治上也有一定的地位。宪法第19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卫人民民主制度，镇压一切叛国的和反革命的活动，惩办一切卖国贼和反革命分子。国家在一定时期内剥夺封建地主和官僚资本家的政治权利，同时给以生活出路，使他们在劳动中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公民。”这表明对地主阶级分子和官僚资本家并不是从肉体上消灭，而是在一定时期限制其政治权利，没有消灭其人身权利。

不仅如此，五四宪法对国家权力的分配、监督、制约等方面，都有相应的配置，从而为“规定限权委托书”创造了条件。

(一)关于权力分配。马、恩、列强调无产阶级专政是整个阶级专政而不是任何个人或小集团的专政，人民民主是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越来越广泛的民主，而不是少数或部分人的民主。五四宪法第2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行使权力的国家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确定了人民代表大会制的国家政治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制虽然也是一种代议制，但是它不同于西方的代议制，不仅在于阶级本质不同，还在于西方议会制实行的是三权分立的原则，而人民代表大会制实行的是议行合一的民主集中制的原则。

根据五四宪法的规定，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制的主要内容是：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在普选的基础上选派代表，组成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作为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人民代表大会对人民负责，选民有权罢免他们所选出的代表；其他国家机关由人民代表大会产生，受它监督，向它负责；全国人大常委会是全国人大的常设机构，对全国人大负责，受全国人大监督。

(二)关于权力监督。马克思主义认为，权力的监督是社会主义民主的本质表现。人民当家作主不仅体现在授权于各级公职人员和接受权力的回报(服务)，同时也体现在人民对权力运行的监督上。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是人民参与监督的前提，而人民的监督又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有机构成部分。这种监督是权力正确运行的可靠保证；是克服官僚主义的重要手段；是防止权力腐败的制度基石；也是提高管理水平和工作效率的必要方式。五四宪法继承并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国家权力监督思想，如前所述，五四宪法规定，其他国家机关受人民代表大会监督，全国人大常委会受全国人大监督；人民代表大会制实行的是民主集中制原则，其实，“民主集中制的贯彻执行，这也是一种监督。”另外，五四宪法还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监督宪法的实施；最高人民法院监督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和专门人民法院的工作，上级人民法院监督下级人民法院的审判工作；人民检察院是国家法律监督机关。最高人民检察院对国务院所属各部门、地方各级国家机关、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和公民是否遵守法律，行使检察权。地方各级人民检察院，依照法律规定的范围行使检察权。公民对于任何违法失职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有向各级国家机关提出书面控告或者口头控告的权利。全国人大代表受原选举单位监督，原选举单位依法随时撤换本单位选出的代表。

(三)关于权力制约。众所周知，权力是一种政治上的强制力量，具有占有性、扩张性和排他性的特点，所以必须建立完善的权力制约机制。五四宪法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这一思想。五四宪法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享有广泛的职权：修改宪法，以全体代表的2／3通过宪法修正案；享有立法权，是行使国家立法权的惟一机关；选举、罢免权，选举共和国主席、副主席，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决定总理和其他国务院组成人选，决定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和委员人选以及罢免上述人员；等等。全国人大代表有权向国务院或国务院各部、各委员会提出质问，受质问的机关必须负责答复。全国人大有权罢免共和国主席，主席的地位不是在全国人大之上。人民法院独立，只服从法律。人民检察院独立行使职权，不受地方国家机关干涉。

由此可见，五四宪法的宪政精神具有丰富的内涵，是对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继承和发展，同时也理所当然地成为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宝库中的组成部分。

二、五四宪法的宪政精神对现行宪法的影响

五四宪法是在具有临时宪法作用的《共同纲领》基础上发展而来，自成体系，风格独特，影响深远，现行宪法即1982年宪法就其宪政精神而言也是五四宪法的延续与发展。

彭真在1982年11月26日向五届人大五次会议所作的关于宪法修改草案的报告中指出：“宪法修改草案的总的指导思想是四项基本原则，这就是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这个指导思想当然与1975年宪法、1978年宪法的指导思想存在着根本差别，而同五四宪法的指导思想则很近似。1954年6月14日，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3O次会议上《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的讲话里明确地说：“我们的宪法草案，结合了原则性和灵活性。原则基本上是两个：民主原则和社会主义原则”，又说：“我们的民主就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个月之后，即在1954年9月15日，当宪法草案提交我国首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时，又在开幕词中说：“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嗍由此可见，1954年虽然尚未完整地概括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但是，它的具体内容已经被提出来了。而到了1982年，则较之过去更为系统化和发展了。所以，从指导思想的正确性来看，我们有理由认为：现行宪法以五四宪法为基础，又是它的发展。

现行宪法的许多重要内容和原则，包括人民民主专政、民主集中制的人民代表大会制、经济制度以公有制为主体、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国家机构的基本体系、公民基本权利和义务的主要列项，等等，都是由五四宪法首次确定了的。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现行宪法以五四宪法为基础。但同时也必须看到，现行宪法在内容上有很多新的发展，有的是极其重大的发展。例如，国家总任务由五四宪法规定的“一化三改”发展为现在的实现四个现代化，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根本任务。又如，现行宪法第一次写入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等。诸如此类的发展还有很多，本文仅就社会主义民主制度方面，择其主要的简述如下：

(一)关于全国人民的团结。五四宪法在序言中写道：“结成以中国共产党为领导的各民主阶级、各派、各人民团体的人民主统一战线。”这个表述，在现行宪法中有发展。后者的提法是：“结成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有各派和各人民团体参加的，包括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和拥护祖国统一的爱国者的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而且。在它的前面还增写了“社会主义的建设事业必须依靠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并于1993年，又在该自然段中增写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将长期存在和发展。”

(二)现行宪法第2条在规定代表制民主的同时，增写了1款：“人民依照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在第16、第17条中，又做出了在国有企业和在集体经济组织中实行“民主管理”的明确规定。现行宪法还增列了第111条，规定了作为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的委员会和村民委员会的性质、地位、组成及其工作任务。

(三)关于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现行宪法明确了中国公民的定义；对于公民的宗教信仰自由，自五四宪法规定的基础上扩增到了4款；对于人身自由的有关条款，增写了4处禁止性规定，以切实保护人的身体、人格、住宅以及通讯等的不受侵犯，尤其是现行宪法增设了“公民的人格尊严不受侵犯。禁止用任何方法对公民进行侮辱、诽谤和诬告陷害。”的条文。这是总结了“”的惨痛教训。现行宪法在五四宪法的基础上，还对残废军人，烈士家属，军人家属，盲、聋、哑和其他残疾人以及老人等的权益作了保护性规定。现行宪法明确规定“公民享有宪法和法律规定的权利，同时必须履行宪法和法律规定的义务”，规定“公民在行使自由和权利的时候，不得损害国家的、社会的、集体的利益和其他公民的合法的自由和权利。”这些内容均为五四宪法所没有。至于五四宪法规定过的公民“有迁徙的自由”则在现行宪法中未见规定。

(四)现行宪法规定全国人大和全国人大常委会“行使国家立法权”，规定县以上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设常务委员会；规定省、直辖市的人民代表大会和它们的常委会“可以制定地方性法规”。这与五四宪法不设地方人大常委会，规定全国人大“是行使国家立法权的唯一机关”，有很大不同。

宪法思想范文篇7

美国独立战争爆发后，马歇尔与其父亲一起参加了大陆军，其军旅生活给他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特别是发现地区的偏见和补给的匮乏常常困扰大陆军的时候。在独立战争中，乔治？华盛顿作为军队总司令常常因军事补给的匮乏而求助于大陆会议，这一事实没有逃脱马歇尔的注意。后代许多历史传记学者都证明是这场战争造就了马歇尔对美国的看法和建立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的信念。同时，在战争中与汉密尔顿和其他一些州革命领导人的交往以及和来自各殖民地士兵的接触，也大大开阔了马歇尔的视野，坚定了其爱国热情。战争使马歇尔成长为一位实用主义的理想者，他坚信美国将建立一个民主共和国，他也清醒地意识到了毫无限制的州的权力所导致的危险。正如后来他在自述中所说到的：“联合则存，分离则亡，成为每个美国人铭言之时，我亦深受其熏陶，久之成为我身心的一部分，在军营中，我坚信美洲是我的国家，国会是我的政府。”[1]

1870年，马歇尔开始在威廉？玛丽学院跟随乔治？威思学习法律，然后学习各州的思想史和政治史。威思指导马歇尔学习普通法基本原理和先例推理的基本观点，更为重要的是，威思还把马歇尔引入政治哲学中，并指出政治哲学在法律辩论中的地位。18世纪的最后二十年中，马歇尔成为弗吉尼亚律师界一位著名的律师。1787年马歇尔被选为费城制宪会议的代表，他积极支持采用所制定的宪法，并对所提交宪法的第三条关于建立联邦司法系统的优点作了详细的说明。为了平息州权主张者们关于联邦司法系统侵占州司法权的担忧，马歇尔充分阐述了他的想法。他认为一个联邦司法系统，包括一个规定了初始管辖权和上诉管辖权的全国最高法院，将会最有成效地保护美利坚合众国公民的宪法权利和联邦权利。针对反动派惯用的观点：“若采用联邦宪法，权力必被滥用”，马歇尔进行了有力地反驳。他说：“我们受压迫时，正应设法控制政府。现在在美国，并无个人特殊利益可言，社会利益已与个人利益融合不分，我个人在寻求共同利益时，亦同时在寻求个人利益。”[2]

1797年马歇尔和雷吉？格里以及平克尼一起三人前往法国，进行外交谈判，维护美国在英法冲突中的中立地位，结果表现卓越，不辱使命，深受国内的赞许。1798年马歇尔当选为联邦众议院众议员。1799年，马歇尔又被任命为亚当斯总统的国务卿。1801年亚当斯竞选总统失败，为了保持联邦主义政治思想的影响力，他在卸任前任命马歇尔为联邦首法官。

马歇尔在美国最高法院任职长达35年之久。在他主持下，最高法院审判了许多留传后世的案子，写下了许多著名的案例。这些案例既集中体现了马歇尔的宪法思想，又对美国宪法的发展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以下我们将结合有关具体案例来阐述马歇尔的宪法思想。

一、法律与政治的关系

在马歇尔担任联邦大法官期间，最高法院面临着持续不断的政治压力。这里面既有联邦党人与共和党人的激烈党争，也有谢斯起义这个重大政治事件的冲击，还有安德鲁？杰克逊总统和佐治亚州之间关于印地安事务的无休止的争吵。在这一系列冲突中，马歇尔努力寻求最高法院与党派政治的外部压力相分离。马歇尔认为在法律与政治之间，法院应将裁判建立在宪法的基础之上，最高法院应确立其作为宪法性争议的裁判者的地位，而不得干预其他部门所做出的政治性行为。在马伯里诉麦迪逊一案中，马歇尔敏锐地洞察了那些激进的联邦党人欲借该案打击以总统为代表的共和党人的意图，鲜明地指出：“根据合众国宪法，总统被授予某些重要的政治权力，在执行的过程中运用他的自由裁量权，并以其政治身份，仅向他的国家和他自己的良心负责……如果部门领导是执法机构的政治或秘密，且只执行总统的意志，或仅在执法机构具备宪法或法律自由裁量权的情形下行动，那么再清楚不过，他们的行为只能在政治上得到审查。”[3]

马歇尔关于政治和法律观点的另外一个重要方面反映在他对法治的信念即对宪法的看法上。他认为宪法至上。宪法的至上性来源于美国人民，美国人民是政治和政府权威的最终来源。他怀疑纯粹的民主制和普选制，坚信建立一个平衡的宪政体系对当时的美国是最急需的。在这个体系中，国家一级的立法、行政、司法机构各在其明示和暗示或临时性的权力中保持持续的运作，切实适当地实现既定的宪政目标。他认为宪法性的限制终于防止权力过分集中于一个联邦政府部门造成独裁，以至损害国家和人民。同时，他认识到宪法对州的权力限制在于保护联邦政府权力免于受到地方权力的干扰，不至于使州权与联邦权力相冲突或是州权干涉了诸如州际贸易之类的涉及国家利益的问题。[4]

二、司法审查制度和联邦法院的宪法解释权

司法审查权在美国联邦宪法中找不到任何规定-或者找不到明文规定。汉密尔顿在《联邦党人文集》中明确呼吁联邦法院应该拥有此项权力并主张“违宪的任何立法不得生效。”[5]十五年后，在马伯里诉麦迪逊一案中，马歇尔运用了与汉密尔顿同样的推理方法，并且得出了与汉密尔顿一致的关于联邦法官的司法审查权这一问题的结论，从而最终确立了司法审查权作为一项宪法原则的地位。马歇尔推论说：“限制权力的目的是什么？如果这些限制随时可由行使这些权力的人加以自我限制，那么为何还要将这些限制明文规定？”[6]马歇尔回答了他的自我设问：“宪法是至上与首要的法律，不可被通常的手段所改变。”“无疑，所有那些设计成文宪法的人们将它设想为形成民族的基本与首要之法律，因而所有这些政府的理论一定是一项和宪法抵触的立法是无效的。”[7]由于“阐明何为法律是司法部门的职权和责任。那些把规则应用到特殊案件中去的人，必然要阐述与解释那项规则。”同时由于“合众国的司法权力扩展到起因于宪法的所有争议。”[8]因此法院有权解释和运用宪法，应当由联邦法院来裁判联邦法律与美国宪法之间的冲突，并且宣告与宪法相冲突的法律因违宪而无效。联邦法院对宪法的解释具有最高法律效力，尽管国会、总统或其他政府机构也可以解释宪法，并按照它们对宪法的解释行使职权，但法院的解释必须得到政府所有分支机构的遵守。马歇尔认为联邦法官值得信任的原因在于：法官的终身任职和宣誓效忠宪法将会使他们远离政治诱惑，同时也授给他们公正裁决的职责。

马歇尔认为联邦法院司法审查权的另外一个重要功能在于保证联邦司法权的统一，在于避免州权力与联邦的权力发生冲突。在马丁诉亨特一案中，针对弗吉尼亚州最高法院拒绝遵守联邦最高法院关于联邦条约的解释，马歇尔对宪法第三条“起因于”这一需求作了广义的解释，同意联邦法院可以听取一些州的案例。他认为宪法授予了最高法院对于起因于宪法、联邦法律和条约的争议具有至高无上的司法权。[9]他进一步论证说：合众国是一个单一的国家，各州仅是其组成部分，它们在若干目

标下是主权者，在其他目标下，却是从属者，一州的宪法和法律，凡与合众国宪法和法律抵触者，皆绝对无效。[10]

三、联邦国家主义思想

马歇尔利用宪法解释大大丰富了美国宪法的商业条款含义，并对培育美国联邦系统内州政府与联邦政府关系的现念发挥了重大影响。

马歇尔深刻认识州政府与联邦政府之间关系的重要性，他拒绝在缺乏明确的宪法性条文时，将《权利法案》适用于各州。他认为有益的联邦主义价值观应包括合法、效率和州政府处理内部事务的自治等。出于同样原因，马歇尔不愿听取公民直接提出的对州的诉讼。这一思想后来直接体现为宪法第十一条修正案对于诉州和诉州官员的差异性规定，并因此在很大程度上保持了州政府和联邦政府在联邦体系内的平衡。

马歇尔认为制宪者在设计联邦宪法时，目的是经历未来的年代并且能经受各种人类事务危机的冲击。因此，某些时候最高法院在解释宪法时可以灵活运用宪法的条款而不背离宪法的基本意图。在马歇尔看来，宪法把政府的权力在联邦政府和州政府之间作了分配。联邦权力或国家权力作为一种至上性的权力来自于全国人民的一系列明确授权。但那些没有明确授予联邦政府的权力，应该归属于各州或人民自己。

马歇尔认为建立一个国家统一的经济市场，保护州际贸易的顺利交易，对于维护联邦的生命力至为重要，因此在吉本森诉奥格登（Gibbonv.ogden）案中，马歇尔依据自己的宪法解释观对“州际贸易”这一宪法术语作了扩大解释。他说：“制定我们宪法的开明志士以及采纳它的人民，必须以文字的自然含义来表达他们的设想……所有美国人一致理解，贸易一词包括航运。对贸易-包括航运—的权力，是美国人民采纳其政府的主要目标。”州际之间的贸易扩展到“和国际、州际以及印第安部落”的贸易。同时因为宪法所规定的国会调控贸易的权力属于一种制定规则的权力，它作为一种宪法性权力，和授予国会的其他权力一样，这项权力可行使到最大限度，且除了宪法规定之外，它不承认其他任何限制。[11]基于上述理由马歇尔代表最高法院判决：纽约州无权以州法律禁止那些具有联邦执照的汽船在其州内水道上行使。这些法案因违反联邦宪法而无效。本判决的意义不仅在于打破了纽约州对航运的垄断，更在于开启了运用商业条款，维护联邦权力，适应国内工业和社会经济的变化，从而打破地方主义对商业流通的阻碍的新模式。另一方面，马歇尔和其他法官也认识到了各州对于联邦存在的重要意义，因此在本案中除了对国会调控州际贸易的权力确立了一个参照标准外，马歇尔也承认了州政府可以通过检疫法律、检验需求和其他措施来增进公众的健康和安全，并允许各州通过警察权力条例对商业产生附带影响。这样，马歇尔又明智地维护了各州的宪法独立地位。

此外，马歇尔还系统地提出了联邦权力在处理涉及州际贸易事务时应受到的限制这些限制除了宪法中的州际贸易条款和宪法第十条修正案之外，还应包括在民主程序下对国会的间断性政治监督。他在麦克洛克诉马里兰（McCullochv.stateofMaryland）案中说道：尽管联邦政府的权力是有限的，但在其行动范围之内，它却是至高无上的。这似乎是其性质所导致的必然结果。联邦在是所有人的政府；它的权力受到所有人的委代；它代表所有人，并为所有人而行动。[12]因此所有人有权通过控制措施保证其不被滥用。

在麦克洛克案中马歇尔对宪法中的“必要和适当的条款”再次进行了扩大解释。他说，必要并不意味着绝对的物质需要，也不意味着事物之间的直接因果关系，它至多表明“一件事情对另一件事情是方便、有用或基本的”。[13]依据这样一种理论解释，马歇尔推导出后来学者所指称的联邦默示权力。他说：“我们承认政府的权力是有限的，并且这些限制不能被超越。但我们认为宪法的完好解释应该允许国家立法机构具有选择手段的裁量权，使授予的权力得到实施，从而使立法机构能以最有利于人民的方式，履行分派给它的最高职责。假定目的是合法的，假定它在宪法的范围以内，那么一切手段只要是恰当的，只要是显然合于该目的，只要不受禁止，就都是合宪的。”[14]这一判例扩展联邦国会的权力，给予了联邦政府处理国际事务的广泛的空间和处理国内事务的必需的自由裁量权。增加了美国宪法对未来的适应性。

四、保护私权限制公权

马歇尔认为对公民基本权利的保护既是联邦政府的目的所在，也是限制政府权力滥用的必然要求，因此马歇尔积极主张通过司法审查，把宪法方面的限制置于政府的权力之上，以此来保护私人财产权和契约权免受一时的多数民主骚动之影响。他通过对契约条款的广义解释，把契约义务的主要内容扩及到土地特许、公司特许状和地方免税的许诺等方面。他反对法律溯及既往，认为这样会损害当事人在意思自治的基础上所确立的契约义务。马歇尔的上述观念反映了法官扪对保护财产权和契约神圣的全面关注。

在弗莱彻诉佩克一案中，马歇尔的上述思想得到了全面体现。本案又称亚祖河土地舞弊案。其中原告弗莱彻是一名不知情的第三者，他因购买一块涉嫌不正当交易的土地，而被佐治亚州议会以法案的形式废止。在不得已的情况下，他只好起诉土地出售者佩克。最后马歇尔代表最高法院宣布佐治亚州的法案违反联邦宪法的“契约条款”。马歇尔的判决理由是：每一土地令状一经核准，其契约关系便已成立，如果契约无相反约定，双方应该坚决信守。本案属于公共契约，佐治亚州应严格履行契约义务。这是因为联邦宪法已明确规定，无论何州都不得通过损害契约义务的法律。既然联邦宪法是最高性法律，而佐治亚州又是联邦的一部分，所以它当然就有履行契约的义务。马歇尔在最后判决中指出：本院一致意见，认为本案中的产业，在适当的报酬和并无任何警告的情况下，已经转移到购买者手中，佐治亚州不管是依靠我们各种自由制度所共有的一般原则，或者是依照美国宪法的特有规定，不得再通过一项法律，使购买者所购置的土地产权，在宪法和法律上受到侵害，而变成完全无效。

五、简评

马歇尔是一名伟大的法官和政治家，而且是一名令人信服和敬佩的人物。他对美利坚合众共和国的忠诚和对宪法的卓越理解与创造性的运用，既奠定了他在美国宪政史上的不朽地位，也培育了美国宪法能够作为“活的宪法”的良好基因。马歇尔复杂而丰富的人生经历，专门的职业法学学习生涯，是他取得事业成功的重要原因，或许也应成为后世职业法学阶层效法的楷模。尽管马歇尔确立美国司法审查制度的理由在逻辑上不完全令人信服，他制作的许多判例给后世留下了无穷无尽的争论；尽管他对奴隶制和印地安人权利保护问题的忽视，构成他法官生涯的败笔，但这种缺憾也许就是个人不能超越历史和阶级局限的表现。

参考文献：

[1]爱德华·S·科温：《马歇尔和美国宪法》，台湾世界书店1960年版，第27页。转引自：李昌道《美国宪法史稿》，法律出版社1986年版，第154页。

[2]转引自：李昌道，《美国宪法史稿》，法律出版社1986年版，第155页。

[3]Ma

rburyv.Madsion，u.s.137—180.参见：张千帆著，《西方宪政体系》（上），中国政法出版社2000年版，第39页。

[4]马歇尔关于法律与政治关系的看法，对后来美国法院的宪法案件审判工作产生了重要影响，以至于到了今天，美国联邦法院已把受理案件“不涉及政治性问题”作为确定其管辖权的一个重要前提条件。所谓“不涉及政治性”，联邦法院已发展了一整套判断性标准，它们通常是：宪法文本是否明确了美国政府其他两部门是此类纠纷的最终裁决者；解决纠纷的依据是否无法由法院决定；解决该纠纷是否会让法院作出一个政治决策，而这应当是由政府其他两部门而不是由法院决策的；法院对该纠纷的解决是否会造成对政府其他两部门明显地不够尊重；法院是否有必要遵守政府其他两部门已经作出的政治性裁决；如果法院对该纠纷的裁决与政府其他两部门的裁决不同，是否会使美国政府陷入尴尬的受批评的局面。参见bakerv.carr，369u.s.186（1962）转引自：《从马伯里诉麦迪逊案到布什诉戈尔案看美国司法审查制度的两百年》，载于《法学评论》2002年第3期。

[5]参见作者关于联邦党人的宪法思想的论述，见本书第页。

[6]5U.S.（Cranch）137（1803）

[7]转引自：张千帆，《西方宪政体系》（上），中国政法出版社2000年版，第43页。

[8]同上，第44页。

[9]参见：塞谬尔·R·奥肯著，赵富强译：《论大法官马歇尔在美国宪政史上的作用》，载于《东吴法学》2001年特刊。

[10]参见：李昌道，《美国宪法史稿》，法律出版社1986年版，第160页。

[11]参见：张千帆《西方宪政体系》（上），中国政法出版社2000年版，第132-134页。

[12]引自：张千帆，《西方宪政法律体系》（上），中国政法出版社2000年版，第120页。

宪法思想范文篇8

关键词:彭真;民主;法治;宪法监督

彭真同志参与制定了1982年《宪法》，其中确立了由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来进行监督宪法实施工作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宪法》制定之后，彭真同志被任命为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自此开始主持监督宪法实施的工作。彭真同志不仅对宪法治定做出了巨大贡献，而且对于宪法的实施运行，以及宪法监督产生了极大影响。他站在了我国宪法监督战线第一线，同时也是我国法治建设的主要领导人，因此，回望剖析他当时实施的做法、方针对未来宪法完善有极大的借鉴意义。

一、彭真民主法治思想的主要内容

（一）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则。“公民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作为现代法治社会的一条基本原则，彭真同志早就对其做出了具体说明。彭真同志曾指出：“我们的国家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民主国家，人人遵守法律，人人在法律面前平等，不允许有任何超越于法律之外的特权分子。”天网恢恢，疏而不漏，任何人都不能逾越雷池半步，不论职位高低，都必须严格恪守法律。《宪法》修改工作是一项艰巨而急切的任务，在改革开放初期显得尤为重要。在领导全国人大工作时，他坚持“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的基本原则，指定于1982年《宪法》。彭真同志认为，不论国家以什么形态存在，法律都应至高无上，更何况在这个以民主法治为建设目标的社会主义国家，更不允许除法律以外的任何东西以任何形式执理法之牛耳。任何公民，不论其功劳高低，贡献大小，职位高低，所行所做都不可以与法律相抵触，对于违法犯罪的人，都必须依法进行制裁。各级司法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都必须严格恪守法律，依法办事，做到不曲实，不枉法，在法律面前，“王侯将相”亦为草芥。在其它的部门法中，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则都有着具体体现，任何法律都不承认特权，法律的威严不容践踏。（二）建立层级分明、统一有序的立法体制。自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改革开放的步伐深沉而有力的前进着，思想解放，法治建设迫切需要恢复并进行发展。根据我国当时的实际情况与历史因素，彭真同志开始逐步指定发展方针，实行一系列完善有效的措施，抓住每一个环节，从根本出发，建立起一套有序统一的法治建设体制。第一步，先确定各方面法律效力归属问题，建立起层级分明的法律体系。为解决之前我国法律名称不合格，不规范导致的效力混乱问题，彭真同志对宪法中不同机关的法律规范名称做出了明确具体的规定。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它的常委会所制定的规范叫作法律，由国务院所制定的规范叫作行政法规，由地方人大和它的常委会所制定的规范叫作地方性法规。第二步，确定全国人大常委会也拥有立法权的相关制度。同时，为了能更好地适应改革巨变，及时地适用法律，全国人大授权它的常委会可在它闭幕期间制定一些实用性单行法律。（三）健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在领导全国人大期间，彭真同志致力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修改以及完备，并且取得的成效显著，为新中国改革巨变后的法治建设作出了巨大贡献。国家体现的是全体人民的根本利益，要落实全体人民的相关利益，将权益保障到每一个个体，必须坚定贯彻落实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决心。1982年的宪法规定中增加了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对法律进行修订的权力，以及有对国民经济计划进行审批的权力等，并且设立了专门的制度以及专的门机构来保障和协助工作的进行。宪法还禁止人大常委会的内部成员负责兼任具体的党政事务，就好比行政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等均不能由其担任，以此来发挥其监督职能。另外，全国人大和常委会不同于政府上下级的关系，它们之间是严谨的监督关系，以此来使其更好地发挥其职能。这些都是彭真同志对于民主政治制度的完善与发展。（四）民主制度的完善。1．改革与完善选举制度。彭真对于选举制度改革，主要通过三方面来完善。首先，建立完善的差额选举制度。一开始，人民的权利仅仅是简单地集中到人大代表手中，而通过差额选举制度，人民无疑可以加深对各个候选人之间的比较认识，从而使其能选出内心的真实想法。而这样的制度对于候选人来说，无疑使其有了更大的压力，促使其对选民提供更好的服务，否则便会落选。实行此制度，无疑将更好地保障人民权利的行使，帮助其选出更好地对人民负责的人。其次，将直接选举的范围推进县一级相对较小的行政单位，全面加强其适用力度，考验其实践性。之后，再将直接选举的改革步伐落实到乡一级最小的行政单位。自此，直接选举的制度彻底落实。第三方面，候选人通过民主推荐来产生。上到党政英才、下到社会各界人民团体，均可以按照法律，选出合适的候选人。此外，选民团体也可以联名提出候选人。经过一系列如火如荼的纵切式改革，不断完善我国权力机关的产生方式。完善合理的选举制度，使人们自由行使选举权得到保障，同时，人大及其常委会的职能也得到更好的行使，从根本上落实我国人民自由行使选举权的权利，使我国的政治民主得到完善与发展。不仅在人大代表的选举上，而且在我国政府的人员组织上，彭真都进行了改革，为维护人民的权利以及完善我国社会主义民主都做出了巨大贡献。2．基层村民自治建设。彭真参与领导制定并且最后敲定落实的《村民委员会组织法》，更是基层民主法治建设意义非凡的一步，其作用同样不可斗量。此项制度的落实，赋予了农民极大的自主权，村里的事合伙商量决定，而且可以锻炼其处理事务的能力，由小到大，处理好小事才能治理好大事，从村里到乡里，从乡里到县里，脚踏实地，逐步锻炼其处理政事的能力，使其也能对政治民主的实现贡献一份力量。在彭真以及其工作小组的反复努力之下，《村民委员会组织法》最终成功通过并落实，并且从其效果看，显然是相当成功的。（五）司法机关独立行使职权。彭真同志在司法方面思想明确。他认为，在党和司法的关系上，司法机关必须接受党正确的领导，但其职权的行使，必须独立，自主，这样才能做到公正司法。法院和检察院作为独立的部门，享有独立的审判权，不用听取任何单位的意见，但必须以落实法律的有关规范为前提行使自身职权。换言之，对法律的服从，就是对党中央领导的服从，也是对我国最高权利机关的服从，更加是对人民的服从。因为在我国，国家只是一个组织形式，仅仅是人民利益的体现者和集中者，全国人大，仅仅代表全体人民行使自己的职责，服务于全体人民。因此法律所体现的是全体人民的利益，遵纪守法，不仅是对党最有利的肯定，更是对自身利益最有效的保护。故司法机关听从党的指挥与处理保障人民的权益的事务，并不冲突。彭真同志有关党与司法机关关系建设的理论思想，对当今的中国法治仍有极大的影响。（六）繁荣法学理论研究。彭真同志对于法学方面的研究也非常重视，对于法律，有一套自己的见解。彭真始终相信，法律已经成为现代社会不可缺少的一项重要科学，它的应用性非常强，在上层建筑中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法律注重实事，讲究根据，它对社会的适应性极强，是一定社会阶段的产物，对社会历史的发展有着重要的导向作用，对于一个国家来说，是其制度建设的根本，因此，对该国法学理论的研究就有着重大意义。彭真认为，法学理论对于最基础法律的指导意义要有系统的指导，在刑法上，最重要的量刑的问题，就必须结合法学理论进行决量，但理论并不能做出具体规定，还需要联系社会实际等做出规定。因此，彭真也强调法律制定需要联系国情，根据当下中国的实际社会状况来具体评判，他指出，立法不光需要从实际出发，还需要考虑自身实力，量力而行，他也曾亲自去往东北三省以及上海、杭州等地，亲自指导起草法律，作了很多走访调查，然后来完善自身的理论研究，再次以理论来指导更新的实践。在1980年彭真同志也考虑设立一本中国专业的法学报刊来繁荣更新我国的法学理论事业。期刊的名字最后定为《法学杂志》，彭真对其重视非凡。该本期刊从1980年开始一直在为我国的法学研究贡献花火，为国内外学者们提供了一个研究发表学术理论的重要平台。彭真同志所做的一切对于法学理论的前进步伐有着极大的推动作用，影响重大。

二、用客观理想的心态对待宪法监督

（一）宪法监督制度需立足国情。1982年《宪法》制定中，关于靠什么监督宪法的实施，当时比较普遍的观点认为成立像宪法委员会或宪法法院之类的机构。最终经过党政领导人邓小平、以及彭真同志等商讨决定，赋予全国人大以及常委会监督宪法的责任。这一制度的确立其本质在于我国的基本国情。当时五届人大五次会议主席团会议上，关于宪法修改以及制定的很多方面上，彭真同志与胡绳同志作了比较详细的论述与解释，其中重点论述关于当时宪法监督的两个国情背景。第一，对于监督宪法实施的国家机关，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已经明确了其方向，任何国家机关、任何机构都不能超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权威与地位。同时由于全国人大每年召开一次的缘故，彭真同志建议应当将部分权利赋予常委会代为行使，因此它的常委会也负有监督宪法的职责。彭真同志认为：很难再设立比人民代表大会权力更能服众的机构，肩负起宪法监督的权力。第二，关于违宪的责任，不能单靠一个机构去负担。家事国事天下事，仅靠单一的组织机构是不可能事无巨细的落实到每一条法律中的。（二）宪法的实施和监督任重而道远。在彭真同志的著作中，一直有很多类似于关于中国法治建设需要一个漫长时期的言论。他对于宪法的实施与监督，持严肃的态度，在公开讲话中经常突出强调它的长期性与艰巨性，也经常在公开场合发表他的这种看法。例如，1985年他给浙江人大常委会成员讲到立法政策时就特别阐述了这一问题。与此同时，要坚持有法可依，依法办事，这是建立健全社会主义民主法治的内在要求与正确的道路。对于民主法治这一观念，我们的认识与理解远远不够深刻。然，这将是一个相当漫长的过程。“封建时期的中国是不讲民主的，老百姓开个会也是不允许的，哪怕是撒一张传单也是可以抓起来杀头”彭真同志这样形象地说。几千年封建王朝的统治，使得大部分人的观念仍旧有些陈旧。推翻封建统治建立新中国后，政法方面的精英相当不足，法治建设也相当薄弱。通过彭真同志数次不同的论述，演讲或者阐述可以看出他对宪法实施的漫漫长路以及荆棘之海有着客观全面的认识。

三、关于怎样开展宪法监督的观点建议

宪法监督的具体含义是什么？简单讲就是为保障宪法实施而制定的一些规制与方法，宪法监督制度主要是为确保宪法规则的实施，宪法监督有利于巩固宪法至上的法律地位。在现有的国情下，如何保证宪法正确实施是大家都在关注的问题，关于如何开展宪法监督活动，我们可以从彭真同志的法治思想中找到这样几种观点建议。（一）宪法监督的重点在于对有关法律性规范的审查。宪法监督不仅在法学理论中复杂晦涩，而且在实践操作中也是困难重重。如何将理论践行是重要的课题研究。全国人大如何才能正确落实此权力、怎样落实此权力、对何种行为适用此权利、应该通过怎样的程序、适用何种方法落实监督？这些都需要广泛的讨论和研究。在宪法实施过程中，违宪的主体不仅指国家机关、国家领导人，而且涵盖所有武装力量，政党组织，社会各界组织，企事业单位以及所有公民。违宪审查所首要解决的是裁定某一行为有没有违反宪法。这一行为可以是某种立法或制定规范性文件的行为违反宪法，也可以是国家机关的具体行为违背了宪法。宪法监督的实施措施、针对对象和内容不是单一的。针对宪法监督的对象，从彭真同志的某些公开讲话中我们可以发现，他主要强调全国人大常及其常务委员会，对于相应的机关制定的法律性文件及其新规范所做的决议，是否违背了宪法的规定，有没有和宪法冲突。同时他又强调，全国人大和它的常委会，有权撤换国家机关关于违宪的决议以及相关法律法规。一切法律都不能够凌驾于宪法之上，也不能逾越宪法而自立门户，宪法是一个国家的根本法。所以，审查有关法律规范与相应文件，有利于推进宪法监督活动的开展。（二）监督宪法实施需要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模范作用。各级国家机关领导人员应严格恪守法律，为其他人做好榜样。彭真同志曾在公开著作中明确地提到：任何国家机关领导人及其相关的工作人员，都应该严于律己，恪守法律的相关规定，同时严肃批评了一些对法治认识不足的国家工作人员。从彭真同志的思想中，可以看出，领导干部的模范作用对于保证宪法正确实施的作用是很重要的。（三）人民群众的支持作用。彭真同志在多次谈话和发言中强调了人民群众的作用。他一直主张人民民主专政，国家的权力不掌握在国家领导人手里，而握在全体人民手中，国家领导人只是代表人民行使权力。因此要确保人民利益不受任何损害，积极维护其利益，要在他们的心中树立起人民才是国家主人的心态，促使群众自发地开展宪法监督的工作。（四）地方各级人大机关的协调配合彭真说过：“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应当按照宪法的规定，切实地保证宪法和法律在本行政区域内的遵守。”彭真认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一个很系统的严谨的制度，可以通过宪法修正案来修改宪法，要真正意义上全面落实宪法，一方面要依靠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力量，另一方面也要靠地方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积极配合。在各级权力机关的协调合作下，才能保证宪法更好的实施，更好地监督宪法在实践中发挥积极的作用。

四、结语

主持宪法修改与完善工作，本就不是易事，矢志不渝地监督宪法实施工作，为宪法增砖添瓦，更是难上之难。彭真同志本着一颗奉献到底的心，认真分析国情，结合我国的政治体制与传统因素，对于我国宪法实施监督所保持的态度，对于当下法治建设意义重大。他对于宪法监督的一系列重要理论和思想，以及他对于法治建设的针对方向对于宪法的未来发展都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彭真对于宪法监督采取的方法，引进的观点，还有对于法律的权威性精神，坚强的意志，科学的分析，都值得永远学习。我国宪法的推进前程，必然在这种精神的引导下，承载着希望，驶向光明的彼岸。

参考文献：

[1]彭真．论新时期的社会主义民主与法治建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

[2]彭真．关于社会主义法治的几个问题-在中央党校的讲话．1979．出版信息不详．

[3]彭真．彭真文选（1941-1990）．人民出版社．1991．

[4]许崇德．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改革与完善．政法论坛（中国政法大学学报）．2004（6）．

[5]1982年宪法修改档案．[6]刘政等主编．人民代表大会工作全书．中国法治出版社．1999．

宪法思想范文篇9

【关键词】三民主义；五权宪法；孙中山

宪法思想或宪法理论体系，是有关国家公共权力的来源、归属、配置、运行、监督和救济的政治、法律理论系统。只有具备这五个要素，才能构成完整的宪法思想体系。宪法思想体系作为其中的一个子系统，是独立的、完整的、严谨的。三民主义是孙中山理论的全面总结与精炼概括，而“权能”学理与三民主义、五权宪法的内在关系就颇值探究。

一、三民主义与孙中山宪法思想的关系问题

三民主义是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的简称。先生始终认为，三大主义是与欧洲的自由、平等、博爱思想和美国的民有、民治、民享思想分别一一对应的。

民族主义要解决的是国家公共权力的合法性问题。早先，他认为是满族非法夺取了汉族政权，民族主义要解决的就是汉族推翻清朝统治夺回政权，并且归汉族全体族众所有的问题。后来，先生用共和思想对民族主义进行了发展，提出了五族共和、反对帝国主义的主张，不再以民族对民族的革命夺权作为民族主义的核心内容，而是主张中华民族应当废除封建帝制，实行五族共和，反对帝国主义的霸道行径，倡导世界各族大同的共荣精神。

民权主义实质上就是民主思想。先生主张以民主共和取代君主专制，并强调人民对国家公共权力的实质控制，避免西方国家名义上实行人民主权，实际上由政府官僚和新兴贵族垄断、僭越国家公共权力的异化现象，而且与主权相对应地提出了“公仆”思想。换言之，为了不至于重蹈西方国家的覆辙，即要么权力被官僚独揽，人民无权，要么人民不相信政府，政府无能，先生就用“民权”来翻译“democracy”，而不沿袭已有的“民主”之称，并明确提出了“人民权”和“政府能”各司其职的“权能”学理。

至于民生主义，先生认为，人民只有在自己当家作主，并且委托德才兼备的专家高效能治理国家的状况下，才可能过上幸福的生活，政治运行状况对人民生活具有先决性作用。

综而言之，三民主义是革命夺权、民主建国、促进民生的完整理论体系。从上述对三民主义的解析中，不难看出，关于国家公共权力的来源与归宿问题，已经在民族主义部分得到解决；民权主义则事实上是以国家公共权力的配置、运行、监督和救济为核心而展开的，孙中山宪法思想全然隐含于民族主义和民权主义这两部分之中。而民生主义则是孙中山宪法理论构建的最终目的，是整个社会发展的动力之源。由此可见，孙中山先生的宪法思想是三民主义的核心部分，两者之间是种属关系。

二、五权宪法与孙中山宪法思想的关系问题

在对五权宪法内涵和外延的界定上，基本上可以分为三类：

第一类观点把五权宪法基本上界定为政体模式层面，即五权分立，并依政府权力集中程度之别，形成分权论与集权论两说；

第二类观点对五权宪法进行两个层面的界定，既是上述政体模式，还是一种政治理念或宪法理论，是权能分别学理与五权分立制定的综合体，依对理论与制度融合程度的不同视角，分别产生理论与制度的矛盾冲突论和统一和谐论两种看法；

第三类观点认为，五权宪法指代孙中山宪法思想体系，这是通说中的主流。

五权宪法并不包含政体的全部，而只是有关中央权力配置、运行、监督和救济的理论论述和制度设计，或者说基本上指的是中央政制。有的学者否定了第三类观点，并把孙中山的宪法思想概括为“三、四、五”，即“三民主义”、“四大民权”和“五权分立”。这一概括同样有指代过宽的错误。因为如上所述，三民主义与五权宪法思想应是统属关系，而不是相反。

从孙中山先生本人创立宪法理论的动机、途径，以及他对宪法概念和功能的认识上来考察，孙中山宪法思想的形成，经历了从崇尚西学、倡导美制，到融贯中西的历程。有史学家把这一历程称之为孙中山对传统文化的“离异”与“回归”。孙中山先生以救亡图存，挽救民族危机为己任，宣传和领导民族民主革命，并试图在中国创建“驾乎欧美之上”的民族政制以期达致民族之福祉。对这样一位革命先行者提出“彻底”离异传统文化的要求未免苛刻。他终身孜孜以求的就是从传统之中发掘优质基因，与欧美之良法美制相嫁接，培育出具有本土特质的最完美的政制，从面实现民族的复兴、社会的秩序、国家的强盛和人民的幸福。他对宪法寄予高度的希望：“国家宪法良，则国强；宪法不良，则国弱。强弱之点尽在宪法”，“我们有了良好宪法，终能建成一个真正的共和国家”，“昔日日本不过一二留学生抄袭德国宪法几条，竟将国家救起”，“要想把中国弄成一个庄严华丽的国家，……只要实行五权宪法就是了”。这些言论是孙中山对欧美文化考察与研究的心得，宣扬于国内，一方面体现了孙中山对宪法作用的高度理想化，另一方面则反映了他对社会新秩序尤其是良善政制的渴求。在立足本土资源的政制探索之中，他先提出了作为制度的五权宪法构想，力图中西合璧；其后，他又为自己的政制构想创立了理论依据，即“权能”学理，从理论上对五权政制之建构进行了系统地论证。所以，笔者认为，“五权宪法”只是孙中山先生关于政制构设的代称，并不能涵盖其宪法思想体系，因为先生的宪法概念更多地是在英国文化之意义上使用的，指的是实在制度和游戏规则，只在明确的语境之中才指当今通称之文本宪法，即宪法典，而“五权宪法”则几乎一贯指称政制原则与制度设计，最典型的表述可以从先生晚年组织制订的《中国国民党党纲》中找到：“以三民主义为立国之本原，五权宪法为制度之纲领”。三民主义是创立和建设国家的指导思想，是理论基础，五权宪法是整个政治制度的核心构架。

三、权能学理与孙中山宪法思想的关系问题

何谓“权能”学理？孙先生是从讲“政治”为着眼点的。他认为，人类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在于“保”和“养”，这种需求决定了人类必需结群而居，于是便有了公共事务和公共权力。他说，“政”是“众人之事”，“治”就是“管理”，“管理众人之事就是政治”，由人民自己而不是由皇帝或者官僚管理公共事务，就产生“人民权”。我国疆域辽阔的自然环境和社会分工的发展，促使人民委托可信赖的“公仆”作为治国专家来管理国家，这些“公仆”只有享有必要的权力，才能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所以就产生了“政府权”，又称为“政府能”，即“为人民做工的能力”。政府权源于人民权，服从并服务于人民权，人民监督、调控政府权的行使。这样，孙中山先生简明扼要地阐述了国家公共权力的产生，并且旗帜鲜明地倡导人民权和政府权的两权分离，人民对政府既要信任又要控制，可谓创新了传统的分权理论。人民权包括选举、罢免、创制和复决四权。政府权则分为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考试权和监察权，五权分立，各司其责。至此，孙中山先生又发展了三权分立理论，是对分权理论的第二次创新。我们可以把“权能”学理的基本内涵概括为：人民主权、权能分治、四大民权、五权分立、以权驭能和九权平衡。

由此可见，只有“权能”学理方能真正概括孙中山宪法思想的个性特征与理论创新，五权宪法是“权能”学理的题中应有之义，是“权能”学理的一种制度设计，但是不可能是孙中山宪法思想的核心，更不是其概括或者代称。孙中山宪法思想作为一个完整的系统，统领于其中的灵魂就是“权能”学理。

【参考文献】

[1]耿云志．孙中山宪法思想刍议[J]．历史研究，1993，（4）.

[2]章开沅．从离异到回归辛亥前后史事论丛[M]．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

[3]孙中山．孙中山全集第4卷[M]．中华书局，1985．

[5]孙中山．孙中山全集第5卷[M]．中华书局，1985．

[6]孙中山．孙中山文集[M]．团结出版社，1997．

宪法思想范文篇10

「关键词」梁启超，宪法学，宪政

在中国近代学术史上，梁启超（1873－1929）是一位高产的、百科全书式的大思想家。他在政治学、法学、经济学、史学、哲学等领域均有颇深的造诣。仅就法学而言，他在宪法学、国际法学、法理学、法史学等方面也是著述颇丰。本文仅就其在宪法学方面的贡献作一定的研究。一方面展现梁启超在宪法学方面的大师风采，一方面学习借鉴其宪法学研究的方法并注意防止其曾经有过的局限。

一、梁启超在中国宪法学史上的地位

有学者曾将梁启超定位于中国近代法学的开创者之一、中国近代最杰出的法学家之一。[①]我们认为这种定位是妥当的。而“懂不懂宪法学，是不是致力追求宪政，是一个人能不能成为‘近代法学家’的关键，这也是中国传统法学与中国近代法学的根本分界所在。”[②]梁启超在中国宪法学史上具有开创者的地位，他是一位宪法学大家。

“宪法学家”是一个我们现代才出现的名词，梁启超其时并未出现。一个人能否成为宪法学家，我们认为，其判断标准有三：第一，熟悉宪法的制度和理论；第二，能运用宪法学的工具较系统地研究宪法学的问题；第三，有自己明确而精湛的宪法学思想指导其宪法学研究。符合第一、二两个标准，只能算得上一个宪法专家。有一定的宪法学思想，但又未达到精湛的程度，可能仅能算得上一个宪法学者。只有符合三个标准，才够得上宪法学家的称号。

梁启超对西方宪法的制度和理论的熟识勿庸置疑。他不仅译介了西方法学大家的宪法学说（如《法理学大家孟德斯鸠之学说》等）、撰写文章介绍西方宪法制度，而且还曾游历日本、欧洲等地，对西方的宪政实践有着切身的感受。他全面系统地介绍并研究了宪法的国体、政体、国会制度、选举制度、政党制度、自治制度等，对宪法、制宪权、宪法观念、权利、自由等问题均有很深刻的把握。其研究在当时是首屈一指的，即使在现在，某些方面也是无所匹敌的。梁启超的目标就是要建立立宪政治，他不仅深悟权力分立的学说，还能深刻把握宪法的精髓和宪法的精神（后述）。而且还有现代宪法学所着重关注的多数与少数的观念。这里仅就这最后一点略作说明。梁启超在1910年主张两院制国会时，其理由之一就是按照比例选举一院，各省出相同数目的代表组成另一院，这样就不至于因为仅照顾到了大省的利益而牺牲小省的利益。“两者相济，而适得其平。”[③]再如，在大选举区与小选举区制度得失的比较上，梁启超认为，“小选举区只能代表多数党，而大选举区可以兼代少数党。”“如此，与国会代表人民之本旨，最为相近，此又大选举区之优点也。”[④]虽然实行多数政治，但也要保护少数。这种对多数与少数关系的认识还是十分先进的。

二、梁启超主要的宪法学思想

首先要说明的一点是，这里所称的“宪法学思想”与上文宪法学家的第三个标准中所指的宪法学思想略有不同。这里主要是指梁启超对宪法学的研究及其思想。

（一）论宪法和制宪权

宪法是什么？这是首先要回答的问题。梁启超认为，“宪法者，英语为Constitution，其义盖谓可为国家一切法律根本之大典也。”“近日政治家之通称，惟有议院之国所定之国典乃称为宪法。”[⑤]“夫宪法者，国家之根本大法也。”[⑥]又言，“宪法者何物也？立万世不易之宪典，而一国之人，无论为君主为官吏为人民，皆共守之者也，为国家一切法度之根源。此后无论出何令，更何法，百变而不许离其宗者也。”[⑦]“宪法之职任，在予政治以永久可循之常轨。”[⑧]

梁启超认为，各立宪政体国家宪法虽有差异，但大体均有政体、行政立法司法三权、国会的权力及选举议员的权利、君主及大统领之制与其权力、法律命令及预算、臣民的权利义务、政府大臣的责任等内容。[⑨]宪法有成典宪法与不典宪法之分。成典宪法、不典宪法“旧称成文宪法、不文宪法，用语不惬。如彼英国之宪法固有文字非恃口碑也”。成典宪法之中，有硬性宪法，有软性宪法。[⑩]梁氏认为，“立宪政治之信条”，其一由于宪法；其二由于政治上之习惯而生。“宪法则有形之信条也。政治上习惯，则无形之信条也。是故凡立宪国民之活动于政界也，其第一义，须确认宪法，共信宪法为神圣不可侵犯。虽君主犹不敢为违宪之举动。国中无论何人，其有违宪者，尽人得而诛之也。其第二义，则或宪法未尝有明文规定者，或虽有规定，而中含疑义，可容解释之余地者，或虽无疑义，而当其行使此权利，有可容伸缩之余地者，凡此则皆由政治上之习惯，积累而酝酿之。酝酿既熟，则亦深入人心而莫之敢犯。”宪法与政治上之习惯，“两者之效力相等。而无形者之宰制人心，时或视有形者更为甚。以立宪政治之信条论之，则宪法与政治习惯，迭相生而迭相成。两者和合，自产出种种条件，而画然以示异于非立宪之政。”[11]按照现在的理解，梁氏所谓政治上之习惯大致相当于宪法惯例。梁氏对宪法惯例的适用情形、效力、以及其与宪法之间的关系的论述可谓十分精辟而独到。

这里值得一提的是，梁启超在行文之中对违宪与违法还作出了区分。例如，梁氏认为，立宪国政治上的诏旨所易引起的责任有三种：第一，违宪责任；第二，违法责任；第三，失政责任。[12]违宪与违法的不同是因宪法与法律的地位不同而引起的。当然，梁氏并未就此展开论述。

制宪权归属于谁，这是宪法学的一个重要命题。梁启超的认识也是十分深刻。梁氏认为，“就法理上论，主权在国民全体，明载于临时约法（即1912年《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引者注），（国民-引者注）自动制宪，即此主权作用之发动，最为合理。”为防止政府与国会勾结盗取民意，败坏国事，祸害国民，必须求诸宪法。“宪法如何而始能予我以此凭藉？舍国民自动制宪外，其道末由。”所谓国民制宪，即“以国民动议（Initiative）的方式得由有公权之人民若干万人以上之连署提出宪法草案，以国民公决（Referendum）的方式，由国民全体投票通过而制定之”。国民制宪为国民自卫的第一义。[13]

制宪权为何不可畀诸国会？梁启超认为，“盖宪法者，所以规定国家各机关之权限，其不容由一机关专擅制定，理本甚明。”先有宪法，然后有选举法，然后才有国会。而且，“制宪权本非国会所宜有。”他认为，临时约法以此权委诸国会，实为宪法难产的一最大根源。“临时约法所以将此权畀诸国会者，实缘受‘国会万能’之旧观念所束缚。”[14]

关于国民制宪，有人主张召集国民大会。梁启超认为其意甚美，但国民大会主要事业应为制宪，且应由国民动议或国民投票两种形式组织。[15]并认为若议员成为其成员，

则应“以国民会议议员之资格制宪法，非以国会议员之资格制宪法”。[16]在修改宪法之时，应由“国民特会”这一超乎立法行政司法三机关之上而总揽主权的最高机关。当然，“国民特会”只是行使主权的行使者而已，国民全体为主权的所有者。[17]

（二）论宪法的精神

梁启超认为，宪法有三大精神。他对此的理解可谓深悟宪法的精髓。

1.国权与民权调和

梁启超认为，一个完全至善的国家，“必以明政府与人民之权限为第一义。”“使人民之权无限，其弊也，陷于无政府党，率国民而复归于野蛮。”“使政府之权无限，其弊也，陷于专制主义，困国民永不得进于文明。”[18]国权与民权的消长，反映于政治现象上即为干涉主义与放任主义的辩争。虽然说，国权与民权不可有所偏畸，但各国制宪者自当审视其国情，“或因本能之所长而发挥之，或因积习之所倚而矫正之，要不外以损益之宜，寓调和之意。”[19]中国应如何损益调和呢？特重民权主义者认为，我国数千年困于专制，“非采广漠之民权主义，无以新天下之气。”特重国权主义者认为，我国虽号称专制，但实际上以放任为政。现今应以广漠的权限委诸国家机关，整齐严肃国务，锻炼国民，以求竞胜于外。梁启超则认为，极端的民权说和极端的国权说皆不可取。当日中国“民权之论，洋洋盈耳，诚不忧其夭阏，所患者，甚嚣尘上，钝国权之作用，不获整齐于内竞胜于外耳。故在今日，稍畸重国权主义以济民权主义之穷，此宪法所宜采之精神一也。”[20]当然，梁启超的这种认识与其对放任与干涉的认识是相关的（待后文述之）。

2.立法权与行政权调和

梁启超认为，孟德斯鸠倡导三权分立，国会的立法权与政府的行政权各安其分，互不侵越。然而，征诸各国经验，孟氏之说难以成立。国会行使的不仅是立法权，而立法权又未能专属于国会。国家分设国会与政府，本欲使之互相限制而各全其用。如果“行政部中人全由立法部之多数党出，国会与政府纯为一气。国会所谓监督者，尽成虚语。苟政党之道德不完，则陷于之弊。”如果“政府对于国会，缘畏惮而生佞媚，缘娼嫉而思操纵，全用笼络离间之术，使议员各自暌涣以入吾彀，而国会亦终成为政府利用之具。”“各国所以调和此两权之法，大率各因国情积经验以成良习。”“国家之所以设国会，实欲假途于此以求得一理想的政府而已。所谓理想的政府，其条件有二，一曰善良，二曰强固。何谓善良，常兢兢焉思所以龚行国家之天职，斯善良矣。何谓强固，其力实足以龚行国家之天职而无所挠败，斯强固矣。”[21]梁氏认为，“国家之行为何？行政是已。国家之意志何？立法是已。”[22]“政府譬则发动机。国会譬则制动机。有发而无制，固不可也。缘制而不能发，尤不可也。调和之妙，存乎其人矣。”[23]

3.中央权与地方权调和

中央与地方关系一直是中国宪法、中国宪法学的一大难点。梁启超认为，中国宪政的最大问题，就是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的程度。“无论何国之政治，断未有能为绝对的集权者，亦断未有能绝对的分权者。然程度之或毗于此，或畸于彼，则缘国情而各有所宜。”[24]梁氏认为，“畸于分权者，宜以勿妨害国家之统一为界；畸于集权者，宜以勿牺牲局部之利益为界。为不越此界者，则其政皆可云善良。而在幅员狭、交通便之国，则以稍畸于集权为宜；在幅员大、交通艰之国，则以稍畸于分权为适。此其大较也。”[25]中央权与地方权如何调和，梁氏认为，中国因为历史上的关系和地理上的关系而不得不暂畸于分权。从自然界的现象来说，中国“地理辽远，鞭长莫及，虽欲集权于中而有所不能，斯固然矣。”而从政治现象来说，“我国而欲行畸于集权之政，匪惟有所不能，抑亦有所不可。”“我以四千余万方里之地，能宰制于一中央政府之下，诚足以自豪，然政治之驰而不张、疏而不备，国民特长之不能发挥，幸福之不能增进，弊亦未始不坐是。”立法权、行政权均不可尽集中于中央。等到交通之便大开，方能由分权以趋归于集权。[26]梁氏指出，“中央议会与地方议会权限之大小，当视中央行政机关与地方行政机关权限之大小为比例是也。”[27]即所谓“监督机关权限之大小应与执行机关权力之大小成比例。”“其在行集权制之国，则监督权亦集于中央而已足；其在行分权制之国，则监督权亦不可不分于地方。”其时，梁氏主张的纲要是：“各省置总督或巡抚为行政机关，于国法所委任置范围内有处理一省政务之全权，惟对于省议会而负责任。各省置议会为立法及监督机关，于不背触国法之范围内得决议其一省适用之法律，且对于督抚而有上奏弹劾权。”[28]

（三）论国体与政体

梁启超认为，“国体之区别，以最高机关所在为标准，前人大率分为君主国体贵族国体民主国体之三种。”贵族国体殆已绝迹。君主国以最高之权归诸君主。民主国体其最高机关为有选举权之国民。寻常而言，“以其元首之称为皇帝而由世袭者，则命之曰君主国，其元首称为大统领而由选举者，则命之曰民主国。”[29]“政体之区别，以直接机关[30]之单复为标准。其仅有一直接机关，而行使国权绝无限制者，谓之专制政体。其有两直接机关，而行使国权相互制限者，谓之立宪政体。”“立宪与专制之异，不在乎国体为君主民主，而在乎国权行使之有无限制。”[31]

国体与政体的关系，梁启超的观点可谓独树一帜。“但使政体真能立宪，则国体为君主为共和，原无所不可。”[32]他主张，“论家只问政体，不问国体。”其理由在于，“国体之为物，既非政论家之所当问，尤非政论家之所能问。”不当问是因为，“当国体彷徨歧路之时，政治之一大部分恒呈中止之状态，殆无复政象之可言。而政论家更安所丽，苟政论家而牵惹国体问题，故导之以入彷徨歧路，则是先自坏其立足之础。”不能问是因为，国体的变迁“其驱运而旋转之者，恒存乎政治以外之势力。其时机未至耶，绝非缘政论家之赞成所能促进；其时机已至耶，又绝非缘政论家之反对所能制止。以政论家而容喙于国体问题，实不自量之甚也。”“夫国体本无绝对之美，而惟以已成之事实为其成立存在之根原。”“政体诚能立宪，则无论国体为君主为共和，无一而不可也。政体而非立宪，则无论国体为君主为共和，无一而可也。国体与政体，本截然不相蒙。”梁启超还为其前后不同的国体主张进行辩护，认为，“凡谋国者必惮言革命（凡谋变更国体者则谓之革命-引者注），而鄙人则无论何时皆反对革命。今反对公等之君主革命论与前此反对公等之共和革命论同斯职志也。”中国正当元气凋敝之时，自应竭力栽之，而不可浪费人才日力于无用之地。[33]

既然如此，这里着重介绍一下梁启超的立宪政治思想。所谓立宪，就是指“以宪法规定国家之组织，及各机关之权限，与夫人民之权利义务，而全国上下共守之以为治者也。”有人民所选举的国会与政府对立，是各立宪国的共同点。[34]所谓立宪政治，即（1）多数政治。共和立宪国之政体在于多数的人民及其代表。[35]（2）限权政治。立宪政治区别于非立宪政治之处在于君权有限制[36]或政府对国会负责[37].“立宪政治，一言蔽之，则权力有限而已。”[[38]]（3）国民政治。“立宪政治非他，即国民政治之谓也。欲国民政治之现于实，且常保持之而勿失坠，善运用之而日向荣，则其原动力不可不还求诸国民之自身。”[39]“欲宪政之成立，必须令国民中坚之一阶级，知政治之利害切己而思参预之，然后其精神有以维持于不敝。”[40]立宪政治，为国民参政之历史。政治公开原则与之相辅，实为改良政治之不二法门。[41]（4）舆论政治。“立宪政治者，质言之则舆论政治而已。”地方自治机关、国会等所讨论的问题均为舆论的返照。一切官吏均不得与舆论相抗。立宪政体特别需要健全的舆论。[42]

（四）论国会制度和选举制度

在梁启超的眼中，专制政体与立宪政体的区别就在于国会的有无。首先，国会的性质。就法律而言，国会为制限机关，与主动机关相对。“凡立宪之国家，必有两直接独立之机关相对峙。而此两机关者，其中必有一焉，能以自力发动国权，对于人民而使生拘束力。若此者谓之主动机关。又必有一焉，不能以自己之意思，直接以生拘束国民之力。顾能以其力制限主动机关之发动国权，非得其同意，则不能有效，若此者谓之制限机关。”就政治上而言，国会代表着全国人民各方面的势力。[43]其次，国会的组织。这主要就是二院制与一院制。梁氏认为，代议制度的精神，“其一则在以国民全体之意思，为国家之意思也；其二则在使之能以适当之方法，发表其意思也。为达第一目的，则不可不使社会各方面，皆有代表人。为达第二目的，尤不可不设适当之机关，以调和代表人之意思。”[44]二院制与一院制相比，二院制能调和一般利益与特殊利益（如德美的上院代表联邦主义，下院代表国民主义）；可以避免国会的专横；可以防止国会轻躁的行动；可以调和国会与其他机关之间的抵触；可以使优秀的少数人在政治上得以发挥其才能。但是二院制也有其缺点，议事迟缓，增加经费开支，有少数压制多数的可能，缺乏统一等。[45]梁氏还对英法德普意美日七国的左院（即上院）的制度进行了比较研究，并归纳出左院的一般原理（左院所代表的势力、左院议员选定的方法、任期、人数等）。[46]梁氏还广搜诸家学说，比较各国法制，对右院（即下院）进行了研究。右院用以平等代表全体国民，由人民选举产生（后文详细论述）。最后，国会的职权。资政院为上下议院的雏形。梁氏认为，其职权以监督行政为重，以参与立法为次。[47]国会的权限，各国虽有不同，但有三项权能不可或缺。“一曰议决法律，二曰监理财政，三曰纠责政府。但使国家能有良好之国会，而国会能公平以行此三项权能，则立宪之实可举，而共和之基可固矣。”[48]梁氏在《中国国会制度私议》一文中对国会的立法权（参与改正宪法、参与普通立法）进行了细致而系统的比较研究。[[49]]梁氏还对国会中的预算制度、会计制度等一系列的重要制度进行了阐述。[50]

梁启超对选举区及选举制度的研究至为精辟，多为后世仿效。1、选举权。即人民选举议员之权。依选举权的广狭，可分为普通选举与制限选举两种。前者是指一切人民皆有选举权，后者是指以法律指定若干条件，符合的或达不到该条件的才有选举权。但普通选举也只是相对而言，各国都有性别、年龄、国籍等条件的限制。普通选举实为普通制限选举。制限选举实际上是特别制限选举。普通制限有国籍、性别、年龄、住所等。特别制限分为消极的与积极的制限两种。前者是指以法律规定若干条件，凡不在其列的，均有选举权。有公权行使制限（如剥夺公权）、财产变动制限（如破产）、阶级制限（如日本的华族户主）、职业制限（如军人）。后者是指以法律规定若干条件，符合此条件的乃得有选举权。有财产制限、教育程度制限等。在普通选举中，还有平等选举与等级选举的差别。平等选举，即一人一权，举国皆然。等级选举，即某种类的人有优异权，不与一般人相同。实现等级选举的方法是复数投票制度和分级投票制度。2、被选举权。各国对被选举权的限制都比选举权要宽。其中最主要的限制有：财产限制、年龄限制、住所限制、职业限制等。3、选举方法。（1）直接选举与间接选举。这两者各有利害得失。直接选举能够将多数人民的意思直接反映到国会，直接选举能增加选举人的投票积极性，程序简单，有利于减轻国家和人民的负担。间接选举有利于鉴别被选举人，组成良好的国会；第二级选举人地位较高，交通更便利，容易为大家所知晓；第二级选举人为名誉职，能使其产生自重心，从而慎重行事。直接选举与间接选举需要结合国情加以选择。（2）选举区。其中有无选举区制与有选举区制。从学理上讲，必以无选举区制为正鹄。议员为全国国民的代表。若分选区，容易使人误解其为本区的代表。而且划分选区，人口比例也难以一致。但是无选举区，若要补选议员，则要动用全国的力量才可以进行。这种制度仅可在极小的国家实行。在有选举区制中，又分为小选举区制（一区一人）和大选举区制（一区多人）两种。这两者也是各有得失。后者议员分配较易公平，而且因为地方大，作弊的可能性就较小，人才也容易得到。另外，它不仅可以代表多数党，还可以代表少数党。但是这种大选举区制投票调查的程序太繁杂，容易引起争议混乱。一旦议员出缺，必须合全区之力来补选，其经费开支也大于小选举区。（3）中选的计算法。这可以分为两大主义。其一为代表多数主义，得票为多数者当选；其二为代表少数主义，虽然在整个选举票中得票较少，但也可以选举出代表人。无论多数压制少数，还是少数压制多数，均为不妥，这都将使一部分人怠视公务，而减杀其爱国的热诚。故而中选的计算方法要设计精良，以匡其弊。代表多数制度的有两种方法，即过半数法和比较多数法。代表少数制度的有四种方法，即有限投票制、聚合投票制、单记商数投票制和连记商数投票制。（4）选举程序。共分为选举人名簿、投票（有连记投票与单记投票之别，又有记名投票与匿名投票之分）、选举机关、选举权利的保障（开票公开、处分不法行为、选举诉讼和中选诉讼）四个部分。4、强制选举。选举有自由选举与强制选举之分。自由选举为多数国家所采用，但弃权的人数较多。近世立法家试图补救，强制选举的学说于是盛起。这关系到的法理就是，选举的性质是权利，还是义务？权利说认为，选举权是天赋人权的一种，在法律上没有义务去参加选举。义务说认为，选举不是为个人自己的利益而是为国家利益而进行。不经过这种程序，国家机关无以成立。国家将此公职务课诸人民，与纳税、服兵役没有差别。梁启超认为，凡政治上的权利，也都是政治上的义务。选举既是人民的权利，也是人民的义务。当然，中国立宪思想尚未普及，还不可以骤行此事。[51]

（五）论政党制度

政党制度，是宪政的一个重要环节。梁启超认为，立宪国的政党政治中，其党人并不一定都会秉公心禀公德，并不一定都会为私名私利，但政党之治，必有两党以上，其一在朝，其他在野。在野党必欲倾在朝党而代之，于是抨击其政策得失。若该党一日在朝，又必为其他党所抨击。政党之间的竞争，有利于除公害增公益，有利于民智的发达。相兢相轧，相增相长。[52]

但是要实行政党政治，该政党应为真政党而非伪政党或朋党。梁氏认为，真政党的标准有六点：1、凡政党必须有公共的目的。即应该为国为民。若为私利，纵然成立也终将分散。2、凡政党必须有奋斗的决心。要力争为国家谋进步为国民造幸福。3、凡政党必须有整肃的号令。其精神应与军队相同，而不可如一团散沙。4、凡政党必须有公正的手段。手段公正，其主义才能表白于天下。5、凡政党必须有牺牲的精神。6、凡政党必须有优容的气量。对于其他政党、本党党员应持之以宽容的态度，以求国民的同情、政治的进步。[53]政党自身宜采取强立鲜明的态度，对于政府宜采取强硬监督的态度，对于主义相近的政党宜采取融合的态度，对于主义相远的政党宜采取协商的态度（先国后党）。[54]一言以蔽之，“政党者，人类之任意的继续的相对的结合团体，以公共利害为基础，有一贯之意见，用广明之手段为协同之活动，以求占优势于政界者也。”[55]要成立政党须具备四个条件：其一，立宪政体；其二，国中有多数人具备政治上的智识；其三，多数人欲达一公共目的，而又自感力量不足；其四，要有领袖一党的人物。这也是当时中国政党难以成立的原因。[56]

梁启超认为，“政党政治能确立与否，健全之政党能发生与否，实国家存亡绝续之所攸决也。”英国是一个完全的政党内阁制的国家。非国会议员不能为内阁成员；内阁必由国会下院多数党的领袖来组织；内阁在下院失去多数，得解散下院，但是再选举仍然未占多数，即须辞职。如果一国之中没有绝对大的政党，不能以一党独占下院的过半多数，而需两党以上联合方可占下院多数，则称之为准政党内阁。政党内阁为民权的极轨，内阁之权受诸国会，国会之权受诸人民。内阁之权则始终存于多数国民之手。内阁成员也不敢滥行秕政，而使其党使其自身失信于国中。政党内阁制是对于强有力政府所可能产生祸害的一种限制。[57]

（六）论自由、权利和自治

自由是什么？梁启超认为，“自由者，天下之公理，人生之要具，无往而不适用者也。”但自由“有真自由，有伪自由；有全自由，有偏自由；有文明之自由，有野蛮之自由”。梁氏所认为的真自由是指“人人自由，而以不侵人之自由为界。”“自由云者，团体之自由，非个人之自由也。”换言之，人生于团体之中，必有所限制。“野蛮时代个人之自由胜，而团体之自由亡；文明时代团体之自由强，而个人之自由减。”两者之间存在着一定的比例。“团体自由者，个人自由之积也。人不能离团体而自生存，团体不保其自由，则将有他团焉自外而侵之压之夺之，则个人之自由更何有也？”[58]梁氏所非的自由是“以逸游淫荡抉去礼防为自由”，那是伪自由。其所爱的自由是“法律内享有自由”，如财产自由、言论集会自由、通信行旅自由、住居自由、生命自由、良心自由等。伪自由固然可恨，但国中老辈也不可妄肆诋毁，这样会为枭雄之辈利用摧锄民气。国中少年应知自由平等的功用，大都应当求诸政治，

政治以外之事，不能动辄拿自由作为自己的护身符。[59]“综观欧美自由发达史，其所争者不出四端：一曰政治上之自由，二曰宗教上之自由，三曰民族上之自由，四曰生计上之自由（即日本所谓经济上自由）。”“求真自由者乎，其必自除心中之奴隶始”，而勿为古人、世俗、境遇、情遇的奴隶。[60]“真爱自由者，未有不真能服从者也。”不可服从强权但不可不服从公理，不可服从私人的命令但不可不服从公定的法律，不可服从少数人的专制但不可不服从多数人的决议。[61]

权利从何而来？梁启超认为，“天生人而赋之以权利，且赋之以扩充此权利之智识，保护此权利之能力。故听民之自由焉、自治焉，则群治必蒸蒸日上。”[62]“言政府与人民之权限者，谓政府与人民立于平等之地位，相约而定其界也，非谓政府畀民以权也。”“政府若能畀民权，亦能夺民权。”[63]梁氏又言，“权利何自生？曰生于强。”“人人务自强以自保吾权，此实固其群善其群之不二法门也。古希腊有供养正义之神者。其造像也，左手握衡，右手提剑。衡于所以权权利之轻重，剑所以护权利之实行。有剑无衡，是豺狼也。有衡无剑，则权利者亦空言而卒归于无效。”“权利之诞生，与人类之诞生略同。分娩拆副之苦痛，势所不免。惟其得之也艰，故其护之也力。”中国古代，杨朱曾言：“人人不损一毫，人人不利天下，天下治矣。”梁氏认为，人人不损一毫，或许也是权利的保障，但是杨朱并未理解权利的真相。梁氏认为，“彼知权利当保守而勿失，而不知权利以进取而始生。”[64]梁启超倡导积极争取权利，为权利而斗争。他认为，宪法与民权不可分离。“民权者，所以拥护宪法而不使败坏者也。”“苟无民权，则虽有至良极美之宪法，亦不过一纸空文，毫无补济。”“宪法与民权，二者不可相离。此实不易之理，而万国所经验而得之也。”[65]在具体的权利方面，梁启超十分注重选举权、参政权以及言论出版等自由权。只有国民积极行使选举权、参政权，才能得到一个完善的意思机关，国家的目的才能实现。而言论自由、出版自由，是一切自由的保障。“诚以此两自由苟失坠，则行政之权限万不能立，国民之权利万不能完也。”根据言论出版自由等以监督政府，是报馆的天职。“一国之业报馆者，苟认定此天职而实践之，则良政治必于是出焉。”[66]

梁启超十分注重自治。自治是民权的保障。“抑民权之有无，不徒在议院参政也，而尤在地方自治。地方自治之力强者，则其民权必盛，否则必衰。”[67]“自治之德不备，而徒漫言自由，是将欲急之，反以缓之；将欲利之，反以害之也。”[68]自治是立宪国的基础。若是没有地方自治的能力，也没有建设国家的能力。[[69]]立宪国政治的特色，“在中央则为国会，在地方则为自治”。[[70]]地方自治实为国民参政最好的练习场，是宪政基础的第一级。地方的公共事业，性质虽与国务大致相同，但规模远小于国务。故而轻而易举。而且与各人十分密切，事事目睹亲历。其中的祸害关系，当场立见。“故人民之办自治者，一面以轻而易举故，不必奇才异能，已可胜任愉快；一面以利害密切故，易刺激其公共心而唤起其兴味。”[71]“吾民将来能享民权自由平等之福与否，能行立宪议会分治之制与否，一视其自治力之大小强弱定不定为差。”[72]自治与官治相对，必须不假官力，而纯由人民自动。国家颁行自治制度，不过是代为拟定一个妥善的办事章程，教以欲办之事。其他应全由人民自行斟酌，务求调和于公益与私益之间。这些均非可由政府代而谋之。[73]另外，自治与法律不可分。人人遵守法律，而该法律是发自人人心中良知、适于人道，则“保我自由而亦不侵人自由。故不待劝勉，不待逼迫，而能自置于规矩绳墨之间。若是者谓之自治。”虽然自治的范围有大小的不同，“其精神一也。一者何？一于法律而已。”“凡自尊者必自治。人何以尊于禽兽？人有法律，而禽兽无之也。”“英国人口不过中国十五分之一，而尊于五洲，何也？皆由其自治之力强，法律之观念重耳。”[74]

（七）对中国宪政之路的思考

宪政，是梁启超一生的追求。梁启超在政治、法律方面的著述多与此相关。梁氏对中国宪政究竟如何走下去有着许多自己的思考和设计。如《开明专制论》、《新中国建设问题》、《中国立国大方针》、《政府大政方针宣言书》、《将来百论》等。这些多为某一时段的主张，当然也不乏宪政一般原理的阐述。梁氏先是主张开明专制，后是主张君主立宪，最后又在捍卫共和立宪。虽然主张不同，但其背后的指导思想是一致的、一贯的，即逐步在中国实现立宪政治。如何实现立宪政治，本文重点介绍其《新民说》。不仅因为该文的思想于当今之世仍有着一定现实的借鉴意义，还因为该文的思想贯穿着梁氏后半生的奋斗历程。

梁启超认为，“新民为今日中国第一急务。”“西哲常言，政府之与人民，犹寒暑表之与空气也。室中之气候，与针里之水银，其度必相均，而丝毫不容假借。”“国民之文明程度低者，虽得明主贤相以代治之，及其人亡则其政息焉。”“国民之文明程度高者，虽偶有暴君污吏，虔刘一时，而其民力自能补救之而整顿之。”“苟有新民，何患无新制度、无新政府、无新国家？非尔者，则虽今日变一法，明日易一人，东涂西抹，学步效颦，吾未见其能济也。夫吾国言新法数十年而效不睹者何也？则于新民之道未有留意焉者也。”

新民，从何而新？换言之，梁启超所认为的立宪国家的国民应具备哪些素质呢？第一，公德。人人独善其身者谓之私德，人人相善其群者谓之公德，二者皆不可或缺。英国宪法以侵犯君主为大逆不道，法国宪法以谋立君主为大逆不道，美国宪法以妄立贵爵名号为大逆不道。其道德外形虽不同，但精神是一致的，即一群的公益而已，以“固其群善其群进其群”为归宿。第二，国家思想。对于一身而知有国家，对于朝廷而知有国家，对于外族而知有国家，对于世界而知有国家。第三，进取冒险的精神。人有之则生，无之则亡。国有之则存，无之则亡。欧洲民族强于中国，原因虽多，但这一点是相当重要。第四，权利思想。权利思想的丰富，权利感情的敏锐，是英人所以立国的重要原因。国家如树，权利思想如根。“为政治家者，以勿摧压权利思想为第一义；为教育家者，以养成权利思想为第一义；为一私人者，无论士焉农焉工焉商焉男焉女焉，各以自坚持权利思想为第一义。”民有权，国才有权。要使我国的国权与他国的国权平等，必先使我国人人固有之权平等，必先使我国国民享有他国国民在其本国所享有的权利。第五，自由。“不自由毋宁死”，是十八九世纪中欧美诸国所以立国的本源。相应地，其历史有争政治自由的时代，争宗教自由的时代，争民族自由的时代，争生计自由（经济自由）的时代。数百年来的世界大事均以自由为其原动力。第六，自治。盎格鲁撒克逊人是其实最庞大最壮活的民族，多半是因为其为世界上最富于自治的民族。求一身之自治，合一小群而自治，合一大群而自治，则一个自由平等独立自主的国家就产生了。第七，自尊。欲求国家的自尊，必先从国民人人自尊开始。第八，合群。不合群，必被淘汰。要想合群，不可缺乏公共观念，不可不遵守公共的法律规则。第九，毅力。志不足恃，气不足恃，才不足恃，惟毅力者足恃。一国的进步往往要数十百年才能达到，缺乏毅力自然不可。第十，义务思想。中国人义务思想发达，但是却是不完全的义务思想。有无权利的义务，无有权利的义务；有私人对私人的义务，无私人对团体的义务。第十一，尚武。“尚武者国民之元气，国家所恃以成立，而文明所赖以维持者也。”第十二，私德。无私德即无以养成公德。要养成正本、慎独、谨小的私德。第十三，政治能力。今后的中国，不以无政治思想为患，而以无政治能力为患。数千年来，国民久困于专制政体之下，政治能力不能发挥。但在专制政体不能及之时（如鼎革之交），国民不克自发挥其政治能力，实为可痛。中国群治不进，民主法治难成，很重要的一点就在于国民没有政治能力。国民如有能力，国家必有能力。要从分工与互相协助两个方面来促成国民政治能力的养成。[75]

三、梁启超宪法学思想的启示与局限

梁启超的宪法学思想可谓博大，对几乎所有的宪法学基本问题都有所涉猎，某些方面的研究也是十分的精湛，有的甚至是时下的中国宪法学也难望其项背。梁启超的宪法学思想有很多值得今人学习借鉴的地方。当然，囿于时代的局限和需要，其思想也难免有着一定的局限。

（一）启示

1.研究中，比较优劣，持论中平

宪法学研究最易受国家时政的影响和限制。梁启超在研究中，将各种制度的优劣得失，一一阐明，持论中平，让读者能有一个清晰全面而近乎客观的认识。这一点在其《中国国会制度私议》一文中表现得至为明显。当时，梁氏主张二院制，但他首先是将二院制与一院制作比较，不仅列出二院制的优点，也列出了二院制的缺陷。主张间接选举，也是将直接选举与间接选举的优点与缺点一一列明。然后再阐述其主张的理由。在他的眼中，天下的制度有优点，也必有缺点与之相随。他曾批评道：“若日本者，欧美人所指为半专制的立宪国也。宪政精神之不完，宪政程度之劣下，至日本而极矣。”“今我政府乃至曲学阿世之新进，动辄以效法日本宪政为词，此其适应于我国国情与否且勿论，然既曰效日本矣，则亦当知日本之制度，固自有其相维于不敝者，若徒取其便于己者而效之，其不便者则隐而不言，是又得为效日本矣乎？”[76]

2.研究恒与中国国情相联系

梁启超其时正值中国转型之时，他的研究充满了对中国自身宪政的关注。“天下无论何种制度，皆不能有绝对之美，惟当以所施之国适与不适为衡。离国情以泛论立法政策，总无当也。”[77]他虽知共和国体“最神圣最高尚”[78]，但又谓“吾辈论事，毋惟优是求，而惟适是求。”[79]于是他针对1905年中国的情况，提出开明专制的主张。“开明专制者，实立宪之过渡也，立宪之预备也。”他指出，其时中国万不能行共和立宪（欲为种族革命者，宜主专制而勿主共和；欲为政治革命者，宜要求而勿以暴动），也尚未能行君主立宪制（人民程度未及格，施政机关未整备）。“君主立宪，固吾党所标政纲，蕲必得之而后已者也。”[80]在作国会制度研究时，其指导思想也是十分明确：“一曰各国国会共同之要素，宜如何吸收之；二曰我国国会应有之特色，宜如何发挥之也。”[81]

3.注重成文宪法、宪法观念与宪政现实的互动

梁启超对成文宪法、宪法观念以及宪政现实的区分并注重它们之间的互动，殊是难得。梁氏曾言，“抄译一二国成文宪法而布之也，则一二小时可了耳。何难之与有？且就令能制定极完美而适于我国之宪法，未及其时，而贸贸然布之，顾以种种障碍，一切不能实行，而徒使天下失望，则虽谓为立宪主义之罪人可也。”[82]梁氏关于国会制度的陈说，只是立法论而已。梁氏认为，“即见采择，而所期之效，仍视乎人民之所以运用之者何如。盖政治者，活力也，实权之消长，恒视实力以盾乎其后。我国民如欲得正当之实权，亦惟养正当之实力而已矣。”[83]宪法各国未尝没有宪法，宪法的内容与其他国家、其他时代相比也不见得必有所大劣，而其政治现象迥异，实是因为政治为一种活现实，而法典不过一种死条文，运用死条文演成活事实，得失之林，存乎其人。[84]“是故离事势而言法律，迂腐之谈也。恃法律以拘制事势，尤妄人之见也。”[85]梁氏主张国民动议制宪，“趁此机缘，借一实事：将宪法观念-共和真理灌输于多数国民也。”梁氏认为，制宪至少要三个条件：第一，使国中较多数人确实感觉有制定宪法的必要；第二，使国中较多数人了解宪法中所含的意义及其效用；第三，使国中较多数人与制宪之事有联系。这样，“国民乃始知爱慕宪法珍护宪法，然后乃得自拔于孤孽赘疣之境遇，而发扬其威灵以加被国民。”约法何以虽有犹无？政府、国人、乃至高谈护法之人，“其心目中，亦未尝有约法存也”。“国人自始未尝认约法为必需品如饥渴之于食饮也。约法中所含意义，国民未或理解焉。其视约法与己身之利害关系，若秦人视越人之肥瘠也。”[86]

（二）局限

1.理论渊源上存在着一定的局限

自严复翻译赫胥黎《天演论》至中国，天演学说对国人影响很大。天演论本是关于自然界进化的一种理论，但即使在自然科学领域也存在着一定的争论。如果简单地将自然选择的理论运用于社会科学领域，那就是一种庸俗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在梁启超的早期论著之中常常见其运用天演论（物竞天择，适者生存）来论证其观点主张。例如，他认为强权与自由权为同一物，其理由是，理想家所谓天生人而畀以自由平等的权利，其实世界之中只有强权，别无他力。“强者常制弱者，实天演之第一大公例也。然则欲得自由权者，无他道焉，惟当先自求为强者而已。”[87]他还用优胜劣败之理来证明新民的结果。他还认为，新法律与旧法律相嬗，动力与反动力相搏，而竞争激烈，“此实生物天演之公例也。当此时也，新权利新法律之能成就与否，全视乎抗战者之力之强弱以为断，而道理之优劣不与焉。”他还运用天演论来解释权利义务之间的关系。“夫不正之权利义务而不可以久者何也？物竞天择之公理，不许尔尔也。权利何自起？起于胜而被择。胜自何起？起于竞而获优。优者何？亦其所尽义务之分量，有以轶于常人耳。”天演不可久抗。[88]在《中国国会制度私议》一文中讨论国会政治上的性质时又一次运用该理论来阐述。[89]此后鲜用此论。

2.有一定国家主义的倾向

国家主义在二十世纪前后甚嚣尘上。梁启超也受到了它的影响。他认为，“今世界以国家为本位。凡一切人类动作，皆以国家分子之资格而动作者也。此说果为中庸之真理与否，虽未敢知，而现今时代思潮，实畸于此。虽有大力，莫之能外也。”[90]他对个人思想、部落思想、现在思想的批判，也应该是受到了国家主义的影响。[91]个人思想虽有其缺陷，但还不可以一概否定。他认为，“今世之识者，以为欲保护一国中人人之自由，不可不先保护一国之自由。苟国家之自由失，则国民之自由亦无所附。”[92]他还认为，干涉与放任，是古今两大治术，无所谓优劣，各随其地各随其时。用乎其时其地则为优。“大抵中世史纯为干涉主义之时代；十六七世纪为放任主义与干涉主义竞争时代；十八世纪及十九世纪之上半，为放任主义全胜时代；十九世纪之下半，为干涉主义与放任主义竞争时代。二十世纪，又将为干涉主义全胜时代。”中国当十分之七用干涉主义，十分之三用放任主义。[93]应该说，梁氏有国家主义的倾向是可以理解的。其时中国面临的主要问题就是富强独立，需要一个强有力的国家。这是历史给思想家所带来的局限。

梁氏还时而将富强作宪政的一大目标，[94]使其立宪主义带有了一定的工具论的色彩。工具主义的宪法观，难以把握宪法的真正意义，一般也会对宪法保障人权的这一核心价值关注不够。当然，这也不是梁氏一人所具有的局限，而是时代的一种必然。[95]在方法论上，梁氏偶尔还有机械主义的缺陷，例如他认为，“国权者，一私人之权利所团成也。”[96]

应该说，梁氏的局限主要是其所处的时代造成的。时代需要强有力的国家，时代也需要他展开广泛的宪政宣传与教育，而不能在过多的问题上作更深入的研究。但是，我们认为，一个宪法学家不一定要将所有的宪法问题研究得至为透彻，不一定要出版一本又一本的宪法学专著。无深邃的思想，多又何用！梁启超开创了一个宪法学的时代，引导了中国此后的宪法学研究。梁启超称得上是一位杰出的宪法学家。

梁启超有诗曰：“十年以后当思我，举国犹狂欲语谁？”今日中国的宪法学研究，恐怕还要想一想这位饮冰室主人吧。

参考文献：

[①]参见范忠信著：《认识法学家梁启超》，载于梁启超著、范忠信选编：《梁启超法学文集》，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序言；范忠信著：《梁启超与中国近代法理学的主题与特征》，载于《法学评论》2001年第4期，第3－6页。

[②]范忠信著：《梁启超与中国近代法理学的主题与特征》，载于《法学评论》2001年第4期，第5页。

[③]参见梁启超著：《中国国会制度私议》，载于梁启超著、范忠信选编：《梁启超法学文集》，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96页。

[④]梁启超著：《中国国会制度私议》，载于梁启超著、范忠信选编：《梁启超法学文集》，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61页。

[⑤]梁启超著：《各国宪法异同论》，载于梁启超著、范忠信选编：《梁启超法学文集》，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页。

[⑥]梁启超著：《国民自卫第一义》，载于《饮冰室合集4·饮冰室文集之三十五》，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31页。要说明的是，这里所注的页码是饮冰室文集或者饮冰室专集某一集的页码，而非整个一本书的页码。下同。

[⑦]梁启超著：《立宪法议》，载于《饮冰室合集1.饮冰室文集之五》，第1页。

[⑧]梁启超著：《盾鼻集附录·与某报馆记者谈话二》，载于《饮冰室合集8·饮冰室专集之三十三》，第140页。

[⑨]梁启超著：《各国宪法异同论》，载于梁启超著、范忠信选编：《梁启超法学文集》，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9页。

[⑩]梁启超著：《中国国会制度私议》，载于梁启超著、范忠信选编：《梁启超法学文集》，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90页。

[11]梁启超著：《政党与政治上之信条》，载于《饮冰室合集3·饮冰室文集之二十六》，第51－52页。这里摘录几条信条：凡加束缚于人民公私权者、或新课人民以负担者，皆须以法律定之；凡法律必须提出于议会，经多数可决而始成立，否则不能施行；凡命令不能侵法律范围，不能以命令变更法律；凡预算非经议会可决，不能施行，预算外不能擅行支销，预算各项不得挪用；凡议会必须每年召集；凡议会闭会中，政府虽得发紧急敕令以代法律，虽得为预算外之紧急支出，然必须于次会期提出于议会，求事后承诺，不承诺则将前案撤销等。

[12]梁启超著：《立宪国诏旨之种类及其在国法上之地位》，载于《饮冰室合集3·饮冰室文集之二十六》，第60页。

[13]梁启超著：《国民自卫之第一义》，载于《饮冰室合集4·饮冰室文集之三十五》，第30、28页。

[14]参见梁启超著：《国民自卫之第一义》，载于《饮冰室合集4·饮冰室文集之三十五》，第29、31页。

[15]参见梁启超著：《国民自卫之第一义》，载于《饮冰室合集4·饮冰室文集之三十五》，第31页。

[16]梁启超著：《盾鼻集附录。与某报馆记者谈话二》，载于《饮冰室合集8·饮冰室专集之三十三》，第140页。

[17]参见梁启超著：《进步党拟中华民国宪法草案》，载于《饮冰室合集4·饮冰室文集之三十》，第62－63页。

[18]梁启超著：《论政府与人民之权限》，载于《饮冰室合集2·饮冰室文集之十》，第1页。

[19]梁启超著：《宪法之三大精神》，载于梁启超著、范忠信选编：《梁启超法学文集》，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46页。

[20]参见梁启超著：《宪法之三大精神》，载于梁启超著、范忠信选编：《梁启超法学文集》，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46－349页。

[21]梁启超著：《宪法之三大精神》，载于梁启超著、范忠信选编：《梁启超法学文集》，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50、355页。

[22]梁启超著：《论立法权》，载于梁启超著、范忠信选编：《梁启超法学文集》，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0页。

[23]梁启超著：《宪法之三大精神》，载于梁启超著、范忠信选编：《梁启超法学文集》，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56页。

[24]梁启超著：《咨议局权限职务十论》，载于《饮冰室合集3·饮冰室文集之二十五（上）》，第36页。

[25]梁启超著：《论中央地方之权限及省议会之必要与其性质》，载于梁启超著：《饮冰室法制论集》，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90年影印（原版为上海广智书局1911年版），第107页。这本书几经找寻而不得，所幸者，范忠信先生由武汉将此书特地捎至北京，使本部分得以完整。在此谨向范先生表示谢忱。

[26]梁启超著：《论中央地方之权限及省议会之必要与其性质》，载于梁启超著：《饮冰室法制论集》，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90年影印，第109－113页。

[27]梁启超著：《咨议局权限职务十论》，载于《饮冰室合集3·饮冰室文集之二十五（上）》，第36页。

[28]梁启超著：《论中央地方之权限及省议会之必要与其性质》，载于梁启超著：《饮冰室法制论集》，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90年影印，第109、100页。

[29]梁启超著：《宪政浅说》，载于《饮冰室合集3·饮冰室文集之二十三》，第37页。

[30]梁氏将国家机关分为直接机关与间接机关两种。所谓直接机关，就是指该机关之人并非受其他机关委任，而由于一定法律事实的发生或者法定程序，直接依据宪法规定自然获得其地位，如君主、大统领、国会等。参见梁启超著：《宪政浅说》，载于《饮冰室合集3·饮冰室文集之二十三》，第35－36页。

[31]梁启超著：《宪政浅说》，载于《饮冰室合集3·饮冰室文集之二十三》，第38页。

[32]梁启超著：《国民浅训》，载于《饮冰室合集8·饮冰室专集之三十二》，第3页。

[33]梁启超著：《盾鼻集·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载于《饮冰室合集8·饮冰室专集之三十三》，第85、86、88、97页。

[34]参见梁启超著：《国民浅训》，载于《饮冰室合集8·饮冰室专集之三十二》，第4页。

[35]参见梁启超著：《多数政治之试验》，载于《饮冰室合集4·饮冰室文集之四十》，第34页。

[36]参见梁启超著：《敬告国人之误解宪政者》，载于《饮冰室合集3·饮冰室文集之二十六》，第62页。

[37]参见梁启超著：《论政府阻挠国会之非》，载于《饮冰室合集3·饮冰室文集之二十五（上）》，第62页。

[[38]]梁启超著：《敬告国人之误解宪政者》，载于《饮冰室合集3·饮冰室文集之二十六》，第71页。

[39]梁启超著：《政闻社宣言书》，载于《饮冰室合集3·饮冰室文集之二十》，第23页。

[40]梁启超著：《为国会期限问题敬告国人》，载于《饮冰室合集3.饮冰室文集之二十三》，第22页。梁启超认为，中国以农民为国民中坚，故开发农民的政治思想，实为今日中国第一急务。

[41]参见梁启超著：《初归国演说辞·莅共和党欢迎会演说辞》，载于《饮冰室合集4·饮冰室文集之二十九》，第10页。

[42]参见梁启超著：《国风报叙例》，载于《饮冰室合集3.饮冰室文集之二十五（上）》，第19页。梁启超认为，健全的舆论要具备“五本”（常识、真诚、直道、公心、节制）和“八德”（忠告、向导、浸润、强聒、见大、主一、旁通、下逮）。参见该文第19－23页。

[43]参见梁启超著：《中国国会制度私议》，载于梁启超著、范忠信选编：《梁启超法学文集》，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89－191页。

[44]梁启超著：《中国国会制度私议》，载于梁启超著、范忠信选编：《梁启超法学文集》，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93页。

[45]参见梁启超著：《中国国会制度私议》，载于梁启超著、范忠信选编：《梁启超法学文集》，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94－196页。王世杰、钱端升的《比较宪法》名噪一时，对此的论述也仅与梁氏在几十年前的论述大致相当。参见王世杰、钱端升著：《比较宪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02－204页。

[46]参见梁启超著：《中国国会制度私议》，载于梁启超著、范忠信选编：《梁启超法学文集》，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97－208页。

[47]参见梁启超著：《论资政院之天职》，载于《饮冰室合集3.饮冰室文集之二十五（上）》，第157页。

[48]梁启超著：《国民浅训》，载于《饮冰室合集8·饮冰室专集之三十二》，第4页。

[[49]]参见梁启超著：《中国国会制度私议》，载于梁启超著、范忠信选编：《梁启超法学文集》，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90－320页。

[50]例如，梁启超著：《国会开会期与会计年度开始期》，载于《饮冰室合集3·饮冰室文集之二十三》，第106－112页；《为筹制宣统四年预算案事敬告部臣及疆吏》，载于《饮冰室合集3·饮冰室文集之二十五（下）》，第28－31页。

[51]参见梁启超著：《中国国会制度私议》，载于梁启超著、范忠信选编：《梁启超法学文集》，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22－285页。

[52]参见梁启超著：《新民说》，载于《饮冰室合集6·饮冰室专集之四》，第58－59页。

[53]参见梁启超著：《初归国演说辞。莅欢迎会演说辞》，载于《饮冰室合集4·饮冰室文集之二十九》，第14－22页。

[54]参见梁启超著：《共和党之地位与其态度》，载于《饮冰室合集4·饮冰室文集之三十》，第22－23页。

[55]梁启超著：《敬告政党及政党员》，载于《饮冰室合集4·饮冰室文集之三十一》，第5页。

[56]参见梁启超著：《将来百论》，载于《饮冰室合集3·饮冰室文集之二十五（上）》，第200－201页。

[57]参见梁启超著：《中国立国大方针》，载于《饮冰室合集4·饮冰室文集之二十八》，第64－69页。

[58]参见梁启超著：《新民说》，载于《饮冰室合集6·饮冰室专集之四》，第40、44－46页。

[59]参见梁启超著：《国民浅训》，载于《饮冰室合集8·饮冰室专集之三十二》，第17－18页。范忠信先生认为梁启超将个人自由与团体自由对立起来，并将个人自由理解为个人肆行无忌。（参见范忠信著：《梁启超与中国近代法理学的主题与特征》，载于《法学评论》2001年第4期，第9－10页。）笔者认为是误解了梁氏之义。梁氏曰“文明时代团体之自由强，而个人之自由减”，并非“个人之自由灭”。关于真自由与伪自由，梁氏的另一番言论可为佐证。他说，“一群之中，无一能侵他人自由之人，即无一被人侵我自由之人，是乃所谓真自由也。不然者，妄窃一二口头禅语，暴戾恣睢，不服公律，不服公益，而漫然号于众曰：‘吾自由也。’则自由之祸，将烈于洪水猛兽矣。”梁启超著：《十种德性相反相成议》，载于《饮冰室合集1.饮冰室文集之五》，第46页。

[60]参见梁启超著：《新民说》，载于《饮冰室合集6·饮冰室专集之四》，第40、47－50页。

[61]参见梁启超著：《服从释义》，载于《饮冰室合集2·饮冰室文集之十四》，第11、12－16页。

[62]梁启超著：《新民说》，载于《饮冰室合集6·饮冰室专集之四》，第58页。

[63]梁启超著：《论政府与人民之权限》，载于《饮冰室合集2·饮冰室文集之十》，第5页。

[64]梁启超著：《新民说》，载于《饮冰室合集6·饮冰室专集之四》，第31、32、38、36页。

[65]梁启超著：《立宪法议》，载于《饮冰室合集1·饮冰室文集之五》，第2、3页。

[66]梁启超著：《敬告我同业诸君》，载于《饮冰室合集2·饮冰室文集之十一》，第36－37页。

[67]梁启超著：《答某君问德国日本裁抑民权事》，载于《饮冰室合集2·饮冰室文集之十一》，第52页。

[68]梁启超著：《十种德性相反相成议》，载于《饮冰室合集1·饮冰室文集之五》，第46－47页。

[[69]]参见梁启超著：《欧游心影录节录》，载于《饮冰室合集7·饮冰室专集之二十三》，第32页。

[[70]]梁启超著：《国民浅训》，载于《饮冰室合集8·饮冰室专集之三十二》，第6页。

[71]梁启超著：《国民浅训》，载于《饮冰室合集8·饮冰室专集之三十二》，第7页。

[72]梁启超著：《新民说》，载于《饮冰室合集6·饮冰室专集之四》，第54页。

[73]梁启超著：《国民浅训》，载于《饮冰室合集8·饮冰室专集之三十二》，第7－8页。

[74]梁启超著：《新民说》，载于《饮冰室合集6·饮冰室专集之四》，第51－52、54、72页。

[75]参见梁启超著：《新民说》，载于《饮冰室合集6·饮冰室专集之四》，第1－162页。

[76]梁启超著：《立宪国诏旨之种类及其在国法上之地位》，载于《饮冰室合集3·饮冰室文集之二十六》，第55、56页。

[77]梁启超著：《中国国会制度私议》，载于梁启超著、范忠信选编：《梁启超法学文集》，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53页。

[78]梁启超著：《初归国演说辞。莅欢迎会演说辞》，载于《饮冰室合集4.饮冰室文集之二十九》，第14页。

[79]梁启超著：《开明专制论》，载于《饮冰室合集2·饮冰室文集之十七》，第34页。

[80]参见梁启超著：《开明专制论》，载于《饮冰室合集2·饮冰室文集之十七》，第39、75－82页。

[81]梁启超著：《中国国会制度私议》，载于梁启超著、范忠信选编：《梁启超法学文集》，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84页。

[82]梁启超著：《开明专制论》，载于《饮冰室合集2·饮冰室文集之十七》，第82－83页。

[83]梁启超著：《中国国会制度私议》，载于梁启超著、范忠信选编：《梁启超法学文集》，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89页。

[84]梁启超著：《政治上之对抗力》，载于《饮冰室合集4·饮冰室文集之三十》，第29页。

[85]梁启超著：《读中华民国大总统选举法》，载于《饮冰室合集4·饮冰室文集之三十》，第57页。

[86]梁启超著：《主张国民动议制宪之理由》，载于《饮冰室合集4·饮冰室文集之三十五》，第32－33页。

[87]参见梁启超著：《自由书。论强权》，载于《饮冰室合集6·冰室专集之二》，第31页。

[88]参见梁启超著：《新民说》，载于《饮冰室合集6·饮冰室专集之四》，第7－11、37、104－105页。

[89]参见梁启超著：《中国国会制度私议》，载于梁启超著、范忠信选编：《梁启超法学文集》，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89－190页。

[90]梁启超著：《中国立国大方针》，载于《饮冰室合集4·饮冰室文集之二十八》，第40页。

[91]参见梁启超著：《一年来之政象与国民程度之映射》，载于《饮冰室合集4·饮冰室文集之三十》，第16－18页。

[92]梁启超著：《答某君问法国禁止民权自由之说》，载于《饮冰室合集2·饮冰室文集之十四》，第30页。

[93]参见梁启超著：《自由书·干涉与放任》，载于《饮冰室合集6·饮冰室专集之二》，第86－87页。

[94]参见梁启超著：《国民浅训》，载于《饮冰室合集8·饮冰室专集之三十二》，第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