宪法诉讼范文10篇

宪法诉讼范文篇1

关键词：宪法诉讼，宪法司法适用，司法政治化，司法性立法

宪法价值的实现有赖于宪政的实施。一部良好的宪法若得不到社会政治生活的尊重，便会只是一块装饰门面的招牌。宪政的建设和实施，其前提是一切违宪行为都受到追究，并通过一定的责任承担方式恢复被破坏的宪法秩序。自1804年马歇尔大法官在“马伯里诉麦迪逊”一案中开创司法性违宪审查先例以来，美国的司法机关便以宪法的守卫神自居。宪政作为现代社会的治理模式体现出的良好社会效益，使违宪审查具有强势的诱人发展前景，欧陆国家纷纷效仿并发展出独具特色的欧陆模式。我国学者在介绍西方的这一制度时，使用了“宪法诉讼”这一术语。西方国家宪政的成功和财富的充裕，使宪法诉讼这一话语展现出强有力的争夺人文社科话语领导权的竞技状态，并渐趋确立一种话语中心地位。我们认为，宪法诉讼的用语是存在问题的。本文试图从“宪法诉讼”的语义、术语使用情况以及其价值基点等方面对之作一诊断分析。

一、语义解析：宪法诉讼的三重语义

概念是否清晰，内涵外延是否明确，语言表达是否遵守约定俗成的规则和结构，直接影响乃至决定着理论的科学性和实用性。对概念作语义分析以明确概念所指，是理论建构的必然要求。语义分析哲学的创始人维特根斯坦甚至认为：“不弄清语言的意义，就没有资格讨论哲学。”语义分析，亦称语言分析，“是通过分析语言的要素、结构、语源、语境，而澄清语义纷乱，求得真知的一种实证研究方法”。[1]对宪法诉讼作诊断分析，语义分析方法无疑是一便利的工具。

“诉讼”一词是由“诉”和“讼”两字组成，从文字意义上讲，“诉，告也；讼，争也。”[2].“诉讼”在形式上是两相争执，在内容上是争执的起因及各自的主张和理由。在我国历史上，“诉”和“讼”是分开使用的。在西汉及其以前的法律和有关的文献资料中，均只用“诉”字。自东汉起，二字连用。元朝《大元通志》第十三篇名为“诉讼”，使“诉讼”一词正式入律并沿用至今。在西方一些国家，“诉讼”一词的原始意义是发展和向前运动，由拉丁文“actio”一词演变而来，英文表达是“procedure”，指一个案件从起诉到裁判得以执行的全过程。诉讼作为国家实施法律的一种活动，在本质上是由国家权力解决社会冲突。现代意义上的诉讼，是指国家司法机关在当事人和其他诉讼参与人的参加下，按照法定的方式和程序，依据法律解决社会争议的活动。[3]诉讼作为现代各国普遍建立的一种对社会纠纷进行公力救济的制度，对诉讼的参与主体、诉讼对象和诉讼的裁判依据等问题多做法律规定。

“宪法”这个词，并非舶来品。在我国历史典籍中，常见有“宪”和“宪法”的用语。[4]在西方，“宪法”的英文表达为“constitution”，由拉丁文“constitutio”发展而来，是组织、结构、规定之义。在中西方，“宪法”一词均是多义词。[5]尽管在中国古代文献中也有“宪法”一词，但“宪法概念与宪法词汇具有不同的性质，词汇虽在，概念还是从西方引进的”。[6]而近现代意义上的宪法则是西方资产阶级革命前后形成，并经历了多种变化。[7]现在人们所讲的宪法，大体有三种含义：一是指成文宪法，即一个国家的根本法文件：二是指每个国家法律体系中首要的部门法；三是指作为法学学科之一的宪法学。[8]在“诉讼”一词前加上“宪法”一限定语，将使诉讼的内涵增加而外延缩小。我们在宪法的第一种含义的基础上来探讨宪法诉讼的语义。

首先，从诉讼的裁判依据看。诉讼作为现代国家的解决社会冲突的一种方式，在裁判时只能以国家的法律为“断案”依据。宪法作为一国法律体系中位阶最高的法律，也能为社会纠纷的裁判提供法律依据。因此，宪法诉讼是指以宪法为诉讼裁判依据的一种诉讼形式，即指司法机关在审判中使用宪法来作出判断。以宪法作为判断依据，包括二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指依据宪法来审查国家权力的行使是否合宪；二是指依据宪法来裁判普通公民之间的权利义务纠纷。纵观中国近几十年的宪法学研究，这一含义上的宪法诉讼，实际上就是学者论述的宪法的司法适用（也有的学者称之为宪法的司法化）。“宪法存在两种意义上的司法适用性：（一）将宪法规范作为判断当事人之间权利义务纠纷的直接法规范依据；（二）将宪法作为判断当事人之间权利义务纠纷的直接法规范依据的依据，这种意义上的宪法的司法适用性，实际上是普通司法机关享有的违宪审查权。”[9]宪法诉讼这一术语的使用，只不过是“新壶装旧酒”，对“宪法的司法适用”的同义反复，必将造成学术资源的浪费。

其次，从诉讼对象看。诉讼作为解决社会冲突的一种方式，以特定的社会争议为对象。社会争议就其内容而言，有的涉及民事、有的涉及刑事，还有的由行政执法引起。根据社会争议内容的不同，人们将诉讼分为民事诉讼、刑事诉讼和行政诉讼。可见，普通法诉讼前的“民事”“刑事”“行政”，表明了诉讼的内容和对象。据此，宪法诉讼可以理解为以宪法为对象的诉讼。与约定俗成的“民事诉讼”、“刑事诉讼”和“行政诉讼”不同，“宪法诉讼”这一术语的语词构造容易引起理论上的混乱。现代法治社会的实质是依宪治国，宪法具有最高权威。以宪法为对象的诉讼，恰是对宪法这一权威的挑战。任何一部宪法，只要被制宪会议通过，就具有最高的法律权威。任何人都不能以另一高级法规范（如自然法）为据，在法庭上谈论宪法的合理性，否则宪法之治便是空谈。宪法诉讼以宪法为诉讼对象，与现代法治理论背道而驰，只会走向人治社会。

最后，从诉讼的法定性来看。诉讼是与国家和法律共同产生和并存的一种现象。在各国宪法和法律中，都会对本国的司法体制和组织、审判权的行使主体、公民的诉讼权利、诉讼参与主体以及裁判依据等诉讼问题加以规定。宪法诉讼，亦可以理解为宪法规定的诉讼。这个意义上的宪法诉讼，就是指民事诉讼、形式诉讼、行政诉讼等等的总称。根据形式逻辑的原理，在一概念前加上一限定词，这一概念的内涵增加外延缩小。但宪法诉讼这一概念，在外延上与“诉讼”并无不同，都是指各种诉讼形式，只不过是告知人们诉讼的法定性来源。但是，“诉讼是国家实施法律的一种活动，它同国家和法律密切相连。没有国家和法律，就没有实施法律的诉讼。”[10]可见，在“诉讼”一概念前加上“宪法”一词表示其法定性，不符合形式逻辑的要求，也无必要。

二、实证考察：“宪法诉讼”的使用情况

宪法诉讼已成为人们熟悉的语词。近来的“宪法司法化第一案”更是使其日趋成为话语中心。从语义分析看，宪法诉讼包含了诸多不易澄清的含义。本文在当下语境中对宪法诉讼作批判性分析，自不应该回避学界对这一语词的大致含义指涉。我国学者从各个角度对宪法诉讼做出了自己的理解和说明[11]，这些概念涉及两点：对宪法权利的救济和对公权力行使的合宪性审查。论宪法和宪政，西方先行。我国学者建构自己的宪法诉讼理论时，大多先介绍西方国家的制度选择和宪政实践，并用“宪法诉讼”来概称这些国家的“公权力的合宪性审查和宪法权利救济”制度。考证这些国家的学者用什么语词来指称本国的这一宪政制度，有利于我们理解使用宪法诉讼的弊端。[12]

美国于1787年制定了世界上的第一部成文宪法。但联邦宪法对合宪性审查权未作规定。1803年，马歇尔大法官在“马伯里诉麦迪逊”一案中宣称：“阐明何为法律是司法部门的职权和责任”，开创了美国式的司法审查模式。美国学者GeorgeMckenna在介绍美国的联邦最高法院时说，“美国的联邦最高法院拥有世界上其他国家最高法院所没有的一项权力-以违宪为由宣告法规和决议无效，并指出这一制度由马歇尔大法官创造”[13]他还说：“Therewasevidencethattheideaofjudicialreview—eventhoughitwasnotauthorizedintheConstitution—wasthenwidelyaccepted.InFederalistNo.78，AlexanderHamiltonarguedthatjudicialreviewwasanessentialmeansofenforcingthelimitationofgovernmentprescribedintheConstitution.”[14]尽管有的学者指出，“马歇尔开创了宪法诉讼的先河”[15]，美国学者在介绍本国的合宪性审查制度时，使用的却是“judicialreview”（译为“司法审查”），而不是“constitutionallitigation”“constitutionallawsuit”“constitutionalaction”（宪法诉讼英译语）[16].我国学者在介绍美国的宪政制度时，“这一体制常称为‘司法审查’制度”，[17]并不是用“宪法诉讼”来指称。事实上，翻一翻现有的比较有代表性的相关专著和教材，“JudicialReview”的译语“司法审查”是为人们广为接受的用法。

战后的德国没有走美国的合宪性审查之路，而是选择了凯尔森模式，建立了宪法法院来行使合宪性审查权。在德国，公民个人可以通过“Verfassungsbeschwerde”（译作“宪法诉愿”，也有学者译为“宪法控诉”[18]）对于法规，则由联邦宪法法院第二庭（SecondSenate）进行“Normenrontrolle”（译为“法规审查”）。有学者在系统介绍德国联邦宪法法院时指出：“第一庭（FirstSenate）专门处理政治中立的司法审查（JudicialReview），听取涉及个人权利的宪政申诉及其它法院提交的具体宪政争议；第二庭（SecondSenate）则专门从事宪法审查（ConstitutionalReview），以决定宪法政治机构之间的争议以及抽象法律审查。”[19]尽管德国存在“宪法诉愿”的权利救济方式，但“宪法诉讼”并不是这一制度的代名词。

宪法诉讼相对于宪法学而言是一晚近的语词成员。这一语词的使用，似乎是学界疾呼“实现宪法的最高权威”的产物。学术交流必须有共同的理论平台，这首先要求有共同的话语体系来描述同一研究对象。宪法诉讼的出现，多少会造成学术资源的浪费和交流的不便。

其一，会导致已有的学术资源的丢失和浪费。在国内，自有介绍和论述西方合宪性审查制度以来，学界常用的是“违宪审查”（constitutionalreview的译语）和“司法审查”（judicialreviewed译语）等等，使用“宪法诉讼”较少。学术研究非一人之力能完成，必须代代相传。宪法诉讼这一术语的使用，或者抛弃了已有的学术资源，或者解构了先前的理论构造，会造成巨大的浪费。抛弃这一术语千差万别的定义不谈，它与旧有的“违宪审查”、“司法审查”并无实质区别。我们千辛万苦进行语词创新，只不过是做无用功而已。另外，在讨论合宪性审查时，倘若有人操着“司法审查”的口音，有人嚷着叫“宪法诉讼”，恐怕得先就名称较量一番。这对法学话语领地的浪费不言而喻。

其二，为学术的国际交流人为设障。百年以来，我们都在学习西方的先进制度。今天，这一任务尤为紧迫。为了真正地学到他人的精髓，学术的国际交流尤为必要。学术交流的成功，对语言和话语体系有严格要求。如前所述，西方国家学者不使用“constitutionallitigation”“constitutionallawsuit”“constitutionalaction”（宪法诉讼）来指称他们的合宪性审查制度。如果我们这样使用，这种“chinglish”（中国英语）多少会让他们摸不着北，使交流效果大打折扣。

我们以为，术语的使用既应该尊重历史的研究成果，又要与国际接轨。从这一点上讲，宪法诉讼这一术语不应该再沿用。[20]

三、价值厘定：宪法诉讼的负价值

任何制度的建立，都旨在实现一些价值。价值是一标示主客体间关系的范畴，指客体的属性及其对主体需要的满足。宪法诉讼作为一概念，是对宪法权利司法救济、公权力合宪性审查的实践与制度的理论概括。宪法诉讼对法治异常偏爱，主张司法机关（普通或特设）去行使宪法权利救济和公权力审查的权力，要求一切权力都服从于宪法权威，追求法治价值，在宪法秩序遭到破坏时恢复原有的秩序。显然，当一切的违宪行为都受到追究时，法治的价值将得以实现。“如果一个哲学家一旦抓住了某种他喜爱的原理，而这个原理能说明许多自然现象，他就会把这个原理扩大到说明整个世界。”[21]我国学者正在用宪法诉讼去说明西方诸多国家的制度实践，并建构我国的违宪审查制度。但它面临的疑问是，现代民主政府的立法和执法机构皆由人民选举产生，代表着人民的多数意志；而主持正义的法官则不受大众民主的直接控制，由政府的其他两个分支任命的少数人组成，何以要由非民选的法官而非作为民意代表的立法和执法来解释宪法？少数几位“柏拉图卫士”（PlatonianGuardians）[22]，是否有权根据自身对宪法的理解否决人民代表的意志？我们时刻警惕议会的多数专政，但将补救的希望悬系在几位仅靠自律来做出正确决断的法官身上，是否会走上另外一条不归路？将司法机关和法官而不是议会和政府置于一国宪政争议解决的战地前沿，会产生什么不良影响？学者用宪法诉讼理论去说明一些宪政实践和指导制度建设时，多少忽视了宪法诉讼带来的一些负价值。

（一）司法政治化。合宪性审查制度事关一国宪政体制。将这一权力委代给司法机关，重新刻划了立法与司法的权力分野。宪法尽管从未委代司法机关任何立法权，法院也不会主动立法，但它可以宣告立法行为无效。在刚性宪法国家，立法机关修正宪法极为困难[23]，无法通过宪法变迁的方式来否决法院对宪法的解释。因而，释宪权是最实在的制定权。法院则手操这一大权，成为立法的终审判决者。现代社会瞬息万变，立法任务艰巨。作为宪法守卫神的法院的权力随之膨胀，其权力越大，对社会生活干预就越广。一旦法院成为维系宪政体制的运作的主梁而为万众聚焦的时候，政治斗争的焦点就会从议会转移到法院。美联邦最高法院近来的一系列作为是一明证。尽管联邦最高法院司法审查权力几起几落，在“司法能动”（JudicialActivism）与“司法节制”（JudicialRestraint）之间跳来跳去，但如今，积极干预占了上风。[24]2000年美国总统选举人工计票诉讼，将全世界的目光一下子吸引到联邦最高法院的几位老人身上，而选民的投票则退居次位。司法对政治的干预可见一斑。司法对政治生活渗透越深，司法政治化便越快。司法机关在政治生活中越举足轻重，各种势力对之期望越高，他就越无法持超然独立的地位。考克斯（A.Cox）教授认为：“在相当程度上，过去伟大的创造性决定的合法性来自法院对公共意愿的准确认识，以及在表达这种认识时，响应被统治者愿望的能力。再越雷池异步-增加法院自认的明智抉择-就变成不合法。”[25]法院在人员组成上最可能摆脱多数的意志，在审判时却无法对之视而不见。司法审查这一宪制存在的价值或目的，在于实现大众民主下的少数权利保护，但却无往不在大众多数意志的制约之下。“诉讼制度或程序真正永恒的生命基础在于它的公正性。”[26]司法政治性色彩的加强，使诉讼的公正性受到挑战。宪法诉讼对司法机关行使合宪审查权情有独钟，学者对这一制度的渴求，似乎更欣赏司法机构妙手回春的政治作为，“目的在于对失范化的权力予以裁判和矫正，从而保护多数人统治下的少数人的民主权利，还代议制以纯粹民主的本来面目。”[27]，但它同样面临司法的政治化和公正性追求间的激烈冲突，这二者之间显然内藏着不易调和的张力。

（二）立法的强司法干涉与司法性立法。三权分立是西方国家奉行的政治原则。国家权力之所以分立，源于对人性和权力的认识。在西方人性历史观上，人性恶始终居于支配地位。麦迪逊曾提出一个有意义的问题：“政府的存在不就是人性的最好说明吗？如果每一个人都是天使，政府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汉弥尔顿（AlexanderHamilton）更是一针见血的指出：“我们应假定每个人都是会拆烂污的瘪三，他每一个行为，除了私利，别无目的。”[28]人性如此不可靠，防止专制保证的最好方法就是把权力在制度上根本分开，避免政府中任何一个部门有过多的权力，以化解任何人揽权专政的危险。如是，三权分立主张国家权力由立法、行政和司法三机关分别行使，以实现权力制约，防止一个机关独揽三权行专政之事。授权司法机关合宪审查大权，颇受三权分立主张者的非论。杰费逊总统认为：“假如授权法官去决定法律的合宪性，以不仅为他们自己在行动范围内做出决定，而且还为立法与执法机构在它们行动范围内做出决定，那就将使司法机构成为专制分支。”[29]这一担忧并非多余。司法机构日益膨胀的权力，正在侵蚀着议会的领地。司法机关挟“宪法解释特权”之威风，以立法不合宪法而否认其法律性质。在判决中，司法机关都会对宪法做出明确的解释，并发展一些特定原则。这些宪法解释，告诫议会该如何立法，什么样的“法律”将不会受到质疑，什么样的立法会触及雷区。如此一来，议会的行动能力大为减弱。更为重要的是，司法机关操纵着“法律”的生杀大权，甚至成为立法参与主体之一。在部分国家（如联邦德国宪法法院），法律在生效之前必须接受抽象审查。一般来讲，宪法不会直接在公民间分配权利义务，这一任务留待立法机关去完成。但司法机关代替立法机关的事例也不鲜见。如联邦德国就曾在一桩关于人工流产的宪法争议中判决了什么是犯罪，并且决定了刑法保护胎儿生命的立法选择。[30]但决定何为犯罪是立法机关的职责，议会可以根据自己的判断决定用何方法来报会胎儿的生命，亦可怀疑刑法在这方面的保护作用。司法机关行使合宪性审查权必定对立法产生深远影响，导致立法的强司法干涉和司法性立法。这与三权分立孜孜以求的权力制约多少有些冲突。

（三）法官盲信。两百年以来，美联邦的安定、繁荣和生存之本，全系于七位联邦法官之手。没有他们，宪法只是一纸空文。美联邦最高法院的几位老人超强的政治作为深深地吸引了我们。我们一直希望在中国也出现马歇尔式的时代英雄，深信法官会给我们带来福祉，并给他们头上套上了许多美丽的光环。学界和媒体将齐玉苓受教育权被侵犯这一普通民事案件称为“中国宪法司法化第一案”，对宪法诉讼研究骤增的事实，表明了人们对法官的企盼和盲信。我们以为，宪法诉讼论者在强调法官的政治作为时，忽视了法官的另一面和历史现实。的确，正如托克维尔在论述美国的民主时所言，独立的司法系统是对个人权利免受政府侵犯的可靠保障，而这种保障的实现主要是通过法院运用不同形式的司法审查权力，但法官并不是都能做到这一点。马歇尔创立了美国的司法审查制度，但他本来并不是也不想保护马伯里的权利，其目的是为控制联邦最高法院的联帮党人保留党派之争的最后一块领地。[31]法官能引导社会改革，也能阻碍社会发展。法治要求法官服从法律，法律天生的“时滞”（Timelag）性[32]使法官多少是个保守者。归根到底，法院总是以保护少数人利益而防范多数暴政的面目出现，当然就有可能成为少数人既得利益的卫道士。这是其一。

其二，法院的性质，天生是被动和负面的，断然不能像立法执法那样直接违反宪法和法律，从正面去影响个人权利。但这并不必然意味着公权力合宪性审查大权必须被委托给少数几位法官。王世杰和钱端升在《比较宪法》一书中认为，在联邦国家，“授权联邦议会以释宪权，亦即授权联邦议会以侵犯权限的重大机会”，作为宪法解释的重大关系人，立法机关不宜释宪，故“宪法解释权之属于联邦法院总不能认为必然的解决，殆亦不能不认为比较适当的解决”。而在单一制国家，“授中央议会以解释宪法之权，亦不会因中央议会之解释宪法，而引起中央和地方权限之争”。[33]“可见，在单一制国家，不可简单模仿联邦制国家。即使在法官举足轻重的联邦国家，”法官也不能拯救社会“。”最高法院如由轻率冒失或腐化堕落的分子组成，联邦就有陷入无政府状态或引起内战的危险。这种危险的根源并不在于法庭的组织，而在于联邦政府的性质本身。“[34]因此，宪法解释权和违宪审查权由何机关行使，殆无定式。

四、结论

学界关于宪法诉讼的论述，不仅是一个语词创新，更表明一种观念。从语义上讲，宪法诉讼或者是“宪法司法适用”的同义反复，或者有违约定俗成的语词构造习惯和形式逻辑的原则，造成资源的浪费和学术继承的不便。从使用情况看，是近几年的事情，由国内学者使用来分析西方的合宪性审查制度，但与西方学者和译著以及有代表性的专著和教材的用法颇为不同，人为地为宪法的国际交流设置障碍。从价值导向来看，宪法诉讼是一用来解释合宪性审查的理论，追求法治的价值，试图实现或维持宪法的最高权威，但对司法机关的厚望，容易导致司法的政治化、司法机关对立法的强势干涉和司法性立法，也表现出对法官的盲信。我们认为，鉴于宪法诉讼引起的学术浪费、交流不便以及负面效应，今后在论述合宪性审查制度时不宜再使用这一术语。

注释：

[1]张文显：《二十一世纪西方法哲学思潮研究》，法律出版社1996年版第94页。

[2]许慎：《说文解字》第56页。

[3]陈光忠：《刑事诉讼法学》（新编）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页。

[4]蒋碧昆：《中国近代宪政宪法史略》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1页。

[5]在中西方历史上，“宪法”一词各有三种含义。在中国，“宪法”可以是一般的法律，也可以指优于一般的法律的基本法，还可以用来指颁布实施法律。在西方，“宪法”可以指有关城邦组织方面与权限的法律或者皇帝的诏书，有时也用来指有关确认教会、封建主以及城市行会势力的特权，以及它们与国王的关系的法律。周叶中：《宪法》高等教育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3-34页。

[6]徐秀义韩大元：《现代宪法学原理》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7页。

[7]本格伯德在《宪法。国家。自由》一书中仔细的探讨了这种变化，认为宪法曾在六种意义上使用：一是作为自由证书、统治意义上的宪法；二是作为对君主绝对权力限制意义上的宪法；三是作为契约的宪法（通常包括国家内部的宪法契约和联邦国家提供统一基础的契约二个方面）；四是作为国家支配权及国家组织基础的宪法；五是作为阶级妥协产物的宪法；六是作为政治共同体法律秩序基础的宪法。本格伯德：《宪法。国家。自由》法文社1992年版第42-50页。

[8]沈宗灵：《比较宪法》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3-4页。

[9]徐秀义韩大元：《现代宪法学原理》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325页。

[10]程荣斌：《中国刑事诉讼法教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页。

[11]刘云龙：《也论宪法诉讼及其在我国的应用》《法学评论》2002年第3期。

[12]有学者在论述宪法诉讼时，认为世界上的宪法诉讼分为普通法院型和宪法法院型两种，并分别以美德为代表介绍其特点。本文主要考察美国和德国学者是如何指称他们的这一制度。胡锦光：《宪法诉讼制度若干问题比较研究》《法学家》1994年第4期。

[13]其英文表述为：Butourfederalcourtshaveanotherpowerthatsetsthemapartfromcourtsinmostothercountriesoftheworld：TheycannullifystatutesanddecisionsbythepresidentoftheUnitedStatesbydeclaringthattheyviolatetheConstitution.ThisawesomepoweroffederalcourtsandtheSupremeCourtderivesfromJohnMarshall‘sdecisioninMarburyV.Madison……GeorgeMckenna，theDramaofDemocracy，AmericanovernmentandPolitical，2ndEdition，1994Guilford：theDushkinPublishingGroup，Inc.P332-3.

[14]GeorgeMckenna，theDramaofDemocracy，AmericanovernmentandPolitical，2ndEdition，1994Guilford：theDushkinPublishingGroup，Inc.P332-3.

[15]韩大元：《宪法诉讼的民主价值》《法商研究》2000年第4期。

[16]我国学者在将“宪法诉讼”译成英文时，译语五花八门。见江国华：《无诉讼即无宪政》《法律科学》2002年第1期，李小明：《论司法改革的理论基础及方向》《法律科学》2000年第5期，廖中洪：《中国宪法非讼化原因探析》《学习与探索》第5期。

[17]松花穆林：《中国宪法学》内蒙古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291页。

[18]陈新民：《德国公法学基础理论》山东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64页。另见刘兆兴：《德国联邦宪法法院总论》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92页。“任何人当其基本权利或在《联邦基本法》第33条、第38条、第101条和第104条所规定的权利受到公权力的侵害时，均可提起宪法诉愿案，成为该案的当事人。”龚祥瑞认为“宪法控诉”（ConstitutionalComplaint）是德国独有的宪法救济方式。龚祥瑞：《比较宪法与行政法》法律出版社1985年版第123页。

[19]张千帆：《西方宪政体系》（上册。美国）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43页。

[20]在行文论述时，准确的术语使用，能让人更好地理解作者的意图。季卫东：《合宪性审查与司法权的强化》《中国社会科学》2002年第2期。

[21][英]休谟著，杨适等译《人性的高贵与卑劣》上海三联出版社1988年版第1页。

[22]张千帆：《西方宪政体系》（上册。美国）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2页。

[23]在中国，宪法修改和立法尽管在程序和表决比例上有差别，但在实际上都以特高赞成票通过，因此，让司法机关来限制立法权力，与中国的现实多少有些距离，可能会导致立法机关通过修宪来摆脱这一制约，使宪法失去稳定性。

[24]Cf……MortonJ.Horwitz，TheTransformationofAmericanLaw1870-1960：TheCrisisofLegalOrthodoxy.OxfordUniversityPress，pp.252ff.

[25]Cox，TheCourtandtheConstitution，P343-5.

[26]顾培东：《社会冲突与诉讼机制》四川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2页。

[27]韩大元：《宪法诉讼的民主价值》《法商研究》2000年第4期。

[28]张灏：《幽黯意识与民主传统》载《市场逻辑与国家观念》（公共论从）第82页。

[29]张千帆：《西方宪政体系》（上册。美国）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55页。

[30]焦洪昌李树忠：《宪法教学案例》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79页。

[31]朱苏力：《制度是如何形成的》《比较法研究》1998年第1期。

[32]E.博登海默：《法理学法哲学与法律方法》邓正来译中国政法出版社2001年版第403页。

宪法诉讼范文篇2

纳税人诉讼是指纳税人出于维护特定公共利益或法律秩序，针对与自身利益无直接关系的财政违法行为进行的诉讼。世界范围内，纳税人诉讼制度已有较长历史。从实践情况来看，纳税人诉讼制度对扼制财政违法行为具有良好效果，因而受到越来越多国家青睐［1］。随着逐步完成从“所有权国家”到“租税国家”的过渡［2］111－184，税收已经成为我国最主要财政来源①。然而，我国财政法治状况仍令人堪忧，财政违法现象十分普遍：法律禁止地方政府发行公债，地方政府却已经背负巨额债务；“三公”消费支出高居不下的同时，教育、医疗等民生投入却长期在低位徘徊；凡此种种，不胜枚举。可以说，通过完善法律制度杜绝和惩治财政违法行为，使财政税收真正实现“取之于民，用之于民”，不仅体现了人们的共同意愿，也是我国财政法治建设的当务之急。由此而言，我国建立纳税人诉讼制度的必要性其实已毋庸辞费。具体言之，财政与宪政的密切关联决定了纳税人诉讼制度建构必须具备宪法层面的考量。我们有必要通过宪政理论和宪法原理去审视财政现象，以规范财政权力，设计财政体制及其运行程序，并对财政权力进行宪法性监督［3］。反之，财政法律制度建构也应当契合我国宪法价值取向并有助于推动我国宪法发展。纳税人诉讼制度是否与我国宪法存在共同的价值取向？纳税人诉讼制度是否具备，以及具备哪些宪法功能？纳税人诉讼制度是否对我国宪法发展有所裨益？如何设计纳税人诉讼的具体制度才能更加充分地发挥其宪法功能？这些都是我国建构纳税人诉讼制度过程中应当认真考虑和首先解决的前提性问题。本文以财政宪法学为视角，首先分析域外国家纳税人诉讼制度的共性，以廓清纳税人诉讼制度的理论面貌；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分析纳税人诉讼制度对于我国宪政建设的积极作用；最后提出纳税人诉讼制度建构的具体设想。

二、纳税人诉讼制度的域外经验

纳税人诉讼制度源起于英国，至今已有近两百年历史。在英美法系国家，纳税人诉讼属于衡平法上的“相关人诉讼（relatoraction）”。英国首个原告胜诉的纳税人诉讼判例出现于1826年，至1835年英国《地方自治法》制定后，法院即普遍受理纳税人诉讼案件［4］130－137。美国建国之初，几乎全盘承接英国法律体系，其首个原告胜诉的纳税人诉讼案件略晚，出现于1847年的纽约地方法院①。此后，美国绝大部分州及市镇法院均逐渐开始受理纳税人诉讼案件②。大陆法系国家受诉之利益理论影响，一般仅允许当事人就自己的利益提起诉讼，但纳税人诉讼也并未因此绝迹。在法国，行政诉讼中的越权之诉为纳税人提供了挑战政府财政行为合法性的机会。日本的纳税人诉讼称为住民诉讼，由二战后的日本《地方自治法》确立。由于日本《地方自治法》的制定与修改大体基于驻日盟军司令部的意见，故住民诉讼受美国纳税人诉讼影响颇大［5］285－299。前述四国纳税人诉讼制度存在以下共性：（一）纳税人诉讼主要针对财政违法行为。纳税人诉讼制度系扼制财政违法行为的一种手段：英国纳税人有权对政府作出的违法财政支出以及不平等的征税行为提起诉讼［6］146－154。美国各州纳税人诉讼受案范围很广，包括“违法征收赋税；对于第三人违法地少征税、不征税或者其他减免其税负行为；不正当地处分、使用公有财产；违法发行公债、违法承担债务与担保；无权或违法签订契约；违法授予特许和许可；滥用公用征收权；地方公共团体区域无权限或违法的合并、分离”等［4］130－137。法国市镇或省纳税人有权对市镇议会或省议会通过的影响市镇、省财政或财产的违法决定提起越权之诉［7］。日本住民诉讼包括四类，分别称为1至4号请求：1号请求停止违法行为；2号请求取消违法的行政处分行为或确认无效；3号请求确认不履行财产管理义务的违法事实；4号请求以地方公共团体的执行机关为被告，是要求地方公共团体首长等向有违法行为的自治体首长、职员提出损害赔偿请求或者对违法行为的行政相对人提出损害赔偿或返还不当得利请求的诉讼［5］285－299。对于合法但不适当的财政行为，基于权力分立观念，各国法院一般会尊重行政机关的裁量权而不予受理或驳回起诉。此外，在个别情形下，纳税人诉讼还可能指向政府以外使用公共财政资金的机构作出的财政违法行为。例如，美国1973年“达金斯诉旧金山复兴委员会”（Duskinv．SanFranciscoRedevelopmentAgency）一案中，被告即“被州法律和联邦资金支持而创建的机构的官员”而非政府本身［8］。（二）纳税人诉讼制度具有公益属性。被滥用的政府资金可能部分源自原告所缴税款，但由于纳税人所缴税款与其享受的公共服务之间并不具备对价性，故单个公民难以主张被诉财政违法行为直接侵犯其财产权。进言之，即使能够确认被二者之间具备直接关联，也很可能因所涉金额极小而无法启动司法救济程序。故纳税人诉讼不宜定位为保护特定公民财产权的法律制度，其根本目的毋宁是维护公共利益与法律秩序。这一理念明确地反映于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的两个判决中：在1923年Frothinghamv．Mellon案中，法官以“纳税人……在国库资金中的利益……相对微小和不确定，（被诉行为）对未来赋税之影响也极为遥远、波动和不明确”为由，否定了原告诉讼资格①。而1968年Flastv．Cohen案中，法院则以被诉行为违反宪法政教分离原则而非侵害财产权为由判决原告胜诉②。其他国家纳税人诉讼制度设计也体现出这种公益属性：如英国纳税人若要提起纳税人诉讼，必须以总检察长为原告，其自身居于告发人之地位③。因为只有总检察长能够代表公众提起诉讼以倡导公众权利，阻止公共性不正当行为［9］。（三）纳税人诉讼存在法律限制。虽然纳税人诉讼制度具有公益属性，但为防止引发“全民诉讼”或危及权力分立原则等消极后果，各国针对纳税人诉讼也设置了一些法律限制：1法定程序限制。如在美国纳税人须在穷尽救济途径后方可提起诉讼，以免法院过早介入徒增诉累。此外，在已经确立纳税人诉讼制度的各州中，还有田纳西等几个州要求纳税人首先向州总检察长提出申请［10］。日本住民诉讼则具有法定前置程序，纳税人起诉前必须首先向监察委员会提出请求，对监察委员会处理结果不服方能起诉。2原告资格限制。即要求原告与被诉财政行为具备一定的利益关联。在美国，联邦与各州对此采取了不同做法：联邦最高法院采取保守主义态度，注重限制原告诉讼资格；各州较联邦而言远为宽松，纳税人很容易取得原告资格④。在法国，越权之诉虽然是“对事不对人”的客观诉讼，但也非完全不考虑当事人是否具备主观利益［11］。例如，中央政府的财政行为就被认为与纳税人利益关联太过遥远而禁止纳税人提起诉讼。日本对原告资格的规定最为宽松，仅要求原告为“住民”，即居住于市町村内的居民，甚至还包括外国住民［12］。3被告层级限制。前述四国中只有英国允许对中央政府财政违法行为提起诉讼［6］146－154。法国与日本均禁止纳税人将中央政府作为被告。美国以Flastv．Cohen一案为基准，仅允许联邦纳税人基于宪法第一修正案对与自身权利相关的联邦财政行为作出挑战［13］，且实践中联邦法院对这类案件进行了严格控制，几乎将所有针对联邦财政行为的纳税人诉讼都拒之门外（见表一）。（四）纳税人诉讼制度有良好实效从实践来看，纳税人诉讼制度发挥了良好的效果。一方面，纳税人诉讼被作为维护公共利益的工具频繁适用［14］，财政违法行为得到了有效扼制；另一方面，纳税人诉讼不仅有助于防止财政流失，还挽回了大量财政损失。例如，日本仅1995年因住民诉讼迫使公务员所返还的金额即达到“北海道约76亿、福岗县约64亿、秋田县约44亿、宫城县约5亿8千万、新泻县约7千万、东京都约7亿2千万、琦玉县约22亿、山梨县约43亿、和歌山县约13亿、三重县约7亿1千万。另有青森县、福岛县、岛根县、冈山县等也作了返还。”［15］

三、纳税人诉讼制度的宪法功能

我国需要建构完善的纳税人诉讼制度，是基于财政法治建设的现实需求，更重要的原因则在，能够为我国宪法建设提供不可忽视的动力与保障。（一）纳税人诉讼制度有助于保障公民宪法权利。纳税人诉讼具备保障公民财产权的功能：一是保障公民对已缴税款的合法权利。税款使用之决定权是纳税人不可剥夺的宪法性权利［16］。税款所有权转移须以纳税人享有税收使用权为前提，以防止税款使用背离原初征收目的，确保税收具备宪法上的正当性。从信托理论来看，“公共资金或财产信托，公职人员被视为受托人，任何违背信托原则的行为都将受到纳税人的指控。”①依衡平法，“委托人背信弃义是不道德的，受益人得不到相关财产利益是不公正的，……故受托人享有普通法上的所有权，受益人享有衡平法上的所有权。”［17］无论基于何种理论，财政违法行为都是对财产权的侵害。二是保障公民对未来赋税的合法权利。在不压缩公共服务范围与质量的前提下，财政违法行为往往造成支出非法膨胀，加重公民未来赋税负担。这些额外负担缺乏法律依据，应属违法。但立法与预算均不能准确甄别特定支出膨胀是否系财政违法行为导致。此时，纳税人诉讼凭借其个案监督优势，成为保障公民未来赋税合法权利的重要补充。纳税人诉讼制度有助于实现公民平等权：在财政收入维度方面，税收平等权是平等权在税收领域的具体化，也构成了税收的合法性基础：“由于租税系无对待给付的法定债之关系，租税负担之正当性，只能从负担的平等性得之。”②纳税人诉讼是抑制征收机关少征、不征或以其他非法形式减免第三人税款等违法行为的一条法律途径。在财政支出维度方面，如果税款使用背离平等原则，那么税款征收即使是平等的，也毫无意义。纳税人诉讼制度允许公民就此寻求司法救济，促进财政支出中的公民平等权。纳税人诉讼制度有助于维护公民自由。如果承认公民会根据对成本和收益的事先估算来决定其行为，那么，也应当承认税收宏观调控对公民行为自由具有间接作用。这种间接影响既可以从促进公民自我实现，也有可能成为公民自由的潜在威胁③。因此，“租税之征收，其本身即隐含扼杀个人自由之危险，……公权力借由税课行为而无孔不入，成为法治国家不设防之侧翼。”［18］甚至有学者认为“税捐立法者应当回归自由权保障的基本原则，废除税捐优惠与税捐诱导措施。”［19］另一方面，税款不当使用也有可能对公民自由造成影响。例如，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Flastv．Cohen”案以及日本最高法院在“爱媛县玉串料诉讼”中［8］，均认定政府对特定宗教予以资金支持，违反了政教分离原则，进而侵犯了公民宗教信仰自由。若能以司法权检视财政权，对公民自由权利保障无疑具有积极意义。（二）纳税人诉讼制度有助于制约政府财政权力。针对公权力行为的诉讼具有公权力制约作用［21］。目前，我国对政府财政权力的制约主要依靠三种方式：一是财政立法制约，即依照权力法定原则，通过立法限定财政权力的主体、内容、形式、程序以及边界等具体要素；二是预算制度制约，即经由年度预算与决算审批程序，将政府财政权力限制在人大划定的范围之内；三是财政监督制约，主要包括审计监督、人大监督、行政监督、公众监督多种具体形式，其目的在于对政府财政权力运行过程施以动态监控。然而，实践中有悖于财政法治原则的现象仍屡见不鲜，主要原因在于：一方面，财政行为具有动态与灵活的特点，立法与预算制度却是相对静态和僵化的，难以确保财政行为不脱出其预设之轨道；另一方面，动态的财政监督又因为未能与责任追究及司法审查等相关法律制度有效衔接，故在很大程度上依旧流于形式。可以说，司法审查缺位导致我国财政权力制约的制度链条在最末端环节被截断。纳税人诉讼对财政权力的制约作用至少体现于四个方面：第一，纳税人诉讼是针对具体、个别的财政行为进行的司法审查，具有动态性和灵活性，能够有效弥补立法与预算制度的先天不足。第二，纳税人诉讼赋予政府对争议财政行为合法性加以证明的义务，若政府未能履行该义务，争议财政行为将被判定为违法并触发相应的法律责任追究程序。第三，现行体制下，即使公民认为财政行为违法，亦只能向有权机关举报，并由后者决定是否对争议行为予以审查，且在审查过程中公民是否享有举证质证、言词辩论、委托人等权利均不明晰，公民监督效果极大弱化。纳税人诉讼制度在一定程度上是公民财政监督权与诉讼权相结合的产物，公民在行使财政监督权的过程中，可以直接援引司法权对抗政府财政权，以达到最佳权力制约效果。第四，依据审判公开原则，纳税人诉讼必然打破争议财政行为合法性探讨的狭小空间，将其引入更加广泛的公共领域，这种公开性无疑更有利于形成对财政权力的制约。（三）纳税人诉讼制度有助于促进民主建设。对于那些“试图治愈国家所患恶疾的具有公共意识的公民（public－mindedcitizens）而言”，纳税人诉讼制度是他们“真正能够获得的更加有效的工具”［21］。由于主要用于维护特定公共利益与法律秩序，纳税人诉讼制度也仅对那些富于公共意识的公民才具有实际意义和被运用的可能。公民基于与自身利益关联甚微的“公共意识”向财政违法行为发起挑战，在政府看来完全是“多管闲事”。法律之所以肯定纳税人诉讼制度的正当性与必要性，一个重要原因在于纳税人诉讼是公民行使宪法赋予民主权利的具体形式。民主权利除选举权与被选举权以外，还广泛包括批评权、建议权、监督权、参与权以及由人民主权原则推衍出来的其他权利。纳税人诉讼制度集中体现了公民对政府财政行为的监督权和参与权：一方面，纳税人诉讼通过对财政行为的合法性审查达到监督效果。早有学者指出，纳税人诉讼“是对政府法律控制的工具，如果缺乏个体纳税人的审慎监督，这种法律控制很可能将形同虚设。”①另一方面，纳税人诉讼表明公民对特定财政行为持有异议，属于纳税人“参与政治”的一种形式，日本最高法院即长期持此观念②。因此，监督、参与等民主权利为纳税人诉讼制度的生存和发展提供了有力的正当性支持。但纳税人诉讼制度也不是完全处于被动消极地位：纳税人诉讼制度一俟确立，便意味着公民获得了行使其民主权利的一条全新途径，从而进一步避免民主权利沦为纯粹“纸上的权利”。因此，“设立纳税人诉讼可以确保宪法规定的民主权利的实现。”［22］纳税人诉讼制度的民主功能在我国当下极具现实价值。虽然我国《宪法》有多款条文规定了公民的民主权利，但由于缺乏完善的具体制度支撑，这些权利在实践中往往难以实现。例如，2006年，湖南农民蒋石林以纳税人身份起诉常宁市财政局超出预算购置汽车的行为违法，在纳税人诉讼制度尚未确立的情形下，原告起诉的法律依据直接源自宪法规定的监督权。然而，由于被诉行为不属于行政诉讼受理范围，法院只能裁定不予受理，以致原告监督权在实质上被架空。蒋石林案不仅印证了“无救济即无权利”，更加凸显出我国公民行使监督权、参与权等民主权利时所处的尴尬境地，纳税人诉讼制度将在很大程度上帮助我们摆脱这一困境。

四、纳税人诉讼制度的法律建构

宪法诉讼范文篇3

宪法诉讼的落脚点是宪法，它的依据是宪法，最后所维护的归根结底还是宪法，因此，宪法诉讼的功能和目的都是围绕着宪法本身展开的。当然，这里的宪法包括宪法的文本，也包括宪法的原则和精神。宪法是现代国家宪政体制和宪法秩序的根本出发点，它的权威来自于它的稳定性，不宜频繁地修改。但是，宪法文本终究要落后于时代的发展，这就需要通过宪法诉讼，要求具有专业知识的裁判者发现或创造符合时代精神的宪法精神和原则，对宪法文本加以解释，最终解决宪法争议问题。宪法诉讼的这一功能，直接服务于一定的目的。在这里，笔者认为应该区别宪法诉讼的目的和宪法的目的。

各国建构宪法诉讼制度是为了发挥宪法诉讼功能和实现宪法诉讼目的，但是具体到宪法诉讼的模式，却并非千篇一律。笔者在考察各国的宪法诉讼制度过程中，注意到各个国家在竟相模仿英美法系或大陆法系的宪法诉讼制度的时候，都会根据自己国家的宪法传统和制度资源，对宪法诉讼制度作出符合自己国家国情的安排，这说明了宪法诉讼制度在全球化背景下并非被其他国家简单地所嫁接和利用。这表现在各个国家的宪法诉讼制度，即使实行宪法法院的国家，无论从内容还是到形式，并没有完全一样的，或多或少都具有差异性。这种差异性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各国对宪法争议的理解不同，会产生不同的宪法诉讼模式。宪法诉讼涉及国家政治生活中的最重要的问题，而这种重要性有赖于各国自己的考虑。对于某一具体的宪法争议，有些国家可能把它纳入宪法诉讼的受案范围，而有的国家则不是，只是纳入到一般诉讼的范围。甚至对于同样纳入到宪法诉讼范围的宪法争议，也会根据其重要性的认识，采取不同的解决模式。比如同样是对选举争议的裁决，有的通过宪法法院，有的通过选举委员会或者普通法院，而有的甚至作为普通案件处理。

宪法诉讼范文篇4

在我国，宪法诉讼是一个至今尚未定论的概念，关于宪法诉讼的概念，学界有多种学说综合分析，把宪法诉讼的概念界定为特定机关按照司法或准司法程序，适用宪法及其理念解决有关的宪事纠纷并制裁违宪行为，最终达到维护宪法权威、保障宪法秩序的一项制度。

二、我国构建宪法诉讼的可行性

(一)依法治国的提出提供政治条件

法治，作为一种治国方略、社会秩序、价值观念，就是要求凡事依法而行。它之所以为人们所追求，就在于它能使人们的生活相对稳定有序，使人们对自己行为所产生的后果有预期，自由而有序的生活；它作为一个至高原则，使每一个人在法律面前平等地得以对待，其权利不受恣意侵犯；它能把国家权力束缚在合法范围之内，很好的避免公权力的滥用。党的十五大上依法治国方略提出，并写入宪法。这标志着我国治理国家的策略与方式至少在思想上先行有了一个飞跃，为宪法诉讼的真正建立奠定了政治法律基础。

(二)公民权利意识觉醒提供人文支持

宪政理想的实现最终要依赖于公民的宪法意识的提高，没有权利文化作底蕴再完备的制度设计都只能是海市蜃楼。经过多年的普法教育，我国公民的法律意识，尤其权利意识已经得到了显著提高，诸如老农民拿着宪法阻止拆迁、高考考生诉教育部等一系列案件，都体现了宪法所规定的权利在普通人眼中已经不再只是“一纸空文”，这就为宪法诉讼的到来提供了一个坚实的人文基础。

(三)宪法的原则性、概括性的内容也是可以进入诉讼的

一般认为一些原则性的东西不宜进入诉讼，实则不然，宪法规定的原则性、概括性的内容正好可以弥补其它具体法律的过于具体性，太具体的东西看似严密，也难免有遗漏之处。因为越是具体，覆盖面就会越狭窄。而宪法具有调整的社会关系的广泛性这一特点，正是任何一部具体的法律都不具有的特质。正如在成文法的西方国家宪法存在的理由之一就是弥补一般法律的漏洞，我国宪法也一样，并不存在不适合进入诉讼的理由，反而具有原则性、概括性的宪法一旦进入诉讼，与一般法律正好可以优势互补，相得益彰，发挥更大的作用。

三、我国宪法诉讼制度的具体构建

我国构建宪法诉讼制度的条件已基本具备，如何构建宪法诉讼，构建一个怎样的宪法诉讼是当务之急。我们知道，构建一个切实可行的宪法诉讼模式必然要全面考虑与之相关的政治、经济、文化与技术要素。从我国的政治体制出发，我国实行的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我国的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在我国的政治体制中处于最高地位，其他国家机关，如行政机关与司法机关由其产生并向其汇报工作。因此，在这种体制下，我国不可能建立普通法院模式，也不可能像法国、德国那样建立一个独立于全国人大之外的宪法委员会或宪法法院来行使宪法审判权。从我国具体情况分析，建立一种复合模式是最为合理的，它是指一国的宪法审判权由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国家机关共同行使，并依据法律规定或国家认可的权限、程序和方式对案件进行合宪性审查和裁决。根据中国国情并结合现行监督体制的现状，权衡利弊，我们认为具有中国特色的宪法诉讼复合模式的构建应该是：在宪法上，保留全国人大监督宪法实施的规定，增设宪法法院行使宪法诉讼审判权，取消全国人大常委会监督宪法实施的规定这样，我国的宪法诉讼体制便成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宪法监督与宪法法院的专门审查，以宪法法院的审查为主的体制。

(一)宪法诉讼的主体

在宪法诉讼的复合模式下，我国宪法诉讼案件的主体自然就有宪法法院、全国人大、宪法诉讼的原告(公民个人、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企事业单位等)、宪法诉讼的被告(公民、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企事业单位等)。

(二)宪法诉讼的范围

我国的宪法诉讼范围应当包括：

1．法律及法律性规范文件的合宪性，包括两方面：一是对法律、法规等的抽象审查，即在法律、法规等规范性法律文件公布后，有关主体可以向宪法法院提出诉请，要求宪法法院就其是否违宪进行裁决：一是对法律、法规等的具体审查，即各级人民法院在审理刑事、民事或行政案件时，如对案件判决有决定性影响的法律、法规的合宪性存在疑义时，则应当及时中止审理，在相关当事人向宪法法院提出对法律、法规违宪审查请求的基础上，宪法法院审查做出裁决。

2．国家机关间权限争议，由于各机关之间存在权力交叉关系，国家机关的权力界限在现实生活中难以划清，因此当国家机关之间产生权限争议时，有关机关可向宪法法院提出申请，由宪法法院依据宪法做出一个明确的裁判。

3．弹劾案，它是指宪法法院对具有较高职位的国家领导人、政府官员等的违法、犯罪行为进行审理，以决定是否罢免其职务或追究法律责任的行为。

4．选举权案，我国选民资格纠纷已经被纳入民事诉讼的范围，基于选举事件性质的政治敏感性，更为合理的是在我国建立宪法诉讼制度之后，统一将之纳入宪法诉讼范围，由宪法法院来进行审查选举争讼、确定选举结果并查处违宪行为。

5．社团违宪案，它是指依法成立或事实存在的社会团体(包括政党)的宗旨或其成员的行为对国家的存在和安全以及民主与宪政秩序造成了重大损害或有造成重大损害的危险性时，就可以由有关宪法机关提出解散申请，宪法法院依宪法和政党法以及其他相关法律做出裁决。

6．宪法诉愿案，当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认为自己的基本权利受到国家公权力的侵害，在穷尽其他救济手段后，向宪法法院提起诉讼，由其进行审理并提供救济。

(三)宪法诉讼的程序

宪法诉讼的一股程序可分为：宪法诉讼的受理程序、审前程序、审理程序与裁决程序。

宪法诉讼程序的启动以当事人的申请为前提，宪法法院应当在对当事人的申请进行形式审查或一定程度上的实体审查的基础上做出裁定，具体分两种情况：1．经过审查，宪法诉讼申请符合法律要件，给予登记理案，进入实体审查的诉讼程序。2．经审查，认为宪法诉讼申请不合法，则裁定予以驳回。我们认为不合法包括以下情形：(1)诉讼时效问题，申请者在案件尚未成熟或案件已过裁判时机后才提起诉讼，已过了诉讼时效期间。(2)申请人所列举被侵害的权利，然而经过查实认为按照通常的评价和解释，申请人不应享有该项权利。(3)申请人所指责的因某项法律、法规或某些行政行为受侵害的宪法权利，经调查其并未受到上述有违宪嫌疑行为的实际影响。(4)申请人对于被侵害的宪法权利，没有穷尽其它救济方式。

当事人的诉讼请求受理后，宪法诉讼就进入审前准备阶段。主要处理以下工作：

1．确定审查人员。当受理事项诉讼请求或接受审查任务时，通常先行指定法官专门负责办理。

2．通知各方当事人。在受理宪法诉讼请求的同时，宪法诉讼机关通知有关当事人。

3.预审。对诉讼请求、有关法案及当事人提交的文件材料进行初步研究之后，可以组织有关当事人进行一个非正式的对辩式预审。

4.通知当事人出庭。宪法法院开庭通知书、书面请求复印件、受审查文件复印件等，应当在开庭前10日送达宪法法院法官和诉讼程序的参加者。同时，将开庭公告张贴和刊登。

准备阶段完毕后，就进入到真正的审查阶段，一般应包括以下几个程序:1、开庭，双方当事人应各自参加诉讼:2、质证。在审查引起争议的法律法规时，必须在听取有关机关的陈述意见之后，才能宣告裁决。宪法诉讼机关可以依照法定程序要求双方当事人就被审议问题的意见做出自己的说明，或提供有关证据。宪法诉讼的审理程序与民事审理程序有诸多类似之处，如缺席审理和延期审理就同样适用，这里要特别强调一下宪法诉讼中的中止审理，宪法法院在审理案件中，对必要的证据必须自行调查核实，对有关事实特别是重要的事实内容以及对于法律的适用等，都必须自行分析和判断，但经常会遇到其他法院所审理的案件与宪法法院所审理的案件有某种联系，而且其他法院的审理或裁判对宪法法院正在审理的案件的裁判有重要参考价值，为了体现诉讼经济原则，宪法法院可以裁定中止对该案的审理，待其他法院对有关问题做出结论后再恢复审理程序。

法庭调查与辩论结束之后，宪法法院对案件进行裁决。裁决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

1.确认案件事实。宪法法院实行证据裁判主义，只有全面了解和确认案件的事实内容，法官才能经过自由心证，审查事实，确认事实，进而做出正确裁判。

宪法诉讼范文篇5

对宪法与刑事诉讼法的关系问题，理论界的大多数观点认为宪法与刑事诉讼法的关系是“母法”与“子法”的关系。阐述这种关系的理由也几乎一致：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一个国家的其他法律都必须以该国的宪法为根据，不得与宪法相抵触，刑事诉讼法当然也不例外。宪法与刑事诉讼法的这种“母法”与“子法”关系，具体体现为宪法确定了刑事诉讼法制定权限的归属及方式、程序，宪法中确定的我国的国家性质、社会制度、政治制度、政治体制、国家机关的职权划分、国家机关的组织活动原则等，决定着我国刑事诉讼法律规范的性质、指导思想、任务、目的、基本原则等相关内容。

上述观点强调了宪法的权威性，但只是二者关系的一种表层化、片面化的概括。首先，该说淡化了刑事诉讼法在二者关系中的能动性。在宪法与刑事诉讼法之间，我们不应该只关注其地位的差别，更应该重视宪法与刑事诉讼法在运行过程中的互动。其次，该说反映的是一种共性化的关系。日前刑事诉讼理论界对刑事诉讼法与宪法关系的定性，实际上只是简单套用了宪法与部门法关系属性的一般描述方式。从而使该项研究陷于公式化、形式化、表面化。①

其实在我国，宪法对与刑事诉讼法的关系只是在形式上是统一的，宪法的条文对刑事诉讼法有一定约束作用，但这种约束更多地体现为宪法与刑事诉讼法文本上一致性或者继承性上，当条文既定后，彼此的联系就会被阻隔开来。这是与二者的良性互动发展相悖的。我国宪法与刑事诉讼法关系之间缺乏互动性，宪法作为刑事诉讼法的制定依据，作为诉讼程序的支撑已经早己被列入宪法条文，但互动关系却依然有待发展，刑事诉讼法应该发展成为一种“人权法”架构在宪法与刑法之间。

二、宪法与刑事诉讼法的应然关系

（一）从法律体系的框架看两者的关系

在许多法治国家，宪法在法律体系处于最高地位，被称为国家的根本大法。它不仅对一切国家机关、社会组织和公民的活动具有最高的约束力，而且还直接约束法律和其他法律规范性文件的制定、生效和适用，即其他各种法律制定时必须以宪法为根据，不能违背宪法的基本精神，更不能与宪法规定的内容相抵触，否则就不能生效。作为“子法”的刑事诉讼法当然也不例外。

在我国《刑事诉讼法》第1条明确规定：“根据宪法，制定本法。”解读这种法律体系秩序的设定，主要包括以下两个方面的含义：首先，宪法与刑事诉讼法调整的领域和范围从逻辑角度而言是包含与被包含的关系。宪法全面调整国家问题，而刑事诉讼法只规范与追诉犯罪相关的程序和问题，显然调整的只是社会生活中的一部分。②其次，宪法与刑事诉讼法规范的法律关系的重要程度有等级差别。由于宪法规范在国家法律体系中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使得宪法规范具有宏观调整效力。宪法规定着国家和社会生活中的重大事项和根本性问题，而刑事诉讼法中调整的法律关系的重要程度明显要逊于宪法所调整的法律关系。同时，在法律的规范等级上，刑事诉讼法是基本法，比宪法低一个层次。这种位阶上的差别，使得刑事诉讼法与宪法之间明显具有从属关系。因此，在法律体系框架下。将两者的关系定位为“母法”与“子法”的关系是最直接、最表层的概括。也由此表明，作为部门法之一的宪法与刑事诉讼法的关系密切。

（二）从宪法的属性看两者的关系

按照社会契约论的观点，人们为了获得生存所必要的安宁而不至于在相互仇杀中恐惧的度日，于是每人都让渡出自己的一部分权利并且订立契约(在现代主要就表现为宪法)成立国家，这样便产生了代表主权者意志的国家权力。③依照此种观点，国家权力是来源于个人权利的，正是个人权利的适当让渡和综合才产生了国家权力。宪法作为国家的根本大法，它承认个体利益与国家利益的差异，将权力作两维划分既维护作为整体利益的国家权力，也保护作为集合体的个体利益，使社会价值趋于多元化。可见宪法的本质属性应该是：“控权法”和“确权法”，即宪法一方面是控制权力，为权力可能产生的扩张甚至变异设置障碍；一方面是确认和保护公民权利。刑事诉讼法同宪法的连接正是表现在它对国家权力的控制和对涉讼公民(尤其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基本权利的确认和保护上。

刑事诉讼法是国家刑罚权具体化、现实化而形诸于诉讼程序的法律规范，在本质上也属于控权法，其公法性质一方面表现为国家为确认刑罚权而实行追诉与审判的职权活动；另一方面又因个人防御权的行使而涉及对自由等基本权利的保障运作。这种公权力与私权利的协调与冲突同宪法规范具有相同的特质。宪法一方面肯定基本权利的存在；另一方面也认为这个利益可能被滥用，对他人及集体利益产生威胁，所以两者之间存在一个“潜在的紧张关系”，这种紧张关系在刑事诉讼中由潜在变为现实。正是在此种意义上，刑事诉讼法被称为“人权宪法”、“宪法的测震仪”。因此，在刑事诉讼中，要保证社会安全利益通过追究和惩罚犯罪的活动予以维护，以及个人自由利益在追究和惩罚犯罪的活动中得以保障，就要求宪法与刑事诉讼法在规定相关内容上保持一致，从而使刑事诉讼得到宪法保证。

从以上对宪法和刑事诉讼法的应然关系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出，二者的关系应该是紧密的，互动的。

三、宪法与刑事诉讼法关系模式转变趋势及其原因分析

虽然世界各个国家的法律传统、法律制度迥异，但是在共同的法治化、现代化道路上，都不约而同地选择了紧密型关系模式来处理宪法与刑事诉讼法的关系，其根本原因就在于优化权力配置和充分保障权利的实现。宪法与刑事诉讼法关系模式转变的本质在于“要恢复国家与个人之间的实体性统一，这种统一的原则是人的自由”④可以预见，宪法与刑事诉讼法关系紧密型模式的普遍化仅仅是公法领域革命的开始，正是刑事诉讼程序的刚性的特质，导致其充当了公法领域紧密型模式普遍化进程中的先锋角色。

当今世界各国宪法和刑事诉讼法的关系模式中，紧密型关系模式的普遍化正在世界范围内逐渐成为一个事实。我们认为主要基于以下原因:第一，各国更加重视宪法在法律体系中基础性地位和权威性。除了在少数的不成文宪法国家外，宪法在每个国家中的法律地位都是至高无上的，至少在理论层面上如此。宪法精神的趋同性以及刑事诉讼程序理念的趋同性，使得刑事程序规范的内容和刑事诉讼法与宪法之间的关系处理表现出某种相似性。国内法律环境的制约和国际法律环境的引领，提供了内部和外部契合的双重条件，促进了宪法与刑事诉讼法关系模式朝着公共的方向转变。第二，刑事诉讼中公权力与公民的合法权利冲突不断。当今社会的现实情况是权力与权利在刑事诉讼领域中的冲突不仅没有减少的可能性，反而会随着社会治安状况的恶化不断地升级。如何确保在特定的时空范围内，在权力与权利直面时，二者的利益都能够最大化地实现:国家权力实现控制犯罪和保障人权的双重目的；个人权利最大限度地得到保障，既是宪法的重要内容，也是刑事诉讼法的核心问题。宪法侧重对权利和权力的一般性或称为原则性的规定，因此宪法中的权利保障体系的设置也多具有总体性和概括性，刑事诉讼程序作为重要的人权保障的手段和机制，肩负着实现宪法构想，并在最为激烈的权利与权力的冲突中保障权利的任务。从这个角度上而言，宪法和刑事诉讼法面临着共同课题，二者的靠近正是公法在构建权利保障体系过程中的必然要求。第三，普世观念对人权的重视使宪法和刑事诉讼法的关系更加紧密。对于宪政和法律而言，人权保障的地位越来越重要，它甚至反应一个国家的法治状况，影响一个国家的外在形象。人权影响下的宪法必然要将对个人权利的尊重和保障作为首要考虑的问题。而刑事诉讼程序中对人权的侵犯时有发生，各国都在努力修改法律或出台规定对人权进行保障，并逐步发展为扩展到保障刑事诉讼中所有当事人和诉讼参与人的权利运动。因此基于以上所述原因，我们认为世界各国宪法和刑事诉讼法的关系模式将向紧密型发展，中国也不例外。

宪法诉讼范文篇6

行政诉讼法是规范行政诉讼行为的诉讼程序法。它既是司法机关通过行使审判权审查行政行为的依据，也是行政相对人行使诉权，追究行政机关法律责任的依据。然而，行政诉讼法本身，也应有依据。它的依据无疑应是它的上位法，即宪法。这就产生了行政诉讼法的宪法基础问题。所谓行政诉讼法的宪法基础问题，主要涉及两个方面，其一，司法部门对行政行为的司法审查权有无宪法基础？换句话说，即司法审查行政，有无宪法授权？其二，行政相对人对行政机关的诉权有无宪法基础？也即宪法有无明文规定行政相对人可以起诉行政机关。多年来，众多的学者、专家出版了众多的论著，发表了众多的论文，列举了众多的宪法条款，从肯定的方面论证了行政诉讼法的宪法基础。诸如宪法第五条关于依法治国的规定；第二十七条关于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接受人民监督的规定；第三十三条关于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国家尊重人权以及公民享有宪法和法律规定的权利的规定；第三十四条-----四十八条关于公民的基本权利的规定，尤其是第四十一条关于公民对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有批评，建议权及对其违法行政行为有申诉、控告或检举权的规定；以及第一百二十六条关于法院独立审判权的规定等等条文，都被用来论证行政诉讼法的宪法基础。似乎行政诉讼拥有充分的宪法基础，根本不存在行政诉讼法的宪法基础问题。然而，笔者认为，上述列举的全部宪法条文以及其它宪法条文既没有明确授权司法审查行政，也没有明确规定行政相对人对行政机关的诉权。因此，行政诉讼法的宪法基础问题远没有解决，深入探讨行政诉讼法的宪法基础，在目前绝非多余。

一、司法审查行政的政体基础

司法审查行政的前提，是司法权与行政权分离或分立。这就涉及到政权的组织形式即政体问题。君主制政体，由于权力集中于君主一身，谈不上司法权与行政权相分立，因而也就根本不存在司法审查行政的可能。即使是共和制政体，如果宪法未明确规定司法权与行政权的分立，则司法审查行政仍缺乏基础。西方国家一般都奉行三权分立学说，因而宪法中一般都明确规定了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三权分立。在这些国家中，司法审查行政有着充分的政体基础，即其政权组织形式适应并支持司法审查行政机制。我国宪法不采取三权分立原则。宪法所规定的政体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宪法第二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此规定包含着两层含义，其一，人民代表大会是最高的权力机关，一切其它权力机关均从属于它；其二，人民代表大会是人民行使权力的机关，人民不通过其它权力机关行使权力。既然国家的权力属于人民，而人民仅通过人民代表大会行使权力，则其它权力机构必然只能从属于人民代表大会。人民代表大会也必然成为不仅仅是立法机构，而且是其它权力机构的产生源泉，同时也是其它权力机构的审查监督机构。宪法第三条明确规定：“国家行政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都由人民代表大会产生，对它负责，受它监督。”在这种政权组织形式下，司法审查行政难免会让人产生种种疑问：作为同为人大产生、同向人大负责并同受人大监督的平等权力机构，司法有什么理由要审查行政？行政在接受人大监督的情况下，又有什么必要还要接受司法审查呢？这些疑问不解决，我国司法审查行政的政体基础就不坚实，不充分。

二、司法审查行政的权力基础

司法审查行政的权力基础问题涉及两个方面：其一，根据什么赋予司法机关审查行政行为的权力？其二，宪法的哪些条文授予司法机关审查行政行为的权力？下面逐一论述之。

1、司法审查行政的权力根据

在西方国家，司法审查行政的权力的理论根据是：权力必然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必然导致绝对的腐败。因此，对权力必须限制和制约。而在众多制约权力的方法中，以权力制约权力便是最重要的方法之一。根据这一理论，便形成了权力相互制约的宪法原则。西方国家的宪法大多采用此原则。这使得在西方国家，司法审查行政不但有着充分的宪法基础，而且是宪法要求司法机关必须履行的职责之一。我国宪法不采纳权力互相制约原则，而实行“民主集中制”原则。宪法第三条明文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机构实行民主集中制原则”。然而，对“民主集中制”的定义、内容和范围，宪法未做规定。据笔者所知，在其它法律法规中也找不到有关规定。人们要想弄清楚“民主集中制”的定义，也许只有到《语录》中才能找到。撇开定义不清的问题不谈，就字面解释，所谓民主集中制，一定是有一个高高在上的领导，由他来发扬民主，并由他来最后集中。发扬民主是他的权力，最后集中更是他的权力。人们在这个原则中，绝对找不到任何权力互相制约的踪影。既然我国宪法不采纳权力互相制约的原则，而实行没有权力互相制约内涵的“民主集中制”，因而在我国司法审查行政的权力根据就只有一个可能，即：司法机关是民主集中制的最后集中者。但这又绝对不可能，因为宪法第五十七条明文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最高权力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而不是司法机关。如此，则民主集中制的最终集中者顺理成章，应是全国人大。这样司法审查行政的根据就成了问题：按照“民主集中制”原则，作为国家机构组成部分的行政机关，对下，它要发扬民主，并最后集中，对上，它被发扬民主，也被最后集中，而这个最后集中的机构又绝对不是司法机构，如此，司法机构何来审查行政行为的权力呢？

2、司法审查行政的宪法授权条文根据

即使宪法原则对司法审查行政的权力未提供根据，只要宪法条文明确授权司法机关审查行政行为，则行政诉讼法仍有着充分的宪法基础。关于司法审查行政的授权条款，学者们热衷引征的是宪法中的如下几条：一是宪法第五条，该条明确规定：“一切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行为，必须予以追究”。二是宪法第一百二十三条，该条规定“人民法院是国家的审判机关”。三是宪法第一百二十六条，该条规定“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然而，将上述三条作为司法审查行政的宪法授权条款，无论如何都会显得十分牵强，十分含混也十分不足。就宪法第五条规定来说，人们当然完全有理由主张该条所说的“一切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行为”当然包括行政机关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行政行为，而该条所说的“予以追究”，当然包括司法机关通过行使审判权而进行追究。这样一来，司法审查行政违法行为的权力不就成立了吗？但是，如果按此逻辑推论，则我国宪法所规定的政权组织形式------人民代表大会制及政权组织原则---------民主集中制就有可能被全部推翻。因为“一切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行为”不但包括行政机关的违法行为，而且也包括立法机关即最高权力机关--------人民代表大会可能的违法行为（人民代表大会是人组成的，不是神，因而也有可能犯错），而追究人民代表大会的违法行为，与我们的政体不符，更与我们政权组织原则的民主集中制大相径庭。更有甚者，所谓的“予以追究”，不仅包括司法机关通过行使审判权追究，而且包括行政机关行使行政权追究，检察机关行使检察权追究等等，如此一来，此条规定，不仅可理解为授权司法审查行政，同样也可理解为授权行政干预司法，甚至还可以理解为行政和司法都可以审查立法，干预立法。如此，则与我国的政体和政权组织原则大相径庭，整个宪法秩序都会被打乱。有鉴于此，笔者认为，对司法审查行政的授权，必须由宪法以特殊的条款明确地规定，而不应从原则性的笼统的规定中去推定。尤其在政体和政权组织原则都不支持司法审查行政的情况下，就更应以特殊条款明确授权之。

就宪法第一百二十三条规定来说，该条仅规定人民法院是审判机关，并未对审判的范围和权限做出具体规定。就像从第八十五条关于国务院是最高国家行政机关的规定中不能推出行政机关有权干预司法一样，从第一百二十三条关于人民法院是审判机关的规定中也不可能推论出法院有权审查行政行为的结论。因此，该条不是也不可能是司法审查行政的授权条款。

最后，宪法第一百二十六条关于司法独立的规定也无法成为司法审查行政的授权条款。其理由有二：第一，本条的立法本意是排除其它机构或个人对司法机关行使审判权的干扰；而不是授权司法机关去审查行政机关或其它权力机关的行为。这从本条规定的全文可以明显地看出。该条全文如下：“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因此，本条是排除干扰条款，不应理解为授权司法审查行政的授权条款。第二，“独立行使审判权”与“审判独立”并不是同一个概念。“独立行使审判权”，是对行使审判权的方法的规定，也即人民法院在行使审判权时，不得受任何利益集团的影响，而只能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以，保证做出公正的判决。而“审判独立”则是一个体制上的规定，它意味着审判机构独立于立法机构、行政机构以及其它权力机构之外，作为一个独立的权力机构，既不受其它权力机构影响，又与其它权力机构相互制约。从理论上说，审判独立是独立行使审判权的前提条件。只有审判机构完全独立了，审判机关才有可能完全独立地行使审判权。但在实践中，未独立的审判机构，在一定限度内，还是有可能“独立行使审判权”的。根据第一百二十六条的规定，我国法院应该做到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这是人民法院独立行使审判权的依据，同时也是人民法院独立行使审判权的限制，因为法院据此仅可排除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但却不能拒绝人民代表大会的干涉，因为人民法院是“由人民代表大会产生，对它负责，受它监督”的。人大行使监督权，法院必须接受。这就是人民法院“独立行使审判权”的限制。一个连“独立行使审判权”都受到限制的审判机构，怎么可能拥有对其它权力机构的行为进行司法审查的权力呢？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在我国宪法未明确授权司法审查行政的情况下，我国行政诉讼法规定人民法院受理行政诉讼案件，审查行政行为便缺乏宪法基础。而没有宪法基础的法律既难成立，也难实行。解决这一问题的唯一途径，便是修改宪法，或者变更我国的政权组织形式和政权组织原则，将审判机构完全独立出来，并采纳权力互相制约的政权组织原则，以支持司法审查行政；或者补充宪法条文，明确授权司法机关审查行政行为，并规定行政机关有义务接受司法审查，执行司法判决。从目前情况看来，后一种方法也许更为可行。

三、行政相对人对行政机关的诉权基础

根据民事、行政案件不告不理的诉讼原则，只有在行政相对人将行政机关告到法院时，法院才有可能行使审判权，审查行政行为。为此，行政诉讼法规定了什么样的行政相对人，对什么样的行政机关的什么行政行为（作为和不作为）可以起诉，也即对行政相对人的诉权做出了具体、明确的规定。然而，如此规定的依据是什么？如此规定有无不妥，有无缺失等问题，还是要到宪法中找答案：宪法对行政相对人的诉权有无原则性规定？如有，这个原则性规定是什么？目前行政法学界比较流行的看法是宪法第二章关于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的规定，即是行政相对人诉权的依据。对此，笔者不敢苟同。理由是：第一，宪法第二章虽然对公民的各种基本权利做出了规定，但并没有对公民寻求司法救济的权利做出明确规定。第二，公民并没有包括全部行政相对人，对于那些不是公民的行政相对人宪法第二章不发生效力。兹详述之：

1、基本权利与诉权

国内有些学者将“法治主义”归纳为两个具体的原则，即：“有权利即有救济”和“权利救济必须有效”。撇开这种归纳是否准确不谈，这两个原则却完全可以作为诉权的理论基础。诉权源于对权利的救济，它包括两个内容，其一，当权利被侵犯，或权利的实现被阻碍时，有诉诸司法救济的权利；其二，当接受司法救济时，有受到公正审理的权利。这两个内容，一个是“有权利即有救济”的原则体现，另一个则是“权利救济必须有效”的原则的体现。诉权虽然是一种权利，但却与一般的权利有所不同。它是救济权利的权利。它以权利为基础，将权利作为救济对象，是对权利寻求救济的权利。如此说来，宪法规定了基本权利，并不等于就规定了诉权。而没有诉权的规定，宪法规定的基本权利就得不到切实的保障，就有可能流于毫无意义的空规定。有鉴于此，目前世界上越来越多的国家，都在宪法中对诉权做出规定。我国宪法用第二章整章的篇幅对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做出规定，但对诉权，却未做出明确规定。宪法第四十一条列举了“申诉”、“控告”和“检举”的权利。唯独没有规定“起诉”的权利。第四十一条三款规定：“受到损失的人，有依照法律规定取得赔偿的权利”，但却没有规定为：“有诉诸法律程序，要求赔偿的权利”。规定有权取得赔偿，与规定诉诸法律程序要求赔偿，其结果完全不同。仅规定有权取得赔偿，而未规定取得赔偿的途径和方法，则该权利既无保障，也难实现。而规定诉诸法律程序，要求赔偿，就不但规定了取得赔偿的实体权利，而且规定了实现权利的救济权利和救济方法，这样的权利才是有保障，可实现的权利。

即使第四十一条三款可扩大解释为包括诉权的实体权利，该诉权的范围也是十分狭窄的，不足以成为行政诉讼法的诉权基础。该款权限于公民权利受侵犯并受到损失的人取得赔偿的权利。而对公民行使权利时被限制、被阻碍，乃至公益权被侵犯时的诉权，以及其它权利受挫时的诉权并不能以该款为依据，因此，为使行政诉讼法的诉权规定有充分的宪法基础，有必要在宪法的公民基本权利中增加诉权的规定。

2、公民与行政相对人

无疑，公民有可能成为行政相对人，但行政相对人并不仅限于公民。除公民外，各种企业事业单位，各个社会团体乃至各种政党组织甚至国家机关，武装力量等等都可能成为行政相对人。因此，即使在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中明确规定了公民的诉权，仍不足以涵盖行政诉讼法中有关行政相对人诉权规定的全部宪法基础。因为公民的权利并不当然就是各种社会组织的权利，各社会组织也不当然就享有公民的权利。在这方面，我国宪法有着明显的缺陷。细读宪法，人们会发现有关公民基本权利的规定有17条，而保护社会组织的权利的规定却仅仅有4条，即：第八条三款有关国家保护城乡集体组织的合法权利和利益的规定；第十六条有关国营企业自主经营权的规定；第十七条有关集体经济组织经营活动独立自主权的规定以及第十八条有关保护外资企业合法权益的规定等。这些规定仅涉及部分社会组织，如集体组织、国营企业和外资企业等，并且有些还仅涉及部分权利，如经营自主权、独立经营权等。而对广大的其它社会组织，如党派、社团、事业单位等等，却连一条权利的规定都没有。更别说授予诉权了。笔者不理解，宪法对社会组织，为什么不能像对公民那样规定：“任何合法的社会组织享有宪法和法律规定的权利，同时必须履行宪法和法律规定的义务。”？只有规定了权利，才产生权利救济的必要，才能进一步规定寻求救济的权利的可能。要使除公民以外的其它行政相对人拥有充分有效的诉权，有必要在宪法中明确规定社会组织所享有的权利（包括寻求救济的权利），哪怕仅是原则性的笼统性的规定，也比没有强。

宪法诉讼范文篇7

[关键词]宪法；基本权利；宪法诉讼

我国宪法的司法化和建立保障公民基本权利的宪法诉讼制度，已成为我国宪法理论研究与宪政实践关注的一个热点问题。完善我国的人权保障制度，需要完善各项具体立法和制度，而建立我国的宪法诉讼制度、确立宪法的公民基本权利条款在司法中的直接效力，也是关系我国公民基本权利保障制度完善的重大举措。

一、宪法诉讼是公民基本权利的最终性的救济途径

宪法诉讼可以在多种意义上使用，一是在与违宪审查同一意义上使用，二是专指作为违宪审查制度的一种具体形式的，解决违宪争议的诉讼形态。[1]本文是在更宽泛的意义上使用宪法诉讼概念，即通过诉讼程序来解决涉及宪法的争议的审判活动。宪法诉讼可以是一种独立的诉讼活动，由专门机关按照宪法诉讼专门程序进行的活动，如宪法法院体制下的宪法诉讼；也可以是与其他的具体法律诉讼并无严格程序区分的诉讼活动，如普通法院司法审查制下的宪法诉讼。笔者认为，宪法诉讼的本质特征就在于承认宪法条款的在司法中的直接效力，通过司法诉讼的途径解决宪法争议。而保障公民基本权利是宪法诉讼中最主要的内容。

确认和保障公民的基本权利是宪法的基本精神之一。宪法所确认的公民基本权利，需要通过普通法律加以具体化，并且通过普通法律的实施得以实现。然而，普通法律并不能完全替代宪法本身对权利的保障作用。“没有救济就没有权利。”宪法诉讼是宪法上的权利救济制度。公民的基本权利受到侵犯时，在通过其他诉讼手段不能得到维护或者没有其他的途径可以得到有效补救时，应当有权提起宪法诉讼，从而使受损害的权利得以恢复。“一种无法诉诸法律保护的权利，实际上根本就不是什么法律权利。”[2]宪法是现代国家法律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宪法确认的公民基本权利也是公民在法律上的权利，公民的宪法基本权利被侵犯时，如果因为没有相应的具体法律规定不能通过诉讼得到保障，也不能直接依据宪法提起诉讼，那么宪法基本权利的存在也就失去其独立的意义。

在现代法治社会的权利救济体系中，诉讼救济是最主要、也是最有效的救济方法，而宪法诉讼则是保障公民基本权利的最终性的救济途径。诉讼所具有的客观性、中立性、公正性、正当性和高度的程序性等特性，使得宪法基本权利的争议可以得到公正的解决，被侵犯的权利能够得到有效、及时的恢复。我国已经建立起相对完整的刑事诉讼、民事诉讼和行政诉讼三大诉讼制度。但由于立法相对于社会发展的滞后性以及成文法具有的不可避免的局限性，必然发生一些无法通过这三大诉讼制度来解决的权利争议案件。由于宪法不能进入司法，缺乏相应的宪法诉讼制度，也就使得这一部分权利的争议不能得到有效的解决。这种状态的存在不仅极大地损害了宪法的权威和尊严，而且其本身也是违反宪法的。1998年发生在上海的女大学生钱某诉屈臣氏超市搜身案和1999年北京的王春立等诉民族饭店侵犯选举权案等，也在一定程度上印证了我国宪法进入诉讼的必要性。

建立宪法诉讼制度也是完善我国人权保障机制的一项重要内容。在我国政府签署加入联合国的两个人权公约以后，如何进一步完善我国的人权保障制度，并为最终批准这两个公约创造条件，已成为众目所注。完善我国的人权保障机制，既有一个完善各项人权保障的具体立法的问题，而宪法进入司法，建立保障公民基本权利的宪法诉讼制度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随着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深化，公民的法律意识和权利意识已经大为提高。在权利被侵犯时，人们更多地、经常地诉诸法律，希望通过诉讼来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而现行司法体制和诉讼制度的弊端与局限也已得到了充分的表露，权利保障的法律制度实际上已经落后于社会发展的需要，亟须进行改革。

二、宪法公民基本权利条款的直接效力

建立我国公民基本权利的宪法诉讼制度，在理论上首先涉及对宪法基本权利条款在诉讼中的直接效力的认定。承认宪法公民基本权利的直接效力，实行公民基本权利的宪法诉讼，已成为世界性的宪政惯例，不仅在发达国家被普遍认可，也为许多第三世界国家群起效法。

在英美法系，宪法基本权利从来就有直接效力。在英国，没有宪法典，但法院可以直接适用宪法性法律。基本权利大多表现为宪法判例。宪法判例本身就是司法判决的产物，并作为先例拘束司法。美国普通法院违宪审查制度的确立，则是直接将宪法典作为可由法院来适用的法律。

在大陆法系国家，宪法直接效力的确定晚于英美法系。但在二战以后，也都逐步承认宪法也是法律，确立了宪法具有直接的司法效力的体制。德国基本法第1条第3款明文规定：“下列基本权利作为可以直接实施的法律，使立法、行政和司法机构承担义务？”；在学术界，基本权利可拘束行政机关一切行为的观点已成为通说。葡萄牙1982年宪法第18条第1款规定：“关于权利、自由与保障的宪法规定，得直接适用。”欧共体成员国的宪法基本权利，实际上受到双重司法保障。成员国公民的基本权利受到损害甚至可诉诸欧洲人权法院。

在我国宪法理论上，一直存在着宪法效力的直接性与间接性的分歧。传统的观念认为：宪法的效力是间接的而不具有直接的法律效力，宪法的规范具有原则性，且无制裁性规定，宪法只能通过具体立法实现，不能直接适用。宪法条文也不能在处理具体案件中直接引用。[3]据此，宪法的基本权利也只能通过具体立法才能实现，不具有直接的法律效力。上述观念，在我国司法实践中是根深蒂固的，从而导致了我国宪法长期以来被排除在司法领域之外。

笔者认为，宪法基本权利条款在其最终实现方式上可以有直接和间接的区分。然而从宪法规范的法律效力上来说，从它对行为的约束力上说，不仅是最高的、而且也是直接的，宪法规范对一切国家机关、社会组织和公民的行为应具有直接的法律效力。司法机关在审理具体的刑事、民事和行政等案件的过程中，绝大多数情况下并不直接引用宪法的条文。但这只是说明在具体立法相对完善的条件下，司法机关没有必要或不需要再援引宪法的条文。没有必要或不需要，并不是说不能引用。宪法规范的原则性和概括性正是宪法作为公民权利的保障书而发挥作用的基础，也是宪法应当进入司法、建立公民基本权利的宪法诉讼制度的重要条件，甚至可以说是宪法诉讼的基本特征。宪法规定公民基本权利的意义不只是对基本权利的确认和宣告，还在于它是各项具体的人权立法的基本精神所在，是一个国家的公民权利保障制度的基础和依据。宪法对公民权利的原则规定为司法机关具体适用法律、保障公民权利提供了基本的依据和指导；同时通过它的原则性可以弥补普通法律的缺漏，避免出现法律保护的真空。在我国近年来发生的一些诉讼案件中，也已涉及到宪法的原则规定在司法中的适用问题。

宪法规范的原则性与普通法律的具体性是相辅相成的。宪法关于基本权利的规定需要普通法律加以具体化；而普通法律对公民权利的保障应当以宪法为指导，必须符合宪法的精神；在依据普通法律不能解决公民基本权利的保障时，应当引入宪法或者进行宪法诉讼。而这一切必须建立在承认宪法的直接效力和司法适用的基础上。确立基本权利的直接效力，对保障公民基本权利的实现具有重要意义。

三、公民基本权利宪法诉讼的适用范围

保障公民权利的宪法诉讼，已经成为当代宪法发展的共同趋势。然而在宪法诉讼的适用范围上仍然存在着不同的理解和做法。这与对宪法基本权利条款的约束对象和效力范围的传统观念紧密相关。

在西方传统宪法理论中，宪法基本权利的规定，是为了保障人民免遭国家权力（公权力）滥用的侵害，是公民对抗国家侵犯的一种“防卫权”，而不是为了防止私人的侵犯。宪法对权利的保障通常只是约束国家和国家机关，私人行为只受法律约束而非宪法的约束。因此宪法诉讼只限于对国家机关，特别是立法机关的立法行为和行政机关的行政行为，而非针对个体公民，并不适用于民事领域。如日本学者宫泽俊义认为：“基本人权本来在国家关系上是保障一般国民的权利的”，私人相互之间的关系“原则上属于私人自治的领域”。[4]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结构的变迁，大量的个人所有的工商企业等法人组织、学校、社会团体等社会组织的产生，就使得这些组织，尤其是一些在社会上拥有“优势地位”的组织及个人，有可能凭借其“压倒的实力”地位，侵犯其他居于“实力劣势”地位的个人的基本权利。从而在西方国家中引起了人们对国家权力应否介入私人领域，宪法的基本权利条款对私人之间关系的效力的关注。而在一些国家的司法实践中也出现了司法机关受理传统的私法领域中侵犯公民宪法基本权利的案例。在美国，基于宪法基本权利条款一般只是针对政府侵犯，而非私人侵犯，私人行为一般只受法律约束的传统观念，宪法诉讼也主要针对政府机构而非个体公民。但是，带有“国家行为”的私人行为，即私人的所作所为以某种方式和政府相联系，则被认为是一种“例外”。[5]

在德国，学者们提出了宪法基本权利“对第三者效力理论”，即宪法基本权利对国家与人民关系外的第三者，亦即私人与私人间的效力。如H……C.Nipperdey提出，基本权利是“最高层的规范”，如不能直接在私人间被适用，则宪法的基本权利之条文，将沦为仅“绝对的宣示性质”罢了；主张宪法基本权利在私人的法律关系中有“直接效力”，法官可以“直接引用基本权利”的规定，审理民事案件。G？Müller也认为，基本权利乃“首要之规范”，应该在法律的所有领域内获得实现；所谓“市民国家”的时代已过去，宪法所确立“社会国家”原则，要求基本权利能有“对第三者”的效力。也有一些学者对此持否定态度，认为将宪法基本权利的规定，“移植”到私人的法律体系，是侵犯了“私法自治”以及“契约自由”等私法体系的“基本价值”。[6]

1957年，德国联邦劳工法院裁判著名的“单身条款案”，法院认定以契约规定“维持单？quot；的条款，违反基本法保障的”婚姻及家庭“制度（第6条第1项）、”人类尊严“（第1条第1项）、以及”人格发展权“（第2条）等，此类契约应为无效。强调民事法是受到宪法所预期的”基本价值体系“所拘束，故民事法不能被视为宪法外之物。在日本也出现了法院依据宪法基本权利条款裁决私人间争讼的先例。如在三菱树脂案件中，三菱树脂公司以申请雇佣人员在大学参加过政治活动为理由拒绝雇佣，该申请雇佣人员向法院控诉三菱公司的歧视行为，法院经审理宣告公司的行为违宪无效。

而从我国的宪法传统观念和现实的宪法规定来看，宪法规范不只是调整国家权力的运行以及国家机关与国家机关、国家机关与公民的关系，而且调整公民与公民之间的关系；不仅涉及公权力，而且也涉及私权力的领域。宪法关于公民基本权利的规定对其所涉及的各类社会关系都是直接有效的，宪法诉讼在其范围上，不仅包括国家机关的侵权行为，也应当包括社会团体、经济组织、事业单位、基层自治组织等社会组织侵犯公民宪法基本权利的行为在内。主要理由如下：

第一，在我国宪法理论宪政实践中，并不存在强调基本权利是针对国家权力的“防卫权”的观念。我国宪法规定的公民基本权利相对于由国家机关具体行使的权力，是一种制约，然而国家机关不仅不能随意侵犯公民的权利，同时还负有保障公民权利实现的义务。社会主义国家的性质决定了人民是国家的主人，国家是人民的国家，代表和保障人民的意志和利益；国家利益与集体利益、公民个人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不存在人民（公民）与国家权力的对抗，当然谈不上“防卫”。如果说有对抗，那是针对敌对势力和敌对分子。

第二，从我国宪法的具体规定看，公民基本权利的条款不只是对国家和国家机关行使公权力有效；而且对公民、社会组织的行为也具有约束力。例如，宪法第36条规定：“任何国家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不得强制公民信仰宗教或者不信仰宗教，不得歧视信仰宗教的公民和不信仰宗教的公民？”；第40条规定：“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以任何理由侵犯公民的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第44条规定：“退休人员的生活受国家和社会的保障。”第45条规定：“公民在年老、疾病或者丧失劳动能力的情况下有从国家和社会获得物质帮助的权利。”第48条规定：“妇女在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社会的和家庭的生活等方面享有同男子平等的权利。”等等。宪法的上述规定表明了公民基本权利不仅是针对国家机关的，而且也是针对“社会”、“社会团体”、“组织”和“个人”的。国家机关以外的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其他社会组织和个人的行为也都受宪法的基本权利条款的直接约束。

第三，在现实生活中，侵犯公民基本权利的行为不只是来自国家机关，经济组织、基层自治组织、学校等社会组织，甚至某些个人，侵犯公民基本权利的事件也时有发生。社会组织侵犯公民基本权利的行为，大体上可分为两类：一类是社会组织凭借其相对于公民个人的“实力地位”，如经济组织对其所聘用人员，学校对其员工、学生，村民委员会对村民等，实施的侵权行为；另一类是在我国的具体情况下，社会组织还承担了一部分的社会管理职能，如选举的组织、离退休人员的退休金发放、人事档案的管理等等，凭借其实施管理的权力，侵犯被管理对象的基本权利。

在大多数情况下社会组织和个人违反宪法、侵犯公民基本权利的行为，主要是受普通法律的约束，承担民事的、行政的和刑事的法律责任，但这并不能排除必要时的宪法适用。在普通法律尚不完备、存在某种局限，或者通过民事、行政或刑事的诉讼不能有效地保障公民基本权利的情况下，完全有必要引入宪法，通过宪法诉讼使得公民被侵犯的权益得到恢复。

在我国进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过程中，我们需要完善民商立法，建立和健全适应市场经济建设需要的法律体系。但是民事活动也不能违反宪法、侵犯公民的基本权利。有学者认为，从长远目标看，应当是所有的宪法权利都具有直接效力，但根据我国的特殊国情，则主张采用“先公后私、先易后难、逐步扩展”的原则。笔者认为，在我国的宪法传统中并不存在基本权利只是针对国家权力的“防卫权”的观念，宪法关于基本权利的规定也不是约束国家机关的行为，在宪法诉讼制度的建立上应当不存在“先公后私、先难后易”的问题。从某种意义上说，在民事领域的宪法诉讼要“易”于公权力的领域。

四、建立我国宪法诉讼制度所面临的障碍

宪法诉讼在我国是一个全新的问题，由于长期以来形成的宪法不能进入司法的习惯的影响，实践中也缺乏与宪法诉讼相关的个案，要建立适应我国国情的宪法诉讼制度，还存在着诸多的障碍。第一，宪法本身的规范性程度不高，弱化了宪法的司法适用性。一方面，某些宪法基本权利规范本身的原则性和概括性的程度并不高，难以适应社会的发展对权利保障的需要。例如，对公民财产权的规定，只限于保护公民的合法财产所有权，未能包含债权、知识产权和具有财产性质的公物使用权等权利。在关于公民人格尊严不受侵犯的条款中，规定了“禁止用任何方法对公民进行侮辱、诽谤和诬告陷害”，然而“禁止”的三种行为并不能涵盖侵害人格尊严的全部行为，难以避免在权利保障上出现遗漏。另一方面，我国现行宪法缺乏保障基本权利的概括性条款（诸如德国宪法“人的尊严不受侵犯，尊重和保护它是国家的义务”；美国宪法中的“正当法律程序”之类的概括性条款），也不利于宪法诉讼作用的发挥。应当适时修改宪法，完善其规范化的程度。

第二，现行的诉讼制度的局限，也不利于宪法诉讼的有效运行。需要通过宪法诉讼来纠正的对公民基本权利的侵害，大多与国家机关，尤其是行政机关的行政管理活动有关。在现实生活中，行政机关尤其是基层行政机关违法侵犯公民基本权利的行为，有不少是以具有普遍约束力的决定和命令等行政规范性文件形式表现出来的。而按照我国现行的诉讼制度，法院不具有对行政规范性文件的审查权。建立我国的宪法诉讼制度，有必要赋予人民法院对行政机关的行政规范性文件的审查权。行政机关的行政行为违反宪法、侵犯公民基本权利的，法院应有权裁定其无效。第三，宪法制裁方式在具体运用上的局限。从我国宪法的规定看，宪法的制裁方式主要是撤销和罢免两种。法律、法规和其他规范性文件的被撤销，也即宣布其无效。而罢免则是对违法、失职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制裁，它只能由法定的机关和单位行使。撤销和罢免的宪法制裁形式，并不能简单适用于宪法诉讼。在法院不拥有违宪审查权的体制下，撤销权的运用范围又受到很大的限制。在我国现行体制下，在宪法诉讼中适用的制裁形式可以分为两类：一是确认行为的违宪，因而不能产生法律效力。在这类情况下，往往只要确认行为违宪而无效，公民被侵犯的权利即可得到恢复。主要适用于国家机关、社会组织等作出的侵犯公民宪法基本权利的决定、命令。二是确认基本权利受侵犯的状态，从而判定行为人承担相应的具体法律责任。在某些情况下，发生的宪法争议并不涉及行为是否有效，或者说确认行为是否有效并不能使公民被侵犯的权益得到恢复和补救，需要同时采取其他相应的权利救济手段。例如，发生在北京的民族饭店侵犯选民选举权案，确认被告的行为是否无效，并不能使原告的被侵犯的权利得以恢复。

第四，司法人员观念上和素质上的障碍。由于长期以来我国宪法不在司法审判中适用，缺乏相应的宪法判例，在司法人员中形成了宪法不能作为法院审理案件依据的观念，这种观念是根深蒂固的。建立宪法基本权利的宪法诉讼制度，要求司法人员有较高的法律素质。建立我国的宪法诉讼制度，可以采取逐步、渐进的方式。可以在实践中选择较为典型的涉及宪法基本权利的案件，通过审判活动形成司法的判例，在最高法院公报中公布，以探索宪法诉讼的经验。在适当的时候通过相应的立法或司法解释确立我国的宪法诉讼制度。

注释：

［1］在钱某诉屈臣氏公司一案中，两级法院均认定侵权行为成立，但在对侵权行为的性质判定和法律的适用上并不相同。虹口区人民法院一审按照侵犯公民的人身权和名誉权来判案，而上海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则认为公民的人格尊严受法律保护，屈臣氏公司的行为违反了《宪法》第38条和《民法通则》第101条的规定，侵犯了钱某的人格权。在法律界引发了能否引用宪法来判案的争议。在王春立等16人诉民族饭店一案中，原告以民族饭店的行为侵犯选举权为由，要求其承担法律责任并赔偿经济损失200万元。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一审以原告的诉讼请求不属于法院的受案范围，裁定“不予受理”。王春立等人不服提起上诉，北京市第一中级法院二审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该案的审理结果表露了，由于宪法不被法院作为审理案件的法律依据，致使公民宪法基本权利的纠纷不能得到合法的解决，因此也失去了法律的有效保障。有关内容可参见：王振民《我国宪法可否进入诉讼》，《法商研究》1999年第5期，第32-33页；史卫民、雷兢璇著《直接选举：制度与过程》，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11月版，第387页。

［2］据《参考消息》1998年10月7日报道：在我国政府代表签字加入联合国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后，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玛丽？鲁滨逊表示欢迎，并呼吁我国“采取额外措施，在批准公约之前就采用公约规定的准则”。

［3］四川省眉山县人民法院在受理刘明诉铁道部第二十工程局二处第八工程公司、罗友敏工伤赔偿一案中，认定被告第八工程公司与被告罗友敏签订的承包合同中约定“施工中发生伤、亡、残事故，由罗友敏负责”，把只有企业才有能力承担的安全风险，推给能力有限的自然人承担，损害了劳动者的合法权益，违反了《宪法》第42条第2款关于国家“加强劳动保护”的规定和《劳动法》的有关规定，依照《民法通则》第58条第1款的规定，该约定应当属于无效条款，不受法律保护，第八公司对原告刘明的工伤事故，依法应当承担连带责任。该案体现了宪法的原则规定在民事赔偿案件中的具体应用。参见《最高人民法院公报》1999年第5期，第172-173页。

［4］关于宪法的直接适用和间接适用，可参见拙文《论宪法的适用性》，载《法学家》1996年第3期，第23-24页。

［5］关于德国的“单身条款”案和日本的三菱树脂公司案件，可参见陈新民著的《宪法基本权利之基本理论》下册，元照出版公司1999年6月版，第82页；张庆福主编的《宪法学基本理论》（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第892页。

［6］有关主张可参见周永坤著的《论宪法基本权利的直接效力》一文，载《中国法学》1997年第1期，第27页。

［7］如各级人大罢免由其产生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选民或选举单位罢免由其产生的人民代表。

[参考文献]

[1]韩大元，刘志刚。试论宪法诉讼的概念及其基本特征[J].法学评论，1998，（3）：26-30。

[2]程燎原，王人博。赢得神圣-权利及其救济通论[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3.349。

[3]徐秀义。宪法学与政权建设理论综述[M].北京：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1990.47。

[4]宫泽俊义。日本国宪法精解：中译本[M].北京：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1990.162-185。

宪法诉讼范文篇8

这是勿庸置疑的。然而，新宪法实施八周年以来，违宪事件绝非罕见。

宪法的保障机制不仅要有一系列社会的、组织的和法律的设施来维护

宪法的最高性和根本大法的地位，更重要和更实在的是要建立追究违

宪责任的机构和程序，也就是要通过宪法诉讼制度来保障宪法的实施。

本文试图构筑中国的宪法诉讼制度的大体框架。

一、违宪事实的界定

违宪事实可分为违宪行为和违宪规范两类。

根据宪法的有关规定，违宪行为可概括为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

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组织和公民违反宪法条文和宪

法原则，按照宪法诉讼程序应当追究违宪法律责任的行为。

违宪规范是指违反宪法条文和宪法原则的法律规范和其他具有普

遍约束力的规范性文件，按照宪法诉讼程序应当判决为无效的规范。

本文所说的违宪事实指的是狭义的违宪。（1）违宪行为有不少

同时违反了有关法律、法规，对此应具体分析。首先，既违反宪法又

违反有关部门法的，可以通过宪法诉讼程序以外的其它法律程序加以

解决的，则依法由有关机关负责追究和处理，不作为违宪事实对待。

如，非法侵入公民住宅，既违反了宪法第39条，又违反了治安管理处

罚条例第22条第（2）项或者刑法第144条，其违法行为引起的不是宪

法诉讼程序，而是行政程序或者刑事诉讼程序，由有关追究行政责任

或者刑事责任。其次，既违反宪法又违反有关部门法，但又没有有效

的法律程序加以解决的，则可通过宪法诉讼程序加以解决。如公安机

关在行使侦查权时非法搜查公民住宅，若执法人员不构成犯罪的话，

就很难追究公安机关的法律责任了，因为公安机关行使侦查权的行为

是司法行为而不是行使行政权的具体行政行为，不能引起行政诉讼程

序，对此，只能通过宪法诉讼予以解决。又如中国法制报1987年7月7

日报导，呼和浩特市人大常委会违反宪法免去该市检察长的职务，这

一违宪行为同时也违反了检察院组织以法第23条的规定，对此都无法

通过刑事、行政、民事诉讼程序予以解决，只得通过宪法诉讼程序予

以解决。（2）违宪规范必须是在一定范围内已经发生效力的规范性

文件（包括企业的规章制度等），否则不属于能够引起宪法诉讼的违

宪事实。如，宪法第116条规定：“自治区的自治条例，报全国人民

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后生效。”这是违宪的事前审查，即便条例

有违宪，也不能作为引起宪法诉讼的违宪事实，而由全国人大常委会

直接纠正或不予批准。此外，有些生效的规范性文件，法律规定由违

宪审查机构以外的机关直接处理的，也不能作为引起宪法诉讼的违宪

事实。如，宪法第90条规定：“各部、各委员会根据法律和国务院的

行政法规、决定、命令，在本部门的权限内，命令、指示和规章

。”如果规章违反法律、法规，则由国务院根据宪法第89条规定的权

限，予以改变或者撤销。

综上所述，违宪事实是指那些已经成就了的，并只能通过宪法诉

讼予以处理的违宪行为和违宪规范。

二、违宪案件的主管

违宪案件的主管包括两个基本问题：一是由什么机构来受理违宪

案件；二是某一违宪案件由哪一个机构受理。前者是违宪审查机构的

设置问题，后者是违宪审查机构对案件的管辖问题。

（一）违宪审查机构的设置

1、外国模式和我国学者的建议。世界各国的违宪审查机构，基

本上可以分为三种（也有的分为四种，即把法国宪法委员会单列为一

种），一种是议会或权力机关，例如英国、瑞士、苏联等；一种是专

门机关，例如西德、奥地利、南斯拉夫等国的宪法法院、法国的宪法

委员会，意大利的宪法法庭；一种是普通司法机关，例如美国和日本

等。据统计，现在世界上有70多个国家实行司法审查制，近40个国家

实行专门机关审查制而立法机关审查制则为数不多，且大多属议会至

上或权力机关至上的国家。专门机关违宪审查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

后，发展非常迅速。目前，这种状况已经成为一种世界性共同趋势。

我国学者曾建议：全国人大设立宪法法律委员会（中央宪法诉讼

机关）和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代表大会设立宪法法律委员会（

地方宪法诉讼机关），专门处理宪法诉讼案件。

2、笔者建议。必须指出：宪法诉讼不是宪法监督与保障的全部

内容，相反，宪法的监督和保障不仅是一个法律问题而且还是一个重

要的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这是由宪法的性质和内容所决定的。相应

的，违宪审查机构与宪法的实施和保障机构，也可以不是同一的组织

机休，重要的是要立足本国国情。

根据我国的政体，尤其是现行的法律制度，结合世界发展趋势，

笔者认为，通过修改宪法规定和全国人大依法授权，我国违宪审查机

构的设置，可以采取“两轨多级制”，即权力机关审查制和司法机关

审查制，并逐步过渡到专门机关审查制。具体地说，就是在全国人大

和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大设立违宪审查机构受理宪法诉讼案件，

同时中级以上的人民法院也受理部份宪法诉讼案件。其理由是：（1）

我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实行合一原则，人民代表大会是国家的权力

机关，在国家机构体系中处于主导地位，其它国家机关都是由它组织，

向它负责，执行它所制定的法律。因此，在人民代表大会内设立相对

独立的违宪审查机构，可与现有的宪政体制相一致。（2）由于权力

机关现有职能繁多，事务庞杂，人力有限，难以承受大量的宪法诉讼

案件。而人民法院作为向人大负责的国家审判机关，在机关性质、人

力业务素质等方面，都有与宪法诉讼相适应的基础。（3）随着政治

体制改革的进一步完善，各方面的关系进一步理顺以及经验的积累，

可考虑由两轨审查逐步过渡到专门机关审查制。

（二）违宪案件的管辖

违宪案件可根据其性质来确定管辖。违宪行为中侵犯公民基本权

利（宪法第2章）的违宪案件，由法院管辖；除此之外的违宪行为和

违宪规范的违宪案件，均由人大违宪审查机构管辖。

法院管辖的违宪案件中，根据原告就被告的原则，由被告所在地

的中级人民法院受理一般的一审违宪案件，高级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

法院受理本辖区内重大复杂的违宪案件。事实上，大量的违宪案件是

侵犯公民基本权利的违宪行为，由法院来承担，可减轻权力机关的负

担，减少许多繁琐事务，便于权力机关集中精力去处理那些政治性强

的、带有全局性的、影响重大的违宪案件。

人大违宪审查机构管辖的违宪案件中，只涉及各省、自治区、直

辖市以内的违宪行为，由省人大违宪审查机构管辖；全国性的违宪行

为，则由全国人大违宪审查机构管辖。违宪规范的案件，则应由宪法

所规定的权限具体分工：全国人大违宪审查机构管辖：（1）全国人

大常委会不适当的决定；（2）国务院与宪法规定有抵触的行政法规、

决定和命令；（3）违反宪法、法律和行政法规的省级人大制定的地

方性法规；（4）国务院对下级行政机关的不适当的命令、指示、决

定和规章不予改变或撤销的不作为违宪行为。省级人大违宪审查机构

管辖：（1）同级和下级人大常委会不适当的决定；（2）同级和下级

人民政府不适当的决定、命令和规章；（3）下级人民代表大会不适

当的决议；（4）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对所属工作部门和下级

人民政府不适当的决定、命令不予改变或撤销不作为违宪行为。

违宪案件仍实行两审终审制和合议制。为了保证人民法院正确行

使违宪审判权，切实实现人大对法院的监督，保障宪法的统一实施，

法院受理的违宪案件，由相应的人大违宪审查机构统一立案后，再移

送法院审理。法院在判决前，必须将处理意见报送相应的人大违宪审

查机构复核，经审查不同意的发回重审，同意的则发出“判决令”，

再由法院宣判。

人大违宪审查机构有权审理同级或下级违宪审查机构和法院管辖

的违宪案件，上级法院有权审理下级法院管辖的违宪案件。

三、宪法诉讼的当事人资格

宪法第5条规定：“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

团体、各企业事业组织都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一切违反宪法和法律

的行为，必须予以追究。”“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

法律的特权。”彭真同志在六届人大第一次会议闭幕式上说：“凡是

藐视宪法和法律，不管是什么机关，不管是什么干部都要严肃地批评

和纠正，直至给以必要的法律制裁。”据此，宪法诉讼的原告和被告

可以是一切组织和公民，这样限定是符合我国宪法规定的精神和内容

的。

对违宪规范提起讼的，由制定规范的组织当被告这是比较容易判

断的。而有些违宪行为，究竟是组织的行为，还是个人的行为，是比

较难判断的，这给原、被告的主体资格的确定带来困难。例如，河南

长葛县委个别领导人非法撤换该县法院院长，对此是长葛县委的违宪

行为，还是县委个别领导人的违宪行为？另一方面，违宪行为的被侵

权人是县法院还是该院长？笔者的意见是，前者应认定为县委和个别

领导人共同的违宪行为，因为个别领导人如果不在县委里担任某显要

职务，那么这一违宪行为就无从发生。但从另一方面来说，个别领导

人的违宪行为，并不能代表县委的违宪行为（如果有以县委的名义发

文，则另当别论），如果只以县委作为被告，就有使真正的违宪主体

沾了便宜，也容易使公众产生领导可以免责的错觉。为了使宪法产生

应有的社会效果，可以通过宪法诉讼法来规定，这种情况由县委和个

别领导作为共同被告（形式意义上的被告和实质意义上的被告），使

违宪法律责任直接落实在真正的违宪主体上，从而产生强烈的社会效

果。后者只能以该院长作为原告，因为违宪行为所指的对象不是县法

院，该院长才是直接被侵权人；如果原告是县法院的话，就难以防止

新任“院长”压制起诉的情况发生。公民作为宪法诉讼的被告比较罕

见，因为公民个人不享有某种社会公权力，不具有利用职权实施违宪

行为的特征，同时公民的违宪行为大多也是其他违法行为，如公民剥

夺子女受教育的权利，由无需通过宪法诉讼予以解决，可适用义务教

育法予以调整。但公民成为违宪主体必须通过宪法诉讼予以解决的情

况还是可能存在的，如父母强行干预子女的宗教信仰自由、通信自由

和通信秘密等。

因违宪行为而提起的宪法诉讼，确定原告以违宪行为的直接侵权

人为原则。因违宪规范而提起的宪法诉讼，建议由国家的法律监督机

关──检察院提起公诉，因为规范性文件具有普遍的约束力，具体的

被侵权人难以确定，这样就可能使违宪规范得不到及时纠正，甚至会

出现无人起诉的情况。当然，违宪行为源于违宪规范的，并且二者都

成为诉讼标的时则不必由检察院另外提起公诉。

宪法诉讼可以有第三人，但只局限于因违宪行为而提起的诉讼，

并且第三人是与被诉的违宪行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组织或者公民。如

上例中的县法院。

四、违宪法律责任

使违宪者承担相应的违宪法律责任，是宪法诉讼的必然法律后果，

否则，诉讼就没有意义。设定违宪法律责任应掌握既对违宪者起到惩

戒作用，又是对公众教育的原则，达到提高全社会的宪法意识和防止

或减少违宪事实发生的目的。

对违宪规范除了判决无效外，难以使制定组织承担制裁性的法律

责任。但对于全社会具有普遍约束力的规范被判决为违宪时，可责令

判定组织公开登报判决结果。由于违宪规范所造成的损害难于计算，

并且受害人也不易确定，因而可不考虑赔偿损失的问题。

对于违宪行为除了判决其违宪（无效）之外，还可设定如下违宪

法律责任：（1）警告，适用轻微违宪者；（2）责令停止侵权；（3）

责令赔礼道歉、消除影响，适用精神损害；（4）罚款；（5）拘留，

适用侵犯公民人身自由权利者；（6）剥夺政治权力；（7）罢免，只

能由人大违宪审查机构作出，并且是对那些由同级或下级人大任命其

职务的人；（8）法律建议书，适用由人大任免以外的人；（9）赔偿

损失，原则上只适用公民的基本权利受侵犯并造成了实际损害为限，

对自负盈亏的组织受损害可考虑适当赔偿，但从严掌握；对其他组织

宪法诉讼范文篇9

关键词：宪法刑事诉讼法关系体现

一、宪法与刑事诉讼法的关系概论

要研究宪法价值在刑事诉讼法中的体现和承载，就必须研究宪法与刑事诉讼法二者之间的关系。在传统法学理论看来，宪法与刑事诉讼法的关系是“母法”与“子法”的关系。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一个国家的其他法律都必须以该国的宪法为根据，不得与宪法相抵触，刑事诉讼法自然也不例外。

但是，随着理论的发展，人们开始在更深层次上认识宪法与刑事诉讼法二者之间的关系。刑事诉讼法具有惩罚犯罪和保障人权的双重功能，在具体实现过程中，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却常常处于冲突状态。惩罚犯罪带有强烈的国家强制的色彩，而相对于强大的国家刑事司法机关，弱小的犯罪嫌疑人的权利更容易受到国家权力不当侵害的威胁。此时，宪法的价值就得以彰显。宪法确认了公民的基本权利，以最高法的形式设置了在刑事诉讼中国家可以限制公民个人权利的底限，从而约束有关刑事诉讼的立法、执法和司法。只有在这样的认识基础上，人们才可能对宪法与刑事诉讼法二者之间的关系以及宪法价值在刑事诉讼法中的体现和承载有深入的认识。

二、宪法价值在刑事诉讼法中的体现和承载：域外经验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要了解宪法价值在刑事诉讼法中的体现和承载，不妨先从西方的宪政和刑事诉讼法的发展经验来进行考察。

从西方宪政国家的普遍经验来看，宪政的精髓在于限制国家和政府的权力，保障个人的基本人权。它以宪法这一国家的最高权威形成制约国家权力、保障公民权利的制度，并通过宪政的政治运作而得以实现。宪政的根本原则是限政和保权，其核心特征是对国家权力的法律限制，尤其是将国家和国家机关的行为和制度设置置于宪法的框架下运作，从而实现对公民权利的保障。在宪政条件下限制政府权力，也就是要求政府表明如何行使权力，一种制度如何操作，才能体现正当性。而尊重和保护人类所享有的基本权利应当是作为一个正当政府的最主要条件。

刑法和刑事诉讼法特别是刑事诉讼制度是法律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其涉及到犯罪控制与保障人权的平衡，因此与宪法联系更为紧密。西方学者认为刑事诉讼法是“实施中的宪法”和“行动中的宪法”，可见刑事程序制度对于宪法的重要性。刑事诉讼程序规则更加紧密地触及到一个国家的政治组织。制度上改变，尤其是文明发生重大变动，对刑事裁判形式所产生的影响，要比对具体规定哪些行为是危害社会利益的行为以及如何惩罚这些行为的影响，更加迅速、更加深刻。

除了思想和学理层面外，西方国家和从制度层面上，从宪法对于保障犯罪嫌疑人人身权利的角度作了规定。各国宪法都重视刑事诉讼程序特别是刑事诉讼制度，相应地作了规定。据统计，世界上142部成文宪法对刑事程序中就有关于确认公民享有的权利和保障个人权利行使的规定。各国有88％的宪法规定，在刑事诉讼中被告人享有如辩护、与证人对质等权利；80．4％的宪法涉及到公民私生活，特别是对住宅以及个人生命保护问题；66．9％的宪法规定了人身自由和人身保障权。1789年法国《人权宣言》第7条规定，“除非在法律规定的情况下，并按照法律所规定的程序，不得控告和拘留任何人。”1791年法国宪法对此予以确认。在德国，根据基本法第1条至第20条，在刑事诉讼中确立了法治国家程序原则，即程序法定原则。《日本国宪法》第31条规定：“任何人，未经法律规定的程序，不得剥夺其生命、自由或者科处其他刑罚。”在英美法系国家，刑事程序法定原则具体表现为正当程序原则。美国宪法修正案第14条规定，“不经正当法律程序，不得剥夺任何人的生命、自由或财产。”这些规定，对于保障犯罪嫌疑人的人身权利发挥了重要作用。

三、1996年刑事诉讼法对1982年宪法的体现

就我国而言，从历史上来看，1979年刑事诉讼法存在一些缺憾，其重要原因在于1975年宪法和1978年宪法不完善。1996年刑事诉讼法有了很大进步，充分体现了1982年宪法的精神。概括来看，如(1)宪法关于我国国家性质和指导思想的规定，关于我国的社会制度、政治制度、国家机关的组织和活动原则的规定等，是刑事诉讼法的性质、目的、宗旨、任务和基本原则的直接依据；(2)宪法关于我国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必须依靠群众，倾听群众意见，接受群众监督的规定，也是公安司法机关进行刑事诉讼活动必须遵守的工作路线；(3)宪法关于任何公民非经人民法院决定或者人民检察院批准和决定，并由公安机关执行，不受逮捕的决定，是刑事诉讼法关于决定或者批准逮捕犯罪嫌疑人的权限和程序依据；(4)宪法关于陪审制度、公开审判和被告人有权获得辩护的规定，都是刑事诉讼的原则和制度；(5)宪法关于我国公民的权利和义务的规定，如公民对任何违法失职的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有权提出控告，在权利受到侵害时有权提出申诉，以及对公民的这种控告和申诉，任何人不得压制和打击报复的规定等，是刑事诉讼法中诉讼参与人享有的诉讼权利的根据等。

此外，刑事诉讼法的一些条文还直接反映了宪法的规定。如根据宪法第35条规定的“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应当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以保证准确有效地执行法律。”把在刑事诉讼中行使着国家权力的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三机关互相分工、互相配合、互相制约在刑事诉讼法中作为基本原则加以规定(刑事诉讼法第7条)。根据宪法第129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检察院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刑事诉讼法赋予参与刑事诉讼并行使着控诉权的检察机关监督整个刑事诉讼的权力，并确立了“检察监督”的原则(刑事诉讼法第8条)。宪法第126条规定的“人民法院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体现在刑事诉讼法第5条中。

需要说明的是，尽管1996年刑事诉讼法与1979年刑事诉讼法相比，在承载和体现宪法价值方面有了长足的进步，但是令人遗憾的是，刑事诉讼法对宪法价值的体现仍略显单薄。这主要体现在：保障人权的价值和意义认识仍然不够，保障人权仍然是建立在打击犯罪的基础上；对刑事程序法治的规定偏少，缺乏以法治观念为基础的控辩平衡等。

宪法诉讼范文篇10

在中国，还未建立起宪法诉讼制度，至今也没有一起真正意义上的宪法诉讼案例。随着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基本方针及宪法原则的实施，从维护宪法尊严、保障宪法实施和维护公民基本权利出发，在中国建立宪法诉讼制度势在必行。而要建立宪法诉讼制度，首先要在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研究解决与之有关的若干基本问题，笔者在此作一探讨，以期引起更深入的讨论。

一、关于建立宪法诉讼制度的理论依据

宪法诉讼，对公民而言，就是公民认为宪法赋予其基本权利受侵害时可以寻求最终的司法救济；对法院而言，就是法院将宪法规范用于审理公民宪法权利受侵害案件的过程，也即适用宪法的过程，简称宪法适用。

这种宪法适用，也是宪法实施的一种形式。①因为根据宪法原理，宪法实施是指宪法规范在现实生活中的实现和运用。宪法实施的形式有宪法执行、宪法适用和宪法遵守。宪法执行是指国家机构及其公职人员将宪法规范直接或间接地运用于行使公共权力的过程。所谓直接执行宪法，即国家机构及其公职人员直接运用宪法规范②行使公共权力；所谓间接执行宪法，即国家机构用下位法规范将宪法规范具体化。不论任何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也不论任何其他下位法规范，对宪法而言都具有“执行性”，因此，宪法执行是宪法实施的主要形式。但对法院而言，由于法院行使权力的相对独立性和特殊性，一般将法院执行宪法即直接依据宪法规范裁决特定宪法纠纷的专门活动，单称为宪法适用。此外，还有政党组织、社会团体或其他组织以及公民个人对宪法规范的遵守，称为宪法遵守。因此，如果一个国家的宪法不能通过法院的审判活动得到适用，这个国家的宪法实施至少是不全面、不充分的。换言之，宪法适用是宪法实施的题中应有之义和内在属性。

二、关于建立宪法诉讼制度的宪法依据和现实基础

长期以来，流行这样的观点，认为宪法规范比较原则，又无具体制裁条款，不存在适用问题；有的还引用最高人民法院的两个司法解释来证明这一点。其实，这是一种误解，而且也缺乏说服力。实际上，人民法院审理宪法诉讼案件时可以适用宪法。③

首先，它有一定宪法依据。如宪法序言最后一个自然段载明：“本宪法以法律的形式确认了中国各族人民奋斗的成果，规定了国家的根本制度和根本任务，是国家的根本法，具有最高法律效力。全国各族人民、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组织，都必须以宪法为根本的活动准则，并且负有维护宪法尊严，保证宪法实施的职责”。该段文字包含两项至关重要的相关内容：一是宪法“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而宪法的最高法律效力，主要体现在宪法规范具有最高执行力，包括直接执行和通过使宪法规范具体化的方式间接执行。二是一切组织和个人不仅“必须以宪法为根本的活动准则，并且负有维护宪法尊严、保障宪法实施的职责”。表明一切组织和个人既是宪法实施的主体，又是保障宪法实施的主体。人民法院作为国家审判机关，也负有实施宪法和保障宪法实施的职责。

其次，宪法第五条规定：“一切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行为，必须予以追究”。这里追究“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行为”的主体，既可以是国家权力机关，也应当包括其他机关如司法机关。

又次，宪法适用是世界主要国家的普遍作法，由法院适用宪法审理宪法诉讼案件，不仅符合国际惯例和社会进步，而且也符合中国国家体制。

再次，人民法院审理宪法诉讼案件，既可将宪法规范与其他法律条文一并引用，也可适用宪法精神和原理及其他法律条文。

最后，人民法院审理宪诉讼案件，有利于保护公民的宪法权利，否则，公民宪法权利将得不到法院的最终司法救济。因此，应大胆探索和开拓宪法规范的具体适用。

三、宪法诉讼、宪法监督、宪法保障三者之间的相互关系辨析

在中国，广义的宪法实施除了宪法执行、宪法适用、宪法遵守外，还包括对宪法实施的监督和保障，简称宪法监督和宪法保障。其中，宪法适用、宪法监督和宪法保障关系密切，但含义和内容不尽一致，理论上和实践中很容易混淆，有必要加以区分。

宪法适用是法院适用宪法规范审理宪法诉讼案件的专门活动。它与西方国家法院违宪审查制是不完全一样的，西方国家宪法法院或普通法院多能对法律是否违宪作出审查和裁决，也即法院有宪法监督权。但在中国，法院依据宪法规范审理宪法诉讼案件，不是在监督宪法的实施，而是本身在适用宪法，即以裁判特定宪法纠纷的方式实施宪法。有学者认为，如果法院依据宪法规范审理诉讼案件，就是与现行宪法关于全国人大常委会才有权监督宪法实施的规定相抵触，对此笔者不能同意。因为法院适用宪法不是监督宪法实施的专门活动，而是实施宪法的一项制度。

根据《中华国人民共和国宪法》序言最后一个自然段，宪法保障是指保证宪法实施的一系列制度和措施的总和。在中国，一切国家机关、武装力量、各政党、各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组织和所有公民不仅是执行（适用）或遵守宪法的主体，也是保障宪法实施的主体，人民法院也不例外。有学者认为，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也是监督宪法实施的主体，对此笔者也不能同意，因为宪法关于“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在本行政区域内，保证宪法、法律、行政法规的遵守和执行”的规定，本意上不是赋予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监督宪法的实施的职权，而是赋予其保障宪法实施的职权。

四、关于人民法院是否具有宪法解释权的问题

一种观点认为，人民法院没有宪法解释权，因此人民法院不能适用宪法。笔者认为，对此要作具体分析。

首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62条的规定，全国人大常委会有权解释宪法。对此，可以理解为全国人大常委会有权对宪法规范进行立法解释，即对宪法条文的含义或界限④的进一步说明，对审判活动中有关宪法的具体适用问题，宪法虽然没有授权但也没有禁止人民法院可以作出司法解释。

其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实施后仍有效的1981年6月10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九次通过的《关于加强法律解释工作的决议》，对法律的立法解释或规定，由全国人大常委会进行；对审判、检察工作中具体应用法律的问题，分别由最高人民法院或最高人民检察院解释。与此相类似，由最高人民法院对宪法的具体应用问题进行解释，似无法律障碍。

再者，如果法院在审理宪法诉讼案件时涉及到宪法条文的含义或界限问题，可以由最高人民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第43条的规定精神，提出宪法解释要求。

最后，如果最高人民法院在审理宪法诉讼案件过程中，认为某一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单行条例同宪法相抵触的，可以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第91条的规定，向全国人大常委会书面提出进行审查的要求。

因此，对宪法的立法解释与具体应用解释应当加以区分。对其中的宪法具体应用问题，可以而且应当由最高人民法院进行解释。

五、建立宪法诉讼制度应进行的主要工作

笔者认为，尽管现行宪法的有关规定已经为在中国建立宪法诉讼制度提供了一定的宪法基础，但对如何进一步发挥国家机构尤其是司法机关在宪法实施和保障宪法实施中的作用，体现不够；其他宪法相关法也存在一定的立法缺陷。因此，为建立健全宪法诉讼制度，需要进行以下工作：

（1）适时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在正文中增加规定：“宪法具有直接的法律效力”，⑤这是在中国建立宪法诉讼制度的基本前提；

（2）在正在修改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组织法》中，规定：“对属于审判工作中宪法的具体应用问题，由最高人民法院解释”；

（3）在正在修改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检察院组织法》中，规定：“对属于检察工作中宪法的具体应用问题，由最高人民检察院解释”；

（4）在正在制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督法》的“宪法监督”一章中，规定：“全国人大常委会有权撤销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在审判和检察活动中，就宪法具体应用问题作出的不适当的解释”，以加强对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就宪法具体应用问题所作解释的监督；

（5）着手组建最高人民法院宪法审判庭，由其专门负责审理公民宪法诉讼案件，为公民宪法权利提供最终的司法保护。

笔者相信，在不久的将来，宪法诉讼制度将与宪法监督制度一样，最终在中国建立起来，并且随着民主政治的发展而日趋完善和健全。

①有学者分为广义的宪法适用和狭义的宪法适用。本人在此采狭义说。见徐秀义、韩大元主编：《现代宪法学基本原理》，1版，323—327页，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1年。

②本文采狭义宪法规范说，不包括宪法相关法规范。

③有关这方面的论述较多，参见徐秀义、韩大元主编：《现代宪法学基本原理》，1版，332—333页，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