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字与中国文化论文十篇

汉字与中国文化论文篇1

关键词：汉字；去汉字化；再汉字化；汉字转向

H12

一、汉字何以成为一种文化

“汉字何以成为一种文化？”这个题目以“普通语言学”的眼光审视，暗含着一个“制度陷阱”，因为它预设了汉字的文化属性，而文字的定义――依西方文化的教诲――早已被否定了文化内涵。手头一本已经翻烂了的伦敦应用科学出版社《语言与语言学词典》（中译本）对文字的定义是：“用惯用的、可见的符号或字符在物体表面把语言记录下来的过程或结果。”也就是说，文字的存在价值仅仅是记录语言的工具。这样一个冰冷的定义让中国人显然很不舒服，它和我们传统语文对汉字的温暖感受――“咬文嚼字”、“龙飞凤舞”乃至“字里乾坤”――距离太远了！抽出我们的《辞海》，看看它对文字的定义：“记录和传达语言的书写符号，扩大语言在时间和空间上的交际功用的文化工具，对人类的文明起很大的促进作用。”这就在西方语境中尽可能照顾了中国人独有的汉字感觉。

汉字成为一种文化首先是因为汉字字形有丰富的古代文明内涵。且不说汉字构形映射物质文明的林林总总，即在思想，如《左传》“止戈为武”，《韩非子》“古者仓颉之作书也，自环者谓之私，背私谓之公”，字形的分析总是一种理论的阐释，人文的视角。姜亮夫先生说得好：“整个汉字的精神，是从人（更确切一点说，是人的身体全部）出发的。一切物质的存在，是从人的眼所见，耳所闻、手所触、鼻所嗅、舌所尝出的（而尤以‘见’为重要）。……画一个物也以人所感受的大小轻重为判。牛羊虎以头，人所易知也；龙凤最详，人所崇敬也。总之，它是从人看事物，从人的官能看事物。”[1]69我们可以说汉字的解析从一开始就具有思想史和文化史的意义，而不仅仅是纯语言学的意义。

汉字成为一种文化又因为汉字构形体现了汉民族的文化心理，其结构规则甚至带有文化元编码性质，这种元编码成为中国人各种文化行为的精神理据。汉字在表意的过程中，自觉地对事象进行分析，根据事象的特点和意义要素的组合，设计汉字的结构。每一个字的构形，都是造字者看待事象的一种样式，或者说是造字者对事象内在逻辑的一种理解，而这种样式的理解，基本上是以二合为基础的。也说是说，汉字的孳乳，是一个由“一”到“二”的过程，由单体到合体的过程，这正体贴了汉民族“物生有两”、“二气感应”、“一阴一阳谓之道”的文化心理。

汉字的区别性很强的意象使汉字具有卓越的组义性。莱布尼茨曾说汉语是自亚里士多德以来西方世界梦寐以求的组义语言，而这一特点离不开表意汉字的创造。在汉语发展中大量的词语组合来自汉字书面语的创新，由此大大丰富了汉语书面词汇。组义使得汉字具有了超越口语的强大的语言功能。饶宗颐曾说：“汉人是用文字来控制语言，不像苏美尔等民族，一行文字语言化，结局是文字反为语言所吞没。”[2]183他说的正是汉字极富想象力且灵活多变的组义性。难怪有人说汉字就像“活字印刷”，有限的汉字可以无限地组合，而拼音文字则是“雕版印刷”了。比较一下“鼻炎”与“rhinitis”，我们就可以体会组义的长处。《包法利夫人》中，主人公准备上医学院了，却站在介绍课程的公告栏前目瞪口呆：anatomy， pathology， physiology， pharmacy， chenistry， botany， clinical practice， therapeutics，hygiene and materia medica。一个将要上大学的人，对要学的专业居然“一字不识”，这样的情节在中国人听来匪夷所思。

汉字成为一种文化，更在于汉字的区别性很强的表意性使它具有了超方言的“第二语言”作用，维系了中华民族的统一。汉字的这一独特的文化功能，其重要性怎么强调也不为过。索绪尔晚年在病榻上学习汉字，明白了“对汉人来说，表意字和口说的词都是观念的符号；在他们看来，文字就是第二语言。在谈话中，如果有两个口说的词发音相同，他们有时就求助于书写的词来说明他们的思想。……汉语各种方言表示同一观念的词都可以用相同的书写符号。”[3]51汉字对汉语“言语异声”的表达进行观念整合，达到“多元统一”。这样一种“调洽殊方，沟贯异代”（钱穆语）的功能，堪称“天下主义”！一位日本友人说，外国人讲日语，哪怕再流畅，日本人也能发现他是“外人”。而她走遍了中国大地，中国人并不在意她的口音――在西北，有人以为她是南方人；在北方，有人以为她是香港人或台湾人；而在南方，人们则以为她是维族人。中文“四海之内皆兄弟”的观念整合性，在这位日本人看来，与英文相似，是天然的世界语。（当然，汉字的“世界性”和拼音文字的世界性，涵义是不一样的。）汉字的观念整合性，一方面自下而上，以极富包容性的谐音将汉语各方言文化的异质性在维护其“言语异声”差别性的同时织入统一的文化经纬，另一方面又自上而下，以极富想象力的意象将统一的文化观念传布到九州方域，凝聚起同质文化的规范和力量。由此我们可知，汉字本质上是一种意识形态的建构，是中华文化的深层结构。正如柏杨所说：“中华字像一条看不见的魔线一样，把言语不同，风俗习惯不同，血统不同的人民的心声，缝在一起，成为一种自觉的中国人。”[4]472

与汉字的观念整合性相联系的，是汉字的谐音性使地方戏曲有了生存空间。汉字的观念整合走意会的路径，不涉音轨，客观上宕开了方音艺术的生存天地。在汉字的语音包容下，汉语各方言区草根性的戏文唱腔与官话标准音“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过我的独木桥”，相安无事，中国几百种地方戏曲源远流长，由此形成西方拼音文化难以想象的异彩多姿。汉字保护了方言文化生态多样性，也就保护了中国各地方文化的精神认同和家园意识。当然，这种保护是有代价的，即方言尤其是中原以外的方言及其戏曲，不再具有汉字的书写性，从而不再在中华“雅文化”或者说主流文化中具有话语权。

汉字作为一种文化，在汉民族独特的文学样式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在这里，与其说是汉字记录了汉文学，毋宁说是汉字创造了汉文学的样式。在文字产生前的远古时代，文化的传承凭记忆而口耳相传。为便于记诵，韵文形式的歌舞成为一种“讲史”的仪式。闻一多解释“诗言志”之古义即一种历史叙事。然而，随着社会生活的复杂化，“韵文史”渐渐不堪记忆和叙事之重负，西方产生了散文化的叙事诗，而中国却是诗歌在与散文的“混战”中“大权旁落”，淡出讲史的领域，反过来强化其诗。在这一过程中，汉字起了十分关键的作用。复旦大学的张新教授在多年前就颇有见地地指出：“文字的肌理能决定一种诗的存在方式。”一方面，“与西方文字相比，中国文字具有单音的特点。单音易于词句整齐划一。‘我去君来’，‘桃红柳绿’，稍有比较，即成排偶。而意义排偶与声音对仗是律诗的基本特征。”西方艺术虽然也强调对称，但“音义对称在英文中是极其不易的。原因就在英文是单复音错杂。”另一方面，“中西文法不同。西文文法严密，不如中文字句构造可以自由伸缩颠倒，使句子对得工整。”张新认为，“中国文字这种高度凝聚力，对短小的抒情能胜任，而对需要铺张展开描述的叙事却反而显得太凝重与累赘。所以中国诗向来注重含蓄。所谓练字、诗眼，其实质就是诗人企望在有限的文字中凝聚更大的信息量即意象容量。”[5]在复旦大学的“语言与文化”课上，一位2003级新闻系同学对汉语是什么的回答，此时听来更有体会：汉语是炫目的先秦繁星，浩渺的汉宫秋月；是珠落玉盘的琵琶，“推”、“敲”不定的月下门，“吹”、“绿”不定的江南岸；是君子好逑的《诗经》，魂兮归来的《楚辞》；是千古绝唱的诗词曲赋，是功垂青史的《四库全书》……

汉字何以成为一种文化？我们还可以有更多的回答：汉字记载了浩瀚的历史文献，汉字形成了独特的书法和篆刻艺术，汉字具有很强的民间游戏功能，等等等等。一旦我们用新的视角审视这个历久常新的问题，我们就会从中找到中西语言文字、中西文化、中西学术的根本分野。此时，我们完全可以重新为汉字定义：汉字是汉民族思维和交际最重要的书面符号系统。

二、从去汉字化到再汉字化

中国独特的人文传统有三个通融性：

其一是小学（语言文字学）与经学的通融。许慎强调想接绪历史传统、读懂儒家典籍，就必须对汉字的形音义关系进行正本清源，字义明乃经义明，小学明乃经学明，强调汉字是“经艺之本”：盖文字者，经艺之本，王政之始，前人所以垂后，后人所以识古。故曰“本立而道生”……（许慎《说文解字序》）许慎的“本立而道生”实际上借助字学（小学）建立了经学与识古（史学）之间的同构关系，消解了典籍散佚所带来的历史认同危机。经学建立的记载阐释历史的模式得以延续。

其二是经学内部表现为文史哲的通融。苏轼说：“天下之事，散在经、子、史中，不可徒得。必有一物以摄之，然后为已用。所谓一物者，‘意’是也。”（宋葛立方《韵语阳秋》）在我们看来，这“意”，就是汉字元编码为传统文史哲提供了统一的思想资源和表述方式。因此清代经学家章学诚在其《文史通义》开卷便宣称“《六经》皆史也”。经、史之所以相通，实际上基于汉字的表意思维或元编码：表意汉字既是一种对事实的照录（“史”的方式），又是一种对世界的形象表达（“文”的方式），还是一种对现实独特的认知方式（“哲”的方式）。文史哲的通融，实为汉字表意性元编码的体现。

其三是小学内部表现为语言与文字、书写文本与非书写文本的通融。我们分别表述为字词通融和名物通融。首先看字词通融：汉字倾向于使自身成为一个有意义的符号来记录汉语的语符（语素或词），这要求汉字保持一个有意义的形体、一个音节、一个词义三位一体。这种对应使得汉字的字义与词义、字形与词形之间难分难舍，呈现一种跨界、整体通融性，体现了汉字与汉语独特的既分离又统一的张力关系。再看名物通融：从言文关系看，汉字代表的是一个语言概念单位，而从名物关系看，汉字对应的则是一个现实物，这就要求汉字对现实物具有形象描摹性即绘画性特征。如“仙”这个简化字，字面义是用“山中之人”的意象去表达某个现实物的。汉字的这种意象性打通了书写与绘画、书写与物象的界线。这种书写与非书写之间的越界，进一步造就了汉字书法、文人画这样的书写编码与非书写图像编码相通融的文化景观。

这三个通融显示了汉字在中国学术传统中的本位性。“本立而道生”，说明汉字不仅是汉文化的载体和存在基础，也是中国语文得以建构的基本条件。

中国语言学的科学主义转型主要发生在“五四” 前后的新文化思潮时期。该思潮引进了西方语言中心主义的立场，把文字看作是单纯的记录口语、承载语言的科学工具，因此将是否有效地记录语言和口语看作是文字优劣的唯一标准。根据此标准，远离口语的汉字成为五四新文化运动先驱们的众矢之的。废除汉字、提倡文字拉丁化和白话文， 进而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颠覆，这成为“五四”时代的主流思潮。我们将这种思潮称之为“去汉字化”运动。此后直到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去汉字化”一直是中国学术和文化界的主流意识形态。八十年代起，去汉字化所造成的传统断层越来越受到关注和批评。不断有学者强调写意的汉字与写音的字母之间的文化差异，认为汉字是独立于汉语的符号系统，要求对汉语、汉字文化特性重新评估，提出艺术、文学创作的“字思维”或汉字书写原则，而中西文化的差异在于“写”和“说”、“字”和“词”。对去汉字化和全盘西化的批判，越来越表现出回归汉字的情绪，“再汉字化”思潮初露端倪。

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文化语言学，是“再汉字化”思潮的先声。文化语言学把语言学看作是一种人学，把汉语言文字看作汉文化存在和建构的基本条件。作为中国现代语言学中以陈望道、张世禄、郭绍虞等前辈学者为代表的本土学派的研究传统的继续，文化语言学强调汉字汉语独特的人文精神，强调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语言学，在文史哲融通的大汉字文化格局中研究汉语，尤其注重汉语中的语文精神即汉字所负载的传统人文精神的研究。郭绍虞是最早提出汉语的字本位性的学者，文化语言学派继承了这一传统，并在进入21世纪后逐渐汇通中国社会科学诸领域，进一步形成文化批判和文化建设两大主题。

文化批判方面的思考主要有：批评五四以来汉语研究的西方语本位立场[6]，五四以来现代汉语研究是“印欧语的眼光”[7]，将“五四”以来的新文化运动归结为“去汉字化运动”[8]，五四以来中国学术在西方文论面前患了“失语症”[9]，五四白话文运动过于强调语言的断裂性，要对二十世纪以来的中国文化走向进行重估[10]，反思现当代文学中的“音本位”和“字本位”思潮[11]，对八九十年代出现的以汉字本位为特征的“母语写作”思潮进行总结[12]，《诗探索》从1995年第2期起开辟专栏，发表了大量有关“字思维”的文章。有论者认为，关于母语思维与写作的讨论，“将是我们在二十一世纪的门槛前一次可能扭转今后中华文化乾坤的大讨论。”

文化建设方面的思考主要有：强调汉字对汉语的影响及汉语的字本位性质，提出文化语言学理论、汉字人文精神论（申小龙1988，1995，2001）；提出字本位语言理论（徐通锵1992、1998，苏新春1994，潘文国2002）；提出或倡导文学的“字思维”原则（汪曾祺1989，石虎1995，王岳川1996）；提出汉字书写的“春秋笔法”是中国学术的话语模式（曹顺庆1997）；中国经学是“书写中心主义”（杨乃乔1998）；提出以汉字和汉语的融合为特征的“语文思维”概念（刘晓明2002）；提出中西文化的差异在于“写”和“说”、“字”和“词”（叶秀山1991）；提出汉字是华夏文明的内在形式，强调汉字与汉语的关系既是汉语的最基本问题，也是汉文化的基本问题（孟华2004）。

“再汉字化”思潮或中国学术的“汉字转向”的核心问题是汉字与汉语、汉字与汉文化的关系以及汉字在这种关系中的本位性。

中国历史上重大的文化和学术转型都是围绕汉字问题展开的，抓住这一点，中国学术和中国思想史的许多根本问题就会迎刃而解。而在西方国家，由于使用拼音文字，西方学术界普遍将文字看作是语言的工具，文字学甚至不是语言学内部的独立学科。国内学术界自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引进了一种西方语音中心主义的文字学立场，将汉字处理为记录汉语的工具，汉字的性质取决于它所记录的汉语的性质，汉字独立的符号性及其所代表深厚的人文精神被严重忽视。重新评估汉语言文化的汉字性问题就是文化语言学的“再汉字化”立场。它不是简单地对传统语文学的肯定和回归，而是要求重新估价汉字在汉语言、文学、文化研究中的核心地位及其利弊，以实现中国学术与西方学术的差别化和对话：一方面使自己成为西方学术的一个有积极建设意义的“他者”，同时又使西方学术成为中国学术的积极发现者。因此，中国学术二十一世纪面临一个“汉字转向”的问题：汉语和汉文化的可能性是建立在汉字的可能性基础上的，这是中国学术，包括汉语言、文学、历史、哲学、文化存在的基本条件。这种“再汉字化”立场，是中国文化语言学为世界学术所贡献出的最为独特的东方理论视角。

“再汉字化”转向，也顺应了世界学术的大趋势。当代世界学术经历了两个重要的转向，一是语言学转向、二是文字学或图像转向。

所谓语言学转向，主要表现在文史哲诸人文领域开始思考世界存在的条件是建立在语言的可能性基础上的，文学、史学、哲学都开始关注语言问题，并从语言学那里吸取方法论立场。复旦大学的文化语言学在八十年代举起了中国学术语言学转向的大旗，其语言文化哲学思想在中国哲学界、文学界等人文学科领域均产生了重大影响。

所谓的文字学转向，一般认为肇始于法国哲学家德里达的解构主义哲学。他的“文字”概念是广义的，泛指一切视象符号，如图像、雕塑、表演、音乐、建筑、仪式等等，当然也包括汉字、拉丁字母这样的狭义文字。德里达的基本观点是，现实、知识、真理和历史的可能性是建立在“文字”的可能性基础上的。因此，文史哲在考虑自己研究对象的存在条件时，由对其语言性的思考再进一步转向对语言、文字、图像三者关系性的思考。因为现实、历史和知识不仅仅是以语言为存在条件的，文字、图像也同等重要（在今天的“读图时代”尤其如此）而且更易被忽视。在世界文化格局中，汉字是一种极为独特的符号系统，它处在语言和图像中间的枢纽位置，它既具有图像符号的视觉思维特性，又具有语言之书写符号的口语精神。中国文化的汉字本位性一方面抑制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图像思维，又抑制了汉语方言的话语精神，汉字自身替代了图像、话语，成了中华民族历史、文学、知识、思维、现实存在的最基本条件。这就是汉字的“本位性”问题。该问题构成了中国学术、中国文化最核心和最基本的问题，学术界和文化界对该问题的觉醒和重新阐释，这就是“汉字转向”或“再汉字化”。中国文化语言学在引领中国上个世纪末的“语言学转向”之后，再次擎起“文字学转向”的旗帜，这是时代所赋予的不可推卸的历史责任。

再汉字化提出的汉字文化的新视角，基于这样一种学术理念：语言（言）、文字（文）和视象符号（象）三者构成了文化的核心要素和条件。中国语言、学术、文化的基本问题是一个汉字的问题，即以汉字为枢纽，在言、文、象三者的对立统一关系格局中研究其中的每一个要素，并将这种以汉字为本的言文象三者既分离又统一看作是中国学术、中国文化存在的最基本条件。它要求我们冲破传统学科分治的壁垒，在一个大汉字文化观的格局下进行学术研究。这种学术立场也可叫做“新语文”主义。

以“再汉字化”为宗旨的汉字文化新视角研究，具体围绕五个基本主题：

第一，汉字文化特性的研究。

第二，汉字的语言性研究。

第三，汉字的符号性研究。

第四，汉字书面语研究，具体分为三个层次：

（1）现代汉字书面语的历史发展研究。

（2）现代汉字书面语的文化特性研究。

（3）现代汉字书面语的网络形态研究。

汉字文化新视角的研究，预示着中国语言文化研究在一个世纪的“去汉字化”的历程之后，将要实现“再汉字化”的世纪转向。这一转向的本质就是在中国文化的地方性视界和世界性视界融通的过程中，重新确认汉字在文化承担和文化融通中的巨大功用和远大前景。

参考文献：

[1]姜亮夫.古文字学[M].浙江人民出版社，1984.

[2]饶宗颐.符号・初文与字母――汉字树[M].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

[3]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M].商务印书馆，1980.

[4]柏杨.中国人史纲（上）[M].中国友谊出版社，1998.

[5]张新.闻一多猜想――诗化还是诗的小说化//新诗与文化散论[M].学林出版社，1995.

[6]申小龙.人文精神，还是科学主义？20世纪中国语言学是思辨录[M].学林出版社，1989.

[7]徐通锵.语言论[M].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

[8]孟华.汉字：汉语和华夏文明的内在形式[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

[9]曹顺庆，李思屈.重建中国文论话语的基本路径及其方法[J].文艺研究，1996，（2）.

[10]郑敏.世纪末回顾：汉语语言变革与中国新诗创作[J].文学评论，1993，（3）.

[11]郜元宝.音本位与字本位――在汉语中理解汉语[J].当代作家评论，2002，（2）.

[12]乐.母语与写作[M].山西教育出版社，1999.

汉字与中国文化论文篇2

许国璋的汉语思想散见于他的《语言的定义、功能、起源》、《语言符号的任意性问题》、《从〈说文解字〉的前序看许慎的语言哲学》、《〈马氏文通〉及其语言哲学》等论文。他是一个英语学者，但对中国的语言和语言哲学却同样有着深入的理解和很高的评价。他认为中国古代不乏语言学论著，从中发掘它们的哲学思想大有可为。拿许慎撰《说文解字?序》来说，他“把中国从远古以来的汉语书写形式做一个有叙有评的概括，不能不说是一件文化史上的大事。”*他认为“许慎非常注重语言发展的阶段性，是杰出的语言史家”（70页）。“从单体的语言单位按照规则滋生为复体，正是人类语言的特点之一。近时语言学家甚至认为是划时代的发现，而许慎在公元二世纪初就已经说到这一点，叫人惊叹！”（73页）“许慎做的工作，是汉语书写形式的标准化的工作，这同欧洲文艺复兴时期学者整理古典拉丁语的书写形式，也和十八世纪法英等国学者为各自的语言规定书写形式一样，都是有功于语言和语言学的大事”（74页）。他认为中国的语言研究存在着两方面的缺陷：一是“对于语言的性质如何，功能如何，起源如何，研究者似乎注意不多”；二是“对于用现代语言学观点，探索中国固有的语言哲学，似乎用力更少”（1页）。对于前者来说，“如果限于在一二逻辑命题上做文章，置宏观的探索于不顾，那是太可惜了”（90页）。因此许国璋写出了有关宏观语言理论的一系列文章，对于后者来说，许国璋认为许慎、刘勰、马建忠、金岳霖都是语言学的大理论家，因此他写出了阐述这些学者语言学思想的一系列文章。值得注意的是，许国璋论述宏观语言理论问题，诸如语言的定义、功能、起源、符号性质等，都将中国语言及其研究传统作为重要的立论依据；而在论述中国古代语言理论问题时，又往往将它与西方语言理论作比较，深化对它的理解。在许国璋的汉语思想中，我们觉得最发人深思的是以下三个问题，我们就此作一些研究。

一、关于汉语、汉字的特点

在我国语言学界，源出于西方语言学的对语言与文字关系的认识一直被视为科学定律。这种认识认为，语言是思维的符号，文字记录语言，是“符号的符号”。因此语言是第一性的；文字与思维无关，仅仅记录语言，是第二性的。用这个观点来看待汉字，就会认为汉字的表意功能多此一举，不如用单纯记录语音的拼音文字更合适。用这个观点来看待中国古代语言学，就会认为“中国古人误以文字为语言”，因而“说文解字”之学不是语言学，“中国没有语言学”。许国璋认为这是对汉字和汉字研究传统的极大误解。许国璋指出：“汉字书写形式的特点有二，一是分理别异，一是形声相益。汉语的方块字是形、声、义三者的结合体，‘字’本身即是语词的词”（75页）。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论断。由于过去将有声语言放在第一性，“字”的音和义都被视为对语言的记录，亦即字本身只有形。这其实是西方拼音文字的理论。它不符合汉字的事实。在汉字中，“一个字有形而无声就不能叫做‘字’”（72页）。许国璋认为，“语言首先是有声语言”这种“常识性说法”，“适用于历史的某一时期，不适用于信息时代”（1页）。他在论述汉字的区别性特征时更进一步指出：“我们非常惊讶，为什么我们有那么多的语言研究者，在狂热地鼓吹废弃汉字、代以拉丁字母拼音的时候，那样不经意地将语言的区别性原则置诸不顾。”（75页）

许国璋的论断不但促使我们对汉字的特点加以反思，而且使我们重新思考一般语言理论的文字观。这种文字观出于西方现代语言学尤其是结构主义语言学对于“文字威望”的批判。结构主义语言学家索绪尔曾力图把语言的研究从文字的研究中独立出来。因为在他那个时代，语言学视野中的文字每每凌驾于口语形式之上。人们“一般只通过文字来认识语言，研究母语也常要利用文献。如果那是一种远离我们的语言，还要求助于书写的证据，对于那些已经不存在的语言更是这样。要使任何场合都能利用直接的文献，我们必须象当前在维也纳和巴黎所做的那样，随时收集各种语言的留声机录音的样本。可是这样记录下来的原件要为他人所认识，还须求助于文字。”〔1〕根据索绪尔的分析，文字的这种威望是由于：

一、词的书写形象使人突出地感到它是永恒的和稳固的，比语音更适宜于经久地构成语言的统一性，更易于为人所掌握；

二、在大多数人的脑子里，视觉印象比音响印象更为明晰和持久；

三、文学语言增强了文字的重要性。它有自己的词典，自己的语法。人们在学校里是按照书本和通过书本来进行教学的。语言显然要受法则的支配，而这法则本身就是一种要人严格遵守的成文的法则：正字法。因此文字就成了头等重要的；

四、当语言和正字法发生龃龉的时候，差不多总是书写形式占了上风，因为由它提出的任何办法都比较容易解决。

索绪尔认为，文字的这种威望是一种专横和僭越。人们忘记了一个人学会说话是在学习书写之前。而且语言有一种不依赖于文字的口耳相传的传统，这种传统十分稳固。例如立陶宛语是1540年才有书面形式的，然而这时的立陶宛语依然在语音、词的结构、名词变格和声调方面都忠实保留古印欧语的特点。索绪尔断言：语言和文字是两种不同的符号系统，后者唯一的存在理由是在于表现前者。因此语言学的对象不是书写的词和口说的词的结合，而是由后者单独构成的。如果把声音、符号的代表看得和这符号本身一样重要或比它更重要，这就好象要认识一个人，与其看他的面貌，不如看他的照片。

另有一些学者，从图画到文字的变迁讨论这个问题。布龙菲尔德在他的《语言论》中指出，一个图画到了已经约定俗成时，我们不妨称之为字。一个字是一个或一套固定的标记，人们在一定条件下描绘出来，因而人们也按一定方式起着反应。这种习惯一旦建立以后，字跟任何特殊的实物相似之处就是次要的了。由于语言毕竟是我们画不出来的那些事物的一种互相交流方式，所以图画使用者到了某个时候便按照口语用词来安排他的字符，用某个字符代表口语片段的某一部分。真正的文字少不了这个前提。于是，有些字既代表一个可以描绘的事物，又代表一个语音的或语言的形式；旁的字失掉了它们的图画价值，只代表一个语音的或语言的形式；单纯的图画字，同言语形式没有联系的，用处就越来越不重要。语言的价值越来越占主要地位。因此，“在语言学家看来，除去某些细微的枝节以外，文字仅仅是一种外在的设计，就好象利用录音机一样，借以保存了过去言语的某些特点供我们观察。”〔2〕

然而，问题并非这样简单。

首先，文字和口语相比，使用了完全不同的表达形式，这种形式本身参与着意义的建构。雅柯布逊在他的《结束语：语言学和诗学》中认为任何言语都有六个组成因素，它们的相互关系如下图所示：

这表明：任何交流都是由说话者所引起的信息构成的，它的终点是受话者，但交流的过程并不简单。信息需要一些必要的形式：首先是说话人和受话人之间的接触形式（口头的或视觉的，电子的或其他形式的），其次是信息的载体——代码的形式（言语、数字、书写、音响构成物等），其三是使信息“具有意义”的语境的形式（同样的话在不同的语境下会有不同的意义或失去意义）。这样看来，“信息”不提供也不可能提供交流活动的全部“意义”。人们在交流中获得的“意义”有相当一部分来自信息的传递形式——语境、代码、接触手段之中。它们和说话人、受话人、信息一道共同组成整个交流活动的要素结构。而且各要素的作用在交流活动中也时刻处于不平衡之中，这一个或那一个要素会在诸要素中多少居于支配地位。于是，交流活动在一种情境中会倾向于语境，在另一种情境中会倾向于代码，如此等等，信息的性质取决于那个占支配地位的要素的功能。这样看来，文字作为一种代码形式，决不仅仅是语言的记录形式或外在设计，它是全部交流活动的“意义”的一种必要的构成。说出来的信息和写出来的信息会在交流活动中具有不同的意义。这种不同的意义事实上赋予代码形式本身（口语的或书写的）以“生命”。当我们面对文字的时候，我们不是简单地面对一种无意义的语言包装，而是面对一个有意义的自主的符号系统。

雅柯布逊在《语言和其他交流系统的关系》中指出，视觉和听觉是人类社会中最社会化、最丰富、最贴切的符号系统的基础。由此而使语言产生了两种主要的变体——言语和文字。它们各自发展着自己特有的结构性质。它们的历史也充满着时而互相吸引，时而互相排斥，时而握手言欢，时而剑拔弩张的辩证现象。

雅克?德里达曾提出要建立一门书面语言学。他在《书面语言学》、《文字和差异》、《声音和现象》等著作中提出：不应把写作看成是言语的外在“服饰”或声音的简化的“编成代码”的翻版。世界不是限于和决定于一种以语音为中心的意义模式。通过对书面语言的分析有助于发挥“意义”的潜能，因为书写不是言语的影子，而是关于语言本质的模型。

其次，就文字本身来说，西方拼音文字和汉民族表意文字在书写系统的性质和功能上又有差异。前者因其“拼音”而与概念保持着距离。后因其“表意”而与概念直接联系。即使是主张文字存在的唯一理由在于表现语言的索绪尔也认为，表意文字有一种用书写的词代替口说的词的强烈倾向。对于汉人来说，表意字同样是“观念的符号”，“文字就是第二语言”。所以索绪尔称他的研究和结论“只限于表音体系”。帕默尔在《语言学概论》中也指出，汉字是一种程式化、简化的图画系统。它不是通过口语词去表示概念，而是直接表示概念，由汉字书写的书面语言独立于口语的各种变化之外。汉字的这一特质使它在中国社会、文化的统一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中国的统一完全依靠一种共同交际手段的存在，这同任何行政区域的统一是一样的，而这种共同交际手段就是全国普遍通用的汉字。中国各地的方言往往很难被别的方言区的人听懂，可是各方言区的人都能看懂用汉字书写的文告。所以，汉字是中国文化的脊梁，一个学习古希腊文献的学生需掌握多种方言才能欣赏荷马、莎芙、希罗多德、狄摩西亚的作品，而一个学会约四千个汉字的学生就能读懂中国四千年的文献。

也许，正是汉字和西方拼音文字的不同特质，造成了中国语言学传统与西方语言学传统的很大不同。在中国古代学者的眼里，汉字不仅有字形，而且有字音、字义、字能。从字音来说，“一句之中，或多一字，或少一字；一字之中，或用平声，或用仄声；同一平字、仄字，或用阴平、阳平、上声、去声、入声，则音节迥异。故字句为音节之矩。积字成句，积句成章，积章成篇。合而读之，音节见矣；歌而咏之，神气出矣。”（刘大＠①《论文偶记》）字音是句子音律的基础。所以，“神气不可见，于音节见之；音节无可准，以字句准之。”（同上）从字义来说，“文字有意以立句，句有数以连章，章有体以成篇。”（王充《论衡?正说》）字义是句义乃至篇章义的基础。从字能来说，“句司数字，待相接以为用”；“夫人之立言，因字而生句，积句而成章，积章而成篇。……句之清英，字不妄也。振本而末从，知一而万毕矣。”（刘勰《文心雕龙?章句》）字能是句法的基础。总之，中国古代的书面语言中，字是根本。它与句子的语音、语义、语法的关系是“振本而末从，知一而万毕”。所以，中国古代的语言学以汉字的研究为核心，《说文解字》之学始终处于小学的主导地位。王力在《中国语言学史》中也认为，西方的语言学和文字学可以截然分科，中国古代的语言学离开了文字学就好象无所附丽。在这个意义上，中国的文字学既不是西方的graphemics（研究一种语言所使用的文字符号的字位学），更不是西方的graphetics（研究一种语言在书写时用来表示言语的视觉符号形状的文字学），而是philology（语文学）。对于中西语言学传统的这种差异，我们不能简单地以西方语言学为标准来作价值判断，就象我们不能以西方文字、语言为标准来评价汉字和汉语一样。这种差异，本质上是一种文化差异，体现出完全不同的运思方向和价值取向。正如许国璋所说：“从语言的书写形式出发，去研究语言，这是汉语语言学一开始就有的特点”（74页）。“汉语的文字学即是研究古汉语演变的历史语言学”（75页）。“中国的通行文字并不相当于拼音文字的字母，而相当于词素和词，词素和词通过组合规则构成语言，成为信息的载体。中国古代经学家考察文字，实际上是把文字作为文化信息的载体来进行的”（13页）。

二、关于汉语、汉字的文化建构

汉语、汉字的文化建构，是我国语言学界长期忽视的一个课题。由于片面将语言的符号功能单纯化，把语言视为一种类似自然科学研究的对象，我国的现代语言学未能将对汉语、汉字结构特征的认识与汉语、汉字的文化属性、文化内涵、文化功能联系起来，从而作出科学的理解。许国璋却从语言哲学的角度深入论述了汉语、汉字的文化建构，这是难能可贵的。许国璋所说的“语言哲学”，不同于现时西方流行的分析哲学的语言哲学，后者是出于形式语言学或逻辑语言学的范畴。许国璋所论“语言哲学”，属于“文化语言学”和“人类语言学”（90页）。许国璋认为，汉语、汉字的符号建构，是汉民族认知世界的一种结构化运作。这一点在许慎的《说文解字?序》和刘勰的《文心雕龙》有关论述中已清楚地表述出来。

例如许慎指出：“古者庖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视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易》八卦，以垂宪象。”许国璋认为，中国古代学者没有对现代人所称的“语言”作正面的考察，而主要是从语言的书面形式论证文字的起源，“因此，我们可以从他们对文字起源的论证中，找出某些语言起源的理论”（13页）。许慎的论述表明，初民是把天象和物象作为语言资源来看待。初民对世界的认知形成一个系列，“天象、地貌、鸟兽的足迹、作物的生态、人身、人身以外诸物，都提供了各自的符号”。这种认知“由二项对立（binaryopposition）构成：天和地、鸟兽和农作、人和物。三组六类的名，反映人对世界的分类和认知”（13—14页）。在这里，许国璋把汉语的文化建构与汉民族世界观的建构紧密联系起来，体现出深邃的语言本体论思想。他为汉民族的文化、语言、认知的建构描绘了这样一个模式（68页）：

在这样一个模式中，语言显然成为人与世界连结的纽带。语言之“象”正是一个民族看待世界的样式。

又如刘勰指出，“文之为德也大矣，与天地并生者何哉？夫玄黄色杂，方圆体分，日月叠璧，以垂丽天之象；山川焕绮，以铺理地之形：此盖道之文也。仰观吐曜，俯察含章，高卑定位，故两仪既生矣。惟人参之，性灵所锺，是谓三才。为五行之秀，实天地之心。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自然之道也。”许国璋认为刘勰是在回答什么是形成世界第一原理（道）的问题。而他的答案是，我们至少可以从道的表现形式（realization）来对它观察，这就是道的“文”。这个“文”不是客观的天体地貌告诉人的，而是人对客观世界认知以后形成的概念。许国璋把“刘勰的语言学理论”概括为一个从客观世界到人的概念加工，再到语言，又到文字的模式（39页），指出这一模式在承认客观世界形和体的同时，充分肯定了人的认知作用，肯定了语言的主体性。

许国璋关于汉语的文化建构的论述给我们很深的启迪。

中国公元前200年诞生的一部解释词义的语言学专著《尔雅》，对所解释的词语作了这样的分类排列，即：释诂——释言——释训——释亲——释宫——释器——释乐——释天——释地——释丘——释山——释水——释草——释木——释虫——释鱼——释鸟——释兽——释畜。从这样一个排列体例来看，其顺序依次是语言人类社会的亲属——宫室——器具——音乐自然界的天——地——山——水生物界的草——木——虫——鱼——鸟——兽——畜，要言之，即语言人自然生物，语言排在第一位。这显示出语言在当时人们心目中的位置。在语言部分，《尔雅》或“举古言，释以今语”；或“约取常行之字，而以异义释之”；或“道物之貌以告人”，如此细密地辨析词义，反映出古人对语言意义的高度重视。《尔雅》反映的是中国先秦两汉时期人的文化知识结构。在这个结构体系中，词义的理解与阐释占据了重要的地位。这种对语言意义的重视，其实不独从《尔雅》始。在某种意义上，《尔雅》是对前代名物释义的一种大汇编。早在战国时期（公元前475年至前221年），语义的解释就成为人们认识世界、体验世界的一种重要方式。如《尸子》中将一对一的同义互训汇通为一对多，多对一的语义阐释方式。这种语义阐释方式在《尔雅》中蔚为大观。古人将自己对世界万象聚散离合、有机统一的理解，透过语义的汇通与条理固定下来。词义系统成为人的世界蓝图，语言观成为人的世界观的基础，这就说明《尔雅》何以以语言为其发端了。

中国古人对语言的重视显然出于他们对语言本体论意义的一种独特的感受。从哲学意识萌动的时候起，中国人就始终把人看作世界和宇宙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但并非中心的部分。中国传统哲学中的“人”和“我”的概念的基本特征在于它们不仅有人类学的含义，而且有宇宙论的含义。人与世界的本质关系及由之而来的认识关系，庄子在《齐物论》中非常精练地表达了：“非彼无我，非我无所取。”也正是因为如此，中国人并没有截然区分人与世界的自然关系和人文关系，相反，他们倒是早就看出这两种关系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无法非此即彼地截然分开。人与世界的关系决不是单方面的，而是全方位的。体现和维系人与世界的这种多方位关系的语言，因而也非纯粹的符号系统和工具——

语言是人性的表现。孔子说：“不知言，无以知人也。”（《论语?尧曰》）在古人眼里，“人之所以为人者，言也。人而不能言，何以为人。”（《春秋谷梁传》）

语言是天道的表现。古人认为，“道者，文之根本。文者，道之枝叶。维其根本乎道，所以发之于文，皆道也。三代圣贤之章，皆从此心写出，文便是道。”（《朱子语类?卷百三十九）

语言是事物本质的表现。许慎说：“黄帝之史仓颉，见鸟兽蹄??之迹，知分理之可相别异也，初造书契。”（《说文解字?序》）在古人看来，文字的产生，是由于从鸟兽的足迹领悟到不同的纹理可以互相区别，因而有必要，也有可能对万事万物的“纹理”加以抽象和区别。所以，“仓颉之初作书，盖依类象形，故谓之文。”而“文者，物象之本也。”经过象形——象征的抽象过程的文字图象，已不再是事物的自然之形，而是凝聚着人的概括的事物本质。

语言是治理天下、教化人伦的基础。古人对语言在一个社会组织中的维系作用有深刻的理解。易曰：“鼓天下之动者存乎辞。”因而“一言可以兴邦，一言可以丧邦”成为春秋时代的一种社会警醒意识。孔子把正百事之名作为他为政的首要之事。他说：“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论语?子路》）古人又把语言作为一种社会政治的象征。在他们看来，历史上既有“结绳之政”，又有“八卦之政”，然后是“书契之政”。所谓“古者伏牺氏之王天下也，始画八卦，造书契，以代结绳之政，由是文籍生焉。”（《尚书?序》）《周易?系辞》这样评价语言文字的治理天下的作用：“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百官以治，万民以察，盖取诸??。”“??”是《易》卦名，这里作事物的画象。正由于语言文字概括了事象而又条理了事象，掌握文字就掌握了一种世界秩序，从而人人明理习仪，天下才得以治理。古代的统治者深谙此理，如《周易???卦》所言：“??，扬于王庭。”《五经文字叙》解释说：“??，决也。王庭孚号，决之大者，决以书契也。”这就是说，统治者总是利用文字下判断，在王庭上公开号召。许慎的解释更明确：“言文者宣教明化于王者朝廷，君子所以施禄及下，居德则忌也。”（《说文解字?序》）文字不仅是“宣教明化”之本，而且由于懂得文字可以“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其德”（《说文句读》），可以“令行禁止”明其忌，所以王者对“能文者则禄加之”。

总之，天道人性，流于语言，化成万物。古人“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正因为语言在古代中国人的心目中据有如此重要的本体论地位，所以古人论文辞才有“文章者，所以宣上下之象，明人伦之叙，穷理尽性，以究万物之宜者也”的说法。

三、关于汉字的起源和演变

在汉字的起源和演变问题上，许国璋提出了两点有价值的看法。一是汉字起源的此世性，二是汉字起源的抽象性。这两点看起来互相矛盾，但其实质是从不同的角度论述了汉字起源和演变的文化特征。

汉字起源的此世性，说的是汉字产生形成的社会文化原因。过去我国学术界很少从理论的角度思考汉字之社会文化缘起。许国璋以《说文解字?序》中“古者庖牺氏之王天下也，……”一段话为依据，指出汉字的起源具有“此世性”。古代的汉字起源论与西方民族的“神造字母”论不同，“腓尼基人奉Cadmus神为字母的创始者，诺尔斯人奉Odin神为Rune字母的创始者，希伯莱人奉人类始祖亚当为语词的创始者，汉族初民奉‘王天下’的庖牺氏为创始人”。这“说明汉字起源学说的此世性，这一此世性是整个汉文化的此世性的一部分”（66页）。为什么这样说？许国璋引用了金岳霖的观点。金岳霖根据人与世界关系的不同，称印度文化为他世性的（otherworldliness），讲来世超度；希腊文化为超世性的（super-worldliness，即站在超出世界的层面上观察和分析世界），讲设问求知；中国文化为此世性的（this-worldliness），讲实用经验（见75页）。从许慎《说文解字?序》可以看出，古代的汉字起源论是与社会发展论密切联系的。“王天下”和“作《易》八卦以垂宪象”是相互联系的，治理天下需要书面符号形式。其后“及神农氏结绳为治而统其事，庶业其繁，饰伪萌生。黄帝之史仓颉见鸟兽蹄??之迹，知分理之可相别异也，初造书契，百工以又，万品以察。”随着生产的发展，简单的符号已不敷社会的需要。于是书契（文字）应运而生，它使各类事物的区别明显了，也使各项公职的执行方便了，从而促进了社会的发展。许国璋显然指出了中国古代语言、文字起源学说的一个重要特点，尽管庖牺氏制八卦，仓颉造字都带有神话传说的色彩，但它们的社会发展基础是无可怀疑的。

与汉字起源的此世性相联系的还有汉字符号的人为性。许国璋认为，不能套用西方符号理论的能指所指结合任意性的原则来解释汉语言文字。所谓任意性原则是指语言符号所反映的词与物的关系是任意的，而非自然的。许国璋认为，任意性原则对硬要建立能指与所指之间的自然联系的批判是正确的。但事实上词与物的“自然结合”本身不可能在语言这一个介质中体现，它不存在，因此为它而作的假设也就无必要。然而反过来用这一假设（指“自然结合”论）证明“语言符号任意性”原则的正确，却是荒谬的。因为从语言体系来说，语言是一种理性的行为，具有系统性（systematicity）、可分离性（discreteness）、可学会性（learnability）。“语言学家发现语言的体系，是人对自身行为中的理智性的发现，也是对于理智性存在于语言行为中的肯定”（24页），“词之所以为词，是因为它存在于各种关系中。……正是这种可以抽象的延伸赋予词的‘所指’一种内存的理性；‘所指’之多而有变，都是按早已被人们所认识到的法则进行的，不是偶然的。在理性的网络中，词的所指变成一桩理性的事件”（31页）。从语言的群体发生来说，原始时期的语言符号是有任意性的，因为当时部落未成、语言未备，名不可能是有关联有从属的名，不妨假定为独

一、偶然、任意的名。部落社会时期的语言符号是约定俗成的。所谓“约”，指社会制约，社会共议（consensus），决非任意创造，因为其时语言社团形成，语言使用者担负了命名和用名的双重任务，开始有了当时条件下的社会制约。文明社会时期的语言符号是立意的（motivated），即使是民间任意创造的词，也有语言文字学家赋予有理可据的形态（此段参见32页）。从语言的个体发生来说，小孩学母语或成人学外语，都有一个对任意性从感之甚切到不再感到的过程。小孩学语时常有的“超类推”（overgeneralization）现象，即对“任意性”的一种抵制（见31页）。可见“任意性”只是心理适应过程中的一种暂时现象，不适应就觉得不可捉摸，适应了就觉得理应如此。在这个意义上，任意性是可以转变的，不是客观存在的一种语言特征”（同上）。因此，语言符号能指与所指的联系是一种“人为的联系”、“理性的联系”，是受语言和社会双重制约的联系。许国璋特别指出：“中国古代的语言哲学，正象中国的主流哲学一样，是入世的，旨在治世的。中国传统的语言文字之学，其中心思想即是找出能指和所指之间的理性联系。”（37页）

如果说汉字的起源是此世性的，那么汉字的符号建构应是具象的，它出自于汉民族的实用——经验理性。然而许国璋并未在具象性上停留，而是指出了汉字起源时即具有、以后又不断发展的符号概括性。他以许慎《说文解字?序》“仓颉之初作书，盖依类象形，故谓之文。其后形声相益，即谓之字。文者，物象之本；字者，言孳乳而浸多也”一段话为依据，指出初民的造字是按照物的类画它的形，而不是按一件具体的物来画出它的形（如牛代表牛类，不是哪一只具体的牛）。这时已有概括，但抽象不够。其后从有限的物象产生无限的字，意味着字已经变成脱离物象的符号，抽象程度提高了，字的符号性增强了。许国璋强调指出（72—73页），汉字从象形变为象征，从图形变为笔划，从复杂变为简单，它的“文”已经大大不同于原来的图象，成了物象中最本质的东西，而它的“形声相益”的孳生更不受物象的限制。但许国璋并不因此否认汉字构形的理据。他把“分理别异”和“形声相益”看作汉字的两个特点，始终认为“汉语的方块字是形、声、义三者的结合体”（75页）。“文字的产生，贵乎有区别性特征”（70页）。并因此而批评那些片面强调汉字的符号化、符号性，且由此引申出方块汉字应废弃，代之以彻底符号化的拉丁字母拼音的观点，是“不经意地将语言的区别性原则置诸不顾”（75页）。许国璋在这里提出了一个发人深思的问题，即如何看待汉字的符号化过程，如何理解汉字的文化特征，如何认识汉字在其结构形成和演进的历史上所具有的独特的文化功能？

许慎认为，在仓颉造字之前，古人已经“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开始了象征符号的创造。汉字由图画文字发展而来（例略），汉字的发展史又是图画文字的象形、象意特征逐渐褪化的历史。这种褪化不是要将汉字发展为一堆纯粹假定性的符号，而是要使汉字的表意功能更好地适应语言与思维的发展。在汉字表意功能的不断完善中，汉字的结构形态无论在历时层面还是共时层面都经历了很大变化。

从历时层面来说，汉字的文化形态经历了一个不断符号化的递嬗过程。根据考古学的发现，汉字由图画文字向象形文字的过渡，在距今4500年左右。与图画文字相比，甲骨文字毕竟在符号化方面迈进了一大步。它的象形字大部分已经线条化、轮廓化、特征化了。尤其是甲骨文正以一种强劲有力的趋势用形与声的互注发展汉字的表意功能，使汉字能适应日常交际中新概念新语汇的大量形成。例如甲骨文的“河”字即在原有的“何（荷）”字形体上加形符“水”，“祀”字即在原有的“巳”字形体上加形符“示”，“??”字即在原有的象形符号上加声符“奚”。

周代的代表文字是金文，它在结构上与甲骨文没有很大的不同。春秋战国时代，由于社会的变革，封建割据冲破了汉字的统一规范。各种地方势力和地方文化对汉字作了种种改造，或分化，或繁化，或简化，但汉字发展的历程并没有中断。作为汉字发展主流的秦系文字，出现了直线化、笔画化的趋势。尤其是在秦统一天下后整理、推行的小篆，字形简化，形体固定，异体字减少，合文淘汰。秦系文字的进一步发展，终于导致汉字形态的巨变，产生了隶书。

隶书前的古汉字都以曲线构形以象实物之形。这种写实性的曲线虽经小篆改为圆润的线条，但象形的表意作用仍很突出。隶变将圆润的线条改为方折的笔画，使汉字的书写彻底摆脱了“描绘”而成为符号的书写。隶书大大简化了汉字的形符。许多以不同实物为摹写对象的形符被简化成单一的符号。如隶书中“鸟”字的四点，在小篆中是鸟爪的象形符号；隶书中“燕”字的四点，在小篆中是燕尾的象形符号；统一改为四点后，这些字的象形作用显然淡化了。由于形符的简化和统一，许多字难以看出本义。在符号化的进程中，汉字在象形的作用上付出了代价。

但隶变并没有改变汉字象形表意的性质，只不过使汉字的象形表意手段大为简化了。隶变后的汉字依然可以有一定的索形依据。例如“车”字在甲骨文中画有车厢、车轮、车衡、车辕、车轭、马、辔、车辖。隶书中的“车”，仍可以看出一个车厢和两个象征性的车轮。“角”字在甲骨文中象牛角形。隶书中的“角”字上部仍呈角形，等等。在古汉字中，同一个象形符号无论作单字还是作偏旁都是一样的形状，而在隶书中，“手”形作偏旁则左有“打”，下有“拳”，上有“看”；“示”形作偏旁则左有“祖”，下有“祭”等等。从这些偏旁也可以看出，隶变后的汉字结构虽然褪去了古汉字原始的象形特征，但在它的笔画态势中依然保留了相当程度的象形表意的理据，而同时，隶变后的汉字又大大便于书写了。显然，这是汉字表意功能在发展中的自我完善。新晨

汉字数千年的发展过程，是其与生俱来的象形表意功能不断完善的过程。世界上许多文字都曾经历过图画文字的阶段，然而后来大多走上了用字母记音的发展道路，成为语言符号的符号。而汉字却把它的以形示意的文化形态发展，保存了下来。为了适应汉语表达的需要，汉字在表示词音上发展过多种手段，但它的逻辑框架依然是以表意为核心，形成其独具一格的文化样式。许国璋对汉字的符号概括性的分析和评价，有助于我们深刻认识汉字及其文化特征。

注释：

*《许国璋论语言》，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1年版，第75页。以下引许书只注明页数。

汉字与中国文化论文篇3

关键词：韩国汉字；音训；汉文化；笔谈

一．序论

应用语言学认为语言的终极目的在于沟通，所有可以沟通的方式均应属于语言研究的范畴。笔谈这一形式可以说是东方言语学的一个特殊领域。中国与朝鲜半岛是一衣带水的邻邦，同为汉字文化圈所属的中韩两国直到一百多年前还可以利用汉字笔谈，但这一通路逐渐被阻断了。随着世界化时代的到来，韩中交流的日益频繁，我们发现韩中在语言的沟通上存在以下问题，1.非专业人士学习时间过长。许多人士并不需要专业学习韩国（中国）语言。如交流学者，民间访问及旅行客等。现行的教材，即使是速成的观光教材，学完也至少要三个月的时间。且学成后也只能局限于日常问候之水平，完全可以用英语代替。2 英语并无预想的有用。韩中的民众的英语发音往往受本国语言影响，平均掌握的单词量也差强人意。然后在交流时我们发现，韩中很多词的发音和意义是极为相似，实际上时候仍然可写汉字进行交流。

  鉴于以上出现的现象，笔者认为，现行的韩中的诸多外国语教材，并没有充分利用韩中两国具有大量近音近形同义的汉字（词）的地缘性语言特性，如果将韩中汉字稍加整理，研究，形成体系，修复笔谈通路将有效改善上述问题，有助于韩中两国民众的普遍性交流。

二 本论

2.1有利的氛围与环境

近来，韩中两国均调整了汉字政策，如韩国最著名的教育强区江南区开始在小学教授汉字，学习汉字，参加汉字能力考试的韩国人日渐增多；在大陆，陆续有学校设置第二课堂讲授繁体字及传统经典。这给修复韩中汉字笔谈通路提供了良好的外部条件。在理论上,据不完全统计,自2000年以来,中国知网收录的关于韩中汉字词的研究论文已达百余篇.,涉及韩中汉字的音,形,义各个领域。为修复韩中汉字笔谈交流通路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但美中不足的是,在实践教学领域大多集中在对外汉语的教学中,在学习韩国语的领域上相对不足。也就是说通路的两端,在韩国(学习汉语)的一端已经趋于成熟,在中国(学习韩国语)的一端还未开发。在教学实践中，汉字在学习记忆词汇上已经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使用汉字来辅助学习汉语（韩语），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学人学者的认可和赞同。

在利用汉字学习韩国语这一层面可以将语众分为两个群体加以辅导。

2.2 针对韩国语初学者

1.??建议先掌握韩国语的基本字母。

韩语字母包括14个基本辅音和10个基本元音。韩语字母以一个辅音和一个元音组合为一个音节，韩语字母由于简明，易于学习, 几天即可以掌握（如豆腐[dubu ] ，教授[gyosu] ）。韩国语是拼音文字，所以用韩国语发音可以拼出大部分汉字词，由于韩国的汉字发音为中古音，保留入声，与粤语相似之处颇多，方言中没有入声音的语众这一过程需要反复练习。实践教学表明，多数学生一周左右即可掌握。

2.注意韩国汉字词的使用范围 。韩国的词汇中70%左右是汉字词，但具有基本意义的单音节动词以及形容词仅作为词根使用，表达这些词时应使用韩国固有语(如问，来，说，写，读，热，冷)，汉字词多为双音节，具有复合，抽象等意义的词（如问题，往来，传说，读书，热带，冷风）。

3.注意部分 “同形异义”的汉字词的意义及感情色彩（如约束），及一部分逆序词。

这一部分词在整体上占得比例并不是很大，“同形异义”词一般是“同形近义”，逆序词主要是意思相近的两个字顺序颠倒如黑暗。其实，本质上这是汉字在不同时期和不同地域的运用差异，如韩国汉字音停留在中古，意思一部分是中古义，一部分是受日语影响的现代义，宏观来看，所有汉字词都是有源可循，有字理可依，这都是汉字文化的发展与变迁产生的结果。

此外，还可灵活运用四字成语。成语有简单，易记的特点，可谓微言大义。韩中通用成语有很多。如雪上加霜，一石二鸟，有备无患等。成语已是一个独立的表达单位，按照韩国语的，一般在其后添加句尾“”即可成句。

2.2针对专业韩国语学习者

在专业学习韩国语的专业课的教学过程中，添加韩国汉字的专项练习。日语学习中不但有日语汉字的音训读专项训练，还有专门的日本的汉字能力考试，学习日本汉字是日本语学习必不可少的环节。但反观韩国语，尽管韩国语中汉字词在数量和比重上远远超过日本，但对于韩国的汉字教学是缺失的。韩国的汉字有别于日语，是一字一音，学起来要比日语容易的多，一旦掌握，利用类推的方式，可以拼写出大量的汉字词。添加韩国汉字的专项练习，至少有利于快速扎实地掌握韩国语的词汇。

2.3需要注意的问题

  现代韩中汉字笔谈交流通路与传统不同,需要中国一侧民众掌握一定的韩国语知识。这是由于在短时间内.韩国民众的一般汉字能力还达不到以前的水平,汉字看得懂但不会写的现象较为普遍,掌握韩国语拼写规律和基础语法并不需要很长时间,但在对于汉字的认识上需要具有国际化的视野和胸怀。

2.4修复通路的一般步骤

  首先,是教材的开发.这一部分主要利用韩中比较语言学的研究成果,将两国常用汉字从音,形,义,三方面进行比较归纳,掌握差异点以及拼写规律。其次,根据上述非专业学习者和专业学习者分别进行辅导.然后是实际交流中的具体实践.在交流过程中不断完善这一体系。

2.5修复韩中汉字笔谈交流通路的意义

  首先,利民便民.汉字具有音,形,义合一的优秀的表意性,简单实用,汉字的启用符合韩中两国语言的特性,拉近两国的文化距离;同时汉字词在两国生活中每日使用,不易忘记。其次, 有利于普及海外汉文化知识。韩国的汉字使用从使用时间到使用范围都超过了日本，然而，至今仍有许多国人并不知道韩国也用汉字。在学术研究上，部分学人常将韩语与汉语存在的差异词，看作是韩国固有汉字词。实际上，与中不一致的词，韩台大多一致，韩国历史上一直以奉正朔著称，如儒学始终推崇朱子，明亡年号仍号“崇祯后某年”，循规蹈矩。所异诸词，并非韩国所创，实为大陆建国后自身的文体变革所生。在比较言语学领域，对汉文化领域的不了解常常导致论文水准大打折扣，以讹传讹。我们在学习汉字利用汉字作沟通的同时，也是对汉文化的一种学习，回顾，重温与思考。同时,文化强势造就文化产业,文化产业带来经济效益.汉字文化的复兴,有利于汉字文化产业的恢复和发展。

三．结论：

  近年来, 汉字文化圈内各国均有恢复传统文化,改善汉字政策的趋势。这是对被破坏的传统文化的正视与修复,也是一个世纪以来受西方强势文化打压,汉字文化反弹的结果。笔者认为应该抓住这一机遇,顺应趋势,修复汉字交流通路, 建立一套符合汉字文化圈语言特性的高效的汉字交流沟通体系,而韩中汉字笔谈交流通路的修复是其中最具潜力和希望的一条途径。

                      

参考文献：

汉字与中国文化论文篇4

关键词：对音；音韵；对比；朝鲜汉字音

一、朝鲜汉字的历史

自古，中韩两国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领域进行了广泛的交流，以汉字和汉文化作为载体的文化交流更为密切。古代朝鲜由于没有自己的文字，借用汉字的意义和发音来书写韩国语言，即所谓的“借用汉字标记法”。汉字作为韩语书写的重要手段可追溯到公元前，中国的许多史书记载以及韩国的历史文献都可证明这一事实。早在汉朝在朝鲜半岛创立四郡开始，汉语便已传入朝鲜，这些从《三国史记》、《三国遗事》、《鸡林类事》等以及一些谚文材料、吏读材料、古代朝鲜的历史文献资料中可以清晰看出。汉字一直作为古代朝鲜的正式文字使用。“借用汉字标记法”主要有三种方法：吏读、口诀、郷札。很多学者均认为早在上古时期，汉语便对韩语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直至15世纪朝鲜，即1443年，由申叔周创制出了《训民正音》，作为朝鲜语的标准文字记录工具，但是汉字仍然是朝鲜公文的正式书写工具。

二、朝鲜汉字音的概念

在古代朝鲜与古代中国交流的过程中，特别是朝鲜在借用汉字的过程中，不可避免的要受到汉字及汉语语音的影响，在此过程中，便产生了不论是对于韩国还是对于中国音韵史都有着重要意义的语音资料——朝鲜汉字音。朝鲜汉字音，又叫“韩国汉字音”或者“高丽译音”，这三种称呼在本质上没有什么区别，指的是包括韩国在内的朝鲜半岛和中国东北部分地区在内的广大地域里正在使用的今儿曾经使用过的“汉字”的“读音”。

三、朝鲜汉字音国外研究概况

对于韩语中的汉字音研究，已经有一个半世纪之久，在这方面的先驱者并不是中国人和韩国人自己，而是瑞典著名的汉学家高本汉，他利用历史比较语言学的方法，结合汉语音韵学已经取得的一些成果，来研究《切韵》音系，在研究过程中，他使用了现存的汉语各地方音和朝鲜汉字音等，构拟了《切韵》体系的声母和韵母系统。在此之前，研究者们一直专注于通过古代典籍来研究汉语音韵学，而高本汉的这一方法开拓了研究的新境界，拓展了研究思路，使得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重视对音材料的研究，特别是朝鲜汉字音，研究涉及朝鲜汉字音的来源、性质和演变等一系列问题。

与高本汉同时代的法国汉学家马伯乐，著有《唐代长安方言考》。马伯乐基本同意高本汉的观点，而且还进一步地对朝鲜汉字音的形成过程阐述了自己的看法。

日本著名学者有阪秀世提出，朝鲜汉字音的基础方言是10世纪宋代的开封音。河野六郎则提出朝鲜汉字音的基础方言应该是唐代长安音，并指出朝鲜汉字音有两个层次。

一些日本和韩国学者将朝鲜汉字音与日本汉字音进行比较研究，例如：河野六郎的《朝鲜汉字音日本吴音》、藤井茂利的《推古期遗文假名朝鲜汉字音》、高昌植的《韩日汉字语·音韵比较》等。

韩国和朝鲜国内也有很多学者研究朝鲜汉字音，例如辛荣泰、北朝鲜学者柳烈、韩国学者赵世用、李基文、崔爱玲、严冀相、金完镇、朴炳采、俞昌均、朴庆松等在朝鲜汉字音方面的研究都有着很重要的贡献。朝鲜、韩国学者构拟出中古和上古朝鲜语的语音体系，加深了朝鲜历史演变过程。

四、朝鲜汉字音国内研究概况

在朝鲜汉字音受重视之前，研究古汉语主要是围绕古代几部重要的韵书而展开，例如《切韵》、《广韵》等，由于汉字是表意体系的文字，随着时间的推移，声音的变化无法直接从汉字上看出，因此仅依据基本韵书很难准确推出古代汉语的发音面貌。朝鲜汉字音作为古代汉语音系和古代汉语音系互协的产物，被中国和韩国音韵学家视为研究古代汉语和韩语的一扇窗户，逐渐得到重视。

起初学者们还是以语法和词汇为研究主要方面，很多学者都是针对这两本书中的语法及词汇现象进行讨论，例如：熙（1958）的《书后》，文章主要是对成书年代和版本问题的探讨，八十年代以后，谢晓安等《与语言研究》、李泰沫《四种版本语言研究》，康宴镇《研究—诸书之著成及其书中汉语语音语法之析论》、梁伍镇《语言研究》。谢晓安等合作撰写的《与语言研究》是一部对《老乞大》和《朴通事》二书的语法进行全面研究的专著。他们利用先前编好的《与索引》对二书的语法面貌进行了系统的描写和定量统计分析。

随着研究的深入，学者们逐渐发现了朝鲜汉字音对于研究古代汉语音系的重要性，著作和成果也逐渐增多。胡明扬的《和中所见的汉语、朝鲜语对音》依据对音材料整理出16世纪北方汉语的语音系统；姚俊的《朝鲜语语音研究》通过对三个版本的老乞大语音探讨，结合语音的组合特点，拟构出当时朝鲜语的音位音值，并在此基础上对《老乞大》所反映的16世纪到18世纪朝鲜语的语音变化进行描写；金基石发表了一系列文章，主要探讨了朝鲜对音文献里反映地近代汉语语音问题。金基石指出：在朝鲜李氏王朝刊行的《洪武正韵译训》、《四声通考》、《四声通解》、《翻译老乞大》和《翻译朴通事》等一系列汉朝对音韵书和教科书文献里，保存着朝鲜汉学家对汉语近代音尤其是入声字的真实描写和深刻论述。（作者单位：辽宁师范大学文学院）

参考文献

期刊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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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孔桂花.从朝鲜译音文献看近代汉语的入声.［J］.安徽文学（下半月），200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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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崔玲爱.有关15世纪前的汉音韩文资料.［J］.民族语文，2003，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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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李得春.近代朝鲜文献中的汉朝对音转写问题.［J］.民族语文，2001，02

［9］金基石.朝鲜对音文献浅论.［J］.民族语文，1999，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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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蒋绍愚.近代汉语研究概况［M］.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

［12］胡明扬.《老乞大谚解》和《朴事通谚解》中所见的汉语朝鲜语对音［J］.中国语文，1963，03

现代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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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李得春.韩文与中国音韵［M］.牡丹江：黑龙江朝鲜民族出版社，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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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王力，汉语音韵学［M］.北京：中华书局，1982

汉字与中国文化论文篇5

关键词 汉语国际教育 本科生 课程设置 文化

中图分类号：G424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400/ki.kjdks.2016.07.064

Abstract Cultural courses for Chinese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undergraduate should embody the two important points including skills and communication. Under the guiding principle of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 this paper sets up a curriculum system which cultivating the students' culture cognition and skills. At the same time establish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language curriculum and culture.

Key words Chinese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undergraduate； curriculum； culture

汉语国际教育是在原“对外汉语”、“中国语言文化”和“中国学”的基础上整合设立的专业。2012年教育部颁布的《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介绍》中要求该类本科生要“具有较高的人文素养，具备中国文学、中国文化、跨文化交际等方面的专业知识和能力”。同时国家汉办了《国际汉语教师标准》，认为此类汉语教师应该具备以下素质：语言基本知识和技能、文化与交际、第二语言习得与学习策略、教学方法及教师综合素质。

根据教师标准，我们认为设置课程要围绕三个板块：汉语语言学及汉语作为外语教学、文化、现代教育。其中第一个板块为主，第二、三个板块为辅。

培养学生的跨文化交际能力，外语口语交际课程的地位非常重要。除此之外，我们认为：第一，要尽力挖掘语言类课程文化内涵；第二，要建立文化类课程体系。

1 尽力挖掘语言学课程文化内涵

语言是文化的载体，学生在学习中国语言过程中，将自然接触中国文化。因此对外汉语教学不是干巴巴的语言本体教学。为帮助学生理解语言与文化关系，本专业语言学课程要注意与文化理论认知相联系。

1.1 汉语基础课的文化内涵

汉语国际教育本科课程为：现代汉语、古代汉语、语言学概论。其中古代汉语课程尤其需要体现与汉语言文学专业教学目标的差异性。

比如文选要注意加强中国文化知识方面的讲解。如《之战》要突出中国姓氏文化。“邴夏御齐侯”，邴夏是齐国大夫，邴是氏，夏是名。上古时代，姓与氏不同，姓是族号，氏是族的分支。一般女子称姓，男子称氏，氏明贵贱，姓别婚姻。战国以后，姓与氏逐渐合二为一，汉以后姓氏不分，且百姓也有姓氏了。这些知识对学生探索中国人种起源与发展很有帮助。

再比如古代汉语文字学部分，选取字形分析结构时，应注意选取与中国文化元素有关的例子。如“赤”，《说文》云：南方色也。从大，从火。火盛则色赤，故“赤”从大火会意，表示火盛。古代五行说，以五行配五方之色，南方属火，所以许慎说“南方色也”，即红色。阴阳五行，反映了中国传统朴素唯物主义哲学思想。

尽管可能学生通过本课程了解的只是零星不成系统的中国古代文化，但总是能使他们对文化的理解更深一层。如果把精力过多集中于文选细读以及文意涵咏上，着意强调培养文言文语感，则会偏离汉语国际教育培养目标。

1.2 汉语选修课的文化内涵

这一板块为对外汉语教学中的难点而设，核心课程为：语音学、文字学、汉语词汇学、汉语语法学。

其中文字学应该设置汉字与中国文化专章。主要内容应该涉及汉字维护国家统一的文化功能；汉字与汉字文化圈；汉字书法与中国审美文化；汉字形体记录的中国古文化等内容。

由于汉字认知付之于视觉，因此不管哪个人用何种方言说都无关紧要。只要写出来，双方就达到了交流的目的。正是汉字的这种超方言性，在维护国家与民族统一过程中，才发挥了巨大作用。这是汉字最强大的文化功能。

汉语和汉文化对周边国家与民族形成了强大的辐射。主要表现为越南、韩国、日本等文字中保留大量汉字。汉字书法讲究疏密相映的形态美，气韵流动的线条美，富有感情的意境美。集中体现了中国人的审美文化：楷书多儒家严谨济世精神；草书多道家放浪自由精神。

汉字中还包含很多中国古代文化知识。比如《说文・玉部》共214个汉字，涉及玉石形状、加工方式、品质、功能等多方面内容。如“璧”、“瑗”、“环”为玉石形状差异；“琢”、“h”、“理”为玉石加工方式差异；“珍”、“g”、“瑶”为玉石品质差异；“琥（用于发兵）”、“珥（耳中玉）”、“H（死人口中玉）”为功能差异等。这些字能反映中国玉石文化开始得很早，远古时代玉石具有祭祀鬼神、充当礼仪、美身、殓葬等文化功能。后来成为权力、品德、财富的象征。

汉语词汇学也应该设置词汇学与中国文化专章，内容涉及词汇与中国古代物质文明，如华表、月饼、花轿、旗袍等；词汇与中国古代精神文明，如避讳、禅让、八卦、比兴等；词汇与中国古代自然地理，如梅雨、梯田等；词汇与中国风俗习惯，如清明、作揖、乞巧等；词汇与中外文化交流，如葡萄（来自西域）、世界（来自佛教）、胡同（来自蒙古语）、沙发（来自西欧）、物理（来自日本）等。

语言类课程虽然可以贯彻传播文化的意图，却不能太多，以免妨碍学生认知语言本体。

2 文化课程

在本专业中，文化课程应包括文化素养课、文化理论课、文化技能课三类。相对于语言理论课难度不大，应于低年级开设。教学应以提高学生对中国文化、西方文化特征的认知能力为目标。

2.1 文化素养课

这一板块包括中国古代文学、中国现当代文学、外国文学。这些课程要与汉语言文学专业相区别，简化文学史，弱化文学性批评研究，强化风土人情与文化价值研究。比如诗人笔下的秋，往往与离别相联系，因此常常传达悲伤凄凉的感情。秋天之景已经具有中国文化符号价值。比如王维作品，多与中国佛教相联系，于景物描写之中展现禅宗机理。再如张爱玲、钱钟书作品，总是与现代都市相联系，传达着中国走向现代化过程中城市的发展与繁荣，记载着民族的沧桑与耻辱。本专业文化素养课与中国文化概论、西方文化概论、文化学等文化理论课相联系，而不是像汉语言文学专业一样，与文学概论、美学等课程联系，因此教学重点应有明显差异。学时也应该大大缩短，有些高校将中国古代文学设置为255学时，与汉语言文学专业完全相同，这就无法使该课程真正为培养国际汉语教师服务。

另外还可以开设中国古代文学经典与中国文化解读，中国现当代经典文学与中国文化解读等选修课，加强学生对中国古代、现代文化的感性认识。

2.2 文化理论课

这一板块在本专业文化课中应具有核心地位。包括核心课程：中国文化概论、西方文化概论、跨文化交际；选修课程：儒家文化与中国历史、佛教与国际文化交流、国别文化、国外汉学研究。

中国文化概论主要讲解中国社会、经济、政治、儒家文化、中国宗教、礼俗、衣食、中国科技、教育、语言、中国艺术、中外文化交流、中国传统思维模式等内容，其中尤以儒家文化以及中国宗教为重点。儒家文化在维护中国封建统治秩序中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汉书・艺文志》云：“儒家者，盖出于司徒之官。助人君顺阴阳，明教化者也。”中国儒家学术思想与中国社会思潮紧密相关，儒家的道德准则也是历代知识分子追求的目标。这些文化还深刻地影响了韩国、日本、越南等周边国家。除了在本课程中重点讲解，还可以开设儒家文化与中国历史选修课，以便加深学生对中国儒家思想的认识。

另外一个重点是佛教文化。佛教开始传播于尼泊尔、印度、巴基斯坦一带，以后南到斯里兰卡、印度支那半岛，北到中亚西亚。随着丝绸之路的开发，于公元一世纪传入中国。佛教自汉代开始本土化过程，最早翻译的佛经《四十二章经》，带有中国本土黄老思想痕迹。到唐代产生禅宗思想，算是完成宗教本土化过程。禅的本意是思维修养、静虑定心，本为印度佛教的一种修炼方法。传入中国以后产生了一整套理论体系和修行体系，成为佛教中国化的最典型的产物。这些内容除了在中国文化概论重点讲解，还可以开设佛教与国际文化交流选修课，以便于学生理解中国与东南亚诸国在宗教思想上的联系与差异，为将来在这些国家或地区开展工作打好基础。

西方文化概论主要概括性介绍西方社会、经济、政治、教育、法律、哲学、历史、文学艺术成就、自然科学成就等内容。为进一步拓展本课程，还可以开设国别文化选修课，主要讲解基督教与西方社会、东正教与俄罗斯、伊斯兰教与中东国家、犹太教与以色列等内容。使学生了解世界各地不同文化风俗，特别要配合国家经济发展战略计划，关注一带一路国家宗教文化，为汉语国际推广与传播开拓道路。

国外汉学研究也值得关注，这一课程将为学生展示西方人如何认识中国，如何看待中国文化，他们的研究哪些符合中国事实，哪些扭曲了历史，使学生了解被派往地区对待中国文化的态度以及可能存在的认识误区，帮助他们提前准备相关交际策略。

2.3 文化技能课

国际汉语教师应掌握一定的中国文化技能，比如书法、国画、中国乐器、传统手工艺、中国茶道等。这些技能课的开设要配合文化理论课同步进行。使学生理解中国书法与中国思想、国画艺术以及民族乐器与中国式审美、传统手工艺中国结与中国式情感表达方式、扎染与中国纺织技术、茶与中国古诗等的内在联系。这些技能可以帮助他们在与国外学生交流过程中，传播中国文化价值观念。一个合格的国际汉语教师应该具有良好的人际交往能力，在自然真诚交际过程中，有效传播中国文化；若在课堂上不顾教学目标，大谈中华文明，极有可能引起所派国家人民的警惕甚至抵触情绪。从这一点上说，文化技能课虽小，但功能强大。

汉字与中国文化论文篇6

关键词：汉字；中国古典私家园林

汉字是华夏先民思维方式的产物，汉字的形体又是华夏民族传统思维方式的投影。华夏民族的文化心态观念也决定了汉字很多方面的特征。反之亦然，汉字这很多方面的特征一旦形成，又必然会对使用汉字的这个群体在心理上产生相当程度的塑造和影响。汉字在其间起到了中介的作用，促成了这个族群文化传统的繁荣发展和薪火相传。中国的文字、文化、建筑几千年来在各个民族的不断交流融合、中外文化的输出与接收中不断发展变化且从未中断。不同时代的语言文字、文化典籍、科学工艺、哲学思想、道德伦理、艺术观念、建筑形制一脉相承而又各具特色。人类所有的认识都来源于观念的塑造，而文字又是塑造观念的工具之一。于是文字系统就在很大的程度上决定我们对这个世界的认知。中国历史上有着文人造园的传统，中国古代这些“学而优则仕”的知识分子官僚凭借他们对美极其挑剔的鉴赏力、宦海沉浮的人生感触以及对儒、道、禅哲理的深刻理解参与营造设计他们心灵栖居的后花园——中国古典私家园林。文人们每天翻阅和使用的汉字也深刻影响着他们处理问题、看待事物的习惯。汉字的构形由各个组件组成，各种形状的点和线组合成了汉字的特有字形。由汉字构建的文字框架注定了我们这个民族将无法超越象形文字给我们设定的思维边界。在文化、哲学、艺术观念等各种因素综合影响下，中国古典私家园林运用汉字构形思维，建构了一个适应自然环境、天人合一的社会活动空间。

一、从汉字构形的象形思维到中国古典私家园林设计的“师法自然”

所有的语言都有两个基本要素：一个是音，它是语言的外部形式；一个是义，运用一定的符号把语言记录下来。所以也有两种文字体系：表音文字体系与表意文字体系。汉字属于直接记录语意，间接记录语音，所以属于表意体系的文字。汉字发展的初期是由图画演变而来，这已是不争的事实。汉字最初的构形方式是通过人们对客观存在的世界仔细观察分析后进行艺术化勾勒的结果，是用象形的图画来表现一个客观存在的物象。古人形容这个构形过程为“盖圣人不空作，皆有依据”。汉字几经变更发展到今天，仍然没有摆脱“象”，即有形可象。美国克雷奇等“把思维定义为‘在个人碰到、认识和解决问题时所发生的心理活动’”。笔者认为，中国古代文人把他们每天接触到的象形汉字构形的思维方式用到他们解决中国古典私家园林的方案设计中去。计成在其著作《园冶》中提出造园设计的创作宗旨是“虽由人作，宛自天开”。

二、从汉字构形的意化思维到中国古典私家园林设计的“意象”思维

从汉字演变过程来看，初创期从甲骨文经金文到小篆，汉字字体不断在发生变化。原先明显的象形“图画“性质渐渐弱化。汉字的构形元素：笔画、组合关系、意义都发生着很大的变化。象形汉字在演变发展过程中所遇到的最大瓶颈就是对形而上的抽象概念，如复杂的精神状态的表述。为了解决这个需求，到战国中后期产生了隶书，汉字构形依据由客观物象与字形的相似关系转变为基于相关事物的相似性而加入人们的经验、想象来表达字意。我们现在使用的汉字，有的根本找不到最初象形的依据了。汉字这种由象形转化成表意的过程就代表了汉字构形进入了意化阶段，根据意义来构形，人们有意识的提取事物的概念等元素，通过复杂的组合结构来抽象事物间的联系。“以部首“心”和“忄”为例。如爱，从心从受，是一种对人或事物从内心接受的感情；志，志者，士之心也，是有自觉意识的心理活动；惑，心中或然，拿不定主意；悟，从“忄”从“吾”，在自己内心深处领会；怕，心中空白没有底；慌，心里荒芜长草，不知如何是好。所以在汉字构字中两个或多个部首综合反映一个意义的特点是很明显的。”汉字的这种间接的“象形”，不直接描述形象，而是带上或隐或现的比喻、象征，使“意”被“象”化。用具体感性的意象来表达抽象的理性解释。这种思维也是象形汉字构形思维模式的延伸。

在中国古典私家园林设计中“意”与“象”的统一，从视觉表现到意蕴内涵都非常丰富。通过文人掇山理水的设计到观赏者的联想、想象把物象转化为意象，把物境参悟成意境。这种“得意而忘象”的思维就缘自汉字构形思维。著名学者和教育家傅斯年先生曾经指出：“中国学者之言，联想多而思想少，想象多而实验少，比喻多而推理少。持论之时，合于三段论法（按三段论是最典型的逻辑推理，此处以“三段论”借代“逻辑”，“合于三段论法”就是“合乎逻辑”的意思）者绝鲜，出之于比喻者转繁。比喻之在中国，自成一种推理式。”上文提到汉字产生初始是以形表意，人们观其形通过想象、联想等思维活动基本能得其意。这种思维方式嫁接到中国古典园林设计中就形成了以植物比德的思想。比如以多节的竹子比喻士人的气节、以松比喻君子的品格、以牡丹象征富贵等，这些植物元素也构成中国古典私家园林从设计元素到意义很重要的组成部分。

三、从汉字构形思维的时空意识到中国古典私家园林设计的“天人合一”

在汉字构形的思维中有一种很特别的自然和人共存的朴素观念，用共生共存的思维发现因果，在时空共存中寻找人与物的内在逻辑关联。比甲骨文中表示空间的词“东”，图形含义是日从林中升起。甲骨文中“春”用草木在太阳下萌发来表示。这都传达了用主体的心理时空去适应自然时空，在自然的时空转换中渗透人与物的生命节奏，直接孕育了“天人合一”思维的萌芽，后来发展成为中国古典私家园林设计中独特的时空意识。在中国古典私家园林中赏玩，见不到修理规整的花木、草坪，植物都依照自然的方式分布。水景、山石也野逸盎然，一派树无行次、石无定位的自然风光。其间的建筑也依照山水走势布局，高低错落。设计者还采用借景、障景、框景、对景等各种手法营造虚实相生的空间，甚至把远处的山、云、塔都作为视觉元素设计其中。

汉字作为一种古老文明的载体，就像大船一样，在历史的长河里不知疲倦地输送着中华文明，汉字也成了中国人文化基因组的一部分。汉字构形演变过程中呈现的思维方式深深影响着中国古典私家园林设计，从视觉形式到哲学观念全面渗透。从理论上说，一个主体的历史环境和实践决定了现实的思维方式。对于华夏民族来说，几千年来对汉字的认知和使用是一项非常重要的社会实践，所以汉字通过中国人对它的认知和使用而对这个群体的心理思维发生潜移默化影响是必然的。20世纪建筑大师密斯声称改变了世界大都市三分之一的天际线。20世纪以来居住在密斯所构想的现代都市建筑中，背着英文字母玩着图形界面长大的一代中国人是否还有能力传递这种文明？

参考文献：

[1]许冲.说文解字序·许冲上表[Z].中华书局，1963年影印陈昌治本.

汉字与中国文化论文篇7

关键词：现代汉语；文字部分；汉字文化；思考

中图分类号：G642.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2）04-0062-02

在《现代汉语》绪论、语音、文字、词汇、语法、修辞等内容中，汉字部分是最具有文化挖掘潜力的，如何在《现代汉语》教材中体现汉字的文化性应给予相当大的重视与关注。教材中的汉字知识，除了要讲解汉字的结构、字体的演变、文字的书写，还应让人看到汉字的灵动与一种中国文化的美。本文就骆小所的《现代汉语引论》（以下简称骆本）、张登岐的《现代汉语》（以下简称张本）、邢福义的《现代汉语》（以下简称邢本）、胡裕树的《现代汉语》（以下简称胡本）、张斌的《新编现代汉语》（以下简称新汉）以及黄廖本的《现代汉语》（以下简称黄廖本）等几套高等教育中常用的教材中的文字部分进行比较分析，对《现代汉语》教材中汉字部分内容编排体系提出了个人的思考。

一、从文字部分体系整体性编排框架的比较

几本现代汉语教材中都包括了绪论、语音、文字、词汇、语法、修辞的内容，这些内容都分别按章分列在整本书的编排体例上，黄廖本、胡本、新汉本、邢本都是将汉字部分放在绪论和语音后面，唯有骆本、张本在编排体系上显得比较特殊。骆本是将文字部分放在了语音前面，而张本虽也把文字放在了语音的章节后，但在语音与汉字的章节中又编入了语汇、语法。从这些体系的编排中，我们可以看出文字一章在《现代汉语》中的地位，尤其是骆本无疑突出了这一思想。骆本把文字单独列为一章，并且放在绪论后面，这样的做法从语言的实践操作和理论层面的意义上，都是对文字部分的重视。

二、从文字部分的称呼来比较

骆本教材把文字章节称为“现代汉字”，邢本与其相同。但黄廖本、胡本、新汉本都把文字部分称为“文字”，与其相比，张本比较特殊，称这部分为“汉字”。从字面意义与《现代汉语》这本教材的关系上来看，骆本的“现代汉字”的称呼要比黄廖本、胡本、新汉本的“文字”、张本的“汉字”范围要窄些。如果把汉字部分放在现代汉语的教材来看，“现代汉字”的称呼较贴切些。但是从全方位介绍中国文字文化来看，“现代汉字”的称呼又具有了较大的局限性。相比而言，如果要在文字部分的称呼体现出中国的文化，“汉字”这一称呼具有更大的中国文化的包容性，也可在编写教材时具有更大的编写空间。但笔者纵观几本教材发现，虽然其他教材的称呼范围比骆本广，但内容都是偏重于在讲现代汉字。

三、具体内容体系编写的比较

1.内容框架上的比较。骆本在汉字这一章节里涉及到了六个小节的内容，分别是现代汉字的性质和特点、汉字与汉语、汉字的结构、汉字的字体、汉字的现代化、汉字的规范化等，其他几本教材大都围绕这几部分作为讲解的内容。但从细处分析，仍能发现骆本与其他版本的不同之处。骆本在这一章节中涉及到三个较独特的内容是其他版本所没有的，这三个内容分别是：汉字的缺点、汉字生命力强的内在原因、纠正错别字的方法。从几本教材比较来看，只有骆本对汉字的缺点：字数多、笔画多、音读多、异体字多和难读、难写、难记、难用进行了分析，让人们认知到汉字的这些缺陷，了解了汉字改革的必要性。另外，其他版本都谈到了规范汉字的问题，但只有骆本和新汉本谈到了纠正错别字的方法。把纠正错别字的方法作为一个问题提出，显示出了汉字学习中使用正确汉字的重要性。除骆本具有以上独特内容之外，其余版本也有自己的特点。为了体现汉字的文化性，黄廖本的汉字的产生及邢本的汉字的书写指导在教材编写中是不可被忽视的。汉字产生的传说、汉字的书写历史在当今写字几乎都是用电脑录入的信息化时代，更是值得重提。如果这些内容重现在《现代汉语》教材里，在学习的过程中，教师和学生都可以慢慢想象及感受笔在纸上轻轻摩擦的声音及墨水淡在纸上的轻香。汉字往往由多个部件组成，每个部件的所占空间不完全相同，新汉本教材的现代汉字结构模式图用方块结构图形进行直观显示，对汉字书写笔画顺序的讲解，让人感觉汉字的书写既有规律可行，又变化万千。用现代汉字方块结构图形让学习者感受到了汉字结构匀称合理，整字美观大观。作为现代汉字文化的完整性，可以将几个不同版本的独特的内容结合起来，作为一个系统的体系来编排。

2.文字章节具体内容分析比较。在具体内容的编写上，几本教材都把汉字的性质、作用，汉字的形体构造，汉字的整理和规范化作为主要内容，只是侧重点各有不同，观点也有所出入。（1）对汉字性质的表述。胡本、邢本和黄廖本都是直接从汉字入手，视角比较直接明了，并明确提出汉字是表意文字。骆本将现代汉字的性质和特点融合来谈，认为汉字是语素文字、自源文字、形音义的统一体。（2）对汉字作用的阐述。关于汉字的作用，除骆本和胡本外，其他的版本均把它作为一个单独的内容来谈。仔细阅读，其实骆本在“汉字生命力强的内在原因”的讲解中，就把汉字的作用一起阐述了，如“汉字能促进社会交流”、“汉字是汉民族社会历史的载体”、“汉字丰富了汉文化的表达”等。关于“汉字的作用”的讲解，笔者认为骆本在对汉字作用的阐述较为合理。（3）关于“汉字的形体”。①称呼。关于汉字的形体的称呼，除骆本与胡本把其称为“字体”外，其他四个版本均把其称为汉字的形体。从文化审美的角度来看，笔者认为把其称为“形体”，更能体现汉字复杂的形态及其变化多端而又富有规律的特点。②对字型的讲解。骆本在对字型的演变过程讲解叙述上，只有对文字形体的文字叙述，而其他几本教材对各个时期的文字配有图示，直观明晰。笔者认为，如能在教材中把一个汉字的甲骨文、大篆、小篆、隶书、楷书、草书、行书等几种演变的字体用图示的形式表现出来，既生动直观又能把几种书体的特点表现出来。③汉字结构的概念。在对现代汉字结构的分析，在概念含义的提出中，骆本提出了笔画、偏旁、部件三个概念，没有对笔画书写顺序进行讲解。从书写角度出发，黄廖本和新汉本有对笔顺的介绍。笔者认为如果这两个版本的内容能结合起来，就能比较生动、形象地介绍汉字笔顺的书写规律了。④汉字内部结构关系的介绍。这部分的内容，骆本只提到了汉字内部的空间关系，只谈到汉字的上下、左右、半包围结构等；而胡本、张本和黄廖本却深入对笔画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剖析，譬如笔画间的相离、相接和相交关系，特别是胡本，对汉字的结构有更纤细的图示和解释。笔者认为，从汉字文化知识的角度来看，对汉字的结构进行图示和解释，可以显示出汉字的结构美。除以上几方面外，骆本的内容有“汉字的整理和规范化”这一部分，既提出汉字整理的四定原则，又提及了如何正确使用汉字，内容表述完整。另外，黄廖本所特有的增加的附录内容，在黄廖本附录中有常见的别字、容易读错的字以及简化字表，这给学习者在使用上提供了极大的方便。

四、笔者对现代汉语教材中汉字部分的思考

1.《现代汉语》中汉字部分的编写原则。（1）在教材中的编写内容上应尽量保持汉字文化内容的完整性。通过几个版本的《现代汉语》比较，笔者认为要在《现代汉语》教材的编写内容上体现汉字文化内容的完整性，编写的内容应包括：①介绍文字尤其是汉字产生发展的演变过程；②汉字的结构方式以及一些文字使用过程中的重点、难点；③汉字的书写知识介绍；④现代汉字的信息处理；⑤与汉字相关的一些中国文化知识、典故。（2）教材中的编法应体现出汉字的灵动与艺术性。文字不仅生动，而且具有文化内涵的可读性。如中国的“福”文化、北京2008年奥运会图标“篆书之美”的名称等都是汉字文化内涵的一种体现。在吴颐人编写的图文并具体解说汉字字体的演变读物――《汉字寻根》中，汉字更是体现了一门艺术与学问。如在《汉字寻根》中讲解的“田”字――“甲骨文中的‘田’字外为田的范围，中间‘十’字表示田间的阡陌小道。”这样的讲解既生动又形象，引发人们无限的想象力，体现出汉字象形的艺术美来。在教材编写中，也可编写与文字有关的“文房四宝”的知识，或是像新汉本的讲解现代汉字的结构时采用“结构模式图”，或是像许多版本一样对汉字字体演变过程进行图示，或对某些汉字的典故进行讲解……具有了这些内容的教材，可以或多或少的让读者领悟出汉字的灵动与艺术性。

2.《现代汉语》教材的编排思路。对《现代汉语》教材的编排思路，笔者较同意浙江绍兴越秀外国语职业学院陈建萍老师在《从“文字”章的编排探索汉字学习》中提出的编排思路，现对陈老师的思路进行归纳，以共同探讨：先从宏观的角度，从语言与文字的关系入手阐述文字的一般特性；在对汉字的介绍上，可以以时间为线索，由古到今，简要介绍汉字的演变；而在结构上，“六书”也应该编排在现代汉字字形的前面；在主体内容介绍之前，应该对汉字定性，也就是介绍汉字的性质；在主体内容介绍之后，可以对汉字的整理标准化、规范化；汉字计算机的输入与输出，也作为最后一章节的内容。

我们的汉字观念，不能仅仅停留在“文字是语言的记录符号”这一简单的理解上，而应该深刻理解汉字不同于其他文字的特性，例如它本身所包含、体现的中国文化性。当然，一本《现代汉语》教材中的汉字章节不可能囊括众多的汉字文化知识，如果要充分认识、了解我们的汉字文化知识，可以去研究“文字学”。而且要在文字章节的教学中体现出汉字的文化性，除了依附于教材的内容外，更多的是要靠教师的教学水平及教学能力。

参考文献：

[1]陈建萍.从《现代汉语》“文字”章的编排探索汉字学习[J].现代语文（理论研究版），2007，（8）：12-14.

[2]吴颐人.汉字寻根[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2006.

[3]骆小所.现代汉语[M].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05

[4]邢福义.现代汉语[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

[5]张斌.新编现代汉语[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

[6]胡裕树.现代汉语[M].上海：上海世纪出版社，上海教育教育出版社，2003.

汉字与中国文化论文篇8

关键词： 训民正音 韩文专用 韩汉混用

一、训民正音创制前汉字的使用

韩国语属于阿尔泰语系，汉语属于汉藏语系，两种语言在语音和语法规则方面都明显不同。但是由于中韩两国地理相连，经济、文化交流频繁，汉语对韩国语产生极大影响，尤其是在文字和词汇的使用方面。韩国在1443年“训民正音”创制之前没有自己的文字，文字生活要借用汉字来实现。韩国借用汉字的历史很久，公元前后相继建立的高句丽、新罗、百济三国都先后使用汉字为书面交际工具。韩国学者认为，汉字大约是在公元前2世纪，随着位于半岛北部的卫满朝鲜的建立而传入的。在长达近千年的岁月里，朝鲜半岛上一直在用汉字记录自己的历史，尤其到中国明清时期，朝鲜出现李湟、李珥等大批杰出的儒家学者，其地位在全世界汉学界都受到尊重。此外，朝鲜还出现了不少的汉字书法家和诗人。汉字在朝鲜半岛的使用情况，根据借用的方法，大体可分为固有名词标记、吏读、口诀和乡札等四种。然而，吏读、乡札、口诀对于汉文娴熟的人才能运用自如，对于平民百姓则无法在实际生活中运用。

二、训民正音创制后汉字的使用

朝鲜王朝建立初期，百废待兴，社会秩序混乱，庶民阶层因为多不识文字而难于教化。为了进一步巩固和发展王朝统治，让百姓在习得文字之后，懂得忠孝廉耻，能够伸其情、守其律，朝鲜第四代国王世宗主持创制“训民正音”，通称“谚文”。训民正音在创制初期曾受到集贤殿崔万里等学者的反对，他们认为既然先进的文化要从中国学习，那不如直接学习汉字，没有必要再另创一种与汉字不同的文字。也正由于这些社会背景的制约，使得训民正音在颁布后并没有得到普及，汉字的使用并无减少。社会上层和士人阶层通行汉文；地方胥吏阶层通行吏读文；庶民阶层多通行谚文。壬辰倭乱之后随着古代小说的登场，谚文的使用开始增加。甲午更张以后，人名、外国的国家名、法律法规等使用谚文，但可以附加汉文，标志着从汉字向韩文的过渡。

20世纪初，韩国语言学者周时经把“训民正音”称为“ ”，具有“韩民族的文字”和“大文字”的意思。1945年以后，日常交流中，基本实行了废除汉字，韩文专用的政策。但在历史文献和法律等文书中仍然多使用汉字。1948年施行的“谚文专属用途法”，条文如下：“大韩民国的公文必须使用谚文书写。然而，在过渡期间，可以在谚文后方以括号形式插入汉字。”但是，对此条文的施行细则及违反者的惩罚细则却没有明确规定，因此，法律学家认为此法律仅仅算作一项宣示而非法律。朝鲜半岛分裂之后，李承晚政府一度在小学实行了汉字教育。

朴正熙统治时期，下令禁止在小学教授汉字，实行所谓全面实施韩文教育的政策，为了显示其“去汉字化”的决心，连历史建筑上悬挂的牌匾也被命令取下来改写成韩文。私下进行汉字教育的老师会因为“不配合国家教育政策”，而被惩戒。在上世纪70年代，韩国只剩下3所大学开设中文系。“去汉字化”的过程使韩民族的文化产生了断层，带来了严重的民族危机。“去汉字化”虽然满足了现代韩国人的民族自尊心，但导致另一个可怕的后果：今天的韩国年轻人看其祖先的文献资料、文化经典、历史记载如同看外文书籍。

随着中韩建交和中国经济的崛起，越来越多的韩国人开始学习汉语，他们渴望了解中国文化，希望与中国人在经济、政治等多个领域进行合作与交流。20世纪90年代后期展开了一场“韩汉混用”与“韩文专用”的大讨论。讨论中，“韩文专用”主张者认为，“韩文专用”政策能够培养民族的自主精神和自豪感，促进韩文的纯化和语言文化的大众化。况且，韩国与中国汉字的发音不同，意义和形态也有相当部分不同，使用汉字具有局限性。而“韩汉混用”主张者则认为，“韩汉混用”政策有利于民族传统文化的继承、便于道德教育，而且韩国语词汇中70%是汉字词，汉字具有很强的造词和简化能力，文字生活的多样化有利于韩国与中国及韩国与东亚国家的交流。1998年，在当时的韩国总统金大中的指示下，实现了道路标志和火车站、地铁站、公共汽车站的汉字标记。

最近，韩国若干前总理现任总统李明博，认为要根本解决韩国的“文化危机”，就应从小学开始分阶段教学生认汉字，目前韩国政府已经将汉字学习列入小学正规教育课程。

三、结语

21世纪不仅是经济的全球化时期，而且是科技、文化的全球化时期，不但要研究经济规律的特点，而且要研究语言和交际文化的态势。中国与韩国一衣带水，无论在历史还是在今天都进行着全方位的合作与交流。而交流中离不开语言和文字，认识和了解韩国文字也是了解韩国人及韩国文化的必要手段。我们应该站在公正的视角来看待文化的传播，继而用广博包容的心态来面对悄然而又迅速到来的全球化世界。

参考文献：

[1]葛振家.汉字与汉字教育在韩国.当代韩国，2001.

[2]孙梨梨.关于韩国文字发展的研究，2011.

[3]金泰完.《训民正音》与汉语复辅音声母再论.语文研究，1998.

汉字与中国文化论文篇9

关键词： 汉字教学 教学模式 先语后文 非汉字文化圈

引言

汉字是留学生尤其是非汉字文化圈的学生学习汉语的一大难关，“学习效果差”、“汉字太难学”等是对外汉语教学所面临的尴尬问题，许多外国学生掌握了汉语的听说技能，但读写技能却是大问题，对汉语水平的全面提高有一定的影响。赵金铭先生曾指出：“我们必须认识到，汉字教学是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不同于其他语言教学的最大区别之一。只有突破汉字教学的瓶颈，创建具有特色的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法，才能全面提高综合运用汉语的能力。”因此，什么样的汉字教学模式是最有效的？这是值得我们探索的一个问题。

一、基于汉字本身特点的教学理论

关于汉字教学的教学理论，不得不提的是“字本位”理论。虽然对外汉语教学界一直存在着“词本位”和“字本位的争论，但一些实证研究（王骏，2005;吴健雄，2012）的结果表明，合理应用“字本位”理论一定程度上可以提高学习者的汉字学习效率和学习水平。

赵元任先生是较早对“字”的性质做出论述的学者，他认为汉语句法的基本结构单位是“字”;上世纪90年代徐通锵提出“字本位”理论及依据：汉语的基本结构单位就是字，1个字=1个音节×一个概念（意义单位），它是非性的单位和意义的结合，是音义关联的基点。这种看法是以“字”为汉语研究基本单位的汉语言系统观，支持从汉字的内在规律出发研究汉语。潘文国在徐通锵先生的理论基础上呼吁建立自己的本位语言学，建立自己的语言理论。法国学者白乐桑和国内学者张朋朋合作的《汉语语言文字启蒙》是一本以“字本位”原则编写的汉语教材，此书大获成功的重要原因就是“按照汉语的本来面目来教汉语”，张朋朋提出的“语文分开，语文分进”的教学模式虽有争议，却也丰富了汉字教学模式的内涵。

二、国内外的汉字教学模式

目前国内外的汉字教学一般采用“语文并进”、“先语后文”和“语文穿插”几种主要的教学模式。

“语文并进”就是随文识字的教学方式，国内多数高校采用这种方法。“语文并进”最大的好处在于一开始就让学生意识到汉字的重要性，汉字与汉语的关系决定了汉字的不可回避性，汉字融入文章中也让学习者对汉字组词及字义有较深的认识。但是在这种模式中，汉字出现的先后顺序是随课文的编写而定的，很难兼顾汉字系统自身的特点和汉字学习的认知规律，这是该模式遭诟病的最大原因。另外，语法和课文的教学在课堂上占用了很多时间，汉字教学的时间也会被严重压缩。针对这些问题，目前很多高校在综合课的基础上还开设了单独的汉字课，这可以看作是“语文并进”模式的一种补充。单独开设汉字课的初衷是为了更好地按照汉字本身的特点和规律进行教学，但一些调查报告（王汉卫，2007）却显示为零起点的学习者开设汉字课并没有取得理想中的效果，原因在于单独的汉字课中出现的汉字数量有限，教学内容比较单调枯燥，满足不了学生扩大汉字量的学习动机。虽然学习之初的作用比较明显，一旦学生初步具备课汉字能力，汉字课就处于可有可无的尴尬地位。

“语文穿插”的模式致力于汉字出现的随机性与汉字认知规律之间的平衡，课文中如果出现笔画、结构较复杂的汉字，超出了学生的汉字认知水平，则用拼音代替。此模式构想很好，在教学中实施起来却有一定困难。虽然一些学者对汉字认知规律有了一定的研究成果，但是我们还是很难标准化地界定某一学习阶段哪些汉字应该出现哪些汉字不该出现，所以该模式难以推广。

“语文分进、先语后文”的教学模式在国外汉字教学中的应用比较多。所谓的“先语后文”是指在汉语教学的初始阶段，利用拼音先教授口语，一开始并不出现汉字。在汉语语音教学基本结束、学习者具备了初步的汉语口语基础之后开始学习汉字。汉字阶段，先只认读汉字，认识一定数量的汉字以后，再开始描红汉字，为的是让学习者掌握汉字的基本笔顺。最后脱离描红开始进入汉字的书写，同时进入听说读写的综合训练阶段。“先语后文”的教学模式主要在一些非汉字文化圈的国家实施，究其原因在于汉字是以表意为主的语素―音节文字，汉字与汉语之间的关系不同于拼音文字与印欧语之间的关系，对于非汉字文化圈的学习者来说，对汉字这种二维的方块结构没有“字感”，对汉字的学习普遍具有畏难心理。为了减少学习者的畏难心理，让更多的人愿意学习汉语，并且持续学习下去，“先语后文”的模式具有存在的价值和探索的可行性。

三、“先语后文”教学模式的设想

（一）国内外“先语后文”的教学实践

近几年来，海内外的汉语教学尝试过一些“先语后文”教学设计，举例如下：

1.崔永华曾介绍过瑞士苏黎世大学早期的汉语教学安排：学期开始采取“语文分进”的做法，主要练习听说，不让汉字成为口语教学的障碍。学生在初步掌握了汉语的基本语法和1000左右的常用词，并且具备一定的口语基础后集中识字。20天里学会633个汉字，可以阅读1000字左右的文章。

2.法国雷恩大学的安雄提出了一种汉字教学的创新尝试：第一阶段，利用已掌握的拼音知识，对1000左右的常用词和基本语法进行大量的听说练习，以便能用汉语口语熟练地完成相关的任务;第二阶段，在口语或课文后设汉字环节，汉字环节介绍8―16个在相关的口语练习中已接触到的汉字，要求学生记住每个字的字形。一共45个汉字环节，共汉字550个;第三阶段，自编教材出版。

3.孙雁雁介绍了北京邮电大学“口语先行”的教学探索：该校30名来自非汉字文化圈国家的零起点学生，所学的词语和句式均在口语课中先出现，然后在综合课中以汉字形式深化，再在听力课中复现。

由以上例子不难看出，所有“先语后文”教学设想和实践都是基于汉语和汉字的特点而考虑的，同时考虑了非汉字文化圈学习者的需要，从而受到了学习者的欢迎，提高了学习效率。

（二）“先语后文”教学模式的科学性

先语后文，是从有声语言开始学习的，获得语音能力后再引进汉字教学。一些学者的研究表明，语音能对汉字认读起到促进作用。石定果的认知实验证明，在中文认知的初级阶段，字音的作用显著。汉语初学者如果能用拼音掌握初级的口语能力，就有助于汉字的认读和识记，为发展书面语打好基础。江新的实验结果显示汉字知音和知义之间的关系跟学生母语背景有关，这给我们的启示是，对韩日等汉字文化圈的学习者可实行“语文并进”，对母语为拼音文字的非汉字文化圈学习者实行“先语后文”，效果可能更好。

结语

与其他汉字教学模式相比，“先语后文”对于非汉字文化圈的学习者来说可能是一种更合理的教学模式。虽然这种教学模式在实际操作中还存在一些问题，比如认读和书写的汉字如何选择、是否需要分流等，但仍不失为一种可探索的有效教学模式。

参考文献：

[1]安雄.汉字教学的一个新尝试.第九届国际汉语教学研讨会论文选.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

[2]崔永华.基础汉语教学模式的改革.世界汉语教学，1999（1）.

[3]李蕊，叶彬彬.语文分进的教学模式对汉字能力的影响――针对非汉字文化圈学习者的实验研究.语言文字应用，2013（11）.

[4]秦建文.对外汉语教学中汉字教学模式的构建.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对外汉语教学与研究版），2008（9）.

[5]王汉卫.精读课框架内相对独立的汉字教学模式初探.语言文字应用，2007（2）.

[6]伍英姿.初级阶段“语文并进”模式下的汉字教学.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3）.

[7]吴建雄.对“字本位”理论及其论据的实证探讨.华文教学与研究，2002（3）.

[8]张朋朋.词本位教学法和字本位教学法的比较.世界汉语教学，1992（3）.

汉字与中国文化论文篇10

论文摘要：文章针对宋祖英等政协委 最提出的关于《小学增设繁体字教育的提案》，从汉字的文化特征的角度进行分析，认为汉字的确具有文化的传承性，但是现代汉字的发展演变又使得汉字的理据性有所降低，如果一味强调传承而忽视了文字的发展，也会矫枉过正，我们应该要在尊重文字自身规律和国家有关法规的基础上加强汉字的文化信息分析，从而培养年轻一代对祖国语言文字的热爱和对本国文化的自豪感。

在今年的全国两会上，宋祖英、黄宏等2l位文艺界的政协委员联名递交了一份关于《小学增设繁体字教育的提案》，建议在小学开始设置繁体字教育，将中国文化的根传承下去。宋祖英等人的理由是：繁体字是中国文化的根，知晓繁体字就是知晓中国汉字的由来、知晓中国文化的由来 。而汉字的简化造成了中国文化的一种隔断。该提案建议，国家应从小学阶段开始设置繁体字教育，比如将繁体字设置成必修课，或在讲授简体字 的同时也教繁体字，这于国家的统一、民族的兴旺都有好处这个提案一出来，就引起一片争议之声。叫好的反对的彼此争论不休。

毋庸置疑人们对于中国的传统文化还是非常敬重的，也都希望能够把这个根一直传承下去，但是究竟应该怎样传承，采用什么形式来传承是值得我们好好探讨的。首先我们必须明确广义的文化是指人类在社会实践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从这个范围来说，语言文字本身就是一种文化，同时又是文化的忠实体现者。所以教育部2001年颁布的《义务教育语文新课程标准》在课程总目标第二条就写着“认识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 ，吸收民族文化的智慧。”说明人们已经把包括语言文字在内的语文学习与继承民族文化联系起来了。

的确如此，世界上各个民族的文字都凝结着一定的文化信息，都是本民族文化的一个载体和体现者，而汉字中蕴涵的文化信息，是其他文字无法比拟的。裘锡圭先生说：“原始汉字的出现不会晚于公元前第三千年中期。到公元前第三千年末期，随着夏王朝的建立，我国正式进入阶级社会。统治阶级为了有效地进行统治，必然迫切需要比较完善的文字，因此原始文字改进的速度大大加快。夏王朝有完整的世系流传下来这件事 ，就是原始文字有了巨大改进的反映。汉字大概就是在这样的基础上，在夏商之际(约在前 17世纪前后)形成完整的文字体系的。”几千年的积淀使得汉字的文化 内涵 日渐丰富。汉字还是世界上唯一至今还在使用的表意文字系统，虽然随着时代的发展，大多数汉字失去了象形的外貌，但在本质上还保留着早期文字的许多特征，而且越古其特征越明显，所以说委员们把繁体字与中国文化的根联系在一起并不是毫无理由的。帕尔默在《语言学概要》中指出，汉字是由视觉符号直接表示概念的，汉字书写的书面语是独立于 口语的各种变化之外的。所 以，在中国，一个学生只要学了4000个左右的汉字之后，几千年的文献就立刻展示在他的面前。而一个学习古希腊文献的学生需要掌握多种方言才能欣赏诸如 《荷马史诗》一类的经典。“如果中国人屈从西方国家的再三要求，引入一种字母文字，充其量不过为小学生(和欧洲人)省出一两年学习时间。但是为了这点微小的收获 ，中国人就会失掉他们对持续四千年的丰富的文化典籍的继承权。”(L．R．帕尔默 《语言学概论》商务印书馆，1983)这段话虽然是针对过去有人提出以拼音文字取代汉字的言论发表的看法，但也恰恰说明了汉字在继承民族文化中的重要作用。

汉字是记录汉语的视觉符号系统，它除了记录语言之外，还具有 自身的特殊性，这就是汉字的形体构造具有特殊的价值。“几乎每个汉字都可以描绘出一幅中国历史文化图，或者演绎出一段中国历史文化‘典故’，因而汉字本身就可以被视为文化信息的载体，是一种充满时代色彩 ，地域概念、人文心理特征的文化符号。”(张德馨《关于汉字文化研究与汉字教学的几点思考》，世界汉语教学，1999)正是汉字形体构造所具有的特殊价值也体现着汉字与其他文字的不同的民族文化特征：

1．许多汉字的结构显示了先民的生活和意识。就拿人生的最后一道程序丧葬习俗的有关文字，我们可以很明显地从中看到这种古代习俗随着地域和时代的发展发生着不断地变化。大圣人孔子虽然曾经反对野蛮的殉葬制度，《札记·檀弓下》“孔子谓为刍灵者善，谓为俑者不仁”，但他却提倡“厚葬久丧，重为棺椁。”按照封建礼制丧葬实行“事死如事生”的原则，所以丧葬礼节是非常繁缛的。从孟子《许行章》可以看出，孔子死后，其弟子为他守孝三年，按礼制，父母、妻子和长子死后，都应守制三年。其实这种礼节是在封建政治伦理的需求下逐渐形成的，并非自上古就有之，相反，上古时的丧葬极其简略。从汉字的“葬”字我们能够很清楚地看到古代的丧葬风俗。“葬”字小篆作 ，字形南帅、死和一这i部分组成。“帅”为草丛(注：舯即草的本字)，“死”义为尸体，“葬”字字形中的“一”表示尸体被抬送荒野时所用的木板之类。这个字形所展示的跟《周易·系辞下》记载的中国远古的丧葬形式完全吻合。“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树，丧期无数。”(大意是古代的丧葬是用柴草把尸体包起来，扔到荒野之中，既不堆土堆，也不种树作标志，亦不存在丧期的问题。)“葬”字字形逼真地把远古时代先民们的生活习俗形象地保存了下来。尸体被扔在荒野让飞禽野兽任意撕咬 ，这种现象很快就有 了改变，改变的主要原因是人类思维的发展 ，产生了灵魂观念 。认为人死只是躯体的死亡，人的灵魂是永远不会死的，如果对尸体不加保护任凭野兽撕咬，其灵魂就会发怒，从而降灾于活着的人特别是亲属。于是又发展出一种习俗，就是死者的亲属带着弓箭到尸体旁驱赶禽兽，这就是“吊”字的本义 。“吊”字小篆作由一个人和一张弓组成，表示人带着弓守护着亲人的尸体。孝子用弓箭守护尸体不让禽兽侵害，也不是最完善的办法，因为还会受到风吹雨淋 日晒等的侵害，所以继续改进 ，形成了用土埋葬的习俗，有了“坟”“墓”二字。春秋以前，中原地区的墓葬是在地面挖坑，尸体放入后把土坑填平，上面不封土堆，称作“墓”。而长江下游的南部地区，因为地下潮湿积水，它的墓葬形式和中原地区不同，不是在地面挖坑，而是在地上用卵石铺砌出一个墓室，上放棺椁 ，然后用土沙把棺椁埋起来，形成大土堆，称作“坟”。以后就吸收了南北两地的习俗合二为一，形成了既有墓穴又有土堆的墓葬。所以我们看到“墓”“坟”二字都以“土”为构件，表示与“土”有关。这种原本是出于需要而产生的习俗发展到后来便成了礼节，人持弓守尸，本是出于驱赶禽兽的需要，改土葬以后这种需要本已失去，而其形式却延续了下来，这就是后代丧葬中的戴孝守丧，也叫服丧。从汉字中我们就能够感受到古人的生活习俗也知道了今天我们很多文化习惯的由来，我想这是其它文字都无法办到的。

2．有些字形的演变反映了相关事物的发展。文字是用书面符号的形式来记录语言的，它的产生显示了人类认识世界的高度抽象概括能力，而且这种符号系统一旦建立，就具有一定的稳固性。比如“桥”字，我们从它的构形可以推测出古代的桥是用木头做成的，《说文解字》：“桥，水梁也。”段玉裁注：“凡独木日杠，骈木日桥。”后来石头砌的、砖砌的、钢筋水泥建造的甚至玻璃钢纤等现代化的材料建造，不管怎么变化 ，能够起到沟通作用的建筑物都成为桥，这个本质的东西始终没变，所以“桥”的字形也没有改变。我们又不能不看到这样的事实 ，也有一些字随着事物的发展而产生 了相应 的变化 ，我们可以从字形的改变当中了解先民的生活变化，感受到一种文化的发展。如“袜”字，《说文》作“鹱”。《说文 ·韦部》“裁，足衣也。”顾炎武《日知录》：“古人之袜，大抵以皮为之。”因为“韦”和“革”都是兽皮，所以“裁”又作“蠛”。后来用布帛作袜，就有了从衣的“被”，简化为“袜”。从“袜”的字形演变，我们可以看到古人的袜子是从无到有，从粗糙到精细的发展过程。我想这也是为什么有人说一个汉字就是一部历史的原因所在了，学习了解一点汉字的相关知识无疑对于我们的后代还是很有好处的。

3．新字的产生和旧字的消亡反映出某些文化因素的变动。古代没有现代化的交通工具 ，马是最重要的代脚力，所以不同毛色不同性别不同特点的马都有自己的专门称呼和用字，如膝以上为白色的马叫做“弄”，黑白杂毛的马叫做“ ”，毛色黄白相杂的马叫做“胚”，赤色马叫做“辟”；牡马叫做“粗”，牝马叫“群”；劣马叫做“骀”良马叫做“弱”“骁”；少壮之马叫做“驹”，千里马叫做“羁”，三岁或四岁的马叫做“蜃兆”，高大的马叫“睐”，马高六尺为“聒”。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和进步，马的作用几乎完全被现代的各式交通工具给取代了，现在再学这些字很显然人们已经不知所云，也完全没有必要了解这么多的专用字，所以这里很多从马的字都变成了不再流通的死字 了。而近百年来 ，汉语从西方语 言中吸收了不少音译词 ，汉字也相应地增加了一些新字，比如为了记写“咖啡、啤酒、喹啉”和重量单位“吨”，就造了“咖、啡、啤、喹、啉、吨”等从口旁的字。很显然，从“马”的字多的时代应该是畜牧业比较发达的时代，是以马作为最主要的交通工具的时代，而像“氧、氢、氮、氯、氦”等从“气”的字逐渐增多，说明了这个阶段人们对自然科学的认识越来越清楚，这些信息都可以从文字的构成略见一斑。

我们分析汉字的文化内涵，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发掘汉字的历史文化底蕴，展示汉民族思维和语言发展的历史，使我们的下一代更好地认识汉字，了解汉民族文化。如果在汉字教学中能够通过探讨汉字文化蕴涵 ，形象直观的把所教授的汉字展示给学生，使学生从另一层次认识汉字形体和汉字的意义，更深刻地把握汉字的规律和特点，使学生形成有机的汉字知识结构体系。运用这种形象性、生动性、趣味性的学习方式，能够激发学生学习汉字的兴趣，培养学生热爱汉字的情感 ，一方面提高了汉字学习的效率 ，一方面又能够凸显汉字的文化传承性，这当然是我们所有人的美好心愿。

但是我们又不能不看到这样的现实。汉字产生至今，形体和结构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很多现代汉字演变成为与整字读音 、意义都没有关 系的记号 ，这使得汉字的理据性大大降低。据有关调查资料，在常用汉字当中 ，带有记号字有 75．67％。许多形声字的意符只能表示宽泛、笼统的概念，甚至有的意符失去了表意性，纯粹成为一个记号。如“笨”，本来是一个形声字，从“竹”“本”声，意为“竹子里面的薄膜”，但是随着语言发展，“笨”已专指愚笨的意思，所以意符 “竹”失去了表意作用，在“笨”字中已经成为记号。如果看不到文字本身的发展，而一味地强调汉字的形体与文化传承的 系又会矫枉过正，汉字的难识、难写，妨碍教育和科学的发展是不能否认的事实。许多语言文字学家提出要全面的科学的看待汉字 ，既要看到汉字的优点也要看到汉字的缺点 ，从实际出发探讨汉字的理论问题和实际应用问题 ，从而把汉字研究引上了科学的道路，也使我们对汉字的认识有了一个 比较全面而符合客观的看法。

1986年 1月，国家教育委员会和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在北京联合召开了全国语言文字工作会议，会议讨 论并贯彻了中央提出来 的新时期语言文字 作的方针和任务。方针是：“贯彻、执行国家关于新时期语言文字工作的政策和法令，促进语言文字规范化、标准化，继续推动文字改革工作，使语言文字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更好地发挥作用。”当前的主要任务是：“做好现代汉语规范化工作 ，大力推广和积极普及普通话 ；研究和整理现行汉字 ，制订各项有关标准；进一步推行《汉语拼音方案》，研究并解决实际使用中的有关问题；研究汉语 、汉字信息处理问题 ，参与鉴定有关成果 ；加强语言文字的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做好社会调查和社会咨询、服务工作。”2000年 lO月 31日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通过了我国第一部语言文字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从 2001年 1月 1日起施行，用法律的形式规定：“国家推广普通话，推行规范汉字。”我们这里所说的规范汉字就是指新中国建立以来，经过简化和整理，并且由国家主管部门公布推行的汉字。很显然这已经是用法律的形式规定了除非是特殊的需要，简化汉字是我们在学习、生活、工作当中都必须使用的规范汉字，这一点是谁也不能改变的，再到小学生当中去开设繁体字必修课，既增加学生负担，也违反了国家的法律法规，不利于社会的进步。对于各位委员的这个提案，为了给大家一个正确 的认识 ，教育部特地举行了新闻会 ，教育部长周济针对有记者提出 “推行繁体字教育是否会列入教育部的计划”这一问题时，回答是：“欢迎大家对教育的讨论，不过请大家学习我们国家的语言文字法，我们国家有基本国策，就是要使用简化字，就是要推广普通话，这是一个基本要求。所以我想，我们朝着这个方向努力。”

应该说这已经给了人们一个明确的答案，不管汉字的历史有多么悠久，也不管汉字承载着多少民族的文化传统，我们都不能凭着自己的揣测和臆断，抑或是凭着一种热情盲目地为汉字的前途指手画脚，在可以预见的未来，汉字还要继续使用下去，它的地位不会发生改变，既不会废除汉字完全拼音化，但也不会再倒退到使用复杂的繁体汉字，汉字将会沿着它自身的规律发展变化。我们在学习、使用规范汉字的同时，可以在我们的语文教学中适当地增加一些有关汉字文化的知识，比如开设汉字文化选修课、书法课或者组织兴趣小组的形式，让我们的孩子在一种轻松愉快的氛围中了解我们的民族文化，培养他们对祖国语言文字的热爱之情 ，激发他们的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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