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业政策论文十篇

就业政策论文篇1

工业化、都市化和社会现代化，特别是“工资就业”和“失业问题”产生以来，就业问题始终处于欧美国家社会、经济政策议程的中心位置。（注：R.E.Pahl,"Introduction:WorkinContext",inR.E.Pahled.,OnWork:Historical,Comparative

andTheoreticalApproaches,Oxford:BasilBlackwell,1988,pp.1-13.）就业是衡量社会经济发展状况最灵敏的指标和晴雨表。就业状况还直接关系到家庭生活的质量，影响社会秩序。商贸发达和经济繁荣为就业者提供稳定的工资收入，有助于改善就业者及其家庭成员的生活状况。反之，商贸萧条和经济低迷势必导致企业大量裁员，产生庞大的失业大军。不言而喻，无论在什么状况下，大量失业人员的存在都必然严重威胁正常的社会生活秩序，因而就业问题也就成了影响社会稳定、社会团结与社会整合的主要社会经济因素，就业问题的性质由社会经济问题转变为政治议题。（注：I.T.Sanders,TheCommunity:AnIntroductiontoaSocialSystem,NewYork:TheRonald

PressCompany,1966.）这种关系充分说明，就业议题在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中处于核心地位。

社区就业既是个历史概念，又是个新的话题。概括而言，欧美国家的“社区就业”概念可以从三种角度理解：一是地域社区范围内的劳动就业活动，这是传统和古典的社区就业定义。（注：C.Kerr,LaborMarketsWageDetermination:TheBalkanizationofLaborMarketsand

OtherEssays,Berkeley:UniversityofCaliforniaPress,1977.）按照这种定义，凡是地域社区范围内的就业均可称之为社区就业。这种定义主要适用于1950年代以前的欧美国家。如果按照这种定义，欧美国家的社区就业已有几百年的悠久历史；二是那些在劳动市场结构中处于次要和边缘劳动市场的就业，这是劳动经济学中盛行的二元劳动市场理论和经济学取向的社区就业定义。在某种意义上，这里的“社区”实质上等同于边缘或次要劳动市场，其基本特征是地方取向和低工资就业。这种定义主要盛行于1960年代欧美国家的反贫困之战；三是政府、企业、社区和福利组织在社区层面为难以就业的劣势群体提供的就业机会与就业支持服务。（注：P.Doeringer&M.Piore,InternalLaborMarketsandManpowerAnalysis,NewYork:

Sharpe,1971.）劣势群体是指那些在劳动市场和社会生活中处于不利社会处境的群体，例如失业者、前罪犯、青年人和老年就业者、有劳动能力的残疾人、妇女、移民和少数民族等。这是目前欧美国家最流行的社区就业定义，真实反映了1970年代欧美国家重新“发现”和“回归”社区以后的社会状况与就业形势。

本文主要采纳第三种社会政策取向突出的社区就业定义，集中探讨社区就业与劣势群体就业和福利之间的关系。需要指出的是，有时候后两种社区就业方式与政策实践相互交织在一起，难以区分，而且在某种程度上成为目前欧美国家社会经济政策之中一个充满争议的热门话题。更为重要的是，社区就业似乎是目前欧美国家社会经济生活及其政策议程中的新现象与新问题，因为劣势群体的就业与福利问题涉及诸如社会团结与社会分隔、社会整合与社会排挤、社会公平与社会不平等、社会秩序与社会动荡等最重要和最优先的政治议题。（注：G.Room,"SocialExclusion,SolidarityandtheChallengeofGlobalization",Bath:Bath

SocialPolicyPapers,No.27,1998.）简言之，无论从理论上，还是从政策角度，无论从社会经济生活，还是从社会管理角度看，社区就业与福利的关系问题都很值得进行研究。

社区就业的历史演变及其基本特征

社区就业起源于工业化和都市化时代，是社会现代化过程中形成的历史性议题。严格说来，工业化和都市化以前，并不存在自由流动的劳动力和全时间的工资就业形式，工作场所和家庭生活在地理空间上完全重叠在一起，自然也无所谓工资就业和失业问题。工业革命和都市化运动彻底改变了传统劳动和生活方式。就业场所与家庭生活发生地理空间上的分离，无薪劳动者变为工资就业者。与此同时，就业场所既是典型的功能性社区，又普遍位于城市地域社区范围之内，社区和就业由此联系在一起，现代社会的社区就业应运而生。但是，长期以来，现代社会的就业问题主要是从经济学角度考虑的，其核心是劳动市场结构及其运作状况。劳动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主要是那些能够正常参与劳动市场竞争的普通就业者群体。那些因年龄、性别、种族、民族、地区、国家、身份、身体健康和文化因素而处于社会劣势地位的社会成员及其就业问题则被边缘化，极少有人从社区就业角度探讨劣势群体的就业与福利状况。（注：P.Brown&R.Scase,"SocialChangeandEconomicDisadvantageinBritain",inP.Brown&R.Scase,PoorWork:DisadvantageandtheDivisionofLabour,MiltonKeynes:Open

UniversityPress,1994,pp.1-22.）这意味着传统就业主要关注普通社会劳动者的就业状况。与此同时，针对自由市场失败和劳动市场信息不对称问题，欧美各国政府逐步干预社会经济生活，以便缓解贫困和社会不平等问题，就业问题遂由单纯的市场问题转变为市场、社区与国家的互动关系问题。

欧美国家的社区就业可以分为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每个阶段各具特征。18世纪工业化革命开始，特别是由19世纪末期到1950年代，这是欧美国家社区就业演变的第一个阶段。这个阶段的基本特征是劳动市场体系处于不断发展和完善过程之中，市场体系尚没有发生结构性分化，主要市场与次要市场之间的区分尚不清楚。普通社会劳动者与劣势群体之间的区分主要是道德标准，经济和市场标准处于次要地位。例如在18、19世纪，英国政府主要从道德角度，依据有无劳动能力将社会救济对象分为两大类：一是“值得帮助”的人，例如老年人、长期病患者、盲人和精神病人。这些人有个共同点，即基本丧失劳动能力，无法通过劳动市场来满足自身及其家庭成员的基本需要，因此需要政府为他们提供社会救济；第二类是“不值得帮助”的人，例如身强力壮的流浪汉、乞讨者、窃贼和前罪犯。他们身强力壮，具有劳动能力。英国政府将他们强行安置到专门设立的就业习艺所和私营企业中就业，主要目的是通过工作救助和以工代赈方式解决他们的救济问题。（注：A.Digby,BritishWelfarePolicy:WorkhousetoWorkfare,London:Faber&Faber,1989.）市场就业和社区就业之间的区分无足轻重。直到19世纪末期布斯的伦敦调查和郎特里的贫困报告出版以后，劣势群体的就业、贫困与生活状况才引起社会各界的普遍关注。但进入20世纪以后，这种状况并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简言之，1950年代以前，由于劳动市场体系尚不成熟，社会结构分化和社会组织功能专门化程度有待提高，社区就业与市场就业相互交织、混杂在一起，市场就业基本上等同于社区就业。普通劳动者与劣势群体的区分标准是道德性的，劣势群体主要是以贫困群体形式出现的。更为重要的是，由于国家尚未承担相应的福利责任，这个时期的社会关系主要表现为相对单纯的市场关系，社会福利关系无足轻重。

1960-70年代，欧美国家劳动市场理论与实践发生重大变化，劣势群体主要集中在次要劳动市场之中，穷人、劣势群体与社区就业议题成为反贫困的主要内容。60年代，欧美国家重新“发现”贫困，与此同时，对反贫困、救济社会劣势群体和劳动市场理论的研究也有重大发展。按照传统理论，劳动市场是整合和统一的体系。但是，当时出现的分隔和二元劳动市场理论则提出截然相反的观点：劳动市场并不是单一和统一的体系；劳动市场由主要与次要、基础与边缘两部分组成；主要劳动市场工资收入较高，就业稳定性高，职业声望与地位较高，以技术和管理性就业岗位为主。与此相反，次要劳动市场为低工资就业，就业稳定性较低，职业声望和地位也较低，以体力和服务性就业岗位为主；贫困成因主要是缺乏就业机会和低工资就业，因此为穷人和劣势群体提供更多就业机会与较好的就业岗位便成为缓解贫困的根本对策。（注：P.Doeringer&M.Piore,InternalLaborMarketsandManpowerAnalysis.）分隔和二元劳动市场理论获得欧美学者经验性研究的广泛支持。劳动市场确实好像是分散、分隔和多元的，穷人和劣势群体主要集中在次等和边缘性劳动市场之中。有鉴于此，欧美国家普遍实施全面的反贫困政策，为穷人和劣势群体提供法律援助、社区政治参与、收入保障、医疗照顾、职业技术教育和岗位培训、社区服务等等。（注：R.Havemaned.,ADecadeofFederalAntipovertyPrograms:Achievements,Failures,

Lessons,NewYork:AcademicPress,1977.）概括而言，欧美国家反贫困战略的服务项目具有若干基本特征：一是城市社区是组织和实施反贫困项目的社会场域，反贫困服务基本是以社区发展和社区经济发展项目形式提供的，大大强化了社区在就业和福利之间的中介性地位；二是工作与福利关系是反贫困的主题，政府提供的就业机会、就业支持服务和收入保障是反贫困服务的主要内容；三是强调在社区层面上创造更多就业机会，强调社区对就业议题的积极回应。（注：G.Craig,M.Mayo&N.Sharmaneds.,JobsandCommunityAction,London:Routledge&KeganPaul,1979.）简言之，在1960-70年代的反贫困之战中，欧美国家的社区与就业、工作与福利、市场与国家之间的关系得到充分的发展，社区就业的理论与实践意义开始在经济政策与社会福利领域中体现出来。

80年代以来，社区与就业、工作与福利、市场与国家之间的关系又发生了新的变化，在新的社会环境与政策框架下，社区就业真正成为欧美国家社会经济政策议程的一个中心主题。在后现代主义思潮流行和大都市衰败日趋加剧的背景下，欧美国家似乎重新“发现”了社区，回到社区和社区发展运动似乎将社区重新置于人们生活的中心位置。在经济生活中，海湾石油危机引发的世界经济危机导致欧美国家失业率大幅攀升，如何创造更多就业机会，解决日趋严峻的失业问题，成为欧美国家特别是地方政府面临的主要问题。（注：J.A.Chandler&P.Lawless,LocalAuthoritiesandtheCreationofEmployment,England:

Gower,1986.）在这种社会背景下，以前主要在北欧福利国家中流行的“积极劳动市场理论”逐渐扩散到欧洲大陆，成为欧美国家主流的理论思潮之一。积极劳动市场政策是指那些旨在改善劳动市场结构与功能，主张国家、工会和企业三方合作，消除就业关系中的不利因素，减少和预防失业，保障社会劳动者高比例就业参与和较高程度社会平等的制度性安排。（注：L.Calmfors,"ActiveLabourMarketPolicyandUnemploymentxiǎn＠①FrameworkfortheAnalysisofCrucialDesignFeatures",OECDEconomicStudies,

No.22,Spring1994.）这种理论的独特之处有三：一是劳动市场的结构性不足可以通过政府、雇主和工会等多种社会力量而完善；二是为社会劳动者和劣势群体提供就业机会远比给他们提供社会救济和失业津贴要好；三是劳动市场不是单纯的经济性机制，而是社会性机制。与此同时，70年代末期英美上台执政，其打碎福利国家和削减福利开支，将市场机制引入福利供应，普遍推行“由福利到工作”的福利制度改革，再次将社区就业推到欧美国家核心政策议题的位置上来。总体来说，这个时期社区就业有四个基本特征：一是劳动市场与社区、工作与福利、国家与市场之间的关系更加自然紧密；二是社区就业普遍成为欧美国家地方政府议事日程的优先领域，在社区层面创造更多就业机会成为地方政府关注的核心议题；（注：OECD,CreatingJobsattheLocalLevel,Paris:OECD1985.）三是社区就业成为欧美国家地方和社区经济发展政策框架的重要组成部分；（注：S.Wismer&D.PelI,Community-basedEconomicDevelopmentinCanada,Ontario:FivePress,1981.）四是社区就业、社会排挤和社会整合议题成为经济政策与社会政策、社区与就业、就业与福利的交会点。简言之，80年代以来，欧美国家的经济发展与福利政策改革使人们重新聚集古老的社区就业议题。（注：OECD,CommunityBusinessVenturesandJobCreation,Paris:OECD,1984.）而且，欧美国家社区就业政策与实践也取得了宝贵经验。

社区就业模式与基本经验

社区就业既是欧美国家社会经济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又是福利制度创新与政策调整的基本途径，还反映了市场、社区、国家、家庭和个人互动关系模式的最新发展趋势。1980年代以来，在经济低迷和失业率居高不下的处境下，欧美国家经济政策和社会政策出于不同动机，“不约而同”将关注点聚集于社区就业。其中，经济政策的主要目的是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和动力源泉，旨在通过在社区层面创造更多就业岗位来解决经济性的失业与消费问题。社会政策的主要目的是降低福利对象的福利依赖，增强福利对象的个人责任感，通过工作激励和社区就业使福利依赖者转变为“积极公民”，同时复兴衰败的城市邻里和地方社区，增强人们的社区归属感，尽量在社区层面满足穷人和劣势群体的基本需求。显而易见，社区就业是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多种因素相互作用的必然结果，而且意味着市场、社区、国家、家庭和个人互动关系模式的变化，说明社会公平和经济效率成为社会政策的首要目标。（注：OECD,Family,MarketandCommunity:EquityandEfficiencyinSocialPolicy,Paris:OECD,

1997.）简言之，社区就业理论、政策与服务的发展是欧美国家的福利文化转趋保守、社会经济结构转型和福利制度改革创新的产物。

社区就业政策和服务的社会政策目标是社会公平与社会整合，创造就业机会和繁荣经济的经济政策目标处于次要和辅地位。80年代以来，欧美国家的贫富差距与两极分化日趋严重，社会不平等程度显著提高，社会群体、社会阶级之间相互分隔和潜在冲突的现象十分普遍，如何加强社会团结和社会整合，提高社会质量已成为社会各界高度关切的优先政策议题。（注：W.Beck,L.VanderMaesen&A.Walkereds.,TheSocialQualityofEurope,London:

KluwerLawInternational,1997.）形形和数量庞大的劣势群体的生活质量和需要满足尤为引人注目。欧美国家劣势社群的类型和构成复杂多样，主要包括社会中低下阶层、边缘群体和受压迫群体。美国的劣势社群主要是内城贫民区中的阶级下阶层(underclass)、黑人和其他有色人种、少数民族、女性、亚裔、非裔和拉丁美洲裔美国人、老年人和退休人员、同性恋者和、短期和长期失业者、福利依赖者、单亲父母、未婚母亲、前罪犯和吸毒者。（注：W.J.Wilson,TheTrulyDisadvantaged:TheInnerCity,theUnderclass,andPublicPolicy,

Chicago:TheUniversityofChicagoPress,p.3,143.）劣势群体、少数族裔和女性群体有时是相互重叠的。依据美国劳动部的定义，劣势群体是指那些没有适当就业的穷人和那些(1)中途退学者，(2)小于22岁的人，(3)45岁或以上的人，(4)残疾人，(5)就业遇到特别困难的人。（注：P.RPinto&J.O.Buchmeier,ProblemsandlssuesintheEmploymentofMinority,

DisadvantagedandFemaleGroups:AnAnnotatedBibliography,Minneapolis:IndustrialRelationsCenterUniversityof

Minnesota,1973.）英国支持性就业专家委员会的研究报告认为，那些因个人特质影响他们就业能力和面临就业困难的人处于“就业劣势”的状况，就业劣势的基本类型包括肢残者、长期病患者，精神病人、盲人、酗酒者、罪犯、单亲家庭、劣势年青人、老年工作者、少数民族、无家单身者和长期失业者。（注：B.Bridge,"EmploymentServicesfortheDisadvantaged:AReporttothePersonalSocial

ServicesCouncilonCurrentNeedsandProvisionIncludingaStudyofSupported

Employment",London:PersonalSocialServicesCouncil,1977.）劣势群体通常难以进入竞争性劳动市场，或是获得较好的就业岗位，普遍处于边缘性劳动市场和低工资就业状态。因此，如何创造机会平等的社会环境，创造更多适合劣势群体的就业岗位，以便缓解贫困，增强社会融合与社会团结，实现各阶层和睦相处，提高公民生活质量与社会质量，便成为欧美国家社区就业政策的优先领域和核心政策目标。

欧美国家的社区就业模式多种多样，反贫困战略、社区经济发展、社区企业和地方经济发展是四种主要模式。反贫困战略模式主要盛行于60年代，政策目标主要是缓解贫困，就业途径主要是福利项目，就业者主要是穷人，工资收入主要是辅的，就业性质以福利性为主，经济性为辅；（注：R.Havemaned.,ADecadeofFederalAntipovertyPrograms:Achievements,Failures,

Lessons.）社区经济发展模式主要流行于70年代，政策目标是通过社区经济发展实现社区综合发展，就业途径主要是社区兴办的社区型商业与服务企业，就业者主要是普通社区成员和劣势群体，工资收入是就业者的主要收入来源，就业性质主要是经济性的；（注：D.Fasenfested.,CommunityEconomicDevelopment:PolicyFormationintheUSand

UK,London:MacmillanPress,1993.）社区企业模式出现于80年代，政策目标主要是社会整合，就业途径主要是拥有社会目的的私营企业，就业者主要是难以就业的劣势群体，工资收入和就业机会对就业者都具有重要意义，就业性质以社会性为主，经济性为辅；（注：J.Lotz,"CommunityEntrepreneurs"CommunityDevelopmentJournal,24(1),1989,pp.62-66.）地方经济发展模式兴旺发达于90年代，政策目标主要是通过经济发展解决失业及其相关的社会经济问题，就业途径主要是市场化运作的工商企业，就业者主体是普通社会劳动者，工资收入是就业者的主要生活来源，就业性质主要是经济性的。（注：R.P.Gilothed.,JobsandEconomicDevelopment:StrategiesandPractice,Thousand

Oaks:Sage,1998.）不言而喻，在某种意义上，这些模式都是高度概括的“理想类型”，实际生活中各种模式常常融合在一起，难以泾渭分明地区分开来。虽然社区就业模式形式多样，但是各种不同就业模式却反映出某些共同特征：一是就业活动都不是单纯的经济问题，而是具有浓厚社会意义与社会功能的社会问题；二是社区就业的社会环境与制度背景是地方经济发展问题联系起来考虑；三是社区就业活动与政策的社会目标清楚明确，无论是缓解贫困、社区综合发展，还是将劣势群体重新整合进劳动市场、创造更多就业机会，社区就业活动与政策设计都起源于社会关怀，旨在谋求社会经济的协调发展与绝大多数人福利的最大化，而且社区就业政策的社会化倾向愈来愈明显，人的发展处于核心地位。

长期以来，社区企业是欧美国家劣势群体社区就业的主要场所，社区商业、社区服务业和社区工业企业是三种主要类型。80年代以来，社会企业逐渐取代社区企业概念，而成为其中的主要组成部分，社会企业理念与政策模式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日趋流行。“社会企业”(socialenterprises)是个宽泛的概念，泛指那些按照企业方式组织与运作，主要社会目的是为劣势群体提供就业机会，通过就业将劣势群体重新整合进社会经济生活，并且从事商品与服务供应的私营企业。按照OECD专家的界定，社会企业泛指所有依据企业战略组织，但其主要目的不是利润最大化，而是实现某些社会目标和经济目标，并且还具有一种为社会排挤和失业问题带来创新性解决办法的社会经济组织。（注：EOCD,SocialEnterprises,Paris:OECD,1999.）总体来说，欧洲国家的社会企业种类繁多，名称各异，例如比利时的社会目的企业，意大利的社会合作社，芬兰的社会公司(socialfirm)，法国的工作整合社会企业、协会或合作社，德国70年代称为另类企业(alternativeenterprise)，80年代晚期称为地方社区企业，英国的社会企业包括志愿组织、社区企业和社区商业、信托行和中介劳动市场，加拿大是社会经济企业，而美国则是协会、公司、信托行和社区经济发展公司等。这意味着社会企业并不是社区企业的简单替代者，而具有更加丰富多彩的内涵、外延与鲜明的社会目的。概括而言，社会企业截然不同于传统社区企业和私营工商企业的基本特征有四：一是社会企业跨越公共部门和私营部门的边界，开辟经济资源分配与管理的新模式，企业兼备经济与社会双重特征，形成所谓“第三体系”；二是社会企业主要目的是回应失业和社会排挤问题，社会整合与社会团结等社会目标处于政策议程的优先领域。因此，在一些欧美国家社会企业又被称为社会目的企业(social-purposeenterprise)；三是尽管社会企业以社会目标为主，但是仍然按照企业战略组织、管理与运作，并且提供市场化的商品和服务；四是社会企业多属于中小型企业，主要在地方社区为劣势群体提供就业机会，目标是通过就业为劣势群体增权(empowerment)，将他们重新整合进劳动市场。因此，某些社会企业又被称为通过工作培训企业(training-through-workenterprises)和工作整合社会企业(workintegrationsocialenterprise)。欧美国家对社会企业普遍采取鼓励、支持和保护政策，其形式多种多样，既有立法保护，又有政策优惠，既为雇主聘用低技术工人提供薪俸税豁免，又为社会企业提供工资津贴，既为经营者和劣势群体提供专门培训，又提供低息或无息贷款。简言之，社会企业是穷人和劣势群体实现社区就业的主要组织载体。社会企业主要特征是非牟利和社会整合的社会目标，以及主要通过社区就业将劣势群体重新整合进主流社会的社会功能。

欧美国家社区就业的政策实践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发挥着多种多样的社会功能，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与现实意义。60年代以来，欧美国家“反贫困之战”和“福利制度改革”处境下的社区就业项目与服务，改变了福利国家时代有关就业与福利的社会共识，更加强调公民社会权利基础与前提的工作义务。这意味着社区就业打破了以往将就业与福利、国家与市场、社区与就业完全分开的习惯思维，试图确立这些部门之间的内在联系和互动关系。社区就业指明了欧美国家福利制度改革的方向，并使工作与福利关系重新成为社会经济政策议程和理论研究的核心议题。在理论层面上，社区就业丰富和发展了就业与福利理论，深化了我们对福利制度改革的本质、劳动市场结构与运作模式、贫困和劣势成因、福利依赖与工作动机等复杂现象的认识，不仅为反思福利国家的成败得失与未来发展方向提供动力源泉和刺激，而且引发了对福利理论与政策领域一系列基础议题的激烈争论。在政策实践中，社区就业为穷人和劣势群体摆脱贫困、避免社会排挤提供了更多选择机会，从社会与经济两个方面促进和推动了第三部门的发展，造就了大批跨越公共部门和私营部门边界的非政府组织和志愿服务机构，有助于社会经济（又称第三部门经济）和市民社会的健康发展，提高了欧美国家社会经济结构与组织体系的多元化程度。社区就业在相当程度上履行和发挥了社会整合与社会团结的功能，降低了社会排挤的程度和范围，有利于将穷人和劣势群体重新整合进劳动市场与正常社会生活之中。

然而，社区就业发展并非一帆风顺，其政策模式也并非十全十美，从一开始就存在许多争论，面临诸多两难选择。首先是有关社区就业的核心价值观念与基本假设的争论。这些争论主要是围绕贫困和社会劣势成因、福利依赖性质与程度、公民社会权利（福利权利）与工作义务等议题展开的。右倾的政客和学者认为，贫困与劣势成因主要是个人因素，劳动市场结构与运作是有效的，劳动市场能够提供足够数量与质量的就业岗位，穷人和劣势群体的最大问题是缺乏工作动机，缺乏责任感，依赖国家福利生活。而左翼和中间道路的政客与学者则持不同、甚至是完全相反的见解；（注：V.George&P.Wilding,IdeologyandSocialWelfare,London:Routledge&KeganPaul,

1985.）其次，关于劳动市场结构与社区层次劳动市场功能及角色的争论。60年代以来，人们对社区层次劳动市场的理论探索与经验研究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一些人认为劳动市场是统一的，另一些人认为劳动市场分为主要与次要、基础与边缘两部分，社区劳动市场基本等同于边缘和次要劳动市场；（注：R.Whipp,"LabourMarketsandCommunities:AnHistoricalView",TheSociological

Review,Vol.33(4),1985,pp.768-791.）第三，社区企业和社区经济发展能否创造足够数量和质量的就业机会？欧美学者的经验研究发现，社区企业能够提供的就业机会通常是有限的。（注：R.Hopkins,"CommunityEconomicDevelopment:AQuestionofScale",Community

DevelopmentJournal,Vol.30(1),1995,pp.45-64.）劳动市场为劣势群体创造就业机会的数量不足，质量也不高。存在大量就业机会，但是福利依赖者无工作动机的传统说法缺乏经验研究的支持；第四，低工资就业与贫困的关系问题。工资就业的关键是足够的收入和收入保障的标准问题，即就业者可以获得足够的工资收入，用以购买生活所需和满足家庭成员的基本生活需要。但是，劳动市场的现实状况是，劣势群体通常处于低工资就业状况。低工资就业的负面社会后果是多种多样的，其中最重要和影响最大的是贫困。欧洲学者的经验研究显示，那些处于贫困状态的人也处于低工资就业状况，低工资就业是贫困的基本成因。（注：S.Bazen,M.Gregory&W.Salverdaeds.,LowwageEmploymentinEurope,Cheltenham:EdwardElgar,1998.）有鉴于此，近些年来，有关生活工资(lifewage)、基本收入(basicincome)和公民收入(citizenincome)的主张重新流行起来；第五，有关工作福利的争论。70年代以来，为增强福利服务接受者的工作动机，减少国家开支，欧美各国政府普遍推行工作福利服务。工作福利(workfare)是指福利服务对象以工作为前提或条件而获得福利服务的政策与制度安排。工作福利在许多方面是与社区就业联系在一起的，并涉及许多核心的理论争论。例如工作福利是违背公民的社会权利，还是增强公民权利中的义务观念，以便使权利与义务之间达致平衡？工作福利目标是规管穷人，还是为穷人和劣势群体增权？工作福利功能有助于社会整合与社会团结，还是使穷人和劣势群体标签化和更加低劣化？总之，社区就业政策与服务涉及众多关键性理论与政策议题，而且众说纷纭，争论不休。

结语

本文主要采取文献回顾的方式，从社区就业概念及其重要意义、社区就业与劣势群体的关系、社区就业的历史演变及其基本特征、社区就业模式与基本经验的层面，从就业与福利、经济政策与社会政策关系的角度，简要介绍和讨论了欧美国家的社区就业理论与政策模式。通过这番讨论，希望为目前我国政府大力推行的“再就业工程”、“社区就业政策”和社区建设运动提供历史借鉴与国际比较视野。虽然欧美国家的历史文化、社会环境与制度安排与中国社会迥然不同，但是社区就业是世界各国普遍面临的核心议题，具有普遍的理论内涵与政策意义。欧美国家社区就业理论与政策模式可以为我国的就业、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提供诸多有益的借鉴。首先，我们要树立社会政策的观点，改变单纯从经济角度看待就业问题的传统思维，更多地从社会福利角度看待就业问题。因为在社会结构转型的中国社会，就业问题既是重大的经济问题，又是头等重要的政治问题，还是个严峻的社会问题。其次，为劣势群体创造更多就业机会，提供更好的工作岗位是最好的社会福利。第三，地方政府和社区在为劣势群体创造更多就业机会、改善生活质量的努力中，可以扮演举足轻重的角色。第四，社区就业是缓解贫困与消除社会排挤的主要途径，但不是解决问题的全部办法。劣势群体的就业与福利问题需要政治制度、经济市场、社会环境、文化模式和个人努力的有机整合。第五，中国企业特别是非政府组织应弘扬社会责任意识，非牟利目标和经济效益是可以有机结合的。

就业政策论文篇2

关键词：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就业；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

一、引言

近年来，中国经济增长率持续下降，从2011的9.2%下降到2015年的6.9%，与此同时中国的就业形势保持相对稳定，2011-2015年期间年均新增就业岗位1286万个，城镇登记失业率维持在4.1%左右。在未来的一段时期内，中国经济仍将面临增速调整和结构调整的问题，而经济增速的调整将不利于总就业的增长，经济结构的调整有可能产生大量的结构性失业，因此经济增速和结构的调整不可避免地会对中国的就业产生负面的冲击。为此，中国政府应当采取恰当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稳定就业形势，为中国经济增长的转型升级赢得更多的时间。但是，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对中国的就业到底有多大的促进作用呢？现有的研究并没有给出明确的结论。

有大量的文献研究了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对中国就业的影响，其中卢亮、刘新和刘星、董万好和刘兰娟、张宏亮等研究了财政政策对中国就业的影响；许先普、李伊涵和陈利锋、易定红和白九梅研究了货币政策对就业的影响，然而尚未有文献在同一个理论框架和计量模型中研究财政政策和币政策对就业的影响。不仅如此，现有研究的结论存在显著的差异，甚至存在较多矛盾之处：第一，关于财政政策对中国就业的影响，卢亮、董万好和刘兰娟发现财政政策对中国就业有积极的促进作用，然而刘新、刘星发现财政政策对中国就业没有显著的促进作用；第二，关于货币政策对中国就业的影响，李伊涵和陈利锋、易定红和白九梅发现货币政策对中国就业有显著的促进作用，然而许先普发现货币政策对中国就业有不利的影响。

综上所述，已有的研究割裂了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相互影响关系，没有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可以相互作用的理论框架下来估计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对就业的影响。不仅如此，现有研究并没有对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的就业效应达成一致的认识。因此，我们尚不清楚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对中国就业贡献的大小，我们也不能根据现有研究的结论提出具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为此，我们需要采用新的数据和新的研究方法评估中国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就业效应，以便提出更具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

在这样的背景下，本文根据1991-2014年的省级面板数据，采用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估计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对中国就业的影响。本文的创新主要有三点：第一，采用新的方法――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估计了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就业效应，这是一种积极的尝试；第二，本文采用财政赤字作为度量扩张性财政政策的变量，从而更好地解决了财政政策的识别问题；第三，本文在同一个模型中估计了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对就业的影响，从而能够比较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就业效应的大小，进而能够提出更加具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

二、文献综述与方法选择

关于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对中国就业的影响，现有研究采用的研究方法各不相同，因而得出了不同的研究结论。总体而言，现有研究主要采用了如下五种研究方法：第一，卢亮以凯恩斯的宏观乘数理论为基础，测算了政府支出乘数、税收乘数和转移支付乘数，进而测算出财政支出对新增就业的贡献大约为4%；第二，董万好、刘兰娟建立了一个分析财政科教支出对就业及产业结构调整影响的可计算的一般均衡模型（CGE），发现财政科教支出对就业有积极的促进作用，特别是对于住宿和餐饮等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就业有较强的促进作用；第三，刘新、刘星估计了财政社会保障支出与就业之间的面板协整模型，发现财政社会保障支出对就业有一定的促进作用，张宏亮估计了财政支出与就业之间的协整模型，发现20世纪90年代以后财政支出对就业的促进作用大幅度下降，而曾学文分别估计了财政支出、国债发行、货币供给与就业之间的协整模型，发现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的就业促进作用不理想；第四，易定红、白九梅通过时间序列模型估计了利率波动性对失业影响，发现利率波动与失业率之间存在负相关的关系；第五，李伊涵、陈利锋采用了向量自回归模型研究了流通中现金量和社会信贷余额与就业之间的关系，发现社会信贷余额的就业效应大于流通中现金量的就业效应。

综上所述，已有的研究采用的研究方法主要有宏观乘数法、可计算的一般均衡模型、协整模型、多元时间序列的回归模型、向量自回归模型等五种方法，但是在这些方法中哪种方法更加适合于研究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对中国就业的影响呢？现有研究并没有对这个问题进行深入地讨论。事实上，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对就业的影响主要具有如下三个特征：第一，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对就业的影响具有动态特征，也就是说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对就业的影响在政策实施之后的几个时期内都是存在的；第二，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对就业的影响具有时效性，我们主要关心的是经济衰退时期扩张性的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对就业的影响，因此我们主要研究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对就业的短期影响关系，而不是研究二者对就业的长期影响关系；第三，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外生冲击的识别问题，这是因为财政政策、货币政策是通过政府的外生干预而实施的，但是政府的干预过程是不可测量，从而成为遗漏变量进入了误差项，导致了内生性问题，应当采取恰当的方法识别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的外生冲击。根据上述三个特点，我们认为宏观乘数法、可计算的一般均衡模型、多元时间序列的回归模型、协整模型都不是研究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就业效应的最佳方法，因为前三者不能考查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对就业的动态影响关系，而后者不能集中考查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对就业的短期影响关系。因此，我们应当采用向量自回归模型研究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对就业的影响。但通常来说，采用向量自回归模型必须要解决外生政策冲击的识别问题以及样本量较少带来的估计结果不稳健的问题，因为这些问题直接影响了向量自回归模型估计结果的准确性。

关于外生政策冲击的识别问题，目前主要有如下三种解决方法：第一，西姆斯（Sims）提出的短期零限制条件识别方法，这种方法也称为递归识别法，该方法假定政策变量在当期对其他经济变量不产生影响，那么结构型向量自回归模型A中矩阵A为下三角矩阵，矩阵B为对角矩阵，从而可以采用乔里斯基（Choleski）分解的方法确定矩阵A和B，但是伯南克（Bernanke）和布林德（Blinder）指出变量排列顺序对这种识别方法的分解结果有重要的影响，因此建议把政策变量排在所有变量的第一位；第二，布兰查德（Blanckard）和柯（Quah）以及布兰查德和佩罗蒂（Perotti）提出的长期零限制条件识别方法，该方法的思路是，把结构型的向量自回归模型转化为ut=A-1But=Cut的形式，然后根据残差ut与结构型冲击ut的长期关系确定矩阵C中部分元素的具体值，从而识别出政策的外生冲击，但是这种识别方法面临的最大问题是，需要预先通过经济理论和相关数据对模型中的关键参数进行估计，如果我们选取的理论和数据出现偏误，则采用该识别方法估计出来的结果将是不准确的；第三，尤里格（Uhlig）提出的符号限制的识别方法，这种方法通过设定一定时期内一组变量之间的相关关系来识别政策的外生冲击，比如帕帕（Pappa）通过假定财政支出与总产出和财政赤字正相关的方法识别了财政政策的外生冲击，卡诺瓦（Canova）和帕帕通过假定财政收入与总产出和财政赤字负相关的方法识别了财政政策的外生冲击，博蒙特（Berument）等则通过假定利率与货币供给和通货膨胀负相关的方法识别了货币政策的外生冲击。

关于向量自回归模型样本量较少、回归结果不稳健的问题，已有研究致力于把向量自回归模型扩展为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从而充分利用面板数据样本量大、估计结果稳健的优点。但是，估计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面临如下两个重要的问题：第一，由于模型引入了因变量的滞后项而产生了内生性问题；第二，面板数据模型固有的不可观察的个体效应。霍尔茨一埃金（Hohz-Eakin）等最早把向量自回归模型扩展为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并且提出了采用内生变量和外生变量的滞后项作为内生变量的工具变量的方法，估计了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阿雷拉诺（Arellano）和邦德（Bond）首先通过一阶差分的方法去除了横截面的个体效应，然后采用变量的水平值的滞后项作为差分变量的工具变量，最后通过广义矩估计的方法估计了动态面板模型，这种方法称为一阶差分广义矩估计。由于一阶差分会损失很多的信息，阿雷拉诺和邦德以及布伦德尔（Blundell）和邦德提出了采用前向均值差分的方法去除个体效应，然后采用水平变量的滞后项作为差分变量的工具变量，采用差分变量的滞后项作为水平变量的工具变量，最后采用广义矩估计的方法同时估计了水平方程和差分方程，这种方法称为系统广义矩估计。以系统广义矩估计为基础，洛夫（Love）和泰克尼诺（Zicchino）采用前向均值差分的方法去除个体效应，然后采用广义矩的估计方法估计了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这是最早采用广义矩方法估计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的文献，其后有大量的文献采用该方法估计了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如果面板数据具有较强的异质性，那么就应当采用如下的两种估计方法去除面板数据的异质性：第一，佩斯卡拉（Pesaran）等提出的混合组均值估计方法，该方法首先对每个横截面分别进行估计，然后对各个横截面的回归系数进行加总和统计推断；第二，斯瓦米（Swamy）提出的面板随机系数模型，即假定自变量的各个横截面的系数与其均值的差服从均值为0、标准差为Ω的正态分布，多恩等（Doan）进一步假定标准差Ω服从明尼苏达先验分布，从而可以采用贝叶斯估计方法估计面板随机系数模型，卡诺瓦和奇卡雷利（Ciccarelli）以及卡诺瓦等随后对该方法进行了发展和完善。

综上所述，我们应当采用向量自回归模型研究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的就业效应，并且向量自回归模型的最新发展方向是外生政策冲击的识别以及面板向量自回归的估计。在本文中，我们采用省级面板稻菅芯坎普政策、货币政策对中国就业的影响，为了识别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外生冲击，我们采用短期零限制条件识别方法和符号限制的识别方法，为了匹配省级面板数据同质性较强的特征，我们采用广义矩估计方法估计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

三、计量模型、估计方法与数据

1.政策冲击的识别

为了得到稳健的估计结果，本文采用了两种识别政策冲击的方法：第一，借鉴短期零限制条件识别方法，我们把外生性最强的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变量放在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中各变量的最前面，把内生性较强的变量――国内生产总值、工资、就业――放在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变量之后；第二，根据符号限制的识别方法，财政赤字比财政收入、财政支出更适合于测量财政政策，因此本文不再使用财政收入或者财政支出作为测量财政政策的变量，而是采用财政赤字作为测量财政政策的变量。不仅如此，我们还引入了财政支出的相对增长率，即财政支出与收入的增长率之差来识别财政政策冲击，这是因为财政支出的增长率高于财政收入的增长率，财政支出的相对增长率提高，就意味着政府采取了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反之亦然。值得注意的是，由于货币政策涉及货币供给和利率两个方面的变量，而且我们不能对这两方面的变量进行简单的整合，因此本文未能参考符号限制的识别方法识别货币政策冲击，而是把货币供给变量和利率变量共同带入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中，以研究货币供给和利率对就业的影响。

2.变量选择与描述性统计

假定yt是企业t期的总产出，λ是企业t期的生产技术，Kt是企业t期使用的资本，Et是企业t期的就业量，Pt是t期的除利率之外的其他政策变量，根据巴罗（Barro）对生产函数的设定方式，把除利率之外的其他政策变量Pt引入柯布一道格拉斯生产函数中，得到生产函数yt假定wt是t期劳动者的工资rt是t期的利率，根据利润最大化条件得到就业函数Et=根据就业函数，影响就业的主要变量有总产出、工资、利率以及除利率之外的其他政策变量。

在本文中，测量总产出的变量是国内生产总值GDP，测量就业的变量是总体就业EMP和城镇就业EMPu，测量工资的变量是城镇单位从业人员平均工资WAG，测量利率的变量是一年期贷款利率尺，测量财政政策的变量是财政赤字BD和财政支出的相对增长率BDG（财政支出与财政收入的增长率之差），测量货币政策的变量是货币供给MO、M1、M2以及一年期贷款利率R。对于上述各变量还有如下四点说明：第一，总体就业EMP和城镇就业EMP的数据来源于各省市历年的统计年鉴，其他数据来自《新中国六十年统计资料汇编》以及《中国统计年鉴》（2009-2015），同时由于《中国统计年鉴》只提供了1991年以后的货币供给M0、M1、M2的可比价格增长率的数据，因此本文中各变量的样本区间为1991-2014年；第二，根据林（Im）等提出的面板单位根检验，我们发现变量EMP、EMP、GDP、WAG、MO、M1、M2以及这些变量的对数均存在单位根，因此本文采用这些变量的增长率EMPG、EMPG、GDPG、WAGG、MOG、M1G、M2G，而财政赤字BD不存在单位根，因此本文采用财政赤字的对数lnBD；第三，货币供给增长率MOG、M1G、M2G、一年期贷款利率R是全国年度时间序列数据，样本期间为1991-2014年，样本量为24个，而其他变量是1991-2014年期间的省级面板数据，样本量为31x24=744个；第四，城镇就业增长率EMPGu的最大值为44.74，最小值为-21.84，因此该变量存在不合理的异常值，我们对EMPG进行了2%的缩尾处理。本文采用的各变量的名称、定义、数据来源、计算方法、描述性统计，参见表1。

3.模型的设定与估计方法

从理论上讲，我们应当把测量货币政策的四个变量MOG、M1G、M2G、R带入同一个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中，但是变量MOG、M1G、M2G、R是全国时间序列数据，并且变量MOG、M1G、M2G之间存在较强的相关性，如果把这四个变量带人同一个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中，则该模型不能被估计出来。因此，我们把变量MOG、M1G、M2G分别带人下面的三个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中：

因为省级面板数据具有较强的同质性，所以本文采用阿雷拉诺和邦德以及布伦德尔和邦德提出的系统广义矩估计方法估计向量自回归模型，估计程序来自洛夫和泰克尼诺提供的Stata命令。

四、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的估计结果

在估计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之前，我们需要进行以下三个方面的检验①：第一，根据林（Im）等提出的面板单位根检验，我们发现，变量EMPG、EMPG、WAGG、GDPG、lnBD、BDG、MOG、M1G、M2G、R都是平稳的变量，故而适合采用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进行估计；第二，根据BIC、AIC、HQIC三个信息准则，我们发现，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1a）、（1b）、（1c）的最优滞后阶数为五阶，但是采用五阶滞后得到的估计结果和脉冲反应图效果不理想，所以我们把最优的滞后阶数调整为三阶，把各内生变量的工具变量的滞后阶数调整为四阶；第三，根据稳定性检验，我们发现，九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都是不稳定的，其原因是模型中加入了MOG、M1G、M2G、R四个时间序列变量，如果要得到稳定的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就必须去除这四个变量，然而这将导致我们不能考察货币政策对就业的影响，不能比较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对就业影响的大小关系，为了避免这两方面的不利影响，我们在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中保留了MOG、M1G、M2G、R四个变量，同时采用bootstrap的方法对估计结果进行1000次的蒙特卡洛模拟，以尽可能地消除模型的不稳定对估计结果的影响。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的研究重点是，根据估计方程得到残差的方差协方差矩阵，然后再对方差协方差矩阵进行分解，进而得到相应的脉冲反应图，限于篇幅的限制，我们没有给出所有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的估计结果，仅给出了基于计量模型（1b）的回归结果，参见表2。如表2所示，模型中有较多变量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因此可以对估计方程的方差协方差矩阵进行分解，并得到相应的脉冲反应图。

1.财政赤字、货币供给增长率、利率对就业的影响分析

根据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1a），我们可以得到总体就业增长率EMPG、城镇就业增长率EMPGu，对财政赤字对数lnBD、货币供给MO的增长率MOG、利率R的脉冲反应图形，参见图1。

如图1所示，总体就业增长率EMPG对财政赤字的对数lnBD、货币供给MO的增长率MOG、利率尺的脉冲反应图分布在[-0.4，0.4]的区间之内，而城镇就业增长率EMPGu对财政赤字的对数lnBD、货币供给MO的增长率MOG、利率R的脉冲反应图分布在[-0.5，1.5]的区间之内。这表明，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对总体就业的影响较小，而对城镇就业的影响较大。这是因为，总体就业包含了农业从业人员，而农业从业人员具有稳定、不受经济周期波动影响的特征，故而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对总体就业的影响较小，而城镇就业容易受到经济周期波动的影响，故而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对城镇就业的影响更大。鉴于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对总体就业的影响较小，本文不再研究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对总体就业的影响，而是集中研究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对城镇就业的影响。

图1下方的三幅子图显示了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对城镇就业增长率EMPG.的影响：第一，在四年以内，财政赤字的对数lnBD对城镇就业增长率EMPG.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这表明，增加财政赤字能够有效地促进城镇就业的增长；第二，货币供给MO的增长率MOG对城镇就业增长率EMPG.的影响在零水平线上下波动，且在较多情况下为负数，这表明，提高货币供给增长率MOG对城镇就业没有显著的促进作用；第三，提高利率R，在两年以内对城镇就业增长率有正向影响，在两年以后对城镇就业增长率EMPQ有负向影响，这意味着，降低利率R在两年以内对城镇就业增长率有负向影响，在两年以后对城镇就业增长率EMPGu有正向影响。上述结论表明，在经济衰退时期，采取降低利率的政策在短期对城镇就业有不利的影响，这是因为降低利率就降低了企业使用资金的成本，这将促使企业采用相对更加便宜的资本来替换劳动，从而降低了城镇就业，而降低利率的政策从长期来看对城镇就业有积极的促进作用，这是因为长期的低利率政策可以刺激消费和投资，提高企业的利润空间，促使企业扩大生产规模，进而促进城镇就业增长。

总体而言，扩张性的财政政策能够在短期内对城镇就业产生很强的促进作用，而增加货币供给MO的扩张性的货币政策对城镇就业没有显著的促进作用，降低利率的扩张性货币政策在短期内对城镇就业有负向影响，因此扩张性财政政策对城镇就业的促进作用大于扩张性货币政策对城镇就业的促进作用，这一研究结论与曾学文的研究结论相似。

为了观察和比较货币供给增长率MOG、M1G、M2G对城镇就业的影响，我们估计了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1a）、（1b）、（1c），并得到城镇就业增长率EMPGu对财政赤字的对数lnBD、货币供给增长率M0G、M1G、M2G、利率尺的脉冲反应图形，参见图2。

第一，如图2第一列所示，在财政赤字的对数lnBD分别与货币供给增长率MOG、M1G、M2G搭配使用的情况下，财政赤字的对数lnBD对城镇就业增长率EMPG.的影响分布在[-0.5，2]的区间，而且在四年内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这表明扩张性财政政策对城镇就业有显著的促进作用；第二，如图2第二列所示，货币供给增长率M0G、M1G、M2G对城镇就业增长率EMPGu的影响分布在[-0.5，0.5]的区间之内，且围绕零水平线上下波动，这表明增加货币供给M0、M1、M2的扩张性货币政策对城镇就业没有显著的促进作用；第三，如图2第三列所示，在降低利率尺的货币政策分别与货币供给增长率MOG、M1G、M2G搭配使用的情况下，利率对城镇就业增长率EMPG的影响分布在[-0.5，0.5]的区间之内，且在两年以内基本为负数，在两年以后为绝对值较小的正数，这表明降低利率的货币政策对城镇就业的促进作用有限，且具有滞后性。

综上所述，当扩张性财政政策分别与增加货币供给M0、M1、M2的扩张性货币政策搭配使用的时候，扩张性财政政策对城镇就业有及时、强健的促进作用，增加货币供给M0、M1、M2的扩张性货币政策对城镇就业没有显著的促进作用，降低利率尺的扩张性货币政策只有在两年以后才会对城镇就业产生一定的促进作用，我们的研究结论与卢亮、董万好、刘兰娟、曾学文的研究结论相似，与许先普的研究结论相反。

2.财政支出相对增长率、货币供给增长率、利率对就业的影响分析

为了检验上述研究结论是否稳健，我们采用财政支出相对增长率BDG作为测量财政政策的变量，根据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2a）、（2b）、（2c），得到城镇就业增长率EMPG对财政赤字相对增长率BDG、货币供给增长率MOG、M1G、M2G以及利率尺的脉冲反应图形，参见图3。

如图3第一列所示，在财政赤字相对增长率BDG分别与货币供给增长率MOG、M1G、M2G搭配使用的情况下，财政赤字相对增长率BDG对城镇就业增长率的不同影响分布在[-0.5，1.0]的区间之内，且在三年以内为绝对值较大的正数，在三年以后为绝对值较小的负数，这表明，不论与何种增加货币供给的扩性货币政策搭配使用，扩张性财政政策对城镇就业均有显著的、较强的促进作用。

如图3第二列所示，货币供给增长率MOG、M1G、M2G对城镇就业增长率的不同影响分布在[-0.5，0.5]的区间之内，且围绕零水平线上下波动，这表明，增加货币供给M0、M1、M2的扩张性货币政策对城镇就业没有显著的促进作用。

如图3第三列所示，在降低利率尺的货币政策分别与货币供给增长率MOG、M1G、M2G搭配使用的情况下，利率对城镇就业增长率的影响分布在[-0.5，0.5]的区间之内，因而对城镇就业的促进作用有限。具体而言，降低利率的货币政策在两年以内对城镇就业有显著的抑制作用，在两年以后对城镇就业有一定的促进作用，在四年以内对城镇就业的累计净促进作用趋近于零。

总而言之，当采用财政支出相对增长率作为测量财政政策的变量的时候，我们依然可以得到如下基本结论：扩张性财政政策在短期内对城镇就业有很强的促进作用，增加货币供给M0、M1、M2的扩张性货币政策对城镇就业没有显著的促进作用，降低利率的扩张性货币政策至少在两年以后才会对城镇就业产生一定的促进作用。

3.财政赤字、货币供给增长率、利率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分析

经济增长和就业稳定是宏观经济调控的两个重要目标，如果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对就业与经济增长的影响存在差异，那么宏观调控政策就应当在促进就业和保持经济增长两个政策目标中有所取舍。因此，研究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有助于我们提出更加具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根据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1a）、（1b）、（1c），我们得到经济增长率GDPG对财政赤字对数lnBD、货币供给增长率MOG、M1G、M2G、利率尺的脉冲反应图形，参见图4。

如图4第一列所示，在财政赤字对数lnBD分别与货币供给增长率MOG、M1G、M2G搭配使用的情况下，财政赤字对数lnBD对经济增长率GDPG的影响均呈现出逐渐下降的趋势，且三年内为绝对值较大的正数，三年后为绝对值较小的负数，说明扩张性财政政策对经济增长有较强的促进作用。

如图4第二列所示，货币供给增长率MOG、M1G、M2G对经济增长率GDPG的影响呈现出“几”字型的变化趋势，而且在三年以内为绝对值较大的正数，在三年以后为绝对值很小的负数，这说明增加货币供给的扩张性货币政策对经济增长也有很强的促进作用。

如图4第三列所示，当降低利率R的货币政策分别与货币供给增长率MOG、M1G、M2G搭配使用的情况下，降低利率R在两年以内对经济增长率GDPG有较强的负面影响，在两年以后对经济增长率GDPG有一定的促进作用。这说明，降低利率的货币政策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较小，而且需要滞后两年的时间才能凸显出来。这是因为，在经济萧条时期，企业和消费者对经济前景的预期趋于悲观，降低利率不会迅速地刺激消费和投资的增长，反而促使企业采用资本替换劳动，因而在短期内对就业和经济增长产生了不利的影响，如果在较长的时期实行低利率的货币政策，则可能提高企业的利润空间，促使企业扩大生产规模，从而促进了经济增长和就业。

综上所述，增加财政赤字的扩张性财政政策以及增加货币供给的扩张性货币政策对中国经济增长均有较强的促进作用，但是降低利率的扩张性货币政策对中国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有限，而且需要滞后两年的时间才会凸显出来。

4.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估计结果的稳健性分析

在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中，更换变量的排列顺序对模型的分解结果有一定的影响。为了检验变量的排列顺序对本文研究结论的影响，我们重新估计了更换变量排列顺序的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3a）、（3b）、（3c），并得到相应的脉冲反应图①。我们发现，财政赤字的对数lnBD对城镇就业增长率EMPG的促进作用依然是最强的，货币供给增长率MOG、M1G、M2G对城镇就业增长率EMPG有一定的促进作用，但是远小于财政赤字的对数lnBD对城镇就业增长率EMPGa的促进作用，降低利率R只有在两年以后才会对城镇就业增长率EMPQ有一定的促进作用。因此，在更换变量的排列顺序之后，本文的研究结论依然成立，本文的研究结论具有较强的稳健性。

五、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以中国省级面板数据为基础，采用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估计了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对中国就业以及经济增长的影响，我们主要发现如下四点结论。

第一，由于农业从业人员对经济周期和宏观调控政策不敏感，扩张性财政政策和扩张性货币政策对中国总体就业的影响很小，但是扩张性财政政策和扩张性货币政策对中国城镇就业的影响较大，因而扩张性财政政策和扩张性货币政策应当着力于促进中国城镇就业的增长。

第二，扩张性财政政策对中国城镇就业有及时的、强健的促进作用，不仅如此，扩张性财政政策对中国经济增长也有很强的促进作用，因此扩张性财政政策能够在短期内稳定就业形势并恢复就业增长，是经济衰退时期保就业、稳增长的最重要的宏观调控政策。

第三，增加货币供给的扩张性货币政策对中国城镇就业的促进作用非常有限，然而增加货币供给的扩张性货币政策对中国经济增长有很强的促进作用，因此在经济衰退时期可以采用增加货币供给的扩张性货币政策刺激经济增长，但不宜采用增加货币供给的扩张性货币政策促进就业。

就业政策论文篇3

传统的理论认为，货币政策是总量调控的政策，其中暗含着的一个基本的假设是货币政策对于各产业的影响是一致的，或者说隐藏着产业部门是同质这一假设。蒙代尔最优货币区理论认为，每个国家经济的各个部分都是同质的,不存在任何差异,即每个国家本身已经是一个最优货币区，货币政策是有效的。但是一般而言，一个国家内部产业不会完全相同，尤其对于一些大国，由于自然地理环境和历史发展条件的差异，必然存在着产业发展上的差别。如果在产业发展差异较大的国家实行统一的货币政策，那么货币政策则很容易出现差异化的效应，甚至会对一些产业产生负面作用，不利于整体宏观目标的实现。2010年以来为了遏制上扬的通货膨胀，我国货币政策由扩张转为紧缩，紧缩的货币政策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通货膨胀上涨的势头，却导致部分产业出现了融资难的问题。2012年铁路运输业曾一度因为利率提高、财务负担过重、融资难度增加，出现大面积停工的现象。对于统一的货币政策为什么有些产业反应“过敏”？而另一些产业却反应“麻木”？

可以看出货币政策非对称性是一个不可规避的问题。另外，随着人民币国际化的推进，传统的信贷传导机制逐步转换为汇率传导机制（王鸿飞，2013），这使货币政策的效应在外贸企业和本土企业之间呈现出更大的差异。虽然近年来不完全市场在货币政策传导过程中的影响不断被发掘，为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而欧盟的成立也为研究提供了现实基础，但是大多数研究还主要侧重于货币政策区域差异的探索，只有少数的研究关注到货币政策产业层面上的差异。对货币政策产业效应非对称的研究起始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通过对文献的梳理不难发现，研究主要集中于货币政策产业效应存在非对称的证明及其成因的探讨。最早对货币政策产业效应的研究是Bernake&Gertler（1995），他们运用VAR模型检验了货币政策对耐用品和非耐用品消费支出，居民投资支出和商业投资支出等不同支出的非对称性影响,其中对耐用品和非耐用品的分类就涉及到货币政策产业效应的问题。

Hayo&Uhlenbrock（1999）用VAR模型分别对英国和德国的产业数据进行分析，发现货币政策对产业的影响方向存在非对称性，并认为资本存量、要素密集度等因素是引起不同产业对货币政策反应差异的主要原因。其后更多的学者也对货币政策产业效应进行了深入的研究。Dedola和Lippi（2005）利用OECD的5个国家的21个产业的面板数据分析得出公司规模、融资能力、财务负担等因素是形成货币政策产业效应的主要原因。Peerman&Frank（2005）进一步扩大研究范围，通过对欧洲7国11个产业的数据进行分析，发现货币政策在不同产业中表现出非对称的影响。Glosh（2009）和Si-bon（2009）分别运用印度和以色列的数据进行分析，发现货币政策在发展中国家也存在非对称效应。前期的学者主要采用VAR模型进行研究，直到近几年才出现了研究方法上的创新。Georgopoulos&Hejaz（2009）创新地运用面板数据模型进行研究，发现货币政策对不同产业存在明显的非对称影响，货币政策的影响与产业的财务特征有关。Tena（2009）则采用了非线性TVAR模型，发现货币政策对不同产业有差异化的影响，并且有非线性的特征。周逢民（2004）分析了产业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关系，但没有考察货币政策对不同产业的影响。王剑和刘玄（2005）用VAR模型研究发现货币政策对各产业的影响程度存在较大差异。第三产业对货币政策的反应最灵敏，第二产业次之，第一产业最弱，他认为产业异质性是导致货币政策产业效应的原因，但没有对原因进行深入分析。戴金平和金永军（2005）构造了要素密集度和市场结构差异的两部门模型，并利用ADL模型和VAR模型的脉冲响应函数分析了1995年以来中国6个产业对货币政策冲击的反应，发现第一产业、第二产业和房地产业对利率政策冲击反应明显，第三产业、餐饮业和批发贸易零售业反应较小，显然这一结论与王剑和刘玄的结论是矛盾的。曹永琴（2010）利用VAR模型和脉冲响应函数对货币政策进行研究，发现我国货币政策存在非对称性，第一产业最强烈、第三产业次之、第二产业最小，这个结论与上述结论也有差别。通过上述分析发现：首先，国内学者对这一问题的研究比较局限，并且在各产业对货币政策的反应程度方面并没有形成统一意见。其次，在研究方法上普遍采用线性的VAR模型，方法较为单一，忽视了可能存在的非线性效应。最后，现有文献对形成原因的分析不够深入，缺乏理论依据，因此有必要深入分析货币政策产业效应及其产生的根源。本文将建立理论模型，并利用企业层面的季度数据，运用非线性的面板门槛模型对问题进行实际验证。

一、理论分析

1917年美国经济学家J.MauriceClark首次提出加速原理。随后加速原理投资函数模型成为西方经济学关于投资行为的一种重要的理论分析模型。该模型假定资本与劳动的比例固定不变。认为收入的变动会引起投资的变动，因为收入变动必然引起产品需求的变动，因此，当产品需求增加时，企业现有生产能力已经不能满足，这就需要企业对固定资产进行投资。依据该理论，本文在徐涛（2007）的研究基础上，试图构建一个简化的封闭经济模型来说明货币政策与产业产出之间的关系。模型构建需满足以下假设条件：（1）本文研究的是一个非开放条件下的经济系统，利率受经济体内部供需影响，资本账户不开放，不考虑汇率变化；（2）经济体内部货币市场处于均衡状态，货币供给量等于货币需求量，利率为均衡利率；（3）不同产业由于生产方式和产品特点不同，对资本需求不同，资本存量存在差异。凯恩斯货币需求理论认为，货币需求行为的产生取决于三种动机，交易动机、预防动机和投机动机；由交易动机和预防动机决定的货币需求取决于收入水平，与收入成正比；基于投机动机的货币需求则取决于利率水平，与利率成反比。因此可将货币需求函数表示。

二、计量模型与数据说明

（一）模型设定与估计方法根据上文的理论分析可知，货币政策对产业产出有差异化的影响。本部分在（9）式分析的基础上，通过构建实证模型对上述命题进行验证。以往大多数研究都是使用线性VAR模型对货币政策与产业产出之间的关系进行验证，但最新的理论研究表明，货币政策具有非线性的特征。Becetal（2000）用平滑转换回归模型验证了美国、德国、法国在经济周期不同阶段的货币政策行为，结果发现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具有明显的非线性特征；Martin&Milas（2004）通过研究发现英国在1992年之后货币政策对通货膨胀和产出具有非对称效应。我国也有一些学者注意到货币政策的非线性问题，如赵进文（2005）、欧阳志刚（2009）等，他们使用LSTR模型对我国货币政策进行验证，也发现我国货币政策对产出具有非线性特征。如果货币政策是非线性的，用线性模型估计将是有偏差的，那么估计的货币政策效果将会大打折扣。考虑到不同产业间要素构成以及技术特征都存在较大的差异，货币政策与产业产出存在非线性的可能性是非常大的。因此，本部分利用非线性门槛面板模型来考察货币政策与产业产出的非线性关系，拟找出两者之间最真实的关系。

（二）变量选取与数据说明1998年国家取消了商业银行贷款规模限额控制，货币政策中介变量由信贷规模转移为货币供应量，同时由于我国利率尚未市场化，货币政策传导主要靠货币渠道实现，故采用M2作为货币政策变量。我们选取企业销售额作为反映企业产出的指标。由上文理论分析可知，不同产业由于资本存量不同，对货币政策的反应存在差异，因此为了进一步验证理论模型的结论，选取资本存量作为门槛变量，将企业资产与产出之比作为衡量资本存量的指标。本文数据采用企业层的面板数据，基于数据可得性的考虑，采用上市公司2008年第一季度到2012年第一季度的数据，并对数据进行了如下的筛选：（1）在2008年第一季度到2012年第一季度连续数据的公司；（2）剔除样本内ST和PT类上市公司。本文数据均来自国泰君安统计数据库，所选公司依据“2012年10月份证监会颁布的上市公司分类指引”的行业划分标准，涵盖农业、制造业、建筑业、房地产业、信息产业、交通运输和邮电业7个产业共计884家上市公司。

三、实证结果

首先要确定门槛个数，以便确定模型的形式。表1给出了门槛自抽样检验结果，结果显示：农业、房地产业、信息产业、交通邮电业、建筑业、制造业均存门槛效应，单槛效应除农业外都在1%水平下显著，双重门槛和三重门槛均在1%水平下显著，门槛值差异较大，为了更好地衡量货币政策对各产业的非线性特征，在此采用三重门槛模型进行分析，各模型门槛值估计结果详见表2。表3给出了门槛模型参数估计结果,从结果来看：首先，货币供应量与各产业产出变化是正相关的，这也与我们的预期一致，并且各产业回归系数都是在1%水平下显著的，这表明货币政策对各产业的影响是确实存在的；其次，各产业对货币政策反应系数存在差异，也就是说，货币政策对不同产业存在差异性的影响。对货币政策指标反应最敏感的产业是房地产业，其次是交通运输和邮电业、建筑业、制造业，对货币政策反应最弱的产业是农业和信息产业。当各模型处于低门槛效应时，从货币政策对各产业的影响系数β'1来看，对货币政策反应最敏感的房地产业的系数为1.318，分别比交通运输邮电业、建筑业、制造业、农业和信息产业高出0.437、0.327、0.574、0.675和0.683；最后，货币政策对各产业产出的影响不是单一的，可以通过各产业资本存量的差异将样本分为不同的区间，随着资本存量间由小变大，各区间内产业对货币政策敏感度是不断下降的。以制造业为例，制造业可细分为31个产业，不同产业间资本存量不同。当制造业资本存量低于2.138时，对货币政策的敏感系数为0.744；当资本存量处于2.134到3.109之间时，对货币政策的敏感度为0.700；当资本存量处于3.464到3.730时，对货币政策的敏感度为0.665；当资本存量大于8.803时，对货币政策的敏感度变为0.609。

四、结论及政策建议

货币政策产业效应非对称问题是一个关系到货币政策执行效率的重要问题。本文首先建立理论模型分析货币政策产业效应，为研究提供理论依据；随后借助“门槛回归”技术为代表的非线性计量经济学理论构建面板门槛模型，对货币政策产业效应进行实际验证。研究发现：货币政策对不同产业产出的影响存在着明显的非对称性，并具有显著的门槛特征。对货币政策指标反应最敏感的产业是房地产业，依次是交通运输和邮电业、建筑业、制造业，对货币政策反应最弱的产业是农业和信息产业。货币政策对各产业的影响均显著并存在基于资本存量的三重门槛效应，也就是说货币政策对各产业产出的影响不是单一的，随着资本存量的变大，各产业对货币政策的敏感度不断下降。

就业政策论文篇4

关键词：文化产业政策；边际内置；谱系内置；贸易政策

中图分类号：G124

就政府对文化产业制度的支撑而言，产业政策体系及其边际内谱系拟置无疑是基本功能结构的承重所在，一切文化产业涉身者都必须将自己的命运绑缚于拟置之中，所以于政府和产业涉身者都是无法逃避的制度依托。对这一重要议题，笔者曾经撰写《论文化产业政策的边际内谱系拟置》一文， ①讨论过产业准入政策、企业治理政策、社会成本政策、价格调节政策和银行信贷政策等五大构件，但未及讨论财政支持政策、内外贸易政策和人力资源政策，因而没能实现谱系完形的学理设定目标，故尔以“再论”予以边际内完形。

一、在政府主导的文化产业政策体系中寻求财政支持政策

在所谓全球认可的“新西兰模式”里，之所以出现“就改革而言，《政府部门法》和《公共财政法》已经获得令人欣慰的赞誉，尤其来自那些资深管理者以及政治家” ②的积极局面，其中重要原因之一就在于政府治理结构中，财政资金与市场资本的清晰剥离，以及剥离之后对财政资金效率和公共服务效率的更具目标性。在小政府大社会和预算紧缩的效率追求道路上，不仅全面福利诉求的那种“政府以及其它权威机构选择其提供条件的责任，这些条件就是能够使人民走向富裕生活以及促使其获得更加有益的休闲方式” ③开始受到财政理性的有条件遏制，而且“公共财政管理的产物（包括现金投资、债务结构、预算以及其他）皆与社会协商有关”④ 的投资指向和债务取向都必须远离于市场利益竞争的在场游戏之外。一句话，定义的边际闭合使得财政政策与市场政策成为相对独立的政策循环空间，因而在我们的所议中也就与文化产业政策处在完全不同的政府功能序列。

但是，在社会生存的动态性演化过程中，人们发现对出台政策的主体―政府而言，实际上很难做到边际闭合的不同政策体系之间完全密不透风，而且在穿透客体性问题坚甲和寻求政府功能极大值的过程中，彼此之间严格条件限制下的主动链接，往往会产生意想不到的政策实施绩效。具体到中国语境，则事态还有其另外一面，那就是在国有企业占据市场份额较大比值的情况下，政府不可能也不应该遵循市场资本主义传统信条的“非干预主义”，因而公共财政与市场资本之间也就不可能做到严格意义上的边际闭合，甚至不排除在特定情况下财政资金在投向市场后成为某一时域市场资本的激活力量乃至主导力量，一个典型的案例，就是2009年政府实施的四万亿一揽子救市计划中，直接财政投入就是其中的主体部分，其积极效果和敏锐反应令世界为之惊叹，这与“新加坡模式”的“当政府认为市场处于警戒状态时就会提供投资资本” ⑤的情况无疑有过之而无不及。考虑到这一重要制度背景参考因素，在我们思考中国文化产业政策的体系建构时，就不仅不要被“完全市场化”命题束缚手脚，而且要有目的在两个闭合边际中寻找功能链接的制度接口，从而在政府主导的文化产业政策体系中尽可能寻求财政支持政策。

（一）改变政府支出结构 增加文化采购比重

在目前的体制条件下，这种寻求的第一个可能性空间，是改变政府支出结构，大规模增加文化采购比重，通过政府文化采购，一方面提高公共文化服务的范围、水平和供给能力；另一方面形成对文化产业的财政性消费拉动，而且这种财政性消费拉动对更加普遍意义的市场消费拉动具有巨大的导向作用和激活力量。狭义的政府文化采购，意味着对文化产业生产成果的现金给付，其所采取的诸如“目前的部级评估形式详细地列出了公共消费支出的细目分类” ⑥以及这些分类的具体实施，会成为文化产业市场扩容的买方牵引，所以它被纳入所谓“社会模式”并在与美国的“个体模式”分异中确立其“欧洲必须继续坚持这种社会模式，使之成为世界各国的典范”⑦ 。广义的政府文化采购，意味着年度文化总支出，虽然这些支出大多数都是非现金给付而且亦非直接以文化产业为采购对象，但是总量年度递增终会孕育培养政府的文化消费能力和文化采购需求，进而也就会转换为间接性文化产业指向的政府文化采购拉动，转换为公共文化消费的可持续性和政府文化采购的后劲，如“大型国际活动及其与之相适应的城市策略，在过去的一段时间里已经成为规划调整的影响要素”⑧ ，也具有广义政府文化采购的蕴含。总之，无论是狭义政府文化采购还是广义政府文化采购，对中国语境而言，政府作为的空间仍然无比广阔，因而也就意味着对文化产业的采购性财政拉动将会起到无可限量的产业拉动作用。

（二）文化产业引导基金注入

这种寻求的第二个可能性空间，是积极市场干预条件下适度规模文化产业引导基金的注入性输血，一方面规模控制立足于确保政府转换角色，致力于文化产业的直接操盘，另一方面又必须对文化产业振兴所需要的金融资本、产业资本、社会资本和风险资本等具有资本吸附功能。事实上，这一注入性输血过程中，文化产业引导基金的吸附力主要有两个向度：其一，尽可能减少各种资金、人才和项目进入文化产业领域的起步风险，算是政府对新兴产业振兴的一种风险转移，从而起到减轻进入者风险预测难度的缓冲作用，并且使更多的投资者由此淡化其过度迷恋于“微观经济尺度在产业或者市场中提供一种有价值的对关键行为的反思”⑨ ；其二，尽可能给那些流转中的资金、人才和项目建立一个有诱引作用的风向标，算是政府给市场一种产业倾斜的信息提示或者立场表达，从而使那些敏感的投资者迅速窥视到某种趋利性产业发展潜力和政府对这种潜力的政策激励；对特定地区的区域经济发展而言，类似的信息提示或者立场表达就变得尤其重要。经济学家所谓“当下区域经济发展的分析，很大程度上根据两种理论建构：‘产业聚集’以及‘制度创新’” ⑩。其实两个方面都为产业引导基金预留了功能实现空间。问题在于，文化产业引导基金的市场注入，必须严格按照市场游戏规则进行，现行各相关省市将其掌控于宣传文化部门之手并成立支配权的文化产业办公室的做法，将不仅起不到风向标的作用和产业起步的风险缓冲功能，而且会给市场准入和产业秩序建构带来一系列纠缠不清的负面后果。

（三）寻求税收优惠 获得财政补贴

这种寻求的第三个可能性空间，是成本政策讨论中已经涉及的税收优惠和尚待此处进一步给予讨论的直接财政补贴。就税收优惠而言，除了降低成本并使文化产品增强其市场竞争的价格优势外，通常所谓“休税期―几年内对投资行为的临时性减税―在发展中国家而非发达国家做法相同”! ，其实还包含另外一层意思，那就是吸引外资并使所在区域迅速形成产业聚集效应，从而达到培植税源和增强征税后劲的中长期利益目标。毫无疑问，这样的财政政策一旦在发展文化产业过程中有效实施，那么无论对产业发展还是对税源补充后的财政能力扩张，其功效将一定会比其它产业领域更加明显。就直接财政补贴而言，面向文化产业振兴的积极财政政策，一方面会给文化产业以较大比率的贴息额度，从而促使金融资本向文化产业领域顺利转移；另一方面会给绩效突出的文化企业以较大幅度的政府奖励，从而激励更多的文化生产企业通过一切手段提高生产力和利润率，还有一方面会给转制改企的文化生产经营单位以较大规模的遗留问题现金支付，包括债务清偿、工龄与养老金补偿以及住房公积金追缴等等，从而为大批国有转制的文化生产单位迅速形成市场竞争力提供财政范围的补贴性支持，而这也是中国国情背景下发展文化产业的特殊政策支持模式。

二、促文化产业与国际接轨

文化产业与文化市场虽有各自不同指涉边界，但这两者的边界却是彼此相连甚至还时有叠合，诸如贸易问题，就充分体现其叠合问题空间及其相关问题域。如果文化产业专家只是一味关注生产环节的诸如“实际上，它主要是（特殊情况除外）通过投资过程，投资相对稳定的工厂 、设备、基础设施、劳动力和土地，由此新的商品得以产生并获取剩余价值” @，那就等于在生产企业门口自行堵塞通往剩余价值的兑付之路，是内倾视野微观经济学知识域技术理性放大的线性思考方法。正因为如此，也就迫使文化产业专家还必须不断地顾及文化市场，顾及到文化产品一旦进入流通环节后究竟会有哪些完全不同的市场反映结果，而这些顾及最终也就必然反映到文化产业政策体系中对内对外贸易政策的市场保障功能，既包括市场理性中自由市场控制理念的“依靠市场规则维护社会和谐，在社会和谐中协调个体消费行为，乃至将社会和谐观与宇宙自然观相统一”# ，亦包括消费理性中消费者权利主体的“消费者调节：经济生活中生产者及其不对称信息”$ ，总之都必须依靠政府给定出具有统辖意义的市场政策，并在市场政策框架下具体给定有助于文化产业振兴的内外贸易政策内容编序。

之所以内贸政策仍然具有独立编序意义，是因为就中国的现实国情而言，文化市场并未实现全面对外开放，所以也就无法纳入全球统一市场的一体化贸易框架，传统贸易壁垒的那种“许多北方工业化国家在关税保护下发展，一些贫穷国家，尤其是东亚新兴工业国家，过去也是遵从其榜样，逐渐懂得运用贸易政策和产业政策” %，对新兴的文化产业以及世界文化市场而言其情形更是如此，这就决定了内生文化市场需求的主导地位以及文化产业市场导向的主要目标，因而也就决定了边际内文化贸易政策对新兴文化产业市场拓展的必要性。而外贸政策的凸显，则是因为全球化浪潮及世界文化市场竞争格局的不可阻挡。既然发达国家普遍呈现为“视听贸易争端正变得愈来愈重要，对这些国家来说，国内抑或国外都存在‘G8’富裕国家的魔圈” ^，那么发展中国家尤其是后发性文化产业国家，文化产业所面临的国际贸易障碍就一定会更加有过之而无不及，并且迫使其不得不跟进性地出现“在发展中国家经济与社会环境的不同区域，全球化导致一系列的转变” &，当然也就包括文化产业政策的适时转变以及对外贸易中跨越壁垒的有效转型，唯其如此，后发性文化产业国家才有可能在重新排序中参与全球文化产业分工和全球文化市场的份额分配。一段时间以来，中国文化产业一直饱受走不出去的痛苦，由此也就出现政府与市场具有合力效果的所谓“走出去战略”的呐喊，而这种呐喊之所以不能出现强有力的国际文化产业竞争中“中国制造”的出场景观，除了经济竞争力、文化影响力和文化产品跨文化优势等基本面仍然过于孱弱外，还有一个重要理由，就是外向文化贸易政策乃至文化进出口制度建构等还不足以支撑这种激烈的竞争，政策功能缺位在中国文化产业的国际接轨中无疑是滞阻因素之一。

（一）完善产权贸易政策

消解这些滞阻因素，重要取向之一应该着力于产权贸易政策的完善，正如产权经济学家平乔维奇所说的那样，“排他性激励着拥有财产的人将之用于带来最高价值的用途；可转让性促使资源从低生产力所有者向高生产力所有者转移；而所有权的立宪保证把经济财富的积累与政治权力的积累分离开来” *，这种分离在市场经济演化深度和延展广度到了一定指数以后，就不仅显示出立宪保证的根本制约意义，而且强烈呼唤操作程序中的政策容量与政策规范。尤其当产业运作与资本运作绑缚到一起的时候，例如将产权持有的股份结构与资本市场中这些股份的股权市盈率紧密联系到一起之后，相应的股权交易政策对新兴的文化产业而言就变得迫在眉睫，否则无论是融资还是资产盘活都变得束手无策。就中国文化产业目前的产权治理情况而言，版权或者广义知识产权的政策建构已相对稳定，但股权或者有形物权（文化产品所有权的另一面）等的政策方案却仍然十分薄弱，而国际文化产业学家态势分析的所谓“这种基本上一边倒的贸易，在欧洲导致巨大的文化‘美国化’的哀叹。但事实上已经实现的是贸易利益，而非文化本身” (，恰恰给我们的启示就在于，产权贸易竞争将会在国际舞台上给中国文化产业以极大的挑战，尽快完善产权交易政策无疑是对这种挑战的积极应对。

（二）完善进出口服务政策

重要取向之二应该着力于进出口服务政策的完善。所谓进出口服务：一方面指涉促进性的政府配套政策，为文化产业的国际市场拓展提供制度性保障支持，就仿佛韩国式的“韩国海外信息服务中心（它在政府信息部的领导之下），在埃及或者蒙古，以收费或无偿的方式，向传输网络提供电视剧” )，以政府资助的政策方式拓展海外文化市场；另一方面指涉监管性的政府配额政策，为国内文化市场的均衡性与国际文化产业分工的合理性提供WTO规则允许的政府保护，就仿佛英国式反思的“政府政策显然直接抑或间接地影响着艺术市场，出口限制以及某些税收刺激直接影响着出口，而税收刺激则具有一种间接的贸易消解的效力，尤其当它鼓励国内保护或者涉及博物馆展览时会如此” _，强调政府在市场开放与产业保护之间寻求平衡并显示出对贸易保护主义的隐忧。对于像中国这样的后发性文化产业国家而言，文化产业还处于幼稚产业阶段，如何利用WTO规则的有利条件而规避其不利条件，制定出较为完善的文化产品进出口贸易政策，对于中国文化产业有效参予国际产业分工意义十分重大，这除了自由竞争本身的压力所致外，还包括那种文化贸易中未必完全善意的诸如“我们知道，从不同的历史观点看，中国既可以被分类于美国的朋友并且相信在美国的想象中还将会发展，亦可以成为抵抗其领导地位的敌人” +，事态之复杂或者挑战之尖锐由此可见一斑。

（三）完善关税调节杠杆政策

重要取向之三应该着力于关税调节杠杆政策的完善，当务之急是要在国家关税政策总体框架中列编文化贸易关税的专项编序，而不是挂靠其它编序进行类推性政策换算，因为这种类推性换算与文化贸易的实际调节需要和杠杆有效性，往往存在比较大的距离。在中国文化的前产业化时期，狭义文化交流之外的文化贸易既不具有战略意义亦不具有产业意义，即使有也大多局限于民间性的个案状态，或者只不过存在于辉煌从前的中国古典贸易时代，诸如新加坡学者2006年在休斯敦告诉美国人的所谓“‘王朝中国’与东南亚的关系很大程度上建立在‘软实力’的基础上……正是中国的经济实力及其文化优势，使得这些国家进入其势力范围，这是他们关系驯化的吸引力所在” 1，表明中国古典贸易时代里海外贸易很大程度上依赖着文化贸易以及这些贸易所带来的文化影响力，同时也表明现代中国贸易中这种文化贸易规模及其影响力在海外学者看来已经不复存在。既然文化贸易规模没有形成，类推性政策换算的操作有效性当然很大，但问题是，随着中国文化产业化时代的到来，尤其随着国际文化产业竞争中中国文化贸易参与的迅骤提速，文化贸易规模扩张以及文化产品进出口关系的日趋复杂化必然很快成为现实，于是类推性政策换算就将失去普遍功能和广泛操作中的尺度意义，独立而且完善的文化贸易关税政策编序以及相应调节性工具的功能化与体系化，就成为文化产业政策体系中的重要建构内容，其重要性丝毫不逊色于投入产出经济分析所关注的“如果没有对贸易处置和税差的解读，任何呈现出来的国家统计数据都是不完备的，这种呈现既包含国内亦包含国际”2。

三、制定有效的人力资源政策 在文化产业领域实现规范功能

对经典的政府治理理论而言，作为公共政策的人力资源治理范围基本上限制在“体制内”，这是降低政府成本和提高政府效率的重要维度。至于市场和产业所涉及到的人力资源诸问题，其治理功能更大程度上有赖于市场和产业运行的自衍系统与自稳结构，即使政府在谋划就业率和社会人力资源总体开发计划之际，也并不意味着对自衍系统与自稳结构的直接功能干预。诸如“公共行政部门正日渐努力调整其人力资源管理策略”3 ，或者所谓“人力资源规划是人力资源需要的预测以及对人员预期缺额的规划性配额” 4，因其体制内边际封闭而与市场背景的产业人力资源问题不相交涉，所以仍然是官僚制政府治理结构的设计或者遗存，尽管在技术方案层面与市场人力资源政策面之间具有可换算性，但毕竟其政策覆盖的基本面在于“就像韦伯所指出的那样，官僚制涉及整体行为的清晰层级切分，这种切分在官方被认为是内在职责，不同控制系统和约束力并体现在制度设计之中” 5。随着官僚制在公民社会建构中日渐受到合法性质疑，同时也随着服务型政府转型取向日渐受到世界许多国家的青睐，大服务观念下政府市场模式的“自由市场的优点在于它有能力协调买卖双方各自的决定，进而提出一个市场能接受的价格。这样的逻辑也可以应用于公共部门，但条件是公共部门的行为必须充分地市场化”6，使得政府的社会治理扩容并更大范围地将公共行政政策与市场监管政策进行功能整合，由此也就导致政府对产业领域的人力资源议题具有政策干预的合法性和有效性，并且这种功能兼容背景下的干预与计划经济时代的直接权力替代之间存在着本质差异。

正因为如此，无论是中央政府还是地方政府，无论是制定总体性战略发展规划还是制定具体化产业振兴规划，都会把积极的人力资源政策纳入其战略安排之中，而且人力资源政策的科学性以及功能有效性与否，将会直接影响到区域经济发展水平或者特定产业的发展速度，原因之一在于“从政策角度看，动摇这种理论构架的关键证据是，在某一给定地区其合格工人的重要性会增加至有形工资和溢价工资的涨价，这将不仅提高该地区自身的生产力，而且也会提高少数合格工人的生产能力” 7。进一步的问题还在于，具体到文化产业，则人力资源在产业中的要素比重更大，因而适配性人力资源政策是否到位也就变得更加重要，情形就仿佛“每一部电影产品都带来特定生产企业及独立签约人的聚集，除了天才，每一个人都有其一技之长”8 所述，组合的每一个细节或者单元，都将会在聚集过程中对人力资源政策有一系列规范化诉求，否则就会出现市场混乱并因此而制约产业的顺利发展。总之，针对中国文化产业振兴来说，人力资源政策不仅急待政府给予规范，而且这种规范的有效程度直接制约产业振兴的命运，因为市场背景的广义人力资源政策并不能获得向文化产业直接移植的适配性和有效性。

要想在文化产业领域实现规范功能，首先就要在人力资源开发层面形成激励机制完备的人才聚集政策，也就是说，这些政策既包括政府人力资源管理部门已经出台的一系列基本政策，同时也包括适应文化产业特殊诉求的对这些政策的突破，进而在规范与突破相整合的基础上形成鼓励文化产业人才聚集的新的政策规范。这些新的政策规范一方面充分体现为激励性的“一些制度因为个体绩效奖励个体，而另一些因为集体的绩效奖励雇员团体或团队，还有一些制度在组织或个体商业团体中所有的雇员之间分享激励报酬” 9，另一方面则充分体现为竞争性的“公开标准以及良好的进入可能性，鼓励新的竞争者在他们认为合适的时机能够容易进入市场” 0，所有诸如此类的体现归结到一点，就是在文化产业域保持一种制度支撑的高创意人才吸附机制，通过人才吸附机制的政策可持续性，保障文化产业稳定增长的可持续性。

其次则要在人力资源管理层面形成公平的薪酬计量与绩效评估的行业统一指标体系，因为文化产业作为高风险、高附加值同时也伴之高创意的产业门类，劳动关系的弹性限度远远大于其契约稳态，而薪酬计量结构中的弹性系数和绩效额的个体性特征，其动态变量特征较之其它产业域更加突出，从而导致非规范性、反市场性甚至暗箱操作现象在正负两个向度都极容易发生。毫无疑问，在文化产业链的任何一个环节，其人力资源管理中简单套用薪酬计量的诸如“资历工资（包括依据生活费用的薪酬调整）、绩效和技能工资以及收益共享计划” -，或者直接移植绩效评估技术方案中的“使用量度表，尤其是将取值范围定在1～5，并以此作为绩效评估手段” =，都难以达到科学性与公平性相统一的薪酬政策效果，由此也就决定了制定更加具有针对性并有效覆盖文化产业复杂情况的薪酬政策，就成为人力资源政策聚焦文化产业过程中绕不过去的一条路。

再次还要在人力资源培训层面形成长效机制和社会供给体系，这意味着不仅要通过刺激政策引导文化企业不断提高员工培训的积极性，使其“聚焦于新的人力资源政策，企业必须帮助人们变得成熟和充满自信以驾驭新的环境……并且企业必须意识到，重新审视人力资本以及强调团队合作，是在应对经济全球化挑战面前开拓工厂及增加工人的最佳路径” Q，而且政府要增加其财政投入为新兴产业提供稳定的产业后备军和人才供应链，例如在高等教育和职业技术教育中加大文化产业高层次人才和高素质从业者的培养力度，从而在国家产业战略和民族人才工程高度“既效力于当前情况的高度重视亦着力于长远变化的潜在发展轨迹” W，由此就不仅使文化产业振兴规划从一开始就可以获得人力资源要素的核心竞争力，而且还能确保在国际文化产业竞争中不断获得对这一核心竞争力的推动力量。

注释：

①原文见《江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10年6期 .

②Jonathan Boston, John Martin, June Pallot and Pat Walsh, Public Management: The New Zealand Model,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P.278.

③Cultural Policy in Finland: A Study Prepared Under the Auspieces of the Finish National Commission for Unesco, Unesco Paris 1972, P.73.

④阿曼・卡恩：《公共部门财政管理理论》，孙开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P.96.

⑤Heather Congdon Fors and Ola Olsson, Endogenous Institutional Change after Independence, in Heather Congdon Fors(ed), Essays in Institutional and Development Economics, Kompendiet-Göteborg 2006, P.5.

⑥尼古拉斯・巴尔：《福利国家经济学》，郑秉文译，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2003年版，P.175.

⑦Robert Walker, European and American Welfare Values: Case Studies in Cash Benefits Reform, in Wim Van Oorschot, Michaei Opielka and Brigit Pfau-Effinger(ed), Culture and Welfare State: Values and Social Policy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Edward Elgar Publishing Limited 2008, P.118.

⑧F.Javier Monclüs, International Exhibition and Planning. Hosting Large-scale Events as Place Promotion and as Catalysts of Urban Regeneration, in Javier Monclüs and Manuel Guardid(ed), Culture, Urbanism and Planning, Ashgate Publishing Limited 2006, P.215.

⑨H.Lee Matin, Techonomics: The Theory of Industrial Evolution, CRC Press 2007, P.27.

⑩Johanna Fahy, Majella Giblin and Roy Green, Regional Innovation Systems and Public Policy: Ireland’s Medical Technology Cluster, in Jorge Martinez-Vazquez and Francois Vaillancourt(ed), Public Policy for Regional Development, Routledge 2008, P.68.

!Timothy Goodspeed, Jorge Martinez-Vazquez and Li Zhang, The Role of Public Services and Taxes in Attracting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in Jorge Martinez-Vazquez and Francois Vaillancourt(ed), Public Policy for Regional Development, Routledge 2008, P.138.

@Mark Banks, The Politics of Cultural W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7, P.125.

#Bruna Ingrao, Free Market, in Richard Arena and Christian Longhi(ed), Markets and Organization, Springer 1998, P.63.

$Dominique Torre, Consumer Sovereignty, in Richard Arena and Christian Longhi(ed), Markets and Organization, Springer 1998, P.31.

%Amitava Krishna Dutt, Globalization, Trade Liberalization and Conflict: A Southern Perspective, in B.N.Ghosh and Halil M.Guven(ed), Globalization and the Third World: A Study of Negative Consequences, Palgrave Macmillan 2006, P.248.

^Sylvia Harvey, Trading Culture in the Era of the Cultural Industries, in Sylvia Harvey(ed), Trading Culture: Global Traffic and Local Cultures in Film and Television, John Libbey Publishing 2006, P.2.

&Partha Gangopadhyay and Shyam Nath, Globalization, Sub-national Governments and Urban Crises in the Developing World, in B.N.Ghosh and Halil M.Guven(ed), Globalization and the Third World: A Study of Negative Consequence, Palgrave Macmillan 2006, P.84.

*斯韦托扎尔・平乔维奇：《产权经济学――一种关于比较体制的理论》，蒋琳琦译，经济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P.31.

(Geoffrey Nowell-Smith, Trade Wars, Culture Wars, in Sylvia Harvey(ed), Trading Culture: Global Traffic and Local Cultures in Film and Television, John Libbey Publishing 1998,P.14.

)Doobo Shim, The Growth of Korean Cultural Industries and the Korean Wave, in Chua Beng Huat and Koichi Iwabuchi(ed), East Asian Pop Culture: Analysing the Korean Wave,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08, P.29.

_Clare Mc Andrew and Trinity College Dublin, Art Trade and Government Policy, in Sara Selwood(ed), The UK Cultural Sector: Profile and Policy Issues, Policy Studies Institute 2001, P.249.

+Jean A.Garrison, Making China Policy: From Nixon to G.W.Bush, Lynne Rienner Publishers, Inc. 2005, P.11.

1David C.Kang, China Rising: Peace, Power and Order in East Asia,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7, P.3.

2Thijs Ten Raa, The Economics of Input-Output Analysi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5, P.72.

3Jonathan Boston, John Martin, June Pallot and Pat Walsh, Public Management: The New Zealand Model,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P.204.

4Grover Starling, Managing the Public Sector, Harcourt 2002, P.432.

5Robert K.Merton, Bureaucratic Structure and Personality, in Jay M.Shafritz and Albert C.Hyde(ed), Classics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Harcourt 1997, P.100.

6B・盖伊・彼得斯：《政府未来的治理模式》，吴爱民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P.140.

7Varvara Rakova and Francois(’?p97) Vaillancourt, Human Capital Externalities and Regional Development: Evidence for Canada-2000, in Jorge Martinez-Vazquez and Francois(?) Vaillancourt(ed), Public Policy for Regional Development, Routledge 2008, P.111.

8Jeremy Rifkin, When Markets Give Way to Network……Everythings is a Service, in John Hartley(ed), Greative Industries, Blackwell Publishing Ltd 2005, P.363.

9德里克・托林顿等：《人力资源管理》，邵剑兵译，经济管理出版社2008年版，P.537.

0Marco Weiss, Efficient Organizational Design: Balancing Incentives and Power, Palgrave Macmillan 2007, P.220.

-Evan M.Merman, James S.Bowman, Jonathan P.West and Montgomery Van Wart,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in Public Service: Paradoxes, Processes and Problems, Sage Publications, Inc. 2006, P.167.

=Patricia Keehley, Steven Medlin, Sue MacBride and Laura Longmire, Benchmarking for Best Practices in the Public Sector: Achieving Performance Breakthroughs in Federal State and Local Agencies, Jossey-Bass Publication, Inc.1997 P.173.

就业政策论文篇5

关键词:股票市场股市政策动态不一致性股市波动

中国股市从诞生以来就具有两个鲜明的特点，一是股市波动剧烈，短短十来年已经经历了几次大起大落;二是政府有意识地运用股市政策①，如股票发行和上市速度、政府领导人的讲话、甚至《人报》社论等来调控股市运行，使股市表现出明显的“政策市”特征。这些政策的目的是试图根据股市波动情况来调控股市，使其在政府理想范围内运行。

政府政策调控股市波动，具有以下特征:1、政府政策不连贯、前后不一致。如1997年证券委、人民银行和国家经贸委联合发文，规定银行、保险公司、上市公司和国有企业的资金不能人市炒作股票，1999年7月1日实行的《证券法》也作了类似规定。但随后为了刺激股市，于1999年9、10月又批准三类公司和保险公司人市;2、政府政策的预期效果还取决于公众的预期，公众未预期到的政策往往会造成股市剧烈波动，典型的，如1999年12月巧日的《人民日报》特约评论员文章引起几乎所有股票都以跌停收盘，其原因就有政策出台突然、力度超出公众预期的因素，相反公众预期到的政策效果就比较温和;3、政策效果还取决于政府和公众的博弈。在一项政策出台后，公众的预期和行为就会相应发生改变，从而使政策执行效果也发生改变。典型案例就是国有股减持，在出台的时候是有利于股票市场发展和国有企业改革的，但是由于公众预期股市将受到影响，从而造成股市低迷，这时继续减持国有股就不利了，因而后来政府决定国有股减持暂缓执行。

由于这些特征，股市政策往往造成股市过度波动。即使政府出台的是一项稳定股市的政策，并事先承诺使股价波动限制在一定幅度内。然而一旦股民相信了这个承诺并据此形成了股价稳定预期，政府就可以使股市加快发展以实现为国有企业更多融资的目标。这是因为，也许在政策制定阶段政府的最佳选择是稳定股市，但在执行阶段由于公众预期的改变，政府的最佳选择就变成促进股市上涨!这样政府就没有积极性真正实行这项稳定政策。这就是所谓的股市政策的“动态不一致性”。而这种动态不一致的股市政策执行的结果只能是股市剧烈波动。

吕继宏、赵振全(2000)和许均华、李启亚(2001)对政府政策对股市波动的影响作过实证分析，他们利用Wichem和Miller(1976)的办法，先鉴别出我国股市运行中的波动点，然后确定这些波动点有多大比例是由政府股市政策造成的，得出的结论都是股市政策较大程度地影响了中国股市的波动。但是，我们认为这种研究有两个缺陷，一是他们确定的是股市波动点中有多大比例是由股市政策造成的，而没有分析股市政策有多大比例造成了股市波动;二是他们只是对股市政策与股市波动之间的关系作了经验分析，而没有对股市政策是怎样造成股市波动的做出理论解释。

我们认为，股市政策的动态不一致性是造成和加剧股市波动的重要原因，而这种政策动态不一致性在于股民和政府之间的博弈行为，因此本文将运用博弈论的方法建立一个理论模型来分析股市政策的动态不一致性对股市的影响，并实证检验这些政策有多少造成和加剧了股市波动。文章是这样安的除第一部分外，第二部分建立股市政策的动态不一致性模型，分析股市政策是怎样造成和加剧股市波动的;第三部分运用不同于吕继宏、赵振全(2000)和许均华、李启亚(2001)的方法从多大比例的股市策造成了股市波动这个角度对理论模型进行实证检验;第四部分得出结论并提出建议。

就业政策论文篇6

    关键词:股票市场股市政策动态不一致性股市波动

    中国股市从诞生以来就具有两个鲜明的特点,一是股市波动剧烈,短短十来年已经经历了几次大起大落;二是政府有意识地运用股市政策①,如股票发行和上市速度、政府领导人的讲话、甚至《人报》社论等来调控股市运行,使股市表现出明显的“政策市”特征。这些政策的目的是试图根据股市波动情况来调控股市,使其在政府理想范围内运行。

    政府政策调控股市波动,具有以下特征:

    1、政府政策不连贯、前后不一致。如1997年证券委、人民银行和国家经贸委联合发文,规定银行、保险公司、上市公司和国有企业的资金不能人市炒作股票,1999年7月1日实行的《证券法》也作了类似规定。但随后为了刺激股市,于1999年9、10月又批准三类公司和保险公司人市;

    2、政府政策的预期效果还取决于公众的预期,公众未预期到的政策往往会造成股市剧烈波动,典型的,如1999年12月巧日的《人民日报》特约评论员文章引起几乎所有股票都以跌停收盘,其原因就有政策出台突然、力度超出公众预期的因素,相反公众预期到的政策效果就比较温和;

    3、政策效果还取决于政府和公众的博弈。在一项政策出台后,公众的预期和行为就会相应发生改变,从而使政策执行效果也发生改变。典型案例就是国有股减持,在出台的时候是有利于股票市场发展和国有企业改革的,但是由于公众预期股市将受到影响,从而造成股市低迷,这时继续减持国有股就不利了,因而后来政府决定国有股减持暂缓执行。

    由于这些特征,股市政策往往造成股市过度波动。即使政府出台的是一项稳定股市的政策,并事先承诺使股价波动限制在一定幅度内。然而一旦股民相信了这个承诺并据此形成了股价稳定预期,政府就可以使股市加快发展以实现为国有企业更多融资的目标。这是因为,也许在政策制定阶段政府的最佳选择是稳定股市,但在执行阶段由于公众预期的改变,政府的最佳选择就变成促进股市上涨!这样政府就没有积极性真正实行这项稳定政策。这就是所谓的股市政策的“动态不一致性”。而这种动态不一致的股市政策执行的结果只能是股市剧烈波动。

    吕继宏、赵振全(2000)和许均华、李启亚(2001)对政府政策对股市波动的影响作过实证分析,他们利用Wichem和Miller(1976)的办法,先鉴别出我国股市运行中的波动点,然后确定这些波动点有多大比例是由政府股市政策造成的,得出的结论都是股市政策较大程度地影响了中国股市的波动。但是,我们认为这种研究有两个缺陷,一是他们确定的是股市波动点中有多大比例是由股市政策造成的,而没有分析股市政策有多大比例造成了股市波动;二是他们只是对股市政策与股市波动之间的关系作了经验分析,而没有对股市政策是怎样造成股市波动的做出理论解释。

    我们认为,股市政策的动态不一致性是造成和加剧股市波动的重要原因,而这种政策动态不一致性在于股民和政府之间的博弈行为,因此本文将运用博弈论的方法建立一个理论模型来分析股市政策的动态不一致性对股市的影响,并实证检验这些政策有多少造成和加剧了股市波动。文章是这样安的除第一部分外,第二部分建立股市政策的动态不一致性模型,分析股市政策是怎样造成和加剧股市波动的;第三部分运用不同于吕继宏、赵振全(2000)和许均华、李启亚(2001)的方法从多大比例的股市策造成了股市波动这个角度对理论模型进行实证检验;第四部分得出结论并提出建议。

    1、股市政策的二重目标:稳定和发展

就业政策论文篇7

关键词：公共政策学科；教学改革；实践教学培养模式

中图分类号：G642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2589（2014）36-0216-02

一、公共政策学及其教学现状

公共政策由于具有权威性、公共性，对国家的经济管理、社会稳定等具有重要的影响，因此公共政策这一学科的教学显得尤其重要。但现行培养模式较为强调理论知识的学习，忽略社会实践的应用；较为重视课程内容的传授，忽视学生个性的培养；较为倾向僵化的师生关系，忽视和谐的师生互动，仍旧停留在以老师为中心，以理论传授为重点的单一模式上。这些弊病主要体现在以下诸个环节：

1.课堂教学中存在的问题。现当今的公共政策教学仍旧停留在理论普及阶段，由老师枯燥的讲述关于公共政策的各种理论知识，学生则被动地接受，其接受理解程度则主要看学生自我主动意识，这就形成了老师“只为教学而教学”，学生“只为听课而听课”的局面，其讲授的知识枯燥，学生未必会形成兴趣，自然无法与老师进行思想碰撞，导致课堂氛围压抑，学生自主学习能力较弱，无法完成公共政策的教学目标。而且由于公共政策是一门综合性、跨学科的学科，往往涉及政治学、经济学、管理学等各个学科的知识，这就对教师的知识储备提出了要求，并且国家的公共政策都是随着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形势所形成的，这就需要教师的知识储备要与时俱进，不断进行自我再教育[1]。

2.实践性教学资源还不够丰富。我们曾经尝试主要把实践教学的活动放在学校范围内，因为学生关心的很多问题与学校的相关部门关系较大，如校园安全问题、贫困生心理问题、就业问题等等，正好可以通过学生的实践活动促进这些问题的解决，希望学校各部门也对学生的教学实践能够提供便利。其次，校外缺乏固定、制度化的合作单位，学生社会实践还缺乏充足的条件。

3.课程的阅读参考文献比较丰富，而且一些参考文献是英文的，学生直接阅读英文文献还存在一定难度。

4.网络硬件和软件条件有待提高。实验室计算机还未安装政策调查统计数据分析的系统。公共政策课程需要实验室各个计算机安装上常用的办公软件系统，用于政策调查统计数据分析的SAS系统。还没有实现通过计算机模拟现实的政策过程。计算机模拟可以让学生了解政策后果的不可逆性和现实政策过程的复杂性，以及政策效果波及效应实验，培养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和作为公共管理人员的基本职业素养。

二、公共政策学科教育引入“实践型”教学培养模式的可行性

公共政策学科“实践型”教学培养模式在本科生教育中的应用与实践，是提升公共政策教学效果的关键，其重要性与必要性主要基于以下几个方面的考虑。

1.公共政策学科教育引入“实践型”教学培养模式，在教学目标上，可以全面推进素质教育为根本目的，以培养学生创新精神、提高学生实践能力为重点，建立公共政策课程新的教学体系，力求课程质量和教学质量达到一个新的水平。“实践型”教学培养模式，要求建设优化的网络教学环境，完成教学视频上网；参考题目、作业、常见问题上网，建立网上答疑平台，视频互动平台。“实践型”教学培养模式，能够帮助建设完整、科学的课程评价考核体系。

2.“实践型”教学培养模式，可以帮助建设本课程的实践教学课堂，保证实践课堂固定、规范化。公共政策学科的本科生通过知识的学习、能力的培养来提升公共责任意识、个人服务能力，从而提升社会整体素质、降低公共服务成本，公共政策学科本科生教育要培养出“以人为本”，具有工作责任感、社会道德感、公共服务意识的高级决策人才[2]。

3.“实践型”教学培养模式，能够充分彰显本课程的教育特色。专业学位本科生学科知识相对薄弱、实践经验相对丰富，若采用的培养模式割舍了这两类学生的整体特征和个性差异，不能有效地调动两类学生的协调与互动，都很难取得较好的培养效果。前者囿于公共政策学科的特性，很难找到一种实践的平台；后者中有些高层次学生在单位是领导者“一把手”，在学校则是学生的身份，心理上难以适应身份的迅速转变；而导师也是一个尴尬的群体，他们授课的对象、指导的学生可能是年龄相仿的群体、也可能是职位、级别更高的领导，如何充分履行教师的职责，又营造良好的师生关系、保持适当的上下级关系，也是导师面临的难题。在这种情况下，公共政策学科学生教育迫切需要桥梁、中介来承担这种沟通职能。

三、公共政策学科本科生“实践型”教学培养模式的构建

“实践型”教学模式主要根据课程内容安排引导学生完整的经历一次政策过程，从发现政策问题、分析政策问题、与相关部门联系提出政策建议、到实施政策建议、评估政策效果和提出改进意见，引导学生应用所学的知识去分析解决、政策问题，培养学生运用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协调沟通能力和团队合作精神，进一步加深对基本分析技术的理解和运用。力求通过现代技术手段模拟了解政策后果的不可逆性及政策影响的波及性，现实政策过程的复杂性，培养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和作为公共管理人员的基本职业素养。公共政策学科“实践型”教学改革模式在本科生教育教学中主要体现在课堂教学、社会实践、考试制度与学位论文写作过程中。

1.课堂教学。在教学方法方面，除了传统方式，我们开始运用案例权变式教学、情景教学、决策者课堂现场说法、团队合作社会实践模式等多样的教学方法及手段以增强教学效果。（1）案例教学方法。授课老师积累丰富的案例，在授课过程中，引导学生从真实的案例入手，从中提炼出一些共性的理论思考，逐步过渡到成熟的公共政策理论讲解。从案例到理论的教学方式，使学生对决策理论的理解不是停留在文字上，而是贯通到实践中，充分体现决策科学的实践性特色。补充公共政策的案例和音像资料，如关于废除对城市流动人口的拘押政策的建议，全球化对公共政策的影响、深圳的行政三分政策，农村税费改革政策等。做到了教材配套齐全和满足教学的需要。（2）情景教学方法。通过场景模拟，角色扮演，为学生发挥公众影响力、阐释决策理念、分析解决问题提供外部激发[3]。例如，让学生扮演“市长”、“总经理”等角色，现场就问题进行决策。由于游戏是对政策制定和执行过程场景的模仿，因此也是一种体验法；同时游戏还有揭示道理的作用，即通常说的寓教于乐[4]。（3）政府决策者课堂现场说法。授课老师计划请优秀决策者到课堂现场说法，把决策者在实践中的切身体验，传输给学生。（4）团队学习模式。小组合作，妙趣横生。授课老师把学生分成若干研究小组，并给每个小组布置阅读材料，采用团队结构，使学生充分发挥团队优势，以相互影响、相互促进。每个小组根据阅读材料，做成PPT，在课堂上依次做PRESENTASTION。

2.实践课程设计方法。（1）实践性教学环境建设。我们把实践教学的一部分活动放在学校范围内。因为学生关心的很多问题与学校的相关部门关系较大，有些问题本身就是学校相关部门关心和头疼的问题，如校园安全问题、贫困生心理问题、就业问题等等，正好可以通过学生的实践活动促进这些问题的解决，因此希望学校各部门也对学生的教学实践提供便利。同时，我院已建立起淄博市城管执法局、张店区政府两个实践教学基地，与一些相关机构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这为公共政策学的实践性教学及课题研究创造了很好的条件。（2）小组课程实践活动。主要引导学生应用公共政策研究方法，去了解政策问题、分析和描述政策问题、提出建议、游说相关部门实施建议、监控和评价效果、提出改进建议。可以培养学生的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社会交往能力、合作精神，而且增强学生的成就感和公益心。学生的实践活动主要在课外进行，课堂上安排学生就实践活动成果进行汇报。同时鼓励学生在汇报课题研究成果和小组讨论成果时运用多媒体。根据课程内容安排，引导学生完整的经历一次政策过程，从发现政策问题、分析政策问题、与相关部门联系提出政策建议，到实施政策建议、评估政策效果，提出改进意见[5]。学生就我校同学关心的问题进行调查，并到学校相关部门了解情况，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并帮助相关部门实施落实。内容包括校园安全、贫困大学生的心理问题、大学生就业问题、宿舍安全问题、食堂卫生、饭菜质量、服务质量、课程设置、困难补助的发放、校园周边环境整治问题、学生素质课程开设、网络收费及安全问题、校园文化环境建设、图书馆服务问题等等，希望相关部门能提供便利。

3.建设网络教学环境。安装政策调查统计数据分析的SAS系统。突破传统的课堂教学模式，为学生学习提供更方便、灵活的服务，实验室各个计算机安装上常用的办公软件系统，用于政策调查统计数据分析的SAS系统以及快速网络通道。通过计算机模拟现实的政策过程。让学生通过计算机模拟了解政策后果的不可逆性和现实政策过程的复杂性，以及政策效果波及效应实验，培养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和作为公共管理人员的基本职业素养[6]。

4.改革考试制度。成绩评定由试卷考试转变变为“读书笔记+小组讨论+课程实践报告”，发表文章和参与科研项目可以加分。这样的制度，激发了学生的主动性和积极性，鼓励学生在公开刊物，积极参与科研实践项目。

5.论文写作。以往的论文写作，往往是由学生提出相应的选题，然后由导师进行相应的甄选，这种的模式囿于学生所学知识、视野的局限，论文选题往往是陈陈相因，毫无新意，而采用“实践型”模式就可以根据学生的工作性质与个性特征，从科学学位学生中选取合适的人选协助专业学位学生筛选论文选题，确定既来源于本职工作，又体现导师研究方向的选题。

参考文献： 

[1]肖军飞.公共政策学课程教学改革分析[J].河池学院学报，2008（2）. 

[2]刘雪明.王显军.公共政策课程教学改革与大学生创新能力培养[J].教育评论，2009（6）. 

[3]李玮.情景模拟教学法对管理学教学的启示[J].教育探索，2008（7）. 

[4]刘雪明.情景模拟法在公共政策课程教学中的应用[J].教育评论，2011（1）. 

[5]季丽新.孙守春.政治学学科本科实践教学建设与改革路径探索[J].山东工商学院学报，2009（5）. 

[6]李桂艳.政治理论课多媒体教学与传统讲授式教学的区别探讨[J].辽宁行政学院学报，2005（5）. 

就业政策论文篇8

近日，著名经济学家、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吴敬琏发表视频演讲称，虽然这些年来，官产学各界对我国的改革和发展做了很多的贡献，但是也存在一个很明显的缺点，即更多关注现象层面问题，而非放在研究这些现象背后的本质性的问题。“导致我们对于事情的本质认识得不够，所以提出的应对的具体的方法、政策，就显得比较片面。”

寻根追源，表面之下的本质是更应探索的重点

各界讨论的结果，以及对国家发展的贡献局限于就事论事的一些对策性的建议，这些建议缺乏更加深厚的、扎实的、科学的基础，因此准确性和有效性都会受到影响。

吴敬琏以学界为例，做出分析。“对于我们的研究工作来说，常常是浅尝则止，当出现了新的现象，虽然本质没有变，因为对于事情的本质认识得不够，所以提出的应对的具体的方法、政策，就显得比较片面，显得不深入。”现象常常会有所改变，但本质没有变。而很多时候，我们没有认识到现象之后的本质，常常以为那是一个新的事情，然后又想出一些新的办法来对应，这就出现一种转圈的现象，每次一个新的现象发生以后，都是从零点开始，找出了一些新的应对方法。吴敬琏直言，“这样我们的研究就不能够像做接力赛一样，对认识步步深入，方法步步提高。”

经济学家要研究基本问题，才能够提出有效的建议。只有经过自由而切实的讨论，才能形成正确的认识、形成正确的意见、形成正确的方针和政策。吴敬琏认为中国的经济面临着一个重要问题，就是缺乏思想市场，这是中国经济诸多弊端和险象丛生的根源。

产业政策之源

当前，社会热烈讨论的“产业政策之争有效还是无效”，这个问题其实已经讨论了二十年来了，“但问题就是这个讨论没有逐步地深入，常常出现了在表面层次上打转这样一种不好的情况，这就降低了我们研究工作和探索我们中国持续发展道路、工作的有效性。”吴敬琏对当前的产业政策之争做出回应。

在八十年代初期，产业政策问题在很多国家都是一个新的问题。我国是从日本引进产业政策的，而日本在七十年代就开始执行一套产业政策。在二战后的初期和上世纪六十年代，都经历了高速增长时期，应该说这时的产业政策发挥出了很多积极的作用。

因此，到了八十年代，在石油危机以后，很多西方国家也对日本的产业政策非常关注，一部分人认为日本能够高速发展，主要的原因就是通产省的政府机构执行了非常成功的产业政策。

1987年的3月，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一些研究人员编写了一个报告，叫做“我国产业政策的初步研究”，建议中国采取类似于日本在二战后初期和高速增长时期，就是从1946年到1970年期间采取的产业政策。这套产业政策的特点就是协调地运用各种政策，包括价格政策、外汇政策、财政政策、税收政策、外贸政策等，综合地利用这一些调控手段，来对一部分产业的生产、投资、研发、企业组织，采取促进的办法。而对于另外一些产业类似的活动进行抑制，以便建立起能够实现资源优化配置的产业结构，增强企业的竞争力。

从那个时候开始，引进产业政策不但是一个热门讨论的话题，而且是中央的宏观经济部门要加以落实的一个很重要的课题，而且这个课题显然是十三次代表大会所提出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运行机制要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这么一个总口号的具体实施办法很重要的组成部分。

优还是劣？

但当时，我们虽然注意到了产业政策的巨大推动力，但并没有注意到日本也在就产业政策进行反思。吴敬琏说，“日本在七十年代开始在日本国内就进行了反思，特别是到了八十年代初期，以东京大学的小宫隆太郎教授为首的一批经济学家就日本的产业政策所取得的成绩和缺点进行全面总结。”他们经过两年多的工作，出版了一份研究报告，这份报告在1984年发行。

这份报告改变了过去宣传日本产业政策的著作中，着重从政治上和从历史的事实上进行宣传的方向，而是站在一个很高的现代经济学理论的高度，去对产业政策的理论基础、实际内容、执行后果，进行全面的回顾和检讨，从现代经济学的高度，对于这种类型的产业政策进行了批评，得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结论。

就像法籍的美国经济学家菲利普阿吉翁所说的那样，在二十世纪，也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一些发展中国家实施了旨在促进优质产业发展的产业政策，或者旨在保护当地传统产业免受发达国家竞争威胁的产业政策。

进入八十年代上述类型的产业政策已然声名狼藉，其原因就在于这种产业政策阻碍了进程，允许政府可以随意挑选赢家，甚至挑选输家，从而加大了政府被庞大的利益集团所俘获的风险。

而同时期，虽然这项报告已出世，但在我国，“除了少数研究人员，并没有对小宫这本书做深入地研究，即使读过这本书，似乎也没有能够真正地领会他说的那样一些道理和做的一些具体分析。”

我们在学习日本经验的时候，缺乏批判性，缺乏理论的高度，所以在后来的实际工作中就出现了一定的偏差。到了二十世纪末期，中国政府在运用产业政策上就加大了力度，到了二十一世纪初期，在经济过热的情况之下，出现了一些过剩产能的情况下，又用行政的办法去矫正这个结构的扭曲，于是逐渐形成了一套叫做“有保有压，有扶有促”或者是“有扶有控”的一套，用各种行政手段、各种调控手段去调整产业结构这样一些系统的做法，甚至定期地颁布产业目录，把产业分成三类，是扶持的还是要压抑的。

而在国际论坛上，或者在世界的经济舞台上，这个产业政策已经做了很多新的发展。产业政策是需要的，在什么情况下需要呢？主要就是在出现了市场失灵的时候，用产业政策来弥补市场失灵。

比如说“要实现产业结构的高度化”，什么叫做“产业结构的高度化”？它的评价标准是什么？这种标准是从经济理论上说是很模糊的，往往舆论和政府机构所希望见到的产业结构，就认为是一个好的产业结构，然后用价格、财政、金融、外贸、外汇等调控手段，去建立起一个结构来。但结果有两种可能，一种是受到市场的抵制，没能够实现；另外一种是建立了大致的结构，但成本巨大、损失很大。后来大量的数据和事实表明，日本真正发展起来的那些产业，正好不是通产省和其他的机构所要求建立和发展的一些产业，而是市场的竞争和企业家追求所推动的形成的一些产业。

好的产业政策是要正确地判断产业失灵，而且采取正确的方法去抑制产业失灵。当然这里还有一个如何权衡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之间的利弊，并不是说，只要有市场失灵就要有政府干预，因为政府干预有政府干预失灵，这个时候就要做出权衡，或者采取一种综合二者的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

后来的研究者比“弥补市场失灵”的理论更进一步，即理解了通过政府的产业政策来强化竞争的逻辑。就是能够强化竞争，能够防止垄断对经济发展损害的产业政策，这是一个好的产业政策重要的内容。

2014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法国经济学家让・梯若尔开创了产业组织学，产业组织学第一个重要的内容就是用公共政策来控制市场失灵和强化竞争和约束现在市场竞争的所谓市场权力就是“market power”，在其获奖演讲《市场失灵与公共政策》中，他说，“经济学家都认为市场经济最大的优越性，就是通过竞争来保证资源的优化配置和效率的提高。但是完全竞争几乎是不可能存在的，所以就需要用公共政策，也就是产业政策来控制市场失灵，来约束市场权力，约束market power，总而言之就是强化竞争，公共政策他就是要设法控制市场失灵，不让市场失灵，达到一个强化竞争的目的。”

菲利普阿吉翁也是在产业经济学里后起的新星，他在这方面做了很多有益的工作，按照他的说法，管理得当的产业政策，尤其是有利于促进竞争的产业政策可以促进生产率的增长，如果没有产业政策，富有创新精神的企业，可能就会选择在不同产业去经营来避免同类产品之间的激烈的竞争，从而形成较高的产业集中度。

而税收减免或者其他税收补贴，鼓励企业在同一产业部门经营的产业政策，就可以降低盈利的目标，增强企业创新的动力。因此，设计得当的产业政策，能够催生创新，促进生产率的增长，而且在这个方面竞争和产业政策能够相互补充。

纵深与系统

“这就是说在理论研究已经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是很可惜的是，我们没有因为比较忽视理论的思维，忽视对于基本问题的研究，所以就不能够与时俱进。”吴敬琏认为。

近期关于产业政策的讨论文章中，相当一部分，不管是反对使用产业政策来推动经济发展，还是主张用产业政策来推动经济发展的论者，他们所讲的产业政策都是讲的日本在二战后初期和高速增长时期那个产业政策，这是被后来人们叫做“选择性的产业政策”，或者叫“纵向的产业政策”。

由政府选择产业，然后用整套的调控手段去扶持一些产业，并且抑制一些落后产业，即我们所说的“有保有控”，说这一套产业政策是无效的甚至是有害的。事实上，已经不是一个问题了，人们讨论的产业政策已经是另外一类的产业政策，即阿吉翁讲的“设计得当的产业政策”，到底是根据一些什么原则就能够设计得当呢？“他研究了很多具体的问题，也发表了很多文献，但是当前，我们的讨论都没有涉及到，这是很不利的。”吴敬琏提醒。

要为中国探寻一个能够持续稳定发展的道路，就需要研究一些基本问题，把主要的注意力、主要的精力放在密切地联系实际，去研究一些基本问题。在一个比较高频的理论支撑之下，提出各种意见，就能够形成一个接力，研究成果能够你追我赶，使得研究认识步步深入，对策也会越来越有效。

2015年10月，中共中央国务院了一个关于价格改革的文件，其中有一条很重要的提法，就是要“要求加快建立竞争政策与产业政策、投资政策的协调机制，逐步确立竞争政策的基础性地位”。“这就是说国家在领导经济的各种政策，或者政府包里面，应该把‘竞争政策’放在基础的地位。”根据吴敬琏的理解，“如果从世界范围经济学的研究来说，总的趋势是要把产业政策作为基础性的政策，把竞争政策作为基础性的政策过渡，所以叫做‘确立竞争政策的基础性地位’。”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提法”，但是也许因为我们对于这个问题跟几十年来全球经济学界对这个问题的研究的成果有所脱离，有所忽视，所以对中共中央 国务院这个重要的决定，各界反应不是很强烈。今年6月，国务院就根据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关于价格的决定里面的提法，了《关于在市场体系建设中建立公平审查制度的意见》，国务院要求在新制订的政策和新建立的制度中，要先进行公平竞争审查，还要对已有的各种政策和制度都要进行公平竞争审查，那些妨碍公平竞争的制度和政策就要进行修改。“这是个非常重要的步骤，这是建立我们市场体系一个很关键性的步骤。”吴敬琏强调，“这就体现了在产业政策与竞争政策之间的关系国际上研究的成果，但是我们能够把这个成果接下来贯彻得好，要求我们中国经济学家在这一方面也能够与时俱进，也能够做出我们的贡献，能够把我们对一些具体政策的建议建立在更加科学的基础之上。”

要研究基本问题，才能够提出有效的建议。怎么才能够在基本问题上能够取得进步呢？就是开拓资本市场。

上世纪80年代，东欧的改革派经济学家就提出“自由而切实地讨论是改革能够成功的基本的前提。”因为只有经过自由而切实的讨论，才能形成正确的认识、形成正确的意见、形成正确的方针和政策。

就业政策论文篇9

关键词：政府；市场；产业政策；有效性

中图分类号：F062.9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09）02－0012－02

时下，产业政策成为理论界探讨的焦点。主要是基于两点：一方面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是世界经济中最重要的经济特征，各国都将产业结构调整放在重要位置，而产业政策直接关系到国家经济的发展程度；另一方面，我国已经处于经济发展的关键时期，如何提高产业竞争力及保持产业的持续健康的发展已经成为重要的课题。因此，研究产业政策及其有效性就有了更深的时代性和实践性。

一

“产业政策”一词最早出现在1970年日本通产省（现在的经济产业省）代表在OECD（经济合作与产业发展）大会上所做的题为《日本的产业政策》上，或者说引起人们的高度关注是在这一时刻。随着产业政策被越来越多政府所重视，对于产业政策的理论研究也就随之增多。对其起源性的研究，更多的是出于70年后经济现状的静态分析，在总体上形成两派观点。一是促进经济发展派。从经济发展视角分析产业政策产生原因的学者认为，如果产业政策只是为了弥补“市场失灵”，就不能充分的解释现实中存在的旨在调整产业结构，推动产业兴衰转化，促进产业结构高级化的一系列政策。而事实上大部分的产业结构政策是以实现经济赶超为目标，通过扶持主导产业，加速产业结构升级转换等手段来提高本国产业的竞争力，促进经济发展。二是维护国家利益派。一国产业体系的封闭性被打破，同时意味着一国产业体系的脆弱性增强。

笔者认为，需从历史的角度去阐释产业政策的起源性问题，或者说理解成产业政策是人们基于政府与市场关系深入理解之上的客观产生。而学界对于市场与政府的职能界定上大致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产业革命的发生及古典经济学的自由主义思想。在斯密看来，市场是完美的，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上有着极大的优越性，而政府在经济层面的干预只能会适得其反，从而将政府的职能定位定义在“守夜人”的角色。对于守夜人的角色定位，应该说是对政府在经济方面的全面否定，或者说是在经济管理上无作为的政府应该是最好的政府。斯密的观点与其所处的时代环境有关，但却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问题引入到了一个很深的层面。于是，在以后的经济思想中，不论微观领域或宏观领域，都将二者之间的关系的把握视为重点。

第二阶段是1929―1933年的经济危机及政府干预理论的提出。随着资本主义经济中垄断的出现，人们对市场本身的缺陷进行了论证。在微观经济领域，福利经济学家提出了“市场失灵”的概念。它主要是从三个方面进行的论证。其一是垄断带来的经济的低效用，其二是外部不经济的存在，最后是单纯的市场机制不能解决分配问题，分配作为经济活动过程中的重要环节对于市场经济的发展至关重要，而市场本身却不能解决自身问题，说明其本身的内在的缺陷，需要强加的外部力量的制约和调节。而凯恩斯的国家干预理论则明白无误地指出这样的外部力量只能是政府。两种理论的几乎同步性，表明自发的市场调节所暴露的问题已经受到了人们的关注。

第三阶段是20世纪70年代出现的“滞涨”危机及公共选择理论的盛行。这一时期的经济特征“滞涨”的出现，打破了对凯恩斯国家干预的顶礼膜拜，同时公共选择理论的出现，引出了“政府失灵”这一概念。终于人们的思考层面最终落到了市场与政府职能的边界界定上，对于二者关系把握上也有了更明晰的脉络。而产业政策的产生就是基于这样的理论认识。它是一个中观层面的概念，既强调政府与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共同作用，也看到“政府失灵”与“市场失灵”的客观存在。既避免了对微观层面的直接干预，又强调了政府的作用。

二

对于产业政策的起源性的研究，便于对产业政策的内涵及其有效性的研究。对于产业政策内涵的研究，大致有两种思路。其一是源于东亚经济奇迹的产生。产业政策在其中起的重要作用，使得有一部分学者认为，产业政策是后发达国家追超发达国家的一种经济战略。此观点的合理只在于指出产业政策的作用，却不具有全面性。事实上美国、日本等西方发达国家都有着完善的产业政策，尽管各自的产业政策都有其特殊性。其二是对于产业政策的一般性理解，即产业政策是政府有关产业的一切政策的总和。

首先，产业政策包括产业政策的制定、产业政策的执行以及产业政策的评估。产业政策的评估是主客体发生之后的实施结果，先不予考虑。在分析产业政策的主体时需特别强调区分制定和执行两个过程。本文只强调产业政策的制定的主体性，而产业政策的执行过程视作其客体范畴。其次，在研究产业政策的主客体时，需考虑各国的政体形式。产业政策的主体唯一性，其现实意义是更好的理顺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的关系，从而在一定程度上界定了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职能范围。而产业作为一个母系统，并不是产业政策的真正主体。真正的主体是作为子系统的企业。产业政策虽然是政府在干预经济，但与培育真正的自负盈亏、独立经营的真正的企业并不矛盾。因此产业政策的实施与政企不分有着本质的区别。

三

产业政策的有效性研究所包含的两个部分，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内容是目的和前提，执行是体现和结果。但两个过程却有一个中心，即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准确地把握这个关系，及其背后隐含的利益关系，不仅有着深刻的理论意义，更有重要的时代性和实践性。

制定产业政策要求内容要有科学性。对于科学性的理解，笔者认为，需从三个方面加以解释。其一，产业政策的制定需反映产业的发展趋势。制定产业政策的目的是为了提高产业的竞争力，提高产业结构的合理性和高度化。产业政策的是否具有合理性，要从产业政策最基本的功能来考量。产业政策的基本功能就是在市场机制不能正确发挥作用的时间或空间，政府依据对产业结构发展规律的认识，通过政策的倾斜来影响社会总劳动在产业部门间的分配，从而推动产业向一定的结构目标演化，以影响社会经济的发展趋势。以产业政策推动主导产业的发展，形成其带动效应是产业政策之所长。信息产业化是当今世界经济发展中最重要的经济特征，其迅猛发展表明信息业必将或已经成为各国的主导或主体产业。我国在制定产业政策时也将其视作主导产业，支撑并推动我国产业的优化升级。其二，产业政策的制定需结合本国实际。产业政策最终要落实到本国的经济发展的具体实际上，脱离本国的具体实践。盲目的推行产业的“”，只会给经济建设带来坏处。十七大报告提出，要建立现代产业体系，推进信息化与工业化的融合。一方面坚持产业的发展趋势，强调信息产业的主导性；另一方面尊重我国产业发展的不均衡性，强调信息化对传统产业的改造。其三，产业政策必须尊重产业自身的发展规律，这又需从两个层面理解。一是一个新兴的产业的出现不是产业政策作用的结果，恰恰相反，产业政策是在产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相较于产业本身，产业政策是滞后的。因此产业政策不能成为当地政府随意干预产业自身发展的借口。二是当需要政府对产业自身发展进行调整时，要从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出发，尊重并重视产业成长的内在规律，避免单纯追求量的增长和低水平重复的扩张，将更多的功夫用在提高产业竞争力的内涵上。从产业间的内在联系中发现机遇和培育产业组织形式。

同时，笔者认为，政府与市场的职能界定在产业政策中的体现即为产业政策所涉及到的产业范围，以及政府在规制产业发展时干预的程度。需了解到并不是所有的产业都需要产业政策，或者说产业政策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产业的发展。因此，产业政策所设计的领域不予过宽。就我国的产业内部结构来看，两类产业需通过产业政策加以支持和引导。一类是对国家竞争能力、对产业升级其重要作用的特定产业，此类产业一般为新兴产业，它们在成长为战略性产业和产品的同时，对于传统产业的改造也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一类是涉及国家安全的产业、自然垄断的产业、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的产业。而对于一般性的竞争性的产业，并不是政府不去起着作用，让其放任自流。只是不应在产业政策所及的范围，如此界定，只是使产业政策更加科学，更加的具有操作性，也不使产业政策背负它不应该有的使命。正如前文所讲，产业政策的产生是基于政府与市场关系理顺之上的客观发生。

事实上，即使产业政策制定的内容极其客观，但产业政策的有效性依然难以保证。因为在产业政策的执行过程中存在着各级政府与企业的、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的博弈过程。评价政府的行为时，一个很重要的原则是“不与民争利”[1]。但事实上政府行为的动机上本身具有二重性，即作为全社会的公共代表，代表着社会公众的意志；同时，政府作为一个抽象的自然人，有可能形成既得利益集团。各级政府将产业政策作为干预经济的口实，并为其能够或得好处提供了可能。产业政策的客体具有二元性，即政府与市场。之所以产生政府借产业政策“寻租”的情境，就是当地政府对于自身主客体的定位出现了换位，或者说是“官本位”的体制在作怪。由于我国特有的行政体制，权利在一部分占有者手里就有了“权利寻租”与“制度寻租”的可能。增强产业政策的有效性，就必须坚决地、彻底地斩断行政权力与社会资源的直接联系，至少要根本性地改变行政权力在社会资源方面占据主导地位的状况，把行政权力转到宏观上制定与监督上来[2]。因此，产业政策本身及其有效性的研究，更多的层面要落实到政府的职能定位上。

参考文献：

就业政策论文篇10

关键词：形势与政策；教学内容；同步性

【中图分类号】G641

形势与政策课是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教学内容、教学模式和教学组织形式与其它思政课有明显的区别，如何提高形势与政策课的教学效果？笔者认为，在教学内容上做到同步性，是一种具体的切实可行的方法。

一、形势与政策课要与国内外形势、国家方针政策同步，体现时效性。

形势与政策课是帮助大学生分析和认清国内外形势，掌握、理解国家方针政策的思想政治理论课，讲形势是入门，讲政策是落脚点，教学的最大特点是时效性。国际国内形势风云变幻，国家方针政策既相对稳定，又需不断调整，这就决定了形势与政策课的教学内容也是动态的，要把握和体现时代特性。具体说，要以教育部社政司印发的关于形势与政策课程教学要点为根据，以《时事报告大学生版》、《时事》、《理论热点面对面》等作为教辅资料，根据变化的情况及时补充更新教学内容，坚持抓热点、谈焦点，以刚发生或正在发生、发展的重要事情为基本素材，快速传达国家方针政策，使党和国家的最新理论、路线方针进校园、进课堂、进学生头脑，及时解决学生存在的疑惑或错误观点，教育和引导学生对党和国家大政方针的认同和支持，自觉同党中央保持一致。

二、形势与政策课要与高职院校所开设的思想政治理论课相关内容同步，体现知识性和思想性。

形势与政策课程不仅涉及的知识面广，而且涉及经济、政治、社会发展等社会科学相关专业知识比较深，高职学生特别是理工高职学生该方面的知识非常欠缺，要理解和掌握是有相当难度的，因此，在安排形势与政策课教学内容时，要尽可能与《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以下简称《基础》）、《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以下简称《概论》）相关内容的教学结合起来，互为弥补。一方面，《基础》和《概论》课的学习，为形势政策教育提供基础和前提。通过这两门课的学习，学生掌握了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法制观的基本知识，理解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关于经济、政治、文化、外交、国际战略等社会发展相关的基本思想，运用所学知识，学生就能较容易地认清形势，客观公正地了解国情世情，理解和掌握国家方针政策。另一方面，形势与政策课紧密联系国内外形势，分析社会热点和焦点问题，大量鲜活的材料、典型的事件，使教学更生动、更具吸引力、感染力、影响力，也有利于学生进一步理解《基础》、《概论》课中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和观点，认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的科学性。可见，《基础》、《概论》课和“形势与政策”课同步进行，能双赢共生，相得益彰。形势与政策课始终是一个开放的、动态的体系，教师要善于寻找其与《基础》、《概论》课内容的共同点、联系点，同步教学，提高教学效率。

三、形势与政策课教学要与学生的成长同步，体现针对性。

教育教学活动目标的实现，要以教育客体的主观接受为前提，要满足教育对象的需要，尤其是思想政治理论课，不仅要传授知识，更重要的是要影响、转变学生的思想。因此形势与政策课应力求解决学生的思想问题，依据不同年级、不同阶段学生的思想、心理特点，有重点的设置层次不同的教学内容。总结多年教学经验，笔者认为，根据高职学生不同时期思想和心理变化的特征，应主要抓好以下几个关键阶段展开教学，使学生真正受益，体现形势与政策课的价值。[1]

第一，抓住学生入校的不适应阶段。刚迈入高职院校大门，部分学生因没能考入自己理想的专业或学校，产生失落感、自卑感；部分学生认为高考的目标实现了，不知道“现在的我”追求在何处，出现“理想迷茫感”等。这一阶段要重点解决环境不适应、失落自卑、理想淡化、专业思想不牢固等问题。结合《基础》课的教学，形势与政策课也要以适应大学生活、理想信念、职业理想教育为重点，引导学生规划大学生活；结合学校的特色，对学生进行校情介绍，增强新生对学校的认同感和自豪感；利用现实生活中大学生奋斗拼搏成才的典范，使学生树立“天生我才必有用”的理念，尽快适应大学生活，树立大学和人生的追求目标。

第二，抓住高职学生进入专业学习的成才阶段。这一阶段，相当一部分学生进入大学时的新鲜感消失，也没有升学压力，自由散慢，无所事事，产生空虚感；部分学生因没掌握大学学习方法或基础差等因素，导致成绩欠佳，产生危机感，甚至自暴自弃；部分学生是独生子女，长期受长辈宠爱，一切以自我为中心，缺乏社会责任感。诸如此类思想困惑和心理问题不解决，可能会使他们虚度大学光阴，乃至整个人生。这一阶段要侧重对学生进行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教育，重点引导他们从关注自己到关注他人，从关注校园到关注社会，跳出狭窄的个人空间，观察国情党情社情民情，关注民生，关心国家的前途和命运，使学生明确当代大学生肩负的责任，增强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把校园当作身份转变、迈向社会的最后一级台阶，珍惜大学时光，不断从知识、能力、素质等方面锻炼、提升自己，为服务社会奠定良好的基础。

第三，抓住高职学生面临择业的就业阶段。当前就业竞争日益激烈，用人单位的门槛越抬越高，许多高职学生怀着较高的期望值步入人才市场，却被用人单位的学历平台所阻挡，部分学生产生“挫败感”，对前途失去希望，甚至对生活缺乏信心。这一阶段要侧重对学生进行就业观、择业观、创业观的教育，帮助学生了解就业政策、就业技巧和创业历程，运用现实生活中大学生就业、创业成功的典型事例，增强他们的信心，克服心理困惑。特别是要加强对国家颁布的一系列扶持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政策的宣传和解读，使学生正确看待就业形势，对自己准确定位，树立先就业后择业、重事业轻地域的就业观，根据社会需要到基层锻炼自己，或从自身的主、客观条件出发，根据市场需求，选择比较合适的行业自我创业，帮助高职学生从容面对人生的重要抉择，走好迈入社会的第一步。

综上所述，高职院校形势与政策课教学，只有始终把握时代脉搏，坚持时效性；合理布局教学体系和内容，既保持稳定性，又体现动态性，既体现知识性，更注重思想性；从教育对象的需要出发，增强针对性，才能落实以生为本，育人为本的教学理念，收到良好的教学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