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优势范文10篇

比较优势范文篇1

当今，经济全球化进程正在加快。随着加入WTO的日益临近，我国面临的国际市场竞争将更趋激烈。为了迎接这一挑战，我国必须更好地发挥自己的比较优势，而这需要富有远见的理论指导。

对传统比较优势理论的回顾

英国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在其代表作《国富论》中阐明了著名的“看不见之手”机制，他认为在市场经济中，在利益驱动下，主观上为自己的微观经济主体可通过分工和交易而客观上为社会工作，从而实现自利与互利、个体利益与社会利益的相互联系。故经济主体之间的利益关系并不像重商主义者声称的那样，一定是非赢即输的，而是可能实现“双赢”的。经济主体的“利己”不应通过损人去实现，而应通过利他来实现。具体途径为，社会各经济主体按自己的特长实行分工，进行专业化生产，然后通过市场进行交易，从而在总体上实现社会福利最大化。显然，交易活动一旦越出本国范围，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就出现了。斯密的这一理论被称为绝对优势理论。这一理论虽然解决了国际贸易产生的重要动因，但却无法回答一个问题，即如果一个国家在任何商品生产上都没有绝对优势，那么这个国家还能不能参加上述国际分工?另一位英国古典经济学家大卫·李嘉图的比较成本(相对优势)理论解决了这个问题。他认为，不论一个国家的经济处于怎样的状态，经济力量是强是弱，技术水平是高是低，都能确定各自的相对优势，即使总体上处于劣势，也可从诸多劣势中找到相对优势。比较成本的关键在于比较。

李嘉图的相对优势理论回答了斯密绝对优势理论无法回答的问题，但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了各国在生产不同产品上的比较成本差别呢?瑞典经济学家赫克歇尔和俄林的要素禀赋理论(简称H—O理论)对此作出了解释。该理论认为，在不同国家同种商品之生产函数相同的条件下，比较优势产生的根源在于各国或区域生产要素相对禀赋的不同，以及不同商品生产在要素使用密集型式上的差别。因此，各国应当生产出口那些密集使用本国相对充裕要素的产品，而进口那些密集使用本国相对稀缺要素的产品。这一逻辑得以成立的前提假定是各国之间单位生产要素的生产效率都是相同的，即各国的生产函数都是相同的。与此不同，李嘉图的理论则认为各国比较成本的差异是由各国生产要素的生产效率之差别造成的，也即各国的生产函数是不同的，而且一定时期内这类不同性保持不变。在斯密和李嘉图的贸易理论中，劳动是唯一的生产要素，生产技术是给定的外生变量，生产规模报酬不变，市场结构为完全竞争。作为古典经济学理论体系的一部分，这两个理论被称为“古典贸易理论”。在H—O理论中，劳动不再是唯一的投入，但生产规模报酬仍然不变，市场结构仍为完全竞争。H—O理论被称为“新古典贸易理论”。

无论是“古典”的，还是“新古典”的贸易理论(我们不妨将这两者合称为传统贸易理论)，所强调的比较利益结构都是建立在一国产业之比较优势的基础之上的。通常的情况是，发展中国家缺资本和技术，而有自然资源和劳动力资源丰富便宜的优势。发达国家则具有资本和技术方面的优势。因此，比较优势的贸易格局一般表现为：发达国家进口劳动密集型或自然资源密集型产品，出口资本或技术密集型产品。发展中国家则进口后者，出口前者。应该说，上述理论在解释现实中的某些贸易格局上是相当成功的，并曾在相当长时期内构成了国际分工与贸易理论的主流，但它们终究存在着局限性。

无论是以劳动生产率差异为基础的相对优势理论，还是以生产要素供给为基础的资源禀赋理论，其比较利益产生的前提是各国的供给、生产条件不可改变，资源和生产要素不能在国际间流动，这种传统比较优势具有静态的特征。但处于当今经济全球化的条件下，生产要素、资源可以在国际间流动；自然资源通过技术进步可以被改良、人工合成或被新材料所替代，人力资源可以通过人力资本投资而以“质量”上的优势弥补“数量”上的劣势。这表明，大部分发展中国家所具有的静态比较优势，在国际竞争中并不一定具有动态的竞争优势。

新贸易理论的形成与不足

由于传统贸易理论是以“生产规模报酬不变”和“完全竞争”为基本假定的，故很难解释二战到1975年间出现的大量新现象：国际贸易的垄断竞争、新技术保护主义、产业内贸易等。事实上，这些现象都可以用“规模经济”、“产品差异”、“不完全竞争”予以概括。

瑞典经济学家林德尔于1962年提出，即使不同地域之间要素禀赋条件及生产函数并无不同，但由于需求偏好的区际差异也可引致互利的贸易。他指出，许多国家相互出口的往往是种类相同、但品牌不同的产品。它们从国际贸易中获得的利益在多数情况下表现为消费者由于买到了所希望的特定品牌的工业品而获得了效用。故产业内贸易可以得到解释。在这类贸易中，产品差异化具有重要作用。所谓产品差异化是指在同类商品或服务中，厂商通过质量、功能、款式、品牌、广告、售后服务等环节上的努力使自己经营的一种具有某种特色。它与不完全竞争，尤其是垄断竞争相联系。在垄断竞争的市场中，产品之间的类似性会使它们互相替代的可能性增大，从而导致竞争；而产品之间的差别性则导致一定程度的垄断。产品差异程度越高，产品的可替代性越小，产品的需求价格弹性越低，其结果是厂商可在一定程度上控制自己产品的价格。而这是以完全竞争为假设前提的传统贸易理论所无法解释的。针对传统贸易理论的不足，以不完全竞争为假设前提的新贸易理论应运而生。除了产品差异化以外，该理论中最重要的一个核心概念就是规模经济。即指企业在不完全竞争条件下因参与国际贸易导致市场扩大从而使长期平均成本随着产量的增加而下降。与传统贸易理论相比，新贸易理论大量运用产业组织、市场结构、不完全竞争、规模经济、产品差异等概念和思想来构建新的理论模型，使国际贸易理论取得了新的重大进展。然而，直到上世纪80年代初期，建立在规模经济基础之上的新贸易理论仍然没有兼容传统的比较优势，故其对贸易现实的解释能力仍然没有一般化。1985年，赫尔普曼和克鲁格曼的《市场结构和对外贸易》一书的出版，标志着新贸易理论趋于成熟。该书综合了各种新的贸易理论，提出了一个系统的分析框架，从而把新贸易理论提升到基础理论的高度，使其适用性进一步增强。该书提出的一个贸易模型不仅导入了规模经济、产品差异因素，符合垄断竞争假设的条件，而且还兼容了传统比较优势，从而使新贸易理论更一般化，解释力更强。该模型表明，第一，产业间贸易是建立在比较优势和要素禀赋基础之上的，劳动力资源丰富国之所以成为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净出口国和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的净进口国，起决定作用的主要因素仍然是比较优势。第二，产业内贸易则是建立在规模经济和产品差异基础上的，即使两国具有同等的技术水平和相同的资本—劳动比率，两国同产业的厂商仍将生产异质产品，消费者对外国差异制成品的需求仍将引致产业内贸易。由于对规模经济的追求，贸易?揭话阒荒苌掷嘤邢薜牟罚缓笸ü的诿骋桌丛鼋降纳缁岣＠5谌员冉嫌攀莆〉牟导涿骋缀鸵怨婺＞谩⒉凡钜煳〉牟的诿骋资强梢怨采⒋娴摹?/P>

新贸易理论的上述改进使其成为当今的主流贸易理论。但由于该理论是产生于市场经济相对发达国家的背景之下的，故其并没有从发展中国家的“视角”来看问题。对一些可能有利于发展中国家发展对外贸易的线索也没有进一步研究。例如(1)新贸易理论假定各国市场制度基本健全，以一般均衡为基本理论分析框架，从成熟的市场经济运行之角度考察国际经济和贸易，因而对正处于经济转型的中国来说，缺乏针对性和适用性。在成熟的市场经济中，国内资源的优化配置是由产权清晰的企业和市场机制自动实现的，国内贸易机会假设已完全被利用故不再予以考虑。(2)新贸易理论揭示了技术对贸易之间的正面促进作用，但对后起发展国家如何利用技术因素实现“赶超”没有深入探讨。(3)新贸易理论并没有为发展中国家如何才能跳出“比较利益陷阱”指明方向。

比较优势内涵的三个层次

中国即将加入世贸组织。显然，中国经济要迎接经济全球化及加入WTO带来的严峻挑战就必须更好地发挥自己的比较优势。但是我们认为，要避免落人“比较利益陷阱”，这种比较优势的内涵不可局限于传统的狭义的层次，而应突破现有理论的窠臼，拓展为以下三个层次。

1．比较优势I：资源禀赋与比较成本

任何一国对外贸易的发展都会受到其国内资源禀赋和比较成本的制约，这是无可争议的。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尚处于“初级阶段”。从中国当前的经济发展状况来看，按照传统比较优势进行生产和贸易还不能过早地放弃，在今后相当一段时期内仍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改革开放以来，利益驱动观念普遍增强，市场机制将经济资源更多地配置到能体现和发挥中国劳动要素比较优势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并通过这些产业之产品的出口，实现了大规模的“资源转换”，即以本国的低位资源换取国外的高位资源，从而有力地推动了中国的工业化。当前及今后中国仍需继续充分利用传统的比较优势，其理由有：

(1)当前全力发展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的产品出口尚受到要素投入的约束。

中国作为一个后起的发展中国家，若目前全力发展资本、技术密集型的产品出口，将面临严重的要素投入约束，这些要素包括资本、技术、人才等。继续发挥传统的以要素禀赋和比较成本为核心的比较优势可以为新兴的、资本(或技术)密集型产业积累资金、技术，培养企业家才能，从而为技术创新、突破生产要素的投入瓶颈和促使传统的劳动密集型产业逐步升级打下基础。

(2)继续发挥传统的比较优势有利于中国提高资源在宏观层次上的配置效率。

宏观经济学的原理表明，宏观层次上的资源利用不足和利用过度都是经济缺乏效率的表现。居高不下的非自愿失业(不论其是隐性的还是显性的)意味着实际GDP低于潜在的水平。目前我国农村有数以亿计的剩余劳动力亟待转移。与世界上多数国家相比，中国的资金、技术相对稀缺，成本较高，劳动力相对充裕，成本较低，而一国经济竞争力与它提供的商品和劳务的成本高低紧密相关，过早地放弃传统的比较优势，只会导致欲速则不达。

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人口多、底子薄，地区发展不平衡，劳动力成本相对较低的优势将至少在今后一段时间内得到保持。我们应充分利用发达国家进行产业结构调整的机会，将其技术相对先进的劳动密集型产业或生产环节转移过来。为此，要破除认为劳动密集型产业就一定是技术落后产业，以及认为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就不能利用我们低劳动力成本优势的旧观念。随着现代技术，如信息技术、生物技术、新材料技术等向越来越多的产业渗透，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技术含量也会大大提高。同时，我们还要看到，在资金技术密集型的产业中，包括高新技术产业中也有劳动密集型的生产环节。故发展技术含量较高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和生产环节是发挥中国经济比较优势的努力方向之一。此外，我国企业在任何一种产品的生产中，都应重视在更重要的生产经营环节中积累，形成自己的比较优势。例如，在纺织品生产中，我国企业已经在加工环节具有比较优势，但在高质量面料及辅料、设计等生产环节尚不具有优势。再如，增加出口产品的附加值，既取决于生产环节，也取决于流通环节，有时后者的附加值更高。在这种情况下，努力开拓自己的国际营销渠道就更为重要。

2．比较优势Ⅱ：外部经济与后发优势

从经济发展的趋势来看，中国现有的建立在资源禀赋与比较成本基础上的比较优势将逐步减弱。一方面，中国人均占有资源数量本来不丰裕，经济的高速增长使国内资源消耗显著上升，导致国内不少资源性产品(包括农产品)的价格已接近或甚至已超过国际市场。另一方面，经济发展过程中劳动力工资水平必然会不断上升。可以预料，国内市场化进程愈快，生产要素相对价格的改变也愈快，转换出口商品结构的要求愈迫切。同时，资源、劳动密集型产品的收入弹性低，随着中国外贸规模的迅速扩大，外部市场需求的约束力显著上升。低档、初级产品的贸易条件从长期来看呈不断恶化的趋势。以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主的出口格局在今后不会有很大的增长空间。因此，中国对外贸易发展战略的选择必须着眼于享有贸易促进技术进步的动态利益。

一般而言，技术变动的源泉有二：一种是经过专门研究开发而产生的，这种技术变动是一种革新(1nnovation)，它一般是R&D的结果。另一种则是通过贸易等经济行为接受“技术外溢”(Spillovers)而学来的，称为“干中学”(Learningbydoing)。这里所说的技术不光是生产技术，还包括管理知识。在大多数情况下，所谓技术进步并非都是一种前所未有的新发明，而只是通过接受“技术外溢”学到了别人已有的先进技术。作为先进技术的拥有者，有时也并非有意转让他们的技术，而是在贸易或其他经济行为中自然地输出了技术。不管什么技术，都有一个外溢的过程。“干中学”式的技术进步大部分是从技术外溢中获得的。国际贸易具有重要的“技术外溢”效应和“干中学”效应。通过贸易活动可引进国外的先进技术和先进经营理念，并将其“外溢”到国内产业。实际上，贸易是与企业家及技术专家的进进出出相关的。由于他们的进出，信息流更快地形成了，技术穿过国界得到了更有效的转移。此外，出口商品必须了解国外的市场需求，外国买主的订单往往涉及需求商品的设计、款式、生产工艺、用料，成本等多种有价值的信息。这类“外部经济”与“后发优势”可构成中国经济广义比较优势的又一重要组成部分。所谓后发优势是指在世界上存在众多发达国家的条件下，较落后的国家可以从发达国家已走过的经济发展道路(或轨迹中)吸取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或教训)，结合本国的实际情况，作出更明智的发展战略选择，从而避免走“先发”国家已走过的“弯路”，以更短的“捷径”、更快的速度缩短自己与发达国家之间经济水平上的距离。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大国，仅仅依靠从内部演化出现代经济结构的过程是极其缓慢的，恐怕等不到演化成功之日就已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出局了。因此，借鉴发达国家的成功经验，结合自己的国情，更好地利用外部经济与后发优势是发挥中国原有比较优势的重要举措。为此，中国今后在发展经济中应注意以下几点：

(1)重视国内的区际贸易。

中国地域辽阔、区际间资源禀赋差异显著，国内贸易发展尚有很大潜力，国内区际分工和贸易可以降低中国出口产品的成本，成为其国际竞争力的一个来源。为了加快国内统一商品与生产要素大市场的形成，提高资源在空间上的配置效率，应大力发展全国区际交易网络，允许企业跨地区发展和兼并，切实推行政企分开以使地方政府失去保护本地企业的利益冲动，从而降低自然及人为原因引起的区际交易成本。

(2)重视扩大开放，积极与国际上的跨国公司建立长期合作的关系。

我国已连续多年成为仅次于美国的全球第二大吸收外商直接投资的东道国。这实际上是国际经济社会对我国政治稳定、经济健康发展的肯定。我们要利用全球化带来的机遇，从产业结构调整角度出发，把利用外资与国内经济结构升级紧密联系起来，以此提高利用外资的质量和效益。当今世界，经济全球化的主要推动力是跨国公司，特别是大的跨国公司。在“入世”、外资跨国公司大量进入情况下，我国企业与外资跨国公司的相互关系，既有激烈竞争的一面，又有密切合作的一面，外资企业的当地化战略往往需要寻求中国当地企业作为合资合作伙伴。在合资、股权多元化的前提下，我国企业有可能通过股权纽带与外资跨国公司形成某种“激励兼容”机制，从而加快我国企业进入国际销售网络的步伐和创新进程。

(3)重视用现代适用技术改造传统产业。

高技术是一个动态、相对的概念，对于传统产业，应该利用现代适用技术，技术创新是以市场需求为出发点和试金石的，它不仅是高新技术产业的主要特征，也是传统产业增强竞争力的必由之路。技术成果在技术上最优并不自动等于经济上也是最优。如果某项成果实施成本过高或难以产业化，就只能处于“样品”阶段。在产业内贸易量趋于增加的背景下，一个国家或地区生产与出口什么产品已不是最重要的事，更重要的是要看运用什么技术和方法来生产这种产品。例如，同是生产谷物，既可以用刀耕火种的方法生产，也可用机械甚至生物基因工程技术去生产。欲将我国劳动力资源相对丰富的比较优势转化为国际市场上的竞争优势有两条途径。其一，通过技术创新，将高新技术，包括从国外引进后消化、吸收的技术与我国的劳动力结合，生产在市场上有竞争力的产品，这时的比较优势就在于同是高技术产品，但在我国生产的成本更低，因而具有价格竞争优势。其二，通过技术创新，对传统的劳动密集型产品进行深加工、细加工，提高其附加值，形成易被市场接受的产品差异特性。这时的比较优势就在于同是劳动密集型产品，但我国企业生产的更具特色，因而具有非价格竞争优势。这两条途径也可兼而用之。

3．比较优势Ⅲ：竞争优势与制度创新

在不完全竞争的当代世界经济中，国际贸易是按包括了竞争优势在内的广义比较优势进行的。传统的比较优势理论建构在完全竞争的世界里，而竞争优势则建构于不完全竞争的基础之上，这是传统比较优势与竞争优势的区别所在。在现实世界中，传统比较优势仅仅表明了价格竞争的一种潜在可能性。事实上，比较利益的获得是要以产品实现价值为前提的。在完全竞争的世界里，不存在规模经济与公司活动，产品是同质的，不存在非价格竞争，故比较优势直接体现为价格竞争优势。因而比较优势与竞争优势是完全一致的。但在不完全竞争的世界里，价格竞争优势不但来源于比较优势，还可能来自于规模经济、产品差异等因素。我们认为将竞争优势概念纳入到广义的比较优势体系中去，有利于从理论上更好地指导今后中国经济的发展。

影响一国产业竞争力的重要因素是由美国经济学家M·波特提出来的。他认为一国的产业国际竞争力取决于四个基本因素：即生产要素需求、相关支撑产业、企业的经营战略、组织结构与竞争方式。除此之外，还有两个辅助因素，即机遇和政府作用。

波特提出的有关竞争优势的上述决定因素对于一国提高其产业国际竞争力有重要的借鉴作用，同时也对广义比较优势概念内涵的拓展提供了有益的思路。但是，波特竞争优势理论的局限性在于视制度因素为给定的前提而没有予以关注。我们认为，中国经济的发展和企业国际竞争力的提高可以由制度创新来推动。主要包括三个方面，其构成了中国经济广义比较优势内生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

(1)制度创新有利于人力资本的积累，从而提高企业的国际竞争力。

与有形资本一旦形成后可重复地产生收益相类似，人们通过教育和培训投资后，一旦拥有了熟练的技术，也可凭借技术不断获取较高的收入，故可把劳动技能视为一种资本，即人力资本。克鲁格曼在阐述新贸易理论的论著中多处引用“人力资本”的概念，但他基本上将人力资本视为某种“存量”。经济理论中的另一概念“学习曲线”也内含着人力资本的积累可导致动态生产效率提高的观点，但这一概念没有把技术进展与科研支出及教育或培训方面的投资联系起来。新制度经济学的研究表明，如果一国的制度因素制约了该国人力资本的积累，那么该国的社会发展和财富积累就会受到严重影响。反之，则可能形成某种良性循环，即一国的制度创新可更多地激励社会对人力资本积累的投入，由此导致该国经济竞争力的增强和财富的增多，能使它有更强的能力增加对人力资本积累的投入。因此，由制度创新所致的人力资本增多可以构成一国经济增长和外贸发展的“内生变量”。

在企业层次，人力资本对企业国际竞争力的影响突出地表现在企业家作用的发挥上。在国际商务领域，交易比国内商务更加复杂，履约保障也存在着较大的不确定性。因而，交易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要靠企业家才能。新贸易理论将规模经济视为贸易发展的一个主要动因，而企业的规模实际上是企业家能力的函数。企业家能力的发挥是企业规模发展的基本前提之一。可见规模经济的重要来源之一是企业家的人力资本。因此，若一国的制度因素能对企业家拥有的特殊人力资本形成提供足够的激励，就可以更快地产生一大批熟谙国际贸易和海外市场的企业家，从而直接影响该国国际贸易的发展，促进其原有比较优势的发挥。

经济史表明，在有利于人力资本积累的各种制度安排中，产权明晰界定且可得到明确保障是最有效的。萨伊曾指出：“安稳地享用自己的土地，资本和劳动的果实乃是诱使人们把这些生产要素投入生产用途的最有力动机。”从理性预期的角度来看，产权明晰的制度可为人们进行人力资本自我投资和积累提供确切的预期，故可对一国具有国际水准之企业家群的产生提供可持续的有力激励。欧洲诸国早年大批具有国际水准的企业家的涌现及由此导致的海外商贸的发达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此。笔者认为，在当前中国国有企业的体制改革中，注意用创新的制度将货币收入、股权、住房、福利等一揽子综合经济利益与企业员工(尤其是企业家)的贡献业绩紧密联系起来并予以保障是极为重要的。对处于经济转型时期的中国来说，既应看到相当一部分人口素质差、就业人口文化程度低这个严峻事实，也要看到人的主观能动性和可塑性。通过制度创新加强全社会对人力资本的投资，更加重视教育和职业培训，无疑是培育中国经济竞争优势的战略举措。

(2)制度创新有利于改善企业的组织结构，从而提高企业的国际竞争力。

要提高国际贸易的效益，必须改善中国企业的组织结构，由单纯的买卖观念转变为全面市场介入的现代国际营销观念，建立信息来源准确、渠道通畅、反映灵敏的国际营销网络，从原来只能把产品卖给中间商、转口商，转变为把产品直接卖给进口商、批发商，甚至大型超级市场和连锁店，努力提高单位出口额的利润。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以提高国际竞争力为目的的企业组织结构演进需要遵循两条原则。其一是产权明晰的原则。企业组织结构自我演进得以进行的根本条件和逻辑起点是允许并鼓励经济主体(包括企业和个人)对自身利益的正当合法的追求，并通过制度对人们以贡献性努力而得到的正当利益予以维护。舍此，经济主体就会失去追求降低交易费用的动力，企业组织结构自我演进的活力源泉就会被堵塞。产权明晰有助于中国企业在激烈的国际市场竞争中，为了获得更大的利益而不断探索建立一种更能节约交易费用、生产费用和组织费用的新的组织结构。其二是资产重组的效率导向原则。在市场经济中，无论是托拉斯还是康采恩，其形成的主要动因就是人们对提高经济效率的追求。对于参与国际经贸的大批中小企业而言，可以股权或契约等方式将自己的产销活动纳入大企业(集团)的经营体系，还可以通过商会、行业协会等机构建立相互支持、补充、服务的横向联系，以形成某种“群效应”(clustering)，从而大大降低参与国际商务的交易成本与风险，增强自身的国际竞争力。

(3)制度创新有利于政府更好地发挥引导作用，从而提高企业的国际竞争力。

二战后50余年的经济史表明，政府不再是斯密意义的“守夜人”。刘易斯曾指出“没有一个国家不是在明智政府的积极刺激下取得进步的。”对于中国而言，通过制度创新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加快政府职能转变，从而提高企业的国际竞争力是可以大有作为的。

第一，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大国，总体上经济欠发达，但从局部看，仍有经济上较为发达的地区。只要政府积极予以引导和扶持，可以使这些地区率先成为对发达国家高新技术具有强大吸引力的地区。这些地区可以利用发达国家出口高技术产品和转移技术的机会，加快引进发达国家的先进和适用技术并加以吸收、消化和创新，结合本国的资源优势，进行规模经营，降低成本，提高出口产品的附加值，以争取更大的比较利益。

第二，政府可通过加大经济对外开放的力度提高本国已经拥有之要素的品质。例如，外贸的发展不仅可以更多地引进及消化、吸收国外先进技术，而且能使本国企业由此掌握国际市场上更多的经贸信息，更多地了解国外的技术、生产和市场需求态势，感受国际市场竞争的压力，激励技术创新的增多。这在高新技术变化与更新速度快、产品生命周期短的现代背景下显得尤为重要。

比较优势范文篇2

比较优势理论是在斯密的关于国际贸易的“绝对成本说”的基础上,由大卫•李嘉图创建的理论。该理论认为“国际间劳动生产率的不同是国际贸易的惟一决定因素,因为劳动生产率的不同使得不同国家在生产相同产品时存在不同的机会成本。即使一国并不拥有任何绝对优势,但只要该国在本国生产一种产品的机会成本低于其他国家生产该产品的机会成本的话,则这个国家在生产该种产品上就拥有比较优势”。

二、对我国货物贸易的现状分析

2.1我国货物贸易的定量分析

为了进一步研究我国贸易的现状，本文先从贸易的总体状况入手，分析我国近十年来的贸易的总量和结构，然后利用比较优势指数（comparativeadvantageindex，CAI）和显性比较优势指数（revealedcomparativeadvantage，RCA）对我国贸易的比较优势做定量的分析。

2.1.1我国货物贸易的总量分析

总量分析是一种比较直观的分析方法，虽不能直接的反应我国贸易的比较优势的状况，但可以通过我国在国际贸易中的进出口比重来分析我国贸易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强弱。从理论上讲，如果一国能够生产在国际市场上具有竞争力的产品，它也就具有该产品的要素禀赋，从而具有在该要素领域的商品的比较优势。

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国际数据，2009-2005年数据

2.1.2我国货物贸易的结构分析

贸易的比较竞争优势往往表现在某一种产品或者是某一种生产领域上，所以我们有必要对贸易的结构进行分析，也就是对各个行业部门进行具体的分析，以便有利于研究我国的比较优势理论。由于文本有限，以国家统计年鉴最近的年份2007年为基准，分别对货物贸易的农业原材料、食品、燃料、矿物和金属、制成品这五项行业进行数据统计。

数据来源：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09年相关数据整理计算

2.1.3我国货物贸易的比较优势指数分析

比较优势指数（comparativeadvantageindex，CAI）又称为贸易竞争指数。通过一国进出口贸易的差额与进出口总额之间的比较，反应出该国的比较优势状况。

数据来源：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03、2004、2005、2006、2007、2008、2009年）相关数据整理计算

表3为我国2001-2007年货物贸易总体和行业比较优势his胡的计算结果。从表中可以看出6年间，中国货物贸易总体CAI指数均大于0，并且在0028到0121之间，CAI取值接近于0，这说明我国货物贸易总体状况接近世界平均水平，是净出口国。

三、我国货物贸易比较优势的定性分析

中国加入WTO已经有九个年头，这也意味着我国的国内市场也在不断地国际化，开放程度不断提升。在这样的情形下，我国的货物贸易也将面临着更严峻的挑战。因此我们很有必要对本国的货物贸易目前所具备的比较优势进行深入研究以应对未来挑战。

比较优势范文篇3

“打开门要找规律”，及时将劣势转化为优势

陈云十分重视研究对外贸易的规律。他说：“打开门要找规律”，⑦在对外贸易中要遵守规则、建立信用、知己知彼、灵活操作、提高效益。知己知彼，利用市场规则，防止低价卖出、高价买进20世纪50年代，亚非新兴民族独立国家，同中国有着共同的历史遭遇，面临着发展民族经济，巩固政治独立的共同任务。1950年，中国政府同印度、缅甸、巴基斯坦、印度尼西亚等国政府建立了双边贸易关系。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以后，美国大量囤购橡胶等军用物资，引起了世界橡胶市场的混乱。1951年4月，美国强迫马来亚停止对中国出口橡胶；接着，又同泰国，印度尼西亚订立垄断橡胶协定。美国的禁运政策打击了东南亚各国的出口业。1951年，由于美国囤积橡胶过多，又限制国内民用胶的消费量，减少了从产胶国的进口，致使世界市场橡胶供过于求，胶价急剧下降，主要产胶国锡兰、印度尼西亚等国遭受很大损失。在这种情况下，当时英联邦中最小的一个国家——锡兰⑧，成为我国在西方对华“禁运”链条上的东南亚突破口。锡兰于1950年承认新中国。当时锡兰每年需输入40万吨大米，主要依靠输出橡胶等产品来偿付米价．美国的“禁运”政策使橡胶价格由1950年12月份的每磅0.735美元降至1951年9月的0.245美元，导致锡兰胶业濒于破产，失业人数也随之增加。美国压迫锡兰政府，要其以低于市场的价格出售橡胶给美国，同时却要锡兰以市场竞争价格向美国购买大米。面对锡兰的困难，中国驻缅甸大使及时向锡兰透露可供应大米的信息。锡兰政府为了摆脱困境，不顾美国的“禁运”指令和压力，表示愿意向中国供应橡胶，以换取急需的大米。1952年9月17日锡兰商务贸易部部长沈纳努亚克率团来华谈判。中国对外贸易部受总理亲自指导，在谈判中认真贯彻平等互利的原则，并经政府批准，给予适当价格优惠。10月4日两国签订了中国售给锡兰8万吨大米的合同。同年12月中锡两国政府又签订了关于橡胶和大米的5年贸易协定。根据这个协定，1953~1957年，中国每年以27万吨大米交换5万吨橡胶。此后中锡贸易有了很大发展。在这场交易中，陈云仔细计算和处理了米价、胶价的关系以及国家与国家、国家与商人之间的关系。1952年10月，锡兰政府提出进口中国的大米由20万吨提高到30万吨。陈云对此指出，按照中锡协定规定，每年出口锡兰的大米按协定价格售出，但中国采购的橡胶是由商人经营，锡兰政府只能给出口证，中国卖大米所得的锡兰卢比，只能在锡兰自由市场上购胶。这样一来，橡胶商人可以随时抬高胶价。虽然锡兰个别商人是无组织的，但锡兰政府或其大资本家组成的私人公司可能收购橡胶，继续抬价。因为橡胶价格涨跌，锡兰政府在换米合同上没有责任。在这种情况下，如轻易允许增加出口10万吨大米，可能进一步促使胶商抬价。因此，陈云建议如果可能增加10万吨米的出口，不如向印尼售出，换印尼胶。也就是说，进口橡胶的渠道越多，越有可能阻止胶价上涨。这正是尊重国际贸易市场规则，灵活处理对外交易的作法。⑨及时将比较劣势转化为比较优势进入国际市场新中国的机床制造工业，在国民经济恢复和“一五”计划时期，通过引进国外机床制造技术，有了很大的发展。陈云及时将以往的比较劣势产品转化为比较优势产品进入国际市场。1955年9月，陈云主持国务院第19次全体会议讨论中埃贸易协定问题时提出：我们应该出口一些工业品。我们的工业品虽然基础差，产量少，商品比不过资本主义国家，但是我们有这样一个条件，就是他们吃的是面包、黄油，我们吃的是青菜、萝卜、窝窝头，我们的成本要低一些。出口一些工业品，仅从经济上来说也是有利的。一方面可以换回些外汇。外汇光靠猪鬃等农产品的出口是不行的。另一方面，可以有税收，有利润。除了这两条外，还有一条是很重要的，就是棉花少了纺织厂要停工，停工要照付工资75%，花了钱还影响不好。我们出口一些工业品，比如机器等，能够进口一些原料来维持生产，比如进口棉花维持我们纺织厂的生产，然后再将纱布出口。在这次会议上，陈云肯定了中财委副主任薄一波和第一机械工业部部长黄敬关于出口的东西要讲信用，规格、质量要好的意见。他指出，出口的机器是要搞得精密些，需要有个商品检验机构。⑩根据上述思想，外贸部制订了相关政策。1956年中国开始向香港和东南亚国家出口机床，当年出口了49台，金额为6.1万美元。由于中国的机床具有价廉、耐用、操作方便的特点，很快打开了销路。到20世纪60年代初已在香港等市场上创出了“西湖”牌台钻、明精牌车床等名牌产品，为扩大对港澳、东南亚地区出口打下了基础。随着中国机床制造工业生产的发展和产品技术水平的不断提高，机床出口有了长足的进展。1981年7月20日，中国船舶工业总公司以工贸结合形式出口了第一艘远洋船，1991年交船十周年之际，陈云题词：“大力发展造船工业。”中国制造业的发展和在国际市场上地位的变化，是我国工业化战略产生的比较劣势变为比较优势的一个例证。陈云对于一些国营商业的官商作风给予严肃批评。1961年他在外贸专业会议上指出：我们的出口商品一定要保证质量，对外国做生意不能出门不认货，要包换包退，建立信用。要树立这样的硬牌子。过去的商人为了创牌子，建立商品信誉，开始赔本也卖。现在我们有些商品不合规格，质量又差，在国际市场上名誉不好。因此，对出口的商品，一定要建立严格的质量检验制度，不合标准的一律不准出口。这样做，不仅今后三四年有好处，而且从长远来说也是有好处的。只有这样，我们的出口贸易才能巩固和发展。他严肃批评国营商店的官商作风：做经济工作要有战略眼光，要算大帐。同时，也要算小帐。不能只想做大生意，只是大进大出，而要该大则大，该小则小。总之，无论外贸内贸，都要像个做买卖的样子。现在我们的国营商店好像“阎王老子开酒店”，谁敢进来？这种“官商”习气非去掉不可！出口要看进口，要摸索出钞票流通的规律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后，西方对华封锁升级，对外贸易的难度加大。陈云指出：对外贸易与资本主义国家来往少了，我们可以转口，转向苏联以及新民主主义国家。出口采用易货方式，把物资收购起来放着，又坏不了，等到有差价时，自然就有商人来了。美国现在已有了两个让步，一是它不能不要猪鬃，二是我们现在可以自香港进口，美国的商人也不都是那样“爱美国”，遵守封锁指令的。我们的步子要稳，经常要有六七千万美金在手里，说动就动。出口要根据进口情况决定，我们出口什么时，要先看拿什么东西进来，进口多了，出口才多，这样就稳当了。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苏联对我国提供的成套设备和技术是通过对外贸易实现的。其中既有易货贸易，也有外汇交易。为了保证工业化建设重大项目实施，陈云和苏联的账是算得很精的。1952年，当苏联援建中国的项目协议尚未签约时，他指出，在未得苏方答复以前，五年建设的规模虽还不能确定，但我国五年的对苏出口计划不应变更，因为对苏出口是外汇的基本的最大的来源。即令基建减少而外汇需要量减少时，亦应减少贷款而不应减少出口。只要出口计划不变，而苏方又能接受我们出口物资的全部数量，则今后五年我国的外汇情况便可处于主动地位。零星设备及器材订货，宁多勿少，多了可由国家储备。苏方对我们五年计划中新设计的项目需两个月时间加以核算，以便算清五年中他们共需供应我们多少装备，以及能否如数供应。为了解决内外交流中的市场运作和货币问题，陈云于1951年对上海提出要求：在现有经济条件下，要在一年内摸索出钞票流通的规律。现在，农村和中小城市反映钞票少了，上海等大城市反映钞票太多了。我们摸不到其中的规律，不知道一元票子运到农村去几时可到上海，可收回多少，外面还留下多少。要是能摸到这条规律，觉就可以睡安稳了。因为钞票放得少了，农村就不成；放得多了，大城市又受不了。现在，我们对此是盲目的。今年内要摸到这条规律，要把盲目的上海变成自觉的上海。1973年，陈云受委托研究外贸方面的一些问题，并参加国务院业务组的工作。他的这个想法在研究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价格与货币发行关系中得到进一步发挥。他指出，供求关系加上货币危机，使价格问题更复杂了。要注意每天的变化，更要注意长期的趋势。由于世界黄金产量每年约2200万两，价值35亿美元。而世界国民生产总值按每年增长1%计算，就是300亿美元（货币还有周转次数）。35美元一盎司黄金这个时代已经过去了。货币不会再同金子联系在一起了。根据我国的经验，货币发行量与商品流通量大概是1：8。就是拿这样的比例计算，目前黄金产量也是跟不上商品的增长。这在货币市场上是个很大的问题，值得注意。他预言：世界货币可能会用一种像我们解放初期的那种“折实单位”来计算。1944年建立起来的那种国际货币体制的时代已经过去了。那时的美元很吃香，好像我们现在的“全国通用粮票”一样。看来，用货币升值、贬值的办法解决不了问题，还是要采用贸易手段。他的这番话反映了他对规律的探索在深入，其中一部分已被世界金融体系的历史进程所验证，一部分体现了他注重实体经济的一贯思想，对当下处理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关系也具有启示意义。

利用丰富的劳动力生产成品，力主劳务出口

1971年10月中国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1972年2月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这两桩事态改善了中国的国际环境。20世纪70年代开始的经济危机，使西方发达国家生产力过剩的矛盾更加突出，产品、设备、技术都急于寻找市场，这就为中国从西方引进成套技术设备创造了机遇。1971~1973年，国家计委经过反复修改，制定了《关于增加设备进口、扩大经济交流的请示报告》。这一总体方案计划引进技术项目26个，共需资金43亿美元，被称为“四三方案”。1972年，陈云复出后参加了制订实施“四三方案”的领导。这一方案引进技术和设备所需外汇大部分来源于对外贸易。1970~1973年，我国的外贸工作取得了较大进展。l970年，全国出口总额为22.6亿美元，l973年即翻番达到58.2亿美元，为中国出口创汇的产品中，土特产、手工艺品占据重要地位。（一）促进抽纱等劳动密集产品出口由于我国资金短缺，收入水平低，劳动力价格便宜，生产同一产品的劳动成本可以比发达国家低。所以用劳动代替资本，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可以在国际市场中取得“比较优势”。陈云十分重视利用国内丰富的劳动力生产成品出口。如抽纱是刺绣工艺品。我国农民利用空余时间在家中手工生产，成本低、质量高，在国际市场上有卖点。1973年12月，陈云在听取中国纺织品进出口总公司负责人汇报时特别就出口抽纱工艺品指出，抽纱的生产和出口，是有关国计民生的事情，国家可以拿到外汇，老百姓可以增加收入。一个月有几元钱的现钱收入，对一个农民来说是件大事。从1972年开始，我国陆续恢复了工艺美术品和农副产品出口基地，并实行国家投放资金和给予优惠贷款等扶持措施。为了抽纱出口，陈云进行了大量调查研究，并具体分析了抽纱出口的办法。他指出，抽纱是实用工艺品，也就是非生活必需品。价格适当与否是销售中的一个大问题。现在90%以上是销售到我们贸易有逆差、生活水平比较高的地区，对我们非常有利。要巩固和扩大西欧市场，千方百计打开美洲、大洋洲和其他市场；要保持发展高档货，重点发展中低档货，中低档货有大量的消费者；手绣和机绣的发展应该根据市场需要而定，做买卖总是以较低的价格打开销路，要以较低的售价进入新的市场，站稳之后，再按情况逐步提价；要选择客户、选择中间商。陈云特别举了一个意大利客户由兼销变为主要经销抽纱和汉堡转口的例子，说明外国中间商以及港商在开拓市场方面的重要作用。出口商品价格要服从以下原则：要有利于长期扩大销售，要变被动为主动。降价以后，对某些已经买我们货的中间商可以有某些补贴，补贴可以采取不同的形式；新销售地区的价格，可以不受老销售地区价格的束缚，等等。陈云还指出，国内棉花要做到自给自余，完全用自己的棉花加工棉布出口，需要很长时间，我们要进口棉花加工棉布出口。中国人多，劳动力资源丰富，工资水平低，利用国内丰富劳动力加工成品出口，这个道理是容易讲通的。不这样做就是傻瓜。1970~1973年，我国进出口总额持续走高，从1973年起，我国进出口总额超过100亿美元，达到109.8亿美元，是1969年的2.7倍。我国出口贸易总额也持续走高。1973年，我国出口总额达到58.2，是1969年的2.7倍。（二）“劳务出口”应当大搞中国是人口大国，劳动力充裕，劳动力素质较好，成本较低，在世界劳务市场上具有竞争优势。改革开放之初，陈云力主劳务出口。1982年他从以往进口木材、出口家具受到启发，认为“劳务出口”这件事很重要，“劳务出口”应当大搞。要求中央财经小组商议决策。此后我国劳务出口迅速发展。根据商务部2009年的统计，每年被海湾地区、非洲、拉丁美洲或东欧雇用的中国建筑工人高达50万人。21世纪以来，中国成长起大批受过高等教育的劳动力队伍，很多劳动力在计算机和数学方面接受过良好教育；而且中国知识型劳动力成本相对较低，平均IT劳务成本比印度低三至四成。在此基础上，我国进一步发展起服务外包产业。中国成为许多跨国大公司拓展外包业务的首选地。（三）建立与发展出口商品基地1954年，华南外贸分局就关于扩大对港澳出口的货源组织问题提出建立出口商品生产基地的构想。三年困难时期，为了进口粮食，、李先念先后提出扩大“以进养出”以增加外汇的办法。1961年陈云在外贸专业会议上指出，在国际市场上做生意，不只是我们一家，而是有许多家。在彼此竞争中，哪一种商品质量好，价格便宜，那一种商品就有销路。做生意的要在竞争中取胜，只能听从顾客的需要，不能由生产单位主观决定。为了多出口，就必须根据国际市场的要求组织生产，搞好出口商品的基地。不论出口的或内销的商品，只要是名牌货，过去都有自己的基地。全聚德的烤鸭，东来顺的涮羊肉，张小泉的剪刀，苏州的檀香扇，杭州的绸伞等等，都有比较固定的原料供应的基地。基地出产的东西，生产稳定，产量大，质量好，成本低。……要保证出口，就一定要搞商品基地。从1961年开始，外贸部扩大了1957年以来实行的“以进养出”规模，这类商品在1960年约为9亿元，1961年增加到13.4亿元，增加近4.4亿元，即增加近50%。经过艰辛的努力，为进口粮食提供了必要的外汇支持。20世纪70年代后期至80年代以来，通过改革与完善出口商品生产基地，新的组合形式——出口生产体系得以逐步取代出口商品生产基地而成为出口创汇的主要形式。1986年中央“一号文件”决定从“七五”计划开始，建立一批商品粮基地和出口商品基地，主要是引进新品种，改善基础设施；实施“星火计划”，支持乡镇企业技术改造，设计100类成套技术装备、建立500个示范企业，取得实用成果后向全国推广，大批培养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1991年8月28日，陈云为外贸部举办的出口商品基地产品展览会题词：“搞好出口商品生产基地，提高出口商品竞争能力。”

关注世界资本主义市场，改革外贸体制

比较优势范文篇4

与传统的商务活动方式相比，电子商务具有以下几个比较优势：

1.交易虚拟化。通过Internet为代表的计算机互联网络进行的贸易，贸易双方从贸易磋商、签订合同到支付等，无需当面进行，均通过计算机互联网络完成，整个交易完全虚拟化。对卖方来说，可以到网络管理机构申请域名，制作自己的主页，组织产品信息上网。而虚拟现实、网上聊天等新技术的发展使买方能够根据自己的需求选择广告，并将信息反馈给卖方。通过信息的推拉互动，签定电子合同，完成交易并进行电子支付，整个交易都在网络这个虚拟的环境中进行。电子商务的发展打破了传统企业间明确的组织界限，出现了虚拟企业，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动态联盟，表现为企业有形边界的缩小，无形边界(虚拟企业的共同边界)的扩张。

2.交易成本低。电子商务使得买卖双方的交易成本大大降低。一是距离越远，网络上进行信息传递的成本相对于信件、电话、传真而言就越低。此外，缩短时间及减少重复的数据录入也降低了信息成本。二是买卖双方通过网络进行商务活动，无需中介者参与，减少了交易的有关环节。三是卖方可通过互联网络进行产品介绍、宣传，避免了在传统方式下做广告、发印刷品等大量费用。四是电子商务实行“无纸贸易”，可减少90%的文件处理费用。五是互联网使买卖双方即时沟通供需信息，使无库存生产和无库存销售成为可能，从而使库存成本降为零。六是企业利用内部网可实现“无纸办公（OA）”，提高了内部信息传递的效率，节省时间，并降低管理成本。通过互联网络把其公司总部、商以及分布在其他国家的子公司、分公司联系在一起，及时对各地市场情况做出反应，即时生产，即时销售，降低存货费用，采用高效快捷的配送公司提供交货服务，从而降低产品成本。七是传统的贸易平台是地面店铺，电子商务贸易平台则是网吧或办公室，大大降低了店面的租金。有资料表明，使用EDI通常可以为企业节约5-10%的采购成本。

3.交易效率高。由于互联网络将贸易中的商业报文标准化，使商业报文能在世界各地瞬间完成传递与计算机自动处理，使原料采购、产品生产、需求与销售、银行汇兑、保险、货物托运及申报等过程无须人员干预，而在最短的时间内完成。传统贸易方式中，用信件、电话和传真传递信息必须有人的参与，且每个环节都要花不少时间。有时由于人员合作和工作时间的问题，会延误传输时间，失去最佳商机。电子商务克服了传统贸易方式费用高、易出错、处理速度慢等缺点，极大地缩短了交易时间，使整个交易非常快捷与方便。

4.集成性。电子商务是一种新兴产物，其中用到了大量新技术，但并不是说新技术的出现就必须导致老设备的死亡。万维网的真实商业价值在于协调新老技术，使用户能更加行之有效地利用他们已有的资源和技术，更加有效地完成他们的任务。电子商务的集成性，还在于事务处理的整体性和统一性，它能规范事务处理的工作流程，将人工操作和电子信息处理集成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这样不仅能提高人力和物力的利用，也提高了系统运行的严密性。

5.协调性。商务活动是一种协调过程，它需要雇员和客户、生产方、供货方以及商务伙伴间的协调。为提高效率，许多组织都提供了交互式的协议，电子商务活动可以在这些协议的基础上进行。传统的电子商务解决方案能加强公司内部相互作用，电子邮件就是其中一种，但那只是协调员工合作的一小部分功能。利用万维网将供货方连接至管理系统，再连接到客户订单处理，并通过一个供货渠道加以处理，这样公司就节省了时间，消除了纸张文件带来的麻烦并提高了效率。

电子商务使企业之间的沟通与联系更加便捷，信息更加公开与透明，极大地降低了企业间的交易成本。在传统的商务运作中，高的通信成本、购销成本、协作成本大大增加了企业的负担，成为阻碍企业组织间协作的主要因素。这种状况下，企业倾向于采用纵向一体化战略扩张其规模，以此来替代横向协作，从而降低交易成本。电子商务的发展，使得企业可以与主要供应商之间建立长期合作伙伴关系，并将原材料采购与产品的制造过程有机地配合起来，形成一体化的信息传递和信息处理体系。电子商务还使得贸易双方的交流更为便捷，大大降低了双方的通信往来费用，简化了业务流程，节约了大量的时间成本与传输成本。除此之外，通过电子商务，供应链伙伴(供应商、制造商、分销商等)之间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使以往商品生产与消费之间、供给与需求之间的“时滞”变为“实时”，大大改善了销售预测与库存管理，降低了整个供应链的库存成本，并节省了仓储、保管、行政等多方面的开支。

6.交易透明化。买卖双方从交易的洽谈、签约以及货款的支付、交货通知等整个交易过程都在网络上进行。通畅、快捷的信息传输可以保证各种信息之间互相核对，可以防止伪造信息的流通。例如，在典型的许可证,-.系统中，由于加强了发证单位和验证单位的通信、核对，假的许可证就不易漏网。海关EDI也帮助杜绝边境的假出口、兜圈子、骗退税等行径。

7.优化社会资源配置。由于一个行业的所有企业不可能同时采用电子商务，所以，那些率先使用电子商务的企业会有价格上的优势、产量上的优势、规模扩张上的优势、市场占有上的优势和规则制定上的优势，而那些后来使用者或不使用者的平均成本则有可能高于行业的平均成本。这样，社会的资金、人力和物力等资源会通过市场机制和电子商务的共同作用，从成本高的企业向成本低的企业流动，从利用率低的企业向利用率高的企业流动，从亏损的企业向赢利的企业流动，从而使社会资源得到更合理和更优化的配置。

8.有利于企业的技术创新活动与市场进行无缝链接。电子商务促使中小企业更新生产技术，提高市场应变能力。Internet的飞速发展为产品的研发提供了快捷的方式，在企业技术创新和产品升级方面电子商务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因为电子商务使新技术、新创意在网上迅速传播，为企业开发新产品提供了准确、及时的信息，开发者可以利用网络快速调研，了解顾客最新的需求。在开发产品的过程中，电子商务是迅捷简便的，具有友好界面的用户信息反馈工具，决策者们能够通过它获得高价值的商业情报，辨别隐藏的商业关系和把握未来的趋势。因而，他们可以做出更有创造性、更具战略性的决策。开发者利用网络迅速地得到市场反馈，以便随时对产品进行改良，使产品最大限度地满足市场需求。

电子商务还为消费者提供个性化服务创新了条件，在提高整个社会的福利水平的同时，也为企业增加赢利提供了契机。在传统方式下，人们必须在商场营业时间去商场购物，受较强的时间和地点限制。电子商务的全球市场由计算机网络联结而成，网络工作的不间断特性使之成为一个与地域及时间无关的一体化市场，世界各地的任何人都可以通过计算机和Internet随时、随地、随意地进行商务活动。企业也利用网络追踪和分析每一位消费者的偏好、需求和购物习惯，同时将消费者的需求及时反馈到决策层，促进企业针对消费者而进行的研究和开发活动，使企业对客户的了解和认知更为透彻，更好地为他们提供个性化服务，提高他们的满意度和忠诚度，为企业增加赢利。

比较优势范文篇5

比较优势理论是国际贸易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自19世纪李嘉图提出比较优势理论以来，对比较优势的讨论就没有间断过。20世纪由赫克歇尔和俄林等人开创的要素禀赋理论，经过萨缪尔森等人的完善，取代了李嘉图的模型成为比较优势理论的现代形式，同时也成为现代西方国际贸易纯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随着国际贸易分工的进一步深化和国际经济环境的不断变化，不少学者对比较优势的适用性提出了质疑。

澳大利亚的PeterG.Warr(1994)认为，竞争优势理论研究的对象是公司，而比较优势理论则是关于一国怎样进行资源优化配置。

比较优势理论最适用于生产初级产品和标准化制成品的国家，而竞争优势理论对于单个企业具有指导意义；在国家的层次上后者的适应性是有限的，但对于生产高度差异化和复杂制成品的工业化经济来说，它有很强的适用性。竞争优势理论对发展中国家是不适应的，其政策涵义具有潜在的危险性。虽然他的看法有某些合理的成分，但他错误理解了比较优势与竞争优势的关系，不管国家还是企业，两者都是研究资源的有效配置。

洪银兴(1997)认为，依据比较优势理论，发展中国家(包括中国)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进口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产品，从长期来看可以获得比较利益，但未必能保证产业具有国际竞争力。因为这种比较优势的实现完全依靠价格竞争，缺乏垄断优势。因此，单纯以要素禀赋结构来确定一国的贸易结构，就会掉进“比较利益的陷阱”。洪银兴完全把比较优势理论看成了静态的，其实它是动态的理论，也包括垄断优势。

张亚斌和周琛影(2002)认为，竞争优势从属于比较优势，是比较优势的高级部分；传统的比较优势理论是静态的，而竞争优势理论是其动态化的一个方面；发展竞争优势应该在传统的比较优势的基础上进行。虽然他对比较优势与竞争优势的看法有些合理部分，但他把比较优势理论看成静态的，且没有正确理解比较优势与竞争优势的关系。

叶长青和杨超(2003)认为，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是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由于技术、环境等因素的深刻发展和变化，劳动力等资源优势逐渐丧失，从而造成竞争优势作用日益突出，而比较优势作用明显减弱。一个国家的兴旺和发达越来越取决于它的竞争优势而非比较优势。拥有比较优势的国家难以获得长久的发展，它必须将其比较优势转化为竞争优势，即对产业进行结构升级，增加技术含量，努力把劳动力、资源等要素的比较优势转变成竞争优势，从而保持本国繁荣和不断发展。他们也把比较优势理论视为静态理论，而且没有正确理解比较优势与竞争优势的关系。

林建红和徐元康(2004)认为，随着大量新贸易现象的不断涌现，传统比较优势理论出现不适应性。必须对传统比较优势理论进行重新认识。竞争优势比比较优势更适合国际贸易发展的实际，具有更强的指导性。这两位作者与洪银兴犯了一样的错误，都把比较优势理论理解成静态的，而且他们没有正确认识比较优势与竞争优势的关系。

张江波(2004)认为，比较优势理论和竞争优势理论并不是相互对立的理论，而是从不同角度对国际分工和贸易的解释和研究。比较优势理论的动态化包含有竞争优势理论的思想，竞争优势的形成要以比较优势为基础，动态化的比较优势对经济现象仍具有很强的解释力。他对比较优势与竞争优势关系的理解方向是正确的，但他还没有很正确地理解两者的关系。

比较优势真的过时了吗？竞争优势真的可以取代比较优势吗？这两者的关系的本质是什么？这些就是要探讨的问题。

二、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的理论回顾

(一)比较优势理论

为了证明重商主义的错误，斯密提出了绝对利益说，为其主张的自由贸易找到了理论依据。贸易并不像他的前人所说，只对单方有利，而是一个非零和博弈，对参与国际贸易的各方都有利。他的这一理论为世界贸易奠定了基础。斯密虽然证明了贸易对贸易双方都有利，但前提是贸易国出口的产品要有绝对优势。但如果一个国家连一种绝对优势的产品都没有，它还能参与贸易并得到贸易带来的好处吗？李嘉图在提出经济学最重要概念之一：比较优势的基础上，用比较利益说来回答这个问题。李嘉图指出，即使一国不拥有任何绝对优势，只要各国的劳动生产率有所不同，每一个国家都会有一种比较优势，都能通过贸易获得比较利益。所谓比较优势就是更大的绝对优势和更小的比较劣势，换句话说，在所有产品上都占有绝对优势的国家，应集中资源生产优势相对更大的产品，而在每种产品上都处于劣势的国家，应集中资源生产劣势更小的产品。比较利益说从理论上证明了落后国家也能参与国际贸易并且得到利益，从而为世界范围内更大规模开展国际贸易奠定了理论基础。值得注意的是，斯密和李嘉图的理论都建立在劳动价值论的基础上。

斯密和李嘉图都认为生产成本是国际贸易发生的基础和原因，不同的是前者强调是绝对成本而后者强调比较成本，但是这两种理论都没说明其中的原因。以新古典经济学为基础，瑞典学者赫克歇尔和俄林提出了解释比较成本差异从而分工和贸易的要素禀赋理论。他们认为，要素禀赋差决定着要素价格差，后者又决定产品成本差。在充分竞争的市场中，产品成本差决定着产品价格差。因此，分工与贸易最终由要素禀赋差决定；而且一国应该出口密集使用其丰裕要素生产的商品，进口密集使用其稀缺要素生产的商品，这样的分工和贸易对各国都有利。

以上三种关于比较优势的理论都是静态的，没有讨论国际分工的动态变化及对其他经济变量的影响，特别是对发展中国家工业化的影响。1966年，雷蒙德?弗农提出了产品生命周期理论(productcycletheory，PCT)。在放松了传统比较优势理论没有规模经济的假设条件下，PCT理论把一种新产品的生命周期分为三个阶段。这三个阶段依次为：新产品阶段、产品成熟阶段和产品标准化阶段。PCT理论假定存在动态比较优势，它决定于各国的要素禀赋结构。1981年伯拉沙根据新古典贸易理论提出外贸优势转移的假说，从而建立了阶梯比较优势理论。该理论预期各国进出口商品结构和比较优势会随着他们生产要素积累的状况而迅速改变。阶梯比较优势理论仍然以赫-俄理论为基础，但它强调了外贸结构的变化与某种生产要素快速积累之间的动态联系。这种动态联系为落后国家充分利用国际分工和比较优势，进入更高发展阶段提供了保证。这几种理论可以证明，一国按比较优势发展对外贸易不但不会陷入“比较优势陷阱”，而且能以最快的速度改善要素禀赋结构，从穷国成为富国。另外，在PCT理论里，比较优势包括垄断优势，在该理论的第一阶段，国内外其他厂商不能生产该商品，该厂商有竞争优势所说的垄断优势，在国内外市场上占有垄断地位。

从比较优势理论的动态发展可以看出，一个国家的产业结构和技术结构不是外生变量，而是经济系统内生的，根本上取决于国内资源禀赋结构的变化。资源禀赋升级是产业结构升级的基础。在各种资源中，资本存量变化对一国要素禀赋的影响最大。资本存量的增加来自积累。积累取决于储蓄倾向和经济剩余的规模。储蓄倾向由制度性因素决定，因此影响资本存量的关键是经济剩余的规模。经济剩余的规模则依赖于生产活动的绩效和特点。如果经济的产业和技术结构能够充分利用其资源禀赋的优势，则其生产成本就较低，竞争能力就较强，创造的剩余就多，积累量也就越大。通过发挥比较优势，能够较快地实现资源结构升级，从而产业结构升级也就越快，最终通过垄断优势和成本优势所表现出来的竞争优势就可以实现。为了实现比较优势，关键是要有一个能够准确反映生产要素相对稀缺性的要素价格结构。

(二)竞争优势理论

哈佛大学商学院教授迈克尔?波特先后于1980年、1985年、1990年发表了《竞争战略》、《竞争优势》和《国家竞争优势》三部著作，从企业、产业和国家三个层次，系统地论述了国家竞争优势的培育和竞争战略的运用。20世纪90年代以后，波特又陆续发表了一系列富有见地的论文，逐步完善了竞争优势理论，并形成了他的新竞争经济学体系。波特在《竞争战略》中主要论述了产业的结构，以及产业间如何选择最有力的竞争地位，并提出了企业获取竞争优势的三种战略，即成本领先战略、差别化战略、目标集聚战略。在《竞争优势》中，波特认为竞争优势在于两个方面：成本领先优势和垄断优势；波特还认为企业竞争优势的关键来源是价值链的不同。在《国家竞争优势》中，波特提出，一国的竞争优势就是企业、行业的竞争优势。国家的繁荣不是固有的，而是创造出来的，一国的竞争力高低取决于其产业发展和创新的能力高低。企业因为压力和挑战才能战胜世界强手而获得竞争优势，它们得益于拥有国内实力雄厚的对手、勇于进取的供应商和要求苛刻的顾客。由此波特把决定一国竞争优势的各个方面归纳为四类：即要素状况、需求状况、相关和支撑产业及企业战略、结构与竞争，并以此为基础构建了“国家竞争优势的钻石模型”。由于这个理论是从国际贸易与国际竞争角度提出来的，人们通常所说的竞争优势理论，即指波特的“钻石理论”。波特认为，一个国家的竞争优势，就是企业、行业的竞争优势，也就是生产力发展水平上的优势。他认为，一国兴衰的根本原因在于能否在国际市场中取得竞争优势，竞争优势形成的关键在于能否使主导产业具有优势，优势产业的建立有赖于提高生产效率，提高生产效率的源泉在于企业是否具有创新机制和充分的创新能力。

三、比较优势与竞争优势关系的本质

在波特的国家竞争优势理论里，他认为一国的竞争优势就是企业、行业的竞争优势。国家的繁荣不是天生的，而是创造出来的，一国的竞争力高低取决于其产业发展和创新的能力高低。企业因为压力和挑战才能战胜世界强手而获得竞争优势，它们得益于拥有国内实力雄厚的对手、勇于进取的供应商和要求苛刻的顾客。由此他把决定一国竞争优势的各个方面归纳为四类：即要素状况、需求状况、相关和支撑产业及企业战略、结构与竞争，并以此为基础构建了“国家竞争优势的钻石模型”。“钻石的四面”与比较优势究竟是什么关系？

(一)要素状况与比较优势

波特认为一国的要素禀赋在决定一国的竞争优势方面所起的作用要比通常认为的更加复杂。他认为要素是动态的，因而可以被升级，被创造，以及被特定化。他的结论是，很少有要素是真正通过继承取得的，要素方面选择性的劣势可以通过具有影响力的战略和刺激性的发明来为一国产业的成功做贡献。波特提出一种要素的分级系统，这种分级把要素分为基础要素和高级要素，一般化要素和特定化要素。基础要素不需要进行开发活动或仅需要相对来说比较少的简单的社会和私人的投资。高级要素常常需要很大的持续不断地投资。包括受过高水平教育的人员和现代化的电信通讯基础设施。高级要素的供给对一国产业取得并保持成功的能力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因为这些要素在当地是稀缺的，在全球市场上也是难以获得的。一般化要素可能被利用于广泛的产业种类中，而特定化要素却不能，特定化要素更有可能为持续的竞争优势提供基础，因为它们更显稀缺，更难培养，更不易得到。在此基础上波特认为，一国的产业在竞争中获胜的要素因素并不是要素禀赋的初始状态，而是一国不断创造、改进和调动其生产要素的能力。因此，一国在国际竞争中要保持统治地位，这些国家必须从事要素创造，特别是开发其高级要素和特定化要素。斯密和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建立在劳动价值论的基础上，他们眼中的要素禀赋就是劳动生产率的高低；赫-俄理论强调各国的自然资源、劳动力与资本的禀赋结构不同，从而形成了不同的比较优势，但他们的要素禀赋结构是外生的和静态的；而动态比较优势理论把要素禀赋结构作为内生变量，这与波特的要素论有异曲同工之妙。因此，波特的竞争优势理论和比较优势理论都是以要素禀赋结构为基础。

(二)需求状况与比较优势

波特所指的需求状况是某一产品的本国需求情况与别国相比的相对优(劣)势。需求状况在国与国之间的比较优势的一个方面是时间差，如果本国需求走在世界需求的前列，本国企业也会起步较早，可以利用经验曲线的效应建立起自己“一着先，步步先”的竞争优势。由于各国需求情况不同而产生竞争优势的另一方面是需求结构的规模差，各国由于消费偏好不同，占首要地位的需求层次往往不同，甲国市场最畅销的品种在乙国消费结构中可能只占次要地位，其生产也就相应地不为乙国厂商重视，这就给甲国厂商打入乙国提供了竞争优势，因为甲国厂商可以凭借其国内的大规模生产的成本优势向只有少量生产的乙国出口。需求状况影响竞争优势的第三方面是一国需求方式和偏好的国际流转，一个国家对外交流越多，则其产品越容易在国外打开市场。但需求如何生成？需求结构为何会升级？波特并没有回答这些问题，而比较优势理论则回答了它们。比较优势理论认为，一国产业的发展必须建立在当时的要素禀赋结构的基础上，这样各种要素的收入就能达到最大化：随着收入的不断增加，市场以最快速度不断扩大，资本也从相对稀缺变为相对富裕，要素禀赋结构就不断升级。另外，波特的需求状况是以国内为基础的，但无论国内需求的大小，一国只要按比较优势去发展某一产业，就有可能在世界市场中获得竞争优势。因此，一国的需求状况内生于它的比较优势，它只有按照比较优势来发展经济，它的需求才能以最快的速度增加，要素禀赋结构也会跟着升级。

(三)相关及支撑产业与比较优势

波特所指的相关及支撑产业与比较优势是某一企业所有相关产业及供应商的竞争能力，也就是所谓的产业集群效应。任何行业要在国际市场上领先，必须要求其供货商和其他相关产业也是世界一流的，与之相对应，很多国家的优势产业往往表现为优势产业群。以国内市场为基础的供应商的投入会以几种重要方式对下游产业产生优势：其一，供应商可以给下游产业早期的、容易的、迅速的，有时是有利的对于最有效成本的接近；其二，以国内为基础的供应商可以提供一种不断发展中的协调优势，供应商可以尽早获得对下游公司需求的深入了解并相应地修改他们的产品计划；其三，下游公司也可以调整它们的战略计划，利用供应商发明创新的优势。但产业集群是如何形成的？波特并没有回答这个问题，在他的理论里，产业集群是外生的。比较优势理论回答了这个问题。一国之所以会出现某一产业集群，就是它按照它的比较优势来发展这种产业，随着这个产业的发展，为它服务的相关产业也发展起来。所以，产业集群内生于比较优势。

(四)企业战略、结构与竞争

比较优势范文篇6

目前我国服务业面临前所未有的机遇，其在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也日益突出。

首先表现在服务业规模扩大、比重提高，对国民经济增长贡献率逐步提高上。2007年，我国服务业实现增加值9.6万亿元，比上年增长11.4%，按照当年价格计算比1978年的872.5亿元，增长了100倍还多。按可比价格计算，年均增速达到10.8%。服务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也从1979年的23.9%提高到2006年的39.4%，提高15.5个百分点。随着中国国民经济的快速增长，产业结构不断升级，服务业取得了较快的增长。

其次，服务业已成为吸纳就业的主要渠道。我国服务业从业人员从1978年的4890万人猛增到2006年底的24614万人，净增加从业人数19724万人，大大高于同期第二产业平均每年增加439万个就业岗位的水平，充分体现了服务业就业弹性高的特点。1978-2006年，农业从业人员占全部就业人员比重下降近28个百分点，工业和建筑业上涨近8个百分点，而同期服务业就业比重则上升20个百分点，达到32.2%。服务业已经成为吸纳社会劳动就业的主渠道，在就业方面发挥着第一、第二产业难以替代的重要作用。

二、中国服务贸易的比较优势

中国是人口大国，有丰富的人力资源，但并未形成人力资本。中国服务业的产业内部结构是以劳动密集型服务业为主，这是中国的比较优势所在。在经济全球化、区域经济一体化，以及科技进步等多重力量的推动下，国际服务贸易的发展对高新技术的应用能力、研究与开发能力以及人力资源的开发管理水平的要求越来越高，国际服务贸易结构也在不断调整、升级，像金融、保险、房地产、商务服务等知识密集型服务贸易发展十分迅速，在服务贸易进出口中的比重大大提高。

从长远来看，如果我国服务企业不注重高新技术的开发与应用，不注重提高劳动生产率及服务人员的整体素质，现有的“比较优势”将随着我国经济逐步国际化而丧失殆尽，甚至转变为“比较劣势”。因此，要合理规划和安排服务业发展的总量目标和结构目标，在充分发挥中国劳动力密集型服务业竞争优势的同时，分阶段有重点地发展高层次的技术知识密集型服务业，使服务业产业内部结构逐步优化，趋于合理，使服务业的发展真正建立在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基础上。

三、中国服务贸易的发展趋势

1.服务贸易发展的自由化趋势

商务部世贸司司长张向晨为2006年4月15日举行的第99届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广交会)撰文时指出，加入世贸组织四年多来，中国认真履行了各项加入世贸组织的承诺，中国在包括银行、保险、证券、电信、建筑、分销、法律、旅游、交通等在内的众多服务部门，对外国服务提供者的市场准入水平大幅提高。在WTO分类的160多个服务贸易部门中，中国已经开放了100多个，占62.5%，服务贸易部门开放程度已接近发达国家水平。预计随着世界贸易自由化趋势的发展和中国对加入世贸组织的承诺的进一步履行，中国服务贸易自由化程度会进一步加大，中国服务业面临着巨大挑战，这同时也给了中国服务业一个学习和进步的机会。从现阶段来看，中国不可能无条件开放国内服务市场，适度保护国内服务市场是必要的。服务贸易自由化的目标，只能是在“逐步自由化”的原则下来实现。

2.服务贸易发展的加速化趋势

自从加入WTO以来，由于中国政府逐步放宽了对服务贸易的限制，国际服务贸易得到了迅速发展。从1982年到2005年，中国服务贸易出口增长近二十九倍，年均增长近16%，为全球平均增长水平的两倍，出口世界排名从第二十八位上升到第八位，进口世界排名由第四十位上升到第七位。服务贸易增长速度不仅高于同期GDP的平均增长率，而且高于同期商品贸易出口额的年平均增长率。服务贸易的增长不但快，而且还有不断加速的趋势。我国在“十一五”规划中提出：“到2010年服务贸易进出口总额达到四千亿美元”的发展目标。

3.服务贸易发展的非平衡化趋势

中国服务贸易发展的不平衡性，主要体现在结构方面。一些传统服务产业所占比重过大，而以信息技术为基础的新兴服务业所占比例则很低。从1996—2005年，我国服务出口总额中旅游一直居于首位，到2005年，我国实现旅游出口293亿美元，占我国服务贸易出口比重近40%。而金融服务、计算机和信息服务为基础的一些新兴服务业则明显较弱。2005年，我国金融服务出口额1.5亿美元，保险服务出口额5.5亿美元，计算机和信息服务出口18.4亿美元，一共占整个服务贸易出口的3.5%。在我国服务贸易中，传统服务业占据主导地位，而新兴服务业才刚刚开始发展，比重较小。由于历史积累和知识技术等因素影响，我国服务贸易结构很难在短时间内改变，并预计在相当一段时间内服务贸易结构都将不平衡。

4.服务贸易发展的高科技化趋势

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的不断推进以及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中国服务贸易也在全球化的过程中呈现出知识化和高科技化特征。在过去十年中，许多新兴服务行业从制造业分离出来，形成独立的服务经营行业，其中技术、信息、知识密集型服务行业发展最快。其他如金融、运输、管理、咨询等服务行业，由于运用了先进的技术手段，也很快在全世界范围内扩大。高新科技的发展，不仅使得中国服务业的发展不断地高科技化，而且也使很多传统的产业和传统的服务都被高科技手段所武装，金融的电子化、商务活动的电子化、电信业务的数字化都体现了世界服务贸易的高科技化趋势。

5.服务贸易壁垒的隐蔽化趋势

由于WTO的《服务贸易总协定》的要求，各成员国必须加快服务贸易的自由化进程。于是，为了保护本国的服务业，中国对需要保护的行业和部门必须采取非关税壁垒措施，比如制定一些不利于外国竞争者的行业标准；政府在安排服务支出的时候，优先考虑本国企业；对本国服务出口实行隐蔽性补贴、减免税等，这些做法都体现了服务贸易壁垒的隐蔽化趋势。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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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杨亚梅.我国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的探讨.现代经济探讨，2005，（9）：14-17.

[5]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2007年.中国统计出版社，2007.

[6]国家商务部报告.

[7]中国服务经济报告2006.经济管理出版社，2007：168.

比较优势范文篇7

比较优势理论是在斯密的关于国际贸易的“绝对成本说”的基础上,由大卫•李嘉图创建的理论。该理论认为“国际间劳动生产率的不同是国际贸易的惟一决定因素,因为劳动生产率的不同使得不同国家在生产相同产品时存在不同的机会成本。即使一国并不拥有任何绝对优势,但只要该国在本国生产一种产品的机会成本低于其他国家生产该产品的机会成本的话,则这个国家在生产该种产品上就拥有比较优势”。

二、对我国货物贸易的现状分析

2.1我国货物贸易的定量分析

为了进一步研究我国贸易的现状，本文先从贸易的总体状况入手，分析我国近十年来的贸易的总量和结构，然后利用比较优势指数（comparativeadvantageindex，CAI）和显性比较优势指数（revealedcomparativeadvantage，RCA）对我国贸易的比较优势做定量的分析。

2.1.1我国货物贸易的总量分析

总量分析是一种比较直观的分析方法，虽不能直接的反应我国贸易的比较优势的状况，但可以通过我国在国际贸易中的进出口比重来分析我国贸易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强弱。从理论上讲，如果一国能够生产在国际市场上具有竞争力的产品，它也就具有该产品的要素禀赋，从而具有在该要素领域的商品的比较优势。

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国际数据，2009-2005年数据

2.1.2我国货物贸易的结构分析

贸易的比较竞争优势往往表现在某一种产品或者是某一种生产领域上，所以我们有必要对贸易的结构进行分析，也就是对各个行业部门进行具体的分析，以便有利于研究我国的比较优势理论。由于文本有限，以国家统计年鉴最近的年份2007年为基准，分别对货物贸易的农业原材料、食品、燃料、矿物和金属、制成品这五项行业进行数据统计。

数据来源：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09年相关数据整理计算

2.1.3我国货物贸易的比较优势指数分析

比较优势指数（comparativeadvantageindex，CAI）又称为贸易竞争指数。通过一国进出口贸易的差额与进出口总额之间的比较，反应出该国的比较优势状况。

数据来源：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03、2004、2005、2006、2007、2008、2009年）相关数据整理计算

表3为我国2001-2007年货物贸易总体和行业比较优势his胡的计算结果。从表中可以看出6年间，中国货物贸易总体CAI指数均大于0，并且在0028到0121之间，CAI取值接近于0，这说明我国货物贸易总体状况接近世界平均水平，是净出口国。

三、我国货物贸易比较优势的定性分析

中国加入WTO已经有九个年头，这也意味着我国的国内市场也在不断地国际化，开放程度不断提升。在这样的情形下，我国的货物贸易也将面临着更严峻的挑战。因此我们很有必要对本国的货物贸易目前所具备的比较优势进行深入研究以应对未来挑战。

比较优势范文篇8

比较优势理论近年来的发展主要是基于对外生比较优势这一主流理论的完善和挑战。在近年来关于比较优势的诸多研究中，一个比较突出的现象是，以克鲁格曼、赫尔普曼和格罗斯曼为代表，在引入规模经济、产品差异等概念体系批评传统比较优势理论的基础上形成了所谓的新主流(HelpmanandKrugman，1985；GrossmanandHelpman，1989，1990)，而其他学者们又在批评这一新主流的基础上，从专业化、技术差异、制度、博弈以及演化等不同的角度对比较优势理论进行了拓展。

赫尔普曼和克鲁格曼引入规模经济来分析比较优势(HelpmanandKrugman，1985)。他们发展了一个垄断竞争模型，该模型基于自由进入和平均成本定价，将产品多样性的数目视为由规模报酬和市场规模之间的相互作用内生决定。在自给自足情况下，一个国家的产品多样性数目很小，而贸易丰富了消费者的选择。同时如果贸易增加了消费者的需求弹性，那么单个厂商的规模效率也能改进。这样，单个厂商通过规模经济作用确立了在国际市场中的优势。实际上，克鲁格曼更早时候(Krugman，1980)就提出国内市场规模会影响一国在国际上的比较优势。他论述了在几种背景下具有大的本国市场的厂商更能有效利用规模经济从而在国际上更有竞争力。许多实证研究也表明出口商通常比内销的厂商规模更大，厂商和产业的规模与出口量之间具有正相关关系。

沿着赫尔普曼和克鲁格曼的思路，梯伯特(JamesR.Tybout，1993)进一步总结并集中论述了递增性内部规模收益(increasinginternalreturnstoscale)作为比较优势的源泉。他认为具有递增性内部规模收益的模型在三方面优于传统的比较优势学说：一是该模型建立了一个从专业化中获取收益的新基础，即使贸易伙伴们具有相同的技术和要素比例这种专业化也存在。第二，该模型认为具有大的国内市场的厂商在世界市场中有竞争优势。第三，该模型有助于理解贸易、生产率和增长之间可能的联系。

但也有的学者认为规模经济并不是对比较优势的充分解释。多勒尔(DollarandWolff，1993)等提醒我们，用规模经济来解释比较优势主要是针对近年来具有相似要素禀赋的发达国家之间日益增加的产业内贸易。这些国家的贸易模式体现了很高的专业化程度。但是，他们认为，生产过程中的规模经济可以部分解释这种专业化，但不是全部。在大多数产业中，一些不同的公司共同贡献了一个国家的出口成绩，并且每个公司又有很多工厂，因此公司或工厂的规模经济不能解释全部的国家专业化。他认为技术差异是对发达国家专业化程度日益深化的合理解释(Dollar，1993)。日本、德国和美国的许多出口品之所以被看做是高技术产品，是因为在这些产品的生产中研发所占的比例很高，以及员工中科学家和工程师占很大比例。但是，多勒尔也认为，尽管技术差异能很好地解释比较优势，但这种解释只是针对短期有效，对长期比较优势的解释并不能令人满意。

因为任何一门专有技术最终会变成国际性的公共产品。那么，什么才能成为高技术产业长期比较优势的源泉呢?多勒尔认为是在现有基础上产生新技术和训练补充性技术劳动力的制度。

对于赫尔普曼和克鲁格曼的研究思路，有的学者从另外的角度提出了质疑(HummelsandLevinsohn，1993)。质疑从赫尔普曼(Helpman，1987)的论文《不完全竞争与国际贸易》入手。赫尔普曼在该文中发展了一个简单的产业内贸易模型，用以说明国家规模与产业内贸易的关系。该文最重要的理论洞见是指出了，当每一种产品仅仅在一国内生产时，国家的规模是世界GDP构成的惟一决定因素。并且赫尔普曼在OECD的资料基础上分析并得出，当国家的规模越来越相似时，贸易群体之间的贸易量也不断增加。该文中模型的假设是：每一种产品只在一国生产；所有的贸易是产业内贸易；所有国家的偏好一致。对此，哈迈斯和莱文森认为这一假设过于苛刻，该模型不适用于每年的每对贸易国。他们认为，距离会增加差别化产品贸易的摩擦成本。距离相近的国家从事产业内贸易是因为喜好多样化。远距离国家中的消费者愿意消费国外的多样化产品，但高运输成本将限制这种贸易。此外像边界贸易、季节性贸易、贸易限制以及语言文化因素都会影响产业内贸易。而且他们还进一步用OECD和非OECD(14个国家)的资料作对比，通过回归分析得出产业内贸易占总贸易量的比例在OECD国家为25.3%，而在非OECD国家仅为0.5%。他们认为这一实证结果也说明产品差别、规模经济对产业内贸易的影响进而对比较优势的影响并不充分，可能有别的更重要的因素。

格罗斯曼和赫而普曼从研究与开发(R&D)的角度推进了比较优势理论(GrossmanandHelpman，1989，1990)。他们工作的重要性在于将原来盛行的对比较优势的静态分析扩展到动态分析。他们发展了一个产品创新与国际贸易的多国动态一般均衡模型来研究通过R&D产生的比较优势和世界贸易的跨期演进。在他们的模型中，公司引进新产品会发生资源成本。前瞻性的生产者引导R&D进入具有获利机会的市场。新产品不完全代替老产品，并且当更多的商品可买到时，价格、利率和贸易模式会跨期演进。贸易有产业内的和产业之间的，前者受制于R&D支出，后者受制于资源禀赋。国际资本流动用来为R&D融资，在一些情况下跨国公司会出现。格罗斯曼和赫而普曼的动态分析尽管是建立在许多原有的静态分析的基础上，如克鲁格曼(Kmgman，1979a)与狄克西特和诺曼(DixitandNorman，1980)，但同先前的文献相比较又有很大不同。他们不仅推进了比较优势的动态分析，而且就动态分析而言，他们的方法也在很大程度上不同于早些时候对具有产品创新的贸易的动态研究。这些研究(Kru~nan，1979b；Dollar，1986等)对贸易均衡(当产品由北方最初开发后来被南方模仿)的稳态性质提供了有用的洞见，但由于没有考虑到所有一般均衡的相互影响和驱动产品创新率的经济因素，从而使分析不够完全。而格罗斯曼和赫而普曼的框架很明确地处理了对私人投资R&D的激励和R&D活动的资源要求。资源通过分配到R&D部门，会导致差异化产品和同质产品的生产，然后就会形成沿着贸易均衡动态路径的赫克歇尔—俄林贸易模式。这种贸易模式，会导致比较优势的发展。

杨小凯和博兰(YangandBorland，1991)在批评新古典主流理论的基础上，从专业化和分工的角度拓展了对内生比较优势的分析。他们认为，内生比较优势会随着分工水平的提高而提高。由于分工提高了每个人的专业化水平，从而加速了个人人力资本的积累。这样，对于一个即使没有先天的或者说外生比较优势的个人，通过参与分工，提高自己的专业化水平，也能获得内生比较优势。他们关于内生比较优势的分析被置于一个将交易成本和分工演进相互作用的理论框架之中。按照这一框架，经济增长并不单是一个资源配置问题，而是经济组织演进的问题，市场发育、技术进步只是组织演进的后果。该框架分析了经济由自给自足向高水平分工演进的动态均衡过程，并阐释了斯密和扬格(AnynYoung)的思想：经济增长源于劳动分工的演进。在经济发展初期，由于专业化带来的收益流的贴现值低于由专业化引起交易成本增加所导致的现期效用的损失，因此专业化水平将很低；随着时间的推移，生产的熟能生巧效应将使专业化带来的收益逐渐增加，因此将会出现一个较高的专业化水平，内生比较优势随之不断增强。应当强调的是，他们的框架不同于标准的新古典框架，后者对比较优势的分析主要基于规模经济，而他们的框架将专业化和分工置于分析的核心，并且严格区分了规模经济和专业化经济，从而发扬了斯密关于分工和内生比较优势的核心思想。

此外，格罗斯曼和麦吉，(GrossmanandMaggi，2000)还从人力资本配置的角度分析了国际间的比较优势。他们发展了一个具有相似要素禀赋的国家间贸易竞争模型，分析了人力资本的分配对比较优势和贸易的影响。他们发现，具有相对同质人力资本的国家，出口产品所使用的生产技术以人力资本之间的互补性为特征。在这种情况下，当所有的任务被相当好地完成时，要比一部分任务被极好地完成而另一部分任务完成得很差时的有效产出更大。高效率的生产组织要求具有相似才能的人力资本匹配，这在有同质人力资本的国家更容易实现。另一方面，对于具有异质人力资本的国家，其出口产品所使用的生产技术以人力资本之间的替代性为特征。在这种情况下，具有相对杰出人物的公司完成一些任务，而另一些任务由才能相对较低的人组成的公司来完成。那么，对于具有异质人力资本特征的国家，如果杰出人物有更大的比例，将会在对杰出人物敏感的产业中占有比较优势。

克莱里达和芬德莱(ClaridaandFindlay，1992)分析了政府对比较优势和贸易的贡献。他们的观点同传统的经济理论以及以诺思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的观点都不相同。他们认为，政府介入教育和科研、交通和通讯以及其他经常性社会部门将会显著提高私人公司的生产率，一些经济部门无疑会从中受益。这是因为众所周知的“搭便车”问题和公共产品具有的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使私人公司没有动力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这样的公共产品必须由政府来供给。

还有的学者从演化的角度探讨了比较优势理论。费希尔和卡卡尔(FisherandKakkar，2002)认为比较优势是开放经济长期演进过程的结果。在李嘉图理论和阿尔钦框架的基础上，他们系统化了对国际贸易的理论认识，提出了自然选择会淘汰无效企业，并且能促进产生稳定的甚至是高效的世界贸易模式。他们没有假定存在瓦尔拉斯拍卖者，而是探讨了协调贸易与企业的匹配过程。他们分析的主要结论是，伴随比较优势的专业化(更大的国家可能不完全专业化)是世界经济演化的惟一稳态。

二、比较优势理论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

与比较优势理论本身的进展相类似，比较优势理论在发展中国家的应用也存在着不同的甚至是相互对立的观点。

巴拉萨(Balassa，1981)根据新古典贸易理论提出了外贸优势转移假说，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阶梯比较优势论。他预期各国进出口商品结构和比较优势会随着生产要素积累的状况而改变。与传统的发达与落后两极划分法不同的是，巴拉萨认为国际分工的类型和经济发展阶段之间排列着许多阶梯。更新发展阶梯的过程是连续的而非中断的。按发展阶梯划分，当今世界经济中大致存在以下几类国家和地区：属第一阶梯的发达国家；属第二阶梯的新兴工业化国家，如亚洲“四小龙”和拉美的巴西、阿根廷和墨西哥；属第三阶梯的次级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如东盟各国(新加坡除外)、中国和印度；最后是其他发展中国家和地区。根据这种阶梯划分，阶梯比较优势呈现出动态演变的过程：各国按照比较优势发展出口，能够取代已发展至更高阶梯的国家原来的出口。在阶梯式发展的格局中，发达国家和新兴工业化国家将分别发展起各自的新兴产业，同时将失去优势的产业转移给较低发展阶段的国家。执行出口导向战略的落后国家就能够利用各自的比较优势，进入更高的经济和贸易发展阶梯。针对阶梯比较优势理论，对发展中国家外贸增长前景持悲观观点的经济学家提出了批评。他们批评的主要依据是发展中国家在国际竞争中处于劣势，难以攀登比较优势的阶梯。恩斯特和欧康诺(ErnstandO’connor，1989)在一份研究报告中提出，国际间产品竞争的加剧使许多发展中国家难以维持原有的国际分工。他们认为，亚洲“四小龙”的发展是靠使用大量非熟练劳动力生产低品质和低成本的制成品取得的。对外贸易曾经是他们经济增长的引擎。但是，当更多的发展中国家采用相似的经济发展策略时，国际上贸易保护主义的压力也在日益增强。新兴工业化国家的厂商虽已试图以产品升级和分散出口市场减轻贸易保护主义的危害，但这种调整是一个缓慢的过程。出口市场的集中化倾向无法从根本上得到扭转，因为没有任何其他市场能够弥补北美市场进口量降低对发展中国家出口增长所造成的损害。霍夫曼(Hoffman，1985)也举出部分次级新兴工业化国家被迫限制服装产量以缓解来自发达国家贸易保护主义的压力的例证，说明落后国家进入出口主导型的发展阶梯是十分困难的。

多勒尔(Dollar，1993)把比较优势的技术和制度分析延伸至发展中国家。他认为，尽管关于技术差异的讨论主要针对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在总体上并不居于技术创造的前沿，但技术进步在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和比较优势的演进中扮演着重要角色。许多事实表明成功的发展中国家已从发达国家引入技术，而发展中国家感兴趣的制度也是那些有利于技术引进以及适应既存技术的制度。一些关于增长的实证文献确实对这些观点给予了支持(Barro，1991)。研究表明，对工厂和设备的投资、教育变量(如中小学入学率)以及在外贸和外资方面的开放政策同经济增长高度相关。这些实证工作说明了落后的优势在于引进别处的先进技术。但是，对这个潜在优势的利用要求相应的制度支持，如强有力的教育体制和在外贸外资方面的开放制度。如果制度支持具有持续性，例如能持续几十年，将会对社会的真实收入增加产生巨大的影响。这样，对发展中国家而言，将会获得知识资本积累的长期收益。多勒尔实际上强调了制度激励和技术进步是发展中国家获取长期比较优势的源泉，这对于像我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然而，正如前面已提到的争论一样，比较优势理论在我国的应用也引起了相应的争论。争论的焦点在于能否应用比较

比较优势范文篇9

与比较优势理论本身的进展相类似，比较优势理论在发展中国家的应用也存在着不同的甚至是相互对立的观点。

巴拉萨(Balassa，1981)根据新古典贸易理论提出了外贸优势转移假说，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阶梯比较优势论。他预期各国进出口商品结构和比较优势会随着生产要素积累的状况而改变。与传统的发达与落后两极划分法不同的是，巴拉萨认为国际分工的类型和经济发展阶段之间排列着许多阶梯。更新发展阶梯的过程是连续的而非中断的。按发展阶梯划分，当今世界经济中大致存在以下几类国家和地区：属第一阶梯的发达国家；属第二阶梯的新兴工业化国家，如亚洲“四小龙”和拉美的巴西、阿根廷和墨西哥；属第三阶梯的次级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如东盟各国(新加坡除外)、中国和印度；最后是其他发展中国家和地区。根据这种阶梯划分，阶梯比较优势呈现出动态演变的过程：各国按照比较优势发展出口，能够取代已发展至更高阶梯的国家原来的出口。在阶梯式发展的格局中，发达国家和新兴工业化国家将分别发展起各自的新兴产业，同时将失去优势的产业转移给较低发展阶段的国家。执行出口导向战略的落后国家就能够利用各自的比较优势，进入更高的经济和贸易发展阶梯。针对阶梯比较优势理论，对发展中国家外贸增长前景持悲观观点的经济学家提出了批评。他们批评的主要依据是发展中国家在国际竞争中处于劣势，难以攀登比较优势的阶梯。恩斯特和欧康诺(ErnstandO’connor，1989)在一份研究报告中提出，国际间产品竞争的加剧使许多发展中国家难以维持原有的国际分工。他们认为，亚洲“四小龙”的发展是靠使用大量非熟练劳动力生产低品质和低成本的制成品取得的。对外贸易曾经是他们经济增长的引擎。但是，当更多的发展中国家采用相似的经济发展策略时，国际上贸易保护主义的压力也在日益增强。新兴工业化国家的厂商虽已试图以产品升级和分散出口市场减轻贸易保护主义的危害，但这种调整是一个缓慢的过程。出口市场的集中化倾向无法从根本上得到扭转，因为没有任何其他市场能够弥补北美市场进口量降低对发展中国家出口增长所造成的损害。霍夫曼(Hoffman，1985)也举出部分次级新兴工业化国家被迫限制服装产量以缓解来自发达国家贸易保护主义的压力的例证，说明落后国家进入出口主导型的发展阶梯是十分困难的。

多勒尔(Dollar，1993)把比较优势的技术和制度分析延伸至发展中国家。他认为，尽管关于技术差异的讨论主要针对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在总体上并不居于技术创造的前沿，但技术进步在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和比较优势的演进中扮演着重要角色。许多事实表明成功的发展中国家已从发达国家引入技术，而发展中国家感兴趣的制度也是那些有利于技术引进以及适应既存技术的制度。一些关于增长的实证文献确实对这些观点给予了支持(Barro，1991)。研究表明，对工厂和设备的投资、教育变量(如中小学入学率)以及在外贸和外资方面的开放政策同经济增长高度相关。这些实证工作说明了落后的优势在于引进别处的先进技术。但是，对这个潜在优势的利用要求相应的制度支持，如强有力的教育体制和在外贸外资方面的开放制度。如果制度支持具有持续性，例如能持续几十年，将会对社会的真实收入增加产生巨大的影响。这样，对发展中国家而言，将会获得知识资本积累的长期收益。多勒尔实际上强调了制度激励和技术进步是发展中国家获取长期比较优势的源泉，这对于像我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然而，正如前面已提到的争论一样，比较优势理论在我国的应用也引起了相应的争论。争论的焦点在于能否应用比较

优势理论作为指导我国经济发展的战略思想。林毅夫等(1999)在批判赶超战略的基础上提出应依据比较优势制定发展战略。他们指出，赶超战略最终并没有带动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持久快速增长，却使发展中国家经济付出惨重代价。赶超战略的失败主要因为这种战略是以牺牲经济整体进步为代价的少数产业的赶超，不足以支持资源结构的升级或总体经济实力的提高。赶超战略所扶持的产业部门，由于不符合资源禀赋的比较优势，只好完全依赖于扭曲价格和国家保护政策才得以生存。在赶超战略下，违背比较优势所形成的畸形产业结构与劳动力丰富的资源结构形成矛盾，使大规模的人口不能分享经济发展的好处而陷入贫困。他们认为，作为一种替代性选择，遵循比较优势是一种更有效的发展战略。这一战略就是使一个经济的产业和技术结构充分利用其资源禀赋的比较优势，从而使资源禀赋结构随之不断提高。他们的比较优势战略实质上是对李嘉图外生比较优势理论的继承和应用。

但是，对于这种比较优势能否作为像我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制定发展战略的依据，另外一些学者有不同的认识。如洪银兴(1997)认为，在国际贸易中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市场上，由于发达国家存在资本对劳动的替代，使得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并不具有竞争优势。而且，虽然发展中国家劳动密集型产品因其工资低而劳动力成本较低，但发达国家面对国内充分就业的压力，会以各种壁垒阻碍廉价的劳动密集型产品进入。从而造成在劳动密集型产品和技术密集型产品的贸易中，以劳动密集型和自然资源密集型产品出口为主的国家总是处于不利地位，出现“比较利益陷阱”。他认为要摆脱这种不利局面，就应当将比较优势转化为竞争优势。转换的关键是将高新技术，包括从国外引进的高技术与丰富的劳动力资源结合。左大培(2000)则从技术进步的另一角度表述了对中国遵循外生比较优势理论的怀疑和否定。他提出应当把产业技术密集化作为经济发展的根本，为此应当制订促进技术进步的贸易政策。他强调通过扶植处于幼稚期的高技术产业来获取内生比较优势。

二、近年来比较优势理论的主要进展

比较优势理论近年来的发展主要是基于对外生比较优势这一主流理论的完善和挑战。在近年来关于比较优势的诸多研究中，一个比较突出的现象是，以克鲁格曼、赫尔普曼和格罗斯曼为代表，在引入规模经济、产品差异等概念体系批评传统比较优势理论的基础上形成了所谓的新主流(HelpmanandKrugman，1985；GrossmanandHelpman，1989，1990)，而其他学者们又在批评这一新主流的基础上，从专业化、技术差异、制度、博弈以及演化等不同的角度对比较优势理论进行了拓展。

赫尔普曼和克鲁格曼引入规模经济来分析比较优势(HelpmanandKrugman，1985)。他们发展了一个垄断竞争模型，该模型基于自由进入和平均成本定价，将产品多样性的数目视为由规模报酬和市场规模之间的相互作用内生决定。在自给自足情况下，一个国家的产品多样性数目很小，而贸易丰富了消费者的选择。同时如果贸易增加了消费者的需求弹性，那么单个厂商的规模效率也能改进。这样，单个厂商通过规模经济作用确立了在国际市场中的优势。实际上，克鲁格曼更早时候(Krugman，1980)就提出国内市场规模会影响一国在国际上的比较优势。他论述了在几种背景下具有大的本国市场的厂商更能有效利用规模经济从而在国际上更有竞争力。许多实证研究也表明出口商通常比内销的厂商规模更大，厂商和产业的规模与出口量之间具有正相关关系。

沿着赫尔普曼和克鲁格曼的思路，梯伯特(JamesR.Tybout，1993)进一步总结并集中论述了递增性内部规模收益(increasinginternalreturnstoscale)作为比较优势的源泉。他认为具有递增性内部规模收益的模型在三方面优于传统的比较优势学说：一是该模型建立了一个从专业化中获取收益的新基础，即使贸易伙伴们具有相同的技术和要素比例这种专业化也存在。第二，该模型认为具有大的国内市场的厂商在世界市场中有竞争优势。第三，该模型有助于理解贸易、生产率和增长之间可能的联系。

但也有的学者认为规模经济并不是对比较优势的充分解释。多勒尔(DollarandWolff，1993)等提醒我们，用规模经济来解释比较优势主要是针对近年来具有相似要素禀赋的发达国家之间日益增加的产业内贸易。这些国家的贸易模式体现了很高的专业化程度。但是，他们认为，生产过程中的规模经济可以部分解释这种专业化，但不是全部。在大多数产业中，一些不同的公司共同贡献了一个国家的出口成绩，并且每个公司又有很多工厂，因此公司或工厂的规模经济不能解释全部的国家专业化。他认为技术差异是对发达国家专业化程度日益深化的合理解释(Dollar，1993)。日本、德国和美国的许多出口品之所以被看做是高技术产品，是因为在这些产品的生产中研发所占的比例很高，以及员工中科学家和工程师占很大比例。但是，多勒尔也认为，尽管技术差异能很好地解释比较优势，但这种解释只是针对短期有效，对长期比较优势的解释并不能令人满意。

因为任何一门专有技术最终会变成国际性的公共产品。那么，什么才能成为高技术产业长期比较优势的源泉呢?多勒尔认为是在现有基础上产生新技术和训练补充性技术劳动力的制度。

对于赫尔普曼和克鲁格曼的研究思路，有的学者从另外的角度提出了质疑(HummelsandLevinsohn，1993)。质疑从赫尔普曼(Helpman，1987)的论文《不完全竞争与国际贸易》入手。赫尔普曼在该文中发展了一个简单的产业内贸易模型，用以说明国家规模与产业内贸易的关系。该文最重要的理论洞见是指出了，当每一种产品仅仅在一国内生产时，国家的规模是世界GDP构成的惟一决定因素。并且赫尔普曼在OECD的资料基础上分析并得出，当国家的规模越来越相似时，贸易群体之间的贸易量也不断增加。该文中模型的假设是：每一种产品只在一国生产；所有的贸易是产业内贸易；所有国家的偏好一致。对此，哈迈斯和莱文森认为这一假设过于苛刻，该模型不适用于每年的每对贸易国。他们认为，距离会增加差别化产品贸易的摩擦成本。距离相近的国家从事产业内贸易是因为喜好多样化。远距离国家中的消费者愿意消费国外的多样化产品，但高运输成本将限制这种贸易。此外像边界贸易、季节性贸易、贸易限制以及语言文化因素都会影响产业内贸易。而且他们还进一步用OECD和非OECD(14个国家)的资料作对比，通过回归分析得出产业内贸易占总贸易量的比例在OECD国家为25.3%，而在非OECD国家仅为0.5%。他们认为这一实证结果也说明产品差别、规模经济对产业内贸易的影响进而对比较优势的影响并不充分，可能有别的更重要的因素。

格罗斯曼和赫而普曼从研究与开发(R&D)的角度推进了比较优势理论(GrossmanandHelpman，1989，1990)。他们工作的重要性在于将原来盛行的对比较优势的静态分析扩展到动态分析。他们发展了一个产品创新与国际贸易的多国动态一般均衡模型来研究通过R&D产生的比较优势和世界贸易的跨期演进。在他们的模型中，公司引进新产品会发生资源成本。前瞻性的生产者引导R&D进入具有获利机会的市场。新产品不完全代替老产品，并且当更多的商品可买到时，价格、利率和贸易模式会跨期演进。贸易有产业内的和产业之间的，前者受制于R&D支出，后者受制于资源禀赋。国际资本流动用来为R&D融资，在一些情况下跨国公司会出现。格罗斯曼和赫而普曼的动态分析尽管是建立在许多原有的静态分析的基础上，如克鲁格曼(Kmgman，1979a)与狄克西特和诺曼(DixitandNorman，1980)，但同先前的文献相比较又有很大不同。他们不仅推进了比较优势的动态分析，而且就动态分析而言，他们的方法也在很大程度上不同于早些时候对具有产品创新的贸易的动态研究。这些研究(Kru~nan，1979b；Dollar，1986等)对贸易均衡(当产品由北方最初开发后来被南方模仿)的稳态性质提供了有用的洞见，但由于没有考虑到所有一般均衡的相互影响和驱动产品创新率的经济因素，从而使分析不够完全。而格罗斯曼和赫而普曼的框架很明确地处理了对私人投资R&D的激励和R&D活动的资源要求。资源通过分配到R&D部门，会导致差异化产品和同质产品的生产，然后就会形成沿着贸易均衡动态路径的赫克歇尔—俄林贸易模式。这种贸易模式，会导致比较优势的发展。

杨小凯和博兰(YangandBorland，1991)在批评新古典主流理论的基础上，从专业化和分工的角度拓展了对内生比较优势的分析。他们认为，内生比较优势会随着分工水平的提高而提高。由于分工提高了每个人的专业化水平，从而加速了个人

人力资本的积累。这样，对于一个即使没有先天的或者说外生比较优势的个人，通过参与分工，提高自己的专业化水平，也能获得内生比较优势。他们关于内生比较优势的分析被置于一个将交易成本和分工演进相互作用的理论框架之中。按照这一框架，经济增长并不单是一个资源配置问题，而是经济组织演进的问题，市场发育、技术进步只是组织演进的后果。该框架分析了经济由自给自足向高水平分工演进的动态均衡过程，并阐释了斯密和扬格(AnynYoung)的思想：经济增长源于劳动分工的演进。在经济发展初期，由于专业化带来的收益流的贴现值低于由专业化引起交易成本增加所导致的现期效用的损失，因此专业化水平将很低；随着时间的推移，生产的熟能生巧效应将使专业化带来的收益逐渐增加，因此将会出现一个较高的专业化水平，内生比较优势随之不断增强。应当强调的是，他们的框架不同于标准的新古典框架，后者对比较优势的分析主要基于规模经济，而他们的框架将专业化和分工置于分析的核心，并且严格区分了规模经济和专业化经济，从而发扬了斯密关于分工和内生比较优势的核心思想。

此外，格罗斯曼和麦吉，(GrossmanandMaggi，2000)还从人力资本配置的角度分析了国际间的比较优势。他们发展了一个具有相似要素禀赋的国家间贸易竞争模型，分析了人力资本的分配对比较优势和贸易的影响。他们发现，具有相对同质人力资本的国家，出口产品所使用的生产技术以人力资本之间的互补性为特征。在这种情况下，当所有的任务被相当好地完成时，要比一部分任务被极好地完成而另一部分任务完成得很差时的有效产出更大。高效率的生产组织要求具有相似才能的人力资本匹配，这在有同质人力资本的国家更容易实现。另一方面，对于具有异质人力资本的国家，其出口产品所使用的生产技术以人力资本之间的替代性为特征。在这种情况下，具有相对杰出人物的公司完成一些任务，而另一些任务由才能相对较低的人组成的公司来完成。那么，对于具有异质人力资本特征的国家，如果杰出人物有更大的比例，将会在对杰出人物敏感的产业中占有比较优势。

比较优势范文篇10

论文摘要:静态比较优势理论把比较优势看作是静态的、不变的，强调依据资源禀赋状况确立主导产业；而动态比较优势理论则认为比较优势是动态的、变动的，强调有选择地培育新的优势产业。实践中要立足现有的静态比较优势创造动态比较优势，以实现产业结构的升级和比较优势的转换。

一、引言

传统的比较优势理论把比较优势看作是静态的、不变的,包括李嘉图的相对成本说和赫克歇尔-俄林的资源禀赋论。而近现代的比较优势论强调产业政策和外贸政策的重点是扶持新兴的幼稚产业,以实现产业结构的升级和比较优势的转换,把比较优势看成是动态的、变动的,更贴近国际贸易的现实。

二、传统的比较优势理论：依据资源禀赋状况确立主导产业

（一）比较优势与绝对优势

比较优势是与绝对优势对应的概念。绝对优势建立在生产的绝对成本的比较上。如果一国生产单位数量的某种商品使用的资源绝对量较少或效率较高，那么它在这种商品生产上具有绝对优势。例如巴西能以较低成本生产咖啡和香蕉，美国则能以较低成本生产飞机和紧密机床。因而，巴西在咖啡和香蕉生产上具有绝对优势，美国则在生产飞机和紧密机床上具有绝对优势。于是，各国通过国际贸易获得他们很难生产的产品：加拿大需要进口咖啡，日本需要进口石油，科威特需要进口飞机等。

比较优势建立在生产活动的机会成本基础上。如果一国生产某种商品的机会成本低于其他国家，则该国在该生产上有比较优势；反之，如果一国生产某种商品的机会成本高于其他国家，则缺乏比较优势。作为经济学的基本理论之一，比较优势原理的中心命题是：一个国家即便在每一种商品的生产上都不具有绝对优势，它仍然会在某些领域享有相对比较优势；不仅各自具有绝对优势的国家有可能通过交换增加福利，具有比较优势的国家同样可以通过贸易增加福利。

(二)传统比较优势理论

第一个说明不仅绝对优势而且比较优势也能成为贸易源泉的人，是19世纪早期的英国古典经济学家大卫·李嘉图。他在仅需要一种生产要素的假设条件下，用几个数字为例简要阐述了这一原理。20世纪初，瑞典经济学家赫克歇尔-俄林在考虑多种要素作用的基础上，重新表述了比较优势原理，认为决定比较优势的因素中，最重要的是要素稟赋。要素是对生产过程发生作用的各种有形、无形因素，如自然资源、知识资本、物质资本、土地、熟练与非熟练劳动力等，要素稟赋则指一国（或地区）实际拥有的要素总量和结构。某种产品或行业的生产活动是否具有比较优势，取决于它们能否比较密集地利用该国相对丰裕的要素，取决于它们生产的成本比例能否与该国结构相一致。越是能密集利用一国丰裕要素的生产项目，越具有比较优势；反之，越是需要密集投入一国相对丰裕要素的生产项目，则越是缺乏比较优势。

总之，传统比较优势理论的基本观点是：一个国家由于生产技术先进或要素稟赋丰裕而在某些产业具有比较优势，那么该国主要生产并出口本国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进口本国具有比较劣势的产品，这样就可以与别国取长补短，提高本国的国民福利水平。从全世界的角度看，如果每个国家都按照比较优势原则发展本国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然后在国际市场上进行贸易，则可以促进世界资源的有效利用，提升全世界的福利水平。

三、动态比较优势理论：有选择地培育新的优势产业

(一)传统比较优势理论及其实践上的缺陷

传统比较优势理论虽然有完美的逻辑体系，但理论本身存在如下缺陷：1.传统比较优势理论模型是在一系列严格的假设条件下构建的。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跨国公司和国际直接投资迅速发展，对传统比较优势理论的假设前提提出了挑战。2.传统比较优势理论对现实的解释能力有限。二战后美国和德国的工业化发展历程，都不是遵循传统比较优势理论发展起来的。3.比较优势法则是一个静态的理论。

无论是李嘉图提出的以劳动生产率为基础的相对优势理论还是赫克歇尔—俄林提出的以生产要素供给为基础禀赋理论，二者比较利益产生的前提均是各国的供给、生产条件不可改变，从而这种传统比较优势具有静态特征。比较优势是一国的天然禀赋，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它是一成不变的，随着时间的推移，一国的生产技术可能会进步，或者要素禀赋的积累会改变，那么原有的优势和劣势产业的国际竞争力也可能相应地改变。传统比较优势理论显然忽视了这些可能的变化。

在实践上，静态比较优势理论在指导后进国家的经济发展时容易落入“比较优势陷阱”。因为在按照静态比较优势进行国际分工的情况下，发展中国家由于经济基础薄弱，生产技术水平低，其比较优势产品一般是资源或劳动密集型产品，如果选择这样的产业作为国民经济主导产业，则很容易落入“比较优势陷阱”，即将本国经济锁定在低技术的专业化生产模式中，结果只能生产和出口技术含量低的产品，不仅受到发达国家的经济盘剥，并且被置于世界经济二等公民的地位，同时还面临产业竞争力无法持续发展的问题。

(二)动态比较优势理论：有选择地培育新的优势产业

目前，被广泛的接纳的动态比较优势理论认为：一国基于未来发展战略的动态比较优势是需要政府通过产业政策去培育的，或者政府的产业政策可以加速这一进程。典型的解释东亚国际分工和产业结构发展变化的“雁行模式”理论－日本为领头雁，发展知识和技术密集型产业，“亚洲四小龙”则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雁行模式形成东亚区域内产业循环和连锁变化的机制，使东亚各国或地区产业不断向更高层次转换，带动经济的依次起飞和持续发展。以及后来的外贸优势转移学说、产品生命周期理论等均说明了一国比较优势不是固定不变的，而会随着世界经济形势转变，会随着一国要素禀赋积累和技术进步等因素发生变化。就政策而言，动态比较优势观点表明：一国有可能通过适当的产业和贸易政策来改变其天然具有的比较优势，即比较优势不是外生的，而是内生的。“内生比较优势”是指如果一个国家选择专业生产某种产品，它可以在外生比较优势不存在时，内生地创造出原来没有的比较和绝对优势。如在一个原本在劳动密集型产品上占比较优势的国家来说，其比较优势并非只能固定在劳动密集型产品上，通过扶植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发展，可以实现本国比较优势向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转变，从而改变本国的国际分工地位。因此，按照动态比较优势理论的观点，一国应该着眼于未来有选择地去扶植和培育战略产业作为新的主导产业，树立新的比较优势，以保证本国产业国际竞争力的持续发展和提高。

四、立足现有的静态比较优势创造动态比较优势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动态比较优势理论是传统比较优势理论在现代贸易格局下的发展和延续。传统比较优势理论是一种“被动适应”的主张，强调一国应利用要素稟赋结构等天然形成的比较优势来选择主导产业，而动态比较优势理论则是一种“积极改变”的主张，强调一国从适应比较优势向创造比较优势，通过产业升级、学习积累等经济活动来培育本国新的比较优势，在更高级的产业领域形成产业国际竞争力。

在实践中我们也要看到，虽然遵循动态比较优势理论，培育新的优势产业对很多发展中国家来说是较为理想的产业政策选择，但比较优势的动态转换应当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不能急于求成，不能脱离现有的静态比较优势去进行。尤其是在目前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飞速发展、世界生产资源有效整合的背景下，这为不同要素稟赋的国家充分发挥自身比较优势提供了契机。发展中国家只有在现阶段发挥静态比较优势，才能积累经济进一步发展所需的资金和技术，然后通过将资金和技术用于培育未来战略产业，才有可能在不久的将来形成新的比较优势，成功实现比较优势的动态转换。

参考文献：

[1]胡昭玲.经济全球化与中国产业国际竞争力提升[M]，2006，(3).

[2]林毅夫.比较优势与中国经济发展[J].经济前言，2005（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