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文学论文十篇

比较文学论文篇1

严绍璗先生在研究日本文学的变异现象时指出:“文学的‘变异’，指的是一种文学所具备的吸收外来文化，并使之溶解而形成新的文学形态的能力。文学的‘变异性’所表现出来的这种对外来文化的‘吸收’和‘溶解’，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理解。”因而，“变异”在一定程度上意味着基于本土经验的对本土文学的创新及发展。在此过程中，本土文学的民族性并未因“变异”而消失，而是得以延续及充实，“‘排异’中实现自身的‘变异’”。其实早在严绍璗先生研究日本文学的变异现象之前，台湾学者提出的“阐发”法中蕴含的文论话语异质性问题已经为变异学的产生提供了客观依据。因为异质文论话语“在相互遭遇时，会产生相互激荡的态势，并相互对话，形成互识、互证、互补的多元视角下的杂语共生态，并进一步催生出新的文论话语”。此种新的文论话语从本土的文化及文学背景出发，也许是对西方文论话语加以“修正”或“调整”的结果，比如五四期间的浪漫主义者在对西方浪漫主义的调整中，更注重继承浪漫主义的情感维度;或是渗入了本土的文化因素，在对外来“模子”的选择中而实现的文论的“他国化”变异，但此种变异并非一味的追随或排外，而是依据自身的文化传统及现实情况，有效地吸收并改造外来文论，从而使其成为中国文论话语的一部分，否则就会导致文论的“失语症”。

相比于“阐发”法中由于文论话语的异质性而产生的变异，翻译中的“变异”则显得更为“隐性”。王晓路在《中西诗学对话———英语世界的中国古代文论研究》的第三章“迁移的变异”中，阐述了英语世界经由语言的中介而对中国古代文论的不同理解与阐释，指出了语言在交流过程中的“牢笼作用”。对这一更为“隐性”的变异进行系统阐述及研究的谢天振称其为翻译中的“创造性叛逆”。在1997年出版的《比较文学》第三章“译介学”中，谢天振对翻译中的“创造性叛逆”进行了专门阐述，肯定了“创造性叛逆”的研究价值，认为在此过程中“不同文化的交流、碰撞、变形等现象表现得特别集中，也特别鲜明”，并指出创造性叛逆的主体不仅有译者，还有读者与接受环境。依笔者之见，“创造性叛逆”究其本质，实则为跨语际翻译中的文本在语言、文化及接受层面上的变异性，是在忠实基础上对原文本的客观“叛离”。例如在跨语际翻译中，当意义与形式两者不可兼而得之地在目的语中再现时，译作势必会受制于目的语的规范而不可避免地在语言层面上产生变异。德国语言学家威廉·洪堡认为翻译是一项无法完成的任务的观点也许言过其实，但将翻译视为部分无法完成的任务却有一定的现实性。道安的“五失本，三不易”总结的五种在佛经翻译中原文在译文中“面目全非”的情况便是一个有力的佐证。萨姆瓦曾指出:“我们所见到的另一种文化，在很大程度上是我们对该文化的主观的看法。”同理，我们所接触甚至熟知的很多西方文论，亦是经过语言的翻译及文化的过滤后，在很大程度上经过本造后的“变异”的文论。

二、国内比较文学变异学的创立发展期

不管其是“显性”抑或“隐性”，对文学及文论中的“变异”研究基本上是在现象或规律层面上进行，而未曾从理论及学科角度对其进行一番梳理总结。源于对影响研究中的形象学及媒介学中的变异问题的思考，例如形象学中的社会集体想象物生成过程中的主观性与不确定性，由此产生与异国真实形象一定的相异性，笔者提出了比较文学的变异学。“变异学”的首次命名出现于《比较文学学》一书中的第三章“文学变异学”，并将其分成译介学、形象学、接受学、主题学、文类学、文化过滤及文学误读，但在理论层面上未对“变异学”的命名展开过探讨。有学者从比较文学“变异学”研究领域的视角出发，思考“能否根据赛义德的‘理论旅行’来支持‘变异学’的命名?或者‘理论旅行’的现象是将比较文学研究中的一个重要分支命名为‘变异学’的重要根据?”。根据“理论旅行”，情境的变换会引起理论的变异。一种理论“进入新环境的路绝非畅通无阻，而是必然会牵涉到与始发点情况不同的再现和制度化的过程”。理论如此，文学文论自然也不例外。“变异学”自提出之日起就得到了多方的关注及探讨。对中国知网收录的论文调查统计，在其主题中输入“变异学”，笔者共搜到已70多篇，其中硕士论文9篇，但这并不包括其他涉及和探讨“变异学”但未在主题或标题中体现的论文及著作，对变异学研究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变异学”理论建构方面。著作《比较文学学》、TheVariationTheoryofComparativeLiterature(即将出版)及《“理论旅行”与“变异学”———对一个研究领域的立场或视角的考察》(2006)、《变异学: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的重大突破》(2008)等14篇已发表的论文对变异学提出的历史背景、理论架构及成立的理据进行了深入的阐述分析。变异学提出之前的比较文学研究注重探讨不同文明下文学之间的“同”，并且此种“同”带有明显的欧洲中心主义倾向。中国文论的“失语症”就是此种求“同”倾向的产物。有学者注意到了这一现象并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弗朗索瓦·于连的《迂回与进入》就是对此种求“同”倾向的批判回应。虽然其对不同文明间异质性的关注与探讨具有积极意义，但其方式却具有单向、静态的指向性特征，其最终的目标是通过“他者”来反观自身。而变异学在对求“同”的回应上则更进了一步。它不仅关注比较文学中的异质性问题，更试图在此基础上达到不同文明下文学间的互补性，最终实现世界文学的总体性。变异学动态的特征使其超越了民族性，具有普适性。因此，变异学范式为处理异质性提供了一种变化的、动态的新模式。在其理论架构上，《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的“跨越性”特征与“变异学”的提出》(2006)在阐述了比较文学发展的三个阶段并得出文学跨越性为比较文学基本特征的基础上，指出文学变异学为学科理论研究的新范畴，并界定了文学变异学的定义及研究领域，对在2005年《比较文学学》中提出的“变异学”研究范围作了一定的调整，认为:“比较文学的文学变异学将变异性和文学性作为自己的学科支点，它通过研究不同国家之间的文学现象交流的变异状态，以及研究文学现象之间在同一范畴上存在的文学表达上的变异，从而探究文学现象变异的内在规律性所在。它可以从四个层面来进行研究，即语言层面变异学、民族国家形象变异学、文学文本变异学及文化变异学”，为此后变异学领域的研究指明了方向及范围。《跨文明差异性观念与比较文学变异学建构》(2009)对“变异学”中的异质性问题作了进一步阐述，认为“曹顺庆教授将差异性拉向共时的文学文本审美和历时的文化功能的变异性上，在文明异质性基础上重新将比较文学历史化和美学化，始终把文学性和文化性作为比较文学学科理论不可偏废的两极，并把哲学层面上的异质性拉回到对于文学研究可以具体操作的文学变异性中”，并总结了比较文学实践上五个学科分支，即诗学变异性、审美变异性、文本变异性、语言变异性和文化变异性。

再者，“变异学”理论建构的其中一个学术特征便是始终与跨文明背景下的比较文学研究的“合法性”交织在一起。对此，《跨文明语境下的比较文学变异学研究》一文指出变异学是在当今世界全球化背景下中西文明的交流与碰撞的结果。变异学中的形象变异与文学文论的他国化研究对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的突破与发展有着重要意义，“任何一种理论在不同的语境中都会表现出不同的面貌、形态和内涵，应当重视根据中国经验对西方理论所作的阐释，重视这种阐释与原理论的冲突，重视从中国经验与自身理论出发对引进理论进行自觉的理性抵抗与反动”。其次，“变异学”理论阐述方面。《跨文明“异质性研究”———21世纪比较文学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2006)、《比较文学学科中的影响变异学研究》(2009)、《比较文学变异学研究探析》(2009)、《从变异学的角度重新审视异国形象研究》(2014)等22篇文章对变异学的理论特征及学理基础进行了详细深入的阐述，主要探讨了变异学视角下的可比性基础，变异学对翻译研究、影响研究及平行研究的启示性作用。《文学变异学视野下的语言变异研究》(2007)，探讨了语言层面的变异学，指出了其所指的语言变异现象区别于因为译者能力不足而造成的错译滥译，并对跨文化交流作出了巨大的贡献。这种从“变异学”视角来审视翻译中的变异现象对重新思考传统翻译中的原文与译文的关系给予了全新启发，即从语言层面的关注转换深入到关注语言变异现象背后的动因，同时也有助于“比较文学反思和重新定位学科的目标，有助于发掘文学新质的生成机制以及探讨文学发展的动力问题”。此外，“可比性”一直是比较文学研究中不可回避的重要问题之一。《“不可通约性”与“和而不同”———论比较文学变异学的可比性基础》(2008)则从变异学角度探讨了比较文学的可比性基础，即将变异学的学理基础异质性视为学科的另一可比性基础，从而突破了之前比较文学研究中以求“同”为可比性基础的局限，为跨文明视野下的比较文学研究提供新的理论视角，解除了以求“同”为目的的研究困境。“比较文学变异学的可比性基础异质性的提出正是中西两种关注普世性差异思想影响下的必然，是解决整个世界比较文学发展困境与学科建构问题的理论革命。”［再者，变异学的提出能很好地解决形象学中的变异问题，辨清形象学的学科定位。“法国学派的理论缺失在于不能反映文学流传中信息的失落、增添与误读，以及不同历史时期、不同接受者、不同文明的影响下的文学阅读的差异。尽管法国学者对此也已有所察觉，但他们没有解决这个问题，以至于仍将这个比较文学学科归为实证性影响研究之列。”理论的阐述有助于人们更好地理解理论框架，有助于指导人们将其运用于具体的实例之中。再次，“变异学”理论运用方面。此类文章如《品钦在中国的译介研究》等主要运用变异学理论来进行个案的分析与研究，集中在作品的译介与接受研究，并在此基础上，探讨作品旅行到“他者”过程中产生的变异及其缘由。任何翻译都不是在真空中进行的，都会受到不同意识形态、话语言说方式及译者主体性的影响。翻译中出现的“形象变形”及“创造性叛逆”都是两种文化“异质性”的间接折射。

因此，在研究过程中，应该站在变异学的视角，透过翻译现象来追溯并探究现象背后的实质，挖掘并正视其中的“异质性”，而不是用单一静态的翻译标准进行评判，从而达到良好的翻译文学生态。《从比较文学变异学视角看郭沫若诗歌翻译中的创造性叛逆》(2009)以《西风颂》和《鲁拜集》的译作为例，分析了译作在音韵、形式、意象上的变异，来探讨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的创造性叛逆并以此达到形象地再现原作中诗情画意的翻译目的。《一个有争议的实证性文学关系案例分析———芭蕉与中国文学》(2009)将基于事实的实证性与变异学研究相结合，在正视文学间影响的同时，探析文学流传中的非实证层面———变异现象，即外来文学对作家的影响不全是一成不变的，而是作家在自身理解的基础上同化于其创作之中，从而创造出独具艺术价值的作品。此文章兼顾案例的实证性与非实证性层面研究，较全面地分析了芭蕉与中国文学的关系，体现了变异学对影响研究中实证性所忽视的“文学性”探索的补充，以平等、客观的目光看待两国文学间的交流与关系。因而，文章得出结论:“之所以关于芭蕉与中国文学的实证性影响关系存在争议，缘于芭蕉的俳句受到中国文化的影响，但松尾芭蕉和他的俳句从本质上说终究是日本的，中国文化被承接后在某种程度上发生变异。”

三、国内比较文学变异学的反思与前瞻

首先，目前的大多数研究多从历时角度展开，而很少兼顾共时的视角。多在纵向梳理比较文学学科的发展的背景中来阐释比较文学变异学，即从法国学派的影响研究、美国学派的平行研究进而转到中国学派提出的变异学研究。这样也许会让动态多维的比较文学学科研究范式趋向于静态平面。今后的研究重心可适度转向现今比较文学学科的横向发展层面，即中国学者在面对跨文明视角下的比较文学研究的困境而提出变异学时，之前的影响研究及平行研究在现今的学科发展中(尤其是如今比较文学在一些“边缘”国家的兴盛)是否受其影响而经历了一定的变化或修正。历史语境中的影响研究与平行研究在现实语境中发生了哪些变化。相比于这些变化，变异学研究范式的优势与独特价值体现在何处，这些都是以后值得思考的问题。任何理论都是对特定历史社会语境的回应。历史语境的变化必然在一定程度上会对其产生影响，使其有别于原先的面貌，促使其原先的研究范式的调整。这样或许能更好地解释变异学作为比较文学学科范式的独特性与普适性。

其次，今后的变异学研究应更注重宏观视野的把握，其一就是注重变异学与之前研究方法的融合。目前多数文章在阐述比较文学变异学时，多提及在跨文明视野下，变异学相对于影响研究中对有事实联系的“同”的求证及平行研究中对无事实联系的“同”的探索的优势，多从变异学的视角来考察影响研究及平行研究。例如《从变异学审视平行研究的理论缺陷》(2009)，从文学变异学的角度对平行研究的缺陷进行了考察，总结了它在西方中心与东方主义、普适真理与异质文明以及X+Y的困境三个方面的不足。这无可厚非。但有时我们也可以变换视角，从后两者来审视变异学，也许会得出不同的结果，从而更加充实变异学的研究范式。同时，在理论运用方面，多单从变异学的视角来分析具体作品中的变异现象，而很少融合影响研究及平行研究的方法。在这方面，西惠玲的《西方女性主义与中国作家批评》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案例。作者在书中将影响研究、平行研究与变异研究等综合运用，对所选主题进行了充分的研究与阐释，是一次非常不错的尝试。其实早在变异学提出之前，有学者在对影响研究与平行研究的考察中就倡导两者在比较文学研究中的结合，认为“两派实可互补，如能在有文学影响的诸国文学里，以影响作为基础，探讨其吸收情形及类同与相异，岂非更为稳固，更为完备?”因而，影响研究、平行研究与变异研究的融合何可不为?再者，注重变异学研究的现实向度。比较文学美国学派的跨学科打通了文学与其他学科的壁垒，一定程度上凸显了比较文学研究的现实性与社会性。这与当时的历史语境有很大的关系。“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美国动荡的社会及文化巨变引起了一场‘危机感’，要求所有学术学科必须解决处理由社会和政治所引起的问题，以此来重组学科自身，从而保持学术研究的社会相关性”。鉴于此，韦勒克在其《比较文学的危机》中倡导扩大比较的范围，将诸如民俗学及文学与其他艺术之间关系的研究纳入比较文学研究的新方向。这也许能部分解释比较文学在经历了只注重“事实关系”实证研究的危机后，在美国又异地崛起。正如有学者而言，“文学及文化分析中比较方法的举足轻重是因为人文学科的社会相关性”。这在如今互联网及新媒体如此发达的时代更是如此。如何体现变异学研究的社会相关性有很大的思考及阐述空间。

再次，对变异学理论中的某些问题还应进行更为翔实的阐释与探索。首先是变异学中应阐清的几个问题，比如变异是怎样发生的?为什么及在哪里发生变异?变异的度及规律性是什么?等等。对如上问题的分析能进一步理清变异学的概念及本质。例如关于变异的“度”的问题的探索，即“变”到何种程度才成为变异学中的“异”。《打开东西方文化对话之门———论“间距”与“变异学”》一文对变异性研究的范围进行了阐述，即“变异学虽然重新为东西方文学的比较奠定了合法性，肯定了差异也具有可比性，但变异学强调的是异质性的可比性，是要在同源性或者类同性的文学现象之间找出异质性和变异性”，这或许能为今后对于变异的“度”的研究提供很好的启发。这一问题就犹如翻译中的创造性叛逆一样，若不对其范围及本质进行一定的界定，就可能导致其意义的无限延散，从而在此过程消解其自身。这就如同比较文学中的跨学科研究一样，若文学与任何其他学科的比较都可纳入比较文学的研究范围的话，那么就可能导致比较文学的泛学科危机。变异学中的规律性及“度”亦是如此。最后，关于变异学术语翻译的规范性与统一性。比较文学学科的发展促进了学科术语的不断生成与发展，尤其近来比较文学在东方的兴起更是如此。因而比较文学学科术语译介的系统化在引进或输出学科理论思想时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术语翻译的规范化将促进学科的进一步发展与不同思想的融合。“

比较文学论文篇2

在我国,一个完备的邮政学体系尚未见当形。究其原因,既有邮政传统做法和体制的制肘,又有邮政内部的缺陷、不协调等消极因素的影响。改变这种状况,需要多方面作出努力进行综合治理。我认为,立即着手开展比较邮政学的研究,合理借鉴别国邮政的有益经验,充分运用比较邮政学研究的成果,对于发展我国邮政事业和邮政学,都具有积极意义。首先,开展比较邮政学研究有助于改进和完善我国邮政事业,促使邮政学尽早建立。任何一个国家的邮政,从一定程度上看,都具有可资借鉴的一面。历卑上,邮政也确实在相互借鉴中相互推动,促使各国的邮政不断前进和完善。例如,使用邮票作为邮资凭证是从英国开始的,尔后各国邮政相继仿效,这就是典型的借鉴,使用邮票也就成为世界邮政进步过程中的重要里程碑。可以说,世界各国邮政之间相互吸收,相互借鉴是一种普遍现象。当然,吸收或借鉴都是建立在比较研究基础之上的,而不是盲目的照搬。通过比较邮政学的研究,正确把握邮政的发展规律,优化我国邮政体制;发挥比较邮政学研究对我国邮政改革积极的导向机能,从这些角度看,它有助于邮政改革的有序进行,丰富邮政学内容。其次,开展比较邮政学研究,有助于我囚邮政对外开放的迸程。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邮政涉外的交往中,邮政经济问题、业务间题会不断出现,这就要求我国邮政有相应的调整和适应功能。在制定国际邮政通信经济、业务等规定时,既要立足本国国情,又要参考国际公认的惯例,吸取先迸的方法、准则。这就需要运用比较邮政学的研究成果,去指异邮政的具体工作。

二、比较邮政学的研究对象、方法与特征

比较邮政学的研究对象,是不同国家(或地区)的邮政情况。具体讲,主要内容有:不同社会制度国家邮政之间的比较研究;同一社会制度国家邮政之间的比较研究;同一社会制度但却属于不同管理体制困家邮政之间的比较研究;同一地区或同一国家不同历史时期之间的比较研究;同一国家在同一历史}于寸期不同通信体制邮政之间的比较研允等等。比较邮政学的比较研究方法,可分为宏观比较、微观比较、条文比较与功能比较等等。宏观比较是对各国邮政总体之间或者在各个社会制度的邮政整体之间的比较。微观比较则是对邮政的局部问题或某项制度、规则、法律条款的比较。例如,可以对邮政立法、邮政管理体制、邮政经济运行机制等内容进行比较,也可以对邮政部门在本国的社会地位、邮政用户的构成等进行比较。条文比较是对邮政的具体条文从概念内容上进行比较。功能比较则致力于邮政的行为、动机、存在意义、社会效应以及对他国的影响等内容开展比较研究。应该指出,以上的比较方法,并不是截然分开的,在运用时要视具体情况灵活处理,有的还应该结合起来使用。

比较邮政学有五项基本特征:1.比较性比较邮政学是以比较不同的邮政体系为主要特征的方法和学科。2.世界性比较邮政学着眼于研究各国的邮政,其范围大至不同的体系,小到各国邮政通信的某一具体制度的比较。由此可见,它的研究对象不限于一个具体国家的邮政,具有世界性。3.多重性比较邮政学不仅要研尤邮政的内容、形式,而且要研究邮政的理论和实践;不仅要研究邮政的渊源和历史,而且要研究邮政的现状和未来。由此可见,比较邮政学是一门具有多重性能的学科。4。综合性比较邮政学研究的资料,是以各国现存的邮政资料为依据的,只能在现有资料基础上,进行综合整理和分析研究,所以它又是一门综合性的学科。5.借鉴性现代各国的邮政,尽管内容不一,体系结构并非十分成熟,但基本上都自成一体。并且又在一定程度上是相互借鉴、相互影响的。因此,比较邮政学对邮政建设发展起着指引借鉴的作用。

三、比较邮政学研究中应遵循的原则

具有中国特色的比较邮政学,在比较研究中应当遵循以下原则:1.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的原则进行比较邮政学研究,掌握邮政的发展规律,离不开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第一,认识邮政存在的客观条件和因素,第二,揭示邮政发展的规律性;第三,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第四,比较研究中必须从具体问题入手,实事求是地进行;第五,理论联系实际,使比较邮政学理论在研究过程中不断丰富和完善。2.可比性原则可比性即指所比较的对象之间具有一定的内在联系或某些本质上的共同点。就是说,对于不同历史阶段的邮政,只有在同一国家或体系范围内才能进行比较,对于不同国家(或地区)的邮政,只有在同一社会历史形态或历史时期范围内才能进行比较。否则,比较就没有什么价值。3.客观性原则比较研究工作者要跳出各自的小天地,超脱于被比较国家的邮政领域之上,站在更高的角度,综合地研究比较其异同和规律。如果只按照某一局部的特征来看待一国的邮政,或将一国的邮政当作评价另外国家邮政的参照系,都难以得出真实的结论。遵循客观性原则,还应该特别注意在比较研究中遵重客观资料的真实性,在决定取舍时不能顾此失彼,以防挂一漏万。更不能凭想象作出草率的结论。

四、比较邮政学的体系结构

比较文学论文篇3

高校本科生大规模扩招后，急剧增加的学生人数对各个专业的师资力量配置、教学手段和方法的重新调整与组合都提出了挑战。目前，我院外国文学教研室的本科基础主干课有3门，即“欧美文学史”、“东方文学史”和“比较文学”。其中，“东方文学史”和“比较文学”只是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必修课，每届人数约为5060人;而“欧美文学史”的授课对象却包括6个专业的所有本科生，每次上课人数基本在250人以上，同时，我们还要为全校本科生开设4～5门大选修课。科目数在大幅增加，但每科的课时数却被急剧压缩，这就造成了教师和学生间双向的难分重点与顾此失彼。首先，学生所学专业不同，素质不一，使得其对教学程度的要求、对教学内容的理解存在着很大差异，教师也缺乏明确的标准来解决这种众口难调的尴尬局面。其次，目前，我们的教学方法和教学手段还不够丰富，小课堂和大课堂没有区别，导致在小课堂上很难充分发挥培养学生的自主性与学术潜力，而在大课堂上又受限于面积和人数，不能有效地吸引学生的注意力。再次，各门课程之间的关系很难协调，课程配置急需改进。针对不同的课程要求，谁来讲、讲什么、怎么讲都是我们必须面对和尽快解决的问题。面对新形势下的教学环境，我们创造性地提出了外国文学总课程的“三分法”建设目标，即“分型、分层、分流”教学。教育的重要规律之一是因人施教，即使是相同的课程，面对不同的接受对象，也要采用不同的授课内容和授课方式。所谓“分型”就是要把“外国文学”课程拆分为必修课、选修课、双语教学三大类型，制订各自可行、可循的教学目标与任务，完成具体而系统的课程建设;所谓“分层”即根据授课对象所学的专业和素质的不同，采用不同的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所谓“分流”即根据课堂大小的不同，采用不同的辅助教学手段。如“欧美文学史”是校精品课，也是各专业必修课，我们就将其列为教改重点，重新确定教学大纲与授课重点;“东方文学史”和“比较文学”是选修新课，为了保证专业基础知识的平衡延展，我们就在小课堂上尝试多种教学方法，强化对学生学术素质的培养;校选修课属于“通识教育”，需要深入浅出，我们就在课件和教学辅助手段上下功夫，以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和文学基础常识为目的。

二、教学目的与教学内容的改变

我教研室在进行广泛问卷调查的基础上利用每周一次的业务学习时间，针对当前教学的实际情况确定了新的教学目标。21世纪是一个新的文化转型时期，跨文化与跨学科的文学研究已处于人文精神的最前沿。在讲授主干课时，如果继续拘泥于单个学科和单种文化的界限，不仅会造成学术方法的枯燥单一，也无法充分满足当今学生日益复杂、深化的学术需求。为此，在教学研究与实践中要大胆革新，打破课程壁垒，以“总体文学”的新观念将3门主课融为“一体三段”，在保证由浅入深、循序渐进的基础上，创造一种以东西文学史为底、以比较原理为纲的教学方法，训练学生的横向思维，开拓他们的学术视野，在自由的学术氛围中完成异质文化间文学的互识、互证和互补。明确的目标确定下来后，我们面临的第一个挑战就是教学内容的重新确定与调整。因为目前使用的基本都是20世纪90年代左右出版的教材，受时间和观念所限，其不能充分反映近十几年来的学术变化与热点问题，这就要求我们在立足教材的基础上，秉持一种合理、纯粹的学术立场，有意识、有目的、有选择地引进一些新的学术理论与内容，以开阔学生的视野，补充教材的不足之处。例如，在讲授古典欧洲文学史时，从对英国“湖畔派”的阶级性否定转变为对其艺术性、唯美性的公允肯定;在对《简·爱》等世界名著的讲解过程中，引进女权主义文学批评等西方先进的理论方法;在近现代欧美文学史部分，增加过去被忽略的黑人文学、犹太文学等亚文学流派。

三、教学手段与教学方法的现代化

第一，利用并制作多媒体课件进行教学。我教研室的青年教师在讲授“欧美文学史”时利用集文字、图片、声音、动画于一体的多媒体课件，使学生的学习效率得到了极大的提高。第二，系统使用PowerPoint文稿展示功能。“欧美文学史”为多专业共修课，授课人数经常在百人以上，必须在阶梯大教室进行授课，许多学生反映上课时听不清老师的声音，看不清老师的板书。针对这种情况，我们鼓励教师充分利用先进设备，全程使用PowerPoint展示教案板书，这样既避免了上述的尴尬局面，满足了学生的需求，也保证了教师上课流程的连贯性。第三，利用互联网进行师生之间的沟通与互动。互联网在大学的迅速普及为教学改革提供了条件，我们抓住这一新的时代产物，将专业讲授与学习从传统的班级授课转变为讲课与网上答疑、辅导相结合，促进了师生间深层次的沟通与互动。第四，利用录像、展览等手段记录、展示教学成果。我们用录像机将教改过程记录下来，以便对教改方法的优缺点进行有的放矢的具体分析。此外，我们还发动学生将师生互动的教改课程布置成可观、可感的平面展览，在教学楼内巡回展出，极大地激发了学生的参与热情和学习兴趣。

我们围绕创新人才的培养这一中心积极地探索，在教学方法上也做到了不断推陈出新，成功实验了多种先进的教学方法。例如，在“比较文学”课堂上广泛应用了讨论参与法，从学生求知创新的促进者和合作者的立场出发，改变传统教育中“惟师是从”的专制师生观，真正做到了教学相长、师生互动。有的教师在“欧美文学史”课堂上采用表演式学习方法，发挥文科学生的艺术水平，让他们亲自演绎所学名著中的场景，以加深理解，如讲解《圣经》时，要求学生分组自由选择《圣经》中的精彩典故进行表演。而校选修课的教师们专门抽出自己的业余时间，在周末或晚上为学生放映与欧美文学相关的戏剧、电影名片，以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这些尝试都收到了很好的反馈。

比较文学论文篇4

全球化对于各个方面的影响都是不容忽视，不可避免的，全球化对于比较文学的发展具有很大的作用。全球化伴随着全球文化交融的过程，在此背景下，文学领域出现更大范围的融合，从而推动比较文学更高层次的发展。比较文学就是一门在全球领域对于文学进行比较研究的学科，因而全球化真正推动了比较文学的发展。

1.1全球化经济对于比较文学研究的影响

经济全球化给文学研究领域带来不可磨灭的福祉，给比较文学的发展提供了经济、技术以及人力支持。经济全球化促进经济持续发展，经济的发展也给比较文学带来促进作用。比较文学的研究需要资金技术支持，只有具有足够的资金才能促使全球比较学者更进一步的交流和探讨比较文学的研究。一切精神和物质的发展都离不开经济，经济全球化是促进比较文学发展的特快列车，给精神层面也增加了光辉的一笔。经济全球化普及了各国比较学者的研究成果，使比较学者的先驱成果得到后人的认识研究。经济发展也给比较学者的学术著作的出版提供了有利条件，可以使著作译成各国语言，让各国学者学生和广大人士阅读研究。各国经济的频繁往来，也使得各国文化交流频繁。经济全球化不仅是各国经济发展的强大动力，也是文学文化领域的推动力。

1.2全球化政治对于比较文学研究的影响

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各国政治领域的交流和合作也逐步加强，政治的开放性加强，对于比较文学的发展也具有有利影响。在文学起步初期，各国政治对于文学发展具有很强的阻碍和限制。全球化使得政治的局限性大大减小，对于文学的政策也相对宽松，更有利于比较文学在各领域发挥作用，为比较文学的发展和各国交流提供相对稳定的环境。政治环境的变化会促使文学发生不同的改变。众所周知，以前政治对文学会有一定的打击作用，大多数的文学都是为了推动政治的发展而服务的，这样就会促使文学发生本身质的变化，不能真实阐述作家学者自身的思想观念，也就阻碍了文学发展，在这种情况下，比较文学作为文学领域的一支，同样受到冲击，不能突破重围。全球化使政治放松限制，在一定程度上，文学的开放性和作家学者的自由性增强，使比较文学可以自由全面发展，使比较文学被扭曲程度大大降低。

1.3全球化文化对于比较文学研究的影响

全球化使各国文化交流大大加强，也让比较文学在世界各地崭露头角，不再单纯局限于欧洲和美国等地，也向亚非拉美国家大力传播，让世界学者对比较文学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和研究。比较文学是跨民族、跨文化的多元研究学科，文化全球化无疑对于比较文学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文化全球化让文化得以在全球范围传播和扩散，让更广范围的世界人民知晓其他各国的文学，更深入促进对文学的比较，从而使比较文学在全球范围发挥作用。全球化使得文化更加开放，文学的内容和形式互相借鉴，互相交融，这其中比较文学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比较文学让人们更加清晰不同文学作品间的内容、形式和文化内涵的异同，令比较学者分析本国文学和外国文学的优劣之处，以便取其优点，发扬优秀文学传统，进一步完善比较文学的理论。

2结论

比较文学论文篇5

通过中英高校教育教学体制的比较，以小见大地分析当前比较教育学科建设有待提高之处。主要有：

第一，对国外的比较教育停留在介绍层面。比较教育学是因为“研究他国教育经验，推动本国教育发展”而出现在教育学科这个庞大的学科“族群”中。“关注国际教育发展，借鉴他国教育经验”为核心的知识领域，建立起它在教育学科体系中的独特地位。然而当前很多比较教育学的研究停留在介绍层面，单纯的现象描述居多，缺少文化层面的深刻分析，而且借鉴的国外经验，针对性不强，“放之四海而皆准”，没有将比较教育学的学科优势凸现出来。例如谈中英高等教育改革和发展的比较研究，多数学者都会把英国概况、改革和发展的历史介绍一番，再说对我国宏观层面的启示，多是泛泛而谈，使这类文章参考价值甚微。

第二，未能辩证看待国外理论。对外国理论假设，要思考、质疑，保持对其的警惕性，对其适用性和有效边界要给予充分的反省。通过文献梳理，笔者发现很多研究者把建立在西方土壤上的理论框架奉为神明，把用西方理论视角引入论文中的研究视为创新，不免有牵强附会之嫌。试问不研究扎根于中国土壤的文化，怎么可能做出“接中国地气”的好文章来？因此，对中国当前国情的准确把握，是搞好教育科学研究的出发点。另一方面，外国教育也存在问题，它的“月亮不一定比中国圆”。就英国高等教育而言，它的质量世界闻名，可是也面临着一系列挑战。2010年12月，英国政府五次上调学费，加之政府对高校经费投入不足，高校的校外捐赠较少，导致高校建设资金短缺，引起社会动乱。再如，在牛津和剑桥这两所著名高等学府中，来自普通劳动者家庭的学生只有9%，亟待解决教育机会均等问题。可见辉煌的成就下也有阳光照射不到的阴影。因此我们在面对外国教育理论与经验时，必须辩证分析，使其在中国土壤里完成“意义转换”。

第三，研究方法上普遍重“思辨”轻实证。研究方法既是一种知识的体系（思维方式），又是一种行为规则（行为方式），还是一门学科的关键支点。比较教育研究之“比较”，并非只是把两国的教育现象放在一起进行对比性描述，绝不仅限于“形式”上的比较，而是要做因素分析，并在多种错综复杂的因素中，得出教育规律的新研究。然而纵观中英两国比较高等教育的文章，发现国内比较教育学者多从文献、官方数据中获取国外的教育信息，空想型的思辨文章大量涌现，鲜有植根于国外的教育土地进行实证分析的文章出现。众所周知，“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写出来的文章自然缺乏文化内涵。

第四，研究对象较片面。一般认为，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与该国的教育发展水平成正相关，因此在比较教育研究中，长期存在着以英语为第一语言的经济发达国家和地区为中心的借鉴垄断局面，使得我国的比较教育学者对英美等西方发达国家的教育研究较多，而对拉丁美洲、亚洲和非洲的发展中国家研究较少，本研究在考察中英比较教育研究的同时，也关注其他国家。例如，我国对亚洲日本、新加坡、韩国、印度等国家的教育研究较多，而对亚洲其他国家的关注较少；对非洲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浙江师范大学非洲教育研究所，其他大学几乎没有该项目的涉猎；在拉丁美洲的教育研究上，也多是对巴西进行研究，对拉丁美洲的其他国家研究较少。由此可见，我国比较教育学的研究对象还是较为片面的，未能构建成一个以高校、研究机构为核心的学术共同体来保证该学科的多方面可持续发展。

二、比较教育学去向何方

教育无论站在什么样的立足点，运用什么样的研究方法，“文化”都是所有探索与讨论必不可少的一部分。从文化的视角出发，批判吸收外国理论，形成比较教育学特有的研究范式，提高其在教育科学诸学科中的成熟度，是未来发展的根基所在。为此，比较教育学的学科建设应着重从以下方面提升：

1.多元文化与教育相融合

多元文化既可以是一种政治态度、一种意识形态，也可以是一种历史观、一种教育思想，其核心是承认文化的多元性，承认文化之间的平等和相互影响，打破西方文明作为强势文化在思维方面和话语方面的垄断地位。教育本身就是人类社会一种重要的文化现象，不同的教育反映的是不同的社会文化内涵。比较教育学的突出特点在于它所面对的是不同国家民族文化传统中的教育现象。由于社会环境和文化传统的差异，构成了不同国家与社会的教育差异。从长远的发展来看，需要采用兼容并包的态度，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将中国与外国的教育理念有效融合。

2.批判思考与有效借鉴相结合

在我国比较教育学科体系尚未成熟之时，多采用翻译、引进等介绍性研究。然而教育研究中过分依赖外来理论而忽视本民族和文化的研究，这是当今教育理论不能解决实际问题的根源之一。我国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先生就曾批评那种不顾中国社会的实际情况，一味效仿西方教育模式、制度的做法，将其比成“拉东洋车”，是“害国害民的事，是万万做不得的”，主张要“敢探未发明的新理，敢入未开化的边疆”。由于基本国情、社会制度、文化传统等方面的不同，不能把英美发达国家的教育教学模式原封不动地搬到中国来。本土化才是中国比较教育研究必然的价值追求。在今后的比较教育研究中，应把国际化和本土化联系起来，互为条件，互为补充，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使其真正扎根于中国的社会土壤之中。多融入一些中国“元素”，少一些“拿来主义”，批判思考与有效借鉴相结合，才能真正地实现中国教育的大发展、大繁荣。

3.多样化学科与研究方法相完善

近几十年来，比较教育学主动借鉴、引用其他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形成了描述研究法、统计研究法、因素分析法、历史研究法、阶段分析法等较为成熟的研究方法，还积极运用社会学、人类学、心理学、经济学、政治学、统计学、语言学、数学等多样化学科来完善自身的学科建设。可喜的是，有不少研究者已将更多的社会研究方法运用于比较教育研究之中，给学界吹进一股清新之风。然而，我国比较教育研究起步晚于西方发达国家，所取得的成果基本上都是借鉴西方发达国家教育学界通用的研究方法和科学范式，整个比较教育学都充斥着西方化的术语。还应看到我国比较教育研究方法相对滞后，更多是形而上的、思辨型的，因而远没有形成比较教育学独特的话语体系和基本的学术规范，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比较教育学的学科基础和发展潜力。作为一门社会科学学科，比较教育学必须加强自身的理论架构，最重要的是彰显其在教育科学诸学科中的独特地位，提供具有概括力、解释力和生成力的方法论体系。

4.全球化视野下的开放与综合相统一

比较文学论文篇6

论文摘要：比较文学是一门研究跨越国界和超越同一文化背景的文学思潮、流派、运动、作家、作品以及和文学发展有关的各种现象的学科。纵观世界比较文学发展史,我们可以看出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累进式发展的三大阶段,即影响研究的欧洲阶段(法国)、平行研究的北美洲阶段(美国)和跨文化研究的亚洲阶段(中国)。 

 

在当今世界学术界，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无疑是最引人瞩目的学科之一。自它在中华大地上复兴以来，发展迅猛，至今仍然方兴未艾。 

一、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的概念 

比较文学法国学派的代表人物卡雷在他的《比较文学》艺术中对比较文学进行了定义：“比较文学是文学史的一支；它研究国际间的精神关系，研究拜伦与普希金、歌德与卡莱尔、司各特与维涅之间的事实联系，研究各国文学的作品之间、灵感来源之间与作家生平之间的事实联系。比较文学主要不考虑作品的独创价值，而特别关怀每个国家、每位作家对其所取材料的演变。” 

美国学派代表人物雷马克对比较文学进行定义：“比较文学是超越一国范围之外的文学研究，并且研究文学和其他知识领域及信仰领域之间的关系，包括艺术（如绘画、雕刻、建筑、音乐）、哲学、历史、社会科学（如政治、经济、社会学）、自然科学、宗教等等，简言之，比较文学是一国文学与另一国或多国文学的比较，是文学与人类其他表现领域的比较。” 

我国学者季羡林先生对比较文学曾下定义：“顾名思义，比较文学就是把不同国家的文学拿出来比较，这可以说是狭义的比较文学。广义的比较文学是把文学同其他学科来比较，包括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钱钟书先生的说法是：“比较文学作为一门专门学科，则专指跨越国界和语言界限的文学比较。更具体的说，就是把不同国家不同语言的文学现象放在一起进行比较，研究它们在文艺理论、文学思潮，具体作家、作品之间的互相影响。”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把比较文学定义为：比较文学是以世界眼光和胸怀来从事不同国家、不同文明和不同学科之间的跨越式文学比较研究。它主要研究各种跨越中文学的同源性、类同性、异质性和互补性，以影响研究、平行研究、跨学科研究和跨文明研究为基本方法论，其目的在于以世界性眼光来总结文学规律和文学特性，加强世界文学的相互了解与整合，推动世界文学的发展。 

二、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的关系 

比较文学作为一种专门的学科，是没有什么疑问的，但是，中西比较文学是否也能成为一种专门的学科，犹如“红学”之于中国古代文学研究、“鲁迅学”之于现代中国文学研究？我们认为，把中西比较文学从比较文学中独立出来，进行专门的、深入的研究，有着特殊而重大的意义。固然，对于中外文化交流，取异域文学之长，补我国文学之短，中国文学与朝鲜、日本、越南文学的比较，以中国文学为主体的东亚文学与以印度文学为主体的南亚文学的比较，乃至中国文学与中东文学、拉美文学、非洲文学的比较等等，也都是有待深入开发的研究领域。但是，对于我们这个古老的民族来说，从来没有任何一种文学像西方文学那样，对我们民族的文学冲击那么大，发生过那么无孔不入的影响。直到现在，世界各国的文学传统仍在受欧美文学传统的冲击。我们现在的文学教科书，甚至包括中国古代文学在内的教科书，都在使用着欧美文学的概念。我国当代的作家，仍在自觉或者不自觉、直接或者间接的接受着西方文学的影响，我国一般大学的外国文学课实际讲授的是欧美文学课。因此，作为专门学科的中西比较文学的建立已迫在眉睫！ 

中西比较文学，包括两个相互联系的大的研究领域。一是现代中国文学与西方文学的比较；二是中国古代文学与西方文学的比较。前者应侧重于法国学派正统意义上的比较文学，即影响研究，后者应侧重于美国学派提出的平行研究。中国新文学的历史不长，而古代又有着悠久的文学传统和丰富的文学遗产，这个传统总在有形无形地对中国新文学发生影响。因此，随着中西比较文学研究的深入，应该把研究的重点从现代中国文学与西方文学的比较移道中国古代文学与西方文学的比较上来。 

三、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的历史与发展 

曹顺庆在《比较文学史》中谈到“整个比较文学发展的一个基本特征和实施，就是研究范围的不断扩大，一个个‘人为圈子’的不断被冲破，一堵堵围墙的不断被跨越，从而构成整个比较文学发展的基本线索和走向。”[1]纵观全世界比较文学发展史,我们可以看到一条较为清晰的比较文学学科理论发展的学术之链。这条学术之链历经影响研究、平行研究和跨文明研究三大阶段,呈累进式的发展态势。 

第一阶段，在比较文学历史上，法国学派是最早出现的一个学派，从19世纪末开始至20世纪20年代已具雏形。法国学派的代表人物有：巴尔登斯贝格、梵第根、伽列及基亚等人。法国学派所进行的影响研究可以概括为：其一，在研究方向上，注重国与国之间文学的事实联系和实际的影响关系，在有些学者那里，对这种联系和影响的研究甚至被严格的限定在两国之间，如梵第根就持有这种观点。所以法国学派学者严厉，比较文学一词是一门系统而科学的学科没有起好的名字。其二，在研究方法上，强调实证主义。认为要使学科建立在坚实的科学性上，只有对文学关系的事实联系进行细致的、慎重的考察求证，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他们主张把比较文学看成为文学史的一个分支。 

法国学派对比较文学的贡献是巨大的。它在比较文学形成之初就为学科发展开辟了一条科学、严谨的研究道路，为学科理论和研究范式奠定了最初的基础。虽然法国学派在学科定位、研究范围和研究方法等方面存在着一些偏狭的观点，但影响研究至今，认识比较文学研究中最基本的研究方法，而且也是一个始终充满生命活力的研究领域。 

第二阶段，1958年9月在国际比较文学协会第二次大会上，耶鲁大学教授韦勒克做了题为《比较文学的危机》的发言，向法国学派的理论观点提出了直截了当的挑战。这个发言被认为是美国学派的宣言书，此后不仅打破了法国学派的一统天下，也确立了美国学派在世界比较文学领域中的地位。 

美国学派对文学进行的平行研究在与法国学派争论中确立起自己的理论体系，其理论重点和对学科发展的贡献可小结如下：第一，扩大了研究的领域，把不同学科引入到文学研究中来；第二，把比较文学研究的目光转向了文学的内部，更加关注作品的结构、语言、层次等方面的问题；第三，开拓了多元的研究方法，主张针对不同作品、不同问题运用不同方法，或综合运用多种方法。 

在第三阶段，学科自我发展的又一次机遇是东西比较文学研究的崛起。自20世纪70年代开始，台港及大陆比较文学研究的迅速崛起，为开拓比较文学的领域，尤其是东西方文学的跨文明比较做出了实绩。这种跨越东西方异质文明的比较文学研究，将全世界比较文学引向了一个更加广阔的领域，为比较文学拓展了更加宽广的视界，将比较文学导向了又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在这一阶段中，中国学术界正在探索甚至正在建构跨越东西方异质文明的比较文学学科理论新体系。台港学者对于东西方文化“模子”的比较文学研究和对比较文学“中国学派”的探索，已迈开了比较文学新的学科理论建设的步伐。而近年来中国大陆学者对比较文学中国学派基本理论特征——“跨文明”的提出及其方法论体系轮廓的初步勾勒，更进一步奠定了学科理论建设的坚实基础。可以说，全世界比较文学正面临着一个重大的战略性转变，新的比较文学学科理论正如旭日般冉冉升起，这是一个更加广阔的视界，是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的新阶段。 

中国比较文学乃至世界比较文学今后迈向何方？我们可以肯定地说：“跨文明研究”，或者说着眼于在中西文明冲突、对话与交流的跨越东西方文明的比较文学研究，将是中国比较文学乃至世界比较文学发展的必由之路。 

 

参考文献： 

[1]曹顺庆.比较文学论[m].四川教育出版社，2006：2. 

[2]陈惇，孙景尧，谢天振.比较文学[m].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 

比较文学论文篇7

从比较教育学科发展的历史上看，比较教育学的研究方法经历了无意识的萌芽生成阶段;朱利安(Marc-AntoineJullien)、库森(VictorCousin)、阿诺德(MatthewAmold)、贺拉斯•曼(HoraceMann)、巴纳德(HenryBarnard)等倡导的访问和借鉴阶段;萨德勒(MichaelSadler)、康德尔(IsaacLeonKandel)、施奈德(FriedrichSchneider)、汉斯(NicholasHans)等开拓的因素分析阶段;贝雷迪(GeorgeZ．F．Bereday)、诺亚(HaroldJ．Noah)、埃克斯坦(MaxA．Eckstein)、埃德蒙•金(EdmundKing)、霍姆斯(BrainHolms)等推动的综合性社会科学研究方法阶段。在不同的学科发展阶段，比较教育学的研究范式及理论分析框架也在发生着转变。从较早的因素论分析框架，发展到实证主义、相对主义、结构功能主义、新马克思主义、世界体系理论等都对比较教育学的本体建设和适应不同时代背景起到过关键性作用。然而，在诸多的研究框架、参照系或理论模式的争鸣与地位变换中，比较方法始终是比较教育研究方法论的核心和基础。这里探讨的“比较”并非其他教育学科研究中将其视为工具性特征的具体研究方法，而是从工具客体演绎为研究者内在的研究思维路径，并上升为研究主体审视研究对象的一种更为广阔的视野。这种“比较”也就是冯增俊、陈时见等先生所说的一种方法论层面的思维方式。［4］基于此，比较教育研究中的比较方法可以从四个层次进行分解和运用。第一，比较教育研究的心理准备———比较的意识。比较是每一个具有正常思维能力的个体所具有的思维方式。在人类的日常生活中，比较无处不在，它是人们通过某一标准判断客观事物存在价值或意义的方法。因此，比较的意识是比较方法层次性中的初级层次，然而它也为比较教育研究的发生构建了心理层面的支持。第二，比较教育研究的科学表征———比较教育学的具体研究方法。运用科学的研究方法开展的比较教育研究所得出的结论才有可能形成科学的认识。比较教育学在借鉴吸收各学科研究方法的基础上，形成了因素分析法、统计分析法、阶段分析法、教育洞察法等多种具体的研究方法。这些方法可以说是处于工具层面上的科学方法，并在技术层面上为比较教育研究的展开提供了途径。第三，比较教育研究方法的本质特征———比较的视野。比较视野是一种辩证性的思维方式，是研究者在认识和解析研究对象过程中，所持有的固有的、习惯性的研究视角，是生发至研究者思想中的自觉自主运用的看事物的方法。基于此，作为比较教育研究者，就需要自觉地将研究对象放在多元文化、多种教育类型当中进行研究。第四，比较教育研究者的统一路径———比较的范式。比较的范式决定了比较教育研究者们在看待研究对象时所持有的研究共识和价值观念。比较教育研究方法的四个层次规定了比较教育研究的方向和手段。通过比较意识的准备、具体研究方法的运用、比较视野的引导、比较范式的导向可以为民族教育研究提供新的思路和方法。

二、比较的层次性对民族教育研究方法的借鉴意义

我国民族教育学从20世纪初发展至今，其学科概念、理论体系、学科属性、研究对象、研究任务以及研究方法等均有不同程度的发展和转变。民族教育学既重视主流社会教育研究也关注民族地区的教育发展状况，是符合民族教育理论和实践发展需要的。全方位审视和剖析主体民族教育与少数民族教育、少数民族之间的教育才能丰富我国民族教育理论，全面解决民族教育问题，使中华民族整体的教育质量得到根本性提升。而要完成这一任务，比较的方法显然可以帮助我们加强民族教育之间的互动，融合各民族教育的优良之处，达到各民族教育的共同繁荣。

1．带着比较的意识深入研究“场域”文化人类学的研究方法要求研究者在对不同地域、社会文化形态和背景下的民族教育开展研究时，要深入研究场域，要对被访人的叙述及考察资料展开意义诠释。［5］然而，研究者所关注或融入的研究对象并非孤立存在于某一区域，其教育特征的呈现、教育问题的产生、内在发展条件等因素均和其历史传承及周边乃至整体社会大环境息息相关。所谓整体与部分是客观事物普遍联系的一种形式，它们保持着既对立又统一的关系。因此，研究主体仅关注客体对象的直观信息和资料时，往往会忽略事物产生和发展的客观大环境，导致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基于比较方法的要求，在遵循系统性原则的基础上，研究者可以带着比较的意识深入研究现场，以联系的观点审视研究对象，构建纵向比较和横向比较的研究网络，通过比较的心理准备，全面考量客观数据和现象，有助于更为有效地寻找“真实”。

2．以比较的视野审视各民族的文化与教育长久以来，我们在对主体民族的现代教育的关注中，不断地追寻着理想的教育模式，不断地强调教育的单向借鉴和输入，从而实现一致性或相适应的理想。然而，在全球化发展以及各民族相互交流和互动的进程中，来自不同区域、不同文化背景下的教育呈现出多样性和差异性，各种教育类型和文化传承也突显出各自的价值。因此，应当注重文化和教育交流的多向性和互动性，强调不同教育的历史和文化的自我认同。民族教育研究者可以透过比较的视野，将研究对象放在多种教育类型和多元文化的视野中进行研究，在关注和诠释他民族的教育特征和发展优势的基础上，合理化地发展自我。比较的视野除了借鉴和参照外，还注重合作和整体发展，只有这样，各民族和民族地区的教育才能共同进步，才能使全社会的教育质量和水平呈现出可持续的全面发展。

3．从比较方法的逻辑出发开展多维度比较研究比较方法作为比较教育研究的一种逻辑思维方式，在审视研究对象的外部压力和内部张力的相互作用中形成了一种特有的研究机制。比较方法在实践的磨练中分化出普遍主义比较、民族主义比较、描述性比较、历史解释和文化传统比较、因素比较、区域比较、跨国比较等多维度的比较方式。民族教育研究者可以通过不同的教育比较研究角度，对不同民族、区域或社会文化背景中的教育开展比较研究。这种做法不但有助于实现对民族教育的宏观关照和整体把握，还有助于通过不同研究纬度对比研究对象的微观优势，从而发现不同民族或民族地区教育的闪光点和长处。

4．运用比较教育的具体研究方法开展综合研究无论是社会科学研究还是自然科学研究，研究方法的共享和借鉴已是普遍现象。因此，将比较教育的具体研究方法应用于民族教育研究实践中，显然是大有裨益的。下文列举几种研究方法，以期为丰富民族教育研究方法提供启示。第一，具备工具特性的比较法。在运用比较法时，应当注意事物的可比性，掌握比较的标准，诸如概念的统一、取样的统一、背景的统一等。在民族教育研究领域，通过跨文化比较、跨地域比较、跨民族比较等方式有助于明确研究目的、对象和任务，同时还可以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揭示民族教育中的问题，从而探明民族教育的普遍性并衍生出存在于人类社会的多种教育形式所共有的教育特征。第二，因素分析法。阿瑟•H•穆尔曼认为:“为了达到研究目的，必须选定对一个国家或一个文化区域的教育方向、组织和作用具有决定作用的长期因素，并将长期因素所包含的主要问题和课题依靠一对相反命题(如人口的量与质、政治的自由与纪律等)的均衡与调和获得解决。”［6］在民族教育研究领域，要通过对决定各民族和民族地区教育现象和制度的诸因素的解释分析，探求其形成的原因。既要强调政治、社会、文化、国民性等对民族教育的影响，又要关注民族教育的内部发展动力。通过内外部因素的相互作用，从而正确解释和评价影响民族教育的诸因素。第三，阶段分析法。贝雷迪将阶段分析法分为描述、解释、并置和比较四个阶段。在开展民族教育研究时，首先通过文献收集和实地考察的方式对民族和民族地区教育进行周密而全面的记录和描述(不加个人分析);其次针对影响研究对象发展的原因和相关因素，借助心理学、社会学、哲学等学科观点和知识进行解释和评判;再次对收集的资料进行系统化，在同一类目资料中确定统一的标准，找出它们之间的相同性和差异性，形成分析假说;最后通过“同时比较”和“阐释比较”证明分析假说是否正确。［7］除了以上方法外，诸如假说验证法、问题研究法、教育洞察法等均可以在具体教育实践中探索性地运用于民族教育研究之中。通过多种研究方法的运用开展民族教育的综合研究，有助于更好地解决民族教育问题，改善民族地区的教育状况。

三、结语

比较文学论文篇8

论文关键词：白芍药材中芍药苷含量比较

 

白芍是毛茛科植物芍药的去外皮干燥根，性微寒，归肝脾经。白芍临床上常用的入药规格有生白芍、炒白芍、醋白芍或酒白芍等[1]。白芍含有芍药苷成分，具有镇痛、抗炎、增强免疫功能等作用。有报道，炮制后的白芍中的芍药苷含量均显著降低。本文用HPLC法测定不同炮制品及生品中芍药苷的含量，现将实验结果报告如下。

1 资料

1.1仪器使用 岛津LC2010高效液相色谱仪，Agilent色谱工作站，频率25k Hz的KQ2200DA型数控超声波清洗仪(昆山市超声仪器有限公司产品)。

1.2材料选择 芍药苷对照品购自中国药品生物制品检定所，（批号为110736-200933) 。色谱纯甲醇(美国Tedia试剂公司)；水为重蒸馏去离子水。生白芍 (天津饮片厂产品) ，白芍炮制品(按天津市中药饮片炮制规范自制产品) 。

2方法

2.1白芍炮制 酒白芍：按白芍100kg用黄酒10kg的比例，将白芍片喷淋黄酒拌匀，放锅内文火炒干。醋白芍：按白芍100 kg加米醋20 kg将白芍片用米醋拌匀，用文火炒干放凉。炒白芍：白芍片放锅内文火炒至表面微黄色，取出放凉。

2.2芍药苷检测

2.2.1色谱条件 色谱柱：Aichrom Bond-AQ C18（4.6mm×150mm），流动相：乙腈-0.1％ 磷酸溶液(14：86)论文的格式。柱温：30℃，进样量20u L，流速1.0mL/ min。理论板数按芍药苷峰约为4000。

2.2.2供试品溶液 将以上白芍炮制品中粉0.1 g放入50mL量瓶内，加入乙醇35mL，置80℃真空干燥箱内干燥，放冷，加稀乙醇至刻度药学论文，放置后取上清液微孔滤膜过滤后制成1.0g／L的溶液，为供试品溶液。

2.2.3对照品溶液 取芍药苷对照品2.1 mg用甲醇定容到5 mL量瓶内，即得对照品溶液。

2.2.4芍药苷测定 用供试品溶液10uL，对照品溶液 5uL，注入液相色谱仪中，按色谱条件测定，样品含量按干燥品计算，外标法计算芍药苷含量。

3 结果

芍药苷在白芍生药材中含量最高，白芍片和酒白芍含量相当，含量较少的是炒白芍和醋白芍。RSD的变化趋势基本一致。具体见表1。

表1 不同类白芍药材中芍药苷含量测定（%）

 

样品种类

芍药苷含量

RSD

原药材

白芍片

酒白芍

醋白芍

炒白芍

3.14

2.54

2.52

2.27

2.30

1.5

1.73

1.77

比较文学论文篇9

关键词：生态马克思主义；科学发展观；比较研究

Abstract:TherearemanyconsistentaswellasdifferentviewsbetweenecologicalMarxismandscientificoutlookondevelopment.Thispaperanalyzestheirconsistenciesanddifferencesfromthefollowingaspects:theideologicalbasis,essence,theoreticalcore,basicrequirement,andfundamentalapproach,andpointsoutthatscientificoutlookondevelopmentcandrawlessonsfromtheecologicalMarxismsoastobetterservethesocialistconstruction.

Keywords:ecologicalMarxism;scientificoutlookondevelopment;comparativestudy

“生态马克思主义”（EcologicalMarxism）一词来源于美国得克萨斯州立大学教授本•阿格尔。他在1979年《西方马克思主义概论》中第一次运用了“生态马克思主义”这个概念，从而在真正意义上建立了马克思主义与生态学之间的关联。生态马克思主义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最新流派之一，也是当今最有影响的十大马克思主义流派中较为活跃的一派。其关注的核心问题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围绕人与自然的“和解”以及人类社会内部的“和解”两大主题，研究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人的解放和人与自然的关系嬗变等问题，揭示当代生态危机的根源，并通过重建马克思的生态唯物主义哲学，进行技术批判与消费主义文化和生存方式批判，探索解决生态危机的途径，实现社会制度和道德价值观的双重变革，从而最终实现生态社会主义社会。科学发展观，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其中心问题是“实现什么样的发展和怎样发展”。科学发展观的内涵在于，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表面上看，生态马克思主义与科学发展观并不基于相同的现实基础，产生的理论背景、发展脉络和解决生态危机的途径等方面也不尽相同，应该是两个完全不同的理论体系。实际上两个理论体系之间，观点的契合是主要的，即使有些观点有明显的差异，却可以相互为用，并不矛盾。

一、思想基础的比较

生态马克思主义，也称生态学的马克思主义，其理论基础在于马克思主义和生态学的有机融合。如生态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福斯特和佩珀所认为的那样，历史唯物主义内在地包含了生态学和生态思维方式。应该说，在马克思那里，生态思想并不具有重要的地位，他花费了大量的精力去谈论与生态问题息息相关的生产问题，却很少在纯粹意义上谈论生态问题。尽管如此，我们不得不承认，无论是马克思有意还是无意的，他都给我们留下了丰富的生态思想。如“早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就批判了黑格尔关于人居于超自然的地位的观点，提出了‘社会是人与自然的完整统一体’的思想，并指出‘自然是人类的生命，但不是生活的手段’”，“在人与自然的关系、资本主义制度与生态危机的必然联系以及解决生态危机的根本途径等问题上，‘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是一致的”[1]。另外，生态马克思主义继承了以马克思主义作为理论基石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特别是法兰克福学派理论的批判传统，像莱斯和阿格尔就受到马尔库塞相当大的影响。只不过与他们的前辈相比，生态马克思主义者对资本主义的批判相对温和，也更富有建设性。

科学发展观则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是同马克思主义及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的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科学理论，处处渗透着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由此可见，科学发展观的创立和发展，主要是基于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面对的现实是中国革命与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从这个意义上讲，生态马克思主义与科学发展观对于马克思主义关注的点不同，偏好的理论也不一样，面对的现实情况也有明显的差异。然而，不可否认的是，二者都是以马克思主义作为理论的来源和基础，都在一定意义上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革命性和开放性，掌握了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

二、第一要义的比较

生态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之间的理论并没有太多联系，应该说，不能形成一个系统，但在第一要义上却是基本相同的。如阿格尔断言，“历史的变化已使原本马克思关于只属于工业资本主义生产领域的危机理论失去效用。今天，危机的趋势已经转到消费领域，即生态危机取代了经济危机”，因此，当务之急是“从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本质的见解出发，努力揭示生产、消费、人的需求和环境之间的关系”[2]。阿格尔转变了人们对于资本主义社会的看法，认为传统的经济危机已经转向了生态危机，因为资本主义发展的原罪，即利用环境代价换取财富，已经导致了经济增长的瓶颈，资本主义生产能力的无限性和环境资源的有限性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如果没有有效的措施缓解矛盾，那么经济增长就会停滞，甚至会倒退。可见，阿格尔关注的决不仅仅是对于资本主义危机的解释和分析，问题在于，如何解决这些问题，从而实现可持续性的发展。这说明，他始终是以发展作为第一要义的，这是他逻辑分析的前提。高兹认为：“‘对我们的经济从产品设计到消费和物质的再循环进行生态学的重建，……对能源、化工、运输和农业进行生态学的重建，……技术上的发明不仅必须有助于生态学的重建和理性化，而且还必须提高劳动生产率，使缩短劳动时间成为可能，把我们从异化劳动中解放出来。……使生产和利润最大化的经济标准服从于社会——生态标准’，走向基于自我约束、更节俭、生态上可持续消费模式的生态社会主义，达到真正的经济理性与生态理性的统一，实现生活得更好、劳动与消费更少的社会。”[3]高兹如何理解社会主义的本质和归宿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明确了要在发展的基础上构建生态社会主义，发展是第一要义。从阿格尔和高兹的观点中我们可以明确看出，生态马克思主义学者无论给生态危机开出什么样的处方，目的都是为了实现发展这个第一要义。

十七大报告，进一步明确了科学发展观的第一要义，认为必须坚持把发展作为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发展对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具有决定性意义，由此可见二者之间观点的相似性。应该说，生态马克思主义与科学发展观所提的“发展”概念并不完全等同，前者更多的是在解决资本主义生态危机的意义上使用，主要是两个方面：一是经济的增长，当然这种增长不能以生态为代价；二是，正如高兹谈到的那样，发展不仅是经济理性的，还应该是价值理性的。总的说来，生态马克思主义关注的比较多的是人与自然的和谐，以及建立在人的解放基础上的人与社会的关系调整，而较少涉及纯粹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科学发展观所使用的“发展”，强调的是一种和谐，是建立在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三个层面基础之上的。与生态马克思主义相比，概念的内涵扩大了；作为一个分析系统而言，也更加全面和完善。

三、理论核心的比较

“生态马克思主义考察了科学技术的资本主义使用所造成的人与自然关系的异化，提出了自然是一个社会范畴的论断及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人与自然关系协调的问题，它研究的方向符合人类的健康发展趋势和美好愿景，它的研究目的是力图从制度层面探索生态问题解决的根本途径，具有前瞻性和开创性，它作为资本主义的对立面在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中建立和发展，力图通过制度转变解决人与自然的对抗。”[4]由此可见，生态马克思主义在谈及异化概念时，是以人为核心的，只有人才有异化；在谈及社会系统和自然系统时，将社会系统放在首位，因为只有以社会系统中的主体——人，作为分析的核心和逻辑的出发点，其他的分析才有意义，换句话说，此岸世界的真理探寻是具有现实意义的，而彼岸世界是遥不可及的；在趋势和目的方面，无论是通过制度还是其他手段，协调人与自然的关系，最终都是为了人性的解放和全面发展。

相比之下，科学发展观始终明确地将“以人为本”作为理论核心。十七大报告指出：“必须坚持以人为本。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党的根本宗旨，党的一切奋斗和工作都是为了造福人民。要始终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党和国家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发挥人民首创精神，保障人民各项权益，走共同富裕道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5］15从以上论述中可以明显看出，二者之间的观点趋同是主要的。当然，生态马克思主义强调的“以人为本”，是从纯理性的角度说的，在他们的逻辑中，不分析人，其他的分析就抓不住重点，是徒劳的，也是没有意义的，所以带有功利性质；另外，他们过多地强调人的解放与个性张扬，继承了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维度，所以，很多时候不过是空批判而少建设，在很多方面往往容易被细节所迷惑，坠入就事论事和抓小放大的泥潭。科学发展观强调的“以人为本”不仅源于对社会和自然规律的把握，还具有伦理层面的考虑。无论是依法治国还是以德治国，都是追求人之善，是人全面发展的应然。所以，生态马克思主义与科学发展观中的“以人为本”在总体上是一致的，它们的差异只在于对人的伦理态度和侧重点上，而这在一定意义上讲是受意识形态的影响。

四、基本要求的比较

很明显，生态马克思主义认为，仅仅局限于对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分析是不够的。在高兹那里，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无产阶级的物质丰富程度明显提高，社会地位有所改善，然而，这种改善不过是资本主义缓和阶级矛盾的一种手段。并且，无论资本主义采用什么方式给予无产阶级多少施舍，实质上，并不见得会损害了资产阶级的利益，他们今日付出了一百万美元，是为了明日的一百亿美元。资本唯利是图的本性是不会泯灭的，相反，越是要提高资本主义的成本，资本主义就越是要加紧攫取，换取更多的财富。于是，自然成了牺牲品，这种牺牲到了一定程度，资本主义就会达到发展的极限，而出现衰退。所以，利润动机同生态环境相冲突是必然的，利润最大化驱使人们破坏生态环境，把降低成本看得比保护生态环境更加重要，这就是资本主义的“生产逻辑”。按照奥康纳的总结，是因为资本主义的发展以及一切社会的发展，都是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和环境的结构及态势的“不平衡的和联合性的”发展过程。[6]奥康纳还指出,资本主义积累导致一定程度的生态危机，由生态危机可能会引发经济危机，同时生态危机所导致的环境运动有可能会加重经济危机的程度。总的来说，在生态马克思主义者看来，资本主义的危机就是人、社会和自然失衡的危机，就是片面发展的结果，就是资本运行的现实性危机。根据反向调节的原则，可以明显地推出，科学发展观的基本要求，即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同样是会被生态马克思主义所认同的。

十七大报告指出，要按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全面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促进现代化建设各个环节、各个方面相协调，促进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相协调。坚持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实现速度和结构质量效益相统一、经济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使人民在良好生态环境中生产生活，实现经济社会永续发展。[5］15-16应该说，在基本要求方面，如上述分析的那样，生态马克思主义和科学发展观在基本观点上能够达成一致。然而前者强调的不过是“平衡”二字，即要处理好经济发展与生态系统的关系，就社会的复杂性而言，这种关系只是众多关系中的一种，所以分析的结果难免流于片面，或者不过是空洞的说教；后者则强调四位一体，即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的和谐发展，同时，由于科学发展观挖掘中国传统文化中关于“和谐”思想的部分，在中国社会中能够寻找到现实基础，并为现实世界的革命化起到促进作用。正如马克思所言：“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所以，科学发展观的实际影响要远远大于生态马克思主义的“乌托邦”，也更具有现实意义。

五、根本方法的比较

十七大报告指出，要正确认识和妥善处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的重大关系，统筹城乡发展、区域发展、经济社会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统筹中央和地方关系，统筹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局部利益和整体利益、当前利益和长远利益，充分调动各方面积极性。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树立世界眼光，加强战略思维，善于从国际形势发展变化中把握发展机遇、应对风险挑战，营造良好国际环境。既要总揽全局、统筹规划，又要抓住牵动全局的主要工作、事关群众利益的突出问题，着力推进、重点突破。[5］16科学发展观充分体现了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思想，强调事物之间的普遍联系，要求用全面的、系统的、动态的和发展的观点看问题。“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全方位对资本主义制度进行了批判：批判了以生产资料私有制、自然资源垄断为基础的资本主义对自然界所进行的掠夺行为；批判了资本主义的异化劳动和异化消费；批判了资本主义等级森严的管理体制及其破碎的劳动分工；批判了资本主义的工业文明及其生活方式。将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批判纳入到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批判视野之内，与资本主义制度紧密联系起来考察。”[7]由此可见，在方法论意义上，统筹兼顾是二者认可的。生态马克思主义尽管没有明确提出统筹兼顾的思想，但是从其关注的对象，包括制度批判、等级批判、异化批判和工业文明批判等维度考察，它并没有刻意突出资本主义的某一个部分，而是更加突出几者之间的联系。再如，生态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克沃尔认为，要实现生态社会主义，在所有制方面，要坚持社会主义公有制；在经济制度方面，要计划与市场有机结合；在实现条件上，要像马克思所指出的那样，全人类一起实现。从这里，生态马克思主义的统筹兼顾思想也可见一斑。

虽然同样在方法论意义上坚持了统筹兼顾，所关注的视域却截然不同。科学发展观以中国的现实国情为基础，站在整体的高度审视各个部分的协调与平衡，是一种治国的理论。生态马克思主义主要是从学理上进行探讨，因为其所秉承的法兰克福学派的传统，所以，在思想上侧重于批判，而建设性的东西受到限制。同时，由于生态马克思主义的相关理论并没有理论联系实际的机制，这样一来，无论其有多么丰富的思想，也不过是一种值得参考而不具有指导性的理论而已，当然也就不会像科学发展观一样，不断地在实践中发展。这个发展过程基于实践，服务于实践，又为实践所检验，从这个意义上讲，科学发展观的真理性价值也要大于生态马克思主义。

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生态马克思主义作为一个具有世界影响的学派，其主流学者遍布在加拿大、美国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视野广阔，科研环境优越，尤其是他们对于资本主义的理解和批判、对生态危机的本质分析等非常到位。科学发展观作为一个开放性的体系，与生态马克思主义有较多的契合，这决定了科学发展观理论在发展的过程中，可以吸收和借鉴生态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在观点契合的方面，应该说生态马克思主义在有的方面研究得更为细致，这与其血缘关系和研究传统等因素密不可分；在观点分离的方面，对于科学发展观而言，合理的可以借鉴，不合理的可以作为警示，两者之间并不是一种对立关系。

参考文献：

［1］曾文婷.“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主义［J］.学术论坛,2005（10）:34-37.

［2］阿格尔.西方马克思主义概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486.

［3］吴宁.高兹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J］.马克思主义研究，2006（8）：99-104.

［4］唐宏.人与自然和谐发展：从资本主义到生态社会主义——西方生态马克思主义的启示［J］.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学报,2007（5）:76-81.

［5］.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

比较文学论文篇10

[关键词]：金融金融学金融学教育

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因此金融学是一门具有特殊地位的学科，具有极重要的社会经济意义。随着我国加入WTO后金融业全面开放，中国金融业不但面临着外资金融企业在国内的强大竞争压力，还必须走出国门参与国际竞争。显然，当前形势下国家必须加大培养适应未来需要的金融人才的力度。未来的金融业从业人员不仅要懂现代金融实务，熟悉国际金融市场惯例，而且要懂得金融投资管理和金融企业管理，能够进行金融创新产品设计，通晓英语、计算机、法律、电子商务等相关知识。金融网络化与工程化的发展，给新世纪的人才培养带来了挑战。我国的金融教育是一种建立在传统金融产业，特别是传统银行业基础上的金融教育，1997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修订研究生学科专业目录，将原目录中的“货币银行学”专业和“国际金融”专业合并为“金融学(含:保险学)”专业，既反映了这样的认识，也是当前国内金融学教育改革的最大障碍。而现代金融学教育的开展还面临着课程体系、教学内容、师资等一系列问题，这些问题导致了高校培养的大多数金融人才难以适应社会经济和国际竞争的需要，最终必将影响我国金融业的业务水平和国际竞争力。因此，我们的高校迫切需要学习国外先进的金融学教育模式，在和国际接轨的同时改革金融学教学方法，根据自身情况探索和创造出新的适合中国国情的金融学教育体系。

一、国外金融学教育的特点

尽管西方各国不同高校的金融学本科教程在培养目标上各有侧重，但它们之间亦有共同点，例如都十分强调培养学生宽广而扎实的理论基础(既包括通识教育的知识，也包括专业理论基础)，同时十分注重培养学生各个方面的能力，特别是面向实际工作的能力，强调本人学识和能力的增加与对经济和社会做贡献两者的结合。西方高校的金融学教育特别强调本科层次的人才培养与社会的需要相结合，不少西方国家的高校就直接以“所培养的学生满足社会上各种组织不同层次的需要”或“能够在争取良好的职位时有足够的竞争力”作为培养的目标提出来，这其实真正体现了高等本科教育的实质目的。而反观我国高校的金融学教育，正是由于这个目标不够明确，才会过多的给学生灌输一些与社会的实际需要相脱节的无用的知识，而学生走上社会工作岗位以后也不能很好发挥作用，实现自我价值。

多数西方国家的大学都认同本科阶段的教学应该是一种专业基础教育，因此，它们的教学计划都十分注重通识教育，即培养学生广泛的文化意识，这当然也会反映在金融学这样与社会经济密切相关的学科中。美国大学的通识教育会要求金融系学生在头连年里学够人文、艺术和社会科学类的基础课程，甚至还需要学习文学、写作、数学、生物和物理。然后才是是公共核心课程部分和金融学专业课程的学习，主要由经济学类、金融类、会计类、管理类及市场营销类等课程组成，其金融学专业课程包括金融会计、公司金融、投资学、衍生证券和金融中介机构等。这样的教育模式强调基础和能力的培养，辅以良好的教学，就能把学生培养成真正对社会有用的人才。与国内金融学教育的一个很大不同在于，国外大学的金融学专业都是以微观金融，即金融市场、投资和公司财务为主，而不是以宏观金融，即货币银行和国际金融为主的。

国外高等学校金融学专业的课程设置及教学内容大体上都有以下几个特点：(1)在进入专业课学习之前，一般均有十分严密的前导课程安排，以保证学生在修学高级课程之前已经掌握充分的理论基础和前导知识。比如，在学习金融经济学课程前，一般都要求学生修完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学习公司理财课程之前，学生一般都要将会计学原理、财务会计等课程修学完毕；学习金融工程之前，必须学完投资学等，这既能保证每门课的授课质量和教学要求的严格贯彻，又能指导学生在种类繁多的课程中进行选择。(2)专业课程设置十分丰富多采。国外高校在金融学课程的设置上一般分为两个层次：专业必修课一般只有3到4门。尽管课程的命名有所差异，但基本上都是集中在货币经济学，金融市场，公司金融，投资学和期货期权这几个方面。而专业选修课可以根据客观实际的需要和本校在金融学教学和科研等方面的特长设置。这些课程有的紧密联系实际，有的紧紧扣住金融学前沿理论的进展，有的课程国际化色彩浓厚，都可以满足学生不同的需求，为学生发展自己的兴趣爱好及专长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对提高大学生的综合素质非常有益。(3)国外高校金融学专业所开设的专业课的内容，一般都会涉及该课程应该涵盖的金融学理论和知识点，这一点对于保证金融学本科生完整的知识结构至关重要。但是与每一门专业课程所具备的广度相比，其所涉及的有关理论的深度则是参差不齐的，有的课程紧紧围绕现代金融学前沿理论，例如资产定价理论。而一般的课程，由于其出发点主要是拓宽学生的知识面，因此这些课程往往重介绍轻分析、重实践少理论，例如固定收益证券，房地产金融等。(4)在国外高校所有的金融学专业课程中，都十分强调实践环节。最为简单的就是强调通过课程作业，包括作文、小课题、案例分析等，强化对所学知识的掌握。根据不同课程的特点，还会安排金融和统计软件的学习和练习，案例研究，学生讲述，乃至社会调查等。比之课堂讲授，这些方式的优点都是强化对知识的理解和培养能力。与国外高校相比，我国高校的差距是明显的，课程体系不合理，教材陈旧，教学手段僵化，都是急需改进的地方，而其中的关键，就是对金融学这个学科的内容和办学目标的认识问题。

二、国内金融学教育改革的思考

我国加入WTO意味着我国的各类金融机构将在国际通行的游戏规则下，直接与国外金融机构进行市场化、国际化的竞争，同时，我国的宏观金融监管也必须走向国际化，融入国际金融协调、监管过程中。这就需要高等教育部门顺应时代的呼唤，培养出既熟悉本国金融运行的特点和规律，又通晓国际金融规则和惯例，适应市场经济要求和国际竞争、国际合作需要的金融人才。高校金融教育的改革可以说势在必行，根据以上分析，这里提出以下几点改进建议:

首先，金融学高等教育的改革必须在对照国外教学先进经验的基础上，在教育思想、教育观念和培养目标上实现突破，才能保证金融学教学改革的成功。具体而言，就是在教育观念上要实现以传授知识为主到以能力培养为主的转变，在培养目标上要实现以培养专门人才为目标到以培养综合素质以及能够适应社会各种需要的金融学通才为目标的转变。

其次，全面与国际接轨，以现代金融学为核心规划金融学教育体系。彻底转变我国金融学科以货币银行学和国际金融学为主的教学思路，突出微观金融学为主的办学方向，强化微观金融类课程建设。根据金融学与社会实践密切结合的特点，在注重金融学基本理论、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的培养，使学生通过本科阶段的学习，建立起全面的金融知识结构体系的同时，建立起通识教育的培养模式，让学生不仅仅是学到多方面的知识，而且能培养出优秀的综合素质和能力，为未来个人发展和工作打下厚实的基础。

第三，注重金融学课程与其他相关学科之间的交叉融合。面对金融全球化、网络化、技术化的趋势，金融学本科教学必须做到与法学、数学、外语、计算机等多门学科的交叉融合。这既是金融学科发展所需，也是为了培养学生的知识再生能力。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调节市场运行和交易行为的最重要的制度基础就是法律。因此，在经济全球化、金融国际化背景下，学法、懂法、用法、守法，对培养金融人才尤为重要。金融活动通常以数理模型为基础，缺乏较高深的数理知识，不仅很难登其堂奥，更不用说去设计和开发新型金融工具。金融的高科技化又使得传统方式进行的融资和支付业务，为电子化、信息化、系统化、工程化的现代金融所取代，使金融学科成为了融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为一体的新型边缘科学。外语和计算机更是跟随金融学科发展所不可缺少的工具性技能。知识再生能力指的是一种学习能力。我们不可能在本科教育阶段解决学生未来发展所需要的全部知识和技能，重要的是在向学生传授基本知识的同时，培养学生的知识学习能力。注重金融学课程与其他相关学科之间的交叉融合，使学生文理交叉，理工结合，知识结构合理化，有利于提高他们走向社会后的再学习能力，增强适应能力和应变能力。

第四，革新教学方法与教学手段。教学方法、教学手段是教学活动的重要环节。考虑到金融学科更具有实证和实用的特点，因此，在教学过程中不能满足于一般的理论解释，而应更注重对现实问题的认识和判断。对于像货币银行学、国际金融、保险学等宏观类课程，可在着重讲授重点、难点和热点问题的基础上，通过组织课题讨论、撰写小论文和学术报告等形式，提高学生的思辩能力，开阔学生的视野;对于像公司融资、金融机构经营与管理、投资理论等微观类课程，应突出其应用性、操作性和前沿性等特点，可通过案例教学、聘请业务人员授课、模拟实验等手段，增强学生对业务知识的感性认识、理解应用能力和动手操作能力。

最后，高质量的金融学教育需要有一支高素质的师资队伍作为保证。由于现代金融学的引进是很晚的事情，国内高校金融专业的师资队伍不是很完整，水平更有待提高。从事金融学教学的教师，需要对各种金融经济理论有非常深刻的理解，同时对社会对各类金融人才的需求状况也有着深刻的理解。正是通过教师与社会及学生之间的直接交流，各种符合实际的培养目标和教学计划才能得以酝酿并付诸实施。建设高素质的师资队伍，需要从海外引进人才，更应该立足于师资的培训，以及通过加大高水平的研究的支持力度促进师资队伍的整体进步。

参考文献

[1]张亦春蒋峰，中外金融学高等教育的比较及启示，高等教育研究，2000/5，pp69-73.

[2]王聪，提高金融学科教学水平的思考，暨南学报，2001年6月，pp91-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