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教育学论文十篇

比较教育学论文篇1

1.对国外的比较教育停留在介绍层面。

比较教育学是因为“研究他国教育经验，推动本国教育发展”而出现在教育学科这个庞大的学科“族群”中。“关注国际教育发展，借鉴他国教育经验”为核心的知识领域，建立起它在教育学科体系中的独特地位。然而当前很多比较教育学的研究停留在介绍层面，单纯的现象描述居多，缺少文化层面的深刻分析，而且借鉴的国外经验，针对性不强，“放之四海而皆准”，没有将比较教育学的学科优势凸现出来。例如谈中英高等教育改革和发展的比较研究，多数学者都会把英国概况、改革和发展的历史介绍一番，再说对我国宏观层面的启示，多是泛泛而谈，使这类文章参考价值甚微。

2.未能辩证看待国外理论。

对外国理论假设，要思考、质疑，保持对其的警惕性，对其适用性和有效边界要给予充分的反省。通过文献梳理，笔者发现很多研究者把建立在西方土壤上的理论框架奉为神明，把用西方理论视角引入论文中的研究视为创新，不免有牵强附会之嫌。试问不研究扎根于中国土壤的文化，怎么可能做出“接中国地气”的好文章来？因此，对中国当前国情的准确把握，是搞好教育科学研究的出发点。另一方面，外国教育也存在问题，它的“月亮不一定比中国圆”。就英国高等教育而言，它的质量世界闻名，可是也面临着一系列挑战。2010年12月，英国政府五次上调学费，加之政府对高校经费投入不足，高校的校外捐赠较少，导致高校建设资金短缺，引起社会动乱。再如，在牛津和剑桥这两所著名高等学府中，来自普通劳动者家庭的学生只有9%，亟待解决教育机会均等问题。可见辉煌的成就下也有阳光照射不到的阴影。因此我们在面对外国教育理论与经验时，必须辩证分析，使其在中国土壤里完成“意义转换”。

3.研究方法上普遍重“思辨”轻实证。

研究方法既是一种知识的体系（思维方式），又是一种行为规则（行为方式），还是一门学科的关键支点。比较教育研究之“比较”，并非只是把两国的教育现象放在一起进行对比性描述，绝不仅限于“形式”上的比较，而是要做因素分析，并在多种错综复杂的因素中，得出教育规律的新研究。然而纵观中英两国比较高等教育的文章，发现国内比较教育学者多从文献、官方数据中获取国外的教育信息，空想型的思辨文章大量涌现，鲜有植根于国外的教育土地进行实证分析的文章出现。众所周知，“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写出来的文章自然缺乏文化内涵。

4.研究对象较片面。

一般认为，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与该国的教育发展水平成正相关，因此在比较教育研究中，长期存在着以英语为第一语言的经济发达国家和地区为中心的借鉴垄断局面，使得我国的比较教育学者对英美等西方发达国家的教育研究较多，而对拉丁美洲、亚洲和非洲的发展中国家研究较少。本研究在考察中英比较教育研究的同时，也关注其他国家。例如，我国对亚洲日本、新加坡、韩国、印度等国家的教育研究较多，而对亚洲其他国家的关注较少；对非洲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浙江师范大学非洲教育研究所，其他大学几乎没有该项目的涉猎；在拉丁美洲的教育研究上，也多是对巴西进行研究，对拉丁美洲的其他国家研究较少。由此可见，我国比较教育学的研究对象还是较为片面的，未能构建成一个以高校、研究机构为核心的学术共同体来保证该学科的多方面可持续发展。

二、比较教育学去向何方

教育无论站在什么样的立足点，运用什么样的研究方法，“文化”都是所有探索与讨论必不可少的一部分。从文化的视角出发，批判吸收外国理论，形成比较教育学特有的研究范式，提高其在教育科学诸学科中的成熟度，是未来发展的根基所在。为此，比较教育学的学科建设应着重从以下方面提升：

1.多元文化与教育相融合。

多元文化既可以是一种政治态度、一种意识形态，也可以是一种历史观、一种教育思想，其核心是承认文化的多元性，承认文化之间的平等和相互影响，打破西方文明作为强势文化在思维方面和话语方面的垄断地位。教育本身就是人类社会一种重要的文化现象，不同的教育反映的是不同的社会文化内涵。比较教育学的突出特点在于它所面对的是不同国家民族文化传统中的教育现象。由于社会环境和文化传统的差异，构成了不同国家与社会的教育差异。从长远的发展来看，需要采用兼容并包的态度，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将中国与外国的教育理念有效融合。

2.批判思考与有效借鉴相结合。

在我国比较教育学科体系尚未成熟之时，多采用翻译、引进等介绍性研究。然而教育研究中过分依赖外来理论而忽视本民族和文化的研究，这是当今教育理论不能解决实际问题的根源之一。我国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先生就曾批评那种不顾中国社会的实际情况，一味效仿西方教育模式、制度的做法，将其比成“拉东洋车”，是“害国害民的事，是万万做不得的”，主张要“敢探未发明的新理，敢入未开化的边疆”。由于基本国情、社会制度、文化传统等方面的不同，不能把英美发达国家的教育教学模式原封不动地搬到中国来。本土化才是中国比较教育研究必然的价值追求。在今后的比较教育研究中，应把国际化和本土化联系起来，互为条件，互为补充，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使其真正扎根于中国的社会土壤之中。多融入一些中国“元素”，少一些“拿来主义”，批判思考与有效借鉴相结合，才能真正地实现中国教育的大发展、大繁荣。

3.多样化学科与研究方法相完善。

近几十年来，比较教育学主动借鉴、引用其他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形成了描述研究法、统计研究法、因素分析法、历史研究法、阶段分析法等较为成熟的研究方法，还积极运用社会学、人类学、心理学、经济学、政治学、统计学、语言学、数学等多样化学科来完善自身的学科建设。可喜的是，有不少研究者已将更多的社会研究方法运用于比较教育研究之中，给学界吹进一股清新之风。然而，我国比较教育研究起步晚于西方发达国家，所取得的成果基本上都是借鉴西方发达国家教育学界通用的研究方法和科学范式，整个比较教育学都充斥着西方化的术语。还应看到我国比较教育研究方法相对滞后，更多是形而上的、思辨型的，因而远没有形成比较教育学独特的话语体系和基本的学术规范，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比较教育学的学科基础和发展潜力。作为一门社会科学学科，比较教育学必须加强自身的理论架构，最重要的是彰显其在教育科学诸学科中的独特地位，提供具有概括力、解释力和生成力的方法论体系。

4.全球化视野下的开放与综合相统一。

比较教育学论文篇2

论文关键词：文化意识、双语教学、比较教育

一比较教育对双语教学的基本要求

比较教育课程是教育科学的分支学科，是教育学专业学生的必修课程。它是一门最贴近现实的学科，最能体现时代的气息，尤其是在教育呈现出国际化趋势的条件下，比较教育研究更是一个具有良好发展前景的领域。而双语教学在当前高校采用双语教学的模式有三种；第一种是目标语浸身模式：在整个课堂教学中全部使用外语授课；第二种是双语过渡模式：教师的课堂用语70％～80％应使用英语，学生也能基本使用英语参与教学活动；第三种是外语渗透模式：在课堂教学中，专有名词、概念及课堂用语中使用通俗易懂、简明扼要的英文，而在授课、问答、作业等其他环节基本使用汉语。我们在教学过程中采用第二种模式，即双语过渡模式——鼓励学生用英语学习和思考问题，并探索双语教学对学生个性发展的影响，以个性发展为研究内容，以个案分析作为研究形式，记录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的学习兴趣、爱好以及知识等能力的发展和变化。

比较教育双语教学不仅可以拓展专业知识、巩固语言技能，而且可以感悟文化内涵、增强文化意识。英语在宽松自然的环境中为学生提供更多的互相接触的机会。使他们产生一种用英语说话的需要和愿望，促使他们有话想说、有话可说、有话会说。我们在教学过程中发现，要想培养大学生的思想品格，首先要培养他们具有基本的文化意识。这种文化意识不仅需要教师的人文素质，教材的文化导入，更重要的是，需要学生的有效参与和积极思考，以不断增强自身在英语学习中的文化理解。

二教材在实施双语教学中的作用

双语教学是件艰苦而又持久的工作，要做并不难，但要做好却不容易，而持之以恒则更需要有献身教育的精神。比较教育课程的课堂教学以英语为主，重点讲授西方国家的教育体制。总学时数：36学时。授课对象主要是大学三年级教育专业的学生。他们在修完大学英语四级课程后，应该掌握四千多个英语单词。懂得基本的翻译技巧，具有较快的阅读速度和理解能力。目前，要找到既有思想性、知识性、趣味性，又符合学生的心理特点要求的现成双语教材是不现实的。最关键的是要选用适合学校实际的原版材料，适当压缩课程教学的内容。只有深受学生喜爱的双语教材，才能达到良好的课堂教学效果。

为了突出实用性原则。我们根据学生的英语水平从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肖惠云主编的《当代英国概况》和周静琼主编的《当代美国概况》中节选了全英文版的教育专题内容，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在授课中。我们还节选了原版教材《别国的学校和我们的学校——今日比较教育》中的“比较教育背景的变化”和“三种比较分析”等内容，供学生翻译和讨论。我国着名教育家顾明远先生已将《别国的学校和我们的学校——今日比较教育》英文版第五版翻译成中文版，人民教育出版社于2001年7月纳入“比较教育译丛”。原版教材作者埃德蒙·金(edmundj．king)，生于1914年，是英国着名比较教育专家。他是曼彻斯特大学硕士，伦敦大学哲学博士、文学博士。在文史哲、外语和教育学方面有很高的素养，学识渊博，造诣深厚，教育经验丰富。他主编的若干重要国家和地区社会、学校和进步系列比较教育丛书有很高的参考价值。

三学生在双语教学中的主要收获

试验双语教学是与时俱进的必然趋势。从培养学生实践创新能力和文化意识为出发点，以学生为主体，根据比较教育课程的目标性质、内容要求、教材特点整体去思考外语教与学的衔接。学生可以在双语教育中不断提高语言学习的听说技能、书面技能和思维技能，并获得一种可持续发展的能力。笔者针对太原师范学院连续三年来跟踪2004级至2007级教育管理专业的128名三年级大学生，通过《比较教育》课程双语教学对所发现的文化意识问题进行了认真的反思。以下是学生们小组讨论的一些主要收获：

1、黄晓旭同学的小组认为：通过学习，我们感受到异国教育文化的明显差异。除了这些不同之处。更学到了要用比较与共融的眼光来看待问题和处理问题。正是这种“异”才让这个世界多彩，我们才有所研究，有所交流。这样得来的结果更加促使我们对其根源的追溯和对其发展趋势的探索，比较教育使我们懂得了运用比较的眼光看问题的重要性。

2、梁燕妮同学的小组认为：比较教育双语课程使我们受益很深，大家扩大了视野，增长了见识，不再把眼光局限于身边的小圈子，而是看到国外先进的教育，认识到自己的不足，这些对于我们教育专业的学生来说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在学习教育基础知识的同时，巩固了语言听说读写的技能。通过比较我们学会了思考，理解了英美国家的教育为什么会如此发达，也明白了我国在教育体制和内容方面的欠缺，并且学会了对问题进行理性分析和正确决策。这些都促进了我们个人品质的完善，做事要负责，要讲究诚信，要学会与社会上各种人员打交道，做到情商、智商同步发展。

3、金辉军同学的小组认为：就拿课程设置来说，英美等国家更加突出实用课程和职业化课程；而我国则重视基础知识和自然科学，所以，发达国家的中学毕业生能很快适应社会，找到适合自己的工作。从一个横切面上看，他们的国家经济如此发达，是离不开教育的贡献的。一个人从小受的教育会影响人的一生，我国的教育和他们的比起来，多少存在欠缺与不足。他们的课程丰富多彩，动手操作和实践的能力相对较强，而且公民教育使他们树立良好的价值观、道德观；对于我们个人来说，非常希望将来得到这样教育的洗礼与熏陶。在课余，我们也经常把英美等发达国家的教育与我国的相比，分析它们各自的优缺点。

4、许锦绒同学的小组认为：重要的一点应该是个人品质方面的培养和提升，而品质是一个很宽泛的范畴：它包括了社会政治、道德修养以及文化素养等方面，因而我们对自己品质的培养和提升应该落脚于平常的点滴生活，而不应该局限于课堂上老师的传授。有的东西只有自己体验到，才会真正理解，所谓“只可意会”的东西。我们是社会的人，如果丧失了社会责任感，甚至是社会的伦理道德，那就很难在社会上立足，更不用说为社会做贡献，就是自己以后发展也很困难。

5、吕婵同学的小组认为：作为一个中国大学生，我们也应该具备最起码的个人品质，人人都必须有责任感，作为公民，我们有对国家的责任，作为子女，我们有对父母应尽的义务，只有具备很强的责任感，我们每个人才会不断努力，社会才会和谐发展，国家才会兴旺发达；我们通过学习比较教育这门课之后，更加完善了自己，增强自身的文化修养，我们的个性更加趋向完美。

6、李欣同学的小组认为：我们来到了这所学校，尽管不喜欢当教师，但“既来之，则安之”，心想只要好好学习将来考上研究生，就可以摆脱“苦海”了。于是，我们拼命地学习，对院系活动一概不参加，直到学习了比较教育这门课程，我们才知道外面的世界多么美妙，还有许多东西比学习更重要，例如：人际交往能力、组织管理能力、勇于实践能力、社会责任和诚信等等。一个完整的人应该是德才兼备的，如果光有高学历，而没有高素养和好品格，是远远不行的。

7、刘京京同学的小组认为：学了这门课之后，我们觉得我国的教育机制真的还存在很多问题，但这些问题我们现在只能表述自己的看法，而无力改变社会教育现状，但是我们至少可以反思自己，能认识到这些问题，说明我们在思想上有了升华，觉得有了一个正确的信念。这是对我们人格的保障，它可以制约我们的行为，净化我们的心灵，促使我们向善发展。如果我们每个人都能言行一致、表里如一，那么这个社会不就更加美好、更加和谐了吗?

8、文一两同学的小组认为：学习了这门课程，我们更加了解了英美国家与我国教育体制主要差异的根基，中西文化的不同源泉。尤其是关于公民权教育问题，我们感到了英国在这方面的教育确实落到了实处，并不只是写到条款中而不去落实，这对于我国现行的思想道德教育具有很大的借鉴作用。从学习中，我们惊奇地发现，自己更加乐于思考问题，想想这是为什么以及怎样去解决它，也促进了我们大量阅读更多的有关书籍，从中得到知识，获得乐趣。我们感到又进步了!

四文化意识在教学中的核心地位

何在双语教学中培养大学生的文化意识，如何把英语文化和专业知识有机结合，还需要认真地进行科学实验与比较研究。文化意识的培养主要是：在对大学生用英语进行知识传授的同时，培养他们理解异国文化的内涵。文化素质是教化、示范和养成的有机结合。教化是指设置必要的课程，进行知识的传授；示范是指将所学到的知识应用到行动中；养成是指一种内在的涵养，内化成人的品质。加强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是一项艰巨的任务，它需要充分调动学生学习和参与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时刻注重培养学生的思维、理解和表达能力是每个教师的天职，特别要注意培养学生的文化学习能力。

比较教育学论文篇3

论文关键词：三种版本有机化学实验部分栏目设置的比较

 

依据《课程标准》编写并审定通过的新版高中化学教材有3种，分别为人民教育出版社(人教版，宋心琦主编)；江苏教育出版社(苏教版，王祖浩主编)；山东科学技术出版社(鲁科版，王磊主编)。

新教材在教材研制上与旧教材最大的不同在于栏目的设置。栏目是为转变教师的教学方式和学生的学习方式，特别是培养学生自主、合作、探究的学习方式而设计的。三种版本有机化学实验部分在栏目的设置上各有千秋、各具特色，对其进行比较和分析，有利于广大教师正确认识三种新版化学教材栏目各自的特点、优势与不足，理顺栏目的实施与日常教学的关系，进一步理解高中化学课程标准在教学理念的革新、教学方法的优化、教育技术的应用等方面带来的巨大变化，从而正确把握新课标的教学尺度和高中有机化学的教学质量标准，对全面落实新课程确立的“三维目标”有着积极的促进作用。这些教材很重视有机化学实验的改革，将实验作为新课程倡导的教学方法和学习方式的载体，精心设计实验方案，积极开发探究性实验，加强了有机化学实验在化学教学中的优势地位。

表1：人教版（必修和《有机化学基础》）有机化学实验内容统计

 

实验栏目

栏目意义

必修

栏目数

《有机化学基础》栏目数

栏目总数

实验

引导学生认真观察教师所做的演示实验或边讲边实验，准确记录实验现象，仔细分析现象产生的原因，不断提高观察能力和水平。

9

14

23

科学探究

在此栏目设置的学习活动中，学生主要通过以实验为主的多种探究活动来揭示化学科学的奥秘教育学论文，同时培养科学素养和创新精神。

3

8

11

实践活动

具有激发学生学习兴趣，引导学生高观点、大视野、多角度地认识化学科学的作用。

1

4

5

思考与交流

在学生已有的经验或者熟悉的事实和现象的基础上设置有关的学习情景并提出问题，引发思考,使学生对将要学习的内容充满兴趣。

比较教育学论文篇4

关键词：国别教育；比较研究；发展；多元化

中图分类号：G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2）06-0220-01

国外学者对比较教育研究的认知也就是对国别教育比较研究的认知，因为他们把对别国教育的研究贯穿于比较教育研究的始终。在朱利安和库森时代，基本上是以输入他国的教育制度为使命。到二十世纪，著名比较教育学者康德尔反对当时比较教育研究中的“单纯描述”的传统，开始了对比较教育研究理论的探索。到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末，比较教育研究的理论探索转向方法论研究阶段。

一、建立在不同价值取向之上的单纯描述

（一）国际主义取向上的描述借鉴

朱利安在《比较教育研究计划与初步意见》中提出了四点建议：（1）组织一个国际教育协会，聘请常任公务人员，承担比较教育资料的搜集工作；（2）用问卷的方式向各国收集资料，以便国际教育委员会提出适当的教育改革建议；（3）建立师范学校网，用最新的方法培训师资；（4）发行各种语言的教育定期刊物，传播教育改革的经验。在朱利安的《建议》中无不体现“国际”一词。朱利安将普遍的人类教育作为各国教育的共同基础的理想和设立国际教育机构的构思远远超越他的时代，但一个世纪后日内瓦国际教育局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建立，证明了朱利安的远见卓识。

（二）民族主义取向上的描述借鉴

1831年法国教育家库森受法国教育部长之命考察普鲁士教育之后，撰写了一本《普鲁士教育报告》，书中描述了普鲁士的教育行政，家长和社区的教育责任，教师的培养、人任命和薪俸，课程的内容等。库森与朱利安不同，朱利安满怀国际合作的希望，库森主要是以外国的范例作为发展法国教育制度的借鉴。他曾经说：“我研究的是普鲁士，而我思考的始终是法兰西。”他认为借鉴的领域必须是法国国民认为有必要改革的领域，借鉴的经验必须是预示该领域改革能够成功的经验。

二、建立在历史主义基础上的比较教育理论研究

（一）强调意义理解的国别教育比较研究

20世纪后，国外的国别教育研究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朱利安时代是基于法则的分析，而以萨德勒为代表的时代则强调意义理解。萨德勒认为“比较研究的真正价值，不在于发现那些能从一国照搬到另一国的机制，而在于证明某种外国制度之所以崇高和伟大的精神实质”。康德尔和汉斯是继萨德勒之后的强调意义理解的学者。康德尔提出比较教育研究的目的是“发现教育上存在哪些问题，讨论这些问题是如何产生的，阐述这些问题在特定的社会环境中是如何被解决的，并发展教育哲学或教育原理。”

（二）以历史主义为支撑的意义理解

20世纪早期到中期，强调意义理解的比较教育专家大都是历史功能主义者。他们认为，学校教育不可避免的与其他社会和政治因素有关，教育应该在历史、文化、政治诸背景中加以审视。离开社会和历史背景，是不能理解教育的。康德尔曾说：“如果不走到教育制度的背后去发现促进这种教育制度形成的因素，那么，就不可能了解任何教育制度以及各种教育制度之间的差异。”汉斯更是从历史的视角建立了比较教育理论。汉斯认为，一个国家的教育制度是深深植根于其民族历史之中的，深受其历史发展过程中各种因素影响的。

三、20世纪60年代后国外学者对比较教育研究的方法论认知

（一）实证主义与人文主义方法论在相互交错中发展

20世纪60年代后国外比较教育学者方法论研究主要是从实证主义和人文主义两大视角构建各自的方法论体系。实证主义认为社会科学家的研究结果可以用平行于自然科学的方式来表述，即通过对概念之间数量之间变化关系的研究，表达为定律或规律性的一般化陈述，强调的是定量的研究。在实证主义辉煌发展的年代，以埃德蒙・金为代表的人文主义方法论学者继承并发展了因素分析时代比较教育学家的思想，其方法论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明显的文化相对主义色彩。比较教育研究中长期存在的实证主义与人文主义张力，使得当时的比较教育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方法论争鸣与论争。

（二）比较教育研究方法论的多元化发展

随着时代的进步，比较教育研究也在挫折中发展。在全球化、学科交融、以及实证主义与人文主义的论争一直存在并将继续存在的情况下，国外学者对比较教育研究的方法论认知逐渐多元化。

国外学者对国别教育比较研究的方法论认知更加深入和透彻，在全球化的影响下，大家各抒己见，涌现各式各样的方法论流派，虽然难以达成共识。但是，从另一方面来看，也就是多元的争论才真正的促使了学科理论的发展，这是学科繁荣的表现。国外学者在国别教育比较研究中的认知促进了比较教育研究的方法论的多元化发展。

比较教育学论文篇5

    一、 后现代主义思想的产生及特征

    后现代主义(Postmodernism)是20世纪中叶出现的一种世界性的文化思潮,本世纪五十年代在美国兴起,后来大约在七十年代初,这股思潮传到欧洲大陆,80年代达到鼎盛,是西方学术界的热点和主流。它以西方发达国家二次世界大战后已进入后工业社会为背景,以批判否定近现代主流文化的理论基础、思维方式、价值取向为基本特征、强调多元、崇尚差异、主张开放、重视平等、推崇创造、否定中心和等级、去掉本质和必然。有教育理论研究者认为,不管怎样后现代主义为我们提供了新的视角和思维方式,这对很长时期浸润在现代主义,甚至前现代主义中的教育学界而言无疑会产生清醒和清新的效应。吸取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合理因素,结合我国社会实际深刻反思后现代主义视野中传统的比较教育研究所存在的问题是探索比较教育研究未来发展的一种有益的尝试。

    二.传统的比较教育研究存在的问题

    在后现代主义视野中,传统的比较教育研究存在许多问题,需要 进行解构和颠覆。

    (一)确定性

    “比较教育并不是存在于人类生活之外的自然客体,而是由参与其中的人组成,由领域中的本质、起源、目的、特征等组成。也就是说,比较教育由信任真理的人所提出,争论于什么组成了这个比较教育的真理。” [3]在比较教育学界至今仍对比较教育的学科性质(学科还是研究领域)、研究方法、研究程序等问题争论不休。所有的比较教育学者似乎都在寻找、论证一个确切的答案。努力探求是因为,在他们的内心里毫无疑问地肯定,这是一个有确切答案的问题。而从现实来看,论争的结果是越来越困惑、矫情,及至无疾而终。

    (二)同一性

    “事物之间存在同一性,并且这种同一性是可以移植、嫁接的,即比较教育中的借鉴”。在比较教育中借鉴的前提是确信事物具有本质,相信真理的普遍存在。比较教育学者认为,通过对不同教育现象的比较、研究,能够推断出存在于所有教育现象中本质的、共同的东西,即事物的同一性。人们正是怀有寻找事物可以通用的确定的同一性的“野心”,来从事比较教育研究的。但是,“同一”的借鉴结果往往不太令我们满意,比较教育学者开始怀疑自己是否真的找寻到了存在于事物之间的真实本质,或者开始怀疑是否存在真理。例如,在某个国家,由于政府对教育的投人增多,导致教育质量提高。但是,这样的所谓“本质”、“规律”、“同一”在其他国家的效仿,往往得不到好的效果。

    (三)依附性

    就整体而言,比较教育研究多偏向发展中国家的探讨,而后现代主义基本上是以欧洲与北美为讨论焦点。比较教育产生于欧洲,在西方中心主义和西方文化霸权的双重影响下,对西方文化话语系统的依附是主要的,世界各国的比较教育研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比较教育研究深受欧洲的影响,世界比较教育研究带有明显的西方色彩,表现出明显的依附性。从世界的比较教育研究现状来看,存在严重的中心与边缘的关系。

    (四) 盲目性

    世界比较教育研究发展的过程实际上是一个泛国际化过程。不同国家有不同的文化传统,不同国家的比较教育的形成是基于本国本民族文化传统基础上逐步形成的,因此没有一个统一的国际标准的比较教育体系,也就没有可能实现严格意义上的比较教育的国际化。实际上,国际化只能在共同的话语环境下进行。[4]在现代比较教育研究系统中,不考虑本国文化传统而盲目引进别国的教育模式,实际是一种泛国际化的思想。泛国际化的明显表征就是盲目性。

    三、后现代主义的比较教育研究主张

    (一)强调差异性的研究目的

    由于后现代主义崇尚差异性、偶然性以及文化多元主义,所以其对比较教育研究目的观也是各种各样的。比较教育的鼻祖朱利安创建比较教育学的目的有两个:一是要促使自大的法国人或欧洲人张开眼睛看世界;二是希望通过比较教育研究来建立一门实证的真正的教育科学。康德尔认为比较教育研究的目的在于找出影响教育制度差异的动力及因素。霍尔斯认为应该将比较教育学视为一门比较社会学,其目的为提供教育形态学、确定教育的各层面与各因素以及找出教育与社会间关系与互动及找出影响教育变迁与持续发展的基本条件等三个方面。王承绪、顾明远认为比较教育研究可以找出教育发展规律并促进教育改革。薛理银认为比较教育的目的是提供科学知识、人文知识和决策知识三类目的。[5]

    由此可见,比较教育的研究目的,是从不同的文化背景中得到暗示,而不是从普遍的、一般性的逻各斯(logos)中心主义标准中得到暗示。它不是寻求把教育上的所有东西都变得具有“同一性”,而是强调各种各样的“差异性”。它寻求各种“不同的声音”,而不是现代主义下的一种“权威的声音”。因此,从后现代主义来看比较教育研究目的,其应该是具有强调差异性、否定中心化的、多元的、鼓励批判的哲学导向和思维特点的。

    (二) 研究对象的边缘性

    后现代主义者提出关注知识和力量的合法化问题,后现代主义者认为,我们现在对事物的理解与知识已经被男性、欧洲中心主义、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判断所控制。他们相信,由于力量对比的悬殊,少数利益集团会被轻而易举的剥夺权利。因此,后现代比较教育关注的是边缘群体、弱势群体、少数利益集体以及当地组织力量,鼓励个体选择,认为力量存在于个体之间。[6]

    正如柯文(Cowen, 1996)所说的,比较教育研究大多是反映欧洲、北美、纽约的焦虑,显现出相当的区域性,并未去了解如日本、台湾、南韩,或中国的政治经济情况、意识形态、教育制度或社会的自我认同等,也未去探讨阿尔及利亚、伊朗、马来西亚及巴基斯坦等国家建构的伊斯兰认同,更少去了解中欧与东欧国家合法性危机以及其教育改革[7]罗斯特(Rust,1991)认为:一方面,欧洲的文化中心主义造就了优越意识,形成了对于非我族类的压抑,另一方面,少数民族、同性恋及不同生活形态者在现代的发展历史中,往往需透过暴力才能使其主张获得重视,就后现代主义观点来看,主流体须接纳与认同所有被压抑的群体,去创造生活形态与嗜好异质的社会[8]。鉴于此,比较教育研究关注的是全世界的教育问题,而不是某一个国家或几个国家的教育问题,其应该从一个宏观的视野来看全球教育发展态势及显现出的教育问题。莹以更多的边缘群体尤其是欠发达或不发达群体这些作为研究对象。

    (三)多元文化主义研究范式

    范式是指科学共同成员所共有的一切信念,是指常规科学所赖以运作和成立的理论基础和实践规范。从这个意义上说,范式提供了人们观察和理解特定问题和活动的框架,决定了人们行动的目的以及解决问题的方式。因此,特定的范式可以理解为研究者据以提出或建构特定研究对象,并对有关这一研究对象的资料数据进行评判、分析、解释、概括的理论框架。在后现代主义理论的影响下,比较教育研究范式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深刻变化。在此背景下,与传统的实证主义研究方法不同的多元文化主义研究范式便应运而生。

    多元文化主义基本观点的形成是对普遍主义及相对主义思想的扬弃。它肯定了普遍主义对真理存在的认同,认为世界是可知的,客观真理并不因为人们认识的局限性而陷人虚无。但是,由于各文化对人类价值观存在不同标准,因此认识是可以多元存在的,没有绝对的、唯一的真理。多元文化主义肯定了相对主义对异文化的尊重,但同时坚持:通过阐明自己的立足点,任何人可以发表自己对异文化及其价值的评价。通过对多元文化教育的研究使各国人民认识不同文化的独特性及其价值观,在保存和发展自己的优秀文化的同时,以开放的心态对待外来文化,促进世界各民族文化的交流与合作。[9]

    当今时代处于一个全球化时代,比较教育研究必然要反映这一时展的理论背景,因而促进国际交流和文化的多样性发展,成为比较教育的重要任务。比较教育研究通过其卓越的贡献进一步加强教育理念、教育模式、教育项目以及教育议程的全球化。这不仅需要对全球化这一客观事实的理解与认同,而且还必须为世界文化多样性发展做出贡献。与传统比较教育研究范式不同的是,这一分析范式它作为一种理论方法肯定了跨文化传播的意义,那就是根据文化路线进行重新解释,将历史变化的程度转变成结构上的重组,使分析模式能够适应特殊形式的需要,使所接受的文化或者民族有一个特定的重新解释和适应过程。可以说,比较教育研究范式伴随比较教育本身的发展而呈现多样化。比较教育研究范式的多样化发展无疑将进一步推动比较教育学科的建设和发展。[10]

    四.从后现代主义视角研究比较教育的意义

比较教育学论文篇6

关键词：埃德蒙・金；分析框架；贡献；不足；启示

学科理论分析框架是研究者用以对相应研究领域中的研究对象进行资料收集、归纳整理、分析概括并加以阐释的一种图式或参照系，一种思维原则或分析维度，对研究有重要的影响。二战结束后，经济社会的加速发展使教育的不确定性逐渐增强，教育与社会的联系也日益紧密。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被誉为“比较教育学家真正先驱”的当代英国最著名的比较教育学家埃德蒙・金建立了一种以生态学的角度来考察和研究教育问题的较为独特的比较教育理论研究框架，即由背景、概念、体制、操作、决策和执行五个方面组成的系统科学的理论分析框架。该理论对英国乃至世界比较教育研究的学科建设及发展有着重大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指导意义，对我国当前比较教育的研究也有较大启示。

一、埃德蒙・金比较教育理论分析框架的主要内容

埃德蒙・金在《比较教育的分析框架》一文中提出比较教育应该以某种问题设想为依据来搜集资料，并在一个由背景、概念、体制、操作、决策和执行等五个方面组成的理论框架下进行研究。这些环节是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有机整体，也是在比较教育研究过程中进行理论分析逐级递进的过程。

1.背景（context）。金继承并发展了萨德勒重视教育外部环境的思想，把背景研究作为研究的第一步，同时也是针对某一教育问题进行思考的首要步骤。金认为，背景研究应包括纵向背景（即对象国的历史背景研究）和横向背景（即对当前教育背景研究）。他特别强调要渗透到背景中，并始终站在被研究者的立场去观察，深入他国文化并理解、接受其思维方式和文化价值观，用这些真实的知识去忠于本国人所理解的制度。

2.概念（concept）。概念是比较教育研究的前提，对比较研究对象所涉及概念的内涵及外延均做出严格而科学的界定是实现真正对一个国家教育进行透彻了解的必要条件。金认为概念应具有5 种基本特征：体现社会迅速变化的特点，能有助于决策，反映民主政体的参与或投入，实用有效，信念坚定等。把社会背景与语言背景等因素融入到概念的理解和使用中，一方面可以使比较教育研究更具客观性，另一方面也保证了比较教育研究的有效性和可比性。

3.体制（institution）。金认为，“各种教育机构具有双倍力量，个别地按照机构的模式，同时还按它们和其他教育设施以及社会的各部门在结构上相互联系发挥它们的力量。对教育内部及其周围的这种结构进行比较研究很有好处。”在从事比较教育研究中，不仅要理解教育问题存在的生态背景及有关概念的含义，还须把教育问题置身于教育内部的体制与结构，以及教育与社会各部门结构的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中，进行深入观察和比较，只有这样才能做到深入、客观、有效。

4.操作（opertation）。操作阶段是埃德蒙・金比较教育研究中最高层次的比较。金强调操作的主要任务是努力寻找出教育体制中结构方面的各因素是如何起作用的，并对各因素进行比较分析。正如金认为的那样，要实现真正的可比性，就一定要一个个地弄清所要研究的整体中的各个部分及其相互联系，这样便能够做到真正的可比性，只有这样才可以提出可行的问题解决办法来为教育决策者的决定提供服务。

5.决策和执行（decision and implementation）。金认为教育最关键的任务就是帮助教育决策，决策和执行是最重要的一步，也是最能体现比较教育研究价值和目的的重要一环。前面四个阶段均是为提供教育决策服务的，同时，金也指出决策与执行是非常复杂的过程，往往要透过问题的现象去揭示其本质。“对我们来说，我们认识到我们应该草草记在比较研究的笔记薄中的并不总是宣传得很厉害或简单明了的现象，而是我们通过简单的分析就能够十分容易地把它撬开的一些不那么明显的东西。”

二、埃德蒙・金比较教育理论分析框架的借鉴意义

借鉴不仅促成了比较教育学科的形成与发展，而且也是比较教育学领域永恒不变的主题，没有借鉴就没有比较教育和比较教育学。尽管存在多方面的局限，埃德蒙・金关于比较教育理论分析框架的研究体现了比较教育研究范式的转换，对于推动比较教育研究的发展以及增强学科应用性等方面做出了功不可没的贡献。在科技飞速发展的今天，该理论对我国比较教育研究的发展有有着诸多启示：

1.注重对研究对象可比性的准确解读。可比性是比较教育研究的出发点，许多术语如果不加辨别，就会导致研究对象不具可比性，影响研究结果的效度和信度。金从概念的角度来说明对可比性的认识，这一点对现代比较教育研究者来说具有借鉴意义。现代社会处在一个知识大爆炸的时代，大量有关事物和概念的定义都在不停地刷新或变革，在这样的背景下，确定可比性显得更为必要。比较教育研究者在研究问题时必须要弄清相关清概念的定义，科学准确地界定其内涵和外延，只有这样研究才有意义，才能得出真正的结论。

2.采用多元的研究方法。比较教育不仅是一门多学科属性的科学，而且发展到今天的比较教育学已经成为一门包罗万象的百科全书式的学科，甚至可以说其研究对象是无边界的，几乎可以把所有的教育事实、现象都纳入到比较教育的研究范围内。正如金在《教育比较研究的分析框架》一文中指出的那样，设想有一个包罗万象的综合方法论乃愚蠢之举，应视教育的目的和问题而定。因此，我们不能拘泥于某一种研究模式，而应借助学科外的多种研究方法来关注国内外不同政治体制、不同意识形态下的教育问题，以实现比较教育研究方法的多元化、开放化，从而使比较教育的宽度与深度都得到扩展，促进比较教育学科的创新。

3.提高学科的实用性，重视比较教育的决策功能。比较教育学是一门应用性、实用性很强的学科，自诞生之日起，便肩负着为本国教育改革进行服务的责任。金在研究中十分强调其应用，在其理论分析框架中，背景、概念、体制、操作都是为决策和执行服务的，并提出了教育决策理论。我们知道，比较教育研究是政策制定的基础，其目的是为教育决策提供可靠的信息、理论依据与方法的。金认为“比较教育学的价值和用途就在于它可成为制定教育政策和完善教育机构的不可替代的助手。”因此，在对比较教育进行研究时，必须重视对比较教育“预测与决策”功能的研究，以充分发挥其实用，为国家的教育决策提供可靠的依据。

参考文献：

[1] [英]埃德蒙・金.别国的学校和我们的学校―今日比较教育[M].王承绪等译.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1.

比较教育学论文篇7

2013年9月2日，《泰晤士报》公布该报评出的2013年世界大学排行榜，英国有3所大学进入世界前10强，31所大学进入200强，仅次于美国，位居团体第2。北京大学位列第45名，清华大学位列第50名，这是我国进入世界200强仅有的两所高校。通过这些排名，引发了笔者对比较中英两国高等教育教学体制的兴趣。搜索相关研究，发现当前中英两国在课程设置、教学内容、教学方法、评价方式、组织管理、教育实习等方面有着很大差异。然而透过这些表面现象，折射出比较教育学在发挥它山之石，可以攻玉的能力上明显不足。如何搞好该学科建设，使其真正能够推动中国教育的改革与发展，这是比较教育学者的必答题。

二、比较教育学的现状剖析

通过中英高校教育教学体制的比较，以小见大地分析当前比较教育学科建设有待提高之处。主要有：

第一，对国外的比较教育停留在介绍层面。比较教育学是因为研究他国教育经验，推动本国教育发展而出现在教育学科这个庞大的学科族群中。关注国际教育发展，借鉴他国教育经验为核心的知识领域，建立起它在教育学科体系中的独特地位。然而当前很多比较教育学的研究停留在介绍层面，单纯的现象描述居多，缺少文化层面的深刻分析，而且借鉴的国外经验，针对性不强，放之四海而皆准，没有将比较教育学的学科优势凸现出来。例如谈中英高等教育改革和发展的比较研究，多数学者都会把英国概况、改革和发展的历史介绍一番，再说对我国宏观层面的启示，多是泛泛而谈，使这类文章参考价值甚微。

第二，未能辩证看待国外理论。对外国理论假设，要思考、质疑，保持对其的警惕性，对其适用性和有效边界要给予充分的反省。通过文献梳理，笔者发现很多研究者把建立在西方土壤上的理论框架奉为神明，把用西方理论视角引入论文中的研究视为创新，不免有牵强附会之嫌。试问不研究扎根于中国土壤的文化，怎么可能做出接中国地气的好文章来？因此，对中国当前国情的准确把握，是搞好教育科学研究的出发点。另一方面，外国教育也存在问题，它的月亮不一定比中国圆。就英国高等教育而言，它的质量世界闻名，可是也面临着一系列挑战。2010年12月，英国政府五次上调学费，加之政府对高校经费投入不足，高校的校外捐赠较少，导致高校建设资金短缺，引起社会动乱。再如，在牛津和剑桥这两所著名高等学府中，来自普通劳动者家庭的学生只有9%，亟待解决教育机会均等问题。可见辉煌的成就下也有阳光照射不到的阴影。因此我们在面对外国教育理论与经验时，必须辩证分析，使其在中国土壤里完成意义转换。

第三，研究方法上普遍重思辨轻实证。研究方法既是一种知识的体系（思维方式），又是一种行为规则（行为方式），还是一门学科的关键支点。比较教育研究之比较，并非只是把两国的教育现象放在一起进行对比性描述，绝不仅限于形式上的比较，而是要做因素分析，并在多种错综复杂的因素中，得出教育规律的新研究。然而纵观中英两国比较高等教育的文章，发现国内比较教育学者多从文献、官方数据中获取国外的教育信息，空想型的思辨文章大量涌现，鲜有植根于国外的教育土地进行实证分析的文章出现。众所周知，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写出来的文章自然缺乏文化内涵。

第四，研究对象较片面。一般认为，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与该国的教育发展水平成正相关，因此在比较教育研究中，长期存在着以英语为第一语言的经济发达国家和地区为中心的借鉴垄断局面，使得我国的比较教育学者对英美等西方发达国家的教育研究较多，而对拉丁美洲、亚洲和非洲的发展中国家研究较少。本研究在考察中英比较教育研究的同时，也关注其他国家。例如，我国对亚洲日本、新加坡、韩国、印度等国家的教育研究较多，而对亚洲其他国家的关注较少；对非洲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浙江师范大学非洲教育研究所，其他大学几乎没有该项目的涉猎；在拉丁美洲的教育研究上，也多是对巴西进行研究，对拉丁美洲的其他国家研究较少。由此可见，我国比较教育学的研究对象还是较为片面的，未能构建成一个以高校、研究机构为核心的学术共同体来保证该学科的多方面可持续发展。

三、比较教育学去向何方

教育无论站在什么样的立足点，运用什么样的研究方法，文化都是所有探索与讨论必不可少的一部分。从文化的视角出发，批判吸收外国理论，形成比较教育学特有的研究范式，提高其在教育科学诸学科中的成熟度，是未来发展的根基所在。为此，比较教育学的学科建设应着重从以下方面提升：

1.多元文化与教育相融合。多元文化既可以是一种政治态度、一种意识形态，也可以是一种历史观、一种教育思想，其核心是承认文化的多元性，承认文化之间的平等和相互影响，打破西方文明作为强势文化在思维方面和话语方面的垄断地位。教育本身就是人类社会一种重要的文化现象，不同的教育反映的是不同的社会文化内涵。比较教育学的突出特点在于它所面对的是不同国家民族文化传统中的教育现象。由于社会环境和文化传统的差异，构成了不同国家与社会的教育差异。从长远的发展来看，需要采用兼容并包的态度，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将中国与外国的教育理念有效融合。

2.批判思考与有效借鉴相结合。在我国比较教育学科体系尚未成熟之时，多采用翻译、引进等介绍性研究。然而教育研究中过分依赖外来理论而忽视本民族和文化的研究，这是当今教育理论不能解决实际问题的根源之一。我国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先生就曾批评那种不顾中国社会的实际情况，一味效仿西方教育模式、制度的做法，将其比成拉东洋车，是害国害民的事，是万万做不得的，主张要敢探未发明的新理，敢入未开化的边疆。由于基本国情、社会制度、文化传统等方面的不同，不能把英美发达国家的教育教学模式原封不动地搬到中国来。本土化才是中国比较教育研究必然的价值追求。在今后的比较教育研究中，应把国际化和本土化联系起来，互为条件，互为补充，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使其真正扎根于中国的社会土壤之中。多融入一些中国元素，少一些拿来主义，批判思考与有效借鉴相结合，才能真正地实现中国教育的大发展、大繁荣。

3.多样化学科与研究方法相完善。近几十年来，比较教育学主动借鉴、引用其他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形成了描述研究法、统计研究法、因素分析法、历史研究法、阶段分析法等较为成熟的研究方法，还积极运用社会学、人类学、心理学、经济学、政治学、统计学、语言学、数学等多样化学科来完善自身的学科建设。可喜的是，有不少研究者已将更多的社会研究方法运用于比较教育研究之中，给学界吹进一股清新之风。

然而，我国比较教育研究起步晚于西方发达国家，所取得的成果基本上都是借鉴西方发达国家教育学界通用的研究方法和科学范式，整个比较教育学都充斥着西方化的术语。还应看到我国比较教育研究方法相对滞后，更多是形而上的、思辨型的，因而远没有形成比较教育学独特的话语体系和基本的学术规范，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比较教育学的学科基础和发展潜力。作为一门社会科学学科，比较教育学必须加强自身的理论架构，最重要的是彰显其在教育科学诸学科中的独特地位，提供具有概括力、解释力和生成力的方法论体系。

比较教育学论文篇8

【关键词】比较教育；多学科研究；内涵；价值；路线；方法论

【作者简介】陈大兴，华东师范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博士生，上海200062

【中图分类号】G40-059.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434（2013）03—0223—03

一、比较教育多学科研究的意蕴

在全球化趋势到来，全球社会经济以及现代化技术发展推动各国之间相互交流的背景下，比较教育不断地被广泛应用和发挥其价值。在这个过程中比较教育的研究领域、研究主题、研究方法等出现’了多维的趋势，这种趋势也需要用一种新的研究视角进行分析。多学科无疑是比较教育全球化发展的一块敲门砖。所谓的多学科研究，也就是从多学科的思维以及多学科的分析方法出发对相关的教育问题进行探讨，其中包括政治学、经济学、法学系统理论学科方法等。多学科方法特征体现在从其他学科出发进行相关的实证与定量研究。比较教育虽然在研究过程中具有多学科的性质与方法。但是比较教育的多学科研究并未正式提出。多学科研究对于比较教育的学科建设具有重要作用，也决定着比较教育实践品质的高低。所以比较教育多学科研究的提出，对于比较教育实践具有重要的引领和指导作用。

比较教育的多学科研究是必要的，对于比较教育多学科研究的内涵需要我们进一步分析与审视。比较教育的多学科研究可以被理解为是一种理念、行动、方法的复合体。多学科研究更多关注的是一种多元的视角。通过这种多元视角对相关教育问题进行分析，在学科对话与整合分析中，不断拓宽比较教育的研究视野与方法，从而避免研究过程中的局限性与片面性。比较教育多学科研究的目的就是要消除原有分散学科之间在进行研究中的“坑道世界”，从而打破学科之间的壁垒，整合各学科之间的研究思维与方法。从而避免比较教育学研究过程中的碎片化与片面性。所以，比较教育的多学科研究对比较教育的专业术语、理论观点、学科结构、研究方法等都具有重要的作用，尤其是在比较教育研究过程中能够起到建设学科群的引领作用。

二、比较教育多学科研究的价值考察

（一）比较教育的多学科研究是否可能？

1.学科的属性特征是比较教育进行多学科研究的基本前提

比较教育的跨文化、跨国家以及多学科特征是其重要的学科属性。其中跨国家性所表现出的复杂性、跨文化所具有的多元性、多学科反映出的综合性都是比较教育学科建设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其中跨学科性是渗透在前两种学科属性之中的，是其学科发展的核心属性。著名比较教育学家康德尔在研究比较教育中就曾指出多学科研究的必要性与重要性。在比较教育发展的各个历史阶段的比较教育著作尤其是二战后的相关内容中，都十分强调比较教育的多学科性质。在比较教育研究的性质上，著名比较教育学家诺亚认为比较教育这个领域包含两方面的潜力：其一是在研究中，尤其是跨国研究中对教育问题争论的特殊价值；其二就是比较教育学科多能够提供的作为各个学科写作研究的活动场所。前者指的是在不同国家检验教育与社会之间关系的命题，这是从由个案研究确立起来的命题得出概括性的结论的必要的一步；后者指的是比较教育的问题是社会科学家和教育工作者的共同问题，而非任何一方的专门问题，比较教育可以促使研究工作者超越狭窄的专业界限而进行综合研究。这就需要研究者一方面要坚实地扎根于教育的基本理论，另外也要在社会科学更广泛的领域进行拓展。所以比较教育研究中需要教育学与社会科学之间的相互渗透，这种学科属性也使得比较教育进行多学科研究成为了可能。

2.综合化的发展趋势是比较教育进行多学科研究的必然走向

从比较教育的发展趋势和特征来看，首先，比较教育的研究内容不断向纵深发展。这里研究内容指研究领域、研究范围以及要涉及的研究主题等方面。在研究内容方面，其拓展的动因主要依据两大方面。一是研究主题的不断提出，二是基于人类对教育认识的要求，也即要求比较教育不断强化自身的功能。在把握现代教育发展方向方面发挥更为突出的功效。其次，比较教育的研究目的应用性日益凸显。比较教育得以产生的最基本动因是与促进本国教育改革发展密不可分的。所以这种借鉴性是各国积极发展比较教育的基本宗旨。21世纪的比较教育发展会更加恪守研究的应用性，更加强调比较教育的实用性。在这种实用性的研究目的导向下，理论研究也会以特定的实践为出发点，注重理论与实践的结合。所以，真正使本国教育得以发展，推进教育实践的进步，多学科综合分析是难以回避的。第三，比较教育的研究方法出现综合化的趋势。在比较教育的发展过程中，方法论研究一直是其致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在21世纪的比较教育方法论研究会出现一种综合与拓展的潮流与趋势。比较教育在经过20世纪70年代社会科学方法的介入和80年代的调整之后，随着90年代新的研究模式再次兴起，比较教育研究方法出现综合化趋势。这种趋势是比较教育的学科内在力所表现出来的，将会使比较教育研究方法驶向科学化与多样化的道路之上。

（二）比较教育多学科研究的价值独特性

1.多学科研究是环境剧变中比较教育学科建设的新趋势

比较教育的学科建设从准备期、借鉴期、因素分析期等直到比较教育发展至今，其发展与建设的背景与所面临的学科建设问题与价值立场是各不相同的。进入21世纪的比较教育研究已经摆脱了早期的全盘借鉴与经验借鉴，开始逐步着力于依据教育实际和教育的发展规律进行理性的、有效的借鉴新阶段。在这个阶段中，整体性、综合性、多元性与战略性是其突出的表现特点。所以可以说比较教育在学科建设中正在酝酿一种新的突破，这种突破突出反映在科学化、多样化与综合化的学科建设之中，即达到在理性建构学科分析框架下对科学化、综合化与多样化的运用与统一。当今比较教育研究面临着教育国际化、跨文化研究、新的教育思潮等众多新的趋势与新环境。这就需要比较教育在学科建设过程中注重这些新的背景与趋势，在顺应比较教育时展趋势的前提下运用多学科研究处理环境剧变中所面临的复杂情况，从而把握学科发展的方向，推进比较教育学科的建设与完善。

2.多学科研究是面对复杂教育现象与问题时所应采取的新思维、新方法

比较教育的研究对象是具有高度复杂性的教育系统，这就需要在研究教育现象与处理教育复杂问题时采用复杂性的思维与方法。教育作为一种社会系统，要比任何复杂的自然系统更为复杂。教育系统的复杂性，在于存在着多种多样复杂的联系，除了人的各种行动过程即各种社会过程之间的联系外，还包含着各种社会过程与各种自然过程之间的联系。而比较教育所面对的是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教育系统，这种复杂性显得尤为突出。比较教育中引入的多学科研究可以视为向复杂性进军的尝试。多学科研究能够立足于多方位、多元化的视角以及多样性的方法剖析国外以及本国教育系统中的现象、问题，从而探究现象与问题背后的本质，实现比较教育研究的科学性目的与价值。

3.多学科研究是实现理论与政策导向价值所应达到的新境界

在比较教育研究的理论与政策导向价值中，多学科研究能够使其破解输入与输出的困境与难题。由于教育系统中存在着高度的地方局限性，所以在比较教育研究中会增加教育输入或输出的困难。在比较教育的研究过程中研究者往往在涉及借鉴和引进工作的时候，没有充分意识到这种限制，缺乏系统性的、综合性的分析与考虑，难以对其进行把握。多学科的研究能够提供综合性以及跨学科性，能够提高研究工作的可行性。因为教育现象或问题绝非一种孤立的存在。而具有广泛的社会联系。所以在进行比较教育的分析过程中，除了进行教育比较外还应该综合运用政治的、历史的、经济的、社会的、文化的具体分析进行全方位的比较，从而需要熟悉并采用多门学科的视角进行研究。通过多学科的研究能够使研究者从多元的学科视角把握其教育事实，从而使其研究无论是从理论上还是政策导向上都具有可操作性的价值。

三、比较教育多学科研究的方法、技术路线

比较教育研究方法论的成熟度在一定意义上决定着比较教育研究的质量和比较教育学科发展的水平，促进多学科研究方法论的发展也是比较教育多学科研究的必然需求与技术走向。

第一。比较教育多学科研究方法论应该将学科视角与方法视角相结合，进一步拓展比较教育的学科基点，完善比较教育的学科形成。早在1950—1960年关心比较教育的学者便纷纷对比较教育的学术性进行反省，在众说纷纭的情况下比较教育陷入了学科认同的危机。通过检视这些争辩与分歧可以发现：它们的深层问题都植根于方法论之上。因此欲澄清比较教育的学术性需进一步探索其方法论。比较教育的多学科研究应该将学科视角与方法视角相结合，将相关学科的研究方法与范畴纳入比较教育问题的研究中，使用相关学科的话语系统作为“方法”解读比较教育研究中所面临的理论与实际问题，使用相关学科的范畴来解释事物的程序，从而完善与发展比较教育研究的方法论，推进学科建设。

第二，基于比较教育学科立场，以问题为平台。实现多学科研究方法的切实应用。在比较教育研究中将会面对很多复杂问题，这些问题的本质属性是开放的、不稳定的、含混的。在处理这些问题时很难用传统上划分基本现象的方法来处理和界定，所以就需要跨越学科之间的界限。运用多学科的方法来满足比较教育研究中复杂问题的解决。在比较教育多学科研究的过程中。比较教育学者应该具有强烈的学科自觉意识。应该在立足于比较教育的学科立场的前提下，对研究中所面临的理论与实践问题通过整合多学科的方法来得出比较教育学意义中的新阐释。在整合多学科研究方法的过程中，其研究旨趣应该在于通过增进、深化与拓展比较教育问题来为比较教育研究服务的。这种实践导向的多学科方法选择在具体的运用中将会具有客观性与科学性的优势。

比较教育学论文篇9

学术期刊是学术研究成果的重要载体，是学术成果呈现与交流的平台，其所刊载的学术文章反映了该学科当时的研究状况。严谨的学术期刊理应在选题策划和稿件审核方面有比较严格的标准和流程，特别是选题策划方面，期刊编辑秉持的原则中，首要的是选题要反映当前研究与实践的面貌。因而，选择一份严谨的学术期刊，考察其中所刊载学术文章的主题分布，就有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该领域在某个时期中的研究热点和趋势变化。同时，对教育教学具体领域的研究也是研究者对目前教育实践活动的思考和总结。因此，通过分析和研究学术期刊在研究领域及研究内容方面的关注热点，充分发掘学术期刊在预测学术研究发展态势方面的重要作用，一方面可以为我国远程教育期刊编辑在选题策划等方面提供有益信息，另一方面也可以对我国的远程教育实践进行总结和提供一些启示。近年来，关于学术期刊 （特别是远程教育学术期刊） 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所刊载学术文章的研究主题、研究方法、作者情况、引文情况、影响因子等方面的分析，或是对不同期刊在这些方面的比较研究。而本项研究主要根据较长一段时间内学术期刊所载学术文章的内容、数量等方面的变化趋势，来剖析中美两国远程教育研究发展过程、当前热点及趋势。

一、相关研究的文献综述

1. 相关文献研究

本研究主要从 CNKI、Google Scholar、ECO、PROQUEST 等数据库，以“期刊”、“学术期刊”、“科技期刊”、“学术研究”、“比较研究”，以及“Comparative Analysis”、“Academic Journal”、“Scientific Journal”、“Comparative Research”为关键词，获取中英文文献。在关于跨文化、跨语种的学术期刊与所属学科的学术研究的相关研究中，有徐庆宁[1]、郝晋萍等[2]、毛一波[3]、张玉华等[4]、张玉平[5]、陈光宇等[6]、王英辉[7]、邹文华[8]分别研究了我国和外国某类学术期刊在文献类型、报道时差、学科结构、出版周期、被检索机构收录等方面的差异。Mendler- Johnson 和Luis e[9]、Soteriou[10]、Hon Fun Poon 和 Chris Row-ley[11]分别研究了不同国家的某类期刊的文章。这些研究所涉及的期刊刊期都较短。涉及较长时期学术期刊的研究有：Craig W Trumbo[12]（涉及八份传播类期刊的 2,649 篇文章）、Leona M English 等[13]（涉及英国和北美宗教教育杂志 10 年的文章）、Bon-court 和 Thib aud[14]（涉及三份政治科学杂志从 1973到 2002 年的文章）、袁会[15]（涉及两份杂志近十年的选题） 等的研究。关于单一语种或文化下的学术期刊的专门研究亦有不少，如：Wadhwa、Suresh K[16]采用问卷调查的方法研究了聚合物 / 塑料方面的学术期刊；Blank和 Rebecca M.[17]比较了 《美国经济评论杂志》 学术文章的双盲或单盲同行评审；Cote 等[18]采用引文分析方法研究了消费者研究杂志对社会科学文献的影响；Gentry 等[19]研究了 1986- 1991 年期间运输和物流期刊中作者的从属关系，并与之前三个时期的相关研究做了比较；张新平等[20]比较了中国期刊方阵与中文核心期刊；而孙景峰[21]、杨阳和王瑄[22]、凤元杰等[23]、李树民和许静[24]、余韬[25]、王昆欣和高飞[26]分别研究了中国的社会科学、物理、管理学、医药学、电影类、旅游类学术期刊。归结起来，现有的这些研究主要集中在学科结构、出版周期、被检索机构收录情况、影响因子、发行方式、出版介质等方面，期刊的订户、被阅读频率、被引用频率、出版格式、主题、评审方式、作者、研究方法等也受到了较多关注。国内针对远程教育学术期刊的研究也不少，例如，张伟远[27]就如何提高研究质量的问题，选取了中、英、美三国的五份远程教育杂志 1997 和 1998年两年内刊载的学术文章进行比较研究。此外还有很多研究者针对特定中文期刊从不同角度对中英文的远程教育期刊进行了比较研究[28][29][30][31][32]，大多关注学术研究的规范性、文章数量、 研究方法、数据处理、研究主题、 论文撰写、文献题录信息等，但所采集的期刊信息跨越年份较短，多为两三年间的情况，很难反映较长时期内的研究趋势上的变化。

2. 关于远程教育研究领域的分类

为了更清晰和确切地对比研究中美两国远程教育学术期刊文章内容上的异同，我们需要一个较为科学和适用的远程教育研究领域分类标准。科学性当然是首要的标志，但“适用”也是非常重要的。关于远程教育研究内容的分类，目前国内已有不少相关的研究，如徐辉富[33]、黄盼和何仁生[34]、李爽[35]等在各自研究中提出的远程教育研究领域 （内容） 分类，但大多都是服务于某项具体课题研究（如：为了研究远程教育专业人员分类，等等），或为远程教育专业课程学习的目的而做的分类，某种程度上都存在缺乏系统性或不够全面的问题，并不适合本项研究对远程教育研究领域的分类。丁兴富[36]将远程教育学科内容分为十五个细目，基本涵盖了远程教育研究与实践的各个重要内容，但此分类过于“细致”，且混合了远程教育内容（如教学设计、学习支助服务、比较研究等）和层次（高等教育、基础教育、培训等）。张伟远[37]在论述远程教育研究的时候特别指出：远程教育的研究和远程教育学科的研究是完全不同的概念；他还讨论了远程教育可以着重研究的重点内容，为我们制定研究内容分类维度提供了有益的借鉴。归结和借鉴现有文献中对于我国远程教育研究内容的诸多分类，我们以为，远程教育研究内容可以从六个维度来剖析：

宏观政策与理论的研究

包括：远程教育的历史和发展趋势研究；重要领导的相关讲话、政策法令；远程教育国际比较研究与分类；远程教育学科理论基础的基本概念与基本理论；远程教育心理学 （及相应的教学理论和学习理论）、远程教育社会学等交叉学科理论。

远程教育系统的研究

包括：远程教育的质量及质量保证；远程教育系统的管理、政策制定与立法；测量与评估；成本效益研究；远程教育心理学、远程教育经济学等交叉理论的应用研究。

学习者与学习的研究

包括：远程教育学习支持服务；远程学习交互；远程学习者特征和入学动机等研究；远程学习评价。

教师与支持者的研究

包括：国内外远程教学人员的培养和专业发展。

课程与教学的研究

包括：远程教学过程和模式研究；课程设计与开发和使用；各专业学科的远程教学；各层次的课程和教育项目的建设与评价。

资源与技术的研究

包括：远程教育的关键技术的开发、教学应用和效果评价；远程教育教学资源建设和应用；远程教育平台的建设、应用及相关研究；资源、技术与平台的标准和共享机制的建设。

二、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和样本数据

本研究选择了 《中国远程教育 （Distance Edu-cation in China） （综合版）》 （后文简称“DEC”）和 《美国远程教育杂志 （the American journal ofd is tance ed ucation）》 （后文简称“AJ DE”） 两份期刊。前者为中国创刊最早、历史最久的远程教育学术期刊，为教育部主管、中央广播电视大学主办的中国教育类核心期刊，主要关注中国远程教育的进展，也关注国外远程教育动态。 《美国远程教育杂志》 是远程教育界的著名学者、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远程教育研究中心的 Michael G. Moore 博士主编，该杂志主要关注美国远程教育的发展，但同样不排除来自美国以外国家和地区的远程教育研究成果。两份期刊的受众均为：高校中远程教育和相关领域的研究者、教师和学生，远程教育及相关领域 （包括E- learning 、在线学习、成人教育，等等） 和相关机构 （包括远程教育院校、公司、军队，等等） 的研究者和实践者。本研究主要采用内容分析法，对中美两国具有代表性的远程教育学术期刊所分别关注的远程教育研究内容，从期刊编辑的视角，进行了比较研究。 研究者进而以远程教育学术期刊为窗口，剖析并对比2000 年至 2010 年中美两国远程教育研究在研究领域和研究热点方面的变化趋势。本研究并试图通过发现两国远程教育在研究领域上的关注焦点的差异，从而为中国远程教育的实践研究和期刊编辑工作提供有益的参考。本研究借助 CNKI和两刊各自的网站，并在两刊主编支持下，采集到了 DEC 和 AJDE 从 2000 年到2010 年的全部出版物中所包含的学术论文，剔除了新闻 / 动态报道、访谈、书评等文章。这里所说的“学术论文 / 学术文章”，是指格式规范且结构上包含了标题、摘要、关键词、正文、参考文献的学术类主题的文章。据统计，在 2000 年到 2010 年的 DEC 上总共收集到学术论文共 2,011 篇，而同时期的 AJDE 上总共收集到学术论文 130 篇。两刊各年度论文数量分布参见下表 1。

三、2000- 2010 年 AJDE 与 DEC学术论文的数据比较与分析

在进行数据分析和对比研究之前，我们需要说明的是，因为国情、刊期、每期容量不同等客观原因，两份期刊在 2000 年至 2010 年期间刊登的文章数量有很大的差别 （DEC 共 2,011 篇、AJDE 共 130篇），难于就文章数量来做比较。因此，我们在逐类分析和对比分析时，将数据做了简单换算，以“当年某类文章数量占当年全部文章数量的百分比”，来替代“当年某类文章的数量”。

1. 2000- 2010 年期间 AJDE 与 DEC 学术论文整体情况分析

《中国远程教育》 各年度文章统计见表 2。由表2 可以看出，这十一年间，DEC 中“远程教育系统的研究”、“资源与技术的研究”领域的文章数占到了各年度文章数量的大部分 （最高百分比达到了61%，最低亦有 41%），十一年中这两类文章合计占到全部文章总数的 51%。而“教师与支持者的研究”类文章在各年所占比例始终偏低，最高未超过 9.68%（2010 年），十一年中该类文章仅占全部文章总数的3.93%，但有逐年上升的趋势。其他几个类别下的学术论文数量每年都比较稳定，累计占当年全部文章总数的 38%到 50%。AJ DE 各年度文章统计见表 3，由于该杂志刊载的学术论文数量较少，2000 至 2001 年每年仅出版三期，2002 年 （含） 之后每年仅有四期，因此十一年中收集到的学术论文共 130 篇，且每年每类别下的研究文章亦不超过 9 篇，某些类别在某些年度的文章数为 0。由表 3 可知：AJDE 中“学习者与学习的研究”、“课程与教学的研究”类文章数占到了各年度文章总数的重头 （最高百分比达到了 75%，最低亦有 16%）。其中，“学习者与学习的研究”类的文章数量较稳定，除 2000 年外，其他各年份该类文章占当年度文章总数的百分比均高于 20% ，年均51.59% ，十一年来该类文章占全部文章总数的51.5% 。“课程与教学的研究”类文章每年均有出现，各年份该类文章占当年度文章总数的 16%以上，各年度平均在 22%左右，十一年来该类文章占全部文章总数的 22.3%。其他四类文章所占比例较小，其中“教师与支持者的研究”仅在 2002 年和 2007 年出现，分别占当年文章总数的 8.3%和 10%。图 1 显示了两份期刊 11 年各类文章数量占总数的百分比，更清晰地体现了两期刊十一年来六个研究领域的文章的相对数量关系。在两份期刊中，“远程教育系统的研究”和“资源与技术的研究”很明显是强势领域，而“教师与支持者的研究”是受到较少关注的弱势领域。

2. 2000- 2010 年期间 AJDE 与 DEC 各研究领域学术论文数据对比

在分别对两期刊 2000- 2010 年度的六个研究领域的文章数进行初步统计的基础上，参照表 2、表 3数据，绘制了图 2 到图 7 的分领域文章发表数量占当年发文总数百分比的对比折线图，后文将据此综合分析 DEC 与 AJDE 各年度、各类研究领域中的学术论文情况以及十一年来的总体趋势。图 2 至图 7 可以清晰地表示两期刊 11 年中各研究领域的学术论文数量分布与对比情况。纵坐标代表某期刊的某类文章在某年度的数量占当年该期刊学术文章总数的百分比。由图 2 可知，“宏观政策与理论的研究”领域中，两刊各年该类文章所占比重都未超过 20%，并同时在 2004 年、2008 年出现两个波峰，而 2002、2003、2005、2009、2010 年，两刊都较少刊载这一类别的文章。2008 年之后，两刊对此类研究的关注度都有下降。关于“远程教育系统的研究”文章 （图 3），两刊同时在 2001 年出现峰值，并同时在 2002、2004年出现波谷。其他年份中，两刊该类文章均有起伏，但 DEC 此类文章一直在 25%上下波动，而 AJDE 此类文章在 5 个年份均未出现，其他年份该类文章所占百分比不稳定。

两刊对“学习者与学习的研究”都较重视 （图4）。DEC 此类文章保持在 10%之上，并且可以明显看到，在略微的起伏中有逐年上升的趋势。AJDE 此类文章所占比例始终在 20%以上，且整个曲线都位于 DEC 对应曲线上方，显示了 AJDE 对此类研究的高度重视。图 5 显示，两刊对远程教育中的教师与学习支持者的研究的关注都有待提高。虽然两刊该类文章数量变化趋势差别较大，出现波峰、波谷的年份并不一致，但两刊十一年内该类文章所占比例都未超过10%。DEC 自 2007 年以后，该类文章有明显上升趋势，说明 DEC 已经开始意识到远程教育中教师与学习支持者的重要意义。关于“课程与教学的研究”，两刊该类文章所占百分比一直在 20%左右徘徊 （除 AJDE 在 2000 年有过一个高峰），可见对该类研究的关注非常稳定 （图6）。2009 年以后，两刊对该类文章的关注都在上升，2010 年 AJ DE 上该类文章超过了 30%。对于“资源与技术的研究”，两刊的关注度差异较大 （图 7）。2000 年，两刊刊载的此类文章都出现了高峰，DEC 此类文章超过了 35%。但此后，自2001 年到 2007 年，AJ DE 对此类文章的关注在逐步上升，从 2001 年的 0%上升到 2007 年的 20%，而同期 DEC 此类文章在逐步减少，从 2001 年 25.7%下降到 2007 年的 19.6%。2008 年起，DEC 此类文章保持在 20%左右，而 AJDE 此类文章数量起伏仍较大。两刊对此类研究的关注上的差异，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远程教育中的资源和技术的建设在两国远程教育实践和研究当中有不同的重要性。

四、我国远程教育研究的发展过程与热点分析

以上对 DEC 与 AJDE 两刊 2000- 2010 年期间刊发的学术论文在远程教育的六个研究领域中的基本情况做了比较和分析，下面将重点结合我国远程教育实践，对我国远程教育近十年来各个研究领域的发展特点以及研究者关注的热点进行分析。

从前文图 2 可知，宏观政策与理论的研究在2000 年中国远程教育试点开展初期受到较多关注，之后略有下降，2004 年出现高峰后，在起伏中亦有所下降。可见，2000 年前及之后几年，我国远程教育处于一个新的起步阶段，相关实践 （如：现代远程教育试点工程） 刚刚开始，一边备鞍一边上马，很多问题刚刚出现，与之对应的理论亦不完备，中国远程教育在懵懂中前行。与之对应的是，在远程教育学术期刊上，出现了很多理论探索与政策分析的文章。2000 到 2004 年，该类别下的学术论文有很多至今仍保持着较高的被引频次。当然，理论的完备也不是一个无限期的过程。当关于理论的研讨达到高潮的时候，通常预示着其将告一段落。2004 年之后，此类文章有所减少，也说明对于远程教育宏观政策和理论的关注开始有降低的趋势，中国远程教育的实践者和研究者们的眼睛在望向更具体、更基础的课题，比如2004 年以后较为多见的远程教育系统的搭建、学习者的学习、课程与教学资源的应用，等等。这一变化，对我国远程教育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来说，应该是一件好事情。理论大框架固然重要，但，相对于宏大课题而言，远程教育事业的健康发展，还需要很多脚踏实地的“小”思考，而这，往往是我国学界人士不屑于涉足的。远程教育系统的研究 （见图 3） 总体上是受到重视的，该类论文数量在各年度都居于前列，相关文章在2001 年甚至达到了 73 篇。在前些年，该类下的论文主题也比较宏观，如：现代远程教育系统的管理与政策制定，以及立法，等等。近年来，特别是 2007年之后，此类宏观研究少了，更多见的是关于现代远程教育的质量及质量保证、测量与评估、成本效益研究、远程教育经济学等交叉理论的应用研究等。与之前的宏观选题相比，这些主题更贴近实践，研究成果也更有实践性的意义。该类别文章的前后变迁，特别是“去宏观化”，也体现了我国远程教育这方面的研究开始“向下延伸”，朝着更具体、更微观的方向延伸。从 2007 年开始，该类别的学术论文数量持续下降，稍有小起伏，这可能也在表明：我国远程教育研究的重心在向别的类别转移，对于系统的研究，已经达到了饱和的状态。但这类研究的数量并不会持续下跌，对于系统的研究是远程教育研究中必不可少的，很多时候还是其他几类研究的基础。可以预见的是，此后该类研究还将继续向实践性、去宏观化的方向发展，相关文章的总体比例会继续调整，直到达到一个比较平衡的状态。学习者与学习的研究 （见图 4） 在 2000 年还较少，随后开始了有起伏的增长，相关研究主题较多地聚焦在远程教育的学习支持服务上。特别是中国广播电视大学系统开展了一系列关于学习支持服务的研究和探讨，他们的研究成果包括了大量的跟学习者与学习相关的学术论文。该类别下其他受到关注的研究主题还有：远程学习交互，远程学习者特征和入学动机等研究，远程学习成效的评价，等等。近年来，这一类别下的文章较多集中在“学习支持”方面，也跟我国远程教育实践目前阶段的特点有关系：刚刚从关注课程和教学，转向关注学习支持服务，但还没有将焦点更多地放在学习者身上。从我国该类研究的成果数量来看，并参照美国同行期刊该类研究的特点可以预见，未来，该类别将逐渐出现更多关于学习者的文章，对学习者的研究是未来远程教育研究的重要内容。

从文章数量上来看，相比其他各类研究，教师与支持者的研究一直是不被重视的一类，在中美两国均如此。在 DEC，2000 年到 2011 年的 11 年里，仅有3 个年份达到或者超过 10 篇。教师和其他支持者是远程学习中关键的“人”的要素，教师在远程学习当中的作用毋庸置疑。对这一主题的研究，应当受到重视。从图 5 看来，自 2007 年该类文章数量跌入谷底之后 （当年仅 3 篇、1.79%），从 2008 年起开始呈逐年上升态势，到 2010 年有了比较大的提升。可见，对远程教育中的教师和其他支持者的研究已经开始受到关注，但总体来看，关注程度还急需提升。任何现代的、时髦的技术都不可能代替教师的地位和作用———这一点，过去和现在的实践已经证明，未来的实践还将继续证明。课程与教学是远程教育中学习者最关心的部分之一。总体来看，这一类研究受到的关注保持在比较稳定的水平上 （图 6），该类文章数量在 2000 年到2002 年持续上升、达到顶峰之后，一直保持在 30 篇上下。这也跟我国远程教育实践的特点有关系。在生师比极高的情况下，加强课程建设、关注教的过程，就是提高教育教学质量的比较便捷和省力的途径了。未来在这方面的研究还将保持较大比例。的确，即使生师比相对较低的国外远程教育，也依然是重视课程与教学的研究的，也依然在这方面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资源与技术的研究类别的学术论文 （图 7），在2000 年即已达到顶峰 （64 篇），随后逐年持续下降，2007 年以后在 30 篇上下 （20% 左右） 徘徊。2000年适逢“现代远程教育试点工程”正式拉开序幕，各远程教育机构完成了最初的基础建设并开始招生。此后几年，远程教育的资源和技术是实践者们关心的一大焦点，也是远程教育系统建设中最实际的问题。待基础建设渐入佳境，基本的资源建设已接近完成，技术框架已然搭建完毕，此类研究随之减少。但随着远程教育的不断深入，资源还需要进一步优化建设并加强共享，技术也需要不断探索和更新，因而此类研究预计将保持在一定的水平上，不会持续下降。只是在选题上，未来一段时间内，资源与技术类的学术文章可能聚焦在更有实践意义、切实服务于实践的“微观选题”上，但这个“微观”并不是“技术化”的代名词，技术以前不应该、将来也不会是该类研究的核心，资源和技术在教育中的应用才应是恰如其分的核心。

五、研究领域、研究热点和研究启示

1. 关于本研究所用的远程教育研究领域的分类的可行性和适用性分析

在文献调研的基础上，结合本研究的特点 （需要理论与实践并重，分类粗细得当），本研究将远程教育研究领域分为宏观政策与理论的研究、远程教育系统的研究、学习者与学习的研究、教师与支持者的研究、课程与教学的研究和资源与技术的研究六类。经过在本研究中的实际应用，可以看出，这样的分类体系能比较全面地涵盖中美两国远程教育研究的全部主题，并且所有主题在各个类别下的分布较为均匀和可信。此外，本研究所采用的这一分类体系突出了当下远程教育领域中热门的“学习”和“学习者”，将其单独分为一类，有利于更好地分析、比对。而且，研究当中发现，中美两国远程教育学术期刊在“教师与支持者的研究”下文章数量都较少，也说明该分类方式确实能发现当前研究文章在研究内容方面存在的一些遗憾。不足的是，文献研究中，外文文献、特别是非英语的外文文献采集较少。这可能会导致本研究在最终确定研究领域分类时借鉴不足，理论基础不够全面。

2. 中美两国远程教育学术期刊 2000- 2010 年期间的研究热点和趋势分析

本研究发现，中美两国远程教育学术期刊在2000 年至 2010 年这十一年间，在六个研究领域所刊载的文章数量及变化趋势呈现出了一些一致性，差异也同时存在。如前所述 （并参见图 1），两刊在“课程与教学的研究”、“资源与技术的研究”领域均刊载了较多的文章，说明对此有共同的关注。“学习者与学习的研究”文章在 AJDE 文章中总数排名第一，说明 AJDE 对此一直保持较高的关注度，此类文章在 DEC 排名第 4，但近年开始有所增长，也意味着此类研究将是未来两刊共同关注的热点，两刊“远程教育系统的研究”类文章的数量年度间增减趋势有差异，整体趋势依然较接近。两刊在“宏观政策与理论的研究”、“教师与支持者的研究”领域的文章数量均较少，且变化较大，对这两个领域、特别是对教师的研究应当是未来远程教育研究的热点。若某类文章在某年所占百分比超过该类文章 11年中各年度所占百分比的平均值，则可认为该类研究在某年成为热点研究领域。表 4 总结了两刊十一年间共同出现的热点领域 （AJDE 计算各类文章年度平均值时，剔除文章数为 0 的年份）。可知，这十一年间两刊的热点领域在不断变化，这当然也与期刊编辑关注点的变化有关，但也能反映当时远程教育研究领域关注点的变化了。两刊在 7 个年份上有共同关注的研究热点，也体现了中美两国远程教育学术期刊所关注的学术研究领域和内容，有很大的相似之处。这也应该是近年来两国远程教育界人士学术交流的重要基础。远程教育学术期刊亦可以在这个基础上多做文章，促进两国学术研究和实践的交流沟通。从表 4 也可以看出，宏观政策与理论的研究、学习者与学习的研究、课程与教学的研究是近年来受到较多关注的领域，相关的学术文章数量还将继续保持在高位。但这不代表其他类别的研究不会受到关注。根据前文的分析，对教师和支持者的研究将是未来的一个亮点和焦点，关注教师和其他远程学习的支持者，研究如何提高教师和其他学习支持人员的工作效能，实际上也是对远程学习和学习者的帮助。当然，本研究对期刊的选择也可能影响上述结论的获得。未来的研究可以扩大期刊选择范围，并且不局限于中国和美国。毕竟当前世界范围内远程教育相关期刊，数量已然不少了。扩大期刊选取范围，有助于得到关于研究趋势、研究热点的更大范围内、更准确的研究结论。

3. 本项研究对中国远程教育研究和学术期刊建设的启示

比较教育学论文篇10

【关 键 词】文化/比较教育

【 正 文 】

导言——比较教育学史中的文化研究

比较教育研究对文化的重视可以追溯到100年以前。1900年，萨勒德(M.E.Sadler)在题为《我们能在多大程度上从外国教育制度研究中学到有实际价值的东西？》("How far can we Learn anything of practicalvalue from the study of foreing system of education")的著名演讲中，第一次指明了文化研究对比较教育的重要意义。他的一句名言是“在研究外国教育制度时，我们不应忘记校外的事情比校内的事情更重要，并且制约和说明校内的事情。”他说的校外的事情主要是指一个国家的民族精神。他说：“当我们倡导研究外国教育制度时，我们注意的焦点一定不能只集中在有形有色的建筑物上或仅仅落在教师与学生身上，但是我们一定要走上街头，深入民间家庭，并努力去发现在任何成功的教育制度背后，维系着实际上的学校制度并对其取得的实际成效予以说明的那种无形的、难以理解的精神力量。”民族精神是文化的核心。也就是说，只有理解了一个国家的文化传统，才能理解这个国家的教育制度。

20世纪二三十年代，康德尔(I.L.Kandel)等人秉承了这一思想，他们开创了因素分析时代，为比较教育中的文化研究奠定了重要地位。康德尔提倡描述历史事实，分析社会历史背景。他还把民族主义和民族性作为决定各国教育制度性质的因素提出。汉斯(N.Hans)则对影响教育的诸种外部因素加以系统化，并主张应当对形成教育的因素给以历史的说明。他把影响各国教育制度性质的因素分为三类：自然的因素（种族、语言、地理和经济因素）、宗教的因素（罗马大主教、英国国教和清教徒）、世俗的因素（人文主义、社会主义、民族主义和民主主义）。三类因素中文化因素占了主要地位。

埃德蒙·金(Edmund.King)也十分重视教育的历史背景。他的相对主义方法论重视客文化中的主体对教育现象的观点。要了解他们的观点，就必须对他们的文化有深入的了解，因此文化研究是必不可少的。

近几十年来，文化研究在比较教育界越来越受到重视。但是综观以往的研究，在文化研究上还存在着三个问题：一是比较教育中的文化研究所依赖的参照系只是西方文化，用它作为一个普遍的准则来影响包括非西方世界在内的全世界的比较教育研究，这一做法有失公正，也与当今世界色彩纷呈的各民族文化极不协调。二是对文化的理解过于狭窄，把文化只理解为“民族特性”。实际上文化的概念更广泛。三是对文化与教育的互动关系研究得不够。往往只讲到民族文化对教育制度的影响，很少谈到文化对教育主体（教育决策者、教师、家长）的观念的影响。关于教育对于文化的反作用的研究更不多见。因此，对于比较教育中的文化研究还有深入一步的必要。

一、文化的概念及其特点

文化是什么，如何理解文化？文化是一个有广泛内涵的概念，据说学术界对文化的定义已有二百多种。有的说，文化是一种生活样态；有的说，文化是人类创造的物质和精神成果的总和。这都有一定的道理。我认为，所谓文化，是指人类在生产实践和社会实践活动中所采用的方式和创造的物质和精神成果的总和。这里面包括了人类的活动方式（动态的）和活动所取得的成果（静态的）两个方面。一般分为三个层面，即物质层面（包括建筑、服饰、器皿等等）、制度层面（包括教育制度在内的一切制度）、思想层面（包括思维方式和民族精神等）。物质层面最容易交流和吸收，制度层面也常常因为政治变革而改变，惟独思想层面具有较强的保守性和凝固性，不容易吸收异质文化和互相交融。但是随着时代的变迁和各民族间的交往，也总是在变化的。概括起来，文化具有以下一些特性：

第一，具有民族性。文化总是由人类的某个民族创造的，而一个民族的特性也较多地集中表现在文化中。因此文化传统和民族文化传统可以是同义词。由于世界各民族所处的历史时期不同，环境不同，对自然界和社会各种现象的认识和理解不同，他们创造出各自不同的文化。例如，对待自然，中国文化比较重视人与自然的和谐，而西方文化则强调人征服自然、战胜自然；对待社会和他人，中国人主张中庸、谦让，西方人则主张竞争、斗争。这是从观念形态上讲的。表现在物质形态上也有极大的不同。例如中国的民间艺术图案讲究对称、统一、和谐；西方民族则讲究差异、多样。可见民族性表现在各个方面。

第二，具有稳定性。民族文化传统常常表现出相对的凝固性和稳定性。这种稳定性表现在时间上就是惯性。也就是说，文化传统发展变化的速度比较慢，总是落后于时代的发展，具有滞后性。这种稳定性表现在空间上，就是民族文化的独特性，也就是维持着自己民族文化的发展轨迹，往往拒绝外来文化的影响，形成了一定的保守性。所以，在世界文化交流已经如此频繁和深入的今天，各民族文化仍然保持着各自的特点，从而形成了世界文化的多元性。民族文化传统的稳定性是民族文化传统得以保存的主要原因，但在某种程度上却表现出凝固性和保守性。它不仅在发展进程上落后于时代，有的甚至于拒绝时代变革的要求，拒绝外来文化的渗透。中国近代学习西方经过了曲折的过程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因此文化传统的稳固性具有两面意义：积极方面的意义是它保持了文化传统的独特性，即民族性；消极方面的意义是它影响到文化传统的交流和变革，阻碍着对先进文化的吸收、创造和传播。

第三，具有变异性。每种民族文化都是不断发展的，也就是不断变革的。人类社会在不断发展，民族也在不断发展，民族文化也在不断发展。要发展就要有变革。也就是说，文化传统不能完全保持原来的样式，总要增加新的符合时代的内容，要去掉一些不符合时代要求的内容。例如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日本都有男尊女卑的思想传统，但是现在是男女平权的时代，这种男尊女卑的陋习就应该除掉。

每种民族的文化传统中都有优秀的内容，也不免有落后的内容。在文化发展和变革中就要继承和发扬文化传统中的优秀的东西，摒弃落后的，不符合时代要求的东西。对待外来文化，也是这种态度，吸收外来文化中的优秀的东西，排斥落后的东西。这就是我们在比较教育研究中的基本的文化观。

二、文化研究与克服西方文化中心主义

要克服西方文化中心主义的观念，就要承认世界文化的多元性。自从人类进入文明时代开始，人类就有五大古代文明，即古希腊文明、巴比伦文明、古埃及文明、古印度文明、古代东方中国文明。虽然经过几千年的历史变迁，由于战争和其他原因，有些文明衰落了，希腊文明成了西方文明的源头，而东方的中国文明却一直延续到今天。但不论是哪种文明，都给世界文化留下了许多宝贵的文化遗产。文艺复兴以后，西方文明有了较快的发展。生产力的提高，特别是工业革命以后生产力的飞速发展，物质生产的迅速增长，为西方国家的扩张提供了条件。实际上，西方文明是在掠夺其他文明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西方文化的发达，并不能排除其他各民族文化的发展。只要这个民族还存在，它的文化总是会按照自己的方式发展的。

20世纪60年代西方出现一种现代化理论，认为非西方发展中国家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发展历程是一致的，前者现在所处的阶段是后者经历过的一个阶段，非西方发展中国家要想实现现代化，惟一的途径就是西方化和照搬西方的模式，只有靠西方文明的传播，靠输入西方社会的现代化因素才有可能。这种理论代表了西方中心主义的观点。事实上世界文明并非以西方文明为中心，西方文明只是人类文明中的一个类型。20世纪60年代以后许多东方国家走上现代化的道路，创造了各自现代化的模式，打破了“现代化理论”的神话。“现代化理论”在比较教育研究中有一定的影响。70年代以后它受到许多学者的批判，现在已经不起什么作用。但是西方文化中心主义的文化观很难在西方学者中克服，原因不在于他们自己不想克服，而是他们太不了解别的文化了。尤其是比较教育，它产生于西方，长期活动在西方，更容易受到西方文化中心主义的影响。近几年来，世界比较教育学会理事会在非西方国家举行年会，对于西方学者了解非西方文化是大有裨益的。亚洲比较教育学会的成立，更有利于东西方比较教育学者的交流。

应该特别指出，以儒教为核心的东亚文化，覆盖东亚、东南亚以及世界其他东亚移民居住地区，但是在包括比较教育在内的几乎所有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它未能发挥重要作用。在新的世纪，东亚各国应自觉地挖掘本民族文化中优秀传统，使之成为东亚比较教育研究的重要理论源泉。

要克服西方文化中心主义观念，东方学者也有责任。东方学者要放弃迷信西方的观念，要跳出表面看西方教育制度的框框，深入到西方文化的深层去认识西方的教育；要在学习西方文化的优秀经验时注意理解它的实质，并尽力使之本土化。这种要开展文化研究。

三、文化与教育的互动关系

教育是文化的组成部分，但它又具有相对的独立性。教育离不开文化传统，教育除了受一定社会的政治制度、经济发展的影响外，教育思想、教育制度、教育内容和方法无不留下文化传统的痕迹。例如中国历史上长期存在的科学制度是在封建制度中形成的，这种科举制度把学校教育与人才的选择制度结合在一起，这就影响到中国一千多年的教育传统。清朝末年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动摇了封建主义统治的基础，科举制度终于随着政治经济的剧烈变革而彻底破灭。但是科举制度作为一种制度虽然在中国已消灭了一百年，而与科举制度相伴随的教育思想却作为一种传统的教育思想至今仍然在一些人的头脑中残存下来，追求学历，重视考试就是这种教育思想的反映。日本的所谓“考试地狱”恐怕也与中国的传统有关。

教育一方面受到文化传统的影响，另一方面它又是发展文化，创造文化的最重要的手段。也就是说，教育无时无刻不在传播文化，创造文化。文化靠什么继承和发展？靠教育。当然这种教育不仅指学校教育，也包括家庭教育、社会教育。但是学校教育起着重要的作用。教育又总是根据时代的要求，社会的需要对文化传统加以选择和改造。特别是学校教育是有计划有组织的活动，它要根据国家的教育方针、培养目标来选择文化、传播文化、改造文化、创造文化，使它符合时代的要求、社会的需要。

比较教育要了解一个国家的教育，就需要研究影响这个国家教育制度的各种因素，特别是文化因素。前面说到，文化的内涵很广。但对教育来说，最重要的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价值观、思维方式、民族心理和民族精神。例如西方文化强调个人主义，而东方文化则重视集体主义；发达国家多少具有大国沙文主义倾向，不发达国家总是抱有民族主义倾向。即使同是西方发达国家，由于历史文化背景不同，他们的思维方式和民族心理也很不相同。笔者最近访问法国，适值WTO在西雅图开会，法国教授批评WTO过分重视商业，不重视文化。他们总是为自己的文化传统而自豪。但你如果到美国，就很难听到这种声音。一个国家的这种传统必然会反映到教育上，特别是反映到教育思想观念上，从而影响到教育的各个方面。这就是为什么要强调在比较教育中文化研究的重要性。也就是说，只有从文化研究中才能认识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教育的本质。

四、文化研究的困难与课题

进行文化研究是很困难的一件事。最好是采用文化人类学的方法，到当地去生活一段较长的时间。正像萨德勒曾经说过的，不能只注意一个国家的有形有色的建筑物和教师与学生，还要走上街头，深入民间家庭，去发现无形的精神力量。这是难以做到的。即使在一个国家做到了，对其他国家还是不了解，仍然难以比较。

还有另一个困难是，研究者本身是另一种文化的主体，他自身已经具有本民族文化的传统，也就是具有本民族的思维定式，即使他能够深入到客文化中，如果不克服自身的思维定式，也不能得出客观的科学的结论。因此从事文化研究的比较教育学者，特别是西方学者需要克服自身的文化偏见，树立多元文化的观念，尊重别国、别民族的文化，尊重他们的价值观。

进行文化研究还需要与历史研究结合起来。因为文化传统总是历史延续下来的。不了解一个国家的历史，就不可能了解这个国家的文化传统是怎样形成的，也就不能了解它的文化实质。因此，比较教育中的文化研究不仅是跨文化的研究，而且也是跨学科的研究。

虽然有以上的困难，在比较教育中开展文化研究不是不可能的。因为一个国家的文化总有它的表现形式。它们常常表现在他们的哲学历史著作中、文学艺术中，也常常表现在他们的教育政策、教育体制、教育管理等方面。研究他们的文献资料，特别是该国的著名学者的著作，是可以把握他们的文化实质的。尤其是近几十年来教育的国际化促进了人员的交往，许多留学生到异国他乡去学习，对当地的文化有了较为深入的了解，有利于开展文化研究；各国学者的交往与合作也有利于对别国文化的了解和认识；特别是几个国家的学者如果能合作开展文化研究，则将会取得更好的成果。

我们北京师范大学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所，正在从事题为“文化传统和教育现代化”的研究，目的是想通过研究了解各国文化传统在教育现代化的进程中起了什么作用、传统教育如何向现代教育转变，从而认识今天如何进行教育改革。我们的方法是；选择有在某个国家留学经验或对该国有较深了解的学者，研究该国的历史、哲学乃至于文学；研究该国教育政策文献；实地考察该国的教育，包括参观访问、和教师学生以及学者座谈；然后与其他国家加以比较。此项研究已进行了九年，第一阶段的成果反映在《民族文化传统与教育现代化》（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1998年）这部专著中。该书研究了美、英、德、俄、日、中六国的文化传统和教育传统，并对中西人文主义传统、中日人才观、中美师生观以及西方现代知识观进行了比较分析。此项研究还有必要进一步深入，研究还在继续中。

【参考文献】

[1]顾明远．薛理银．比较教育导论——教育与国家发展[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6.

[2]顾明远．民族文化传统与教育现代化[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8.

[3]全国比较教育研究会．国际教育纵横——中国比较教育文选[C]．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4.

[4]王承绪．比较教育学史[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7.

[5]薛理银．当代比较教育方法论研究——作为国际教育交流论坛的比较教育[M]．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