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教育论文十篇

比较教育论文篇1

一、档案高等教育

新中国诞生后，档案工作和档案机构的急速扩展亟需大批档案专业人才。北京大学图书馆和原私立武昌文华图书馆专科学校曾先后举办了档案管理专修班和训练班，均因缺乏适用教材而停办。1952年中国人民大学率先开办档案专业教育。至1984年底，全国已有24所普通高校、14所业余大学开设了档案专业。各高校在开设档案专业的同时，相应编写了大量的教材和讲义，培养出了一大批具有较高素质的档案专业教师。1985年，中国人民大学培养出了首批档案学专业硕士。

美国的档案高等教育一直以研究生教育为主，没有档案专业本科教育。教师授课没有标准的教材，通常都是自编讲义，档案教师少之又少，全美加起来不足十位。迄今为止，共有23个州的38所大学设有档案专业的研究生教育。美国档案工作者协会于1994年通过了《档案学硕士学位课程指南》。该指南将学习课程分为三类，即档案学知识、相关学科知识和辅知识。教师授课的原则是偏重于具体原理和实际操作的讲授，授课形式灵活多样。

通过比较，可以看出中美两国档案高等教育，无论是在教育体系、还是在教学内容、师资力量方面都取得了较大的发展，其主要异同点在于：（一）在学科设置和师资力量方面，我国形成了一套完整的档案高等教育体制，拥有丰富的档案专业教材和齐全的师资力量。而美国只有研究生教育，没有档案本科生教育，缺乏专门的档案学标准教材和专职教师。（二）在授课内容和形式方面，我国的档案专业授课形式略为死板，教师非常注重理论知识，对学生的实际操作能力要求不是很强。而美国则注重于专业技能、相关学科知识和科研能力的培养。教师经常带学生去各类档案馆参观实习，然后在课堂上进行模拟表演，这种形式类似于MBA的案例教学，其教学效果相当不错。对照美国高等教育而言，我国档案专业教育存在着一些不足：①教材内容滞后，跟不上档案工作发展的最新形势和国内外档案学研究的最新成果；②学生动手能力弱，知识结构单一，对现代信息技术和相关学科知识缺乏相应的了解和掌握。笔者认为，充分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和参与精神，强调实践技能和个人能力的发展；关注现实、保持与实际部门的联系应该是我国档案高等教育今后发展所应侧重的内容。

二、继续教育

1992年，国家档案局档案干部教育中心在中央广播电视大学举办了“档案干部继续教育电视讲座”，并出版了相应的电大教材。1997年制定了《档案专业人员继续教育暂行规定》，提出了档案专业人员继续教育的目标、形式和要求。随后，又颁布了《全国档案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九五”培训要点》，该要点列举了18个方面的教育内容，主要有：电子文件的产生对档案工作的影响；档案术语的标准对档案学理论的影响；新型载体材料的保护技术、方法；当代档案馆的性质、功能；档案馆网布局及档案流向问题；走向21世纪的档案开放与利用；档案鉴定理论与企业档案的管理；信息共享档案目录中心的建设；文件中心和联合档案室；建立和完善科学的检索体系等若干问题。

美国的继续教育是指某些大型档案馆对本馆新聘任的档案业务人员进行的一种大学后教育。美国国家档案与文件局建立了为期2年的在职培训制度。该制度要求新聘人员必须具有大学本科或本科以上学历，通晓美国历史，且具有一定的实际工作经验。由于竞争激烈，应聘者一般都具有相关专业的硕士学位。培训内容分为课堂教学、岗位轮训、论文写作及考评四个大方面。课堂教学的内容，主要有档案原则与技术、国家档案与文件局及其各部门的职能和任务、行政组织和管理程序以及人事、财务制度等、档案保护技术理论与实践、联邦文件管理和新技术的应用。这种培训方式，自始至终对学员要求非常严格，任何人都不敢有丝毫的松懈。

通过以上比较，我们可以发现，中美两国的继续教育对推动两国档案事业的发展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两国继续教育都是由行政管理部门牵头，教育内容丰富多彩，能够适应不断变化着的现代社会。不同点在于：（一）对教育对象要求不一。在中国，所有从事档案工作的人员，不论其学历高低与否，均可以参加继续教育学习。而在美国，只有拥有大学本科或本科以上学历的人员，才有资格参加继续教育学习。（二）在教育内容方面，中国比较注重对档案学基础理论及核心课题的研究。而美国则注重于对新技术的学习及对档案部门行政职能及人事、财务管理等知识的提前介入。岗位轮训是美国继续教育工作中最独到、最吸引人之处。学员在2至3个月的轮训期间，被交叉派往10至12个部门进行实习，熟悉馆藏、广泛直观的了解档案局（馆）的各项业务。各部门负责人可借此了解每个学生的特长和弱点，方便日后的聘用工作。无论是受训者还是培训者，都对这种作法感到非常满意。笔者认为，中国可以参考借鉴美国的这种轮训方式。当然，良好的投资是这项培训成功的必要条件。

三、岗位培训

1985年6月，国家教委、国家档案局在成都召开了“全国档案学教育改革座谈会。”会议提出中国档案教育必须由倚重职前教育向在职教育转变。自此，档案在职教育迅速发展，类型不断丰富。各地陆续建立了档案干部培训机构或基地，受训者不计其数。1990年7月，在辽宁鞍山召开的“全国档案教育工作座谈会”特别强调了要将岗位培训作为迅速提高在职档案干部队伍专业素质的有效方案。随后，国家档案局又在《关于开展档案人员岗位培训工作的意见》一文中明确要求，在1995年年底之前必须对所有在职人员轮训一遍，并将岗位培训合格证书作为上岗任职的资格证明。此后，该项工作在全国各地蓬勃开展。

美国岗位培训对象可分为三类：即从业前接受过和未接受过档案教育的档案专业人员和对档案专业感兴趣的业余爱好者。美国档案工作者协会一直是为美国档案界提供最为全面系统的岗位培训的重要力量。该协会在每年的春、秋两季以及夏季年会期间，大约要举办25－30个培训班。培训内容主要有16类，即收集和征集、鉴定、档案教育、著录与编目、电子文件、职业道德、信息科学、管理、社会宣传（包括档案馆及档案人员的管理）、口述史、保护、利用服务、特殊载体、专门馆藏、概论（档案原则与实践介绍）等。美国国家档案与文件局的现代档案学院也是提供档案管理人员培训的一个主要机构，每年夏、冬季都要举办一期培训班。

综上所述，中美两国的岗位培训为两国档案工作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主要异同点在于：（一）培训目的不同。中国的岗位培训是一种上岗资格证明，而美国的岗位培训则是档案专业人员和档案业余爱好者获取和加强专业知识的一条主要途径。（二）培训内容不一。中国的岗位培训课程是我们经常所说的档案五门基础课，即文书学、档案管理学、档案编纂学、科技档案学、档案保护学，课程内容相对而言比较滞后。美国的岗位培训课程比较侧重于对档案工作具体业务环节的讲授。尤为突出的一点是，非常注重对“口述史”的讲授，这一差异缘于中美两国档案工作者对“口述史”的理解程度。美国档案工作者比较注重对“口述史”的研究和探讨，中国档案工作者还没有普遍意识到这项工作的重要性。美国史密森研究院档案馆前任馆长威廉·W·莫斯先生所著的两本口述史专著——OralHistoryProgram（口述史计划手册）和Archives，OralHistoryandOralTradition（档案、口述史与口头传说）在国际档案界引起了很大的反响。笔者认为，把这项工作当作填补历史空白、完善馆藏结构的一种有效措施，应该是行之有效的。

参考资料：

1窦晓光：《论我国档案继续教育的几个问题》，《档案》1998年第1期。

2张照余：《走向辉煌——档案教育事业的形成与发展》，《中国档案》1999年第7期。

3李音：《美国的档案教育与培训》，《中国档案》1999年第8期。

比较教育论文篇2

1比较法在高职教学中必不可少

（1）是高等教育挖掘知识内涵与外延的方法。人们对于某一方面的知识不是停留在固定节点上的，这就要求我们挖掘知识的内涵和外延，加深认识、扩大视野，而在实践应用上往往使用比较法。横向上通过对各种知识点的比较，找准知识点，把握交叉联系点，发现不同点，总结其特点；纵向上通过对知识点历史沿革的比较，进一步深化挖掘。（2）是实现高等教育与实践相结合的手段。有人认为学校里学的知识在实际工作中不实用，究其原因有以下几点：一是专业设置与实际应用有偏差，教学与应用不能有效对接；二是学校教育过多重视理论，学生被关在理论研究的圈子里出不来；三是学校与社会相隔离，较少把精力投放到社会实践中去；四是学生走出社会后有一部分人转行做了其他事业，不满意自己在学校学的知识，过分夸大教学与实际脱离，有意识地鼓吹所学无用。凡此种种，都要求我们在学校期间就与社会挂钩，经过学生在实践中对理论和实际的比较，使学生发现在学校所学知识确实有它的实用性，充分发挥高等教育的优势。（3）能够促进知识技能体系的演变发展。知识都在逐渐演变发展完善，同一时间点上，当类似知识发生碰撞时就必须比较鉴别，或致相互补充到最后水融，共同发展。从古到今，从国内到国外，循环往复相互促进，推动知识技能体系的演变发展。（4）是培养学生创新思维的基本方法。人们认识事物都是从无知到知，从知之甚少到知之甚多，对于单个问题也不需要用尽人类所有知识，这就需要我们去比较判别，遴选自己需要的部分。随着社会的发展逐步积累、升华，而在此过程中就依靠我们去把握发展趋势，合理预测未来，尽量少走或者不走弯路。通过辩证比较的思维甄别和在实践中检验、比较、排除、提炼、反复比较研究实践，就能把握事物发展可能趋势，合理预测未来的发展，逐步形成新的可靠地理论知识体系，这就是运用比较法形成的创新思维。

2比较法的层次和方法论

2.1比较法的层次比较法第一个层次是叙述的比较法，这是比较法研究的基础，将本专业知识叙述清楚明白，既有条理、有深度，又能完整地表达主题思想。第二个层次是评价的比较法即横向比较法，将自有知识体系与平行的各科体系相比较，研究同样的课题在不同行业体系下的不同表现，评价本学科的优劣。第三个层次是沿革的比较法即纵向比较法，从历史到现在以至将来的发展趋势进行比较，找出事物发展规律，对将来进行合理预测。第三个层次建立在叙述的比较法和评价的比较法之上，建立在历史上和现实中不同行业环境下，在移植和借鉴中所形成的实际关系为研究对象，是比较法研究的较高层次。

2.2比较法的方法论（1）研究出发点。首先是按照知识原样“复制”，从知识概念、定义用语、适用范围、理论层次、框架结构，到沿革释义，做到清晰可辨，理解透彻。（2）收集可信且可用的信息。在本知识点的熟练掌握之后，收集与之相关知识领域内容，加以甄别整理，逐条归类重组。要求资料全面详尽、来源广泛、具有可比性。（3）进行横向和纵向比较。这一过程要求我们在吸取他方知识的过程中不要离开原知识点，要围绕知识源点进行比较鉴别，比较优劣，判别哪些属于过时的，哪些属于共同带有普遍性的，哪些属于行业特殊的。（4）归纳与创新。完成比较之后进行列表归纳整理其概念及其产生背景、沿革变迁过程，解答如何运用本知识点，找出运用本知识点应注意事项，预测发展趋势方向。

3比较法的可比性

我们关注比较法就在于比较是有现实意义的，就在于其可比性。比较法实践中，要关注比较的实质内容相似性和差异性，在平行行业上、地域上、历史上、规则上、表达上、应用领域上、适用范围上等是否具有共同性和差异性，是否可以相互比较，这些都是在运用比较法进行比较的首要任务。从知识点的概念、规则、描述、释义、适用范围、界限、深度上判别可比性，从发现问题、解决问题、从知识点的内涵到外延上判别可比性。

4比较法在水利工程监理规范上的运用

4.1选取研究对象我们选取水利部的《水利工程建设项目施工监理规范》（SL288-2003）作为研究对象，按照比较法特点，逐步逐层进行研究。

4.2收集相关监理规范现有水利监理行业关联紧密的同类的《监理规范》有水利部《水利工程建设项目施工监理规范》（SL288-2003）（以下简称《水利规范》），住建部《建设工程监理规范》（GB50319-2013）（以下简称《建设规范》），还有一个是能源部《水电水利工程施工监理规范》（DL/T5111-2000）（以下简称《电力规范》）。

4.3分析监理规范的可比性三者都是监理规范，建设部的规范起着纲领性的作用，水利部和能源部的监理规范行业性特点比较明显，但都是在建设领域对建筑设计、建造、施工等的规范性指导，都是对监理的行为、监理的权利和义务的规范和约束，不论是规范上还是功能上都具有较大的同一性，能够进行相互比较。

4.4熟练掌握《水利规范》知识水利规范主要从监理人员组织及监理人员，施工监理工作程序、方法和制度，施工准备阶段的施工监理工作，施工实施阶段的施工监理工作，保修期的监理工作等方面阐述水利工程监理的权利、义务、工作范围、工作内容和程序。监理阶段侧重点是水利工程建设项目施工阶段，分别对监理规划、监理实施细则、监理报告编写的要点及主要内容提出了要求，规范监理工作程序，统一了施工监理工作常用表格，并对规范条文予以说明。教学中我们按照了解、熟悉、掌握三个层次让学生懂得监理工程师应具备的知识能力，按照这三个层次设置知识检验点。熟练掌握水利规范文本本身是对知识源的有效辨别，为以后的具体的知识点的比较创造了必要条件。

4.5横向比较三规范主要讲述从施工准备到保修期的“三控制两管理一协调”监理工作，监理机构设置、人员职责分工、质量进度投资控制、合同与信息管理、协调工作及保修期监理工作大致相同，重点突出的内容又各不相同，而且责任、工作范围略有区别。《建设规范》增加并详述了设备采购监理与设备监造监理工作，《电力规范》监理工作扩展到从协助施工招投标至缺陷责任期，把施工安全与环境保护专门明确，而且还设章节专门对监理赔偿、奖励、考核作了规定，管理上更加缜密。

4.6纵向比较监理概念引进到我们国内后被发展到了强制性监理。经过这么多年来的应用实践，我们不仅仅熟练掌握了监理工作的理论精髓，而且做到了灵活运用，在不同行业又有其更进一步的理解。从《水利规范》讲述施工准备到保修期结束的监理工作，到《建设规范》增加设备采购监理与设备监造任务，《电力规范》再加进施工安全与环境保护内容。2004年2月1日起施行的国务院的《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第一章第三条和第三章就专门规定了工程监理单位的安全责任。监理工作是在国家法制条件下的监理，是不断更新发展的，不是一成不变的。通过纵向比较，我们更加全面清醒的认识到水利工程监理的职责范围，便于更加全面的履行自己的历史使命。

4.7相似比较不同监理规范对同一概念的解释和范围界定有细微区别。比如，国家施行总监理工程师负责制，不论哪个行业要求都一样，但对其具体工作又有细微差别。例如对待工地第一次会议，《水利规范》由总监主持第一次工地会议，《建设规范》表述为：“监理人员应参加由建设单位主持召开的第一次工地会议”。《电力规范》对总监理工程师的职责，不进行细化，用一句话概括表述为：“总监理工程师作为监理机构的全面负责人按照工程建设合同文件及监理合同规定，行使业主授予的监理权力并承担相应的责任。”尽管表述不同不同，对于总监理工程师的全面监理责任的界定却是相同的。通过相似比较，我们能够发现尽管是同一概念，各行业对此概念的内涵和外延要求是不一样的。

4.8综合比较（1）监理规范内涵和外延的综合比较。《建设规范》中花大量篇幅阐述设备采购监理与设备监造的监理工作，做到设备采购监理与设备监造的监理工作有据可查有法可依。没有提到安全文明建设监理工作，没有提到环境保护方面的内容，但是国务院的《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却有着方面内容，在国家法律框架内已经为监理工作扩充了内涵和外延。《水利规范》中没有设备监造方面的论述，但在实际工作中却正在实施运用，将来难免步入常态化工作。安全文明建设、环境保护等都是同样被纳入工作范围。《电力规范》同样没有关于设备采购监理与设备监造的监理工作内容的表述，明确了安全文明和环境保护的内容，而且增加了监理工作考核，实行奖惩制度，有效地调动了监理工程师的工作积极性，以考核促管理、以奖惩观实效，更重要的是考核制度实际上是将监理机构和人员纳入了业主方内部的管理体系。通过监理内容内涵与外延的综合比较，借鉴同行的经验，提供规范性的补充作用，互相促进，共同提高。（2）监理规范知识点的综合比较。对于监理规范知识点的综合比较，我们以总监理工程师工作授权来举例说明。《水利规范》可设置副总监理工程师进行实际管理。总监理工程师是项目监理机构的全权负责人，其职责范围由第3.3.4条用九条否定条文加以限制。《建设规范》可设总监代表，履行总监理工程师授权范围内工作，同样用第3.2.4条用五条否定条文简明扼要地加以限制。《电力规范》只能在工作必要时临时授权。而且限制授权范围，对总监的要求就更严格，要求总监对监理机构的现场管理更加细致。

5结语

比较教育论文篇3

关键词：文化意识、双语教学、比较教育

一比较教育对双语教学的基本要求

比较教育课程是教育科学的分支学科，是教育学专业学生的必修课程。它是一门最贴近现实的学科，最能体现时代的气息，尤其是在教育呈现出国际化趋势的条件下，比较教育研究更是一个具有良好发展前景的领域。而双语教学在当前高校采用双语教学的模式有三种；

第一种是目标语浸身模式：在整个课堂教学中全部使用外语授课；

第二种是双语过渡模式：教师的课堂用语70％～80％应使用英语，学生也能基本使用英语参与教学活动；

第三种是外语渗透模式：在课堂教学中，专有名词、概念及课堂用语中使用通俗易懂、简明扼要的英文，而在授课、问答、作业等其他环节基本使用汉语。我们在教学过程中采用第二种模式，即双语过渡模式——鼓励学生用英语学习和思考问题，并探索双语教学对学生个性发展的影响，以个性发展为研究内容，以个案分析作为研究形式，记录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的学习兴趣、爱好以及知识等能力的发展和变化。

比较教育双语教学不仅可以拓展专业知识、巩固语言技能，而且可以感悟文化内涵、增强文化意识。英语在宽松自然的环境中为学生提供更多的互相接触的机会。使他们产生一种用英语说话的需要和愿望，促使他们有话想说、有话可说、有话会说。我们在教学过程中发现，要想培养大学生的思想品格，首先要培养他们具有基本的文化意识。这种文化意识不仅需要教师的人文素质，教材的文化导入，更重要的是，需要学生的有效参与和积极思考，以不断增强自身在英语学习中的文化理解。

二教材在实施双语教学中的作用

双语教学是件艰苦而又持久的工作，要做并不难，但要做好却不容易，而持之以恒则更需要有献身教育的精神。比较教育课程的课堂教学以英语为主，重点讲授西方国家的教育体制。总学时数：36学时。授课对象主要是大学三年级教育专业的学生。他们在修完大学英语四级课程后，应该掌握四千多个英语单词。懂得基本的翻译技巧，具有较快的阅读速度和理解能力。目前，要找到既有思想性、知识性、趣味性，又符合学生的心理特点要求的现成双语教材是不现实的。最关键的是要选用适合学校实际的原版材料，适当压缩课程教学的内容。只有深受学生喜爱的双语教材，才能达到良好的课堂教学效果。

为了突出实用性原则。我们根据学生的英语水平从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肖惠云主编的《当代英国概况》和周静琼主编的《当代美国概况》中节选了全英文版的教育专题内容，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在授课中。我们还节选了原版教材《别国的学校和我们的学校——今日比较教育》中的“比较教育背景的变化”和“三种比较分析”等内容，供学生翻译和讨论。我国著名教育家顾明远先生已将《别国的学校和我们的学校——今日比较教育》英文版第五版翻译成中文版，人民教育出版社于2001年7月纳入“比较教育译丛”。原版教材作者埃德蒙·金（edmundj．king），生于1914年，是英国著名比较教育专家。他是曼彻斯特大学硕士，伦敦大学哲学博士、文学博士。在文史哲、外语和教育学方面有很高的素养，学识渊博，造诣深厚，教育经验丰富。他主编的若干重要国家和地区社会、学校和进步系列比较教育丛书有很高的参考价值。

三学生在双语教学中的主要收获

试验双语教学是与时俱进的必然趋势。从培养学生实践创新能力和文化意识为出发点，以学生为主体，根据比较教育课程的目标性质、内容要求、教材特点整体去思考外语教与学的衔接。学生可以在双语教育中不断提高语言学习的听说技能、书面技能和思维技能，并获得一种可持续发展的能力。笔者针对太原师范学院连续三年来跟踪2004级至2007级教育管理专业的128名三年级大学生，通过《比较教育》课程双语教学对所发现的文化意识问题进行了认真的反思。以下是学生们小组讨论的一些主要收获：

1、黄晓旭同学的小组认为：通过学习，我们感受到异国教育文化的明显差异。除了这些不同之处。更学到了要用比较与共融的眼光来看待问题和处理问题。正是这种“异”才让这个世界多彩，我们才有所研究，有所交流。这样得来的结果更加促使我们对其根源的追溯和对其发展趋势的探索，比较教育使我们懂得了运用比较的眼光看问题的重要性。

2、梁燕妮同学的小组认为：比较教育双语课程使我们受益很深，大家扩大了视野，增长了见识，不再把眼光局限于身边的小圈子，而是看到国外先进的教育，认识到自己的不足，这些对于我们教育专业的学生来说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在学习教育基础知识的同时，巩固了语言听说读写的技能。通过比较我们学会了思考，理解了英美国家的教育为什么会如此发达，也明白了我国在教育体制和内容方面的欠缺，并且学会了对问题进行理性分析和正确决策。这些都促进了我们个人品质的完善，做事要负责，要讲究诚信，要学会与社会上各种人员打交道，做到情商、智商同步发展。

3、金辉军同学的小组认为：就拿课程设置来说，英美等国家更加突出实用课程和职业化课程；而我国则重视基础知识和自然科学，所以，发达国家的中学毕业生能很快适应社会，找到适合自己的工作。从一个横切面上看，他们的国家经济如此发达，是离不开教育的贡献的。一个人从小受的教育会影响人的一生，我国的教育和他们的比起来，多少存在欠缺与不足。他们的课程丰富多彩，动手操作和实践的能力相对较强，而且公民教育使他们树立良好的价值观、道德观；对于我们个人来说，非常希望将来得到这样教育的洗礼与熏陶。在课余，我们也经常把英美等发达国家的教育与我国的相比，分析它们各自的优缺点。

4、许锦绒同学的小组认为：重要的一点应该是个人品质方面的培养和提升，而品质是一个很宽泛的范畴：它包括了社会政治、道德修养以及文化素养等方面，因而我们对自己品质的培养和提升应该落脚于平常的点滴生活，而不应该局限于课堂上老师的传授。有的东西只有自己体验到，才会真正理解，所谓“只可意会”的东西。我们是社会的人，如果丧失了社会责任感，甚至是社会的伦理道德，那就很难在社会上立足，更不用说为社会做贡献，就是自己以后发展也很困难。

5、吕婵同学的小组认为：作为一个中国大学生，我们也应该具备最起码的个人品质，人人都必须有责任感，作为公民，我们有对国家的责任，作为子女，我们有对父母应尽的义务，只有具备很强的责任感，我们每个人才会不断努力，社会才会和谐发展，国家才会兴旺发达；我们通过学习比较教育这门课之后，更加完善了自己，增强自身的文化修养，我们的个性更加趋向完美。

6、李欣同学的小组认为：我们来到了这所学校，尽管不喜欢当教师，但“既来之，则安之”，心想只要好好学习将来考上研究生，就可以摆脱“苦海”了。于是，我们拼命地学习，对院系活动一概不参加，直到学习了比较教育这门课程，我们才知道外面的世界多么美妙，还有许多东西比学习更重要，例如：人际交往能力、组织管理能力、勇于实践能力、社会责任和诚信等等。一个完整的人应该是德才兼备的，如果光有高学历，而没有高素养和好品格，是远远不行的。

7、刘京京同学的小组认为：学了这门课之后，我们觉得我国的教育机制真的还存在很多问题，但这些问题我们现在只能表述自己的看法，而无力改变社会教育现状，但是我们至少可以反思自己，能认识到这些问题，说明我们在思想上有了升华，觉得有了一个正确的信念。这是对我们人格的保障，它可以制约我们的行为，净化我们的心灵，促使我们向善发展。如果我们每个人都能言行一致、表里如一，那么这个社会不就更加美好、更加和谐了吗？

8、文一两同学的小组认为：学习了这门课程，我们更加了解了英美国家与我国教育体制主要差异的根基，中西文化的不同源泉。尤其是关于公民权教育问题，我们感到了英国在这方面的教育确实落到了实处，并不只是写到条款中而不去落实，这对于我国现行的思想道德教育具有很大的借鉴作用。从学习中，我们惊奇地发现，自己更加乐于思考问题，想想这是为什么以及怎样去解决它，也促进了我们大量阅读更多的有关书籍，从中得到知识，获得乐趣。我们感到又进步了！

四文化意识在教学中的核心地位

何在双语教学中培养大学生的文化意识，如何把英语文化和专业知识有机结合，还需要认真地进行科学实验与比较研究。文化意识的培养主要是：在对大学生用英语进行知识传授的同时，培养他们理解异国文化的内涵。文化素质是教化、示范和养成的有机结合。教化是指设置必要的课程，进行知识的传授；示范是指将所学到的知识应用到行动中；养成是指一种内在的涵养，内化成人的品质。加强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是一项艰巨的任务，它需要充分调动学生学习和参与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时刻注重培养学生的思维、理解和表达能力是每个教师的天职，特别要注意培养学生的文化学习能力。

值得思考的是，双语教学不能以牺牲学科教学目标、教学要求为代价，而是既要达到课堂教学目标，又达到加强英语、学以致用的目的。因此，要兼。顾知识与技能，过程与结果，定量与定性，基础与发展，语言水平与文化素养，语言能力与交际能力的关系。双语教学需要采取渐进稳妥的方法，在正确分析教材和课程的先决条件后，还需要建立必要的规章制度，变终结性评估为全过程评估，其内容需要完善备课内容、有效进行作业检查、相关领导听课评课、考核试卷质量分析等。

比较教育论文篇4

论文摘要：本文以构建主义学习理论为基础，针对太原师范学院连续三年来在2004级至2007级教育管理专业的128名三年级大学生中，进行《比较教育》课程双语教学时所发现的文化意识问题进行了认真的反思。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一些教学建议，并强调在当前双语教学改革中需要切实重视大学生英语文化意识的培养。

论文关键词：文化意识、双语教学、比较教育

一比较教育对双语教学的基本要求

比较教育课程是教育科学的分支学科，是教育学专业学生的必修课程。它是一门最贴近现实的学科，最能体现时代的气息，尤其是在教育呈现出国际化趋势的条件下，比较教育研究更是一个具有良好发展前景的领域。而双语教学在当前高校采用双语教学的模式有三种；第一种是目标语浸身模式：在整个课堂教学中全部使用外语授课；第二种是双语过渡模式：教师的课堂用语70％～80％应使用英语，学生也能基本使用英语参与教学活动；第三种是外语渗透模式：在课堂教学中，专有名词、概念及课堂用语中使用通俗易懂、简明扼要的英文，而在授课、问答、作业等其他环节基本使用汉语。我们在教学过程中采用第二种模式，即双语过渡模式——鼓励学生用英语学习和思考问题，并探索双语教学对学生个性发展的影响，以个性发展为研究内容，以个案分析作为研究形式，记录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的学习兴趣、爱好以及知识等能力的发展和变化。

比较教育双语教学不仅可以拓展专业知识、巩固语言技能，而且可以感悟文化内涵、增强文化意识。英语在宽松自然的环境中为学生提供更多的互相接触的机会。使他们产生一种用英语说话的需要和愿望，促使他们有话想说、有话可说、有话会说。我们在教学过程中发现，要想培养大学生的思想品格，首先要培养他们具有基本的文化意识。这种文化意识不仅需要教师的人文素质，教材的文化导入，更重要的是，需要学生的有效参与和积极思考，以不断增强自身在英语学习中的文化理解。

二教材在实施双语教学中的作用

双语教学是件艰苦而又持久的工作，要做并不难，但要做好却不容易，而持之以恒则更需要有献身教育的精神。比较教育课程的课堂教学以英语为主，重点讲授西方国家的教育体制。总学时数：36学时。授课对象主要是大学三年级教育专业的学生。他们在修完大学英语四级课程后，应该掌握四千多个英语单词。懂得基本的翻译技巧，具有较快的阅读速度和理解能力。目前，要找到既有思想性、知识性、趣味性，又符合学生的心理特点要求的现成双语教材是不现实的。最关键的是要选用适合学校实际的原版材料，适当压缩课程教学的内容。只有深受学生喜爱的双语教材，才能达到良好的课堂教学效果。

为了突出实用性原则。我们根据学生的英语水平从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肖惠云主编的《当代英国概况》和周静琼主编的《当代美国概况》中节选了全英文版的教育专题内容，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在授课中。我们还节选了原版教材《别国的学校和我们的学校——今日比较教育》中的“比较教育背景的变化”和“三种比较分析”等内容，供学生翻译和讨论。我国著名教育家顾明远先生已将《别国的学校和我们的学校——今日比较教育》英文版第五版翻译成中文版，人民教育出版社于2001年7月纳入“比较教育译丛”。原版教材作者埃德蒙·金(EDMUNDJ．KING)，生于1914年，是英国著名比较教育专家。他是曼彻斯特大学硕士，伦敦大学哲学博士、文学博士。在文史哲、外语和教育学方面有很高的素养，学识渊博，造诣深厚，教育经验丰富。他主编的若干重要国家和地区社会、学校和进步系列比较教育丛书有很高的参考价值。"

三学生在双语教学中的主要收获

试验双语教学是与时俱进的必然趋势。从培养学生实践创新能力和文化意识为出发点，以学生为主体，根据比较教育课程的目标性质、内容要求、教材特点整体去思考外语教与学的衔接。学生可以在双语教育中不断提高语言学习的听说技能、书面技能和思维技能，并获得一种可持续发展的能力。笔者针对太原师范学院连续三年来跟踪2004级至2007级教育管理专业的128名三年级大学生，通过《比较教育》课程双语教学对所发现的文化意识问题进行了认真的反思。以下是学生们小组讨论的一些主要收获：

1、黄晓旭同学的小组认为：通过学习，我们感受到异国教育文化的明显差异。除了这些不同之处。更学到了要用比较与共融的眼光来看待问题和处理问题。正是这种“异”才让这个世界多彩，我们才有所研究，有所交流。这样得来的结果更加促使我们对其根源的追溯和对其发展趋势的探索，比较教育使我们懂得了运用比较的眼光看问题的重要性。

2、梁燕妮同学的小组认为：比较教育双语课程使我们受益很深，大家扩大了视野，增长了见识，不再把眼光局限于身边的小圈子，而是看到国外先进的教育，认识到自己的不足，这些对于我们教育专业的学生来说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在学习教育基础知识的同时，巩固了语言听说读写的技能。通过比较我们学会了思考，理解了英美国家的教育为什么会如此发达，也明白了我国在教育体制和内容方面的欠缺，并且学会了对问题进行理性分析和正确决策。这些都促进了我们个人品质的完善，做事要负责，要讲究诚信，要学会与社会上各种人员打交道，做到情商、智商同步发展。

3、金辉军同学的小组认为：就拿课程设置来说，英美等国家更加突出实用课程和职业化课程；而我国则重视基础知识和自然科学，所以，发达国家的中学毕业生能很快适应社会，找到适合自己的工作。从一个横切面上看，他们的国家经济如此发达，是离不开教育的贡献的。一个人从小受的教育会影响人的一生，我国的教育和他们的比起来，多少存在欠缺与不足。他们的课程丰富多彩，动手操作和实践的能力相对较强，而且公民教育使他们树立良好的价值观、道德观；对于我们个人来说，非常希望将来得到这样教育的洗礼与熏陶。在课余，我们也经常把英美等发达国家的教育与我国的相比，分析它们各自的优缺点。

4、许锦绒同学的小组认为：重要的一点应该是个人品质方面的培养和提升，而品质是一个很宽泛的范畴：它包括了社会政治、道德修养以及文化素养等方面，因而我们对自己品质的培养和提升应该落脚于平常的点滴生活，而不应该局限于课堂上老师的传授。有的东西只有自己体验到，才会真正理解，所谓“只可意会”的东西。我们是社会的人，如果丧失了社会责任感，甚至是社会的伦理道德，那就很难在社会上立足，更不用说为社会做贡献，就是自己以后发展也很困难。

5、吕婵同学的小组认为：作为一个中国大学生，我们也应该具备最起码的个人品质，人人都必须有责任感，作为公民，我们有对国家的责任，作为子女，我们有对父母应尽的义务，只有具备很强的责任感，我们每个人才会不断努力，社会才会和谐发展，国家才会兴旺发达；我们通过学习比较教育这门课之后，更加完善了自己，增强自身的文化修养，我们的个性更加趋向完美。"

6、李欣同学的小组认为：我们来到了这所学校，尽管不喜欢当教师，但“既来之，则安之”，心想只要好好学习将来考上研究生，就可以摆脱“苦海”了。于是，我们拼命地学习，对院系活动一概不参加，直到学习了比较教育这门课程，我们才知道外面的世界多么美妙，还有许多东西比学习更重要，例如：人际交往能力、组织管理能力、勇于实践能力、社会责任和诚信等等。一个完整的人应该是德才兼备的，如果光有高学历，而没有高素养和好品格，是远远不行的。

7、刘京京同学的小组认为：学了这门课之后，我们觉得我国的教育机制真的还存在很多问题，但这些问题我们现在只能表述自己的看法，而无力改变社会教育现状，但是我们至少可以反思自己，能认识到这些问题，说明我们在思想上有了升华，觉得有了一个正确的信念。这是对我们人格的保障，它可以制约我们的行为，净化我们的心灵，促使我们向善发展。如果我们每个人都能言行一致、表里如一，那么这个社会不就更加美好、更加和谐了吗?

8、文一两同学的小组认为：学习了这门课程，我们更加了解了英美国家与我国教育体制主要差异的根基，中西文化的不同源泉。尤其是关于公民权教育问题，我们感到了英国在这方面的教育确实落到了实处，并不只是写到条款中而不去落实，这对于我国现行的思想道德教育具有很大的借鉴作用。从学习中，我们惊奇地发现，自己更加乐于思考问题，想想这是为什么以及怎样去解决它，也促进了我们大量阅读更多的有关书籍，从中得到知识，获得乐趣。我们感到又进步了!

四文化意识在教学中的核心地位

何在双语教学中培养大学生的文化意识，如何把英语文化和专业知识有机结合，还需要认真地进行科学实验与比较研究。文化意识的培养主要是：在对大学生用英语进行知识传授的同时，培养他们理解异国文化的内涵。文化素质是教化、示范和养成的有机结合。教化是指设置必要的课程，进行知识的传授；示范是指将所学到的知识应用到行动中；养成是指一种内在的涵养，内化成人的品质。加强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是一项艰巨的任务，它需要充分调动学生学习和参与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时刻注重培养学生的思维、理解和表达能力是每个教师的天职，特别要注意培养学生的文化学习能力。

比较教育论文篇5

家庭教育是人生教育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它直接关系到人才的培养质量。在即将跨入二十一世纪的今天，国际竞争日益激烈，这种竞争归根到底是人才的竞争。因此，各国在培养跨世纪人才的教育工程中，都很重视家庭教育这一环。这个问题在我国也早已成为热门话题，引起了国家和社会各界，特别是教育界的极大关注。然而，时至今日，我国不少家庭的家教仍未走出误区，甚至影响劳动者良好素质的形成。本文拟就中国与西方国家的家庭教育作一粗浅比较，或许能为我国家庭教育的改善提供某些借鉴。二、两种不同的育儿观西方国家育儿的着眼点在于，培养孩子具有适应各种环境和独立生存能力的社会人。基于这种观念，西方国家的很多家庭都十分重视孩子从小的自身锻炼。他们普遍认为，孩子的成长必须靠自身的力量。因此，要从小就形成自立的意识和独立生活的能力。而独立生活能力来自从小的锻炼。所谓锻炼是多方面的，诸如劳动锻炼、坚强意志的锻炼、忍耐力和吃苦精神的锻炼等等。但最根本的是适应各种艰苦环境和劳动能力的锻炼。通过参加劳动，让孩子从小就形成独立的劳动意识、劳动技能和爱劳动的习惯；在劳动和艰苦的环境中去克服困难，磨炼意志，发展各自的才能和特长，增长才智，并形成刻苦、节俭等品质。就是在这种潜移默化的过程中，随着年龄的增长逐渐促其成为具有独立生存能力和社会责任感的公民。与西方国家相比，中国的育儿观有很大不同。中国的一些家庭育儿往往着眼于孩子将来有出息、有个好职业、一生能在顺境中度过。基于这种企盼，多数家长认为，父母对孩子的责任就是让他们生活得好。孩子成长中能给他们多少幸福就给他们多少幸福。一句话，若能给孩子创造最优越的生活条件，再苦再累也心甘情愿。为此，在孩子的成长过程中，除生活上加倍关心外，父母最关心的是孩子的智育。为使孩子学习好，能成龙成凤，除了学习，什么都不让孩子干。至于孩子的独立生活能力、对未来社会的适应能力，以及公民意识等则很少考虑，有的甚至不考虑。由此看出，中国家长的育儿与西方国家明显不同。二、两种不同的教育方式方法由于育儿观上存在着根本的差别，导致教养孩子的方式方法也完全不同。西方国家的家长从锻炼孩子的独立生活能力出发，对孩子的教养采取放手而不放任的方法进行。所谓放手，即从孩子生下来，父母就设法给他们创造自我锻炼的机会和条件，让他们在各种环境中得到充分的锻炼。普遍做法是根据不同年龄让孩子做自我服务性的劳动和各种力所能及的事情，从动手中发展他们的爱好和特长。如一个美国家庭中有三个上小学的孩子，他们在家中都各有自己的角色和本事：10岁的男孩周末负责帮父亲割草、浇花、打扫院庭；12岁的女孩能根据不同的食品配方烘烤出各种各样美味的点心；8岁的小女孩会编织五颜六色的茶杯垫[1]。这显然是从小锻炼的结果。在中国家长看来，这似乎不可思议，可在西方国家并非个别现象。至于西方国家的中小学生兼报童的例子，更是枚不胜举。据英国报纸推销站联合会统计，全英约有50万送报童[2]。稍大一些的中学生打工也是寻常现象，而且都得到家长支持。一位英国人说：“孩子打工挣钱，家长都不反对，甚至还鼓励，一则可节约一些开支，更重要的是可以从小培养孩子的自立意识。……让孩子知道钱必须用劳动去换取”，因而懂得不要乱花钱。上述各例，都说明西方国家家长在培养教育孩子方面是完全放手的。但他们对孩子的教育放手而不放任。所谓不放任，一般反映在三个方面。第一，宁苦而不娇。西方国家的家长特别重视锻炼孩子的吃苦精神。中、日孩子在“夏令营中的较量”活动中，日本孩子自我管理出色，拉练中集体动手准备野餐，有的孩子带病坚持拉练，个个都能吃苦耐劳，意志坚强。这并非一日之功，而是平时吃苦锻炼的结果，也是家庭教育与学校教育密切配合的结果。欧美等国的儿童、少年，从小就从事送报、打工等劳动，这本身就是一种吃苦精神的磨炼。在寒冷的冬天，当中国的同龄孩子可能还在热被窝里熟睡时，他们早已起来挨家挨户去送报了。这对娇惯子女的中国家长是难以接受的，甚至可能有人认为这是“残忍”的。第二，家富而不奢。西方国家的家庭，经济条件多数优于中国国民的家庭，但他们对孩子的零用钱都有严格的要求和规定。如德国的家长给孩子零用钱的原则是：定期发给，数额多少根据孩子的年龄和家庭收入的实际情况而定。如孩子需预支某些“必需品”用钱时，家长会断然拒绝，其良苦用心是培养孩子的节约意识。而且，零用钱绝不作为奖励孩子的手段，目的是教育孩子懂得，他们努力学习完全是为了自己将来成为有用之材。对孩子的零用钱，美国家长更为“苛刻”。据调查发现，美国54%的青少年学生没有零用钱，而且年龄越大越不可能拿到零用钱，约有68%的受访青少年学生以打零工赚取零用钱[3]。更令人惊叹的是美国首富洛克菲勒，他是世界上第一个拥有10亿美元财产的大富翁，但其子女的零用钱却少得“可怜”。他家帐本扉页上印着孩子零用钱的规定：7—8岁每周30美分；11—12岁每周1美元；12岁以上每周3美元。零用钱每周发放一次，要求子女们记清每一笔支出的用途，待下次领钱时交父亲检查。账目清楚，用途正当者，下周增发5美分；反之则减少。洛克菲勒认为，“过多的财富会给自己的子孙带来灾难”[4]。这句蕴含着哲理的话，是值得我们深思的。第三，严教而不袒。西方人对孩子的缺点错误绝不听之任之，更不袒护，而是设法教孩子自己知错改错。法国人拉纳的儿子打碎了一位朋友的窗玻璃，拉纳夫妇并未道歉，而是让儿子自己抱一块玻璃去赔偿认错，还要求朋友对孩子不要有丝毫原谅的表示[5]。西方国家家长这种放手而不放任的家教方法，其优长之处是显而易见的。与西方国家相比，中国一些家长对孩子的教养方法有不少欠妥之处，大致可归纳如下几点。第一，社交上的“过度保护”。不少家长怕孩子吃亏或学坏而限制孩子与外界接触，一旦孩子与小朋友或同学间发生争执或不愉快的事情，多数家长采取袒护自己孩子而指责对方的态度，由此常常发展成家长间的争端或摩擦，对孩子产生的却是负面作用。第二，生活上的“包办代替”。中国的家长，尤其是独生子女的家长，在生活上以“包办代替”包揽孩子衣、食、住、行为快，怕孩子脏着、累着而不让他们沾家务劳动的边。总之，这种“包办代替”从横向涉及孩子生活的方方面面，从纵向一直延伸到孩子成人。于是就出现了三、四岁的孩子不能自己穿衣吃饭，五、六岁的孩子不能自己扣扣和系鞋带。城市的小学生多由家长接送还不算，有的连书包都由家长替背；中学生还要由家长给洗衣服；大学新生入学很多由家长“护送”，甚至连床铺都由家长给铺好。总之，中国的不少家长，特别是独生子女的家长，要亲自把孩子“从脚跟武装到牙齿”。第三，经济上的放任。为数不少的中国家长，对孩子的经济要求百依百顺，有求必应。且不说经济宽余的家庭，就连经济拮据的家庭，家长也要勒紧腰带，甚至东挪西借来满足孩子的各种要求和欲望，以适应互相攀比的消费风气。对孩子的零用钱普遍表现“大方”，随要随给。孩子上街一、两站也要乘车，甚至发展到一些中、小学生上下学“打的”、花钱雇人值日、做作业，更有甚者，有个别学生（大款子女）考试时花钱雇人替答卷。这纯粹是由家长的溺爱、娇惯，特别是经济上的放任所造成的。三、两种不同的教育结果由于育儿观和教养方法的不同，其教育结果也表现出明显不同。西方国家的儿童、少年从小就表现出：(1)具有很强的自立能力。他们18岁开始就不依靠父母、家庭，即使在读的中、小学生，乃至大学生，很多都靠自己打工补助自身的消费需用。就是很富裕的家庭，在读的孩子打工的也不少，如，美国一位教授正在读大学的女儿每周末就在一家餐馆做跑堂工作①。(2)具有适应市场经济的头脑。西方国家一些家庭的孩子，从小就参与“当家理财”，学会一些推销、与顾客沟通的能力等“经营之道”。实践使他们深知钱来之不易，从而养成了精打细算、勤俭度日的习惯。英国一住在约克郡的兄弟俩（12岁、14岁），在其父职业的影响下，独立地成立了“洗车公司”。哥俩干活认真，取费低廉。宁可多走路也去价格较低的商场买工具、车蜡、洗涤剂等，以降低成本，赢得顾客②。(3)具有适应社会环境的本事。由于从小的艰苦磨炼，西方国家的青少年不怕苦，有克服困难的毅力；遇事镇定沉着，能与周围人们和谐相处，有作为社会成员而独立存在的信心和勇气。这些素质和技能，为将来走向社会谋职、就业奠定了基础。与此相反，中国的儿童、少年乃至大学生，虽然学业上不亚于西方，但普遍表现独立生活能力差，缺乏自立意识，依赖性强，做事被动，胆怯；缺乏适应环境和应变能力，不懂得恰当交往的技巧，人际关系差；怕苦怕累，只要求别人照顾，却缺乏同情心和帮助别人的能力；在家不知关心自己的长辈，在外缺乏社会责任感。笔者曾亲耳听一位母亲伤心地讲述她念大学的儿子时说：“我儿子学习很好，但什么也不会干，而且非常自私，只关心他自己，根本不把父母放在眼里。我们有病他从不在意，可他自己有点小病，就催我们带他到大医院去看医生，嫌校医院水平低而不去那里就医。”她接着自责地说：“这不能怪别人，都怪我们从小把他惯坏了。”试想，只关心自己，连亲生父母都不关心的人，还会有什么社会责任感可谈呢？综上不难看出，两种不同的育儿观和不同的教育方法产生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教育结果，孰优孰劣非常清楚。结语国人十分清楚，要保证未来世纪中国在国际上的竞争力，最关键的问题是提高人才的培养质量。这首先应从家教做起。因为家庭教育是整个学校教育（包括学前教育）和社会教育的基础，它是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无法取代的。从中国独生子女比例日增的特定国情来说，在教育改革和发展的系统工程中，必须大力改善家庭教育工作，使其与学校教育、社会教育真正形成培养人才的“合力”。这就必须改变原有的家教观念。首先在育儿观上走出家庭小圈子，即从考虑吾儿（女）将来如何出人头地，到考虑一定把吾儿（女）培养成为有社会责任感的好公民（社会人）乃至能适应国际大环境的世界人。这要求从幼小时的家庭教育开始，就应有意识地培养孩子的独立劳动意识、自立意识、吃苦精神和节俭意识、合作意识及关心他人的精神，等等。而所有这些品质的形成，要求孩子家长，特别是独生子女的家长必须彻底改变那种“娇惯”、“保护”、“放任”的教子方法。从前面的比较中，可以说西方国家的家教方法对我们很有启发和借鉴作用。（作者单位：东北师大教育科学学院）注释：[1]参见《人民日报》930626《动脑，也动手》一文。[2]参见《光明日报》930703《从小培养独立劳动意识》一文。[3]参见《长春晚报》1994年4月24日，“德美中小学生的零用钱”一文。[4]参见《现代家庭报》1993年8月10日，“大富翁家有本小气帐》一文。[5]参见《人民日报》1995年1月13日，“从拉纳的教子之道说起”一文。

比较教育论文篇6

一、对农村职业教育的发展实行国家干预1．制定颁布配套的法律法规以美国为例，从1917年联邦政府通过的标志着美国职业教育制度最终形成的《史密斯??休斯法案》开始，到1994年的《2000年教育目标：美国教育法》和《学校??工作多途径法案》，近80年的时间由政府的有关职业教育法律(案)达数10部。政府颁布的一系列法案，极大地强化了国家对职业教育的干预，使职业教育在政策的导向作用下，朝政府设计的方向发展。

2．提供经费支持主要有两种形式：一是政府直接拨款。如美国，政府出台的每一部有关职业教育的法案，几乎都有一部分内容规定配套专项经费的数额。1965年，为开发经济教育水平落后的阿巴拉契亚地区，政府通过了《地方重新开发法》，在这一地区实施了上千个职业教育项目，拨款达3.3亿美元。在澳大利亚，联邦政府和州政府的投入约占职业教育总经费的50％。新西兰大约70％的职教经费来自政府。二是通过政府促使企业投入。如法国法律规定企业完成各项缴税义务后必须承担至少两项支出：即按上一年职工工资总额1.5％的比例提取继续教育经费，用于本企业职工的在职职业培训；按一上年职工工资0.5％的比例缴纳“学习税”，用于支持职业教育的发展。

3．实行并强化国家职业资格证书制度这是国家干预职业教育的基本策略之一。目前德国、法国、英国、澳大利亚、加拿大等发达国家以及新近工业化国家如韩国等，都颁布并实施了国家职业资格标准。澳大利亚从90年代开始逐步对各行业制定全国统一的职业技术教育标准，颁发统一的资格证书。英国1986年由国家资格委员会创设了全国职业技术教育文凭??国家职业资格证书，该证书几乎覆盖了英国所有的职业领域，在英国境内都得到承认。1992年又实施了普通国家职业资格，该资格既可作为就业的依据，又可作为升大学的依据，使学生在升学和就业方面更具灵活性。在法国，由于农村职业教育学制和专业不同，法国大学以下有五种证书：农业徒工证书、农业专业能力证书、农业专业技术员证书、职业教育证书、农业高中证书(准备上大学)。

4．实行普职分流英国的义务教育是到16岁，义务教育阶段后实行普教与职教分流，据1993?1994年统计，普教职教就学人数分别为42％和58％。法国的义务教育也是到16岁，义务教育阶段后普教职教是在16～19岁这4年逐年分流．重点是在16岁分流，据1993?1994年统计，普教职教就学人数比例分别为47％和53％。

二、实行多层次、多形式、多元化办学上述国家和地区，除国家举办职业教育外，还积极鼓励各部门、行业、私人企业、社会团体和个人举办多层次多形式的职业教育。在西德，许多大型企业把执行职业教育法作为企业对国家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应尽的义务，企业提供的职教经费达155亿马克，是各级政府支付额的7倍多。日本职业教育的办学类型有正规学校教育中的职业教育、企业内部的职业训练和公共职业训练机构的职业训练。还有一些欧洲国家由于地理位置冬长夏短，学生不能在漫长的冬季进行农田作业，在短暂的夏季为了抓紧农田作业，就不安排课堂教学，而采用季节制；农村职业中学以完成义务教育后的农村青年为对象，利用2～3个冬季，每季有4个月的时间进行教学；为便于农民子弟就近上学，这些学校的位置都距家近，学校规模小但分布广。

其他一些国家如美国、澳大利亚、韩国等，也都十分重视多主体举办职业教育，私立学校在职业技术学校中占有很大的比重。美国培养技术人员的五年制高等专门学校有23％是私立学校，韩国这一类的学校甚至超过90％。可以说多层次、多形式、多元化办学，是这些国家职业教育持续稳定发展的重要因素。

三、重视对职业教育教学和培训过程的改革80年代以来，职业教育逐步超越了传统的“为经济服务的”的思想，而被认为是实现人们“在就业、地位和个人发展上创造公平机会”的途径。因此，这些国家和地区职业教育的发展已突破了传统狭隘的职业教育观，而逐步确立了包括职业教育、技术教育与培训在内的大职业教育观，并使职业教育成为终身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这个观念主导下，职业教育也随之发生着相应的变革。

1．增强受教育者的职业适应能力和应变能力为防止受训者狭隘的专业化，德国要求获得某一职业资格的受训者熟悉7～8个工种所要求的岗位技能。

2．调整专业设置一是针对与农业相关的职业的不断出现，对农业职业教育的专业设置进行调整，开设与农业生产相联系的和与农村地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相关的专业，如装潢园艺、农业供应、农业机械、农业设备、农业市场等；二是打破行业、企业界限，以“通用工种”为标准，对工业职业教育相关的专业进行合并，组成新的综合化专业。如德国已将12种工业电子专业的职业学徒培训合并为4种。

3．改革课程内容一是强调多学科的交叉渗透，培养复合型人才；二是在强调能力本位的同时，普遍强化课程的基础知识和共性知识，为学习者个人生活和提高工作效能，以及升入高等学校提供更广泛的准备；三是强调创业精神和创业能力的培养，并把这方面的能力作为职业教育的核心能力看待；四是更加关注外语能力和信息技术水平的提高，使受训者更有效地运用对外交往的工具。目前，德国、法国、英国等正采取拓宽专业的措施，重新安排培训内容，编制“宽基础、活模块”的课程，为受训者提供更宽的知识面和职业能力。

4．不断完善职业教育体系一些国家和地区在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都有不同类型和水平的职业教育体系相匹配。如韩国从1945年到60年代初，主要是个农业国，教育的重点集中在扫盲和基础教育上，职业教育发展较慢且以农业职业教育为主。1960年，全国职业高中279所，其中农业高中129所，占46.2％。60年代初期韩国开始进入工业化阶段，职业高中由279所增加到1970年的479所。其中，农业高中减少到123所，而工商等其他职业高中达356所，占74.3％。70～80年代是韩国经济大发展的时期，经济形态由劳动密集型转向技术密集型，逐步实现在技术密集型基础上的工业和科技升级。因此，该国在持续稳定发展中等职业教育的同时，以专科学校为代表的高等职业教育开始出现，并得到迅速发展，专科学校在校生人数1970年还是零，1980年增到16.5万人，1990年增到32.3万人。90年代后，为适应科技的飞速发展，同时满足受教育者终身学习的要求，韩国采取了多种措施对职业教育体系进行调整。一是调整普通高中与职业高中的学生比例，从1990年的68∶32调整到1995年的50∶50，并通过在普通高中开设职业课程等多形式发展高中阶段职业教育。二是大力发展专科学校和开放大学，1995年这两类学校学生数为1990年的1.84倍。三是鼓励高等专科学校招收在职人员，灵活办学，对劳动者进行更广泛的继续培训。四是在中等教育阶段开设升学与就业指导课程，根据学生的成绩与爱好提供多种选择。

四、重视毕业生的职业指导和就业一些国家为加强毕业生的职业指导和就业工作，制定了保护毕业生就业的法规。如英国1948年通过立法规定了学校对毕业生实施就业服务有四项任务：一是传递工作信息；二是给予工作选择指导；三是毕业生职业安置；四是保持与离校但未找到工作的毕业生的联系。日本对高中阶段毕业生的就业制订了《就业保障法》，使招工过程成为一个在法律保护下有序的教育竞争过程。通过竟争，企业招到了满意的人才，学校做好了就业服务，学生树立了刻苦的学风，国家收到了职教的投资效益。

五、保护农业职业教育一些国家和地区尽管农业劳动力和农产品产值所占比重很小，但为了满足本国、本地区居民的农产品需求，扩大农产品在国际市场中的份额，这些国家和地区仍然把农业发展和农业劳动力素质提高摆在十分重要的位置，加强对农业职业教育的保护。

1．明确提出培养新一代农民的目标如韩国政府1981年开始组织实施农渔民后继者培养工程，政府的支持工作分两步进行：第一步是选拔，通过宣传教育，父母的劝导，让农村青年报名，再通过一定程序公开、公平、公正选拔录取；第二步是培养，对选拔录取的对象，通过农业院校或职业中学进行有针对性的培养培训，使之成为合格的农渔民后继者。我国台湾地区，70年代初期以培养农业经营者为目标，制定了培养8万“核心农民”的计划，先后在高级农业职业学校和农业专科学校试办农场经营管理科。

2．对农业职业教育学生实行优惠政策如我国台湾地区，对要求学农者，由基层农会审查推荐，对其家长实际耕作面积水稻在1公顷以上，蔬菜、花卉0.6公顷以上，毕业后志愿从事农场经营3年以上的学生实行优惠政策：保送农会每期给学生发给奖学金4000新台币；学校组织开展示范作业，收入60％归学生；减免学杂费、实习实验费1/3；毕业前返家实习优先办理贷款；毕业后经营农场1年以上，成绩优良，推荐进入农业专科学校的经营科或农场管理科学习。这些优惠政策，使台湾农业专科学校毕业生从事农业本行或创办农业企业者逐步增加。

比较教育论文篇7

关键词：比较教育学；教育理论“本土化”；学科性质；学科特点；

作者简介：辉进宇，大理学院教育科学学院副教授(云南大理671003)；

从教育理论“本土化”实现过程的内在机制来看，它主要涉及三个相互联系的环节和阶段。一是通过译介和学术交流等多种途径，国外相关教育理论和思想被引进并与本国相关教育理论和思想发生交流、碰撞和联系。这是教育理论“本土化”实现的前提条件。二是本国教育理论和思想对国外相关教育理论和思想进行选择性的借鉴和融合。这是教育理论实现“本土化”的过程和关键。三是基于本国教育理论和思想的历史传统及现实状况，并通过同化和内化等一系列内在转化的过程建构出一种新的教育理论和思想。这可谓教育理论“本土化”的结果和最终目的。国外教育理论“本土化”的实现涉及的因素是多样的，转化的过程也是非常复杂的，它与教育科学各门具体学科的研究都有十分密切的关系；同时，这个过程的实现无疑也需要教育科学各门具体学科的共同参与。作为教育学二级学科的比较教育学具有将国外教育理论“本土化”的先天学科优势。因为，在比较教育研究与国外教育理论“本土化”两者之间存在内在的逻辑联系，比较教育研究可以在促进国外教育理论“本土化”的过程中发挥独特的作用和价值。本文主要从比较教育的学科特性来分析其在教育理论“本土化”中的学科优势。

一、从比较教育研究的“引进性”

和“借鉴性”来看教育理论的“本土化”

学习和引进别国先进的教育制度、理论和经验并以此为本国教育的改进提供借鉴，这是比较教育学科得以产生和发展的内在依据与直接原因。从这个意义上讲，比较教育研究一定是与“学习”、“引进”和“借鉴”等范畴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并且这几个方面成为比较教育研究必不可少的内在意蕴，进而构成该学科的重要性质和特点。但另一方面，在比较教育的实际研究中，很少有什么纯粹的“学习”、“引进”和“借鉴”，也很少存在为“引进”而“引进”的现象。在比较教育研究的早期，大量存在的对国外教育理论和实践照抄照搬式的简单移植最终都被证明是行不通的。如法国比较教育学者库森就指出，尽管“我研究的是普鲁士，而我思考的始终是法兰西”[2]。美国比较教育学者霍勒斯·曼虽然一方面充分肯定了借鉴别国教育(包括教育理论)的意义和价值，正如他所说的：“我毫不犹豫地认为国外有许多东西值得我们在国内效仿”[3]；但另一方面，他同时又提出了“以有限度的借鉴为目标的观点”[4]。“有限度的借鉴”实际上就是对国外教育理论和经验照抄照搬和全盘吸收的一种否定。又如比较教育学者萨德勒、康德尔和汉斯等人在比较教育研究中提出了“民族主义”和“民族性”的方法论原则，其核心就是强调借鉴别国教育理论和经验要以本国教育的历史文化和民族传统为依据。在我国，早期的比较教育学者庄泽宣先生也指出，教育研究要“合于中国的国情与需要”以及“如何使新教育中国化”等；陶行知先生则主张“教育研究别替东洋人拉洋车”；古楳先生也发出了“为什么现在的教育不适合中国的社会经济背景”的质疑。如此等等，不一而足。我们把这些中外比较教育学家的上述思想归结起来，实质上就是一个国外教育理论和经验如何实现“本土化”的问题。这样，在比较教育研究中，“学习”和“引进”就应该有一个落脚点和归宿，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同化”和“内化”国外相关教育理论，并由此实现国外教育理论的“本土化”和“本土生长”，并通过这个过程来发展本国的教育理论和发挥对本国教育实践的指导作用。如果我们把“引进”和“学习”作为手段、途径和方法，那么，“同化”、“内化”和“本土化”就是结果和目的。反过来说，没有对国外教育理论的“引进”和“学习”，也就谈不上什么国外教育理论的“本土化”了。因为教育理论的“本土化”这一概念一定是建立在“引进”和“借鉴”的基础上的。正如有学者指出的：“本土化是与‘借鉴’紧密相连的重要问题。‘借鉴’是对外而言，‘本土化’是对内而言。”[5]因此，比较教育学“引进”和“借鉴”的学科性质和特点就为教育理论的“本土化”提供了前置性的条件。

二、从比较教育研究的“比较性”来看教育理论的“本土化”

比较教育研究的实质和具体过程就是把国外的教育制度、理论和经验与本国教育相对应的部分加以比对。通过这个过程，一方面找出本国教育与别国教育的相同点，另一方面找出本国教育与别国教育的差异点。当然，发现本国教育与别国教育的异同还不是比较教育研究的最终目的，比较教育研究的深层目的在于探究本国教育与别国教育差异形成的原因，进而认识和确立本国教育与别国教育之间的优劣与长短，并由此达到以别人之长补己之短的结果。而就其中教育理论的发展而言，这个比较的过程就是要求吸收别国教育理论中的“合理元素”，并把这些“合理元素”吸收和补充到本国的教育理论体系中，并由此建构出一种既反映本国教育特色和传统，又有新质要素的新的教育理论体系，而这本身就是实现国外教育理论“本土化”的一个重要方面和具体路径。对于比较教育研究的“比较性”在教育理论“本土化”中的作用，著名比较教育学者奥利韦拉就有深刻的表述。他提出：“它的真正对象是从两个或更多的教育领域中发现的抽象的关系类型，作为一个力求获得科学地位的学科，它的真正目的就在于从更高的抽象水平上建立和阐述这些类型之间的新的关系。”[6]这段话就从学理上阐述了比较教育研究中的“比较性”在生产新的教育理论以及实现教育理论“本土化”中的作用。我国早期比较教育学者罗廷光先生也认为，“在今日外来势力纷沓交呈之下，我们要想建设真正我国的教育，非从比较教育入手不可：用了比较的眼光，就该国教育之背景及演进步骤，了解其现状，权衡其强弱得失利害之处，再针对本国教育情况而斟酌损益之……我们所以注重教育之比较的研究之理由便在此。”[7]

三、从比较教育研究的“跨文化性”来看教育理论的“本土化”

“跨文化性”是比较教育研究的另一个重要学科性质和特点。同时，“跨文化性”在比较教育研究中还具有特殊的意义。比较教育在本质上是一种跨文化的教育研究，“比较教育学的异质性最深刻的表现还在于其文化语境的异质性”[8]。当然，“跨文化性”的特征只可能存在于两种或多种不同性质的文化之间，“跨文化性”实质上就等同于文化的“异质性”，而只有在具有“异质性”的不同文化之间，才可能存在着相互学习、相互交流、相互借鉴，以及“本土化”的问题。因为，具有“同质”的文化之间是没有什么根本区别的，也就无所谓用一种文化来“化”另一种文化了。当然，就更谈不上什么“本土化”了。因此，比较教育研究的“跨文化性”特征在客观上构成了教育理论“本土化”的逻辑前提，并为教育理论的“本土化”提出了需要和可能。正如有学者指出的：“文化语境的异质性本身并不是比较教育学的学科同一性的障碍，相反它有利于这门学科在促进本国教育的改革和发展中发挥独特的功能，因为几乎所有的文化比较研究都是从本民族文化的发展出发来建构本民族文化的‘他者’的。”[9]

四、从比较教育研究的“跨国性”来看教育理论的“本土化”

从比较教育的发展历史来看，最初的比较教育研究主要表现为不同民族国家教育之间的相互比较。尽管比较教育发展到今天，比较的单元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并得到了极大的拓展。但国别比较至今仍是比较教育研究最基本和最重要的比较单元。也正是由于存在着不同国家的不同教育及其理论体系，教育理论“本土化”这一命题才得以成立。因为，教育理论“本土化”暗含的一个前提和要求就是要有“他者”或“他国”异质教育理论的存在，并且“他者”或“他国”的异质教育理论还要与本国的教育理论之间发生某种形式的交流、沟通和实质性的联系。如此，从逻辑关系来看，任何一种“本土化”一定存在着一个外界的参照系。所以，“跨国性”也构成了教育理论“本土化”这一命题成立与否的先决条件。关于这一点，有学者就指出“它的学术实践有一个前置性条件就是研究对象的‘他者化’，即它要首先在‘本国的教育’之外建构出一个异于本国教育的‘别国的教育’，然后才能开始它的学术实践。”[10]

五、从比较教育研究的“异域性”来看教育理论的“本土化”

与比较教育研究“跨国性”相联系的就是其“异域性”的学科特点。在这里，“异域性”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含义：一是指比较教育主要是基于不同国家开展的教育比较研究，即把每个独立的国家作为不同的区域和地域；二是指比较教育主要是基于一个国家内部不同区域、不同民族和不同文化圈的教育比较研究；三是指比较教育主要是基于超国家，如当今各种世界性的经济联合体和政治联盟等的教育比较研究等。随着比较教育研究对象的发展，比较的单元开始延伸到一个国家内部不同行区域、不同民族地区和不同文化圈的比较以及超国家的比较等。“异域性”也往往是与“异质性”和“差异性”等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并由此构成了比较教育学中的比较的基础。当然，在比较教育研究中，与其说它关注的是研究对象的“异域性”，还不如说比较教育研究更看重的是在“异域性”中所隐藏的“差异性”和”多样性”，而差异性无疑又构成了所谓“本土化”的内在基础。如此，只有在“异域”的具有“异质性”的教育理论之间，才可能有教育理论的“本土化”之说。

六、从比较教育研究的“多元化”来看教育理论的“本土化”

比较教育论文篇8

一、教育史学和比较教育学的学科性质

（一）教育史学的性质教育史学是一门年轻的学科，由于其发展历史比较短，学界对于教育史的概念及其基本特性尚未形成统一的界定和看法。不过，只要是一门学科就应该有自己的基本界定，虽然这一界定需要不断完善，但这对于教育史无论是作为一门科学研究还是作为一门课程设置来说都是十分必要的。笔者认为，教育史是以历史法为主要方法，研究教育产生和发展的历史过程，揭示教育发展的真相和规律并为当代教育改革提供参考经验的与历史学相交叉的教育学科。教育史学科的主要研究对象是教育现象产生、发展、演变的历史过程，既包括外国教育史也包括本国教育史，由此通常又可以划分为外国教育史和本国教育史两个不同的方向。关于教育史的学科性质，国内学者经过不断探索基本上取得了渐趋一致的看法，那就是教育史是一门教育学和历史学的交叉学科，具有双重的性质。一方面，它具有教育学的基本特征，是一门教育学的基础学科；另一方面，它又是一门历史学科，是历史学的一门分支学科。［3］虽然教育史具有双重特性，但笔者认为，至少在我国，教育史应该归类于教育学科，教育学科是其母学科，教育史学主要是一门教育学分支学科，教育史的教育科学性质是主要的方面，并具有实践性和历史性的特性。教育史学科与教育学科所有的分支学科一样，都以回答现实的教育问题为己任，只不过教育史是通过历史的方法来观照现实问题的。［4］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教育史有其自身的学科目的和学科功能，而学科的主要目的和功能往往是相互联系的。张传燧教授主要从学术功能和社会功能两个方面分析教育史的功能。他认为，教育史的功能具体有四种：一是展现，重在描述和再现教育历史的过程及其发展状况；二是思辨，重在论述和寻求教育历史的本质及其发展规律；三是应用，重在发挥对当代教育实践的借鉴与指导作用；四是人文，重在发挥教育史学蕴涵的育人作用。［5］总之，可以将教育史的功能概括为认识功能、借鉴功能、教育功能等。学习和研究外国教育史，可以扩大眼界，增长见识，并且加深对本国教育的认识；学习和借鉴外国教育史也可以为当今的教育改革和实践提供借鉴和指导；教育史也可以通过课程的开设提高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二）比较教育学的性质比较教育学也是一门新兴的学科，1817年朱利安发表《比较教育的研究计划和初步意见》标志着比较教育学科诞生至今尚不到二百年的历史。关于比较教育的学科性质等问题的探讨也还处于不断地摸索和完善之中，笔者根据冯增俊主编的《当代比较教育学》将比较教育学界定为“比较教育学是指以整个教育领域为对象，对当代不同国家或地区的教育进行跨文化比较研究，探讨教育发展规律及特定表现形式，借鉴有益经验，推动本国或本地区的教育改革和教育研究的一门教育科学”。这一概念首先明确了比较教育学是一门教育学科，揭示出了比较教育学的研究对象是整个教育领域，研究的范围是各国教育或一国内部不同区域之间的研究，其最主要的研究方法是跨文化比较法，同时也指出了比较教育学的研究目的是揭示教育的发展规律，总结教育的基本形态和特征，借鉴他国教育经验，推动本国教育研究和教育改革。比较教育学的主要功能是与其目的紧密联系的，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认识和促进现代教育的发展，这是比较教育学的认识。比较教育通过比较世界各国和不同区域内的教育，为人们提供丰富多彩的教育信息，为人类进一步认识和了解教育现象、把握教育发展的实际状况提供基础，对教育学的发展具有很大的促进作用。二是借鉴外国教育经验，促进国际教育交流，这是比较教育学的应用。比较教育诞生之初就源于借鉴的需要，是为促进本国教育的改革和发展服务的，这是比较教育的最为初始和直接的目的。比较教育研究主要是以国家为单位而进行的研究，这种跨文化的比较可以增进各国教育之间的理解，促进人员和学生之间的交流，对教育的合作也产生积极的影响。三是揭示教育发展的规律，这是比较教育学的学术。比较教育的研究不应仅仅局限于各国和各区域教育的描述，还应该从各国教育发展的具体考察中，通过相互之间的比较揭示各国教育和各区域教育所具有的共同规律和特征，以此来深入探讨教育的基本规律和认识。四是提高学习者的能力和素质，这是比较教育学的教育。比较教育学课程可以对教育学院学生进行专业训练，丰富学生的知识，提高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二、教育史学与比较教育学的融通

英国哲学家卡尔•波普尔认为，学科的所有分野和划分相对来说是次要的和肤浅的。我们不是某学科而是某问题本身的研究者。［6］由于教育史学和比较教育学研究问题的交叉使得这两个姊妹学科具有了更多的相似性。康德尔认为，为了理解、体会和评价一个国家教育制度的真正意义，有必要了解该国的历史与传统，比较教育就是“延续至今的教育史研究”；英国比较教育学家马林森认为“比较教育学要以理解、欣赏外国文化、风俗为基础。比较教育的学生必须首先是一个历史文化学家，了解某一国家人们的生活方式、哲学态度、思维模式、宗教、政治背景”［7］。瞿葆奎教授在其主编的教育学科分支学科丛书的教育科学分类框架表中将教育史学和比较教育学划分在同一类的直接分析教育活动的学科，揭示了二者之间的更为密切的联系。从学科属性上来看，教育史学和比较教育学同属于教育学科，都是教育学科的二级学科。虽然教育史学既兼有教育学的学科特性又兼有历史学的学科特性，但归根结底教育学特性是其根本性的特性。比较教育虽然也由于美国比较教育学家安德森等人的研究导致了比较教育学科与社会学的混淆，但比较教育学界普遍认为比较教育属于教育科学，而非其他的学科，即使是关于比较教育学科的危机问题也是关于其研究对象和方法的独特性问题的争议，而非是否教育学科的争议。教育史学和比较教育学虽然在研究的具体目的上有一些不同和侧重，但是从其最终研究目的上来看仍然是一致的，都是通过研究教育现象，揭示教育发展的主要因素及其相互关系，探寻教育发展的一般规律和特殊规律的科学，目的都在于促进现代教育的发展，促进国际教育交流，为本国当前的教育改革和教育实践提供思考与借鉴。教育史和比较教育虽然在研究时间维度上差异明显，但也有一些相同的部分。例如，教育史的现代教育史研究与比较教育主要为“二战”以后的研究在时间上是交叉的。20世纪八九十年代我国的教育史研究一般很少关注现代的、当代的教育，认为尚未形成定论，变化莫测，不能盖棺定论而难以研究。随着教育史学科的发展，教育史研究的时间下线已经开始延伸到了现在，“过去的都是历史”的看法逐渐开始获得广泛认可。教育史的博士、硕士论文选题已经延伸到了20世纪八九十年代，甚至21世纪初，教育史学科也开始带有一定的时代特色。从研究对象及内容来看，教育史和比较教育的研究对象和内容都极为广泛，它们都以整个教育领域为研究对象及内容，研究教育的各种问题，教育学所关注的问题都可以成为教育史和比较教育所关注的问题。外国教育史的现代教育部分与比较教育在研究对象上基本是一致的。尽管教育史的研究注重的是教育发展的过程，即纵向的发展，而比较教育则对当代教育的某一个点进行横向的解析和剖析，但是由于教育史也可以采取横向比较、纵向比较及综合比较的方法，比较教育也采用历史研究方法而使得二者在研究对象上的相似性大大增强。近些年，由于比较教育的研究单位发生了新的变化，一个国家的省、市和特定区域的教育现象也成为比较教育的研究对象。从研究方法上来看，虽然教育史主要以历史法为最主要的研究方法，比较教育以比较法为最主要的研究方法，但是这两个学科还是借鉴使用了彼此的主要研究方法。教育史也常常使用比较的研究方法，比较法的运用可以使得史学的研究更为深入和精确，为教育史学的研究带来了全新的不同视角。教育史可以采用横向比较和纵向比较两种研究方法，或者将两者结合起来进行综合比较研究。同样，比较教育也使用历史研究法。比较教育的研究对象主要集中在现代，但是教育的发展是有着必然联系的，为了阐明当代教育现象发展演变的由来，比较教育需要用历史研究法对当代以前的教育现象做一追述。需要注意的是，比较教育的历史研究往往是研究的背景，而不是研究的主要内容。除了二者互相借鉴彼此独特的研究方法之外，作为同为社会科学的学科，两个学科还共同使用了许多相同的社会科学研究方法。例如，观察法、文献法、调查法、统计法、行为研究法、历史研究法、分析法、实验法、个案研究法，等等。从研究的相关学科来看，二者也具有一些共同的相关学科。同为人文社会科学的两门学科与其他人文社会科学，如社会学、哲学、历史学、文化学等的关系都比较密切。尤其是教育史中的外国教育史方向，由于与比较教育有着更多的共通性，在关联学科上更为接近，所要求的基本学科素质也更为相似，如二者同样对外语素质有着很高的要求。

三、加强科际交流与彰显学科特色教育史学与比较教育学是教育学科中关系最为紧密的两个学科。二者既有太多的交叉和融通之处，又有各自差异明显的领域和特点。二者的共通性决定了两者之间要加强科际合作与交流，而二者的不同之处又要求它们厘清自己的学科边界，不断创新学科的研究方法和分析框架，完善各自的学科基本理论，凸显自己的学科特色。

（一）借鉴研究方法，加强科际交流教育史学科与比较教育学科应该加强合作和交流，谋求共同发展。外国教育史应加强和比较教育学科的合作。［8］加强两个学科之间的交流和合作，不妨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尝试。

1.相互借鉴研究方法教育史学和比较教育学各有自己主要的研究方法，教育史学擅长于运用历史研究法，而比较教育则善于运用比较研究法。在长期的发展进程中，这些研究方法伴随着自身学科的发展不断得以成熟而日渐体系化，借鉴彼此的优势研究方法可以发挥优势互补的作用，更好地促进两个学科的共同发展。教育史学科应该借鉴比较教育的比较法。事实上，一门新兴的比较历史学已经兴起，受其影响比较教育史学研究也日渐多见。“美国历史学家需要一种跨国、跨界的视野，加强比较历史研究。没有这样的比较的证据，充分评价教育对社会的影响几乎是不可能的。”［9］我国一些比较教育学和教育史学的学者都已经开始了这方面的尝试，张瑞璠、王承绪主编的《中外教育比较史纲》将历史研究法和比较教育方法相结合，为教育史学的发展开辟了一个比较教育史学的新领域，而比较教育学老前辈王承绪先生的经典之作《比较教育学史》则是运用历史研究法研究比较教育学科发展史的经典著作。这些成果属于学科交叉领域的研究成果，弥补了学科研究的空白，同时也促进了教育史学科和比较教育学科的共同发展。比较教育研究也应该关注历史、借鉴历史。历史主义的分析方法曾经是比较教育发展史上因素分析时代的基本研究方法，随着比较教育进入社会科学方法时代，比较教育研究方法日益丰富和多元，传统的历史主义的研究方法在比较教育研究中受重视的程度有所下降。历史主义方法在比较教育发展史上曾作为一个时代的主要研究方法存在并不是偶然的，是历史分析法与比较教育研究的必然联系和密切关系使然，不应该因为大量的新的社会科学方法的诞生与运用，而完全抛弃历史分析的方法，使得比较教育的研究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2.互相补充研究内容比较教育的时代性学科特性决定了其关注的重点在现代，研究的是一种最新的教育现象，但是却往往无暇顾及更为深入的研究。一种教育现象的探明仅仅局限于当代是不可能的，某种新型教育制度、教育思潮、教育活动的结果怎样？成功还是失败了？有何经验和教训？呈现一种怎样的规律和普遍意义？这些都是需要一定的时间和空间才能最终回答的问题。比较教育以其鲜明的时代性学科特性在拓展最新研究成果和及时总结和交流人类研究成果方面发挥着先锋的重要作用，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其对问题做更为深入的进一步的研究，因而，这些课题需要教育史学者做更进一步的完善和深化。而对于一些不是两个学科共同关注的、各自独特的研究领域和内容，则更是一种相互补充和支撑。教育史学科是对教育现象产生和发展过程进行的研究，这就决定了它的研究要有一定的时间和空间的距离，但对当代的动态性很强的现象它却很难给出一个定论，这是教育史的“求真”特性所决定了的。因此，教育史可以广泛吸收比较教育的开拓性研究成果，补充其不足，解决其未能解决的问题，还历史之本来面目，从学术性上发挥自己的优势，做更深入的、理论性的、规律性的探讨。3.加强研究人员交流教育史学和比较教育学的关系十分密切，早期我国老一辈的教育史学家和比较教育学家是不分家的，两个学科原本就是一个学科，只是随着研究的深入、学科领域的不断分化而逐渐形成了两个独立的学科。因此，教育史学和比较教育学应该加强研究人员方面的交流和合作，密切两个学科之间的联系。教育史学研究工作者要关心和研究一些比较教育问题，比较教育学研究工作者也应该关注教育史问题，要注意彼此吸纳对方研究人员开展共同研究，以拓展研究思路和研究视野。在教育史和比较教育的硕士和博士研究生培养中也应该加强教育史和比较教育导师队伍的合作；研究生培养课程中也应该相互开设彼此的课程，教育史侧重于历史，比较教育侧重于现代，两者有机结合才能使学生具有更为完整的知识结构，才能获得更全面、更广阔、更深入的思维时空。

（二）厘清学科边界，彰显学科特色

1.完善学科理论教育史和比较教育无论关系多么密切，毕竟是两个不同的学科。这就要求我们在加强合作和交流的同时要认真厘清两个学科的边界，搞清教育史和比较教育的不同。教育史学和比较教育学的边界在哪里？两个学科的性质、目的、对象、功能和方法是什么？对于这些基本学科理论问题还需要做进一步深入的探讨。教育史在自身学科理论建设方面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虽然教育史学的产生历史比比较教育学要长，但是，教育史学的学科体系和基础理论问题研究却远远落后于比较教育学。20世纪90年代，随着“史学危机”的出现，我国教育史学界开始关注学科自身理论建设问题，虽然也有一些论文和专著发表，但整体来看，关于学科建设的研究成果仍然十分薄弱。我国比较教育学者从20世纪80年代左右就开始了相关学科理论问题的探讨，也取得了很大的进展，虽然关于学科基本问题的探讨尚未也不可能取得完全一致的认识，但在争论的过程中，比较教育的基本理论问题已经取得了许多渐趋一致的看法和成果。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比较教育研究及学科建设成绩喜人，比较教育学者在国际交流、扩大学科领域、探索研究方法上，都取得了较成功的经验，值得我们借鉴和学习。［10］比较教育和教育史学要获得更大发展都必须要加强学科基本建设，完善学科基础理论体系。

比较教育论文篇9

论文摘要：在全球化成为主导语境的今天，本土很容易被忽视和掩盖。中国的教育理论在西方话语中也丧失了本土性。表现出“本土失语”。在此情况下，主张比较教育学走本土研究和自主发展的道路是很有必要的。论文首先分析了比较教育学的学科性质，然后从比较教育学本土研究和自主发展的必要性与可行性两方面展开时比较教育学“本土失语”的思考。

在西方主导的全球背景下。发展中国家的教育者惟西方马首是瞻，试图斩断所谓的“民族文化劣根”而去与西方“优越”的文化对接，自身具有一种“他者优越”的意识。丧失了与西方世界平等对话的信心和勇气，因而在比较教育的话语实践中处于一种失语状态。因此，肩负教育与文化交流桥梁任务的比较教育学应注重本土研究，并走自主发展的道路。

一、比较教育学的学科性质

“比较教育之父”法国教育家朱利安(Mare-AntoineJullien)是最早提出比较教育概念的人，他认为比较教育研究的范围是：“一部对此项研究能提供更直接和更重要的应用效果的著作，其内容应成为欧洲各国现有主要教育机构和制度的比较，首先研究各国兴办教育和公共教育所采取的各种不同的教育方式，学校教育全学程所包括的各种课程需要达到的教育目标。以及每一目标所包括的公费小学、古典中学、高等技术学校和特殊学校的各衔接年级；然后研究教师给青少年学生进行讲授所采用的各种教学方法。他们对这些方法所逐步提出的各项改进意见以及或多或少地所取得的成就。”

目前，对比较教育学概念比较公认的看法大致有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强调比较教育学的目的和实用价值。认为比较教育学研究的主要目的旨在吸取外国的成功经验。改进本国教育。其作用在于向人们提供广泛的教育情况与信息。对各国教育问题与趋势进行研究与分析，加深人们对本国教育现象的认识，改善本国的教育状况。

第二，突出比较教育学的研究对象与范围。其中又分校外与校内两个派别。校外派强调比较教育学必须透过教育现象，透过对其相似性与差异性的分析，揭示控制各国教育制度的基本因素。认为校外的事情甚至比校内的事情更为重要，校外的事情可以支配校内的事情；校内派则认为比较教育学是研究教育本身的一门学科，它有其本身的特点与规律。教育的主要实施者是学校，主要实践活动也均在学校内进行。

第三，注重对科学方法论的研究，并试图从方法的角度对比较教育学确立定义或界说。赞成这种观点的比较教育学家认为方法就是比较教育学本身。

第四，特别关注比较教育学的功能与性质。其研究对象是比较当代不同国家或地区的教育理论与实践，分析其与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方面的相互关系，找出它们之间的同一性或差异性，揭示教育发展的趋势以及一般原理与规律。

综上所述，比较教育的概念可概括为：它是以比较法为主要方法，研究当代世界各国教育的一般规律与特殊规律，揭示教育发展的主要因素及其相互关系，探索未来教育发展趋势的一门教育科学。因此比较教育学既是一门应用科学，又是一门理论科学。其理论当然应结合实践并服务于实践。由于各国、各地区、各民族历史传统及文化背景的不同，教育也存在着巨大的差异。因此，本文主张比较教育学的本土研究与自主发展。

二、比较教育学的本土研究与自主发展

这里所说的本土研究与自主发展是指一种研究方向，即本土化+本土生长。所谓“本土化”，也就是西方文化在非西方世界被吸收、认同进而转化为本地文化组成部分的过程。“本土化”与“本土生长”是有区别的。如果说“本土化”(nativization)是一个主动吸收西方文化的外烁过程，那么“本土生长”(indigenousevdution)才是发源于本土社会的文化自我演进过程。我国著名教育家陶行知曾明确批评那种不顾中国社会实际一味仿效西方教育制度的做法，将其比作“拉东洋车”，认为那是“害国害民的事，是万万做不得的”。他主张要“敢探未发明的新理，敢入未开化的边疆”。可见他所追求的更多的是“本土生长”而不仅仅是“本土化”。本土研究和自主发展是相辅相成的，这也正是比较教育学的发展方向。通过比较教育学的本土研究。使我国的比较教育学能正确地描述和解释我国的教育现实，预测我国教育发展的前景，从而提出对我国学校教育的发展确实有价值的建议和对策。下面从两方面来具体谈谈比较教育学的本土研究与自主发展。

(一)比较教育学进行本土研究和自主发展的必要性

比较教育学似乎一开始其研究兴趣就集中于异域而不是本土。虽然说这与它的学科性质(一种致力于跨文化比较研究的学科)是分不开的。但笔者认为在借鉴的基础上。中国的比较教育学目前应将更多的目光转向本国。之所以提出此种说法，是因为目前摆在我们面前的一种事实：中国的比较教育学所用的概念、基本假设、分析框架和研究方法大都来自西方，我们也提不出我们的概念、假设和方法。这种反差不仅衬托出西方比较教育学学术霸权地位，也暴露了我们自己的失语症。

我们有的只是对西方教育理论、模式的遵奉而不存疑，认同而不批判，照搬而不质疑，这种盲目的做法就使一些研究越来越成为一种与中国教育现象不甚相干的智力游戏。如我们正在进行的一些旨在纠正我国教育中存在问题的教育改革，其理论根据就来自西方。比如湖北省监利县缓解农村税费改革以后的农村义务教育经费短缺的“买”学校的改革，其理论来源就是美国经济学家弗里德曼提出的“教育券”理论。弗氏理论的目的是在公办学校中引入竞争机制，提高学校的办学质量，是一种在公平解决基础上对效率的诉求。即便如此，也遭到很多学者的反对，实行“教育券”计划的州并不多。而监利县的教育改革或者别的地方的“教育市场化”改革的主张却无视这一点。这种“一厢情愿”的改革非但不能解决农村义务教育经费短缺的问题，反而会加大不同地区、不同人群之间教育的“鸿沟”。由此可见，“‘有意义的’教育思想必须基于实践，对本国教育真正具有引导力的思想最终只能形成于本土境脉与本土实践中。不能用具有浓厚西方文化色彩的价值取向、思维习惯与言说方式来套解本国社会现实和规引本国的教育实践”。

(二)比较教育学本土研究和自主发展的可行性

我们主张的本土研究是要拓宽交流的渠道，使单行线变成双行线，并不拒绝外来的概念、方法、理论，但强调要批判地、有选择地借鉴。做到心中想的是中国的事，为的是解决中国的问题，但眼界和思路必须是超越中国的，是全球的。本土研究在批判地吸收外来理论的同时，要以自信的姿态积极与各国比较教育学者对话。具体说来，比较教育学本土研究应从以下三方面入手：

第一，要有开阔的国际视野。比较教育学进行本土研究，并非关门进行研究，而是要有开阔的理论视野，了解最新的国际研究动态，与国内外的研究者保持对话与交流。目前国内的比较教育研究普遍重“思辨”轻实证。进行本土研究就迫切地需要引进多种研究方法。建构“有中国特色的比较教育学”就要在中国的教育现实下进行本土研究与自主发展。

第二，对西方教育理论持批判吸收的态度。对西方理论假设，要思考、质疑，保持对其警惕。对其适用性和有效边界给予充分的反省。如果做不到，我们就会稀里糊涂地把建筑在这些预设之上的理论框架奉为神明。那些西方教育理论要在中国的本土语境里完成相应的“意义转换”才能切入中国教育现实。

比较教育论文篇10

关键词：比较教育；认识论；教育借鉴

中图分类号：G40-059.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9841（2014）01-0052-06

比较教育从一开始就具有强烈的借鉴取向，教育借鉴成为比较教育非常重要的历史传统和价值选择。在20世纪，虽有人对早期的纯粹借鉴提出质疑并发展以理性分析为基础的借鉴理论，但教育借鉴在如今的比较教育发展中仍居重要地位。因此，梳理并思考比较教育借鉴认识论的历史意义与发展走向，有利于加深人们对比较教育借鉴认识论的理解和认识，有助于比较教育学的健康发展。

一、比较教育借鉴认识论的形成及其历史意义

比较教育借鉴认识论可以说是与比较教育同时诞生的。1817年朱利安（Marc-Antoine Julian）发表《比较教育的研究计划与初步意见》，标志着比较教育的诞生。朱利安虽然坚持国际合作的愿望，期望通过比较教育研究推动欧洲甚至世界教育的改革发展，但基于当时教育发展的需要，他把教育借鉴作为比较教育的基本取向之一。后来的库森（Victor Cousin）、曼恩（Horace Mann）以及巴纳德（Henry Barnard）等人不仅对教育借鉴进行了发展和完善，而且正是他们践行和发展的教育借鉴取向，促成了他们国家的国民教育制度的建立。比较教育借鉴认识论也正是在他们教育借鉴的实践中得以形成，并对比较教育后来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一）比较教育借鉴认识论的形成

教育借鉴在整个19世纪可称为“拿来主义”。在比较教育史上，自朱利安提出比较教育以后，库森基于民族主义的观点，大胆借鉴德国的教育。他认为真正伟大的民族并非在任何方面都不模仿他人，而是随时采纳一切有益的东西。他在《关于普鲁士公共教育状况的报告》中“建议制定教育法令”，提出“注意发挥地方在发展管理教育方面的作用”以及“教师创造学校”等主张，这后来直接成为《基佐教育法案》的部分内容。

受库森的影响，美国的曼恩和巴纳德等人进一步促进了比较教育借鉴认识论的发展。曼恩曾于1843年出访欧洲的英国、德国、荷兰等国，先后撰写12篇年度报告，内容涉及学校建筑和学校卫生、课程和教育方法、欧洲各国教育、女教师和师范学校、教育与犯罪等多种问题。其中《第七年度教育报告》是他涉及比较教育领域的主要研究成果，也是他所有年报中最具影响的著名报告。他不仅实地考察欧洲诸国的宏观教育状况，明确提出教育发展的宏观借鉴思想，利用外国教育为本国服务，同时认为国外有许多东西值得效仿。而且，他还强调从微观层面比较与借鉴外国的学校组织和教学方法。如他非常重视普鲁士教师研讨班，比较马萨诸塞州和普鲁士的教学问题以及特别赞赏普鲁士学校中的师生关系，还描述了普鲁士师范学校招生的口试和笔试，以及师范班的和声学习、实习和对老师的要求等情况，并极力赞赏普鲁士学校师生间的和谐感情和教师爱生如子的精神。此外，他还以字母书写为例比较普鲁士和美国在教学方法上的差异。

巴纳德继承和发展了库森和曼恩的教育借鉴思想，进一步发展了比较教育借鉴认识论。与库森和曼恩非常相似，借鉴仍然是巴纳德开展比较教育研究的目的，但有所不同的是借鉴的范围更加广泛。他不仅直接借鉴教育模式和制度，借鉴教学方面的经验，而且也注重考察当时欧洲诸如夸美纽斯、卢梭、裴斯泰洛齐等教育家的理论和思想。他曾在《欧洲国家的教育》中详细介绍英、法、德、意大利等国的教育制度、教学方法、课程设置、学校管理等方面的内容，还特别关注普通教育、幼儿教育、师范教育、特殊教育，并重视校园环境和内部设施的改善。此外，他也介绍英国的教师培训、拨款以及奖学金发放等情况。

正是库森、曼恩和巴纳德等人在比较教育实践和理论方面所做的工作，才促使比较教育借鉴认识论得以形成和发展，并贯穿整个19世纪。在20世纪上半叶，许多新兴民族国家仍然以教育借鉴认识论为导向，本着尽快建立国民教育制度的目的，纷纷对发达国家的教育制度进行借鉴。不仅如此，比较教育研究甚至在20世纪下半叶还明显延续了这样的取向。如“60年代席卷全球的教育现代化运动是由比较教育发动的；强劲的西欧综合中学的改革浪潮在很大程度上仍归因于人们对美国和瑞典的教育制度的比较研究”。因此，比较教育借鉴认识论不仅成为比较教育的历史传统，而且对比较教育的发展一直产生着重要的影响。

（二）比较教育借鉴认识论的历史意义

“从史实来看，教育借鉴是19世纪教育场景的一个显著特点，它与民族国家教育体系发展是同时发生的。”即在民族主义盛行的时代，基于借鉴认识论的比较教育在促使本国教育的改革与发展过程中有绝对优势，并对各国教育改革以及比较教育理论体系的发展产生了较为深远的影响。

1.比较教育借鉴认识论促进了现代国民教育制度的建立

较为完整的现代国民教育制度发端于普鲁士。首先，哲学家费希特（Johann Gottlieb Fichte）受裴斯泰洛齐平民教育实践的影响，提出新的教育必须唤起学生个人的能动性，必须使每个公民从小就接受训练。此后，洪堡（Friederich Wilhelm von Humboldt）任国民教育署长期间在费希特等人的协助下建立柏林大学，并与继任者们改革了中等教育，建立大学预科学校和教师考试制度。同时，一些人对小学教育体系进行了改革。此后，普鲁士发展出一套由国家控制实行义务教育的初等教育系统，其中等教育学制也成为西方教育界的典范。在19世纪，由于各国强烈意识到教育对于国家发展的关键作用，纷纷设立并强化自己的公立学校制度。不仅法国在库森的影响下通过借鉴德国的教育建立了本国的教育体系，其他许多国家也在借鉴他国教育以促进本国教育发展的认识论指引下，学习借鉴了德国的教育制度。这不仅因德国经历19世纪国家教育运动之后，其大学成为世界公认的科学研究中心，而且在初等教育和科技教育方面，也成为欧洲各国学习的模范。该时期向德国学习的国家包括斯堪的纳维亚的各个小国，它们常常搬用德国的改革和学制结构；芬兰将瑞典的手工训练引入初等教育，这引起整个欧洲甚至美国的关注，俄国人学习了这一做法并将其传入美国。同时，欧洲教育的发展也促使东方国家尤其是日本的教育改革。日本在1817年建立资本主义制度以后，各种委员会被派往欧美国家，学习他们的政治、工业和教育制度，并从法、德、美等国引进学校体制模式、教育方法和教育哲学思想。由此可见，德国首先建立较为完整的现代教育制度。所以，欧美其他各国在建立现代教育制度时首选德国作为借鉴对象，然后相互学习与借鉴。美国在建国后曾大量借鉴德、英、法等欧洲国家的教育经验，而法、德、俄则在相互借鉴的基础上改革自己的教育。20世纪的新兴国家，为建立独立的国民教育制度，则从以上国家借鉴学习。中国、日本等后发型国家的现代国民教育制度便是在大量借鉴西方教育经验的基础上得以发展的。

2.比较教育借鉴认识论促进了民族国家初等教育的发展

从库森的《普鲁士教育报告》被译成多种文字并得以传播以后，初等教育便引起国际社会的关注。这不仅使普鲁士闻名于世，吸引众多学者前往考察，由此掀起世界范围的“借鉴”风潮，而且还促进了世界范围内初等教育的发展。由于《基佐法》采纳和实施了库森报告中的诸多内容，并在之后得到补充，法国初等教育因此得到很大发展，学生人数增长迅速。其中，小学生人数从1831年的193.5万增加到1846年的324万，与此同时，法国的文盲人数也相应大幅度减少，占全国人口的比例从1834年的47%减少到1848年的33%。强烈的借鉴愿望使曼恩和巴纳德在美国公民教育和公立学校教育方面的贡献巨大，他们也因此获得“美国公立学校之父”的美誉。部分由于曼恩的努力，到1848年美国30个联邦中有24个建立了州学校部，并采用地区税和州资金援助适当的公立小学，马萨诸塞州教师的工资增长了50%多，学期平均延长，上百万的资金用于修缮学校建筑，马萨诸塞州也建立了“师范学校”……1852年，因曼恩的领导，马萨诸塞州通过了一项要求儿童入学的法律。“由于曼恩、巴纳德和19世纪美国的其他成千上万的有远见的领导人的工作，美国进行了初级教育革命实验。摆脱了他们的欧洲传统，美国人民开创了公费小学体制。”日本也在借鉴法、德、美等国学校体制模式、教育方法以及哲学思想之后，大大促进了本国教育的发展。到20世纪前十年为止，日本学龄儿童入学率达到98%，文盲人数下降至0.09%，并成为世界上文化程度最高的国家。

3.比较教育借鉴认识论促进了比较教育理论体系的建设

朱利安作为比较教育学科创始人没有直接开展过教育借鉴活动，却开创了教育借鉴的研究方法，并提出为促进教育借鉴与交流建立有关信息传播媒介的设想，这对比较教育学科理论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他不仅首次提出并使用比较教育这一专门术语，成为最早使用“比较教育”概念和专门术语的先驱，并在孔德（Auguste Comte）将社会学确立为一门学科之前就奠定了比较教育学科的基石。而且，他倾向于实证主义的教育研究方法影响了后来库森开展教育比较研究的方法论思想，他关于创办国际教育调查机构以及出版教育通报或总报的思想则深刻影响了巴纳德。库森在朱利安的基础上拓展了实证主义倾向的方法。他不仅注重资料的收集，而且还注重实地调查，由此保证资料的可靠性，在此基础上进行文献分析，将两国的教育数据资料进行比较，从而找出彼此间的差异，并提出改进本国教育的方法。他因此建立以五个主题为分析框架的比较研究方法，即国与国之间教育比较研究的“五论题框架”。另外，库森的著作还在许多国家产生强烈反响，在美、英、德等国都有很多人关注他，甚至对其作品进行翻译。他关于普鲁士教育的研究报告，对世界比较教育的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并影响到其他国家的比较教育。巴纳德同朱利安一样，注重创办教育刊物，并将大部分私有财产用于教育刊物的创办、编辑与出版。在组建美国教育促进协会后，他编辑出版《美国教育杂志》，并刊载不少比较教育材料。这是对朱利安主张成立国际教育调查机构并创办相关刊物思想的继承与实践，也为20世纪中期建立国际教育组织提供了思想来源。

二、比较教育借鉴认识论的反思与发展走向

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借鉴认识论的比较教育曾遭到一些人的质疑，萨德勒（Michael Sa-dler）就是其中的典型。人们不断思考并试图解决在教育借鉴过程中面临的问题，并促使比较教育借鉴认识论朝着新的方向发展。

（一）比较教育借鉴认识论的反思

当民族国家已经建立起自身的国民教育制度，教育已经成为国家的社会文化生活元素时，那种“拿来主义”的教育借鉴就不再具有魅力。尤其是后发现代化国家进行教育借鉴后，虽然在形式上具有独立的国民教育制度，但并未真正解决自身教育发展中的问题。因此，比较教育借鉴认识论在民族性、主体性和方法论等关键性问题上面临挑战。

1.教育借鉴的民族性

19世纪是欧洲思想中产生民族意识并得以发展的时期。民族意识急于寻找自己的民族同一性。于是，对比较教育如此重要的“民族特征”观念，在当时受到很大的重视。库森研究考察普鲁士教育时，思考的却始终是法兰西，这一方面说明了教育借鉴的重要性，另一方面也反映了教育借鉴的民族性问题。而曼恩与巴纳德似乎也发现了比较教育研究中的民族性问题。因为基于现代国民教育制度的迫切需要，教育借鉴在极大程度上属于“拿来主义”性质。而萨德勒则不同，他首次提出要发现教育制度背后的精神力量，从而结束比较教育以借鉴和移植为特征的时代。他倡导研究外国教育制度时，要发现任何成功的教育制度背后的那种无形的、难以理解的精神力量。这种精神力量就是植根于教育中的民族性或文化性。继他之后，康德尔（Issac Kandel）认为要找到那些“无形的、难以捉摸的精神力量”，因为教育差别只有根据各自的文化背景去解释其目标时才显现出来。汉斯（Nicholas Hans）也认为，国家教育制度是民族性的表面体现，使一个民族区别于另一个民族，国民教育制度即使通过革命政府有意建立起来以改革原有的民族性，仍不可避免地受构成民族性的因素的影响。这就涉及教育能不能借鉴的问题。俄国教育思想家乌申斯基（K.D.Ushinsky）早就主张教育借鉴的不可能性。他认为每个民族都有各自特定的理想，并要求教育在个体身上重现这种理想，所有民族共同的教育体系不仅在实践中不存在，在理论上也不存在，每个民族都有各自特有的教育体系。因此，一个民族不可能照搬另一个民族的教育体系。康德尔也认为因任何两国的文化差异巨大而不可能把教育制度从一国照搬到另一国。人们对教育借鉴中民族性问题的关注，不仅引发了人们对借鉴认识论的反思，而且促进了人们对教育借鉴的合理选择。

2.教育借鉴的主体性

按贝磊（Mark Bray）的观点，比较教育活动有多重主体，教育实践者、各国政策制定者、国际机构以及学者，在进行教育比较时各有其不同的目的。朱旭东也认为比较教育活动主体涉及体验主体、民族志活动主体、政策活动主体和学术活动主体等不同类型。那么，从整体上讲，教育借鉴的主体究竟是谁、或者说谁对借鉴他国教育具有决定性影响就成为比较教育借鉴认识论所要面临的主体问题。从现实来看，在比较教育活动涉及的诸多主体中，只有“政策制定者”或“政策活动主体”才对一国教育制度产生真正直接的影响。比较教育在“拿来主义”的借鉴认识论时代，正是这类主体为建立本国教育制度作出了巨大贡献。法国、美国能在当时迅速建立独立的国民教育制度并推动教育的快速发展，与库森和曼恩作为政府官员考察他国教育有直接关联。这也明显体现在日本的教育发展中。在19世纪末，日本向西方派出的考察学习团达107人，相当于日本政府当时官僚队伍的一半，他们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想对建立日本教育制度无疑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甚至到20世纪80年代，英格兰以学习借鉴为目的对美国、德国、意大利、法国、丹麦以及日本与韩国进行考察与研究的机构或人员仍然是教育部或教育官员。时至今日，比较教育研究活动的主体队伍越来越庞大，但所生产的比较教育知识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对本国教育改革与发展产生影响和作用则并不明确。如此众多的活动主体，实质上并非教育借鉴的主体。他们的思想和成果能否或多大程度上以及怎样被“教育政策制定者”采纳并对教育借鉴产生影响，不能不说是比较教育借鉴认识论在以后的发展中要加强研究的问题。

3.教育借鉴的方法论

在世界教育史上，借鉴他国教育理论与实践促进本国教育改革与发展的现象比较常见，但结果却大为殊异。有的通过借鉴获得了长足发展，有的却只有形式的模仿而并未取得实质进步。这在很大程度上归因于借鉴的方法论问题。教育借鉴的前提是可借鉴性，如果不考虑可借鉴性，盲目照搬他国的理论与实践模式，最终未必能解决自身问题。这早在萨德勒关于“我们从对外国教育制度的研究中究竟能学到多少有价值的东西”的告诫中就已说明。在比较教育的发展史上，虽然自朱利安以来的许多学者都对方法予以关注，并试图以更为科学的方法开展教育比较研究，从而为教育借鉴提供方法论基础，但随着世界教育发展的复杂化和比较教育学科发展的不断深入，这仍然是进行教育借鉴时要研究的主要课题。完整借鉴他国教育制度并获得发展的国家，其教育往往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即建立基本教育制度阶段。当教育发展越来越复杂，并与民族文化紧密相连时，借鉴他国的制度形式就无法获得真正的发展。同时，比较教育的发展从基于简单借鉴的初级阶段已发展到涉及理论、思想与实践的对话、交流以及本土生长的阶段。因此，如何成功借鉴他国教育为本国教育的改革与发展服务，并为世界比较教育作出贡献，都是研究教育借鉴时所要面临的方法论问题。

（二）比较教育借鉴认识论的发展走向

从比较教育发展的现实看，借鉴仍未过时。只是借鉴的形式和内容相对早期而言有更大差别。所借鉴的不仅仅是宏观意义上的有形教育制度，还涉及教育的微观领域。比较教育借鉴认识论要获得持续的发展，需加强借鉴模型的理论研究，为教育借鉴的实践检验提供指导，并在借鉴基础上寻求本土生长。

1.深入研究教育借鉴的模型结构

教育借鉴有没有比较稳定的模式？如果有，人们就可在借鉴时不至于毫无头绪，也不至于借鉴发达国家的理想教育却达不到理想目的。目前的比较教育研究，不管在教育理论与思想，还是在教育政策与实践方面，研究教育借鉴的理论模式的人都较少。不过，英国菲利普斯（David Phillips）可算其中之一。他在理论上提出教育政策借鉴的四步模式，即跨国吸引、决策、实施、内化或本土化。其中“跨国吸引”研究某国教育政策具备吸引力的原因以及进行教育政策借鉴的动力；“决策”研究外国教育政策的吸引力如何影响本国教育决策；“实施”研究教育决策在本国如何实施；“内化或本土化”研究外国教育政策经本国吸收，内化为本国教育的有机组成部分。他的“这个教育借鉴模型能帮助更好地理解与解释教育借鉴这个复杂的过程，以及在这一过程中教育所产生的复杂而重要的跨国影响。同时，这个模型需要用不同国家的实践来检验，以进一步修改和完善这个理论框架。”这正是比较教育借鉴认识论的未来发展方向。在以后的教育借鉴研究中，不仅要开展类似菲利普斯有关教育政策借鉴的理论模型研究，而且要开展有关教育教学理论、思想以及实施模式的借鉴模型研究。这可使比较教育借鉴认识论向纵深发展，并使比较教育研究真正为一国教育改革与实践贡献更多更有意义的研究成果，而非“只是一种可资参考的行动纲领”。

2.高度关注教育借鉴的实践研究

在现有的比较教育研究中，由于开展实践研究需大量人财物的支持，所以，绝大多数比较教育研究仍停留在文献研究的水平。但不管哪种层面的研究，都是服务于教育实践的研究。因此，比较教育借鉴认识论的发展也需在对他国教育进行文献与理论研究之后，在批判借鉴研究的基础上走向教育借鉴的实践研究。现有的比较教育借鉴研究，因研究者或比较教育活动的其他主体并非教育改革或政策的决定者，所开展的研究主要是对他国教育理论、思想以及改革情况的总结性研究，在很大程度上与本国教育实践没有太大关联。这种把后续研究推向非比较教育学者与教育实践工作者的研究总是缺乏现实的根底。合理的做法应该是“对自己的研究成果负全部的责任，即不能仅仅满足于做‘理论工作者’，还应成为‘实践工作者’”，把对他国的教育研究与本国教育实践有机结合，切实开展教育借鉴的实践研究。比较教育借鉴认识论已不可能也不应该采取纯粹的“拿来主义”，而应在对话交流的基础上开展教育实践，对别国的教育理论与实施模式进行实验性检验，最终确立借鉴的本土化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