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保护制度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生态保护制度，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文云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环境保护部2日公布的《全国生态保护“十三五”规划纲要》提出，加快划定生态保护红线，到2020年基本建立生态保护红线制度。

1日召开的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二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划定并严守生态保护红线的若干意见》，提出要按照山水林田湖系统保护的思路，实现一条红线管控重要生态空间，形成生态保护红线全国“一张图”。

对此，环保部这份纲要提出，按照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相结合的原则，各省(区、市)在科学评估的基础上划定生态保护红线，并落地到水流、森林、山岭、草原、湿地、滩涂、海洋、荒漠、冰川等生态空间。

根据纲要，2019年底前，京津冀区域、长江经济带沿线各省(区、市)划定生态保护红线;2019年底前，各省(区、市)全面划定生态保护红线;2020年底前，各省(区、市)完成勘界定标。在各省(区、市)生态保护红线的基础上，环保部会同相关部门汇总形成全国生态保护红线，向国务院报告，并向社会公开。

纲要还提出，推动建立和完善生态保护红线管控措施。推动将生态保护红线作为建立国土空间规划体系的基础。各地组织开展现状调查，建立生态保护红线台账系统，识别受损生态系统类型和分布。定期组织开展生态保护红线评价，及时掌握全国、重点区域、县域生态保护红线生态功能状况及动态变化。推动建立和完善生态保护红线补偿机制。

拓展阅读：绿色建筑对生态环境的保护意义1.深入认识绿色建筑及其价值体系构成。

1.1　绿色建筑的概念与特征。

作为一个新兴概念，绿色建筑也是一个动态的、发展的概念。虽然到目前为止国内外都还没有统一的看法与共识。但是，在提倡绿色环保的社会大背景下来理解绿色建筑的概念，顾名思义，就是具有绿色环保功能的建筑或建筑群。但它又不仅仅局限于一个绿色生活区，一个示范建筑体，它的内涵十分之大。就其概念而言，它是一个很多专业的集成化合作，是建筑全生命周期中建筑环境的性能、资源的消耗以及对环境的影响的平衡与配合。以此为前提建设的建筑体系必须兼备可节约资源、资源与能源能够循环再生和利用、减少对气候污染的特征，从而最大限度地保证了人们生活健康的指数和劳动效率。

1.2　绿色建筑价值体系构成分析。

“绿色”是绿色建筑体系的基本衡量标准，具体到社会与技术层面来看来可分为节地、节能、节水，节材、空间环境质量、全生命周期的运营管理和综合性能六个方面。因此，绿色建筑的前提设计必须改变传统的设计理念和方法，以减少各种资源、能源消耗和废弃物处理为操作本线，从对建筑空间内环境、全寿命周期投资和对自然环境的影响等综合方面考虑，进而做出合理的设计布局。延伸技术处理方面，则要求其建筑材料必须是环保节能型的，外层可作为能源收集、转换的界面，并防止能源流失，同时结构上还要有调节气候，确保室内气气候稳定的能力。

基于生态系统良性循环原则的绿色建筑体系，把“绿色的生命“这个意义富于建筑，其包含的能源观、设计观、技术观让建筑具有了健康和再生的机理，使建筑与人、建筑与生态系统联系起来，形成一个智能高效的、不污染环境的，可持续发展生存的环境，从而使建筑摆脱对现有资源的过分依赖和消耗，在一定程度上确保能源使用的自给自足，突出了绿色建筑体系的价值意义。

2.推动与发展绿色建筑的重要性。

首先，发展绿色建筑是解决能源紧张的必须。能源是建筑发展的生命，建筑业是能源消耗的主要体系，许多高消能、高投入、低效率的建筑使得能源问题日益严竣。或许有人会说，我国地大物博，自然能源丰富，但死水怕瓢盛，再丰富的资源不加以合理规划利用，不走节能、再生、可持续发展的道路，人类终将面临能源枯竭，生态环境重度污染的困镜。事实上，我国的人均占有自然资源量相对于世界平均量是处在非常低的水平。面对严竣的时代替他人考试验，绿色建筑体系的价值赋予了其历史使命，是当前社会条件下，解决这一重大问题的必须途径。其次，是解决气候污染的重要措施。时下，气候异常是全球面临的一大挑战，气候问题被提上日程。客观现实让人们认识到，建筑业的发展不仅造成能源紧张，也成为制造自然气候污染的重要元凶。温室气体排放的主要源头之一是大量的建筑，它对气候环境产生着非常大的影响。而基本上所有的建筑都需要使用人工照明和机械空调，这也是建筑对气候环境污染的一大原因。据统计，50 %的全球能量消耗都是建筑的建造和使用过程造成的。气候污染，全球气温不断上升，严重威胁着人类的生存与发展。

绿色建筑以低能消耗、低温室气体排放为特点，切合节能减排主题，对解决气候变化起到了重要作用，是解决气候问题一大重要创举。因此，要想保护生态环境，实现能源可持续发展，维护人类生态平衡以及和谐共进，就必须大力推动绿色建筑的发展。这种在倡导低碳环保，遵循自然生态原则的前提下的建设发展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选择，它将关系到人类更加长远的未来。

3.绿色建筑发展现状与建议。

3.1　绿色建筑发展现状。

我国绿色建筑发展得到了很大的发展与推崇，建设面积突破了预期目标，各地相继推出一批示范性项目。绿色建筑的政策制度、评价制度、创新技术研究进一步完善，并取得了一定成效。立足长远，我们不能只看到成绩，发展的过程中所暴露的问题更有待于我们解决。由于起步晚，我国绿色建筑理念和技术实践与发达国家还有很大差距，各地发展水平不均，建筑总体规模比较小，特别是经济不发达地区，绿色建筑理念应运与技术实践的研究相对落后、缓慢，形势尤为不乐观。虽然“绝色”理念已成为共识，但现实中，绿色建筑的发展仍面临着很多困难。

3.2　我国绿色建筑发展合理建议。

篇2

科研创新，助力草原可持续发展

当前，我国天然草原90%以上发生退化，草原生产和生态功能严重下降，草原生物多样性减少，牧草资源亟待保护和开发利用，但草畜矛盾突出制约其可持续发展。经过认真准备和申报，侯向阳等人于2013年成功获得国家重点基础研究计划（973）项目的资助，项目名称是“天然草原生产力的调控机制和途径”，这是全唯一一个973项目，标志着基础研究能力大幅提升。项目瞄准过度放牧下草原生产力衰减的关键机制和草原生产力提高的调控机制与途径两个科学问题开展研究，目标是揭示过度放牧下草原生产力衰减机制，形成适度放牧、土壤保育和植物调节提高草原生产力的综合调控的理论和技术体系，为实现天然草原生产力提高 30%～40%，恢复速度加快30%～50%提供理论基础和技术支撑。已经在草地土壤关键要素对放牧的综合响应、草原植物对放牧的矮小化响应、放牧导致植物矮小化的“胁迫记忆”、放牧造成植物矮小化的生理和分子生物学证据以及草原生产力下降的养分供给非平衡理论等方面取得显著进展。2015年顺利通过国家科技部组织的项目中期评估。

据了解，样带研究是进行全球气候变化及人为驱动因素梯度分析的最有效途径。利用欧亚大陆东缘草原连片分布，南北向土壤和植被类型等相对一致，温度呈梯度分布，草地利用和管理方式存在空间差异的特征，侯向阳研究员率先提出跨越中、俄、蒙的欧亚温带草原东缘生态样带（简称EEST），联合国内相关科研教学单位及俄罗斯和蒙古国的合作单位，开展从中国长城到俄罗斯贝加尔湖的温度和放牧管理对典型草原生态系统影响的研究。收集整理中、俄、蒙近30年气象、经济、植被、土壤、昆虫资源等信息，建立样带综合数据库；建立蒙古国温都尔汗野外观测站，填补了我国草原科学研究在境外无定位监测的空白……，取得一系列研究成果。已发表学术论文45篇，出版专著4部，获得专利3项，软件著作权1项，向有关部门提出6项政策建议，并通过俄罗斯之声报道中俄科学家共同治理草原退化的工作和进展，取得较大社会影响。

另外，侯向阳所长还系统开展了我国北方草原气候变化及适应性管理研究，围绕生态环境脆弱、经济社会相对落后的北方草原区应对和适应气候变化问题，从区域、县域和牧户等层次入手开展研究，取得了一系列突出进展，并60余篇，出版著作3部。

牧户作为草原畜牧生产的最基本单元，是牧区草畜平衡的主要调控者。牧户草畜平衡行为是影响草原生态补奖机制政策失灵的关键因素。针对我国政府在草原地区实施一系列工程和政策措施，虽然取得一定成效，但天然草原仍然持续超载和退化，草原生态补奖机制政策实施体现政策失灵的问题，侯向阳团队在内蒙古不同草原类型区及新疆山地草原开展牧户家庭属性和草畜平衡决策行为调研。研究发现，分步减畜更容易被牧户接受，同时牧户之间的自发合作也更能实现牧户生产实践的调整，此种有效合作对优化牧户生产管理方式、推动畜牧业生产起到了积极作用。据此，提出以分步式、合作式和示范引导式为特征的牧户适应性减畜策略和草原生态补偿长效机制。

针对我国西北干旱半干旱的农牧交错带面临的食物供给和生态保障难以兼顾的两难困境问题，侯向阳所长研究提出应尽快确立以旱作节水栽培草地建设为主的西北绿色草牧业发展战略。在“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过程中，西北地区大力发展旱作节水农业正在引起重视，但旱作种草的优势和潜力还没有引起充分重视。在粮改饲的基础上，立足于高效旱作，种植多年生耐旱牧草或饲料作物，充分提高天然降水利用率，可以最大限度地减少对地下水资源的依赖，这是解决我国旱区优质饲草不足、并兼顾生态保护的有效发展路径。

矢志不渝，为绿色大草原保驾护航

除了在科学引领草原生态保护和治理创新的基础上平衡发展，侯向阳所长勤于思考，勤于笔耕，多年来科研心得付诸笔端，先后发表学术论文200篇，其中SCI论文40余篇，出版专著15部，获得国家级和省部级科技奖励8项。其主编的《中国草原科学》和《蒙古高原草原科学》，系统总结了我国草原科学及蒙古高原草原研究成果，为我国和其他国家从事草原科学研究人员提供了极好的参考资料。

篇3

关键词:能值分析;农业生态系统保护;评价;策略

中图分类号:F327;X32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439-8114(2014)10-2457-03

Agro-ecosystem Conservation Strategy in Sichuan Based on Energy Analysis

SHU Liu1,WANG Bo1,ZHOU Shun2

(1.Sichuan Engineering Technical College,Deyang618000,Sichuan,China;2.Chengdu Industry College, Chengdu611730,China)

Abstract: The agricultural ecosystem values were systematically analyzed. On this basis, the evaluation system of agriculture in Sichuan was established based on the energy analysis system. The protection of Sichuan agricultural ecosystem was put forward. It is suggested that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put be increased to improve the efficiency of investment in energy value release. Moreover, output structure should be adjusted so as to achieve the goal of protecting Sichuan agricultural ecosystem.

Key words:energy analysis; agricultural eco-system protection ;evaluation; strategy

能值是由美国生态学家Odum提出的新的科学概念和度量标准,是将一种流动中或被储存的能量中所包含的能量数量化,产品和劳务的生产、形成过程的投入就是一种十分重要的能值。能值理论是基于系统生态学观点提出的能量价值理论,从根本上定义了自然资源拥有的真正能量和价值。由于各种资源和产品的形成都需要太阳能量,因此以太阳能为基准能够衡量各种能量。

随着全球环境的恶化与资源矛盾的日益凸显,农业生态系统能量的研究受到了越来越广泛的关注。农业生态系统的能值分析主要是研究农业生态系统的能量值,在此基础上进行分析,从而获得反映生态与经济能量值的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实现对系统的结构功能和生态效益的双重评价。但由于不同性质的能量不能直接相加,为农业生态系统的能量值分析带来了一定的困难。农业生态系统不同于简单的自然资源能值分析,其不仅要求输入太阳能、风能等自然资源,同时也要求在这一过程中输入劳务、机械、化肥等非自然属性能量,对农业生态系统的调控管理就是通过上述投入的管理来实现的。

1农业生态系统中的能值应用

总体来看,能值分析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环境资源能值评估。能值分析能够提供评估环境价值的新方法和新手段。传统的经济分析方法更加关注货币的作用而忽略环境和生态的因素,由于市场的不完备性和环境外部性,GDP和GNP也不能真正体现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实际水平。但能值分析能够同时衡量人和环境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可以更好衡量某一地区财富标准的是创造经济财富的太阳能值。根据Ulgiati等[1]对海洋生态系统的能值评价,15年鲸鱼的平均能值的货币值高达2.6亿美元,可见从生态能值的角度讲,越稀有的物质形成需要越多的能值投入,因此对应越高的价值。此外,Ulgiati等[2]还指出,生态经济系统能值评估。生态系统内部的各个子系统及其与外部资源、经济及环境之间都存在错综复杂的物质关系、货币关系以及信息关系。如何在分析系统中将经济、生态和社会三大效益结合起来进行全面系统的分析目前仍然是生态研究中的重要问题。原有的投入产出分析等经济学分析框架以及能量分析等生态学框架容易将各种利益分离讨论,无法完整反映系统的内部机理和动态过程,能值分析则是在对复合生态系统进行综合分析的基础上所创造的定量分析方式。第三,国际交流能值评估。自然资源自身所含有的能值要远远高于购买该产品所付出的的货币价值,因此,从能值角度来看,当一国大量出口自然资源产品时,国家受到了巨大的财产伤害。因为原始产品的能值比较高,而出口产品的价值通常仅仅是对为取得该产品而付出的劳务价值的补偿。

2四川农业生态系统指标及能值分析体系的构建

2.1研究方法和数据来源

根据Brown等[3]的理论建立能值转化基本模型,太阳能值M=B×T。其中,T为太阳能值转化率,B为可用能量。在此基础上根据计算结果建立能量体系和能值系统,并根据一系列衍生指标对四川地区生态农业系统进行评价。所有数据均来源于要《四川统计年鉴2012》和《中国农业全书》(四川卷)。

2.2四川生态系统能值指标体系的建立

四川省位于中国西部,是西南、西北和中部地区的重要结合部分,是承接华南、华中以及西南、西北的重要交汇点。四川位于东经97°21′~108°31′,北纬26°03′~34°19′,其土地面积为48.6万km2。从投入产出两方面建立评价体系,对四川农业生态系统的投入和产出进行分别评价。其中,对投入的评价主要考虑3个方面:环境能值投入,包括太阳能、风能、雨势能、雨化学能、地球旋转能和土壤损失;不可更新辅助能值投入,包括化肥、农药、机械和能源等后期非自然投入;可更新辅助能值投入,包括有机肥、农膜、种子和人力。对产出评价主要按照行业分为种植业、畜牧业、林业和渔业4类[4-6]。选取2012年四川省相关年度数据,综合上述指标对四川农业生态系统的总能值进行综合评价。

在指标计算方法上,按照能量(J)概念对各类投入产出要素进行能值列示,然后以太阳能为基准对其他投入产出要素能值进行转化,其中太阳能转化率(T)为1,其余按照能量关系给予相应的转化系数。宏观价值=该投入或产出的太阳能值×四川省2012年农业总产值/总能值。根据上述方式,计算出四川农业生态系统投入产出能值指标如表1、表2和表3所示。

3基于能值体系的四川农业生态系统评价

从四川农业生态投入情况来看,不可更新辅助能值所占比例较高,约达50%,这主要由于四川省自身的自然环境和地形特征所决定的。四川省属于盆地,太阳辐射密度较低,积温低于同纬度其他地区。同时,盆地丘陵地形也决定了四川地区农业难以进行大规模农机投入,因此,在不可更新辅助投入中更多的是化肥等。此外,从太阳能值角度分析,四川地区农业生产中环境能值投入与可更新能值投入比重基本一致,各占约23%,这一环境所占比例与传统经济学中认为的环境因素对产出的贡献率在10%~20%的经验数据差异不大。但从宏观价值角度来看,产值分类中环境投入与不可更新辅助投入所占比例则为41%和32%。四川农业生态系统中环境投入与不可更新辅助投入所占比例较高的特征说明,四川地区农业产值仍然较大地依赖其自然环境,四川地区农业生产对自然资源和环境投入进行了较好的经济补偿。

从四川农业生态产出情况来看,种植业仍然是四川地区农业的主要形态,产出能值所占比例超过50%,其次是畜牧业,约占37%。种植业与畜牧业在产出能值中所占比例的高企对投入特征进行了有力解释,在4项考察的子行业中,种植业与畜牧业均不仅要求自然资源投入也要求后续不可更新资源的投入。

4四川农业生态系统保护策略

通过对四川地区农业生态系统的能值分析,能够从生态学与经济学的双重角度了解农业生态体系的整体和各部分的投入产出情况、运行经济效率以及环境负荷程度[7]。应该根据上述能值分析体系中指出的四川农业生态体系特征,对四川地区农业生态系统进行有效的调整和完善的保护,因此提出如下保护策略。

1)要增加科技辅助能值投入,优化系统能值的投入结构,从而实现产出效率的优化。由于四川地区盆地地形环境复杂,适宜居住和生产的农业用地相对较少,造成农业剩余劳动力较多,加之工业辅助能值投入能力偏低,从而制约了人力能值效用的发挥。同时,低人力效率也导致了对环境开发的低效率和浪费。四川省地形沟壑纵横,海拔高差较大,太阳辐射密度较低,水土热的配合存在一定问题,加之农业生产经营方式粗放,能值与产出效率均较低。因此,要积极转移农业剩余劳动力,通过提高科技含量方式提高辅助能值投入的效率。

2)要积极调整系统能值产出结构,提高系统产出效率[8]。种植业和畜牧业是四川省农业产出的主要方向,其中种植业所占比例超过50%,成为引领四川省农业经济的主要动力,畜牧业虽然近些年得到了一定发展,但其所占比例远远未能超过种植业,林业与渔业所占比例较低且发展水平不高的特征表现更加明显。考虑到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对畜牧产品的消费需求会不断上涨,应该继续加强畜牧业的能值投入。此外,四川盆地地区林地资源丰富,林业发展仍有较大空间,发展林业一方面能够进一步调整四川地区农业的发展结构,另一方面也是以农业带动当地生态保护工作的重要方针。四川地区应当以现有林地为基础,进一步扩大林地面积,这样不仅能够改善农业生态系统的能值产出,同时也能够实现防风固沙、遏制水土流失和涵养水源的保护作用。提高环境资源质量对实现四川农业生态系统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进而才能真正实现经济与环境能值的双重提升。

3)加强环境资源保护,扭转当前四川生态环境不可持续的状态。从能值分析的结果可以看出,四川农业生态系统虽然整体上较为健康,但仍然存在不可持续的因素,不可更新辅助投入所占比例过高,农药与化肥的使用对自然资源中的水、土壤均形成恶性和难以逆转的破坏,未来可能造成水土流失严重、水资源不足以及耕地退化等不利的生态结果[9,10]。因此,应该从根本上加强环境资源保护,逐步减少不可更新辅助投入中化肥与农药的投入,依靠科技投入的同时,还要树立全民生态保护意识。

参考文献:

[1] ULGIATI S,ODUM H T,BASTIANONI S. Emergy use,environmental loading and sustainability an emergy analysis of Italy[J].Ecological modelling,1994,73(3): 215-268.

[2] ULGIATI S, ODUM H T, BASTIANONI S.Emergy analysis of Italian agricultural system: The role of energy quality and environmental inputs[A].BONATI L.Trends in Ecological Physical Chemistry[C].Michigan:University of Michigan,1993.

[3] BROWN M T,ODUM H T,JORGENSEN S E. Energy hierarchy and transformity in the universe[J]. Ecological Modelling,2004,178(1):17-28.

[4] 武志杰.农产品安全生产技术体系及其产业化[J].中国科技成果,2003(24):23-26.

[5] 张雪萍,郭艳清,高梅香,等.黑龙江省西部沙地生态经济系统能值分析――以泰来县为例[J].经济地理,2005,25(9):651-654.

[6] 董孝斌,高旺盛,严茂超.黄土高原典型流域农业生态系统生产力的能值分析――以安塞县纸坊沟流域为例[J].地理学报,2004,59(2):223-229.

[7] 杨国栋,孙立宏.我国农业环境保护研究的现状和展望[J].农业环境保护,2001,20(1):62-64.

[8] 陈艳.湖南省土壤污染现状与修复[J].湖南农业科学,2002(6):31-33.

篇4

[关键词] 草原生态保护 承包经营 补偿 监督

[中图分类号] S812.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1650 （2014）05-0070-01

一、引言

在我国草原生态保护建设中，还有许多方法和政策需要修订，需要加强草原生态保护的理论研究，以最少的投入获取最多成果，超额完成草原生态保护建设目标，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

二、草原生态保护现状

草原既是生态资源，同时也是经济资源，草原生态系统是生态系统中的重要屏障，保护草原生态环境对于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具有重要意义。然而，在长达几千年的草原生态资源开发中，由于各种历史、现实和人为原因，草原退化、沙化趋势逐渐加剧，草原生态系统的生态屏障功能日益弱化，开始出现越来越多的沙尘暴等生态灾害。据统计，我国的草原退化面积以每年2000万亩的速度扩展。50年前，草原退化率为15%左右，到今天，草原退化率高达60%左右。20世纪60年代，内蒙古草原退化率为18%，到80年代，退化率上升至40%，到今天，草原退化率高达75%，出现大量沙漠、沙地。

随着可持续发展观的提出和自然环境的恶化，草原牧区的生态经济恶性循环凸显出来，草原生态保护建设受到越来越高的重视，并被提上政府的议事日程。21世纪初，我国先后展开了京津风沙源治理工程、退牧还草工程、草原生态移民工程等，拉开了草原生态保护建设的序幕。从2011年开始，我国建立了内蒙古、新疆、、青海等8个草原牧区，全面开展草原生态保护补贴补偿奖励工作，政府每年投入100多亿元人民币到草原禁牧补助、草畜平衡奖励、牧户生产性补助上。内蒙古的草原生态保护建设取得突出成果，十二五期间的草原建设规模达8200万亩，比九五期间增加将近4600万亩；在十一五期间，其草原建设达5亿亩，随着草原生态保护建设的开展，草原禁牧面积逐渐扩大，草原生态建设取得突出成就。当然，在取得突出成就的过程中，也引发了一些矛盾，如：生态补偿力度不足，导致牧民增收与生态保护之间的矛盾，牧民为了达到一定的收入水平，往往会违反政府相关规定，仍然维持其原有的放牧规模。再比如说，在草原生态移民工程中，由于政府的补偿较少，牧民的基本生活得不到保障，其必须靠打工来维持基本生活，而他们长期在牧区长大，没有其他劳动技能，只能从事体力劳动行业，工作不稳定，收入不高，导致许多牧民在移出来后又返回去。

三、加强草原生态保护建设，保护草原生态环境

1.完善草原牧区的补贴补偿和奖励制度

补贴补偿和奖励制度的不完善导致草原生态保护建设无法顺利进行，出现诸多问题。对此，政府必须看到该制度本身存在的问题以及实施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多方位分析制度，从牧民的角度思考问题，完善草原牧区的补贴补偿和奖励制度，研究制定一套完善的生态、经济、技术标准，对草场进行分类，然后明确每个草场的休牧标准、草原生态恢复标准、草原生态环境治理方法等。如：对于生存环境极度恶劣、草场严重退化的草原，实行禁牧封育，严禁盲目扩大放牧面积现象，并通过承包草场、奖励、补贴补偿等保障牧民的基本收入，加大补贴力度，建立休牧补贴制度，实行现金补偿或饲料补偿，给予禁牧、休牧模范户一定的奖励，激发牧民的积极性，促进草原生态保护建设的顺利进行。在内蒙古草原上，矿产资源丰富，分布着诸多矿井，而矿山企业在享受矿产资源带来丰富经济利润的同时造成严重的草原环境破坏，要当地的牧民承受矿产资源开发带来的不良环境后果，为此，必须坚持“谁破坏、谁保护”，完善补偿渠道、方式、标准和体系，让矿山企业给予牧民一定的补偿，将补偿费用与矿山企业的收益挂钩，完善生态补偿制度。

2.加快草原承包经营权私法化进程

《草原法》明确规定，个人对草原的使用是通过承包实现的，而这一权利可以实现流转，但个体的承包经营权流转有非常严格的规定。实行草原承包经营权的私法化有利于发挥草原的经济和生态价值，承包者对自己承包的草原精打细算，既不造成承包草原的荒芜，也不会造成超载放牧，其在获取一定经济效益的同时主动保护该草场，从而实现经济效益与生态效益的统一，有利于草原生态保护。同时，草原承包经营权的私法化使草原的生态价值与转包人的利益统一起来，有利于增强转包人的草原生态保护主动性，承包人没有按照合同履行权利和义务时，转包人可以随时收回草原使用权。

3.防止不合理围栏建设

为保护草场，实行围栏封育、自然修复是合理的，但不是任何草场都能实行围栏封育措施的，也不是任何草场都需要实行造林种草措施。比如说，在干旱、土质沙化的草场中，进行不合理的造林种草很可能带来更严重的草原生态环境破坏。应根据草场退化程度、草场资源利用方式、草场类型确定围栏的数量，不是所有牧民都实现围栏封育就是最好的，应严禁围栏的滥建、乱建，实行适当的围栏封育，设立专门的草场管理员，专门负责围栏封育和人工封育管理。

4.建立健全的草原监督管理体系

加大草原监督管理体系建设的同时加大监督队伍、经费、设施建设，加大监督力度，培养一支高素质的监督队伍，建立一支业务强、专业知识丰富的专业执法队伍，强化部门之间的协作，明确各个监督部门的职责、权限，集合他们的优势，提高草场监督的透明度和实效性。

四、结束语

随着草原生态保护力度的加强，政府、社会、个人等还要看到草原生态保护建设中存在的问题，不断完善法律体系，加强制度建设，做到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在实事求是的原则下开展草原生态保护建设，努力实现草原生态建设与经济建设的和谐统一。

参考文献

[1]宋丽弘.物权法视阈下的草原生态保护问题[J].中国草地学报，2013，35（2）：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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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公益林；生态保护；生态环境建设

中图分类号： S727.9 文献标识码： A DOI编号： 10.14025/ki.jlny.2016.22.058

公主岭全市林业经营总面积近5万公顷，森林覆盖率达到9.5%，全市主要林种为公益林和用材林，其中公益林占绝对比重，但许多公益林都呈现出了老化趋势。为了进一步加强公益林管护，公主岭市依据《吉林省重点公益林管护办法（试行）》，结合实际情况，制定了《国家重点公益林保护及补偿基金管理办法实施细则》。本文结合公主岭市实际情况，简要探讨了提升公益林生态保护功能，完善地区生态环境建设的相关问题。

1公益林对地区生态环境建设的作用

公益林指的是能够提供公益性及社会性产品和服务的森林、林地，其有着生态保护功能，这种功能有着复杂性和动态性的特点，能够实现生态补偿效果，对于完善地区生态环境建设有积极的意义。

1.1有利于恢复生态多样性

公益林的生态保护不仅仅是对林木资源的保护，也是对林下土壤、微生物及动植物的保护，这种生态保护有着层次化和立体化的特点，在整个公益林内，生物呈空间上的垂直分布，有利于恢复食物链的丰富性，同时能够更好的发挥公益林的生态补偿功能[1]。公益林中生物种类众多，例如高大乔木、灌木、草本类植物、菌类及各种动物，这种生物的多样性有着动态性和可持续性特征，能够不断恢复生态系统的调节功能，对于保持水土、径流降低等方面作用明显，有利于构建良性区域小环境。

1.2有利于资源储藏和节约

公益林的生态保护是对林区内所有资源的保护，以此来恢复资源原生态特点，保证自然界食物链不受人为干扰，从而达到平衡。在此过程中，人类活动减少，降低了资源消耗。排除人为活动后，公益林内以自然界的新陈代谢为主，在长期自然界新陈代谢过程中，一些不适合环境条件的物种逐渐被淘汰，优势物种被保存，这对于公益林内的自然资源储藏有着积极的意义。

1.3有利于推动生态文明建设

公益林的生态保护功能是对生态环境及资源的保护，从而减少林区资源在市场流动，市场上资源的减少会体现在资源市场价格上，从而在货币上体现出生态价值，这就需要生态文明建设有着相配套的制度，以制度来引导和制约资源的生态价值，因此，公益林有利于间接推动生态文明制度建设[2]。

1.4有利于提升全民森林生态环境保护意识

在公益林生态补偿机制实施的背景下，广大群众都意识到，生态补偿制度对于改善生态环境、促进人类社会和环境协调发展有着积极的意义，群众对森林生态环境的保护意识得到了提升，从而自发投入到植树造林、封山育林等生态环境建设活动中。

2提升公益林生态保护功能的对策

积极提升公益林生态保护功能对于完善公主岭市地区的生态环境有着积极的意义，结合公主岭市公益林管理和维护实际情况，应从公益林管理和维护等方面着手。

做好生态效益补偿基金的管理，提升资金使用效率，做到专款专用，杜绝资金挪用和节流的情况，做好提升公益林生态保护功能的经济基础；以公主岭市各公益林区管护难易程度来合理的设置重点管护人员面积，一般来说以2200亩～3000亩为宜，对于集体所有的重点公益林来说，应当以国有林场标准来确定人均管护面积，并根据实际情况制定管护标准[3]；公主岭市林业局应以《中央财政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基金管理办法》规定的同一合同样本与国营林场、村集体等承担公益林管护任务的经济组织签订公益林管理和维护责任合同，保证公益林管理和维护工作的落实，从而提升公益林的生态保护功能；做好公益林管护人员的管理，按照管护面积标准聘用管护人员，监管人员加强日常考核和检查，制定管护责任合同；做好公益林造林、补植、森林防火、病虫害防治及资源监测等方面的工作，保证公益林正常生长，避免受到破坏，以此来充分发挥其生态保护功能；积极完善相关制度，例如《巡护制度》、《公益林管理办法》等，保证公益林管理和维护的有制可依[4]。此外还应当积极加强公益林保护及公益林重要性的宣传，宣传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以此来提升群众对公益林保护的意识，避免人为活动影响公益林生态保护功能的发挥。

3结语

综上所述，公益林对于维护和改善生态环境有着重要的意义，公主岭市有着众多公益林，但许多公益林出现了老化趋势，需要加强管理和维护。本文简要分析了公益林对生态环境建设的重要作用，以公主岭市为例，探讨了提升公益林生态保护功能的对策，旨在充分发挥公益林对公主岭市地区生态环境保护的重要作用。

参考文献

[1]吴守蓉，冀光楠. 我国重大生态保护工程政策工具选择研究――以天保工程区集体公益林为例[J].中国行政管理，2014，（01）：93-97.

[2]沈玲玲.我国生态公益林可持续经营研究[D].东北林业大学，2011.

[3]姚红岭.生态公益林的资金筹集与运用研究[D].福建农林大学，2006.

篇6

四类主体功能区的生态保护区,特别是限制开发和禁止开发区的生态保护区,其主要功能是推进生态建设,修复和保护生态。在生态保护区内,经济发展受到限制,居民收入增加和生活水平提高受到制约,这就需要政府管理体制创新,解决生态保护区内经济发展与生态建设的矛盾,促进主体功能区建设。

生态保护区的现实难题

1.“要温饱还是要环保”的两难抉择

四类功能区的生态保护区,特别是限制开发区和禁止开发区的生态保护区,大多处于经济欠发达地区,地方政府一方面要保护环境,另一方面要解决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生活问题,面临着“要温饱还是要环保”的两难困境。这些地区群众致富自然要利用本地资源优势,但“限制与禁止开发”使得“靠山吃山”和“靠水吃水”的居民失去了发展的基础。

2.以GDP为政绩指标,忽略环境保护

以GDP作为考核地方领导的指标,处于生态保护区内的地方政府必然追求GDP,纷纷设立开发区,竞相提供优惠条件,招商引资。在环保方面,地方政府往往对于引进的企业放宽环保要求,从而导致引资门槛降低,一批产业层次低、高消耗、高污染的项目在经济欠发达的生态保护区落户。

3.生态补偿主体单一

中央政府是补偿主体。从目前我国生态补偿的财政转移支付方式看,纵向转移支付占绝对主导地位,即以中央对地方的财政转移支付为主,缺乏横向转移补偿机制。我国生态服务的提供者大多集中在西部,而生态服务的受益者大多集中在东中部,生态服务提供者和受益者在地理范围上的不对应,导致西部生态服务提供者无法得到合理补偿,形成“少数人负担,多数人受益”,“上游地区负担,下游地区受益”,“贫困地区负担,富裕地区受益”的不合理局面。区域之间、流域上下游之间、不同社会群体之间的横向转移支付微乎其微。

4.生态补偿管理部门多且效率低下

生态补偿体制部门色彩强烈,补偿管理部门多元化。生态保护管理分别涉及林业、农业、水利、国土、环保等部门,这些部门主导着生态保护政策的制定和执行,生态补偿实际上成为以“部门主导”的补偿。以部门为主导的生态补偿,责任主体不明确,缺乏明确的分工,管理职责交叉,在监督管理、整治项目、资金投入上难以形成合力,资金使用不到位,生态保护效率低,造成生态保护与受益脱节的“三多三少”现象:一是部门补偿多,生态保护区农牧民得到补偿少;二是物资、资金补偿多,扶持生态保护区产业、生产方式转换补偿少,输血多,造血功能弱;三是直接向生态建设补偿多,支持经济发展、扶贫补偿少。

建立多种机制

1.实施分类政绩考核机制

根据主体功能区定位,中央政府对不同功能区确定有差别的政绩指标体系。对限制开发区和禁止开发区实行生态保护和修复优先的绩效评价,主要评价水质、水土流失、森林覆盖率生物多样性等生态环保指标等,少考核或不考核GDP指标。对优化开发区和重点开发区要建立以市场价值为导向的国土资源评估、考核管理系统,改变GDP崇拜的单一指标的绩效考核办法,形成以国土资源利用率为核心的、经济与社会发展综合考核指标体系。

2.建立生态补偿长效机制

建立生态补偿长效机制,让生态保护区居民分享全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成果,培育生态保护区的造血功能,在实现生态环境保护的同时,构建和谐社会。

1建立健全生态保护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在财政转移支付项目中增加给生态保护区的补偿科目,用于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国家级生态功能区的建设补偿、对西部生态退化严重区域恢复补偿等。

2国家对生态保护省份实行政策倾斜,增加对生态保护省份环境治理和保护的专项财政拨款,以及财政贴息和税收优惠等政策支持。对因保护生态环境而造成的财政减收,应作为计算财政转移支付资金分配的一个重要因素。

3逐步构建以政府财政为主导,社会捐助、市场运作为辅助的生态保护补偿基金。

4开征生态保护税,保证生态补偿资金有长期稳定的来源。开征新的统一的生态环境保护税,建立以保护环境为目的的专门税种,同时,完善现行保护环境的税收支出政策。征收“碳税”,通过转移支付将碳税转移给生态保护区。

3.将财政转移支付横向补偿纵向化

建立地方政府间的横向财政转移支付制度。根据“提供者收费,受益者付费”的原则,明确四类功能区的定位、保护的责任和补偿的义务。让生态受益的优化开发区和重点开发区政府向提供生态保护的限制开发区和禁止开发区政府进行财政转移支付,以横向财政转移改变四大功能区之间既得利益格局,实现区际公共服务基本均等化,缩小四大功能之间经济差距和居民收入差距。

在建立横向财政转移支付制度的初期,需要横向补偿纵向化。就现在行政管理体制而言,财政资金横向转移补偿机制实际操作起来非常复杂。由于每个功能区都可能涵盖多个同一级别的政府,每个同一级别的政府又下辖多个层级的政府,因此,政府之间的财政资金横向转移将形成一个极为复杂的网络,政府行政级别越低,网络越复杂。这样导致转移支付标准、数量都难以确定。

横向补偿纵向化,是在中央确定横向补偿标准后,将优化开发区和重点开发区向限制和禁止开发区的补偿资金统一上缴给中央政府,由中央财政通过纵向转移支付将横向生态补偿资金拨付给限制和禁止开发区政府。

调整行政规划

1.以生态保护区为中心设置新的市

现在生态保护区大都由多个县市政府共管,在彻落实中央环保政策、制定和执行地方环保政策的过程中,市县政府之间、各县政府之间协调工作量大、协调工作困难。

以生态保护区为中心设新的市,将生态保护区内原分属不同地市县划归新设立的市。由新设立的市履行生态环境保护和公共服务职能,可以有效地改变政出多门、交叉、扯皮、行政效率低下等现象,缩小同层级和不同层级政府之间制定、执行环保政策的差异,减少不同属地政府之间执行环保政策的摩擦,有利于生态保护区统一执行中央政府和省政府环保政策,显著地降低行政成本,提高的行政管理效率和环保资金使用效率。

2.改变行政区划和行政管理体制,撤市改局

对地广人稀的生态保护区,撤市改局由新设立的“局”统筹生态保护区的生态保护、自然资源保护、旅游资源开发利用和提供公共服务等职能。

“局”的资金来源是中央的纵向转移支付、横向转移纵向化的转移支付和省级财政直接拨款,有稳定的财政资金支持其履行职能,从源头上清除了以优惠政策招商引资导致的环境污染,也消除了产业层次低、高消耗、高污染的项目在生态保护区落户的现象,彻底改变生态保护区面临的“要温饱与环保”两难选择和追求财政增收的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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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文化生态；保护；尺度

中图分类号：F590.31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0539（2012）04000107

20世纪90年代，文化生态理论引入我国并逐渐引起我国学术界和政府部门的重视，也成为近年来国内的研究热点，自此在理论指导下的文化生态保护也被提上了政府工作日程。2004年4月8日，文化部、财政部联合发出的《关于实施中国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的通知》指出：“在民族民间文化形态保存较完整、并具有特殊价值、特色鲜明的民族聚集村落和特定区域，分级建立文化生态保护区”。2005年，《国务院关于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的通知》提出了“对文化遗产丰富且传统文化生态保持较完整的区域，要有计划地进行动态的整体性保护。”《国家“十一五”时期文化发展规划纲要》计划在“十一五”期间确立10个文化生态保护区。截至2011年8月，全国已建立11个国家级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而如何建设好实验区并将建设经验推广到全国，是当前文化生态保护理论需要加紧研究的课题。本文拟就我国文化生态保护的研究尺度及其进展作一梳理。

一、文化生态的基本内涵

美国文化人类学家斯图尔德指出，生态学理念被引入社会科学中研究人类社会及生产活动与自然环境之间的互动关系，文化生态学就是主要研究文化适应环境的过程和由这种适应性所导致的文化习俗之间的相互适应性的学科[1]。墨菲则指出：“文化生态理论的实质是指文化与环境（包括技术、资源和劳动）之间存在一种动态的富有创造力的关系。”[2]作为人文地理学的重要内容，文化生态主要研究文化系统的组成、功能、结构、空间特性和时间动态，以及系统要素之间与系统内部发生的各种过程及其相互作用的机制[3]。美国地理学家苏尔开创了人文地理研究的“文化生态学派”，提出既要重视研究人类文化塑造地球表面的过程，即文化景观的创造和变化过程，也要重视气候、土壤、河流、植被、动物与人类活动的密切关系，并提出“环境响应”（environmental response）理论，即一个特定的人群在特定环境中的行为模式，其产生不依赖于自然条件的刺激，而是来自于后天获得的文化。这实际上是在一个特定的时间里，一个特定文化对生存环境的响应[4]。

文化生态理论的提出来自文化人类学、人文地理学等多个学科，对于早期的研究，批评者认为，文化生态学未能充分考虑到人对环境的影响，研究通常在“小型地区”进行，其研究结果可能不适用于较大地区，不仅需要研究过去，而且应该研究变迁[5]。经过半个世纪的发展，西方文化生态研究的理论及其应用有了较大拓展，影响也相应扩大，而我国国内尚处于初创阶段，基本理论研究和构建显得薄弱，应用研究却走在前面[6]。

文化生态是一个复杂的系统，适宜的研究尺度是明确文化生态保护研究范畴的基础。尺度是在研究某一物体或现象时所采用的空间或时间单位，又可指某一现象或过程在空间和时间上所涉及的范围和发生的频率[7]。根据文化生态现象的时空表现和演变过程，笔者认为，文化生态保护研究尺度可以分为宏观、中观、微观三个尺度。二、宏观研究尺度：

文化多样性研究在宏观层面，研究者强调文化生态的系统性，把文化本身看作一个生态系统或者存在状态，从文化哲学的高度研究人类文化多样性、文化变迁等内容。

第一，生态系统论。方李莉把文化比作动态的生命体，各种文化聚集在一起，形成各种不同的文化群落、文化圈、甚至类似生物链的文化链，并联成一张动态的生命之网，其对人类文化整体而言具有结构。她认为，现代性造成了文化生态的失衡，解决文化生态失衡需要提高文化自觉[8]。文化生态是一个复杂的生态系统[9，10]，具有生态性[11，12]，是生态建设的主要组成部分[13]。

第二，生存状态或精神状态论。研究者认为，文化生态是人在融合了生态智慧的自我构建和社会构建过程中所展现出来的生存状态。它不仅着眼人与自然的和谐，还关注人与社会的和谐、人与人的和谐[14]，倡导“天人合一”的理想境界[15]；它是由社会环境决定的人民大众的心理状态，其核心为社会公理[16]或者是区域性的精神生态[17]。作为文化人类学的延伸，它体现在对人类（民族）文化“差异性”的强调，以人的审美理想体现着人们的灵魂和民族的心声[18]。

从宏观上来讲，保护文化生态就是保护民族文化生态环境[19]。它涉及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整个民族文化的文化生态保护；二是某个民族的某类文化或特定文化事项赖以生存的条件的保护。保护民族文化生态，应注意做好“保护和建构民族文化的传承机制、建立和完善传统文化的适应机制、建立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的交流机制、文化生态建设与自然生态建设相结合、加强对文化发展规律的研究”等方面工作[20]。三、中观研究尺度：

区域文化生态研究把文化生态作为区域文化与自然环境之间的互动关系加以研究，既丰富了理论研究的内涵，也给文化生态保护实践工作提供了指导。对特定区域空间文化生态及其保护的研究成为当前学术界关注的热点课题之一，特别是文化生态保护区建设，已经成为政府文化事业建设与发展的重要工作之一。

（一）区域文化生态

斯图尔德文化生态学的目的，就是揭示使不同区域各具特点的特殊文化特征和模式的起源，并非要得出能够应用于任何文化-环境区域的普遍原则。对区域文化生态调查可分三个步骤：首先，必须分析物质文化与自然资源之间的关系，其次分析运用某种特定技术来开发某一地区时涉及的行为模式，三是确定开发环境过程中所需要的行为模式对文化的其他方面的影响[21]。可见，区域文化生态研究的关键是与生产手段相关联的行为模式及其影响。司马云杰也认为，区域文化生态研究的重点是人类文化行为，研究环境适应的不同区域的文化特征[22]。

文化地理学认为，任何文化都带有该文化形成地域的地理环境的印痕[23]。现代文化生态学立足区域，探讨区域文化群落与其地理环境的发生、发展及其内在规律[24]。江金波以此为理论框架探讨了粤东北客家民性及其生态成因与文化生态空间格局的优化[25]。角媛梅认为，哈尼梯田文化生态系统就是以梯田稻作为中心的哈尼族生活与环境相协调的人地系统，其由森林生态子系统、哈尼族村寨文化子系统和梯田生态子系统所构成，在空间上形成了特殊的林-寨-田的结构[26]。

（二）外因对区域文化生态保护的影响

旅游对区域文化生态保护的影响是目前讨论最多的话题之一。旅游与文化生态之间存在一定的矛盾性，商业旅游在一定程度上破坏了文化生态[27]。张中波以丽江古城为例认为，旅游开发导致古城文化生态失衡：古城本土居民的大量外迁、旅游开发带来的环境污染问题、商业氛围的加重和文化氛围减弱等[28]。李文兵认为，在旅游背景下，经营者、管理者、游客是古村落文化生态演变的三个切入点，文化生态演变路径为社区旅游参与-物质文化变迁-制度变迁、村民旅游感知-精神文化变迁-制度变迁。文化生态演变趋势为：（1）物质文化演变表现为古村落村民居住空间转换，古村落经济结构转换，（2）精神文化演变趋势表现为宗族文化，（3）风水文化的相关仪式以及传统民俗得到部分或全部恢复，（4）制度文化演变表现为建立在现代法制基础上的制度文化保障功能得到加强，民主氛围增加[29]。四川白马地区旅游开发实践表明，大众旅游开发模式会给自然和文化生态相对脆弱的民族地区带来较大冲击[30]。

对于文化生态的旅游开发模式，有学者提出原生文化生态开发模式、次生文化生态开发模式、再生文化生态开发模式[31，32]。王维艳等认为，泸沽湖摩梭本族人口表现出低速抑或负增长趋势，“计生”、外出打工、旅游经营制度及过度旅游开发等文化生态因子正在对摩梭母系文化的存续构成潜在威胁[33]。

刘壮讨论了地震对当地自然环境的破坏所导致的羌族生活、生产方式、民众的文化心理等文化生态各方面的影响[34]。苑焕乔认为，城市化所致的人口大幅下降、传统意识淡漠，使得京西灵水村“秋粥节”文化环境急剧恶化[35]。

（三）文化生态保护区研究

文化生态保护区是在文化生态理论指导下的文化生态实践。它的建设，是根据同一性质的区域文化特点，选定传统文化保存相对完整、在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及观念形态方面具有一定代表性、在价值观和民间信仰以及诸多文化具体表现形式方面具有突出特点的人群聚落空间予以特别的关注，使这一特定地区的传统物质和非物质文化遗产能够得到有效的保护和健康传承[36]，这是生态博物馆的拓展或另类[37]。应在多层面整体推进：在环境层面，着力于对建筑和生态环境的修复、整治；在经济层面，注重对其经济活力的培育，积极营造有特色的文化活动和商业氛围；在社会层面，通过促进社区居民的参与，借旅游、文化等产业的发展帮助解决城镇或村落衰退带来的种种内在问题[38]。文化生态的保护，不是简单划定数片“生态文化保护区”就可以一劳永逸的，而是在对抗“现代性”的当代生活世界中逐步形成文化自觉，需要在无形的制度建设和有形的技术支撑下实现广泛的居民参与[39]。要把文化生态保护与自然生态保护结合起来[40]。然而，在文化生态区保护过程中，文化主体存在若干问题：传统生活不复存在、民族文化迷失、文化传承人的危机、留守人口比例失衡，因此应加强民族文化主体保护[41]。

（四）民族文化生态研究

在文化人类学视角下研究文化生态，其主要目标和任务就是揭示出各民族、各地区的文化形态与自然环境的关联[42]。杨建华等将西南文化生态圈内的诸多文化群落分别划入到相应的亚文化生态圈、文化生态丛、文化生态簇所构成的文化生态层级体系之中[43]。学者们提出了若干保护方略，如“文化生态园”模式[44]、民族文化生态经济模式[45]、民族文化生态村模式、生态博物馆模式等。以文化生态村和生态博物馆的方式保护乡土聚落和文化遗产的做法，在国内越来越多。但生态博物馆不只是一群建筑，而是一个社区，它所保护和传播的不仅是文化遗产，还包括自然遗产和生态环境、原住民的文化启蒙和教育引导。尹绍亭认为，民族文化生态村是全面保护和传承优秀地域文化和民族文化的，由当地民众自觉参与的、自主经营、管理的中国乡村建设的一种新模式[46]。有学者提出了民族文化生态村的两个成功模式：一个依托景区的发展模式（贵州仙人洞村），一个是原生态文化村寨的发展模式（云南南碱傣寨），可根据不同类型的村寨特点建设民族文化生态村[47]。民族文化生态村的社会资本、经济资本、文化资本三种资本之间的良性循环需要两个重要条件：良好的社区参与、良好的民族传统文化保护和发展方案[48]。四、微观研究尺度：

文化生态因子研究对具体文化因子的生态环境现状及其变迁予以研究，从整体上探讨文化生态保护与开发。各种民俗、民间工艺、传统音乐、口头传说等都是文化生态保护的研究对象。民间艺术的文化生态研究浩瀚了传统民间文化的价值观念、生活方式、造物观念、造物与环境的关系、信仰观念、技术因素、民间社会组织结构形式，以及文化的时空发展等内容[49]。潘鲁生等倡议把“民间工艺文化生态保护计划”纳入全民教育领域，建立民间艺人档案，建立指定的民间文化生态保护区域，设立文化旅游的景点，建立民艺资料馆所，设立民艺研究机构，在有条件的都市科研院所设立民艺作坊，吸引民众参与，体验民间生产、生活方式[50]。河洛大鼓作为一种曲艺形式，其发生、发展、衰败的每个环节都反映着河洛文化的生态状况，因此应从河洛文化生态系统的各要素考察寻求保护策略[51]。挑担、砍柴、走纸寮作为闽西传统时期的主要劳动生产方式，以及与这些劳动相关的自然环境、社会历史文化因素，共同构成了闽西客家山歌传承的文化生态[52]。客家“好歌”文化生态变迁：形式由集体性的山间劳动变成娱乐休闲；内容由爱情生活变为现代化发展；方式由即兴演唱发展到专业化创作；以及多媒体技术运用、团体组织表演等。客家山歌表现形式丰富，并融入文艺创作、民族旅游，但这种变迁丧失了固有的独特韵味[53]。学校教育、自我教育以及生活模式教育三个方面，为云南传统音乐文化保护与传承创造了良好的土壤[54]。有研究认为，传统音乐舞蹈艺术，对其保护主要有三种观点：（1）对于濒危的、难以推广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只能用“博物馆式”方式保护；（2）对有生命力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积极借助市场力量保护，走市场化道路；（3）对于有些口头式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要据其形态特征决定特殊的保护方法，即活态传承[55]。

对于微观文化生态的保护和利用，有人提出合理旅游开发[56]、“师徒父子”传承[57]的方式，还有一些针对某项文化事项的具体研究，如对“唱新闻”的内容与形式加以发展和创新[58]、对上党梆子要保护好戏曲小生态的活态特征[59]、洮岷地区“花儿”的文化空间保护[60]、非文字生活世界发掘[61]、女书及女书文化的原生态环境保护等[62]。

五、文化生态保护研究简评

（一）文化生态保护研究应以宏观尺度为指导，立足于中观和微观尺度

文化生态保护是一种理念，也是一种方法，然而操作性不强，特别是宏观研究尺度。因此，需要在现实的空间内和可控的条件下，通过可操作的技术手段，开展理论与实践有机结合的综合性研究。审视文化生态研究的三个尺度，笔者认为，应该以宏观尺度为指导，以中观和微观尺度为基本立足点。其原因如下：一是遵从斯图尔德文化生态原始内涵，二是研究尺度的可操作性。文化生态保护对象是生态环境与文化之间的互动关系，文化是特定时间和空间环境相互作用的过程和结果，所以文化生态保护必须在特定区域范围内开展。文化生态保护主体是社区居民，只有文化凝聚力较强的社区居民才能真正参与区域文化生态保护。三是现实需要。无论是自然遗产保护、文化遗产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还是从整体出发的文化生态保护，都是我国文化发展战略之一。因此，从中观和微观的角度开展具体研究是我国文化生态保护的现实需要。

（二）文化生态保护原则

文化生态保护强调三个原则：（1）整体性：文化生态保护整体性首先是文化与生态环境的整体性，即并不单纯保护文化的符号、语言、规范等，而是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全面保护文化及其赖以生存的生态环境，这既涉及自然环境，也包括经济环境、政治环境、社会环境等。其次是物质文化与非物质文化的整体性，即互相依存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和与之相关的物质文化遗产。（2）针对性：区域文化生态差异性明显，环境和文化生存之间的互动带有鲜明的地域性，必须开展有针对性的研究和保护。首先应针对不同类型文化生态开展类型化研究和保护。如历史文化名城、名村、特色文化村寨、以自然景观为核心的特色村寨等。其次，针对具体文化因子开展个别化研究和保护。区域物质文化和非物质文化形式多样，物质文化遗产包括不可移动文物、可移动文物、历史文化街区和村镇等；非物质文化遗产包括口头传说和表述、语言、表演艺术、社会风俗、礼仪、节庆、有关自然界和宇宙的知识和实践、传统的手工艺技能等以及与上述传统文化表现形式相关的文化空间。因此，应采取富有针对性的研究理论和方法以及保护方略。（3）参与性：文化生态保护的主体是生产、生活于特定环境中的社区居民，也是保证文化活态生存、可持续利用与发展的基础。应加强对文化主体的文化自觉、参与意愿、参与路径等内容的研究。

（三）文化生态可持续利用

一是应采取分层次的开发模式，即按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类型分层次开发：对音乐、舞蹈、戏曲等表演类遗产应优先开发；对工艺、美术类等生产性遗产重点开发；进行产业化开发，对仪式、节事、习俗类制度性遗产控制开发。

二是应对文化生态保护区进行功能分区。旅游开发可能会给文化生态保护带来消极影响，如过度性开发、商业化污染、社区参与不足、居民迁移、文化涵化等，笔者认为，可以采取功能分区的方式，把文化生态保护区分为“前台”和“后台”，“前台”就是供旅游者观赏游玩的旅游规划区，“后台”就是远离旅游者的规划控制区，目的是保护文化生态原真性的传承，严格控制开发。

（四）多学科综合性研究

文化生态保护是一个综合性研究领域，汇集文化人类学、人文地理学、生态学、文化哲学、社会学、艺术学、民族学、旅游学、民俗学、建筑学、规划学、历史学、文学、传播学、博物馆学、教育学、经济学、管理学等多学科，各学科研究尺度和向度各有不同（参见图1）。图1文化生态保护研究学科分布图

因此，研究方法也应呈现多学科特点。文化生态传统的研究方法主要是文化人类学的田野工作法、民族志法等，随着相关学科的介入，抽样调查、跟踪调查等社会科学研究方法也应得到广泛的应用。除此之外，还应当借鉴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开展深入研究，如GIS、生态环境监测、信息系统数据库等。

概言之，文化生态系统涵盖宏观、中观、微观三个层面，文化生态研究融合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人文科学的相关理论和方法，这对文化生态保护研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既要运用多学科研究手段和方法，又要使理论与实践形成良性互动，为文化生态的整体保护提供理论基础。

参考文献：

[1]Steward Julian H. Theory of Culture Change： The Methodology of Multilinear Evolution[M]. Urbana：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1955：36-42.

[2][美]罗伯特・F・墨菲.文化与人类学引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79.

[3]赵荣，王恩涌，张小林，等.人文地理学 [M].第二版.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29.

[4]邓辉.卡尔・苏尔的文化生态学理论与实践[J].地理研究，2003，22（5）：625-634.

[5]黄育馥.20世纪兴起的跨学科研究领域――文化生态学[J].国外社会科学，1999，（6）：19-25.

[6]戢斗勇.文化生态学：珠江三角洲现代化的文化生态研究[M].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06，11-24.

[7]邬建国.景观生态学：格局、过程、尺度与等级[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17.

[8]方李莉.文化生态失衡问题的提出[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38（3）：105-113.

[9]高建明.论生态文化与文化生态[J].系统辩证学学报，2005，13（3）：82-85.

[10]邓先瑞.试论文化生态及其研究意义[J].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3，42（1）：93-97.

[11]李学江.生态文化与文化生态论析[J].理论学刊，2004，（10）：118-120.

[12]宋俊华.关于国家文化生态保护区建设的几点思考[J].文化遗产，2011，（3）：1-7.

[23]《山东省文化生态研究》课题组.山东省文化生态研究[M].济南：齐鲁书社，2009： 1.

[14]严俊杰，黄正泉.“两型社会”的文化生态学思考[J].湖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10（3）：63-66.

[15]毛海莹.文化生态学视角下的海洋民俗传承与保护――以浙江宁波象山县石浦渔港为例[J].文化遗产，2011，（2）：105-111.

[16]王长乐.论“文化生态”[J].哈尔滨师专学报，1999，（1）：47-52.

[17]吴圣刚.论中原文化生态及其生成规律[J].信阳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29（1）：111-114.

[18]徐张杰.“文化生态”及其“价值标准”的相对性浅议[J].华中科技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6，（3）：122-124.

[19]刘守华.论文化生态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J].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6，（5）：109-112.

[20]段超.再论民族文化生态的保护和建设[J].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5，（4）：62-64.

[21][美]杰里・D.穆尔.文化学家的文化见解[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218.

[22]司马云杰.文化社会学[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87：200.

[23]黄成林.徽州文化生态初步研究[J].地理科学，1995，15（4）：299-307.

[24]江金波.论文化生态学的理论发展与新构架[J].人文地理，2005，84（4）：119-124.

[25]江金波.粤东北客家文化生态系统研究[M].广州：华南理工大学出版社，2004.

[26]角媛梅.哈尼梯田自然与文化景观生态研究[M].北京：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2009，100-103.

[27]付薇.旅游经济与文化生态的关联研究[J].湖北经济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7，4（7）：52-53.

[28]张中波.文化生态视野中的文化遗产型景区旅游开发研究――以云南丽江古城为例[C]//2008年江苏省旅游学会首届学术年会.

[29]李文兵.旅游背景下古村落文化生态演变机制――以张谷英村落为例[J].社会科学家，2008，（11）：98-102.

[30]连玉銮.白马社区旅游开发个案研究――兼论自然与文化生态脆弱区的旅游发展[J].旅游学刊，2005，20（3）：13-17.

[31]林美珍，吴建华.文化生态：民俗风情旅游的开发[J].福建地理，2004，19（2）：22-25.

[32]俞万源，李海山，刘远清.名城文化旅游开发的文化生态思考――以梅州市为例[J].热带地理，2006，26（1）：66-70.

[33]王维艳，林锦屏，李强，等.泸沽湖摩梭母系文化“孤岛”及其文化生态透视――兼论泸沽湖摩梭母系文化的保护[J].云南地理环境研究，2009，21（1）：18-23.

[34]刘壮.从文化生态看5・12地震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影响[J].民族艺术研究，2009，（6）：6-10.

[35]苑焕乔.京西灵水“秋粥节”文化生态保护村构建探讨[J].北京联合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0，8（2）：70-73.

[36]刘魁立.文化生态保护区问题当议[J].浙江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3）：9-12.

[37]陈淑.生态博物馆的拓展或另类：闽南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分析[J].中国博物馆，2008：（3）：97-101.

[38]张松.文化生态的区域性保护策略探讨――以徽州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为例[J].同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20（3）：27-36.

[39]张松.历史环境与文化生态的关系研究[J].城市建设，2009，（6）：94-96.

[40]卞利.文化生态保护区建设中存在的问题及其解决对策――以徽州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为例[J].文化遗产，2010，（4）：24-30、66.

[41]王晖.文化生态问题中的文化主体保护[J].求索，2009，（2）：96-98.

[42]徐建.国内外文化生态理论研究综述[J].山东省青年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10，（5）：6-10.

[43]李建华，夏莉莉.文化生态层级理论下的西南聚落形态――以大理喜洲聚落为例[J].建筑学报，2010，（S1）：55-57.

[44]李阳.辽宁锡伯族文化生态资源产业化保护与利用[J].文化学刊，2010，（6）：124-128.

[45]周庆行，曾智，刘燕.论以文化生态为依托的少数民族文化生态经济模式构建[J].生态经济，2006，（1）：44-45.

[46]尹绍亭.民族文化生态村：当代中国应用人类学的开拓・理论与方法[M].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08：2.

[47]王国祥.民族文化生态村：当代中国应用人类学的开拓・探索实践之路[M].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08：135.

[48]艾菊红.文化生态旅游的社区参与和传统文化保护与发展――云南三个傣族文化生态旅游村的比较研究[J].民族研究，2007，（4）：49-58.

[49]唐家路.民间艺术的文化生态论[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47.

[50]潘鲁生，唐家路.民间工艺文化生态保护与调研纵横谈[J].山东社会科学，2001，（2）：104-106.

[51]刘英丽.从文化生态视角看河洛大鼓的兴衰与重振[J].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43（5）：158-161.

[52]王维娜.劳动与山歌――闽西客家山歌传承的文化生态[J].文化遗产，2009，（2）：134-140.

[53]刘晓春.客家山歌传承的文化生态[J].文艺研究，2008，（2）：92-99.

[54]汪瑶.对红河州石屏县的两所学校和富民县小水井村苗族唱诗班的考察――从文化生态环境的构建看云南传统音乐的可持续发展[J].云南艺术学院学报，2009，（4）：78-80.

[55]汪瑶.对云南文化生态环境构建的初步探索[J].云南艺术学院学报，2010，（2）：59-62.

[56]潘鲁生.关注旅游文化少数民族文化生态保护与旅游资产开发[J].山东社会科学，2000，（5）：108-109.

[57]杨广敏.海峡西岸文化生态保护研究民间文化传承人的培养机制与经验[J].集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12（1）：75-81.

[58]孙悦湄.宁波象山曲艺“唱新闻”文化与社会生态研究[J].艺术百家，2010，（6）：152-158.

[59]李春沐.“上党梆子”的名实之辨与戏曲文化生态[J].晋阳学刊，2008：（6）：120-121.

[60]郝苏民，戚晓萍.文化生态・文化空间・政府主导与“非遗”关系――以西北“花儿”的洮岷流派（南路）流行区KPT村为个案[J].北方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2）：5-13.

篇8

[关键词] 生态整治 法律 问题

一、我国生态整治恢复的立法现状及存在的法律问题

我国生态整治恢复方面存在的法律问题

我国在环境整治方面的立法已经建立,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时代的变迁,一些法律没有得到及时的完善,这些生态保护立法仍存在不少缺陷,和我国当前生态保护和经济的发展不协调,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法律体系不健全

(1)法律领域存在真空

我国在环境保护方面的立法已经很多,但是在生态整治方面还存在一些空白,存在着真空,很多情况仍然是无法可依,如生态效益的补偿、生态整治恢复的法律保障。出现问题只能是临时出台一些文件,没有形成一个长效机制,对于我国生态整治来说非常不利。

(2)基本法律侧重于防止污染

由于历史的原因很多法律不能适应当前的情况,例如现行《环境保护法》颁布于1989 年,那个年代的环境意识和现在的情况不能很好的结合,那个时期主要注重环境污染的防治和治理,对于环境的保护治理方面来说意识淡薄,虽然也有一些规定,但是仅仅只限于形式,例如,《环境保护法》第19 条规定,“开发利用自然资源,必须采取措施保护生态环境”,这种粗线条原则性规定,缺乏具体的规则指引,被执行的很少。

2.对生态恢复缺乏足够的重视

生态环境问题是涉及很多领域,和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但是现行的法律缺少对生态环境问题和生态保护的重视,这和当前重视生态保护极其不符,同时,我们也应该注重民法、刑法、经济法等相关法律在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作用,从各自的角度对生态保护做出相应的规定。有些法律法规体现了生态保护的意识,但是不够具体,针对性不强,仍然需要作出相应的细则。如新《刑法》对盗伐林木罪的处刑规定明显缺乏对生态保护的重视。新《刑法》对盗伐林木罪的最高处刑,由原《刑法》按盗窃罪可判“10 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降为可判“7 年以上有期徒刑”。这种规定显然给人们一种盗木比起其他的刑事犯法轻一些,给人们一个误导信息,对于立法我们要深思熟虑,不能顾此失彼。同时,在其他法律中也存在这样类似的问题,在此不再一一道来。

二、完善我国生态整治恢复法律体系的建议与对策

1.加强法律意识,预防为主

法律的制定的目的不是在惩罚,而是侧重预防,同样,环境保护相应的法律制定也同样是预防为主。宣传法律,让普通老百姓能够了解相应的法律法规,首先知法才能懂法、守法。守法,首先要了解什么是环境保护法,只有懂法的了这些法律法规才能更好地守法。通过各种手段,加强环境保护知识和环境保护法律法规的宣传教育,努力提高全民的环境意识尤其是环境法律意识。使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都能认识到保护环境事关中华民族的生存和发展,了解环境保护法律法规,掌握依法保护环境的武器。环境问题是破坏容易治理难,有些环境甚至是如果破坏了就永久不能恢复了,产生不可估量的严重后果,所以加强环境保护意识,加大宣传力度,防止危害环境的后果产生。

2.专家参与立法,提高立法质量

法律的建立都是一项比较大的系统工程,各个法律立的建立都需要相应的专家学者的参与,精通相关业务,在环境立法这个领域,由于需要相关的生态专业知识,不仅仅需要法律专家,更需要邀请一些生态专家参与立法,将更能把握立法的目的,充分调节好人与自然,发展与环保之间的关系,体现以人为本的思想,体现人和自然和谐相处的观念。

3.可持续发展观知道法律的制定

可持续发展观是科学发展观的核心内容,可持续发展是指既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损害后代人满足需要的能力的发展,这是我们制定环境保护法律的指导思想。

环境保护有时和经济的发展相矛盾, 我国目前现行的环境资源法律制度在解决环境、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三者协调统一的问题上显得“力不从心”。可持续发展的思想在解决这些方面是很有用的,以这种思想构建的法律制度,能从根本上防治污染和防止环境遭到破坏的法律制度。人类历史和实践证明,破坏环境,以环境为代价换来的发展都是不牢固的,甚至是得不偿失, 经济的发展不能以环境为代价,国外的前车之鉴已经为我们提供了很好的例子。因此, 以可持续发展思想作为我们环境保护立法的指导思想, 是确保经济增长和生态保护协调发展的根本保障。

4.吸收国外先进经验

外国在环境治理方面应该说是有好多好的经验值得我们学习,主要包括地方性法规和实施细则的制定,这对于我国环保法律的建立和完善有很大的帮助,积极维护我国的利益。

法律的制定有时不是很难的事情,关键是好的法律如何执行下去,这才是真正的意义所在,西方国家在环境执法、司法方面有许多可以借鉴的东西。例如《美国国家环境政策法》规定了公民在环境方面的一般权利。《清洁水法》和《清洁大气法》都规定允许公民对任何违反这两个法律的人提讼。在美国环境法中还有一项独特的民事诉讼制度,该制度允许环境管理机关提起民事诉讼以实施环境法。我们都可以有选择的借鉴。

参考文献:

[1]秦天宝:完善我国自然资源保护的立法.社会科学.1999(6)

[2]李克国:生态环境补偿政策的理论与实践.环境科学动态.2000(2)

[3] 戚道孟:我国生态保护补偿法律机制问题的探讨.中国发展.2003(3)

篇9

关键词： 雨花台区； 生态红线

1. 我区“生态红线”实施现状

在2013年江苏省颁布的《江苏省生态红线区域保护规划》中，划定我区雨花台砂砾石层自然保护区、三桥湿地生态系统保护区、雨花台区烈士陵园（市直管单位）、牛首山和将军山风景名胜区5块生态红线保护区域，总面积为8.582km2；在2014年南京市编制下发的《南京市生态红线区域保护规划》中，在我区省级生态红线保护区基础上，增加了板桥北侧生态绿地（开发区城市森林）和将军山西侧生态绿地（梅山塌陷区）2块生态绿地保护区，面积为8.3km2。全区生态红线区域总面积16.882km2，占全区国土面积的12.56%。除雨花台砂砾石层保护区为一级管控区（0.002km2）外，其余均为二级管控区（16.88km2）。

2014年下半年，区委、区政府在进行细致调研基础上，研究通过了我区区级生态红线区域规划编制工作。计划在省、市在我区规划的7块16.882km2生态红线区域基础上，再编制规划台公园、文莱风景区、花神庙天隆寺生态绿地、邓府山石刻园、板桥三山自然景区、莲花湖湿地公园、花神湖青少年活动中心、板桥生态园等8块具有自然与人文景观和生态防护性质区域。并委托环保部南京环境科学研究所负责对我区生态红线区域实施规划编制工作，具体规划方案将于2015年5月30完成。

2. 我区实开展生态红线工作的意义

2.1 奠定了雨花发展版图上的生态“聚宝盆”

在我区东部强化南站地区商业圈建设，南部加快推进梅山、开发区城市化建设推进，西部对接奥体新城经济圈，北部加快推进软件谷和“两桥”建设的版图上，这15块省、市、区级生态红线保护区就如同15个绿色聚宝盆被安布在我们的街道（园区），这些生态红线保护区不仅铲除了我们生态保护的“盲区”和“死角”，实现生态红线保护区的全覆盖；还大大提升了所在区域的生态文化含金量，只要合理科学的保护利用好，把每一个保护区独有的生态优势转化为竞争优势和竞争资本，把它们连接起来做好规划开发文章，打造成为雨花的生态大动脉。

2.2 筑牢了现代化新城区建设的生态“防火墙”

通过划定“生态红线”，严格界定保护区边界、桩位，把生态红线制度同环保审批制度相结合，一级管控区严禁项目开发建设，对二级管控区和区级生态红线区域内不符合保护区生态主导功能的新建项目一律禁批，对保护区周边可能会对保护区产生破坏作用的项目一律限批，确保项目发展符合生态保护需求。对符合生态功能要求，有利于进一步彰显生态效应，对生态环境具有反哺作用的项目进行积极引导、支持和帮助。通过行政和司法手段，切实严格保护好生态红线保护区，为全区转型发展筑起一道坚实的生态防火墙。

2.3 存的一些问题

区内实施生态红线规划工作刚刚开展，在摸排调研过程中发现我区部分生态保护区还存在一些不到位的现象。以我区唯一一家一级管控区雨花台砂砾层保护区为例进行分析，在该保护区存在的问题也是其他保护区不同程度存在的共性问题。

（1）区界划线不精准。目前，省、市级生态红线已经划定，但生态红线保护区域由于没有明确实地具体精准区域，目前均未设置生态红线标识牌和边界标志；如地处赛虹桥街道安德门社区十字岗东侧雨花台砂砾层保护区，该保护区距离江苏省地质勘察研究院南侧围墙外约50m，西、北至华威钢构厂围墙边，东南至拆迁区平地，总面积大约为200m2，保护区域没有精准的桩位和隔栏明确保护范围。

（2）责任主体不明确。每一个生态红线地块没有明确责任主体，生态环境能力建设工作均未开展；如国土部门是雨花台砂砾石层地质遗迹保护区的主管部门，环保部门是生态保护区的监管的监管部门，属地街道按属地原则进行具体保护管理，整治环境需要城管局负责执行，整治完毕后建设宣传栏、护栏等保护设施的职能牵涉到宣传、文化等部门，这些部门各管一块，一时难以协调，相关生态保护建设工作没能得到有效开展。

（3）经费保障不到位。生态环境能力建设与生态红线保护没有资金来源，如对拆除中可能牵涉到安置、费用等问题；财政这块没有固定保护经费，造成治理保护没有经费保障。另外，该保护区属一级管控区，不允许进行任何商业开发，也就无法形成借力开发来进行整治。

（4）保护能力不相配。我区生态保护工作面广、量大，而与之相适应的保障手段仍然不足，从事生态保护工作的专业人员、执法人员相对缺乏，环保部门作为生态保护区监管部门，执法队伍受限于编制约束，平时应对工业污染防治以及水气声环境治理已经捉襟见肘，根本抽不出力量进行生态保护区的巡查保护。街道（园区）作为属地管理的责任部门只配一名h保员，更无力从事保护区巡查保护工作。

3. 解决问题的一些建议

法规、政策的尊严在于执行，执行的前提是有制度的保障。我们在全市主城区率先制定规划区级“生态红线”，能否得到有效落实和执行，关键在于科学到位的建好章立严制。

（1）建立生态红线联席会议和问责制度。由区政府牵头，按照工作职能和管理权限，以条块结合的方式，将各生态红线区域的保护和建设职能分解到各属地街道（园区）和各职能部门，防止出现职责不清九龙治水的扯皮情况。各有关部门、街道（园区）及生态环境保护、利用、规划等领域的专家组成生态保护联席会议制度，每半年召开一次联席会议，研究重大事项，统筹协调，并进行通报点评考核。对失职、渎职的行为要进行严格问责，造成恶劣后果的要依法移送司法机关处理，通过严格；通过建立严格的问责机制，给我们每一个职能部门和属地街道（园区）的领导干部套紧生态红线的“紧箍咒”，要让生态红线成为每一个领导干部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确保“生态红线”如同党纪国法一样，成为大家不敢跨越的雷池。

（2）建立生态准入和补偿制度。将生态红线区保护要求纳入环保“三同时”体系，即新建、改建、扩建的基本建设项目、技术改造项目、区域或自然资源开发项目，其防治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的设施，必须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产使用的硬性要求。把是否符合生态红线区域生态主导功能要求作为项目环保审批的先决条件，对生态红线区保护要求冲突的项目一律禁批、限批。同时，要建立生态补偿制度。制订完成区生态补偿机制实施意见、技术规范和资金管理办法等政策文件，严格控制生态红线区内土地和生态资源占用，确需占用且与保护要求不冲突的，由区政府按照“占一补一”原则，确保红线区面积和生态服务功能不降低。

参考文献：

[1] 高吉喜，邹长新，王丽霞.深化环境影响评价加强生态红线管控―划定生态保护红线深化环境影响评价[J].环境影响评价，2014（4）：10-14.

[2] 闻乃余.关于划定和落实生态红线的思考[J].污染防治技术，2015（2）：72-74.

篇10

一是工矿企业的不当经济行为。主要表现为：滥采乱挖矿产造成植被和草场沙化；大型车辆碾压草场破坏草场植被生长；过度抽取地下水使草原水位线下降和草场盐碱化；无规划地建设厂房，任意堆放工业垃圾破坏草原景观等。

二是农牧户的过度开发行为。主要表现为：超载过牧和掠夺性经营；草场的利用保护方式简单粗放；只产不入，缺乏对草场的维护与治理；拉网围栏分割草场形成沙化源以及不合理地开垦种植农作物等。

三是群众的不良生活行为。主要表现为：随意乱挖药材；随意捕杀草原上的野生动物；不文明旅游行为使草场被污染和践踏；随意污染草原上珍贵的水资源等。

四是草原管理制度不完善、执行力低。对草原的生态治理与管理缺乏综合性、长期性、可持续的制度措施，目前的草原生态管理注重以“草”为本，而非以“人”为本，以“草”和“畜”为出发点和着力点，忽视了“人”的主体地位。草原生态保护的投入长期不足，广大牧民参与管理的积极性不高。草原管理机构没有明确的权责地位，草原监理部门执法不力。同时，现有的法律、制度对破坏草原的行为处罚力度不够大,难以弥补破坏草原生态环境造成的损失,不能有效制止破坏草原行为的发生。另外，基层组织对草场的管理方式简单粗放,未能形成政府、企业牧户、社会组织、个人共同参与的草原生态治理体系。

二、对建立锡林郭勒盟草原生态管理制度的建议

一是坚持依法治理，建立健全治理和保护草原生态的制度体系。深入研究、制订或修改符合当前草原生态实际的《草原法》《环境保护法》《基本草原保护条例》《草畜平衡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从立法的高度规范和约束破坏草原生态的行为，对草原上的滥采、滥挖、滥牧和乱占、乱建等现象给予严厉处罚。加强执法机构和执法队伍建设，强化草原执法和执法监督，不断提高执法能力和执法水平。严格限制超载过牧，努力实现草畜平衡。增加对草原生态恢复和建设的投入，把生态文明建设纳入经济社会发展评价体系当中，把生态建设情况作为各级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政绩考核的重要内容。努力营造保护草原生态的法制环境，减少对草原生态系统的干扰和破坏，鼓励合理利用草原资源，维护草原生态建设成果。

二是严格管理、规范草原牧区的工业开发行为。牧区矿产资源开发是目前关系草原生态环境的一个突出问题，应高度重视，认真研究，科学决策，严格依法、依规审批和管理，突出对矿产资源开发的生态环境监管。要加快转变发展方式，坚持高起点、高标准地培育引进工业项目，淘汰落后产能，发展低能耗、低排放、低污染的新能源产业、高科技产业等新兴绿色产业，引导企业加大环保投入，提高企业的社会责任意识。此外，还应对环境违法的企业和个人从严处罚，最大限度地减轻工业发展对草原生态环境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