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论文十篇

生态论文篇1

关键词：生态文明；生态文化；互动关系

人类的出现，人们对地球改造加剧，自然界从一个纯粹的依照自身规律演化的自然系统演变成了由人类意识支配的人化的自然系统。马克思否认人与自然关系单纯的物质性，指出，实践活动是人和自然关系的基础，而生产关系作为二者的中介和桥梁而存在。他说：“人们的生产活动在自然界中进行，必定对自然界产生影响，这种影响是互相的。通过特定的方式进行相互交换活动，在错综复杂的社会联系中，影响自然界，影响人类本身。”①人类对自然改造的同时，无法避免的对自然环境及生态系统带来破坏，给人类的生产生活带来诸多不便，解决生态问题迫在眉睫。但是解决生态环境问题，不仅需要技术及法律保障，尤其是价值观念的转换更新。生态文明建设与生态文化的构建联系紧密，本文试图在理论上阐述生态文明与生态文化关系，力图在价值层面寻求一种解决生态环境问题的有效途径。

1 生态文明与生态文化内涵

生态文化与生态文明是既彼此联系又相互区别的两个概念，不能把二者完全割裂分开。当前，学者们从不同的学科背景、关注角度出发，对于生态文明的内涵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从哲学角度来讲，生态文明，他们认为是社会实践过程中“处理人（社会）和自然之间的关系”和“这种关系下所取得积极、进步成果的总和”②。有的学者则从系统论角度，阐明生态文明是“人类与自然，经济、社会与生物圈协同进化”③。生态文明是从尊重自然，保护自然出发，深刻反思传统发展模式，倡导经济利益和生态利益相互平衡，人、自然和社会三者共存共荣的一种文化伦理形态。它是人类遵循事物发展的规律，不断探索而得到的全部精神和物质产品的总和。

余谋昌认为，“生态文化是继自然文化、人文文化、科学文化以后新的文化形态。”他对生态文化进行了狭义上和广义上的定义。狭义上“自然价值论引导的社会意识形态、人类精神和社会制度”④，是精神层面的界定；广义上“人类新的生存方式”④是物质层面的界定。在我看来，生态文化是一种社会文化，表现了人和自然之间的互动关系，属于历史范畴。生态文化以生态价值观为核心，强调协调优化的人与自然的关系，突出以人的精神素养作为生态平衡的调节剂，以精神状态调适生态平衡。生态文化作为提倡人与自然“和谐”的文化，体现了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是和谐思想在生态方面的灵感碰撞，是健康、文明的生产和生活文化的感应。生态文化是学习现代各种精华文化的具体表现，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物质文明、精神文明高度发达所呈现的一种文化状态。

2 生态文明与生态文化的关系

2.1 两者的差异性

首先是区域性差异，包含纵向差异和横向差异。不同时期，国家和民族发展程度不同，生态文明表现形式不同，即纵向差异。而性质上、表现程度上的不同为横向差异。其次是逻辑上差异，生态文化在生态文明之前出现，生态文明是生态文化沉淀的成果。从范围上讲，文明是文化的一个子集，文化比文明范围更为广泛。生态文明是一种先进的文化形态，它以人与自然和谐发展为祈愿，存在于社会发展的每一阶段与领域。生态文化即人与自然和谐型文化，是由人主宰自然型文化经由漫长的时间过渡而来。

2.2 两者的互动关系

1.生态文明为生态文化建设引导方向

文明表示人类的进步和发展，文明是文化的积淀，是文化的精华。文化是文明的源泉和基础，为文明供应土壤和肥料。生态文化建设终究要步入生态文明建设的轨道上来。经济上，生态文明强调有序发展，提倡集约型的经济发展方式。政治上，强调民主参与，社会和谐。文化上，鼓励积极健康的生活方式，弘扬和传播优质文化。生态上，主张人与自然、社会和谐发展。生态文明为生态文化的建设提供了一种思路，生态文化的发展以生态文明为目标不断努力。生态文化应建立一种基于其概念的核心价值观，克服传统人文思想文化观念的反生态性，在人类的基本需求和理性消费满足的条件下，充分考虑生态发展的需要。生态文化，要求我们寻找绿色高效生产的生态发展模式，走一条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互惠互利可持续发展的道路。

2.生态文明是生态文化建设的必然要求

现代社会高度发达的物质文明，为人类提供了大量便利的同时，也造成了全球自然灾害频发，生态系统失衡的恶果。科学技术的变革、法律制度的规范约束、价值观念的转换更新是通常我们面对生态危机所提出的三个主要解决手段。解决生态危机，价值观念上的引导及道德观念的转变显得尤为重要。社会发展离不开社会文化的支撑，培育和弘扬什么样的生态文化是生态文明发展的题中应有之义。生态文明与生态文化在现实中是一种具体非静态的关系，其中心点是人与自然的互动关系。生态文化作为一种新潮的文化，抛弃“人类中心主义”观点和人主宰自然的思维模式，改变人与自然关系的对峙，确立人与自然新型发展模式，将生态文明的理念和内涵寓于社会发展的各个领域。生态文明将生态文化作为发展的理论基础，是生态文化建设的核心和精华，是生态文化建设的必然要求，是生态文化建设趋势的最终指向。

3.生态文化是生态文明建设的源泉动力

生态文化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理论支持和依据，二者密不可分，相互统一。生态文化摒弃传统文化中“反自然”的特征，走出“人类中心主义”的狭隘视野，认为自然是遵循自我发展进化之道的统一有机体。在这个有机体中，人与自然万物共生共存，共存共荣，每个物种彼此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相互依赖，相互协调，不可分割。倡导尊重生命和自然界的价值，尊重人本身，统筹人与自然价值利益。生态文明建设要求生态文化要创新文化价值观，不断解放思想，逐步建成以生态伦理、生态道德、生态正义等为主要内容的生态文化价值体系。中华五千年的历史孕育了博大精深的生态文化，生态文化通过生态意识、生态价值取向等调节、供给生态文明，借助自然环境创造出经济价值、政治价值、文化价值。

4.生态文化是推进绿色生态发展的必要条件

生态文化旨在增进经济、社会和生态效益共同发展；大力提倡绿色科技技术产业，培养绿色节能的生活习惯。生态文化是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以及建设绿色低碳经济发展道路的内在要求。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最终形成尊重自然，保护环境的道德规范，达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目标，实现绿色发展。绿色发展理念是中国传统文化，可持续发展思想以及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三者相结合的产物。生态文化的建设可以推动这个理念在生产方式质的飞跃，同时被投入到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和社会建设中来，为建成一个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现代化国家而努力。

参考文献

①《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一卷[M]，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724 页.

②张云飞：《国外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理论研究一张云飞教授访谈》，《国外理论动态》，2007年第12期.

③刘湘溶：《生态文明论》，湖南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

④余谋昌：《生态文化论》，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

⑤：《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人民日报，2012-11-09.

生态论文篇2

一、认识生态文明的内涵

面对自然资源相对不足、环境污染日趋严重、生态平衡日益破坏、社会病症不断出现等情况，一些学者开始批判单纯追求经济发展速度和数量而不顾生态环境的经济增长模式，提出了人与自然、生态与经济和谐发展的理念。他们指出，我们过去的一个重大错误就是没有认识到，“现代人没有感到自己是自然的一部分，而感到自己命定是支配和征服自然的一种外来力量。他甚至谈到要向自然开战，忘却了：设若他赢得了这场战争，他自己也处于战败一方。”［3］因此，在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中，“每一种环境因素，在某种程度上，都能引起经济崩溃、社会紧张和政治敌对。……它们在数量上快速地积累，在范围上不断地扩大。虽然它们不能总是直接地导致冲突的爆发，但是，它们能够加剧这个世界的不稳定。”［4］从以上可以看出，生态危机在本质上就是由于人类忽视自然界的发展规律而任意破坏自然界所引起的。一些人为了自身物质的满足，不顾自然界的承受能力而向自然界进行无限制的掠夺和索取，对自然环境进行不负责任的任意破坏，这就不可避免地造成了生态环境的失衡和紊乱。因此，生态危机并不只是自然界本身所发生的单一的异常变化，不单单是单纯的一个生态环境问题，而是涉及人类社会生活各个领域，关乎人类生存发展的重大问题。从本质上看，生态危机是一场严重的社会危机，是由于人与自然界发生相互冲突而造成的生存危机和精神危机，其根源主要在于人类既有的价值观念和思想意识。

从这个意义上讲，在努力祛除工业文明带来的种种弊端过程中所建设的生态文明，是一种崭新的以产业生态化为主要特征的文明形态，是人类文明发展史上的一个崭新阶段。它坚持人与自然协调发展，努力实现人类自身、经济社会和自然界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这是生态文明的广义概念。从狭义上说，生态文明，是指与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等并列的社会文明的一个方面，是人类在处理人与自然界之间关系时所达到的文明程度。在我国，所建设的生态文明，一般是指这种狭义上的生态文明概念。生态文明无论是作为一种社会形态还是作为社会文明的一个方面，都具有三个明显的特征，即生态平衡意识、可持续的发展模式和公正合理的制度。当生态文明逐渐发展，备受重视，并成为人类的主导观念，影响到社会生活模式和人类未来发展的时候，生态文明也就会成为人类文明发展的新形态。

当然，建设生态文明，并不是为了保护生态环境就要阻止经济发展，而是主张在维持人与自然协调发展的过程中发展物质生产力，使生态环境对生产力的发展和人类生活水平的提高起到积极作用，实现人、社会、自然之间的和谐共处和相互促进。具体来说，生态文明所包含的内容有：一是坚持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基本原则，保持经济、政治、文化、社会与生态环境之间的协调发展，实现人类的可持续发展。二是人与自然界之间不是征服与被征服的关系，而是互利共赢、协调发展的关系，人类要在自然界可承受的范围内对自身活动加以限制。三是人类不仅要注意自身活动给自然界带来的近期影响，而且要注意给自然界造成的长期后果；不仅要关心由人的活动所引起的自然界的有利变化，而且要关注已经、正在和将要发生的对自然界不利的变化。四是人类既要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要不损害后代人的利益，保障当代人和后代人都具有在良好的生态环境中生存发展的权利，实现人类的可持续发展。

二、从生态文化的历史传承中丰富生态文明思想

亨廷顿认为，文明“涉及一个民族全面的生活方式……包括‘价值、规则、体制和在一个既定社会中历代人赋予了头等重要性的思维模式’”，［5］它“是一个最广泛的文化实体。”［5］而“政治制度是文明表面转瞬即逝的权宜手段，每一个在语言上和道德上统一的社会的命运，都最终依赖于某些基本的建构思想的幸存，历代人围绕着它们结合在一起，因此，它们标志着社会的延续性。”［5］从这一观点看，生态文明的实现，与其说是一个社会政治及其它制度的建构过程，还不如说是一个生态观念和生态文化深入人心、成为社会固有观念的过程。因此，提高生态文明意识，“在整个生态文明构建过程中起着基础性和关键性的作用。”［6］这一过程实质上就是生态文化的社会传播过程，也是人类通过自我学习和自觉实践逐渐将生态观念融入到历史、习俗、体制、道德等人类思想生活的方方面面，形成生态思维模式的过程。实现生态文明，要从古今中外的文化传承与发展中寻找保护生态环境的有益经验。

在中国古代社会，人们就意识到了保护环境的重要性，注意处理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在原始时期，人们就以图腾崇拜和自然崇拜的形式来表示对大自然的尊重。西周时期，就有了从制度上保护生态的措施。《周易》中说，“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也就是强调人必须按照自然规律办事，顺应自然，谋求天地人的和谐。

儒家思想倡导的“天人合一”、“仁爱及物”思想，核心就是要实现人与自然的统一。《中庸》中所说的“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这里的“天地”就是指自然，“与天地参”，是说人在地位上与“天地”并立，达到“天人合一”的境界，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

在西方，古希腊时期的宇宙自然观认为，宇宙是一个有秩序的整体，人是大自然的一部分，人要与自然界和谐相处。

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之后，人类更加趋向于回归自然，过一种质朴、田园般的生活。随着科学艺术的发展，人们不断追求纯科学的精神，强烈地希望探求世界的本原。他们开始从自然界本身的运行、发展中解释自然界的各种现象，对自然的认识更趋科学。然而，随着近代科学的发展，西方社会走上了一条“以人为中心、征服自然界”的道路，人类成为“万物的尺度”。近代自然科学的发展更强调人是世界的中心，形成了“人类中心主义”理论，这在康德先验哲学、笛卡尔“我思故我在”的主体性哲学、培根的关于人类可以凭借科学技术征服自然的思想中得到深刻体现。20世纪以来，工业社会的高速发展引起的生态环境的破坏直接影响到了人类的生存生活环境，引起了整个西方社会的高度关注。人们的生态保护意识越来越强，各种环境保护运动越来越多，以环境保护为宗旨的政党得到建立并越来越有发言权，各种生态保护的会议不断召开，相关的规章制度不断得到建立。

在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中，也有许多关于保护生态环境的著述。马克思早在论述有关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时就指出，人是自然界的产物，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人类能够通过认识自然来支配和改造自然，为自己的目的服务，但是一定要按照自然规律办事。“我们对自然界的整个统治，是在于我们比其他一切动物，能够正确认识和运用自然规律。”［7］因此，人类要爱护自然，要与自然保持协调，建立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良性循环系统，而不要一味地想着去征服自然、破坏自然。正如恩格斯所说：“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每一次胜利，起初确实取得了我们预期的结果，但是往后和再往后却发生完全不同的、出乎预料的影响，常常把最初的结果又消除了。”［8］

三、根据生态社会化规律培养生态文明意识

增强生态文明意识，“在表层操作方面包括公民对于生态文明知识的知晓和认识，对生态文明建设的态度与评价以及对生态文明建设的预期与参与程度；在深层的理性认知方面，应该包括公民对自身在生态文明构建中的社会角色、承担的社会责任、享有的社会权利和对社会基本规范所持有的认知与观念。”［6］因此，要在继承和发扬古今中外的这些优秀的生态文明成果的基础上，根据人的思想行为发展规律，通过生态社会化的过程，传播生态文化，使人们养成良好的生态文明意识。

第一，通过教育学习，实现对生态文化由理性认知向思想观念的转化。事实证明，知识是人类认知的前提，没有生态科学的知识背景，人们就很难对生态环境的状况有足够的认识。没有把握生态科学知识，人们就不会对生态危机的严重危害有深入理解，更谈不上生态危机意识的培养。因此，普及生态科学知识是培养生态文明意识的前提，也是生态文明教育发挥作用的首要前提。加强生态文明教育，可以通过新闻媒体、科普讲座、组织讨论会、开展科学知识竞赛等方式，传播生态环境科学知识，使人们了解当前生态环境危机的现实状况，保护生态环境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以及保护生态环境的措施和方法等，使人们在良好的社会氛围中自觉地学习和接受生态知识，自觉地提高思想认识，为生态文明意识的培养奠定基础。

第二，优化欲望、情感、信念、意志等非理性因素，发挥主体在生态文明意识养成中的积极作用。个体的学习主要是理性思维的过程，但也摆脱不了非理性因素的影响。现代社会个人精神生活的丰富和发展，使得非理性因素的个体差异性和层次性愈发明显，这直接影响到个体的人格特征和社会价值选择。保护生态环境作为一种现代社会的公共选择，需要得到社会的认同、接受和内化。当个体的非理性因素与社会生态价值选择保持一致时，能够促进生态意识的社会认同；当非理性因素与社会生态价值产生冲突时，生态意识的社会认同速度就会减缓，此时就需要通过强有力的文明教育去调整这种关系。生态文明教育通过教育社会个体优化非理性因素，激发和活跃公民保护生态环境的热情，促使生态保护意识为个体所接受和认同。一是要加强对欲望因素的疏导和调节。欲望是个体需要的一种渴望，是人类最为基本的原始动力和价值追求，是行为的直接动机，也影响到个体价值选择的趋向。合理的欲望作为正当的行为刺激，能激发人们进行一定社会行为的热情。因此，要通过对欲望因素的科学疏导和有效调节来满足个人的合理要求，通过生态价值选择的引导获得社会的认可，实现人类行为的生态价值趋向。二是要加强对情感因素的引导和激发。

生态论文篇3

（一）大学生网络媒介素养教育界定在以数字化和可移动为特征的网络技术为特征的信息社会里，新媒体的及时性、互动性、个人化更加凸显了网络公民媒介素养的重要性，网络媒介素养成为社会成员最基本的道德修养，而大学生的媒介素养也直接影响着其是否适应并遵循网络舆论的“生态逻辑”。关于媒介素养的认识源于20世纪30年代的英国，是指人们面对各种媒介及其信息的甄别能力、理解能力、质疑能力、评价能力、创造和制作能力及思辨的反应能力。［4］由此延伸的网络媒介素养包括认识网络媒介、参与网络互动、利用网络媒介等三大方面。其本质是网络成员处理自身与网络媒介关系的基本能力。媒介素养教育在于培养社会公众的媒介素养，使其不仅能有效使用媒介，还具备准确理解、甄别媒介信息的知识结构和基本能力，营造健康的媒介生态文明环境。大学生网络媒介素养教育则是指通过给大学生传授网络媒介及其素养的基本知识，培养其对网络信息的甄别、判断能力，强化网络道德观念，提高其处理自身与网络媒介关系的综合素质。

（二）网络舆论的“生态逻辑”视角的大学生媒介素养教育效能遵循网络舆论的“生态逻辑”，强化网络舆论的自我净化功能，需要法治规范和网络成员的自我约束，应当尊重社会公众的话语权，能够体现社会理性的基本素养。其本质内涵与大学生网络媒介素养教育有着内在的契合。大学生是网络舆论生态系统中最活跃的群体之一，其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还处在不稳定阶段，凸显了网络舆论生态系统对大学生的复杂影响。遵循网络舆论的“生态逻辑”，有利于提高大学生课外知识的获及能力，提升大学生对网络信息的鉴别能力和思辨能力及其自律能力，增强其网络道德信念，积累媒介素养教育的有利因素；但也不能忽视网络舆论自我净化过程的不良因素会对大学生身心发展产生的负效应。因此，遵循网络舆论的“生态逻辑”，是大学生有效利用媒介所必须具备的软素质，有利于引导学生成为媒介信息的受众者，推动大学生积极融入于健康向上的媒介生态环境和文化氛围，释放网络舆论生态的正能量。

二、网络舆论常态与大学生媒介素养现状的矛盾

尽管网络舆论有其自身需要遵循的“生态逻辑”，但是必须承认，网络舆论的特点以及各种不同利益表达和情绪宣泄下所导致的众声喧哗是网络舆论场的常态。这种常态在复杂的媒介语境中与大学生媒介素养现状存在诸多矛盾。

（一）便捷的网络舆情与大学生媒介角色认知力偏差的矛盾在新媒体的广泛运用下，集合因各种事件的触动而导致的社会公众对类似事件的所有认知、看法、情感和行为倾向为一体的社会舆论借助互联网形成便捷舆情充肆着网络舆论生态系统的每个环节。在此背景下的网络舆情呈现高度集中化的特点，其现实表现是网络公众，尤其是大学生群体更多青睐于使用微博等虚拟舆论场集中处理各方信息，形成多中心、多传播的网络舆情。这类信息的产生、形成、传播的速度在大大提高了大学生对网络舆情获及能力的同时，也要求大学生具备相应的媒介认知能力。需要注意的是，新媒体环境下的大学生的网络媒介基础知识薄弱，对网络媒介的功能及其角色控制的认知能力较为欠缺，以至于丰富的网络舆论资源，难以成为大学生真正意义上获取信息资源、鉴别网络舆情的有效工具，其媒介认知能力尚未达到网络生态系统循环所应具备的水平。

（二）多元的信息内容与大学生媒介信息思辨力缺乏的矛盾新媒体时代的网络，是各种信息的输出窗口和消解阵地。草根民众、社会精英、新闻记者等不同群体不断活跃于这个平台上，随着他们不断的输送信息、发表观点、交流意见，越来越多的声音充斥于网络舆论场，使得网络成为社会各阶层实现话语权的重要平台，凸显了网络舆论对社会公众生活的强大影响力。只是，需要注意的是，在缺乏网络身份认同和有效技术监督的情况下，不同立场的多元信息难免夹杂着低质量的虚拟信息，需要用户具备一定的信息判断力过滤有价值的观点。虽然大学生对网络舆论的信息高度关注，但在网络舆论传播过程中对低质量信息的判断能力和思辨力较弱，对网络媒介信息的选择、分析和思考上存在偏差，容易在思想上为时而不断的“微博谣言”和“微博对掐”所“绑架”，对大学生的思想和行为产生极为深刻的不良影响。

（三）虚拟的舆论主体与大学生媒介使用自律力不足的矛盾虚拟、匿名的舆论主体极易模糊网络舆论生态系统中各参与主体之间的界限，它为社会舆论的传播与发展提供了得天独厚的平台，有利于社会公众表达关切、伸张正义和呼吁权力，推动一些社会热点矛盾和问题得到及时的关注、解决，但也难免网络非理的发生，容易导致不负责任的言论，甚至出现网络极端化的表达。显然，还没有足够现实基础作支持的虚拟网络舆论迫切需要网民在融入网络媒介生态过程中要有足够的自律力。［5］而在现实生活中，存在大学生因网络道德意识淡薄，容易受情绪影响，会不经意地在网络上类似不健康或不具可读性的语言，甚至出现极端的网络语言暴力和人身攻击、捏造并传播网络谣言以受关注等非理，影响舆论的正确走向，再加上大学生思维活跃、言语激进，在为网络舆论注入活力的同时，也增加了网络舆论的不稳定因素，新媒体时代的大学生媒介使用自律力的情况仍需值得关注。

（四）互动的舆论传播与大学生网络媒介素养教育缺位的矛盾新媒体下的网络舆论具有几何方式的传播能量，尤其在微博时代的网络舆论，其独有的传播特性有着更为强大的互动功能。应该看到，当前的网络舆论传播除了在短时间内可以自发地大范围地传播舆论，还能借助网络自治力量组织凝聚虚拟力量，将网民从虚拟空间延伸至现实生活，形成舆论场中强大的跨阶层、跨空间的社会影响力。由此带来的网络舆论传播负效应更需要通过强化对网民的媒介素养教育加以规避。我国媒介素养教育尚处于起步阶段，既有的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中未能涵盖媒介素养教育的内容，也不能维系网络媒介素养教育的功能，加上很少大学生受过良好的网络媒介素养教育，他们的媒介素养更多是基于自发的网络生活经验积累，相关媒介素养水平难以承接强势推进的网络舆论传播。

三、基于网络舆论“生态逻辑”的大学生媒介素养教育思考

在以互联网、手机为代表的新媒体日益渗透到高校校园文化生活中的趋势下，网络舆论已渗透大学生活的每个场合，而从网络舆论常态与大学生媒介素养现状的矛盾来看，迫切需要高校、有关部门、大学生在面对网络舆论生态系统时，都应遵循其“生态逻辑”，加强对大学生的媒介素养教育。

（一）净化大学生网络舆论生态环境基于网络舆论的“生态逻辑”过程对于大学生群体而言具有媒介素养教育的效能，本文以为提升大学生媒介素养的首选是建设健康向上的网络舆论生态环境，培养负责的网民心态和良好的网络行为习惯，并使之形成社会共识，营造大学生网络媒介素养教育的好氛围。［6］具体包括：加强网络舆论的技术监控和法律约束，强化行政和司法机构对网络舆论及非理性网络行为的监管责任，充分保护社会公众的网络话语权，保护社会公众的合法权益；强化网络媒体形成有效的自律机制，确保所发言论符合事实真相；发展网络自治力量，建设网站舆论监督协会，及时清除低质量的网络舆论信息；加强制度建设，引导网络企业规避恶性竞争，避免因过分商业化的舆论诉求给网络舆论秩序造成负面影响；制定校园网络管理规章制度，加强网络监管力度，优化校园媒介资源，宣扬积极的网络舆论态度，净化校园网络舆论环境。

（二）大力普及大学生网络媒介知识考虑到大学生是网络舆论场的重要参与者，但其对网络媒介的传播特性和表达方式及其理性认知还存在偏差，本文以为加强在校大学生对网络舆论的感悟体验，实施媒介素养方面的系统教育，大力普及大学生网络媒介知识，培养其网络沟通、交流能力，并以积极的态度看待网络舆论尤为重要。具体可通过课程设置及互动教学、学术论坛、专题讲座、社团活动等贴近大学生主题生活形式向大学生传授网络媒介知识，帮助大学生掌握网络媒介舆论传播的基础知识和技巧，增进其对网络媒介舆论特性的认知。同时，要充分利用各种社会实践活动，加深大学生对社会舆论与网络传媒特点的认识。此外，还可以在尊重大学生作为网络舆论主体的前提下，充分利用微博等新兴网络媒介，在校园网络环境内部牵引正确的舆论导向，与大学生进行互动的网络媒介交流活动，在此过程中建构大学生的媒介认知能力。如此，通过各种途径大力普及网络媒介知识，建设高校内部完善的网络舆论交流平台，引导大学生充分利用网络舆论获取有效的学习资源。［7］

（三）提升大学生网络舆情思辨力在经济转轨和社会转型的双重背景下，网络舆论生态系统的各种表达都会对大学生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产生巨大的影响。大学生是强势的网络舆论场中的弱势群体，容易被极端的网络语言和虚假的舆论信息所误导。对此，本文以为除了要大力普及网络媒介知识外，提升大学生网络舆情的思辨力十分必要。一方面需要培养大学生用正确的思维方式对纷繁复杂的网络舆情进行价值判断，倡导先进校园网络文化，帮助大学生能够遵循并适应网络舆论的“生态逻辑”下的多元价值观念，自觉抵制不良网络舆情的干扰，在面对强势的网络舆情信息的时候，也能够自主确定正确的价值倾向，有选择地吸收网络舆论信息，促进自身的成长和发展。［8］另一方面要发挥网络舆论的教育效能，利用网络媒介提供感兴趣的舆论话题，以此培养大学生独立思考的能力，增强大学生对网络舆情思辨的敏锐性。［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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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LiteraryEcology,Athens:TheUniversityofGeorgiaPress,1996,p.xviii,p.xviii,p.xviii.)本文将首先简述美国生态文学批评的历史源流，然后在阐述其发展的三个阶段基础上，探讨美国生态文学批评意图解决的主要问题。

一、美国生态文学批评的历史源流

生态文学批评这一概念的提出，可以追溯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1972年，约瑟夫·米克(JosephW.Meeker)在《生存的喜剧：文学生态学研究》(TheComedyofSurvival:StudiesinLiteraryEcology,1972)中提出“文学生态学”的概念，“对出现在文学作品中的生物主题进行研究”(注：JosephW.Meeker,TheComedyofSurvival:StudiesinLiteraryEcology,

NewYork:Scribner''''s,1972,p.9.)。1978年，威廉·鲁克特(WilliamRueckert)在其论文《文学与生态学：生态批评的实验》(“LiteratureandEcology：AnExperimentinEcocriticism”)中首先使用了ecocriticism这一批评术语，提出“把生态学以及和生态学有关的概念运用到文学研究中去”(注：WilliamRueckert,“LiteratureandEcology:AnExperimentinEcocriticism,”IowaReview9.1(Winter1978),p.71-86.)。随后，有人提出“生态诗学”(ecopoetics)、“环境文学批评”(environmentalliterarycriticism)、“绿色研究”(greenstudies)，或“绿色文化研究”(greenculturalstudies)等其他术语，但大多数人倾向用ecocriticism这一提法，因为它不仅很容易被转变成ecocritical和ecocritic等形式，而且“eco”这一前缀强调人类社会与自然世界的关系。1985年，弗雷德利克·瓦格(FrederickO.Waage)编辑出版《讲授环境文学：资料，方法和文献资源》(TeachingEnvironmentalLiterature:Materials,Methods,Resources,1985)。该书收集了十九位讲授生态环境文学课程的教师写的“课程简介”(CourseDescriptions)，“目的是要在文学领域促进人们对生态文学有更深的了解和认识。”(注：FrederickO.Waage,ed.,TeachingEnvironmentalLiterature:Materials,Methods,

Resources,NewYork:1985,p.viii.)1989年《美国自然文学创作通信》(TheAmericanNatureWritingNewsletter)得以创办使有关学者得以发表生态文学研究的短文、书评、和课堂笔记等。随后，不少人文学科的学术刊物相继开辟了生态文学批评的增刊或专刊，其中有《印地安那州评论》、《俄亥俄州评论》等美国著名的学术刊物。(注：根据彻丽尔·格罗费尔蒂的统计，自1986年至今，美国人文学科出版过20多期关于生态环境文学的专刊。具体内容请参见格罗费尔蒂和费罗姆主编的《生态批评读者：文学生态学的里程碑》，第32页。)同时，一些大学开始把生态文学列入课程，作为现当代文论的一部分，受到学生普遍欢迎。在1991年美国“现代语言学会”(ModernLanguageAssociation)上，哈罗德·费罗姆(HaroldFromm)发起并主持了名为“生态批评：文学研究的活力”(Ecocriticism:TheGreeningofLiteraryStudies)的学术讨论。1992年，“美国文学协会”专题报告会上，格伦·A·洛夫(GlenA.Love)主持了题为“美国自然作品创作：新环境，新方法”(AmericanNatureWriting:NewContexts,NewApproaches)的专题讨论。同年，“文学与环境研究学会”(ASLE:AssociationfortheStudyofLiteratureandEnvironment)成立，该学会的宗旨是“促进人类和自然世界关系的文学思想与文学信息的交流”，“鼓励新的自然文学创作，推动传统的和创新的研究环境文学的学术方法以及跨学科的生态环境研究。”(注：CheryllGlotfelty&HaroldFromm,ed.TheEcocriticismReader:Landmarksin

LiteraryEcology,Athens:TheUniversityofGeorgiaPress,1996,p.xviii,p.xviii,p.xviii.)1993年第一届全美生态批评研究会在科罗拉多州的福特科林斯(Fort-Collis)举行。与此同时，第一份正式的生态文学研究刊物《文学与环境跨学科研究》(ISLE:InterdisciplinaryStudiesinLiteratureandEnvironment)问世。该刊物的目的是“从生态环境角度为文学艺术的批评研究提供论坛，包括生态理论、环境保护主义、自然及对自然描述的思想、人/自然两分法及其他相关的理论思想。”(注：CheryllGlotfelty&HaroldFromm,ed.TheEcocriticismReader:LandmarksinLiteraryEcology,Athens:TheUniversityofGeorgiaPress,1996,p.xviii,p.xviii,p.xviii.)

九十年代中期以后，一些生态文学批评的专著相继出版。1996年佐治亚大学出版社出版了格罗费尔蒂和费罗姆主编的《生态批评读者：文学生态学的里程碑》(EcocriticismReader:LandmarksinLiteraryEcology,1996)。该书收集了26篇论文，分三个部分，分别讨论了生态学及生态文学理论、文学的生态批评和生态文学的批评。1999年洛兰·安德森(LorraineAnderson)和斯科特·斯洛维克主编的《文学与环境：自然与文化读本》(LiteratureandEnvironment:AReaderonNatureandCulture,1999)收集了长短不一的文章一百多篇，以小说、诗歌、散文、传记等不同体裁论述了人类与动物、人类与居住环境、政治与环境、经济与生态等众多主题。2000年，劳伦斯·库帕(LaurenceCoupe)主编《绿色研究读本：从浪漫主义到生态批评》(TheGreenStudiesReader:FromRomanticismtoEcocriticism,2000)，从“绿色传统”、“绿色理论”和“绿色读物”三方面论述了生态文学批评的渊源与发展。1999年至2001年间出版的伦纳德·西格杰(LeonardD.Scigaj)的《持续的诗篇：四位生态诗人》(SustainablePoetry:FourAmericanEcopoets,1999)、乔纳森·巴特(JonathanBate)的《大地之歌》(TheSongoftheEarth,2000)、帕特里克·穆菲的《自然取向的文学研究之广阔领域》(FartherAfieldintheStudyofNature-OrientedLiterature,2000)、戴维·梅泽尔(DavidMazel)的《美国文学的环境主义》(AmericanLiteraryEnvironmentalism,2000)和劳伦斯·布伊尔(LawrenceBuell)的《为濒临危险的地球写作》(WritingforanEndangeredWorld:Literature,Culture,andEnvironment

intheU.S.andBeyond,2001)把生态文学批评理论研究推向了一个新的阶段。

除了出版生态批评的专著以外，近年来有关生态文学批评的会议也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例如，在“文学与环境研究学会”的协助下，2000年6月在爱尔兰举行了议题为“环境的价值”的多学科国际学术研讨会。2002年3月“文学与环境研究学会”在英国召开研讨会，讨论“生态批评的最新发展”。2002年9月，该学会的英国分会在利兹大学召开第三届年会，会议主题是“创造，文化和环境”，重点研讨生态批评、生态诗学和生态女权主义。“文学与环境研究学会”第三届年会将于2003年6月在波士顿大学召开。会议的主题是“海洋-城市-水池-园林”(“Sea-City-Pond-Garden”)。

二、美国生态批评发展的三个阶段

到目前为止，短短的十多年中，美国生态文学批评已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主要研究自然与环境是怎样在文学作品中被表达的。生态批评家认为，许多作品中描写自然的一个陈旧模式是：自然要么被描绘成伊甸园般田园牧歌式的世外桃源和处女地，要么是瘴气弥漫的沼泽地或无情的荒野。生态文学批评的第二阶段把重点放在努力弘扬长期被忽视的描写自然的文学作品上，对美国描写自然的文学作品的历史、发展、成就，及其风格体裁等作了深入的探讨和研究。美国描写自然的作品是以描写自然为取向的非小说创作。它有着成果累累的过去和充满活力的今天。从八十年代末到九十年代初，美国出版的描写自然的作品选集有二十多部。作为一个文学流派，它源于英国吉柏特·怀特(GilbertWhite，1720—1793)的《塞尔波纳的自然史》(ANaturalHistoryofSelbourne,1760)。这一写作传统通过亨利·索罗(HenryThoreau,1817—1862)、约翰·巴勒斯(JohnBurroughs,1837—1921)、玛丽·奥斯汀(MaryAustin,1868—1934)、艾尔多·利奥波德(AldoLeopold,1886—1948)和蕾切尔·卡森(RachelCarson，1907—1964)等延伸到了美国，其中利奥波德和卡森后来成为直接推动生态批评兴起的领先人物。利奥波德的“生态中心论”(ecocentrism)思想后来成为环境主义者的金科玉律。卡森的《寂静的春天》(SilentSpring，1963)可以说是一座丰碑，是人类生态意识觉醒的标志，是生态学新纪元的开始。生态文学批评的第三阶段试图创建一种生态诗学，通过强调生态系统的概念，加强生态文学批评的理论建设。生态批评发展到今天，在创建理论体系方面，已取得了不少成就，提出了许多有意义的思想。例如，“环境伦理说”(environmentalethics)或“环境哲学”(environmentalphilosophy)对人与自然环境之间的道德关系进行探讨；非人类中心说主张非人类存在物，如物种、生态系统等同样具有道德地位，指出人类对它们负有直接的义务；施韦策(AlbertSchweitzer)的“敬畏生命”论和泰勒(PaulW.Taylor)的“生命中心论”(biocentrism)将道德关心的对象扩展到整个生命界，构筑了以“尊重自然”为终极道德意念的伦理学体系；克利考特(JBairdCallicott)的主观价值论和罗尔斯顿(HolmesRolstonШ)的客观价值论，特别是奈斯(ArneNaess)等人提出的“深层生态学”(deepecology)都可以被看作是生态文学批评的理论基础。

近几年来，伦纳德·西格杰、乔纳森·巴特、帕特里克·穆菲、劳伦斯·布伊尔等从现当代西方哲学家和文论家那里吸取思想精华，运用巴赫金、海德格尔、梅洛·庞蒂和罗兰·巴特等人的批评理论来构建当代生态诗学，把生态文学批评理论研究推向了一个新的阶段。在《持续的诗篇：四位生态诗人》一书中，西格杰批判了后结构主义语言理论对当代诗歌和文学批评的影响，认为后结构主义和后现代主义仅仅把批评的目标放在语言、文本和话语上，似乎文本以外就没有自然环境等其他“存在”(Being)的存在。西格杰把批评的矛头指向西方哲学中的二元论思想，强调生态诗学的理论构建应以海德格尔和梅洛·庞蒂的思想为基础。根据海德格尔的存在主义观点，存在首先是个人的存在，个人存在是一切其他存在物的根基，“在”就是“我”，整个世界都是“我”的“在”的结果，必须在人对外部世界事物的关系中来考察它们，否则就毫无意义，失去了确定性。西格杰认为，在今天全球高度信息化、科技化，经济环境与政治环境不平衡的形势下，生态诗学的任务首先是要面对全球环境恶化这一基本事实，要以人的生存为本。西格杰还试图从梅洛·庞蒂有关现象学的论证中探索生态诗学的理论基础。梅洛·庞蒂深受胡塞尔的现象学的影响，把自己的哲学称为“知觉现象学”。他指出，现象学就是对本质的研究。所谓“本质”，并不意味着哲学要把本质当作对象，只是意味着我们的存在，意味着我们需要“观念性的场所”。在梅洛·庞蒂看来，本质就是我们的体验；世界不是客观的对象，只是“我的一切思想和我的一切外观知觉的自然环境和场所”(注：蒋孔阳：《二十世纪西方美学名著选》，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88年，第232页。)。西格杰发现，梅洛·庞蒂的论点为生态批评家提供了一个有效的批评模式，即把体验的深度与世界的内在关系融会于一体，不能机械地或用理想主义的框架来理解身体与世界的关系，这就意味着生态诗学的研究要超出传统西方哲学中主观/客观二元论的思想。

乔纳森·巴特在《大地之歌》中也应用了现象学的批评原理，并多次提及海德格尔的观点，进一步完善了他在1991年发表的《浪漫主义生态学：华兹华斯和环境传统》(RomanticEcology:WordsworthandtheEnvironmentalTradition,1991)中陈述的浪漫主义生态诗学。同时，巴特还根据法国思想家卢梭(JeanJacquesRousseau)有关论证“自然状态”的思想来探讨生态诗学的问题。巴特认为，卢梭的“自然状态”论和“返于自然”的思想与“深层生态学”理论从本质上讲是一致的。巴特全面论述了从十八世纪到当今的小说和诗歌。他在《大地之歌》的前二章中把简·奥斯汀和托马斯·哈代、玛丽·雪莱和威廉·H·哈德孙以及伊莉莎白·毕晓普相并立，以独特的视角探讨了这些通常不被认为是“自然作家”的生态意义。(注：JonathanBate,TheSongoftheEarth,Massachusetts:HarvardUniversityPress,2000,p.31.)

劳伦斯·布伊尔和帕特里克·穆菲等也试图从不同方面构建生态诗学理论。布伊尔试图淡化自然与文化的界限，认为生态批评的未来应从研究自然与文化的关系着手。穆菲试图重新调整当今生态批评界的一些不平衡的做法，其中突出了美国生态批评界对美国少数裔生态作家的忽视和对国际上其他国家生态作家及生态文学经典的忽略。穆菲指出，生态批评家研讨的作品大多是像梭罗的《沃尔登或林中生活》之类的非小说作品，而涉及生态环境主题的小说作品却在某种程度上处于边缘地位。穆菲认为，叙事小说在环境保护方面起的作用丝毫不亚于非小说作品，叙事作品应成为未来十年生态文学研究的重点。尊重自然、保护环境的思想意识不仅体现在纯自然作品中，而且在不少现当代小说家的叙事小说中也有明显表现。例如当代小说家约翰·厄普代克(JohnUpdike)和唐·德里罗(DonDelillo)分别在《白色噪音》(WhiteNoise，1985)和《兔子休息了》(RabbitatRest，1990)中从不同的角度反映了当代作家对生态环境的关注。德里罗的《白色噪音》除了表现当代人惧怕死亡这一主题外，还通过对生态环境的描述，特别是通过对某一旅游景点(一旧牲口棚)、超市食品、化学毒气泄露事件的描述，表现了在后现代文化背景下的美国乃至整个人类赖以生存的生态环境受到严重破坏，真正意义上的自然和文化在以消费为主的后资本主义社会中被“复制”而成为种种假象(simulacraandsimulations)，并最终因发生“错位”而逐步消失。厄普代克的《兔子休息了》从侧面描写美国作为一个“后自然”(postnatural)国家，其大地所拥有的资源差不多已被消耗一空了。在小说的结尾，已五十五岁的主人公“兔子”哈利·安斯特罗姆眺望佛罗里达州一处疗养地的风景时，他透过那天堂般的外表，看到其中的衰败和污染。在这些“危险的风景”(riskscape，美国当代地理学家苏珊·卡特杜撰了这一词，来形容空气中漂浮的毒气对自然风景的侵害)中，哈利看到成排的棕榈树由于遭受干旱而枯死，看到蓝色的天空被“喷气飞机喷出的烟雾所污染”，看到“紫外线正把人体的扁平细胞烤成癌细胞”，看到“空气中弥漫的烟雾使人难以呼吸”。(注：JohnUpdike,RabbitatRest,NewYork:AlfredKnopf,1990,p.501.)如果说十九世纪的西方文学反映的是一个把自然当作医治人们精神创伤的社会，二十世纪的西方文学描写了一个把自然看成是经济源泉的社会，那么，当代美国文学作品中的自然描写所揭示的正是比尔·麦肯比(BillMckibben)所说的“后自然世界”(postnaturalworld)。在这个“后自然世界”里，人们对自然的需求仅仅是表面上的，尽管自然有时会激起人们的怀旧思想，有时会使人产生背井离乡的感觉，但它已经与实在的东西(theReal)无关。

尽管生态批评家为了创建生态诗学已经做了不懈的努力，但生态批评理论尚处在发展阶段，它还没有达到理论上的成熟，更没有形成一个系统的理论体系。美国学术界认为生态批评缺乏理论基础的也大有人在。《美国现代语言协会》杂志编委玛萨·班塔斯(MarthaBantas)认为“环境研究是软性的(soft)”，它不过是“拥抱树木的玩意”(“hugthetreestuff”)。(注：LaurenceCoupe,TheGreenstudiesReader:fromRomanticismtoEcocriticism,

NewYork:Routledge,2000,p.169.)尽管此话显得过激，但多少说明一些问题。

三、生态文学批评旨在解决的问题

多年来，生态文学批评一直就文学与自然环境的关系不断提出问题并试图予以回答。生态文学批评家经常提出的问题，除了诸如作者是怎样描述大自然、作品的主题是否反映生态环境意识、人应该如何对待大自然、人在自然中处于什么位置等之外，还包括这样一些根本问题：怎样确定自然与文化的关系?当代生态文学批评研究的方向和思路是什么?生态批评是不是一门“终极的科学”?怎样把生态文学研究与其他学科结合起来以便达到一个互补互利的结果?等等。

生态批评家们明确提出，生态批评的根本前提是：人类文化与自然世界密切相关。人类文化影响自然世界同时被自然世界影响。它研究的主题是自然与文化之间的相互关系。作为一种文学和文化批评，生态批评的主要任务就是，通过文学来重审人类文化，进行文化批判，探索人类思想、文化、社会发展模式如何影响甚至决定人类对自然的态度和行为，如何导致环境的恶化和生态的危机。正如乔纳森·莱文所说，“我们的社会文化的所有方面，共同决定了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生存的独一无二的方式。不研究这些，我们就无法深刻认识人与自然环境的关系，而只能表达一些肤浅的忧虑。……因此，在研究文学如何表现自然之外，我们还必须花更多的精力分析所有决定着人类对待自然的态度和生存于自然环境里的行为的社会文化因素，并将这种分析与文学研究结合起来。”(注：转引自王诺：《生态批评：发展与渊源》，《文艺研究》，2002年第3期，第48页。)生态批评就是要“历史地揭示文化是如何影响地球生态的”(注：JonathanLevin,“OnEcocriticism(ALetter)”,PMLA114.5(Oct.1999),p.1098.)。著名生态思想研究者唐纳德·奥斯特指出，“我们今天所面临的全球性生态危机，起因不在生态系统自身，而在于我们的文化系统。要度过这一危机，必须尽可能清楚地理解我们的文化对自然的影响。……研究生态与文化的历史学家、文学批评家、人类学家和哲学家虽然不能直接推动文化变革，但却能够帮助我们理解，而这种理解恰恰是文化变革的前提。”(注：DonaldWorst,TheWealthOfNature:EnvironmentalHistoryandecologicalImagination,

NewYork:OxfordUniversityPress,1993,p.27.)

生态论文篇5

在中学生物教材中，有许多供教师进行生态观教育的素材。在教学中我们应紧扣教材进行宣传、讲解生态环境对人类生存发展的重要性，帮助学生形成和建立生态观。这不仅是素质培养的一个方面，同时也关系到这一代人以后在生活中对自然环境的影响。教师如何紧扣具体教材进行生态观教育？例如

（1）植物绪论中讲到什么是生物？可结合花木丛生的秀丽山川，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这张挂图说明人类生存和发展依靠自然资源、自然环境。

（2）讲到绿色植物光合作用、呼吸作用、蒸腾作用时应给学生讲明植物对生态环境的调节作用，植物为人类提供了食品、能源、氧气；植物的根可固土防沙防风等。

（3）在讲授《根对水分和无机盐的吸收》时，可渗透到重金属污染物随植物水分和无机盐吸收进入植物体，并通过食物链危害人体健康。

（4）动物教材中海洋鱼类一节内容，教师可以让学生了解我国海洋生态系统面临的困境：近海域受到不同程度的污染，生态破坏已经比较严重。由于污染和生态破坏导致沿海、近海海洋生物物种减少，渔业资源衰退，质量下降。

（5）在《生物圈是地球上最大的生态系统》内容中，让学生探讨“生物圈2号”失败的原因，使学生意识到进行环境保护是实现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作为生物教师，应不断挖掘教材中涉及的环保内容，进行扩充，适时的渗透环保意识，这样才能在潜移默化中，达到对学生进行环境教育的目的。

二、剖析我国环境保护现状

我国以地大物博、资源丰富著称于世。我国土地面积约等于40个英国，17个法国，26个日本，位居世界第三。然而我们人均耕地面积仅有1.3亩。为了生活，我们与植物争夺地皮，与动物争夺食物，使我国动植物资源遭到破坏；为了生存大力发展工业，使淡水、海水污染，使土壤、大气污染。结果，当今地球雨林正以每年175公里的速度消失，40多种鱼类因污染和过度捕捞濒临灭绝，每年约有2.8亿人沦为生活在空气混浊的城市。环境资源是人类生存的基础和发展的条件，人们在深受自然生态破坏带来的苦难之后认识到：只有合理利用资源，保护生态平衡，才能实现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我国从中央到地方对环境保护日趋注重，1992年我国就出席了首次《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把每年6月5日定为环保日，并在每年的这一天以一定主题宣传人与自然。通过对环境现状的分析和环境保护的措施介绍，使学生懂得我们所生活的地球是怎样一个环境，同时要让学生明白我们国家关于环境治理，环境保护的决心和举措。

三、开展多样化教学活动

教学活动中，为了让学生更进一步了解我们周围环境现状，教师可以组织学生实地调查生活周围生态环境，在调查基础上，撰写“环境保护小论文”，“调查报告”或在学校内设立“环境宣传专栏”。通过这些活动引发学生对环境保护的进一步思考。在学习相关知识的基础上，教师结合实际确定“环境保护小论文”、“调查报告”等主题，确定调查的地点、时间、要求，让学生实地调查，把调查结果和调查中自己的认识、体会以“环境保护小论文”、“调查报告”形式书写出来。调查中可以请家长参与，一方面帮助学生完成调查，另一方面达到环境保护宣传目的。例如在耿马县，可对糖厂等进行调查，了解污染物、污染源对水质、土壤、植被、农业的破坏和影响，并访问环境保护局，了解我县主要环境问题，防污措施及执行情况，从而写出有据有理的小论文和调查报告，在小论文和调查报告中提出合理化建议，呼吁全县人民重视环境保护。通过环保主题的各种活动开阔学生视野，增长见识，同时也培养了学生的实际能力，在接受生态观教育中，热爱我们的大自然，在保护环境的生态意识中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增强生态意识。

四、联系生活实际

生态论文篇6

[论文摘要]生态生产力思想不同于传统生产力理论，它是对传统工业生产力的反思和超越，是人与自然和谐、共同发展与繁荣的生产力，它具有传统生产力所不具备的保护自然的功能。生态生产力是生产力发展的必然趋势，是社会和谐发展的动力，对促进我国的生态文明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一个全方位的系统工程，它需要一种和谐的生产力作为动力以推动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生态生产力倡导不断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改善生态环境，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推动整个社会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为我国生态文明建设指明了方向。

一、生态生产力实现了人类利用自然和保护自然两种能力的统一

传统生产力片面强调对自然的开发和利用，以致逐渐发展成为一种征服欲，这导致地球生态系统严重失衡，人类生产力的发展也难以为继。恩格斯曾经指出：“我们每走一步都要记住：我们统治自然界，决不像征服者统治异族人那样，决不是像站在自然界之外的人似的，相反地，我们连同我们的肉、血和头脑都是属于自然界和存在于自然之中的；我们对自然界的全部统治力量，就在于我们比其他一切生物强，能够认识和正确运用自然规律。”[1]人类伟大的主观能动性应该是如何在人与自然两类客观规律之间求得和谐统一，而不是简单地掠夺和征服。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劳动首先是人和自然之间的过程，是人以自身的活动来中介、调整和控制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交换的过程。”“为了在对自身生活有用的形式上占有自然物质，人就使他身上的自然力臂和腿、头和手运动起来。当他通过这种运动作用于他身外的自然力并改变自然时，也就同时改变他自身的自然。他使自身的自然中蕴藏着的潜力发挥起来，并且使这种力的活动受他自己控制。”[2]这表明人自身和自然界的一致性，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关系，“生产力当然始终是有用的具体的劳动的生产力”；同时也表明我们不能将生产力的功能仅理解为认识、利用和改造自然，除此之外，它还应该具有保护自然的功能。因此，在与自然界进行物质变换的过程中，人不仅要使自己的行为符合某一自然形态的发展规律，而且要使自己的行为符合整个生态系统的发展规律。

生产力对自然会产生一定的破坏作用，这种破坏作用主要发生在人们改造和利用自然的过程中，在生产力发展的一定历史时期内具有必然性，只要人们改造和利用自然，就会在一定范围内产生某种程度的破坏。生产力的这种破坏作用是由于它原有的功能不完善所产生的一种副作用。

在生态生产力中，生产力是开发利用客体自然满足自我生存发展的实践力，同时是保护客体自然的协调力和创造力。人类对自然的开发和利用应该充分考虑到资源的有限性和环境的承载力，建立一种从自然索取和对自然馈赠的平衡机制，接受自然资源、环境响应的临界约束。在对自然资源超常规利用而削弱或破坏生态功能面前，人类必须承担修复、治理、保护、建设的责任，提高资源、环境价值的保值和增值。以尊重自然的态度取代占有自然的欲念，以爱护自然的活动取服自然的行为，以保护自然的方式取代破坏自然的掠夺。与传统生产力只注重生产力表层的一面不同，生态生产力更着眼于生产力内在的一面对整个生态系统和谐发展的保障能力，这是它与传统生产力的根本区别。

二、生态生产力是生产力发展的必然趋势

生态生产力是突出生产力内部人与自然和谐统一辨证关系的生产力类型，它既关注生产，又关注生态。与传统生产力相比，它具有以下特点：（1）生态性，生态生产力是一种绿色生产力，它以保护生态为前提，以推动生态经济发展为目的，要求人类在发展经济过程中必须注意生态环境的保护，把对生态环境的破坏限制在其自净能力范围内，使生态环境能够满足经济发展的需要。（2）环境性，它把崇尚环境纳入生产力经济学发展的重要因素，为生产力经济学注入了新的生机与活力；（3）资源性。它把绿色资源的有序供给和有效供给结合起来，视为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支柱；（4）协调性，它坚持经济效益与生态效益的统一，要求把局部经济效益放在全球生态范围之内进行评价，强调人类社会与自然生态系统的共同发展，体现了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新理念。

随着科学和社会生产方式的发展。“社会化的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把它们置于它们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让它作为盲目你的力量来统治自己；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他们人类本性的条件下来进行这种物质交换”[3]马克思描绘出一副自然生产力和社会生产力相统一的、人与自然和谐的、经济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生态生产力的画卷。以生态生产力的发展推动社会的全面发展与进步，加强生态文明建设，是人类理性的必然选择，也是社会和谐发展的需要。

三、发展生态生产力，促进我国的生态文明建设

20世纪生产力空前进步，高科技迅猛发展，人类智慧惊人增长，世界面貌发生了革命性变化，但与此同时，人类全球性普遍忧虑却在增长：生存环境越来越恶劣，人口越来越多，资源越来越少，未来越来越令人担忧。早在100多年前，恩格斯就警告过人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每一次胜利，起初确实取得了我们预期的结果，但是往后和再往后发生完全不同的、出乎意料的影响，常常把最初的结果又消除了。”事实表明，没有良好的生态环境，就没有健康和谐的社会生活，更谈不上人的全面发展。

当代生态危机警示我们，传统的生产力理论已经不适应当代人类的实践，无法正确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工业文明时代已经走向衰落，这时应该倡导人与自然和谐的生态生产力，并建设新的、充满生机的生态文明。生态生产力坚持把获取自然资源的能力同保护和维持生态平衡的能力结合起来，以实现人类的持续性生存能力。人类的持续性生存应该是在生态持续平衡的条件下人类的世代延续和进步，人类的物质生产和生态保护等人类活动都应该着眼于人类的持续性生存，生产力的发展应该为这一目标服务。

发展生态生产力，统筹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要将人口增长控制在生态循环和资源可持续供给允许的范围内，同时注意尽可能充分发挥人力资源的作用，以尽可能少的资源消耗和环境代价生产出尽可能多的物质财富，缓解人口众多带来的压力和矛盾。

要依靠科技创新大力发展生产力，用清洁生产和循环经济理念指导生物资源和矿产资源的开发和利用，大力倡导资源的回收的再利用，发展可再生能源，减少自然资源的消耗，开发有利于环境保护、人类身体健康的生态产业和绿色产品，建立一种新的经济形态，实现良性循环，使环境保护与经济社会发展内在地结合在一起。发展循环经济是生态文明建设的关键所在，因为它坚持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自然发展的协调统一，能够获得经济效益最大化、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的最优化，是生态生产力发展的本质要求。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383－384

生态论文篇7

生态文明是“人类文明的一种形态，是指人类遵循人、自然、社会和谐发展这一客观规律而取得的物质与精神成果的总和；是指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和谐共生、良性循环、全面发展、持续繁荣为基本宗旨的文化伦理形态”[2]。而公众参与理论的先驱Arnstein认为：“公众参与是一种公民权力的运用，是一种权力的再分配，使目前在政治、经济等活动中，无法掌握权力的民众，其意见在未来能有计划地被列入考虑。”托马斯指出：“公民参与公共管理过程已经成为更多公共管理者直接面对的环境与情景。”[3]在分析公众参与生态文明的国内目前研究状况时，采取了文献研究的方法。近年来，我国学术界生态文明建设公众研究成果集中在：（1）公众参与对生态文明建设的意义。理论上，公众参与机制有助于增强公众自身的环境意识、发挥监督作用、提高行政效率[4]。公众参与机制具有权力平衡功能，其运作的效率直接影响到“控权”作用的发挥，为有效实施，必须改革[5]。（2）公众参与生态文明建设的主要途径。我国公众参与生态文明建设在我国的历史还不长，但已经摆脱了单纯由政府主导的局面，“以人为本”“生态文明”等可持续发展理念已日见深入人心。从公众参与生态文明建设的成长模式来看，公众参与的主体范围在扩大，方式和途径也多种多样，听证会业目前已成为主要形式之一，但仍然处萌芽期[6]。（3）公众参与生态文明建设的主要缺陷。公众参与形式的限制和欠缺，导致居民对于生态文明建设仅仅停留在原则性的层面上。（4）公众参与生态文明建设的对应措施。①“义务”向“权利”的转变；②确定公众参与的法律地位；③公众参与程序立法制度的完善，保障公众参与生态文明建设的具体实施；④加强执法，使公众参与不走形式；⑤提高公民素质，强化参与意识和参与实际能力。总体而言，公众参与机制有效运作的前提是生态文明意识的觉醒，“自发的”公众生态意识与公众参与机制的实施是一种相互促进的关系。然而，“我国公众环境意识的低下与公众参与机制运作的低效率却表现出双向制约关系。”[7]如果说生态文明建设意识的强化是公众参与机制运作的前提，那么对生态环境权的主张就是公众参与生态文明建设机制的实施基础[8]。但上述研究，对于公众参与生态文明城市建设的表达机制普遍在于理论层次的研究，缺少具有一定地域特点、深入实地、体现生态文明建设与公众参与性质的调查研究类研究文献，而这正是本文希望通过对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居民公众参与实践的调查来完善的部分。

2研究设计

2.1调研背景

创建公众参与和谐社会的氛围，是为了实现可持续发展、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同的发展。这将有助于提高政府和公众的满意度，促进政府和居民之间的良好互动，当然这种有效表达的实现需要一个良好的机制。公众参与是解决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方法和手段，只有发挥公众参与生态文明城市建设的积极性、尊重公众参与生态文明城市建设的知情权、给予公众参与生态文明城市建设的监督权，才能构建环境与经济发展的“双赢”。本文选取鄱阳湖生态经济区作为研究公众参与生态文明城市建设有效表达机制的主要载体。鄱阳湖生态经济区既承载着保护“一湖清水”的环境使命，又肩负着引领江西地区社会发展的经济功能，要以促进生态和经济协调发展为主线，努力把鄱阳湖地区建设成为全国生态文明与经济社会发展协调统一、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态经济示范区[9]，是研究公众参与生态文明城市建设的良好范本。

2.2问卷的编制

鄱阳湖生态经济区规划范围包括南昌市、景德镇市、鹰潭市，以及周边的九江、新余、抚州、宜春、上饶、吉安的部分县（市、区），全区共38个县（市、区），国土面积约5.12万平方公里，2008年实现地区生产总值3948亿元，年末总人口2006.6万人[10]。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生态文明建设中涉及的城市广、居民多、公众参与的全过程中涉及的方方面面头绪繁杂，本研究遵循了“查阅文献资料，专家访谈、预调研，界定选题，确定研究方法，开展问卷调查和社区访谈，统计数据分析，政策建议”的技术路线。通过查阅文献，对省内环境政策研究专家进行结构化访谈，同时对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内南昌、九江、景德镇、吉安和抚州等5个城市的热心市民进行开放式预调研，收集到公众参与生态文明城市建设建议与诉求67条。合并归纳后选取其中29个具有代表性的条目形成公众参与生态文明城市建设参与表达机制的核心问题部分，该部分分为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建设中公众参与机制的要素（10个问题）、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建设常见观点所持的态度（9个问题）和评价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建设各因素的重要程度（10个问题）等三个部分，采用五点评价法，要求被试者对问卷中的题项与自身的了解做出唯一回答。

2.3对象与方法

2.3.1对象

2011年10月至2012年3月，在南昌、景德镇、九江、抚州和吉安等5个城市通过便利抽样方法，让被调查者面对面填写问卷（自填式问卷）并当场收回，同时采用判断抽样的方法通过电话进行访问，最终回收有效问卷489份，有效率达到81.5%。通过表1中的数据可知，在有效回收的489份问卷中，男女比例、年龄构成、受教育程度、职业构成与地区构成均具有一定的覆盖面，虽然被调研人的年龄集中在18～30岁之间，这种情况造成的主要原因是该年龄的居民更加愿意配合我们的调研，这也从另一方面反映出公众参与的“新一代”年轻力量。综合上述情况，作为探究性研究而言，本次调研仍不失为一份宝贵的公众参与生态文明城市建设的第一手资料。

2.3.2方法

采用自制问卷，内容就被调查人对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的了解和参与程度，对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建设中公众参与机制的评价和被调查人基本情况进行了调查。调查前说明调查目的和保密原则，采取无记名方式并现场收回（或电话记录）。

2.4数据处理

采用统计分析软件SPSS17.0软件进行分析。

3研究结果与分析

3.1部分问卷回答的汇总

问卷的第1、2、3、4、8、9、10、11、18、19为鄱阳湖生态经济区调研问卷的基本部分：涉及被调研人的个人社会公益基本情况、被调研人对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的了解程度、参与程度、基本态度和参与途径等五方面。因为均为常规问题，非本次公众参与生态文明城市建设评价调研问卷的核心问题部分，所以仅进行分类汇总，其汇总百分比表如表2所示。通过该部分的数据，从Q1、Q2、Q3、Q4和Q10的回答情况，不难发现当前公众参与生态文明城市建设的热情（“希望参与”，32.5%）和参与情况（“有参与”，3.3%）并不乐观，大多数的公众处在观望状态（“只有与自己密切相关的项目才考虑参与”，16.6%），他们并不是十分热心（“只是关注但不会实质性地参与”，35%），但也不完全把自己视为局外人（“愿意尽量配合占”，76.1%），对于Q9，人们已不追求单纯的经济开发区建设（7.6%），而有了“生态经济开发区”（77.3%）的呼声，这与王素芳等人研究中所提出的“萌芽期”的结论是相吻合的，也说明生态文明建设公众参与机制的建立任重道远，公众参与意识的培养需要长效地培养。在培养时，宣传途径首选的是电视（29.2%）和网络（26.4%），参与途径可选择公开政府信息（65.6%）、微博（61.3%）、媒体热线（58.9%）、调查问卷（55.2%）和项目听证（50.3%）等，在引导公众参与时要把公众的意见落到实处，改良公众参与有效表达机制，提供便利可行的工作渠道，而不挫伤公众参与的信心与热情。既然引进公众参与，就不能“务虚”，出现走形式走过场，这值得某些政府相关职能部门深思。

3.2信度与效度检验

信度用来反映问卷测量结果的可靠性，对于江西省公众参与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生态文明建设的居民问卷调查核心问题部分进行了三个维度及一致性信度检验，其中，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建设中公众参与机制的要素、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建设常见观点所持的态度和评价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建设各因素的重要程度等三个维度的同质性系数分别为0.687、0.717、0.676，内部一致性信度的Cronbach’sAlpha系数为0.682，一般而言，该系数在0.6～0.8之间就可以表示内部一致可信度较高[11]。效度涉及调研结果是否正确，本次调研问卷的结构效度检验结构为：两两相关系数在0.213～0.519之间，各因素均显著相关。

3.3探究性因素分析

针对问卷核心部分的第一部分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建设中公众参与机制的要素和第二部分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建设常见观点所持的态度这两部分的结论，本文采用探究性因素分析。首先进行KMO和Bartlett球性检验，KMO的统计量为0.833，Bartlett球性检验值为8950.52（P=0.000），两者都达到了显著性水平，表明本文采用探究性因子分析的方法是适合的。根据研究结果选择的四个因子解释项目总方差达到78.44%，将这四个因子的命名和所包含的题项如表3所示，研究结果要表明建立和完善生态文明建设的有效利益表达机制，只有政府充分重视，对投资项目有效管理，提供公众参与的法律保障，提高公众参与程序的透明度才能构建政府、企业、公众三者协调的耦合机制；就公众而言有效利益表达需要提高自身的素质，比如对公共事务的信心与责任感、参与公共事务的信心与责任感和参与意识等。除此之外，为了使公众参与生态文明城市建设的有效利益机制发挥其积极的作用，还必须匹配相适应的议事协调制度和信息平台建设，加大宣传，明确公众参与的范围、比例、专业要求和奖励措施等等。

3.4公众对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建设的关注情况

问卷的第三部分主要回答评价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建设各因素的重要程度，考查被调研人对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建设中的关注事项，进而回答公众在参与生态文明建设时更加关心的问题。在问卷设计中将生态文明建设可能带来的益处分了促进经济发展、增加就业、增加财政收入、增加居民收入、改善居住环境、提升江西品牌影响力、提升江西旅游资源水平等十个方面，采用五点评价法对其重要程度进行调研，这十项评价的平均分依次为：3.26、2.99、4.10、2.61、2.81、3.44、3.25、3.82、3.25、3.31，评价分越高，代表公众在参与生态文明建设时越加关注，关注程度前五项依次为：改善生态环境、提升江西的品牌影响力、增强环保意识、促进经济发展和提升江西的旅游资源水平。为了研究参与的不同人群结构（是否在鄱阳湖湖区、年龄、公益热心程度和工作性质等）对生态文明建设关注程度的差异，在SPSS17.0中对数据进行了独立t检验，其结果如表4所示。鄱阳湖经济区比非鄱阳湖经济区的公众更加关注“增加财政收入”，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较多地投入于地方经济的发展，而非鄱阳湖经济区的民众并不能享受到这部分的收益，所以在非鄱阳湖经济区公众利益表达机制中该部分差异显著。从年龄段而言，18～30岁的公众对于体现发展的“促进经济发展、增加就业、增加财政收入、增加居民收入”的四个指标比其他年龄段更加关注，18～30岁正是人生发展的年龄，正所谓“三十而立”，而个人的进步必须与社会的进步同步，同时该年龄段的公众因为处于财富积累初期，故对收入也较为敏感。基于自身利益出发，职员与其他人员在“吸引外资”和“增加财政收入”有显著差异，外资的投入、财政收入的增加对于职员而言意味着更好的就业环境、可能的更高收入或者潜在的发展平台，这也是自身利益表达机制的一种体现。而热心的公益人士比不热心公益的人士更加关注“改善生态环境”，对外界环境的关注本就是公益人士的特点之一。通过上述分析，在生态文明建设公众参与的表达机制中，不同居民的参与诉求的出发点是“和而不同”的，必须予以充分的尊重和考虑，否则由于自身关注度的冲突，公众参与也有可能如“散沙”般形成不了合力，那样的话，对生态文明建设能够产生的影响将十分的有限。

4结束语

生态论文篇8

随着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生态文明影片以其新颖的形式、丰富的内容、美好的寓意在无形之中影响着当代大学生的价值追求，并通过高校思想政治课的途径来广泛地宣扬生态文明保护意识。生态文明影视作品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导向功能:引导大学生正确地认识生态问题，使其树立可持续发展观念

生态文明影视作品作为影视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通过对大自然美好风景的展示和对破坏生态平衡后果的描述充分反映了生态保护问题的重要性与迫切性，大学生在观看生态文明影视作品时会受到精神上的启迪，这样不仅加强了对社会主义优秀意识形态的宣传，同时，也对建设全面发展的和谐社会具有重要的意义。影视文化根据大众的心理需求创作一些反映社会正确价值观的作品来对观看者进行视觉和心理的刺激，从而激发其内心对美好事物的追求，这种影视文化的机制对于形成全社会共同的价值观具有重要作用。例如:在天安门广场上播放的宣传片———《努力走向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新时代》是对祖国现阶段所面临的空气质量问题以及环境保护相关问题所提出的最新战略部署，突出了大力弘扬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像这样通过对以生态文明保护为题材的宣传片的播放，将其中的正面价值观日渐融入大学生的民族气质里，使每位大学生在观看此类影片后都能对生态问题产生正确的认识，并体会到走可持续发展道路的重要意义。

(二)激励功能:激发大学生的生态保护责任意识，使其形成生态道德观

生态文明影视作品影响着大学生思想政治、道德品质的形成，简单来说，就是通过生态文明影视作品中所展示的生态观来激发学生对生态文明保护的责任意识，从而使其形成正确的生态道德观。例如:影片《鄱湖浪》描述的关于鄱阳湖退田还湖以及建设生态经济开发区的曲折过程，讲述了潘阳湖近半个世纪的生态文明建设的故事，展示了人们对生态文明保护观念的认同与保护生态文明的努力实践。

(三)实践指导功能:帮助大学生养成良好的生态行为习惯，促进社会和谐发展

对大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实质就是对学生进行思想层面、价值观层面的教育。运用生态文明影视作品对大学生进行生态文明教育，从而指导学生的实际行为活动并使其养成良好的行为习惯，这对促进社会全面发展、和谐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例如:纪录片《守望》就充分地体现了生态文明影视作品对社会实践的指导作用。该片细致地描述了福建人怎样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去保护大自然的平衡发展以及与大自然和平相守的感人故事，也提出了今后我国环境将面临的生态难题，以此来警示众人。通过此类生态文明影视作品对大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其最终目的就是要使受教育的大学生将其所接受的思想认识、道德内容自觉地转化为自身稳定的心理素质和人格品质，继而将这种优秀的品质转化为现实行动和行为习惯。

二、生态文明影视作品的发展方向

“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这是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基本要求。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各种思想文化相互碰撞，影视作品的制作方必须积极配合高校做好对社会主义价值观的宣传活动，充分利用高校思想政治课的平台，将影视作品引入到高校思想政治课中去，这是丰富思想政治教育形式、增强生态文明影视作品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影响的现实需要。

(一)倡导主旋律，弘扬社会主义生态价值观

大学生是当今社会弘扬生态价值观的主要力量，通过对大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途径来提高学生的生态文明素质，对于将我国建设成为美丽、文明、和谐、无污染的现代化国家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高校作为培养现代人才的摇篮，应该将弘扬社会主义生态价值观这一主题贯穿于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使大学生成为社会主义生态价值观的传播者和践行者。对当代大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如果一味地采用传统的、单一的书本式教学，非但不能满足大学生的心理需求，反而会导致大学生产生抵触心理。因此，在创作影视作品时，要想达到完美的教学效果，就必须倡导生态文明的主旋律，积极弘扬社会主义生态价值观念，促使学生主动关心生态问题，主动参与生态文明活动，充分发挥影视作品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学中的重要作用。

(二)弘扬传统生态文化，培养生态文明行为

生态论文篇9

关键词：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生态道德；生态危机；福斯特；奥康纳

中图分类号：B089.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4）10-0032-02

当代西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起源于20世纪70年代，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掀起的绿色运动思潮的重要理论。该理论是由威廉・莱斯、本・阿格尔、安德烈・高兹、詹姆斯・奥康纳、约翰・贝米拉・福斯特等一大批知名学者创造、发展的，并引起了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深切关注。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快速传播为各个国家探索如何加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一个重要的理论借鉴。那么，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理论是什么关系？它的内容又是什么？它在生态道德方面有什么样的新内容？西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对我国生态文明建设是否有借鉴意义？本文意在从以上几个方面把握当代西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并为党的十以后推进我国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一种理论上的借鉴。

一、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

关于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关系历史上争论不断。有些西方学者认为，马克思主义理论中没有关于生态学的相关思想或者直接论述，据此认为马克思不是生态主义者；另一些西方学者则持相反观点，他们认为马克思是伟大的生态学家，马克思关于社会主义的论述是最早的生态社会主义理论。因此，我们有必要对两派的观点再加以考察，以便厘清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关系。

英国著名的生态学者戴维・佩珀在《生态社会主义:从深层生态学到社会正义》中提到“马克思主义并没有扎根于生态学,因为历史唯物主义的传统解释强调的是人类如何改变自然并贬低自然对人类的影响和自然经济的规律”[1]89马克思所在的年代是19世纪中叶，大量的工厂兴起，资本家雇佣大批的劳工生产大量的产品，社会经济发展迅速，绝大多数的工人和农民生活困苦，资本家和工人之间的矛盾特别突出。马克思看到的都是带着血的钞票、肮脏的交易和裸的剥削。因此，马克思指出“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马克思更关注的是如何使工人从资本家的奴役和剥削中解放出来。正如美国著名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詹姆斯・奥康纳所指出的“历史唯物主义事实上只给自然系统留下了极少的理论空间,而把主要内容放在了人类系统方面。在历史唯物主义的经典阐述中,决定物质生产和自然界之间关系的,主要是生产方式,或者说是对劳动者的剥削方式,而不是自然环境的状况和生态的发展过程。……自然界之本真的自主运作性,作为一种既能有助于又能限制人类活动的力量,在该理论中却越来越被遗忘或被置于边缘的地位”[2]7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我们无法从马克思的原著中直接找出关于生态学的明晰的文本。

尽管马克思没有关于生态学的直接文本，但是“马克思的世界观是一种深刻的、真正系统的生态世界观，而且这种世界观是来源于他的唯物主义的”[3]3。当代所指生态危机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资本主义社会制度，通过历史唯物主义方法的研究，我们发现无论是中国还是西方国家从原始社会到封建社会并没有发生生态危机，因为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人们必须依赖自然而生存，人们对自然抱有一种敬畏和感恩。马克思站在无产阶级立场深刻批判了资本主义制度并要求全世界的无产阶级联合起来反对资本主义社会。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本质上是由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决定的，马克思实际上为我们改善生态环境和生存环境提供了一个深刻的世界观和有效的方法论。因此，我们发现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在生态学方面的延续和发展，二者的立场和目的完全一致。从这个意义上讲，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新的发展和“补充”。因此，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在当代的发展和延续。

二、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主要思想

了解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对我们吸取西方国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经验教训是有必要的。

“异化消费”理论。该理论由加拿大学者本・阿格尔首先提出。阿格尔认为生态问题是由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人们过度追求消费造成的。“历史的变化已使原本马克思主义关于只属于工业资本主义生产领域的危机理论失去效用。今天,危机的趋势已转移到消费领域,即生态危机取代了经济危机”[4]486。一方面，在资本主义社会里生产单位通过媒体、政策和快速更新换代推陈出新的产品刺激民众，促进大众消费；另一方面，高强度高压力的劳动强度让人们不得不通过消费来转移注意力释放压力。因此，人们只能以消费和占有社会资源为手段来提高自己的幸福感和存在感，消费的目的不是满足生活的基本需要而是占有更多资源。占有欲的膨胀和永不满足的贪欲加速了资本主义国家资源枯竭的趋势。而快速消费的结果是产品的消耗、巨额利润的产出、资本主义生产体系的发展。

“资本主义二重矛盾”理论。该理论是由美国著名学者詹姆斯・奥康纳首先提出的。所谓的二重矛盾是指资本具有经济危机和生态危机的两重矛盾。一方面，资本主义无休止的生产和追求利润导致自然界无法供给资本主义生产所需的生产资料，从而使资本主义社会化大生产受到严重的制约，利润严重削减，资金链断裂，最终爆发经济危机；另一方面，即便受到自然资源的制约，资本主义社会化大生产仍要突破生态的限制，通过技术改进和寻求新的能源来达到掠夺自然资源的目的。

福斯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该理论区别于其他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提出了两点自己的看法：第一，由于资本主义制度本身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性，资本主义必将走向灭亡。由于资本主义制度的本性是追逐利润扩大生产，而生产的无限扩大需要无限的资源，生态系统本身的周期根本满足不了资本快速扩张的需求，因此资本主义社会必然会出现经济危机最终走向灭亡。第二，资本具有短期行为，为了利润，资本家会不择手段。福斯特指出“资本需要在可以预见的时间内回收，并且确保要有足够的利润抵消风险，并证明好于其他投资机会。……这样一来，资本主义投资商在投资决策中短期行为的痼疾便成为影响环境的致命因素”[5]3-4。

三、利用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初探生态新道德的内容

根据上述观点，新的生态道德标准应该具有两个基本内容：第一，将个人权利和社会正义适当结合，使生态道德与自由主义相对立，限制自由主义的过度发展和蔓延；第二，鼓励奉献而不是占有，西方社会的生态问题给我们的深刻教训是人们更关注自己占有了多少资源而对怎样占有漠不关心，哪怕是牺牲生态环境、破坏环境资源，所以要提倡奉献，鼓励人们多讲自己为社会做了什么，少讲社会为自己做了什么。

四、借鉴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初探我国生态文明建设

党的十报告中明确指出“面对资源约束趋紧、环境污染严重、生态系统退化的严峻形势，必须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因此，借鉴西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我国生态文明建设提出以下三点建议。

第一，加强国企在生产上游中的地位，提高国企在资源性行业中的数量和质量。通过福斯特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我们发现造成生态危机的根本原因在于资本的本性。据此，一方面我们应该限制民营资本、外国资本在生产上游特别是资源领域的数量和质量，防止资本在资源领域出现“短期行为”，减少资本对能源的过度过快索取；另一方面，加强国家在生产上游的国家行为，不仅能让国企的利润以税收的形式惠及全民，还会让资源的开发有序进行，让国企的行为受全民监督，让资源的开发纳入国家战略规划，有效地加强了生态文明建设。

第二，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及早转变、淘汰低生产效率和重复生产的行业或企业。首先，通过货币政策增加低生产效率企业的贷款利率，促使该类型的企业尽早撤出或淡出市场；其次，利用法律手段提高粗放型生产企业的准入门槛，减少这种企业的新成立数量；最后，利用税收手段鼓励高科技企业出口科技产品，加快出口结构的调整。

第三，开展环境运动，将生态道德纳入到个人道德中，树立生态的“居住观”。首先，将生态道德纳入到个人道德之中，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传统道德缺少必要的生态观，为此应该将人们的行为是否符合生态安全作为真善美的标准，以此来改造传统道德；其次，树立生态的“居住观”，将生态的“居住观”列入到基础教育，从娃娃抓起，教育人们学会如何在“地球村”生活；最后，“环境运动应该选择一种和生态协调的以人为本，特别是以满足穷人基本生活需要以及确保生态长期安全的新的社会形态，保证环境公平”[6]93-94。

参考文献：

[1]戴维・佩珀.生态社会主义:从深层生态学到社会正义[M].刘颖，译.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5.

[2]詹姆斯・奥康纳.自然的理由――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研究[M].唐正东，臧佩洪，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

[3]约翰・贝拉米・福斯特.马克思的生态学――唯物主义与自然[M].刘仁胜，译.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

[4]本・阿格尔.西方马克思主义概论[M].慎之中，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

[5]约翰・贝拉米・福斯特.生态危机与资本主义[M].耿建新，宋兴无，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

生态论文篇10

关键词：资本；生态危机；生态文明

中图分类号：B82-058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

20世纪中叶以来，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自然环境空前恶化。越来越多的科学家和思想家指出，全球生态环境的恶化将是21世纪人类面临的最大威胁。但在反思生态危机的根源时，人们的观点却莫衷一是，有的将其归结于科学技术，有的将其归结于人的贪婪或人的认识，还有的将其归结于人的消费。事实上，他们的探讨并没有抓住问题的根本，那么，什么是问题的根本呢？问题的根本在于，要审视当前人类的生态危机，就要先审视当前整个人类社会所处的时代背景。当前我们所处的时代，从本质上看依然没有越出马克思的资本批判理论所指涉的范围，即依然处于资本时代。对于任何当代社会问题的研究都不能脱离这一时代背景，对生态问题的研究亦是如此。在当代生态环境日益恶化的情况下，立足资本时代的视角研究生态危机的根源，对正确认识和解决当代生态环境问题，探索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有效途径，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一、资本的本性与资本时代

资本是资本时代的核心要素，是现代社会一切现象的起因、动力和内在灵魂。作为能够带来剩余价值的价值，资本的本性就是不受束缚地追逐利润的最大化，通过扩张而增殖自身。马克思一针见血地指出：“资本只有一种生活本能，这就是增殖自身，获取剩余价值，用自己的不变部分即生产资料吮吸尽可能多的剩余劳动。”[1]马克思的这一精辟见解不仅指出资本的本能在于增殖自身，还指出了资本扩张的起点是生产劳动。正是在生产劳动中，资本通过对活劳动的吸吮、对工人所创造的剩余价值的攫取而使自己不断地增殖和膨胀。通过这种增殖和扩张，资本的权力越来越大，它不再单单是一种经济权力，而是成为现代社会全部权力的基础；它也不再是单纯的地区性权力，而是成了世界性的权力，将整个人类社会推入资本时代。资本的本性是增殖和扩张，于是在此时代中，“文明的一切进步，或者换句话讲，社会生产力的任何增长――例如科学、发明、劳动的分工和结合、交通工具的改善、世界市场的开辟、机器等――都不会使工人致富，而只会使资本致富，也就是只会使支配劳动的权力更加增大，只会使资本的生产力增大”[2]268。

对于资本的增殖和扩张本性，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形象地写道：“资本害怕没有利润或利润太少，就像自然界害怕真空一样。一旦有适当的利润，资本就大胆起来。如果有10%的利润，它就保证到处被使用；有20%的利润，它就活跃起来；有了50%的利润，它就铤而走险；为了100%的利润，它就敢践踏一切人间的法律；有了300%的利润，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绞首的危险。”[3]追求资本的不断增殖构成资本主义社会最基本的原则。

惜一切代价，甚至是人的生命。美国当代著名学者和社会活动家克沃尔在《自然的敌人》一书中以活生生的事实揭示了资本的本性。1984年12月，美国的跨国公司联合碳化物公司在印度中央邦首府博帕尔开办的一家农药厂发生严重的毒气泄漏事故，给当地居民带来了巨大的灾难，造成了大量人员伤亡，震惊世界。对于伤亡人数，各种说法可能不一致，但事故造成的大量人员伤亡是公认的。据克沃尔介绍，在博帕尔毒气泄漏事故中，大约造成8000人死亡，超过50万人受伤，受伤者中有5万~7万人无法治愈。在此后的二十几年里，受害者中每个月都有人死去，直到今天，还有受害者深受身残折磨。克沃尔说：“这是历史上最为严重的工业事故，博帕尔已经成为工业进程给人类带来危险的代名词以及生态灾难本身的象征。”[4]28在克沃尔看来，这场灾难的直接原因不在于工人操作上的失误，也不在于这个公司特别贪婪，“而是这个制度要求它不断削减成本，获得更多的利润”[4]35。公司之所以在印度投资，就在于能够获得超过国内的利润。造成这场灾难的根本原因是尽可能地减少成本。为了降低成本，公司留下了很多安全隐患，甚至以发展中国家人们的生命为赌注。设在印度的工厂和设在美国本土西弗吉尼亚的工厂在生产设计上是一样的，然而在环境安全防护措施方面却采取了双重标准。印度博帕尔农药厂只有普通的装置，而设在美国的工厂除装置外，还装有电脑报警；博帕尔农药厂建在人口稠密地区，离火车站只有两英里，而美国本土的同类工厂却远离人口稠密地区；在美国，工人的安全防护措施是完善的，而在印度，公司则拒绝给工人配备应有的安全防护措施。克沃尔指出，如果工厂设计得更合理些，安全措施更完备些，博帕尔那样的悲剧就有可能避免。

为了获得利润，资本甚至不惜以牺牲人的生命为代价，那么，牺牲一些青山绿水以及干净的空气和宝贵的森林又有什么值得奇怪呢？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谈论异化的时候，不仅是指劳动异化，也是指自然异化。而且马克思指出，不管是劳动异化，还是自然异化，都是由私有财产和金钱的统治造成的。可以说，为了最大限度地追逐利润，资本在残酷地掠夺和剥削工人的同时，也必然向大自然展开残酷的掠夺，而丝毫不去考虑也不可能去考虑这种掠夺对自然生态环境的长远影响。作为资本时代的核心要素，资本的本性不仅决定了资本的反人性，也决定了资本的反生态性。

二、资本的反生态性

自然界对人类社会的重大意义是不言而喻的，整个人类社会的存在与发展都依赖自然界。“自然界起初是作为一种完全异己的、有无限威力的和不可制服的力量与人们对立的，人们同自然界的关系完全像动物同自然界的关系一样，人们就像牲畜一样慑服于自然界。”[5]而到了人类社会发展的第二大阶段――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社会阶段后，事情发生了变化。如果说“上帝创造了一个自然的世界，资本则创造了一个人工的世界，资本作为新的造物主而领有现代世界的一切”[6]，包括自然界。在此阶段中，自然界不再是神秘莫测之物和恐惧的力量，而“不过是人的对象，不过是有用物。它不再被认为是自为的力量；而对自然界的独立规律的理论的认识本身不过表现为狡猾，其目的是使自然界（不管是作为消费品，还是作为生产资料）服务于人的需要”[2]393。

为了增殖和扩张，资本驱使着它的人不断向自然界开战，企图把整个自然界作为有用物投入到资本生产中去，把人与自然的关系变成单纯的功利关系、占有关系。一方面，资本的扩张本性使资本主义不得不最大限度地进行扩大规模的生产，而降低生产成本的愿望又驱使它到处寻找廉价的原材料和劳动力，这就致使资本要不断地、毫无节制地榨取自然界的各种有利资源，对自然界进行杀鸡取卵、涸泽而渔式的掠夺性开发，结果造成了人与自然的矛盾日益激化。另一方面，资本的扩张本性也使资本主义不得不最大限度地刺激消费。“每个人都指望使别人产生某种新的需要，以便迫使他作出新的牺牲，以便使他处于一种新的依赖地位并且诱使他追求一种新的享受”[7]120，“工业的宦官顺从他人的最下流的念头，充当他和他的需要之间的牵线人，激起他的病态的欲望，默默盯着他的每一个弱点，然后要求对这种殷勤服务付酬金”[7]121。消费品的迅速增长和消费主义的盛行，是资本扩张本性的必然产物。而这又必然会加剧生态环境的失衡。因为消费主义的盛行和消费社会的到来，会进一步刺激生产规模的扩大，从而带来更多的自然资源的消耗和废弃物的排放，其结果是在人与自然的物质变换过程中出现无法弥补的裂痕。正如福斯特所指出的：“资本主义经济把追求利润增长作为首要目的，所以要不惜任何代价追求经济增长，包括剥削和牺牲世界上绝大多数人的利益。这种迅猛增长通常意味着迅速消耗能源和材料，同时向环境倾倒越来越多的废物，导致环境急剧恶化。”[8]3

资本的本性决定了它不会承认任何界限的存在，它要打破一切加之于自身的限制，以实现自身利润的最大化。如今，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资本更是要利用其先发优势，扩大自己的运动空间，把自己的触角尽可能地伸到世界的每一个角落。在资本的推动下，不断扩大产品销路的需要，驱使资本的人奔走于世界各地，到处建立联系，将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在全球推广，结果是引发全球性的经济危机和生态危机。

全球气候变化是最具有全球性的、最具杀伤力的。在反对全球变暖的运动中，科学家、政治家、社会活动家、各国政府首脑等都在分析全球变暖的结果以及设想如何遏止全球变暖。但结果如何呢？受制于操作和欺诈的《京都议定书》，只不过是起着扩张资本的作用，使西方发达国家从气候变化中牟利，根本不能解决全球变暖问题。一些公司表面上的环保行为仅仅是出于利润需要的公关活动，是以绿色为幌子来掩饰其反生态的行径。比如，借助“碳排放权”这一概念，西方发达国家的碳基金公司不但将碳排放权商品化，还推动了国际碳排放交易市场的繁荣发展。借助碳排放交易机制以及清洁发展机制，西方发达国家轻松逃脱减排义务，并再次站在世界经济伦理的检阅台上，为全球经济启动新的游戏规则，而发展中国家却靠牺牲本土资源和生态环境再次沦为西方资本主义的附庸。

前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劳伦斯・萨默斯(Lawrence Summers)曾这样说过：“在你与我之间，难道世界银行不应该鼓励更多的污染工业转移到最不发达国家吗？我认为，向最低工资水平的国家倾倒有毒废物背后的经济逻辑是无可非议的。我们应该面对这一事实……我总认为非洲一些人口稀少的国家远未被污染，它们的空气质量与洛杉矶和墨西哥城相比，没有得到充分的利用。”[4]82对于萨默斯的这种论调，福斯特曾经指出，它表现出了十足的生态帝国主义的恶习。萨默斯以十分轻蔑的态度来对待第三世界和生态环境问题，并不是因为他丧失理智，而是他作为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本质的暴露，是资本积累的经济扩张主义的逻辑必然。“作为世界银行的首席经济学家，萨默斯的作用是为世界资本的积累创造合适条件，特别是在涉及资本主义世界的核心时更应如此。无论是世界大多数人的幸福，还是地球的生态命运，甚至资本主义制度本身的命运，都不容许阻碍这一执著目的的实现。”[8]55

残酷的资本竞争、金融资本的短期利益追求、庞大的公司规模和冷漠的官僚管理体制，所有这些都使资本距离自然越来越远，远到现实的自然反倒成了抽象的有用物。人们想当然地认为自然提供给我们的资源是源源不断的，自然容纳和化解毒害废弃物的能力也是超凡的，人类是可以为所欲为的，因为大自然像母亲一样是无限宽容的，但所有这些想法都是极端错误的！当人们意识到生态环境问题的严峻性，关于“绿色”、“环保”“低碳”的神话便诞生了。环保汽车、环保购物袋、环保电池、环保家用电器等，仿佛只要消费了这些冠以“绿色”、“环保”等字的商品，人们便可以轻松地卸下心中的负罪感和对于生态环境恶化的焦虑感，一如既往地“过度消费”。实际的结果是，消费主义化了的环保或者说商品化、资本化了的环保，根本面对不了真正的环境问题，也根本解决不了生态危机，因为这样的环保并没有触动资本本身，也没有触动资本主义制度，反而是以“绿色”、“环保”、“低碳”的名义被资本收编，成为资本获利的工具。

三、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要从监管资本着手

党的十七大报告在规划2020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时，明确提出建设生态文明的要求：基本形成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产业结构、增长方式、消费模式，使循环经济形成较大规模、生态环境质量明显改善、生态文明观念在全社会牢固树立。这一奋斗目标的提出是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需要，也是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的需要，更是解决改革开放以来与经济增长同步出现的比较严重的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的社会现实问题的需要。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环境保护工作不断得到加强，民众对生产生活环境质量的要求也不断提高，但由于我国的经济增长基本建立在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的传统发展模式上，所以也出现了比较严重的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资源相对短缺、生态环境脆弱、环境容量不足，逐渐成为中国发展中的瓶颈问题。如果这些瓶颈问题得不到妥善解决，将会直接影响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宏伟目标的顺利实现，甚至影响到中华民族的生存和长远发展。正是基于事态的严重性，中央明确提出了建设生态文明的要求。

如前所述，资本的本性是反生态的，那么，是不是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就要反资本，甚至消灭资本呢？不是的。虽然说资本的本性是反生态的，但在人类社会目前的情况下，资本还不会退出历史的舞台，因为它的历史积极作用还没有完全发挥出来。在资本的不可遏止的扩张中，资本促进了现代社会生产力的巨大发展，开创了世界历史，也推动了人的全面自由发展，尽管是通过异化的手段。在开创世界历史的过程中，对于凡是低于现代资本生产方式水平的地区、国家和民族来说，资本必然要以势不可挡、横扫一切的威力“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9]。这是一个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自然历史过程。而对于那些低于现代资本生产方式水平的地区、国家和民族来说，资本依然具有变革和推动历史前进的某种进步因素。这也是马克思所充分肯定过的“资本的伟大的文明作用”。对于中国来说，目前“资本的伟大的文明作用”也是不可或缺的，中国还要利用资本进行经济建设，促进经济发展，要使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融入到世界历史的发展潮流之中。另外，要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也离不开资本的支持，因为生态文明建设需要真金白银，需要大量的资金支持。因此，对于中国的生态文明建设来说，关键在于解决好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方面，要走出GDP主义的诱惑，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改变单纯地以GDP的增长作为经济发展衡量指标的做法；另一方面，要积极发挥社会主义国家宏观调控的优势，加强对资本进行有效有力的监管，尽可能使资本对生态环境的破坏降到最小，从而使资本在服务于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发展的同时也服务于生态文明建设。

就第一个方面来说，关键在于转变思维模式和做法。不可否认，对于社会主义社会的资本来说，不管是公有资本，还是非公有资本，它们都具有资本的一般本性，即追逐利润最大化。在实践中，社会主义社会的资本也存在着片面追逐利润最大化的现象，这尤其表现在某些地方政府和企业对GDP的顶礼膜拜上。作为一种极端现代化的意识形态，GDP主义正是资本狂热地追求最大化地增殖自身的本性的体现。在社会主义社会中，一些资本所有者为了实现自身利润的最大化，不惜违背社会主义社会的道德，甚至违主义社会的法律。最近屡见报端的食品安全事件和饮用水污染导致的群体性致病事件，都将事实真相指向了一个方向：公有资本的经营者和非公有资本的所有者都不同程度地被资本获利的逻辑诱惑和奴役，俨然沦为了资本获利逻辑的工具。所以，中国要进行生态文明建设，首要的任务就是要走出GDP主义的诱惑，走出单纯地以经济增长作为社会发展衡量指标的思维模式，将经济社会的发展置于更开阔的视野中。具体来说，就是要树立科学的发展观，将以GDP为本的经济发展思维模式，转变为真正以人为本的经济发展思维模式。而且，这里的以人为本，不仅是指以当代人为本，还指以后世子孙为本；不仅指为满足人的当下基本需要为本，还指以人的长期保障和长远发展为本。要实现这一点，就必须抛弃GDP主义及与其相伴随的以金钱驱动为特征的经济盈亏底线，以可持续性的而非掠夺性的方式对待自然。“过去我们对大众为物质福利而进行的斗争主要是从经济的角度去理解，而现在这种斗争则日益呈现出更加广阔而完整的环境背景……我们的斗争将告诉我国：解决环境问题的方法必须超越盈亏底线。这才是21世纪的真正希望所在。”[8]34-35需要指出的是，这里所强调的走出GDP主义，并非意味着主张经济不能再增长或发展了，这对于仍然处于贫穷状态的地区和国家来说是既不公平也不现实，而只是想强调说明人们对经济发展内涵的理解应该更加全面。就像科学发展观所强调指出的，科学发展不是不要发展，特别是经济发展，因为任何社会的发展都要以经济发展为物质基础。

就第二个方面来说，关键在于积极调控和监管。如前所述，对于中国的经济发展来说，资本依然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资本还要在中国社会中存在相当长的时间。那么，对于中国的生态文明建设来说，一个非常重要的现实问题就是如何协调好经济增长和资本扩张与生态文明建设之间的关系。虽然资本具有反生态性，但社会主义社会毕竟具有特殊性，社会主义社会的资本也具有其特殊性。拿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来说，它是以公有制为主体的，这就能够保证国家对国有、集体等公有资本以及外资等非公有资本进行强有力的宏观调控，进行有效有力的监管以及科学合理的安排和利用。为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国家和政府的思路应该是将经济发展和资本赢利与生态文明的建设进程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的整体目标结合起来，使资本的赢利在促进经济发展的同时也促进生态环境的良性发展，服务于生态文明建设，从而规避因片面追求经济增长和资本赢利而破坏生态环境的风险。我们认为，这是可以做到的。具体来说，国家和政府一定要有所作为，加强对经济的干预和引导，对资本的运作进行有效监管，实施强有力的宏观调控。比如通过制定和实施相应的经济政策和计划，对经济活动参加者的经济行为进行引导和制约，扶持新兴绿色产业的发展、奖励积极采用绿色技术的企业、严格限制企业的排污量等。再比如通过制定、完善和运用经济法规来调节经济活动，通过法律法规来赏罚分明地规范各类经济活动主体的各种经济行为。

当然，社会主义社会如何利用资本服务于经济发展的同时也服务于生态文明建设这个问题，应该说是一个新问题，也是一种新思路，还需要深入研究，毕竟它涉及一系列的现实问题，如思想观念的转变问题、官员的政绩考核方式问题、相关法律法规的健全和执行问题等。但笔者相信，随着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向前推进和生态文明建设的大规模展开，人们对这个问题的思考和研究会很快多起来。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260.

[2]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3]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871.

[4]KOVEL J. The enemy of nature:the end of capitalism or the end of the world[M].London ＆ New York: Zed Books，2007.

[5]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81-82.

[6]毕会成.他们为什么不用节能灯读书[M].北京:三联书店,2011:21.

[7]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