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主义文学范文10篇

生态主义文学范文篇1

最近在好几个场合听到这样的质疑：生态文学家或者生态批评家不够重视艺术性。我想简略答复一下：生态文学的前提是生态的——对待自然、表现自然和表现人类时的思想观念是生态的，而非人类中心主义或者环境主义的。没有这个前提，再艺术、再有诗味的诗也不是生态诗；在有了这个前提之后，我们希望诗人更注重艺术性。但是，除了传统的艺术性之外，我们特别希望生态作家能创造出生态文学独具的艺术性。

生态批评之所以对文学性、内在研究说得不多，并非研究者不想说，而是很难说。严格意义上的生态批评所要研究的文学性是生态的文学性，而非人类中心主义文学传统的文学性，否则就不是具有特色的研究和批评了，如果生态批评大谈特谈结构、韵律、意象、想象、象征、情感等其他任何传统的批评都能做也都做过的研究，那还叫生态的批评吗？同理，如果生态文学的艺术性是传统的人类中心主义文学或现代的环境文学都具有的艺术性，那么它在审美艺术方面还有“生态的”特色吗？问题的关键在于是否存在、能否找到、能否论证生态文学所独具的、与传统的描写自然环境和人与自然关系的文学截然不同的审美和艺术特征。如果对于生态文学作品的美学分析和艺术分析，与对非生态文学、对环境文学的同类分析基本一样，那么这样的美学艺术研究就失去了生态批评的特色。与其没有特色，还不如不予突出强调。其实，不仅仅是生态批评，当代的许多批评流派，比如女性主义批评、后殖民批评等，都遇到过这个难题。这个难题堪称世界性难题，我们期待着美学家和艺术理论家能够早日构建出独具一格的生态的美学体系和艺术论体系，在那个时候，生态文学的内部研究或者说文学性研究才有了理论基础。

在认识到美学和艺术角度的生态文学研究之困难性之后，有必要强调：即使生态批评仅仅是思想文化批评，即便生态批评仅仅是通过对文学与自然、人与自然关系的审视，来揭示生态危机的思想文化根源；它作为一种批评方法或者批评流派也完全能够成立。从整体上看，文学批评当然不能仅仅是思想心态、文化社会视阈的批评，必须包括审美的艺术的批评；但就一个批评流派、一种批评方法来说，将批评的视野限定在特定的范围之内，不仅是可以的，而且甚至是必须的。不应该以批评视阈的局限性为由苛求任何批评家、批评流派或者批评方法，而应当把评价的重点放在这类有限度的批评所达到的深度、高度和创新程度上。是否具有审美和艺术批评特色，不是判断一种特定批评能否成立的必需标准；否则，精神分析批评、新历史主义批评、女性主义批评、后殖民批评等许多对整个文学批评做出重要贡献的批评流派都将被排斥在批评之外了。至于生态文学，我同意，在生态的前提之前，还有一个前提，那就是：更为首先的，是文学。

无论有多么明确、多么深刻的思想，但写出来的不是文学作品，那也就失去了它的基本归属；正如生态批评一定也要是批评，是具有严格学理规范的学术研究，如果连文学研究和文学批评都算不上，那还何谈生态批评。在生态美学、生态文学理论体系尚未建立之前，生态文学创作可能只好暂且借鉴一般的人类中心主义文学的审美艺术性，但那没有什么可以夸耀的，也没有什么好研究的，因为它不具备真正意义上的独创性。同时还要特别提防：不少传统的艺术表现或者艺术性，是与生态文学的核心诉求相矛盾的，比如：自然人化（包括显性的拟人和隐性的移情），自然客体化，自然工具化等，在作家特别是诗人运用意象、象征时，非常容易落入人类中心主义审美的窠臼，从而使得作品的生态性大为受伤，甚至使作品不再是生态文学作品了。值得作家们高度警惕的是：赞美自然、抨击征服自然并不一定就是生态的文学，人类中心主义的文学和环境文学也可以这样写，而且早就这样写了，从古希腊就有了。客观地说，不少自命为生态作家的作者，并没有完全搞清楚生态文学与传统的自然文学、与环境文学的区别，对生态文学的使命也不是很明确。在一些人看来，只要讴歌自然，只要批判破坏自然的行径，只要倡导环境保护，就是生态作品了。生态诗歌乃至整个生态文学要健康发展，其前提条件之一就是明确何为生态诗和生态诗何为。我希望所有愿意自称为生态文学作家或者生态批评家的人，都能够首先明确生态的与非生态的、生态的与环境的这两者之间的不同——思想理论上的不同和审美艺术上的不同，那样才能真正是名符其实的。

生态作品最核心的、使之与其他描写自然的作品相区别的独特属性——不是以人类为中心而是以生态整体为终极价值标准，不是人与自然物的主客二元论关系而是两者之间的主体间性关系。如果仍然把人（包括作者自己）当作中心，把自然视为人类不可或缺的、必须爱护的环境条件，把自然物仅仅当作给人带来审美愉悦的对象，当作表现人类自我力量的客观对应物；那么，无论作者对自然倾注了多么强烈的感情，也无论作品多么感人、多么独特地表现了自然的美，这样的作品仍然算不上生态作品。至于生态批评，我想可以首先集中力量于生态思想方面的研究，同时尽可能对生态审美和生态的艺术变现做一些探索。

生态主义文学范文篇2

生态文学批评是文学研究和现代生态哲学思想的有机结合,在一定程度上是对工业革命带来的生态危机的回应。生态文学批评作为一种文化批评思潮于上世纪90年代中期在美国形成,然后又在世界上许多国家出现。许多学者对生态文学批评这一概念进行了界定,其中美国生态文学批评的发起人同时也是主要倡导者彻丽尔?格罗特费尔蒂认为,所谓生态文学批评就是探讨文学与自然环境之间关系的批评,这一定义为大多数学者所接受。把生态文学批评界定为研究文学乃至整个文化与自然的关系的批评,揭示了这种批评的主要特征。生态文学批评的主要任务就是通过文学这种特殊的方式对人类文化进行重新审视,进而通过文化批评来探索人类在思想文化和社会发展模式等方面怎样影响人对自然的行为,怎样导致生态环境的恶化。人们已经认识到,需要深入研究人类社会文化生活的方方面面以及与此相关的人类生存方式。只有这样,人类才能更为深刻地认识到人类与其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之间的不可分割的关系。人类研究文学除了要研究怎样运用文学话语表达自然以外,还需要花费更多的时间来考察那些能决定人类对待生态系统态度和行为的所有社会文化因素,并把这种考察研究与文学批评联系起来。因此,生态文学批评就是要“历史地揭示文化是如何影响地球生态的”[1]。

十多年来,美国生态文学批评无论在学科化还是在体系化等方面均获得了迅速的发展。1989年,美国西部文学研究会建议以“生态批评”来替代以前沿用的“自然写作研究”;1992年,成立了美国文学与环境研究学会;紧接着在第二年该研究学会又创刊《文学与环境跨学科研究》;六年后,美国现代语言学会吸纳文学与环境研究学会为该组织会员。美国生态批评的发起人之一谢里尔?格洛特费尔蒂认为,生态文学批评在体系构建和批评实践方面将会按照三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用文学再现荒原即天然自然;第二阶段通过研究重现长期以来被众多文学工作者忽视的实体自然创作,广泛深入地研究有生态倾向的文学作品;第三阶段将会致力于研究通过文学语言对人类世界的重新建构,批判西方传统文化将人类与自然割裂开来并主张改造自然、控制自然的二元对立思维。不难看出,美国生态文学批评坚持人类与自然生态系统和谐统一的基本原则,揭示了人类中心主义和二元对立思维给自然环境及生态系统带来的危机。“生态”一词在美国生态文学批评那里体现了更为鲜明的实践价值,蕴涵了更为深厚的人文精神。这种努力将会培育一种全新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这种生态文化批判思潮将会变成一场将自然科学研究与人文研究相结合、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进而对人类现代文明做出深刻反思的文化运动。

从上世纪50年代以来,工业革命与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在给人类带来了巨大的物质性成就的同时,由于片面地把自然当作征服的对象,也带来了严重的负面影响。一方面是经济的发展带来了全球性的环境污染与生态危机,另一方面对自然资源无节制的开发利用不仅是寅吃卯粮甚至已经到了竭泽而渔的地步。因此,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环境公害事件”层出不穷。西方国家首先步入工业化进程,最早享受到工业化带来的繁荣,也最早品尝到工业化带来的苦果,美国作为西方发达国家更是首当其冲。这时人们开始对工业与科技革命带来的生态危机进行反思,已经认识到,如果人类不改变自我中心的立场,继续一味地向大自然索取资源,那么在创造了空前的物质繁荣和高度发达的工业文明的同时,也埋下了人类自我毁灭的祸种,由生态危机带来的种种环境问题将使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受到严重的威胁。在这种历史背景下,美国文学研究领域的一些学者开始有意识地把生态问题引入文学研究领域,在文学研究中进行生态思考,尝试一种融合生态视角的文学研究方法,而文学研究领域生态思考的发展结果是美国生态文学批评的诞生。美国生态文学批评的产生又有着一定的思想渊源,即当代西方环境伦理思想。这种环境伦理思想大致可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肯定人类价值高于自然价值的人类中心主义思想,另一部分是承认自然的内在价值并倡导人类与自然具有平等价值的非人类中心论思想。美国生态文学批评在一定程度上继承和发展了这种非人类中心主义的主要思想,与此同时,它又借鉴了西方现代生态学涉入社会科学的理路,发展为独树一帜的生态文学批评思潮。美国生态文学批评认为,自然界中每一个有生命的物体都有其内在价值,应当受到与人类同等的尊重;整个生物圈,包括人类、其他物种及其赖以生存的生态系统是一个统一的整体;人类不应当把自然环境看成是仅供人类享用的资源,相反,应把它看成是整个生态系统的价值中心。因此,人类需要把善、同情等道德情感从人自身扩展到整个生态系统。

美国生态文学批评发展到今天,已经深入到哲学层面对人类与自然的关系进行更为深刻的反思,提出了许多有意义的哲学思想。第一,通过对人与自然环境之间的关系进行探讨,提出了生态主义的自然观与只关心人类利益的人类中心主义恰好相反,这种生态主义的自然观关心的是整个自然界的利益,因此它是非人类中心主义和整体主义的。同时,它又与专注于环境退化的症候,如污染、资源耗竭等等的环境保护主义不同,环境保护主义提出只要改善针对环境问题的管理方式,不需要改变人们的思想价值观念就能够解决环境问题,但是生态主义自然观则认为,这种观点已经无助于从根本上解决人类与自然之间的深层矛盾,必须以彻底转变人们的思想价值观及其人与环境的关系为先决条件,因此在实践上主张重建人类文明的秩序,使之成为自然整体中的一个有机部分。[3]多布森(AndrewDobson)在《绿色政治思想》一书中明确指出,生态主义首先是从根本上怀疑目前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制度,它不追求一个高增长、高消费乃至高科技的社会,而是期望一个以更多劳动、更少物品和为人类服务需要的“美好生活”为目标的后现代社会,这一点明显有别于环境保护主义;其次,生态主义特别强调地球的有限性资源,在这个前提下来追问什么样的社会、政治和经济制度是可能的;再次,在人类与自然界的关系上,生态主义所关心的是必须把人类活动限制在什么范围内才不至于干扰乃至威胁自然界的生存和发展,而环境主义关心的只是人类对自然界活动的介入在什么程度上不会威胁到人类自身的利益和安全。第二,通过对人与自然环境之间的道德关系进行探讨,提出了非人类中心主义的环境伦理说这种环境伦理说认为,诸如物种、生态系统等非人类存在物具有和人类一样的道德地位,因此,人类对它们负有与人同等的责任和义务。一般而言,环境伦理说旨在系统地阐释人类和自然环境之间的道德关系,它假设人类对自然界的行为能够而且也一直被道德规范约束着。早在上世纪70年代初,国际著名的环境伦理学家、美国教授霍尔姆斯?罗尔斯顿发表了《存在着一种生态伦理吗?》的学术论文,首次从环境哲学的角度提出了生态伦理和环境伦理的概念,并引起了广泛的关注。与此同时,他还出版了《环境伦理学》,该书认为,人必须从价值上摆正大自然的位置,在人与大自然之间建立了一种新型的伦理情谊关系,人类才会从内心深处尊重和热爱大自然;也只有在这种尊重和热爱的基础上,威胁着人类乃至地球自身的生存的环境危机和生态失调问题才能从根本上解决。环境伦理观要求人类与自然建立一种良好的和谐关系,倡导人类热爱自然、尊重自然、保护自然和维护生态平衡,主张人类要在维护生态平衡的基础上合理地开发自然,把人类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规范在生态系统所能承受的范围内。而破坏大自然与浪费自然资源,就等于破坏了人类赖以生存的家园,也就等于是在慢性自杀。人类需要秉承一种生态危机意识,才能担负起保护地球、保卫家园的神圣职责。因此,环境伦理观将道德关心的对象扩展到整个生命界与自然界,构筑了以“尊重自然”为终极道德意念的伦理学体系。第三,美国生态文学批评也意图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寻求生态智慧在美国有越来越多的生态思想和生态文化研究者认识到,发掘和引入古代东方生态智慧,很可能为生态哲学、生态伦理学、生态文学和生态批评找到解决当代环境问题的思路。在这方面,中国古代的文化哲学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天人合一思想是中国哲学的基本精神,也是中国哲学异于西方的最显著的特征。以中国与西方比较,中国哲学之归趋,人与天合;而西方哲学之归趋,人与天分。中国哲学以人生观察宇宙,使人与天合而为一。西方哲学,则道德哲学(精神哲学)与自然哲学,各有领域,分送发展,源远而未益分。所以,从中国传统文化哲学来看,天人合一论中所蕴含的人与自然不分彼此、融为一体的和谐共生思想与美国生态文学批评对割裂人与自然、文化与自然的二元论的解构,存在内在的契合,富有极大的生态智慧。事实上,生态文学批评的这一发展倾向,为中国学者提供了一个难得的走向世界学术论坛的契机。在生态批评的世界论坛上,许多人正期待着中国学者的参与,期待着来自古代东方生态智慧故乡的学者为绿色思潮的全球化提供更新、更多和更有启示性的精神资源。

总之,通过对美国生态文学批评思潮的反思,需要我们进一步认识到,人与自然都是整个生态系统中不可或缺共生共存的重要组成部分。人与自然不存在统治与被统治、征服与被征服的关系,而是相互依存、和谐共处、共同促进的关系。为了人类更好地生存和发展,必须树立起可持续发展的生态文明观,从根本上形成人与自然的“天人合一”。

生态主义文学范文篇3

inLiteraryEcology,Athens:TheUniversityofGeorgiaPress,1996,p.xviii,p.xviii,p.xviii.)本文将首先简述美国生态文学批评的历史源流，然后在阐述其发展的三个阶段基础上，探讨美国生态文学批评意图解决的主要问题。

一、美国生态文学批评的历史源流

生态文学批评这一概念的提出，可以追溯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1972年，约瑟夫·米克(JosephW.Meeker)在《生存的喜剧：文学生态学研究》(TheComedyofSurvival:StudiesinLiteraryEcology,1972)中提出“文学生态学”的概念，“对出现在文学作品中的生物主题进行研究”(注：JosephW.Meeker,TheComedyofSurvival:StudiesinLiteraryEcology,

NewYork:Scribner''''s,1972,p.9.)。1978年，威廉·鲁克特(WilliamRueckert)在其论文《文学与生态学：生态批评的实验》(“LiteratureandEcology：AnExperimentinEcocriticism”)中首先使用了ecocriticism这一批评术语，提出“把生态学以及和生态学有关的概念运用到文学研究中去”(注：WilliamRueckert,“LiteratureandEcology:AnExperimentinEcocriticism,”IowaReview9.1(Winter1978),p.71-86.)。随后，有人提出“生态诗学”(ecopoetics)、“环境文学批评”(environmentalliterarycriticism)、“绿色研究”(greenstudies)，或“绿色文化研究”(greenculturalstudies)等其他术语，但大多数人倾向用ecocriticism这一提法，因为它不仅很容易被转变成ecocritical和ecocritic等形式，而且“eco”这一前缀强调人类社会与自然世界的关系。1985年，弗雷德利克·瓦格(FrederickO.Waage)编辑出版《讲授环境文学：资料，方法和文献资源》(TeachingEnvironmentalLiterature:Materials,Methods,Resources,1985)。该书收集了十九位讲授生态环境文学课程的教师写的“课程简介”(CourseDescriptions)，“目的是要在文学领域促进人们对生态文学有更深的了解和认识。”(注：FrederickO.Waage,ed.,TeachingEnvironmentalLiterature:Materials,Methods,

Resources,NewYork:1985,p.viii.)1989年《美国自然文学创作通信》(TheAmericanNatureWritingNewsletter)得以创办使有关学者得以发表生态文学研究的短文、书评、和课堂笔记等。随后，不少人文学科的学术刊物相继开辟了生态文学批评的增刊或专刊，其中有《印地安那州评论》、《俄亥俄州评论》等美国著名的学术刊物。(注：根据彻丽尔·格罗费尔蒂的统计，自1986年至今，美国人文学科出版过20多期关于生态环境文学的专刊。具体内容请参见格罗费尔蒂和费罗姆主编的《生态批评读者：文学生态学的里程碑》，第32页。)同时，一些大学开始把生态文学列入课程，作为现当代文论的一部分，受到学生普遍欢迎。在1991年美国“现代语言学会”(ModernLanguageAssociation)上，哈罗德·费罗姆(HaroldFromm)发起并主持了名为“生态批评：文学研究的活力”(Ecocriticism:TheGreeningofLiteraryStudies)的学术讨论。1992年，“美国文学协会”专题报告会上，格伦·A·洛夫(GlenA.Love)主持了题为“美国自然作品创作：新环境，新方法”(AmericanNatureWriting:NewContexts,NewApproaches)的专题讨论。同年，“文学与环境研究学会”(ASLE:AssociationfortheStudyofLiteratureandEnvironment)成立，该学会的宗旨是“促进人类和自然世界关系的文学思想与文学信息的交流”，“鼓励新的自然文学创作，推动传统的和创新的研究环境文学的学术方法以及跨学科的生态环境研究。”(注：CheryllGlotfelty&HaroldFromm,ed.TheEcocriticismReader:Landmarksin

LiteraryEcology,Athens:TheUniversityofGeorgiaPress,1996,p.xviii,p.xviii,p.xviii.)1993年第一届全美生态批评研究会在科罗拉多州的福特科林斯(Fort-Collis)举行。与此同时，第一份正式的生态文学研究刊物《文学与环境跨学科研究》(ISLE:InterdisciplinaryStudiesinLiteratureandEnvironment)问世。该刊物的目的是“从生态环境角度为文学艺术的批评研究提供论坛，包括生态理论、环境保护主义、自然及对自然描述的思想、人/自然两分法及其他相关的理论思想。”(注：CheryllGlotfelty&HaroldFromm,ed.TheEcocriticismReader:LandmarksinLiteraryEcology,Athens:TheUniversityofGeorgiaPress,1996,p.xviii,p.xviii,p.xviii.)

九十年代中期以后，一些生态文学批评的专著相继出版。1996年佐治亚大学出版社出版了格罗费尔蒂和费罗姆主编的《生态批评读者：文学生态学的里程碑》(EcocriticismReader:LandmarksinLiteraryEcology,1996)。该书收集了26篇论文，分三个部分，分别讨论了生态学及生态文学理论、文学的生态批评和生态文学的批评。1999年洛兰·安德森(LorraineAnderson)和斯科特·斯洛维克主编的《文学与环境：自然与文化读本》(LiteratureandEnvironment:AReaderonNatureandCulture,1999)收集了长短不一的文章一百多篇，以小说、诗歌、散文、传记等不同体裁论述了人类与动物、人类与居住环境、政治与环境、经济与生态等众多主题。2000年，劳伦斯·库帕(LaurenceCoupe)主编《绿色研究读本：从浪漫主义到生态批评》(TheGreenStudiesReader:FromRomanticismtoEcocriticism,2000)，从“绿色传统”、“绿色理论”和“绿色读物”三方面论述了生态文学批评的渊源与发展。1999年至2001年间出版的伦纳德·西格杰(LeonardD.Scigaj)的《持续的诗篇：四位生态诗人》(SustainablePoetry:FourAmericanEcopoets,1999)、乔纳森·巴特(JonathanBate)的《大地之歌》(TheSongoftheEarth,2000)、帕特里克·穆菲的《自然取向的文学研究之广阔领域》(FartherAfieldintheStudyofNature-OrientedLiterature,2000)、戴维·梅泽尔(DavidMazel)的《美国文学的环境主义》(AmericanLiteraryEnvironmentalism,2000)和劳伦斯·布伊尔(LawrenceBuell)的《为濒临危险的地球写作》(WritingforanEndangeredWorld:Literature,Culture,andEnvironment

intheU.S.andBeyond,2001)把生态文学批评理论研究推向了一个新的阶段。

除了出版生态批评的专著以外，近年来有关生态文学批评的会议也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例如，在“文学与环境研究学会”的协助下，2000年6月在爱尔兰举行了议题为“环境的价值”的多学科国际学术研讨会。2002年3月“文学与环境研究学会”在英国召开研讨会，讨论“生态批评的最新发展”。2002年9月，该学会的英国分会在利兹大学召开第三届年会，会议主题是“创造，文化和环境”，重点研讨生态批评、生态诗学和生态女权主义。“文学与环境研究学会”第三届年会将于2003年6月在波士顿大学召开。会议的主题是“海洋-城市-水池-园林”(“Sea-City-Pond-Garden”)。

二、美国生态批评发展的三个阶段

到目前为止，短短的十多年中，美国生态文学批评已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主要研究自然与环境是怎样在文学作品中被表达的。生态批评家认为，许多作品中描写自然的一个陈旧模式是：自然要么被描绘成伊甸园般田园牧歌式的世外桃源和处女地，要么是瘴气弥漫的沼泽地或无情的荒野。生态文学批评的第二阶段把重点放在努力弘扬长期被忽视的描写自然的文学作品上，对美国描写自然的文学作品的历史、发展、成就，及其风格体裁等作了深入的探讨和研究。美国描写自然的作品是以描写自然为取向的非小说创作。它有着成果累累的过去和充满活力的今天。从八十年代末到九十年代初，美国出版的描写自然的作品选集有二十多部。作为一个文学流派，它源于英国吉柏特·怀特(GilbertWhite，1720—1793)的《塞尔波纳的自然史》(ANaturalHistoryofSelbourne,1760)。这一写作传统通过亨利·索罗(HenryThoreau,1817—1862)、约翰·巴勒斯(JohnBurroughs,1837—1921)、玛丽·奥斯汀(MaryAustin,1868—1934)、艾尔多·利奥波德(AldoLeopold,1886—1948)和蕾切尔·卡森(RachelCarson，1907—1964)等延伸到了美国，其中利奥波德和卡森后来成为直接推动生态批评兴起的领先人物。利奥波德的“生态中心论”(ecocentrism)思想后来成为环境主义者的金科玉律。卡森的《寂静的春天》(SilentSpring，1963)可以说是一座丰碑，是人类生态意识觉醒的标志，是生态学新纪元的开始。生态文学批评的第三阶段试图创建一种生态诗学，通过强调生态系统的概念，加强生态文学批评的理论建设。生态批评发展到今天，在创建理论体系方面，已取得了不少成就，提出了许多有意义的思想。例如，“环境伦理说”(environmentalethics)或“环境哲学”(environmentalphilosophy)对人与自然环境之间的道德关系进行探讨；非人类中心说主张非人类存在物，如物种、生态系统等同样具有道德地位，指出人类对它们负有直接的义务；施韦策(AlbertSchweitzer)的“敬畏生命”论和泰勒(PaulW.Taylor)的“生命中心论”(biocentrism)将道德关心的对象扩展到整个生命界，构筑了以“尊重自然”为终极道德意念的伦理学体系；克利考特(JBairdCallicott)的主观价值论和罗尔斯顿(HolmesRolstonШ)的客观价值论，特别是奈斯(ArneNaess)等人提出的“深层生态学”(deepecology)都可以被看作是生态文学批评的理论基础。

近几年来，伦纳德·西格杰、乔纳森·巴特、帕特里克·穆菲、劳伦斯·布伊尔等从现当代西方哲学家和文论家那里吸取思想精华，运用巴赫金、海德格尔、梅洛·庞蒂和罗兰·巴特等人的批评理论来构建当代生态诗学，把生态文学批评理论研究推向了一个新的阶段。在《持续的诗篇：四位生态诗人》一书中，西格杰批判了后结构主义语言理论对当代诗歌和文学批评的影响，认为后结构主义和后现代主义仅仅把批评的目标放在语言、文本和话语上，似乎文本以外就没有自然环境等其他“存在”(Being)的存在。西格杰把批评的矛头指向西方哲学中的二元论思想，强调生态诗学的理论构建应以海德格尔和梅洛·庞蒂的思想为基础。根据海德格尔的存在主义观点，存在首先是个人的存在，个人存在是一切其他存在物的根基，“在”就是“我”，整个世界都是“我”的“在”的结果，必须在人对外部世界事物的关系中来考察它们，否则就毫无意义，失去了确定性。西格杰认为，在今天全球高度信息化、科技化，经济环境与政治环境不平衡的形势下，生态诗学的任务首先是要面对全球环境恶化这一基本事实，要以人的生存为本。西格杰还试图从梅洛·庞蒂有关现象学的论证中探索生态诗学的理论基础。梅洛·庞蒂深受胡塞尔的现象学的影响，把自己的哲学称为“知觉现象学”。他指出，现象学就是对本质的研究。所谓“本质”，并不意味着哲学要把本质当作对象，只是意味着我们的存在，意味着我们需要“观念性的场所”。在梅洛·庞蒂看来，本质就是我们的体验；世界不是客观的对象，只是“我的一切思想和我的一切外观知觉的自然环境和场所”(注：蒋孔阳：《二十世纪西方美学名著选》，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88年，第232页。)。西格杰发现，梅洛·庞蒂的论点为生态批评家提供了一个有效的批评模式，即把体验的深度与世界的内在关系融会于一体，不能机械地或用理想主义的框架来理解身体与世界的关系，这就意味着生态诗学的研究要超出传统西方哲学中主观/客观二元论的思想。

乔纳森·巴特在《大地之歌》中也应用了现象学的批评原理，并多次提及海德格尔的观点，进一步完善了他在1991年发表的《浪漫主义生态学：华兹华斯和环境传统》(RomanticEcology:WordsworthandtheEnvironmentalTradition,1991)中陈述的浪漫主义生态诗学。同时，巴特还根据法国思想家卢梭(JeanJacquesRousseau)有关论证“自然状态”的思想来探讨生态诗学的问题。巴特认为，卢梭的“自然状态”论和“返于自然”的思想与“深层生态学”理论从本质上讲是一致的。巴特全面论述了从十八世纪到当今的小说和诗歌。他在《大地之歌》的前二章中把简·奥斯汀和托马斯·哈代、玛丽·雪莱和威廉·H·哈德孙以及伊莉莎白·毕晓普相并立，以独特的视角探讨了这些通常不被认为是“自然作家”的生态意义。(注：JonathanBate,TheSongoftheEarth,Massachusetts:HarvardUniversityPress,2000,p.31.)

劳伦斯·布伊尔和帕特里克·穆菲等也试图从不同方面构建生态诗学理论。布伊尔试图淡化自然与文化的界限，认为生态批评的未来应从研究自然与文化的关系着手。穆菲试图重新调整当今生态批评界的一些不平衡的做法，其中突出了美国生态批评界对美国少数裔生态作家的忽视和对国际上其他国家生态作家及生态文学经典的忽略。穆菲指出，生态批评家研讨的作品大多是像梭罗的《沃尔登或林中生活》之类的非小说作品，而涉及生态环境主题的小说作品却在某种程度上处于边缘地位。穆菲认为，叙事小说在环境保护方面起的作用丝毫不亚于非小说作品，叙事作品应成为未来十年生态文学研究的重点。尊重自然、保护环境的思想意识不仅体现在纯自然作品中，而且在不少现当代小说家的叙事小说中也有明显表现。例如当代小说家约翰·厄普代克(JohnUpdike)和唐·德里罗(DonDelillo)分别在《白色噪音》(WhiteNoise，1985)和《兔子休息了》(RabbitatRest，1990)中从不同的角度反映了当代作家对生态环境的关注。德里罗的《白色噪音》除了表现当代人惧怕死亡这一主题外，还通过对生态环境的描述，特别是通过对某一旅游景点(一旧牲口棚)、超市食品、化学毒气泄露事件的描述，表现了在后现代文化背景下的美国乃至整个人类赖以生存的生态环境受到严重破坏，真正意义上的自然和文化在以消费为主的后资本主义社会中被“复制”而成为种种假象(simulacraandsimulations)，并最终因发生“错位”而逐步消失。厄普代克的《兔子休息了》从侧面描写美国作为一个“后自然”(postnatural)国家，其大地所拥有的资源差不多已被消耗一空了。在小说的结尾，已五十五岁的主人公“兔子”哈利·安斯特罗姆眺望佛罗里达州一处疗养地的风景时，他透过那天堂般的外表，看到其中的衰败和污染。在这些“危险的风景”(riskscape，美国当代地理学家苏珊·卡特杜撰了这一词，来形容空气中漂浮的毒气对自然风景的侵害)中，哈利看到成排的棕榈树由于遭受干旱而枯死，看到蓝色的天空被“喷气飞机喷出的烟雾所污染”，看到“紫外线正把人体的扁平细胞烤成癌细胞”，看到“空气中弥漫的烟雾使人难以呼吸”。(注：JohnUpdike,RabbitatRest,NewYork:AlfredKnopf,1990,p.501.)如果说十九世纪的西方文学反映的是一个把自然当作医治人们精神创伤的社会，二十世纪的西方文学描写了一个把自然看成是经济源泉的社会，那么，当代美国文学作品中的自然描写所揭示的正是比尔·麦肯比(BillMckibben)所说的“后自然世界”(postnaturalworld)。在这个“后自然世界”里，人们对自然的需求仅仅是表面上的，尽管自然有时会激起人们的怀旧思想，有时会使人产生背井离乡的感觉，但它已经与实在的东西(theReal)无关。

尽管生态批评家为了创建生态诗学已经做了不懈的努力，但生态批评理论尚处在发展阶段，它还没有达到理论上的成熟，更没有形成一个系统的理论体系。美国学术界认为生态批评缺乏理论基础的也大有人在。《美国现代语言协会》杂志编委玛萨·班塔斯(MarthaBantas)认为“环境研究是软性的(soft)”，它不过是“拥抱树木的玩意”(“hugthetreestuff”)。(注：LaurenceCoupe,TheGreenstudiesReader:fromRomanticismtoEcocriticism,

NewYork:Routledge,2000,p.169.)尽管此话显得过激，但多少说明一些问题。

三、生态文学批评旨在解决的问题

多年来，生态文学批评一直就文学与自然环境的关系不断提出问题并试图予以回答。生态文学批评家经常提出的问题，除了诸如作者是怎样描述大自然、作品的主题是否反映生态环境意识、人应该如何对待大自然、人在自然中处于什么位置等之外，还包括这样一些根本问题：怎样确定自然与文化的关系?当代生态文学批评研究的方向和思路是什么?生态批评是不是一门“终极的科学”?怎样把生态文学研究与其他学科结合起来以便达到一个互补互利的结果?等等。

生态批评家们明确提出，生态批评的根本前提是：人类文化与自然世界密切相关。人类文化影响自然世界同时被自然世界影响。它研究的主题是自然与文化之间的相互关系。作为一种文学和文化批评，生态批评的主要任务就是，通过文学来重审人类文化，进行文化批判，探索人类思想、文化、社会发展模式如何影响甚至决定人类对自然的态度和行为，如何导致环境的恶化和生态的危机。正如乔纳森·莱文所说，“我们的社会文化的所有方面，共同决定了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生存的独一无二的方式。不研究这些，我们就无法深刻认识人与自然环境的关系，而只能表达一些肤浅的忧虑。……因此，在研究文学如何表现自然之外，我们还必须花更多的精力分析所有决定着人类对待自然的态度和生存于自然环境里的行为的社会文化因素，并将这种分析与文学研究结合起来。”(注：转引自王诺：《生态批评：发展与渊源》，《文艺研究》，2002年第3期，第48页。)生态批评就是要“历史地揭示文化是如何影响地球生态的”(注：JonathanLevin,“OnEcocriticism(ALetter)”,PMLA114.5(Oct.1999),p.1098.)。著名生态思想研究者唐纳德·奥斯特指出，“我们今天所面临的全球性生态危机，起因不在生态系统自身，而在于我们的文化系统。要度过这一危机，必须尽可能清楚地理解我们的文化对自然的影响。……研究生态与文化的历史学家、文学批评家、人类学家和哲学家虽然不能直接推动文化变革，但却能够帮助我们理解，而这种理解恰恰是文化变革的前提。”(注：DonaldWorst,TheWealthOfNature:EnvironmentalHistoryandecologicalImagination,

NewYork:OxfordUniversityPress,1993,p.27.)

生态主义文学范文篇4

inLiteraryEcology,Athens:TheUniversityofGeorgiaPress,1996,p.xviii,p.xviii,p.xviii.)本文将首先简述美国生态文学批评的历史源流，然后在阐述其发展的三个阶段基础上，探讨美国生态文学批评意图解决的主要问题。

一、美国生态文学批评的历史源流

生态文学批评这一概念的提出，可以追溯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1972年，约瑟夫·米克(JosephW.Meeker)在《生存的喜剧：文学生态学研究》(TheComedyofSurvival:StudiesinLiteraryEcology,1972)中提出“文学生态学”的概念，“对出现在文学作品中的生物主题进行研究”(注：JosephW.Meeker,TheComedyofSurvival:StudiesinLiteraryEcology,

NewYork:Scribner''''s,1972,p.9.)。1978年，威廉·鲁克特(WilliamRueckert)在其论文《文学与生态学：生态批评的实验》(“LiteratureandEcology：AnExperimentinEcocriticism”)中首先使用了ecocriticism这一批评术语，提出“把生态学以及和生态学有关的概念运用到文学研究中去”(注：WilliamRueckert,“LiteratureandEcology:AnExperimentinEcocriticism,”IowaReview9.1(Winter1978),p.71-86.)。随后，有人提出“生态诗学”(ecopoetics)、“环境文学批评”(environmentalliterarycriticism)、“绿色研究”(greenstudies)，或“绿色文化研究”(greenculturalstudies)等其他术语，但大多数人倾向用ecocriticism这一提法，因为它不仅很容易被转变成ecocritical和ecocritic等形式，而且“eco”这一前缀强调人类社会与自然世界的关系。1985年，弗雷德利克·瓦格(FrederickO.Waage)编辑出版《讲授环境文学：资料，方法和文献资源》(TeachingEnvironmentalLiterature:Materials,Methods,Resources,1985)。该书收集了十九位讲授生态环境文学课程的教师写的“课程简介”(CourseDescriptions)，“目的是要在文学领域促进人们对生态文学有更深的了解和认识。”(注：FrederickO.Waage,ed.,TeachingEnvironmentalLiterature:Materials,Methods,

Resources,NewYork:1985,p.viii.)1989年《美国自然文学创作通信》(TheAmericanNatureWritingNewsletter)得以创办使有关学者得以发表生态文学研究的短文、书评、和课堂笔记等。随后，不少人文学科的学术刊物相继开辟了生态文学批评的增刊或专刊，其中有《印地安那州评论》、《俄亥俄州评论》等美国著名的学术刊物。(注：根据彻丽尔·格罗费尔蒂的统计，自1986年至今，美国人文学科出版过20多期关于生态环境文学的专刊。具体内容请参见格罗费尔蒂和费罗姆主编的《生态批评读者：文学生态学的里程碑》，第32页。)同时，一些大学开始把生态文学列入课程，作为现当代文论的一部分，受到学生普遍欢迎。在1991年美国“现代语言学会”(ModernLanguageAssociation)上，哈罗德·费罗姆(HaroldFromm)发起并主持了名为“生态批评：文学研究的活力”(Ecocriticism:TheGreeningofLiteraryStudies)的学术讨论。1992年，“美国文学协会”专题报告会上，格伦·A·洛夫(GlenA.Love)主持了题为“美国自然作品创作：新环境，新方法”(AmericanNatureWriting:NewContexts,NewApproaches)的专题讨论。同年，“文学与环境研究学会”(ASLE:AssociationfortheStudyofLiteratureandEnvironment)成立，该学会的宗旨是“促进人类和自然世界关系的文学思想与文学信息的交流”，“鼓励新的自然文学创作，推动传统的和创新的研究环境文学的学术方法以及跨学科的生态环境研究。”(注：CheryllGlotfelty&HaroldFromm,ed.TheEcocriticismReader:Landmarksin

LiteraryEcology,Athens:TheUniversityofGeorgiaPress,1996,p.xviii,p.xviii,p.xviii.)1993年第一届全美生态批评研究会在科罗拉多州的福特科林斯(Fort-Collis)举行。与此同时，第一份正式的生态文学研究刊物《文学与环境跨学科研究》(ISLE:InterdisciplinaryStudiesinLiteratureandEnvironment)问世。该刊物的目的是“从生态环境角度为文学艺术的批评研究提供论坛，包括生态理论、环境保护主义、自然及对自然描述的思想、人/自然两分法及其他相关的理论思想。”(注：CheryllGlotfelty&HaroldFromm,ed.TheEcocriticismReader:LandmarksinLiteraryEcology,Athens:TheUniversityofGeorgiaPress,1996,p.xviii,p.xviii,p.xviii.)

九十年代中期以后，一些生态文学批评的专著相继出版。1996年佐治亚大学出版社出版了格罗费尔蒂和费罗姆主编的《生态批评读者：文学生态学的里程碑》(EcocriticismReader:LandmarksinLiteraryEcology,1996)。该书收集了26篇论文，分三个部分，分别讨论了生态学及生态文学理论、文学的生态批评和生态文学的批评。1999年洛兰·安德森(LorraineAnderson)和斯科特·斯洛维克主编的《文学与环境：自然与文化读本》(LiteratureandEnvironment:AReaderonNatureandCulture,1999)收集了长短不一的文章一百多篇，以小说、诗歌、散文、传记等不同体裁论述了人类与动物、人类与居住环境、政治与环境、经济与生态等众多主题。2000年，劳伦斯·库帕(LaurenceCoupe)主编《绿色研究读本：从浪漫主义到生态批评》(TheGreenStudiesReader:FromRomanticismtoEcocriticism,2000)，从“绿色传统”、“绿色理论”和“绿色读物”三方面论述了生态文学批评的渊源与发展。1999年至2001年间出版的伦纳德·西格杰(LeonardD.Scigaj)的《持续的诗篇：四位生态诗人》(SustainablePoetry:FourAmericanEcopoets,1999)、乔纳森·巴特(JonathanBate)的《大地之歌》(TheSongoftheEarth,2000)、帕特里克·穆菲的《自然取向的文学研究之广阔领域》(FartherAfieldintheStudyofNature-OrientedLiterature,2000)、戴维·梅泽尔(DavidMazel)的《美国文学的环境主义》(AmericanLiteraryEnvironmentalism,2000)和劳伦斯·布伊尔(LawrenceBuell)的《为濒临危险的地球写作》(WritingforanEndangeredWorld:Literature,Culture,andEnvironment

intheU.S.andBeyond,2001)把生态文学批评理论研究推向了一个新的阶段。

除了出版生态批评的专著以外，近年来有关生态文学批评的会议也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例如，在“文学与环境研究学会”的协助下，2000年6月在爱尔兰举行了议题为“环境的价值”的多学科国际学术研讨会。2002年3月“文学与环境研究学会”在英国召开研讨会，讨论“生态批评的最新发展”。2002年9月，该学会的英国分会在利兹大学召开第三届年会，会议主题是“创造，文化和环境”，重点研讨生态批评、生态诗学和生态女权主义。“文学与环境研究学会”第三届年会将于2003年6月在波士顿大学召开。会议的主题是“海洋-城市-水池-园林”(“Sea-City-Pond-Garden”)。

二、美国生态批评发展的三个阶段

到目前为止，短短的十多年中，美国生态文学批评已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主要研究自然与环境是怎样在文学作品中被表达的。生态批评家认为，许多作品中描写自然的一个陈旧模式是：自然要么被描绘成伊甸园般田园牧歌式的世外桃源和处女地，要么是瘴气弥漫的沼泽地或无情的荒野。生态文学批评的第二阶段把重点放在努力弘扬长期被忽视的描写自然的文学作品上，对美国描写自然的文学作品的历史、发展、成就，及其风格体裁等作了深入的探讨和研究。美国描写自然的作品是以描写自然为取向的非小说创作。它有着成果累累的过去和充满活力的今天。从八十年代末到九十年代初，美国出版的描写自然的作品选集有二十多部。作为一个文学流派，它源于英国吉柏特·怀特(GilbertWhite，1720—1793)的《塞尔波纳的自然史》(ANaturalHistoryofSelbourne,1760)。这一写作传统通过亨利·索罗(HenryThoreau,1817—1862)、约翰·巴勒斯(JohnBurroughs,1837—1921)、玛丽·奥斯汀(MaryAustin,1868—1934)、艾尔多·利奥波德(AldoLeopold,1886—1948)和蕾切尔·卡森(RachelCarson，1907—1964)等延伸到了美国，其中利奥波德和卡森后来成为直接推动生态批评兴起的领先人物。利奥波德的“生态中心论”(ecocentrism)思想后来成为环境主义者的金科玉律。卡森的《寂静的春天》(SilentSpring，1963)可以说是一座丰碑，是人类生态意识觉醒的标志，是生态学新纪元的开始。生态文学批评的第三阶段试图创建一种生态诗学，通过强调生态系统的概念，加强生态文学批评的理论建设。生态批评发展到今天，在创建理论体系方面，已取得了不少成就，提出了许多有意义的思想。例如，“环境伦理说”(environmentalethics)或“环境哲学”(environmentalphilosophy)对人与自然环境之间的道德关系进行探讨；非人类中心说主张非人类存在物，如物种、生态系统等同样具有道德地位，指出人类对它们负有直接的义务；施韦策(AlbertSchweitzer)的“敬畏生命”论和泰勒(PaulW.Taylor)的“生命中心论”(biocentrism)将道德关心的对象扩展到整个生命界，构筑了以“尊重自然”为终极道德意念的伦理学体系；克利考特(JBairdCallicott)的主观价值论和罗尔斯顿(HolmesRolstonШ)的客观价值论，特别是奈斯(ArneNaess)等人提出的“深层生态学”(deepecology)都可以被看作是生态文学批评的理论基础。

近几年来，伦纳德·西格杰、乔纳森·巴特、帕特里克·穆菲、劳伦斯·布伊尔等从现当代西方哲学家和文论家那里吸取思想精华，运用巴赫金、海德格尔、梅洛·庞蒂和罗兰·巴特等人的批评理论来构建当代生态诗学，把生态文学批评理论研究推向了一个新的阶段。在《持续的诗篇：四位生态诗人》一书中，西格杰批判了后结构主义语言理论对当代诗歌和文学批评的影响，认为后结构主义和后现代主义仅仅把批评的目标放在语言、文本和话语上，似乎文本以外就没有自然环境等其他“存在”(Being)的存在。西格杰把批评的矛头指向西方哲学中的二元论思想，强调生态诗学的理论构建应以海德格尔和梅洛·庞蒂的思想为基础。根据海德格尔的存在主义观点，存在首先是个人的存在，个人存在是一切其他存在物的根基，“在”就是“我”，整个世界都是“我”的“在”的结果，必须在人对外部世界事物的关系中来考察它们，否则就毫无意义，失去了确定性。西格杰认为，在今天全球高度信息化、科技化，经济环境与政治环境不平衡的形势下，生态诗学的任务首先是要面对全球环境恶化这一基本事实，要以人的生存为本。西格杰还试图从梅洛·庞蒂有关现象学的论证中探索生态诗学的理论基础。梅洛·庞蒂深受胡塞尔的现象学的影响，把自己的哲学称为“知觉现象学”。他指出，现象学就是对本质的研究。所谓“本质”，并不意味着哲学要把本质当作对象，只是意味着我们的存在，意味着我们需要“观念性的场所”。在梅洛·庞蒂看来，本质就是我们的体验；世界不是客观的对象，只是“我的一切思想和我的一切外观知觉的自然环境和场所”(注：蒋孔阳：《二十世纪西方美学名著选》，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88年，第232页。)。西格杰发现，梅洛·庞蒂的论点为生态批评家提供了一个有效的批评模式，即把体验的深度与世界的内在关系融会于一体，不能机械地或用理想主义的框架来理解身体与世界的关系，这就意味着生态诗学的研究要超出传统西方哲学中主观/客观二元论的思想。

乔纳森·巴特在《大地之歌》中也应用了现象学的批评原理，并多次提及海德格尔的观点，进一步完善了他在1991年发表的《浪漫主义生态学：华兹华斯和环境传统》(RomanticEcology:WordsworthandtheEnvironmentalTradition,1991)中陈述的浪漫主义生态诗学。同时，巴特还根据法国思想家卢梭(JeanJacquesRousseau)有关论证“自然状态”的思想来探讨生态诗学的问题。巴特认为，卢梭的“自然状态”论和“返于自然”的思想与“深层生态学”理论从本质上讲是一致的。巴特全面论述了从十八世纪到当今的小说和诗歌。他在《大地之歌》的前二章中把简·奥斯汀和托马斯·哈代、玛丽·雪莱和威廉·H·哈德孙以及伊莉莎白·毕晓普相并立，以独特的视角探讨了这些通常不被认为是“自然作家”的生态意义。(注：JonathanBate,TheSongoftheEarth,Massachusetts:HarvardUniversityPress,2000,p.31.)

劳伦斯·布伊尔和帕特里克·穆菲等也试图从不同方面构建生态诗学理论。布伊尔试图淡化自然与文化的界限，认为生态批评的未来应从研究自然与文化的关系着手。穆菲试图重新调整当今生态批评界的一些不平衡的做法，其中突出了美国生态批评界对美国少数裔生态作家的忽视和对国际上其他国家生态作家及生态文学经典的忽略。穆菲指出，生态批评家研讨的作品大多是像梭罗的《沃尔登或林中生活》之类的非小说作品，而涉及生态环境主题的小说作品却在某种程度上处于边缘地位。穆菲认为，叙事小说在环境保护方面起的作用丝毫不亚于非小说作品，叙事作品应成为未来十年生态文学研究的重点。尊重自然、保护环境的思想意识不仅体现在纯自然作品中，而且在不少现当代小说家的叙事小说中也有明显表现。例如当代小说家约翰·厄普代克(JohnUpdike)和唐·德里罗(DonDelillo)分别在《白色噪音》(WhiteNoise，1985)和《兔子休息了》(RabbitatRest，1990)中从不同的角度反映了当代作家对生态环境的关注。德里罗的《白色噪音》除了表现当代人惧怕死亡这一主题外，还通过对生态环境的描述，特别是通过对某一旅游景点(一旧牲口棚)、超市食品、化学毒气泄露事件的描述，表现了在后现代文化背景下的美国乃至整个人类赖以生存的生态环境受到严重破坏，真正意义上的自然和文化在以消费为主的后资本主义社会中被“复制”而成为种种假象(simulacraandsimulations)，并最终因发生“错位”而逐步消失。厄普代克的《兔子休息了》从侧面描写美国作为一个“后自然”(postnatural)国家，其大地所拥有的资源差不多已被消耗一空了。在小说的结尾，已五十五岁的主人公“兔子”哈利·安斯特罗姆眺望佛罗里达州一处疗养地的风景时，他透过那天堂般的外表，看到其中的衰败和污染。在这些“危险的风景”(riskscape，美国当代地理学家苏珊·卡特杜撰了这一词，来形容空气中漂浮的毒气对自然风景的侵害)中，哈利看到成排的棕榈树由于遭受干旱而枯死，看到蓝色的天空被“喷气飞机喷出的烟雾所污染”，看到“紫外线正把人体的扁平细胞烤成癌细胞”，看到“空气中弥漫的烟雾使人难以呼吸”。(注：JohnUpdike,RabbitatRest,NewYork:AlfredKnopf,1990,p.501.)如果说十九世纪的西方文学反映的是一个把自然当作医治人们精神创伤的社会，二十世纪的西方文学描写了一个把自然看成是经济源泉的社会，那么，当代美国文学作品中的自然描写所揭示的正是比尔·麦肯比(BillMckibben)所说的“后自然世界”(postnaturalworld)。在这个“后自然世界”里，人们对自然的需求仅仅是表面上的，尽管自然有时会激起人们的怀旧思想，有时会使人产生背井离乡的感觉，但它已经与实在的东西(theReal)无关。

尽管生态批评家为了创建生态诗学已经做了不懈的努力，但生态批评理论尚处在发展阶段，它还没有达到理论上的成熟，更没有形成一个系统的理论体系。美国学术界认为生态批评缺乏理论基础的也大有人在。《美国现代语言协会》杂志编委玛萨·班塔斯(MarthaBantas)认为“环境研究是软性的(soft)”，它不过是“拥抱树木的玩意”(“hugthetreestuff”)。(注：LaurenceCoupe,TheGreenstudiesReader:fromRomanticismtoEcocriticism,

NewYork:Routledge,2000,p.169.)尽管此话显得过激，但多少说明一些问题。

三、生态文学批评旨在解决的问题

多年来，生态文学批评一直就文学与自然环境的关系不断提出问题并试图予以回答。生态文学批评家经常提出的问题，除了诸如作者是怎样描述大自然、作品的主题是否反映生态环境意识、人应该如何对待大自然、人在自然中处于什么位置等之外，还包括这样一些根本问题：怎样确定自然与文化的关系?当代生态文学批评研究的方向和思路是什么?生态批评是不是一门“终极的科学”?怎样把生态文学研究与其他学科结合起来以便达到一个互补互利的结果?等等。

生态批评家们明确提出，生态批评的根本前提是：人类文化与自然世界密切相关。人类文化影响自然世界同时被自然世界影响。它研究的主题是自然与文化之间的相互关系。作为一种文学和文化批评，生态批评的主要任务就是，通过文学来重审人类文化，进行文化批判，探索人类思想、文化、社会发展模式如何影响甚至决定人类对自然的态度和行为，如何导致环境的恶化和生态的危机。正如乔纳森·莱文所说，“我们的社会文化的所有方面，共同决定了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生存的独一无二的方式。不研究这些，我们就无法深刻认识人与自然环境的关系，而只能表达一些肤浅的忧虑。……因此，在研究文学如何表现自然之外，我们还必须花更多的精力分析所有决定着人类对待自然的态度和生存于自然环境里的行为的社会文化因素，并将这种分析与文学研究结合起来。”(注：转引自王诺：《生态批评：发展与渊源》，《文艺研究》，2002年第3期，第48页。)生态批评就是要“历史地揭示文化是如何影响地球生态的”(注：JonathanLevin,“OnEcocriticism(ALetter)”,PMLA114.5(Oct.1999),p.1098.)。著名生态思想研究者唐纳德·奥斯特指出，“我们今天所面临的全球性生态危机，起因不在生态系统自身，而在于我们的文化系统。要度过这一危机，必须尽可能清楚地理解我们的文化对自然的影响。……研究生态与文化的历史学家、文学批评家、人类学家和哲学家虽然不能直接推动文化变革，但却能够帮助我们理解，而这种理解恰恰是文化变革的前提。”(注：DonaldWorst,TheWealthOfNature:EnvironmentalHistoryandecologicalImagination,

NewYork:OxfordUniversityPress,1993,p.27.)

生态主义文学范文篇5

inLiteraryEcology,Athens:TheUniversityofGeorgiaPress,1996,p.xviii,p.xviii,p.xviii.)本文将首先简述美国生态文学批评的历史源流，然后在阐述其发展的三个阶段基础上，探讨美国生态文学批评意图解决的主要问题。

一、美国生态文学批评的历史源流

生态文学批评这一概念的提出，可以追溯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1972年，约瑟夫·米克(JosephW.Meeker)在《生存的喜剧：文学生态学研究》(TheComedyofSurvival:StudiesinLiteraryEcology,1972)中提出“文学生态学”的概念，“对出现在文学作品中的生物主题进行研究”(注：JosephW.Meeker,TheComedyofSurvival:StudiesinLiteraryEcology,

NewYork:Scribner''''s,1972,p.9.)。1978年，威廉·鲁克特(WilliamRueckert)在其论文《文学与生态学：生态批评的实验》(“LiteratureandEcology：AnExperimentinEcocriticism”)中首先使用了ecocriticism这一批评术语，提出“把生态学以及和生态学有关的概念运用到文学研究中去”(注：WilliamRueckert,“LiteratureandEcology:AnExperimentinEcocriticism,”IowaReview9.1(Winter1978),p.71-86.)。随后，有人提出“生态诗学”(ecopoetics)、“环境文学批评”(environmentalliterarycriticism)、“绿色研究”(greenstudies)，或“绿色文化研究”(greenculturalstudies)等其他术语，但大多数人倾向用ecocriticism这一提法，因为它不仅很容易被转变成ecocritical和ecocritic等形式，而且“eco”这一前缀强调人类社会与自然世界的关系。1985年，弗雷德利克·瓦格(FrederickO.Waage)编辑出版《讲授环境文学：资料，方法和文献资源》(TeachingEnvironmentalLiterature:Materials,Methods,Resources,1985)。该书收集了十九位讲授生态环境文学课程的教师写的“课程简介”(CourseDescriptions)，“目的是要在文学领域促进人们对生态文学有更深的了解和认识。”(注：FrederickO.Waage,ed.,TeachingEnvironmentalLiterature:Materials,Methods,

Resources,NewYork:1985,p.viii.)1989年《美国自然文学创作通信》(TheAmericanNatureWritingNewsletter)得以创办使有关学者得以发表生态文学研究的短文、书评、和课堂笔记等。随后，不少人文学科的学术刊物相继开辟了生态文学批评的增刊或专刊，其中有《印地安那州评论》、《俄亥俄州评论》等美国著名的学术刊物。(注：根据彻丽尔·格罗费尔蒂的统计，自1986年至今，美国人文学科出版过20多期关于生态环境文学的专刊。具体内容请参见格罗费尔蒂和费罗姆主编的《生态批评读者：文学生态学的里程碑》，第32页。)同时，一些大学开始把生态文学列入课程，作为现当代文论的一部分，受到学生普遍欢迎。在1991年美国“现代语言学会”(ModernLanguageAssociation)上，哈罗德·费罗姆(HaroldFromm)发起并主持了名为“生态批评：文学研究的活力”(Ecocriticism:TheGreeningofLiteraryStudies)的学术讨论。1992年，“美国文学协会”专题报告会上，格伦·A·洛夫(GlenA.Love)主持了题为“美国自然作品创作：新环境，新方法”(AmericanNatureWriting:NewContexts,NewApproaches)的专题讨论。同年，“文学与环境研究学会”(ASLE:AssociationfortheStudyofLiteratureandEnvironment)成立，该学会的宗旨是“促进人类和自然世界关系的文学思想与文学信息的交流”，“鼓励新的自然文学创作，推动传统的和创新的研究环境文学的学术方法以及跨学科的生态环境研究。”(注：CheryllGlotfelty&HaroldFromm,ed.TheEcocriticismReader:Landmarksin

LiteraryEcology,Athens:TheUniversityofGeorgiaPress,1996,p.xviii,p.xviii,p.xviii.)1993年第一届全美生态批评研究会在科罗拉多州的福特科林斯(Fort-Collis)举行。与此同时，第一份正式的生态文学研究刊物《文学与环境跨学科研究》(ISLE:InterdisciplinaryStudiesinLiteratureandEnvironment)问世。该刊物的目的是“从生态环境角度为文学艺术的批评研究提供论坛，包括生态理论、环境保护主义、自然及对自然描述的思想、人/自然两分法及其他相关的理论思想。”(注：CheryllGlotfelty&HaroldFromm,ed.TheEcocriticismReader:LandmarksinLiteraryEcology,Athens:TheUniversityofGeorgiaPress,1996,p.xviii,p.xviii,p.xviii.)

九十年代中期以后，一些生态文学批评的专著相继出版。1996年佐治亚大学出版社出版了格罗费尔蒂和费罗姆主编的《生态批评读者：文学生态学的里程碑》(EcocriticismReader:LandmarksinLiteraryEcology,1996)。该书收集了26篇论文，分三个部分，分别讨论了生态学及生态文学理论、文学的生态批评和生态文学的批评。1999年洛兰·安德森(LorraineAnderson)和斯科特·斯洛维克主编的《文学与环境：自然与文化读本》(LiteratureandEnvironment:AReaderonNatureandCulture,1999)收集了长短不一的文章一百多篇，以小说、诗歌、散文、传记等不同体裁论述了人类与动物、人类与居住环境、政治与环境、经济与生态等众多主题。2000年，劳伦斯·库帕(LaurenceCoupe)主编《绿色研究读本：从浪漫主义到生态批评》(TheGreenStudiesReader:FromRomanticismtoEcocriticism,2000)，从“绿色传统”、“绿色理论”和“绿色读物”三方面论述了生态文学批评的渊源与发展。1999年至2001年间出版的伦纳德·西格杰(LeonardD.Scigaj)的《持续的诗篇：四位生态诗人》(SustainablePoetry:FourAmericanEcopoets,1999)、乔纳森·巴特(JonathanBate)的《大地之歌》(TheSongoftheEarth,2000)、帕特里克·穆菲的《自然取向的文学研究之广阔领域》(FartherAfieldintheStudyofNature-OrientedLiterature,2000)、戴维·梅泽尔(DavidMazel)的《美国文学的环境主义》(AmericanLiteraryEnvironmentalism,2000)和劳伦斯·布伊尔(LawrenceBuell)的《为濒临危险的地球写作》(WritingforanEndangeredWorld:Literature,Culture,andEnvironment

intheU.S.andBeyond,2001)把生态文学批评理论研究推向了一个新的阶段。

除了出版生态批评的专著以外，近年来有关生态文学批评的会议也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例如，在“文学与环境研究学会”的协助下，2000年6月在爱尔兰举行了议题为“环境的价值”的多学科国际学术研讨会。2002年3月“文学与环境研究学会”在英国召开研讨会，讨论“生态批评的最新发展”。2002年9月，该学会的英国分会在利兹大学召开第三届年会，会议主题是“创造，文化和环境”，重点研讨生态批评、生态诗学和生态女权主义。“文学与环境研究学会”第三届年会将于2003年6月在波士顿大学召开。会议的主题是“海洋-城市-水池-园林”(“Sea-City-Pond-Garden”)。

二、美国生态批评发展的三个阶段

到目前为止，短短的十多年中，美国生态文学批评已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主要研究自然与环境是怎样在文学作品中被表达的。生态批评家认为，许多作品中描写自然的一个陈旧模式是：自然要么被描绘成伊甸园般田园牧歌式的世外桃源和处女地，要么是瘴气弥漫的沼泽地或无情的荒野。生态文学批评的第二阶段把重点放在努力弘扬长期被忽视的描写自然的文学作品上，对美国描写自然的文学作品的历史、发展、成就，及其风格体裁等作了深入的探讨和研究。美国描写自然的作品是以描写自然为取向的非小说创作。它有着成果累累的过去和充满活力的今天。从八十年代末到九十年代初，美国出版的描写自然的作品选集有二十多部。作为一个文学流派，它源于英国吉柏特·怀特(GilbertWhite，1720—1793)的《塞尔波纳的自然史》(ANaturalHistoryofSelbourne,1760)。这一写作传统通过亨利·索罗(HenryThoreau,1817—1862)、约翰·巴勒斯(JohnBurroughs,1837—1921)、玛丽·奥斯汀(MaryAustin,1868—1934)、艾尔多·利奥波德(AldoLeopold,1886—1948)和蕾切尔·卡森(RachelCarson，1907—1964)等延伸到了美国，其中利奥波德和卡森后来成为直接推动生态批评兴起的领先人物。利奥波德的“生态中心论”(ecocentrism)思想后来成为环境主义者的金科玉律。卡森的《寂静的春天》(SilentSpring，1963)可以说是一座丰碑，是人类生态意识觉醒的标志，是生态学新纪元的开始。生态文学批评的第三阶段试图创建一种生态诗学，通过强调生态系统的概念，加强生态文学批评的理论建设。生态批评发展到今天，在创建理论体系方面，已取得了不少成就，提出了许多有意义的思想。例如，“环境伦理说”(environmentalethics)或“环境哲学”(environmentalphilosophy)对人与自然环境之间的道德关系进行探讨；非人类中心说主张非人类存在物，如物种、生态系统等同样具有道德地位，指出人类对它们负有直接的义务；施韦策(AlbertSchweitzer)的“敬畏生命”论和泰勒(PaulW.Taylor)的“生命中心论”(biocentrism)将道德关心的对象扩展到整个生命界，构筑了以“尊重自然”为终极道德意念的伦理学体系；克利考特(JBairdCallicott)的主观价值论和罗尔斯顿(HolmesRolstonШ)的客观价值论，特别是奈斯(ArneNaess)等人提出的“深层生态学”(deepecology)都可以被看作是生态文学批评的理论基础。

近几年来，伦纳德·西格杰、乔纳森·巴特、帕特里克·穆菲、劳伦斯·布伊尔等从现当代西方哲学家和文论家那里吸取思想精华，运用巴赫金、海德格尔、梅洛·庞蒂和罗兰·巴特等人的批评理论来构建当代生态诗学，把生态文学批评理论研究推向了一个新的阶段。在《持续的诗篇：四位生态诗人》一书中，西格杰批判了后结构主义语言理论对当代诗歌和文学批评的影响，认为后结构主义和后现代主义仅仅把批评的目标放在语言、文本和话语上，似乎文本以外就没有自然环境等其他“存在”(Being)的存在。西格杰把批评的矛头指向西方哲学中的二元论思想，强调生态诗学的理论构建应以海德格尔和梅洛·庞蒂的思想为基础。根据海德格尔的存在主义观点，存在首先是个人的存在，个人存在是一切其他存在物的根基，“在”就是“我”，整个世界都是“我”的“在”的结果，必须在人对外部世界事物的关系中来考察它们，否则就毫无意义，失去了确定性。西格杰认为，在今天全球高度信息化、科技化，经济环境与政治环境不平衡的形势下，生态诗学的任务首先是要面对全球环境恶化这一基本事实，要以人的生存为本。西格杰还试图从梅洛·庞蒂有关现象学的论证中探索生态诗学的理论基础。梅洛·庞蒂深受胡塞尔的现象学的影响，把自己的哲学称为“知觉现象学”。他指出，现象学就是对本质的研究。所谓“本质”，并不意味着哲学要把本质当作对象，只是意味着我们的存在，意味着我们需要“观念性的场所”。在梅洛·庞蒂看来，本质就是我们的体验；世界不是客观的对象，只是“我的一切思想和我的一切外观知觉的自然环境和场所”(注：蒋孔阳：《二十世纪西方美学名著选》，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88年，第232页。)。西格杰发现，梅洛·庞蒂的论点为生态批评家提供了一个有效的批评模式，即把体验的深度与世界的内在关系融会于一体，不能机械地或用理想主义的框架来理解身体与世界的关系，这就意味着生态诗学的研究要超出传统西方哲学中主观/客观二元论的思想。

乔纳森·巴特在《大地之歌》中也应用了现象学的批评原理，并多次提及海德格尔的观点，进一步完善了他在1991年发表的《浪漫主义生态学：华兹华斯和环境传统》(RomanticEcology:WordsworthandtheEnvironmentalTradition,1991)中陈述的浪漫主义生态诗学。同时，巴特还根据法国思想家卢梭(JeanJacquesRousseau)有关论证“自然状态”的思想来探讨生态诗学的问题。巴特认为，卢梭的“自然状态”论和“返于自然”的思想与“深层生态学”理论从本质上讲是一致的。巴特全面论述了从十八世纪到当今的小说和诗歌。他在《大地之歌》的前二章中把简·奥斯汀和托马斯·哈代、玛丽·雪莱和威廉·H·哈德孙以及伊莉莎白·毕晓普相并立，以独特的视角探讨了这些通常不被认为是“自然作家”的生态意义。(注：JonathanBate,TheSongoftheEarth,Massachusetts:HarvardUniversityPress,2000,p.31.)

劳伦斯·布伊尔和帕特里克·穆菲等也试图从不同方面构建生态诗学理论。布伊尔试图淡化自然与文化的界限，认为生态批评的未来应从研究自然与文化的关系着手。穆菲试图重新调整当今生态批评界的一些不平衡的做法，其中突出了美国生态批评界对美国少数裔生态作家的忽视和对国际上其他国家生态作家及生态文学经典的忽略。穆菲指出，生态批评家研讨的作品大多是像梭罗的《沃尔登或林中生活》之类的非小说作品，而涉及生态环境主题的小说作品却在某种程度上处于边缘地位。穆菲认为，叙事小说在环境保护方面起的作用丝毫不亚于非小说作品，叙事作品应成为未来十年生态文学研究的重点。尊重自然、保护环境的思想意识不仅体现在纯自然作品中，而且在不少现当代小说家的叙事小说中也有明显表现。例如当代小说家约翰·厄普代克(JohnUpdike)和唐·德里罗(DonDelillo)分别在《白色噪音》(WhiteNoise，1985)和《兔子休息了》(RabbitatRest，1990)中从不同的角度反映了当代作家对生态环境的关注。德里罗的《白色噪音》除了表现当代人惧怕死亡这一主题外，还通过对生态环境的描述，特别是通过对某一旅游景点(一旧牲口棚)、超市食品、化学毒气泄露事件的描述，表现了在后现代文化背景下的美国乃至整个人类赖以生存的生态环境受到严重破坏，真正意义上的自然和文化在以消费为主的后资本主义社会中被“复制”而成为种种假象(simulacraandsimulations)，并最终因发生“错位”而逐步消失。厄普代克的《兔子休息了》从侧面描写美国作为一个“后自然”(postnatural)国家，其大地所拥有的资源差不多已被消耗一空了。在小说的结尾，已五十五岁的主人公“兔子”哈利·安斯特罗姆眺望佛罗里达州一处疗养地的风景时，他透过那天堂般的外表，看到其中的衰败和污染。在这些“危险的风景”(riskscape，美国当代地理学家苏珊·卡特杜撰了这一词，来形容空气中漂浮的毒气对自然风景的侵害)中，哈利看到成排的棕榈树由于遭受干旱而枯死，看到蓝色的天空被“喷气飞机喷出的烟雾所污染”，看到“紫外线正把人体的扁平细胞烤成癌细胞”，看到“空气中弥漫的烟雾使人难以呼吸”。(注：JohnUpdike,RabbitatRest,NewYork:AlfredKnopf,1990,p.501.)如果说十九世纪的西方文学反映的是一个把自然当作医治人们精神创伤的社会，二十世纪的西方文学描写了一个把自然看成是经济源泉的社会，那么，当代美国文学作品中的自然描写所揭示的正是比尔·麦肯比(BillMckibben)所说的“后自然世界”(postnaturalworld)。在这个“后自然世界”里，人们对自然的需求仅仅是表面上的，尽管自然有时会激起人们的怀旧思想，有时会使人产生背井离乡的感觉，但它已经与实在的东西(theReal)无关。

尽管生态批评家为了创建生态诗学已经做了不懈的努力，但生态批评理论尚处在发展阶段，它还没有达到理论上的成熟，更没有形成一个系统的理论体系。美国学术界认为生态批评缺乏理论基础的也大有人在。《美国现代语言协会》杂志编委玛萨·班塔斯(MarthaBantas)认为“环境研究是软性的(soft)”，它不过是“拥抱树木的玩意”(“hugthetreestuff”)。(注：LaurenceCoupe,TheGreenstudiesReader:fromRomanticismtoEcocriticism,

NewYork:Routledge,2000,p.169.)尽管此话显得过激，但多少说明一些问题。

三、生态文学批评旨在解决的问题

多年来，生态文学批评一直就文学与自然环境的关系不断提出问题并试图予以回答。生态文学批评家经常提出的问题，除了诸如作者是怎样描述大自然、作品的主题是否反映生态环境意识、人应该如何对待大自然、人在自然中处于什么位置等之外，还包括这样一些根本问题：怎样确定自然与文化的关系?当代生态文学批评研究的方向和思路是什么?生态批评是不是一门“终极的科学”?怎样把生态文学研究与其他学科结合起来以便达到一个互补互利的结果?等等。

生态批评家们明确提出，生态批评的根本前提是：人类文化与自然世界密切相关。人类文化影响自然世界同时被自然世界影响。它研究的主题是自然与文化之间的相互关系。作为一种文学和文化批评，生态批评的主要任务就是，通过文学来重审人类文化，进行文化批判，探索人类思想、文化、社会发展模式如何影响甚至决定人类对自然的态度和行为，如何导致环境的恶化和生态的危机。正如乔纳森·莱文所说，“我们的社会文化的所有方面，共同决定了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生存的独一无二的方式。不研究这些，我们就无法深刻认识人与自然环境的关系，而只能表达一些肤浅的忧虑。……因此，在研究文学如何表现自然之外，我们还必须花更多的精力分析所有决定着人类对待自然的态度和生存于自然环境里的行为的社会文化因素，并将这种分析与文学研究结合起来。”(注：转引自王诺：《生态批评：发展与渊源》，《文艺研究》，2002年第3期，第48页。)生态批评就是要“历史地揭示文化是如何影响地球生态的”(注：JonathanLevin,“OnEcocriticism(ALetter)”,PMLA114.5(Oct.1999),p.1098.)。著名生态思想研究者唐纳德·奥斯特指出，“我们今天所面临的全球性生态危机，起因不在生态系统自身，而在于我们的文化系统。要度过这一危机，必须尽可能清楚地理解我们的文化对自然的影响。……研究生态与文化的历史学家、文学批评家、人类学家和哲学家虽然不能直接推动文化变革，但却能够帮助我们理解，而这种理解恰恰是文化变革的前提。”(注：DonaldWorst,TheWealthOfNature:EnvironmentalHistoryandecologicalImagination,

NewYork:OxfordUniversityPress,1993,p.27.)

生态主义文学范文篇6

一、与自然的和谐关系在文学作品中的体现———生态文学

1．中国古代的“天人合一”思想与文学。在中国古代传统文化中，蕴含着丰富的生态思想。“天人合一”讲的就是天与人、人与物，即人与自然的关系。“天人合一”是中国哲学的基本理念，也是中国古代丰富的生态思想形成的基础。《老子》云:“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地母。……故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域中有四大，而人居其一焉。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老子》二十五章)庄子追求精神自由，认为人与天地自然的合一，是最高的生存理想和生存境界。此外，中国古代的文人志士无不从不同的侧面表现了“天人合一”的生态思想。欧阳修在他的《画眉鸟》一诗中，以物咏志，自然呈现出来的生机和活力，回归自然过无拘无束的生活。韩愈在《山石》中则反映了一种把自然当作家园和归宿的情结:“山红涧碧纷烂漫，时见松枥皆十围。当流赤足踏涧石，水声激激风吹衣。人生如此自可乐，岂必局束为人鞿．嗟哉吾党二三子，安得至老不更归。”“天人合一”的恩想表现出了一种生态伦理，体现了中国古人善待自然、保护生物资源的朴素的生态智慧。自然是人类生存的基础，栖身的家园，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应该是相互依存的，珍惜自然就是珍惜人类自己的明天。

2.西方文学中人与自然的和谐音。在西方，产生了支配人类意识和行为达数千年之久的人类中心主义。在这种思想基础之上，人类以征服自然为荣，以统治自然为乐，这种征服与统治使人与自然的关系处于尖锐的对立状态，人类将为此承受长期的生态危机和生存危机。然而，西方也有着绵延数千年的生态思想。西方最早的文学主要是神话、诗歌等口头文学，是由群体创作群体传承的，其原始性大都具有原生形态的天然特色，这类原始文学，有相当大的一部分就是生态文学。作为西方文学一个主要源头的《圣经》，既包含了征服、统治自然的观念，同时也有很多物种平等、生态平衡的生态思想。《创世纪》第13章记载，亚伯拉罕和罗德各自拥有大量的山羊和绵羊，而土地不能同时承受它们，因为他俩拥有的羊只太多，所以他们不能在一个地方一起生存。亚伯拉罕对罗德说:“让我们分开吧，你如果往北我就往南，你要往南走我就到北边。”《圣经》告诉我们，亚伯拉罕已经有了生态平衡的意识。对人类中心主义提出质疑，主张人与自然和谐相处，这样的生态思想蕴含在西方生态文学对人与自然的关系的揭示和艺术表现中。斯威夫特的《格列佛游记》不以人类的利益和行为准则为价值判断的尺度，含有对人类中心主义的批判。梭罗是浪漫主义时代最伟大的生态作家，被评论界认为是“绿色圣徒”。梭罗在《缅因森林》里，批评了只知道占有和利用自然的态度，呼吁人们诗意地对待自然。他说:“几乎没有过什么人来到森林里看松树是怎么生活、生长、发芽的，怎样将其常青的手臂伸向光明—看看它完美的成功。大部分人都只满足于看到松树变成宽大的板，运到市场上，并认为那才是真正的成功。”在梭罗看来，人的发展绝不是物质财富越来越多地占有，而是精神生活得充实和丰富，是人格的提升，是在与自然越来越和谐的同时人与人之间也越来越和谐。

二、人与自然的不和谐关系在文学作品中体现———反生态文学

生态批评不仅要研究所有生态文学作家和作品、所有作品具有生态意义的部分，而且还必须对己有的反生态的作家和作品进行生态思想角度的重新审读和重新评价。这有利于唤醒人们的生态保护意识，重新铸就一种生态文明时代的生态人文精神。人类征服和统治自然的思想根源是人类中心主义。柏拉图的《泰阿泰德篇》记载了普罗塔戈拉的一句话:“人是万物的尺度:是存在物存在的尺度，也是不存在物不存在的尺度。”古希腊文学鼓励人们以统治者的态度对待自然，是人类中心主义最深远的思想根源。拉伯雷是文艺复兴时期著名的人文主义作家。他的长篇小说《巨人传》以赞赏的口吻描写了巨人卡冈都亚不可抑制的强烈欲望。卡冈都亚是格朗古杰国王的儿子，他生下来就会说话，要喝17000多头母牛的奶，要用12000多尺布做一件衣服……小说大肆夸张巨人们的生理需要，肆无忌惮地大谈特谈饮食男女之大欲，所有这些都象征着人类对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双重渴求，以及对探索自然、开创未来的渴求。历史地看，这部小说具有反抗禁欲主义和张扬人性的进步性;但如果从生态角度审视，则不难发现这部小说的巨大危害性。假如所有人都像巨人这般疯狂地、毫无限制地满足无尽的欲望，那么，生态系统总崩溃早就到来了。在中国，随着人类社会发展的进程，文学中的人与自然的关系也经历了由和谐、疏远到对立这样一个过程。从庄子的“与造物者游”到陶渊明的田园之游或李太白的酒酣“梦游”，文学反映出来的人与自然的关系是和谐的、亲近的。元明清以降，城市的商品经济开始活跃起来，与之相应的叙事文学形式如话本、小说、戏曲、鼓词开始兴盛起来，文学艺术的主体遂由田园逐渐转向了市民生活。《金瓶梅》、《牡丹亭》、《红楼梦》等代表了这一时期文学的最高成就。作品中反映的社会生活内容肯定是更加丰富了，但在无意间却渐渐丢落了在古代文人和诗词中占据绝对意义的“自然”。20世纪中期以后，中国刚刚摆脱战争的灾难，整个中国大地处于百废待兴的状态。然而，这时人们在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上发生了一个很大的偏差:他们把人类的进化程度与社会的发展程度等同于人与社会摆脱自然约束的程度。于是，整个社会在有意识地进行着改天换地的操作。这一时期的文学如《红旗歌谣》突出地反映了这种人与自然不和谐的关系。

三、融入生态思考的文学批评与创作

生态主义文学范文篇7

inLiteraryEcology,Athens:TheUniversityofGeorgiaPress,1996,p.xviii,p.xviii,p.xviii.)本文将首先简述美国生态文学批评的历史源流，然后在阐述其发展的三个阶段基础上，探讨美国生态文学批评意图解决的主要问题。

一、美国生态文学批评的历史源流

生态文学批评这一概念的提出，可以追溯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1972年，约瑟夫·米克(JosephW.Meeker)在《生存的喜剧：文学生态学研究》(TheComedyofSurvival:StudiesinLiteraryEcology,1972)中提出“文学生态学”的概念，“对出现在文学作品中的生物主题进行研究”(注：JosephW.Meeker,TheComedyofSurvival:StudiesinLiteraryEcology,

NewYork:Scribner''''s,1972,p.9.)。1978年，威廉·鲁克特(WilliamRueckert)在其论文《文学与生态学：生态批评的实验》(“LiteratureandEcology：AnExperimentinEcocriticism”)中首先使用了ecocriticism这一批评术语，提出“把生态学以及和生态学有关的概念运用到文学研究中去”(注：WilliamRueckert,“LiteratureandEcology:AnExperimentinEcocriticism,”IowaReview9.1(Winter1978),p.71-86.)。随后，有人提出“生态诗学”(ecopoetics)、“环境文学批评”(environmentalliterarycriticism)、“绿色研究”(greenstudies)，或“绿色文化研究”(greenculturalstudies)等其他术语，但大多数人倾向用ecocriticism这一提法，因为它不仅很容易被转变成ecocritical和ecocritic等形式，而且“eco”这一前缀强调人类社会与自然世界的关系。1985年，弗雷德利克·瓦格(FrederickO.Waage)编辑出版《讲授环境文学：资料，方法和文献资源》(TeachingEnvironmentalLiterature:Materials,Methods,Resources,1985)。该书收集了十九位讲授生态环境文学课程的教师写的“课程简介”(CourseDescriptions)，“目的是要在文学领域促进人们对生态文学有更深的了解和认识。”(注：FrederickO.Waage,ed.,TeachingEnvironmentalLiterature:Materials,Methods,

Resources,NewYork:1985,p.viii.)1989年《美国自然文学创作通信》(TheAmericanNatureWritingNewsletter)得以创办使有关学者得以发表生态文学研究的短文、书评、和课堂笔记等。随后，不少人文学科的学术刊物相继开辟了生态文学批评的增刊或专刊，其中有《印地安那州评论》、《俄亥俄州评论》等美国著名的学术刊物。(注：根据彻丽尔·格罗费尔蒂的统计，自1986年至今，美国人文学科出版过20多期关于生态环境文学的专刊。具体内容请参见格罗费尔蒂和费罗姆主编的《生态批评读者：文学生态学的里程碑》，第32页。)同时，一些大学开始把生态文学列入课程，作为现当代文论的一部分，受到学生普遍欢迎。在1991年美国“现代语言学会”(ModernLanguageAssociation)上，哈罗德·费罗姆(HaroldFromm)发起并主持了名为“生态批评：文学研究的活力”(Ecocriticism:TheGreeningofLiteraryStudies)的学术讨论。1992年，“美国文学协会”专题报告会上，格伦·A·洛夫(GlenA.Love)主持了题为“美国自然作品创作：新环境，新方法”(AmericanNatureWriting:NewContexts,NewApproaches)的专题讨论。同年，“文学与环境研究学会”(ASLE:AssociationfortheStudyofLiteratureandEnvironment)成立，该学会的宗旨是“促进人类和自然世界关系的文学思想与文学信息的交流”，“鼓励新的自然文学创作，推动传统的和创新的研究环境文学的学术方法以及跨学科的生态环境研究。”(注：CheryllGlotfelty&HaroldFromm,ed.TheEcocriticismReader:Landmarksin

LiteraryEcology,Athens:TheUniversityofGeorgiaPress,1996,p.xviii,p.xviii,p.xviii.)1993年第一届全美生态批评研究会在科罗拉多州的福特科林斯(Fort-Collis)举行。与此同时，第一份正式的生态文学研究刊物《文学与环境跨学科研究》(ISLE:InterdisciplinaryStudiesinLiteratureandEnvironment)问世。该刊物的目的是“从生态环境角度为文学艺术的批评研究提供论坛，包括生态理论、环境保护主义、自然及对自然描述的思想、人/自然两分法及其他相关的理论思想。”(注：CheryllGlotfelty&HaroldFromm,ed.TheEcocriticismReader:LandmarksinLiteraryEcology,Athens:TheUniversityofGeorgiaPress,1996,p.xviii,p.xviii,p.xviii.)

九十年代中期以后，一些生态文学批评的专著相继出版。1996年佐治亚大学出版社出版了格罗费尔蒂和费罗姆主编的《生态批评读者：文学生态学的里程碑》(EcocriticismReader:LandmarksinLiteraryEcology,1996)。该书收集了26篇论文，分三个部分，分别讨论了生态学及生态文学理论、文学的生态批评和生态文学的批评。1999年洛兰·安德森(LorraineAnderson)和斯科特·斯洛维克主编的《文学与环境：自然与文化读本》(LiteratureandEnvironment:AReaderonNatureandCulture,1999)收集了长短不一的文章一百多篇，以小说、诗歌、散文、传记等不同体裁论述了人类与动物、人类与居住环境、政治与环境、经济与生态等众多主题。2000年，劳伦斯·库帕(LaurenceCoupe)主编《绿色研究读本：从浪漫主义到生态批评》(TheGreenStudiesReader:FromRomanticismtoEcocriticism,2000)，从“绿色传统”、“绿色理论”和“绿色读物”三方面论述了生态文学批评的渊源与发展。1999年至2001年间出版的伦纳德·西格杰(LeonardD.Scigaj)的《持续的诗篇：四位生态诗人》(SustainablePoetry:FourAmericanEcopoets,1999)、乔纳森·巴特(JonathanBate)的《大地之歌》(TheSongoftheEarth,2000)、帕特里克·穆菲的《自然取向的文学研究之广阔领域》(FartherAfieldintheStudyofNature-OrientedLiterature,2000)、戴维·梅泽尔(DavidMazel)的《美国文学的环境主义》(AmericanLiteraryEnvironmentalism,2000)和劳伦斯·布伊尔(LawrenceBuell)的《为濒临危险的地球写作》(WritingforanEndangeredWorld:Literature,Culture,andEnvironment

intheU.S.andBeyond,2001)把生态文学批评理论研究推向了一个新的阶段。

除了出版生态批评的专著以外，近年来有关生态文学批评的会议也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例如，在“文学与环境研究学会”的协助下，2000年6月在爱尔兰举行了议题为“环境的价值”的多学科国际学术研讨会。2002年3月“文学与环境研究学会”在英国召开研讨会，讨论“生态批评的最新发展”。2002年9月，该学会的英国分会在利兹大学召开第三届年会，会议主题是“创造，文化和环境”，重点研讨生态批评、生态诗学和生态女权主义。“文学与环境研究学会”第三届年会将于2003年6月在波士顿大学召开。会议的主题是“海洋-城市-水池-园林”(“Sea-City-Pond-Garden”)。

二、美国生态批评发展的三个阶段

到目前为止，短短的十多年中，美国生态文学批评已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主要研究自然与环境是怎样在文学作品中被表达的。生态批评家认为，许多作品中描写自然的一个陈旧模式是：自然要么被描绘成伊甸园般田园牧歌式的世外桃源和处女地，要么是瘴气弥漫的沼泽地或无情的荒野。生态文学批评的第二阶段把重点放在努力弘扬长期被忽视的描写自然的文学作品上，对美国描写自然的文学作品的历史、发展、成就，及其风格体裁等作了深入的探讨和研究。美国描写自然的作品是以描写自然为取向的非小说创作。它有着成果累累的过去和充满活力的今天。从八十年代末到九十年代初，美国出版的描写自然的作品选集有二十多部。作为一个文学流派，它源于英国吉柏特·怀特(GilbertWhite，1720—1793)的《塞尔波纳的自然史》(ANaturalHistoryofSelbourne,1760)。这一写作传统通过亨利·索罗(HenryThoreau,1817—1862)、约翰·巴勒斯(JohnBurroughs,1837—1921)、玛丽·奥斯汀(MaryAustin,1868—1934)、艾尔多·利奥波德(AldoLeopold,1886—1948)和蕾切尔·卡森(RachelCarson，1907—1964)等延伸到了美国，其中利奥波德和卡森后来成为直接推动生态批评兴起的领先人物。利奥波德的“生态中心论”(ecocentrism)思想后来成为环境主义者的金科玉律。卡森的《寂静的春天》(SilentSpring，1963)可以说是一座丰碑，是人类生态意识觉醒的标志，是生态学新纪元的开始。

生态文学批评的第三阶段试图创建一种生态诗学，通过强调生态系统的概念，加强生态文学批评的理论建设。生态批评发展到今天，在创建理论体系方面，已取得了不少成就，提出了许多有意义的思想。例如，“环境伦理说”(environmentalethics)或“环境哲学”(environmentalphilosophy)对人与自然环境之间的道德关系进行探讨；非人类中心说主张非人类存在物，如物种、生态系统等同样具有道德地位，指出人类对它们负有直接的义务；施韦策(AlbertSchweitzer)的“敬畏生命”论和泰勒(PaulW.Taylor)的“生命中心论”(biocentrism)将道德关心的对象扩展到整个生命界，构筑了以“尊重自然”为终极道德意念的伦理学体系；克利考特(JBairdCallicott)的主观价值论和罗尔斯顿(HolmesRolstonШ)的客观价值论，特别是奈斯(ArneNaess)等人提出的“深层生态学”(deepecology)都可以被看作是生态文学批评的理论基础。

近几年来，伦纳德·西格杰、乔纳森·巴特、帕特里克·穆菲、劳伦斯·布伊尔等从现当代西方哲学家和文论家那里吸取思想精华，运用巴赫金、海德格尔、梅洛·庞蒂和罗兰·巴特等人的批评理论来构建当代生态诗学，把生态文学批评理论研究推向了一个新的阶段。在《持续的诗篇：四位生态诗人》一书中，西格杰批判了后结构主义语言理论对当代诗歌和文学批评的影响，认为后结构主义和后现代主义仅仅把批评的目标放在语言、文本和话语上，似乎文本以外就没有自然环境等其他“存在”(Being)的存在。西格杰把批评的矛头指向西方哲学中的二元论思想，强调生态诗学的理论构建应以海德格尔和梅洛·庞蒂的思想为基础。根据海德格尔的存在主义观点，存在首先是个人的存在，个人存在是一切其他存在物的根基，“在”就是“我”，整个世界都是“我”的“在”的结果，必须在人对外部世界事物的关系中来考察它们，否则就毫无意义，失去了确定性。西格杰认为，在今天全球高度信息化、科技化，经济环境与政治环境不平衡的形势下，生态诗学的任务首先是要面对全球环境恶化这一基本事实，要以人的生存为本。西格杰还试图从梅洛·庞蒂有关现象学的论证中探索生态诗学的理论基础。梅洛·庞蒂深受胡塞尔的现象学的影响，把自己的哲学称为“知觉现象学”。他指出，现象学就是对本质的研究。所谓“本质”，并不意味着哲学要把本质当作对象，只是意味着我们的存在，意味着我们需要“观念性的场所”。在梅洛·庞蒂看来，本质就是我们的体验；世界不是客观的对象，只是“我的一切思想和我的一切外观知觉的自然环境和场所”(注：蒋孔阳：《二十世纪西方美学名著选》，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88年，第232页。)。西格杰发现，梅洛·庞蒂的论点为生态批评家提供了一个有效的批评模式，即把体验的深度与世界的内在关系融会于一体，不能机械地或用理想主义的框架来理解身体与世界的关系，这就意味着生态诗学的研究要超出传统西方哲学中主观/客观二元论的思想。

乔纳森·巴特在《大地之歌》中也应用了现象学的批评原理，并多次提及海德格尔的观点，进一步完善了他在1991年发表的《浪漫主义生态学：华兹华斯和环境传统》(RomanticEcology:WordsworthandtheEnvironmentalTradition,1991)中陈述的浪漫主义生态诗学。同时，巴特还根据法国思想家卢梭(JeanJacquesRousseau)有关论证“自然状态”的思想来探讨生态诗学的问题。巴特认为，卢梭的“自然状态”论和“返于自然”的思想与“深层生态学”理论从本质上讲是一致的。巴特全面论述了从十八世纪到当今的小说和诗歌。他在《大地之歌》的前二章中把简·奥斯汀和托马斯·哈代、玛丽·雪莱和威廉·H·哈德孙以及伊莉莎白·毕晓普相并立，以独特的视角探讨了这些通常不被认为是“自然作家”的生态意义。(注：JonathanBate,TheSongoftheEarth,Massachusetts:HarvardUniversityPress,2000,p.31.)

劳伦斯·布伊尔和帕特里克·穆菲等也试图从不同方面构建生态诗学理论。布伊尔试图淡化自然与文化的界限，认为生态批评的未来应从研究自然与文化的关系着手。穆菲试图重新调整当今生态批评界的一些不平衡的做法，其中突出了美国生态批评界对美国少数裔生态作家的忽视和对国际上其他国家生态作家及生态文学经典的忽略。穆菲指出，生态批评家研讨的作品大多是像梭罗的《沃尔登或林中生活》之类的非小说作品，而涉及生态环境主题的小说作品却在某种程度上处于边缘地位。穆菲认为，叙事小说在环境保护方面起的作用丝毫不亚于非小说作品，叙事作品应成为未来十年生态文学研究的重点。尊重自然、保护环境的思想意识不仅体现在纯自然作品中，而且在不少现当代小说家的叙事小说中也有明显表现。例如当代小说家约翰·厄普代克(JohnUpdike)和唐·德里罗(DonDelillo)分别在《白色噪音》(WhiteNoise，1985)和《兔子休息了》(RabbitatRest，1990)中从不同的角度反映了当代作家对生态环境的关注。德里罗的《白色噪音》除了表现当代人惧怕死亡这一主题外，还通过对生态环境的描述，特别是通过对某一旅游景点(一旧牲口棚)、超市食品、化学毒气泄露事件的描述，表现了在后现代文化背景下的美国乃至整个人类赖以生存的生态环境受到严重破坏，真正意义上的自然和文化在以消费为主的后资本主义社会中被“复制”而成为种种假象(simulacraandsimulations)，并最终因发生“错位”而逐步消失。厄普代克的《兔子休息了》从侧面描写美国作为一个“后自然”(postnatural)国家，其大地所拥有的资源差不多已被消耗一空了。在小说的结尾，已五十五岁的主人公“兔子”哈利·安斯特罗姆眺望佛罗里达州一处疗养地的风景时，他透过那天堂般的外表，看到其中的衰败和污染。在这些“危险的风景”(riskscape，美国当代地理学家苏珊·卡特杜撰了这一词，来形容空气中漂浮的毒气对自然风景的侵害)中，哈利看到成排的棕榈树由于遭受干旱而枯死，看到蓝色的天空被“喷气飞机喷出的烟雾所污染”，看到“紫外线正把人体的扁平细胞烤成癌细胞”，看到“空气中弥漫的烟雾使人难以呼吸”。(注：JohnUpdike,RabbitatRest,NewYork:AlfredKnopf,1990,p.501.)如果说十九世纪的西方文学反映的是一个把自然当作医治人们精神创伤的社会，二十世纪的西方文学描写了一个把自然看成是经济源泉的社会，那么，当代美国文学作品中的自然描写所揭示的正是比尔·麦肯比(BillMckibben)所说的“后自然世界”(postnaturalworld)。在这个“后自然世界”里，人们对自然的需求仅仅是表面上的，尽管自然有时会激起人们的怀旧思想，有时会使人产生背井离乡的感觉，但它已经与实在的东西(theReal)无关。

尽管生态批评家为了创建生态诗学已经做了不懈的努力，但生态批评理论尚处在发展阶段，它还没有达到理论上的成熟，更没有形成一个系统的理论体系。美国学术界认为生态批评缺乏理论基础的也大有人在。《美国现代语言协会》杂志编委玛萨·班塔斯(MarthaBantas)认为“环境研究是软性的(soft)”，它不过是“拥抱树木的玩意”(“hugthetreestuff”)。(注：LaurenceCoupe,TheGreenstudiesReader:fromRomanticismtoEcocriticism,

NewYork:Routledge,2000,p.169.)尽管此话显得过激，但多少说明一些问题。

三、生态文学批评旨在解决的问题

多年来，生态文学批评一直就文学与自然环境的关系不断提出问题并试图予以回答。生态文学批评家经常提出的问题，除了诸如作者是怎样描述大自然、作品的主题是否反映生态环境意识、人应该如何对待大自然、人在自然中处于什么位置等之外，还包括这样一些根本问题：怎样确定自然与文化的关系?当代生态文学批评研究的方向和思路是什么?生态批评是不是一门“终极的科学”?怎样把生态文学研究与其他学科结合起来以便达到一个互补互利的结果?等等。

生态批评家们明确提出，生态批评的根本前提是：人类文化与自然世界密切相关。人类文化影响自然世界同时被自然世界影响。它研究的主题是自然与文化之间的相互关系。作为一种文学和文化批评，生态批评的主要任务就是，通过文学来重审人类文化，进行文化批判，探索人类思想、文化、社会发展模式如何影响甚至决定人类对自然的态度和行为，如何导致环境的恶化和生态的危机。正如乔纳森·莱文所说，“我们的社会文化的所有方面，共同决定了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生存的独一无二的方式。不研究这些，我们就无法深刻认识人与自然环境的关系，而只能表达一些肤浅的忧虑。……因此，在研究文学如何表现自然之外，我们还必须花更多的精力分析所有决定着人类对待自然的态度和生存于自然环境里的行为的社会文化因素，并将这种分析与文学研究结合起来。”(注：转引自王诺：《生态批评：发展与渊源》，《文艺研究》，2002年第3期，第48页。)生态批评就是要“历史地揭示文化是如何影响地球生态的”(注：JonathanLevin,“OnEcocriticism(ALetter)”,PMLA114.5(Oct.1999),p.1098.)。著名生态思想研究者唐纳德·奥斯特指出，“我们今天所面临的全球性生态危机，起因不在生态系统自身，而在于我们的文化系统。要度过这一危机，必须尽可能清楚地理解我们的文化对自然的影响。……研究生态与文化的历史学家、文学批评家、人类学家和哲学家虽然不能直接推动文化变革，但却能够帮助我们理解，而这种理解恰恰是文化变革的前提。”(注：DonaldWorst,TheWealthOfNature:EnvironmentalHistoryandecologicalImagination,

NewYork:OxfordUniversityPress,1993,p.27.)

生态主义文学范文篇8

[论文摘要]生态批评的提出和建构在最为根本的意义上是在当下人与自然关系语境下介入人的问题思考的一种理论努力。其理论基石是“生态中心”原则，这是一种生态存在论审美观。它的提出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标志着人们价值观念的一种转型，但也有可能造成美学中“人”的光彩的暗淡甚至是缺失。生态批评的学理基础还有待进一步深入探讨。

一、生态批评的提出

生态批评是产生于20世纪70年代的一种文学批评理论。在70年代初出版的《生存的戏剧：文学生态学研究》一书中，美国学者约瑟夫·密克尔提出“文学生态学”(literaryecology)这一术语，主张应当探讨文学所揭示的人类与其他物种之间的关系，要细致并真诚地审视和发掘文学对人类行为和自然环境的影响。1978年，威廉·鲁克尔特在《爱荷华州评论》第9期上发表题为《文学与生态学：一次生态批评的试验》的文章，首次使用了“生态批评”(ecocriticiam)这一概念，认为应该把生态以及和生态有关的概念运用到文学研究中去。此后。生态批评迅速发展，并引起了学术界广泛关注。到90年代，生态批评逐步成为了文学批评理论中的显学。

目前，学术界对生态批评概念的界定所广泛采用的是美国文学与环境教授彻丽尔·格罗费尔蒂下的定义，“生态批评是研究文学与物理环境之间关系的学问，……按地球中心的方法人手来研究文学”。前者可以看作是对生态批评对象的界定，以文学和物理环境(自然)的关系为研究对象；后者则意在说明研究的方法，“以地球为中心来研究文学”可以理解为站在地球生态的立场上来研究文学，探讨人与自然的关系，创作更多的生态文学作品，唤起人们对生态环境的保护意识，从而建构一种更为合理的生态理念。

生态批评产生于后现代语境之中，属于后现代批评理论，受到解构主义思潮的影响，它挑战、揭露、批判“逻各斯中心主义”，消解中心，颠覆传统。生态批评攻击的“逻各斯中心主义”表现为“人类中心主义”。“人类中心主义”是近代以来西方主流哲学文化价值观，是“现代性”的重要特征之一。它以人与自然的二元对立为前提，主张人是自然的主宰、世界的中心，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利；自然是人类统治、驾驭的对象，自然界作为“他者”没有任何“内在”价值。“人才是一切价值的主体，是一切价值的创造者和承担者”。这是一种绝对的“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它将人在世界中的地位极度拔高，过分强调人的主体性，严重扭曲了人与自然合理的生态存在关系。这种价值观在人类生产力水平不高、人类的生活活动还不足以对自然构成巨大威胁的历史时期曾发挥过积极的作用，促进了人类文明的进步。于是，近代文艺复兴以来，出现了培根的“命令自然”、笛卡儿的“使自己成为自然的主人和统治者”以及康德的“人是自然的立法者”等等“人类中心主义”思想的突出表述，这也表明了近代“人类中心主义”思想的形成。

然而，在这种思想的支配下，人类为了满足自身生存和发展的需要，在制造灿烂的物质文明的同时也饱尝着现代科技文明带来的苦果。对此，人们不禁感到困惑，人类拥有比以前更为强大的科技力量，但面对当下困境却束手无策，人类究竟应该以什么样的方式来生存?人与自然到底应该处于一种什么样的生存关系之中?应该建立一种什么样的生态生存理念?文学是人学，理应思考当下人与自然关系语境下人的问题，承担起应有的责任。可以认为，生态批评的提出和建构在最为根本的意义上正是出于这样的理论努力。它旨在挖掘并揭示生态危机的思想文化根源，揭示人类的思想、文化、科技、生产和生活方式、社会发展模式如何影响、甚至决定了人类对自然的恶劣态度和竭泽而渔式的行为，导致环境的恶化和生态危机。从根本上来说，生态批评主要是一种生态危机现实迫切需要的思想批评，是以生态整体观、系统观、动态平衡观作为主导思想的，以文学作品为媒介的文化批评。应该说，这样的一种批评形态和方法展现出了一种全新的文学批评视角，它拓宽了文学研究的领域，将自然纳入文学批评的范畴，使得自然的地位、特性和价值得到了张扬和突显。

二、生态中心主义——作为生态批评理论基石的生态存在论审美观

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是一个历史性话题。人来源于自然，与自然万物有着起源上的一致性和依存性。于是，在历史上就有一种天人合一、人与万物同生、与自然万物和谐相处的思想，主张田园式的回归自然的生存哲学。但人与自然万物又不是等同的，不是一个层次的生命存在体。人类文明的历史往往又是一部征服自然、改造自然的历史，这是与人类为了维护和满足自身的生存与发展需要密切结合在一起的。

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进程中，自然物种在不断消失，自然资源在不断枯竭，甚至，人类自身的生存与发展也面临着巨大的威胁。那么，如前所说，人类与自然之间到底应该构建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和方式呢?越来越多的理论研究者在思索着这个问题。在这样的理论语境中，“生态中心主义”思想被提出。作为对“人类中心主义”思想的反拨，它被认为是一种全新的价值理念，是对传统价值观的一次超越。

需要认识的问题是，“生态中心”原则中最重要的是对“生态平等”原则的理解。当然，“生态平等”只是一种相对的平等，而不是人与万物处于一种绝对的平等地位，是万物所具有的在“生物环链”中的平等以及在“生物环链”之中所享有的生存发展的权力，同样，人类也享有自己在“生物环链”中的吃穿住行等生存发展的平等权利。因而，它倡导的是一种生命相对平等价值观。自然万物的生命存在都应得到尊重，人与自然不仅有冲突、斗争的一面，更有相互依存、不可分割的一面。人与自然应遵循“普遍共生”与“生态自我”的原则。“生态中心”原则试图用这种生命的对等性实现对“人类中心主义”的超越。这种价值理念明显有别于传统的主客二分、人与自然二元对立的主体性哲学价值观。主体性哲学突显人的主体地位，将人与自然相分离，认为人是一切价值的核心，一切价值的裁判者。而“生态中心”理念认为人只是“生态环链”中的一个环节，人与自然理应和合与共地生存。

这种生态存在论审美价值观构成了生态批评理论的基石，“将这种生态存在论审美观运用于文学艺术的批评实践即是著名的生态批评”。

三、对“生态中心”原则的反思

“生态中心”原则提出之后也遭到了许多批评和质疑。有论者指出，由“人类中心”到“生态中心”的切换必然会导致美学中“人”的缺失；而且，这一转换也并不是一种思维方式、价值观念的彻底转型，在“生态中心”理念中人类自身的利益和价值依然是考虑的最终目标，不管怎么表述，这一点还是掩盖不了的。人们之所以用“生态中心”代替“人类中心”是认识到了人类一贯对待自然的态度已经对人类自身的生存造成了巨大的威胁，必须对人类自身所奉行的价值观念和对待自然的行为进行反思。但“生态中心”仍然是一种主客二分的思维模式。因为它依然明晰地意识到人与周围环境的区别，并且分别构成了问题的两极。只不过以往的哲学观凸显了“人”这一极的重要性，而如今强调的则是另一极——整体的生态系统(包括人在内)而已。这种生态理念突出了人与自然万物(生态系统)的相互依赖性和起源上的元差别性，但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人的主观能动性，造成了人在自然中地位的暗淡和缺失。

生态主义文学范文篇9

论文摘要：本文试图在自己理解的生态批评与文学现代性理论体系中，寻找两者之间联系，并尝试性进行阐释。

生态批评作为现在国内文学理论批评界的显学之一，已经成为众多著名的文学理论批评者关注的焦点。但是浏览一下国内专家众多论述，大多是在谈论他的历史、渊源、理论基础和一些批评原则，或者持相反的意见，对其"生态中心论"进行批评，但是很少有把生态批评与另一个比较热门的话题"文学现代性"联系起来论述。至于国外理论界，本人限于资料和信息以及外语水平的不足，不敢妄加判断，但仅仅就现在翻译过来的文章我还没有注意到有人涉及到这一点。我想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两者在当今中国都处于摸索阶段，还没有形成比较统一的理论体系，即使在世界范围内两者也是出于起步阶段，因此很难统一起来去论述。本文本着尝试的态度，试图将这两者联系起来加以论述。因为两者的理论体系在中国的不统一，所以在论述这两者的关系之前我必须阐述一下自己对于两者的观点，然后在我认可的理论体系范围内进行论述两者之间的联系。

（一）文学现代性

首先我将讨论一下有关文学现代性的问题。

在这之前必须对"现代性"加以定义，这是一个十分头痛的问题。因为这个概念的复杂性已经超出了人的想象，它的使用范围涉及不同的领域，它们在不同的情境中表达的意思是不同的，有时甚至是矛盾的。它已经成为文学和审美批评领域、历史、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等众多领域的一个关键词。他现在已经成为一个集最相矛盾的词义于一体的十足的杂音异符混合体。

如果按照法国人伊夫·瓦岱的说法，"现代性"这个词在法语中最初的用法至少有三种："可以表示某个特定的历史时期"；"可以以一种完全抽象的方式表示现代性事物所具有的特性"；"立足于审美层次"。p22⑴至于其他的论述我认为百变不离其宗，差不多就是在这三个范围进行扩展和理解。我真正认同的还是波德莱尔的那句名言"现代性，就是那种短暂的、易失的、偶然的东西，是艺术的一半，它的另一半内容是永恒的、不变的"p424⑵我认为这句话用诗性特有的包罗万象的语言，淋漓尽致的道出了"现代性"的所有内涵

在此我也可以借用一下他的这一说法来界定一下现阶段中国的文学理论界对于"文学现代性"的探讨大约也可以分为三点。一是认为只要进入了现代社会的文学就有文学现代性；二是只有表现现代社会的种种现象的文学才具有文学现代性；三是把文学现代性和审美现代性联系起来谈。

其实在接触以上现代性理论之前也就是本科阶段，对于"现代文学"的概念从来没有产生过怀疑，在我们接受的知识结构中理所当然的认为"五四"以后的文学就是"现代文学"。当时接受的理论就认为无论是鲁迅、郭沫若等人的反封建、反礼教和个性化的文学还是沈从文的湘西神庙、李金发和穆旦现代派诗歌都属于现代文学的范畴，把现代文学搞得像一个大染缸，只要是那个时间段存在的文学现象和在那个时间段内出版的文学作品都统统扔进现代文学的范畴，以至于造成在于当代文学的划分中的混乱，有些作家像我这样即使学了四年中文本科依然不敢说他到底是现代文学作家还是当代文学作家，还要在查看了他的文学作品的出版日期之后才敢断定。现在依然有人忽视文学与社会发展这一不平衡的现象，维护着这一文学与历史阶段划分相平行的原则。

对于第二点来说，在中国最主要的一个问题就是"五四"以后中国是不是现代社会的问题。如果不是现代社会，那中国文学界所谓的"现代文学"现象就没有存在的必要；如果是现代社会，那为什么还要实现四个"现代化"。当然并不是那么简单就可以了事，有关社会学方面现代性的理论，我不太了解，不敢妄加推论，只是在看了别人的论述中知道在中国社会学领域其实分期也是十分混乱的。但是在这个问题上过于纠缠就会把现代性等同于现代化。这是我们所不愿看到的。

第三点，就涉及到审美现代性的问题，所谓的审美现代性，按照杨春时老师的说法"审美现代性是现代性的反思、批判力量，它是主体在现代化过程中保持着反思能力和超越品格，不至于丧失自觉性而成为盲目的存在"p60⑶。文学与审美的结合我认为是最佳的。文学的自由和审美的超越在本质上有异曲同工之妙。前辈文学理论者早已在这方面做出了众多探索，如今是我不明的是为什么现在到要脱离他们的联合，而走向现实的批判。文学始终是文学，我们应注重文学的个体性和特殊性，如果用社会发展的理论去规定文学，只能扼杀文学发展的自律性。文学已经为了救亡奉献了宝贵的青春年华，难道我们还要重蹈覆辙吗？

所以文学的现代性应该是与审美现代性相联系，始终保持着对社会的批判，对现代化进程中种种不良现象的负面影响的消解，超越在现代社会中因为现代化进程而造成的异化现象的，从而建立人类的审美的生存方式，这才是真正的文学的现代性。

（二）生态批评

生态批评，作为最近几年内刚刚在国内外兴起的一股文学批评潮流，已经紧随解构主义、女性主义批评之后体现了蒸蒸日上的情形。正如如斯蒂文•罗森黛尔在《绿化文学学术》一书中所说："生态批评也许还不是主流，但它却已经在当今的文学研究中成为相当引人注目的潮流，文学与环境的课程需求在增加（例如ASLE网站可以链接150所大学在这方面所开的课程）。而且大学中围绕环境主题的课程和项目每年都在增长。许多大学开设文学与环境的研究生课程，越来越多的学者从博士论文就开始着手环境与文学关系的研究。环境文学批评可望在美国的大学中确立永久的地位。"⑷但是我们在这里不是专门谈论生态批评的问题，而是通过谈论生态批评找出他们与文学现代性的联系。

首先我们就应该先涉及到它的定义问题，我认为这是研究任何问题的前提。现阶段对于生态批评的定义也是层出不穷，"生态批评是崛起于90年代英美文学界的批评浪潮。它把文学批评放在地球生物圈这样广阔的语境下，结合切实的生态问题和文学文本，探讨人于自然的关系问题"⑸；"把生态批评定义为研究文学乃至整个文化与自然的关系的批评，揭示了这种批评最为关键的特征。作为一种文学和文化批评，生态批评有着显示其本体特征和独特价值的主要任务，那就是通过文学来重审人类文化，来进行文化批评——探索人类思想、文化、社会发展模式如何影响甚至决定人类对自然的态度和行为，如何导致环境的恶化和生态的危机"⑹；"生态批评是一种结合了社会历史语境的外部研究，而且随着女性主义批评和后殖民批评的兴起，批评家越发意识到自己有权利也有义务以自己的工作为人类、社会、乃至地球负责"⑺；"生态文艺学是一门从生态学的视角研究文艺与自然生态之间关系的学科。生态文艺学本应包括两个层面：研究文艺与人的外在自然生态环境（指整个的宇宙）的关系，研究文艺与人的内在自然生态状态（指人的生理基础）的关系。但就目前的情况言，生态文艺学主要是就前一层面而言的"⑻，但是在这些定义中我们可以发现无论如何变生态批评都是作为对于任何自然之间的关系的一种反映，这是不可否认的。也就是说生态批评的出现的直接原因是敏感的作家们意识到人与自然的关系出现了危机，同时文学理论家们已做出了这种反应。

的确，对于西方理论家们所说的那些可怖的现代化景象我没有见过，不敢妄加评论，但是可以联系我们身边的实际谈一下。不说别的，就仅仅提一下厦大白城对面的山吧，本来这片海域周围山清水秀，尤其是天气好的时候给人心旷神怡的感觉。但是为了发展经济填海造田，凿山建楼，我们再也找不到那优美的海湾，只能默默的欣赏愚公后代们的杰作。还有我曾记得小时候我们村四面都是树林，那是我们的天堂，真的为现在的孩子们可怜，他们再也享受不到那在知了声中的树荫下无忧无虑的玩耍的日子。现代化吞噬了我们的精神家园，现代文明已经在毁坏着我们对生活，现在的孩子谁还会夏日的夜晚坐在祖母的身边，数着天上的星星，听着那穿了一代又一代的神话。人们的生活被各种物欲和肉欲的生活充斥着，我们的精神田园诗，早已被网络和电视全都摧残的荡然无存，人们的精神危机日益严重。同时自然也不甘示弱，频频向人类报复。泥石流、洪水、沙尘暴，非典，甚至我有时认为中国日益增加的癌症患者也与人类对自然的过分索取，导致自然的报复密不可分。

可以说生态批评是在文学领域，本着调解人与自然关系失衡状况的原则出现的文学批评流派。他的核心是生态哲学问题，这个问题无论是在东方还是在西方都有很深的渊源。老庄的道家思想被认为是十分生态的思想，陶渊明"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以及王国维最为推崇的"无人之境"在除了我们以前赋予他们的意义之外，又涂抹上了生态哲学的光环。在西方，他们翻遍所有的资料，并在原先已发现的学者的著作中加以引申重读，在一个主体性高扬的历史中，也发现了有关生态哲学的启蒙痕迹，尤其是梭罗的《瓦尔登湖》，如果不是关注生态美学和外国文学的动态，我想到现在为止也没有几个人会记住他的名字和作品。

总之，我认为生态批评是在西方文学理论界发展起来的必然结果。在文学批评界，文学理论已从对文本内在的语言结构精细分析中抬起头来，开始关注世界。但"世界"已经不仅仅等同于社会。世界应该是包括了自然的世界，而文学本该是和自然、生命融合的。生态批评正是以对人与自然的联系的关注使批评家进一步突破文本的社会历史语境，站在地球生物圈的高度上考察传统文学经典的构成、现存文学理论的得失，从而能够再现缺席已久的自然在文本乃至文化中的地位。

（三）二者的关系

以上简单的描述了一下文学的现代性和生态批评的状况，那两者到底是什么关系便是我要谈论的重点。正如题目所说的，我认为生态批评是文学现代性的深入。为什么会得出如次的结论呢？我将从下面三个方面来进行论述。

一、从两者针对的现象看，在上面的有关论述中我们可以知道，生态批评是针对的现代化进程中出现的问题进行反思后各方面做出的结果，而我说主张的文学的现代性，就是对社会现代化进行的反思。不过生态批评的反思是已经突破了人类社会自身的界限，突破了对于社会对人造成的异化问题的反思，而是把目光投向整个地球甚至有人说是整个宇宙的外部环境，反思人与自然，反思人与世界。我认为只有这样才可以解释为什么生态批评者可以到马克思恩格斯那里去寻找理论的渊源，这有这样才可以解释为什么生态批评会与女权主义批评很自然的结合。

二、从两者的哲学基础看，生态批评应该是文学现代性的继续。文学现代性的哲学基础是什么？当然有许多不同的说法，但是在我的理论体系中我是认同它的哲学基础是"主体间性"或者"交往主体性"的。在一个充斥着异化的时代，如果我们继续高扬自启蒙主义以来曾对我们做出过巨大贡献的主体性旗帜，我们将只会认同现实，容忍现实，我们将只会引导我们自己走向异化的深渊。我们只有本着对话和交往的原则，从互相平等的原则出发，在人与人的关系上，把他人当作与自己一样的主体，而不是当作异己的客体和利用对象，才能够建立自由和谐的人际关系，才能把真正的个人体验升级为同情感，达到传达体验，提高自身，在审美境界中达到超越现实异化，批判现实，反思现实的目的。而生态批评的哲学基础同样应该是主体间性的哲学。为什么会是如此呢？因为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中如果我们还是以主体性哲学为基础，那我们将永远无法摆脱人类的噩梦，继续人类残忍的掠夺。只有主体间性哲学，作为对主体性哲学的反拨，克服了主客二元对立的基础，把存在确定为自我主体和世界主体的交往、融合，从而揭示人类的本真存在，涤除人的自我膨胀和对世界的征服，使人类和世界和谐相处，达到人类真正的自由。

生态主义文学范文篇10

关键词：和谐社会；文学担当；精神家园；民族精神

“和谐社会”理念是继我国古代“大同社会”、“小康社会”和“小国寡民社会”等理想社会形态之后，我党在新时期基于国内现实和国际形势的诸多挑战所提出的应对策略，是我党对于理想社会形态的又一次伟大理论创新。自从“和谐社会”理念提出后，我国学术界对这一问题的研究给予了极大的关注，并就“和谐社会”建设与发展的背景、内涵、特征、发展途径等问题展开了系列研究，并在诸多领域取得了许多有价值的学术成果。但在众多研究成果当中，有关文学学科在和谐社会建设与发展过程中应该承担什么以及如何承担问题的研究，显得较为薄弱与不足。本文正是基于这一状况而展开的研究。

“和谐社会”的内涵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和谐社会”包括社会与自然环境、经济、政治、文化等之间的协调；狭义的“和谐社会”主要是指社会本身各个环节、各种因素、各种组织、各个阶层以及各种机制之间的协调。

如果从和谐社会建设大的方面来讲，以人为中心，则可体现为四大关系，即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与社会的和谐、人与人的和谐、人与自身的和谐。在这四大和谐关系中，人与自身的和谐则是实现社会和谐的基础和根本。只有人与自身的关系和谐了，其它的三大和谐关系才能够充分实现。也就是说，和谐社会建设的核心是“人心”的建设，是“人的全面发展”，而这正是文学所关注和研究的范畴。在和谐社会构建与发展的整个过程中，自然科学为创造高度的物质文明提供强大力量；社会科学为构建高度的社会政治文明提供理论与制度支撑；那么人文科学（文学、史学、哲学）则为社会构建高度的精神文明提供思想动力和辩证智慧。人文科学中的文学学科，在和谐社会的构建过程中，必须在场，应该有所承担。

在今天这个消费主义时代，文学不仅仅要有反映生活的功能，同时它更应该有批评、干预和引领生活的作用。如果文学不能干预社会或无所承担，那么它就没有存在的价值和理由。作为党领导下的一个精神产品生产部门，文学面对的是人的心灵、人的命运，作用于人的情感、思想和灵魂。它凭借其受众的广泛性和掀动情感的巨大力量，肩负着时代赋予的特殊使命。

构建和谐社会，文学必须有所承担。对于人类社会的发展来讲，文学决不是可有可无的东西。在今天这个消遣型、商业化的电子娱乐像沙尘暴似的覆盖国民精神天地的背景下，即使有很多的个体不关心文学、不阅读文学，也不足以证明社会可以没有文学。文学是关乎人的情感与审美的学问。它为人们构建一个有意义的世界，安顿一个精神的家园。文学的生命力到底在哪里？纵观人类文学发展史，我们很容易从中找到答案。文学的生命力就在于它始终关心人的生存状况、人的前途命运。文学的魅力从产生之日起就把思想启蒙和精神关怀视为自己的主要责任。在人类历史上，每当人不能高扬尊严和价值时，文学就以自己的存在方式张扬人的主体性、自由性与个性。文学对于提升国民素质，促进人们对于生命意义的追问，创建良好和谐的健康心态发挥着独特的作用。基于此，笔者认为，在和谐社会构建过程中，文学学科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承担：

其一，建设人的心灵，呵护人的精神家园。

和谐社会是由和谐的人组成的，人与自身的和谐，是社会和谐的基础和原点。只有优先实现了个人的自身和谐，最终才能建立起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国家的和谐。文学作为研究人的学问，具有优化人的心理与人格，关注人的生存与价值，促进人的自由与幸福等功能。

自从人类摆脱原始自然的生存方式，而进入到现实的生存方式以来，由于受自然法则和社会法则的压迫，其主体的自由性受到很大的限制，但人类总期待着在精神层面实现自由。文学的出现与存在，使这种愿望可以实现，这是文学存在的重要价值之一。如果从现象上看，文学好像是对生活现象的直接或间接的描摹，可实质上它是在追求“大于其自身”的意义上进行的。所以，文学对客观世界的反映具有超越对象本身的特点，文学通过“物”的具体形态去传达人的信息，表现富有诗意的人生。正如丹麦文学理论家勃兰兑斯所说：“文学史，就其最深刻的意义而言，是一种心理学，研究人的灵魂，是灵魂的历史。”①这一表述深刻地揭示了文学的价值取向，说明了文学是为满足人类渴望自由和认识自身的精神需求而产生、发展和存在的。透过复杂、丰富的社会生活现象，文学在执著地寻找着、探索着和表现着人以及人生的价值。如果让文学在极端功利的社会生活中缺场，那么，必将加剧人自身的不和谐。

一个人的自身是否和谐主要包括心理和谐、思想和谐和人格和谐三个关键因素。所谓心理和谐，就是我们通常所讲的要有一颗平常心、一个好心态。亦即是要始终保持乐观、旷达、健康的良好心态，做到在工作上积极进取，在生活的追求上知足常乐。所谓思想和谐，也就是指要有一种与时俱进的态度，思想观念要能跟上时代前进的步伐，要能根据时展的新形势、新情况、新变化来思考问题，力争处理问题合情、合理、更合法。所谓人格和谐，主要是指个人言行与生活主流道德价值观相一致。在待人接物中，要尊重他人，遵纪守法，遵循社会的伦理规范，使自己成为一个具有良好道德规范而又人格和谐的人。

改革开放近30年来，国人的物质生活水平得到了很大的提高，但人们的精神世界并没有与物质文明一起呈正比例同步发展，人们的幸福感并没有随着物质生活的丰富而提高。相反，作为人类更富有“人”的特征的情感世界正在不断地失落，人们的生存困惑却越来越多。在当代市场经济、公平竞争等合理诉求的掩盖下，人受制于物，导致目标迷失、深度感缺乏、欲望横行、身心疲惫、人性扭曲。在金钱价值标准面前，情感显得是那么的苍白和无力。而文学的存在，却可以让人保持健全的理想，抚平内心的创伤，获得内心的平静和自由，聚集前行的力量，成就自己的价值。

笔者非常赞同黎鸣先生对社会人性场的三种划分：

世界上的人类赖以表现其人性的时、空、信息场可综合分解为官场、市场和情场。在官场，人类追求权力；在市场，人类追求利益；在情场，人类追求情感。一个民族的文明程度，可由其人性场的中心所在判断出来：以官场为运转中心的社会，权力高于一切，必定是愚昧专制的；以市场为运转中心的社会，金钱高于一切，难免腐化堕落；惟有以情场为运转中心的社会，才可能是最文明的理想社会。②

对金钱和权力的过度追求，更多地反映了人的动物性本源，但它却更多地背离了人的本质特征——情感。

何谓情感？情感是指人在与神、自然、社会、他人的交往过程中所获得的某种心灵的安抚，而信仰、知识、眷恋即是这种“安抚”的过程与特产，因而也是情感追求的自身。人类对情感的追求将会促使人性不断地得到提升与发展。而人的幸福感就是人自身的一种情感体验。人们要获得更多的幸福感，离不开情感的在场，更离不开文学的熏陶。如果情感与文学缺场，幸福感也将化为虚有。

人是和谐社会建设的主体，和谐社会理想的实现，离不开全社会每个人自身素质的全面提升，离不开每个人和谐健康心态与和谐意识的养成。文学是把以人为中心的社会生活作为自己的关照对象，并通过这些社会生活现象，去发现人，去表现人的价值和人生的意义。文学所描写和关照的是特定社会关系中的人的命运、人的个性、人的感情、人的灵魂。因此，就有“文学是人学”的命题。作为一种人学的文学，它主要表现的是人类的心灵世界，倾吐的是人的主观情感，它可以达到沟通人性、陶冶情感的作用。文学作品中人物的命运、个性、情感与精神面貌潜移默化地影响着现实生活中人们的心灵、思想、生活观念、道德判断和价值取向，有时甚至可以影响一个民族的精神风貌。文学以它所表现的艺术世界，给人以第二次生活，第二个生命。它不是幻觉和想象中的生活，不是梦境中的满足，而是因人生经验的扩大与精神境界的升华给生命带来的充实与丰富。它让人们重新认识自己，鼓舞人们以美的理想和美的规律去创造新的生活，启发人们去探索人生的意蕴，思考人生的意义。

在当今这个以电子传媒为主体的信息社会里，人民群众在物质的追求基本得到满足以后，对文学艺术等精神文化产品的需求已日益增加且多元化。尽管经典纸质文学文本的阅读不断下降，但由于电视的普及，影视文学艺术空前发展，影视文学作品的消费和接受已经成为广大群众的主要娱乐方式。文学作品中的人物性格、价值观念及情感的喜怒哀乐对广大观众和读者尤其是青少年观众和读者的价值取向、人格养成和心灵塑造影响巨大，对此不可小视。

文学以其反工具理性和反功利主义的独特价值观，通过对人们生活的本真状态的掲示，使人们能够明白和谐、安宁和亲情才是人们生活中最为基本的要义，让人们真正懂得应该“怎样生活”和“怎样做人”，引导人们正确看待利益问题，向内寻找人生的生存意义。文学能够帮助人们理性地协调各种矛盾，实现人生的和谐，建立起呵护心灵的美好精神家园。

其二，培育国民的环保意识，守护人类赖以生存的物质家园。

和谐社会不是没有矛盾的社会，其中也充满着各种利益冲突，诸如人与社会的冲突、人与自然的冲突。而在人与自然的冲突方面，工业化社会表现得越来越明显。如何正确地看待和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文学尤其是近些年兴起的生态文学已经开始考虑这一问题。生态文学在培养国民的环保意识、正确认识人与自然的关系、减缓人与自然的冲突、维护人类赖以安身立命的环境家园等方面，有所作为。

所谓生态文学是指以生态系统的整体利益为最高价值的文学，而不是以人类中心主义为理论基础、以人类的利益为价值判断之终级尺度的文学。生态文学以生态整体主义或生态整体观为指导来考察人与自然的关系，它以是否有利于生态系统和谐、稳定和持续的自然存在作为对人类所有与自然有关的思想、态度和行为的判断标准。生态文学不把人类作为自然界的中心，不把人类的利益作为价值判断的终极尺度。但这并不意味着生态文学蔑视人类或反人类，恰恰相反，生态灾难的恶果和生态危机的现实使生态文学家认识到，只有把生态系统的整体利益作为根本前提和最高价值，人类才有可能真正有效地避免生态危机。而凡是有利于生态系统整体利益的，最终也一定有利于人类的长远利益或根本利益。

生态文学以生态责任、生态理想、生态预警、文明批判为突出特点，它把人类对自然的责任作为文本的主要价值取向。其核心内容是探讨人类的文明和发展究竟出了什么问题、犯了什么大错，才导致如此严重、危及整个地球和所有生命的生态危机？人类到底应该怎样对待自然才能保持生态的持续存在和包括人类在内的所有生命的持续生存？生态文学表达了人类与自然万物和谐相处的理想，回归自然是其永恒的主题。生态文学是以生态思想和生态视角为特点的文学，它是文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是作家对地球以及所有地球生命之命运的深深忧虑在创作中的必然反映，文学家强烈的自然责任感和社会使命感是生态文学得以发展的动力之所在。生态文学的崛起，拓宽了文学的审美领域，使文学获得了新的视角和价值标准，也使文学有了新的担当。

生态文学的意义在于通过掲示生态危机、批判人类中心主义、展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理想境界，来达到培育国民的生态意识及健康的消费观、发展观，从而促进自然、社会、人的精神世界三重生态的和谐发展的目的。

在建设和谐社会的今天，作家通过生态文学作品去影响读者，培育读者的生态意识。领导者阅读了生态文学作品，就会把这种生态意识变成思想和行动，从而建立起人与自然的和谐，保护好人类安身立命的环境家园。如我国内地作家徐刚创作的生态文学作品《拯救地球》、《伐木者，醒来》、《守望家园》和台湾作家马以工、韩韩创作的《人类只有一个地球》等作品，对于唤醒人们的生态意识，遏制生态灾难起到了很好的作用。台湾政府对红树林珍稀物种的保护，就是生态文学影响的结果。

其三，塑造国民的民族精神，维系中华民族的文化家园。

和谐社会建设离不开先进的和谐文化作支撑，而和谐文化的建设又是以中华民族文化为根基的，中华民族文化是当代和谐文化建设的思想库和活水源头。而文学艺术在反映时代生活、高扬时代主旋律、团结鼓舞人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推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打牢社会和谐的思想道德基础等方面，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通过文学作品培养国民的民族精神，是文学在当前和谐社会建设中的一个重要承担。民族精神是一个国家和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精神支柱，是民族文化的本质和灵魂。所谓民族精神，是指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有一些思想观念或固有传统，长期受到人们的尊崇，成为生活行动的最高指导原则，在历史上起到了推动社会发展的作用，成为历史发展的内在思想源泉。这种民族精神广泛地影响和熏陶了大多数人民，并为大多数人民所认同和接受，成为他们基本的人生信念和自觉的价值追求，对维系民族生存和发展，促进社会进步方面将起到积极作用。这种民族精神的主体内容可以概括为“天人合一”、“以人为本”、“贵和尚中”、“刚健有为”四大方面。这些精神都贯穿于文学发展的始终，作家通过不断地继承民族文化传统，创作出蕴含民族精神的作品，来表现爱国主义精神，弘扬勤劳勇敢的传统，凝聚全国人民的意志和力量，鼓舞和激励人民群众同心同德建设小康和谐社会。

上述民族精神在热播的电视文学作品《闯关东》中得到了很好的反映。电视剧《闯关东》之所以深受观众的喜爱，是因为主人公朱开山身上所展现出的那种充分体现民族精神的荡气回肠的“天地正气”。该片以山东农民朱开山一家闯关东谋生的命运起伏为切入点，通过对淘金、种地、伐木、开矿、军阀混战和抗日战争等生活经历和历史片段的描写，展现了一个普通农民家庭在关东大地充满艰辛的奋斗历程，弘扬了一种奋发向上的精神力量。正是英雄人物身上的那种“天地正气”抓住并感染了亿万观众的心。主人公朱开山、朱传武、鲜儿身上所体现的那种勤劳勇敢、开拓进取、自强不息、百折不挠、爱憎分明、诚信仁义、正直善良的“闯关东”精神，其实就是中华民族精神生动而又具体的体现。它必将成为观众克服艰难险阻、创造幸福生活的强大精神动力。作品正是通过一个“闯”字，塑造了一群生动感人的真善美形象。这种文学作品对观众所激发的精神力量是不可低估的。

在和谐社会构建过程中，要让文学更好地完成上述承担，必须做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一是面对当今这个精神价值比较混乱和文学精神有所流失的时代，作家必须有所承担，不承担就不是真正的作家。作为人类灵魂的工程师、社会良知的代言人、生活的冷峻观察者和批评者，作家必须加强自身修养，首先把自己变成一个和谐人。作家要努力使自己具有高尚的人格魅力和道德感染力，具有博大的人道主义情怀；体恤人民群众的疾苦，对弱势群体给予深切的同情与关爱；追求真善美，传播先进文化；弘扬人间正气，鞭挞社会黑暗。作家还要努力使自己的作品昭示民族的希望与未来，以丰富人民群众的精神生活，提高人民的精神境界。为挽救文学精神的流失，凸显文学的价值和意义，文学批评家也必须肩负起真正的批评责任，力争最大限度地向人揭示文学本有的道德力量和审美力量。文学批评家必须有批判的勇气、质疑的精神、人道的情怀、执着的信仰、高贵的气质和自由的梦想，并以此推动文学朝着令人信服的真、令人感动的善和令人欣悦的美的方向发展。

二是作家必须遵循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的“三贴近”原则，创作出真正被人民群众所喜爱的、具有时代气息的、生动活泼的好作品，来引领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民族先进文化。丰富多彩的社会生活、千载难逢的改革实践是作家创作的活水源头，是诞生伟大作品的沃土。只有贴近群众，潜心于生活，才能发现反映时代脉搏的主题，产生震撼人心的作品。

三是加强对新的文学形式、新的文学传播途径、传播方式的研究，努力让高高在上的经典文学作品走下神坛，并以通俗而又喜闻乐见的形式面向读者和观众。在当今这个电子传媒时代里，传播媒介对文学的传播影响巨大，必须加大力度进行研究。

四是倡导全民阅读，建立阅读型社会。阅读是获取知识和信息、提升国民素质的重要途径。阅读有助于丰富知识，增长才干；阅读有助于激发国民的创造潜能；阅读有助于人们掌握信息，发现机会；阅读有助于提高个人修养，改善生活质量，形成国民良好的和谐心态。因此，人的一生，无论是学习、工作还是生活都离不开阅读。必须加强经典阅读和深度阅读，克服快餐式阅读。在巴丹主编的《阅读改变人生》一书中，有这样一段话道出了阅读之于人生的意义：

阅读是为了活得体面和高贵。阅读令人睿智豁达优雅美丽。阅读可以改变人生。阅读不能改变人生的长度，但它可以改变人生的宽度。阅读不能改变人生的物相，但它可以改变人生的气象。阅读不能改变人生的起点，但它可以改变人生的终点。阅读让人生永不听任命运的摆布，把握自己，执着地走向梦想的极地。不论出身高贵与卑贱，阅读可以改变人生的坐标与轨迹，奏响人生的乐章。阅读的意义在于，它在超越世俗生活的层面上，建立起精神生活的世界。一个人的阅读史，也就是他的心灵发育史。阅读使人超越动物性，不致沦为活动木偶，行尸走肉。停止阅读就意味着切断了与世界的沟通，与心灵的沟通，人生也就进入了死循环。可以说，是阅读拯救了我们，要活着，就必须阅读。③

所以，在建设和谐社会的过程中，必须大力倡导和推动全民阅读活动，它是提高国民素质、提升民族精神境界、促进文化建设、推进社会和谐的重大举措和主要途径。

注释

①勃兰兑斯：《十九世纪文学主流》第一分册《流亡文学》，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第2页。②黎鸣：《中国人性分析报告》，中国社会出版社，2003年，第39页。③巴丹主编《阅读改变人生》，东方出版社，2004年，第3页。

参考文献

［1］何西来.论社会的和谐与文艺的和谐［J］.文学评论，2006，（4）.

［2］黄建国，关锋，马遥.文学艺术与和谐社会［J］.长安大学学报，2007，（3）.

［3］姜桂华.生态文学大有可为［N］.人民日报，2004——06—29.

［4］李明德，张英芳.文学的职能担当［N］.光明日报，2005—04—08.

［5］黎鸣.中国人性分析报告［M］.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2002.

［6］刘鸣.文艺对构建和谐社会的特殊人文价值［J］.郑州大学学报，2006，（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