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环境治理技术范文10篇

生态环境治理技术范文篇1

关键词:“十四五”;农村生态环境;对策及建议

党的五中全会提出，在“十四五”期间要优先发展农业农村，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建设农村宜居环境将是乡村振兴中的重要一环，且国家也一直在探索解决办法。

1“十三五”期间农村生态环境治理工作成效

1.1组织架构得到完善

完善的组织架构对农村生态环境治理工作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2018年，机构改革组建生态环境部，明确了其制定并组织实施生态环境政策、规划和标准，负责生态环境监测和相关执法工作等一系列主要工作职责。这次机构改革从本质上明确了生态环境部监督者的职责，使我国建设农村生态环境保护工作有了基础和条件［1］。

1.2顶层设计逐步完善

生态环境部在“十三五”期间先后制定并出台了《全国农村环境综合整治“十三五”规划》《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三年行动方案》《农业农村污染治理攻坚战行动计划》《国家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畜禽养殖废弃物资源化利用工作考核办法(试行)》《关于推进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的指导意见》等一系列重要文件，农村生态环境治理的顶层设计日趋完善［2］。

1.3不断完善农村生态环境整治监管体系

自2018年生态环境部组建开始，环保基层机构和队伍建设得到加强，农村生态环境治理逐步形成多方监管、通力合作的良好局面。2019—2020年，生态环境部大力推进生态环境的监测、执法，宣传“齐下乡”，以百花齐放的方式宣传农村环保政策，提升了广大人民群众对农村生态环境保护意识的同时，也使农村环境整治的监管体系得到完善［2］。

1.4持续加大农村生态环境整治力度

以农业农村污染治理攻坚战为抓手，生态环境部在“十三五”期间，持续深入开展农村环境整治工作。中央财政在“十三五”期间累计安排近300亿的农村生态环境综合整治专项资金，完成了全国“千吨万人”农村饮用水水源地保护区的划定，开展农村生活垃圾污染防治，农村生活污水、黑臭水体排查和综合治理试点，让近13.6万个农村环境得到综合整治［2］。

1.5农村人居环境改善成效显著

通过多种污染防治攻坚战整治农村环境，“脏、乱、差”的农村环境问题得到有效改观，农村生态环境面貌焕然一新。截至2019年年底，依据农业农村部的统计数据，全国已有86%的非正规垃圾堆放点已完成整治，全国84%以上的行政村覆盖农村生活垃圾收运处置体系，较大改善了农村人居环境［2］。

2“十四五”期间农村生态环境治理面对的主要问题

2.1农村生活污水治理

截至2018年，全国建成30余万套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累计完成近160万km的农村生活污水管网建设工作，日处理能力提高到近1000万t。尽管农村生活污水处理率有较大提升，但从总体数据上看，农村开展生活污水治理的村庄的占比依然不乐观，主要表现为全国农村环境综合治理比例偏低、治理强度分散、治理地域分布不均等。从实际治理效果上看，已建成的农村污水处理设施在实际使用中存在无法有效保障运维资金、治理设施相对分散、设施建设质量差等诸多问题，与此同时，“重建设、轻管理”的问题难以规避。因此，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在“十四五”期间依然是农村环境综合整治工作中的一块较大短板［2］。农村污水治理效率不足的问题也同样存在，全国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的技术效率仅为8.6%，有效治理比例在区域间有较大差异，仅为11.0%，其中有23个省份均小于10%［3］。

2.2农村生活垃圾污染治理

由于农村村居较为分散，农村的环卫设施和垃圾处理站等覆盖率较低，导致在田间地头或者坑塘内依然随处可见生活垃圾，有些甚至堆积在水源地内，造成严重的水体污染［4］。

2.3农村农业污染治理

从整体上来看，农业污染主要来自农业点源污染和农业面源污染两方面。农业面源污染主要来自两方面，一是部分农作物需要较大量的化肥、农药所造成的农药残留以及重金属超标的土壤污染;二是由于部分农田太过靠近河流，汛期由雨水冲刷等原因所造成的水体污染［4］。农业点源污染则主要是来自农村一家一户的畜禽散养以及少部分水产养殖废水的无组织排放。

2.4乡镇工业污染治理

部分乡镇出现工业污染现象主要有两方面原因。一是部分矿区的管理不规范造成的，如在一些矿产资源比较丰富的地区，由于管理不规范，造成矿产裸露，降雨后会冲刷矿区土壤;另一部分重金属元素会随着地表水进入附近河流或浅层土壤中，又或在矿产预处理中使用大量水资源，大量重金属随废水排出造成水体污染及土壤污染［4］。二是农村私营作坊的无组织排放，如在参与生态环境部组织的洛阳大气帮扶活动中，发现洛阳孟津县朝阳镇南石山村共有68家唐三彩制作作坊，但无一家拥有正规环评手续，全村也无一家作坊拥有排污许可。

3原因分析

3.1资金保障不足是农村生态环境治理工作中的一大难题

以农村生活污水治理为例，目前由县级财政统管的EPC模式和PPP模式是应用最多的两种建设模式，但不论哪一种模式，其实质都是政府“兜底”。目前，建设资金保障不足、运维资金来源少的问题在各省普遍存在［5］。中国大多数村镇经济基础薄弱，特别是在肺炎疫情的背景下，各级政府要优先考虑“六稳”“六保”工作，如何保障农村环境治理的资金是一个难题。

3.2基层规划设计能力不足

生态环境部在2019年印发了《县域农村生活污水治理专项规划编制指南(试行)》《关于进一步加强农业农村生态环境工作的指导意见》等文件，文件要求在2020年6月底前要涵盖“十四五”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的规划编制工作，但是基层环境管理部门在规划编制的科学性、专业性以及可操作性等方面存在能力不足的客观因素［5］。

3.3技术上存在一定难度

以农村污水处理为例，目前农村污水处理的工艺技术和设备缺乏统一的评估认证标准和最佳适用技术指南，不少地方的农村水污染治理工作存在“工艺技术选择难、工程方案确定难”的问题［5］。

3.4综合监管不到位

目前，虽然全国约30%农村生活污水已经得到处理，但仍有近30%省份的农村生活污水治理设施的正常运行率低于60%。形式主义在部分地区问题较突出，后续运维资金上配套难，监管上重视轻，导致农村污水治理偏离农村实际［5］。

4“十四五”期间农村生态环境治理的对策及建议

4.1细化资金的保障来源

建立多方资金筹措机制，健全以中央补助、地方主导、村民付费、企业参与的资金筹措机制。建议国家在“十四五”期间加大中央农村环保专项资金的投入规模;同时把京津冀、长江流域、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以及现代环境治理体系建设等国家重大战略部署与农村环境保护实际相结合，细化并明确“十四五”期间农村环境整治的资金保障来源［5］。

4.2科学匡算投入，避免形式主义

“十四五”期间，应根据各地实际情况，不同村庄发展定位的客观需求，统筹考虑不同区域、不同村庄的农村环境治理目标和要求，科学核算农村环境治理所需要的资金规模，确保资金投入能够实现预期目标。基层政府也应根据城镇及乡村发展规划等需求，合理确定区域内农村环境治理的优先次序，将所需资金纳入基层财政预算，切实将事关农村生态环境治理的事办好，避免“数据交差”［5］。

4.3科学帮扶

应加强对编制农村环境治理规划的指导帮扶工作，通过七大流域机构，技术专家以及省、市、县各级环保机构的全方位、系统化帮扶，切实针对各地在农村环境治理项目布局、技术选取等方面的不足进行科学帮扶，保障农村环境治理规划能够有效落地并实施，有效实现美丽乡村的宏伟蓝图［5］。

4.4搭建技术共享平台

由于不同地域、不同农村所需要的技术与模式不尽相同的原因，应组织相关部门、相关专家科学系统地分析评估农村生态环境治理中所采用技术的特点及空间适宜性，细化各类技术指标的适用范围，提出一整套“分门别类”的技术供给清单。在此过程中，通过技术手段共享实际治理过程中的好经验、好做法。与此同时，基层环境管理部门在推进农村生态环境治理的进程中，可基于不同区域农村生态环境需求，提出一份“满足自身需求”的技术清单。通过多方位的技术供给与需求清单的有效衔接，逐步形成一批具有中国“特色”的不同农村指导意见或指南［5］。

4.5实施有效监管

对农村生态治理中的规划、建设、验收移交和运维等各个流程实行全方位的监管工作。在政府层面，依托信息数据，强化政府主动监管，启用依托生态信息化工程建设的农村生态环境治理信息系统。在公众参与层面，全面推进强化社会监管及公众参与监管，对农村生态环境治理效果、居民满意度和存在的问题进行系统性、科学性评估，确保治理成效的有效性，克服“重建设、轻管理”的问题，确保实现建设“让人民满意工程”的目标［5］。

4.6畅通由绿水青山走向金山银山的转化“通道”

部分农村地区可利用自身良好的生态资源优势，尝试探索推进农村生态产业链的发展。政府机构应引导部分地区利用特色乡村旅游、农产品基地、休闲农业等与农村环境整治进行有机结合，同时树立如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示范点、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市(县)等，把农村生态环境治理与农民的增收致富结合起来，实现农村人居环境提升与农村产业链发展相融合。总结和推广一批农村环境综合整治样板，探索出一条能让农村百姓富起来、让农村生态美起来的乡村绿色发展之路［6］。

4.7加强农村环境保护宣传与科普教育力度

大部分农村村民的环保意识相对薄弱，往往习惯置身于农村生态环境治理的责任之外，为寻求农村百姓的积极配合，推进各种政策、制度的有效实施，须持续加大科普教育与农村环境保护宣传力度，创新建设管理模式，让村民由“旁观者”转变为“志愿者”，各方齐心协力，共建共享美丽乡村［7］。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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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环境治理技术范文篇2

党的十八大报告将生态文明置于突出地位，并纳入了“五位一体”发展的总体布局；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了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用严格的法律制度保护环境；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将生态文明纳入“十三五”规划，足见党中央对生态环境问题的重视。在此背景下，各地方政府也纷纷推行环境绩效考核机制，将农村生态环境治理作为重中之重的工作来处理，使得农村生态环境治理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目前，我国社会经济的各个领域，农村仍然处于弱势地位，综观当前我国农村生态环境治理现状，整体改善不大，甚至呈现出资源约束趋紧、局部环境恶化、食品安全事故频发的局面，致使农村生态环境问题陷入了治理困境。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要充分发挥社会力量参与社会管理的基础作用，创新社会治理，必须着眼于人民的根本利益，最大限度的增加社会和谐因素，增强社会发展活力，提高社会治理水平。农村生态环境包容性治理既是对当前我国农村生态治理问题的深入反思，也是对十八届三中全会国家治理理论的运用和创新。目前，学术界对城市生态环境治理和改善的相关研究已经比较成熟，而针对农村生态环境治理的研究还相对薄弱，研究主要以农村生态环境问题、原因、治理改善和对策建议等内容为主。关于农村生态环境治理，比较有代表性的观点如卢智增从提升政府治理水平、加强生态宣传教育、建立健全农村生态环境治理制度、践行可持续发展战略和借鉴国外经验五个层面提出了农村生态环境治理的路径[1]。李咏梅指出农村生态环境治理要加大公众参与力度[2]。王春凤认为要充分发挥政府和市场的协同作用，在市场和政府间寻求一个平衡点，实现治理成本和产权划分间的平衡，是解决农村生态环境治理不足的途径之一[3]。黄英等利用DEA分析法，分析了农村经济发展与农村环境治理效率之间的关系[4]。本文在此研究基础上，通过对农村生态环境现状及治理困境的再分析，把包容性治理的理念引入农村生态环境治理中，认为农村生态环境治理应该坚持以人为本位，以保护弱势群体农民的利益为出发点和归宿，通过协同发挥政府、企业和农民的治理，实现农村生态环境的优化。

2包容性治理的内涵界定

包容性治理是治理理论在内涵和外延上的拓展，是在西方治理理论和善治理论基础上衍生出来的一个新的概念。全球治理委员会认为“治理是个任何公共或私人机构管理其公共事务的诸多方式的总合，它是使相互冲突的或不同的利益得以调和并采取联合行动的持续的过程。它既包括有权迫使人们服从的正式制度和规则，也包括人民和机构统一的或以为符合其利益的各种非正式的制度安排”，“治理不是一整套规则，也不是一种活动，而是一个过程”[5]。英国学者格里•斯特罗克(GerryStroker)梳理了治理理论的五个基本主要命题：1)治理包括政府与非政府部门的行动者；2)在处理社会及经济议题时，责任与界线的界定并不是非常清楚；3)在集体行动中，行动者彼此间存有权力互赖的关系；4)治理系一个行动者拥有自主性且自我管理的网络；5)治理强调政府运用新的政策工具或技术来指导或驾驭来成就目标，而非一味依赖权威或命令[6]。可见，治理不再意味着唯政府主义，政府不再是单一的治理主体，但是市场和社会的不足与政府的职能决定了政府必须承担起重要的作用。对中国而言，“治理”是一个舶来概念，作为西方社会发展的产物，这一理论是否适合中国国情，能否采用拿来主义，尚值得商榷或证伪。但毋庸置疑的是，西方治理理论所强调的治理主体的多元、多种模式的运用与协作的理念，对于发展中国家实现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的现代化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己成为社会管理尤其是公共部门治理的一个重要理念和目标追求。包容性治理的内涵与善治理论内涵具有内在的一致性。善治理论主要是引用西方“goodgovernance”理论，即善治是使公共利益最大化，保持公共利益持续增长的管理过程。中国古籍《汉书》载有：“当更化而不更化，虽有贤不能善治也。故汉得天下以来，常欲善治而至今不可善治者，失之于当更化而不更化也”。俞可平教授将西方的善治、“goodgovernance”理念与中国传统的善政善治的内容有机融合，形成了具有中国韵味的善治概念，即认为善治是一种力图实现公共利益最大化的社会管理过程，是政府力求实现的一种国家、政府、公民互动合作、互促互进的一种新型关系，是采取一系列经济、政治、管理等手段综合治理力求实现的一种国家、政府、公民互动合作、互促互进的一种最佳状态。基于此，从本质上讲政府善治是一种治理模式的选择，是一种治理路径的选择，是政府作为治理的主体，以实现社会的公共利益最大化和可持续增长为目标和归宿，将国家权力回归社会，还政于民，真正做到以“民”为本。包容性治理是在治理理论和善治理论的基础上，结合包容性的“发展”与“共享”理念发展出来的一个概念。包容性是社会治理的核心价值，也是中国治国之“大智慧”。中华民族是一个极具包容性的民族。中国古籍中有大量有关“包容性”的论述。“知常容，容乃公，公乃王。”“王”是指“领导、统治”，“公”是指办事公平、公正、公道，“常”是指常规、规律，包括社会发展规律、经济规律、自然规律等。因此，“包容性治理”这一新命题是一种具有普世价值的治理理念和治理方式，体现了真理和价值的有机统一，其实质是在尊重客观规律的基础上，以“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包容性胸怀寻求公平正义。提倡包容性治理理念，就是在社会治理中要尽可能吸纳各方社会力量，带动社会参与，扩展服务内容，满足多方位、异质性的社会需求[7]。从本质上看，包容性是民主治理的一项核心价值[8]，它的关心的是弱势群体基于法治的平等参与、平等对待和平等权利。

3农村生态环境污染及治理困境

3.1农村生态环境污染形势严峻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和城市化进程的推进，农村生态环境问题日益突出，形势十分严峻。根据《2014年中国环境状况公报》显示，农村环境问题日益显现，主要表现在：一是农村生活污染加剧，据统计，全国农村每年产生生活垃圾2.8亿吨，生活污水90亿吨，人粪尿年产量2.6亿吨；农业源污染物排放总量加重，据第一次全国污染源普查，农村的污染排放已经占到了全国的“半壁江山”，其中化学需氧量占了43%，总氮占了57%，总磷占了67%[9]1；二是农村地区围湖造地、毁林开荒、超载放牧等行为依然存在；饮水安全存在隐患，到目前为止，我国农村仍然有近3亿人喝不上健康的饮用水，其中超过60%是由于非自然因素所致[9]89，由环境污染所造成的癌症村数量在逐年上升。由此可见，农村的生态环境已经严重威胁到近8亿农民的健康和生命财产安全。

3.2农村生态环境治理现状及困境

提升农村生态环境治理能力，是改变当前农村生态环境的重要保障。党的十八大报告将生态文明纳入了“五位一体”发展的战略布局；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了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用严格的法律制度保护环境；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将生态文明纳入“十三五”规划，足见党中央对生态环境问题的重视。各级地方政府也开始加大对生态环境的治理力度，出台加强农村环境保护的相关政策，加大对农业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水污染治理、农业生态源污染治理的投入；通过《食品安全法》对农产品质量安全全程监控；2015年8月，水利部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饮水安全工程运行管护工作的指导意见》，高度重视农村饮水安全。随着我国对农村生态环境治理力度的加大，农村生态环境得到了、极大的改善，但总体形势仍然十分严峻，呈现出污染从城市向农村转移的的态势，农村地区正在受到乡镇企业污染和城市污染转移的双重威胁，农村生态治理依然存在着不少问题，甚至陷入了越重视越严峻的悖论中，究其原因，主要表现在：一是地方政府监管虚置。农村生态环境治理是涉及一个从源头控制到中间监管再到生态修复的动态持续的过程。地方政府在治理生态环境的过程中，一旦疏于源头保护，往往会处于被动的局面，治理环境污染的成本将会急剧增加，使得政府疲于应付，影响政府科学决策，甚至酿成严重的污染事件。因此，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要实行最严格的源头保护制度，并建立生态环境损害责任终身追究制。在实践中，我国地方政府官员基于政绩前途考虑，根据中央的要求采取源头保护、责任追究、生态修复等方式严格治理农村生态问题，甚至对农村的乡镇企业实施环境问题否决制，但是地方政府对农村生态环境的监管缺乏长期性、制度性的机制，仅仅是应付上级检查和追求立竿见影的短期生态绩效。此外，由于地方政府承担着当地经济社会发展的职能，使其常常为了追求地方经济发展和财政收入而致使生态治理意识不够强，生态环境监管乏力，往往抱着“不危害，不治理”的原则，只有当生态环境恶化，并给社会带来严重危害时，政府部门才选择干预并治理，这种监管的虚置，无疑增加了治理成本，也使治理成效大打折扣。二是乡镇企业治污动力不足。乡镇企业是农村生态环境污染的主要制造者，也是农村生态治理的重要环节。作为市场经济活动的理性经济人，乡镇企业往往唯利益至上而罔顾环保投入。为了适应激烈的市场竞争，乡镇企业千方百计地降低生产成本，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但一方面由于乡镇企业往往地域性强、规模小，资金薄弱、技术含量底，无力将其有限的资金投入到经济效益期较长、收益慢的生态治理中去。加之乡镇企业往往处于农村隐蔽地带，在缺乏有效监督的情况下，乡镇企业对污染行为往往带有侥幸心理，而让其通过道德自律，自觉投资治污缺乏现实性。另一方面，乡镇企业与地方政府存在着利益耦合。乡镇企业是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承担着推动农村经济和带动农民就业的重要作用，其所缴纳的税收是地方政府财政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基于此，地方政府对乡镇企业的污染行为只要不带太大的危害，往往视而不见，即使对其治理，也限于临时整顿，以罚代管。因此，乡镇企业由于违法成本较低，加之保护伞的遮蔽，也使其对生态换进治理缺少动力。三是社会公众参与治理程度和深度有限。社会公众是农村生态环境的直接体验者，其对农村生态环境的监管和治理能够触及到政府难以触及的地方。但由于我国长期的“强政府，弱社会”的治理模式，对农村生态环境的治理较多地采用了自上而下的行政管理的方式，加之社会组织发育迟缓，社会公众参与生态治理的途径极其有限，致使社会自发参与治理的程度和深度非常有限。尤其是作为农村生态治理的主要参与者农民，由于我国农村地区发展比较落后，农民往往追求获得短期生存利益而忽视对农村生态环境重视。此外，由于农民的综合素质较低，缺乏生态文明意识，对于农业生产生活中所造成的污染及其周边企业的环境污染缺乏敏感和危机意识，只要不威胁到其生存状态，往往对环境污染行为听之任之，加之农民的知情权和监督权缺乏有效的制度保障，也大大限制了农民参与生态环境治理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四是治理主体合力不足。生态环境是具有较强外部效应的公共产品，因此，对其治理需要政府发挥主导作用，但是仅靠政府的“单枪匹马”的主导力量是不够的。目前，我国农村生态环境治理主要依靠环保、国土、水利等多个部门的管理，由于条块分割，这些部门之间面临职责权限不清晰，导致治理主体作用发挥的不够好。此外，由于农村生态环境具有外部效应的特征，作为理性的经济主体乡镇企业和作为农业生产经营者的农民，更多关注的是其自身的投资成本和效益；加之法律法规的缺失，企业和农民参与生态治理的意识薄弱，致使生态环境的治理主要依靠政府的行政力量，缺乏整体合力作用。由此可见，对农村生态环境治理，除了需要加大必要的环境保护资金投入、增加基础设施建设外，还需要破解当前农村生态环境治理的困境，运用包容性治理理论，尊重和发挥多元主体在农村生态治理中作用，实现农村生态环境治理成果和收益的最大化。

4农村生态环境包容性治理机制

4.1完善生态环境治理结构

“包容性治理”的理论精髓为我国农村生态环境治理提供了方向，因此，在实践中，要结合我国实际，形成地方政府、企业、社会共同参与管理的包容性治理结构。一是要发挥政府在生态环境治理中的主导作用。农村生态环境治理是一项复杂的公共事务，所涉利害关系人众多。由于政府掌握并占有丰富的经济、社会、行政资源，决定了其在生态环境治理中的主导作用。作为生态环境治理的顶层设计者，政府承担着“掌舵人”的角色，各级政府对环境治理的整体规划、监管控制将直接决定治理成效的大小。因此，政府首先应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内化为绩效追求的首要目标；其次政府要将农村生态治理常态化、规范化、制度化，并统筹协调好环保、水利、国土等各职能部门之间的职责任务，建立政府与乡镇企业、农民等社会力量广泛参与的运行机制，使农村生态治理真正成为全员参与、协同治理的新格局。二是要强化乡镇企业对农村生态治理的重要作用。乡镇企业是农村生态环境的最大污染源，其参与生态环境保护和治理的态度和行为直接影响农村生态环境发展的态势。因此，必须成分发挥乡镇企业在农村生态治理中的重要作用。对于乡镇企业而言，首先要把注重社会效益和自身效益的有机统一。乡镇企业发展的目的是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但一个良好的企业，只有注重社会效益和自身效益的统一才能实现企业自身的可持续发展；其次要加快自身的产业结构调整，淘汰落后产能，通过技术革新发展绿色经济、循环经济。三是壮大发展社会力量在生态治理中的参与、监督作用。农民生产生活的有限理性也是造成农村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的主要原因，但由于农村地处偏僻，其污染行为具有天然的隐蔽性、分散性，政府有形的手很难触及这些区域，使得末端治理鞭长莫及。所以，农民自觉遵守道德操守和法律法规成为农村生态治理的重要凭借。发挥农民在生态治理中的作用，一方面可以通过电视、广播、手机等新媒体对农民进行生态文明教育，倡导农民发展生态农业，进行绿色消费，增强农民生态保护和治理的自觉意识；另一方面要积极发挥农民及相应社会组织在生态治理方面的参与权和监督权，使社会力量成为生态环境治理的参与者和受益者。

4.2加强不同治理主体之间的良性互动

农村生态环境治理是一项涉及到地方政府、乡镇企业、农民、社会等各方利益的复杂系统工程。农村生态环境治理成效的大小，取决于各级政府及其对乡镇企业和农民等社会力量的利益整合和动员程度，以及多方利益主体之间彼此密切配合的程度。因此，农村生态环境治理的难点就在于各治理主体追求自身“私利”与生态环境保护“公利”之间的矛盾。乡镇企业作为市场主体，其发展的目的是为了追求利润最大化，单纯让乡镇企业投入资金进行节能减排，或者直接参与生态治理显然比较被动；而农民作为“理性的经济人”希望通过农药化肥等的投入来增加其农业产出。对此，政府应给予包容，通盘考虑和全面兼顾乡镇企业和农民的经济利益、消费者需求和环境保护之间的关系。一方面，要充分发挥政府的职能和扶持作用，政府可以通过加大对乡镇企业和农民的资金和技术支持引导其淘汰落后产能，发展绿色产业和生态农业，并对于绿色产业（产品）给予政策优惠和税收减免；而对于污染企业，要给予严厉处罚。另一方面，政府可以通过产品进行绿色产品规制，并发挥社会公众对企业的监管，社会公众通过购买绿色产品，抵制超标准、高污染的产品，让乡镇企业和农民认识到产品和生态环境之间是唇寒齿亡的关系，进而使其自觉发展绿色产业和生态农业，以为广大民众提供健康、环保的生活、生态环境，实现农村生态治理成果的共享。

4.3尊重和保护农民的权益

农民是农村生态治理中最核心的利益相关者。当前，农村生态环境治理是我国生态环境治理中最为薄弱的环节。对于广大农民而言，他们承受着来自农业生产、农村工业污染的双重危害。但受农村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限制，农民文化水平较低、力量薄弱，始终处于最弱势的地位，加之利益表达机制的不完善，农民的利益诉求往往得不到充分的表达，因而其利益也得不到有效保障。因此，政府要尊重作为弱势群体农民的环境权和生命健康权，完善现有的环境信息公开制度，增加生态环境信息的公布，增强农民对生态环境的危害的认知度，同时对于涉及农民健康环境权益的规划项目和建设情况要及时向社会公众公开，让农民有充分的知情权、话语表达权，并自觉接受农民、社会的监督，使农民成为生态环境治理的参与者和受益者，这是包容性治理的主旨。

4.4加强农村生态环境立法

实践证明，强有力的法律规范是实现农村生态环境包容性治理的有效保障，严格的行政执法能够对生态环境的破坏起到必要的威慑作用。一是我国应该进一步健全和完善《环境保护法》《水污染防治法》《大气污染防治法》等环境法律，并在此基础上构建包括一般性法律、行政法规和地方性规章相结合的立法体系，使得农村生态环境治理真正有法可依，并且具有较强的针对性和可操作性；同时立法既要强调以预防、修复生态环境为目标，又要完善公众的环境权，对弱势群体农民进行生态权利保障，以保证农民对生态环境的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的顺利实施；此外，要提高环境违法成本，量化农村生态环境违法行为的处罚力度，完善生态刑法中有关生态环境犯罪以及损害赔偿的规定，以使法律真正成为高压线，从而为建设美丽新农村保驾护航。二是加强生态环境执法程序建设。一方面农村生态环境执法部门要明确执法责任，做到有法可依，执法必严，对农村生态环境造成污染的企业和个人必须严格审查并要依法严厉惩戒。另一方面要加强执法力度，建立和完善覆盖省、县、乡(镇)、村的全方位的环境执法监管体系，建设一支高素质、高效率的基层执法队伍；此外，要将生态环境法治建设纳入基层党政机关考核体系，建立严格的环保问责制、政府绩效考核和农村环保责任制。农村生态环境的包容性治理是一种生态治理模式和治理路径的选择，其核心理念就是强调农村生态环境治理应该是政府、企业和农民等多元主体协同参与治理，治理过程要充分尊重和保护农民这一弱势群体的利益，治理成果（良好的生态环境、健康的食品）为社会成员所共享，通过综合运用价值引导、行政管控、法律规制等多种手段，实现生态、经济、社会三维效益的整体优化，从而实现美丽乡村建设。

作者:李小静 单位:南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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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环境治理技术范文篇3

1．1国内外关于城乡结合部地区生态环境及其治理的研究

城乡结合部是中国城镇化进程中特有的社会现象，国外城市化进程中也存在类似我国城乡结合部的现象。在国外，埃塞俄比亚学者Nigussie以巴赫达尔市的城乡结合部附近的一个小规模农户为研究对象，采用实证研究方法，分析了城市扩张及其对土地利用的影响，并对其影响进行了评估。印度学者Veena以晨奈为例，通过人类－环境耦合系统建模方法（CHES）考察并得出城市化和水的脆弱性之间的关系。Franziska等提出用标准化的方法来量化生态系统服务尺度，重点研究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中生态系统供给与需求之间如何权衡，并对实现可持续的资源供给和需求如何平衡进行了阐述。国内学者专门针对城乡结合部的生态环境问题研究较有限。魏东辉等从哈尔滨城乡结合部生态环境的实际情况入手，对该区域的生态环境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分析，并从规划、管理、法律等方面多角度地提出了生态环境改造对策。沈清基从城乡生态效益指标体系、总体状态及类型评价、关联性分析、协调性分析等方面阐述城乡生态效益的分析内容与分析框架，提出了基于生态效益的城乡生态环境一体化规划框架。姜英通过对城乡结合部生态环境地理信息系统建立的技术路线的论述，探讨了地理信息系统在城乡结合部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方面的作用。纵观国内学术界相关研究成果，关于城乡结合部生态环境治理的研究多为针对经济发达城市、地区或生态环境破坏相当严重等地区的研究，而对中小城市城乡结合部生态环境的研究比较少。从管理学的角度来看，关于城乡结合部生态环境的治理问题解决方案中专门针对政府提出的对策建议比较多，目前还没有提出多元主体协同治理的思路和方案。针对这些不足，进一步补充和完善城乡结合部的生态环境治理研究是本课题的研究价值所在。

1．2研究方法

（1）样本城市及样本人群。本文选取湖南省湘潭市作为样本城市。“湘潭市总人口约289万人，总面积约5015km2，下辖湘潭县、岳塘区、雨湖区、湘乡市和韶山市五个县市区。湘潭市是湖南省重要的工业城市之一，城市化率达61％左右”，工业是湘潭经济的主导产业，企业是破坏生态环境的重要主体。湘潭矿产资源丰富，有铁、锰、铝、铅等金属矿产，因此矿业开发和生产加工比较发达。企业对环境的影响很大，所以环境治理离不开企业的积极配合。走访了几家曾对生态环境影响较大的企业，目前已逐步建立起矿区生态建设示范基地，矿山生态环境得到很大改善。基于政府是环境治理中的主导力量，对湘潭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环保局等部门相关负责人进行访谈。同时对生活在九华经济区域内的居民及周边的村民、部分流动人口进行了问卷调查。

（2）研究步骤。本文所采用的研究方法主要有个案访谈、问卷调查、内容分析法等。对城乡结合部生态环境的政策主体、政策执行者、决策制定者、受众进行多角度考察分析，了解不同主体对生态环境治理问题的感知和认知。

2研究发现

2．1公众对城乡结合部生态环境保护的认知与受教育程度及媒体的影响呈正

相关调查结果显示，生活在城乡结合部的大部分人对生态环境的概念有一定的了解，绝大部分人对生态环境的重要性持肯定态度。调查对象的受教育程度参差不齐，受教育程度、素质的高低与生态环境的保护意识呈正相关。生态环境对人们生产和生活的影响是长期而深远的，受教育程度高的人群更能用发展的眼光看待生态环境问题。同时，在信息高度发达的时代，媒体对人们的行为具有导向作用，湘潭市九华经济区的生态环境良好与该区重视利用媒体对生态环保进行积极的引导有一定的关系。

2．2与生态环境治理相关的政策体系尚未形成且缺乏执行力，尤其是城乡结合部的生态环保机制有待完善

中国自第一部综合性的环境保护基本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试行）》颁布以来，至今与环境保护相关的法律法规总数已达2000多条。环境保护的相关法律政策在不断完善，但与生态环境治理相关的法律法规尚未形成体系。在生态环境治理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如难以界定生态环境破坏的责任主体，生态环境破坏难以量化，对奖惩如何做到公正合理等这些问题会直接影响环境治理的有效执行。城乡结合部的生态环保机制不够完善除了法律机制不完善，还体现在治理生态环境的资金不足，技术水平落后等方面。总之城乡结合部生态环境的有效治理离不开保障制度的不断完善。

2．3政府部门已经认识到城乡结合部的生态环境治理需要多元主体共同协作，但在具体工作中如何分工协作尚未形成有效方案

通过对湘潭市环保局、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等数十位官员进行访谈，借助内容分析法对访谈结果进行整理。通过整理了解到政府部门对生态环境建设越来越重视，与生态环境相关的政策逐步出台。但生态环境治理面大范围广，不仅需要政府部门之间的相互协同与配合，还需要政府与各非政府部门进行沟通与协调。生态环境治理是当务之急，可持续治理与维护是保障。但现阶段如何克服部门分割等执行障碍，政府官员感到困惑，并期望学术界给予理论支持。

2．4城乡结合部的生态环境治理缺乏科学、有效的监督机制和考核制度

国家有关生态环境保护的法律法规政策有很多，但从实际效果来看，收效甚微。很重要的原因在于缺乏有力的监督，监管不到位，此外，考核指标少而泛，缺乏灵活性、科学性，不能根据具体问题具体考量。甚至有的考核流于表面形式，并不能真正解决实际问题。总之，城乡结合部的生态环境应该由谁来监管，应该对哪些主体进行考核，如何让考核的结果对生态环境的治理产生积极作用等问题都值得思考与探索。

3政策建议

3．1加强城乡结合部生态环境多元主体协同治理的宣传教育，丰富宣传教育形式和手段十分重要，尤其应当充分利用网络媒体要培养和提高人们的生态环保意识，生态环境教育必不可少。生态环境教育能使人们了解生态环境的基础知识，从而获得解决生态环境问题的基本技能，并养成正确认识、理解、保护生态环境以及处理生态环境问题的意识和能力。对于城乡结合部的生态环境问题，与其先污染后治理不如防患于未然，做好宣传教育工作，培养民众生态环保意识。在宣传教育过程中，可以丰富宣传教育的手段和形式，对不同人群分别采取其利于接受的方式进行宣传。随着新媒体时代的到来，网络无处不在，接触网络的人群不断扩大，网络媒体的影响力也越来越大。治理城乡结合部的环境问题可以利用网络媒体覆盖面广、便于接受、影响力大等特点积极宣传教育，充分发挥网络媒体的作用，调动公众参与环境保护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3．2完善城乡结合部生态环境多元主体协同治理的保障机制

完善城乡结合部生态环境多元主体协同治理的保障机制需要完善政策、法律、财力、技术等方面的保障。党和政府应当加强对城乡结合部生态环境治理的政策制度保障，建立长效治理机制。政府在制定政策时要结合城乡结合部的特殊情况制定适宜的政策，并给予相应的法律保障。充实的财力保障必不可少，生态环境治理是一项涉及面广、意义深远的活动，仅靠政府的财政支持是不够的，必须充分发挥公众的积极主动性，扩大筹资范围、拓宽筹资渠道，提供充分的物质保障。科学的指导和先进的技术是治理城乡结合部生态环境的有力法宝。探讨生态破坏的原因、分析破坏的影响以及生态环境的修复治理都离不开科学技术的应用。总之，城乡结合部的生态环境治理是一项持久战，需集思广益建立长效治理机制，不断完善保障机制。

3．3重视城乡结合部生态环境多元主体协同治理的监督与考核

在多元主体对生态环境保护意识普遍提高的基础上，应不断完善监督机制，即政府、居民、村民、企业等众多利益相关主体之间相互监督机制。对于非政府主体破坏生态环境的行为，政府有权对其惩戒并追究法律责任；对于政府损害其他主体利益的决策，其相关主体有权提出控告。同时非政府组织之间也可以相互监督，任何对生态环境造成恶劣影响的活动都应被制止，有必要建立相应的奖惩机制。重视生态环境考核制度，制定合理的考核指标，实行捆绑制，将生态环境考核与经济考核一并纳入考核体系。考核要坚持公开、公平、公正原则。考核的对象应多元化，根据不同主体制定相应的考核机制。总之，不论是监督还是考核都离不开多元主体共同配合协作。

3．4注重对城乡结合部的工业园区进行治理，建立生态工业系统

生态环境治理技术范文篇4

【关键词】山区环境；综合治理；水污染；问题

山区环境治理历来是环境保护与治理中的重点问题。由于山区地形复杂，自然环境复杂多样，生态具有脆弱性，山区环境治理存在诸多困难。山区环境综合治理不仅关系着区域内整个生态环境的发展，还与区域内经济、社会的发展繁荣紧密相连。如何从全局出发，做好区域内环境综合治理，在保护环境的同时促进区域资源的开发和经济发展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

1自然环境简述

象明彝族乡位于勐腊县北部，是西双版纳州唯一的彝族乡，地处北纬21°59′~22°19′，东经101°08′~101°26′，东与易武镇接壤，南与勐仑镇相连，西与景洪市勐养镇、基诺乡交界，北与景洪市勐旺乡毗邻。辖有倚邦、安乐、曼林、曼庄、龙谷5个行政村，60个村民小组（66个自然村），具体情况见表1。该地区属于亚热带季风气候，气候湿润，降雨量较大，地势复杂，多山多水，环境条件复杂，环境治理和开发难度大。总体来说，象明彝族乡区域的环境呈现以下几个特点。首先，该地区多山多水，且年降雨量较大，雨水和河水冲刷力度大，土质营养流失，这严重影响了区域内农业发展，不利于农业大规模种植，产量也受到极大影响，同时给区域内人们生命财产安全带来地质灾害隐患，影响区域内人们正常生活。其次，生态环境脆弱，农业活动、生产生活等不合理的开发利用都会对该地生态环境造成威胁。此外，该乡区域位于小黑江流域，辖区内所有河流都汇入小黑江。随着开发力度的加大，水资源污染逐步加重，给当地水质造成严重的不利影响。总体来说，象明彝族乡区域自然环境复杂，生态环境具有脆弱性，随着人口的增长和进一步开发，居民生活废弃物逐渐增多，处理问题难解决，村庄环境也面临严峻的挑战，综合治理难度大。

2环境综合治理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2.1局部生态改善，但整体恶化趋势未改。当前该区域环境问题已引起注意，治理与保护措施也在推行，但总体来说，局部的生态环境得到恢复，但区域整体环境逐渐恶化的趋势并未得以根本扭转。区域是一个整体，综合治理强调“综合”的治理理念，而当前的环境治理大多是从局部出发，从微观入手，难以从区域整体环境保护与治理出发，从而导致综合治理进程缓慢，效果十分有限。2.2生活与工业废弃物污染严重，开发与治理难并行随着社会发展，该区域人口越来越多，农业、工业、旅游等经济活动扩展，给该地区生态环境带来极大压力，环境承载量超出区域正常承载力，在有限的恢复周期内不断展开新的开发活动，导致生态环境脆弱，给环境综合治理带来极大的阻碍，难以实现治理与地区开发并举。此外，随着当地农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诸多不易降解和就地处理的产品进入农村，这些难以降解的工业产品在农村没有专门的处理措施，给当地环境带来极大安全隐患，典型的如废旧手机、塑料制品等难降解物品。2.3水污染严重，治理难度较大。该地区水资源丰富，但近年来随着用水量的增加和工业活动，水质受到严重污染。污染原因大致可归纳为：①养殖业污染，即养殖禽畜的排泄物等垃圾未经处理直接排入或渗入河道，造成水质污染；②居民生活固体废弃物直接排入河道，污水乱泼、垃圾乱倒等现象屡禁不止；③当地工业废水排入水中，造成水质污染。水污染是当地较为严重的污染问题，影响当地居民的正常生活和健康。但水污染的治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涉及范围广，牵涉利益主体众多，且由于自然地理环境的客观影响，治理起来难度极大。2.4治理技术滞后，缺少有效投入。区域环境的综合治理工作中，治理技术是核心因素。随着社会发展和地理环境管理技术的进步，环境治理技术在现实中的应用越来越广泛，在区域环境治理中起重要作用。但目前象明彝族乡环境综合治理中技术仍较落后，一方面是由于该地区自然环境和地形地势的限制，治理技术难以科学完整地应用到其中；另一方面则是由于村寨分散，点多面广先进治理技术成本较高，治理期间耗费较多人力物力，而资金基础薄弱限制了治理技术的引入和应用。此外，先进的治理技术同样需要专业高素质人才的引入，人才不足问题同样限制了治理技术的发展和应用。2.5环境保护意识宣传不到位。当前环境治理过程中，区域内环境保护意识宣传不到位，居民环保意识和发展理念较差，严重阻碍区域环境综合治理的进程。这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①居民生活中不注重保护环境，给区域造成严重的生活污染，最典型的是生活固体废弃物的丢弃；②由于缺乏环境生态理念，导致当地发展路径和生产方式对环境造成严重破坏，如农业化肥造成土壤污染，过度开发土地、生活污水污染水质等；③综合治理策略难以得到有效贯彻和实施。除了环保部门的管理和约束之外，居民和企业的配合是环境治理措施得以落实的关键因素，而民众的配合有赖于整体环保意识的提升。

3环境综合治理策略

3.1树立区域全局意识，从整体上改善区域环境。要全面改善区域生态环境，实现良好的综合治理效果，则要树立全局意识，从宏观角度出发，这主要可从以下两个方面着手：①根据该区域内的发展开发举措和生态环境现状，制定科学合理的综合治理规划，统筹区域治理全局，设置综合治理目标，并实施严格的管理和监督[1-3]；②在全局统筹下，做好微观和局部的治理工作，针对不同局部的环境状况和特点，将治理工作细化，并落实到各个负责机构。象明彝族乡区域内共有椅邦、安乐、曼林、曼庄和龙谷五个村，环境综合治理要在治理纲要的指导下，分别对每个村寨的环境及发展模式进行考察与研究，针对不同的特点，制定适宜的环境治理策略，并以村委会为单位，部署治理工作。做到宏观指导和微观治理相结合，协调整体与局部，全面改善山区环境治理局面。3.2全面保护山区环境，保护与治理为重。在山区环境综合治理过程中，要坚持保护与治理为重，而不能将开发和经济利益放在首位。首先要树立“预防为主，保护为先”的治理理念，做到保护和预防。针对当地环境制定保护政策，对当地环境脆弱地区，要出台预防措施，防止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行为的出现，为生态环境的修复留出足够的时间，严格管控当地生态环境，并严厉打击破坏生态环境的行为。自然环境是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保障，是增进民生福祉的重要领域，因此，环境综合治理必须平衡环境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坚持保护环境，严格治理，全面提高区域环境治理能力和治理效率，保障资源环境的可持续发展。3.3重点治理水污染和固体废弃物污染。环境的综合治理，既要统筹全局，又要找到主要矛盾。象明彝族乡环境综合治理的关键问题则在于保护大自然生态环境、治理水体污染，减少生活和工业废弃物污染，制定科学的垃圾处理方案。要重点治理水体污染，对污染区域水体进行动态监测，减少和消除污染物排放的废水量，抓好污染源治理，增强区域内居民保护水体清洁的意识，制定严格的管控措施，严格控制企业废水、固体废弃物和有害废气等的排放量，有序建立垃圾处理降解站，出台垃圾排放、处理管理管控措施，治理垃圾污染乱象。3.4发展治理技术，加大资金投入力度。环境综合治理离不开治理技术的加持，因此应学习和引入先进管理技术和治理技术，并加以改进和应用，引进治理专业技术人才，通过技术和人才来提高治理效率。此外，还要加大环境综合治理的资金投入，重在开源，拓宽资金来源渠道。首先当地政府和环境管理部门要加大对环境综合治理的支持力度，适当增加财政投入，为环境治理提供充足的物质基础。其次要发挥当地民间环保组织的作用，做到多管齐下，保障环境治理的物质需求。3.5加强环境保护意识宣传。加强环保意识宣传可从以下两个方面着手：①从整体出发，对区域内的环境特征和保护措施进行科普，可通过制作拍摄环境保护纪录片、举办环境知识公益讲座等方式，宣传保护环境的重要性；②可通过环保部门官网、官方微博账号、微信公众号等大众媒体及时播报象明彝族乡区域自然环境变化发展情况，公布环保方案和措施，让当地企业、居民及时把握环境治理动态和相关政策，保证其知情权，号召居民更新环保理念，及时行动起来，在日常生活中注意保护环境，积极配合环境治理政策，以促进区域生态环境的恢复和可持续发展。

4结语

综上所述，山区环境综合治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也是一个十分艰巨的任务，在山区环境综合治理中，要树立“综合治理”“预防和保护为主”的理念，在整体科学布局指导下，重点解决突出问题，并利用先进治理技术，促进综合治理效果的提升，保障区域环境长期健康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1]张娅兰.山区水土保持发展现状与策略[J].农业科技与信息，2020（15）：49-50.

[2]蒋良富.基于山区小流域生态修复分析[J].绿色环保建材，2020（1）：76.

生态环境治理技术范文篇5

关键词：生态文明建设；农村；生态环境；问题；对策

“生态文明建设”是“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中不可或缺的关键一环，也是把“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桥梁和纽带，各个环节的建设均离不开“生态文明建设”。自十八大以来，我国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步伐，并取得较为丰硕成果，尤其是城市生态环境建设成效更为显著。相对来说，农村生态环境建设的难度较大、推进工作更为艰巨。党的报告中强调，“建设生态文明是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千年大计”，2018年中央一号文件指出，“良好生态环境是农村最大优势和宝贵财富”。面对当前困扰农村生态环境的突出问题，我们应积极分析挖掘问题根源，探索实践出一条适应于我国农村生态环境建设的道路，为建设美丽富饶、生态宜居的乡村保驾护航。

一、生态文明建设背景下农村生态环境建设的重要意义

1.加强农村生态环境建设能够有效推动农业经济健康可持续发展。我国是人口大国，粮食安全问题事关国之根本，良好的农村生态环境能够为农业生产健康可持续发展提供不竭动力。尤其是在粮食生产的主产区，土地、水资源等生产环境直接影响着农作物的产量和质量。近年来，我们一直在加大农村生态环境监测和治理，但由于前期污染情况较为严重，再加上可耕地仍旧在不断耕作，相应的治理修复期就会延长。因此，必须进一步加强农村生态环境建设，查证根源，从源头治理和过程监控中大力推进农村生态环境建设，保护好、治理好耕地、水资源等，为粮食安全提供有效资源保障。2.加强农村生态环境建设能够有效推动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党的报告中首次提出“乡村振兴战略”，面对农村发展现实和全面小康目标之间的差距，乡村振兴战略为农村发展指引了前进方向。新时代搞活农村经济，不仅要强化农业基础，更要在此基础上大力推进农村第二、第三产业的发展和三者之间的融合发展，形成有效的农业生产产业链，做强做大农村产业。而农村产业融合和经济发展的前提是，必须拥有良好的投资环境、生产环境和人居环境，这就要求必须加强农村生态环境建设，推进农村环境走向生态宜居的发展道路。

二、当前我国农村生态环境建设的基本情况

1.当前我国农村生态环境污染得到有效遏制。近年来，我国中央财政每年都安排大量资金推动农村生态环境建设，地方政府跟进工作也先后制定系列措施和办法，整体推进农村生态环境建设进程。但由于历史欠账和农村生产生活方式的改变，当前我国农村生态环境建设形势依然严峻。生态环境部2018年年中的《2017中国环境状况公报》显示，地下水水质明显好转，优良级和良好级分别达到8.8%和23.1%，但较差级仍然达到51.8%。与前几年相比，优良级地下水资源中明显增加，但较差级地下水资源未得到明显改善。同时，虽然通过土地整治、农业结构调整，但耕地面积仍因建设占用、灾毁、生态退耕等原因出现减退，但净减少耕地面积的公顷数下降一半；全国耕地的平均质量等级中低等地仍占到了27.6%。当前我国农村生态环境建设工作取得一定进展，但任务仍然十分艰巨。2.当前我国农村生产生活领域环境污染形势依然严峻。随着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农业生产方式和农村居民生活方式都发生了较大的变化，这变化既推动着农村经济社会发展，也给农村生态环境带来了新的压力和挑战。其一，随着农业科技水平的提升和普及，越来越多的农业生产不仅用上了机械化操作，同时为了提供土壤肥力和减少人工费用，开始大量施肥、播散农药和覆盖地膜，导致过量使用，对耕地土壤和地下水资源造成污染。其二，随着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不断提升，其生活用品购买力大幅提高，尤其是家用电器购买量和使用量大幅提升，所使用的水电和产生的垃圾数量呈现几何倍数递增，但农村生活配套处理设施不齐全，生活垃圾随意丢弃或就地掩埋，生活污水肆意排放入地下或周边水域，造成污染面积较大，给农村生态环境建设带来巨大压力。

三、当前我国农村生态环境问题的根源

1.农业生产方式过于粗放，农业现代化水平不高。我国农业生态环境污染主要表现为面源性污染，多是由于过度施肥、过度播撒农药、过度使用地膜等农用物资造成的，不仅浪费了农业资源，也造成了农业生态环境污染。其一，农药化肥不仅用量大而且利用率较低。数据显示，2017年，水稻、玉米和小麦三大粮食作物化肥利用率为37.8%，农药利用率为38.8%，平均每公顷耕地农药化肥的用量超过世界平均水平一半以上的同时，利用率仅为世界平均水平四成。其二，为了追求高产量好高收益，大量使用农用地膜但因不便于回收而造成回收率低、破坏性强的问题，农用地膜短期内不易降解，不及时清理便会影响土壤自身循环修复，造成土壤污染和水污染。其三，虽然大部分农村地区禁止焚烧秸秆，但秸秆利用率仍有待提高。归根到底，农业生态环境问题的根本解决路径在于改变农业生产方式，提升农业现代化水平。2.农村居民生活配套基础设施建设滞后。我国农村居民生活环境污染主要是由于生活垃圾、生活污水、人畜废弃物等造成的。其一，虽然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近年来一直在加大资金扶持农村生活基础设施建设，但在一些农村地区尤其是较为偏远的农村地区，生活垃圾及废弃物的处理能力仍然极其有限，满足不了农村居民飞速提升的消费能力和生活垃圾处理量。其二，农村居民环境保护意识薄弱，随意丢弃废弃物，尤其是不易氧化的塑料袋、农药瓶、废旧电池等随意丢弃，随意倾倒生活污水等现象处处可见，长此以往造成垃圾腐败变质，尤其是在夏季滋生蚊虫，造成更为严重的地下水污染、土壤污染乃至大气污染，增加了农村生态环境治理的成本。其三，农村居民常习惯于把家禽饲养与住宅相邻，家禽排泄物污染随处可见，不仅破坏环境，更易传播疾病。加强农村居民生活垃圾等配套基础设施建设迫在眉睫。3.城乡生态环境治理不同步，污染存在转移现象。在城市生态环境建设推进过程中，一些城市为了追求结果而忽略了长期发展中同步协调发展的要求，把城市污染转移到农村地区。其一，受消费能力的大幅提升，城市居民使用物品的周转率明显提升，城市废弃物累积速度提升，给城市垃圾处理带来较大压力，一些城市将难以就近销毁或掩埋的大量固体废弃物转移到城市周边的农村地区，为农村生态环境治理增加了负担和难度。其二，受城市生态文明红线的制约，一些加工制造企业开始把目标瞄准农村地区，而部分农村地区为了片面追求农村第二、第三产业发展，未能以长远发展眼光来衡量企业的引入机制，致使一些落后产能企业流入农村地区，加大了农村生态环境治理的任务量。

四、生态文明建设背景下农村生态环境建议的对策建议

1.提高和普及农业科学技术，大力发展绿色农业。粗放型的农业生产方式不仅浪费了资源、污染了环境，也加大农业投入成本。因此，提高和普及农业科学技术，大力推进绿色农业生产方式，是解决农业生态环境问题的关键所在。第一，地方政府要大力推进和提高当地农业科学技术水平，并通过相关部门积极宣传和普及农业科学技术，引导当地农村居民科学种养殖，走科学的农业发展道路。第二，地方政府要积极推进绿色农业生产理念和措施办法，结合当地农业生产特点发展农业生态园、绿色农业产业园。第三，地方政府及相关部门要采取一定激励和奖励措施加大研发、推广使用有机肥料、可降解地膜等农用生产物资，从源头上给予农村居民农业绿色生产的保障。2.提升农村居民生态环保意识，齐头并进推进农村生态环境建设。农村生态环境建设的主力军就是农村居民，提高农村居民生态环境保护意识是农村生态环境建设的根本。第一，地方各级政府要通过定期培训和积极引导，建立一支面向基层农村居民的生态环境保护和治理的宣传和监督队伍，在实际生产和生活中做好环境保护和治理的带头人和引领者。第二，通过墙体画报、宣传栏和新型媒体等方式定期向广大农村居民宣传生产、人居环境的重要意义，让人们意识到什么是正确的环境保护行为、什么是错误的行为，并认识到错误行为可能导致的严重后果。第三，各个基层农村生态环境小组要广泛听取农村居民关于生态环境保护和治理的建设性意见，采取一定的激励或奖励措施引导农村居民养成自觉爱护环境、主动保护环境的意识和行为。3.协调推进城乡生态环境治理，建成生态宜居的农村生态环境。面对生态环境治理滞后的农村地区，各地政府要积极推动城乡生态环境治理同步协调发展，防止和杜绝城市垃圾等带来的污染转移。第一，各地要创新发展城乡一体的环境保护和环境治理机制，统一调配城乡的生态环境治理资金，适当加大农村生态环境治理工作的投入和力度。第二，通过奖励、减免税等措施和办法积极引入社会机构投入到农村生态环境治理过程中，积极推动农村生态环境治理工作的步伐，实现城乡生态环境同步发展。第三，各地要逐步完善农村生态环境保护的地方性法律法规建设，为大力推进农村生态环境建设保驾护航。只有建立协调推进城乡生态环境治理机制，才能真正建成生态宜居的农村生态环境，为实现乡村振兴提供发展基础与保障。

参考文献：

［1］毛平，谷光路，张禧.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的农村生态文明建设路径探析［J］.现代化农业，2018（09）：52-55.

［2］罗鹏，韩鹏.农村环境污染治理研究——基于法律与经济的双重视角［J］.中国集体经济，2017（29）：1-2.

［3］于法稳，杨果.农村生态文明建设的重点领域与路径［J］.重庆社会科学，2017（12）：5-12.

生态环境治理技术范文篇6

2021年4月，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九次集体学习时强调，“我国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具有许多重要特征，其中之一就是我国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注重同步推进物质文明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这里强调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既是对传统现代化道路的深刻反思，又是对民众生态诉求的积极回应，凝结了全国各族人民的智慧和汗水，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使命担当。立足新发展阶段，聚焦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矛盾冲突，必须以促进生态环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抓手推动生态文明建设。当然，促进生态环境治理体系现代化是一项系统工程，必须依靠治理主体的协同参与，强调治理方法和治理体制的全面变革。要促进生态环境治理现代化，必须形成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的治理格局。生态文明建设是全体人民的共同事业，关乎中华民族的永续发展。中国共产党是生态文明建设事业的领导核心，能够确保生态文明建设的正确方向，为生态文明建设事业的顺利进行提供根本保证。促进生态环境治理体系现代化，必须坚持党对生态环境保护的全面领导，强化各级党委对生态治理的总体设计、统筹协调和督促落实职能，以确保生态文明建设决策部署不折不扣地贯彻落实。政府作为生态文明建设的决策者和管理者，具有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的职能，在推进生态治理的制度建设和监管执行中发挥着主导作用。促进生态治理现代化，必须明确生态环境产品的公共属性，厘清政府与市场、政府与企业的关系，理顺不同行政区域、不同部门的环境治理责任，以形成生态治理的协同机制。

企业作为绿色低碳技术的创新主体，是促进生产方式绿色化转变的基础和关键。要促进生态环境治理体系现代化，必须建立健全绿色低碳的市场体系，完善排污权、碳排放交易制度，利用财政税收等手段引导企业加强绿色创新技术的研发，进而走节能减排、绿色发展之路。社会组织作为生态治理的协调者，是民众参与环境治理的重要载体，在丰富生态服务的供给方面扮演着重要角色。要促进生态治理现代化，必须加强对环保社会组织的扶持和管理，引导社会组织积极监督、有序参与环境治理。公众是环境治理的群众基础，是生态文明建设的直接参与者。要促进生态环境治理体系现代化，必须倡导简约适度、绿色低碳的生活方式，从小事做起、从点滴做起，营造艰苦朴素、勤俭节约的良好氛围。党委、政府、企业、社会组织和公众各司其职、各尽其责、相互配合、密切协作，必然形成推动生态治理的强大合力。只有更好地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巨大优势，不断健全环境治理责任体系，积极贯彻共建共治共享原则，统筹协调各方面力量，使全体人民群众在思想和行动上紧密联系在一起，才能汇聚生态文明建设的磅礴力量。要促进生态环境治理现代化，必须坚持系统思维来提升生态治理效能。人与自然是辩证互动关系，人对自然界的改造必然受到自然界的限定和制约。生态系统的运行过程具有客观性、复杂性和多样性，促进生态环境治理体系现代化必须尊重生态系统的属性和运行规律。系统思维也是一种全局观、整体观，强调对客观事物进行全方位、全过程、多方面的考察，进而形成关于客观世界的科学认识，有效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坚持系统思维和方法统筹推进生态治理工作，至少要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首先，要推进生态环境治理的全方位展开。山水林田湖草沙是一个生命共同体，各构成要素唇齿相依、相互关联，可谓牵一发而动全身。全方位治理本质是综合治理，强调从陆地到海洋、城市到农村、江河湖海到林草湿沙，各领域全覆盖、不留死角、不留盲点、齐头并进、协同进行。

其次，要推进生态环境治理的全域展开。中国陆地宽阔绵延，山脉、水系交错纵横，不少山脉河流跨越多个省市区行政区域。海洋大气则具有高度的流动性，其中的污染物迁移扩散速度很快，且空间边界无形，难以分割。可见，自然生态各要素构成有机整体，山上山下、上游下游、地上地下命脉相连。开展全域治理，即强调要打破行政区域的局限，统筹考虑山川河流的各组成部分，“进行整体保护、系统修复、综合治理”。最后，要推进生态环境治理的全过程展开。环境污染治理是十分艰巨而长期的系统工程，不可能轻易取得成功。地球生态系统经过漫长的演进历程，形成相对平衡稳定的运行结构，一旦遭到严重损毁，就会很难恢复。大气污染、水污染的治理动辄几十年，而土壤污染的治理周期会更长、治理过程会更艰难。要推动生态环境的系统改善，必须坚持一张蓝图干到底，坚决整治顽瘴痼疾，统筹协调各环节的治理任务，注重每一个节点的衔接配合。坚持全过程治理，主张保持和加强生态文明建设的战略定力，注重持续发力、驰而不息。要促进生态环境治理现代化，必须以强化生态文明制度的执行力为根本着力点。制度建设具有全局性、根本性影响，坚持和完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建设是提升生态治理效能的根本保障。然而，制度的生命力在于执行，如果有令不行、有禁不止，势必影响制度的权威，导致制度虚设。总书记多次强调用最严格制度最严密法治保护生态环境，主张树立制度的刚性和权威，让制度成为不可触碰的高压线。要强化生态文明制度的执行力，至少要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首先，要加强生态文明建设的宣传教育。生态文明建设既是实践问题，又是认识问题。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出台、修订、更新了一系列关于生态文明建设的法律法规和政策文件，为解决生态环境领域的突出问题提供基本遵循。要让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充分发挥效力，必须提高广大人民群众尤其是领导干部对生态文明法律法规、政策文件的认识，逐步明确具体的环境保护责任，使建设美丽中国的目标转化为全体人民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要强化规则意识、程序意识，树立依法办事、法律至上的精神，让生态保护红线、环境质量底线、资源利用上线真正成为不可逾越的底线。其次，要完善生态文明制度的配套措施。制度的执行力与制度本身的合理性和可行性密切相关。要提高生态文明制度的执行力，不仅要进一步加强生态文明建设的顶层设计，而且要完善制度细节，切实建立科学完备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要完善生态文明制度的配套政策，健全生态文明建设的保障体系，增强各项制度的耦合性，使各项制度环节衔接流畅，以确保各项环境治理工作能够有法可依。最后，要强化对生态文明建设的监督考核及责任追究。为增强生态文明制度的威慑力和影响力，党和国家已经明确将生态文明建设作为考核地方党委和政府领导班子的工作实绩，并对追究党政领导干部的生态环境损害责任作出相应制度性安排。要坚持“不动摇、不松劲、不开口子”，必须健全国家权力机构、行政机构、司法机构、社会媒体等多主体共同参与的监督系统，综合运用常态化监督与巡察监督等多种方式，以构建全方位监督体系；必须拓宽监督体系的覆盖广度，不断创新监督方式，抓实抓细监督职责，使所有生态破坏与环境污染行为都得到严肃惩治。

要促进生态环境治理现代化，必须具备更开阔的国际化视野。随着人类活动范围的不断扩大，很多环境问题也日趋全球化、复杂化。总书记一再强调：“人类只有一个地球，保护生态环境、推动可持续发展是各国的共同责任”。中国作为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参与者、贡献者和引领者，必须加强国际合作，为推进全球气候治理、生物多样性保护以及海洋污染治理等贡献力量。首先，要为全球生态治理提供更加全面可行的解决方案。能够发现问题、敢于面对问题是推动国际生态治理的前提和基础，而促进国际生态环境问题的有效解决才是真正的目的。要深度参与全球环境治理，必须立足世界人民的共同利益，积极顺应时展趋向，不断提升生态环境治理的本领,统筹协调不同国家的利益诉求、价值取向、风俗文化，努力开创国际生态合作的新方式，致力于画最大同心圆。其次，要积极掌握生态治理的国际话语权。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在生态文明建设方面积累了很多宝贵的历史经验，并形成了解决生态问题的强大制度优势，为其他国家自主探索生态治理模式提供启发性思路。中国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包含了丰富的绿色基因和生态智慧，为开展全球生态治理提供丰富的思想资源。必须掌握生态治理的国际话语权，切实推动话语阐释力和表达力的提升，确保生态治理领域的科学理念、创新方法和解决方案能够有效传递出去。同时，要积极参与国际生态领域中的议题设置、规则制定，不断提升国际事务的参与协调能力、国际舆论引导能力，以发挥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引领效应。最后，要批判地借鉴国外生态治理经验。世界文明是在交流互鉴中走向进步，要破解全球生态问题，理所应当要汲取人类文明的优秀成果，借鉴其他国家的成功经验。总结全球生态治理的基本经验，必须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基本原则，不断完善生态治理规划，着力整合民族地域特色资源，注重绿色技术的引进消化再创新，循序推动生态治理进程。

作者：刘燕 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副研究员

生态环境治理技术范文篇7

关键词：生态环境治理；环境竞争力；乡村生态旅游

环境竞争力是近些年出现的新概念，是基于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矛盾日益突出的背景下提出的，是一个地区通过环境保护和环境治理推动了经济社会发展，形成核心竞争力，是一个地区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的相互作用和协调能力。生态环境竞争力对这一地区实现可持续发展具有重大意义，因此，环保政策的制定也影响着这一地区生态环境的竞争力。

一、花茂村生态环境治理现状

贵州省在生态环境上已经有了很好的基础，花茂村位于黔北地区，有着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这里山川清奇，风景秀丽，接下来就是将花茂村的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2003年开始，花茂村开展“四在农家”创建活动，建设湿地公园、生态种植园进行生态治理，使花茂村的生态环境得到改善。2015年6月，在花茂村调研考察时感叹，在这里找到了乡愁，花茂村依托田园风光建设美丽乡村有了成效。花茂村积极响应国家乡村旅游政策，开始改善人居环境，将旱厕茅房、乡间小道、老旧电路等基础设施更新，在花茂村原有的田园风光基础上优化环境，建设美丽乡村，提升了农业技术且保留了原生态的自然资源，摒弃了传统农耕方式，利用现代化农机设备和管理模式，增加了生态产品的产量。如今，花茂村的果蔬、陶土工艺品已经成为特色品牌，极具竞争力。

二、花茂村生态治理对环境竞争力提升面临的现实困境

（一）理念困境

花茂村环境竞争力提升面临的理念困境在于村民总是被动接受环保教育，很少主动关心环境治理。花茂村乡村旅游业发展带来污染问题，虽然通过宣传让村民有了一定的环保意识，但他们对生态环境治理关心度不够，对环境竞争力的认识不足，以及文化素养等方面的限制，村民对绿色发展、生态产品等缺乏了解，未能正确认识生态环境是花茂村经济发展的核心竞争力，一些企业盲目开垦、乱挖湖泊，消耗自然资源；部分村民自营的农家乐随意倾倒垃圾，污染环境，只关心物质财富增加，漠视生态环境破坏，这些理念上的滞后会阻碍环境竞争力的提升。

（二）技术困境

花茂村环境竞争力提升面临的技术困境在于技术研发不足，缺乏专业的技术人才。花茂村早期出现了严重的“空心化”问题，大部分青壮年出去打工，村里的老年人接受能力低，仍使用传统的耕种方式，效率低下，导致土壤水土流失严重。花茂村的陶土工艺即是优势也是其特色之一，随着游客数量的增多，单个的陶土制作不能满足需求，但是，陶土制作体验、农业采摘都缺乏专业的技术人员。

（三）制度困境

花茂村在环境竞争力提升面临的制度困境在于花茂村现有的生态环境保护制度和体制机制不完善，没有具体的法律法规来约束破坏生态环境的行为，花茂村在早期发展时，过分追求旅游业带来的经济效益，造成水体污染、环境破坏、自然资源浪费等问题。造成了极大地资源浪费，而生态资源作为公共物品，花茂村未能建立行之有效的制度体系，同时也缺乏相应的环境保护监督体系。

三、花茂村生态治理对环境竞争力提升的经验启示

（一）创新技术助力生态治理及环境竞争力提升

花茂村发展乡村旅游业的初期，游客数量大幅增长，由于缺乏环保意识，造成污水大量排放，河中水生物大量死亡，淤泥大量堆积,河水发臭。在意识到不能牺牲生态环境来换发展，花茂村决定采用新技术，利用人工仿生态系统通过土壤的层层的浸透及微生物的分解对污水进行净化，净化后的水可以循环利用，再接着灌溉农田养殖鱼虾，人工湿地净化污水不仅能节省能源，还可以美化乡村的环境，提升花茂村的环境竞争力。

（二）用绿色发展理念鼓励村民共治提升环境竞争力

1.增加经济效益，树立绿色发展理念。要鼓励村民参与生态治理，仅仅通过宣传教育培育环保意识是远远不够的。需要让村民体会到绿色发展带来的经济效益，帮助村民长远树立绿色发展观。花茂村将农产品培育、生态环境治理、乡村旅游业三者结为一体，建设了生态农业采摘园，游客可以进入农业园亲自体验采摘过程，品尝绿色产品，还可以参观现代化农业系统。经过生态环境的治理花茂村的农产品有了竞争力，农民的收入增加了，从实践中理解了绿色发展带来的巨大经济效益，自觉担当起生态治理的义务，树立了绿色发展的新理念。2.提高农民环保意识，加强农户技能培训。花茂村引进专业技术人才教授农民现代化农业知识，帮助农民掌握和使用现代化农机设备，不仅实现了绿色发展，而且提高了村民的环保意识，增加了村民的劳动技能水平。花茂村还开展了环保知识竞赛，提高村民学习的积极性，通过邀请专家定期开展培训，培养生态治理的专员和监督员，用科学的方法进行污染防治工作。

（三）用生态制度体系规范旅游发展及环境竞争力提升

1.加快相应管理制度的制定。制度具有规范和制约的作用，花茂村在早期旅游业开发方面存在混乱无序的问题，旅行社、村民自营农家乐崛地而起，缺乏统一的监管和行业规范，如村民为了经济利益与游客发生矛盾，生态环境保护更是缺乏监管，造成花茂村旅游口碑受损。于是，在正式制度制定方面，花茂村依据现有的环境保护制度规范村民及游客的行为，并根据实际情况建立健全社会管理制度，按照景区的规范配备相关专业人员，运用摄像头等信息技术加强社会管理。另外，结合实际情况制定乡规民约并发挥其作用，培育文明乡风，厚植“乡愁”文化，重视农村生态教育宣传，引导农民自觉保护生态环境，提高村民对环境竞争力的认识。2.建立环境保护利益激励机制。除了建立健全管理制度，还要考虑到制度执行的长效性，花茂村建立了切实可行的利益奖励机制激发村民的主体作用，形成人人参与的生态治理新格局。在经济利益的驱使下，部分村民并不能主动承担起生态治理的义务，如果缺乏监管，制度就成为一张空纸。为此，花茂村设立了河道巡查员、山林防护员，对生态环境保护有突出贡献的村民给予荣誉称号，对严重破坏生态环境、污染环境的行为进行举报的村民也给予相应的奖励。花茂村基层党组织还建立了绩效考核评价办法，将生态文明建设的实际举措和成效纳入考核当中，同时配套相应的奖惩机制，对生态环境治理起到监督作用。

四、结语

花茂村从一个贫困村发展成为一个富裕村，与其因地制宜，利用自身优美的生态环境提升竞争力的绿色发展理念是分不开的。花茂村在抓住发展机遇的同时，始终践行的“两山论”生态文明思想，认真落实贵州省政府相关部署，既摘掉了贫困的帽子，又保住了绿水青山，带动了周边地区的旅游业和农产品业的发展，通过加强村民参与生态环境治理、革新技术、增加技能培训、建立环境保护奖惩制度等方式，实现了生态文明建设和经济发展的双赢，让当地的居民切身感受到生态文明建设带来的发展机遇，为我国主体功能区中提供生态产品地区、经济落后山区，走出生态环境治理和提升环境竞争力困境提供了现实参考。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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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EB/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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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环境治理技术范文篇8

关键词:农村生态环境现状保护对策

1我国农村生态环境的现状

近年来，农村居民收入显著提高，生活方式有了很大的改变，增加其排放量，和农村治理污染物能力严重滞后。以某县城为例，据统计，各类生活源垃圾产生总量为7．5万t，处理量为5．8万t，排放量为1．8万t，处理率仅仅为76．7%，由于管理不善，废弃物没有很好地综合利用，乱堆乱倒现象严重，向河体倾倒的甚多，致使河床抬高，河道变窄。另外，医院垃圾产生量为87．1t，全部无害化处理。此外，尽管全县农民的生活水平有所提高，但用能结构仍然粗放，主要以燃煤、柴草，造成一定程度的大气污染。在生态环境当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包括以下方面:

1．1村民环保意识不够

我国将新农村建设设定为国家发展的一个重要项目，为了强化农村建设，缩小城乡间的差距，应对农村环境予以严格管理，维持健康的农业发展环境与村民生活环境。但是，事与愿违，大部分农村在环境方面都存在问题，村民环保意识不够是导致农村环境恶化的本质原因，制约着农村的生态建设与发展。由于村民的环保意识薄弱，其存在乱丢垃圾、废水乱排的现象，进而影响农村环境，安全系数降低。

1．2环保设施建设不足

环保设施是加强环境保护的重要工具，设施的安置会决定着村民的环保意识与行为，但是由于城乡间的差距，导致农村地区在环保设施建设方面落后于城市，存在着环保设施建设不足的现象，是当前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由于缺乏足够量的垃圾桶，导致村民无处堆放垃圾，将大量的生活垃圾堆放在村口，久而久之，会形成习惯，环保意识越来越薄弱，还有部门村民存在着从众的现象，见到他人肆意堆放，也加入到垃圾乱丢乱放的行列中，进而导致农村环境逐渐恶化。

1．3环境治理技术滞后

由于农村地区发展水平相对落后，在环保技术应用方面相对滞后，农业技术、生物技术等无法得以实施，科研团队的专业技能有限，专业素质相对较低，导致环境治理技术无法及时更新，会直接影响环境问题的处理效果。例如，农村诸多农户发展养殖业，动物粪便的处理，农田中农药与化肥等的使用等，会为农村环境治理带来制约。

2农村生态环境保护采取的措施

2．1强化环保设施建设

应强化环保设施建设，为环保的开展提供条件，政府部门应根据每个村落的大小进行垃圾桶数量的确定，并为每个村添置垃圾回收站和垃圾运输车，并选择村中几名义务工代表来服务村内的卫生环保工作，通过不断的规范与号召，能够逐渐改掉村民乱丢垃圾的习惯。另外，应为村部提供专业的环保宣传员，就垃圾分类与回收利用问题开展教育活动，鼓励村民能够发挥自身的创意点来发明垃圾回收与循环利用技术，提高资源的利用率。

2．2注重生活垃圾、污水的处理

农村随意堆放生活垃圾，任意排放污水问题较为严重，所以为了更好的构建社会主义新农村，一定要妥善的处理好农村的生活垃圾以及污水。其中在生活垃圾处理方面，对于村镇相对密集的区域，应当采用垃圾集中处理的途径，也就是以某镇为中心，利用保洁车或者是生活垃圾车将其周围的垃圾统一的运送到垃圾中转站之中，之后应由村镇的保洁员或者是生活垃圾处理员来对垃圾实施预处理，从而挑选出可以投入再利用的垃圾物品，然后把其他垃圾送至垃圾统一集散中心，以使垃圾得到统一的处理。另外，农村污水也需要经过妥善的处理。首先需要规划好农村排水方式，在此过程中需要做到因地制宜，注重生态环境的保护，同时做到分期实施，注意近远期结合;其次，应当对生活污水实施分类处理，也就是把厨房用水以及其他洗涤分为一类，厕所污水范围一类，再通过专门的管道把污水引出之后实施集中处理。之后需要考虑新型污水处理技术地埋式一体化污水处理技术的应用，这种污水处理办法较为新颖，尽管造价偏高，但其具有很好的抗冲击性能，并且耗能低，可以应用在人口比较密集的区域。

2．3完善环保技术

为了提高生态建设的质量，应完善环保技术，运用现代科学技术、生物技术与农业技术来发展农业，在保护环境的基础上也能实现农业的健康发展。农药、化肥是农村环境污染的重要来源之一，随着科学与生物技术的不断革新，可以选择生物防治方法来代替原本的农药，保证病虫害防治的健康性与安全性。另外，应加强对水土流失与土地荒漠化的关注，提倡退耕还林、还草，扩大乡村绿化面积，保持原有的生态系统不被破坏，禁止乱砍乱伐现象，大规模植树造林，能够大大改善农村的环境质量，通过不断的生态完善与建设，可营造更为健康、和谐的农村环境。

2．4优化产业以及能源结构

为了使农村地区走上生态发展之路，需要优化产业结构，并进行能源结构调整。为此需要积极的引导农村开展沼气池建设、改厕改橱并且改畜禽圈舍等，从而使农村面源污染得到优化治理，农民的生活质量得以改善。在农村还可以大力发展使用各种再生清洁能源，比如说利用沼气或者是秸秆气化，使用生物质能源，实现养殖业的规模化，炊事的燃气化以及管道化。最后，应当大力促进循环经济在农村地区的发展，注重生态园区的建设，以使农村形成“生产者一消费者一分解者”这种循环结构。

2．5增强农民的环保意识和参与意识

在我国的广大农村地区，由于农民普遍的文化程度不高，加之受传统思想的影响，农民对于环境保护和治理的认识不够，重视程度不够，导致我国农村地区环境治理得不到有效整治。为此，政府相关部门应起到示范作用，宣传作用，制定相应的政策措施，鼓励农民积极参与环境治理。加大农村地区对于环境治理重要性的宣传力度，使农民对于环境治理有一个基本认知，改变他们以前那种不积极参与的行为，使广大农民能自觉参与到环境治理的进程中，因为在农村的环境治理中，农民的参与程度直接决定农村环境治理的成败。

参考文献

［1］张宇，朱立志．农业农村生态环境治理—以浙江实践为例［J］．环境与可持续发展，2016，03:143－147．

［2］郇玉璞．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农村生态环境保护问题研究［D］．东北财经大学，2016．

生态环境治理技术范文篇9

关键词：生态环境；新型城镇化；治理；法律机制

“以人为本”是新型城镇化的核心特征，农村城镇化进程中要以保护农民的切身利益为前提，从长远出发，为农村地区经济社会的健康持续发展做贡献。早在2014年末，我国就确定了一些城市为首批新型城镇化改革的综合试点，伴随新型城镇化的推进，农村生态环境治理与法律机制建设问题日益凸显。

一、新型城镇化进程中我国农村生态环境治理的突出问题

（一）农业生产经营活动中引发的农村生态环境问题

1.农药过度使用引发的问题。农药具有杀虫效果迅速、防治面广、价格低廉等优势，但如果对其种类和用量方面不加以限制，会在不同程度上破坏农村生态环境的平衡。目前我国在农业生产经营过程中对农药的种类和计量上的使用存在着法律法规上的盲区，过度使用农药不仅对土壤质量下降和生态环境破坏带来比较大的风险，还会给农、副产品带来了严重的农药污染，在农、副产品上形成农药残留，很多未被植被吸收利用的农药进入了土壤、河流和空气当中，这样就或直接或间接地对农村生态环境和人类的健康带来危害。大量的农药使用不仅在伤害了害虫的天敌和其他非目标昆虫的同时也使要消灭的害虫产生了抗药性。为了能达到消灭害虫的效果，农民不得不使用更大剂量的农药，这样就进入了恶性循环。2.化肥过量使用引发的问题。由于我国农业生产在很大程度上依旧依靠化肥来提高产量，而化学肥料的大量、不合理的使用导致了水质的富营养化。大量的水生植物由于水质的富营养化导致其异常的生长，严重影响了农村鱼塘经济鱼类的生产。水质恶化使鱼塘水体含氧量减少，继而致使鱼卵或者幼体的成活率大为下降，另一方面，未被充分利用的化肥通过降水经由地表流入河流，最后汇入大海，使海洋的赤潮问题越发的严重，影响了海洋的生态环境稳定。同时化肥也会经过雨水的渗透进入到地下水，影响村镇乃至城市人群的生产生活。化肥的过量使用也会使原有土地的土壤肥力不断降低、导致土壤的板结化、土壤中的有机物质含量不断降低。3.秸秆焚烧引发的问题。由于我国农村生产经营方式相对落后，相当多农业废弃资源被浪费或是成为新的污染源。我国秦岭—淮河以北的农民习惯通过使用农作物收割后废弃的秸秆进行焚烧的方式来提高土壤肥力，这些秸秆经过焚烧后的灰烬在某种程度上确实是可以提高耕地的土壤肥力，也相对减少了化肥的使用，同时还节省了农民在地清理土地所付出的人力和物力。但是秸秆的焚烧行为又带来了农村与城镇的空气污染问题，焚烧所产生的粉尘二氧化碳、二氧化硫等有害气体严重污染了农村甚至是城镇的空气环境，最典型的影响就是“雾霾”，废弃物的焚烧也加剧了温室效应。4.塑料地膜滥用滥弃引发的环境问题。塑料地膜的滥用滥弃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农村生态环境，未经处理的地膜严重改变了土壤原有的肥力。而且地膜在土地中难以分解、降解。有的塑料地膜在光照下产生物理上和化学上的分解的同时还会释放一些有害物质，这也衍生出来了农作物的食品安全问题。

（二）居民环保意识欠缺引发的农村生态环境问题

部分乡镇的生活废弃物到处可见，城乡的垃圾在数量和种类上都在快速增加。大量的塑料、铁、铝、玻璃类型的垃圾没有有效回收和加以利用，而是就近或者在其他村头田间与其他有机垃圾随意混合弃置导致农村垃圾粪肥化率比较低，无法被土壤所吸收和利用。在遭遇暴雨或阳光照射后，污水会聚集，气味令人不快。既污染生态环境，又威胁着国民的健康。因此，提升农民生态建设、环境保护意识，并将其列入法律，是农村生态环境治理所应解决的首要问题。在提高农村居民环保意识的同时，更应该从立法的角度加大各级政府，尤其是乡镇政府的作为力度。

（三）生态环保设施不配套引发的农村生态环境问题

近年来，虽然各级政府对农村生态环境保护基础设施的都投入了比较大的力度，但是由于我国农村地区地域辽阔，目前的投入显得杯水车薪。例如，一些有条件的乡镇都配备了垃圾清运车辆，但真正用得上的没有多少，加之对车辆使用的费用上的考虑，在清运的次数上也达不到理想的效果。在农村生态环境保护基础设施的维护费用上，一般都是由镇、乡、村民的集体组织承担，这样的维护方式给基层组织的财政带来了极大的负担。老百姓怨声载道，而且现实情况是由于受农民环境保护认识的局限，连最基本的运行费用都无力保证。从农村居民手中收费，从现实阶段看也不太现实，因此农村生态环境保护基础设施资金总量有限，设施运行费用、无法保证，生活垃圾无法集中处理只能随意丢放，没有配套的污水处理厂各种废水也只能排放到河道等问题已成为制约农村垃圾处理设施运行的首要问题，进而严重制约着农村生态环境的改善和村民的身体健康。

（四）城镇化与工业化引发的农村生态环境问题

随着我国城镇化和工业化进程的加快，城乡生产、生活垃圾也日益增多。那些外表光鲜亮丽的城市的周围往往陷入垃圾围城的窘境。而现有的分类回收垃圾处理体系尚不够完善，垃圾运输与掩埋存在巨大法律制度规范漏洞的背后，城市与农村结合地带的垃圾污染日益严重，一方面，城市的垃圾向农村扩散，由于垃圾处理系统不够健全，垃圾运送和掩埋的方法存在许多缺陷，多数生活垃圾随意转移到城郊或者村镇进行填埋。城市内的环境倒是清爽干净了，而城外垃圾遍布农村。另一方面，由于政策和地价的原因。一些高污染企业开始往城郊或者农村转移。对生态环境污染危害比较大的冶金业、建材业纷纷在农村设立工厂，这就导致了大量的污染物流向农村，给农村生态环境带来了不可逆转的破坏。以上两个方面是城市原因导致农村生态环境的问题，由此也可以看出，农村自身城镇化进程给农村生态环境带来的问题不同小觑。改革开放以来，不少农民或者农村集体组织开始在乡镇农村建设工厂，乡镇企业得到了迅速的发展。由于乡镇企业的技术含低、资源消耗大，尤其是以造纸业、纺织业、印染厂、化工厂、食品厂为主，这些污染物的危害甚至比城市工厂还要严重。虽然大批的乡镇企业的兴起在一定程度上带来了某些经济效益，但是这种短期的受益是在建立在牺牲长期生态环境利益的基础之上，由于部分乡镇企业的生产技术不够先进，污染处理力度不强，再加上部分农民兄弟追求利润而忽视生态环境发展的局限性，对自然资源大肆开发，不但使自然灾害发生频发，而且还严重限制了生态环境的改善。

（五）专门领域上法律的空白制约农村生态环境治理

我国环境保护法中大多数条文都是用于解决城市环境环境污染问题的，缺少专门针对农村生态环境污染治理的专门条款。目前我国立法中也没有针对保护农村生态环境方面的专门立法。如果将现有的环境保护法的条文具体应用到农村生态环境的治理实践上，可能就会会出现“水土不服”的情况，而且由于涉及其立法的不健全。我国在相关领域执法方面也存在许多现实问题需要解决。首先，农村生态环境保护执法现属于无法可依。其次，农村生态环境执法机构设置及权责尚未完善。我国现行环境管理机构是省、市、县以及乡、镇分别设立专门的环保机构，即归当地政府领导，又在业务上受上级环境保护部门领导就会出现地方保护主义的问题，不利于环境治理和问题的解决。

二、新型城镇化进程中我国农村生态环境治理的法律机制构建

（一）完善农村生态环境治理立法

“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的前提是要“有法可依、有法必依”。因此，为了有效遏制农村生态环境继续恶化的局面，应完善农村生态环境保护法的立法体系。一要填补立法的空白，吸收现行法律、法规中涉农生态环境保护的相关条文，再结合各地农村区域的实际力争将法律条文具体化、可操作化。从而完成涉及新型城镇化进程中我国农村生态环境治理的专项立法工作。这样既保证了我国各地区在法律制度的建设上与位阶最高的法律达成一致，又以高度求真务实的精神贯彻整个农村生态环境保护立法。二要提升我国农村生态环境保护的法条的可操作性。在对农村生态环境保护进行专项立法时。要考虑到提高立法技术水平，提高可法律实施的操作性。首先要制定与现行我国《环境保护法》相配套的一系列法规，规范污水排放的标准，垃圾处理及化学使用等相关标准；明确农村生态污染和人体健康危害的检测标准和评价体系，其次要明确并加强对治污染责任人和环境污染治理的行政主体，包括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惩罚力度。相仿新加坡等其他国际上治理生态环境比较有经验和良好成果的国家的法律制度，从重从严制定相关的责任条款和处罚条款，最后对于监管不力甚至不作为的环保行政主体（包括行政负责人和工作人员），根据情节予以追究相应的、对等的民事、行政和刑事法律责任。

（二）建立农村生态环境治理的司法新机制

针对平等法律主体间的、轻微的、因民事或商事侵权而引发的农村生态环境纠纷，建议设立农村生态环境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和农村生态环境纠纷仲裁庭。1.设立农村生态环境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在有条件的地方探索设立农村环境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该委员会是乡镇基层群众自治组织下设的、在业务上受县一级政府司法部门指导的，调解因农村生态环境而引发的纠纷的专门组织，在处理纠纷的形式上，采取对涉及生态环境纠纷当事人进行说服和规劝，促使彼此互谅互让，在当事人完全自主且自愿的情况下，达成调解协议进而消除相关纷争的行为。人民调解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建设中的创举，世界上许多国家把人民调解誉为“东方经验”。正因为如此，在涉及一些邻里之间的农村生态环境类纠纷案件，就非常适合适用人民调解程序。由于这类农村生态环境类纠纷案件与农民的切身利益息息相关，直接影响村内农户之间的安定团结，因此对此类纠纷引入调解程序，能够缓解社会矛盾，亦可推动农村生产力的发展。这对于减少村民的诉讼，增强村民间的团结，将会起到极其重要的作用2.设立农村生态环境纠纷仲裁庭。农村生态环境纠纷仲裁是指由双方当事人协议将农村生态环境纠纷的争议提交到农村生态环境仲裁庭。农村生态环境仲裁不同于审判，只有在双方完全自愿的情况下、依据双方曾经订立的仲裁合同或者其他合同中的仲裁条款才能开启仲裁活动，也不同于农村环境纠纷的调解，是一种特殊的“调解+裁判”的模式，是自愿型、合意型的公断，区别于法院审理的强制型公断。由于我国法律的仲裁制度是完全基于双方当事人依据他们之间先前订立的仲裁合同或合同项下的仲裁条款，经双方同意将其纠纷提交到仲裁机构裁判，并受该裁判约束的一种制度。所以此类涉农环境纠纷的案件多数为商事合同附属条款引发出来的案件，比如，村委会与设立在该集体土地上的企业因生产经营活动而引发的生态环境污染的案件。或者是上下游两家企业、土地相邻的两家企业因为生产经营活动而给对方造成污染损害的侵权纠纷。虽然上诉案件在现实当中并不常见，但是出于对农村生态环境仲裁程序的特点考虑，设立专门的涉农环境纠纷的仲裁法庭还是比较有可操作性的。3.设立跨行政区划的农村生态环境保护法院。由于水流、空气和土壤的环境污染往往跨越多个行政区划，因此设立跨行政区划的农村生态环境保护专门法院或法庭便显得尤为重要了。我们可以按照河流水域、相邻成片农耕土地区域、季风大气上下行风域等划分设立农村生态环境保护专门法院（或法庭），对跨行政区划的农村生态环境资源案件进行集约化管辖和专业化审理。设立专门法院能够有效破解农村生态环境保护与治理的地方保护主义，同时还能保障我国法律的统一实施，统一法律的适用标准，最大限度的保护农村生态环境问题，也就是我们经常所说的“同案要同判”同时在条件不足的地方可以设立“环保法庭”。

（三）规范农村生态环境治理的执法体制

我国农村生态环境治理的执法工作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是侧重于城市的，对农村的环境治理执法工作相对薄弱。农村生态环境执法普遍没有受到重视，甚至有许多农村没有设立环保机构，最终只能走“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虽然在现行执法机构的设置中，执法部门有一定的监管能力，但是同时也容易出现模糊地带与真空地带。在执法实践中经常会出现各自为政的现象，普遍存在有利则争，无利则推的局面，因此可以考虑建立由生态环境部统一领导的垂直执法体系，各级执法机关在行政关系上不再隶属于地方人民政府，从而避免行政干预与地方保护的问题，同时要加强基层环境执法监察机构的建设，在前述执法体系尚未建立健全的情况下，各级监察机关应当采取监察手段，在乡镇设置专门的农村生态环境监察部门，并强化监察人员的专业化队伍建设，只有如此方能保护农村生态环境。

（四）创新农村生态环境治理的宣传机制

要提高百姓的农村生态环境保护意识就要加强相关法律知识的宣传工作，可以通过传统媒体如电台、电视台、报纸、杂志等和网络新媒体如今日头条、抖音、快手等加强普及农村生态环境法律知识和农村生态环境保护常识。努力营造出良好的环保氛围，促进农民自觉提升环境保护意识，引导农民自觉积极参与农村生态环境保护。对农村生态环境保护做出积极贡献的个人和组织要给予相应的物质和精神上的奖励。对破坏农村生态环境的行为，除了采取批评、警告和媒体曝光以外，还应给予相应的罚款。情节严重的还可以考虑将其移交至我国的司法机关，追究其民事、行政和刑事责任。总而言之，农村生态环境建设是一项重大而复杂的系统工程，除了采取建立法律机制治理以外，还需与其他领域诸如：教育、科技、文化、卫生等其他部门综合治理，才能达到良好的生态治理效果。同志曾经说过：“生态治理，道阻且长，行则将至。”只有不断完善农村生态环境保护的法律机制，处理好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的辩证关系，我国的新型城镇化才会得到不断发展。

参考文献

［1］吴慧玲.我国农村生态环境保护的社区参与机制构建［J］.农业经济，2017（9）：48-49.

［2］牛玉兵，刘钦.城镇化进程中农村环境治理法律机制分析［J］.农业经济，2017（3）：40-42.

［3］肖永添.社会资本影响农村生态环境治理的机制与对策分析［J］.理论探讨，2018（1）：115-121.

生态环境治理技术范文篇10

1.1经济与生态环境关系分析

生态环境拥有较为固定的供容力、有限的抗外界干扰能力和自我调节能力.而经济发展是建立在资源环境的基础之上，良好、健康的经济可以提升技术与科技，帮助抵御恶劣环境，减轻自然灾害影响，但另一方面，区域经济的过快或不健康发展会损坏生态环境平衡，破坏生态环境自愈或供给能力，造成环境恶化、资源供给降低等问题，引起政府干预，生态环境系统便通过环境成本提高、政策限制等方式反馈制约经济的发展.生态系统主要是以自然资源（包括原材料、土地等）和供给能源的形式参与经济系统活动，而经济系统活动主要以“三废”回流生态系统。可以看出，经济与生态环境是两个相对独立的系统，但又通过积极和消极的作用联系在一起，经济活动是以生态环境为基础，而生态环境又受到经济活动的副产品影响.只有当两个系统互相以积极的效应抵消掉消极效应，形成协调、健康发展才能实现良性循环与两系统的可持续发展.

1.2数据来源及处理

山东省作为国内的经济大省、农业大省、人口大省，处于南北经济连接处，研究其环境-经济系统，有其良好的借鉴与推广价值.总体来说，近年来山东省GDP呈不断增长的趋势，“十一五”年均增长12.3%.2011年经济继续保持平稳较快发展，GDP达到了45429.2亿元，比上年增长10.9%.2012年GDP实现50013.2亿元，比上年增长9.8%.年均增长率在10%左右，总量居全国第三位.经济效益不断提高，处于经济快速发展阶段，成为名副其实的经济大省.根据经济-生态环境系统的划分及特点，本文主要按照科学性、代表性、实用性等原则，借鉴环境-经济协调发展的评价体系研究成果［13-14］.构建山东省经济与生态环境两系统发展的指标体系，选取了山东省1996—2012年的数据进行分析.数据来自1997—2013年《中国统计年鉴》、《山东统计年鉴》、《山东省环境状况公报》及山东省统计局的官方网站，个别年份数据的缺失采用相邻年份值插值法补齐.

2实证分析

根据、计算得出1996—2012年山东省经济综合发展指数f(E)与生态环境综合发展指数f(C).可以看出，1996—2012年山东省经济与生态环境两系统都呈曲折缓慢上升态势.其中，生态环境系统指数在2008年出现了一个峰值，这与2008年青岛市作为奥运会分赛场，政府加大环境治理投入有关.经济系统指数经历了“九五”（1996—2000年）期间的缓慢增长后，从“十五”初期（2001—2003年）开始，山东省经济综合发展指数开始呈现快速上升的趋势.为了更清楚地反映山东省经济与生态环境耦合在时空上的特点，根据表2绘出山东省经济与生态环境耦合度演化图（图2）.可以看出：1996与1997年山东省经济和生态环境的协调耦合度处于区域Ⅰ，经济和生态环境相互影响极低，处在低级协调阶段.1998年开始一直处于区域Ⅱ，经济和生态环境处于协调发展阶段.其中，1998—2001年，0°<α≤45°，说明系统处于协调发展阶段，经济与生态环境相互影响，共同发展.2002—2012年，45°<α≤90°时，1<tgα，经济系统的演化速度快于生态资源系统的演化速度，生态环境为了满足经济发展，表现为资源消耗的增长速度超过经济发展速度，生态环境开始制约经济发展.两系统协调耦合度于2011年缓慢到达最大值，随后出现缓慢下降趋势.

3结论及政策建议

3.1结论

1）山东省的经济增长和生态环境之间没有呈现完整“倒U型”曲线关系，而出现“倒U型”的前半段，但该省近几年加大了对环境治理的重视力度和投资，2011年耦合度数到达了顶点，2012年出现了下降趋势，也就是拐点已经出现，表明环境与经济系统的演化速度更加适宜，开始从生态环境制约经济的发展（45°<α≤90°）向环境经济共同发展的方向转变.

2）山东省环境质量与经济增长往往处于“不进则退”的相持阶段，现阶段为了更好地实现经济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其重点在于控制环境排放和加强环境治理上.经济排放不是环境治理的格兰杰原因，环境污染排放的冲击对经济增长产生负效应，说明山东省在发展经济时，不应该采用粗放式发展模式，以破坏环境为代价换取经济增长.

3）经济增长是环境治理的格兰杰原因，环境治理却同样产生负效应，这与许多研究提出环境治理会促进经济增长的结论不一致，产生这个结论的原因是：第一，山东省现阶段是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推进对治理环境的设备、资金投入，环境治理依然是被动地受限于经济系统，环境治理投入短期内表现为消耗经济发展的成果.第二，环境治理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具有一定的门槛效应.耦合分析认为，山东省在研究期内主要处在资源消耗速度大于经济发展速度的阶段，长期以高速消耗资源、污染环境为代价换取经济的持续高速发展，环境治理水平相对较低.这就造成了环境治理的投入和效果实际上没有和经济增长的演化速度相适宜，从脉冲分析的结果看，达不到许多研究者得出的环境治理促进经济增长的响应效应.

3.2政策建议

1）处于经济高速发展中的中国，容易形成经济系统演化速度高于生态环境系统演化速度，如果不对经济与生态环境进行合理的控制，很有可能走向两个系统崩溃的结果.虽然经济与生态环境系统长期处于协调发展的状态之下，两系统间的内在作用情况也是十分复杂并没有固定规律，所以，为了使经济与环境协调发展，制定其宏观政策与治理方式要因地制宜.

2）经济发展会带来污染物的大量排放，提高生态环境质量首先就是对“三废”进行合理的控制，然而，单纯的控制一方面增加了环境承受的压力，另一方面也浪费了资源.所以，对“三废”控制并加以利用可以改善环境质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