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环境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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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气象、降水条件看，环渤海地区位于半干旱暖温带，年降雨量为500～700mm，地面蒸发量为1500～2000mm，蒸发量是降水量的3～4倍。降雨量主要集中在7～8月份，占全年降水量的50%～70%，常常出现春旱、夏涝和晚秋又旱的自然灾害，土壤具有明显的季节性积盐和脱盐的交替过程。从水文、地质条件看，黄河、海河和辽河等16条河流的入海口均在环渤海地区，因而该区域地势多以滨海平原三角洲为主，海拔高程－1～10m之间。土壤受海洋侵蚀现象较重，土壤盐分呈现从内陆向海滨逐渐增强的规律。从土壤、植被类型看，环渤海地区属于湿润－半湿润海水浸渍盐渍区，盐渍过程先于成土过程，是在盐渍淤泥的基础上逐渐成陆发育而成。此外，土壤盐分组成也具有地区差异。在黄河三角洲，土壤以盐土为主，盐分组成主要以Cl－和Na+为主，盐含量为6～30g/kg，盐土占土壤总面积的50%以上;而在辽河下游滨海三角洲的盐渍土中则出现了少量SO42－［2］。黄河三角洲和辽河三角洲滨海地区是典型的生态脆弱区，植物种类较少，主要以湿生、水生和盐生植物为建群种形成的群落在该区占据主要地位［6－8］。常见的植物群落类型主要有芦苇(Phragmitescommunis)群落、盐地碱蓬(Suaedasalsa)群落、柽柳(Tamarixchinensis)群落、獐毛(Aeluropuslittoralis)群落等。总体来看，由河流冲积形成的三角洲地区土壤的成土历程短，熟化程度低，土壤养分少，但土壤含盐量高，地表蒸发快，极易盐碱化，生态系统自我调节能力较差。同时，该地区人类活动频繁，对生态系统的扰动较大，因而，环渤海地区是典型的生态脆弱区。

2环渤海油田区开发历史

目前，环渤海地区是我国重要的石油生产、加工基地，胜利、辽河和大港油田的开采时间均超过50年，最年轻的冀东油田开采年限也已达20年。以胜利油田为例，自1961年发现以来，目前拥有油井2万余口，已累计生产原油8亿余吨，主要工作面积达4．4万平方公里。胜利油田在1987年产量突破3000万吨后一直保持了9年，至今原油产量仍然保持在2500万吨以上。冀东油田开发最晚，最初原油产量每年仅有18万吨，而今年产量已达213万吨，累计探明储量17662万吨，该油田目前已步入快速开采期，预计5～10年即可达到千万吨油田的生产规模。石油的勘探与开发涉及面广、涉及点多，需要占用大量土地。在油井建设过程中，主要涉及到钻井、勘探、管线埋设以及道路建设等地面工程的占地用地问题。每口油井的井台占用的土地面积约为400m2左右，油井位置一般较为分散，油井间以作业路面相连接，油田长期勘探、开发后的结果就是导致原本脆弱的环境更加破碎化。油田作业区污染物累积量逐年加大，环境自净能力越来越弱，生态风险越来越高。

3油田开发对生态环境的影响

3．1油田开发对大气的影响

滨海油田区稠油比例高，多采用蒸汽驱原油的开采方式。在锅炉加热和采油运输过程中产生大量废气，然而针对油田伴生气体处理的工艺设备配备不完善，技术工艺不成熟，无法实现对排出气体的完全回收再利用。排放气体中，总烃含量最大，大约占46．77%;其次是非甲烷总烃(non-methanehydrocarbon，NMHC)。这类物质易与油田的另一类特征污染物NOx发生化学反应，形成光化学烟雾，而光化学烟雾也是近年来雾霾的来源之一。据统计，胜利油田NMHC日排放量超标准值的2．6倍，辽河油田的日排放量超标准值的2．8倍。

3．2油田开发对地表植被的影响

在油田开发过程中，从前期的勘探到搭建井场采油，到后期的铺设管道以及储运集输，油田井场及周边的植被受到了极严重的破坏。长期高强度、无节制和大面积的石油开采造成了土地盐碱化沙化、草场退化、湿地退化以及水质污染等众多生态问题。胜利油田附近的草场面积已不足60年代的30%。大港油田开发区域，被石油破坏的植被达到了7万多亩。植被大大减少的同时又伴随着植物生产能力降低，生态系统植物多样性减少，由于食物链底端的生产者减少，导致生态系统的总生物量减少，进而造成环境功能的衰退。而环渤海油田区处于生态脆弱区，生态系统抗干扰能力差。生态系统结构不稳定，对环境变化比较敏感，自我修复能力差，造成不可逆的生态破坏。

3．3油田开发对土壤环境的影响

土壤是油田生产过程中产生的众多污染物的主要归宿地。随着开发时间的延长，土壤中污染物总量不断累积。落地原油、泥浆和油砂等进入土壤后，会改变土壤的理化性质，土壤有机质组成发生变化，土壤通透性降低，对土壤微生物群落和区系结构产生显著影响。据调查，胜利油田年均产生油泥在1×105吨以上，有些区块土壤中石油含量达到了105．7g/kg，是临界值(0．2g/kg)的528倍，对土壤生态系统产生严重影响。辽河油田也存在相似的污染状况。

3．4油田开发对水体环境的影响

在油田生产过程中，井场作业、井管破裂和输油管线穿孔均会造成原油泄漏进入水体。目前，环渤海地区的油田大部分已进入开采的暮年期，采出油综合含水率都在90%以上，其中含有大量的石油类物质及采油过程中投加的表面活性剂、破乳剂等高分子采油助剂，其有机成分包括烷烃、芳烃、酚、酮、酯、酸、卤代烃及含氮化合物等。采油废水目前主要通过回注的方式加以利用，但并不能完全解决。油田开采对自然水体的危害是多方面的，石油类污染物可以在水面形成油膜，阻碍水气交换，破坏了水体的溶氧过程，进而影响水质和水生生物的生存。污染物经长期累积和渗漏将进入地下水，导致地下水质量下降。此外，回注地下的污水也会通过土壤或注水井漏层(或套管破裂)渗漏，或因注水井注入层位浅，使注入水进入地下水，将使地下水利用价值降低甚至不能利用。

4油田现行污染物控制措施

4．1气体污染物的控制措施

气体污染物在油井井场、原油接转站、联合站、注水站和油田开发辅助工程及运输过程中均有产生［14］。这类气体污染物的控制几乎涉及到油田生产的各个环节。然而，环渤海地区的油田多为老油田，设备较为陈旧，许多需密闭的流程仍为开放式生产，轻质烃挥发严重。例如，联合站接收来自前线集输站来油后，须经脱水、净化和加温处理，这个过程中会挥发出大量轻质油气，如不加装油气回收装置，这类气体污染物将直接进入大气环境中。此外，在原油炼制环节，每年会产生数千吨的火炬气，主要成分为C2H6、C2H4和H2S等，这类气体热值较低，回收利用率仅有10%左右，炼厂一般是将其排放至火炬燃烧［25］。这种处置方式仍然会产生大量的温室气体，既不经济，也不环保。

4．2土壤污染的控制措施

石油污染土壤的修复是近年来环境领域研究的热点问题。从技术类型上可以分为物理修复、化学修复和生物修复技术。常用的物理、化学技术包括浓缩干化法、固液分离法、萃取分离法、电动力学修复法、热处理和热解吸技术以及化学破乳回收法等。物理、化学技术对治理高浓度的石油污染技术优势明显，但若用于中低浓度石油污染土壤则成本太高，还会造成二次污染的问题;生物修复的成本低、无二次污染，在处理低浓度污染土壤方面有明显优势，不足之处是污染物降解速率较低。在实际应用过程中，各类土壤修复技术的推广并不顺利。首先，土壤污染通常较为分散、浓度不均，通过挖掘、运输对污染物集中处置成本过高，因此目前多采用原位处置的方式。原位处理的首选技术是生物修复技术，而环渤海地区的油田土壤多为盐碱化土壤，盐碱对生物技术的使用效果具有明显的抑制作用。研究者通常采取压碱、土质改良和增加地表植被等方式降低盐碱带来的影响。当前，这类技术仍以研究为主，国家尚未出台油田污染土壤强制修复措施。

4．3水污染的控制措施

目前，多数滨海油田已进入中后期开采阶段，多采用水驱来实现大规模生产，油田化学品的应用非常广泛。采出油综合含水率不断提高，污水产出量不断增加，已超过注水量的需求，不能全部用于回注;再加上有些区块地层渗透率低，对注水水质要求很严，处理后的采油废水达不到要求，只能注新鲜水;还有的地区采用注蒸汽采油，但采油污水处理后很难达到锅炉水质标准。所以，相当一部分采油废水必须要排放到环境中，而且必须达到国家排放标准，油田企业的污水处理压力巨大。国内油田对含油污水处理的传统方法主要有自然沉降、混凝沉降、气浮和过滤等常规物理方法，一般可以满足注水指标的条件。外排水还需经过深度处理才能排放，大多数油田外排废水采用生化处理为主。这类技术可分为两类，即利用好氧微生物作用的好氧法与利用厌氧微生物作用的厌氧法。但由于重组分的难降解性，更应该采用组合工艺。

4．4固体废弃物的控制措施

油田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固体废弃物最主要的就是油泥砂。其主要来源包括接转站、联合站的油罐、沉降罐、污水罐和隔油池的底泥，含油污水处理设施、轻烃加工厂和天然气净化装置等清除出来的油砂、油泥，钻井、作业、管线穿孔而产生的落地原油及含油污泥等［30］。油田通常根据油泥来源对其进行不同处理，含油量20%～30%的油泥直接可以进入物化处理装置回收原油，处理后的油泥一般用于建材生产;含油量10%左右的油泥砂可进入热电厂焚烧发电;对于含水量在90%以上且含油量较低的油泥砂一般直接排入天然蒸发池，进行自然蒸发，而后集中至污泥干化场堆放。以胜利油田为例，每年通过各种途径产生的油泥砂数量大约11万吨，而目前通过各种方式处理的油泥砂的量仅占50%左右。

5我国滨海油田区环境综合治理对策

5．1大力推行清洁生产

原油勘探开发、油气集输和炼油等作业过程不可避免会对环境产生影响。通过改进生产工艺，降低生产过程中各类污染物的产生及排放量，从源头抓起，能够减轻末端治理的压力、。清洁生产着眼于污染预防，通过不断地改善管理和技术水平，提高资源利用率，减少污染排放，将污染整体预防战略持续地应用于生产全过程。新的形势要求油田企业在加大环保投入的同时，转变观念，致力推行清洁生产，促进污染物的“零排放”。清洁生产模式已成为当前油田企业节能降耗、控制污染和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最佳途径。

5．2实施严格的末端治理

按照我国现行的石油开采、加工技术和生产模式，尚无法实现生产过程污染物的“零排放”。因此，在现阶段采油污水、油泥以及井场作业区的污染问题仍是亟待解决的环境问题。必须实行严格的末端治理措施，从政策上提高“偷排”、“漏排”的违法成本，加大对责任人和直接领导的处罚;对污染物处理实行政府计量补贴措施，提高油田企业治污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推行污染物资源化利用新技术和分类集中处理模式，实现污染物的资源化和无害化处理。

5．3加强植被恢复和生态建设

油田开发过程中对植被的破坏是非常大的。如20世纪80年代开发建设的孤东油田，是在潮上带湿地上围海建坝开辟出的68km2采油区，在开发初期打井、修路，动用了1．2×104m3土方，但开发后未进行绿化，致使地表。在油田生产进入稳产阶段后，通过种植紫穗槐、柽柳等对道路两旁进行绿化，人工绿化加上自然植被恢复，绿化覆盖率已达到30%～50%，生态环境有所改善［34］。因此应当注重施工后的地表修复和绿化，注意管道回填后地表的平整度，在工作空间内种植草坪和树木，不仅可以美化环境，而且还可保护土壤结构。生态恢复工程的实施有助于缓解油田开发给生态环境带来的严重损害，强化生态系统的自身调节能力和平衡作用。

5．4划定生态红线，制定生态脆弱区保护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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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解决旱涝灾害

水资源作为人类生存和发展的根本，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但是对于我国而言，由于不同气候条件的影响，水资源的空间分布极不均匀，南方水资源丰富，在雨季常常出现洪涝灾害，而北方水资源相对不足，常见干旱，这两种情况都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农业生产的正常进行，影响着人们的日常生产和生活。而水利工程的建设，可以有效解决我国水资源分布不均的问题，解决旱涝灾害，促进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如南水北调工程，就是其中的代表性工程。

1．2改善局部生态环境

在经济发展的带动下，人们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人口数量不断增加，对于资源和能源的需求也在不断提高，现有的资源已经无法满足人们的生产和生活需求。而通过水利工程的兴建，不仅可以有效消除旱涝灾害，还可以对局部区域的生态环境进行改善，增加空气湿度，促进植被生长，为经济的发展提供良好的环境支持。

1．3优化水文环境

水利工程的建设，能够对水污染情况进行及时有效的治理，对河流的水质进行优化。以黄河为例，由于上游黄土高原的土地沙化现象日益严重，河流在经过时，会携带大量的泥沙，产生泥沙的淤积和拥堵现象，而通过兴修水利工程，利用蓄水、排水等操作，可以大大增加下游的水流速度，对泥沙进行排泄，保证河道的畅通。

2水利工程对生态环境的不利影响

水利工程对于生态环境的影响不仅有好的一面，也有不好的一面，需要相关人员的充分重视。其对于生态环境的不利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2．1污染

水利工程对于周边环境的污染一般都集中在施工过程中，其主要污染包括:(1)水污染:水利工程施工过程中排放的污水、废水以及施工人员生活中排放的污水，是导致水污染的主要原因，由于施工条件、施工环境、资金等因素的限制，这些污水往往没有经过处理直接排放到环境中，不仅能会污染地表水环境，同时还可能渗透到地下，污染地下水环境。例如，在对水利工程中的水坝进行施工时，如果混凝土的浇筑处理不当，就可能出现大量的废水和污水，这些污水排入河流中，会引起河流水质的变化。又如，在对工程设备的使用过程中，或多或少都会出现一定的废油，如果这些废油排放到河流中，不仅会造成水域环境的污染，还可能影响下游居民的健康。(2)空气污染:空气污染一般是在对施工材料进行运输，或者对地基进行平整的过程中，产生的灰尘或者部分废弃物，又或者是工程设备在运行过程中产生的废气、扬尘等，会对周边的环境造成一定的影响

2．2对局部气候的影响

水利工程的建设，会在一定程度上改变局部的气候环境条件，这些改变在气温和降水方面表现的尤为显著。(1)气温:在水利工程建设完成后，由于水库和大坝的蓄水功能，会大大增加水体面积，改变空气中的能量交换方式，从而引起气温的变化。一般来说，水深在7m以上的大型水库，与陆地相比，在冬季的平均气温要高出1.8－2.9℃。而在夏季则具有降温的作用，可以降低局部区域约1－4℃的温度，同时，对于地区的年平均气温也有着较大的影响。(2)降水:水利工程对于降水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首先，水面强烈的蒸发作用，会造成空气湿度的增大，从而为降水的增加提供基础保障;其次，气流在进入水域范围后，由于风速的增加和流线辐射，会产生下沉运动，从而减少降水;然后，在暖季，水面温度会低于陆地温度，其大气层的结构也更加稳定，对流不易产生，同样会在一定程度上抑制降水。而对于我国而言，降水多集中在暖季，因此水利工程的将是会减少周边区域的将降水量。而对于干旱地区，决定降水的主要因素，在于空气的湿度或者水汽来源，因此水域相对于陆地具有更好的降水条件，会使得区域降水增加。

2．3对土地的影响

水利工程的建设对于周边土地的影响是十分巨大的，表现出来的问题包括水土流失、地貌改变、土地盐碱化、河道冲刷等。在对水利工程进行建设的过程中，需要进行大量的土石方工程，而在开挖土石方的过程中，不仅会造成地形地貌的改变，还会对地面的植被造成破坏，进而引发水土流失现象;同时，水库蓄水后，库区周围的地下水面会有所提高，将大量的盐碱带到地面，造成严重的土地盐碱化问题等。

2．4对水质的影响

在水利工程完工后，会在大坝上游形成宽阔的水域环境，造成库区水动力条件的变化，不仅水深大大增加，而且水流的速度也会变得缓慢。在这种环境下，库区水体的水质和水环境会出现较大的改变，引发水体富营养化、泥沙含量增加、重金属沉降等问题。同时，受库区水质以及大坝下游河道水量变化的影响，下游的水体水质也会发生变化，影响水体的自净能力。通常情况下，如果河道水体自身的水质条件较好，则水利工程的建设虽然会对河道水体的水质造成一定的影响，但是这个影响并不明显;而如果河道水体的水质条件较差，或者有污染源的排入，水利工程自身的调蓄作用所造成的河道水量减少，会极大的加剧水污染的程度。

3应对措施

经过大量的调查分析发现，水利工程对于生态环境的影响是不可避免的，因此在建设过程中应该充分考虑工程的生态效益，分析水利工程对于生态环境可能造成的近期和远期影响，并采取相应的措施，确保有利影响的充分发挥，对不利影响进行改善。同时，要建立相应的环境监测部门，对环境进行跟踪评价，尽可能减少水利工程对于生态环境的破坏。

4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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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评价标准参照卫生部《全国病媒生物监测方案(试行)》［1］、全国爱卫会《鼠、蚊、蝇、蟑螂控制标准》［2］。

1.2统计指标夹夜法鼠密度=(捕鼠数/布有效夹数)×100%。粉迹鼠密度=(阳性粉块数/有效粉块数)×100%。鼠密度下降率=［(灭鼠前鼠密度－灭鼠后鼠密度)/灭鼠前鼠密度］×100%。

1.3统计学灭鼠前后阳性率的比较采用χ2检验，P﹤0.05时，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结果

生活居住环境中，褐家鼠和小家鼠为优势种群，占所捕获鼠类构成比分别为48.8%和41.4%(表1)。在旱田中，以黑线仓鼠和黑线姬鼠为优势种群，占所捕获鼠类构成比分别为46.1%和51.9%(表2)。在林区深处，形成黑线仓鼠和黑线姬鼠的竞争抑制，占所捕获鼠类构成比分别为51.1%和39.8%(表3)。在沼泽地带，主要的鼠种为小家鼠和黑线姬鼠，占所捕获鼠类构成比分别为34.5%和62.5%。根据不同鼠种的生态习性，连续3年在秋末冬初和春季开展大面积灭鼠工作。在城市居住环境中，重点对食堂、饭店、宾馆、居民区、建筑工地、农贸市场、学校、养殖场等部位，开展了灭鼠工作，鼠密度下降率夹夜法为80%，粉迹法为91.4%。对外环境鼠种重点开展了居住区向外延伸500m范围内的灭鼠工作，农田鼠密度下降率为83.2%，林区为65.4%，草地为80.3%(表5～6)。

有针对性地在相应部位设置合理的灭鼠毒饵站，结果显示，在设置毒饵站后的半个月，外环境鼠密度(夹夜法)为0.6%，鼠密度下降率为84.5%;室内鼠密度(粉迹法)为0.7%，鼠密度下降率为91%。3个月后，外环境鼠密度为1.2%，室内鼠密度为1.9%。6个月后，内外环境的鼠密度分别为2.2%和1.4%。

3讨论

本研究随机选择了居民生活区、城乡结合部、餐饮单位、饲养场、农贸市场、旱田、树林、草地等不同的生态环境，这些环境均适合鼠类发育繁衍和隐蔽栖息。调查发现，鼠类对栖息条件适应性很强，分布范围广。一般家栖鼠生活在人类活动和居住的环境周围，有一部分经常于春天向野外迁移;秋后，随着气温的下降和食物的归仓，又返回原居住环境。野栖鼠比较稳定地生活在野外环境中，但是黑线姬鼠在秋后也会发生向居民区周围迁移的现象。鼠类栖息条件的好坏，决定着鼠类种群数量的大小。但满足的具体条件又有所不同，以食物资源而论，城乡结合部相对农贸市场和畜牧饲养场差，农贸市场又差于畜牧饲养场。而以上环境的水和隐蔽场所都能满足鼠类的生态需求。因此，食物度高的环境决定了鼠密度的大小。调查的各种环境中，餐饮单位的鼠密度明显高于其他环境;随着季节和食物的变化，其他环境鼠密度出现周期性变化，季节高峰明显。生活居住环境中，褐家鼠和小家鼠为优势种群，并且以食物为中心呈聚集性分布。但在个别地区，也偶尔捕捉到;在秋末冬初也会发现一定数量的野栖鼠种进入居民区，这是由于野鼠的迁移所致。

当然，由于城市面积的不断扩大，道路的拓宽延伸，人口的大量流动，地下管网和交通运输的发达等原因，也为鼠类迁徙提供了便利条件。环境和食物的改变，也改变了鼠类的密度，任何一个因素的破坏，将会降低鼠类的生态容纳量。褐家鼠所栖居的环境是一种人工生态环境，研究表明，家鼠的密度水平不取决于其所在地区的自然生态环境条件，而是受制于其直接栖居的人工生态环境条件。调查表明，本地的褐家鼠一般栖息和隐蔽在餐饮部门、农贸市场、畜牧养殖场等有食物资源周围的地沟、草丛软地处。这一发现为褐家鼠防治的可行性和合理性提供了依据，即改变环境，减少遗漏食物，消除隐蔽场所，做到防鼠和灭鼠相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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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环境容量包括:自然环境容量、经济环境容量和社会容量三个大方面。自然环境容量是考虑在不破坏自然景观和原有氛围,防止污染,保护生态环境情况下的指标,包括旅游生态承载力、旅游资源承载力等;经济环境容量主要指景区的经济发展容量,具体指住宿、饮食、交通、生活设施等供应水平,一般选择宾馆床位、供水能力、供电能力、交通运载力4个要素;社会容量是从旅游活动对地方民族性和特色以及当地居民心理的影响来考量,具体包括感知承载力、当地居民心理容量、旅游地社会承载力等。这些方面的因素共同制约着生态环境容量,因此我们必须找出关键因素,关键因素是制约生态环境容量的短板。我们在对生态环境容量关键因素进行分析与控制时,可以采用帕累托图来发现关键因素问题。帕累托是意大利经济学家在研究社会财富分配时采用的图表,将其运用于生态环境容量,是找出影响生态环境容量关键因素的一种有效工作。用帕累托分析生态环境容量问题的程序共分为三个步骤:(1)确定关于生态环境容量信息收集方式。如自然环境容量指标可以从环保局提供的水质监测数据、固体废弃处理数据等获得,当地居民心理容量指标可通过问卷调查获得,经济环境容量方面指标可通过工商局、交通局、旅游局等相关单位获得。(2)对收集到的有关生态环境容量问题的信息进行统计、排列,制作统计表,根据统计表绘制帕累托图。(3)进行分析,找出决定生态环境容量关键因素。排列图上累计比率0-70%的因素为生态容量关键因素,也是最终限制生态环境容量的因素。

二基于生态环境容量的旅游风景区可持续发展的思路

1旅游风景区要分析

生态环境容量关键因素旅游风景区生态环境容量是一个综合性的指标体系,它有许多子指标构成,我们不仅要测定这个总的指标,而且要科学地分析它的子指标并找出关键因素,因为生态环境容量的大小遵循“木桶原理”,即制约生态环境容量大小的因素是由子指标中容量最小的因素决定的。只有抓住了关键因素,才能有地放矢,解决问题。

2旅游风景区要严格

准确地测定生态环境容量的各个子指标旅游风景区环境容量是否能为旅游地的管理提供依据,取决测定的容量准确与否,而严格科学地测定生态环境容量的各个子指标决定了生态环境容量的准确度,可是目前,许多风景区的容量值都是估算的,做旅游规划时,它也不是一个必备程序,只会有一个估算,估算的容量值可参照性降低,我们应借助一些数学模型、机算机技术来科学测定。

3动态地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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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中古、华北、鹿、生态环境

近半个世纪以来，华北[1]生态环境的变迁逐渐引起了学术界的重视，一些学者从历史地理的角度，对本地区森林的分布与破坏、河流上中游的水土流失、下游河道变化以及平原地区湖泊淤废等一系列重要问题，展开了卓有成效的探讨，为这一地区的生态变迁史提供了良好的基础。迄止，关于先秦时代这一地区的野生动物种群及其分布的历史变化，考古学和动物学界已有一些学者作过甚有成绩的探讨，而对此后的情形虽有若干片断论说，但专门系统的研究则仍然缺乏[2]。

华北野生动物种类、种群数量与地理分布的历史变化过程，很有必要作为一个专门课题加陨钊胩教郑夥浅S兄谖颐侨嫒鲜兜钡氐纳淝ㄊ贰U馐且蛭谝桓鋈范ǖ牡乩砬蛑校吧镏掷嗉捌渲秩菏康谋浠唤鍪粲谏淝ǖ囊桓鲋匾矫妫乙彩嵌陨淝ǖ淖芴宸从场2还匀唤缰卸锏闹掷嗉倍啵颐俏薹?也无必要)一一加以考述，比较可取的做法是选择那些具有生态标志性的动物、特别是与人类关系曾较密切的大型经济动物作重点考察。恰好，关于这些动物历代记载较多，考古资料也较为丰富，这使我们有可能对它们进行较为具体的历史研究。

鹿类动物[3]，是大型陆地野生食草动物的典型种类，也是重要的经济动物。在历史上，鹿类曾对华北居民的经济生活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反过来说，华北地区鹿类种群数量与分布区域的历史变化，乃是当地人类活动改变生态环境的直接后果之一，是这一地区生态环境变迁的重要历史表征。本文尽量汇集各类文献中的零碎记载，对中古即公元3—9世纪华北地区的鹿类动物及其分布情况作较为详细的考述，并对其所反映的若干生态史问题稍作推论，为开展对华北生态史的综合研究整理一点基础资料[4]。

一、中古以前华北的鹿类

为更好地说明鹿类动物与生态变迁的关系，我们先来追述一下中古以前的情况。

在农耕和畜牧出现之前，由于人口十分稀少，技术能力极其低下，采集、捕猎经济活动对环境的干扰还十分微弱，华北生态系统基本处于原始状态，各种野生动物的栖息环境尚未受到破坏。因此，远古时代这一地区分布着种类众多、数量巨大的大型野生动物，甚至还有犀、象等后来只分布于热带地区的动物活动[5]。其中，鹿类动物是一个最为庞大的家族，也是当地原始居民的主要捕猎对象和食物来源之一。新石器时代的华北虽然已有了原始的农业和畜牧业，但捕猎野生动物仍为当地居民谋取食物的主要方式之一，而鹿类动物仍是他们最重要的肉食来源。这一情况，已为大量考古实物资料所充分证明。

袁靖曾“比较全面地收集了目前所知的我国各个地区新石器时代的54个遗址或文化层中出土的动物骨骼资料，并对它们按家养动物和野生动物分别进行了统计和”。根据他的研究，这些遗址(年代约在距今10000年至4000年之间)中所出土的野生动物骨骼，主要集中在梅花鹿、麋鹿、獐等鹿科动物[6]。笔者据其文附表资料统计，属本文讨论范围内(袁文分列为黄河中上游地区和黄淮地区)的35个遗址或文化层所出土的野生动物骨骼中，鹿类骨骼的数量居于绝对多数[7]，一些遗址所出土的鹿类骨骼数量很大，比如陕西临潼姜寨遗址一、二、四、五期文化层共出土有167具，白家遗址出土有218具；安徽濉溪石山子遗址出土数量更多达353具；山东泗水县尹家城遗址也出土有125具之多。这些事实说明，新石器时代鹿类动物在华北的分布十分普遍，并且种群数量之大应居于陆地大型野生动物之首。

到了商周时期，黄河中下游的农牧业已取得一定，但人口仍然稀少，土地开垦尚不甚广，包括鹿类在内的各种野生动物，仍有广袤的蒿莱丛林和辽阔的湖沼草泽可供栖息繁衍，因之彼时华北地区的各种鹿类种群数量众多，其中麋(即俗称的四不象)的数量最为庞大。

商代的情形，甲骨卜辞的记载可以说明。根据这些记载我们看到：在当时，捕猎野兽仍为重要的经济活动，卜辞中关于“麋擒”、“逐鹿”、“射鹿”、“获鹿”、“画鹿”、“获獐”之类的文字相当之多，可知鹿类仍是最重要的捕猎对象。据研究者统计，见于现有甲骨卜辞中的鹿类猎获数量，仅武丁时期就达2000头之多[8]，每次捕猎常常所获甚丰，猎获的鹿类常在百头以上，其中有一次“获麋”的数量竟多达451头[9]！殷墟动物骨骸出土情况证实了甲骨卜辞记载的真实性。根据古生物学家的鉴定和统计，殷墟出土的野生哺乳动物骨骸，千数以上者有肿面猪、圣水牛和麋，獐和梅花鹿的数量也在百数以上[10]。这些无疑反映：当时安阳及其附近地区的鹿类种群数量众多，分布密度相当高。否则，以当时的狩猎技术条件，捕获如此众多的鹿类是不可想象的。

至西周初期，这种情况似乎仍无太大变化，《逸周书·世俘解》中有一条材料记载说：

武王狩(发生在武王伐纣之后不久，在殷都附近进行)，禽虎二十有二，猫二，麋五千二百三十五，犀十有二，氂七百二十有一，熊百五十有一，罴百一十有八，豕三百五十有二，貉十有八，麈十有六，麝五十，麇三十，鹿三千五百有八[11]。

这可能是一次动用大批军队而进行的大规模围猎活动，一共猎获13种野兽计10235头，其中包括麋、麈(鹿群中之雄性头鹿)、麝、麇(即獐)和鹿(应主要为梅花鹿)等在内的鹿类动物8839头，占全部猎物数量的76.5%；而麋又占鹿类之中的大多数(超过59%)。尽管《逸周书》是否为信史，历来史家均有怀疑，这段文字所载是否确实也不得而知；但其所反映的情况，在相当程度上是合乎情理的[12]。

自西周至春秋时代，华北平川草泽地区仍有大量的麋鹿栖息繁衍，山丘林地中也是獐、鹿成群。《诗经》的记颂反映：当时许多地区仍有广阔的“町疃鹿场”[13]，到处有“呦呦鹿鸣”，成群的鹿觅食徜徉于苹、蒿草丛之中[14]；行人在林野发现死獐、鹿的现象时有发生[15]。其它文献也有相似的记载，如《史记》卷4《周本纪》有云：“麋鹿在牧，蜚鸿满野。”虽是一种比喻，但也反映了当时郊外多麋鹿的事实；在春秋时期，有些地方甚至仍然麋多成灾[16]。因此之故，在当时鹿类的遇见率仍相当高。据《春秋左传》“鲁宣公十二年”记载，在晋、楚邲之战(战场约在今河南郑州、荥阳一带)期间的某一日，参战士兵曾两次遇见了麋(一次有麋六头)，且有捕获。这些事实说明，在当时，鹿类特别是麋鹿，仍是常见的动物。

但是，自战国以后，华北地区人口有了很大的增加，同时由于铁器和牛耕的逐步推广，耕垦技术能力大大提高，广袤的丛林草莱不断被垦辟为农田，这使得野生动物的栖息地不断缩小，鹿类的种群数量也不断减少。因此，虽然战国秦汉文献中仍不时有关于鹿类的记载，但鹿群的数量已远不能与以前相比。从文献所反映的情况来看，习惯于沼泽湿地的麋，在秦汉时代已少见踪迹；其它梅花鹿、獐等等，也逐渐由平原向山区退避。所以战国秦汉文献所显示的鹿类遇见与捕获概率已远低于春秋以前，东部平原地区则基本不见有捕猎鹿类的记载。这些正是战国以来华北地区的生态环境，由于农业的高度发展而发生了显著变化的反映。

不过，直到中古时代，华北地区的人口密度毕竟不象晚近时代那样高，生态环境破坏也不似近数个世纪这样严重。根据各类文献的记载，我们可以看到：当时本区域的许多地方，特别是在西部山区，仍有大面积的树木丛林；东部平原地区还有一些水面广阔的湖沼泽地[17]。这些都给大型野生动物保留了一定的栖息场所。因此，在中古时期，华北各地山岭丛林之中仍有成群的獐、梅花鹿、麝等鹿类动物活动；麋也并未绝迹，在河流和沼泽附近，偶尔还可见其踪迹。在历次战乱和人口锐减时期，比如魏晋北朝时期，由于土地荒芜，草莽复生，包括鹿类在内的各种野生动物，虽不及春秋以前那样数量众多，但较之两汉时期似乎有所增加。二、中古华北的主要鹿种及其分布

关于中古华北鹿类的直接记载虽然不少，但资料极为零碎，并且对于鹿类的种属时常记载模糊，叙述起来相当困难，更无法从统计学上作出数量说明。在此，我们仅根据有关资料，就主要鹿类种群及其分布情况作些描述。

根据现有资料，我们大体可以分辨出，当时这一地区的主要鹿类有梅花鹿、麝、獐和少量的麋。至于其它属种，则无法断定。

1、梅花鹿梅花鹿（学名C.Nippon），古文献中或作斑鹿，可能是中古华北分布最广的鹿种，大抵各地丘陵山区多树木丛林之处，都有梅花鹿的出没。它的分布区域，可以根据当时文献中关于白鹿的记载来加以推断。

动物学表明，所谓白鹿，不过是梅花鹿隐性白花基因的表现型，是一种罕见的变异现象，发生机率极小。因此，有白鹿出现的地区，必定有梅花鹿的生息，而且其种群数量还极有可能是相当大的[18]。

从很早的开始，古人就以白鹿出现为“祥瑞”，因帝王圣明仁德所感而至。《宋书》卷28《符瑞》中说：“白鹿，王者明惠及下则至。”因之，地方一旦发现有白鹿出现，必定要报知朝廷，捕捉到了以后都要上献皇帝，至晚从汉代开始，这已形成了一种惯例[19]。以白鹿出现为“祥瑞”的观念，是虚妄的；但史书关于白鹿出现的记载，一般来说是真实可信的。因为在大多数情况下，地方官员已将捕获的白鹿上献给了朝廷，所以史书才记载了下来。当然，也不能完全排除有谗谀之臣谎报的情况。因此，我们可以根据有关记载，推知当时梅花鹿的种群分布情况。

魏晋南北朝文献关于白鹿出现的记载，主要见于《宋书》和《魏书》。《宋书》卷28《符瑞》中所载，可确认属于本区者共11次，时间起于曹魏文帝黄初元年（公元220年）、终于刘宋后废帝元徽三年（公元475年）。其中言“献”者6次、言“见”者2次、言“闻”者3次。至于出现地点，该书称黄初元年有19个郡国上言白鹿出现，令人怀疑，（很可能是因其年曹丕废汉建魏、即位称帝，地方州县为了献媚，故而编造此种“祥瑞”上报，表示曹氏篡汉是“上应天命”。）其余10次，分别见于扶风雍县、天水西县、东莞莒县岣峨山、文乡县、谯郡蕲县、彭城县、徐州济阴县、雍州武建县、梁州和郁州；《魏书》卷112下《灵徵志》下所载，可确认在本区范围内者有22次，时间起自北魏道武帝天兴四年（公元401年），终于东魏孝静帝武定元年（公元543年），其称“献”、“获”或“送”者，共17次，称“见”者5次。除一次出现地点不详者，其余分别见于魏郡斥丘县、建兴郡、定州、乐陵、代郡倒刺山、相州、洛州、京师（平城）西苑、秦州（2次）、青州、司州（4次）、荆州[20]、平州、齐州、济州、徐州和兖州。

关于隋唐时期白鹿出现，《隋书》和两《唐书》没有集中的记载，《册府元龟》则记载有13次，其地点分别在华池之万寿原、骊山、麟州、沂州、九成宫之冷泉谷、济州、潞州、皇家禁苑(2次)、华山大罗东南峰驾鹤岭、皇家闲厩试马殿、亳州、同州沙苑监，以关中居多[21]。

根据上述记载可知：在中古华北，许多州郡都曾有白鹿出现，而以多丘陵山地的州郡较为频繁；处于黄淮海平原的诸州郡也时见报道。由于京畿附近常禁民间私猎，而皇家苑囿往往养有数量不小的鹿群，因此，白鹿较多出现于这些地方。这些事实说明，梅花鹿在当时这一地区曾有相当广泛的分布，在丘陵山地较多的地方和京畿附近，梅花鹿的种群数量较大，分布密度较高；东部平原地带也有不少分布。

2、麝中古华北的另一重要鹿种是麝（学名Moschusspp.）。在我国，麝有两种，即马麝(学名Moschuschrysogaster)和原麝(学名Moschusmoschiferus)。著名的香料——麝香，系麝的包皮腺分泌物，是一种具有强烈芳香气味的外激素，为世界三大动物香料之一(其它两种分别来自灵猫和河狸)。在中药学里，麝香是一种非常重要的药材。据现代药学研究，麝香对人的中枢神经有兴奋作用，能兴奋呼吸中枢和血管舒缩中枢，中医用于急热性病人的虚脱，中风昏迷和小儿惊厥等症，疗效显著。

因《大唐六典》、《通典》、《新唐书》和《元和郡县图志》等保存有较详备的唐代各地土贡麝和麝香的资料[22]，故不需太费力气，我们就可以比较清楚地确定当时麝的主要分布区域。据《通典》记载，在唐代，麝香被制成颗粒，诸州上贡数量自10颗至30颗不等[23]。当时除华北州郡贡麝香外，南方各地特别是山南、剑南也大量土贡麝香，说明麝香在当时是一种大量需用的药用香料，颇疑与唐代上层、特别是皇室多患“风疾”有关(“风疾”将另文讨论)。至于直接贡麝，大约是供皇家苑囿豢养并取麝香之用。

根据《新唐书·地理志》的记载，唐代贡麝和麝香的州郡，属于本区（或部分属本区范围内）的有共有22郡，其中贡麝的有同州冯翊郡、庆州顺化郡、丹州咸宁郡、延州延安郡、灵州灵武郡、虢州弘农郡，贡麝香的有商州上洛郡、岚州楼烦郡、忻州定襄郡、代州雁门郡、妫州妫川郡、檀州密云郡、营州柳城郡、河州安昌郡、渭州陇西郡、兰州金城郡、阶州武都郡、洮州临洮郡、廓州宁塞郡、叠州合州郡、宕州怀道郡、甘州张掖郡。

一般说来，能上贡麝或麝香的地区，即有麝的栖息。由以上记载可知，唐代在燕山——太行山一线以西以北、青藏高原以东的许多州郡土贡麝香或者麝，甚至距长安不远的同州亦以麝香称贡，说明这些地区均有麝的活动栖息。但黄河下游州郡，则不见有贡麝香的记载，说明唐代麝在那些地方很少分布或没有分布。考虑到麝的生活习性特别是食性，东部地区可能一向不曾有过大群的麝。

3、獐獐，古文献亦称麇（学名Hydropotesinermis），也是中古华北的重要鹿种。相比较而言，獐不象梅花鹿具有较高的观赏价值并能够提供珍贵的鹿茸，亦不似麝是麝香的主要来源，因此它在古代的声望不及于后二者。不过，獐乃为当时重要的捕猎对象和重要的野味肉食来源，分布区域也相当广泛。在古代，獐的隐白基因表现型——白獐，也被视作一种吉祥物，史家谓：“白獐，王者刑罚理则至。”[24]即白獐的出现，是帝王施行刑罚平正公允、合乎法度的一种自然感应。因此，地方发现白獐出现都要报知朝廷；如果捕获白獐，也必定上献。我们从《宋书》、《魏书》及《册府元龟》中找到与本区有关的记载共27次。具体情况如下：

《宋书》卷28《符瑞》中载有17次，其中言“献”者12次、“见”4次、“闻”1次，时间起自曹魏文帝黄初元年（220年），终于刘宋明帝泰始五年（469年）；除1处记载称19个郡国上言白獐出现不可靠（理由见上文）外，其余记载所涉及的地区有：琅邪、魏郡、义阳、汲郡、梁郡、汝阳武津、东莱黄县、马头（属豫州）、济阴、东莱曲城县、济北、南阳（3次）、北海都昌、汝阴楼烦；

《魏书》卷112下《灵徵志》记载有7次，6次言“献”、1次称“见”，时间起自北魏明帝永兴四年（412年），止于东魏孝静帝武定七年（549年），出现的地区分别是章安、怀州、豫州、华州、徐州（2次）和瀛州；

《册府元龟》卷24《帝王部·符瑞》三记有3次，2次言“见”、1次称“献”，分别为唐玄宗开元十二年（724年，豫州）、十五年（海州）和德宗贞元十二年（796年，许州）。

据以上记载可知，当时白獐基本出现于本地区的东部，太行山脉以西则很少见，这似乎表明当时獐主要分布在本区东部。这是由于史料记载缺失，抑或实际情况即如此，尚须进一步考证。从我们所搜集到的资料看，至少关中地区还栖息有一定数量的獐，例如唐文宗开成四年四月，“有獐出于太庙，获之。”[25]这或可认为是从禁苑中逃逸出来的，不能算作自然分布。但孙思勰也曾提到：岐州有上等的獐骨和獐髓，可以入贡[26]。不过，喜于溪河水际活动是獐的生活习性，只要其它条件具备，东部湿润多水区域更适合它的栖息。这样看来，当时本区东部獐的分布较多，故白獐出现亦以东部居多，似也合乎情理。

4、麋比较麻烦的是麋（学名Elaphurusdavidianus）。如前所言，在远古至于春秋时代，麋鹿曾是东部湖沼草泽地区的优势鹿种，种群数量十分庞大。但是，随着土地不断被垦辟，自战国秦汉以后，这一地区的麋鹿日益稀见，在诸鹿之中，其种群数量和分布区域减缩最为明显，以至一些学者曾认为：西汉以后麋已在这一地区绝迹。[27]虽然事实并非如此，但至晚近时代，麋不但在华北、甚至在整个中国都逐渐完全绝迹，清代晚期仅北京南郊皇家苑囿中尚有少数豢养，八国联国攻进北京后，竟被洗劫一空，致使中国麋种断绝。直到20世纪80年代，始由英国乌邦寺公园引返其种，现于江苏沿海地区辟有麋鹿饲养场。在中古时代，麋在华北地区的分布已经很少，不过并未绝迹，北魏道武帝天兴五年（402年）曾发生过一场天灾，史称“是岁天下牛死者十七八，麋、鹿亦多死。”[28]可见当时华北地区还有麋分布。因此，我们从一些零碎的资料中，尚可约略寻觅到麋在本区活动的踪迹。

首先，在华北北部边缘草原地带水源丰富之处，似乎还有些麋群活动。例如《魏书》卷28《古弼传》载：公元444年，魏帝复畋于山北，“大获麋鹿数千头，诏尚书发车牛五百乘以运之”。如文中“麋鹿”乃指麋一种，则那里的麋鹿种群仍甚不小；若是“麋、鹿”两种的合记，则当地至少也还有麋的活动。无独有偶，唐·张读《宣室志》卷8记载说：侨居雁门的林景玄“以骑射畋猎为己任”，“尝与其从数十辈驰健马，执弓矢兵杖，臂隼牵犬，俱猎于田野间，得麋、鹿、狐、兔甚多”，表明今山西北部地区尚有麋的存在。此外，位于陇右道廓州化城县东北七十里的扶延山中，也“多麋鹿”[29]。

内地亦见有麋的记载。如虢州、邓州、济源等地在唐代还有麋栖息。《新唐书》卷215《突厥》上云：“虢州负山多麇麋，有射猎之娱。”[30]同书卷162《吕元膺传》也说：“东畿西南通邓、虢，川谷旷深，多麋鹿……。”至于济源地区，初唐人王绩称其居住河、济之间时，“亲党之际，皆以山麋野鹿相畜。”[31]今山东高密、江苏洪泽湖一带，在唐代也有麋群栖息。前者见于《元和郡县图志》的明确记载[32]，后者则在《千金翼方》有所反映[33]。

由此可见，直到唐代，华北一些地方尚有麋活动，只是其种群数量远不能与先秦以前相比，活动区域也极为有限，与同时代的梅花鹿、麝和獐相比，数量也要少得多。这自然是因为原先最适于麋生息的东部平原沼泽地带，此时已变为农耕的中心区域，各地湖沼草泽虽未至全部淤废，但可供麋栖身之处已经不甚广；虽然山区川谷溪涧也适于麋鹿生息，但毕竟不能容纳很大的种群。三、中古华北的猎鹿和鹿产品利用

以上根据各类的记载，对中古华北主要的鹿类种群及其分布情况进行了梳理，试图说明当时这一地区尚有种群数量相当可观的鹿类资源。为了进一步证实上述意见，以下再对中华北的猎鹿和鹿产品利用情况略作叙述。

中古文献关于华北地区猎鹿的记载甚为不少，不过主要集中在太行山——豫西山地以西地区。为方便起见，我们最好分区述说。

1、北部沿边地带华北北部沿边是草原地带或者毗邻草原，那里的野生动物资源较之内地远为丰富，故射猎活动亦比内地频繁。

文献反映，在北魏前期，都城平城以北地区、特别是今阴山一带，是鹿类及其它野兽栖息的渊薮，为获得充足的生活资源，当地居民经常性地进行大小规模的围猎活动，狩猎业甚至是北魏前期不可缺少的重要部分，大规模狩猎活动经常性地进行，魏王也常亲自出马。黎虎根据《魏书》统计：北魏前期5帝在位的85年间，共计出猎67次，平均每1年零3个月即出猎1次[34]，每次围猎都是收获甚丰。如公元413年，北魏明帝拓拔嗣“西幸五原，较猎于骨罗山，获兽十万。”[35]鹿类动物乃是最重要的围捕对象；《魏书》卷4上《世祖太武帝纪》更称：“神麚四年(公元431年)冬十一月丙辰，北部敕勒莫弗库若于帅所部数万骑，驱鹿数百万，诣行在所，帝因而大狩以赐从者……。”虽然这一记载可能有较大夸张成分，但即使没有数百万而只有数十万，其场面也是极为壮观的；同书卷28《古弼传》又载：公元444年，魏帝复畋于山北，“大获麋鹿数千头，诏尚书发车牛五百乘以运之。”一次围猎活动能有如此大的鹿类捕获量，对于今人来说，是无法想象的，说明狩猎地区的鹿类种群数量十分庞大惊人。鄂尔多斯沙漠南部地区，也有大量鹿群活动，猎鹿活动也是经常性的。北周时期，宇文宪之子宇文贵年方十一年，“从宪猎于盐州(今陕西定边一带)，一围中手射野马及鹿一十有五。”[36]也许这段记载有夸张成分，但如非当地有很大的野生动物种群，以一持弓小儿，在一次围猎中即能射得野马及鹿十余头，无异于天方夜谭，史书中也不能出现这样的记载。在幽州地区，鹿类动物也是重要的捕猎对象，当地甚至有人以驴子驮运鹿脯南下至沧州贩卖[37]。直到唐代，文献之中仍多记载北边地区的弋猎之事，比如张读《宣室志》卷8即记载有数事。其一云：振武军都将王含之母金氏“常驰健马，臂弓腰矢，入深山，取熊、鹿、狐、兔，杀获甚多。”又云：侨居雁门的林景玄“以骑射畋猎为己任”，“尝与其从数十辈驰健马，执弓矢兵杖，臂隼牵犬，俱猎于田野间，得麋、鹿、狐、兔甚多。”如此之类，不能俱引。正因为这些地区鹿类资源丰富，当地人们猎鹿活动频繁，唐代所在地区的诸州郡有多种鹿产品上贡朝廷，除上文所列麝香之外，灵州、蓟州贡有鹿角胶，胜州、麟州贡鹿角，会州贡有鹿舌、鹿尾等等。

2、关中地区关中地区的鹿类资源一向较为丰富，由于一些王朝曾在关中设置禁苑豢养鹿类，所以当地的鹿类有不少实际上处于半驯化状态。在唐代，关中地区的鹿类资源仍然相当丰富，卢纶《早春归周至旧居却寄耿拾遗湋李校书端》诗就曾提到周至一带“野日初晴麦垅分，竹园相接鹿成群”的景象[38]；当时文献中甚至不时出现关于鹿类进入京城街市、太庙乃至直入皇宫殿门的记载，说明在隋唐时期的关中甚至长安城附近，鹿类的遇见率还相当高[39]。这可能因为当时国家对畿内百姓的捕猎颇多禁令，故鹿群可以相当自由地活动。尽管在当时民间猎鹿受到禁止，但皇帝和王公贵族则时常纵猎于荒郊旷野、射鹿娱乐，这些在当时的诗文中多有记颂，毋须具引。

3、秦岭东部—豫西山地隋唐，在秦岭东部——豫西熊耳山、伏牛山和崤山地区,即自洛阳往西南的邓、虢、商等州，都有很多鹿群分布，猎鹿活动亦相当频繁，史书记载颇多。例如唐初突厥可汗颉利归降后，常郁郁不乐，太宗为顺其物性，打算任命他做虢州刺史，因为“虢州负山多麇麋,有射猎之娱”[40]；有时皇帝也带着大批人马前往这一地区狩猎射鹿，如《册府元龟》卷115《帝王部·搜狩》载：“(唐高宗)龙朔元年（661年）冬十月，狩于陆浑县；戊辰，较猎于韭山，上自射禽兽，获鹿及雉兔数十，令代官厨应烹之羊，尽放令长生焉。”直至中晚唐时期，邓、虢一带仍是鹿类众多，许多山民不事耕种，专以射猎为生，号称“山棚”，“山棚”常将猎获的鹿负载入市鬻卖[41]。商州地区的射麝活动，在唐诗中有不少咏颂，如张祜《寄题商洛王隐居》曾提到当地逸人野老“随风收野蜜，寻麝采生香”的隐居生活[42]；有些村落乃因居民多事猎麝而被称为“采麝村”[43]；由于朝廷土贡所迫，商州一带不少百姓直至垂白之年仍不能结束猎麝生涯，曹松在《商山》一诗中说：“垂白商于原下住，儿孙共死一身忙，木弓未得长离手，犹与官家射麝香”[44]。

4、太行山区南部太行山南部东西两侧在中古时期也曾是猎鹿的好去处。东侧的邺郡一带鹿类甚多，猎鹿之事时见记载。魏文帝曹丕与其族兄之子曹丹出猎，“终日获獐、鹿九，雉、兔三十(它书皆引作二十)。”[45]在当时的工具条件下，如果没有较大鹿群存在，以数人出猎一天即能猎获九头獐、鹿，是不可能的。实际上，曹魏时期，国家曾在这一地区设置了大型苑囿，禁止民间猎鹿，致使荥阳周围鹿群成灾，对农业生产造成了严重破坏，因此大臣高柔极力主张取消禁令，听民捕猎[46]。直到唐代中期，温县(今河南温县)人捕猎还可猎获到獐和鹿[47]。济源一带在唐代亦为猎鹿之所，637年唐太宗曾率队前往济源之山狩猎，所获之鹿被送往有司造脯醢以充荐享[48]；裴休兄弟在济源时，曾有猎人以所获之鹿相赠[49]。至于其西侧诸州，也颇有猎鹿的记载，比如隋代皇帝就曾在汾阳宫附近(位于今阳曲)举行围猎，随猎的杨暕“大获麋鹿以献。”[50]再往南的潞州林虑山区，也是鹿类甚多，708年8月，唐中宗曾亲自“逐鹿于潞河”[51]。

在中古文献中，我们尚未找到关于黄河下游地区猎鹿的记载，虽然不能因此认为当地完全没有捕猎鹿类的活动，但与前述地区相比要少得多大概是可以肯定的。

猎鹿的目的是为了获得所需鹿类产品。鹿类动物遍身是宝，比如鹿茸、麝香、鹿角胶、鹿骨、鹿尾、鹿筋、鹿胎、鹿肾等等都是十分名贵的中药材，鹿皮可以加工制成各种服饰，而鹿肉则具有很高的滋补营养价值。在中古时代，鹿类产品已被广泛地开发利用，比较显著的是它们的药用，孙思邈的《千金方》、《千金翼方》，孟诜的《食疗本草》和苏恭等的《新修本草》，都十分强调鹿产品的医药价值，尤其是麝香非常广泛。不过，作为药材的鹿产品，流通区域较广，华北居民所用的未必即产自当地，故对此我们不作详述。但当地人所食用的鹿肉，则应为本地区所出产，文献中关于加工食用鹿肉的记载为数不少，从一个方面反映了当地鹿类资源的丰富程度。

北魏贾思勰在《齐民要术》卷8、卷9中记载有多种鹿肉加工，如以獐、鹿肉加工“五味脯”、“度夏白脯”、“甜脆脯”和“苞牃(以鹿头为原料)”等等。此外，在当时，獐、鹿肉还可以加工酿制成肉酱，该书卷8就对采用獐、鹿肉加工“肉酱”和“卒成肉酱”的方法进行了专门讨论。在《齐民要术》有关加工烹饪方法的记载中，獐、鹿肉出现的次数远超过除鱼之外的所有其它野生动物，如兔、野猪、熊、雁、鸧、凫、雉、鹌鹑等等，这说明在各种野味肉食中，贾思勰显然最为重视獐肉和鹿肉，也说明獐、鹿肉在当时是比较常见而易得的野味食料。直到晚唐五代时期，韩鄂在《四时纂要》中仍记载有用獐、鹿肉加工的“淡脯”、白脯和干腊肉的方法[52]。这两部关于农事和日常家庭生活的著作一再谈论鹿肉的加工食用，并与牛、羊、猪肉相提并论，表明鹿肉在当时并非太难得的野味。

关于唐代上层加工食用鹿肉之事，史书记载甚为不少。唐制规定：宫廷所需肉酱的加工事务，由光禄寺掌醢署负责，肉酱种类则是鹿、兔、羊、鱼等四醢[53]。在祭祀供品中，则有鹿脯、菁菹鹿醢、葵菹鹿醢等等鹿肉加工食品[54]。除了鹿肉酱之外，当时甚至还专用鹿尾作酱，安禄山就曾向唐玄宗进献过鹿尾酱[55]。在唐代，皇帝常以赐食表示对大臣的褒宠，其中鹿肉是常赐的肉食口味之一[56]。唐玄宗天宝时期，哥舒翰与安禄山、安思顺之间发生了矛盾，唐明皇想作和事佬，趁其三人来朝之机设宴招待他们，“诏尚食生击鹿，取血瀹肠为‘热洛何’以赐之。”[57]这些事例说明，在唐代上层社会的饮食中，鹿肉食品是相当常见之物。

百姓食用鹿肉的实例文献记载虽然不太多，但还是可以找到一些。比如《颜氏家训》载：北齐时，有人用数块獐肉招待女婿，而女婿竟认为岳父真是悭吝至极，因此非常愤恨以至举止失态[58]，这说明獐肉在当时并不算是珍贵难得的美馔。隋唐之际的王梵志曾在《草屋足风尘》一诗中谈到：贫困人家食具不完，有客相过，仅能以“鹿脯三四条，石盐五六课(颗?)”相招待，也说明当时在某些地方鹿肉并非难得的珍味，所以贫穷人家也能存些鹿脯即干鹿肉[59]。颜真卿在生活穷困、妻子生病时，曾向李太保某乞讨过新好的鹿肉脯[60]。如此之类，不一一具引。

要之，在中古时期，华北不少地方捕猎鹿类的活动仍相当频繁，猎鹿活动发生的地域，以本区西北部为主，这也与当时西北部地区鹿类资源较丰富的情况基本相合。但东南部也有一些鹿类栖息，特别是在丘陵山地鹿类也还比较常见，何以这些地区不见有猎鹿的记载，尚待查证。同时，尽管中古华北鹿肉不如家养畜肉那样易得常食，但也远不象晚近时代这样稀罕，故当时文献之中还颇有一些关于鹿肉加工食用的记载，特别是指导日常生计的《齐民要术》和《四时纂要》等，都专门提到鹿肉加工方法，这从另一侧面证实当时华北地区尚存在较为丰富的鹿类资源。四、从鹿类推测中古华北生态状况

通过以上的叙述，我们对中古华北地区的鹿类种群及其分布情况，已经取得了一个大致的了解，只是我们对于不同鹿种的分布密度，尚无法作出具体判断。这一方面是由于鹿是移徙活动的，即使在当代，也很难就某个地区野生鹿类的分布密度获得一个精确的数据，通常只能采用标志重捕法，或者统计捕获率、遇见率等等，取得一些相对数值；另一方面更由于现存中古可供利用的相关数据实不足以作这方面的尝试。因此，我们只能就总体情况概略地说，当时华北仍有不少地方存在数量相当可观的鹿类。之所以作出这样的估计，一方面是由于当时文献有不少关于白鹿、白獐和贡麝、麝香及其它鹿产品的记载；另一方面，也因为在关于猎鹿活动的记载中，时而出现相当不小的捕获数字，而文献关于食用鹿肉的记载亦可为此提供佐证。隋唐文献不时记载有獐鹿进入长安城中、甚至闯到皇宫附近，我们可据以推测：当时长安附近、关中地区的鹿类种群数量甚为可观。

在界中，任何一种野生动物的生存和繁衍，都是与一定的生态环境，包括无机环境和生物环境相适应的。就生物环境而言，各种动物的分布范围、种群大小和密度高低，既取决于食物资源的分布及其丰富程度，同时在一定程度上也受到不同动物之间复杂的竞争、共生与捕食关系的；而所谓动物，则与人口密度、经济生产方式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因此，动物种群数量的增长与减少，分布区域的扩大与缩小，绝对不是一种孤立的现象，而是对生态环境及其变化的综合反映。相应地，特定区域中动物、特别是某些典型动物的种群大小及其分布情况，也就成为判断该区域整体生态状况的重要指标。这就容许我们根据鹿类的情况，对中古华北的生态环境状况稍作推测。

首先，鹿类作为典型的食植(食草)动物和重要的经济动物，其分布范围与种群大小，既与森林、草地特别是其中可食林、草种类的分布与丰俭程度直接相关，更与人口密度、生产类型和经济活动强度（在农业主要是土地开发强度）有很大关系，人口增加、土地开发，以及相应发生的森林、草地的减少，必定会导致鹿类种群数量的下降和分布区域的缩小。从较长的时段来看，这种关系是比较清楚的。以《诗经》时代与中古相比较，前一时期人口尚少，华北还存在着广袤的森林和草场未遭砍伐开垦，鹿类喜食的植物如苹、蒿、芩之类仍很丰富，“畋猎”虽是一项重要的经济活动，但民俗与国法对野生动物的季节性保护还是相当严格的，所以其时华北地区还到处是“呦呦鹿鸣”的景象。但到了中古时期，森林植被状况已大不如《诗经》时代，与远古更无法相比，故鹿类的栖息范围及种群数量相应地也就小得多，曾经是鹿类优势种的麋鹿，种群数量更是明显减少。只是与晚近时代的情况相比，中古华北的鹿类资源仍可谓丰富。

仅就中古时期本区鹿类的种群数量与分布情况而言，其与自然生态和经济变化之间的相关性也有一定的显现。我们注意到：这一时期华北地区的鹿类资源，从分布区域来说，以西北山地高原区较为丰富，北部边缘地带因属草原或毗邻草原，其种群数量更是相当庞大；而文献关于其东南部鹿类的记载相对较少，且现有的记载亦大抵多在拥有山地丘陵的州郡。这些情况，毫无疑问与有关地区的农业开发强度较弱、林草地较多有关，可与森林、草原变迁的成果互相映证[61]。

进一步检核各类史书的相关记载还可发现：它们主要出自唐以前的文献，出自唐代文献的则较少。这似乎表明，中古时期华北地区的鹿类资源，存在着前丰后俭的情况。我们知道，魏晋北朝时期，北方地区长期处于战争动乱状态，人口密度一度下降到了相当低的水平，土地荒芜的情况十分严重，农业经济曾经相当低落。但这种令人慨叹的社会经济衰退，也带来了一个从生态的角度看来具有一定积极意义的后果：即自然生态环境的恢复，特别是草场和次生林的扩展。由于这种恢复和扩展，鹿类等野生动物获得了扩大其种群数量和栖息范围的机会。故此，魏晋北朝文献关于鹿类的记载、特别是关于白鹿与白獐出现的报告较多，涉及的地区也较广，连在汉、唐时期均曾是农业繁盛、人烟稠密的东南部地区，也分布有相当多的梅花鹿和獐。但是，随着这些地区的农业经济逐渐恢复并取得进一步，人口密度逐步提高，一度荒闲的林草地又被复垦为农田，丘陵山地的林木亦由于各种需求的扩大而大片地遭到砍伐，可供鹿类活动的空间再度渐趋减缩，其种群数量亦渐减少。如此一来，唐代文献关于鹿类的记载不如前一阶段多，乃在情理之中。反过来看，中古华北鹿类的种群数量、地理分布及其变化，亦正是对当时森林、草地盈缩变化的间接说明。

其次，野生动物资源的丰富性与多样性，是判断一个地区自然生态环境好坏的重要标准。鹿类作为动物界中的一个族类，虽不能完整地反映某个区域野生动物资源的丰富性与多样性，但仍可据之对动物种类多样性与资源丰富性作出某种推断。这是因为：其一、鹿类曾是华北最为重要的野生经济动物，自远古以来即是当地人们捕猎的首选目标，仍有较多鹿类可供捕猎，即意味着尚有众多其它可供捕猎的野生动物；其二、在各种高等食草动物中，鹿类是对生境、特别是林草地的要求比较严格的一类，鹿类的种群数量和地理分布对生态环境的改变反应比较灵敏，有较多鹿类存在，即意味着整个生态环境尚称良好，其它野生食草动物亦应较为丰富，至少在华北这样的自然环境下是如此；其三、鹿类动物是生态“食物链”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在“食物链”中，鹿及其它食草动物属于“一级消费者”，是大型食肉动物的捕食对象，数量众多的鹿类及其它食草动物存在，为食肉猛兽提供了食物条件，相应地，后者亦必定存在着一定的种群数量。

也许对当时文献关于猛兽的记载略加征引，有助于进一步阐明以上观点，并增进我们对中古华北野生动物资源的多样性、丰富性和整个生态环境状况的认识。

曹魏时期一位名叫高柔的大臣，针对朝廷禁止百姓在禁苑中捕鹿发表了一段非常耐人寻味的议论。据高柔称：由于国家禁止在苑囿一带捕猎，致使方圆千里之地，鹿群恣意繁衍，附近以耕稼为生的百姓深受其害。他非常忧虑地指出：当时“群鹿犯暴，残食生苗，处处为害，所伤不赀。民虽障防，力不能御。至如荥阳左右，周数百里，岁略不收，元元之命，实可矜伤。方今天下生财者甚少，而麋鹿之损者甚多。”[62]因此他主张放宽捕禁，允许百姓猎鹿。为了陈明利弊，他还特地作了如下的估算，称：

……今禁地广轮且千余里，臣下计无虑其中有虎大小六百头，狼有五百头，狐万头。使大虎一头三日食一鹿，一虎一岁百二十鹿，是为六百头虎一岁食七万二千头鹿也。使十狼日共食一鹿，是为五百头狼一岁共食万八千头鹿。鹿子始生，未能善走，使十狐一日共食一子，比至健走一月之间，是为万狐一月共食鹿子三万头也。大凡一岁所食十二万头。其雕鹗所害，臣置不计。以此推之，终无从得多，不如早取之为便也。

在这一估算中，他提到了鹿和以鹿为食的虎、狼、狐、雕鹗，其中鹿的数字特别大，一年中要被猛兽捕食掉的即可达十二万头；其它动物的数目也甚为不小：虎有600头，狼有500头，狐则多达10,000头。我们无法知晓这些数字是否是经调查所得，但可以肯定的是，即使其数字有很大的夸张，也并非完全是信口开河。高柔并不具备生态学知识，但他所举陈的捕食者与被捕食者的数量比例却是符合生态金字塔的。无论如何，至少，当时该地区栖息有数量可观的虎、狼和狐等食肉野兽这一点，是完全可信的。

篇6

保护与管理工作被视为猫儿山保护区的工作核心，因此猫儿山保护区较为重视管理方面的法律法规完善的程度。猫儿山保护区“管理办法”“管理制度”“发展规划”等相关文件前期已经制定完毕，如今已开始实施并且逐步落实。另外，保护科、防火办、派出所相继在保护区内成立并且及时派遣工作人员到位展开工作。为了预防保护区内发生事故，猫儿山保护区积极展开对管护人员的培训指导，使他们的工作规范化、专业化的同时还对突发的状况进行预演训练，培养管护人员应对突发事件的应急能力。与此同时，保护区内管护人员的季度能力测试成果就如同绩效考核一样直接与工资项挂钩，有效提高了管护人员在日常的工作中的规范性，又使他们注意提高自己的工作能力。猫儿山保护区管护人员在执行工作的时候有严格的参照标准以及条例，尤其是在野外巡护工作方面，要求巡护人员认真填写纪实手册，而且每位管护人员每月的常规野外巡护时间率要达到67%以上。

2建立健全与社区联合共管委员会

有句俗话说“军民团结一家亲”，自然保护就像军，保护区周边的乡镇、村屯就像民，只有把两者密切的联系起来，建立相应的社区合作点，才会更加有利于实现猫儿山绿色家园共建的目标。近年来，猫儿山的相关管理者主动与周边县政府联合，据相关资料显示已与周边社区建立50多个共建单位。此外，管理局还与教育机构相联系，目前已与40多个学校建立共建的合作关系。时至今日，管理局已经展开了150多次生态环境和公众教育活动。不仅如此，猫儿山保护区还通过各种项目扶持社区经济发展，譬如筹资帮助临近乡村建设办公楼、修建公路等等。还组织周边居民展开与生态保护、经济发展相关的技术培训，促进了国民经济的增长与生态文明的保护。

3科研监测

目前，猫儿山科研监测方面的工作重点主要是加强与国内外科研院校取得合作建设关系，例如与桂林理工大学共同合作开展生态定位站的建设、与贵州科学院开展猫儿山大型真菌的调研等，通过申报，猫儿山保护区已加入世界人与生物圈保护区网络。同时，保护区工作人员还适时的开展与生态环境相关的研究与讨论，撰写报告、研究论文等工作，通过之后还会在不同类别的学术期刊上发表出来，提供给其他有需要的人士作参考。如今猫儿山保护区的科研水平以及能力都随着社会科学技术的发展而有所提高。保护区不仅在内部有效优化工作人员的结构，还会邀请相应专家到保护区开展讲座，派工作人员外出学习交流经验，这些无一例外体现了猫儿山对科研监测的重视。现在保护区内有2名高级工程师、5名工程师，而且还持续向外部招聘新的相关专业研究生，让新鲜的血液和新生的力量使猫儿山的科研工作更上一层楼。

4教育宣传

猫儿山保护区很重视与保护区周边居民和学校建立友好的合作关系，定期到村庄和学校组织开展关于“保护生态环境”的教育宣传工作。而这也正好符合了保护区所坚持的主题话语之一：“传播生态文明”。在过去的10多年里，猫儿山保护区每隔一定的时间还会印发类似于“生态教育100问”的资料免费向社区群众发放。同时，保护区曾先后在兴安、资源、龙胜3县教育局、团委以及中小学教育场所展开了与保护生态环境、法律知识有关的活动，因其活动方式较为多样而受到了学生和社区居民的喜爱。可以说这些教育活动的开展不仅给社区群众普及了生态文明的知识还丰富了他们的生活。关于保护区生态文明的教育宣传工作虽然只有10余年，但取得相当突出的工作成果，例如在2006年的时候就被评为“全国母亲河行动生态教育基地”。

5开展生态旅游

有效开展生态旅游是对生态环境最好的保护和发展的结合点。适当开展生态旅游活动不仅能够使社区群众享受到相关的福利，还能增加社区居民的总体财政收入以及给社区居民创造了更多的就业机会，减少他们对保护区的威胁。经过多年的旅游资源开发，如今猫儿山已经成功开发了高山公园、铁杉公园、“一廊、二带、三基地”等多个具有特色的旅游新品牌，成功吸引了众多的游客，也起到了有效保护生态环境的效果。但仍需加快完善旅游景点的建设，例如在高寨往山顶公路的2个景点的途中还有一片阔叶林的存在，所以可以考虑在高寨的周边建设阔叶林自然景观景点。此外，由于大自然植被具有较强的生命力，因此可以在新一轮整修之下，通过对植被的标注科名、别名、相关简介等内容的完善，重新开放九牛塘珍稀植物园供游客参观。“以保护为目的，以发展为手段，通过发展促进保护”的指导思想促进了猫儿山的知名度和文化品位的提升。

6结束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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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倡导生态文明和环境建设的今天，水利工程的生态环境价值得到了人们越来越高的重视，在国民经济发展和社会建设中水利工程已经不单单是简单的基础工程，而是成为事关生态发展和环境保护的重要工程。要看到水利工程的重要价值，同时也要看到水利工程对生态环境的破坏作用，从整体和大局的角度去重新审视水利工程建设。当前应该加强水利工程建设工作，以评价体系、补偿体系、管理机制、支撑系统的构建为基础，实现水利工程建设对可持续发展的有利保障，进而在保护生态、维护环境、降低破坏的前提下，创新出新时期水利工程建设的新途径和新方法。

2水利工程建设的改善

2.1水利工程建设的基本内容

水利工程建设内容主要由水利工程的类型决定，从工程种类上可以将水利工程建设内容划分为挡水水利工程建设，泄水水利工程建设以及专门水利工程建设。从工程形态上分，可以划分为单体水利工程建设和枢纽水利工程建设。

2.2水利工程建设的重要作用

水利工程的实质是通过人工建筑物对自然界广泛存在的地表水资源和地下水资源进行科学的控制和高效的调配，以此来达到兴利除害的目标。水利工程建设是国家基础设施建设的重要种类，对于实现水资源调节、水能发电、农田灌溉、城乡供水等基本工作有着保障作用，是整体推进可持续发展生态和环境建设的重要途径。

3水利工程建设对生态环境的重要影响

3.1水利工程建设对生态环境的有利影响

水利工程是从系统、生态和环境的角度对现有的水资源进行调控，通过水利工程建设可以防治水资源的污染，预防地表和地下水资源的严重浪费，对于汛期洪水有蓄积和分流的作用，对于枯水期有增加水量的功能，这不但可以确保生产和生活对水资源的需求，而且也能够建立和优化生态系统和整体环境，实现对生态环境的全面保护和改进。

3.2水利工程建设对生态环境的有害影响

水利工程建设会对现有的地表和地下水资源产生实质性的变化，大型水利工程建设会带来上游淹没、居民迁移、泥沙淤积、环境改变和生态恶化等问题，同时水利工程建设本身具有危险性，大型水利工程的威胁性会指数型增加，很容易危及工程范围内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4水利工程建设中实现生态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的措施

4.1建立水利工程建设生态环境评价体系

在水利工程建设的立项时期和设计阶段要展开对水利工程区域的环境生态调查，要以全面地资料和真实的数据来形成水利工程建设建设的生态环境评估报告，以此来确保生态环境评价体系的完整性和科学性，实现水利工程能够达到经济、社会、生态环境三者间的统一和协调。

4.2健全水利工程建设生态环境补偿体系

环境补偿是降低水利工程建设影响，制止水利工程建设对生态环境破坏的重要措施，要本着谁破坏、谁治理的原则，科学确定生态环境补偿的范围，明确生态环境补偿的主体，积极探索市场经济条件下生态环境补偿的新方式和新手段，通过加强水利工程建设的法制建设，以补偿的方式来降低水利工程建设对生态环境的破坏程度，积极促进生态环境的再次平衡。

4.3完善水利工程建设的市场调节机制

在建设水利工程的整个过程中，要严格遵循新水法中的规章制度，对工程周边地区的水资源进行统一、科学的规范管理，将水利管理与社会市场经济发展相结合，通过进一步的深化改革，完善水资源的流域管理体制，融入到行政管理中，制定规划取水许可政策，实现水资源的有偿使用和宏观调控，有利于水资源配置过程中的各个环节的统一管理，促进江河流域的生态环境可持续发展。

4.4落实水利工程建设的水土保持政策

水土流失对我国生态环境造成了严重的破坏。在水利工程建设的过程中，要特别注意水土流失问题，尽可能的遏制水土的流失。对于水土流失较为严重的地区，生态环境已经处于比较脆弱的状况，更加要注重水资源的合理利用，加强水土的保持，增加土地的生产力，减少水土流失，实现水资源的效益最大化。通过制定相关的法律法规，实现更加广泛的节约用水政策，建设节水型水利工程建设。

4.5建立水利工程建设的支撑体系

水利工程设计人员要结合河流的演化过程、动植物繁衍和迁徙习惯、泥沙的运移规律、环境气候的变化等方面的知识，充分考虑水利工程建设中各个因素对生态环境保护的影响，有效的建立起交叉学科和技术结合的支撑体系，创新地制定科学的水利工程设计方案，有效避免水利工程建设对生态环境造成的破坏。

5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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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生态效益与社会效益协调发展。水利的开发需要处理好工程与人类、自然和环境保护的关系,保证生态系统和经济系统的良性循环,以求得社会经济的持续发展。因此，严格遵从社会经济效益与生态经济效益统一协调的原则才能够高效的进行施工活动，一改传统的施工管理模式，充分考虑安全生产和环保节能生产，同时将施工单位的利益与水利工程的利益结合在一起，充分调动施工人员的热情和环保意识。水利施工单位应该在确保环境安全的基础上提升经济效益，切实的做好生态效益与社会效益的完美结合，所谓的社会效益就是对下游提供干净的水源，还可以同时发展旅游企业，一举多得。

1.2循环利用原则。由于水利工程的施工需要大量的水源，因此，循环利用原则非常适用于水利工程的建设，也就是在施工过程中使用的水、原材料甚至是垃圾，都可以通过相应的处理办法发挥其最大的利用价值，这样不仅能够极大的节约资源，更减少了施工废料对环境的污染，同时也能够节约水利工程的修建成本。另一方面，就是对施工空间的充分利用，水利工程的施工位置大多较为偏远，周围可利用的土地资源丰富，可以根据当地的生物种群分布情况及水文地理位置等因素提高工程预定效益的提升，同时尽可能的减少对当地环境的破坏，在施工之前要进行周密的部署。

1.3互补共生原则。所谓互补共生原则的提出是基于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基本方针战略，互补就是人类活动与自然之间的协调，从自然中获取并回报自然，共生就是共同生存、不断进步。水利工程的建设需要严格的遵从这一原则，注重生态环境保护措施的采取，运用先进的科学技术和创新施工手段，建立一种符合生态工程原理的施工体系，从而获取最大、最长久的经济效益。另一方面，就是对于大型水利工程的建设需要较长的工期，这就应当考虑到时节的问题，施工要考虑气候变化，对工程各个阶段的工作予以适当的安排，顺应自然规律。

2、水利工程施工中的环境问题

水利工程施工环境的问题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首先也是最严重的问题就是水体的污染，水利工程建设需要使用大量的水资源，但是一些施工单位不负责任，将污水、废水不经过处理就倒入下游，不仅造成地下水的污染，还为周围和下游居民的生活带来严重影响；其次，是空气污染，任何施工都会或多或少的产生灰尘、烟雾等，但是通过采取适当的防护措施是可以减轻和避免的，但我国在这方面却存在严重不足；最后，就是噪声和废弃物的污染，一些施工单位为了赶工期，在夜晚还不间断的施工，使得周围居民得不到很好的休息，而废弃物随意丢弃，久而久之就会对水源、土壤及周围的生物、农作物造成严重影响。

3、建设生态化的水利工程施工系统

3.1优化系统结构。在水利工程施工之前，一定要结合周围的环境，应用生态工程原理进行施工设计，不断的优化创新水利施工的方案，选择能够产生最大生态经济效益的方案，这有这样才能够多角度、多层次的利用自然资源，实现资源利用的最大化，充分吸取西方工业时展的弊端，不要以牺牲环境为代价获取工业的发展。与此同时，确立明确的发展目标，这样才能够在施工的过程中有明确的依据和原则，工程监管人员也要严格监督施工人员操作的规范性，以及是否有违反生态工程原理的做法，实现信息和资源的多元化利用模式。例如，水利工程施工需要炸开山石，散落的石块就可以作为回填的原料，也可以用来填埋沟壑等，更重要的是，我国已经出台了有关土地资源利用的相关政策，极大的解决了部分地区水土流失问题。

3.2生态化的建设与管理。水利工程的施工要想实现生态化的建设与管理就应该首先提高设计人员、管理人员和施工人员的意识，切实的认识到保护生态环境的重要意义，实际上，保护环境就是保护人类自己，不能为了眼前的利益而失去长远的发展目标，尤其是现代工业发展快速的时代，大规模的水利工程建设更应该注重生态化管理模式的建立，将工程的建设与生态建设有机结合在一起，实在自然资源的充分利用及循环利用。其次，就是严格的遵循生态工程原理的基本原则，如同上文阐述的一样，水利工程施工管理人员一定要严格要求每一个人，同时建立完善的监督管理机制，确保水利工程施工对环境的影响减至最低。最后强调以下施工前的准备工作，通过系统的勘察周围的施工环境，对可能存在的任何对环境有伤害的因素进行分析，并提出有效的解决措施，这样就能避免施工时产生不可挽回的错误。

3.3分析施工体系、科学规划布局。随着我国建筑事业的进步，我国目前已经拥有非常先进的管理理念和施工技术，然而，水利工程的建设需要对施工的体系进行系统的分析，和科学的规划布局，尤其是在生态理念的运用方面，笔者将系统管理分为自组织层、监控层和自适应层几个层次，其功能就是通过上层策略对下层策略的指导和制约来首先效益的最大化，而监控层则是达到效益目标至关重要的一环，通过分层控制机制对水利工程施工的生态化管理提供帮助。另一方面，就是要有明确的系统边界，这是为了稳定目前生态环境的有利举措，为了达到明确系统边界的目的，必须有效划分施工范围，根据法规、政策中强调的环境保护条款来对相关环境质量、蓄水总量、土地占用面积、下游用水量等数据进行测定。最后要强调的就是对系统控制变量的识别，就是要根据工程现状及时的调整施工方案，充分考虑各种影响因素，可以运用计算机网络技术对变动的系统参数进行分析，从而调整并制定出最佳的施工方案，对于一些大型的枢纽工程要予以足够的重视，如防空洞、发电站等，确保施工安全及环境安全。

4、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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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从实证研究来看

全球化的环境问题日益严重，环境资源的永续利用和经济发展产生冲突，让谁优先发展是值得深思的问题人类以自己的需要作为价值标准来衡量其他万物的有用性，对自然大肆开发，对自然资源的掠夺式利用，资源日渐匮乏和生态系统的功能被忽略，社会发展大量消耗自然资源，威胁着生物多样性系统，自然生态结构遭到破坏。生态主义者认为，环境污染和资源破坏直接源于自认为可以征服万物的人类主体性和中心性。环境问题是全球性的难题，对于我国西部贫困地区更面临这样的困境，中国西部贫困地区一般属于自然环境较差和资源短缺较严重的地区。为了经济社会的发展，过度地向自然索取，如草原的过度使用、水资源滥用，森林滥砍滥伐，植被退化、草场沙化、石漠化等。人们不以生态为本的掠夺式经济开发，导致经济发展的欲速不达，形成环境破坏、资源锐减，而经济发展停滞不前或畸形发展的恶性循环。环境问题暴露出一个内在的原因，人们为了经济发展客观上牺牲了资源与环境。现象背后明显地看出有和环境法相一致的价值导向———人类中心主义。

(二)从学理上看

对环境法立法本位的探讨观点各异，但都离不开环境与资源的可持续发展生态本位法律价值观应是现代环境法的法哲学基础。环境法的基本理念体系应该是建立在环境与资源的可持续发展的基础上，面对生态危机，人类应该审视现有的环境价值观和利益观，从人类中心、非人类中心向生态主义的转变，在此基础上深入研究环境法的伦理基础。学理界关于环境法本位的探讨主要观点有几种:环境法以社会利益为本位，这种观点的代表人物是环境法教授吕忠梅。这种观点认为维护环境的代内公平，代际公平要依靠资源与环境的可持续发展。这种观点是较为温和的人类中心主义。但他们的观点是立足于现实社会发展阶段的，认为现在用法律来调整人和环境的关系还为时过早。环境法的本位是社会责任，主张任何环境主体包括国家、法人、非法人组织、个人都要承担环境义务，这是环境主体应承担的社会责任，任何活动都应考虑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这种观点是具有进步性的，对资源和环境的保护是有积极的意义的，但实质上还是以人类中心为理性思考基点的。环境法是以义务为本位的，这种观点的代表是环境法教授徐祥民。传统法律的模式是授予公民权利，权利人提出主张，国家机关加以救济。非人类中心论的学界代表有郑少华主张的环境法的自然本位学说和以陈泉生教授为代表的环境法生态本位学说，这两种观点是超越传统人类中心论的思考模式，开创性提出环境法伦理基点不应只建立在人类的利益上，还应该兼顾后代人、自然和有生命的其他物种，在资源开发和环境保护上考虑自然的利益，生物的利益、生态权利和后代人的利益。比较各种学说，学者们虽观点各异，但都是立足于环境与资源的可持续发展，把当代人和后代人的利益作为思考的伦理基础。对比来看，将环境法主体拓展最宽的是自然本位学说和生态本位学说，这两种学说不仅考虑各代人的利益，又扩展了主体范围，从环境资源永续利用和人类长远发展来看，自然本位和生态本位学说则更可取，这两种观点是非人类中心的典型代表学说。

(三)从立法来看

我国现行环境法立法以人类中心为出发点需要改变环境保护法确立了我国环境与资源法的基本原则经济社会发展和环境资源保护的协调发展原则，协调发展原则是符合人类社会的理性认识的，但不能否认这项原则是标准的以人类为中心的思维方式，环境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附属。协调发展原则虽然明确了环境与资源的重要性，却没有将环境和资源的保护置于社会发展的核心位置，在人类趋利避害的本能驱使下，环境与资源保护必然沦为经济社会发展的手段。可持续发展包括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更重视以代际的观点审视本代人的发展，和关注后代人的生存发展需要。当代人在追求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不应让不断恶化的环境反过来制约经济社会发展，而剥夺后代人享受的良好的自然环境的权益。

二、生态本位的法哲学价值观的学理发展

(一)的生态主义观

马克思经典著作中并没有明确提出生态一词，但并不意味着缺乏明确的自然生态观，马克思多次论述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关系。马克思提到“人直接地是自然存在物”。马克思恩格斯经典著作中提到，人们必须保持与自然的和谐关系，人类违背自然规律，不保持与自然的和谐发展，必将受到自然的惩罚。人是“站在稳固平衡的地球上呼吸着一切自然力的人。”“不以伟大的自然规律为依据的人类计划，只会带来灾难。”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人类常常忘记自己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人类以征服者、支配者的角色出现，在观念上将人类与自然界对立起来。马克思恩格斯承认自然界的优先地位，又强调人要了解自然界，人作为社会的存在要对自然界进行统治，但同时强调对自然掠夺式开发，会造成难以察觉到的间接影响和长远利益，要求人在处理与自然的关系中要斗争又要合作。马克思恩格斯生态观虽然是以人类为中心展开论述的，但却是人类文明转向生态文明重要的理论基础。

(二)生态本位的环境价值观

随着工业化发展，全球性的环境问题加剧，人口急剧膨胀，科学技术迅速发展，出现的环境问题由区域性向全球性扩展，资源短缺现象出现，环境污染加重，生态平衡被打破，直接影响到自然的可持续发展。随着人类自然理性的提高，人们从地球科学，生态系统与人类关系，生态伦理等不同角度对环境问题的思想根源进行深入的学术探讨，反省和批判以人类为中心的环境伦理观，应该确立以自然生态为基础的环境伦理理论。生态主义的环境法律观念要求人类发展不能只考虑人类自身的利益和权利，同时考虑其他动物植物的权益。我们思考人和自然关系时，应该秉着两条原则既要促进人类的生存发展又要有利于环境可持续发展、资源永续利用和生态平衡。不能将经济社会的发展置于其他物种的生存、资源可持续利用、生态平衡等之上。生态主义的环境法律观念还要求承认人类价值，也要承认其他物种的价值，尊重其他物种的生存和发展的权利，倡导注重人类的环境资源责任和代际间的公平，充分考虑其他物种对于维护生态平衡的作用，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发展。

三、生态主义对环境立法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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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目前我国森林病虫害情况的严峻形势

近年来我国每年都会发生大面积的森林病虫害，不但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而且对森态环境产生很大不良后果，病虫害对森林的危害情况十分严峻。1、林区森林病虫害的危害范围不断扩大，给防治工作带来了很大的难度。近些年由于各种因素的影响，森林病虫害发生面积不断扩大，对森林资源环境造成巨大的威胁。2、原本偶然性的病虫害出现转变成了大范围的大面积的爆发，一些次要危害的害虫，也上升为主要害虫。3、森林病虫害发生的频率越来越高，同时越来越顽固。近年来林区森林病虫害发生率极高，有些病虫“繁殖快、防治难、危害大”，往往会对生态环境造成毁灭性后果。

二、目前森林病虫害防治形势日趋严重的原因

受诸多因素的影响，目前森林病虫害防治工作十分严峻，分析病虫害发生的原因，能够有的放矢，对症下药，做好森林病虫害的防治。目前造成森林病虫防治形势严峻的主要原因如下：1、长期以来的无秩序不规范的开发森林资源，大量天然林被过度砍伐。一些林区为了片面的追求经济利益，过度地砍伐森林，再加上一些非法的滥砍滥伐行为，导致森林林木多样化，生态自然环境造成破坏，导致病虫害发生与蔓延。2、人工种植的林木范围不断扩大，种类单一。这样的人造林地会使生态系统非常脆弱，因此有害的病虫一旦传入就可能没有制约的迅速爆发蔓延，造成严重的经济损害。3、对化学农药的过度依赖也是造成森林病虫害防治态势严峻的原因。一些地区发生林木病虫害时，一味地使用农药喷洒杀虫，不仅大量杀死了病虫的天敌，同时也使病虫产生抗药性，造成恶性循环，对森林生态环境也造成了严重破坏。4、我们对病虫害防治缺乏科学体系。多年来只管造林而忽视病虫害防治，缺乏协调，引种、育苗、造林脱离环节，使得森林病虫害防治工作的局面十分被动。5、对环境的破坏造成气候异常变化，暖冬、干旱等极端天气频发，导致病虫的虫卵很容易越冬生存，到春季大量繁殖，泛滥成灾，从而出现大面积的森林病虫灾害。

三、森林病虫害主要防治方法和措施

针对森林病虫防治方面的严峻形势，如不采取合理有效的措施将会严重影响到林业生态环境，应该根据森林生态环境和病虫害之间的关联来采取措施，以便有效地做好防治森林病虫害的工作。1、“隐患险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事前的监测预报对病虫害的防治工作极为重要。林区的有关方面应该把病虫害的监测放在首位，准确地掌握好林区病虫害的态势，及时地发现灾情，果断地处理，将病虫害的危害消灭在萌芽时期，决不能出现事前不认真做预测监控工作，到发现的时候病虫害已经一发不可收拾的不利局面。2、要利用科学的手段做好封山育林的工作，坚持生态林业建设的目标。封山育林的工作要因地因时制宜，培养混交林，采用抗病虫害能力强的优良木种，加强森林自然机体对病虫害的免疫力，促进森林病虫害的防治工作。3、要加强对使用农药的管理，严格执行国家标准。目前用于病虫害防治的许多农药剧毒残留物高，在杀死病虫的同时，也会杀死病虫天敌，并对土壤，水源造成污染。如“杀虫脒、氧化乐果、甲胺磷、”等都会对周边环境造成严重影响。因此要逐步减少这些剧毒农药的使用，大力推广仿生农药、微生物农药、矿物性农药等新型农药，从而减少使用农药消灭病虫害的同时对土壤水源等产生的不良影响。4、根据大自然的食物链法则，保护好害虫的天敌。天敌是森林制约病虫害数量和种群的重要因素，同时也是宝贵的生物资源。因此一方面要保护这些天敌生存的环境，禁止破坏栖息地，另一反面可以人工的方法补充种植一些植物来为病虫害的天敌提供良好的生存栖息环境，以达到减少森林病虫害的目的。5、发挥政府在森林病虫害防治方面的主导作用，要加大资金、技术方面的扶持力度，同时鼓励社会力量的积极介入，建立好责任落实制度，“谁经营，谁受益，谁防治”的原则，以提高森林病虫害的防治工作效率。森林病虫害的防治是一个系统化、跨行业的工程，并不仅仅是林业部门的事情，与其他部门行业也息息相关，如加强环保措施，治理大气污染、抑制二氧化碳排放量等，这些都需要政府部门高度重视，统一协调，

四、结束语

面对森林病虫害日趋严重的形势，积极有效地控制病虫害的危害，以保护我们赖以生存的宝贵森林生态环境已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因此我们只有科学地统筹和规划，根据本地区的病虫害危害的情况，因地、因时制宜，采取不同的防治措施，发挥政府的宏观指导协调作用，以预防为主同时标本兼治，将更多的科学防治手段用于森林病虫害的防治工作中，才能有效地防治森林病虫害的蔓延扩大，促进林业生态环境建设不断向前发展！

作者:吴泽珠 刘彩青 单位:互助土族自治县北山林场

参考文献

[1]王蓬.森林病虫害发生特点及可持续性控制对策的探讨[J]—河南农业科学2011.(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