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文明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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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生态的由来

“生态”这一词语最早是由于本•阿格尔提出的。1979年，时任美国德克萨斯州立大学教授的本•阿格尔在他的《西方概论》中，第一次运用了“生态”这个概念。生态被中国学术界接受并认可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一个逐渐的过程。随着全球性生态环境危机的不断涌现，还有中国学术界对关于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理论的重视，到了20世纪90年代之后，中国学术界才接受和认可生态。2005年在《中国社会科学》第五期中，段中桥阐述了生态，并把其作为西方的一个重要思想流派加以介绍，该文在2006年被《新华文摘》第五期转载，中国学者才逐渐采纳生态这一译法。

2、生态的内涵对于生态的涵义，在本•阿格尔本人的著作《西方概论》中有所提及。他认为：在生态和生态社会主义的关系问题上，生态发展的必然结果是生态社会主义。代表人物包括马克思、弗洛姆、歌德曼和马尔库塞等。本文将生态定义为：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生态危机的联系的角度对资本主义进行系统地批判，并对自然的观念进行重新解读，力图赋予自然以历史和文化的内涵，来改造传统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理论，重新理解自然、文化、劳动之间的关系，重构历史唯物主义。还提出了生态的制度理想——生态社会主义。这一流派旨在将的基本原理和批判功能与人类面临的日益严峻的生态问题相结合，寻找一种能够指导解决生态问题和人类自身发展问题的双赢理念。

二、生态的主要理论

1、莱易斯和阿格尔的生态危机理论莱易斯和阿格尔以生态危机将经济危机学说。他们认为，对于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叙述，不能够诠释资本主义的继续生存和进化，难以为资本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的转化提供理论上的向导，当代出现的新危机就是生态危机。因此，要以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的生态危机作为切入点对资本主义进行批判。除此外，他们还认为资本主义的过度生产和消费会引起的生态危机，虽然根本原因即资本积累，但是无产阶级的消费观念和消费方式也具有其固有的责任。消费异化是无产阶级消费的一种特点，正是这种异化消费支撑了资本的扩大再生产，从而使生态危机替代了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因此，阿格尔期望通过消费期望的破碎和稳固经济理论消灭生态危机。

2、詹姆斯•奥康纳的双重危机理论双重危机理论是由詹姆斯•奥康纳提出的，所谓的双重危机即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经济危机和生态危机同时存在。他概括了两类矛盾，矛盾之一是对于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矛盾之二是资本主义生产的无限性和资本主义生产条件的有限性之间的矛盾。通过资本积累对自然资源和能源的开发，奥康纳说明了在二元对立结构中（当然是一种全球性不平衡发展的二元对立结构），发达国家和地区不断剥削欠发达国家和地区的资源和能源，揭破了全球性生态危机的内在原因，即资本积累以及由此而酿成的全球发展不平衡。

3、克沃尔的生态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理论克沃尔提出了对生态社会主义进行革命和建设的设想。首先要实现使用价值代替交换价值。克沃尔论述了革命型生态社会主义的主要特征和原则，这正是以的劳动异化理论为理论基础，从使用价值的角度去探讨的。生态社会主义强调使用价值，而不是资本主义的交换价值。其次是设想生态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克沃尔初步构建了生态社会主义，生态社会主义需要不断发展和挖掘打破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各种形式，彻底改变资本主义的一切生存条件和生活方式。最后，生态者必须在生态系统没有崩溃之前采取行动。

4、福斯特关于马克思的生态理论学福斯特仔细研究马克思的“新陈代谢”观念，并在此观念中发现了马克思的生态学思想。现代生态学的重点是如何解决自然与社会之间存在的紧张关系，福斯特指出，马克思考察了自由竞争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人口、土地、工业三者，并作为一个生态系统来研究，这无疑就是现代生态学的系统观点。他主要考察了马克思应用新陈代谢的四个环节：首先，人需要和自然进行物质和能量的互换，而且自然是人体的器官的延伸，因为人本身就是自然的产物；其次，人类与自然新陈代谢的桥梁是劳动；再次，社会性的劳动联系着新陈代谢和整个人类社会；最后，马克思提出了要控制整个新陈代谢的观点。福斯特认为马克思在分析自然与社会的代谢过程中已经提出了现代生态学概念——可持续性发展。

三、借鉴生态建设

生态中国生态之所以受到众多中国学者的青睐，是因为其具有的研究价值和对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启发。要营造和谐的生态环境，弘扬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就要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良好的经济环境，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更要树立正确生态价值观。

1、提供良好的经济环境人类所有的经济活动都要符合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规律，在追求经济增长的同时，不能忽视生态的维持，生态环境也应该为经济发展发挥积极的推动作用。第一，以科学发展观主导经济发展全局，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实施知识产权战略，全方位的认识现代化的新趋势，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第二，要加大力度发展循环式的经济，努力建设节约型的社会，以此促成低耗能、少污染的生产模式、产业结构和消费方式的形成。第三，实施清洁生产，采用清洁能源，预防和减少污染。第四是要尽快建立环保资金投入的机制，把社会和民间的资本引进，推动生态环保项目的产业化，实现人与自然的共荣共存。

2、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必须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健全生态文明建设的各项制度，强化生态文明建设的激励政策一定要尽快制定并实施，要尽早建立健全生态文明建设的保障机制。通过财税政策、价格政策等各种经济杠杆，推进能源节约和“三废”减排工作，形成激励和约束结合的生态文明建设机制。并且形成在生态化发展中对不同产业和行为的鼓励和惩戒机制，对符合生态化要求的产业给予支持和鼓励，逐步淘汰对破坏生态、浪费资源、污染环境的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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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助推湖南生态文明建设的资源优势形势喜人湖南山清水秀、水资源比较丰富，森林覆盖率高达57.34%，14个市州空气质量均达到国家二级标准。这是湖南生态文明建设得天独厚的自然优势。主要污染物减排成效明显，全面完成国家下达的约束性指标化学需氧量、二氧化硫、氨氮和氮氧化物排放量，重点流域区域污染防治取得重大突破。目前，长株潭、环长株潭城市群等各个市州“两型社会”建设已经进入纵深推进阶段。国家批准湘南地区成为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大湘西地区31个县(市)列入国家武陵山片区区域发展与扶贫攻坚试点，长江经济带的开发建设已经正式上升到国家战略层面，将成为今后很长时间内我国经济增长潜力最大的区域。湘东6个县(市)列入国家罗霄山片区扶贫开发规划，初步探索实现了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城市总体规划、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和融资规划“四规合一”。近年来，湖南围绕“天蓝、地绿、水净”，以治土、治水、治气为重点，建立全省环境质量平台和重度污染应急机制，对环境空气质量进行实时监测，大力实施湘江重金属污染治理、氮氧化物减排、重点湖库水环境保护、农村环境集中整治等十大环保工程。湘江流域综合治理和湘江水污染整治取得实质性进展，湘江风光带长株潭段建设顺利完成。加快清洁低碳推广技术的项目建设，组织实施了300个重点项目，建立绿色信贷机制，科技创新和清洁生产能力不断提升。长沙获得“全球绿色城市”，株洲市获得“中国人居环境范例奖”。

(二)助推湖南生态文明建设优化经济发展的作用逐步显现湖南经济产业链条长，市场潜力发展空间大，优化产业结构调整的条件比较成熟，经济社会发展保持良好势头，文化产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逐渐加大。近年来，湖南省经济社会发展呈现增长较快，产业结构合理优化，三次产业结构比例日趋合理，生产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19%。2013年湖南呈现经济运行企稳回升、经济结构调整稳中有进，经济发展质量稳中向好，民生保障持续改善。［1］推动文化旅游产业已成为湖南经济发展的一大支柱产业。统计表明，湖南文化、旅游产业已成为千亿产业，2013年，文化创意产业增加值增长15%，占GDP的比重约5．3%，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8%。从2008年起，湖南省经济总量连续六年、工业增加值连续四年进入全国十强。［2］随着两型社会建设发展水平的提高，湖南各地推行效能革命，先后淘汰了一批落后的产能和设备，着力打造传统产业改造升级版。全省新增2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8处国家湿地公园、6处省级森林公园，全省森林旅游产业增长31%。

(三)助推湖南生态文明建设专业人才洼地逐渐形成湖南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发展潜力大，人才资源储备量较大，劳动力素质较高，一批国内乃至国际具有较大影响的生态文明建设的领军人才日益增多，生态文明建设的专业人才队伍不断壮大，高端人才、复合型人才逐渐增多，人才结构逐渐合理优化，增强了湖南生态文明建设科学持续发展的竞争力。目前，中南大学、湖南大学、湖南师范大学、中南林业科技大学和湖南农业大学等高等院校，均成立了生态学、生命科学二级学院，设立了林学、生态学学科博士点和博士后流动站，对于湖南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发挥了重要作用。长株潭城市群形成了门类较全、初具规模的生态文明建设的人才梯次队伍，集中了全省70%以上的高等院校，聚集了全省90%的科研人员，全省80%的高层次人才。这无疑为湖南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有利条件。

(四)助推湖南生态文明建设制度创新步伐明显加大湖南颁布实施《湘江保护条例》、《长株潭城市群区域规划条例》、《长株潭生态绿心地区保护条例》等20多部法规规章，出台了16个两型标准、23个节能减排标准和43项两型地方标准，探索形成了两型标准体系。加快资源性产品价格机制改革，促进产业转型升级机制改革，《2013年湖南省工业行业淘汰落后产能目标任务和企业名单》，引导企业淘汰落后产能和转型升级。推广绿色建筑机制改革，出台《绿色建筑行动实施方案》。湖南《关于开展城市绿荫行动的通知》，规划2年内7成县市道路建成林荫路。完成了《湖南省水功能区划》修订工作，强化水资源保护和水功能区监督管理。“绿色湖南”建设全面铺开，26个省直涉绿部门相继推出十大绿色行动、十大环保行动、十大低碳技术等。探索建立一套全新的两型社会综合评价统计指标体系，目前长沙县和长沙市望城区建立了绿色政绩考核体系。推行绿色采购改革，《湖南两型产品政府采购目录》，引导和推动湖南省两型社会建设。上述政策措施为湖南生态文明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制度保障。

二、湖南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制约因素

近年来，湖南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生态文明建设，采取了一系列治理污染、保护环境的措施，全省环境质量得到较大的改善，生态环境建设取得了初步成效，但是水污染、大气污染、土壤污染等环境问题仍然十分严重。可以说，生态环境建设问题仍然是制约湖南两型社会发展的一大瓶颈。

(一)生态文明建设与区域产业发展衔接不够湖南城乡经济发展基础仍然薄弱，经济产业结构不合理，传统支柱产业比重大，新兴产业规模偏小，单位GDP能耗较高。人均经济发展水平低，加快经济发展的任务十分繁重，粗放型的发展方式难以支撑环境资源承载力。2013年，全省人均GDP为36763元，仅为全国平均水平的88%，在全国处于第19位，排在中部地区第2位。［3］二元分割的城乡体制加剧了城市与农村在经济发展等方面存在的差距。长期以来，湖南形成了以重化工型、资源加工型、投资主导型为特征的经济结构，全省大中型企业中60%分布在重化工领域，规模以上工业中重化工业增加值超过60%，产业结构处于U型微笑曲线的底端。［4］目前，湖南对林业产业资源管理缺乏长期的林业生态战略规划，即只有对林业3－5年经济效益进行了估算，而缺少对林业长时段综合生态效益进行充分评估。林业在产业结构中的比重不尽合理，林业的综合效益有待提高，林业生产低效利用明显。

(二)生态文明建设与环境保护压力加大湖南正处于工业化、城镇化加速发展阶段，“十二五”时期地区生产总值将保持在10%左右的增长速度，治理环境和减排任务十分艰巨。［5］生态环境治理和生态修复的任务十分繁重，湖南省还有2000多万亩的石漠化地和200多万亩重金属污染地需要治理，900多万亩坡耕地需要退耕还林。由于城市土地资源非常有限，不少城市建设缺乏科学系统的城市规划，城市建设忽视当地的历史文脉和民俗风情。一些新建的城市公共建筑、商业场所、住宅小区缺乏适量的公共绿地和必要的地下停车场，行人过道被车辆挤占，城市居民缺乏绿色安全。一些老城区商业中心地段高楼林立，交通拥挤，缺乏地方特色。一些地方过分追求硬质景观建设，却忽视对乡土植物的种植和推广，导致城市建设缺乏地域景观特色。不少老城区原有的自然生态景观和历史文物风貌特色遭到严重破坏。

(三)生态文明建设与湖南能源资源储存量约束日趋紧张湖南自身能源资源禀赋不足，能源消耗总体较高、能源供需缺口较大、节能减排形势严峻。人多地少、水资源紧张问题日益突出，部分地区盲目开发、过度开发等，导致资源环境承载能力接近或者超过极限。湖南在资源约束方面人均资源占有水平较低、生态能源紧缺，人均占有土地面积0．32公顷，仅为全国平均水平的44%。淡水资源虽然相对丰富，但也存在水量减少、水质变差、水灾增多等问题，区域性、季节性缺水问题凸显。有的风景区生态旅游服务功能布局不合理，旅游服务配套设施未能跟上，干扰和破坏了风景区地域景观和生态环境保护。在环境约束方面，湖南环境容量和生态空间有限。水土流失面积占全省国土面积的19%以上，超过26%的耕地受到不同程度的面源污染和重金属污染。湘江流域集中了湖南60%的人口、70%的经济总量，承载了60%以上的污染。比如，株洲化工厂重金属污染程度深，面源污染广，污染治理的任务艰巨。

(四)生态文明建设与法律制度保障不足对于惩治破坏生态环境行为的法律措施，有的规定过于原则性，缺乏可操作性，有的立法滞后，脱离实际情况，造成司法不力，有的立法缺位，成为不法犯罪分子寻求法律保护的“港湾”。环境保护、林业执法部门对破坏生态环境和环境污染的行为存有渎职行为，个别执法人员甚至与不法分子相互勾结。选择性执法有时成为有关职能部门的常态。生态环境保护的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机制不够畅通，部分行政执法机关往往对不法分子的犯罪行为降格处理，以罚代刑的现象时有发生。有的城市规划部门因利益驱动，随意变更、修改城市总体规划和详细规划，有的人为扩大公共建筑物和商业住宅楼的容积率，有的将本应种植园林植物的公共园林面积变成房地产开发商的商业用地。有的园林管理单位随意砍伐城市道路风景林、公园植物等，引发了城市“热岛效应”和硬质景观。司法机关对破坏生态环境的惩治力度亟需加大。林业生态补贴及生态建设基金制度保障尚未真正落实到位。

(五)生态文明建设的相关衔接配套措施亟待加强生态文化管理的体制机制不够畅通、科学化程度不高，管理体系不完善，管理手段落后，综合决策机制不健全。现行的环保体制导致地方环保部门的监督能力不强，环保监督效果不明显。部分两型社会建设示范区的体制机制仍需理顺，特别是在项目申报、政策支持、资金扶助、经济指标统计等方面也面临诸多具体困难。有的地方对生态文化和生态文明本质内涵、生态文明建设的价值功能、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体系和制度建构等缺乏系统思考和科学论证。有的地方对生态文明示范教育基地的项目设计存在主观臆断，随意决策等问题，有的地方对生态文明建设的方法策略缺乏充分论证。有的地方对自然生态景观与历史人文景观缺乏前瞻性研究和实证调研，因而采取的措施不力，破坏了整个地域景观的文化特征。公民的生态环境保护意识淡薄，缺乏对生态文明的准确把握，社会公众参与生态文明建设的主动性不够，积极性不高。

三、湖南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基本路径

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全党全社会共同努力，需要各地区、各部门、各单位共同参与。湖南推进生态文明建设，要立足实际、因地制宜，坚持节约优先、保护优先、自然恢复为主的方针，弘扬生态文化，统筹城乡发展，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完善相关法律制度，打造天蓝、地绿、水净、宜居的绿色湖南。

(一)以弘扬生态文化为主题，营造生态文明建设良好氛围弘扬生态文化是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首要前提。当前，就是要充分利用各种传播手段，广泛宣传和讲解生态知识、生态理念，深化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对生态文明建设理论体系的认识和理解，弘扬生态伦理道德，传播生态文明理念，在党政机关、学校、社区等单位广泛开展生态文明创建活动，打造以政府为主，社区、学校、企业、社会团体、大众传媒共同参与的生态文明宣传教育网络格局，把生态环保、低碳消费的理念落实到每一个人，增强全民生态正义感和生态伦理责任感，使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成为全社会的自觉行动。政府和企业要牢固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切实担负起保护环境、治理污染的责任，推进资源节约集约利用，强化水、大气、土壤等污染防治，减少污染物排放，实现资源配置与利用的代际公平和永续发展。

(二)以优化国土空间开发格局为重点，提升“绿色湖南”绿化美化水平要严格划定重点开发区、优化开发区、限制开发区、禁止开发区保护红线，管好国有林和生态公益林，开展野生动植物资源调查、加强野生动物疫源疫病防控和候鸟保护，巩固和扩大天然林保护、退耕还林等成果，重点建设好3处国际重要湿地、10处国家级湿地自然保护区、32处国家湿地公园和18处省级重要湿地。［6］重点加强以湘江为核心的水资源保护与治理，实现对涉重企业、行业和重点区域的规范化管理。把林业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尽快构建与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相适应的采伐管理新机制，保护好林地和林业。统筹考虑湿地环境保护与陆源污染防治，促进生产空间集约高效、生活空间宜居适度、生态空间山清水秀。积极构建绿色交通体系、推广绿色建筑、建设低碳社区，多建湿地、公园，努力打造生态文明城市示范带。深入实施重大生态修复工程，推进水土流失综合治理，保护好林草植被和河湖、湿地，扩大森林、湖泊、湿地面积，保护生物多样性。着力抓好农业面源污染防治和环境综合整治，严格取水许可监督管理、入河排污口管理、水资源规划编制等管理措施，实施更加严格的机动车尾气、工业废气排放标准。推进湘江风光带建设，把湘江风光带建设成为具有明显的生态良性循环特征、城乡一体化的生态经济发展走廊。大力发展生态农业和有机农业，开展农业面源污染和规模化畜禽养殖污染治理，建设秀美村庄。

(三)以促进转型升级为主线，构建生态产业体系要大力推进过剩产能化解，优先考虑生态环境的承载能力，强化节能、土地、环保、安全等指标约束，严控高耗能、高排放行业新上项目。以绿色、循环、低碳发展为主攻方向，抓好工业园区建设，壮大绿色产业，改造提升食品加工、现代化工、机械制造、电子信息等传统优势产业，培育发展新能源与节能环保、生物技术、新材料等战略性新兴产业，积极推动金融、物流、旅游等现代服务业的发展，逐步形成支撑和带动经济发展的生态经济产业体系。大力推广清洁能源与清洁生产，对传统产业进行生态化改造，加快形成节约环保的技术和生产体系，培育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长株潭周边城市要围绕产业布局特点，加快实施工业对接和配套，湘南地区要进一步加大珠三角相关产业转移力度，打造电子信息、纺织服装等产业新洼地。大力推广十大清洁低碳技术，强化绿色发展，将环境容量作为各个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依据，将环境标准作为企业市场准入的重要条件，将环境管理作为推动湖南绿色转型的重要手段。深入挖掘湖南生态资源优势，大力发展森林旅游、民族风情文化体验游、红色旅游、历史文化旅游、康疗养生和农业休闲旅游等生态旅游产品，大力发展旅游、物流、会展等绿色服务业。大湘西地区在保护本地生态资源环境不被破坏的基础上，大力发展农林产品加工、特色工艺品、绿色食品等产业，促进旅游与民族文化、民族体育、山区农业等相关产业和行业的深度融合。推行节约、环保、高效的生产方式，大力发展高效生态农业，推动农业产业化经营、标准化生产和品牌化建设。

(四)以健全制度体系为根本，加强生态环境治理和生态环境保护一是建立健全法律法规体系。加强两型改革试验相关规划，推进各专项规划、详细规划的编制完善，完善城乡环境同治、交通互联、主要污染物总量控制，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中心城区绿地系统规划等专项规划。加快洞庭湖保护立法步伐，落实《洞庭湖国家级生态功能保护区建设规划》，在全省加强重点生态功能区的保护和管理，着力抓好封山育林、退耕还林、退田还湖等生态修复工程，提高森林碳汇功能。制定完善两型社会在土地利用、产业发展、城乡统筹、生态建设、简政放权等重点领域的配套政策，加大对两型产品、技术、产业、标准等发展和推广的引导支持力度。二是建立健全经济政策体系。综合运用财税、价格等经济杠杆，充分发挥市场在生态环境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建立体现生态代际补偿的资源有偿使用制度。加大自然生态系统和环境保护力度，推进荒漠化、水土流失综合治理，扩大森林、湖泊和湿地面积。加快水利建设和防灾减灾体系建设，提高气象、地质、地震灾害防御能力，强化水、大气、土壤等污染防治。推动财政政策的生态化调整，改革环保收费与环境价格政策。三是建立健全科学评价体系。完善生态文明建设的目标体系、考核办法和奖惩机制，改变过去唯GDP论的主要考核指标，把资源消耗、环境损害、生态效益纳入各地经济社会发展的评价体系，将机关事业单位节能考核纳入机关事务目标管理考核的重要内容。加强生态环境建设的全过程节约管理，对领导干部实行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建立生态环境损害责任终身追究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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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生态文明建设为低碳经济发展奠定思想基础

传统工业文明的特点主要是掠夺和征服自然，带来严重的损害和破坏。然而，生态文明建设可以提高人类对人地关系的反馈感知，并积极寻求和谐共生的生态环境。此外，建设生态文明可以促进整个社会更多地关注环境质量，为共同努力发展低碳经济奠定思想基础。

(二)生态文明建设可以提升低碳经济资本效率

发展生态文明不仅反映人们关注环境建设及不可再生资源的消耗，也主张多样化资源的发展性存储，提高资源利用效率，使有限的资源得到最佳使用。对于一种资源，低碳经济资本投资也应该是有效的。从这个角度来看，建设生态文明，有利于有关部门和企业加强节约意识，最终促进低碳经济的资本利用效率增长。

(三)生态文明建设可以提高低碳经济的竞争力

通过发展生态文明综合战略，注重技术创新将转型为关注绿色因子。一直以来，中国主要依靠引进技术，导致积极有效的竞争力减弱和环境保护趋于不利。结合中央政府的自主创新战略，目前我们需要大力开展低碳技术的自主研究和开发。只有在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情况下，中国才能增大低碳经济竞争力的潜力。

(四)建设生态文明可以唤起企业的社会责任感

为促进低碳经济发展，不仅是企业，金融机构也应遵循市场规律，它的职责同样应当是建设生态文明。除了追求自身的利益外，企业和金融机构也应当考虑利益相关者的权益，在进行经济活动时，它要求企业和金融机构要实现一定的社会责任，尤其是环境责任。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企业需要增加在低碳经济上的投资，显然金融机构应加大对低碳经济发展的金融支持。

二、低碳经济发展背景下生态文明建设的具体建议

发展中的中国，生态文明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各相关部门整合资源，协调工作，如共同制定开发计划，宣传教育的政策措施和系统安全方案等。此外，积极协调软件和硬件的建设对实现生态文明的快速发展也是必不可少的。

(一)编制《加强城市生态文明建设规划纲要》和《实施方案》

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提高生态水平对中国的文明建设是必要的，然而，我们认为，一个完整的、系统的规划和更详细的实施方案的实施是加强巩固生态文明的根本。因此我们建议有关部门组织编写《加强城市生态文明建设规划纲要》和《实施方案》。

(二)充分利用媒体的大众传播功能加强生态文明观宣传

作为社会舆论的引导，媒体需要把普及生态知识、推广生态文化为己任，成为传播生态文明观的主流平台。首先，媒体需要与环保部门合作，他们可以成立通信联合会议。第二，媒体应当积极宣传生态文明建设意义，主要思路和实施步骤，以及达到生态文明基本要求的多种途径。第三，媒体需要扮演生态文明建设信息交换媒介的角色。媒体应该传达政府对建设生态文明的决策和部署，并同时向政府有关部门反馈广大人民的建议。

(三)充分利用社会科学学术组织探讨和研发的能力

生态文明作为社会科学的重要研究领域，社会科学研究机构和学术组织应该开展生态文明研究。我们建议社会科学研究机构大量开展生态文明建设的探讨，并和相关的学术机构积极组织生态文明问题的学术研究。当实施生态文明获得一定成就后，要逐步推广生态文明的成果，鼓励相关机构———学校，企业和社区能够采纳这些成果，这样他们可以起到引导各级管理人员的决策行为，培养大众生态意识的作用。

(四)建立政府企业合作平台

生态文明建设不仅需要企业合作，还要由政府部门引导。其他社会力量缺乏一定的政治和经济资源，而政府部门则具备这个独特的优势，因此政府部门必然需肩负建设生态文明的历史任务。作为国民经济的微观结构，企业是建设生态文明的一分子，尽管要追求利润，但在社会责任的驱动下，企业要与政府部门联合担负起生态文明建设的具体任务。我们提出建立政府与企业之间的合作平台，使其在支持生态文明建设中发挥杠杆的作用。

(五)建立生态文明绿色技术支撑体系

绿色技术着重介绍环境因素，在技术创新的过程中实现环境保护，实现企业价值。没有绿色技术的支持，生态文明建设不可能产生理想的效果。所以我们建议建立绿色技术支撑体系下的生态文明，如绿色科技人才系统，投资体系，研发体系，市场体系和资本制度等等。

(六)建立绿色金融服务体系

资本的支撑是建设生态文明的前提。然而，虽然绿色金融的概念已经被引入中国，目前的绿色金融服务产品建设仍在起步阶段，要达到支持生态文明建设的目标，相应的金融服务力度仍旧严重不足。为了提高生态文明的资金支持，要建立绿色金融服务系统，包括绿色信贷项目风险识别与评估系统，分散、发行证券和绿色技术支持的制导系统;绿色产业投资基金和风险投资机构则主要针对绿色节能产业等。

(七)将生态文明指标纳入政府绩效评估体系

我们建议将生态文明指标纳入绩效评估系统，根据政府部门的特点，评价他们对生态文明的贡献。评估体系包括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培育生态文化，发展生态经济，实施生态建设工程具体措施和工作成果等等。要建立严格的问责机制，在生态文明建设中，建立实施惩罚政府部门的严重失职行为的制度，并要奖励那些做出了突出贡献的部门。总之，建立生态文明指标性能评价系统可以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必要的制度保证。

(八)加强生态文明的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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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患关系是因健康需求而在诊治过程中所形成的一对相辅相成的特定关系，是医疗服务中最重要、最复杂的人际关系，主体是医患双方，现逐渐扩大为参与医疗活动的团体与求医相关社会群体的双方。医患关系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和生态建设的重要方面，它是医生和患者之间最基本的关系，应该是一种相互依赖、亲密合作的关系。但在现实生活中，医患关系却因多种原因变得相互对立，剑拔弩张。据中国卫生法学会统计从1997年开始，医疗纠纷以平均每年翻一番的速度发展，这正是造成医患关系紧张的主要原因。据上海医科大学医院管理处对全国7所医院528份问卷调查结果显示：目前医患关系比较紧张与紧张的占29.22%，比较和谐与和谐的占24.23%。数据中可窥一斑，认为医患关系紧张的比例高于认为和谐的比例，医患关系紧张趋势正在加重。党的十七大确立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目标之后，医疗卫生事业取得了很大的进步，诊疗水平逐步提高，特别是医疗技术显著提高，但同时，医院存在不合理收费、不合理用药、医务人员服务态度生硬、冷漠等行为在个别医务人员身上还能看到，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依然存在，导致医患矛盾产生、甚至是激化而出现一系列的不和谐现象。总体而言，医患关系正趋紧张状态。

二、影响和谐医患关系的原因分析

医患关系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存在于社会联系之中。表面上看，医患关系紧张是发生在医与患之间的，但其背后有广泛的社会背景，受到政治、经济、社会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与制约。

1.制度原因是根本。“看病难，看病贵”，制度成根源。由于当前的医保制度，患者看病绝大部分报销比例较少，自付比例较高，患者把就医行为理解为消费行为，导致认识上的错误。现行的政策对于大型的综合医院给予了一定的经济支持，但医疗体制的改革滞后于市场经济的发展，医院的补偿机制尚未理顺，补偿严重不足；同时大部分的医院包括基层的医疗机构都需要院方自己解决职工工资、福利等成本，以致“以药养医”和医疗服务的价格服务偏高的情况仍然存在，导致看病难、看病贵，加深了社会舆论以及老百姓对医疗行业的不满和误解。同时，医疗服务资源不足和配置不合理现象并存。

2.院方责任意识渐淡薄。医方出于生存，同时也在利益的驱动下，将医患关系物化，“开大处方”，甚至“收红包”，一味追求经济利益，责任意识淡薄。同时针对和谐医患关系的建立，医院未采取有利措施，对医生也疏于管理，对医护人员的医术、伦理教育欠缺。同时医院缺乏人性化施医的理念。资源出现短缺，优秀人才比例少，全科医生缺乏，医学法学复合型人才稀有，以及医疗设备的稀缺等医疗资源也成为和谐医患关系构建的瓶颈。

3.医务工作者忽视了人文关怀。作为医务人员，在诊疗过程中不能始终贯彻以人为本的思想，也不能谨记人文主义的精神，在利益的驱动下，个别医务工作者甚至触犯法律；个别医务人员工作态度冷漠，对患者缺乏人文关怀，不能做到人性化的医疗服务，更加深了医患双方的误解和鸿沟；现行医疗服务行业人员素质、技术水平参差不齐，医患之间缺乏信任、理解，不能换位思考，几乎没有沟通，医生为躲避责任，保护自己，采取“小病大检查”，开不必要的检查单，加深患者对医生的失望；医生在医患关系中处于主导地位，医生凭借自身在医学知识技能的优势，忽视患者的知情同意权。此外，由于医患双方的立场不同，医患双方信息不对称，缺乏沟通，也是造成医患关系紧张的原因之一，现有的服务模式也无法得到正常沟通。

4.患方医学常识需加强。患者方面由于在医患市场中处于弱势地位，所以一直倍受同情，在提到医患矛盾时，大家的矛头首先指向了医方。所以现实中，由于患者的期望值过高，对医学的局限性不了解等将医生神化、医术神化，认为医术万能与现实产生落差，因此，产生失望等消极情绪。根据中华医院管理学会维权部的调查统计，由于患者对医学知识的不了解，对医疗期望值过高而引发的医疗纠纷占93.8%，希望少付医疗费用的占51.5%，无理取闹的占49.5%，对治疗不满意的占37.6%。另外，随着全民法律意识的提高，维权意识增强，更加重了医疗纠纷发生的频率。此外，现有的关于医患双方的权利和义务的法律规范仍有漏洞，立法不健全；社会民生问题多，高房价、难就业、收入不公平等现象，加深了矛盾激发的可能；社会新闻媒体为博取眼球，追求效益，故意挑事端，进行不实报道，以点概面，对医患紧张关系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社会对医疗行业的特殊性普遍存在不理解现象等原因也成为了造成目前医患关系紧张的原因之一。

三、从生态文明视角探讨构建和谐医患关系的途径

中国将严肃查处医疗卫生领域乱收费，、以医谋私、收受红包、开单提成和医药购销领域商业贿赂等违法违纪行为，严肃行业纪律。老百姓看病贵、看病难问题一直是一个热议话题，如何建立一种和谐的医患关系需要政府、医院、医生、患者和社会的共同努力。造成医患关系紧张的原因有很多，因此，缓解的途径也有多方面的。从生态文明视角来看，构建和谐医患关系的途径主要有三点。

1.政府应加快相关制度建设。政府加快和谐社会建设的相关制度建设，完善生态文明制度，为和谐医患关系的构建提供智力支持和制度保障。生态文明建设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实际行动，是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的具体要求，是实现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根本要求，也是构建和谐社会、和谐医患关系的战略任务与重要支撑。这就要求政府对医院要加大资金投入和技术支持，保证医保制度有效运行和可持续发展。实施宏观调控扩大社保基金筹资渠道，吸收外资和私人资本进入医疗卫生行业，增强了公共医院的竞争力和运行资本。完善社会救助体系，鼓励社会办医。政府要采取切实可行、有的放矢的办法缓解医患矛盾。健全农村三级医疗卫生服务网络和城市社区服务体系，实现医疗资源的合理配置，解决看病难问题。要真正做到“以人为本”，迎难而上，扭转公立医院运行机制上不适用公益性目标的现状，加大医疗卫生体制改革力度。积极推动医疗信息生态建设。目前，随着信息技术的进步，世界范围内掀起了一场以电子健康档案为核心的医疗卫生信息化建设。患者个人的就诊信息也能全面反映出来，有利于更准确、全面的诊断，也免去了患者各种不必要的检查，减轻了患者的经济负担，缓解了医患矛盾，增进了医患互信，政府应该负起责任，尽快调动各相关机构、人员的积极性，推动信息生态建设。政府要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找到医患关系紧张的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狠下决心，共建和谐医患关系。要畅通群众请求渠道，广开言路；聘请社会监督员，监督医院的医法医风；设立投诉中心，医学法律咨询中心，让患者有地方可说话；开展患者满意度调查，可效仿电信公司进行打分制，督促医方的责任的担负；改变原有的评价模式，将生态环境建设、文明环境建设纳入到考核模式，调整医院的办医目标。政府要加大生态文明道理的宣传以及和谐社会目标的宣传，积极通过舆论化解医患矛盾，鼓励换位思考；引导媒体宣传医患之间美好的情感，为医护人员创造良好的执业环境，提高其职业荣耀感。

2.医院要转变观念，树立文明意识。构建和谐的医患关系要求医院要转变观念，加强管理，推进文明医院建设。医院要将自身定位为公益性质，改变原有的单一的追求经济利益为主要目标的评价体系和业绩考核，更加注重对医法医风医术口碑的考核，加强医法医风建设和医学伦理教育，尊重生命。医院是社会为民办实事的平台，是群众享受改革开放成果惠及的地方之一，不能成为追名逐利的场所，医院要真正确立自身公益性质和地位，从机制上消除或逐步消除医患之间在经济利益上的对立和冲突，真正保证“病有所医”。同时合理利用一切资源，节约资源，避免造成不必要的浪费，也避免加重患者的负担，改变“开大处方”的现象；在医疗垃圾的处理上要遵循保护环境的原则，进行垃圾分类，减少对自然的消极影响，从而保护生态环境；院方为患者提供干净整洁的就医环境，使患者舒心。另外，政府想要构建以电子健康档案为核心的医疗卫生信息化体系，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医院等医疗卫生部门的配合，所以，这些机构需要梳理大局意识和生态文明的观念，主动、积极的将自己的信息拿出来共享，推进中国卫生行业的信息互通和信息化，带动公共卫生服务的均等化和现代化。

篇5

1加强思想领域的认知和领导水平的提高

我国各级林业部门都要加强对林业管理工作的重视，积极做到从召开大规模高规格会议，从多方面、多角度、多渠道对林业管理工作进行细致部署和安排。同时不断深化管理人员对林业管理工作的责任意识，本着全党动员、全民动员和优化环境抓好宣传，抓时机抓重点的工作原则，保证林业管理工作的各个环节都能完全达标，从而进一步推动我国林业的健康发展。此外，还要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加快对森林资源保护的宣传，比如通过电视、互联网、标语、简报等渠道。来达到林业管理教育深入人心，提高社会广泛参与性，从而实现全民绿化、全民造林的林业管理模式。

2建立健全林业管理的法律体系

根据各区域林业发展的实际情况，加快建立全方面的，能够促进本区域林业可持续发展的管理法律体系。将林业管理上升到法律层面，促进林业管理走向法制化和规范化。同时还要进行法律法规的修改完善工作，根据新的变化及时做出调整，使之符合当前林业管理工作的需要，从而更好的促进我国林业的可持续发展。

3加强林业管理的科技化建设，不断提高科技化管理水平

针对我国林业管理工作中缺乏较高水平的技术管理问题，相关政府部门应该积极引进国外先进的林业管理技术和经验，来提高我国林业管理工作的科技化水平。不仅如此，我国还要树立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意识，不断加强科学技术的自主研发，结合绿色经济的要求，在发展中不断融入高科技，将我国林业系统的发展真正提升到我国经济战略发展的高度，不断提升林业管理工作的高科技管理水平和质量，来实现我国林业发展建设的信息化、科技化发展。

二、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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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文明是“人类文明的一种形态，是指人类遵循人、自然、社会和谐发展这一客观规律而取得的物质与精神成果的总和；是指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和谐共生、良性循环、全面发展、持续繁荣为基本宗旨的文化伦理形态”[2]。而公众参与理论的先驱Arnstein认为：“公众参与是一种公民权力的运用，是一种权力的再分配，使目前在政治、经济等活动中，无法掌握权力的民众，其意见在未来能有计划地被列入考虑。”托马斯指出：“公民参与公共管理过程已经成为更多公共管理者直接面对的环境与情景。”[3]在分析公众参与生态文明的国内目前研究状况时，采取了文献研究的方法。近年来，我国学术界生态文明建设公众研究成果集中在：（1）公众参与对生态文明建设的意义。理论上，公众参与机制有助于增强公众自身的环境意识、发挥监督作用、提高行政效率[4]。公众参与机制具有权力平衡功能，其运作的效率直接影响到“控权”作用的发挥，为有效实施，必须改革[5]。（2）公众参与生态文明建设的主要途径。我国公众参与生态文明建设在我国的历史还不长，但已经摆脱了单纯由政府主导的局面，“以人为本”“生态文明”等可持续发展理念已日见深入人心。从公众参与生态文明建设的成长模式来看，公众参与的主体范围在扩大，方式和途径也多种多样，听证会业目前已成为主要形式之一，但仍然处萌芽期[6]。（3）公众参与生态文明建设的主要缺陷。公众参与形式的限制和欠缺，导致居民对于生态文明建设仅仅停留在原则性的层面上。（4）公众参与生态文明建设的对应措施。①“义务”向“权利”的转变；②确定公众参与的法律地位；③公众参与程序立法制度的完善，保障公众参与生态文明建设的具体实施；④加强执法，使公众参与不走形式；⑤提高公民素质，强化参与意识和参与实际能力。总体而言，公众参与机制有效运作的前提是生态文明意识的觉醒，“自发的”公众生态意识与公众参与机制的实施是一种相互促进的关系。然而，“我国公众环境意识的低下与公众参与机制运作的低效率却表现出双向制约关系。”[7]如果说生态文明建设意识的强化是公众参与机制运作的前提，那么对生态环境权的主张就是公众参与生态文明建设机制的实施基础[8]。但上述研究，对于公众参与生态文明城市建设的表达机制普遍在于理论层次的研究，缺少具有一定地域特点、深入实地、体现生态文明建设与公众参与性质的调查研究类研究文献，而这正是本文希望通过对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居民公众参与实践的调查来完善的部分。

2研究设计

2.1调研背景

创建公众参与和谐社会的氛围，是为了实现可持续发展、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同的发展。这将有助于提高政府和公众的满意度，促进政府和居民之间的良好互动，当然这种有效表达的实现需要一个良好的机制。公众参与是解决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方法和手段，只有发挥公众参与生态文明城市建设的积极性、尊重公众参与生态文明城市建设的知情权、给予公众参与生态文明城市建设的监督权，才能构建环境与经济发展的“双赢”。本文选取鄱阳湖生态经济区作为研究公众参与生态文明城市建设有效表达机制的主要载体。鄱阳湖生态经济区既承载着保护“一湖清水”的环境使命，又肩负着引领江西地区社会发展的经济功能，要以促进生态和经济协调发展为主线，努力把鄱阳湖地区建设成为全国生态文明与经济社会发展协调统一、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态经济示范区[9]，是研究公众参与生态文明城市建设的良好范本。

2.2问卷的编制

鄱阳湖生态经济区规划范围包括南昌市、景德镇市、鹰潭市，以及周边的九江、新余、抚州、宜春、上饶、吉安的部分县（市、区），全区共38个县（市、区），国土面积约5.12万平方公里，2008年实现地区生产总值3948亿元，年末总人口2006.6万人[10]。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生态文明建设中涉及的城市广、居民多、公众参与的全过程中涉及的方方面面头绪繁杂，本研究遵循了“查阅文献资料，专家访谈、预调研，界定选题，确定研究方法，开展问卷调查和社区访谈，统计数据分析，政策建议”的技术路线。通过查阅文献，对省内环境政策研究专家进行结构化访谈，同时对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内南昌、九江、景德镇、吉安和抚州等5个城市的热心市民进行开放式预调研，收集到公众参与生态文明城市建设建议与诉求67条。合并归纳后选取其中29个具有代表性的条目形成公众参与生态文明城市建设参与表达机制的核心问题部分，该部分分为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建设中公众参与机制的要素（10个问题）、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建设常见观点所持的态度（9个问题）和评价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建设各因素的重要程度（10个问题）等三个部分，采用五点评价法，要求被试者对问卷中的题项与自身的了解做出唯一回答。

2.3对象与方法

2.3.1对象

2011年10月至2012年3月，在南昌、景德镇、九江、抚州和吉安等5个城市通过便利抽样方法，让被调查者面对面填写问卷（自填式问卷）并当场收回，同时采用判断抽样的方法通过电话进行访问，最终回收有效问卷489份，有效率达到81.5%。通过表1中的数据可知，在有效回收的489份问卷中，男女比例、年龄构成、受教育程度、职业构成与地区构成均具有一定的覆盖面，虽然被调研人的年龄集中在18～30岁之间，这种情况造成的主要原因是该年龄的居民更加愿意配合我们的调研，这也从另一方面反映出公众参与的“新一代”年轻力量。综合上述情况，作为探究性研究而言，本次调研仍不失为一份宝贵的公众参与生态文明城市建设的第一手资料。

2.3.2方法

采用自制问卷，内容就被调查人对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的了解和参与程度，对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建设中公众参与机制的评价和被调查人基本情况进行了调查。调查前说明调查目的和保密原则，采取无记名方式并现场收回（或电话记录）。

2.4数据处理

采用统计分析软件SPSS17.0软件进行分析。

3研究结果与分析

3.1部分问卷回答的汇总

问卷的第1、2、3、4、8、9、10、11、18、19为鄱阳湖生态经济区调研问卷的基本部分：涉及被调研人的个人社会公益基本情况、被调研人对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的了解程度、参与程度、基本态度和参与途径等五方面。因为均为常规问题，非本次公众参与生态文明城市建设评价调研问卷的核心问题部分，所以仅进行分类汇总，其汇总百分比表如表2所示。通过该部分的数据，从Q1、Q2、Q3、Q4和Q10的回答情况，不难发现当前公众参与生态文明城市建设的热情（“希望参与”，32.5%）和参与情况（“有参与”，3.3%）并不乐观，大多数的公众处在观望状态（“只有与自己密切相关的项目才考虑参与”，16.6%），他们并不是十分热心（“只是关注但不会实质性地参与”，35%），但也不完全把自己视为局外人（“愿意尽量配合占”，76.1%），对于Q9，人们已不追求单纯的经济开发区建设（7.6%），而有了“生态经济开发区”（77.3%）的呼声，这与王素芳等人研究中所提出的“萌芽期”的结论是相吻合的，也说明生态文明建设公众参与机制的建立任重道远，公众参与意识的培养需要长效地培养。在培养时，宣传途径首选的是电视（29.2%）和网络（26.4%），参与途径可选择公开政府信息（65.6%）、微博（61.3%）、媒体热线（58.9%）、调查问卷（55.2%）和项目听证（50.3%）等，在引导公众参与时要把公众的意见落到实处，改良公众参与有效表达机制，提供便利可行的工作渠道，而不挫伤公众参与的信心与热情。既然引进公众参与，就不能“务虚”，出现走形式走过场，这值得某些政府相关职能部门深思。

3.2信度与效度检验

信度用来反映问卷测量结果的可靠性，对于江西省公众参与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生态文明建设的居民问卷调查核心问题部分进行了三个维度及一致性信度检验，其中，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建设中公众参与机制的要素、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建设常见观点所持的态度和评价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建设各因素的重要程度等三个维度的同质性系数分别为0.687、0.717、0.676，内部一致性信度的Cronbach’sAlpha系数为0.682，一般而言，该系数在0.6～0.8之间就可以表示内部一致可信度较高[11]。效度涉及调研结果是否正确，本次调研问卷的结构效度检验结构为：两两相关系数在0.213～0.519之间，各因素均显著相关。

3.3探究性因素分析

针对问卷核心部分的第一部分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建设中公众参与机制的要素和第二部分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建设常见观点所持的态度这两部分的结论，本文采用探究性因素分析。首先进行KMO和Bartlett球性检验，KMO的统计量为0.833，Bartlett球性检验值为8950.52（P=0.000），两者都达到了显著性水平，表明本文采用探究性因子分析的方法是适合的。根据研究结果选择的四个因子解释项目总方差达到78.44%，将这四个因子的命名和所包含的题项如表3所示，研究结果要表明建立和完善生态文明建设的有效利益表达机制，只有政府充分重视，对投资项目有效管理，提供公众参与的法律保障，提高公众参与程序的透明度才能构建政府、企业、公众三者协调的耦合机制；就公众而言有效利益表达需要提高自身的素质，比如对公共事务的信心与责任感、参与公共事务的信心与责任感和参与意识等。除此之外，为了使公众参与生态文明城市建设的有效利益机制发挥其积极的作用，还必须匹配相适应的议事协调制度和信息平台建设，加大宣传，明确公众参与的范围、比例、专业要求和奖励措施等等。

3.4公众对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建设的关注情况

问卷的第三部分主要回答评价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建设各因素的重要程度，考查被调研人对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建设中的关注事项，进而回答公众在参与生态文明建设时更加关心的问题。在问卷设计中将生态文明建设可能带来的益处分了促进经济发展、增加就业、增加财政收入、增加居民收入、改善居住环境、提升江西品牌影响力、提升江西旅游资源水平等十个方面，采用五点评价法对其重要程度进行调研，这十项评价的平均分依次为：3.26、2.99、4.10、2.61、2.81、3.44、3.25、3.82、3.25、3.31，评价分越高，代表公众在参与生态文明建设时越加关注，关注程度前五项依次为：改善生态环境、提升江西的品牌影响力、增强环保意识、促进经济发展和提升江西的旅游资源水平。为了研究参与的不同人群结构（是否在鄱阳湖湖区、年龄、公益热心程度和工作性质等）对生态文明建设关注程度的差异，在SPSS17.0中对数据进行了独立t检验，其结果如表4所示。鄱阳湖经济区比非鄱阳湖经济区的公众更加关注“增加财政收入”，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较多地投入于地方经济的发展，而非鄱阳湖经济区的民众并不能享受到这部分的收益，所以在非鄱阳湖经济区公众利益表达机制中该部分差异显著。从年龄段而言，18～30岁的公众对于体现发展的“促进经济发展、增加就业、增加财政收入、增加居民收入”的四个指标比其他年龄段更加关注，18～30岁正是人生发展的年龄，正所谓“三十而立”，而个人的进步必须与社会的进步同步，同时该年龄段的公众因为处于财富积累初期，故对收入也较为敏感。基于自身利益出发，职员与其他人员在“吸引外资”和“增加财政收入”有显著差异，外资的投入、财政收入的增加对于职员而言意味着更好的就业环境、可能的更高收入或者潜在的发展平台，这也是自身利益表达机制的一种体现。而热心的公益人士比不热心公益的人士更加关注“改善生态环境”，对外界环境的关注本就是公益人士的特点之一。通过上述分析，在生态文明建设公众参与的表达机制中，不同居民的参与诉求的出发点是“和而不同”的，必须予以充分的尊重和考虑，否则由于自身关注度的冲突，公众参与也有可能如“散沙”般形成不了合力，那样的话，对生态文明建设能够产生的影响将十分的有限。

4结束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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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多样性与文化包容性之间存在着深刻的内在联系，是创意和创新的培育土壤。大量案例证明，尊重生物多样性，并与文化多样性相结合，才能引导大量新兴产业的人才、资本、技术等要素的集聚，形成生态文化产业园区甚至生态城市，优化生态和文化环境，最终实现文化多样、环境优美、创新活跃、居民幸福等目标。中国“天人合一”的生态文化传统、广阔多样的地理资源，成为将文化与生态结合发展的助推力。美国学者理查德•佛罗里达对美国创意经济最活跃的城市做了统计排名，结果发现科技发达、文化多元、休闲时尚、舒适性高的城市是最能吸引创意人才的家园。新一代创意人士所钟情的舒适性与前几代人不同，他们更喜欢划船、攀岩、现场音乐会、有机超市、户外餐等与良好生态环境结合的参与性休闲活动［2］。生态文化产业是以生态为基础，视生态环保为最高理念，以文化为内涵，以科技为支撑，以灵活多样的产业形态为表现特征，以生产经营和市场运作为手段，向消费者传递或传播生态的、环保的、健康的、文明的信息与意识，为经济社会发展注入生态文化力量的产业。生态文化产业既是一种文化，也是一种经济形态，更是一种可持续发展的产业［3］。在宏观上以生态战略为指导，调整文化产业结构；在微观上给文化企业规定严格的有法律约束力的生态标准，从生产工艺和技术上实现清洁生产，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减少环境污染，实现资源的永续利用［4］，综合生态、文化、经济、社会各因素进行合理布局，发展生态文化产业新模式。

2生态文化产业园区建设对策

现代生态文化产业园区，是具有创意文化内涵和现代服务经济的新型园区模式。生态文化产业园区建设能否成功，关键在于它的创新活力和产业支撑，否则只是一个徒有外表的空壳。生态文化产业园区的“现代性”主要表现在知识经济基础上的综合创新能力和产业转化能力，它需要发达的文化产业作为支撑，形成宜居和宜业的环境，吸引大量的知识型劳动者，推动全球化背景下绿色经济要素与知识型产品的集聚和流动。这是生态文化产业获得成功和可持续发展的关键之一。它是一种对文化产业发展模式的综合改革，是对文化产业结构、消费模式、文化活力等要素的综合升级。结合中外文化产业园区发展现有态势，生态文化产业园区建设应包括以下几个要素：首先是生态型的经济模式，保持生态环境的平衡，把打造环境友好型的工业、农业和服务业作为优先发展的目标；其次是提高资源的循环利用效率，最大限度避免资源浪费；再次是立足文化消费和生态体验，打造绿色服务经济；最后是积极开发多元化的文化产品和文化服务，引导消费者从文化消费中获得高品质的享受。

2.1树立“生态消费”观念鲍德里亚认为，消费社会中，把企业对利润的无限追逐和消费者的极度应享性看成是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消费的目的不是为了满足实际需求，而是满足因不断追求而产生的刺激与欲望。这种观念在逻辑上会导致资源的过度开发等一系列生态问题，使人类行为丧失价值维度。生态消费是人们在决定是否买某种商品以满足自己的生产、生活需要时，越来越多地考虑环境要素，坚持购买和消耗符合环境标准的商品［5］。生态消费关注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崇尚简朴和健康的生活，倡导消费“绿色产品”。消费者的生态消费心理会对文化生产形成压力和制约，引导其在生产中引入“生态”理念。国家“十二五”文化发展规划指出，要创新文化产业商业模式，开发特色文化消费，拓展大众文化消费市场，提供个性化的文化产品和服务，培育新的文化消费增长点。生态消费作为新型低碳特色文化消费，是拉动生态文化产业发展的动力。

2.2健全文化产业的生态链随着文化产品市场与国际市场的对接度提高，文化产品“走出去”步伐加快，文化产业结构调整和文化产业发展方式转变成为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文化产业生态化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根本，生态链作为文化产业链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是实现文化产品向资本转化的必要路径。建构文化产业生态链需要发展新兴的静脉产业，完善和健全废物处理、回收、再利用系统，形成“自然文化资源—文化产品—再生资源”的循环链条。如前文提到的数字文化产品即将进入大量更新淘汰期，应尽快建立起完善而有效的回收再利用系统，以节约资源，减少污染。文化产业发展过程中，通过完善的生态链实现资源合理配置和产业结构优化是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

2.3加强创意环节的开发当前我国文化产业发展大都依托传统历史资源和文化资源，因其不可再生性，成为文化产业发展的新问题和桎梏。而创意产业的兴起和发展为生态文化产业发展提供了新契机。创意是人们有目的的创造性思维活动，具有原创性、创新性的特点。创意提供的是富有人文气息、满足消费者精神需求的产品或服务，生态产业提供的是有利于环境保护和消费者身心健康的生态产品与服务。创意和生态相结合便真正实现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和谐共生。文化产业发展由传统的资源竞争转为内容创意竞争，文化经济增长方式也因此由粗放型向集约型发展转变。创意是对传统历史文化资源的重新开发和利用，依托但不依赖于传统历史文化资源，不仅对其实现了保护，同时培养和提升了国人的创造力与创新能力，可以解决现阶段文化产业发展出现的生态问题。同时，文化产业发展可积极开发体现生态主题的文化产品和服务，不仅有利于中国社会可持续发展，而且有利于提升文化软实力。生态文化产品和服务的开发反过来可以刺激和引导绿色经济的市场需求。从世界范围看，全球领先的文化产业项目，越来越多地表现出“一体两翼”的运作特点，即以创意为龙头，以金融服务和科技开发为两翼，形成联动效应，提升竞争力。这为中国生态文化产业园区的建设拓展了新视野，可开发更多绿色生态型、节能减排型的文化创意产业基地和园区。上海花园坊节能环保产业园便是生态文化产业园区的典范，该园区利用太阳能、风能、地热、地冷等自然能源节能降耗，建立遮阳系统、室内新风系统、雨雪水等中水回收系统、节能门窗等数十项节能技术，成为一个综合节能环境方案解决中心。花园坊园区内，每幢建筑物都是节能环保技术的体现，如地源热泵中央空调系统、水源热泵中央空调系统、太阳能光伏发电、太阳能集中热水供应系统、外墙外保温、双层中空玻璃、遮阳门窗、楼宇自然新风系统、雨水回收系统、节能照明系统和智能化控制系统等。更重要的是花园坊园区通过对节能环保产业的“展示、交易、集聚、服务”四大主体功能的打造，形成三级产业集聚，全方位、多功能、共享性的节能环保综合服务平台和集成商务平台，打造出生态节能与文化产业相结合的新型复合型产业园区模式。

3结语

篇8



关键词：生态文明；文明形态；整合性；建设性

Abstract:Theintegrativenatureofecologicalcivilizationreferstotheintegrationofcomplexity,ecologicaltransformation,synchronismanddiachronism.Theconstructivenaturereferstotheruleoflogicandcirculation,humanintrospection,“sentimentandreason”inhumanisticecology,andaffectivesynthesisof“humanfactor”.Thediversepatternsofecologicalcivilizationaremanifestedinsymbiosis,integration,reciprocity,multiplicity,complexity,poeticnatureand“grandbeauty”incivilization.

Keywords:ecologicalcivilization;civilizationpattern;integrativenature;constructivenature

一、生态文明的整合性

从深生态意义上看，生态文明不仅是治理与环保问题，更是一种观念、机制、形态及人类文明运行的终极性问题。人类的一切活动都是自然与人这两个维度的错综交织、多样融合及系统构成。生态文明作为人类的文明形态，要通向人类生存和发展的未来，必然以活化人的维度为主导。活化人的维度既是目的又是手段，这表明人是人的活动的目的又是手段。作为目的，人的一切活动都是为了人的自由及和谐地生存与发展；作为手段，人的一切活动方式，人为自身创设的一切生存条件都能够体现出工具性，具有技术性的操纵取向。而人之所以能够活化自身存在的维度，不惟人自身，而必须是深生态性的，作为系统化的文明构成形态，生态文明成为润化多样机能的交叉互补的整合机体。

首先，复杂性整合。生态文明依据生态系统演替的节律而表现过程性与整合性、线性与非线性、有序与无序的复杂性，并且也是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整合性。生态系统的演替本身既是一个进化的又是非线性的过程，在向人类生存活动的“化成”中，必然促使人类自身的进化与演替，同时就表现出“自然的人化”这个人类文明生成过程的线性与非线性、有序与无序的复杂特性。在这样的历史与逻辑序列中，生态文明必然整合与融括自然进化、人类文明的生成和发展的一切结果，体现人与自然生态同体进化的生态节律。其次，生态转换性整合。生态文明在人与自然生态互为工具和目的的关系中体现，是带有转换性特征的文明形态。对人类的生存活动来说，自然是人生成和发展的手段，也是目的。就其手段性而言，人不仅需要自然的生态价值支持，还需要借助自然的力量发展自身，获得自身生态优化生存的条件；就其目的性而言，自然是人类发展的目的。一方面，人类发展的未来形态是与自然和谐共处的文明构成；另一方面，人类自然之身的活动状态，必然依据和谐、生态化的自然形态，并且人的生存与发展的最终结果，必然集中体现在人自然之身的优质化存在。对自然生态的和谐性结构来说，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既是工具又是目的，一方面，人类发展的程度可以映现自然的状貌；另一方面，人类发展的终极形态，也可以润化出自然生态的和谐形态。

再次，历时性整合。生态文明在人类文明发展历程中，由不同文明形态的历史性、韵律性及有序化的转换而表现了整合性。人类社会发展经历了原始文明、农业文明、工业文明等多种形态，以及当下我们进行的后工业文明等，那么，生态文明作为新型的、面向未来的文明，辩证地汲取、有机地整合了一切文明的积极与合理因素，涤除其非合理因素及危及人的生态化生存的因素，并且通过最佳体现人与自然生态和谐一致的关系，而使人能够始终居于永续发展节律中。

最后，共时性整合。从现实的人类生存和发展的过程中，人类已经结晶出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等文明形态，这些文明结出了“人文化成”的累累硕果。物质文明筑就了人类生存和发展的物质基础，成为发展的物质前提和保证；精神文明作为人的本质的体现，致力于构造人的精神—心灵结构，引领人们积极主动地追寻生存活动的自由，提升人类生存与发展的魅力；政治文明通过建立社会运行中的约束机制与体制，而使人们能够合理而有效地从事各种活动。生态文明作为多种文明形态的整合性文明，依据生态整体性的运行节律和方法，使多种文明形态形成辩证的统一体，并从中合理而有效地发挥各种文明形态的职能。

二、生态文明的建设性

生态文明是建设性的（广义）：其一，它表现为生成性、合成化的人类文明形态。作为生成性的文明形态，生态文明建立在历史的演替和延续的脉系中，是人类发展过程中不同文明形式的最高层次、最终极形态的展现；作为合成性的文明形态，生态文明既整合了文明形成中适宜于人类生存和发展的诸多文明样式，同时也成就了自身的多样形态。其二，它表现为建设性（狭义）、和谐性的人类文明形态。所谓建设性（狭义），是针对人类对自然家园的变异及破坏性而言的；所谓和谐性，是指生态文明要通过重建自然生态的和谐环境，引领人们能够在和谐关系的演进中去享受和谐生存。

生态文明与人类其他文明形态的不同点在于，它建基于人与自然的生态和谐条件下，并不断建设性地完备这种和谐机制。显然，生态文明的建设性并不排除人类活动的工具性和技术性，更不排除科学活动及人的主体意识，同时还充分肯定了“人文性”，肯定了人类的自主生存意识，并立足于运用人类历史演替中形成的一切积极成果发展自身，进而使人类自身能够永久性地构建和谐自由的社会存在关系。但生态文明的建设性还要求，由人类的智慧与能量而成就工具性与技术能力，在不断地创造人类文明成果的同时，更要致力于创造生态恢复及补偿性的文明成果，必然需要设定对于自然环境及人的生存的生态安全，要不断生成深绿色之思，将工具与技术不断地转换为建构生态及绿色生境的技术。为此，我们可以从多重角度审视生态文明的这种建设性。

首先，从逻辑及演绎节律看生态文明的建设性。人与自然的生态和谐关系是生态文明进程的逻辑起点，也是终点，而最终成就与完善的是人的生态和谐性的生存。但在起点与终点的逻辑转换节律中，终点形态的关系，必然是对起点形态关系的超越，是在更高层次，在更加深刻的意义上，在更自由、更和谐的情境中展示人类的文明，必然是体现人类在更高层次上的生态和谐性的生存。从这种意义上看，人与自然和谐的生态关系的本质及价值就表征着一种和谐与循环性的路向，或者说，这种关系的韵律特征是创生和谐与循环性价值形态的展示，同时也使生态文明呈现着这种和谐与循环性的价值形态，并且在肯定与超越性节律运行中体现辩证否定的过程。

其次，从人的自省性看生态文明的建设性。建设生态文明的基本力量是能够积极主动地认识、体验人与自然生态和谐关系的人，是能够把人的生存与发展机制放在这种关系去构建的人。生态文明的建设性总是向未来迈进的，以“生态人”为主体构成的建设性的文明形态，需要人们有基本的反思力和自省力。人类要构建生态整体性文明机制，以完备自身的生态性生存能力，并有效地促合那种“深绿色”生命体验形式，就必须要求人的反思与自省。在建设生态文明的过程中，人类的自省力要求人们应该完备自身的生态创生性能力，强化生态协调能力，进而激活人们的生态性生存能力。所谓自省力，无非就是要科学、合理且生态化地思考及把握人们这一系列能力的机能性和节度性。这种自省力不可能撇开自然生态力的作用。因为人类生存于自然生态系统中，受到“盖娅”母体的呵护，对生存资源的获取不可能超脱自然力的供给，人的一切生命活动机能无不来自于自然生态力，这基本是一种顺向的力的递进。但当人们为了满足自身的欲望，力图寻求最大化的利益，满足自己最大化的财富需求时，在向自然生态进行最大化的索取时，就必然造成自然生态力的反向作用。这实际表现了自然生态力及环境支撑力的有限性与人的欲望追索及扩张的无限性之间的矛盾，像福斯特所言，“在有限的环境中实现无限扩张本身就是一个矛盾”[1]。这就警示人类必须反思自然力的负重程度及承载能力，必须思考人类如何才能在永久的程度上保持自然力永远处于跃动的状态，能够持续地、稳定地为人类提供生命力的资助，为人类永续发展不断注入生命的活力，进而优化人类的生存结构，构建人类的未来。

再次，从人文生态的“情理”构合看生态文明的建设性。生态文明以演奏“生生”的韵律而突出“合”与“和”的机“理”，由生态系统的“合理”本性及合“理”的作用，组构成网络化、系统化并且是情意化的文明结构。生态学家王如松说：“复合生态系统不仅遵从自然界的‘道理’，也遵从人类活动的‘事理’和人类行为的‘情理’。”[2］97在这三重“理”的构合中，人的行为的“情理”不仅是溶解剂、剂，更应该是不同“理”的形态转换的中心。因为在人类文明的构成中，除了意识与观念、制度与律令等因素的导向性及规范性以外，主要是由人的行为来体现，即人的行为方式，往往可以体现出人的文明程度。显然，我们对“情理”的认同，一方面要符合人类生存活动的“情理”，另一方面要符合自然生态的“情理”。之所以称自然生态的“情理”，是因为人类认识和体验的自然生态必然是经由人对多种“理”的构合而展开的，这多种“理”的渗透便润化着由“情理”到“事理”再到自然之“道理”的转换韵律，其建立的运行模式的最终趋向，应该是在更高的意义上使人类行为的“情理”符合自然生态运行之“理”。

最后，从“人力”的情意合成看生态文明的建设性。生态文明建设的主体因素在人，在人类自身而不是自然。复合性生态系统的运行机理在于人来掌控，是由人依据生态的律令及规则来调控，是要通过生态人格的塑造而不断地构建人与自然、社会及人与自身多重关系的自由融合，需要自然生态与社会生态、精神生态的平衡机制，需要文化生态自组织系统所构建的人文基础。王如松说：“复合生态系统与自然生态系统的最大差别在于人的主观能动性，人这个超级生物可以通过技术、组织和文化在大的时空范围内操纵系统行为，使其为少数人的短期利益服务。因此，怎样调节人口、人力、人文、人气的关系，诱导人的温饱、功利、道德、信仰和天地境界，协调个体与集体、局部与整体、眼前和长远、物质和精神间的生态关系，是复合生态系统可持续发展的前提。”[2］97“三理”的情意合成必然彰显人的主体化力量，其行为及其“情理”必须顺化这种系统化、逻辑化之“理”的序列。在调节人口、人力、人文、人气的关系中，更重要的，还应该有“人情”，或者说，“人情”更是活化人口、人力、人文、人气关系的血脉，因为没有“情”、没有爱意的人的行为是干瘪的，无生命的。马克思认为，人能够以激情、热情“强烈追求自己的对象的本质力量”[3]，其实，这种情意追寻同样构成人的本质力量，我们可以将这“五种”生存状态的合成视为广义的“人力”，而其连接的线就是“人情”。事实上，“人情”也促成自然人化和人化自然的有机融合，并且富有深情地演奏这种“化”性转换的交响曲。从这个意义上看，“人情”可以被赋予双重内涵：一是在人类的生命序列和社会生活序列中表现人情，包括亲情、友情、爱情、道德之情、对弱势群体的关爱之情等；二是在人与自然生态的关系序列中表现“情”，主要是人类活动及人的行为方式对于自然的情，既有对自然生物又有对无机状态及无生命的自然物的情。

三、生态文明的多样形态

生态文明是有情意的文明形态，情意必然蕴含诗意性、融合性，必须是合理、科学、协调、统筹、全面及可持续地融通，并能够调控人的需要，消解人的欲望性的利益追求及非可持续性的财富观念。因为利益与财富的最大化作为功利性的追寻，往往是弱化“情意”的，是非生态性的，也是非“理”性的，必然背离诗意及融合性。生态文明的“情”应该通“理”，在“情”与“理”的构合中把爱施放于全人类，施放于与人类生存活动朝夕相伴的大自然，施放于生命共同体，施放于大地之母；不仅施放于当代人，更应该施放于我们的子孙后代，并以人类的“大爱”展示人与自然共生共荣的“大美”之境。

第一，共生性、融合性文明。生态文明不同于人类历时性发展中凝结的其他文明成就，因为迄今为止，人类所成就的一切文明成果作为历史性存在，尽管有其历史合理性，但同样也存在历史局限性及独有性，或者说，各自关注了自身文明存在的建设性领域。生态文明必然是全面、合理、可持续性的，是希求与自然生态、生物多样性，在共在家园中同体共生的人类文明形态，并且是整合及有机地融合了迄今为止人类社会所成就的一切文明成果。

第二，互惠性文明。生态文明的审视角度更应该立足于生存论的向度，需要通过人在自然天地中的整体性生存而呈现生存质量向度。人的生存质量并不只是以物质生存质量体现，也不是脱离自然和现实生存而以虚幻的精神性生存质量来体现，而必然是整合性、融合性、共生性的，是以全面、科学、合理的生态性生存质量来体现。人的生存质量还需要以人的物质肌体的存在质量作为显示器，通过肌体的活力及能量输出，信息传递的速率、活性程度和质量来显示生存状况。人要求“生”固“命”向自然获取的首先是物质能量与信息，以完善肌体的存在，而当前人们面临的环境危机状况所危及的首先是人的物质肌体及其延续。这同时显示，人的生存理应同自然、环境构筑互惠互利的能量与信息的转换机制，同时还不可忽视代际互惠，即“为了能让未来世代有平等的机会从土壤、净水、森林、海洋和气候取得财富与福利，我们现在就不能任意破坏这些自然资源，以免后代子孙再也无法有效进行利用”[4]。只有在这种多重互惠状态下，才能保证共生性与融合性的生存机能，才能使人类文明的根基牢固。

第三，复合性文明。共生、融合及互惠互利性的文明构成的人类学基础应该是复合性的，即体现人类复合性生存的文明系统。复合性生存的基础是复合生态系统，它使自然与人（社会、经济、精神/文化）以复合性存在结构呈现着生态性构成。其中起码存在两套系统，一是人类“自体”性的生态存在系统，一是人类与自然“共体”存在的生态系统。由此也使复合体成为两套，即一是人类“自体”性的复合体，一是人类与自然“共体”性的复合体。两套系统和两套复合体是错综交织的，但必须相互支撑，呈现支持结构，这种支持性凸显和谐程度，各自机能得到优化、能量得到最优发挥实际就是文明的呈现。

第四，复杂性文明。复合生态系统是复杂性结构，生态文明同样是复杂系统结构。复杂系统构成了自然生态和人类生态的基本样态，必然使我们生活在一个复杂的非线性的世界中，文明也同样处于这种复杂且非线性的构成中。复杂性现象主要是通过有序与无序的交织，多样性的存在状态，以非线性、不稳定性和不确定性体现自然生态、生命共同体和人类文明，体现人类存在的“自体”与“共体”不断形成与发展的基本特征。这使得生态文明在“多”与“一”的统一，“异”与“同”的统一，无序与有序的统一中，形成复杂的、自组织性的并且是处于永久性演替节律上的系统结构。同时生态文明较之人类构建的物质文明在偏于物质基础性的建设方面，精神文明偏于对人的精神世界的建设方面，政治文明偏于对社会规范体制与系统的建设等方面，也具有更大的包容性、整合性及复杂性。

第五，诗意性的文明。生态文明演绎人类的诗意生存，将人类的生存律动调适在诗性的节律中，使人的生存质量呈现为诗意的质量，也祈望将人类文明的一切成果化生为一种“诗性综合体”。同时，生态文明还力主拯救沉浸在那种被生存欲望及无限扩大的财富欲念所“遮蔽”的人的精神，促使人们不仅能够构筑“自体”性的诗性生存节律，更要和谐地润化“共体”性的诗性韵律，并使那种所谓神性的“诗性乌托邦”转换为现实、具体的生存场域，将生命的本真“敞开”，从而让人们真正且深度地体味到“诗意地栖居”的韵律。

第六，生态文明是“大美”的文明。生态文明作为塑美的文明形态，是不断地构筑系统整体性及和谐美的文明形态。显然，生态文明不仅要构建人类“自体”性的美，更要注塑人类与自然“共体”性的美，即“大美”。因为生态文明是在“大道”及“大化流行”之境中生成，所以它呈现的美的形态就必然是在宇宙自然之“大”以及在生生化育中显现着美的状态。同时，生态文明的整合性、融合性、共生性、复合性及其复杂性都必然是通向“和”的，是“大美”之“和合”及“生化”的神韵之境的显现。

四、结语

生态文明全面、整体、可持续性地，并且是绿色地集合与融聚人类那种无限的创生性机能，希求与自然生态、与生物多样性，在共在家园中同体共生、互惠互利，呈现了“人类遵循人、自然、社会和谐发展这一客观规律而取得的物质和精神成果的总和”，体现了“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和谐共生、良性循环、全面发展、持续繁荣为基本宗旨的文化伦理形态”[5]。

参考文献：

［1］约翰•贝拉米•福斯特.生态危机与资本主义［M］.耿建新，宋兴无，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2.

［2］王如松，周鸿.人与生态学［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4.

［3］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169.

篇9

生态文明包含非常丰富的内容，包括生态制度文明、生态意识文明和生态行为文明。其中生态意识文明具体来说，就是单纯追求财富增长已不再是人们的目标，不再以战天斗地为乐趣，而更多是体现人与自然平等、和谐的价值取向；生态制度文明指的是社会需要有一套相应的制度来保障生态建设，包括生态文明社会所要求的制度、法律和规范；生态行为文明是在一定的生态文明观和生态文明意识指导下，各个利益相关者在生产生活实践中推动生态文明进步发展的活动。

1.1指标构建原则

本文所构建的指标体系遵循生态文明建设的三个方面：生态意识文明、生态制度文明以及生态行为文明。并且遵循以下指标构建原则：第一，指标的选择应该与少数民族地区的发展现状紧密联系在一起，指标要借鉴国内外的相关指标和云南省生态文明规划纲要标准，因地制宜。第二，所选取的指标能够有效的代表和评价少数民族地区生态文明建设程度，在尽可能少的选择指标的同时要具有代表性。第三，指标的选取与构建要具有科学性。第四，可行的原则指标。确保指标数据容易获得，易于操作分析，使城市生态文明程度可以得到定量的反映。同时，在参考现有的两型社会、和谐社会、可持续发展社会综合评价指标体系的基础上，本文建立了少数民族地区生态文明建设综合评价指标体系。指标体系由生态文明经济子系统、生态文明保障子系统、生态文明承载力子系统、生态文明环境子系统以及生态文明意识子系统五个一级指标，以及30个二级指标构成。一级指标与二级指标相辅相成，能够全面的反应少数民族地区的生态文明建设情况。

1.2少数民族地区关于生态文明建设的综合评价指标体系

少数民族地区在进行生态文明建设的过程中，经常存在诸如环境恶化、经济发展落后、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能力不强等问题；于此同时，在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识方面，公众的生态文明观念薄弱，极少参与到生态文明建设具体过程中。在《七彩云南生态文明建设规划纲要》中提到了在建设生态行为文明的过程中，有必要在发展经济的同时保障生态安全、以及建设生态社会；建设生态制度文明就是要完善生态制度；生态意识文明就是要加强建设民族生态文化保护工程和生态意识的提升工程。根据《七彩云南生态文明建设规划纲要》以及国内外现有的生态文明相关研究理论与结果，选择构建了以生态文明经济子系统、生态文明保障子系统、生态文明承载力子系统、生态文明环境子系统、生态文明发展子系统五个子系统为一级指标的少数民族地区生态文明建设程度综合评价指标体系。

（1）生态文明经济子系统。经济是任何文明的主要支撑，所以要高效的发展生态文明建设是离不开经济的发展。而在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相对落后，所以要更加注重此地区的经济发展。为评价云南少数民族地区研究对象的经济水平，本文选取了农民人均纯收入以及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作为评价指标。云南少数民族地区的旅游业发展都比较成熟，比如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大理白族自治州和红河哈尼族自治州等，所以在经济发展中旅游业的发展尤为重要，所以选取了旅游收入占地区GDP比重此指标；工业用水重复利用率、城市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和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率三个指标归纳为循环经济指标，而发展循环经济是可持续发展的本质要求。

（2）生态文明保障子系统。人们的生存需求难以得到满足，所以不得不顾及眼前的利益，用资源来换取利益，这势必会加剧资源消耗以致资源枯竭。少数民族地区的贫困是生态问题的根源，是最严重的污染源，不消除贫困就不能有效的发展经济。城市化水平、贫困人口比率、居民平均预期寿命三个指标反应了被评价地区人民生活状态；社会保险覆盖率是指社会对社会成员所给予的必要的基本生存保障；基尼系数运用定量测定收入分配差异程度的方法，给出了判断地区贫富差距程度的方法。在此本文按照国际通用的原则，以0.4和0.6作为划分标准，即基尼系数超过0.4为收入差距较大，超过0.6为收入和差距极大。本文根据《七彩云南生态文明建设规划纲要》确定了基尼系数的目标值为0.3～0.4。

（3）生态文明承载力子系统。生态承载力包括两层基本含义：第一层涵义是指生态系统的自我维持与自我调节能力，以及资源与环境子系统的供容能力[9]，这是支持生态承载力的一部分；涵义的第二层是指生态系统内社会经济子系统的发展能力，这是生态承载力的压力部分。资源、环境、人口与发展问题是解决生态承载力的焦点。在本文中，将生态文明承载力子系统分为四个部分，以评估子系统组成。第一个部分：人口特征与资源的占有，包括人口自然增长率、人均水资源量和人均耕地面积，少数民族地区计划生育是一个严重的问题，所以选取了人口自然增长率指标；第二部分是资源消耗，包括单位GDP能耗和单位GDP水耗，前者是评价被评估地区消费水平和节能降耗状况的主要指标，而降低单位GDP水耗是水资源持续利用的关键；第三个部分是资源的利用，随着人类对资源的不断利用，不可更新的资源会日益枯竭，所以我们要利用可更新资源才能达到可持续发展，所以选取了清洁能源使用率、主要可再生资源回收利用率和节水灌溉面积占有效灌溉面积比三个指标来评价资源利用；最后一个部分就是污染排放，选取SO2排放强度和化学需氧量两个指标来评价。

（4）生态文明环境子系统。在发展经济的同时也要注重环境的保护，生态环境的保护是生态文明建设的基础。在进行生态文明建设的过程中，要将重点放在提高人民生活质量、努力改善生态环境和积极推动可持续发展上面。在具体措施上，要注重运用科学技术，确定生态文明建设的重点治理地区，使当地的生态环境建设与经济发展有效结合起来。在生态环境子系统中，农村卫生厕所普及率、集中式饮用水质达标率和旅游区环境达标率三个指标评价了被评估地区的生态环境质量。此外针对云南地区水土流失严重、洪涝灾害频繁以及沙尘暴发生的情况，本文还选取了森林覆盖率以及水土流失程度两个指标用来评价少数民族地区的生态保护程度。

（5）生态文明发展子系统。在生态文明发展子系统中既包括了生态文明意识发展也包括了生态文明制度的发展。在少数民族地区，教育落后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所以选取了九年义务教育普及率和生态文明宣传教育普及率来评价少数民族地区的生态意识发展。2012年云南所受到的自然灾害有：低温霜冻灾害对农作物和经济作物造成了影响，农业经济损失了0.5亿元；在迪庆、丽江、昆明、玉溪、红河等州市发生森林火灾24起；全省各州市发生洪涝灾害251次造成63.9亿元经济损失；昭通、曲靖、文山、红河、迪庆、丽江、大理、德宏等发生滑坡、泥石流、崩塌等地质灾害24起造成直接经济损失5.0亿元。自然灾害所造成的经济损失包括预防支出、施救支出已经灾后重建支出。预防在自然灾害管理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起到第一道防线的作用，因此预防成本可以有效的避免和减少灾害的损失。比如预防干旱和火灾的水井等基础设施的建设、灾害发生后的救助物资和资金的准备，逃生的宣传教育培训费用等都属于预防成本。由此看出政府应该提前做好预防措施减少自然灾害的损失，所以本文选取了环保产业占GDP比重、预防自然灾害占地方财政支出的比例两个指标来评价云南省少数民族地区生态制度完善情况。公众对环境保护的满意程度指标是评价少数民族地区公众对生态文明的参与度。

1.3指标体系权重的确定

评价指标权重确定方法有：模糊分析法、二项系数法、层次分析法、专家调查法、环比评分法等。其中层级分析法由美国运筹学家Saaty提出，是一种定性和定量相结合的、系统化、层次化的分析方法，对于解决复杂问题并提出相应决策具有较高的信度和效度。因此本文采用层次分析法（AHP）来确定少数民族生态文明建设评价指标体系的权重。

2结论

篇10

城镇化可持续发展是中国经济长期健康增长的重要保障和主要动力。面对我国城镇化可持续发展所存在的诸多失衡问题，我们必须积极推动人口迁移转换、城镇产业优化升级、城镇空间积聚和功能完善，实现我国城镇化由非均衡向均衡发展转变，推动我国城镇化可持续发展。人口城镇化可持续发展是人口迁移和转换的统一过程。促进人口的迁转均衡应把人放在一切经济社会活动的中心，以人为本，既着力解决“进入”问题，更着力解决“融入”问题。第一，要进一步完善福利与户籍相分离的人口管理制度，加快落实稳定居住为依据的城市户籍准入制度，以有稳定就业岗位的农民工为重点，把在城市居住一定年限、具有稳定劳动关系的农民工及其家属逐步转为城市居民。第二，推动城市户籍准入与农民土地权利分离。充分尊重农民自主选择权，同步完善征地和土地流转制度，支持农村生产要素和资源参与市场平等交换的权利主张，使农民留乡有地有收益，离开土地也有保障，这样既有助于解决和减少城镇化快速发展时期的土地矛盾问题，同时也为我国未来城镇化发展留下一定的缓冲空间。第三，加快推进就业、教育、住房、社保等制度的改革步伐，促进人口城镇化发展的过程共治和成果共享，尊重与重视转移人口表达意愿和参与公共事务的权利，逐步形成转移人口与城市居民统一平等的公共服务制度体系。同时特别重视转移人口后代平等接受义务教育的权利，并做好义务教育与高中阶段教育的衔接，以避免代际发展机会的缺失。在确保城市效率和生活质量的前提下，使城市能源和其他自然资源的消费和污染最小化，实现城市发展向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的绿色城市发展模式转变。

二、遵循生态文明理念，加强城镇化建设

（一）实行生态文明经济发展模式

在加强新型城镇化中，生态文明经济呈现“三低一高”（低投入、低能耗、低污染、高效益）的发展特点，生态文明经济由生态化技术体系支撑，生态化技术体系从技术研发开始就考虑维持“自然—人—社会”复合生态系统的持续、协调、全面发展。生态化技术体系在应用时不仅考虑其对自然的开发能力，而且充分考虑对生态系统的修复能力，重视提高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能力，以既满足人的需要又有益于生态平衡为尺度，力图兼顾当代人的利益、子孙后代的利益以及地球生命系统的整体利益。在加强新型城镇化中，低碳经济和生态文明消费型经济都是经济与生态的协调发展，使整个地球的生态系统相协调，在比较宏观的方面，较少关注社会因素；侧重生态环境的承载力。绿色经济有宏观与微观之分，宏观上的绿色经济是指立足于“自然—人—社会”复合生态系统的持续、协调发展，以人类健康和保护自然为目标，实现生态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相统一与最优化的经济发展形态；微观上的绿色经济是指工业产品、农业产品、服务产品在生产、加工、营销和消费等环节，无污染的、不损害人类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的、符合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生产和消费范式；侧重自然、人、社会的健康与发展。在生态文明经济思想的指导下，继承传统经济中发达的水平维和强大的力量维，摈弃传统经济发展中对自然资源、生态环境、人类健康和人的全面发展产生的负效益和负价值，应用现代生态化技术体系武装改造传统产业，在建设新型城镇化道路上，把传统经济的改造、提升融入到生态文明经济的发展当中，能够使它们有机联系、协同发展，相辅相成，既互相补充又互相促进，构成一个系统，形成生态文明经济体系，具有更强大的功能。

（二）建立健全生态保护法律法规

随着我国环境的日益恶化，体系较完备的法律系统，对城乡环境自然资源的开发利用显得越来越重要。完善相关的法律、法规，能够将引导环境指导思想从环境末端治理向环境的防治改善转变。我们亟需填补有关环保领域法律、法规的空白，出台必要的支持实施措施，使环境工作法律监控无死角。现提出以下几点措施：第一，以法律的形式明晰企业关于环境治理的权利和义务，采取守法激励政策切实发挥企业的主观能动性，提高企业的社会责任感。第二，完善法律法规，加强执法的规范化和可操作性。以美国为例，美国环境执法的主要行政机构是美国环境保护局（简称USEPA），在USEPA的推动下，美国已经建立起一个高度完备、严密法律制度体系。有《清洁空气法》、《清洁水法》、《濒危动物保护法》等，涉及到各个领域和各个环节各个细则，凡构成对环境造成污染的污染源都在法律的严密监控下。第三，应制定严格的处罚条例，加大环境违法行为的查处力度，明确环保部门环保责任制度，对环境违法行为，既要处罚环境违法单位，又要处罚环境违法行为所在环保部门的相关责任人，确保执行让法律不再成为一纸空文。第四，应该制定针对农村环境治理的法规及具体实施的细则，农村城镇化进程中的问题比城市的环境治理更加复杂，需要进行大量的研究考证制定严密、科学的法律规范。虽然相继出台了《土壤环境质量标准》、《农用污泥中污染物控制标准》等农业环境制度性标准。

（三）制定和完善生态保护经济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