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文明十篇

生态文明篇1

关键词：中国；日本；生态文明；循环经济

1生态文明的内涵

所谓生态文明，是人类文明的一种形式，它以尊重和维护生态环境为主旨，以可持续发展为依据，以人类的可持续发展为着眼点，是对农业文明和工业文明的扬弃，强调将其人类的指挥成果应用于降低自然资源的消耗和减少对生态系统平衡的破坏，促使在良性的生态循环和经济循环基础上实现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

它的含义可以从广义和狭义两个角度来理解。从广义角度来看，生态文明是人类社会继原始文明、农业文明、工业文明后的新型文明形态。从狭义角度来看，生态文明是与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并列的现实文明形式之一，着重强调人类在处理与自然关系时所达到的文明程度。

2中国循环经济的发展现状

我国的环境问题已经不容忽视，中国政府之前也已经意识到环境问题，早在20世纪90年代的中期，“循环经济”这一术语就已经出现。目前我国的循环经济的发展还是处于探索和初步发展阶段。

(1)循环经济是一种资源节约战略，它追求的不是简单地降低资源消耗，而是提高资源效率。围绕提高资源效率，我国已经做了大量的工作。统计数字显示：2003年我国每万元GDP能耗比1980年下降了65.5％；每万元GDP取水量比1980年下降了84.7％；工业“三废”综合利用产值为1985年的14.6倍；废旧物资回收利用总值为1985年的12，4倍，取得了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的有机统一。

(2)国家近年来加大了推进循环经济发展的力度。首先是加强宣传。近年来，国家有关部门、新闻单位加强了对循环经济概念、思想的宣传。二是组织试点示范。我国在三个层面上开展了循环经济试点工作。在企业层面大力推行清洁生产；在工业园区创建生态工业园，开展循环经济省、市试点，并取得初步成效。1996年张家港市成为我国第一环境保护模范城市。同时也积极发展清洁生产。

(3)从法律法规和政策上为循环经济的发展创造制度环境。1983年国务院颁布了《关于结合技术改造防治工业污染的决定》，提出了把“三废”治理、综合利用和技术改造有机结合起来，并采用能够使资源、能源最大限度地转化为产品，污染物排放少的工艺替代污染物排放量大的工艺等要求。

我国近几年颁布了一系列法律、法规，如《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大气污染防治法》、《水污染防治法》等。2002年，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八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清洁生产促进法》，但是《清洁生产促进法》是一个“软”法律，缺乏强制性。2004年修订的《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也增加了循环经济的思想和内容。2005年6月21日总理主持的国务院会议，通过了《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循环经济的若干意见》，已成为发展循环经济的指导性文件。

(4)我国发展循环经济有着深厚的文化基础。形成于我国先秦的天人思想，内涵十分丰富；老庄的顺应自然、不可对自然无节制地采取行动的思想；孔子的性与天道之说，以及孟子的尽心知性、知天的重主体、仁学、自修之天人关系说等；另一方面，自古以来，中华民族一直以节俭为值得彰扬的美德。我国自从2004年10月开始，就在上海举行第一次的年会——中国循环经济发展论坛。连续三年都召开了有关于循环经济发展的会议。2007年11月“2007中国循环经济论坛暨中国与欧盟循环经济论坛”在杭州举行。在此次论坛上指出，政府是发展循环经济的主导力，政府要充分发挥支持、引导、督促作用，通过规划、法规、政策等的制定和实施，为发展循环经济，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创造条件；企业是发展循环经济的主力，企业是节能减排和发展循环经济的主体。“减量化、再利用、资源化”主要是靠企业来实行的，没有企业的小循环，也就无法实现区域的中循环和社会的大循环，从而也就失去了整个循环经济的根基}公众是发展循环经济的基础力，建设生态文明，不仅需要政府的倡导和企业的实践，更需要广大公众的积极参与和推动。

3日本发展循环经济的现状

日本本身是一个小岛国，其国土面积有限，自然资源部丰富。但它确是一个资源消费大国，因此经济发展所需资源、能源的绝大部分依靠从国外进口。日本一直采用焚烧和最终填埋的方法处理废弃物，但因土地有限，面临最终填埋严重不足的挑战。资源、环境问题成为日本经济发展的瓶颈，为了摆脱困境，必须寻找新的经济发展模式。所以从经济内部要求发展循环经济，以保持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以及社会生存环境的改善，这是日本循环经济发展的内在动力。

(1)日本循环经济的发展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起步，确立了从生产和消费源头防止污染的“管端预防”战略，节能降耗的经济结构基本形成，为建立循环型社会打下了基础。日本发展循环经济在不同层面开展工作。首先是企业层面，日本企业从60年代开始着手研究开发清洁生产技术，申请国际环境认证。其次是区域层面。通过企业间的工业代谢和共生关系，形成生态工业园区。再次就是产业层面。主要通过建立社会静脉产业，形成“自然资源——产品——再生资源”的循环经济环路。(2)日本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正式开始了循环经济型社会法律体系的建设。日本循环型社会的法律体系，采取了基本法统帅综合法和专项法的体系模式。其法律体系可以分为三个层面：基础层面为基本法，即《推进循环型社会形成基本法》；第二层面为综合法，即《废弃物处理法》及《资源有效利用促进法》；第三层面为为根据各种产品性质的制定的专项法，包括《容器与包装物再生利用法》、《家电资源再生利用法》、《建筑材料再生利用法》、《食品资源再生利用法》、《绿色采购法》及《汽车资源再生利用法》等。三个层面的法律互相呼应，构筑了循环型社会的法律体系。

(3)日本推进相关社会教育来促进循环经济社会的建立。日本在循环经济与社会的建设中非常注重教育功能的发挥。1971年1月8日，日本政府设立环境厅(现为环境省)。1975年，原“全国中小学公害对策研究会”更名为“全国中小学环境教育研究会”。通俗的说，环境教育就是为了创造使人类子子孙孙能够继续生存的更好的环境的教育活动。日本学校在开展环境教育活动中，重视增强学生关于对于自己身边环境的关注程度，注重培养学生发现问题、思考判断的能力，使学生确立参与构造良好环境和参与环境保护活动的积极态度。此外，日本非常重视运用各种手段与传媒加强对循环经济的宣传，以提高国民关于实现零排放和地排放的环境意识。

(4)日本建立循环型社会战略的评价检讨机制来保证循环经济的发展。该机制对循环社会的实际发展成效、遇到的问题以及潜在的不足之处进行评价和检讨，从而确保日本循环社会的发展战略成功达到预期的目标。为了确保循环经济的计划着实开展，日本制定其中央环境审议会每年对循环型社会的发展成效进行评定，并听取来自国民和社会各界的意见，相关政府部门要自主开展工作成果及问题经验总结，向政府主管部门汇报，其结果通过年度报告——《循环型社会白皮书》——每年向社会公布。

4中国与日本发展循环经济的比较

日本在发展循环经济方面走在世界的前列，无论是发展战略还是技术方面都有很多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因此我们可以通过对日本与我国的比较，来改善我国的发展循环经济的状况，使我国循环经济的发展有一个质的提高。综合上面中国与日本循环经济的发展现状，我们可以明显的看出我国与日本的发展不同。

(1)中国发展循环经济起步比日本晚。日本在发展循环经济的时候注重找到源头，从生产和消费源头来消除污染，这为后面措施的实施打下了基础。之后日本系统性的开展循环经济的发展。它分别从企业、区域、产业全方位的采取策略，注重废旧物的循环利用。

(2)在制度构建上，我国推进循环经济发展的法律制度和经济政策不够健全，造成经济主体发展循环经济的积极性不高，使得循环经济的发展缺乏有力的保障；而日本在20世纪90年代就已经健全了有关循环经济的法律体系，做到点、线、面全方位的法律保障。

(3)日本发展循环经济注重全民教育，提高全民的环境保护意识。它通过宣传鼓励日本公众参与循环经济，主要内容包括防止过量包装，尽可能的减少包装垃圾，引导市民正确购物和消费。中国虽然在历史文化中都包含有环境保护的意识，但是没有形成一个全民的行动意识，致使环境保护的体系不够完善。

(4)日本有一套循环经济发展实施的评估系统，十分注重措施的进展及效果，并可以通过检测评估来进一步改善所施策略，及时调整并推行与当前经济运行相适应的方针、战略。

生态文明篇2

关键词：生态文明；伪生态文明；生态文明建设

中图分类号：G12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22-0032-02

党的十从新的历史起点出发提出要“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这使生态文明建设成为国家层面的战略决策。各地更是在中央的号召下开始了各种形式的生态文明建设，虽然大部分地方在这一方面是走了正确的道路，但是也有一部分地方在生态文明建设上的某些方面走向了邪路，背离了中央关于生态文明建设的精神，甚至走向了“伪生态文明”。这一类偏离生态文明建设正确道路的“伪生态文明”不仅无助于生态环境的保护，而且还会妨碍国家和社会各个层面的建设和发展。所以我们一定要警惕生态文明建设中的“伪生态文明”。

一、生态文明

生态文明被普遍认为是相对于工业文明的一种更高级的文明形式，目前在学界还没有明确统一的定义。马克思、恩格斯曾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自然辩证法》等著作中对马克思主义的生态观进行了深入阐述。马克思主义的生态观对于中国生态文明理论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引导作用，学者杨志华认为生态文明是“以人与自然和谐双赢为根本目标的新兴文明形态。”[1]著名政治学者、中央编译局副局长俞可平教授认为生态文明就是“人类在改造自然以造福自身过程中为实现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所做的全部努力和所取得的全部成果，它表征着人与自然之间相互关系的进步关系。”[2]笔者认为生态文明是我国目前迫切需要的一种能够有效保护生态环境的一种发展模式，是与科学发展观一脉相承并且相互补充的。2007年10月，在党的十七大上，生态文明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的新要求而被列入中国共产党的正式文献。2012年11月，在党的十上，生态文明建设更是被放在了更加突出的地位，号召“我们一定要更加自觉地珍爱自然，更加积极地保护生态，努力走向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新时代。”

二、伪生态文明及其表现

所谓伪生态文明，笔者认为这是生态文明建设主体在生态文明建设中出现的违反生态文明的科学规律和精神等行为的总称。伪生态文明一般是以地方政府部门或者企业为主体披着生态文明建设的外衣或者说以生态文明建设为借口，而做出一些无益于生态文明建设甚至对生态环境产生危害的行为。这种行为往往产生的危害是无可估量的，不但会带来经济损失，有的也会带来对生态环境的负面影响，最重要的是会影响国家和政府对于生态文明建设的声誉，使人民群众对政府相关政策的实施产生疑问甚至是失望。伪生态文明的相关表现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打破生态文明建设的科学性和均衡性

生态文明建设首先要坚持科学性，也就是要坚持科学发展观，天津市委书记孙春兰认为生态文明建设要“正确处理经济建设与生态建设的关系，加快转方式调结构步伐，大力发展绿色经济、循环经济和低碳经济，努力实现绿色转型与包容性增长。”[3]而有些地方在生态文明的建设中，没有坚持科学发展观，忽视经济建设和生态建设的关系，甚至为了环境保护而放弃经济建设。这其实是一种舍本逐末的表现，也许生态环境会有所改善，但是生态文明建设是需要经济基础和物质基础的。所以笔者认为绕开工业文明而直接进入生态文明是不可能的，我们需要做的是在工业化发展过程中大力发展低污染低能耗的工业模式和生产方法，在经济得到发展的前提下向生态文明不断靠近。其次，生态文明建设还要坚持均衡性。所谓均衡性是指，国家与国家之间、地区与地区之间、部门与部门之间都要均衡发展。比如美国和日本等发达国家，在经济水平达到一定高度之后开始把自己国内的过污染高能耗的产业向发展中国家转移，而本国国民则不仅享受到了丰富的工业物质消费，同时也享受到了蓝天白云的美好。笔者认为，这就是一种典型的不均衡的生态文明形式或者说是伪生态文明，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对发展中国家掠取环境资源的又一表现。而我国在生态文明建设中也面领着发展不均衡的局面，东部发达省份由于经济基础雄厚而开始转移高能耗和高污染的工业企业，虽然自身在生态文明建设中成果丰硕，但代价却是中部或西部兄弟省份生态环境的破坏，这些在外省的污染和生态环境破坏最终也会影响到自身。不过目前已经开始了类似新安江流域生态补偿的案例，这也许是修正我国东部发达省份伪生态文明建设的一种有效途径。

2.城市建设中的“面子工程”

城市环境建设是生态文明建设的一部分，很多政府官员也把搞好城市环境作为自己的施政重点，例如北京在奥运会之前治理“垃圾围城”的例子是解决城市生态环境问题的优秀代表之一。但是，国内的很多其他城市在这个方面的作为却“变了味”。中央电视台的《焦点访谈》节目在近日就播出了“高价的城市绿化”这样一期节目，指出贵州省贵阳市在城市绿化建设中，偏爱将大树、古树、名树从森林中移栽到城市里来，这样不仅破坏了森林原有的生态环境，破费了人力、物力和财力，而且这些大树往往会因为环境的改变、养护的不到位等原因而死亡，造成了恶劣的社会影响。这是在城市绿化建设中急功近利、贪大求洋的一种表现，同时也是城市生态文明建设中的“伪生态文明”行为，即借绿化城市的美名却做出了破坏生态环境和生态文明建设的行为，这类行为是需要城建和绿化等部门警醒和严厉禁止的。

三、对于正确进行生态文明建设的启示

我国在党中央的倡导和带领下进行生态文明建设的过程中，出现了很多违背生态文明建设精神的“伪生态文明”，为了防止此类现象的出现，正确进行生态文明建设需要做好下面几个方面：

1.继续加强中国特色的生态文明理论建设

以美国学者为代表的西方学者很早就开始了生态文明的理论研究，并且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包括麻省理工学院米都斯教授等撰写的《增长的极限》，学者莫里森《生态民主》等著作都是世界生态文明理论领域的杰出代表。但是我国在发展生态文明的过程中，不可以照搬西方的相关理论或者政策，这是由我国特殊的国情和所处发展阶段所决定的。我国的学者应该在吸收包括马克思主义生态观和西方生态文明理论的基础上，结合我国现有国情，以发展的眼光来开展生态文明理论的研究，努力让我国的生态文明建设拥有更多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生态文明理论的支持。同时还要做好相关的宣传工作，使生态文明深入人心，这样一来拥有良好群众基础的生态文明建设才能更加顺畅地发展。

2.树立正确的生态政绩观

同志曾在十七届中央纪委三次会议上讲话指出：“着力树立正确政绩观，其实按照客观规律谋划发展。”就要求在领导干部的考核中取消以往单一的只追求经济指标的政绩观而转为更为综合和全面的政绩观。其中就包括生态政绩观即将生态建设和保护成效纳入干部考核评价体系之中，而且需要领导干部对于生态文明建设有更加全面和正确的认识，以免因为片面认识生态文明建设而造成地区生态文明建设走向误区甚至产生损失。同时，在生态环境的保护上要有大局观和协调观，在生态文明建设过程中不能“只扫自家门前雪”。总之各级领导和百姓的父母官应该立足当下，着眼长远，在不妨碍目前的经济增长的前提下，努力改进经济增长方式和产业结构，保护生态环境，为子孙和后代造福。

3.建立健全对于生态文明建设的监督和惩罚机制

对于生态环境问题的防治，健全的生态监督和惩罚机制是必需的，它的作用就类似足球比赛中的守门员，是防止生态环境问题的最后一道防线，它的健全与否直接决定着生态环境保护成果的好坏。类似环保局、林业局、水利局等环境相关部门在生态环境的监督和惩罚机制的建立上已经有了大量的实践，在多个部门的联合执法等行动也有了很好的尝试。但是，对于生态文明建设中出现的“伪生态文明”的新情况还很少有关注。这就需要政府相关部门首先要认清和正确定义“伪生态文明”的行为，对于企业和政府等以生态文明建设为借口实则破坏生态环境的行为要进行严厉的打击和处罚，并责令其消除影响，包括生态环境和社会舆论。

4.转变人们的生活和消费方式

改革开放后，各种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消费品大举“入侵”中国，包括麦当劳、可口可乐在内的西方标志性商品带给我们的不只是物质上的冲击，更多是其隐藏在背后的西方资本主义的消费方式和生活方式的“入侵”。在新一轮的全球化浪潮中，西方大型的跨国公司力量不断壮大，但是其追逐利益的本性没有改变，因此潜移默化地引导着消费者价值观，从而形成“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大量抛弃”的消费模式，并且在当今的社会里，很多人都形成了物质至上的价值标准，同时追求所谓的“洋气”和奢华，而这正是马克思理论中“异化”理论的典型表现，这种人与人之间被物质和金钱所绑架的关系必然会影响到人与自然界的关系，从而导致人与自然界关系的“异化”即大量掠取自然资源和破坏生态环境，中国某些城市在绿化中追求名贵大树正是这样的表现。因此，笔者认为转变人们的生活和消费方式是解决目前“伪生态文明”现象的又一大要点。但是在全球化交往越来越密切的今天，我们不能奢望资本主义制度的全面崩溃，但是我们可以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倡导人的自由发展，引导人的自认价值的充分实现，进而影响到人们向健康、合理和环境友好的生活和消费方式进行转变，通过类似精神文明的建设成果我们有希望可以在世界范围内树立起生态文明的精神标杆。

参考文献：

[1]杨志华，严耕.中国当前生态文明建设关键影响因素及建设策略[J].南京林业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2，（12）.

生态文明篇3

回眸几百年的工业革命，世界上许多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工业化初期和中期，都曾走过一条先污染后治理的传统工业化发展道路。以高投入、高耗能、高消费、高污染为特征的工业文明，在物质生产取得巨大发展的同时，对地球资源的索取已超出了地球能够承受的能力，对生态环境的破坏已达到临界状态。近年来，关于生态环境的各类问题已逐渐演变为人类社会发展的一个中心问题，并且与政治、经济、文化、能源、外交等问题相互交织，紧密相连。

同我们正在遭遇的全球金融危机相比，以气候变化为主要表现形式的生态危机，更具隐蔽性和迟缓性，其后果可能更具灾难性和长期性，保护自然资源和生态系统显得尤为迫切。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构建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态文明，已日益成为全人类的共识。 我国政府对生态文明也是高度重视，并正在采取切实有效的手段和办法进行规划和落实。2012年2月23日，江苏省13个地级城市接到了省政府下达的生态文明建设工程五年目标任务书，这在江苏省乃至全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历史上还属首次。在国内外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中国生态文明的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

生态文明建设刻不容缓

1972年6月，联合国在斯德哥尔摩召开了有史以来第一次“人类与环境会议”，讨论并通过了著名的《人类环境宣言》，从而揭开了全人类共同保护环境的序幕。 1983年11月，联合国成立了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并发表长篇报告《我们共同的未来》，正式提出了可持续发展的模式。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通过的《21世纪议程》，更是高度凝结了当代人对可持续发展理论的认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生物多样性公约》等一系列有关环境问题的国际公约和国际文件相继问世。

我国一向重视环境保护和生态文明建设。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就把“可持续”确立为国家发展战略。党的十六大强调“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建设“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小康社会；十六届三中全会做出“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决定；党的十七大明确提出“建设生态文明”、“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以及坚持“又好又快发展”、“发展与环境双赢”等一系列战略方针的确立和实施，充分表明了中国人民走生态文明、科学发展之路的坚强意志和决心。

由此可见，生态文明的提出，是人们对可持续发展问题认识深化的必然结果，标志着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已经成为全球共识

严酷的现实告诉我们，人与自然都是生态系统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人与自然不存在统治与被统治、征服与被征服的关系，而是相互依存、和谐共处、共同促进的关系。美国环境保护先驱奥特・利奥波德20世纪就提出了土地理论。他认为人和土地、水、动物、植物都处在一个共同体中，人不应该把自己看成一个征服者，而是一个负责任的公民。

人类的发展应该是人与社会、人与环境、当代人与后代人的协调发展。人类的发展不仅要讲究代内公平，而且要讲究代际之间的公平，亦即不能以当代人的利益为中心，甚至为了当代人的利益而不惜牺牲后代人的利益。而必须讲究生态文明，牢固树立起可持续发展的生态文明观。

生态文明是负责任大国的必然选择

总书记明确指出，“建设生态文明，实质上就是要建设以资源环境承载力为基础、以自然规律为准则、以可持续发展为目标的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把生态文明建设摆上十分突出的战略位置，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开创科学发展新局面的战略高度，进一步提出必须加快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提高生态文明水平。这对于实现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生态文明共赢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建设生态文明是我们党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立足经济快速增长中资源环境代价过大的严峻现实而提出的重大战略思想和战略任务，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总体布局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既反映了我国对环境与发展问题的清醒认识和自觉行动，也是对我国走可持续发展之路的有益探索和积极贡献。

生态文明是人类文明的一种形态,它以尊重和维护自然为前提，以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和谐共生为宗旨，以建立可持续的生产方式和消费方式为内涵，以引导人们走上持续、和谐的发展道路为着眼点。生态文明强调人的自觉与自律，强调人与自然环境的相互依存、相互促进、共处共融，既追求人与生态的和谐，也追求人与人的和谐，而且人与人的和谐是人与自然和谐的前提。可以说，生态文明是人类对传统文明形态特别是工业文明进行深刻反思的成果，是人类文明形态和文明发展理念、道路和模式的重大进步。

生态文明是人类为建设美好生态环境而取得的物质成果、精神成果和制度成果的总和。生态文明建设主要涵盖先进的生态伦理观念、发达的生态经济、完善的生态制度、可靠的生态安全、良好的生态环境。它以把握自然规律、尊重和维护自然为前提，以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和谐共生为宗旨，以资源环境承载力为基础，以建立可持续的产业结构、生产方式、消费模式以及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为着眼点，强调人的自觉与自律，人与自然的相互依存、相互促进、共处共融。生态文明既是理想的境界，又是现实的目标；既是生动的实践，又是长期的过程。

生态文明的本质特征就是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人与自然是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与自然和谐相处、协调发展是人类文明的应有之义。人类的生存和发展依赖于自然，同时文明的进步也影响着自然的结构、功能和演化。传统工业文明导致人与自然关系的对立，而生态文明建设则首先要重构人与自然的和谐。这种和谐不是回归农业文明的和谐，而是在继承和发展人类现有成果的基础上，达到自觉的、长期的、高水平的和谐。

在建设生态文明的进程中，首要任务就是要正确处理好发展和环境的关系。环境与发展密不可分，环境问题究其本质，是经济结构、生产方式、消费模式和发展道路问题。正确的经济政策就是正确的环境政策，正确的环境政策也是正确的经济政策。离开经济发展谈环境保护必然是“缘木求鱼”，离开环境保护谈经济发展势必是“竭泽而渔”。只有正确处理两者之间的关系，科学把握环境与发展的规律，做到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相协调相融合，生态文明建设才能真正落到实处。

当人类社会从农业文明迈入工业文明之后，对自然反而缺少了一种敬畏和善待，取而代之的是高强度的征服和利用。回眸几百年的工业革命，人类在创造巨大物质财富和科学文化成果的同时，导致了生态环境的严重破坏，整个地球生物圈和主要生态系统都已伤痕累累，不堪负重。中国是发展中国家，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综合国力和人民生活水平大幅度提升，但为此付出了过大的资源、环境代价，环境问题也处于“局部有所好转、总体尚未遏制、形势依然严峻、压力继续加大”的态势。事实表明，应对全球生存危机、根治环境恶化痼疾，已经成为包括中国在内的全人类刻不容缓、极其重大的政治任务。

五千年的中华文明与生态文明的内在要求是一致的，同世界发展的潮流是相通的。中华文明的基本精神，从社会政治到哲学艺术，都闪烁着生态智慧的光芒。对于中国来说，复制西方传统工业现代化的模式，就意味着更加深刻的资源环境冲突。因此，用生态文明来校正现代化的发展方向，是一条必由之路。我们要走出一条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我们要尽最大努力，给老百姓一个美好的生活家园，给子孙后代留下蓝天白云，绿水青山。对于我国来说，建设生态文明，不仅是对我国社会发展模式和规律认识的又一次深化，也是中华民族对人类文明作出的新贡献。

现阶段，我国现在已经具备了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时机和条件。随着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积累了巨大的物质财富。但与此同时，我国已经凸显自然资源的加速耗竭和环境急剧恶化的多重困境，长此以往，经济发展难以持续，能源资源难以为继，生态环境将不堪重负。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我国正处于工业化、城镇化和新农村建设加快推进的历史阶段，随着经济总量不断扩大和人口继续增加，污染物产生量还会增多，即使采取各种末端治理的措施，仍然不能避免环境严重恶化。

我们正面临着新的抉择，是延续过去的思路继续往前走，还是寻求一条新的道路。生态环境问题的严重性已经迫使我们意识到要建立生态文明，重建被工业文明体制破坏的人与自然和谐环境的重要性。如果人类确实需要走向一个新的文明形态，那么，我们的整体思维方式就必须彻底改变。从这个意义上说，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调整产业机构就将成为我们的必然选择。

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一个新的文明模式的出现仅仅依靠强制性的规划是不行的，新的文明模式需要新的行为模式，而新的行为模式只有在整个社会自觉的伦理活动中才能够去实现。

生态文明篇4

生态文明；生态危机；文明；生产观；文化

[中图分类号]X2[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646（2011）03-0063-04

一、生态文明：破解生态危机的时代选择

据联合国粮食与农业组织(FAO)《2007年世界森林状况》报告统计，1990至2005年15年间，全球森林面积减少了3％，而且目前仍然以每年730万公顷的速度在减少。同时，全球有约2/3的国家、地球表面1/3以上的土地(超过40亿公顷)和10多亿居民遭受沙化、荒漠化的危害。由于持续扩大的荒漠化，联合国粮食与农业组织(FAO)估计，到2020年，将约有1.35亿人面临着被迫离开家园的危险。不仅如此，从20世纪60年代起，资源枯竭、环境污染、生物多样性锐减、臭氧层破坏等问题在全球范围内日益凸显．江、河、湖、海在污染中哭泣，森林、草地、耕地在沙漠化中呼号，生物资源在浩劫中走向灭绝，矿物、能源在滥采中走向枯竭；自20世纪末以来，洪涝、干旱、沙尘、酷热、奇寒、地震、蝗虫、赤潮、泥石流、非典、疯牛病、禽流感等灾害在地球上蜂涌出现。

所有这些无不表明：日益严重的生态危机愈来愈危及人们的身心健康，危及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与和谐稳定，危及子孙后代的繁衍生息，进而直接威胁着整个人类的生存和发展！人类只一有个地球，如果全球性的生态危机得不到有效的遏制，高悬在人类头上的达摩克利斯剑――生态安全，随时都有坠落的危险，其结果必然是使人类失去赖以立足的地方，导致全球性的毁灭。这给陶醉于征服自然巨大胜利之中的人类敲响了警钟，人类不得不对这一时代性难题以及导致其产生的人类社会发展模式甚至支撑这一发展模式的人类文明形态进行深刻地反思。

所谓生态危机是由于人类活动所引起包括生态秩序紊乱、生物演进退化、生态圈质量下降、生态范围萎缩等在内的一种自然生态的退化现象。生态危机并非自然本身的危机，而是人的危机，是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和经济社会组织形式的危机。它导因于人与自然的关系失衡，具体表现是在人类创造辉煌经济文化奇迹的同时对自然界资源进行了近乎是“竭泽而渔”的掠夺性、粗放性的开发和超负荷的索取，由此造成了人类从自然界索取资源的能力，大大超过了自然界的再生增殖能力以及人们补偿自然资源消耗的能力；人类排入环境的废物大大超过了环境的承受能力，以致自然生态系统“透支”过多，“亏空”过大，产生了巨额生态赤字、环境欠债。

生态危机的出现来自于工业化生产方式所产生的消极环境成果，要想从根本上破解这是时代难题，首先就要从人类长期以来所形成的生产方式入手，消除这些消极的环境成果，而这正是生态文明建设的基本要求。生态文明主张人们将生态纳入发展的思维,自觉遵循自然生态系统和社会生态系统原理，运用高科技，按照生态化的原则组织生产，形成生态化的生产方式，积极改善和优化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的关系，把工业文明时代的人类对大自然的“征服”、“挑战”变为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共生共荣、共同发展。在生态文明社会里，人类追求的不再是单纯的经济增长而是经济社会与环境的协调发展，为此，在生产方式上它要求转变工业文明时代的高生产、高消费、高污染特点，主张运用生态技术和生态工艺，改造传统产业，实现社会物质生产的生态化，形成生态化的产业体系，并使这一产业在产业结构中居于主导地位，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源泉，使人类生产劳动向具有净化环境、节约和综合利用自然资源的新机制上转化，向与生物圈相互协调的方向进化。面对当代环境危机及其导致的人的“生死之忧”，从文明重建的高度审视和重新确立人与自然的关系，走生态文明之路，无疑是全球化时代人类最终破解生态危机这一时代性难题，将自身从以往的发展悖论中解脱出来唯一出路。

二、生态文明：扬弃工业文明的全新阶段

人类要满足自身的基本需求，实现自身的全面发展，必然面临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身的矛盾，文明就是人类在克服这些矛盾的努力中所达到的历史进度。人与自然的矛盾是人类需要永恒面对的矛盾，在连绵不断的文明演进历程中，人类不断地调整着自己与自然的关系，从被动适应走向主动适应，从崇拜、顺应自然走向改造、征服自然。

在原始文明阶段，人力同自然力相比非常微弱。在人与自然的对抗中，自然是主宰者，人类在巨大和神秘的自然界面前,显得无知、不解、困惑，受制于未知的自然力的统治，任由其摆布。在这种状态下，人类活动很难对自然生态环境构成破坏，自然基本没有被触动，人与自然保持了一种原始的和谐状态。随着人口的不断增长，自然可提供的产品已经不能满足人类的需要。为了生存，人类必须扩大对自然的索取，这一矛盾给人类以无穷的智慧和力量，并帮助他们克服无数艰难和险阻，最终从自然荒野跨入农业文明的门槛。人类主动利用、改造和开发自然进而让自然更加符合自己的意愿。

从原始文明过渡到农业文明是历史的进步。和原始文明人类依附于自然的被动状态相比，这时的人类驾驭自然、做自然主人的思想有所强化，改造自然、征服自然的进程也有所加快,利用和改造自然的能力大大增强。但由于科学技术和生产力的限制，人类的生产活动也始终依赖和顺应自然，遵循着自然韵律，人类依然相信有天神的存在，肯定自然对人的主宰作用，认为人仅仅是“神支配下的自然主人”。人类对自然开发的范围，仅限于农田生态系统和经济林生态系统，尽管在这一领域也曾人为地导致自然界的生态平衡受到一定程度的破坏，甚至导致诸如古巴比伦、哈巴拉、古希腊、玛雅等文明的衰落，但这种破坏在范围和数量上是有限的，从全球范围来看，也仅是局部现象，并没有也不可能构成对生态环境的整体性破坏。从总体上说，这一时期人类社会的生产方式主要是“生物型”生产，对环境的影响不大，人与自然的矛盾没有激化，人和自然的关系总体上还是和谐的。

在人类社会不断的演化进程中，人类总是在不断地调整着自己与自然的关系，从被动适应走向主动适应，从崇拜、顺应自然走向改造、征服自然，人类在自然面前显示出越来越强大的力量。18世纪60年代，发端于英国的工业革命，打破了历时数千年的农业文明体系，在世界范围内照亮了工业文明取代农业文明的金光大道。从农业文明到工业文明，人权取代了神权，人的理性取代了神的理性，这时自然不再令人敬畏，人类真正成了自然的主人，人的主体性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张扬。和农业文明时代手工劳动的生产方式相比，工业文明采用机器大工业取代了手工业，采用机器生产取代了手工劳动，人类通过机器而延长了自己的手臂，机器为人类解决了力量不足的缺憾，使人类劳累和艰辛的工场手工业劳作得以解脱，更有能力伸向大自然去索取。于是，在短短的300多年内间，大自然的财富随着机器的轰鸣声不断地向人类滚滚而来。凭借着所生产的足以维持并满足几十亿人口生存的欲望的巨量物质财富，工业文明极大地稳固了人类社会进步的物质基础，并借此最终战胜和彻底摧毁了古老的农业文明，使整个世界得到了迅速的改变。

在人类文明史上，任何一种文明形态都只是一种历史现象和过程，最终都会消亡，被新的文明所取代。文明演进的结果，总是在不断践踏自己所创造的成果，使自己暗淡无光，以至走向穷途末路；这时新的文明就出现了，每一种新的文明形态都是对前一种文明形态的扬弃，伴随着新的文明人类继续向前发展。历史上每一次文明的更替莫不如此。工业文明在创造了人类的辉煌之后，也正在用它巨大的创造力摧毁自己，使自己陷入不能自拔的艰难境地。从人类文明的发展历程来看，生态文明是继农业文明、工业文明之后必然产生的更高程度的文明形态，是人类对传统文明形态特别是工业文明在文明形态、发展状态、道路和模式等方面进行深刻反思的成果，是人类文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由工业文明迈向生态文明是历史发展的必然选择。

不仅如此，生态文明的提出，从现实维度来看，也归因于工业社会自身的缺陷和约束。工业文明否认自然界自身的价值，因此在赋予人类极大的改造自然力量、为人类社会带来了巨大繁荣的同时，也进一步激发了人类战胜自然的欲望，进而引发人类为了眼前物质利益的享受，只考虑自已的生存，很少考虑“自然界的生存”，以征服者的姿态不断地掠夺、损害和破坏自然界，忽视对自身行为的调节的控制，不尊重自然规律，轻视、主宰、奴役、支配大自然的行为大量出现,最终激化了人类与自然的矛盾，导致人类的生存面临以“问题群”的形式表现出来的一系列严重危机，不仅使经济的持续增长难以为继，也使整个人类社会的持续生存和发展面临困境。

以高投入、高能耗、高消费为特征的工业文明本身就是这些危机产生的根源。因此，在工业文明的框架内，采用“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方法，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要解决这些危机，人类就必须超越传统的工业文明及其发展模式，探寻一条新的文明模式和发展道路。没有文明的转型，人类就没有出路；只有促进和完成这种转变，人类才能自我拯救。工业文明的危机绝不意味人类文明已经走上了绝路，建设生态文明也不是要结束现代文明的历史，生态文明观是对以增长为核心的工业文明观的扬弃。这不仅包括对工业文明时代所创造的辉煌的科技成就、科学思想、民主制度、不朽的艺术成就和空前的社会财富的充分肯定和继承，同时也包括对工业文明时代关于人类要凌驾于自然之上、要主宰和控制自然的思想的根本性改造。

三、生态文明：超越传统生产观的深刻革命

长期以来，人们认为生产力是“人们征服自然、改造自然的能力”。这种理解一方面把生产力范畴建立在人与自然绝对对立的基础上，过分强调人与自然的对立，无视或忽视二者的统一；另一方面认为“生产力即社会生产力”，把自然生产力从生产力范畴中完全排除出去，只承认和肯定社会生产力，无视和否认自然生产力。并据此认为，人类改造自然的能力越强，改造的程度越深，则生产力水平越高，也就越能推动社会发展。

这种生产观是对人与自然关系的形而上学的解读。这样的生产力是只考虑人类利益的“自私”的生产力，是对自然只有“索取”没有“奉献”的生产力，是只求“自然为人”不求“人为自然”的生产力。这种意义下的生产力在衡量标准上只能采取以劳动工具为尺度的技术标准，或以劳动生产率为尺度的经济标准，从劳动品质方面来理解生产力水平，却不可能着眼于“劳动”与“自然”的结合，也不可能立足于“人与自然的关系”；在职能定位上也仅仅局限于通过对自然界的无限度开发，使人类对自然界的控制范围不断扩大，进而满足人类的无限欲求。

自然生产与社会生产、自然生产力与社会生产力始终是相互作用、交织在一起的。讲生产力必然要涉及客观存在的这两个方面。在对生产力的理解上，只讲社会生产力，不讲自然生产力，处理不好自然生产与社会生产、自然生产力与社会生产力之间内在辩证关系，无视自然生产的发展和自然生产力的补偿而片面追求社会生产的发展和社会生产力的增长，这必然导致人类在发展中只强调对自然的索取，却不注重对人们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的保护、只考虑生产活动的经济效益，或者至多是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结合，而不考虑其生态效益。这样的发展具有显著的不可持续性，其结果只能是人类赖以生存的生态环境遭到破坏，最终演变为对人类自身生存和发展构成致命威胁的生态危机。

生态文明建设以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和谐共生、良性循环、全面发展、持续繁荣为基本宗旨，以建立可持续的经济发展模式、健康合理的消费模式及和睦和谐的人际关系为主要内涵，倡导人类遵循人、自然、社会和谐发展这一客观规律的基础上追求物质与精神财富的创造和积累，注重人与自然协调发展和生态环境建设，科学地揭示了生产力的发展是自然生产与社会生产的相互作用、人与自然共同进化的成就。它的提出和实施，是人类对长期以来发展模式反思的结果，是对传统生产观的重大革命,是人类文明理念的一次创新。

生态文明作为一种独立的文明形态，是在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环境和谐统一、可持续发展的一切成果的总和，具有丰富内涵的理论体系。它不仅说明人类应该用更为文明而非野蛮的方式来对待大自然．而且在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社会结构等各方面都体现出一种人与自然和谐关系的崭新视角。在生产方式上，它追求的不再是以传统GDP为核心的单纯的经济增长而是经济社会与环境的协调发展；在生活方式上，它反对过度消费倡导人类通过建立合理的社会消费结构、克服异化消费追求一种既满足自身需要又不损害自然生态的生活而非以往对简单需求的满足和物质财富的过度享受。

四、生态文明：标志未来文化的核心理念

文化是民族凝聚力的主要源泉，是最有活力的生产力，是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丰厚土壤，是综合国力的基本体现，也是贯彻科学发展、建设和谐社会的主要内涵。从社会文明的发展方向来看，未来的发展不仅表现为科学技术的进步和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还将体现在人及其生产的物质产品与自然的关系上。从这一方向来看，未来人类对人与自然辩证关系的哲学认识将从以对立性为主体地位向以同一性占主体地位转变，未来人类的价值取向必然要从以人为核心转移到人、社会和生态谐调发展。未来人类的道德认识必然要从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扩展到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关系，在充分认识自然的存在价值和生存权利的基础上，增强人对自然的责任感和义务感，协调人与社会、自然的关系，达到三者共生共荣、共同发展。

生态文明不仅要求对以往所形成的狭隘的生产方式进行变革，丰富、扩大和深化社会生产的内容、范围和层次，建立一种全新的生态化生产方式，实现经济、社会、自然环境的可持续发展，还要求深入到人类文明尤其是工业文明的传统哲学之中，对支撑这一生产方式的以征服自然为目标的文化理念和意识形态进行深刻反思，从根本上改变以往所形成的狭隘自然观，建立一种不仅承认自然界的地位和价值，而且把世界看作是一个“社会―经济一生态一自然”复合系统的全新“大自然观”，并按照以人为本的发展观、不侵害后代人生存发展权的道德观以及人与自然平等、和谐相处的价值观，在思想观念上培养和谐相处理念，在生产方式上培养可持续发展理念，在生活方式上树立适度消费的观念，使社会在意识形态、思维方式、科学教育、文学艺术、、人文关怀等方面都发生根本性的变化。

（下转第67页）

（上接第65页）

建设生态文明不仅是一场生产和生活方式的革命，更是一场集人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消费观念于一身的人类文化价值和文化战略的深刻革命。在生态文明时代，人们将超越工业文明时代那种认为保护环境只是一种权宜之计的肤浅的观点，把维护地球的生态平衡视为实现人的价值和主体性的重要方式人类在自然面前将保持一种理智的谦卑态度。人们不再寻求对自然的控制，而是力图与自然和谐相处。科学技术不再是征服自然的工具，而是维护人与自然和谐的助手。人对物质产品的追求和消费将不仅以其价值和使用价值为衡量标准，还要考虑物质产品的生产和消费是否符合生态保护，是否有利于自然资源的合理利用。

生态文明对人的发展具有积极的引领作用，它引导人类在进行某一经济活动时，成为生态结构的调控者，对自然负有天然的道德、责任、义务，使人在以全面发展为目标的发展过程中，不断提升自身的生存境界、开拓新道德新境界，实现“量变中的部分质变”。建设生态文明的提出，还把人与自然的伦理文化研究提高到发展道路、发展目标的崭新战略高度，并作为战略决策付诸实施，对解决当代全球问题，创建人、社会和生态环境共赢的生态文化体系和推动社会走向更高级的可持续发展的文明等都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只有进行文化价值观念的革命，树立和发展生态文化观念，才能在全社会形成良好的风俗习惯和行为方式，从而对长期以来人们片面追求经济利益而不惜破坏生态环境，肆意挥霍浪费自然资源的生产式进行彻底变革，从而将人类从以往的生存危机中拯救出来。随着人类生态文明意识的不断提高和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生态文明必将不断地向纵深发展，引领人类文化的不断创新和发展，成为人类社会文明的主导。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3]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

[4]巨乃岐，刘冠军．生产力新论――大生产观初探[J].东方论坛,20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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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文明篇5

党的十七大报告将“建设生态文明”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要求，明确提出要使主要污染物排放得到有效控制，生态环境质量明显改善，生态文明观念在全社会牢固树立。建设生态文明，是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必然要求和重大任务，为保护生态环境、实现可持续发展进一步指明了方向。

生态文明是人类文明的一种形态,它以尊重和维护自然为前提，以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和谐共生为宗旨，以建立可持续的生产方式和消费方式为内涵，以引导人们走上持续、和谐的发展道路为着眼点。生态文明强调人的自觉与自律，强调人与自然环境的相互依存、相互促进、共处共融，既追求人与生态的和谐，也追求人与人的和谐，而且人与人的和谐是人与自然和谐的前提。可以说，生态文明是人类对传统文明形态特别是工业文明进行深刻反思的成果，是人类文明形态和文明发展理念、道路和模式的重大进步。

人类的生存与发展依赖于自然，同时人类文明的进步也影响着自然的结构、功能与演化。在人类发展史上，人与自然的关系经历着由和谐到失衡、再到和谐的螺旋式上升过程。在原始社会，由于人类社会的生产力水平十分低下，人与自然“和谐共处”，但这种和谐更多地表现为人对自然的敬畏和被动服从，和谐关系的主导因素是自然。到了农业文明时期，人与自然关系在整体上保持和谐的同时，也出现了阶段性的、区域性的不和谐。随着人口的增加和生产力水平的逐步提高，人类开始不安于自然的庇护和统治，在利用自然的同时试图改造和改变自然，而这种改造和改变往往伴随着很大的盲目性、随意性和破坏性。工业文明的出现，使社会生产力有了质的飞跃，人类利用自然的能力极大提高。这时，人类对自然的态度也发生了根本改变，由“利用”变为“征服”，“人是自然的主宰”的思想占据了统治地位。在这种思想支配下，对自然的征服和统治变成了对自然的掠夺和破坏，对自然资源无节制的大规模消耗带来污染物的大量排放，最终造成自然资源迅速枯竭和生态环境日趋恶化，能源危机、环境污染、水资源短缺、气候变暖、荒漠化、动植物物种大量灭绝等灾难性恶果直接威胁到人类的生存与发展，人与自然的和谐也面临着有史以来最严峻的挑战。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人类对自身与自然关系的反思迅速升温。1972年，联合国发表《人类环境宣言》；90年代以后，《里约环境与发展宣言》、《二十一世纪议程》、《关于森林问题的原则声明》、《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生物多样性公约》等一系列有关环境问题的国际公约和国际文件相继问世，标志着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成为全球共识。

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建设生态文明并作出具体部署，体现了我们党和政府对新世纪新阶段我国发展呈现的一系列阶段性特征的科学判断和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深刻把握。一方面，我国人均资源不足，人均耕地、淡水、森林仅占世界平均水平的32%、27.4%和12.8%，石油、天然气、铁矿石等资源的人均拥有储量也明显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另一方面，由于长期实行主要依赖增加投资和物质投入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能源和其他资源的消耗增长很快，生态环境恶化的问题也日益突出。人类社会的发展实践证明，如果生态系统不能持续提供资源能源、清洁的空气和水等要素，物质文明的持续发展就会失去载体和基础，进而整个人类文明都会受到威胁。因此，建设生态文明是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的内在需要，是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重要内容。

建设生态文明，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污染控制和生态恢复，而是克服工业文明弊端，探索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发展道路的过程。由于我国巨大的人口基数和经济规模，即使采用各种末端治理措施，也难以避免严重的环境影响。要真正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需要大规模开发和使用清洁的可再生能源，实现对自然资源的高效、循环利用。这对于尚处于工业化时期的我国来说，挑战是巨大的。但作为后发国家，我们又具有积极借鉴和吸收其他国家经验的优势。我们必须抓住历史机遇，采取有力措施，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

在思想上，应正确认识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的关系。主要是：从重经济发展轻环境保护转变为保护环境与发展经济并重，从环境保护滞后于经济发展转变为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同步，从主要用行政办法保护环境转变为综合运用法律、经济、技术和必要的行政办法解决环境问题。要牢固树立保护环境、优化经济结构的意识，将环境保护作为新阶段推进发展的重要任务。

在政策上，应从国家发展战略层面解决环境问题。只有将环境保护上升到国家意志的战略高度，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全局，才能从源头上减少环境问题。在发展政策上，抓紧拟订有利于环境保护的价格、财政、税收、金融、土地等方面的经济政策体系，采取总体制度一次性设计、分步实施到位的办法，使鼓励发展的政策与鼓励环保的政策有机融合；在发展布局上，遵循自然规律，开展全国生态功能区划工作，根据不同地区的环境功能与资源环境承载能力，按照优化开发、重点开发、限制开发和禁止开发的要求确定不同地区的发展模式，引导各地合理选择发展方向，形成各具特色的发展格局；在发展规划上，进一步优化重化工业的布局，调整产业结构，转变发展方式。

在措施上，应实行最严格的环境保护制度。包括建设完善的法律制度，制定严格的环境标准，培养专业的执法队伍，采取行之有效的执法手段等。建立健全与现阶段经济社会发展特点和环境保护管理决策相一致的环境法规、政策、标准和技术体系，凡是污染严重的落后工艺、技术、装备、生产能力和产品一律淘汰，凡是不符合环保要求的建设项目一律不允许新建，凡是超标或超总量控制指标排污的工业企业一律停产治理，凡是未完成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任务的地区一律实行“区域限批”，凡是破坏环境的违法犯罪行为一律严惩。核心要求是杜绝一切环境违法行为，任何对环境造成危害的个人和单位都要补偿环境损失。

生态文明篇6

一、我国绿色发展面临的问题

走绿色发展道路正在形成党内外共识。在这样的共识下，很多企业、地区都喊出了走绿色发展道路的口号，但对于其发展理念和体系思路还存在着理解上的偏差，对于绿色发展的实践指向还处于摸索阶段。首先是将绿色发展同经济发展对立起来。有的地方政府认为，绿色发展就是摒弃经济发展的理念，把绿色发展同提高GDP对立起来。这使得政府尤其是后发地区政府认为，绿色发展是阻碍当地经济发展的桎梏，有些地方甚至提出：“发达地区走原有的工业之路发展起来，现在轮到我们要发展，又谈什么绿色发展来束缚住我们的手脚”。关于发展本质的错误理解使得绿色发展理念的推广遇到了情绪上的抵制和操作中的困难。

其次，绿色发展道路现阶段还多存在于理论的探讨中，实践中国家和地方还没有形成具有实际操作和时间步骤的绿色发展战略规划。要使绿色发展真正能够融入生产、生活实践中，就需要制定纲要性的绿色发展战略和可操作性的绿色发展规划。通过政策引领、法律保障、科技推动、社会扩散进行彻底性的绿色化革命。

第三，当前我国绿色发展的法制环境建设中存在着一些问题，主要表现为环境的立法理念与实践存在着脱节，绿色发展尚未完全成为我国环境资源立法的指导思想，我国的环境立法体系还需要不断地加强完善；环境保护法的司法和执法面临着重重困境，环境司法时间效果有限，环境执法面临困境。

最后，绿色发展道路缺乏制度保障。由于多年实行粗放式的经济发展方式，我国目前现有的许多政策制度都是基于粗放式经济发展方式所制定的，这些政策制度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绿色发展道路的实施，如何通过改革的方式解决绿色发展同现有经济、政治制度之间的矛盾，将不适应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需要的相关政策通过制度约束的方式加以转变和改进，从而保障绿色发展道路的可行顺畅，还需要相关部门积极探索。

二、开创中国绿色发展的新道路

1.确立绿色发展战略和规划

只有将中国“十二五”规划中绿色发展内容具体化，才能推动我国绿色发展的建设。要根据因地制宜的原则，在我国绿色发展战略制定过程中结合相关方面的制度创新，以机构的改革和体制的创新作为突破点，重点解决当前我国由发展部门主管经济、环保部门管理污染这种部门分权管理的局面，从体制上大力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方面的基础性作用，鼓励多元化的环保机制的建立。

2.构建绿色创新体系

著名环保作家托马斯•弗里德曼曾经说过：“最环保的国家往往是最创新的国家”。党的十在提出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同时又着力提出了创新驱动战略，指出要更多依靠节约资源和循环经济来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型。因此，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和绿色发展道路的抓手就是要构建绿色发展创新体系。由于绿色发展是对工业文明的扬弃，是对传统的科学范式的颠覆，其创新模式也要求符合可持续、低能耗、低污染的要求，是需要内生出以当前绿色科技为内核的科学范式的，因此，绿色发展道路给创新提出了新的要求，同时新的创新范式又会给绿色发展提供强大的动力。著名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曾经撰文指出：“中国的投资也需要再定位，包括对创新的投入，要着眼于资源节约方向，而不是和西方一样的劳动力节约方向。这正是一系列增长方式转变的一部分，我们也可以称之为新的增长模式。”进一步来说，中国的绿色发展应当建立以绿色技术为核心的创新体系。要推进绿色技术的扩散，将环境因素引入技术研发过程中、增强企业的绿色技术创新能力，增强企业同科研机构的绿色科技联合，完善企业绿色创新激励制度，积极投入国际竞争，突破绿色技术壁垒。

3.完善绿色发展政策保障

完善绿色法律法规建设。我们要借鉴国际上绿色发展较好的国家的立法经验，引进先进的绿色发展方面的立法手段和技术，加快履行国际条约的国内立法过程。除了和国际接轨之外，还应当将绿色发展的理念纳入到国内法律体系当中，将绿色发展的相关要求与刑事法律、行政法律、民商法律和其他相关法律相结合，促进国内法律的绿色化。积极探索绿色金融渠道，在金融改革发展中引入生态文明理念，形成真正的生态金融政策环境，形成有利于资源节约、环境保护的金融增长模式，利用金融制度的融资作用，将资金有目的地向着绿色发展的相关产业倾斜，为绿色发展的新模式提供有效的金融政策服务，促进绿色经济的发展，充分发挥绿色金融制度的激励作用，将个人、企业的发展愿景同社会的发展目标协调统一起来。

4.培育绿色发展社会氛围

生态文明篇7

非公有制林业与生态文明建设的相互关系

随着世界林业的发展，非公有制林业的公共品或准公共品性质越来越强，其生产功能趋于下降，游憩等服务功能趋于上升［3］。因而，非公有制林业具有很强的经济功能和社会文化功能。我国宪法第十一条规定:“在法律规定范围内的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等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家保护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等非公有制经济的合法的权利和利益。国家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并对非公有制经济依法实行监督和管理。”因而，非公有制林业已成为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力量。建设生态文明是非公有制林业发展的重要动力生态文明建设必须以良好的生态环境为基础，以发达的生态产业为支撑，以繁荣的生态文化为载体［4］。生态文明建设为我国非公有制林业发展带来了新的机遇和挑战;建设生态文明是非公有制林业发展的重要动力。建设生态文明必须根据我国国情，不断解放和发展生态生产力;建设生态文明，林业肩负着生产生态产品和发展生态文化的历史使命，而非公有制林业则是发展生态文化的先锋。非公有制林业通过努力创造丰富的生态文化成果，不断构建多样的生态文化体系，不断传播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态价值观，不断推动生态文明建设［5］。因而，建设生态文明已成为促进非公有制林业发展的重要动力和力量源泉。非公有制林业通过积极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不断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努力发展可再生、可降解、绿色无污染的林产品和生物质能源，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同时，积极完善生态文化设施，发展门类齐全的各种生态文化，潜移默化之中进行生态文明观、道德观和价值观的教育，促进生态文明建设。

非公有制林业对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意义

非公有制林业具有产权明晰、权责明确、反应灵敏、机制灵活等诸多优点，有利于加速林业投资结构多元化，大力倡导绿色生态文化，加快形成林业社会生产力，推动绿色生态产业发展。生态文化是构建生态文明的精神基础;它倡导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和谐相处的生态道德观和生态价值观，打造科学发展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我国森林产业已进入快速发展时期，大力发展非公有制林业，必将对我国建设生态文明、推进科学发展奠定坚实的生态文化基础。发展非公有制林业有利于充分调动社会各方面力量，满足社会多方面需求，增加社会生态总供给，加快林业跨越式发展，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推动树立生态观念，引领生态行为，繁荣生态文化，推动生态文化繁荣发展，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实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9］。因而，大力发展非公有制林业必将推动我国生态文化发展，从而有利于推动我国的生态文明建设。

生态文明篇8

一、生态批评的认识论意义 20世纪中叶以来，西方发达工业化社会的经济发展和文化繁荣再也不能掩饰环境破坏与生态恶化的种种问题。大规模环境破坏所带来的生态恶果令人触目惊心，其对人类自身生存的直接威胁愈益获得广泛的认同，人们不得不在社会文化层面进行深刻的反思。于是，生态批评这一有着深远思想文化根基的理论话语炙手可热，逐渐发展成为一个颇具现实意义的学科。美国著名生态学家劳伦斯•布依尔（LawrenceBuell）认为：“‘环境危机’并非只是一种威胁土地或非人类生命形式的事情，而是一种全面的文明世界的现象……生态批评的任务不只在于鼓励读者重新去与自然‘接触’，而是要灌输人类存在的‘环境性’（environmentality）意识———作为一个物种的人只是他们所栖居的生物圈的一部分———还要意识到这一事实在所有思维活动中留下的印记。”[1]64-70生态批评通过挖掘文本世界的文化内涵，重新建构文本与外部环境的联系，并以特定的体裁和风格再现历史文化环境，蕴涵着深刻的文化意蕴和环境意识。因此，批评家威廉•赫华斯（WilliamHowarth）认为：“生态批评家就是这样一些人，他们对那些描述文化对自然的影响的作品之优劣做出评判，以使自然处于良好的秩序中。”“生态批评观察在自然和文化中无处不在的符号，形成意义和形式的主导价值，使我们认识到生命本身自我言说的可能性。”[2]163生态批评从文学文本分析出发，探究作家对于自然的种种处置和想象，为深入研究生态与人文的关系提供新的视角和方法论资源。 在消费主义弥漫世间的当代文化语境中，由于受市场经济和价值多元化倾向的冲击，文学意义普遍地减弱与流失，趋于贫困化、平面化、低俗化，尤其是文学教育意义的衰减更是我们身边的显在现实。[3]正是在文学日趋边缘化的当下，生态批评肩负起历史的重任，发挥着“载道”的功能。它以新的理论视角和方法论资源重新阐释经典文学作品，审视文学和文化传统，传承和谐包容的人文精神，探讨人与自然、人与人以及人与自我之间的和谐关系，并为文学理论等学术体制、学术行为赋予崭新的内涵和价值标准。“作为以关注自然和人类生存环境为己任的生态批评家，他们试图借助文学的力量来呼唤人类自然生态意识的觉醒，他们从古往今来的文学作品中读出了人与自然从一开始就存在的那种和谐的关系。”[4]文学天然地具备生态和谐的品质，这就为生态批评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动力，促使其不断挖掘文化的生态内涵，进一步彰显人类与生态环境的不可割裂的亲缘关系。另外，生态批评通过多角度深度剖析生态危机的根源，也为解决生态危机提供以资借鉴的文化诊断和文化治疗。人类借助生态批评，经由文学和文化的力量，会深刻领悟生态危机的严重性，会逐步认识解决生态危机的紧迫性，这无疑有助于人们形成呵护自然环境的生态意识。 事实上，现代人类所面临的生态危机，其内涵包括内外两重危机。外面的危机也即自然生态的破坏，而内在的危机则是指人的生命的物化，即人类的物质追求和精神追求之间原有的平衡被破坏，物质至上的享乐主义造就了不加节制的贪欲和对自然资源不加限制的攫取，这种内在的危机更是当今生态危机的直接诱因。可以说，“人类的最大局限不在外部，而在内部。不是地球的有限，而是人类意志和悟性的局限，阻碍着我们向更美好的未来进化”[5]15。生态批评是开启传统思想枷锁的钥匙，让我们拨开发展之路的种种迷雾，关注和超越市场化中人的物化乃至异化的现实，对传统文学经典中的文化理念加以扬弃，正确评估人类在生态系统中的位置和作用。在生态批评的导引下，我们应该反躬自省，应该以一种科学的态度积极建设人文生态，逐步确立起健康的生活方式、正确的生态理念以及和谐包容的生态意识，最终建立人类诗意栖居的自然和精神家园。而要达此目的，生态城市建设自然是这一思想认识应有的题中之义。 二、生态城市：自然与人文生态的和谐统一 现代城市生态思想源于霍华德（EdwardHoward）的田园城市，该理论展示了城市与自然平衡的生态魅力。20世纪70年代，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起“人与生物圈计划”。1984年《人与生物圈计划》第57集报告提出生态城市规划的概念，提出“生态城市的建设即要从自然生态和社会心理两个方面去创造一种能充分融合技术和自然的人类活动的最优环境，诱发人的创造性和生产性，提供高水平的物质和生活方式”[6]。自此之后，生态城市的规划和建设开始走向实施阶段，人们力求从自然生态和社会心理两方面实现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安全、和谐、高效的城市发展目标。 前苏联生态城市学家杨诺斯基（O.Yanisty）在1987年提出生态城市的理想模式，即“技术和自然充分融合，人的创造力和生产力得到最大限度的发挥，而居民的身心健康和环境质量得到最大程度的保护……按照生态学原理建立起来的一类社会、经济、自然协调发展，物质、能量、信息高效利用，生态良性循环的人类聚居地”[7]。生态城市建设就是要在城市区域内实现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并逐步达到经济高效发展、社会文明进步、环境友好宜居、人文生态健康合理的最终目标。 随着国外生态城市建设影响的日益扩大，在中国生态学家马世骏的倡导下，国内也进行了大量关于生态城市建设的研究，从而丰富了中国生态城市理论的内容，也在实践上为生态城市的建设提供了重要的依据。王如松等学者认为：“生态城市并不是一个不可企及、尽善尽美的理想境界，而是一个可望可及的持续发展过程，一场破旧立新的生态革命。”[7]生态城市建设是一个长期的、渐进的、持续发展的过程，不啻为一次思想观念上的生态革命。 具体而言，生态城市就是在城市发展中自然生态和人文生态的和谐统一。自然生态是相对于人而言的外部世界，是人类赖以存在与发展的物质基础，自然生态系统的原生状态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而人类所处的自然生态环境，既是人类活动的先决条件，也能经由人类活动而发生改变。所谓人文生态系统，亦即社会环境和文化环境，它是由各种社会文化要素所构成，而各种要素之间既互相关联又互相制约，是发生互动作用、不断流变的动态复合系统。人文生态环境既是人类社会活动的条件，又是人类社会活动所产生的结果。人文生态是社会发展的主导环境机制，包括“人与物、人与人、人与自己之间在物质、信息、能量交换基础上完成的知、情、意多层面的平衡、和谐和可持续发展的过程，是自然主义和人道主义的有机统一”[8]。人类就是在自然和人文两种生态的良性互动中进化，形成了生生不息的人类文明。良好的自然生态系统为人文生态建设的发展和建设提供必要的物质条件，良性的人文生态反过来可以优化自然生态，营造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容关系。人文生态在经济社会发展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它可以有效促进社会的全面发展，有利于陶冶人们的情操，提升人们的文化素质；有利于打造区域文化内涵，凸显地域特色和魅力，增强城市亲和力。自然生态需要人们精心的爱护和呵护，改善自然生态也需要人们去设计和筹划，而这些都是人文生态建设的应有之义。#p#分页标题#e# 事实上，社会发展的过程是自然与人类以及人类自身协调发展的过程，即保持自然生态平衡和人文生态平衡以及实现自然生态与人文生态二者良性互动的过程。“自然生态和人文生态的建设与保护协调，则社会经济增长快，社会发展水平高；如果对自然生态建设与保护关注不够，虽然在短期内也可以达到经济较快增长，但缺乏可持续性；而如果人文生态环境恶劣，其建设与保护措施不力，则经济增长一定受阻，社会总体发展水平必然较低。”[9]良好的人文生态系统可以有效促进社会的全面发展，有利于陶冶人民的情操，提升人们的文化素质，促进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如果不注重对自然生态和人文生态的保护和建设，经济增长一定会迟缓，随之社会总体发展水平也会下降。关于这一点，我们在进行生态城市建设时不可不鉴。 自然生态环境恶变的成因，不仅在其本身，更大程度上是人为原因造成的，是人文生态环境恶化的结果和表现。人类凭借先进的生产工具和科学技术，按照自己的意志改变着自然生态，以一种人类中心主义的思维模式来认识自然生态，“当人们不再对自然怀有敬畏的感情，而将其视为征服、利用和占有的对象时，人的内部自然发了不幸的‘异化’———理性与感性的、抽象和个别的、知觉和思维的、直觉和分析的分裂[10]。随着人类生产方式、生活模式、价值观念的剧变，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甚至人与人的关系也随之发生蜕变。这种蜕变主要表现在人本质上的异化、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疏远、人与社会之间的冲突以及人与自然之间的紧张和对立，于是人类陷身于物质生活与精神世界的对立和冲突所带来的窘境中，终日戴着沉重的枷锁，远离自由，丧失理想，信仰危机，精神混乱。其实，在某种程度上说，这也已经成为某些城市的具体场景。这也从反面证实了从自然生态和人文生态两方面建设生态城市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三、从人文生态建设到生态文明的实现 人文生态既包涵历史文化的沉淀，又包涵现代文明的创新；或呈现为物质形态，或呈现为非物质形式。诸如民间传说、风俗习惯、价值观念、思想道德、精神品质这些非物质形式的文明生态愈来愈占据要津，其价值愈益获得广泛的认同。人文生态建设是我们建设生态文明的重要维度，我们可从物质、精神、制度等三个层面着手来逐步绘就生态文明的蓝图，来刻画文明生态城市的印迹。 从物质层面看，城市人文生态建设就是要正确处理城市发展过程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就是要善待名胜古迹、文化艺术品、科技发明创造，就是要科学规划好城市设施，提升公共服务设施水平，满足现代人的合理需求。其实，这些物质形态的实体蕴含着人类的精神寄托，对现代人的生活产生着潜移默化的影响。从精神层面说，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传承下来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各民族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所形成的语言、风俗习惯、民间传说以及各种民间工艺、各种地方戏曲等，都已成为中华文明的内在基因，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着当今人们的思想观念、价值情操、社会习俗、理念信仰，对当今人文精神起着至关重要的影响作用。人文生态的制度层面主要是指各种法律和规章制度，这些会对公民的行为起到监督制约作用，使公民更加自觉地规范自己的行为，逐渐形成保护生态环境的生态意识，以自觉的行动更好地促进城市生态文明的实现。 质言之，人文生态是建立在科学基础上的社会意识形态，它在精神、物质、制度方面为实现自然生态健康和谐的发展提供有力的保障。首先，人文生态作为一种文化建设，无疑会推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发展。总理2011年3月5日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文化对民族和国家的影响更深刻、更久远。要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多层次多样化文化需求，发挥文化引导社会、教育人民、推动发展的功能，增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11]而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与环境友好型社会等一系列新的政治理念，则完全与生态批评的理论诉求相一致。两者间的融合，必将有助于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现，有助于生态文明建设的深入推进，有助于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的包容和谐。 其次，人文生态建设可以成为促进城市发展的推动力。城市是特定人群进行物质生产与消费，从事经济活动、社会活动、文化活动的场所。这个场所的质量，这个场所的环境，这个场所的文化底蕴，在现代社会中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在城市中加强人文生态建设，要求我们把人与自然的关系由征服与被征服的关系改变为和谐友好型的关系，就是要在城市中树立生态理念，让自然与社会和谐融洽，使人文与科技协调发展，为人类提供一个经济良性发展、环境友好发展、生态健康发展的适宜人类居住的高品质场所。可见，良好的人文生态势必成为推动城市建设的坚实基础，人文生态建设也已成为推动城市发展的核心动力。 再次，人文生态建设将重新塑造现代人的精神人格。良好的人文生态，体现了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和深厚的文化底蕴，这也是现代人或已丢失了的精神人格。总理指出：“加强公民道德建设，在全社会树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和信念，加快构建传承中华传统美德、符合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要求、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道德和行为规范。”[11]而这也正是良性人文生态重塑现代人精神人格的基本诉求，这种诉求要求我们不断提升现代人的文化素质和道德水平，努力形成平和安静、谦和大度、平等友爱、团结互助、感恩包容的良好风尚和人格内蕴。 最后，人文生态建设将有效提升公民的生态意识，促进生态文明建设。公民的生态意识是建设生态城市的关键，没有保护环境的危机意识、责任意识和舆论氛围，就无法养成保护环境的行为模式和生活习惯。只有唤起广大公民的生态意识，确立人与自然和谐共处、协调发展的理念，才能激发广大市民建设生态城市的热情，使其担负起一份生态责任，在生态文明建设的伟大实践中发挥积极的作用。 我国“十二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要加快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提高生态文明水平。而生态文明建设需要我们更为清晰地认识生态危机的根源，“生态危机在本质上是人类文明的危机、人性的危机、想象力的危机”[12]103。人类中心主义思潮泛滥，加之科学技术为虎作伥，我们的人文生态确实迷失了方向，走错了路径，失却了美好的精神家园。在我们面临无家可归的尴尬时，我们需要扪心自问，我们需要深刻反思，去检视我们言行中和思想深处的不协和音符，如因循守旧的无为思想、事不关己的放任态度、人云亦云的跟风恶俗、弱肉强食的霸权理念、急功近利的暴躁性情、自暴自弃的消极行为等。这些消极因素的存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人文生态的良性发展。人文生态建设无疑会消解和消除这些不良的影响，指导广大公民更新观念，端正思想认识和态度，以获得“内心的宁静，对贪欲的抑制，德性的培养，审美的敏感，理解力的提高，对终极实体的感悟，对真理的求索……这一切都是极其宝贵的”[13]。倘使人文生态的美好图景落实在我们社会生活的实践之中，倘使现代人时时处处秉持生态意识、担负生态责任、履行生态正义，生态文明就一定会离我们越来越近，美好精神家园也一定会永驻人间。#p#分页标题#e#

生态文明篇9

生态是我们赖以生存的空间，生态是我们永续发展的环境，生态是我们共同拥有的财富，生态是我们悉心管护的花园，生态是我们不可伤害的朋友。

要以科学的方法合理使用生态。在许多人的观念里，生态建设和保护投入大、成本高、产出低，尤其是污染之后再治理需要投入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更是大得惊人，收效却是很小。其实，生态文明建设不仅是一种投入，更是一种产出；不仅是一种环境，更是一种资源；不仅是一种责任，更是一种收获；不仅是一种保护，更是一种使用。人们建房安家都喜欢选择山清水秀、天朗气清的地方，工作生活都喜欢选择阳光明媚、空气清新的地方，旅游休闲都喜欢选择风光秀丽、绿树成荫的地方，人的天性都是向往大自然的美好，生态条件始终是人们衡量一个地方是否宜居宜游宜作的价值标准。所以，人因生态而杰，地因生态而灵，房因生态而贵，景因生态而美，良好的生态是人们能够拥有的最实在的财富，而生态文明也有着自己独特的使用规则，一旦破坏了这种规则，生态就会遭受破坏。

而生态文化更是传承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与生态智慧，融合现代文明成果与时代精神，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存的重要文化载体。在生态文明建设中，生态文化必将成为一支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

生态文化是促进天人和谐的凝聚力。泱泱五千年，中华民族孕育了博大精深的生态文化，构筑了中华民族共同的精神家园。生态文化通过人与自然交往过程中的生态意识、价值取向和社会适应，维护和增强自然生态系统的供给、调节、支持、文化四项服务功能，实现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的生态价值、经济价值、社会价值和文化价值。可以说，中华民族比世界上任何一个民族都更加懂得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等朴素生态文化哲学智慧，过去、现在和将来，都将伴随和影响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成为凝聚人民追求梦想、鼓舞斗志的力量源泉。

生态文化是推动绿色发展的源动力。绿色发展理念是对奢侈消费、资源低效高耗、污染高排放的经济发展方式的彻底否定，是科学发展的思想精髓，也是生态文化的时代内容与创新。绿色发展的思想渊源主要来自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生态智慧、马克思主义自然辩证法和可持续发展理念。正是由于绿色发展追求人与自然和谐共荣的文化内涵，显示了中国转变发展方式，坚持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从源头上扭转生态环境恶化趋势，形成节约资源、恢复生态和保护环境的空间格局、产业结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为人民创造良好生产生活环境，为全球生态安全作出贡献。

生态文明篇10

当代社会正在以前所未有速度飞快地向前发展。随着社会文明的不断进步，当代人们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同时也由此引发了人与自然界之间日益激化和深刻的矛盾。人是一种特殊的存在，一方面人类用自己的主动行为超越了自然界，但与此同时却又最终无法摆脱自然;另一方面又欲想通过自己的行为将自然界改变成为属于人的主体创造的人化世界，而事实的结果却往往事与愿违。愈是要将自然世界的存在状态改变成为属于人化的存在的理想状态，其结果却反而常常触发人与自然尖锐并日益深刻的矛盾。因此，于是人类不自觉地陷入了两难的区间:即在不断制造自然世界与人的分裂的同时，却又幻梦般地梦想实现一种人为的理想统一的状态世界。于是，当代人便面对了一个前所未有的自然生态严重失衡的现实这样一种历史状态存在。与20世纪我们使生态平衡所遭受的严重破坏的担忧相比，今天的情况似乎已经更加严重。面对着这样的现状，已经到了不得不对人与自然的这种相处方式予以反思的时候了。

一、生态问题沉思

就当前的人居环境条件和角度而言，我们在许多时候常提到的一个概念更多的往往是绿化而并不是生态环境，而这恰恰是应该引起我们警觉的问题。其实这绝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词语的置换，恐怕有时我们的直觉似乎已经意识到了周边的环境在更多的时候是处于一种无生命的状态，这样绿化就自然成为改变其状态的一种直接的理由。生态物种的消失、地理气候的反常、地球变暖、生态环境的日益恶化、面临枯竭的矿产资源和化石能源……如此种种，人类的安全和社会的稳定都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新的威胁和挑战。这绝不是人类所希望看到的那种终极的结果，而是从另一方面恰恰反映了人的内在自我主体意识的过度夸张和毫无节制的对于物欲追求满足感所带来的直接后果。追求社会的物质发展以及所带来的负面效应。相对于发展，尤其是经济和科学技术的发展，是否应该存有极限，是否应该被极限界定?这实在是应该值得人们去认真思考的问题。如此下去，人类是否会加速导致自身从自然界中逐次消亡并最终造成自我毁灭的这样一种窘境?如此种种，面对人类目前的处境和未来的遭遇，于是我们不得不思考这样的问题，我们似乎已经到了不得不慎重地考虑这样问题的时刻了。

二、生态文化反思

面对如上的困惑，我们是否可以从中走出，并从根本上摆脱此种困惑?关于这样一个问题答案的结果，中国传统哲学中的某些思想观念，或许可以为我们提供一些必要和有益的参考启示。譬如中国古代先哲们有关人类在宇宙中存在的位置定位的思想，或者也可以称作对于人类自身在自然中或者宇宙内的所处的位置以及应当承担怎样的责任的思想。

孔子说过:“天何言哉?四时兴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1］意思是说，春夏秋冬的到来，按规矩轮转，万物在自身的逻辑下生长繁育。人也一样，为什么一定要通过自己的主动行为使得对象世界的存在状态发生巨大的改变这样的方式，来表明自身的存在呢?儒家“天人合一”的观念强调的是在道德上与天合一。强调人要在道德上努力维护自然的和谐，参赞天地的化育，而不是毁坏天地的生机。《周易》曾说:生生之为易。儒家天人合一的美德，就是参赞天地化育的生生之德。天地既以生生为大德，人就应当襄助天地，助成这种生生万物的美德，从而保存住天地的万有生机，并使这种生机更加顺畅而不受阻隔地体现出来，而不应当抑制或摧毁这种生机，造成这个世界的单调和暗淡。《周易•坤》卦中说: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为了子孙后代，为了生生不息的同类，我们也应当尽最大可能减少对其他生灵的杀伐和对自然的毁坏，这就是所谓的可持续发展和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

老子提出:“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2］94这句话，至少含有以下两层非常重要的意思:一是万物都是由道所生，而人类自然被包含在万物之中。二是万物的生存方式原本就是“和”，“不和”就会威胁我们的生存。人既是由“道”所派生，那么人就不应当有凌驾于“道”之上的想法。如果产生了这样的想法，只能表明人类的狂妄无知与不自量力。今天这个时代确实让我们抛开了过去的愚昧无知以及由此引发的对于大自然的恐惧和百依百从，但同时又使我们过分地以为和相信只要依靠现代科学和现代技术就可以征服一切。但事实并非如此。设想如果人类遗忘了自己能力的有限性，忽视了对于自然界的理性理解，妄断并由此确信人就是宇宙的主宰，那么，结果也许只能适得其反。老子在《道德经》中揭示给我们这样一个规律:即“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2］54。地比人大，天比地大，道比天大。16世纪以来，人类凭借实证科学的成就，从心理上把自己从自然中剥离出来，并将自然看成是外在于人的，可以随意被人类征服并且可以通过这种征服来显示人的存在的对象。但随之而来的后果，却是人类被自己的成果所束缚，关进了自己亲手打造的所谓“幸福的笼子里”。

庄子二千多年前就提醒人们要警惕“役于物”，而今天的现实结果却偏偏被当年的庄子所一语道中。而马克思的关于劳动异化的理论同样也在说明了这样一个问题。人类在“役物”的过程中，不断地陷入“役于物”的境地，成为物的工具。这样的一个事实是否可以说明当代人类正在以某种茫然的方式，盲目地使自己陷入了如此愚蠢和处境尴尬的这样一种境地呢?三、生态文化的理性回归站在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社会的文明进步是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相互选择的结果，社会文明的发展则是人们通过生产方式的不断改变来推动和实现的，同时这种发展也遵循着一定的交互更迭的内在规律。通常在每一种社会文明形态的后期都因为出现了人与自然的尖锐矛盾，从而迫使人们只能选择新的生产方式和生存方式，并且每一次这样的选择都能在一定时期内有效地缓解人与自然的紧张对立，并使得人类社会的现实存在得到更好的生存发展的新的空间。生态文明的出现和生态文化的发展就可以充分证明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