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遗文化的现状和问题十篇

非遗文化的现状和问题篇1

一、现状问题研究 

做好非遗对策方法的研究，找准非遗热点性研究，前提是要对非遗现状做到充分调研取证，进行大数据下我国非遗现状地毯式搜集研究，问题打井式榨取透析，非遗名录背后的跟进式理解，区域环境下非遗文化符号的针对性提炼。做到非遗整体认知，历史变迁了如指掌，问题反思切中要弊，基本特点娓娓道来，构成要素深度理解，才能保证后续充备的论证资料，才能规整研究方向不偏不倚，才能确保保护与发展方法切中要弊，才能实现技术与文化并行不悖，才能把握研究热点、焦点、主流，厘清主次，解决主要矛盾，兼顾次要矛盾，调整好党的执政方针与理论探索的关系，才能言之有物，避免过空、过大，脱离实际情况。关于非遗现状问题的研究在2016年依然保持良好的研究势头，在延续先前成果的基础上继续深化、拓宽。2016年，非遗现状问题研究，在2015年原有基础上补充与深化研究对象，跟进与细化了构成要素，反思与突破了问题与瓶颈，整合与追溯了研究进程。 

2016年，关于非遗现状问题的探讨涉及到多地区、多民族，地区方面包括北京、重庆等2016年涉及到的地区还有：北京、重庆、新疆、宁夏、陕西、山西、安徽、云南、浙江、大连、江苏、福建、甘肃、山东、河南、湖南、湖北、黑龙江、广西、广东、广州、鄂尔多斯、苏州、江阴、玉溪、濮阳、温州、宁波、南通、南京、兰州、青岛、临沂、济南、滁州、临淄、恩施、自贡、郓城、凉山、泰顺、镇宁、泮村等。。民族方面包括蒙古族、纳西族等。这些研究对象和之前研究多有重复，但是不同的是横向纵向现状细化程度更高，对于新问题提出新方法，非遗更多以省、直辖市为单位进行观照比重增多，研究方面避免了过度碎片化、零散化，进行了一定现状问题的区域性整合。 

（一）非遗本身现状的研究 

2016年非遗现状问题的研究研究涉及到历史现状、理论或现实特点价值、相关机制体制。 

非遗有其自身发展的历史，有其动态变迁的过程，有其辉煌没落的“前世”，从纵向看对非遗研究要找寻它们最初那条线的起点，而不是把现状作为其研究起点，时常关注非遗历史的“后视镜”，避免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追尾”的惨剧。李旭关注于非遗文化变迁，以贵州镇宁县布依族的非遗保护为研究对象，对其保护所采取的主要措施及其保护所带来的一系列社会变迁给予了关注分析，以期对保护与变迁二者之间的关系引起一定的重视。[1]萧放指出，对非遗的抢救保护工作的评价与认识，应从百年中国文化的历史进程与哲学文化的高度进行审视。[2] 

今天是明天的历史，现状研究是未来的创造基石。有的学者重点对具体非遗、地区非遗进行全面现状调查，基于不同语境下的处境，肯定了既有成果，同样发现现有问题，提出方案。李冬颖采用问卷调查等方法，研究体育与游艺类非遗在少数民族地区高校生存状态。[3]除了针对非遗本身的历史现状研究，也有非遗学术成果历史现状的梳理研究。有的以年代、作者、研究机构、期刊分布或资金资助为维度进行统计分析，基于非遗研究数据库非遗成果作为研究样本，借助CiteSpace、SATI、Ucinet或V0Sviewer等工具，运用诸如文献计量学分析，总结我国具体或全面的非遗学术研究前沿、分期、趋势、演替或聚类等特点进行梳理、分析或预测。诸如汤立许，宋同顺二人通过知识图谱CiteSpace软件，以2003-2013年间CSSCI数据库收录的非遗与非遗来源期刊数据为数据来源，绘制并分析了11年间我国非遗文献共被引图谱、期刊共被引图谱等共现图谱，分析其图谱展现的我国非遗研究前沿、主要研究领域等诸多特点。[4] 

有的学者关注于非遗特点、价值的分析，通过特点的总结，更好的把握非遗，通过多元价值认可，为非遗对策制定的迫切与重要提出全面肯定。非遗特点方面，有的学者针对具体类别非遗分析其风格特色、技法技巧、固有特质、隐性知识或文化符号。诸如邵媛媛，吴兴帜二人从如何界定非遗边界这一特点为最终目的入手，以阿细祭火仪式在文化旅游情境中的境遇为例，分析地方人群共同体如何重组遗产、确定遗产的消费边界，从而实现遗产的自我活态存续[5]。价值方面，2016年研究关注非遗具有的价值和作用。价值方面，学者们科学而精准的体悟与分析具体非遗类别本身具有的价值。赵沛曦，张波等人基于納西族非遗的基本情况，从六个方面分析了纳西族非遗的价值。[6]作用方面，学者们主要落脚于促进大学生人文素养提升[7]和建设新型城镇化力量[8]的作用展开分析。 

有的学者关注于非遗相关体制机制的建设，对于配套、持续或者新制定的政策文件提出补充、评骘与绎读，为非遗持续性发展保驾护航。学者们从管理、技术等多层面解读相关措施现状、提出问题、构建理论、发现路径。朝戈金针对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于2015年通过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伦理原则》这一国际文件及其出台的背景，梳理该政府间组织在文化遗产领域先后颁布的相关国际文书，就伦理维度和实践进程作概要性的解读、评述和分析，进而反观《公约》实施以来全球范围出现的若干横向问题及其伦理关切，兼谈国内非遗保护面临的伦理选择和能力建设走向。[9]

（二）非遗构成要素的研究 

2016年非遗构成要素方面的研究聚焦利益相关者。非遗利益相关者包括传承人、政府、企业和普通民众（游客）、生态环境与基础设施。以传承人、生态环境为例，2016年，此方面的研究很大一部分聚焦于非遗传承人的现实处境、身份呈现，这类研究直接贴近传承人，扎根当地，深入定点式的进行研究。诸如武宇林以2009年入选的“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民歌“花儿”为例，通过对西北四省“花儿”艺人的走访与调查，对传承人现状进行透析。[10]还有部分关注于传承本身，诸如《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模式及其变迁》等，对传承人的综合理解起到一定思考作用。生态环境，是当代空间多元与文化混生条件下保持非遗活态性的重要砝码，基础设施是强有力的延缓地区衰败实现非遗可持续传承的物质载体。2016年，生态环境、基础设施的研究更加细节化，一桥、一街，基础设施从“面”趋向于“线”、“点”的转化。生态环境、基础设施更加完备化，尝试与其它机制、事象实现共建完成非遗保护，有关生态环境的行政机制提出探讨，量化研究有所增多。陈星、杨豪中通过在扬州历史地段上已经更新和正在更新的两个案例，分析这两个历史地段的衰退现象及其影响因素。在此基础上，重点研究在历史地段中非遗的功能和作用机理，通过深入理解非遗在地段中的发展规律，提出促进历史街区和非遗共同发展的建议。[11] 

（三）非遗问题与反思 

非遗综述性研究，能更好地借鉴前辈，审视当下，明晰目标。只有对非遗有回溯式的整体认知，才能有前瞻性的宏观体悟。次珍从西藏传统音乐的研究历史以及研究成果进行较为详细的综述，对西藏传统音乐研究的历史和现状进行梳理，试图寻找一种多渠道多途径的传承之路。[12]有总结陈词，就有反身自问。我国非遗保护与发展取得了无可争议的成绩，同时，在实践过程中也出现了问题与挑战。王杰文针对国际民俗学认为“遗产化”的文化实践已经成为后现代社会生活世界普遍的行为模式，提出民俗学必须相应地反思与调整自身的研究策略。[13]除此之外，学者们基于具体类别，深入偏远区域，引入不同学科，针对特有机制，聚焦社会顽疾，渗透构成要素，关注保护进程，找到现有瓶颈，进行了批判，指出了问题，引发了思考，做出了反思。 

非遗现状问题研究，首先，多元的研究对象打开了研究视野，实现了更多理论建构的可能性，探索出了未来理论与实践更多结合的可行性，夯实了新的一年非遗研究的学术土壤。其次，价值、特点的研究，使得非遗研究的点、线、面每个环节、层次都有理论文章可寻，保证具体实践过程中有章可循。每一年的学者们查漏补缺，使得非遗整体研究越来越厚实，越来越丰满。再次，构成要素研究。完善了非遗的学术延展度与学术界限，使得非遗研究具有更多可能性，更多维的思考，不仅仅局囿于非遗本身，在发展中发现问题，及时总结理论，同时，它们又是完整的非遗衍生与必备的重要因素。最后，非遗问题研究有时是所有非遗的普适性问题，有时是特例问题，通过问题的整体把握，我们既能够整理出宏观问题，解决非遗面临的共性问题，也同时针对具体的问题提出具体解决问题的措施。这一部分研究在整个非遗学术研究中承担着承上启下的作用，衔接着前期非遗现状与后续非遗对策制定与热点把握的探索。这一部分精准而切中时弊，才能推导出后续的方式方法，及时、高效地制定出有的放矢的应对之策，坚持问题导向，秉持科学思维，是学术研究重要素质之一。现状问题研究有的仅仅充当了发现问题、找到原因、总结价值、提炼方法而做的前期介绍式的铺垫，作为文献的必要而不是主要部分而存在，属于嵌套式或辅助式研究，为阅览文献的学者提供非遗研究二手材料或者拓宽视野，提供理解、思考的出发点和启发思路的参考点。有的研究虽然作为文章主要或者核心来研究，但是，仅仅是阶段性的研究，最终落脚于非遗整体，或者服务于后续跟进与相关研究。这些问题有的在2016年理论研究已经区域性解决并落实到实践，有的还未找到完备的解决方案，这需要2017年，学者们继续发挥问题意识，解决原有问题，发现新问题，实时实地的制定出应对型策略。 

二、对策方法的研究 

2016年，非遗保护方式在原有保护类别与范围上查漏补缺，保护历程追溯得深，保护类别涉及得多，保护方法囊括得全、保护范围涵盖得广，主要涉猎到保护方法和工具、载体、对象、关系与过程的研究。 

（一）保护方式 

2016年，抢救性保护的实践方式包括非遗档案建设管理、资源数据库建设、传统与数字博物馆、书籍出版、公共图书馆、影视纪录片的呈现、名录体系完善等。档案作为非遗抢救性保护与传承重要手段与载体之一，一直是学者研究的热点。郑晓丽结合大连地区非遗保护的实际情况，对非遗档案的特点、非遗档案管理的原则以及非遗档案管理现状问题进行了分析研究，提出了完善大连市非遗档案管理的对策。[14]整体性保护，2016年运用此方面理念进行非遗保护的文章并不多见，包括《论“社区”与非遗整体性保护》、《整体性原则在非遗保护中的运用及反思——以二胡艺术为例》、《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整体性”理念与实践：基于宁波案例的讨论》。有的学者对生产性保护本身的机制进行分析，季中扬，胡燕二人对传统基于民间艺术生产性保护模式和存在难题的基础上，提出解决生产性保护的良性机制的关键。[15]徐子婵结合实践，发现现有问题对生产性保护提出“1+X”的发展模式，以企业为主导，加农户、学校、合作社、旅游等充实生产性保护。[16]生产性保护2016年依旧是研究焦点，研究体系已经十分完备，因为它是调节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最完善的方式，同样它也带来了二者的矛盾，因此，关于此方面的研究更多的是对这一保护方式的实践与思考，有针对性的结合具体非遺、地域进行细节化理论与实践的磨合。 

生活性保护，它不同于学界普遍认可的传统保护方式，即抢救性保护、生产性保护和整体性保护。它是近几年提出的新型保护方式，由于其保护方式研究较晚，因此该保护方式研究主要集中在探讨与商榷定义特点、转变过程对接、打磨阶段。李荣启对生活性保护需要注重的点进行分析，提出生活性保护的原则、有效方式和根本举措。[17]李旭通过非遗价值特点以及它与人们生活所具有的共生关系，发现现有非遗保护体系的不足，提出由生产性保护到生活性保护的嬗变。[18]但是，就目前来说，非遗此方面的结合具体实践与理论的应用文章还不多见，这几年零零散散的出现，凤毛麟角，至于最终是否能与其它三种保护方式并驾齐驱，还需要学者们继续跟进。除了四个保护方式，郑迦文提出了服务性非遗保护的模式。[19]

借鉴性保护通过借鉴国内国外成功的经验、失败的教训、方法理念融入到非遗保护的保护方式。国外，2016年借鉴的对象主要聚焦于日韩、欧洲。国内包括方法、视角以及个案的借鉴，立足于不同学科、背景的阐释。张青仁通过借鉴宁波非遗保护实践个案对非遗属性进行再思考，紧扣当下日常生活和变迁的社会结构，最终为非遗保护探究出新的保护路径。[20]因为对策方法研究是2016年热点，诸多方法被引入到非遗保护当中，如众包模式等。[21]2016年，学者们立足于当下大背景研究，诸如一带一路、新型城镇化等背景下，力图探讨当下国家政策、社会潮流与非遗的碰撞、融合中的一条康庄大道。学科涉及到人类学、民俗学、体育学等。诸多理论被运用作为非遗保护的对策，像扎根理论、SWOT理论、5W理论等。不同的视角切入到保护当中，拓宽保护视野，诸如文化生态、知识产权等视野或视角2016年涉及到的视野与视角：文化生态、知识产权、需求、旅游活化、非遗保护、文化自觉、系统保护、新文化史、公共审美、社会网络、文化旅游、动物保护、文化认同、品牌推广、人本、传承人经历、档案建设、大数据、数字技术、文化整体等。。在2016年，非遗保护视角或视野被进一步打开，学科思维不断地介入到非遗保护，确保非遗保护的科学性与系统性，立足于当下背景，使得非遗时刻保持时代性活力，利于总结出符合当下非遗保护的经验，也利于宏观性看待非遗保护问题。这些国内、国外方法、视角、个案的借鉴是学者们为非遗保护这一浩大的工程献言献策的学术热情的最佳体现。不过，通过借鉴性保护方法的多元，也看出了非遗本身理论方法性的缺失，更多的依托于各个学科“东一榔头西一棒子”的方法介入。2017年，期望学者们能探讨出符合非遗自身特质的学科方法。 

（二）保护工具、载体及对象 

这里以法律政策保护为例。法律政策保护，是非遗保护重要手段之一，也是最根本、高效的保护手段。法律保护在2016年学者们讨论最为集中的是知识产权保护与法律适用。王颜颜就现有知识产权制度与非遗的冲突与融合究竟作何抉择，给出了自己的理由，并提出非遗知识产权制度构建的建议。[22]关于冲突与融合，孟令法在《非遗法》与《动物法》之间的冲突时作何抉择进行深入探讨。[23]除此之外，还有相似性研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动物使用”的伦理困境》。有的学者关注法律立法环节，从立法环节探析与评价国家、地方法律的样本意义与存在的缺陷，力图构建符合我国国情的法律保护体系与机制。有的学者就地方性法律法规结合地方非遗进行适用性与保护性分析，常洁琨以《甘肃省非物质文化遗产条例》的出台为背景，分析了该条例的不足，提出了完善的建议，旨在构建甘肃省少数民族非遗的法律保护机制。[24]有的学者视野不仅仅局限于国内法律法规，像《法国文化遗产法的历史与现实：兼论对中国的借鉴意义法律政策保护的研究》从国外法入手对本国法律的完善与非遗保护提供思路。2016年，法律政策保护的研究主要侧重于两方面，一方面，因为法律与非遗并不是同种同类，因此法律保护研究更多的放到二者如何相得益彰，非遗法规与其它法规是否冲突，具体类别非遗与法律保护之间是否能够衔接，地方性法规与非遗保护实践活动是否契合等方面的思考，对于存在不足，如何通过法律弥补，完善。另一方面，从法律立法、执法、守法环节入手，重点研究我国國家与地方非遗立法的成功意义与不足，对其它方面提供哪些参考性意见。 

非盈利机构保护，主要包括高校、事业单位、图书馆等政府主管下的部门机构对非遗参与的保护。高校保护，具有人才培养、资源配备、专业和课程设置方面得天独厚的地缘优势，因此，高校非遗保护一直是学术研究焦点，2016年也不例外。高校保护非遗不仅仅是高等学府的使命和特权，它适用于每一个具备能力的学校，不仅仅要关注国内的学校保护的案例，同时，也注视国外高校保护的经验。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作为高等教育的新使命——以法国大学为例》，做到为其所用。2016年，高校方面对于非遗保护的研究更多侧重于如何传承，非遗保护与传承二者是断然不能割裂的，对于二者的探讨必须知晓，非遗保护的目的是为了传承，同样，传承是最好的保护。虽然2016年，学者们就高校如何传承非遗进行多元探究，实则也是在建构非遗保护的隐性知识。传承体系、环境、制度、载体的完备，保护自然而然水到渠成。刘伟华，许静华二人对十年图书馆保护非遗的文献资料进行整理，提出图书馆应重新审视自身职能，做到更好地承担包括树立科学的非遗保护观等保护与弘扬优秀文化遗产的使命。[25]除了这些载体，还有村落，研究者关注村落中非遗的保护，诸如，朱贺琴，热依拉·达吾提二人对以新疆非遗的乡镇保护与开发是乡镇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为出发点，指出乡镇文化中非遗保护的重要性，进而提出保护的对策。[26] 

保护对象，主要是传承人的保护，传承人是非遗最核心的载体，离开了传承人，非遗只能变成文物，失去活态性，因此，对于它的保护研究与非遗本身并驾齐驱，涉及到具体地域、类别非遗的传承人应对性保护，具体阶层、性别的传承人研究分析，传承人配套机制的研究。有些针对传承人虽不是明确的落脚于保护，字里行间也很少有保护字眼出现，但是，它们的研究、完善与跟进，才能促成传承人的最终保护。除了传承人保护外，还涉及到一些其它保护对象的关注。诸如王首燕正向审视民间信仰与中国社会关系的机会，从民间信仰保护入手保护非遗。[27]还有针对非遗本身类别的保护对象，2016年学术研究主要集中在游戏、传统体育与竞技等，涉及到的具体非遗有端午节、木活字印刷术、云南壮剧等，范围从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国家、省（自治区、直辖市）、市直到县区级。还有以不同少数民族、区域非遗的为保护对象的探讨，像《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探究》等。还有不同非遗类别作为保护对象，如《文化整体论视角下的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研究》等，还有更进一步细化，针对某类非遗某方面生产、生活条件的保护，如《传统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生活样态的保护》等。 

保护仅仅是非遗其中目的之一，还有传承、发展、传播、利用、开发等并行。保护与发展、保护与传承、保护与开发、保护与利用、保护与传播各种关系交织，如何缕清、吃透、抚顺这些关系并很好地与实践相契合成为2016年非遗研究的重要话题之一。有的学者从整体方面探讨了如何处理非遗保护的各种关系，顾军，苑利二人对于萦绕非遗保护前后的困扰，包括如何处理好非遗保护与文物、典籍保护的关系，保护与开发等关系，对于对策方法的制定提供答疑。[28]

非遗对策方法的研究，首先，研究更加细节化，研究过程往往结合当地区域特色进行实践与理论结合性分析，融入诸多新视角、方法，注重对策方法相关配套机制的完善研究。其次，着重对研究对象现状探究，但是忽视了研究对象历史沿革，这可能会在制定研究对策时造成偏差。其次，2016年，传统的保护方式被忽视，如整体性保护在2016年没有过多的探究，在“喜新”的基础上也要“恋旧”，没有任何的保护方式或工具等对策方法是一劳永逸的，也没有一种工具、载体、对象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万事万物是不断发展的，发展就会出现矛盾，而是否这些传统的方式方法在新的一年，新地区适用，适用情况如何，有没有出现“水土不服”的新现象，新视角是否能集合传统方法进行开拓研究，这些需要我们在2017年作出思考。最后，笔者通过几年非遗断代性学术综述发现，回访性的研究过少，更多的是对某个区域、民族进行“一锤子买卖式”的研究，研究结束就相当于竣工大吉，后续在发展过程中这些方法是否出现新问题，没有进一步跟进研究，连续性较差。总之，非遗保护的目的是为了发展，发展包括两部分，一部分是传承，一部分是创新，实现可持续传承，共享性传播，从纵向和横向对非遗是大有裨益的。2016年，对策方法的研究，取得了更高的成绩，取得成绩的同时也有不足，只要我们在制定一切对策时秉承“抢救第一，保护为主，合理利用，传承发展”的大方针，学者们尽管各显神通，2017年对策方法的研究依然是重要性问题，因为只要非遗存在，对策方法的研究就会是恒久性主题。 

三、热点性研究 

热点性研究，主要指当年学术研究充备、系统或者社会影响力巨大的政策、新闻、关键热词、学术焦点。2016年，非遗热点性研究主要分为传统热点性研究和新型热点性研究。传统热点性研究包括保护、传承、发展、文化产业、文化、对策、文化遗产、现状旅游开发、传统文化、民族文化等。 

以文化产业为例。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指出，增强文化整体实力和竞争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文化产业与创新驱动的国家战略联系到一起，文化产业发展又被提升到一个新高度。文化产业由于自身的灵活性，作为以利益为导向的文化创意衍生品，强调推陈出新，竞争性是它保持历久弥新的动力源。非遗由最初的单一性事业走向事业与产业多元保护与发展，实现了与文化创意产业的联手。2016年，微观、创新、细节成为此热点性研究的特点。有的学者借鉴新常态下新驱动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互联网+”的概念，与文化创意产业相结合，陈万怀在“互联网+”理念的带动下，充分地与科技、金融等多种业态进行互补，共同驱动宁波非遗的创意产业化进程。[29]张新友，王喜莎二人使用SWOT模型分析，梳理分析新疆非遗产业发展所具有的优势、劣势、机遇、威胁。[30]因为文化产业与非遗研究较早开始，研究体系初步形成，因此，研究关注少数民族地区、新疆、宁波、丽江等，表现出愈趋细节化、微观化，研究运用到互联网+、文化生产力理论等，表现出愈趋新颖化、时代化。但是，文化创意产业不管采用什么手段，研究什么地域非遗，产生怎样惊世骇俗的创意，收到多少日进斗金的效益，一定要先明晰两点：第一点，文化创意产业动刀的不是非遗本身，是非遗涉及到的元素、符号，非遗的文化内涵和精神内核不能变。比如体育与游艺类在发展文化旅游需要全盘借用，这就要首先保证对原生的体育与游艺类做到记录与保存，有国家指定传承人去保护与传承，那么发展文化旅游所借用的此类体育类非遗不再是国家要保护的原生态非遗，因为它本身有传承人去传承，而开发的那个非遗只是作为宣传、传播非遗产业化后改造的产品，既不会对非遗本身造成致命伤，也能借助文化创意产业从侧面传播、宣传、开发，有助于非遗本身知名度的提高，认知度的清晰。因为在这数字化、新媒体的时代，非遗借助文化创意产业在“适者生存”市场的东风是十分有效的，利于非遗横向传播，纵向传承。第二点，对这些非遗元素、符号等进行创意发展的是开发商、设计师，而不是传承人，不能把传承人染指成小商小贩，他们有自身的使命与责任，除非有些非遗类别本身，传承人既保证原汁原味又能直销市场，这要求学者们研究具体非遗进行文化创意产业引入时具体考据非遗历史沿革，传承体系，核心内涵，不要仅仅停留在现状、表征、GDP、成就叙述上。这要求我们进行研究时整体考虑，深入阐释，认清具体非遗属于何种情境，这样才能保证文化创意产业真正的是在保护、传承、传播与发展非遗。学者们在文化创意产业引入非遗中，切记这两点，是基于保护为主的前提下，进行合理利用，不要舍本逐末，不能以经济效益为衡量的首要标准。这几年，尤其在2016年非遗与文化创意产业中，许多学者注意到这一问题，但是，在愈来愈细节化、创新化的学术诉求，这一方面近几年又被忽视，结合新形势，需要2017年进行回溯，思考。 

除了与非遗出现最多的传统性热点问题，2016年又结合时代现状、发展态势催生出诸多新型热点性研究，诸如工匠精神、研培计划、振兴传统工艺、非遗展会、文化生态区、二十四节气。 

这里以研培计划为例。2015年，文化部、教育部在前期试点的基础上，联合推动中国非遗传承人群研修研习培训计划（以下简称“研培计划”）正式全面的实施。研培计划具体指的是委托有关高校、设计企业等开展前期以传统手工艺类非遗传承人进而逐渐延伸到各个类别非遗的教育培训。2016年，57所高校、160期培训，近万名培训学员踊跃参与其中，涉及到陶瓷烧造、雕刻塑造、建筑营造等传统工艺项目，而获得实践效果远远不止于这些量化的数字和规制的类别。虽然此次计划开展于2015年，但是2016年关于它的实践渐趋成熟。此次研培计划本着“强基础、拓眼界”的目的，在实践过程中严格按照参与高校严中求严，项目筹备慎之又慎，招生工作優中选优，教学管理精益求精，回访学员诚心诚意，媒体宣传多元展开。前期实践取得了较好的成果，同时，在“中国非遗传承人群研修研习培训计划优秀成果展”上，学员们纷纷展现自己在研修计划中的进步与效果，交上一份满意的答卷。理论层面，学者们纷纷结合当地研培计划实施高校分析非遗实践效果，从自身学科出发，基于非遗保护性发展和持续性传承的初衷，探讨了现状、问题以及对策。诸如，王凤苓以2015年山东艺术学院首批中国非遗传承人群培训班为例，从山东非遗传承教育状况调研，科学规划、合理设置课程体系等五个方面进行阐述。[31]李红以广州美术学院广彩瓷烧制技艺普及培训班为例，通过一系列研究，最终上溯理论性思考与方法性探索。[32]周箭，曹雯婷二人结合“工匠精神”培育与非遗校园活态传承，指出非遗校园活态培训以“工匠精神”为尺规、方法、目标。[33]但是，此方面的学术研究还缺乏企业与传承人结合的学术反馈与思考，由于高校本身作为学术集散地的优势使得“近水楼台先得月”，而企业此方面更多的注重与传承人进行具体实践研陪，市场化衔接，经济利益高效产生，而忽视了学术思考，是此热点性研究在2016年的空缺。当然，关于此研培计划实施初期，不同的学者给出了自己的看法和担忧。诸如，苑利发表于《光明日报》中的《救命的“脐带血”千万要保住——从非遗传承人培训说开去》，提出对此研培计划的担忧。此文一出，中国共产党新闻网、人民网等许多党和国家主流媒体与地方媒体立即转载，引起党和国家高层人士和社会上许多专家学者、非遗保护工作者、非遗传承人的关注和思考。齐易就苑利这篇文章结合张毅的《非遗保护与传承的历史使命是推动其可持续发展——与苑利老师商榷》文章，对研培计划“尊重、保护”与“提升、改造”孰是孰非提出自己的思考。[34]正因为有这些学者及时思考，使得研培计划实践起来更加完善、妥帖。学术研究允许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正因为有这些学者们不同的声音，激烈的学术激辩才促成了承载非遗保护的实践巨轮如期起航，乘风破浪，安全靠岸。2017年，文化部印发《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群研修研习培训计划（2017）》的通知，基于2016年实践与理论存在的问题，成功经验，辩证吸收，大方针与具体细节不断磨合，进一步完善，做到更好、更优，这也为2017年学者们提出新命题，新思路。同时，研培计划涉及非遗本体研究、学科、专业、课程、教材、师资建设诸方面，而且，学校培养的最终目的是面向社会，社会—学校—培训主体是否形成良性循环，有机互动，有何对策，怎样检测，在这些方面研究2017年还需进一步完善。理论与实践的同时进行体现出我党以及我国政府对于非遗打持久战，攻坚战的决心与信心，而关于2017年与此相关的学术研究文章肯定也会有新发现、探讨。

知晓这一年的非遗研究热点性问题，能最快，最好地把握这一年的研究重点以及仍未研究的盲点，更好地在新的一年有的放矢地开始研究，厘清之前研究问题，避免重复性研究，犯闭门造车的错误。明晰这一年的热点性研究，能让学者们拥有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与自己的研究相秉承，研究国家急需的、迫切的、主导的问题。传统热点性研究是学者这一年研究最多的侧重点，同时，能形成与之前研究的直观性对比，肯定成果，发现不足。新型热点性研究多是国家政策、行动引发的社会效应从而在学术界产生蝴蝶反应，对其研究，利于解决最急需、迫切的问题。 

综上所述，2016年非遗主要围绕现状问题、对策方法和热点展开学术研究，呈现出细节化、多样化、立体化、全面化的趋势。学科融合解读非遗愈趋明显，热点问题推陈出新，对策方法与时俱进，现状全面而完备，问题思考兼顾全面，回溯历史与统摄全局，立足当下又展望未来，兼顾全面又不失细节，成果令人可喜。同样，2017年，在2016年基础上也提出了新的思考方向，也有一些不足之处，非遗的研究不是一蹴而就的，它需要千千万万包含热情的学者们投身其中，打好持久战、攻坚战，不断地探索、探索。 

参考文献： 

[1] 李旭.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及其文化变迁研究——以镇宁县布依族为例[J].湖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04）. 

[2] 萧放.论新文化史视野下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运动[J].遗产与保护研究，2016（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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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遗文化的现状和问题篇2

关键词：网络环境；西安；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

中图分类号：F590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1）21-0151-02

西安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它是历史时期西安地区人民群众通过口传心授、世代相传、以非物质形态存在、与百姓生活密切相关的传统文化表现形式，其形式多样、种类繁多、地域特色鲜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历史价值与文化价值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地位毋庸置疑，但是它在社会高速发展、科技不断进步的今天，能否继续获得广大人民群众的认同，将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有机契合，传承、利用、发展好非物质文化遗产，使文化异彩纷呈，呈现多样性，并在不断变化的历史长河中保护传承下去，成为非物质文化遗产急需研究的问题。本文试就西安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网络化、数字化保护作粗浅的探讨，不妥之处，请大家批评指正。

一、西安非物质文化遗产现状

西安非物质文化遗产目前有部级代表作名录5项，包括西安鼓乐、中华老字号西安同盛祥牛羊肉泡馍制作工艺、蓝田普化水会音乐、长安褚皮纸制作技艺、户县曲子；省级代表作名录36项，市级代表作名录28项，县级名录及重点资源333项。

从上述有关统计看，目前西安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状况并不乐观。在2009年西安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中，西安符合整理的287项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中，濒危项目247项，占86%，严重濒危项目7项，占2%。传承人中，有7个项目有两个传承人，占2%；5个项目有3个传承人，占2%；1个项目有4个传承人，占0.3%；1个项目有7个传承人，占0.3%；38个项目为集体传人，占13%。以民间艺术、民俗文化、民间技艺形式存在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随着经济的发展，正在逐渐远离人们的生活，濒危状况成为西安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突出问题，西安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迫在眉睫。有效地对西安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保护与开发是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最好传承。

二、西安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存在的主要问题

1.认识问题。非物质文化遗产不同于主流文化，它主要存在于民间。作为地域文明象征的特色文化，政府对其提倡与重视，更能有效地进行非主流文化的保护。当前，西安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还存在“上热下冷”问题，部分区县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和保护工作进展缓慢，对所辖区域非物质文化遗产重申报、轻保护，重利用、轻管理。如西安鼓乐早在2006年就申报成功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项目，但时至今日，鼓乐艺人境况并未有实质性好转。无论从理论层面到实践层面，从决策层面到基层运作层面，地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体系并未真正建立起来，保护路程艰难。因此，政府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认识也是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关键。

2.资金投入问题。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的，不同的历史环境对他的生存有着直接的影响。市场经济条件下对主要生存于民间非物质文化遗产提出了挑战，也对政府层面给与财政支持提出了要求。近年来，国家与省市对代表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保护不断加大资金支持力度，并设有专项经费，各级政府财政也给予一定支持，但杯水车薪，捉襟见肘，仅就西安市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资金投入而言，对上百个不同级别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投入额度极其有限，开展这项保护工作难度非常大。如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实物不能及时收藏，保护场所占地面积、室内条件等有限。开展基层非物质文化遗产工作缺少基本设备与交通工具等等，资金成为制约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利用的关键问题。同时，在各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中，除少数人有退休金保证基本生活外，其他人均无固定的经济来源。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生存条件也制约着西安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

3.项目活动问题。历史时期生存于民间的西安非物质文化遗产之所以能够代代相传，与掌握这些文化遗产的传承人业余时间自得其乐、能够在一些传统民俗活动中展示技艺、进行表演的传承环境有密切关系。今天社会传承的客观环境发生变化、非物质文化遗产有些内容已越来越远离现实社会，缺少传统的生存空间，民间传承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失去展示平台，可持续保护利用的项目缺少展示活动，特别是潜能较小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在失去生存空间、没有资助的情况下，传承极其困难。如西安市灞桥区白鹿原狄寨村“非遗”项目“泥叫叫”（“娃娃哨”）的传承人徐文岳老人，他掌握一种旧时彩绘粗陶玩具的制作技能，尽管该产品制作精美、价格低廉，几毛钱一个却也极不好卖，被很多人认为“落伍”[1]而陷入生存困境。西安张氏风筝、关中道情、周至道情以及张村造纸工艺等，同样面临这样的问题。特别是西安市长安区北张村楮皮纸制作技艺，作为汉代灞桥纸的直系遗传，有中国造纸术的“活化石”之称，尽管它们过去往往与当时的生产生活有密切的联系，但目前它们“绝大部分失去或减弱了在生产生活中的功用价值”[2]，缺乏项目生存市场，造成传承人生存困难。

认识问题、资金投入问题、项目活动问题是目前包括西安在内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面临的、关乎其生存、急需解决的问题。

三、网络环境下西安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

在全球化、信息化、商业化经济社会环境下，运用网络等新媒体手段保护保存一些依靠口传心授方式传承的正在不断消失的文化遗产，实现网络信息资源共享，已成为全球保护与开发文化遗产的主趋势。西安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发展，也应与时俱进，通过网络保护与传承，将传统和现代在网络环境下进行契合，使传承与创新并举，向未来的文化展开一个新的起点。

1.将西安非物质文化遗产置于互联网中实施保护。在高科技发展的现代社会，随着信息技术革命的到来，网络的使用在全世界飞速发展，网络已成为人们获取各类信息的主要途径。人们通过网络了解世界，认识世界的方式已被大众接受。网络作为新兴媒介，既可以宣传展示西安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也可以通过数字化的技术手段对其实施保护。如西安的一些引起社会关注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如世界级的西安鼓乐，在网络上流传有其表演视频、摄像图片、文字资料等，这些网络保护资源尽管有限，但对其资料传承与保护还是起了积极作用。

2.利用网络进行宣传，扩大西安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宣传。西安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可以利用高科技手段，建立独立搭载或依托政府公共网络资源，充分发挥和利用互联网优势，建立西安非物质文化遗产宣传网站，将其作为宣传最重要最有力的平台，广泛开展网络宣传活动，加大西安非物质文化遗产网络宣传力度，扩大西安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影响与知名度。开展网上有关西安非物质文化遗产内容链接，让更多的人了解西安非物质文化遗产与保护西安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性。同时，利用西安非物质文化遗产宣传网站，开展各种形式的西安非物质文化遗产大众参与活动，如网上问卷调查、知识介绍、浏览者参与答题等，使其积极参与到西安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行列中来。

3.整理流布于网络中的西安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料，实施网络资料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资料整理是其传承和保护的基础工作，也是从事研究工作的基础。由于它们流传久远、风行民间，文字资料非常缺乏，搜集和整理散落在民间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料就成为保护西安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内容。目前，搜集、整理西安非物质文化遗产网络资料，将存在于地方网络中零星流布的文字、图片、音频、视频等资料进行梳理、归纳和分类也是保护西安非物质文化遗产非常重要的一件工作，做好这件工作，将更有利于西安非物质文化遗产历史保护。

4.网络开发保护西安非物质文化遗产。互联网技术的普及，信息传播速度的加快，为西安非物质文化遗产网络开发，实施保护奠定了基础。一些非物质民间文化遗产可以通过现代科技手段，以非物质文化遗产门户网站为平台，运用三维动画等多种网络信息表现形式，进行传播，为其适应现代社会发展提供开发信息，推进品牌塑造和传播，使之成为与外界交流、交易的信息化平台，对外展示和宣传的主要渠道。同时，将非物质文化遗产开发成为文化产品，通过网络传播和信息共享，使其进入商品流通领域，让更多的人了解并对其感兴趣，以此达到保护西安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目的。

5.进行网络西安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网络环境具有受众范围广，传播手段多元化，延续时间长等优势。网络展示平台可以在传统与现代之间搭建起平台，如将民间故事、民间文学，以笔录的方式，经由印刷媒介被保存下来，在大众传播媒介的大量复制传播中，得到保护。传统音乐、戏曲，通过录音机等音频设备被记录下来，既是从事学术研究的资料，又是获得民族认同的桥梁。民间舞蹈、杂技、传统技术被照相机、摄像机、DV等拍摄下来，这些现代化科技载体、手段中展示的具体的、物质化的视频中所呈现的中华民族传统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会得到较好保存。

以网络经济作为标志的信息化革命催生出的文化遗产数据库保护模式的变革深刻而急迫，建设区域非物质文化遗产数据库也是目前世界经济一体化和经济全球化趋势的要求。网络环境下实施西安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有利于促进西安与国内外的合作和交流，有利于西安向国际化大都市迈进，更好地保存一些可能消失或正在消失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让中华文化永久传承下去。

参考文献：

非遗文化的现状和问题篇3

关键词：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传统体育；概念；法律保护

中图分类号：G 80-054 文章编号：1009-783X（2017）01-0132-05 文献标志码：A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于2003年10月颁布了《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非物质文化遗产”随之正式成为官方术语和操作概念，在人类文化遗产的范畴中开辟了一个崭新的领域[”。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下文简称“体育非遗”）生动地呈现了各民族人民的生产习俗、生活风貌和，是一定历史条件下产生的人类社会的历史遗存，更是民族文化中丰厚的精神养料，具有重要的历史文化价值；但长期以来，由于人为和非人为因素，世界各国体育非遗不断遭到损毁，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加速发展，这一现象愈演愈烈，尤其是在偏远落后的地区，一些体育非遗项目已经消失或濒临灭绝。学界对“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一应时而兴、亟待解决的课题进行了探索，围绕这一领域所取得的成果已非常丰硕。鉴于此，本文从概念与内涵、价值、保护、传承和发展5个方面对体育非遗研究进行梳理，以期为进一步推进相关研究建言献策。

1.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进展

1.1关于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概念与内涵的研究

对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概念与内涵的探讨，学界基本遵循了一致的解释路径，认为体育非遗是“体育”与“非物质文化遗产”2个概念的交织，该类别文化遗产必须同时满足“体育”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核心要素；但基于语言和文化背景的差异，国内外学者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和“体育”概念与内涵的解读不尽相同，至今没有形成共识。体育非遗尚存在概念与内涵不清、类别归属不明的现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一些具有体育属性的项目，例如维吾尔族达瓦孜、塔吉克族鹰舞等，其类别归属传统体育、杂技、民俗还是民族舞蹈难以准确定位。

李凤梅认为体育非遗可以理解为被某一区域人口或固定群体主要用于健身、娱乐、祭祀、竞技等目的所遗存的各种身体活动形式和知识，以及与之相关的实物、器具和文化空间。彭金城认为体育非遗是世代传承、体现传统体育非物质文化的形式及相对应的文化空间，包括传统体育技术、动作要领、表演艺术、文化精神等内容。实际上，体育非遗最核心的内涵不是外在的物质表现形式，而是文化持有者在表演和创作过程中含有的特殊内蕴和技艺。从承载主体“文化持有者”的角度来看，体育非遗是“活”的，因而对体育非遗概念与内涵的认识应该是动态的，它随着时间和实践的绵延不断诞生出新的内涵。

1.2关于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价值的研究

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价值主要包括文化价值、历史价值、精神价值、科学价值、经济价值和社会价值。目前，相关研究集中于文化价值、教育价值和经济价值等方面。孙健等以传统蹴鞠运动为研究对象，研究认为传统蹴鞠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文化软实力”主要表现为文化的自信力与凝聚力、沟通力与协调力、传播力和感召力。李成银等认为，武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价值主要在于维护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促进民族文化认同、增强社会凝聚力。马磊认为，河南省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中的民族传统体育历史价值独特、文化价值内涵丰富、文化传承的原生态性突出、现实意义重大。

通过整理相关资料可以看出，体育非遗价值研究正处于一个不断深化的过程中。第一，针对体育非遗价值的研究还处于较为分散的状态，尚未形成系统，研究时应当从多角度、不同层面，根据不同需求进行具体研究。第二，缺乏对体育非遗价值多样性与关联性的研究。在探讨体育非遗价值时，我们应该从主体和客体2方面加以考察，不仅要认真研究体育非遗本身，而且要认真地研究体育非遗背后社会发展的现实需求。

1.3关于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研究

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是项艰巨复杂的文化工程，要求不同领域的学者和保护工作者结合自身专长，从不同的视角对其进行深入思考和探索。目前，体育非遗保护研究主要集中于保护主体、保护内容、保护方式、保护成效评价等方面。白晋湘针对体育非遗保护的有限性，从分级保护体系、法制保护机制、博物馆、数据库、文化持有者、文化空间等方面提出传统体育文化发展的路径选择。万义认为体育非遗保护需摒弃“原生态体育”的保守理念，厘清保护对象与保护边界，树立可持续发展的生态观，注重各生态系统间的动态平衡。张春燕从法律保护的视角对民族传统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现状进行了分析，并在此基础上总结体育非遗法律保护中存在的问题。袁育霞认为将武术纳入非物质文化遗产，为其保护与发展提供良机，并基于此提出武术的保护策略。

近年来，围绕体育非遗保护的研究非常活跃，部分学者力主“原生态”地保护体育非遗，这种“原汁原味、回归本源”的主张在现实生活中难以实现；因为所谓的“原生态”是相对而言的，刻意追求理想中绝对的“原生态”只会是劳而无益，必须以发展变迁的观点考察体育非遗的原生态、本真性。事实上，体育非遗保护的真谛不在于“原生态”“非物质”或是“物质”，而在于“非物质“物质”之间人的生活态度。

1.4关于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的研究

体育非遗传承研究涉及传承项目、分布区域、历史渊源、基本内容、传承谱系、基本特征、濒危状况、主要价值等多个方面，主要集中于体育非遗传承现状、体育非遗传承原则、体育非遗传承制度和体育非遗传承路径。牛芳等以徽州嬉鱼灯活动为个案，对徽州民俗体育非遗传承特性、传承危机进行研究，提出相应的传承策略。张庆武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角度探讨华佗五禽戏传承过程中存在的问题，认为应完善华佗五禽戏管理体制、增加经费投入、加强教育传承和传承人保护等。王书彦等从制度角度入手，对体育非遗传承人的认定存在申报审核制度难以规避地方不当利益、传承人评审标准模糊等问题进行探讨。

从以上对体育非遗传承的研究可以看出，学者们基本采用了“经世致用”为主导的学术研究范式。“经世致用”的宗旨在于密切关注社会问题，敢于面对社会问题，致力于济世安民。近年来，体育非遗的研究表现出尚实务实的特点，有效地促进了体育非遗传承工作的顺利进行，并根据非遗面临的困境进行了合理引导；但相关成果以定性研究为主，得出的结论难免带有主观性，对一些重点问题关注度不高，例如体育非遗的群体传承、教育传承等方面研究不够深人。

1.5关于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发展的研究

对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发展的正确理解应是具有良好的造血功能，并具备自身的特色。具体来讲，就是要求文化持有者“向内求深度，向外求广度”，向内求深度是指要保持体育非遗自身的文化特质，寻求文化自觉，向外求发展是指开拓视野，不断学习和吸收先进的内容。目前，体育非遗发展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体育非遗发展现状、体育非遗发展诉求、体育非遗发展路径、体育非遗发展前景等方面。苏雄针对粤西民族传统体育发展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加大教育投入、发挥媒体作用、保护民族传统体育环境等建议。杨建营等介绍了浙东内家拳发展概况，认为要厘清内家拳保护、传承与发展等环节之间的联系和区别，以使该系统工程的工作得到有序开展。郭玉成从传统武术与非物质文化遗产及其文化发展等方面，总结相关研究成果，认为传统武术的发展应有别于西方体育，走“文化回归”的特色之路。

从以上文献可以看出，人们从不同视角对体育非遗发展进行了探析，为体育非遗的发展提供了理论支持；但此类研究多是理论上的应然性内容，与体育非遗运行实践中的实然尚有差距。第一，在体育非遗自身发展方面，研究人员没有充分尊重传承群体在内的大众自我选择，缺乏与他们展开有效的沟通，相关学术成果与传承群体、地方民众的认同度相差甚远，使体育非遗发展研究成为高级理论的低级运用。第二，缺少实证研究。“思考”“构想”和“建议”的思辨式研究偏多，基于田野调查的实证研究不足，尤其是细致入微的成功个案研究十分缺乏。

2.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综述

2.1国外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起步较早且脉络清晰

美国、欧洲、日本等在体育非遗领域的研究已有数十年的历史，历经多年发展，其理论体系与实践经验都较为成熟。相关体育非遗研究，主要来源于《国际博物馆》（Museum Intemational）、《国际遗产研究期刊》（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eritage Studies）、《非物质遗产国际期刊》（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tanaible Heritage）等。

在体育非遗理论的建构与探讨方面，美国起步较早，研究成果较为显著的机构包括史密森尼民俗和文化遗产中心、美国民俗中心、国家艺术赞助基金等。始于1967年从事传统知识及艺术的研究、展览与保护工作的史密森尼民俗节就是由前者举办，创立之初非常重视学术性研究和地域文化权利的体现。为方便文化持有者以自己的方式宣传独特的文化，史密森尼民俗节所有的体育非遗活动都安排在国家广场的草地上或临时搭建的舞台上，使得文化持有者和包括体育非遗学者在内的参观者在较为轻松的活动气氛中面对面直接交流。与文化持有者之间的平等对话，保证了访谈的高效，提升了研究者对体育非遗的认识深度。史密森尼民俗和文化遗产中心主任K.Richard认为，物质文化遗产与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实行中的分离和各自领域的分隔削弱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实践的有效性。R Nettleford针对体育非遗迁移现象，分析在迁移中造成的遗产流失、衰亡原因，提出了相应的解决路径。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登录制度起源于欧洲，有关体育非遗理论保护与传承的经验性研究在欧洲也较为成熟。波恩大学、乌尔姆大学等高校尝试将体育非遗项目纳入学校体育活动，为体育非遗研究注入了活化剂。值得借鉴的是德国学者在研究体育非遗项目时，往往选择很小的事件和社会现象为研究对象，然后就这一问题进行深入研究探寻事物的发展规律。例如L Kong教授从个案的实证出发，运用田野调查法从不同角度阐述文化全球化对体育非遗的危害，各民族应从自身实际出发，促使本民族文化适应新时代的要求。追根溯源，欧洲体育非遗保护与研究工作的成功得益于“文化遗产日”的设立。每年9月的第3个周末，40多个欧洲国家的居民举家出动，朝圣般地参观文化遗产，增强了民众保护体育非遗的意识。

经^数十年探索，日本等在体育非遗传承研究方面，已经形成相对成熟的理论体系。有日本学者认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核心在于重视传承人的技能本身，由于传统体育技能等具有“无形”特点而难以把握，因而传承人也被包括在无形文化遗产的范畴。学者M.Shimada认为，日本Soma-Nomaoi（相马野马追）的成功传承主要得益于控制机制的规范化，在保护传承人、保存项目形式的同时对项目内容进行了必要的调整。

盘点国外体育非遗相关研究，主要集中于以下几个方面：1）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理论的建构与探讨；2）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理论的宣传与管理研究；3）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理论的历时性、建议性与反思性研究；4）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理论保护与传承的经验性研究。

2.2国内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逐渐成形但关注不够

随着体育文化的广泛传播和体育产业化进程的加速，体育越来越受到相关学科的广泛关注，以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视角审视传统体育随之成为中国体育研究的一个独特领域。目前，国内已有诸多学者从不同研究视角对体育非遗相关问题进行探讨：从研究理论视角出发，例如社会学、人类学、艺术学、法律保护的角度；从研究层次上看，主要有宏观、中观和微观研究；从研究视角的维度，可以分为多维视角和单一视角等。根据具体问题，研究者通常会选择适宜的研究视角。

宏观层面的体育非遗研究是从全社会或整个国家的视角出发，以―些宏大的、整体的体育非遗理论问题为研究对象，强调包容性、概括性和整体性，比如《非物质文化遗产与我国传统体育文化保护》、《论非物质文化遗产与体育文化的传承》等，分析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与传统体育文化之间的关系，探讨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对传统体育文化传承的启示。也有学者尝试将民族传统体育发展、民俗体育文化的保护置于非物质文化遗产视角下进行研究，例如《非物质文化遗产视角下我国少数民族民俗体育文化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视野下的民族传统体育发展》。王晓在其论文《非物质文化遗产视野下民族传统体育保护的若干思考》、牛爱军等在其论文《非物质文化遗产与民族传统体育研究中若干问题的思考――兼与王晓同志商榷》中针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文化空间”、民族传统体育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中的类别归属等问题进行了探讨，激发了广大学者对民族传统体育保护的关注。

中观层面的体育非遗研究一般是以局部区域、某一民族或某一项目群的体育非遗为研究对象，例如《贵州少数民族传统体育的传承和发展》、《我国朝鲜族传统体育的发展现状及对策研究》和《传统武术：我们最大宗最珍贵的濒危非物质文化遗产》等。后者出自程大力教授之笔，是中国真正意义上以非物质文化遗产视角研究传统体育的开山之作，截至2016年3月6日，被引267次，在2 682篇非物质文化遗产类核心期刊论文中被引频次稳居前三。中观研究是宏观研究与微观研究两者之间联系的纽带，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宏观层面的体育非遗研究只有借助于中观研究，经过中间过渡才能在微观中得到良好体现；微观层面的体育非遗研究也必须经过中观验证，才能具有宏观推广的价值。

微观层面的体育非遗研究是以对某一项目、单个因素或最小体育非遗单位集合体进行的具体研究。研究者采用微观研究，其目的在于对具体的体育非遗项目进行更为详细的解析和定位，例如《灵的皈依与身的证验――河北永年县故城村梅花拳调查》、《维吾尔族传统体育项目达瓦孜的传承与变迁》等。或是通过个案进行细致翔实的研究，对某一个或多个典型案例进行描述、分析和反思，例如《农村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困境及其救赎――以盐城地区义丰龙舞及楼王莲湘为个案》等。由于微观研究的个案研究是针对具体的体育非遗问题，研究的代表性和解释力不足以成为行之有效的推广模式。

综上所述，目前，我国体育非遗研究尚存在以下不足：其一，从单一角度思考问题的研究居多，从整体上系统思考体育非遗问题的研究较少（例如，研究过程中将宏观研究、中观研究、微观研究三者融合，相互补益）；其二，历时性研究和建议性研究较为常见，反思性研究明显不足；其三，缺乏长期深入的田野调查和个案研究，难以把握相关项目的发展历程、社会结构和影响因素。

3.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展望

3.1完善田野调查方法，形成研究的时空张力

自英国现代人类学代表人物Haddon首次运用田野调查以来，该研究方法历经完善与规范，逐渐成为社会科学各个领域的重要调查方法。体育非遗研究借鉴人类学的田野调查方法至今已取得一定成果，但对其理解和运用还不够深入。第一，研究人员在使用具体方法时对田野调查的共时性存在误读，把进入实地之前所整理的文献资料当成调查的参照，反复印证前人成果，缺少实地调查的探索发现。第二，部分学者将体育非遗田野调查研究的性质定位为定性研究，研究中使用的资料收集方式拘泥于定性方式，较少考虑到定量的方式（例如样本抽样调查等）。第三，部分研究的田野调查时间不足一个农业周期或牧业周期，难以真正了解一种文化现象。基于此，在资料收集和分析方面，广泛采取定性与定量相结合、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研究范式；在调查研究的视角上，将宏观、中观与微观研究相结合，以确保调查对象的信度和效度；在田野调查过程中，要形成研究人员与调查对象之间的时空张力，切实保证研究的真实性。

3.2法律保护与教育传承并行，延伸实证研究广度

通过法律手段保护体育非遗是最为有效的保护方式，但国际上关于非遗保护方面的正规法律并不多见。我国首部《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于2011年2月颁布，总体来看，体育非遗的法律保护方面还存在诸多不足，须待进一步完善。在法律保护过程中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问题所在，通过实证检验，揭示在体育非遗法律保护中各种内外因素对其产生不同影响的深层次原因和原理。体育非遗教育传承既是一种发展，又是一种对文化多样性的保护，对培养年轻一代集体意识、文化认同、民族自尊等具有特殊优势，能引发人们对民族生存精神和生存智慧的再认识，被视为现代社会保护体育非遗的一种有效方式。要实现体育非遗教育传承的突围与跨越，就必须打破民间与学校文化主体间“身份有别”的观念，实现体育非遗资源对流，优化课堂的文化空间；因此，强化教育传承实证研究，把践中积累的研究成果应用于具体实践，将是体育非遗研究者的一项重要任务。

3.3扩展研究的主位视角，提高文化持有者参与度

体育非遗承载的主体是文化持有者，充分尊重文化持有者对自我文化的认同态度或真实情感是体育非遗保护与传承的“第―要义”。在具体实践过程中，政府、经营者和文化持有者之间的博弈关系使得处于弱势的文化持有者的权益难以得到保障，话语权遭受剥夺，其主动参与度较低。而缺乏文化持有者的积极参与，所有体育非遗工作都会徒劳无功，因此，要扩展研究的主位视角，促进政府、经营者和文化持有者换位思考，满足体育非遗持有者的利益诉求，提高他们的参与度。首先，必须把体育非遗研究中受到冷落的文化持有者邀请回来，与他们展开有效的沟通，将体育非遗、发生情景和文化持有者构成一个动态系统进行研究；其次，尊重文化持有者的主人地位，逐步引导他们客观地看待自身传统和生活方式，传承体育文化精华；再次，借助政府和媒体的力量，宣传体育非遗的原真性文化内涵，树立文化持有者的民族自信心。

3.4阐释体育非遗本体理论，加强不同学科整合

体育非遗形式多样，内涵丰富，阐释体育非遗本体理论是学界研究的一项重要任务。研究者应发掘已有研究优势，全面分析体育非遗的概念、内涵、特征、价值和分类体系，为构建体育非遗理论体系进行积极的探索。体育非遗研究涉及到体育学、文化学、民俗学、社会学、人类学等多种学科，需要整合多学科的理论知识和研究方法，加强不同学科之间的交流与整合。为保证多学科综合研究卓有成效，需做到以下3点：第一，鉴于不同学科拥有独特的理论体系和适用范围，多学科综合的体育非遗研究必须兼顾各学科的特点，在此基础上对相关学科进行融会贯通。第二，不能生搬硬套相关学科的研究结论，只有在不同学科的共同点上找到可以互补的前提，才能实现真正意义上多学科的有机整合。第三，跨学科研究中严谨对待每一条资料，充当使多学科综合研究的基础资料得到相关学科的相互印证。

非遗文化的现状和问题篇4

关键词：非物质文化遗产；现状；保护技术手段；数字化保护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历史长河中人类的智慧结晶，是不可再生的珍贵资源。作为五千年文明连续史从未间断的国家，我国拥有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种类之繁多、内容之丰富，令世界艳羡。其中所蕴含的精神价值、思维方式、想象力，是我们的文化之魂、民族之根。

一、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现状

我国在非物质文化遗产方面面临非常严峻的挑战，它在与现代化和全球化的进程进行一场艰巨的抗争。在中国，每分钟都可能有一位老艺人、一门手艺或一首民歌消失，每秒钟都可能会有一幢老房子被拆掉，因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迫在眉睫。

我国近几年在非物质文化遗产方面做了大量工作。经过积极申报，已经成为世界上入选“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最多的 国家之一，我国也参与了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制定工作的全部过程，并于2004年8月经全国人大审议批准了《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成为第六个加入《公约》的国家。2010年我国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这是一部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要法律。

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亟待解决的问题

虽然国家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上已经有了战略性的认识，但是在具体操作层面，仍然有一些思路和问题亟待解决和完善。这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的普遍性问题。

第一，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存和保护之间的差别问题。非物质文化遗产到底是单纯的保存，还是要加以开发性创造性的保护，必须厘清思路，统一思想。

第二，是如何进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整体性保护问题。由于非物质文化遗产有着较为宽泛的文化元素和文化特征，如何进行保护，如何确定保护的范围，如何明确保护的手段和方法，则是需要研究的重要课题。

三、数码影像技术保护中国民间表演艺术和传统手工艺

我们通过“数码影像保护中国民间表演艺术和传统手工艺”这个课题项目的研究，探索出中国民间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化保护的模式。所谓数字化的影响资料是人类文化活动和情感表达方式的独特资源，包括了由数字方式生成的，或从现有模拟文化资源转化而成的，采用数字形式的信息资源。这些资源的存储形式之限于数字化形式，而别无其他形式。由于所存储的数字化文化资源往往具备较高的社会、经济、文化价值，是建设未来的重要元素，对于人类发展具备长久的意义，因此是一种当代人为后代人提供的优良遗产。

文化遗产数字化的过程就是采用数字采集、数字存储、数字处理、数字展示、数字传播等数字化技术将文化遗产转换、在线、复原成可共享、可再生的数字状态，并能以新的视角加以解读，以新的方式加以保存，以新的需求加以利用。充分利用信息技术将文化遗产转化成数字化形态，使得文化遗产得以永久的保存和保护，实现文化遗产的重现、再生和利用（研究、传播和展示），从而体现文化遗产的历史价值，体现当代人对遗产的守望，体现未来人拥有遗产的权利。

根据上述对于文化遗产数字化的总体观点，我们认为：数字化的工作并不仅仅是简单的把文化形态加以纪录和保存，应该是采用数字化的方法，对这些资源做好二次利用，采用符合现代社会的审美观和艺术馆的方法加以改造，并向社会大众加以普及和推广。对于各类文化形式，如果要完成传承和保护，靠的是社会大众对该种文化形态的认同、了解和跟随，传承和保护应该发生在自然人和社会人的记忆里，而不是保存在冰冷的硬盘和机器里面，因此绝对不能把工作的重点放在前期的数据采集，而是应该放在后期的再次利用上。对于民间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应该是“来源于民间，借助于数字回到民间，最终在民间得到发扬光大”。

而在此基础上我们开展民间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工作思路应该是“完整复原、情景再现、知识体系、有所规范、有所启迪”。

完整复原――保证在拍摄前期，能够对要保护的文化形态有着全面完整的认识，制定完备详尽的拍摄预案，做到文化要素的不疏漏、不遗失。

情景再现――针对各类文化形态总是需要存在于一定的文化环境中，希望进行文化形态保护时，最大程度对文化形态形成的原始文化环境加以描述，方便后期受众在在线情景中感受文化氛围。

知识体系――所谓知识体系，主要是针对当前对文化形态的保护往往存在简单化、孤立化的倾向，加强文化形态间的连接，加强文化要素间的联系，采用知识体系的方式，让受众能够快速的建立其保护文化形态的全面认识。

有所规范――通过文化形态保护的实践，以及同业界、学界专家的理论探讨，形成可操作的实践指南，以及具备指导规范意义的标准工作流程和标准格式规范。

有所启迪――在保护实践中，要有针对的提出具备创新性的文化保护方法。

我们在实施阶段根据数字化的基本过程，即数字采集、数字存储、数字处理、数字展示、数字传播的全过程，将项目进行了逐段的拆分。以“数码影像技术保护中国民间表演艺术和传统手工艺”为例，按照数字化过程和工作的纵向顺序，分解成了三个阶段。

这三个阶段分别为：“调研与问题定型”，“数码影像的前期采集”，“数字资料的后期保存和保护”三个方面。

第一个阶段“调研与问题定型”：主要需要完成以下方面的工作：

细化和规定本项目的任务需求、工作计划、项目目标.

完成中国民间表演艺术及传统手工艺的内涵和外延调研。

完成数码影像技术的科技发展趋势和技术现状调研

完成当前民间表演艺术及传统手工艺的田野调查和问题分析

完成相关从业单位的经验和教训总结

民族民间舞蹈文化要素保护研究

中国民间表演艺术及传统手工艺专题片国内拍摄现状分析

第二个阶段为“前期采集技术”，主要是针对民间表演艺术和传统手工艺的拍摄技法、采集方法进行具体的技术研究，具体内容包括：

规范化的民间舞蹈拍摄基本技术指导

民间舞蹈专题类型片的拍摄基本方法

规范化的民间戏曲拍摄基本技术指导方案

民间戏曲的专题类型片拍摄基本方案

民间舞蹈的三维数据采集技术方法指导方案

第三个阶段为“后期的保存与保护”阶段，主要针对已经数字化的数码影像资料进行相关的技术研究，主要研究内容包括：

数字化影像资料保护的范围

数字化影像资料的保护性使用方法

数字化影像资料的保护延续性问题

数字化影像资料的数据格式管理

数字化影像资料元数据的设计方法

数字媒介的物理保存方法

数字化保存中的风险与处置方法

版权管理的基本措施

在横向上，我们则根据文化实体的类型，将本项目所涉及的所有文化实体分成了三类主要工作对象进行分类研究。

由此，本项目的纵向工作技术路线同横向的工作对象形成了一个网状的技术处理关系。

同时，数字化资源的保护涉及到版权管理。数字保存的权利管理，需要处理数字信息创建者、数字信息出版者和数字信息长期保存者的权利分配、权力转移、权利实现和权利平衡等问题。更广泛的权利管理还应包括被保存数字信息使用者的权利管理数字保存权利。数字版权的应用目标在于数字信息长期保存者拥有保存数字信息的权利；在于采取特定方式，在充分尊重数字信息创建者和出版者相关权利的前提下，保证数字信息长期保存者合法地保存数字信息，并能够提供适当的利用。目前各国均有专门法律来保障数字信息创建者和出版者的权利，但却没有任何国家有法律来保证数字信息长期保存者保存数字信息的权利。因此当前数字保存面对的最主要障碍之一就是知识产权问题，而数字保存权利管理的核心也就在于各方对被保存数字信息知识产权的掌控协调和平衡。

对于版权管理的基本原则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尊重版权和相关权，包括版权作品创作者和表演者的道德权；

2、在保护机构范围内进行数字化和使用，应该得到版权拥有者的同意或基于法定例外；

3、网络存取应该得到版权拥有者的许可；

4、版权拥有者的许可，原则上意味着基于个人或集体许可或基于上述两者的版权清算。

由于目前并没有存在全面的关于数字保存知识产权的法规，因此在在下述保存活动中，可能存在版权问题：

随时间推移，保存机构可能需要重复地拷贝保存的数字信息，这些活动可能需要获得版权所有者的授权和允许；

如果作为保存拷贝的结果，出版物改变，那么权利拥有者可能感觉他们精神权利被侵犯，从而引发知识产权问题；

再创造的问题。可能很难证明出版物的保存拷贝仅仅是拷贝，不是全新的版本（再创造），权利拥有者可能会认为保存机构正在改变或者重新出版其拥有版权的产品。

保存机构需要关于文件格式的详细说明来实施保存计划，比如迁移数字信息或者制作仿真器。而这些详细说明本身有版权问题，并且还可能有潜在的商业敏感 因此权利拥有者可能不愿意允许获取或者存储这些信息。

在未来的某一时间，被保存信息可能提供使用。这会影响权利拥有者的商业利益，从而引发知识产权问题。

有些数字信息内容上有多重权利拥有者。这些权利拥有者可能包括出版商、作者、艺术家等。出版商与软件制作者一起，使得权力问题变得更加复杂。在此情形下，获得得到多重授权的数字信息是很困难的。

四、非物质遗产保护的发展路径

“保护”终究是针对过去的事物而言的，而作为文化遗产的多数事象既是历史的积累，也是今天的现实，同时也为未来的发展提供了基础，它是在不停地变化当中。“发展”是面向未来的。所以，保护与发展是一对矛盾，要很好地加以解决，许多非物质文化事象都不是一元的结构，也不是孤立存在的，它们往往是混元的和共生的。当我们说保护的时候，正像上面所引的范围那样，多少是解构了的，我们很难把历史的生活方式全部原样地保存下来，但我们后人可以利用现代的科技手段把这些非物质文化遗产活态的原貌保存下来，这给后人留下了很多参考的依据，同时也是探索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新手段。

非物质文化遗保护正进入数字化时代，我们需要利用先进的科技手段进行非物质遗产保护的数字化建设。我们可以利用数据库技术和虚拟现实技术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资源整合到网络这个虚拟但无比广阔的平台上，这将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在整理、研究、交流、展示和教育等相关领域起到重要而巨大的作用。应用信息技术手段使大众通过网络就可以欣赏到各种独具特色和风采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同时能够感受到本土文化、传统文化的精神气韵。这样，大众接触到这些数字化资源的几率就更大、文献使用率就更高，我们在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道路上就更向前迈进了。

五、结语

总之，文化遗产象征着一个国家的“软实力”，而非物质文化遗产更是作为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日益面临濒临消失的危机。这些祖先留给我们的财富需要我们全社会的共同努力，让它不断传承和发扬下去，让人类的智慧结晶在历史长河中不断闪耀下去。

参考文献：

[1]黄永林，谈国新.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化保护与开发研究[J].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2（02）.

[2]姚磊.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述评[J].广西社会科学.2013（10）.

[3]刘承华.基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特殊性的立体对位思维[J].艺术学研究.2014（00）.

[4]栾美芳.民族旅游开发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传承[J].旅游纵览（下半月）.2015（02）.

非遗文化的现状和问题篇5

关键词：体验旅游 非物质文化遗产 河南

0 引言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各族人民世代相承，与群众生活密切相关的各种传统文化表现形式和文化空间。多年来，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河南的文化生态发生了巨大变化，非物质文化遗产受到了冲击，生存状况令人堪忧。因此，加强河南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已经刻不容缓。

1 非物质文化遗产与体验旅游产品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定义为：“非物质文化遗产指被各群体、团体、有时为个人，视为其文化遗产的各种实践、表演、表现形式、知识和技能，以及有关的工具、实物、工艺品和文化场所（文化空间）。非物质文化遗产包括以下方面：①口头传统和表述，包括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媒介的语言；②表演艺术；③社会民俗、礼仪、节庆；④有关自然界和宇宙的知识和实践；⑤传统的手工艺技能”。而我国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定义是：“各族人民世代相承、与群众生活密切相关的各种传统文化表现形式和文化空间。”

旅游体验产品是指旅游经营者提供的以体验作为核心吸引力的用于满足游客个性化需求的旅游产品，是旅游者在身心状态都达到特定水准时，意识中产生的一种感觉，是旅游者身心状态与旅游产品的互动过程。“体验旅游”特别强调游客的参与和体验，重视游客角色的转换，使游客在旅游活动中真正感受到乐趣。

2 河南非物质文化遗产现状

河南非物质文化遗产丰富，品类繁多。目前拥有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78项（主要项目见表1）。2006年10月9日，河南省文化厅确定了121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2009年省文化厅又确定了第一批河南省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扩展项目14项，第二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125项。

3 河南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产品开发模式

发挥非物质文化遗产综合效益的重要途径是进行体验式旅游产品开发，在目前的旅游开发实践中，以博物馆展示、主题公园和舞台剧表演为主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产品模式，并且有了很大的市场成绩。对于河南省来说，根据上述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产品开发的原则，要在以上基本模式的基础上，根据河南省作为文化大省的实际，针对不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探寻出具有中原特色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产品开发模式。

3.1 原生态展示非物质文化遗产――博物馆模式

原生态展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最好形式是建立非物质文化遗产博物馆，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过程中，可以有效地降低遗产被异化或者扭曲的可能性，因此，对于濒危的、难以推广的遗产，建立“博物馆”进行原生态展示，使得文化遗产得到有效的保护，保留其原始状态。比如传统工艺品、民间文化和传统医药都可以通过建立博物馆的形式进行保护和展示。

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资源的重要特征之一就是原生态，在旅游产品开发过程中最重要的前提条件就是保持原汁原味，因此建立河南非物质文化遗产博物馆是开发河南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产品的主要路径。在展示非物质文化遗产实物载体的基础上，要融入体验旅游的观念，跳出传统博物馆的窠臼，开发游客体验区，增加旅游者的参与性，使静态的展示和动态的参与相结合。河南省的传统技艺和民间美术可采用这种原生态的静态、动态相结合的博物馆形式进行合理开发，比如木板年画、泥塑、石雕、玉雕、汴锈、剪纸等。

3.2 实景舞台剧模式展现非物质文化遗产

实景舞台剧中主要是通过“人”这一核心载体来实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开发，是活态性的展。从体验旅游的角度，实景舞台剧模式直观表现文化现象和体验性极强的开发模式，具有极高的观赏性价值，尤其是在民俗、戏剧、民间舞蹈等文化资源的展示方面，更具休闲娱乐价值，旅游者的旅游体验深刻。因此，依托河南的民间文学、民间音乐、传统舞蹈、传统戏曲、杂技与竞技等遗产，立足中原文化现状，推出不同规模的实景舞台剧。

目前，河南已经形成了一些以非物质文化遗产为载体的大型实景舞台剧，比如：以少林功夫为主的大型实景演出《禅宗少林音乐盛典》、以河南传统戏曲为主的著名电视栏目《梨园春》、《武林风》、以民俗为主的太昊伏羲祭典、马街书会、洛阳牡丹花会、黄帝祭典等，在国内外均形成了一定的影响力。由于实景舞台剧能增加游客的体验效果，因此河南应进一步加大对相关遗产的实景舞台剧的设计开发，尤其是加大民间文学和民间音乐的开发力度，以形成一批游客参与度高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实景舞台剧。

3.3 主题公园模式下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开发

从展示文化遗产的类别和深度来看，主题公园要比以上两种模式展示的内容更为丰富，非物质文化遗产主题公园是一类综合性的旅游产品，可以进行全方位、多角度地展示民间歌舞、民间传说、民俗、曲艺、手工技艺等各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并且主题公园模式更具有极强参与性和知识性，深受游客的喜爱。因此，河南非物质文化遗产开发保护的理想模式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主题公园。但是主题公园的开发由于资金投入和客源需求量大，导致其失败的风险也比较大。中原经济区战略的提出尽管进一步促进了河南旅游业的迅速发展，但是从游客的偏好以及客源分流的市场分析，目前支撑一个规模庞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主题公园的运行还存在着很大的差距。因此，现阶段河南还不适宜建立非物质文化遗产主体公园，应做好文化遗产主题公园的规划、评估等各项前期工作。

3.4 市场产品化运作模式

以上探讨了非物质文化遗产开发的具体形式，从开发的内在要求来看，市场产品化运作是贯穿于这些具体形式之中的。比如实景舞演出本身就是一种市场产品化的具体形式，舞台化是为了实现商品性，商品性要通过舞台化来实现。传统戏曲、民间音乐、民间传说等，要想完全展示给游客就必须要进行舞台化的表演。值得注意的是，市场产品化以后如何在保持原生性和真实性的前提下合理保护和开发。

参考文献：

[1]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网站.

[2]国务院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护工作的意见.文化部网站.

[3]曹新向.体验经济时代的旅游业发展对策.西北农林科技.

[4]陈天培.非物质文化遗产是重要的区域旅游资源[J].经济经纬， 2006(2).

[5]谢彦君.旅游体验研究[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5.

[6]刘建平，陈蛟凤，林龙飞.论旅游开发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J].贵州民族研究，2007(3).

[7]汪宇明，马木兰.非物质文化遗产转型为旅游产品的路径研究[J].旅游科学.2007(4).

[8]松瑞.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旅游之用[J].旅游时代.2007(4).

[9]罗茜.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性旅游开发问题研究[D].湘潭大学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2006(5).

非遗文化的现状和问题篇6

关键词：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律；思考

中图分类号：D9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1--7740(2010)03---0147--02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指被各社区、群体，有时为个人，视为其文化遗产组成部分的各种社会实践、观念表述、表现意识、技能及相关的工具、实物、手工艺品和文化场所。这种非物质文化遗产世代相传，在各社区和群体适应周围环境以及与自然和历史的互动中，被不断的再创造，为这些社区和群体提供持续的认同感，从而增强对文化多样性和人类创造力的尊重。包括：(1)口头传统和表现形式，包括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媒介的语言；(2)表演艺术；(3)社会实践、礼仪、节庆活动；(4)有关自然界和宇宙的知识和实践；(5)传统手工艺。各国在各方面分别通过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条例，但由于我国对非物质文化遗产没有与现行知识产权保护相吻合。因此，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还值得进一步探讨，这种法律保护上的失衡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是不利的。

一、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现状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历代传承人(群体)反复创造、具有一定的或潜在的经济价值。有些商业开发后，无论在形式，主体，和地点都改变原貌，有些非物质文化遗产被个人、公司、外国抢先注册。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生存环境急剧恶化侵害非物质文化遗产知识产权。这些滥用或歪曲民族民间文化遗产的做法，实际上戕害了民族民间文化，阻碍了民族民间文化的传承和发展。

近年来，关于如何建立有效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知识产权保护模式建成为国内外学术界实务界讨论的热门话。笔者认为现有的知识产权法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缺乏周密性和针对性保护。

二、现有法律的局限

著作权保护模式、专利权保护模式、商标权保护模式和商业秘密权保护模式下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可行性及存在的缺陷。知识产权法律机制在保护上有待改进。

1.权利主体问题。现有知识产权制度只保护特定主体必须是“一个可以确认的作者、发明者或其他创作者”。然而，非物质文化遗产一般是传统群体经过世代传承建立起来的知识体系，其所有者通常是群体，没有固定个体。因此，运用以保护个人权利为主要目的的现行知识产权制度来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就可能存在一定的困难。当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主体不能确定的时候，其就不能获得知识产权的保护。著作权法保护的主体是“作者”，但民间文学艺术的创作者经常是身份不明，要么被认为是一个社区、部落甚至是一个或几个民族和国家，这样就不便于权利的实际行使。因此，要实现对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著作权保护，权利主体的确定至关重要。

2.权利客体问题。非物质文化遗产与现有的著作权、商标权和专利权密切联系，可以借用许多现存的知识产权制度，但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一种新兴的知识产权客体，并不能完全符合现代知识产权制度保护的客体的构成要件，由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种类繁多，内涵丰富，还有众多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没有被涵盖纳入知识产权保护的范畴。现有知识产权制度对众多非物质文化遗产客体不能充分涵盖，如许多民间文学艺术并没有以作品形式表现出来，因此无法获得著作权的保护。

3.权利保护期限问题。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长期限保护是现行知识产权制度面临的另外一个问题，《著作权法》规定的保护作者作品的期限为作者终生及死后五十年；《专利法》对发明专利的保护期限只有二十年。这相对于世代流传上千年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来说，显得太微不足道，不利于对其的充分保护。

综上所述，并不是所有的民间文学艺术都能获得现行知识产权制度的保护，而只有那些形成作品的，有权利主体主张权利的，且尚未超过保护期限的民间文学艺术表达才能得到有效保护。

三、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律对策

加强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避免其被滥用或歪曲。必须进行立法保护。通过立法，明确保护的范围、保护与合理利用的原则与程序，各保护主体的责任、权力和义务、奖惩等等。“必须在法律上和管理上保护民族民间文化遗产，各级文物保护单位的名称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名称，及其相关存在形式，均应在法律的保护之列。”

1.特别法的制定。非物质文化遗产知识产权保护，笔者拟提出如下的一些初步的设想。首先，由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种类繁多，且对其予以准确的分类很困难，而且有许多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都可以同时归人不同的类别，因此对其采取分类保护的方式既困难又易出现纠结的地方，故宜将其作为一个整体来保护，而且这也是非物质文化整体性保护的要求，所以这种非物质文化遗产权的权利内容应该涵盖对各种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需要。包括赋予非物质文化遗产所有人对其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表明来源或要求利用人表明来源的权利、禁止滥用权以及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盈利性利用的权利等；同时，按照利益平衡原则，将非盈利性利用，只要没有进行贬损且表明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来源的，归入合理使用，公众可以对其自由使用。建议制定一种针对无主体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规定。当不能确定主体时，以国家或者基金会等形式作为主体来保护。

2.扩大建立专门知识产权保护制度。现行知识产权制度在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方面，毫无疑问，还是存在诸多局限性的。鉴于当前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现状，笔者认为，建立专门知识产权保护制度非常必要，如针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特点，重新界定保护的主体、客体、获得权利的方式以及保护期限等。

3.加快国内立法与国际立法的接轨。国内非物质文化遗产方面的立法，应该以我国的国情为基础，同时要及时吸取其他国家的立法经验，尤其是发达国家在非物质文化遗产方面的经验，如日本的《文化财保护法》。另外，还要密切关注各国际组织制定的国际公约，我国目前已经加入的有《保护文学艺术作品伯尔尼公约》、《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保护世界自然与文化遗产公约》、《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积极加强和国际组织的合作与交流，实现国内立法与相关国际公约的衔接。

非遗文化的现状和问题篇7

关键词:内蒙古；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

中图分类号:G81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2813(2016)02(b)-0122-02

内蒙古地区是我国跨越经度最大的行政区域,同时也是蒙古文化和中华文明的发源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本身具有较强的独特性和丰富性,而且在很大程度上见证了内蒙古草原的文明。蒙古人民历来非常的喜爱体育,具有极为丰富的体育资源,在我国体育发展史上占有较为重要的作用以及地位。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内蒙古的经济以及社会的快速发展,也给人们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上带来了极大地挑战和机遇。只有更好地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做好保护,从而更好地进行自治区经济的建设。

1探析内蒙古地区的在体育上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现状

1.1内蒙古部级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现状分析

按照部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来进行区分,名录将体育项目列入到了杂技、游艺以及传统体育类别当中。并与2006年颁布的了第一批的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该名录共有518项部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其中,游艺、杂技以及中国传统的体育共有17个项目,这其中就包含了两项内蒙古的文化遗产:达斡尔族的传统曲棍球以及蒙古族的博克。随后的2008年,我国推出了第二批的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而游艺、杂技以及中国传统的体育共有38个项目入选,这次内蒙古则有3项体育项目入选,分别是鄂温克抢枢、沙力搏尔式摔跤以及蒙古族的象棋。由此可以看出内蒙古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种类的单一化。传承方式的单一化,伴随着老一辈人的去世,加之经济等许多客观因素的干扰,使得真正传袭之人甚少;传承方式更为狭窄。

1.2内蒙古区级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现状分析

目前,已经公布的第一批内蒙古地区的去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有140项,其中游艺、传统体育以及杂技共计15项,分别是冰上阿日嘎,蒙古族搏克,蒙古鹿棋,鄂温克鹿棋,蒙古马耐力赛,达斡尔颈力赛,达斡尔摔跤,达斡尔扳棍赛,蒙古族赛驼,沙力搏尔摔跤,鄂温克抢“枢”,蒙古象棋,吉日格,诺日布,达斡尔族传统曲棍球竞技。2009年6月内蒙古自治区公布了第二批的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名录,该名录记录了111项,这其中内蒙古地区在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上面共有扩展项目的名录27项,其中传统体育、游艺与杂技共计5项分别为达斡尔鹿棋,沙嘎游戏,走马驯养技艺,乘马射箭,啪日吉游戏。2011年12月公布的第三批内蒙古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共计45项,其中传统体育、游艺与杂技共计3项(如表1所示)。

1.3内蒙古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凸显问题

1.3.1传承方式单一长期以来,我国传统体育文化类的非物质文化主要以言传身教以及师傅带的方式来进行传承。不过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人民的生活方式也在悄然之间发生着巨大的改变,尤其是城市化的进程不断加快使得本来很多农村人的生活方式也获得了较大的改变。由于生产力发展的速度较快,因此,农村人的生活方式也获得了较大的改变,越来越多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开始走入城市进行工作和生活。农村本身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的重要途径,再加上随着老一辈艺人不断的趋势,而且因为相关的领导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也存在较大问题,这使得农村的体育文化遗产的传承严重缺失。1.3.2项目种类单一目前,内蒙古省拥有部级传统体育、游艺与杂技类非物质文化遗产5项,区级23项,其中传统武术1项,摔跤2项。从以上数据中可以看出,该区域具有丰富的摔跤资源,但也从一定程度上说明了该区域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种类单一,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有待进一步深入的挖掘整理和开发。1.3.3政府法律保护力度薄弱进入21世纪后,内蒙古的经济快速发展。经济的发展导致人们的思想发生很大地变化,各地方政府也以发展经济为主,对地方文化的传承和发展重视不够,尤其是传统民俗文化。在这个方面我国的立法还比较的落后,唯一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也没有得到通过,虽然我国加入了《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但公约并不等于就是国内立法。1.3.4缺乏资金投入民俗体育项目的主要资金来源在体育旅游以及相关的其他民俗旅游,民俗体育的发展对于当地的财政收入带来较大的帮助和支持。但是其中也有一些项目的历史价值与传承的意义更高,但是苦于得不到政府的资金支持以及相关措施的保护。对于其它的支持与保护必然需要大量的资金做支撑,而支持的资金主要来自于民间资本的支持以及政府财政收入的直接支持。通过分析相关调查分析,内蒙古部级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所在地制定的近5年保护计划中,需要保护项目较多,需要资金数额巨大。但是总体情况不容乐观,资金到位情况不好。

2内蒙古省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的对策

2.1校园传承

教育时传承文化的一个重要的媒介,而校园则是进行文化传播的最重要的场所。在校学生是文化传播继承的载体,要充分利用学校的教育资源优势把体育非物质文化进行教学创新与发展,融入到体育教学的课堂上来。

2.2媒体传播

进入新世纪以后,随着电视、网络以及其他的现行媒体的出现,也为人们更好地进行非物质的体育文化遗产提供了全新的传播手段。利用媒体的传播能够让人更好地了解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不仅是在听觉上而且在视觉上可以得到全方位的认识,而且再次背景下由于宣传力度的加大,这就在无形中提高了人们对于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理解。

2.3法律保护

建立相关的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条例或规章制度,使得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开发和利用合法化,同时建立相应的监督机构,使的各项条例落实到实处,使保护开发者有法可依,为进行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提供指南和方向。有了法律的保障,更能引起大家的关注,提高大家的保护意识。

3结语

内蒙古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丰富,但目前大多散落民间,已开发出的种类单一,保护意识不强,缺乏投入资金和法律法规不健全等问题。可以通过校园传承、法律保护、市场开发、媒体传播等途径进行有效的保护和传承,使内蒙古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得到进一步的开发和保护,繁荣和丰富该区域体育非物质文化的内容。

参考文献

[1]王卓.我国民族传统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立法研究[J].北京体育大学学报,2011(34):27-29.

[2]伍娟.民族传统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研究[J].沈阳体育学院学报,2012(9):97-100.

非遗文化的现状和问题篇8

（一）部分群众对非遗保护的重要性认识不足

因为相关单位在一段时间，因为对在群众中进行这一类文化遗产保护的宣传工作不重视，使得现在的部分群众对于相关保护工作的重要程度缺乏必要的认识。许多人认为这样的保护是一件没有意义的工作、或是认为意义不大，和自己的生活没有关系。这样的情况对于开展保护工作是没有好处的。即便是在群众文化活动中结合了非遗的保护工作，效果也不会十分的明显。

（二）群众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认同感不强

不同于其他的文化遗产类的保护项目，非物质文化遗产引起特有的文化属性，在群众中有时很难取得相应的认同感。如一些地方的小戏种、民间的小手工艺品等，在群众中被认为是普通的生活元素，有的甚至因为缺乏爱好的群体已经在生活中消失。但是这是这种群众对文化遗产重要性产生的不认同的感觉，造成了现在许多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面临断代消失。

（三）群众文化活动中的非遗保护工作出现失真严重的现象

在群众的文化活动中，对相关的传统文化及其保护进行宣传的工作在许多的基层文化组中早已开始进行，但是在这种宣传工作中经常出现文化遗产失真的情况。这种失真情况的出现主要是由于以下三个方面的原因造成的。一是在活动中出现的商业元素造成的；二是在传统文化的传承中出现的断裂情况造成的；三是因为适应群众活动特点时场地等因素对宣传工作所造成的影响。这三种情况的出现都会对现有的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产生影响。

二、针对结合工作中出现问题的解决方案

为解决非遗保护与群众文化工作中实际存在的问题，基层群众文化组织在开展文化遗产宣传工作中，利用实际的工作方法，积极地应对产生的问题，采取了一些创新性的解决方案。

（一）利用新的传播媒体形式，在群众文化工作中做好非遗保护宣传工作

群众文化活动开展的过程中，利用新的传播媒体形式进行全面的文化遗产的宣传工作，可以切实的提高群众对这一项重要工作的重视程度。这些新的传播媒体包括：网络媒体、公交地铁的移动传媒、微信类的手机移动媒体等。如在实际工作中，文化保护部门可以制作非遗保护工作的宣传短片、动画片，在网络媒体上进行播放宣传，利用网络媒体受众面广的特点，扩大非遗保护工作宣传的受众面，吸引更多的群众深入的了解非遗保护的重要性，增强保护的意识。这些新的传播媒体可以使更多的群众了解非遗保护的意义，并参与到非遗保护的群众文化活动中来，为保护工作奉献自己的力量。

（二）做好群众文化活动的策划工作，提高群众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认同感

在进行群众文化活动策划时，活动的策划者应首先对进行宣传的特色文化遗产进行充分的了解和研究，这些工作包括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历史、艺术、文化等因素意义的挖掘，对文化遗产现状的了解及未来的发展情况进行了解。在活动策划中，应注意抓住群众对艺术和文化的欣赏心理需求，在活动设计上充分使群众可以直接参与到传统文化中来，感受到传统艺术和文化的魅力，认识到自己身边曾经不被重视的民间艺术和工艺品实际上是具有历史、艺术、文化底蕴的不可复制的宝贵的文化遗产，从而提高群众对身边存在的文化遗产的认同感。

（三）在实际工作中做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还原工作，防止失真的情况出现

为防止群众文化活动中，文化遗产出现失真的情况，因此，在文化遗产宣传的群众文化活动中，对文化遗产进行介绍和展示工作时，首先应尽量避免商业元素对文化遗产自身的影响，因为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才是开展群众文化活动的目的，商业元素只是活动的附加元素。同时活动还应做好文化遗产历史研究和民间调研工作，尽量还原文化遗产的原始状态，利用历史文化的研究工作和民间调研的成果，尽可能的消除文化遗产在传承过程中的断裂现象，还原出其本来的最具欣赏性的原始美感。最后要注意在展示活动中尽量为文化遗产的展示充足的空间，对文化遗产进行全面的展示。如果实在无法全面展示的，一定要做好介绍说明工作，使参加活动的群众对文化遗产有全面和深刻的了解。做好以上的三点工作就可以最大限度的防止在非遗保护宣传工作中出现失真的情况。

三、结语

非遗文化的现状和问题篇9

非物质文化遗产指各族人民世代相承的、与群众生活密切相关的各种传统文化表现形式和文化空间。为认真贯彻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5〕18号）和《安徽省人民政府办公厅转发国务院办公厅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意见的通知》（皖政办〔*5〕35号）精神，切实加强我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经市政府同意，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成立组织，加强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领导

要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建立协调有效的保护工作领导机制。市政府已专门成立*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领导小组，负责统一领导全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制定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规划、方案，协调处理有关事项，审核申报部级、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和审定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等。同时，成立*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专家组（专家组成员名单附后），充分发挥专家的作用，建立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专家咨询机制。各县、市、区也要建立相应的组织机构和专家组。

二、开展普查，制订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计划

各地、各有关部门要全面了解和掌握我市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的种类、数量、分布情况、生存环境、生存现状及存在的问题等，在此基础上制订切实可行的保护计划，将保护工作的长远目标与近期安排相结合，使保护工作有重点、有步骤地实施。三年内每年举办一次普查及申报工作培训班，布置安排工作，学习交流经验，对工作中发现的问题和工作难点进行讨论，研究解决办法。对一些重大项目，邀请省专家实地考察。除已申报首批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的《凤阳花鼓》外，各县、市、区要在*5年底前上报普查方案，*7年完成普查工作，并形成书面报告，上报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三、编制名录，实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程

各地要在普查的基础上建立普查档案。对濒危状态且具有重大价值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要抓紧抢救；对处于濒危状态的民间文化传承人所掌握的知识和技艺，要进行抢救性记录；对珍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原始资料和实物，要积极征集，妥善保管。市直有关部门要于*8年前完成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编制工作，经广泛征求意见后报市政府批准公布。同时在各地申报的基础上认真筛选，将我市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推荐列入部级、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各县、市、区也要编制县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由同级政府批准公布，并报市政府备案。

四、增加投入，建立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保障机制

非遗文化的现状和问题篇10

百色市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开展得比较晚却成绩显著，但由于外来文化的影响，绝大部分民间文学、民俗民风等非物质文化遗产逐渐远离人们生活，甚至有的已消亡。地方政府用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经费十分有限，使得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与保护工作任重而道远。

二、民族地区学校教育传承与发展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意义

百色市有关部门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作了大量工作也出台了相关措施，这些措施对民族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做了一些努力，为了延续民族古老文化的生命力并使之发扬光大，学校教育应该而且必须为民族文化传承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一）实现民族文化的可持续发展

促进社会的稳定和民族的团结民族地区学校教育传承与发展非物质文化遗产，一方面有利于充分发挥学校的智力优势，筛选、整理、加工、保存、传递、交流、吸收、融合、更新、创造非物质文化资源，实现民族文化的可持续发展，打造非物质文化品牌；另一方面有利于培养既了解和掌握本民族地方传统文化知识、自觉维护和宏扬民族文化，又能融合多民族文化创造现代文化能力的新人，培养民族自信心、自尊心、自豪感和民族精神，形成良好的国家认同感和民族认同感，这不仅是实现民族文化传承与发展的一大举措，还可促进社会的稳定和民族的团结。

（二）有利于加强人文教育

构建起新的人文精神支柱中国科学院院士杨叔子指出，一个民族的凝聚力，主要体现在对本民族人文文化的认同程度。百色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内容丰富，形式多样，底蕴深厚，有极高的历史价值与时代内涵，是不可多得的教育资源。让学生了解自己本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可以丰富人文文化教育的内容，熏陶和感染学生的心灵，提升民族凝聚力，构建新的人文精神支柱，培养民族人才。

（三）有利于填补学校教育中地方民族文化的缺失

弥补国家课程的不足地方民族文化作为一个地区地方传统、生活历史和精神观念的结晶，是该地区最为宝贵的资源和财富，深入挖掘其内涵及发展价值，选择对个人、对社会发展有用的部分纳入课程体系，不仅能促进个体的成长发展，还能推动该地区的社会进步与发展。然而，传统的学校课程体系以国家课程为主，地方传统文化这一瑰宝一直被排斥在学校课程之外，难登大雅之堂，使得学生对自己本民族的文化越来越冷漠、越来越陌生，最终会倒致民族传统文化的消亡。因此，学校应加大地方传统文化引进力度，通过开设相关课程，引导学生从中汲取有益的精神营养，不仅能增强民族的认同感、自豪感、归属感，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活化石”得以长久保存并继续发扬光大，还能弥补国家课程的不足，实现课程三级管理，办出学校特色。

三、民族地区学校教育传承与发展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现状分析

（一）传承与发展工作的现状

民族地区由于意识和能力问题，学校在传承与发展非物质文化遗产过程中还存在一些问题与困难，具体表现为：

1．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与发展的意识能力有待提高由于地域、文化、经济等多方面因素，百色市的教育水平还比较落后，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与发展工作也因意识和能力等问题难以进入到民族地区的学校教育，成为教育的内容。目前只有少部分具有较强师资力量和设施完备的示范性学校，进行传承与发展工作。

2．教育内容单一，稳定性差，不能推动传承与发展工作传承与发展非物质文化遗产工作的师资非常有限，主要由有这方面兴趣特长的教师和有一定技能的民间艺人承担，出现因人设课的现象，因面教育内容显单一，不丰富，仅限于民间音乐、民间舞蹈，如黑衣壮民歌、马骨胡演奏等，学生学习兴趣不高，实施过程中也会因师资问题难于维持，不利于推动传承与发展工作的开展。

3．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内涵把握不准，机械模仿有些学校把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引入学校课堂，但没有深入地挖掘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神内涵及潜在因素的教育价值，教学内容，教学方法还是以技能模仿训练为主，学生的学习方式依然是接受性学习和简单的模仿性学习，体现不出传承与发展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真正内涵。

（二）传承与发展工作现状原因分析

1．繁重的教学任务使教师们无力顾及传承与发展工作随着国家对教育的重视，适龄儿童入学率不断提高，很多学校出现了师资短缺、老化现象，面对简陋的教学条件、繁重的教学任务，新的课程改革、传统单一的评价机制，升学的压力等一系列问题，教师们对于传承与发展工作只能是心有余而力不足。

2．教师参与传承与发展工作的意识和能力水平低非物质文化遗产因不占有任何具体的物理空间，看不见，摸不着，只能被人们的感觉所感知，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这种特殊性决定了民间文学、民间美术、传统手工艺、民俗民风等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要进入学校，成为教育内容有一定的难度，加上教师教育教学观念较陈旧，对于教育传承与发展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意义认识不到位，改革和创新意识缺乏，影响了民族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与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