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遗传承工艺范文10篇

非遗传承工艺范文篇1

关键词：非物质文化遗产；纪录片；《寻找手艺》；创作要义

近年来，《留住手艺》《手工云南》《我在故宫修文物》《薪火相传》等以非遗为题材的纪录片创作呈现井喷之势，合力记录与传播我国丰富多样且工艺独特的非遗文化，受到了观众的热爱与追捧，但却日益陷入叙事模式单一化、故事内容同质化的窠臼中。因此，本文以纪录片《寻找手艺》为对象，具体剖析其运用多元的叙事策略以讲述非遗故事，倡导和谐的价值观念以呈现非遗魅力，建构积极的社会意义以弘扬非遗精神等方面的创作要义，以期为当下非遗类纪录片的创作提供一些有益的启发。

一、运用多元的叙事策略，讲述非遗故事

在纪录片的创作传统中，格里尔逊式纪录片推崇以旁白来统摄叙事，展露上帝视角，诗意化地关注现实问题。直接,电影主张以观察为主，保持旁观者地位，让生活自然流淌于影像的呈现中。真实,电影强调以访谈为主，融入主观色彩，在创作者与访谈者的对话过程中生发出复杂多义的诠释意涵。自我反射式的纪录片将旁白、观察与访谈等语汇手法全部囊括其中，甚至将创作者同时作为观察对象，以多重呈现的方式反映人物内心世界，尽力祛魅被遮蔽的真相，追求逼近人物灵魂深处的本质真实。在《寻找手艺》中，导演以自我反射式的创作方法，生动呈现非遗的生存空间，还将追踪记录与回访相结合，真实还原非遗的传承困境。拓展了纪录片的表现空间，赋予影片更为多元的文化想象和阐释意义。

（一）自我反射式的创作方法，呈现非遗的生存空间

导演在《寻找手艺》的开篇提出了发人深省的追问：“岁月不再，伴随着童年的这些手艺还在不在？如果为这些手艺做一部纪录片，这算不算梦想？”，第一人称叙事视角的画外音，既言简意赅地指明了该片的创作意图，又将观众直接引入对非遗生存空间的思考和探讨中。新疆的胡大拜尔地是乐器巴拉曼的唯一传承人，终日在戈壁滩独自牧羊。当他拿起巴拉曼进行演奏时，平日略显羞涩和腼腆的他展现出悠然自得的一面。导演用镜头呈现着胡大拜尔地制作和演奏巴拉曼的全过程，用旁白感慨着戈壁滩仿佛就是老人的舞台。傣族八十多岁的坎温老人，每天窝在墙角做油纸伞，仅打孔、削竹片、搭骨架三个工序就需要耗费全天的时间。做油纸伞的整个过程中，导演始终手持摄影机如苍蝇作壁上观，不介入也不干扰，忠实地观察与记录。在西藏的德格印书院，年仅二十一岁的江庸次仁已经雕刻了整整八年的经版，他手上被刻刀划破所留下的多处疤痕被镜头精准捕捉。当导演询问他为何不加快速度以增加收入时，他一脸严肃地回答：“刻的时候要好好刻，要对得起自己的良心。”很多和江庸次仁一样雕刻一辈子的经版的人，他们每天重复同样的工作，却时刻保持着细心谨慎的态度和对佛学的敬畏之心。在龙湾村拍摄羊皮筏子的制作过程时，导演将自己拍进了画面，他感叹着曾是当地人最主要的水上交通工具的羊皮筏子，现在逐渐被现代化的交通工具所替代，折射出现代化进程对传统手工艺生存空间的挤压。小黄村里以传统方式造纸的两位老人真和养号，她们告诉导演这是最后一次造纸，年纪衰老的现实与纸张销量不好的形势，导致原生态造纸技艺面临失传的危机。四川最大的彝族漆器厂已经倒闭，吉伍有色带导演参观自己家中滞销的漆器，极具特色的民间工艺陷入无人问津的尴尬境地。可见，自我反射式的创作方法充分发掘了摄影机的潜力，以旁白、观察与访谈等多样化的手段赋予了影像多元化的叙事风格，还将导演自身纳入拍摄范围来传达导演的思想观念，构成了兼顾影片内部与外部的双重文本，使影片富有别具一格的意味。

（二）追踪记录与回访相结合，还原非遗的传承困境

非遗传承的关键是人，人脉不能接连，非遗文化便会失去载体，无法代代相传。在非遗的传承过程中，大多数以口耳相传或师徒相传为主要途径，手工艺人的老龄化或相继离世、大规模机械化生产对家庭作坊的取代、外来文化冲击对原生态文化造成的异化以及缺乏生活保障和精神关怀等一系列问题，容易导致非遗传承出现后继无人、文化断代的现象。2017年完成《寻找手艺》第一季后，导演再次带领拍摄团队回访非遗传承人，于2019年与2020年相继创作了《寻找手艺》的第二季和第三季。在《寻找手艺》的第二季和第三季中，导演向我们展示了第一季中部分非遗传承人多年后的生活现状。枫香染艺人张蜡四与水鼓舞艺人李腊补老人年纪衰老，杆称艺人朱宣堂疾病缠身，油纸伞艺人坎温与巴拉曼艺人胡大拜尔地不幸离世，他们再也无力或无法继续传承所掌握的精湛技艺，人亡艺绝。面花艺人雷英华的馒头店生意依然兴隆，年画艺人王树花的工作室和展厅也扩大了规模，但是她们面临着手艺无人传承的困境。斗笠艺人潘存家和陶器艺人刘新文还在坚持创作，兴起的机械化生产抢占了他们的市场份额，作品的市场滞销导致他们生活窘迫。经版雕刻艺人江庸次仁和铜像艺人土旦的生活条件明显改善，但依然需要时刻抵挡外来文化的侵扰。在展现每一位非遗传承人的现状之前，导演都会插入其多年前拍摄的影像，这种追踪记录与回访相结合所构建的“今昔”时空对比，有效还原出非遗的传承困境，彰显着巨大的叙事张力和真实的情感力量。可以说，多元叙事策略的巧妙运用，既抽丝剥茧地展现了非遗传承人技艺本领的创作精髓，又生动形象地讲述了非遗传承人引人入胜的人生故事，全面呈现出非遗的内在文化基因和外在生态环境。

二、倡导和谐的价值观念，呈现非遗魅力

“和谐价值观是人类在改造自然、社会与自身的主体性实践中，以‘和谐’为价值尺度、价值目标和基本价值规范而实践———精神地认识和把握世界，以构建人与世界的统一性关系，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特殊方式。”［1］作为民俗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非遗不仅凝聚着中华民族数千年的强大智慧和文化精髓，同时还彰显着当代中国的和谐价值观。为了拍摄《寻找手艺》，导演带领团队历时三年，跋山涉水遍访全国23个省份的199位手工艺人，用镜头探究和剖析非遗中蕴含的中华民族原生态优质文化基因，倡导和谐的价值观念，全面呈现非遗的不凡魅力，动态化地演绎出中华民族的审美意蕴、价值取向和精神信仰。

（一）天人合一，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天人合一”的思想主张提升人的自身道德修养，以尊重自然、善待自然并保护自然的方式，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良性互动。胡大拜尔地用芦苇制作出巴拉曼，吹奏的乐曲温暖了荒芜的戈壁滩。俸傣平用自家种植的竹子和养殖的蜂蜜，酿制出沁人心脾的蜂蜜竹筒茶。张蜡四染布所用的枫香油，是用天然的枫香树脂和牛油在炭火上精心熬制而成的。王树花作画所用的笔，是用柳树枝条烧成的炭笔。潘存家将桐树果子榨的油涂在斗笠上，增强其耐用性。非遗传承人尊重自然进化的规律，自觉维持自然万物的生存秩序和动态平衡，因地制宜并就地取材，创作出的作品既环保又实用。他们不仅充分认识到自然物种的多样性，能够对自然资源进行合理有序的开发，还可以不断发挥自身的主观能动性，将聪明才智融入作品的创作过程中，达到改造自然与保护自然的统一。

（二）以和为贵，达成人与社会的和谐

“以和为贵”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之一，推崇人际伦理的和谐，倡导以人为本，促进社会各系统和各阶层之间的和谐，实现整个社会的长治久安和可持续发展。在新疆的一家乐器店中，老板托合塔吉·拜克儿与12岁的儿子激情合奏弹布尔。当导演提出采访时，托合塔吉·拜克儿立刻向创作团队推荐了师傅艾尔肯·吐儿尔，将出镜的机会毫不犹豫地让给在同一条街上开乐器店的师傅。这种尊师重道、忽视利益竞争的精神以及师徒间浓厚的情谊，令人感动。藏族的洛热彭措，不仅大方捐献出大量钱财建设寺庙，弘扬佛教文化，同时作为医生的他还免费给喇叭和穷人看病，医者仁心的人性之美与佛度众生的慈悲大爱交相辉映、相得益彰。土旦是整个藏区锻铜制造佛像水平最高的大师，他能够将制作工艺复杂且仅二十厘米高的鎏金佛像底座巧妙复制到三米高，还能将整张铜板敲打成栩栩如生的玛尔巴像，技艺纯熟的他拥有众多徒弟和源源不断的订单，但他几乎没有存款，因为他总是不停捐赠佛像、金子，甚至主动向穷人免除工费，受到整个藏区人民的尊敬和爱戴。无论是托合塔吉·拜克儿、洛热彭措，还是土旦，他们身上都体现出“以和为贵”的中华传统美德。不追名逐利，以乐于奉献的精神回馈社会，致力于实现修己安人、人伦和睦的和谐社会愿景。

（三）厚德载物，实现人与自身的和谐

在人与自身的和谐关系上，“厚德载物”强调个体通过修身养性来抵抗外界诱惑，以自我认同的方式寻获内心平和与精神自由，进而达到于己和乐的境界。山东诸城的李加涛自学做古琴，他严格按照古书上的记载，按部就班操作每一个环节，每把琴的制作时间都要耗时两年，但他乐在其中。浙江的马青山喜欢做城市景观雕塑，仅有初中学历的他内心充满了对高质量艺术标准的追求，十多年的时间内投入上百万元给自己的手艺升级，将纯手工的环节改为机器操作，原材料也由水泥改为高分子材料，无数次的实验带来无数次的失败，但他并未妥协。广州的大四学生林国强，兴致盎然地向导演展示他的手工作品，用木板切割成螺旋圆搭成的广州塔、用废弃笔芯做成的机器人和坦克，以及用木头雕刻的玫瑰花等等，摆满了他房间的每一个角落。面对父母的不理解，他用行动证明着自己对传统手工艺的热爱。在非遗空间被挤压的当下，非遗传承人不断调适和提升自我，竭力抵制消费社会的物质诱惑，坚守内心对非遗的保护和艺术的追求，实现自我价值的同时也达到个体与自身的和谐。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中国民间社会具有重要代表性的活态文化，其丰富多样的资源、天然的原材料、传统的工艺制作流程，以及鲜明的地域特色和审美意蕴，都赋予其独特非凡的文化价值。《寻找手艺》采用多点聚焦的方式呈现非遗传承人对非遗的热爱，传递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以及人与自身三个层面的和谐价值观，以此全面呈现出非遗的不凡魅力，感召观众加入关注非遗、保护非遗和传承非遗的行动中。

三、建构积极的社会意义，弘扬非遗精神

《寻找手艺》一经播出，便受到了社会各界观影者的热捧。在豆瓣评分上，第一季为8.7分，第二季高达9.1分，第三季则为8.4分，可谓口碑甚高。究其本质而言，该片成功热播的原因与其创作要义是密不可分的。导演建构积极的社会意义以弘扬非遗精神，致力于调动社会民众的积极参与意识，使非遗保护转变为全民族的自觉行动，探讨如何创造出一个有利于非遗可持续发展的文化生态环境。

（一）推崇工匠精神，强化人生信念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一种存活的文化遗产，是广大人民群众在日常生活实践中创造并延续下来的，具有活态性、大众性及可再生性等特点，需要不断的传承才能保持生命的蓬勃生机。在《寻找手艺》中，导演向观众呈现的非遗传承人，脱离了高高在上且不食人间烟火的出世形象，反之，他们是我们身边随处可见的普罗大众，面临着经济困窘、老无所依、无人理解等众多世俗烦恼。工匠精神属于精神范畴，往往隐性地熔铸在作品中。喀什陶器工作坊的吐尔逊江·祖农，宁愿自己少赚钱，也要多制作陶器留给世人，因为他的陶器工作坊是全喀什仅存的一间，制陶手艺面临失传。江庸次仁可以提高雕刻经版的速度来增加收入，但他没有急功近利，而是选择坚守初心认真雕刻每一块经版。胡大拜尔地一辈子在戈壁滩放羊，他不知道自己制作和演奏的乐器即将失传，自己的手艺已经走到了末端。浙江的篾匠祝金树，可以用竹条编制出各式各样的篮子、篓子和筐子，靠手艺挣出了儿子上学的全部费用。马青山不断对自己的手艺提出高要求，提升技术、改装机器的目的不是为了盈利，而是为了打造出更具艺术美感的景观雕塑。什么是工匠精神?或许，这些非遗传承人从来没问过这个问题，也没有想过怎么回答。如导演在影片中所说：“他们或许是出于生计，或许是出于兴趣爱好，或许只是一种习惯，但他们都在默默无闻中承载了这个国家的温度”。可以说，他们身体力行所诠释和传承的工匠精神，正是“尚巧”的创新意识、“求实创新”的工作理念以及“道技合一”的人生理想的汇合。这种追求完美与极致的人生信念，具有重要的当代价值，能够激励着无数人追求工作的至精和生活的至善。

（二）探析人性之美，追求生命价值

在第一季中，导演选择了“公路片”的方式，一路寻找一路拍摄，希冀全景式呈现非遗传承人的整体生活面貌。第二季时采用“回访”的方法，追踪探寻多年后非遗传承人的生活现状，互文式的叙事策略和开放式的叙事结构，赋予观众开阔的思考空间。到了第三季时，导演以灵魂碰撞的方式与非遗传承人进行深入“对话”，探析他们的精神世界。从宏观叙事到聚焦个体，从关注外界到转向内心，导演的创作理念越来越倾向于探析人性之美和思考生命价值。尊师重道的托合塔吉·拜克儿，追求革新的马青山，淡泊名利的土旦，谦虚谨慎的江庸次仁，乐善好施的洛热彭措，风骨峭峻的胡大拜尔地，朴实善良的张蜡四以及虚怀若谷的李加涛等等。在他们身上，我们能看到崇高信仰与平凡肉身的合二为一，又不能忽视他们精神丰盛和经济窘迫之间存在的巨大割裂感。在以影像记录和定格濒危的非遗、传承和延续中华传统技艺的同时，导演也在一次次的拍摄过程中被非遗传承人的人性之美所感动。退到文本之外，审视该片的创作历程。我们会发现，导演并不局限于展现和讲述非遗传承人的精湛技艺和生活故事，而是试图以更为宏大和高远的创作视野关照物质与精神的议题，将创作主旨升华到哲学思辨的高度，牵引观众思考生命的本真价值。无论是彰显工匠精神和人性之美的非遗传承人，还是卖掉房产筹备经费的导演以及慷慨解囊赞助导演创作的热情网友们，都不约而同地体现出他们对中国非遗保护和传承的强烈关注与参与热情。这一文本内外的联动效应，使得非遗精神能够有效延展至现实，赋予非遗更为持久和鲜活的生命力，使其薪火相传。四、结语《寻找手艺》以自我反射式的创作方法，生动呈现非遗的生存空间，还将追踪记录与回访相结合，真实还原非遗的传承困境。采用多点聚焦的方式展现非遗传承人对非遗的热爱，倡导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以及人与自身的和谐，诠释非遗的不凡魅力。推崇工匠精神，强化人生信念，探析人性之美，追求生命价值。这些创作方法的运用，有效强化了观众对非遗保护的认同感和参与感，亦能为当下非遗类纪录片的创作提供有益的启发。

参考文献：

非遗传承工艺范文篇2

【关键词】高校美术教育；传承发展；非物质文化遗产；现状；对策

非物质文化遗传作为中华民族文化的重要部分，是我国人们的精神支柱。随着经济和文化全球化的发展，我国传统的文化或多或少受到了外来文化的侵袭，因此在此背景下建立完善的非物质文化遗传的传承体系显得尤为重要，高校美术教育促进非物质文化遗传的创新也具有重要的价值。

一、非物质文化遗产概述

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一种无形的资产，是一种世代相传，并且与人们生活有密切关系的文化表现形式，也是各种观念表达、技能知识、实物工具、手工艺术等，其中文化遗产主要包括民间风俗活动、传统的手工工艺、民间表演艺术、民间风俗节日庆贺以及民间传统实践和知识，还主要包括各种传统文化表现出来的不同的文化空间。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可传承性和活性态的特点，是活性文化表现的一种基因，具备着对古老生命的记忆。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过程中主要依靠口头传授，很少有非物质型的文化遗产是由书籍保留下来的，传承者需要用心领悟，然后一代接着一代认真的继承下去，具有可发展、可继承的性质，非物质文化遗产通过传承者将文化中的主要内涵传播给人们，同时在传承过程中进行进一步的创新和改革，因此可以说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人类文化的一种活性态化石。

二、非物质文化遗产与高校美术教育之间存在的渊源

高校美术教育在民间艺术阶层上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又由于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创新和传播主要建立在对民间艺术研究的基础之上。我国民间艺术自上世纪70年代起就引起了较大的重视，很多美术艺术家和民俗家都全面的考察和收集了所谓民间艺术的信息和材料，后来这种趋势越来越明显，导致文艺理论家也逐渐重视起了民间艺术，比如我国著名的文学家鲁迅曾经提倡，要将新木刻与传统民间的木刻、连环画、年画以及插图艺术进行看起，其中张光宇先生和郑振铎先生就收集了许多年画，准备编辑成册，可在民间流传，因此在这种形势下，民间文化逐渐受到了人们的重点关注。1986年，在中央美术学院的杨先生提倡开创了民间美术艺术系院，给热爱民间艺术的学生提供了一个广大的学习平台，同时也将民间美术艺术纳入了我国高校教育计划中，自此以后，也就存在了民间美术系。在1986年以后直到1989年，杨先生亲自带队，前前后后不下15次对邻近黄河地区的8个省份进行了艺术考察，同时通过努力还收集了上百件珍贵稀有的民间艺术古董，并且将这些珍稀的古董品全都放置在一个只供教学使用的陈列室，并且还带领女儿一起完成了对黄河区域的考察报告——《黄河十四走》。

此考察报告给民间艺术指明了发展道路，也促进了对民间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从此以后，人们在观察民间非物质文化遗产时都是以艺术的视角进行审查。我国美术系著名教授靳之林在研究世界人类文化以及中国民族文化的基础上，也同样对中国各类民间文化进行了考察和研究，最后著成了《生命之树》，此著作对我国民俗文化进行了全面的阐述，也同样为我国美术艺术研究奠定了基础。自2002年以后，中央美术学院为了适应我国社会的发展潮流和形式，发挥了高校在文化遗产创新和传承方面的巨大作用，同时高校还建立了正式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中心”，将民间美术正式列为了高校艺术教育的重要部分，这样做有效弥补了我国长期以来对民间艺术文化的空白教育。在2002年，中央美术学院创办中国院校非物质文化遗产教育探讨会，这样进一步促进了我国高校对文化遗产的创新和传承，于此同时我国各地也实施了许多保护文化遗产的措施。

三、高校美术教育传承与发展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现状

随着我国经济与社会的共同发展，我国文化主流已经发生了一定程度的改变，各种非物质文化遗产受到了破坏、面临消失的危险。基于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与高校美术教育之间的关系，美术教育必然在文化保护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和创新有重大的责任。高校拥有了丰富的资源，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进行非常专业性的指导，能够在文化保护工作中开展实践性和理论化的研究。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较多，在全国不同地区同样存在不同特色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有些依靠手艺和口艺传授的文化遗产，随着文化后继无人、老艺人去世后慢慢消失，因此在各个地区中采取不同的有效措施去保护当地的文化遗产的任务已经刻不容缓。我国高校作为一个地区的教育执行中心，对当地艺术、文化的教育有重要的责任，努力发挥各种社会功能性能力，构建全面的、具有特色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体系。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我国文艺传播中的重要成分，促进着我国民族文化发展以及历史文化发展，其审美能力和教育能力较强，其中包含了丰富的技能工艺，道德伦理，知识文化以及情趣审美，对于培养高校学生文化素养和能力具有重要的作用。

四、高校美术教育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与发展中的作用和对策

1、从艺术角度进行考察和研究

大多数非物质文化遗产来自于民间，不同的文化遗产具有不同的艺术价值，专业人员需要具备较强的专业能力和洞察能力去探究非物质文化遗产，从艺术的角度进行全面分析以及发现文化遗产所具备的创造美和艺术美，对即将消失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信息进行收集整理，对文化进行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魅力和价值主要由动态表演进行展示，在动态过程中的口述方式和文字方式等都能够全面展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形式，比如雕塑、绘画以及工艺等，这些非物质文化遗产都能够为我国社会风俗、人民生活方式、穿着打扮、贸易工艺等方面提供最有效的依据。绝大部分非物质文化遗产多属于艺术，因此在研究文化遗产时可以使用研究艺术的方法，例如剪纸艺术，就可以从图像的造型、色彩、风格以及形式等方面进行全面分析，从而构造非物质文化艺术性体系。

2、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方式——高校美术教育

非物质文化遗产主要是对技术、知识、技能工艺的传承，作为一种活性的文化遗产，从各个方面突出了人民的主体地位和创造能力，非物质文化遗产主要由一代又一代的人们进行传授，因此文化遗产的传承人都遍布民间，还有些非物质文化遗产甚至存在家庭禁忌，在当前社会发展的变革中，大部分非物质文化遗产无合适的传承人，因此许多文化遗产濒临消失。高校是艺术传承的重要载体之一，也是一个培养人才、培养文化传承者的主要场所，在高校中建立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的专业以及有关系部和院，再将民间的艺术者引入高校中进行教学，同时招收各方面都符合要求的学生，由民间艺术者向学生们传授有关技能和知识。此类学生必须具备良好的文化素养，高校为其创造良好的学习环境，就能够培养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合格接班人。

3、从艺术创新进行发展和传承

随着时代的发展，原生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以现在的眼光看较为陈旧，这就需要在文化遗产中注入新时代的元素，恢复其生命力量，让文化逐渐适应社会和社会环境的发展。只有非物质文化遗产自身进行改变，才能够从自身开始真正适应保护和传承。在高校中的美术教育能够将现代文化和传统文化的观念进行有效结合，并且以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创作的主要动力，积极鼓励学生利用文化遗产进行艺术创作，这样能够促进文化遗产进行新的改变和创新。因此高校在美术教育过程中必须利用自身具备的资源发扬非物质文化遗产，同时解放学生的传统观念和思想，培养学生学习兴趣，激发其创新能力，同时教育过程需要在人们日常生活的基础之上，与社会大众一起同心协力，结合社会发展、经济发展的现状，在高校中打造一个全新的文化遗产发展体系。

五、结语

在非物质文化遗传的传承中高校美术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美术教育能够让我们从一个全新的方面去研究非物质文化遗传，在高校中建立实质性的文化遗传传承地，培养一批又一批新鲜的遗传文化传承人，同时进行以非物质文化遗传为艺术创作的美术教育是传承文化、保护文化的主要手段之一，为非物质文化遗传的传承注入新鲜的血液。总之，只有在高校美术教学中引入文化遗传资源，能够整理、创新、收集和发展非物质文化遗传，让非物质文化遗产在新的传承领域散发出新的光彩。

【参考文献】

[1]郑以墨,王阳.论高校美术教育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与创新中的作用[J].河北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11.13(08)75-78.

[2]王运波.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与创新中高校美术教育的作用[J].群文天地,2012(04)142.

[3]胡宜疑.试析高校美术教育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与创新中的作用[J].东方企业文化,2012(18)268.

[4]罗蓉.试论高校美术教育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与创新中的作用[J].美术教育研究,2012(23)130-131.

[5]王宏.关于高校公共艺术教育与区域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的研究[J].设计,2015(04)147-148.

[6]涂光璨.试论高校美术教育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与创新中的作用[J].戏剧之家,2015(13)183.

非遗传承工艺范文篇3

关键词：阳江漆艺非遗文化美育传播价值

路径明清时期，中国漆器品种众多，地域特色日益明显，其中以漆皮箱和漆皮枕著称的阳江漆器成为当时地方漆器的代表之一，“老义和”“广泰成”等漆器店铺生产的漆器畅销海内外。20世纪30年代，阳江漆艺一度萧条衰落。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阳江漆器厂与广东省内外的漆画名家保持高水准的交流，使阳江漆艺发展在20世纪80年代达到鼎盛。20世纪90代末，由于生产方式的革新，在物美价廉的工业制品冲击下，阳江漆艺产品设计的创新应变能力滞后，加上阳江漆器厂转制等诸多原因，阳江漆艺再次走向衰落[1]。21世纪初，阳江漆艺在相关人士的推动和当地政府的大力支持下，情况发生了很大转变。2011年，阳江漆器髹饰技艺被列入第三批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拓展名录，阳江漆艺由此获得了一定的社会声誉，提升了行业的认知度[2]。阳江漆艺非遗传人、受过高等教育的年轻漆艺家纷纷开设个人的漆艺工作室。2014年，阳江漆艺院建成，成为广东省漆艺创作研发基地。笔者在阳江当地走访调研时发现，普通市民对阳江漆艺知之较少，阳江漆艺传承后继乏人，漆器制品产销两滞。

一、阳江漆艺非遗文化存续的困境

1.阳江漆艺非遗文化传承后继乏人与从业者水平参差不齐

目前，阳江漆艺的构成人员总体可以分为四类：继承阳江漆艺的非遗传承人；曾在国营漆器厂从业的工人师傅；传承人、工人师傅所带的学生或学徒；高等院校或中职学校毕业的漆艺创作者。阳江漆艺仍属于小圈子范围内的活动，并不为大众所熟知。非遗传承人和曾在国营漆器厂从业的工人师傅人数不多，但不论是制作漆艺产品还是制作漆板、漆坯，他们的技术都过硬。由于他们常年在行业中经营，积累了一定的口碑，拥有相对稳定的客户群，因此收入稳定。但是，他们年龄往往很大，后代大部分没有从事技艺传承。传承人、工人师傅所带的学生、学徒以及高等院校或中职学校毕业的漆艺创作者以年轻人居多。其中，有的是因为毕业后找不到工作暂时入行当学徒，短期内往往会选择另谋出路，有的急于求成，学了一些粗浅的技艺就自立门户，真正喜欢漆艺又能沉下心坚持学习的只是少数。这造成阳江漆艺在艺术审美和技术表现两方面都存在不足，产品失去了应有的竞争力，再加上产销渠道不完善，盈利微薄，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阳江漆艺的传承[3]。

2.漆艺制品设计观念陈旧与社会审美脱节

从阳江漆艺院内阳江漆器博物馆陈列的展品及其销售的漆艺制品中可见，阳江漆艺主要分为漆画与漆器两种类型，漆器以漆盘、漆瓶为主。传统的花鸟鱼虫、阳江地区的海岸风光和渔民风情是其中主要的表现题材。除部分受过高等教育的漆艺创作者外，阳江漆艺制品的主要生产制作者是学习传统手工技艺的手艺人。其中，一些人没有经过艺术类专业院校的美术训练，缺乏现代设计理念，难以创作出具有当代审美的漆艺品。部分创作者往往模仿师傅的风格按部就班地创作，难以做到自主创新，这正是阳江漆艺产品在当前缺乏吸引力的主要原因之一。3.漆艺产品产销的产业链不完善与宣传意识落后阳江地区漆艺制品的生产制作以手艺人作坊或工作室为主，销售渠道主要为熟人介绍、微信朋友圈推广等，相关工艺品、漆器线下专营店较少，仅有零星的一两家，而线上热门的电子销售平台缺乏漆艺制品的相关销售门店，产业链处于不完整、不完善的阶段。新建成的阳江漆艺院虽然起到了推广展览和开展相关活动的功能，但地理位置偏僻，仅通过公众号、报纸、广播等推广方式进行宣传，许多年轻市民并不知悉该院的位置，这也是阳江漆艺非遗文化对于年轻市民显得陌生的主要原因之一。后继人才不足、产品设计陈旧、宣传力度不足以及产业链不完善，这些因素不仅阻碍了阳江漆艺的发展，而且不利于非遗文化的传承。纸胎、皮胎是阳江漆艺的特色技艺，近年来，由于工序烦琐、耗时较长、生产成本较高、缺乏客户等因素，现已较少生产制作，尽管目前还不至于失传，但仍使人忧心。数字时代，如何更有效地利用地方非遗民间美术资源开展美育，培养大众对阳江漆艺非遗的认知，从美育传播的视角探索出阳江漆艺非遗活态传承的路径，是笔者一直在思考的问题，也是文章论述的重点。

二、阳江漆艺非遗文化美育传播的价值

非遗文化具有深厚的历史积淀、独特的实践技艺和鲜明的表现形式，蕴含丰富的审美信息与审美内涵，是审美教育的重要载体[4]。非遗往往成为地方独具魅力的文化名片，可提升当地的文化软实力。活态传承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特点，其一方面强调不变，即保留基本特征，把古老的技艺原汁原味地继承、传承下去，另一方面强调制定长效的成长机制，保护特定文化群体，即保护一种文化的生命力[5]。要想延续阳江漆艺非遗文化的生命力，使其在新时代焕发活力，就应该从审美和教育的角度出发。对美的追求是人的天性，从远古时期阿尔塔米拉洞窟的壁画，到时下美术馆中的藏品，都充分地说明了这一点。而教育是现代文明不可或缺的社会活动。自18世纪席勒提出美育概念以后，相关的话题、研究一直不断发展。21世纪，我国人民的生活水平有了长足的发展，审美需求日益提升。如此一来，在美育下谈论文化传承便能与时俱进，体现文化传承的活态性。

1.有助于增加人们对优秀传统文化的认同

阳江漆艺非遗文化是优秀的地域文化资源，普及阳江漆器曾经畅销海内外的历史，能够帮助阳江市民提升对于家乡的文化自信与热爱之情。优秀传统文化相当于一座城市的文化符号，同时也是一张城市名片。做好阳江漆艺非遗文化的传承工作，让其焕发新的活力，能让更多的人通过这张文化名片记住这座城市，也能让更多的市民产生关于地域文化的自豪感，增强对于优秀传统文化的认同感。

2.有利于丰富旅游城市的文化内涵

阳江是一座海滨城市，有着丰富的旅游资源，其中的海陵岛是国家5A级旅游景区。每年到阳江旅游的旅客众多，但是属于阳江的记忆符号不应当只有自然资源大海和沙滩，属于阳江文化资源的漆艺非遗文化也应当变成有力的符号，让人印象深刻。人们可通过参观漆艺展品、了解阳江漆艺的背景、购买漆艺产品等与阳江漆艺互动，这一过程便是美育发生的过程。这对于丰富阳江的旅游资源、文化内涵都有着促进作用。

3.有利于促进文化产业的发展

相对于一般仅在特定场域表现或通过五感（形、声、闻、味、触）接触的非遗文化，阳江漆艺髹饰技艺是非物质的、抽象的，但是通过转化得到的是具象的、可触摸的实物。同时，阳江漆工艺品具有结实、易保存的特性，也有便携、运输方便的优点，更容易生产、传播，这对于漆艺品产业链的形成、发展而言都是有利的因素。三、美育视角下阳江漆艺非遗文化的传播路径要使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持持续的生命活力，就必须兼顾其现实性和成长性。现代数字技术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提供了便利，借助数字影像记录不仅可以还原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生命活态，而且可以拓展和丰富文化传播的路径与方式。阳江漆艺可供漆艺教育教学的资源非常丰富，梳理这些丰富的数字资源，从中甄选出适合大众的美育内容与形式、传播条件与规律，可以提高人们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认识和保护意识，培养继承和发展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接班人。

1.以数字时代影像记录助力阳江漆艺非遗文化传承教育

随着科技发展的日新月异，人们通过各大媒体平台汲取信息已成为日常生活中的主流方式之一。通过哔哩哔哩、小红书、抖音、微博、微信等媒体平台传承非遗文化，是当前热门且可行的方式之一。通过融合媒体传播并获取广泛关注，可以达到推广的目的，而非遗“破圈”也可让大众对其有更多的了解和关注。目前，在媒体平台上，人们可以搜索到一些年轻的阳江漆艺工作者的短视频、图片等，但相关成果有时仅在小范围内引起关注。非遗融媒体要想在互联网中获取巨大的流量和关注，单靠个别的几个手艺人在媒体平台上展示分享并不够，而需要更专业的团队人员进行运行和操作，通过包装、设计、编排等多个程序的制作，才能更容易吸引大众的目光。非遗的核心是技艺、经验和精神，影像技术可以跨越时空，为人类文明的延续和传承提供全新的载体。建立阳江漆艺非遗数字资源库，对阳江漆艺非遗资源进行有序的影像记录保存，需要有关部门的重视和支持。如：对阳江漆艺非遗传承人的漆艺作品、髹饰技艺的梳理；对阳江籍优秀漆艺青年人才富有特色的现代漆艺作品、创作过程的梳理；对阳江漆艺历史发展和图形图式资源的梳理；对阳江民间工艺美术产业链、展览交流资源、行业协会资源、政府政策等的梳理[6]。经过梳理后拍摄而成的影像记录不仅能有效地促进非遗的保护与传承，而且方便传承者学习与传播。

2.阳江漆艺走进中小学美育课堂，传承非遗文化的内涵和精神

基础教育作为美育实践教学的初级主体，其审美教育以培养少年儿童认识、体验、欣赏和创造美的能力为目标，使他们具有美的理想、情操、品格和素养。《义务教育美术课程标准（2011年版）》中明确规定：“应当充分利用地方的文化资源，引导学生了解美术作品与当地地理、历史、经济、民俗的联系。”因此，阳江地区的美术教育应该让漆艺非遗文化走进校园。在中小学阶段进行美育熏陶与传播漆艺非遗文化有其便利性和必要性。中小学生精力旺盛，好奇心强，也容易对学习的知识产生深刻印象。传统手工技艺的温度和手工艺人的匠心能够给少年儿童的视觉与心灵带来震撼，不仅能够提高其审美情趣，而且能够激发其崇高的精神追求。将阳江漆艺与中小学美术课堂相融合，便于让更多的学生了解阳江漆艺，拓宽对阳江漆艺的认识渠道，在内心根植对乡土文化的自豪感和认同感，从小树立成为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者、创造者与传播者的目标。在融合方式上，教师可以在已有的阳江漆艺非遗影像资源库中选取经典的影像资料与美术课本相结合，也可以把阳江漆艺的内容融入具体的课例，重新剪辑、制作具有不同侧重点和时长的影像资料，以满足不同阶段基础教育课程的教学需要。教师可以利用第二课堂组织学生到阳江漆器博物馆、阳江漆艺院、大师工作室等进行现场观摩教学，也可以选择教材中合适的实践章节，穿插阳江漆器髹饰技法中的一两个技法让学生动手体验等。教材经历了实践的检验，体系逐步成熟、完善。对于教师而言，较为直接的融合比起重新花费大量时间、精力研发校本课程显得更有效率，也更实用。

3.拓展非遗文旅产品市场，打造具有阳江特色的漆艺文创产品

非物质文化遗产唯有与产业结合，才能真正释放其在现代的生命力，非遗文创产品的设计与开发在某种意义上是对非遗资源的反哺性保护。依托阳江漆器博物馆与阳江漆艺院，聚集阳江优秀漆艺人才，打造集教学、创作、研发、生产、销售、展示、旅游于一体的综合性场所，可以使其成为阳江漆艺创作研发基地，创作具有阳江漆艺文化特色的文创产品，如漆画、漆文化用品、漆首饰、漆灯饰等。通过具有传统工艺特性、现代流行特点和地域文化特征的产品吸引年轻人的目光，对于传播阳江漆艺非遗文化有着积极作用。当前，文创领域的成功案例有故宫博物院、敦煌研究院等，其生产的文创产品和跨界联名产品在时下年轻人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文创产品附带的文化属性让年轻一代把目光延伸至文创产品具体所属的文物或文化背景上。这样的案例也是美育的成功案例，不具有浓重的说教意味，而是在无形中植入了美育的有关内容。蕴含阳江漆艺文化的漆艺品具有一定的特色。阳江腰果漆物美价廉。把阳江传统纹样、具有阳江沿海特色的鱼虾蟹篓与现代美学相结合，开展纹样设计，既控制了生产成本，又兼具阳江漆艺的工艺特色和阳江地域特色。生产这样的文创产品有足够的可行性和吸引力，能够吸引年轻受众。

结语

数字化传播技术拓展和丰富了文化传播的路径与方式，有效利用和开发了非遗资源，体现出其文化、经济和社会价值。从美育角度出发，有效利用地方非遗民间美术资源开展美育教学，培养大众对阳江漆艺非遗的认知，无论是阳江漆艺与中小学美术课堂的结合，还是阳江漆艺的融媒体传播，抑或是漆艺文创产品的设计与生产，皆是数字时代美育视域下值得考虑和实施的非遗传承与发展路径。基金项目：该文系2022年广东技术师范大学研究生教育创新计划项目“职业技能导向下学科教学（美术）专业方向学位研究生创新实践能力培养研究实践”（编号：2022YJSPY02010）的研究成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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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张景.广东省传统漆艺工作站探析[J].大众文艺，2018（10）：238-239.

[3]李维贤，邓果果.谈传统工艺的行业培育与产品定位问题——以阳江漆器为例[J].南京艺术学院学报（美术与设计版），2014（3）：125-128，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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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高小康.非遗活态传承的悖论：保存与发展[J].文化遗产，2016（5）：1-7，157.

非遗传承工艺范文篇4

近年来，我国积极贯彻落实《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根据我国国情和非遗的发展规律，形成了具有我国特色的非遗保护工作基本方针、原则、理念，并指导了我国非遗保护政策法规、名录体系、传统工艺振兴、抢救性记录、传承人群研培等工作实践。工作方针：“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传承发展”。处理好非遗传承和发展的关系，切忌损毁非遗核心价值和表现形式，滥用开发非遗，切忌非遗产业化。基本原则：政府主导、社会参与，明确职责、形成合力;长远规划、分步实施，点面结合、讲求实效。基本理念：一是非遗传承要有整体文化观。非遗是我们身处其中，并以自己的日常生活来体验、实践和传承发展的文化传统；是由主体、载体和实践构成的文化现象整体，单个的工具、产品乃至技艺，可能是某种文化传统的要素，但还不是非遗的整体。在这样的非遗观下，保护非遗的工作，实际是保护人们运用相应载体开展相应实践的文化氛围。二是见人见物见生活的生态保护理念。非物质文化遗产与环境息息相关，失去了特定的环境，便失去了其赖以生存的土壤和条件。只有人的积极参与和实践，才能确保非遗的生命力，才能在继承传统的同时不断丰富人类文化的多样性。因此，要把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和其得以孕育、滋养的人文环境一起保护，支持非遗实践回归社区，回归生活，让非遗在千家万户的日常生活中得到体现和传承，成为人们今天的生活方式。三是非遗是实践的。实践是非遗延续的核心，是非遗活力的基本体现。四是非遗是不断发展的。传统与再创造的密切互动，融铸了文明的进步和文化的发展。正因为有继承，有发展，有创造。五是非遗保护要尊重传承人群的主体地位和权利。这是非遗保护工作的重要原则。

二、可行性工作和影响

（一）强化组织领导，夯实工作基础。一是政策法规体系不断健全。近年以来，省委、省政府相续制定印发了《省落实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实施意见》、《关于加强全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关于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的实施意见》等多个非遗指导性文件。二是工作机制基本建立。江西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是全国第一家成立的专门的省级非遗保护机构。各市县也在群艺馆、文化馆设立了相应的工作部门。三是非遗代表性项目名录及传承人制度已经建立。为加强对代表性传承人的保护管理，我省率先在全国实行了代表性传承人年度审核的“动态管理”制度，有的被取消资格，有的警告。四是财政性保障体系初步形成。（二）加强宣传展示，促进传承传播。一是展示传播活动影响力不断扩大。近年来，我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播工作形式多样，亮点频现。打造了一批非遗品牌活动，如已连续举办了11届的“江西民俗文化节”，以丰富的板块呈现、精彩的项目展示、独特的互动体验而广受群众欢迎，在全国有一定的影响力和美誉度。在全国率先建立了省级非遗保护门户网站——江西非物质文化遗产网和档案资料数据库，创办了非遗微信公众平台。营造了浓厚的保护氛围，提高了社会各界支持、关心和参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意识。二是“非遗进校园”活动深入开展。面向青少年的非遗普及教育深入开展，采取日常教学、基地建设和展览、展示活动相结合等多种举措和形式，越来越多的优秀非遗项目进入校园、课堂。先后组织举办了一系列规模较大、覆盖面广、层次较高的传统戏曲进校园活动等，受到广大师生的热烈欢迎。三是挖掘整理成果成系统出版。近年来，组织全省开展非遗项目抢救性记录整理。四是构建新型非遗传承传播体系。推动实施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群研修研习培训计划，已委托部分大学和艺术职业学院开展了多期对具有较高技艺水平的传统工艺、传统戏剧传承人或资深从业者进行的研修培训。（三）遵循非遗特点，开展多样性保护。随着工作不断深入，非遗保护工作更加科学化、规范化、系统化，保护传承方式多措并举。一是“抢救性”保护，开展了部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抢救性记录工程，我省共有37名部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列入抢救性记录建设任务，由省非遗保护中心建设实施。二是“生产性”保护，开展非遗生产性保护示范基地创建活动，命名了多个省级非遗生产性保护示范基地。三是“整体性”保护，开展了省级文化生态示范区、传统节日示范地创建活动，公布了数个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和传统节日示范地。四是“数字化”保护，建立了第一家省级非遗档案资料数据库，开展了非遗数字化保护，已存储了10T非遗资料。此外，还开展了近百年省级非遗传播基地、传承基地、研究基地等创建活动，使非遗保护传承工作成体系化发展。鼓励和引导一些高校、企业、社会力量参与非遗传播和保护，我省非遗保护“政府主导、社会参与”的保护格局正在渐入佳境。（四）注重合理利用，惠及人民群众。坚持处理好继承和创新的关系，坚持创作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一是培育了一批非遗品牌企业。发挥非遗在育民、惠民、富民方面的积极作用，从政策扶持、宣传推广等方面予以倾斜，部分非遗项目已成为当地重要的文化产业。二是坚持非遗和旅游融合发展。各种地域特色的民俗活动节庆旅游等等广受游客欢迎。三是推动传统工艺走进现代生活，开展非遗文化创意设计大赛、全省文化创意设计大赛等活动，让现代设计与传统工艺相得益彰。四是坚持非遗+互联网，培育引导非遗电子商务发展，促进传统工艺品的电商平台建设。（五）围绕中心工作，服务社会发展。配合国家重大发展战略开展规划性工作。一是积极参与国家乡村振兴、传统工艺振兴及“非遗+扶贫”等重点工作。以全国“非遗+扶贫”试点丰宁满族自治县为重点，推动全省非遗助力精准扶贫工作深入发展。二是积极推进长江流域非遗保护。以非遗深厚的传统文化滋养为冬奥会增添人文内涵。

三、工作思路及重点工作

非遗传承工艺范文篇5

一、民间艺术活态传承概述

2009年国际文化财产修复与保护研究中心（IC-CROM）提出“活态遗产保护方法”（LivingHeritageApproach，简称LHA），突出核心社区对于遗产价值认识与阐释的重要性，成为一支推动遗产文化价值延续的遗产保护理论流派，并初步建立起方法论的框架[1]。文化活态、活态保护、活态传承也是世界各国在非遗保护与传承研究中的核心理念。活态概念的提出和早期研究，源于19世纪下半叶，以进化论代表人物泰勒、法国社会学派代表人物杜尔干、德国历史学派代表人物格雷布内尔等为代表。活态保护作为一种保护理念，不是简单等同于动态记录，而是保护文化的生命力，保护文化的现实性和成长性[2]。活态保护内涵包含了由传承持有人到传承环境再到传承流变的逐层递进关系。首先体现在保护非物质文化持有人（非遗传承人）记忆和技艺上；其次是文化遗产存在必然依赖一定的生活、文化、空间环境，即文化生态场，活态保护同样体现在对文化遗产赖以生存的文化生态场的整体性保护上；最后，活态保护更体现在传承过程中的开放性和包容性上。

二、民间艺术传承现状与问题

民间艺术传承主要以亲缘传承、业缘传承、地缘传承三种方式进行。第一，亲缘传承。民间艺术在工艺制作上具有纵向性、延续性、系统性特点，不像现代工业分工合作的单一性。民间工艺的传承多以家庭传承或师徒传承的形式存在，但亲缘传承由于学习环境差，现代年轻人愿意去学的不多[3]。同时这种纵向传承方式缺乏创新，容易与市场相脱离，导致作品缺乏市场性，造成工艺的失传。第二，业缘传承。民间艺术行业协会或行业组织，在技艺的比较、提升、传承方面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但业缘传承也存在一些问题：行业协会或行业组织，缺乏约束，较为松散，并且缺少未来规划和可靠资金保障。而且就工艺技巧而言，竞争性、排他性大于融合性和传承性。第三，地缘传承。充分利用物质文化遗存的地缘空间，形成特色鲜明的区域文化环境。一些文化遗存区以“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的方式，利用市场经济的杠杆和配置作用，赋予民间手工艺经济地位和前景，既让遗产持有者得到经济收益，又让民间艺术得到普及，从而手工艺得以传承。地缘传承由于适度经济原则的把握不准确，对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开发时，容易一味迎合市场。

三、非遗活态传承机制下高校民间艺术课程体系构建的现实意义

民间艺术根植于民间，伴随着农耕社会的繁荣而繁荣，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艺术活力。但工业革命和城市化变革的发展，导致民间艺术存在的社会环境改变，民间艺术的保护与传承面临巨大挑战，因此将民间艺术纳入高校课程体系无论是从高校应有的角色定位还是从物质文化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途径来看，都是非常重要的。《关于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明确提出：“教育部门应将优秀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内容和保护知识纳入教学体系中，激发青年热爱祖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热情。”[4]为此，全国各级教育机构采取了相关措施，这些措施既丰富了校园生活，又对于区域非遗的传承和传统文化的传播起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

（一）保障民间艺术传承的流变性

作为非遗的民间工艺美术，其技艺、技巧的传承主要依靠口口相传、言传身教、亲缘传承等。民间艺术师徒传承环境较差、学习时间跨度长、回报率较低等特点使得民间艺术面临后继无人、技艺流失的严峻挑战。鉴于此，可将民间艺术作为一门课程纳入高校课程体系中，通过现代教育技术，整理与记录老艺人的口述史；将传承人请进校园，使其走上讲台；通过规范化课程教学，将民间艺术纳入现代教育体系中去，让学生在现代化高校教育环境中切身感受民间艺术的传统元素，了解其艺术价值和使用价值。这些对弘扬民族传统文化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和现实作用。

（二）保障现代艺术教育的融合性

现代艺术是一种社会文化媒介，起着传承民间文化的作用。传统民间艺术在造型、色彩、材质、形式等方面为现代艺术提供了丰富多样的表现元素和符号。将民间艺术融入现代艺术中，实现传统和现代的有机融合，有助于实现现代艺术的民族化、世界化。因此将民间艺术纳入艺术教育体系中，是艺术院校的责任和义务。

四、九江学院民间艺术课程体系建设思路

基于传统手工艺活态传承机制，九江学院民间艺术类课程做了适应性调整设计，形成了“理论+实训+考察+成果展示”的课程体系，变现有的实验教学为实训教学，采用工作室制、项目化教学。同时课题组将通过与代表性传承人、行业协会共同努力，将“一般性手工艺技术”变成“共享性知识”，并在高校中进行传授，使学生对民间艺术产生认同感、自豪感和责任感。第一，根据工艺生产流程进行课程设置。根据工艺生产流程设置课程，实现课程教学以非遗传承与创新为教学目标。在工艺制作实地调研的基础上对接课程设置，根据不同工艺和专业核心技能进行课程组合。通过与民间艺术传承基地对接、工学结合、项目导向、生产性实训、顶岗实习等方式，让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置身于“工作过程”，逐步把学生培养成为能胜任工艺制作岗位的人才。第二，构建与行业标准相衔接的课程体系。深化高校与民间工艺协会组织、工艺传承人或企业的合作，密切校行企关系。在行业协会指导下，高校牵头成立由专家学者、非物质文化传承人及民间工艺大师、高校优秀专业教师共同组成的非遗技艺传承指导委员会，为民间艺术纳入高校艺术教育体系和教学模式、课程体系的建设提供咨询和帮助。第三，采用工作室制的教学组织形式。高校非遗工作室制教学组织形式，采用了艺人进教室，学生进基地的教学方法。一方面可以给民间工艺传承人和持有人在高校营造非遗建设环境，创建交流平台，使其能够有效发挥技艺传承人在技艺技能上传承和创新的作用；另一方面，通过为技艺传承人在高校建立工作室，让学生进入工作室，高校可以在技术型人才培养方面作出突出贡献。

五、九江学院民间艺术课程体系具体设置内容

九江学院民间艺术课程体系包括理论模块、实训模块、考察模块以及展示汇报模块。理论模块占整个体系的20％，要求有校本教材的编纂、非遗口述史、非遗“共享性知识”进课堂等内容，课程科目包括民艺概论、艺术史、民间美术、民艺口述史等；实训模块占整个体系的40％，要求实现变实验为实训的改革，实施项目化教学，按照生产流程导向设置课程结构，实施艺人进课堂，学生进基地的教学模式，课程科目包括工艺基础、设计与制作、雕塑与陶艺、漆艺、陶艺、剪纸艺术等；考察模块占整个体系的20％，要求考察传统工艺品市场和衍生品的设计，课程科目包括非物质文化考察、设计与制作考察、民艺采风等；展示汇报模块占整个体系的20％，要求进行考察成果展示、工艺品制作展示、衍生品设计展示，课程科目包括民间美术、工艺基础、设计与制作、陶艺、漆艺等。

六、结语

将民间艺术融入高校课程体系建设，改变传统的艺术教学理念和教学行为，将民间艺人请进校园、建立工作室，对教学内容、教学方式、考核要求进行调整，将民间艺术多样化的色彩、造型元素引进新课堂，既是非遗传承保障，也是发掘蕴含在艺术中的民族精神和文化内涵的途径，使学生在了解我国文化艺术遗产的过程中接受民族文化的熏陶，传承民族文化，成为高校教学现代化改革的一次重大突破。

参考文献：

[1]张裕.关于文化遗产的“活态保护”问题研究综述[J].文艺生活(文艺理论),2017(10):181.

[2]高小康.非遗活态传承的悖论:保存与发展[J].文化遗产,2016(5):1-7,157.

[3]王平.中国民族民间美术通论[M].合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出版社,2007:15-18.

非遗传承工艺范文篇6

关键词：曹州堆绣；非遗项目化教学；特殊教育；服装专业

近年来，山东特殊教育职业学院服装系致力于中国传统服饰技艺和非遗文化方面的研究，多次组织师生考察和调研旗袍、泥塑、年画等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在课程教学中，已经开展了刺绣、扎染等相关非遗课程，逐步形成了“非遗+创新”型人才培养实践教学体系[1-2]。研究曹州堆绣项目化教学，前期已经对曹州堆绣进行了实地调研，结合职业教育改革制定了人才培养方案，进行了可行性论证，并对师资培训、设备完善制定了初步的方案，具备了研究的基础条件。

1应用目的

研究曹州堆绣非遗项目化教学，以进一步完善非遗传承专业课程体系，充分利用现有的课程资源，挖掘曹州堆绣的艺术特色，将曹州堆绣技艺传承嵌入相关课程，将当地非遗技能传承和非遗知识产权保护等教学内容与专业课程体系相结合，培养兼具非遗技艺与创新意识的高素质专业人才。特殊教育学校开展非遗项目化教学，要符合听障学生身心特点和就业特点，通过非遗项目化教学，培养“能工巧匠”“非遗传承人”，提高听障学生的就业能力、就业质量，扩大就业的选择面[3-4]。研究曹州堆绣在特殊教育学校非遗项目化教学中的应用，结合国家职业教育改革政策，注重在非遗项目化教学中融入创新创业教育，在传承非遗文化的基础上，结合教育目标进行创新，积极开展校企合作、产教融合，推动非遗成果转化，保护、传承、创新非物质文化遗产，为当地文化旅游贡献力量。

2应用方法

应用方法包括案例研究法、行动研究法和经验总结法。利用案例研究法，研究其他院校的典型案例，从中汲取经验，结合山东特殊教育职业学院实际情况，制定研究方案；通过行动研究法，总结实际教学中出现的问题和规律，及时采取方法解决，在实践的基础上不断完善研究思路；利用经验总结法，对研究过程进行复盘，发现研究过程中的问题后进行总结，为后续同类研究积累的经验。

3基本思路

3.1调研

研究非遗项目，结合山东特殊教育职业学院服装专业课程设置和听障学生特点，将曹州堆绣与“面料再造”“图案设计”课程等进行融合。在前期，组织教师和学生代表到曹州进行堆绣调研，了解堆绣的演变和发展历史、工艺特点以及制作方法，论证曹州堆绣在项目化教学中实施的可行性，将曹州堆绣教学纳入课程标准[5]。

3.2实施

曹州堆绣在特殊教育学校非遗项目化教学中应用的具体实施分为4个部分。3.2.1教学基础研究为保障教学的顺利实施，在这之前需要具备一定的教学基础，需要研究如何将民间艺人、技艺大师、“非遗”传承人引进课堂；如何对山东特殊教育职业学院教师进行非遗培训；如何完善硬件设施配置并逐步创建非遗工作室。3.2.2教学内容研究曹州堆绣历史悠久，是刺绣技艺与唐代“堆绫”“贴绢”技艺的结合与发展，工艺精细、色彩绚丽、题材广泛，具有较高的文化价值和艺术价值（图1）。如何将曹州堆绣技艺合理有效地“嵌入”课程教学是研究的重点。基于课程教学目标需要，学生需要掌握与课程相关的非遗传统技艺，在传承非遗传统技艺的基础上，贯彻国家职业教育创新发展的政策，结合教学目标进行创新创作。图1曹州堆绣传人刘宪堂堆绣作品3.2.3教学成果研究利用教学中获取的知识、技能和创意手段，设计并研发符合市场需求、契合时代审美的非遗衍生产品，通过参加非遗相关大赛、参加创意市集、开发相关旅游产品等渠道，推广教学成果，在一定程度上带动地方文化旅游的发展，发挥学校服务社会的作用。3.2.4教学评价研究非遗项目化教学不同于以往的课堂教学，在评价体系和评价方法上更加侧重对学生实践能力的考核，能否在传统技艺的基础上进行不同程度的创新和发展、是否热爱传统文化、是否具备工匠精神都应该纳入评价体系。

4应用研究实例

山东特殊教育职业学院服装专业在“面料再造”课程教学中，合理融入曹州堆绣内容，与企业合作开展项目化教学[3]。创新教学形式和内容，激发学生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热情，以企业设计项目为导向，引导学生对传统进行创新创造，设计生产出有创意并符合市场需求的文创产品（图2）。图2创意堆绣作品在教学开展之前，与企业签订校企合作协议，学生负责设计和样品制作，企业负责生产和推广。前期组建由“非遗”传承人、山东特殊教育职业学院教师、企业导师组成的教学团队，配备教学需要的设施，为顺利开课打好基础。山东特殊教育职业学院教师讲授“面料再造”理论知识，带领学生到曹州实地考察。在实践环节，曹州堆绣“非遗”传承人到学校参与教学，面对听障学生，传承人存在沟通困难的问题，由山东特殊教育职业学院教师进行辅助教学，学生通过非遗传承人的教授，学会堆绣的传统技艺。企业导师根据企业需求，下达设计任务，由山东特殊教育职业学院教师结合市场需要和流行元素，与现代拼布艺术相结合，引导学生在传统拼布技艺的基础上，在色彩、图案等形式上进行创新，开发设计企业需要的一系列文创产品。企业在学生作品中挑选符合企业需求的文创作品进行宣传、生产和销售，既增加了企业产品的文化内涵，又宣传了非遗文化，此案例有助于学校进行非遗传承教育和校企合作的深入开展。

5结语

将非遗课程体系与山东特殊教育职业学院服装专业课程设置相融合，打造“非遗＋创新”型人才培养实践教学体系。在教学实施中，加强校企合作，以企业实际项目为导向，与市场接轨，推动学生设计产品的转化销售，培养实用型人才，贯彻国家职业教育改革政策，在教学中注重传统堆绣技艺的创新教学，在传承传统技艺的同时，大胆创新，为传统技艺注入新的活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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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宋泮涛，王秀娟，沈玉迎.特殊教育学校现代非遗手艺传承与人才培养模式探索与实践—以山东特殊教育职业学院服装艺术系为例[J].传播力研究，2020，4（23）：146-147.

[3]徐碧珺.云锦传统技艺在职业院校的传承与发展—以江苏经贸职业技术学院为例[J].江苏经贸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9（3）：39-42.

[4]张伟.基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职业院校非遗传承人培养模式研究[J].科技视野，2019（30）：147-148.

非遗传承工艺范文篇7

关键词:“一带一路”战略;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化;保护与传承

2013年，立足全球，提出“一带一路”战略，有助于实现中国同沿线国家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多领域的合作共赢。作为四大文明古国之一，中华民族历史悠久，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历经时空淬炼的一代又一代中华儿女留下了丰厚的文化遗产，是“一带一路”战略下弘扬文化自信的有效手段，是讲述中国故事、传递中国声音、贡献中国智慧的沟通桥梁，同时，也为中华文化的海外传播、文化遗产的保护研究提供了重要载体。2018年9月，在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开幕式上的主旨讲话中提出“携手打造文化共兴的中非命运共同体”，为共建“一带一路”，扩大文化交流注入新动力。由此可见，“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创造了新机遇，同时也带来了新挑战。随着新时代信息化进程的不断加速，数字化技术手段推陈出新，数据库、数字博物馆、新媒体等平台的广泛使用，也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带来了新的突破。

一、文献综述

第一，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数据库内容建设的研究。通过研究构建非物质文化遗产数据库，提出基于数字化技术的非遗数据库信息采集、加工处理以及分享传播方式的指导性建议。如柳霞(2008)提出非物质文化遗产数据库应包含存储、著录、数据处理整合、检索、备份等模块;裴张龙(2009)提出包含采集信息、加工、管理、、服务和分类在内的六模块。第二，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博物馆建设的研究。从不同角度探讨了非遗数字博物馆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中的重要作用，为未来非遗数字博物馆的建设提供了新思路。如赵倩(2009)以胶州秧歌为例，通过与传统保护措施相比较，提出构建非遗数字博物馆的方案;李艳丽(2014)以昆曲为例，探讨了非遗数字博物馆的数据资源在非遗保护与青少年学习传承中的重要作用。第三，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化保护与传承实践的研究。主要涉及数字化手段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中的有效作用以及应用的局限性。如黄怡鹏(2008)、杨海波(2009)、常凌翀(2010)、代俊波(2013)、卢川(2014)分别对广西壮剧艺术、山东民间武术、西藏口头史诗《格萨尔》、满族民俗、荆州河戏等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了数字化保护传承实践研究。综上所述，前期研究成果从不同角度体现出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化保护与传承的作用与效果。然而，非遗数据库建设体系的研究相对不成熟，缺乏统一标准，现有研究大部分基于一个具体项目或技术，缺少宏观角度的整合协调分析，合理运用数字化手段实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播和共享的研究相对不足。本文通过梳理现有研究成果，调研相关部门、走访保定非物质文化遗产实地等方式，分析当前保定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现状与存在问题，结合“一带一路”战略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带来的机遇与挑战，探析数字化手段在保定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中的应用途径。

二、保定非物质文化遗产保

护与传承的现状和问题保定市位于河北省中南部，自然风光秀美、文化底蕴深厚，积淀着由古至今保定人民的勤劳与智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形式多样，如保定老调、摆字龙灯、清苑哈哈腔、绞胎陶瓷制作技艺、易水砚制作等，从多种角度展现了保定地区的传统民俗与文化精华。近年来，为了认真贯彻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意见》精神，保定市政府相关部门、保定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协会、驻保高校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推出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措施，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当前保定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环境，提升了非遗传承人的社会地位。然而，非遗文化在全国，甚至世界范围的影响力仍有待提高。随着网络全球化和信息数字化时代的到来，如何有效利用数字技术手段为保定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开辟新路径、迈上新高度、促进新传播是研究学者应关注的又一问题。通过调研、实地走访保定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与非遗传承人座谈等方式，现阶段保定非遗文化在保护和传承发展中还存在一定问题。第一，无系统信息记载。目前保定众多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仍旧依靠传统“口口相传”的方式，缺乏对传承人信息、工艺技术制作介绍、中文资料外译等数据的系统化记录，很容易发生非遗项目随着传承人的逝去而消失的遗憾事件。第二，数据流失较严重。成为非遗传承人需苦心练习精湛技艺，但是由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权益无法得到保障，传统技艺制作数据流失的现象较为普遍。“申遗”后的数据整理工作存在漏洞，缺乏专业管理人才，对已经列入部级、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的项目后期建设力度不足，保护与传承工作进度缓慢。第三，传承人信息不全。各类“申遗”项目数量巨大，“申遗”功利化的行为频频出现，质量较难保证，社会公众对有些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认可度相对较低。对于传承人的认定并没有统一的标准，重视程度不够，记录信息不全面，使得文化内涵遭受冲击与挑战。

三、“一带一路”战略背景下的机遇和挑战

第一，“引进来”与“走出去”。“一带一路”战略背景下，多元文化的碰撞为保定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注入了新活力。“文化丝绸之路”将大大提升保定非遗文化海外传播与发展的速度，有利于吸引更多对传统文化和非物质文化遗产感兴趣的海外人士来华参与项目、亲身体验保定非遗文化的内在魅力;有利于推进保定非遗文化资料的外宣翻译，为非遗传承人搭建更多海外交流的平台，提供走向世界的展示机会，从而提升燕赵文化的国际影响力。第二，“文化冲突”与“文化休克”。国外新兴文化的大量涌入为保护和传承保定非遗文化带来了新挑战。部分青少年对外来事物充满浓厚兴趣，往往认为传统文化已经过时，再加上大部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过程较为复杂与枯燥，导致传承人难以培养。由于中外文化的显著差异，外国民众更多关注非遗音乐、舞蹈、技艺制作等艺术本身，难以理解其背后博大精深的文化内涵，使得非物质文化遗产海外传播受到制约。

四、保定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化保护与传承的途径

第一，加大数字媒体设备普及，拓宽传播范围。一方面，通过影音视听数字媒体设备记录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相关资料，工艺制作的视频、动画等，有助于保定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的完整性和连续性。另一方面，在高铁站、市博物馆、市图书馆、直隶总督署等宣传保定文化的窗口单位增设博物馆指引台、VR虚拟现实操作装置等数字化媒体设备，让民众打破传统视听限制，深刻感受保定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魅力。例如，民众可在古莲花池公园内通过VR设备身临其境地体验保定陶勋制作过程，真实感受传承人的精湛技艺。与传统的参观讲解相比，数字媒体设备拓宽了传播范围，提高了传播效率，为提升全社会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视程度提供了有力保障。第二，建立健全非遗数据智库，提高社会影响。陕西、内蒙古先后建成并运行非物质文化遗产和民间文化数据库，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记录、保存、传播、传承开拓出新的空间。通过借鉴先进经验，保定市根据实际情况，建立具有本市特色的非遗文化数据库。对音乐、体育、舞蹈、工艺、美术等不同类别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料整理、分类、编码、收录，既可以服务于大众获取相关传统文化知识，感受丰富文化内涵，又可以方便于研究和管理人员，为更好地保护与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提供数据参考。设立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智库，及时更新非遗传承人信息，定期组织交流出访，为非遗传承人队伍建设提供有力支持。第三，搭建非遗网络移动平台，随时推送资讯。通过搭建网络平台，利用手机、笔记本电脑等移动终端突破时空制约的优势，既可以有效储存非物质文化遗产相关资料，防止遗失，又方便及时推送非物质文化遗产交流活动的资讯，扩大传统文化的社会影响力。例如，保定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协会建立了专门网站，设置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政策法规解读、申报指南、传承人风采、项目对接、非遗教育等板块，方便市民足不出户就可以了解非遗文化。在“一带一路”战略背景下，通过在我国驻外机构官方网站的文化板块上增设“燕赵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专栏，为更多海外民众提供了解、感受、走近保定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机会。第四，有效利用大众媒体传播，加强宣传力度。随着电视、广播等大众媒体影响力的不断扩大，《舌尖上的中国》《国家宝藏》等节目中经过精心设计的传统文化、非物质文化遗产等令观众耳目一新，将文化内涵与食物烹制、文物藏品相结合，配以形象的视听设计，赋予了古老文明新的活力。利用数字化手段为保定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拍摄专题宣传片，采用传承人讲述、三维动画展示等多种形式，刻画非遗文化的历史传承、时代变迁、人物情感等。利用融媒体、分众传媒等在车站、广场大屏幕播出保定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视频集锦，逐渐形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的“全民情怀”。

五、结语

非遗传承工艺范文篇8

关键词：贺兰砚；非物质文化遗产；生产性保护

生产性保护作为一种制度化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方式[1]，是中国传统技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重要方式之一，也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在现代社会生产生活实践中得以保护的有效路径。贺兰砚作为宁夏传统工艺品，始于唐代，因取材于宁夏“五宝”之首贺兰石，故称贺兰砚。2011年，贺兰砚被列入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名录（第三批），2017年银川市西夏区被评为“中国贺兰砚之乡”。贺兰砚作为传统工艺类遗产，保护与开发既要凸显其地域性，又要在实践中得到具体保护，实现文化遗产保护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有效互动。

1贺兰砚产业发展概况

随着非物质文化遗产及银川市旅游业的发展，贺兰砚成为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项目保护名录的6种名砚之一，影响并带动社会各界的投资加盟。贺兰砚手工艺雕刻制品因具有较高的收藏价值，涌现出了《九龙套砚》《牡丹亭》《荷塘青翠》《西夏图腾奶壶砚》《枸杞》《西夏古风》等一批佳作。目前银川市贺兰砚生产企业70余家，仅西夏区近40家，其中部级工艺美术大师5名，部级非遗传承人1名，自治区级工艺美术大师47名。贺兰砚技艺带动创业就业近千人，主要分布在西夏古城、贺兰山农牧场、军马场，贺兰砚产品总量达到4500方（包括大小印章、首饰挂件、摆件等产品），年销售总额达到5600万元左右，详见表1。

2贺兰砚生产性保护现状

2.1原材料资源保护。贺兰石又称吉祥石、碧紫石，质地均匀细密，清雅莹润，呈天然深紫、浅绿，其中深紫石质大约占18%，行内成为“紫底”，浅绿色石质被称为“绿彩”或者“绿标”。两色互相掩映，对比十分强烈，还常伴有玉带、云纹、绿豆点等天然特色陪衬。经地矿部门勘察，贺兰石主要分布地域东起贺兰山韭菜沟，西至贺兰山黄旗口，北起贺兰山回回沟，南至贺兰山高沟子沟口。目前预测资源量为2450t，主要集中分布在贺兰山中段，南起椿树沟沟南，北到苏峪口沟北，延绵20多km，但现今小口子沟沟源的石质最佳，蕴量丰富。2.2政府出台政策方面的保护。为保护有限的贺兰石资源，自1991—2008年，自治区政府相继出台了《关于宁夏回族自治区贺兰石开采保护办法》《关于进一步加强贺兰石资源开采管理的通知》《宁夏回族自治区贺兰石开采保护方法》等规范性文件，从制度层面不断加大对贺兰石资源的保护力度。2010年按照“切实保护贺兰山生态资源平衡，坚持依法开采、保护性开采、长远规划、合理利用、服务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的原则和工作目标，宁夏矿业院下属的宁夏金石工艺公司获得贺兰石唯一的采矿权。2012年6月，宁夏矿业开发勘查院向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成功注册了“贺兰砚”国家地理标志证明商标。2013年8月，依法成立了“贺兰石资源保护和开发利用协会”。2014年9月，贺兰石资源保护和开发利用协会组织召开了“宁夏贺兰石文化研讨会”。2017年银川市西夏区被评为“中国贺兰砚之乡”。2.3传承人的保护。闫氏家族作为贺兰砚最具代表性的传承群体，自清朝年间至今一直保持着较高的影响力，目前已有5代传承人。20世纪50年代初，第三代传承人闫子江、闫子洋参与人民大会堂宁夏厅建设工作期间，用贺兰砚雕刻创作了大型浮雕诗词、清平乐六盘山、红军长征过六盘等一批各具特色的工艺品。第四代传承人闫森林是自治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从小跟随父亲闫子江学习技艺，作品葫芦砚荣获2007年宁夏第一届美术大师作品优秀奖，是宁夏一级工艺美术大师。20世纪90年代以来涌现出张向东、石飚、陈梅荣，施克俭、杨武、樊庆云、闫淑英、张凤玲、马继红等治砚大师。2.4传承基地的保护。近年来，宁夏相继建立了6批67个传承基地（点），有代表性的贺兰砚制作技艺传承保护基地包括宁夏职业技术学院工艺美术系、宁夏郝氏砚阁有限公司、宁夏伟帝珍品有限责任公司、银川市非遗保护中心等。2011年起，宁夏职业技术学院开设了贺兰砚工艺班。2014年，新组建的宁夏艺术职业学院也将开设专门的贺兰砚雕刻课程。2017年3月由文化和旅游部主办的中国非遗传承人群“研培计划”贺兰砚制作技艺培训班在宁夏艺术职业学院开班，同年6月，银川市非遗保护中心贺兰砚传习所举办贺兰砚制作技艺培训班。非物质文化遗产进校园活动，对贺兰砚传统技艺的普及、传承都有所助益。

3贺兰砚生产性保护中存在的问题

3.1重生产轻保护。贺兰砚运用商业经营的方式获得发展是可行的，但因经济利益的驱动，加上贺兰石是一种不可再生资源，使得贺兰砚生产于保护之上。非法及不合理的采石极大浪费了原材料。由于资源的减少，导致贺兰砚原材料开采成本由过去每吨几千元上涨到几万元不等。同时，过度开发导致贺兰砚工艺简化、机械化。很多作品简单、粗糙、缺乏创意，仿制品多，旅游纪念品多，精品少。3.2手艺人参差不齐，佳作匮乏。目前，从事贺兰砚制作技艺人员中，除部级、自治区级工艺美术大师、非遗传承人外，大部分从事制作、雕刻的人员都来自民间，文化水平和度，可以“走出去”，到制砚名省去交流、学习，拓宽视野，提升技能；也可以“引进来”，邀请其他名砚传承人或团队，将先进的理念和手法运用到贺兰砚的制作过程中。

4贺兰砚文化遗产生产性保护对策

4.1以需求促发展塞西尔.杜维勒在中国成都第三届非物质文化遗产国际论坛上的开幕词讲到：非物质文化遗产产生于人们的生活实践之中，大众的日常需求是该生产性保护的基础。因此非物质文化遗产须不断被相关机构、群体及个人进行创造、延续、再创造并保存保护，因为非物质文化遗产虽源于过去，但应在当下和未来继续传承。作为“活”遗产，贺兰砚的生产活动随时代的变化而变化，社会需求决定了它的发展[3]。因此贺兰砚的生产不是简单追逐经济效益盲目的生产，它应在顺应时代变迁和民众需求的过程中不断变化。当今，面对国内对砚品较为火热的收藏需求，贺兰砚应当像端砚、歙砚那样声名远播。4.2提升贺兰砚设计、制作水准。贺兰砚生产的最终目的是消费，需求决定了贺兰砚的生产和发展。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贺兰砚的设计和制作水准也在发生着变化。墨守成规、创新力不强，会让贺兰砚的发展之路被时代所淘汰。因此要加大对贺兰砚制作技艺人才的培养力。4.3政府政策应有保障。我国非物质文化保护的形式关系是以“行政为主，民事为辅”。通过国家财力、物力、人力、政策等方面促进非物质文化遗产事业的发展。以此为基石，提高贺兰砚技艺人才待遇，鼓励贺兰砚企业开展自主创新，提高产品的适用性和质量稳定性。培育壮大龙头企业，大力扶持特色微小型企业。加大财税政策支持，加大投融资政策支持。充分发挥媒体作用，不仅要对贺兰砚传统技艺作宣传，更要宣传弘扬大师和工匠精神。鼓励和支持贺兰砚行业协会规范行业秩序，提高为政府和企业服务的能力。4.4充分利用数字化媒介。2013年，中国开始进行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的抢救性工作，开始采用数字多媒体等现代信息技术手段，对濒危级代表性传承人进行抢救性拍摄，系统完整地记录口述史、技艺流程等信息[4]。虽然贺兰砚发展前景较为乐观，但是该制作技艺也可以通过采用数字媒体的技术手段进行采集、储存、处理、展示、传播等，以新的方式加以保存和解读，从而满足新的需求。贺兰砚制作技艺是民众在日常生产生活中经过不断实践[5]、不断完善才得到不断发展的。生产性保护作为保护方式之一，其目的是为了让贺兰砚凸显自身魅力，得到传承和发展，但需要明确的是：无论采取何种保护方式，贺兰砚技艺都不能丢掉自己的核心技艺和文化内涵。艺术素养较低。一些手艺人的作品只是简单的沿袭多年前的雕刻方法，大都处于简单的复制阶段，作品的设计理念和水平较低。同时，贺兰砚技艺很难在短时期内掌握、前期收入不高，很多受过高等教育的年轻人不愿学此手艺，使得该技艺的传承面临失传的尴尬境地。

参考文献

[1]安德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中国实践与经验[J].民间文化论坛,2017(4):17-24.

[2]徐艺乙.传承人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生产性保护中的作用[J].贵州社会科学,2012(12):5-8.

[3]陈勤建.定位分层、核心传承、创意重构:非物质文化遗产生产性保护的若干思考[J].辽宁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41(6):1-8.

[4]罗猷敏.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发展报告2015[M].北京:传统技艺分题报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

非遗传承工艺范文篇9

1.1资源丰富、含金量高

截止2008年,甘孜州已成功申报39项非物质文化遗产(简称“非遗”),其中部级6项、省级33项[1],占《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公约》(简称《公约》)中分类的4个类别。如果州内外学者将来突破以“山洞”算法的历算[1]考证与研究,甘孜州将填补“有关自然界和宇宙的知识与实践”类非遗空白。2005年色达藏戏团应波兰共和国扎科帕市邀请参加第37届国际山丘民俗艺术节,此次演出分别获得“演唱类金奖、演奏类银奖、表演类优秀奖、主办政府奖、记者最满意奖”5项大奖[2]。在全国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通过的项目中,仅甘孜州就占四川省通过项目的23%,居全省首位[2]。

1.2康东、康南、康北非遗各具特色

根据甘孜州的地理特点,习惯上将全州分为康东、康南、康北三路[3]。从表1的统计数据可知:①藏族的生活、民族崇拜、信仰等元素是甘孜州非遗文化的主要基质。表1显示,有12.81%的全州性项目分别为“格萨尔文化史诗”、“德格印经院藏族雕版印刷技艺”、“噶玛嘎孜画派传统绘画技艺”、“川西藏族山歌”、“藏历年”,分别反映出区域民族的历史侧面[4]、宗教信仰、审美、生活习俗。②康东。有利于观赏的民俗类非遗资源独占鳌头”。③康北。有利于旅游商业化的藏族民族传统手工艺类非遗资源呈明显优势。④康南。适宜观赏的高品位人非遗与绝美的自然景观同存。此外,甘孜州全州各地均遍布民间歌舞项目。

1.3康东旅游相对成熟地非遗密度较高

随着甘孜州旅游业的推进,全州已打造4A级景区3处(其中海螺沟、木格措皆地处康东),并形成以泸定桥、甲居藏寨、塔公草原、新都桥为代表的知名度较高的景区。康东地区无可争议地成了甘孜州内相对成熟的旅游区。从表1可见,康东地区拥有州内30.78%的非遗和5项全州性非遗,位列州内首位。这一分布规律对旅游相对成熟地区走向精品级目标提供了有利的支撑条件。

2甘孜州旅游及非遗旅游开发现状

2.1旅游现状

旅游开发观念落后。甘孜州旅游事业起步较晚、信息闭塞,在旅游开发中存在狭隘的旅游资源观、局限的“旅游吸引物”观、错误的旅游产品观。现代学术界已将传统的旅游资源概念放大,实际上旅游资源可理解为“旅游吸引物的来源”,或“可形成旅游吸引物的资源”[5],而州内仍停留于传统的以自然山水为主体的资源观;在旅游吸引物方面,州内仅注重旅游活动中的自然资源开发利用、景区(点)的基础设施建设,而忽视景区(点)所在区域(间)吸引力的提升。然而,景区(点)只是旅游者的主要旅游吸引物,我们不能因为强调景区(点)就忽视其他旅游吸引物的存在和其他类型旅游者的需求[6]。在旅游产品方面,州内错误地认为“资源就是产品,产品就是资源”。这些观念致使州内丰富的文化旅游资源,特别是远离都市的非遗文化资源在政策引导、扶持、资金投入、旅游开发、旅游宣传方面长期落后于自然资源,最终导致州内旅游产品单一,非遗原生地旅游滞后,文化旅游资源开发肤浅。而文化是一切旅游的灵魂,自然生态旅游业也要讲究文化含量[7],缺乏文化的旅游或旅游产品势必难以博得游客的青睐。如部分游客用“上午拍照、下午泡澡、晚上睡觉”来描述距成都市场最近、最容易进入、开发旅游最早的海螺沟景区。旅游基础设施落后,制约了旅游业的发展。近年来随着二郎山隧道的开通、通讯信号塔的增加、旅游招商引资力度的加大,甘孜州旅游基础设施虽得到了部分改善但仍显落后。在交通方面,除康东地区外,各旅游景区(点)至今缺乏与中心城镇快捷直达的通道或交通服务,绝大多数乡镇未通公路。在通讯方面,信息闭塞,石渠、色达、白玉、德格等县的乡村光纤、无线信号、网络等至今仍未开通。旅游接待设施差,游客需求满足度低。仅从住宿业来看,折多山以西地区仅有1家二星级饭店,民居接待中“入厕难、洗澡难、商务联网难”等问题明显。资源分割式开发,削弱了旅游产品竞争力。在自然旅游资源开发方面,州内注重以行政区为单位实施旅游开发,忽略了区间的合作、旅游环节的协作、周边的共建,而形成“资源分割式”开发下的资源优势、旅游投资、产品对游客的吸引力分散。甘孜州的民俗、建筑、节庆等文化的外在表现力虽呈现出一定的区域差异性,但康巴文化是州内任何小区文化的基质,是旅游开发中的内在引力和灵魂所在。任何文化均表现出整体特性,各类文化形成背景的类似性、区间文化的连带性、文化要素构成的整体性最终体现为文化引力的综合性。旅游者希望通过对一个民族(地区)的饮食、住宅、民族心态等全面深入地体验民族文化的整体精髓所在,而非对单一民族文化符号的初浅了解。但州内在文化旅游资源开发方面却流于以地域为单位进行各自为阵的宣传、分割式的开发、初浅的文化包装等现状,这既不利于民族文化综合吸引力的发挥,也不利于旅游者满意度的提高。旅游产品文化内涵低,旅游精品缺失。甘孜州拥有“世界第三极东地标”的贡嘎山、世界上最长史诗《岭•格萨尔王传》、红军长征战斗遗址泸定桥等诸多不可替代的地标性自然与文化旅游资源。世界旅游组织曾将甘孜州定位为“中国推向世界的自然生态和康巴藏族文化旅游目的地”[8]。州内生态旅游开发已取得一定的发展,但文化旅游仍处在初始阶段,具体表现在:个别地区虽已启动文化旅游开发,但游客的文化体验与消费不足;文化旅游资源市场化极低;部分旅游产品文化内涵彰显不足。旅游从业人员素质低,民族文化型旅游人才奇缺。甘孜州旅游从业队伍受教育程度普遍偏低,受过专业教育的旅游人才缺乏。在州内18个县级旅游行政区中,本科及本科以上的旅游专业人才平均不足1名[9]。民族地区不仅需要精通旅游业务的人力资源,更需要具有一定民族文化知识的复合型旅游人才。目前,甘孜州旅游一线服务队伍主要由宾馆、酒楼中的本土青年劳动力和景区周边与沿线的中老年劳动力两类群体组成。前者多为中学文化,汉语较为流利,但地方历史文化知识薄弱;后者部分人略懂藏族历史文化,但他们普遍未经过旅游技能的专业培训而按个人意识对游客服务,其汉语交流能力差,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游客对目的地民族文化的了解,降低了民族文化魅力的部分吸引力。

2.2甘孜州非遗旅游开发现状

重申报、轻开发和利用。甘孜州自着手非遗申报工作以来,从国家、省对州内非遗的审批结果来看实属可喜可贺。但任何文化都应发挥其相应的价值,非遗文化的价值不仅体现在原有的综合功能,也体现在当今旅游业中的积极作用。州内对此明显存在不足:①非遗资源在旅游中的参与度低。一是甘孜州共有非遗200余项[10],而真正直接参与旅游事业的不足5项。二是参与旅游的非遗资源类型单一。目前主要是民族歌舞类非遗参与旅游,而民间美术、手工这些极具旅游体验与商业潜能的非遗项目却处在“久居深山无人识”的现状。三是非遗资源在旅游中的参与形式单一、文化内涵低。甘孜州在上文所述“错误产品观”与非遗旅游开发务虚的双重因素下,州内文化旅游形成了节庆文化旅游就是看粗糙的歌舞表演,村寨文化旅游就是简陋的民居食宿,宗教文化旅游就是进寺庙上香拜佛的肤浅开发现状。②重口号而轻行动。州内十余个县(地区)均分别被冠以“踢踏之乡”、“弦子之乡”、“格萨尔故里”等文化美誉,但对相应的非遗文化旅游产品开发几乎为零。③有关非遗旅游开发的推进性政策欠缺。甘孜州最大的旅游集散城镇康定县在2005年出台了《中共康定县委、县人民政府关于2005年全县旅游文化发展年的工作意见(征求意见稿)》,但至今尚未制订相关推动文化旅游事业发展的具体政策。对文化“家底”认识不清。甘孜州非遗中美轮美奂的手工技艺、多姿多彩的民族舞蹈、独具匠心的建筑、丰富多彩的节庆、独特神秘的民俗文化皆为川西地区无与伦比的文化旅游资源,是该地区发展旅游事业的制胜法宝。但在近年的旅游开发中,州内却放弃了真文化而挖空心思地去打造新的文化吸引点。仅从民族节庆旅游开发来看,近年甘孜州先后举办了“四川甘孜•康巴国际狂欢节”、“魅力甘孜•首届中国康巴国际汽车旅游节”、“红色汽车旅游拉力赛”、“贡嘎山海螺沟2010国际樱桃节”等。姑且不论这些节事的冠名科学与否,脱离地方文化基质的移植文化实难生存,这些节事皆为当年举办当年终结。2011年泸定投资350万元举办的“中国红樱桃旅游节”期间,仅接待游客400余人,节事期间旅游总收入不详。

3甘孜州非遗旅游开发对策

3.1树立科学的旅游开发观

甘孜州在旅游开发中应以现代旅游理论及学术成果为指导,重新认识“旅游资源、旅游吸引物、旅游产品”等概念,同时应树立以下观念:①文化财富观。党的十七大报告中要“大力发展文化产业”,事实表明文化已成为旅游的“硬实力”。对藏族非遗进行和谐的旅游开发,投入少、见效快,可缓解投入不足、人才匮乏、开发起步晚等对藏区带来的不利影响[11]。文化进入旅游不仅可丰富目的地旅游产品类型,走出旅游发展困境,更为提升旅游地文化内涵产生不可替代的功效。因此,甘孜州在发展自然生态旅游的同时应树立“文化财富观”,充分利用州内的非遗资源,加强旅游产品对非遗文化的摄入,高度重视非遗在旅游中的参与度,全力推进文化旅游资源向旅游资本的转变,最终将区域富集的文化资源转变为旅游财富。②非遗保护与开发观。虽国内外对文化资源商业开发的负面问题和不合理行为处于高度关注状态,但并不反对合理、适度、科学地开发文化资源。任何资源的保护与开发都是相辅相成的,《公约》并非持以狭义的非遗保护观。《公约》第一条的宗旨明确指出:在地方、国家和国际一级提高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及其相互欣赏的重要性意识;第十五条指出:在社区、群体和个人的参与中指出,缔约国在开展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活动时应努力确保创造、延续和传承这种遗产的社区、群体,有时是个人的最大限度的参与,并吸收他们积极地参与有关的管理。这表明《公约》认可以保护为目的的非遗开发行为,对非遗的保护是为了更好的利用,而科学的开发则是为了更好地保护它。对非遗的保护并非仅将其锁在博物馆,封闭于特定的区域,严格杜绝外来民族造访的封闭式保护方式,科学的开发行为也是对其有效的保护方式之一。因此,州内应正确对待非遗保护与开发的辩证关系,直面社会监督与舆论压力,以非遗保护为核心,科学实施“目的—行为”的保护性开发和“行为—目的”的开发性保护工作。前者旨在通过传承、科研、社区参与等方式对部分濒危非遗进行以保护为主要目的的开发,避免部分非遗成为历史,也为旅游者获得更多的“真实性”体验提供相应机会。后者则是对可商业化的非遗资源进行适当的旅游开发,丰富目的地旅游产品类型,提高旅游产品文化内涵,增强旅游地的对客吸引力;同时,通过非遗参与旅游提高非遗传承人经济收益,确保非遗开发地原住民的旅游受益度,健全非遗旅游开发收益分配体制等激发非遗存赋地的居民在非遗传承与开发中的参与积极性,也为非遗的保护赢得相应政策及获得部分保护经费提供一定保障。③实事求是,认清家底。在非遗文化旅游资源开发利用方面,甘孜州应重新认识藏族文化主脉,以真文化为凭借,杜绝伪文化,积极开展适宜进入旅游开发的非遗资源调查、评价、分析工作。一方面,摸清州内精品级文化旅游资源存赋情况;另一方面,本着“唯我独有、为我所长”的整体原则实施非遗旅游开发的资源调查与评价工作,为后期产品的个性塑造、旅游目的地特色打造、旅游区域竞争力提升打下基础。④文化资源整合观。在非遗市场引力方面,应以提升目的地整体吸引力为目的、以康巴文化为基质、文化区域为单元,提炼区域文化主题、整合各区间同类文化优势,充分发挥民族文化的整体竞争力,通过区域联动共同打造“康巴民俗风情、康巴民族手工技艺、康巴民间艺术”等非遗文化旅游主题产品,实现甘孜州非遗资源的整体优势引力。

3.2建立科学的非遗旅游开发评价指标

对非遗的旅游开发并非无依据地全盘借用,而是在科学的评价基础上合理对其保护、开发、利用。从表现形式看,非物质文化遗产大体可分为“可进入市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与“不可进入市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两类[12]。对非遗旅游开发的评价应遵循“尊重非遗历史功能”的原则开展分类工作。本着《公约》的宗旨,结合国内学者对非遗商业化开发经营的研究成果,笔者提出非遗旅游开发的“YON”评价指标体系,以提高非遗与旅游的科学结合度。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开发的“YON”评价指标体系中,Y为明晰度及肯定度较高的信息,O为不确定性因素,N为否定性因素。在对非遗项目的旅游开发中,必须从项目的历史纵向及综合影响横向进行双向评价。评价结果应以“历史指标和现实指标”为核心,综合信息明晰度及肯定度越高表明其开发的可行性越大。

3.3非遗旅游开发原则

在非遗旅游开发中,应以《公约》中6处“尊重”为准则、图1的利益关系为出发点、“YON”评价指标为依据、游客真实需求为表现、非遗旅游可持续发展为目标,遵循非遗旅游开发的尊重性、整体性、选择性、真实性、可持续性原则,确保非遗旅游开发的成效。

3.4注重非遗原生地的基础设施建设

政府应根据“YON”评价结果及非遗旅游开发原则,针对州内区间实际情况,结合州内文化旅游发展战略,按时序分批建设非遗原生地的基础设施。既为政府主导下的非遗旅游开发奠定基础,也为区间非遗缔造或享用群体自发参与旅游经营提供必要保证。

3.5建立非遗传承人利益保障体制

《公约》的核心是对非遗实施有效的保护。在非遗保护中,传承是核心和灵魂,传承既是一个重要的理论问题,又是一个与现实紧密相关的实践问题[13]。细读《公约》不难发现,传承的核心问题是人的问题,即传承人的延续问题。让传承人从中直接受益是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所在。在第二届“成都国际非物质文化遗产节”中,新龙县藏式面具艺人四龙降泽表示,过去做面具最多有几个买茶叶的钱,而现在却可获年利数万元。部级非遗项目阿西土陶的传承人格里也表示,由于经济收入的提高,他破天荒带了两名徒弟。非遗传承人是非遗可持续的核心,是非遗旅游的源泉,而利益保障是激发传承人参与、延续非遗的根本所在,因此州内应从以下方面制定非遗传承人的利益保障体制以确保非遗的持续性、旅游目的地文化吸引力的延续性:①经济保障。经济问题是制约传承人参与及延续非遗的核心问题。政府应通过确保传承人经济的有效收入,提供非遗专项扶持资金和免费场所等措施刺激传承人在非遗传承及参与非遗旅游的积极性。②智力保障。智力保障是确保传承人可延续性的技术性手段。其通过向传承人免费提供技术指导、工艺创新、市场化的专门综合机构,在为非遗提供传统技艺的基础上激发其大胆创新,以适应当代人及后人的需求变化,提高非遗的生存力,并从观念上引导传承科学地将非遗推向市场,提高非遗在现代社会中的综合价值和自身的供养能力。③社会成就保障。社会成就保障是指当传承人的经济利益得到有效保障之后,政府通过精神激励给予传承人社会尊重的满足以刺激其对非遗及非遗旅游开发的积极性。如设立非遗传承人特别贡献奖,制定非遗传承人社会待遇,聘请非遗传承人出任科研或相关院校的部分关联职务等。

3.6非遗文化旅游产品开发策略

以民族节庆旅游为带动,重点打造“四月八”转山会。甘孜州拥有涉及民俗、农事生产、宗教等传统民族节庆24个,其中被列为非遗的有4个,占总比重的16.67%。这不仅是甘孜州的文化旅游资源财富,更是带动州内旅游发展的重要切入点。州内应以政府为主导,利用民族节庆摆脱时间(季节)的限制,摆脱现有空间(观光点)的不合理布局,在有限的土地上进行高度集约,在有限的时间内集中展示和体验[14]的优势大力打造民族节庆旅游。在甘孜州众多的节庆旅游资源中,康定县的“四月八”转山会已被列为省级非遗。集自然、人文旅游资源于一体的跑马山景区是“四月八”的举办地,景区文化底蕴深厚,距离客源市场较近,其旅游依托城镇康定县炉城镇的旅游接待功能完善,“四月八”历经多年的经营已初具市场基础和影响。因此,州内应本着“优势集中”原则将“四月八”转山会打造成极具影响力的地标性旅游节庆,吸引大量游客造访以带动周边旅游的发展,并为其他节庆资源的旅游开发提供参照与机会。以歌舞、民族传统运动项目为基础,分区塑造区间特色。歌舞、民族传统体育运动项目是少数民族地区吸引旅游者到访,丰富旅游地活动,刺激游客旅游游兴,提高旅游者体验度的重要载体。2009年,在第二届“成都国际非物质文化遗产节”中,巴塘弦子、色达藏戏参加了开幕式表演。据组委会统计,在十三天展览时间甘孜州展馆内预计有约30万人次到会参观[15]。甘孜州省级及省级以上的非遗中民族歌舞类共18项,占非遗总量的46.15%。从数量分布来看,其基本均衡分布于甘孜州东、南、北三路,但各路的歌舞主题分别为锅庄、弦子、踢踏、藏戏,艺术表现形式也有着明显差异。此外,赛马、射箭、摔跤、俄多等极具民族特色的藏族体育运动项目呈非均衡状态分布于三路。因此,州内应以非遗分布特点,结合各区的歌舞资源与民族体育运动项目情况,着力打造各区的文化主题,强化区间特色,提升各路文化旅游的竞争实力。以民族村寨为深度体验,全力提升甲居藏寨文化品位。非遗最大特点是必须依托于人才能存在[16]。非遗是由创造者、场所、载体构成一个立体空间。非遗以抽象的、隐性的、难以想象的民族意识与具体的、外显的、高感知的物质及形式形态存在。旅游者对前者很难感知而散失对其兴趣,民族村寨不仅具有后者的形式更具有充满情感的民族文化缔造者———人,因此在非遗文化体验方面应注重民族村寨的旅游开发。丹巴县拥有5项非遗,位居州内榜首,且该区非遗涉及藏族建筑石砌技艺、民间音乐、民间舞蹈、民俗、手工技艺,村寨旅游开发较早,市场基础较好,是距离成都最近的趋成熟旅游地。因此,将其打造为游客对甘孜州非遗深度体验基地,对提升游客的“真实体验值”及全州文化旅游形象具有一定的战略意义。以民族工艺为旅游规模经济增长点,全力开发康北民族工艺加工。《公约》所划分的5类非遗中,精美的手工艺品与其他4类非遗在对开发地的旅游经济具有不可替代的积极意义。第一,手工艺品不仅给游客以观赏及体验价值而实现资源向旅游经济的转变过程,且其物权能发生转移倍受游客喜爱;第二,从旅游商品的流通来看,手工艺品可以“顺向”和“逆向”两种流通方式并存而避免旅游商品的单向流通弊端;第三,从生产供给来看,其受旅游季节性影响较小、规模化批量生产易于实现;第四,手工艺品以“旅游资源+旅游纪念品+旅游商品+工艺品”的模式参与旅游,卖点多,更具广阔的市场空间。第五,从购后影响行为来看,手工艺品在物权转移后的长期保存下更有利于目的地后续宣传。甘孜州康北地区远离甘孜州主要客源地及目的地中转城镇、自然环境恶劣、旅游基础设施落后,因此不利于游客的造访。表1显示,该区富集藏民族金属、酥油花、藏文书法、石刻、雕版、绘画等手工技艺,其中被列为部级的3项,占全州部级非遗的50%;省级6项,占全州的75%。因此,州内应全力发展康北手工技艺加工业,一方面拓宽该区藏民就业面,为该区偏远乡区提供旅游经济受益机会,促进该区的社会经济发展;另一方面,丰富甘孜州目的地旅游纪念品,旅游商品种类,提高本地供养能力,减少相应商品的外部进货量从而降低州内旅游收入漏损。此外,在政府的指导与帮扶下,在生产者的不断创新与市场融合下,手工艺品加工业实现可持续性规模经济收益将成为可能。如卡卓七林汪堆成功锻造出消失已久的卡卓刀,并成为当地特色旅游纪念品之一,已经带动1800多人就业,年产值达到五千多万元[17]。

非遗传承工艺范文篇10

关键词：融媒时代；非遗文化；木版年画；朱仙镇；传播

融媒时代，移动平台成为信息传播的主要路径，网速的提升带动多元化的传播方式，数据资费的下降促生了诸多的移动流量池，可移动、视听、交互、分享的信息界面成为目前网络传播的主流。信息的固定推送与流量的后期发酵不断更新着人们的感受与认知，传统的传播渠道正在向便捷高效的集群式服务性传播方式转变。实际来看，新媒体技术集合多元传播功能，将信息的搜集整理、编辑制作、传播反馈融为一体，使人们仅靠点击便能浏览参与各种资源。信息技术的空前发展推动各个领域的与时俱进，而非遗文化的传播还没有完全与移动端口相对接。本文结合对非遗传播的现状，以开封朱仙镇木版年画为案例，对当前非遗文化主要的传播路径进行对比分析，反思其欠缺与困境，尝试建构新媒体技术下非遗文化传播的多元方式。

一、开封朱仙镇木版年画当前的传播路径

开封朱仙镇木版年画作为国家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其历史久远影响较广，在工艺上，主要包括起稿、画版、雕版、设色、套印等过程，机器印刷出现后，由于传播不畅销路短缺，逐渐走向没落，而今急需传承与保护。中国木版年画最早的传播方式就是沿街张贴售卖，在北宋的《清明上河图》中，开封王家纸马店门前的门神画清晰可辨。木版年画的传播内容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题材内容的传播，主要包括历史人物与风俗故事；二是创作形式的传播，即数百年来人们对年画人物的造型特征、装饰技法、设色规律的文化认同；三是制作工艺与作品的传播，主要包括对年画的雕版、套印、宣传、展示、研讨、销售，等等。作为特色的非遗文化，开封朱仙镇木版年画急需人们关注与挖掘，在传播、传承与保护一体化的进程里，传统的传播路径面临着新媒体科技带来的诸多挑战。

（一）广电与纸媒传播

开封朱仙镇木版年画作为国内四大年画之一，多年以来，广播电视与报刊杂志是其主要的传播媒介。作为官方的宣传媒介，广电与纸媒有着信息传播的即时性、严谨性和公正性，热点和高效是其基本特征。开封朱仙镇木版年画作为当地重要的非遗文化，每逢节庆诸多媒体都会开辟专栏采编报道。机器印刷出现后，木版年画的从业人员越来越少，逐渐变为需要保护传承的文化遗产，而广电与纸媒的传播又成为人们回忆历史、了解民俗的重要途径。2018年12月，开封朱仙镇木版年画传承人任鹤林受报社之约连续发文三十篇来讲述木版年画，影响甚广。作为官方传播载体，广电与纸媒有着特定的正面作用，但随着移动网与小屏传播的出现，官方媒体的受众正在不断被分流，而以移动平台为主导的自媒体关注率越来越高，怎样把传统媒介与新媒体相对接，需要人们深思。

（二）博物馆、老字号传播

博物馆是非遗文化传播的另一种路径，兼保护传承等诸多功能。开封目前有多个木版年画博物馆，开封博物馆专门开设有木版年画展厅，承担着官方的传播重任，艺人任鹤林建有私人性质的开封年画博物馆，每天免费供人参观实践。在开封朱仙镇建有中国木版年画博物馆，馆藏明清至民国古雕版50余块，古年画数百幅，全年对外开放。同时，许多“老字号”也肩负着年画传播的职能，如张继中经营的“万同老店”、尹国全经营的“天成老店”、曹新年经营的“曹家老店”等，每天游客络绎不绝。在开封周边农村的私家作坊里，几乎每户都有自己的年画陈列室，供前来订货的客商参观选择。博物馆与老字号是最基础、最稳固的非遗文化传播单元，客观性、直接性是其主要特征，但随着融媒技术的发展，信息传播向主动服务性转变，移动可视化方式成为热潮，传统静态的传播方式也需要提升和跟进。

（三）教育传播

教育传播也是非遗文化传播的一条重要路径。自2007年开始，开封朱仙镇木版年画开展了“进校园”活动，许多年画艺人纷纷应邀来到课堂，宣传讲解木版年画知识，至今已达近百所学校。开封博物馆和非遗部门还开展了“艺术精品进高校”活动，多次到省内外的高校举办展览，开展讲座。一些高校还把著名的年画老字号列为实践实习基地，多次派驻学生参观学习，许多木版年画样式被相关学科借鉴采纳，并用在设计教学之中或制成文旅产品。为了永久传承这门技艺，2011年，开封市博物馆在多个小学成立了木版年画培训基地，开始把年画制作工艺列为教学内容，全面推进木版年画在当地教育中的传播进程。教育传播作为非遗文化传承的一个重要手段，对木版年画历史和工艺进行了宣传与普及，使年轻一代了解熟悉非遗文化的传统根脉，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但客观来看，非遗文化作为一种技艺，这种嵌入式的教育传播方式由于受众的年龄差异和意识不济，也只是起到一定的引导作用，学生往往也是兴趣一时，难以达到预期的教育目的。

（四）传统网络传播

随着对非遗文化数字化保护的开展，一些非遗网站、数字化博物馆、博客等也成为木版年画传播的又一个重要途径。传统网络传播有着持续的时效性，其覆盖面大，传播内容形式多样，影响较广。但非遗文化传播是一个持续渐进的过程，由于缺少视觉热点、内容冗长且更新缓慢，导致受众的心理疲惫，关注度持续下降。在当前传播、传承、保护、销售一体化的进程下，传统网络的功能明显不足，诸多非遗文化的网络资讯也由于缺少亮点且久无更新收效甚微。在开封朱仙镇木版年画的从业人员中，张继中和任鹤林是在网络上发文较多的两位艺人，而其他大多因对网络不太熟悉或不感兴趣很少参与。实际来看，传统网络是靠有线传输和计算机作为切入端口的，有着诸多局限，在移动网络和小屏传播盛行的今天，其短板与不足日趋明显。建构移动端可交互视听的传播路径，整合优化传播资源，精推片段化的非遗内容，持续更新主题资讯，推动PC端向移动端转变，是非遗文化网络传播的一个新的转轨。

二、融媒技术与5G网速推动下的新传播途径

实际来看，传统的传播方式正在移动端口和5G网速的推动下分崩离析，今天的受众多呈现为以“兴趣”为自由聚合，以“群”为单元标签，以往“静待式”的传播模式已经过期。融媒技术+5G网速+流量池促使信息传播以集群式向前推进，流量的找人点单、内容的多样备选以及服务的主动推送致使各种信息已变得无孔不入，短视频、直播、微信朋友圈、公众号等以移动端为主导的传播路径已全面展开。面对新的传播科技，开封朱仙镇木版年画的传播路径也应与时代接轨。

（一）短视频传播

随着流量费用的下降和网速的提升，视频已成为移动端的主流信息源，非遗短视频传播与宣传不同，包含众多文化元素、符号、意识形态等综合传播[1]。短视频对非遗文化的传播来说有着诸多优势，非遗人员可以自由拍摄剪辑、设计制作传统工艺的流程与效果，短视频后不受时间限制，可以下载转发，引导着视频内容的后期发酵与多元传播。目前，以抖音短视频为例，“非遗抖起来”抖音号是传播非遗内容比较成功的一个，拴粉近60万。同时，已有部分木版年画艺人入驻短视频，但更新较慢，未形成较大影响，而开封朱仙镇木版年画还少见涉足短视频平台。究其原因，一是缺少文化部门的引导和支持，没有专业的制作团队，二是大家多以传统的官方传播路径为正途，对自主式的流量传播还缺少足够重视，三是缺少新颖的切入点，诸多资源有待整合。“新媒体时代传播交互性、反馈实时性与传统媒体不同，媒介已进入大众媒体、全媒体时代。”[2]怎样引导开封朱仙镇木版年画短视频创作并与当代审美接轨，是急需思考的问题。

（二）网络直播传播

网络直播是与短视频比肩的传播路径，其可以通过与受众的交流互动增加临场感产生滚雪球效应，具有直观性、即时性和发酵性。网络直播集文化传播、休闲娱乐、商品营销于一体，把网红、明星、企业家等整合其中，有着超广的受众人群，作为一种可视听参与的传播方式，目前正在与各行各业进行对接。非遗文化的传承与保护，移动直播平台是一个很重要的载体，通过虚拟网络实现非遗文化与受众的零接触，让更多人介入其中，才能更好地发展创新。“非遗传播的内容生产更多地要考虑传播的形式、渠道、入口、用户，甚至是变现的能力。”[3]非遗文化要想生存，传播、传承与营销必须互为链接，实现宣传、制作、销售的良性循环，而网络直播正是一个量身打造的平台。开封朱仙镇木版年画作为中原特色的民俗艺术，目前传播渠道窄、关注度低而且营销滞后，许多传统技艺由于销路不畅面临失传，建立以老字号和传承人为冠名的直播账号，通过艺人的自我讲解、宣传与展示来带动营销，是融媒时代非遗文化传播的一个必要路径。

（三）微信公众号传播

从移动端的静态传播路径来看，微信公众号具有超强的凝聚力与关注度，新媒体时代，其已经成为“线上社区”的重要模式。微信公众号内容多是专题性、序列化的持续，以领域内最新的热点推文为传播核心，具有移动社交媒体的诸多传播功能。当前而言，微信公众号涉及非遗文化内容的还很少，开封朱仙镇木版年画还未见有注册微信公众号的。公众号传播有着诸多优势，经过认证的微信公众号可以利用标题来建立线上社区，分级各类受众，通过精确编排推文和专业推送来增强受众的留言互动，可以自由设置高效菜单，创新推送形式，设置自动回复，进而来提高订阅量。而今，微信公众号已成为5G时代移动网络发送推文的首选路径，也是传播非遗文化的重要方式，开封朱仙镇木版年画也应积极利用该传播渠道，编排优质推文，扩大订阅受众，加速传播进程，来推动这一非遗文化的传承与发展。

三、非遗文化传播方式的反思与重构

新媒体技术+5G网速不断促生着新的传播路径，给非遗文化的传播带来了诸多机遇和挑战，“新媒体与传统媒体相比，有更新快、传输成本低、互动性强等一系列特点，深受年轻人的喜爱”[4]。怎样整合利用各种新的传播载体，把传统传播路径与新的传播理念接轨，建构移动网络下非遗文化的多元传播方式，需要非遗部门和专业技术人员共同思考。

（一）围绕移动平台，引导受众参与

随着移动平台多样功能的开发与应用，视听交互的传播方式已全面展开，受众的参与感越来越强，信息全天候和找人点单已成为一种传播利导，受众的连线发言、跟帖评论、点赞打赏等成为时下最火热的介入形式，可视听参与、交相互动的传播方式渐渐成为主流。以移动端口为基础，智能手机小屏传播的时代已经到来，人们通过触屏即可进入各种信息界面，再通过参与互动，来发表自己的见解和观点。开封朱仙镇木版年画的传播，移动平台是重要环节，建立以木版年画为主体的专门传播门径，注重视听参与的传播职能，让受众成为传播的主体，把木版年画变为视听化的资源共享，形成互动下的良性循环，是融媒时代非遗文化传播需要建构的一个长远规划。

（二）创新多样渠道，引入多元流量

小屏传播时代，流量输送是关键因素，明确传播路径、优化传播内容后，还要融合多元流量，促使传播信息扩散与发酵，形成网络集群式、主动性的服务套餐。从目前来看，多数的非遗文化传播缺乏多元流量融合和多渠道辐射，导致受众的参与度较低。怎样把非遗文化的传播与移动平台的多样功能结合起来，促使多元流量的介入，是当今非遗文化传播的一个重要落足点。建立以开封朱仙镇木版年画为主体的传播矩阵，让更多的人通过手机APP参与到木版年画的传播中来，是非遗文化传播的一个新的趋势。面对移动平台的多元传播渠道，开封朱仙镇木版年画也应建立相关策略：“一是建立抖音号矩阵，通过几个小号为一个大号积攒流量；二是利用企业原来的微信、微博、今日头条等其他媒体平台导流，挖掘用户的可视化新需求，进一步增加读者黏性；三是与调性一致的抖音号点赞互动，类似于微信平台的互推；四是充分利用发起挑战话题功能，实现站外引流。”[5]只有多元流量介入，才能实现非遗传播的多层次、多方位和立体化。

（三）建立交流环节，促进持续关注

当前的非遗文化传播，人们关注的重心往往体现在受众的亲身实践与体验上，而忽略了网络虚拟的交流互动。融媒时代，5G网速+移动APP促使受众变为传播的主体，获得受众的参与认可，才能引导持续关注与后期发酵。通过移动平台，非遗文化部门不仅要优化传播资源，突出地域特征，还要积极与受众建立线上线下的联系互动，发展高粘性粉丝，同时依据受众的信息反馈调整完善传播策略。开封朱仙镇木版年画，有着雅俗共赏的审美特性，通过与粉丝的交流互动，来引导人们对木版年画的持续关注，实现虚拟的零距离接触，加深受众对非遗文化传播的使命感，这些都是融媒时代非遗传播的重要途经。

（四）注重技术投入，建立专业团队

“快手、抖音等新媒体平台，通过短视频、直播、流量变现等方式，为非遗传承人展示与传授非遗才艺提供了传播空间。”[6]在以新媒体为传播主流的今天，非遗文化的传播模式还未完全实现转轨，专业人才和传播团队的缺乏导致非遗文化在移动平台上的传播还处在起步阶段。以开封朱仙镇木版年画为例，一些濒临失传的古老工艺缺少数字化整理，个别简单资讯式的缺少受众线上的跟贴关注，人们还未意识到专业的信息整合与团队制作是木版年画传播的关键之处。非遗文化部门应参考借鉴个别优秀移动平台的传播方式，加大传播人才建设，注重技术投入，组建传播团队，在传播路径、信息整合和内容上综合提高其专业技能，才能最终实现开封朱仙镇木版年画传播的广泛性与全面性。

四、结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