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兰砚文化遗产生产性保护与发展

摘要:生产性保护作为贺兰砚主要保护方式之一，其目的是在贺兰砚生产过程中，以保持其核心技艺、核心价值和文化内涵。作为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名录的贺兰砚，有其独特的历史传承和制作技艺。随着中国非遗保护的发展，宁夏贺兰砚在发展过程中，有辉煌也有瓶颈。重生产轻保护、盗采贺兰石、技艺人员制作水平参差不齐、政府政策倾向性不突出等问题制约其发展。必须从实践出发，以需求促发展，充分利用政府相关职能、数字媒体等手段，保障贺兰砚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长久发展。

关键词：贺兰砚；非物质文化遗产；生产性保护

生产性保护作为一种制度化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方式[1]，是中国传统技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重要方式之一，也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在现代社会生产生活实践中得以保护的有效路径。贺兰砚作为宁夏传统工艺品，始于唐代，因取材于宁夏“五宝”之首贺兰石，故称贺兰砚。2011年，贺兰砚被列入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名录（第三批），2017年银川市西夏区被评为“中国贺兰砚之乡”。贺兰砚作为传统工艺类遗产，保护与开发既要凸显其地域性，又要在实践中得到具体保护，实现文化遗产保护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有效互动。

1贺兰砚产业发展概况

随着非物质文化遗产及银川市旅游业的发展，贺兰砚成为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项目保护名录的6种名砚之一，影响并带动社会各界的投资加盟。贺兰砚手工艺雕刻制品因具有较高的收藏价值，涌现出了《九龙套砚》《牡丹亭》《荷塘青翠》《西夏图腾奶壶砚》《枸杞》《西夏古风》等一批佳作。目前银川市贺兰砚生产企业70余家，仅西夏区近40家，其中部级工艺美术大师5名，部级非遗传承人1名，自治区级工艺美术大师47名。贺兰砚技艺带动创业就业近千人，主要分布在西夏古城、贺兰山农牧场、军马场，贺兰砚产品总量达到4500方（包括大小印章、首饰挂件、摆件等产品），年销售总额达到5600万元左右，详见表1。

2贺兰砚生产性保护现状

2.1原材料资源保护。贺兰石又称吉祥石、碧紫石，质地均匀细密，清雅莹润，呈天然深紫、浅绿，其中深紫石质大约占18%，行内成为“紫底”，浅绿色石质被称为“绿彩”或者“绿标”。两色互相掩映，对比十分强烈，还常伴有玉带、云纹、绿豆点等天然特色陪衬。经地矿部门勘察，贺兰石主要分布地域东起贺兰山韭菜沟，西至贺兰山黄旗口，北起贺兰山回回沟，南至贺兰山高沟子沟口。目前预测资源量为2450t，主要集中分布在贺兰山中段，南起椿树沟沟南，北到苏峪口沟北，延绵20多km，但现今小口子沟沟源的石质最佳，蕴量丰富。2.2政府出台政策方面的保护。为保护有限的贺兰石资源，自1991—2008年，自治区政府相继出台了《关于宁夏回族自治区贺兰石开采保护办法》《关于进一步加强贺兰石资源开采管理的通知》《宁夏回族自治区贺兰石开采保护方法》等规范性文件，从制度层面不断加大对贺兰石资源的保护力度。2010年按照“切实保护贺兰山生态资源平衡，坚持依法开采、保护性开采、长远规划、合理利用、服务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的原则和工作目标，宁夏矿业院下属的宁夏金石工艺公司获得贺兰石唯一的采矿权。2012年6月，宁夏矿业开发勘查院向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成功注册了“贺兰砚”国家地理标志证明商标。2013年8月，依法成立了“贺兰石资源保护和开发利用协会”。2014年9月，贺兰石资源保护和开发利用协会组织召开了“宁夏贺兰石文化研讨会”。2017年银川市西夏区被评为“中国贺兰砚之乡”。2.3传承人的保护。闫氏家族作为贺兰砚最具代表性的传承群体，自清朝年间至今一直保持着较高的影响力，目前已有5代传承人。20世纪50年代初，第三代传承人闫子江、闫子洋参与人民大会堂宁夏厅建设工作期间，用贺兰砚雕刻创作了大型浮雕诗词、清平乐六盘山、红军长征过六盘等一批各具特色的工艺品。第四代传承人闫森林是自治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从小跟随父亲闫子江学习技艺，作品葫芦砚荣获2007年宁夏第一届美术大师作品优秀奖，是宁夏一级工艺美术大师。20世纪90年代以来涌现出张向东、石飚、陈梅荣，施克俭、杨武、樊庆云、闫淑英、张凤玲、马继红等治砚大师。2.4传承基地的保护。近年来，宁夏相继建立了6批67个传承基地（点），有代表性的贺兰砚制作技艺传承保护基地包括宁夏职业技术学院工艺美术系、宁夏郝氏砚阁有限公司、宁夏伟帝珍品有限责任公司、银川市非遗保护中心等。2011年起，宁夏职业技术学院开设了贺兰砚工艺班。2014年，新组建的宁夏艺术职业学院也将开设专门的贺兰砚雕刻课程。2017年3月由文化和旅游部主办的中国非遗传承人群“研培计划”贺兰砚制作技艺培训班在宁夏艺术职业学院开班，同年6月，银川市非遗保护中心贺兰砚传习所举办贺兰砚制作技艺培训班。非物质文化遗产进校园活动，对贺兰砚传统技艺的普及、传承都有所助益。

3贺兰砚生产性保护中存在的问题

3.1重生产轻保护。贺兰砚运用商业经营的方式获得发展是可行的，但因经济利益的驱动，加上贺兰石是一种不可再生资源，使得贺兰砚生产于保护之上。非法及不合理的采石极大浪费了原材料。由于资源的减少，导致贺兰砚原材料开采成本由过去每吨几千元上涨到几万元不等。同时，过度开发导致贺兰砚工艺简化、机械化。很多作品简单、粗糙、缺乏创意，仿制品多，旅游纪念品多，精品少。3.2手艺人参差不齐，佳作匮乏。目前，从事贺兰砚制作技艺人员中，除部级、自治区级工艺美术大师、非遗传承人外，大部分从事制作、雕刻的人员都来自民间，文化水平和度，可以“走出去”，到制砚名省去交流、学习，拓宽视野，提升技能；也可以“引进来”，邀请其他名砚传承人或团队，将先进的理念和手法运用到贺兰砚的制作过程中。

4贺兰砚文化遗产生产性保护对策

4.1以需求促发展塞西尔.杜维勒在中国成都第三届非物质文化遗产国际论坛上的开幕词讲到：非物质文化遗产产生于人们的生活实践之中，大众的日常需求是该生产性保护的基础。因此非物质文化遗产须不断被相关机构、群体及个人进行创造、延续、再创造并保存保护，因为非物质文化遗产虽源于过去，但应在当下和未来继续传承。作为“活”遗产，贺兰砚的生产活动随时代的变化而变化，社会需求决定了它的发展[3]。因此贺兰砚的生产不是简单追逐经济效益盲目的生产，它应在顺应时代变迁和民众需求的过程中不断变化。当今，面对国内对砚品较为火热的收藏需求，贺兰砚应当像端砚、歙砚那样声名远播。4.2提升贺兰砚设计、制作水准。贺兰砚生产的最终目的是消费，需求决定了贺兰砚的生产和发展。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贺兰砚的设计和制作水准也在发生着变化。墨守成规、创新力不强，会让贺兰砚的发展之路被时代所淘汰。因此要加大对贺兰砚制作技艺人才的培养力。4.3政府政策应有保障。我国非物质文化保护的形式关系是以“行政为主，民事为辅”。通过国家财力、物力、人力、政策等方面促进非物质文化遗产事业的发展。以此为基石，提高贺兰砚技艺人才待遇，鼓励贺兰砚企业开展自主创新，提高产品的适用性和质量稳定性。培育壮大龙头企业，大力扶持特色微小型企业。加大财税政策支持，加大投融资政策支持。充分发挥媒体作用，不仅要对贺兰砚传统技艺作宣传，更要宣传弘扬大师和工匠精神。鼓励和支持贺兰砚行业协会规范行业秩序，提高为政府和企业服务的能力。4.4充分利用数字化媒介。2013年，中国开始进行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的抢救性工作，开始采用数字多媒体等现代信息技术手段，对濒危级代表性传承人进行抢救性拍摄，系统完整地记录口述史、技艺流程等信息[4]。虽然贺兰砚发展前景较为乐观，但是该制作技艺也可以通过采用数字媒体的技术手段进行采集、储存、处理、展示、传播等，以新的方式加以保存和解读，从而满足新的需求。贺兰砚制作技艺是民众在日常生产生活中经过不断实践[5]、不断完善才得到不断发展的。生产性保护作为保护方式之一，其目的是为了让贺兰砚凸显自身魅力，得到传承和发展，但需要明确的是：无论采取何种保护方式，贺兰砚技艺都不能丢掉自己的核心技艺和文化内涵。艺术素养较低。一些手艺人的作品只是简单的沿袭多年前的雕刻方法，大都处于简单的复制阶段，作品的设计理念和水平较低。同时，贺兰砚技艺很难在短时期内掌握、前期收入不高，很多受过高等教育的年轻人不愿学此手艺，使得该技艺的传承面临失传的尴尬境地。

参考文献

[1]安德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中国实践与经验[J].民间文化论坛,2017(4):17-24.

[2]徐艺乙.传承人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生产性保护中的作用[J].贵州社会科学,2012(12):5-8.

[3]陈勤建.定位分层、核心传承、创意重构:非物质文化遗产生产性保护的若干思考[J].辽宁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41(6):1-8.

[4]罗猷敏.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发展报告2015[M].北京:传统技艺分题报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

[5]刘晓春.“非遗”生产性保护的实践与思考[J].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2016(4):64-71.

作者:金晓艳 单位:宁夏职业技术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