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遗项目传承范文10篇

非遗项目传承范文篇1

非物质文化遗产(以下简称“非遗”)内容丰富，项目涉及广泛。目前正式公布的非遗项目共三批，涵盖民间文学、传统音乐、民间曲艺、传统美术、传统技艺、民俗等6大类，共27个项目。经区级文化行政部门认定的区级“非遗”传承人5人。经市级文化行政部门认定的市级“非遗”传承人1人。

二、“非遗”保护、传承、发展情况

始终坚持“保护第一、抢救第一、合理利用、传承发展”思想，由区文体广旅局牵头负责“非遗”保护、传承、发展工作，不断加大保护力度、拓展保护领域，着重在“非遗”宣传、传承推广、资源普查、遗产申报等方面用力，积极推进“非遗”开发利用。

（一）建立区级“非遗”专家库

2017年，区区级“非遗”专家库成立，经过三年发展，逐步建立了一支结构合理、专业齐全的非遗保护专家队伍。充分发挥专家力量在参与研究和制定全区非遗保护规划和相关政策文件；开展非遗咨询、评审、课题研究、学术会议、授课等方面的作用。

2017年开始，在专家队伍参与下，我区对全区“非遗”资源的种类、数量、分布情况、生存环境、生存现状以及存在问题、保护工作的难点等，重新进行了全方位调查记录、建档，为做好“非遗”工作奠定了基础。

（二）积极开展“非遗”申报

2017至2018年，在逐一摸底、考察项目和组织专家进行论证的基础上，我区完成了第二批、第三批区级“非遗”项目的评审工作，共评审八个区级项目，分别是：谢氏倒罐菜、马鞍山制漆制作技艺、金面子蒸猪头、花生制作技艺（老灶煮花生；蟠龙咸干花生）、糯米咸鹅蛋、风干鸡、醉鱼、杨记卤鹅传统制作技艺。同时启动了市级“非遗”的申报工作。2018年成功申报市级非遗项目一个：糯米咸鹅蛋传统制作技艺。截至目前，我区列入市级“非遗”项目共有5项。

2019年我区启动了第一批区级“非遗”代表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认定工作，成功认定了9项“非遗”项目传承人。谢氏倒灌菜制作技艺传承人谢玉蓉被评定为市级非遗项目代表性传承人。

（三）大力开展“非遗”宣传保护

一是充分利用非遗节等时机，通过宣传单、“两微一端”、手机报等多种形式宣传《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省非物质文化遗产条例》及“非遗”成果。2020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期间，积极组织“非遗”直播带货、经典川剧剧目演出等系列活动，引起广泛关注和一致好评。二是拓宽宣传渠道，通过上电视、上活动、上节日等形式，扩大宣传力度。我区“非遗”项目先后登录中央电视台《味道》栏目和中央电视台《新农业频道》，并多次登上省市重要媒体，成为家乡好味道的代言项目。2019年在“美丽乡镇·魅力”比赛中，我区非遗美食获专家组最高评分。2019年，“非遗”项目代表市非遗项目参加成都第七届成都国际非遗节，在全国39家非遗美食中获得最受欢迎美食之一，得到了非遗专家及全国各地美食爱好者的青睐。

三、存在的问题

（一）重视程度不高，保护力度不足

传统民族民间文化属于“不可再生资源”，面对当前非遗生存环境日益恶化的现实，我区还缺乏加强“非遗”工作的紧迫感、责任感和使命感。部分传承单位和个人以为只要申请加入了名录，就得到了保护，或申报只是为了挂牌，仅仅当作一种荣誉，没有把发展和传承作为自己的工作重心。不少群众对非遗了解不多，理解不深，对非遗保护的范围与内容及如何保护不完全清楚，保护意识不强，非遗保护还没能成为群众的自觉行动。

（二）缺乏专业机构，专业人才匮乏

当前，我区还面临着专业非遗保护机构为零、专职工作人员为零的状态、非遗中心及保护传承（展示）场所为零。缺乏独立的运行经费，工作人员也是身兼数职，既难以潜心从事“非遗”保护工作，也无法满足日趋复杂的工作实际。对于量大面宽、专业性强的“非遗”普查保护工作，仅仅依靠行政主管部门的力量显得更加单薄，难以适应“非遗”保护工作综合性、专业性、长期性的要求。

（三）“非遗”传承乏力，市场适应能力弱

在现代文明和多元文化的冲击下，“非遗”生存发展的土壤和环境发生了急剧变化，“非遗”工作形势严峻。“非遗”保护工作不以赢利为目的，和市场经济原则背道而驰，导致了“非遗”项目缺乏经常性、长期性的展示平台，受众群体出现断层，生存空间逐渐萎缩。传统民族民间文化在中老年人中还有一定影响，而年轻一代则普遍不感兴趣。许多民间老艺人生活窘迫，或者年事渐老，无法带徒授艺；年轻人纷纷外出打工，少有人拜师学艺，传承人青黄不接，非遗传承后继乏人。我区“非遗”项目传承因缺少资金扶持而面临断层，很多非物质文化遗产濒临失传。我区直到2019年才认定了第一批“非遗”传承人。

四、思考及建议

（一）落实责任，广泛宣传。将“非遗”工作作为重要的议事日程，纳入我区经济社会发展总体规划，确保做到组织到位、规划到位、人员到位、经费到位。加强区文化部门与发改、财政、住建、教育等部门的合作联动，建立健全联席会议制度等有效联动机制。突出宣传媒体作用，通过举办“文化和自然遗产日”“非遗展示展演”等系列活动，加大非遗的宣传力度，提高广大群众对非遗认知度和保护意识。积极推动“非遗”进校园，从小培养年轻一代对“非遗”的兴趣爱好。

非遗项目传承范文篇2

庄浪非遗的现状及重点项目传承情况

庄浪从古至今都有淳朴的民风，文化底蕴非常浓厚，由于地理位置的原因，庄浪地区的人民特别勤劳淳朴，他们不仅吸取了传统中原文化的素养，还又吸收少数民族的文化精华，逐渐融合汇聚成了当地独有的地方群众文化。目前全县共有非物质文化遗产调查项目370多个，共有14大种类，重点项目160多个。全面开展“非遗”普查以来，共认定登记“非遗”15类、500多项。其中民间文学12项，民间音乐74项，民间舞蹈3项，传统戏剧13项，曲艺12项，民间杂技9项，民间美术243项，民间手工技艺33项，消费习俗6项，人生礼俗6项，岁时节令5项，民间信仰2项，民间医药10项，民间知识12项，游艺、传统体育与竞技6项。2008年，“庄浪高台”被列入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之后，相继有马尾编荷包、南湖曲子戏被列入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民间故事、“花儿”、泥塑、麦秆烫画、草编、竹编民间婚礼、荞面油饦、庄浪剪纸、庄浪武术、庄浪毛笔、泥金纸织画、庄浪皮影、庄浪根雕等24项被列入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歌谣、谚语、歇后语、方言、地摊、翻砂、陶制等40项被列入县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

新时代庄浪县非遗保护工作规划

为深入贯彻中共中央《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精神，围绕我县“十四五”规划纲要，挖掘阐释“非遗”蕴含的思想理念、传统美德和人文精神，形成“政府主导、社会参与、部门联动、市场运作、重点突破、整体推进”的“非遗”保护传承“气候”。庄浪县将在全县范围内开展“非遗”项目“进校园、进景区、进社区、进农村”的活动，注入适宜“非遗”生长的“水肥”。将“非遗”利用设施建设项目列入“十四五”储备项目库，同时鼓励社会力量参与建设，培育一些高产值的传统美术和工艺支柱项目，培养一批“非遗”专业人才，打造几个在全市全省乃至全国具有较大影响的“非遗”展示传播品牌，推出几处“非遗”景区，建设几家“非遗”展示体验中心、“非遗”传习所、“非遗”博览馆有、“乡村记忆”馆，开发几家省级“非遗”扶贫就业工坊，创建一批“非遗”优秀传承示范学校、示范景区、示范社区、示范村，培育出适宜“非遗”生长的“土壤”。针对学校、景区、社区、农村的不同特点，先易后难、由点到面，分门别类地科学设置需进入的“非遗”项目，选育出优质的“非遗”“种子”。充分发挥领导干部的带头作用、公众人物的示范作用、先进模范的表率作用、青少年的生力军作用以及文化志愿者、文化辅导员、文艺骨干、文化经营者的主体作用，培养出优秀的“非遗”传承保护和开发利用“能人”。

对庄浪县非遗传承保护及发展的思考

非遗项目传承范文篇3

近年来，我国积极贯彻落实《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根据我国国情和非遗的发展规律，形成了具有我国特色的非遗保护工作基本方针、原则、理念，并指导了我国非遗保护政策法规、名录体系、传统工艺振兴、抢救性记录、传承人群研培等工作实践。工作方针：“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传承发展”。处理好非遗传承和发展的关系，切忌损毁非遗核心价值和表现形式，滥用开发非遗，切忌非遗产业化。基本原则：政府主导、社会参与，明确职责、形成合力;长远规划、分步实施，点面结合、讲求实效。基本理念：一是非遗传承要有整体文化观。非遗是我们身处其中，并以自己的日常生活来体验、实践和传承发展的文化传统；是由主体、载体和实践构成的文化现象整体，单个的工具、产品乃至技艺，可能是某种文化传统的要素，但还不是非遗的整体。在这样的非遗观下，保护非遗的工作，实际是保护人们运用相应载体开展相应实践的文化氛围。二是见人见物见生活的生态保护理念。非物质文化遗产与环境息息相关，失去了特定的环境，便失去了其赖以生存的土壤和条件。只有人的积极参与和实践，才能确保非遗的生命力，才能在继承传统的同时不断丰富人类文化的多样性。因此，要把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和其得以孕育、滋养的人文环境一起保护，支持非遗实践回归社区，回归生活，让非遗在千家万户的日常生活中得到体现和传承，成为人们今天的生活方式。三是非遗是实践的。实践是非遗延续的核心，是非遗活力的基本体现。四是非遗是不断发展的。传统与再创造的密切互动，融铸了文明的进步和文化的发展。正因为有继承，有发展，有创造。五是非遗保护要尊重传承人群的主体地位和权利。这是非遗保护工作的重要原则。

二、可行性工作和影响

（一）强化组织领导，夯实工作基础。一是政策法规体系不断健全。近年以来，省委、省政府相续制定印发了《省落实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实施意见》、《关于加强全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关于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的实施意见》等多个非遗指导性文件。二是工作机制基本建立。江西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是全国第一家成立的专门的省级非遗保护机构。各市县也在群艺馆、文化馆设立了相应的工作部门。三是非遗代表性项目名录及传承人制度已经建立。为加强对代表性传承人的保护管理，我省率先在全国实行了代表性传承人年度审核的“动态管理”制度，有的被取消资格，有的警告。四是财政性保障体系初步形成。（二）加强宣传展示，促进传承传播。一是展示传播活动影响力不断扩大。近年来，我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播工作形式多样，亮点频现。打造了一批非遗品牌活动，如已连续举办了11届的“江西民俗文化节”，以丰富的板块呈现、精彩的项目展示、独特的互动体验而广受群众欢迎，在全国有一定的影响力和美誉度。在全国率先建立了省级非遗保护门户网站——江西非物质文化遗产网和档案资料数据库，创办了非遗微信公众平台。营造了浓厚的保护氛围，提高了社会各界支持、关心和参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意识。二是“非遗进校园”活动深入开展。面向青少年的非遗普及教育深入开展，采取日常教学、基地建设和展览、展示活动相结合等多种举措和形式，越来越多的优秀非遗项目进入校园、课堂。先后组织举办了一系列规模较大、覆盖面广、层次较高的传统戏曲进校园活动等，受到广大师生的热烈欢迎。三是挖掘整理成果成系统出版。近年来，组织全省开展非遗项目抢救性记录整理。四是构建新型非遗传承传播体系。推动实施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群研修研习培训计划，已委托部分大学和艺术职业学院开展了多期对具有较高技艺水平的传统工艺、传统戏剧传承人或资深从业者进行的研修培训。（三）遵循非遗特点，开展多样性保护。随着工作不断深入，非遗保护工作更加科学化、规范化、系统化，保护传承方式多措并举。一是“抢救性”保护，开展了部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抢救性记录工程，我省共有37名部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列入抢救性记录建设任务，由省非遗保护中心建设实施。二是“生产性”保护，开展非遗生产性保护示范基地创建活动，命名了多个省级非遗生产性保护示范基地。三是“整体性”保护，开展了省级文化生态示范区、传统节日示范地创建活动，公布了数个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和传统节日示范地。四是“数字化”保护，建立了第一家省级非遗档案资料数据库，开展了非遗数字化保护，已存储了10T非遗资料。此外，还开展了近百年省级非遗传播基地、传承基地、研究基地等创建活动，使非遗保护传承工作成体系化发展。鼓励和引导一些高校、企业、社会力量参与非遗传播和保护，我省非遗保护“政府主导、社会参与”的保护格局正在渐入佳境。（四）注重合理利用，惠及人民群众。坚持处理好继承和创新的关系，坚持创作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一是培育了一批非遗品牌企业。发挥非遗在育民、惠民、富民方面的积极作用，从政策扶持、宣传推广等方面予以倾斜，部分非遗项目已成为当地重要的文化产业。二是坚持非遗和旅游融合发展。各种地域特色的民俗活动节庆旅游等等广受游客欢迎。三是推动传统工艺走进现代生活，开展非遗文化创意设计大赛、全省文化创意设计大赛等活动，让现代设计与传统工艺相得益彰。四是坚持非遗+互联网，培育引导非遗电子商务发展，促进传统工艺品的电商平台建设。（五）围绕中心工作，服务社会发展。配合国家重大发展战略开展规划性工作。一是积极参与国家乡村振兴、传统工艺振兴及“非遗+扶贫”等重点工作。以全国“非遗+扶贫”试点丰宁满族自治县为重点，推动全省非遗助力精准扶贫工作深入发展。二是积极推进长江流域非遗保护。以非遗深厚的传统文化滋养为冬奥会增添人文内涵。

三、工作思路及重点工作

非遗项目传承范文篇4

关键词：曹州堆绣；非遗项目化教学；特殊教育；服装专业

近年来，山东特殊教育职业学院服装系致力于中国传统服饰技艺和非遗文化方面的研究，多次组织师生考察和调研旗袍、泥塑、年画等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在课程教学中，已经开展了刺绣、扎染等相关非遗课程，逐步形成了“非遗+创新”型人才培养实践教学体系[1-2]。研究曹州堆绣项目化教学，前期已经对曹州堆绣进行了实地调研，结合职业教育改革制定了人才培养方案，进行了可行性论证，并对师资培训、设备完善制定了初步的方案，具备了研究的基础条件。

1应用目的

研究曹州堆绣非遗项目化教学，以进一步完善非遗传承专业课程体系，充分利用现有的课程资源，挖掘曹州堆绣的艺术特色，将曹州堆绣技艺传承嵌入相关课程，将当地非遗技能传承和非遗知识产权保护等教学内容与专业课程体系相结合，培养兼具非遗技艺与创新意识的高素质专业人才。特殊教育学校开展非遗项目化教学，要符合听障学生身心特点和就业特点，通过非遗项目化教学，培养“能工巧匠”“非遗传承人”，提高听障学生的就业能力、就业质量，扩大就业的选择面[3-4]。研究曹州堆绣在特殊教育学校非遗项目化教学中的应用，结合国家职业教育改革政策，注重在非遗项目化教学中融入创新创业教育，在传承非遗文化的基础上，结合教育目标进行创新，积极开展校企合作、产教融合，推动非遗成果转化，保护、传承、创新非物质文化遗产，为当地文化旅游贡献力量。

2应用方法

应用方法包括案例研究法、行动研究法和经验总结法。利用案例研究法，研究其他院校的典型案例，从中汲取经验，结合山东特殊教育职业学院实际情况，制定研究方案；通过行动研究法，总结实际教学中出现的问题和规律，及时采取方法解决，在实践的基础上不断完善研究思路；利用经验总结法，对研究过程进行复盘，发现研究过程中的问题后进行总结，为后续同类研究积累的经验。

3基本思路

3.1调研

研究非遗项目，结合山东特殊教育职业学院服装专业课程设置和听障学生特点，将曹州堆绣与“面料再造”“图案设计”课程等进行融合。在前期，组织教师和学生代表到曹州进行堆绣调研，了解堆绣的演变和发展历史、工艺特点以及制作方法，论证曹州堆绣在项目化教学中实施的可行性，将曹州堆绣教学纳入课程标准[5]。

3.2实施

曹州堆绣在特殊教育学校非遗项目化教学中应用的具体实施分为4个部分。3.2.1教学基础研究为保障教学的顺利实施，在这之前需要具备一定的教学基础，需要研究如何将民间艺人、技艺大师、“非遗”传承人引进课堂；如何对山东特殊教育职业学院教师进行非遗培训；如何完善硬件设施配置并逐步创建非遗工作室。3.2.2教学内容研究曹州堆绣历史悠久，是刺绣技艺与唐代“堆绫”“贴绢”技艺的结合与发展，工艺精细、色彩绚丽、题材广泛，具有较高的文化价值和艺术价值（图1）。如何将曹州堆绣技艺合理有效地“嵌入”课程教学是研究的重点。基于课程教学目标需要，学生需要掌握与课程相关的非遗传统技艺，在传承非遗传统技艺的基础上，贯彻国家职业教育创新发展的政策，结合教学目标进行创新创作。图1曹州堆绣传人刘宪堂堆绣作品3.2.3教学成果研究利用教学中获取的知识、技能和创意手段，设计并研发符合市场需求、契合时代审美的非遗衍生产品，通过参加非遗相关大赛、参加创意市集、开发相关旅游产品等渠道，推广教学成果，在一定程度上带动地方文化旅游的发展，发挥学校服务社会的作用。3.2.4教学评价研究非遗项目化教学不同于以往的课堂教学，在评价体系和评价方法上更加侧重对学生实践能力的考核，能否在传统技艺的基础上进行不同程度的创新和发展、是否热爱传统文化、是否具备工匠精神都应该纳入评价体系。

4应用研究实例

山东特殊教育职业学院服装专业在“面料再造”课程教学中，合理融入曹州堆绣内容，与企业合作开展项目化教学[3]。创新教学形式和内容，激发学生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热情，以企业设计项目为导向，引导学生对传统进行创新创造，设计生产出有创意并符合市场需求的文创产品（图2）。图2创意堆绣作品在教学开展之前，与企业签订校企合作协议，学生负责设计和样品制作，企业负责生产和推广。前期组建由“非遗”传承人、山东特殊教育职业学院教师、企业导师组成的教学团队，配备教学需要的设施，为顺利开课打好基础。山东特殊教育职业学院教师讲授“面料再造”理论知识，带领学生到曹州实地考察。在实践环节，曹州堆绣“非遗”传承人到学校参与教学，面对听障学生，传承人存在沟通困难的问题，由山东特殊教育职业学院教师进行辅助教学，学生通过非遗传承人的教授，学会堆绣的传统技艺。企业导师根据企业需求，下达设计任务，由山东特殊教育职业学院教师结合市场需要和流行元素，与现代拼布艺术相结合，引导学生在传统拼布技艺的基础上，在色彩、图案等形式上进行创新，开发设计企业需要的一系列文创产品。企业在学生作品中挑选符合企业需求的文创作品进行宣传、生产和销售，既增加了企业产品的文化内涵，又宣传了非遗文化，此案例有助于学校进行非遗传承教育和校企合作的深入开展。

5结语

将非遗课程体系与山东特殊教育职业学院服装专业课程设置相融合，打造“非遗＋创新”型人才培养实践教学体系。在教学实施中，加强校企合作，以企业实际项目为导向，与市场接轨，推动学生设计产品的转化销售，培养实用型人才，贯彻国家职业教育改革政策，在教学中注重传统堆绣技艺的创新教学，在传承传统技艺的同时，大胆创新，为传统技艺注入新的活力。

[参考文献]

[1]翁熙凌.国家职业教育改革背景下职业院校与非遗传承的融合发展[J].艺苑，2019（6）：101-102.

[2]宋泮涛，王秀娟，沈玉迎.特殊教育学校现代非遗手艺传承与人才培养模式探索与实践—以山东特殊教育职业学院服装艺术系为例[J].传播力研究，2020，4（23）：146-147.

[3]徐碧珺.云锦传统技艺在职业院校的传承与发展—以江苏经贸职业技术学院为例[J].江苏经贸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9（3）：39-42.

[4]张伟.基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职业院校非遗传承人培养模式研究[J].科技视野，2019（30）：147-148.

非遗项目传承范文篇5

关键词：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传承与保护；对策研究

一、兰州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特点概述

在过去的农耕社会，人们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包含非物质文化遗产，和人们的生活是一种“共生”关系，与人们的生活须臾不可分离。兰州是甘肃省会，丝绸之路上的经济文化重镇，具有浓郁的历史文化氛围，创造了绚丽多彩、特色鲜明的历史文化，也孕育了丰富且极具地方特色的非物质文化遗产。2006年，兰州太平鼓、兰州鼓子、兰州黄河大水车制作技艺和永登高高跷这4项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经国务院批准被列入第一批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其中兰州太平鼓是兰州地区特有的民间鼓舞形式，素有“天下第一鼓”之称；兰州鼓子是流传于兰州及其周边地区，以兰州方言为语音行腔的一种牌子曲类民间曲艺形式，在兰州地区曾经是家喻户晓的文化娱乐方式；兰州黄河大水车制作技艺是兰州人民在逐水而居的历史进程中认识自然利用自然的重大成果，是体现农耕文明和“天人合一”理想生活的具体实践；永登高高跷也叫苦水高高跷，是苦水街村的“二月二龙抬头”社火中一门祖辈相传的民间表演艺术。这四项入选部级“非遗”保护名录的项目划分为三类，目前共有部级代表传承人6人；即民间舞蹈类：兰州太平鼓，拥有部级代表传承人缪、魏永宏；苦水高高跷，拥有部级代表传承人巨海全；曲艺类：兰州鼓子，拥有部级代表传承人魏世发、陈增三；传统手工技艺类：黄河大水车制作技艺拥有部级代表传承人段怡村。这四项也是受到国家高度重视并于第一批进入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行列。入选省级“非遗”保护名录的是以兰州羊皮筏子为代表的42项，目前拥有省级代表传承人31人，这些数据无不证明兰州是一个有历史、有故事、有情怀的地方。

二、入选部级的四项“非遗”保护名录保护与发展现状

（一）整体保护状况

自2006年兰州太平鼓、兰州鼓子、永登高高跷、兰州黄河大水车制作技艺这四项列入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名录以来，省政府、市政府、各个区文化馆就开始逐步推进各项保护工作。坚持保护先行的政策，先后出台《兰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传习所认定和管理办法》等一系列政策法规，形成以国家、省级代表性项目为重点，以传习所为阵地，多层次、立体化的保护格局。积极开展理论研究，编纂出版“兰州市非遗丛书之《兰州太平鼓》《黄河大水车制作技艺》《永登高高跷》《兰州鼓子》”，出版11册专著，取得非遗保护普查研究重大成果。纵观10余年的保护工作，以2015年为界，第一个阶段的工作主要以项目普查、申报为主，在此基础上，不断完善传承人队伍建设，逐渐形成以传习所为支撑的保护框架，通过建章立制，建立健全各项保护机制；第二阶段的工作重点主要是围绕各个项目的软硬件建设，精准施策，部级非遗代表性项目传习所已基本形成了在传承保护层面“项目、阵地、传承人”三位一体的传承模式，在管理层面“主管部门、项目责任单位和传习所”三位一体的保护模式，在各个环节上明确和细化权利义务，已形成了一套“立足现实、点面结合、责任明确、运转协调”的保护机制。积极开展非遗“进校园、进社区、进企业、进乡村、进军营”“五进”活动，在“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春节及其他重要节会活动期间组织专场演出等一系列演出活动，并逐年增加了非遗保护专项经费，建立“陇上非遗”公众号以及正在编纂的《甘肃非遗辞典》等积极有效措施，促进了我市非遗保护方式的转型升级。

（二）入选部级的四项“非遗”保护名录各自的保护与发展现状

1.兰州太平鼓兰州太平鼓隶属于安宁区文化馆，目前整体性保护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1）实现生产、销售、培训一条龙服务；（2）不仅制作销售太平鼓，还制作销售威风锣鼓、战鼓、攻鼓子、扇鼓、腰鼓、军乐鼓、手鼓、热巴鼓；（3）将鼓与其他社火用品、庆典用品结合销售；（4）与其他非遗项目的共同保护；（5）与旅游产业融合发展，营造良好的保护氛围[1]。2.兰州鼓子安宁区以“传承地域文脉、守护精神家园”为宗旨，积极构建科学有效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体系：（1）传习所在各个环节上明确和细化了权利义务，主管部门指导把关，项目责任单位提出年度保护计划、传习所抓落实；（2）安宁区文化馆多次组织实施兰州鼓子进校园活动，以及在“安宁桃花会”及其他重要节会的专场演出活动，初步形成了以传习所为支撑、日常传承和多层次交流展演并举的非遗保护格局；（3）已实施较为简单的数字化管理工作，包括已故老艺人音像资料保护与发掘存档、记录管理，已取得了《兰州鼓子已故老艺人演唱光盘（113首、段代表性曲目）》《当代兰州鼓子代表性传承人演唱光盘》《部级传承人魏世发演唱专辑》等成果[2]。3.兰州黄河大水车制作技艺兰州黄河大水车制作技艺隶属于西固区文化馆，目前也已极构建科学有效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体系：（1）为再现水车盛景，兰州扣扣扣市通过精心策划，最终在段续所建第一架水车所在地“水车园”开发建造了“兰州水车博览园”，园内仿制建造了不同形式、不同种类的中外水车数十轮，还为大水车发明者段续立了一座雕塑，作为永久的纪念；并沿着黄河边制作架设了12个大水车，构成了黄河两岸一道独特的风景线，受到人们的广泛喜爱；（2）通过政府部门和广大社会民众的共同努力，目前，西固区新城下川村和榆中县青城镇峡口村的2架老水车还依然保存完好；（3）兰州黄河大水车制作技艺被兰州市文化和旅游局公布为兰州市非遗代表性项目传习所、建立了兰州文化集市生产基地；（4）兰州水车已成为具有地域特色的旅游纪念品，被做成各种“礼品水车”“盆景水车”“室外观赏水车”等系列产品，使黄河文化成为‘微缩景观’，让人们把黄河文化带回家，近距离感受、触摸水车文化，让黄河水车文化魅力无处不在。已成为具有地域特色的旅游纪念品，远销北美、西欧等地，还在各种展会进行了展览、展示[3]。4.永登高高跷（1）永登高高跷经兰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与永登县苦水镇的支持下，于2009年在苦水街村建成了首个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和“苦水高高跷”传承基地[4]。（2）在多方保护和活态传承下，苦水高高跷“长腿善舞”走四方，在国内大型节会展示、展演300余场次，受到了各地观众的热烈欢迎[5]。

三、存在的问题

（一）数字化管理工作滞后

数字化管理是保护和传播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途径，也是关系非物质文化遗产永久保存、永续利用的命脉所在，但是从目前已掌握的资料来看，仅有兰州鼓子这一个项目在尝试数字化技术，而且也是较为简单的存档、记录管理，对该项目的深度开发、再诠释较少。尤其是在2020年初这场突如其来的肺炎疫情中，民众于家中隔离无法出门观看曲艺类、表演类的非遗项目，只能观看或收听由过去录好的音像资料。在这场对数字化技术的大考中，大部分项目存在各种问题，观众、听众的体验感不理想。而且在早期的数字化保护中，仅仅是通过现场录音、摄影、摄像等方式，将非物质文化遗产以图像、音频、影像的方式记录下来，建立以二维形式或静态或动态展现出来，互动性和交互性都不强。因此在数字化保护与发掘方面，由于是新兴学科的缘故，我市没能充分的发掘利用丰富的资源，没能产生与其相匹配的社会经济效果，因此该领域的发展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二）传播力度有限

传统的非遗传播主要依靠口传心授的人际传播，影响范围较小，而纸媒、广播媒体、电视媒体等大众熟知的传统媒体有其传播的优越性，但它属于平面单向的传播方式，而全媒体时代的到来，给非遗传播提供了新的途径与方式，但从目前我市打造的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专门网站和微博账号、微信公众号等新媒体平台来看，一是种类较少、二是平台上的内容不够丰富、三是信息更新不够及时、四是互动参与性差。因此，未来需要提高对全媒体平台传播力的重视，集中力量打造、维护和拓展一批全媒体平台，在此基础上，再与传统媒体整合和升级，统筹优化配置，形成全方位立体式的传播形态，以增强传播的实效性[6]。

（三）传承人培养模式单一

在各种传承形式中，家族式传承的影响逐渐式微，师徒式传承则更为有效。自2008年兰州市采取措施保护入选部级的四项“非遗名录”以来，建立了多个非遗传习所，积极开展传承人进学校进社区以及培训，并于近几年组织传承人参加文化和旅游部举办的“研修研培计划”，旨在提高非遗传承人的综合文化素养，经过10余年的努力，传承人的数量及爱好者、参与者的数量逐年递增，形成了传承和可持续发展的基础。但现代社会使传承具有更大的选择性，学校教育的普及性及师徒传承的提高性的结合，将成为活态传承的主要方向和趋势。因此，加强传承人的理论培训，鼓励高校开设非物质文化遗产类的课程及相关专业，完善对现有传承人的管理机制是对目前传承人培养模式的有力补充。

四、发展的对策

（一）加强传播力度

让更多的人、更多的群体了解认可非物质文化遗产才是最有效的保护方式。在已有传播路径的基础上，有效利用新媒体、网络直播等各种信息化平台拓宽传播的广度和深度。一是依托全媒体时代传播模式，改变传统平面单向的传播方式，通过双向交互，全方位立体向公众展示。具体做法是以新媒体传播为首的全媒体传播是集文字、图形、图像、动画、声音和视频等多种传播手段于一体，借助网络和移动媒体，使传播内容可听、可看、可评、可学、可保留、可传送。这种传播方式与舞蹈（兰州太平鼓、永登高高跷）、曲艺（兰州鼓子）等表演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动态的、可参与、可传递的和可观看模仿的等基本特征不谋而合，必将成为表演艺术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播的最佳选择。二是把非遗项目传承人打造成直播“网红”。具体做法是非遗保护机构可以自觉地运用APP、抖音号、微信群、钉钉直播等网络新平台，开辟非遗项目传承的新路径，传统与现代时尚结合，组合出“非遗+直播/短视频”的新形式，把项目代表性传承人演出、技艺表演、展览展示为着力点，发动传承人师徒之间纷纷开启网络技艺传承模式，以抖音号加微信群的线上技艺传承，引爆非遗云端的传承新课堂，这样大大提高代表性项目传承的覆盖面，学生可以围绕项目技艺与传承人进行交流、讨论，有不懂的地方就问，传承人可以在群里第一时间解答，有好多经验就可以分享，让更多的青少年享受非遗文化成果。三是将非遗与服务结合促进公众参与。将服务与非遗传播相结合，立足非遗具体的案例，制定对视角、多形式、多途径、多样态的传播方案，丰富传播主题，促进公众和社会各类群体的参与，特别是在传播途径上、内容与形式的把握上、细节与活动内容挖掘等各方面考虑年轻人受众面的特点，做到年轻化、互动化，趣味化、有效连接文化遗产与年轻人，年轻人与传统文化之间，为传承人注入新鲜活跃的血液。

（二）丰富传承人人才培养方式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传承的核心要素是人，培养高素质的传承人群体，是实现创新性与创新性的人才关键途径。第一，要长期加强传承人理论培训。采取积极措施，对传承人群体进行相关非遗类型领域的文化内涵培训，增强其对自己所掌握技艺的认识和理论升华，更新其传承理念和思路，增强其职业认同感，提升非遗传承人的文化素养，并让其了解非遗相关的法规和政策。第二，为了提高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全民认可度，可提倡本市在各大高校开设非物质文化遗产类的课程，并且鼓励将产业前景好的非遗项目整合设置为相关专业，将四年的学习成果转换为学生实实在在的就业能力。第三，完善针对现有传承人的各项管理机制，建立科学的奖罚制度，对考核结果优秀的传承人给予奖励，而对于面临困境的项目建议在政策、经济上给予更多的支持，并发展“非职业”传承人，即让非遗项目融入更多感兴趣的年轻人加入。

（三）提升数字化能力建设

非遗数字化建设，通过采集数据进而建立各种项目的数据库，使研究工作者们提取出有价值的数据，从而大大加快了保护者与研究者查询相关数据的速度，延伸研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与保护的整体水平。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数字化建设是一个综合维度的综合工程，包括传播主体、传播内容和传播渠道等内容，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政府管理部门，应协调不同层面的非遗保护力量，建立体系完整的非遗数据库，著录、整合、检索、备份协同，在此基础上构建以高、清、真的5G全息投影秀、4K直播、VR漫游、等数字技术构建非遗数字博物馆体系，以传播非遗文化，一方面可以在非遗博物馆和非遗展中心以实物、文字、图片、录音、录像、现场表演等方式全景式展示，另一方面还可以通过扫描二维码、储存、链接等方法，将现场鲜活的展出与数据库中僵化的数据联系起来，进而达到更深广的传播[6]。

五、结语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是人与社会长期互动的过程，只有保护工作者根据现实情况对保护理念持续地作出调整，才能使得非遗保护理念与实践相辅相成，互利共生。非遗保护理念如同非遗本身的活态性，也需要“活态”调整。入选部级的四项“非遗”项目的保护与传承是兰州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一个缩影，通过缩影能够促进我们在非遗的保护工作中要持续地调整和更正，并在具体的非遗工作推进中不断地修改和完善，因此，我们需要上溯非遗保护的理念，立足我市当前的非遗保护政策，结合当下我市保护实践中出现的问题与困难，提出一些建设性意见，为我市未来的非遗保护工作提供可借鉴的对策[7]。

参考文献：

[1]赵端品.安宁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集[M].兰州:敦煌文艺出版社,2019.

[2]北辰.兰州鼓子人文生态[M].兰州:敦煌文艺出版社,2019.

[3]北辰,赵燕林.兰州非物质文化遗产——黄河大水车[M].兰州:甘肃人民美术出版社,2009.

[4]周爽.甘肃苦水高高跷研究[D].西北师范大学,2014.

[5]北辰,赵燕林.兰州非物质文化遗产——永登高高跷[M].兰州:甘肃人民美术出版社,2009年.

[6]刘筠梅.全媒体时代表演艺术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播模式分析[J].中华文化论坛,2017年第6期.

非遗项目传承范文篇6

关键词：新农村建设；非遗产业化；非遗生产性保护；传承与创新

新农村建设是指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按照新时代的要求，对农村进行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等方面的建设，最终实现把农村建设成为经济繁荣、设施完善、环境优美、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目标。新农村建设是一项重大历史任务，抓住新农村建设这一历史机遇，推动我国农村非遗的保护，不仅是为了传承和弘扬优秀传统乡土文化，更是实现广大农村地区经济和社会全面发展的重要途径。

一、新农村建设中非遗产业化对非遗生产性保护的意义

新农村建设的根本任务是促进农村经济和社会的全面发展，从而推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进程，而非遗产业化正是新农村建设中开发保护非遗，发展文化产业的一项重要内容。非遗产业化是指由政府主导、将非遗资源转化为文化产业引向市场参与竞争，借助市场拓展非遗的生存空间。非遗生产性保护是通过“产业化”经营而达到“非遗”核心技艺和核心意蕴的保护。两者对立统一，相辅相成。非遗生产性保护是非遗产业化的前提，非遗产业化是非遗生产性保护的升华。在新农村建设中非遗产业化对非遗生产性保护具有重要意义：

（一）非遗产业化为非遗注入新的生命力，促进农村非遗资源的开发利用

我国的文化生态随着全球化趋势的加强和现代化进程的加快，正在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大量非遗以其最传统的方式保留在农村，它是深厚中华文化的历史积淀和直接来源。农村文化的内容种类繁多，其中属于非遗的包括各类民俗活动、民间文学、民间戏剧和各种传统技艺，等等。这些文化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基础，是新农村文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非遗是本民族本地域人民群众生产生活必不可少的精神食粮，是因为它是一个民族的生活习俗、历史渊源、生存环境等许多内容的文化艺术表现形式的总和。非遗同时具有商品属性，只要通过合理挖掘其价值，使其成为人们新的消费需求，就能实现它的商品价值，进而推动该地域相关产业的综合发展，并使这一特色文化不断发展壮大。唯物史观认为，经济决定文化，文化对经济具有反作用。当今社会创新性地使用了“文化经济”的概念，即由文化与经济融合催生，两者紧密结合，相互渗透所形成的以经济为依托的新文化形态，或者说以文化为内涵的新经济形式。非遗作为各族人民世代相承、与群众生活密切相关的各种传统文化表现形式，它的产业化可以促进文化体系的进步，形成传统与时代相结合的发展新平台，有利于文化内涵的提升，加强文化对经济的反作用，实现文化产业的跨越式发展。

（二）非遗产业化有助于非遗生产性保护

非遗不能独立地存在，它必须依附于某个特定的载体方能发展与传承。在现代社会环境下，市场已成为非遗最好的载体与传播空间。要实现非遗的保护与发展，市场化是最有效的手段之一。“非物质文化遗产生产性保护是指在具有生产性质的实践过程中，以保持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真实性、整体性和传承性为核心，以有效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技艺为前提，借助生产、流通、销售等手段，将非物质文化遗产及其资源转化为文化产品的保护方式。”①以生产促保护，将非遗融入日常生产生活，这有利于保持它们的生机与活力，为非遗拥有更广阔的市场提供了可能。要有效保护非遗的传承就必须使该文化形式具有一定的规模。而产业化追求规模经济的动机与非遗得以存续和发展的规模前提是可以有机契合的，走产业化道路，将零散学习，私相授受的传承方式转变为按照市场运作的经济形式，并统一规范、整合资源、形成规模、产生利润。只有这样，非遗才能顺应新的时代潮流，并找到自我图强、自我发展的道路。产业化也为一些政府资金所未涉及的非遗项目提供了自我发展、自我保护的可能。

（三）非遗产业化有利于非遗的传承与创新

非遗产业化，使人们对它们的前景有了很好的展望，从而保持着高涨的传承积极性，这种创新性的保护方式为非遗的保护奠定持久、深厚的基础，促进人类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同时也扩大了就业，促进文化消费，将非遗的保护与改善民生相结合，有利于社会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所以非遗产业化是符合非遗发展特定规律的。当然非遗的生产性保护并不是保护非遗一成不变，时代在变迁，人们的生活观念和习惯在变换，要想非遗永葆青春，必须赋予其时代内涵。适当地使用现代技艺，融入时尚元素，在汲取传统文化精髓的基础上不断创新，去满足当代的市场需求，才能为文化的传承铺设一条更为宽广的道路。要实现非遗的生产性保护，务必要明白：保护传统手工艺不等于盲目排斥机械化，否定创新。对非遗的保护关键是对传统核心技艺的保护，只要保证了这一点，机械化并不被排斥。

二、当前我国农村非遗产业化传承创新存在的问题

一直以来，农村非遗保护是整个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中的薄弱环节。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工业化、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农村文化遗产更是面临着人为破坏和自然损毁的双重威胁。不少青年人崇尚现代文明，对民族传统和民间艺术缺乏热情，民间文化后继乏人，非遗很可能因为没有继承人而失传。目前，农村非遗保护工作中遇到的主要问题有：

（一）认识不到位，缺乏非遗生产性保护意识

当前，宣传新农村建设的力度很大，已经家喻户晓、深入人心，而对于新农村建设中非遗保护的宣传还有些不够。一些地方特别是基层干部群众，对于新农村建设的认识还不够全面，在理解上一定程度存在“新农村建设就是新村庄建设”的偏差。一些地方官员对农村非遗的保护重视不够，而且对非遗重要性的认识往往只停留在其旅游开发价值上，忽视其丰富的历史文化价值，因而难以很好地处理保护和利用的关系，片面追求文化遗产的经济价值，重开发利用，轻抢救保护。

（二）非遗生产性保护的法规、政策还存在不完善的问题

当前我国关于农村非遗生产性保护的政策法规不健全，与农村非遗保护的紧迫需求不一致。我国农村非遗内容丰富，表现形式多姿多彩，如何通过立法确立抢救、保护的认定标准，是一个具有现实意义的重要问题，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中，这个标准的确立都有一定的难度。没有明确确立农村非遗保护标准，不到位的农村非遗保护的政策和法规，影响了农村非遗有效的生产性保护。

（三）管理力量薄弱，专业人才匮乏，非遗开发不足

当前，许多农村尚未建立专门的保护管理机构，非遗保护工作缺乏强有力的组织和领导，工作难以正常有序地开展。特别是一些历史文化村落，村民委员会难以承担依法管理的职责。同时，非遗生产性保护是一项专业技术性很强的工作，但实际上现有的专业技术力量非常薄弱。民间艺术后继乏人，随着老艺人相继离世，一些口传身授的民间非遗未能传承。目前农村缺少创意设计人才也是非遗传承创新的一大瓶颈。非遗产业化因人才缺乏而难以为继，许多有市场潜力的非遗资源得不到开发利用。

（四）注重非遗产业化的眼前利益，忽略可持续发展

非遗的产业化与市场化，为一些厂家提供了赚钱的机会，但他们往往过分地追求眼前的商业利益而违背了产品所赖以生存的文化精神，偷换了文化精髓，使之失去原生性。长此以往的发展，会起到“脱胎换骨”的作用，这就剥夺了后代一睹这种非遗原有风采的机会。始于经济角度的开发容易导致对非遗的误读。从产业化角度开发利用非遗资源，能有效地拉动地方经济增长，但从具体实践来看，开发商往往对非遗生产性保护认识不深，热衷于追求短期经济效益，而忽略了非遗的稀缺性和不可再生性特征。目前文化旅游业的发展，多以经济为导向，忽略了生态文化发展的规律，导致文化旅游业难于持续发展。我们必须保持非遗的完整性，尊重历史，在发展的同时保证它们的可持续发展的可能性，而不是肤浅地只注重眼前利益，自私地剥夺了后代领略非遗风采的机会。

（五）目光过多地停留在经济潜力较大的非遗项目

走规模化道路的产业化经济将零散学习，私相授受的民间技艺按市场化模式进行运作，完成自我发展。但在具体实践中，开发商在利益的主导下，往往只对潜在经济价值高的非遗项目感兴趣，使得那些经济价值相对较小的项目失去了一展身手的舞台。但是从非遗自身的角度来讲，它具有稀缺性和不可再生性，所以这种忽视正在无形地将部分非遗推向消亡边缘。

三、新农村建设中非遗产业化传承创新的宁波经验

我国农村非遗保护目前主要采取生产性保护措施。非遗生产性保护就是在保护非遗核心技艺和核心意蕴不变前提下，将非遗资源转化为产品，既传承又创新，推动非遗产业化，使非遗在生产中得到保护。我国于2006年提出“大力发展农村文化产业”，农村文化产业就是农民依据市场需求，把具有地域特色的文化资源转化为商品的一种现代生产。农村文化产业的主要行业包括乡村旅游产业、手工文化产业、园艺产业、地方土特产业等。目前，我国农村非遗生产性保护取得了卓越成绩，因为其具体的艺术产品形象和广泛的群众基础，已通过生产性方式进行保护，除了对文化进行传承和保护，农民也在保护过程中获得经济收益。以宁波为例，介绍宁波在新农村建设中非遗传承创新所取得的成绩与经验。

（一）打造“三位一体”的非遗宁波传承模式，推动非遗生产性保护

宁波创新非遗传承模式，2006年在全国率先提出“三位一体”模式：做到非遗项目、项目传承人、传承（传播）基地三联合；创建非遗展示馆，做到政府、企业、个人三联建；加强生产性保护，做到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市场运作三联动。这为非遗传承创新提供了一个相对完整的生态土壤，最大程度地保护了非遗的生存空间，非常有利于非遗的产业化发展和生产性保护，对非遗传承创新具有探索性的意义。“近年来，宁波市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方面创新实践，积累经验，探索规律，‘三位一体’保护模式推出3年多来，全市建立了市级以上传承性、传播性‘三位一体’项目208个，有21项非遗列入部级名录，象山海洋渔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被文化部批准为部级文化生态保护区。通过‘三位一体’建设，大大激发了传承人和学校、企业、旅行社、行业协会等单位的保护积极性，使一批濒临消逝的非遗项目重获新生，实现了大部分非遗项目的可持续发展，如‘三金一嵌’传统工艺全部与市场接轨，恢复传统生产；奉化布龙、宁海耍牙、宁波走书、甬剧、木偶摔跤、犴舞、北仑造趺、渔民号子、奉化吹打等众多非遗项目，或走出国门展示风采，或进入校园培育传人，或登上舞台成为精品……”[1]宁波的经验告诉我们，对农村一些有群众基础和社会需求的非遗项目，采取传承核心技艺、创新非遗产品和刺激市场需求等方式进行生产性保护，增强非遗项目的造血功能，把文化资源转化为经济资源。

（二）首创传承基地与传承人挂钩，走产业化之路，促进非遗活态传承

宁波市全国首创传承基地和传承人挂钩，这一做法在2009年出台的《宁波市非遗传承基地管理办法》中明确提出。②传承基地与传承人挂钩，既可以给传承人搭建平台，解决传承对象难以物色、场地等问题，又可以使传承人在传承基地专心传授技艺，从而使非遗得以传承和弘扬。如宁波拥有包括朱金漆木雕、金银彩绣等在内的不少生产型传承基地，在那里，人们既能参观“静态”的藏品陈列，又能看到一条龙的生产过程，看到“活态”的传承。位于鄞州区横溪镇的宁波朱金漆木雕艺术馆就很好的使传承基地和传承人相结合。工人作为传承人在其中向游人展示朱金漆木雕的技艺，艺术馆又给工人提供一个展示其技艺的舞台，同时还可以使游客真实地感受到朱金漆木雕的技艺，有益于该技艺的传承与发展。“包括朱金漆木雕、金银彩绣等在内的不少生产型传承基地，把厂房和艺术馆结合起来，既有静态的藏品陈列，又通过产业化之路，促进非遗转化为工艺产品进入市场，实现活态传承。这些传承基地还集聚、培养了一大批传统工艺技师和工人，使传统工艺薪火不息，活力永续。”[2]另外，宁波为了扩大非遗传承人队伍，将一些容易普及且趣味性强的非遗请进校园。如“金银彩绣”“宁波走书”“泥金彩漆”“鱼拓画”等技艺主要是把学校作为传承基地，请传承人到学校讲课，介绍这些技艺，学生将这些技艺作为选修课进行修读。这些非遗技艺传承者可以从学生中物色新的传承人，学生毕业后到基地从事非遗生产工作，使技艺不断延续下去。

（三）非遗传承基地走产业化之路，促进非遗创新发展

有人说生产性保护是非遗的“自我造血”，非遗传承基地走产业化之路，促进非遗不断产生新鲜血液，笔者认为这是对该类保护措施最贴切的解说。以宁波市鄞州区的非遗项目金银彩绣为代表，看看它是怎么实现自我造血的。当裘群珠得知从事金银彩绣的人越来越少，这项技术的传承面临着莫大的困境时，她主动出击，筹资成立了宁波金银彩绣公司，为金银彩绣文化设立了一个关键的传承基地，使金银彩绣不只是停留在展品的行列。在艺术品生活化，日用品艺术化的发展目标的指引下，研发、生产家居软装饰品，宗教用品和艺术收藏品以及提供度身定制、纯手工制作高档服饰的服务，将中国元素融入精品当中，以文化引领时尚，打造高端非遗产品。尤其是家居软装饰品以及以钱包、服饰为代表的生活用品的推出，紧随艺术品生活化，日用品艺术化的发展目标，使文化根植于生活，深入到群众，大大提高了产品的文化附加值。通过生产扩大了金银彩绣的影响力，展现其特有的魅力，金银彩绣生活品的推出，完成文化与生活的紧密结合，生活中有文化，文化中有生活，是保持金银彩绣健康发展的基础，巧妙地完成了非遗的自我造血。金银彩绣公司还巧妙地结合目前市场的消费需求推出了相关的服饰与汽车坐垫等产品，为非遗的创新推广再添一翼。

（四）开展文化旅游，促进非遗保护，提高非遗品牌知名度

文化旅游从本质上讲是一种文化活动，本身具有传承、发展和保护非遗的功能。文化旅游业是非遗产业化的重要途径，它的发展有助于非遗的保护和传承。旅游业的发展可以全面展现非遗风采，赋予非遗鲜明的地域特色和文化内涵，给予它们保持生机与活力的沃土，为其发展提供最有力的支撑。实践证明，非遗保护得越好，其利用价值也越大，旅游业和其他产业才能得到更进一步的发展。宁海县把部级非遗“十里红妆”打造成博物馆，成为知名的旅游文化品牌。另外，根据笔者指导学生对宁波市鄞州区农村进行实地调查，在收回的286份问卷中，有237位接受调查的对象对开发民俗旅游这项非遗的市场化措施颇感兴趣（表1），所以通过这种为大家所接受的形式来发扬非遗是很明智的举措。以鄞州区的“梁祝传说”非遗为例，非遗对发展旅游经济有着积极作用。梁祝文化公园是全国唯一的爱情主题公园，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梁祝文化产业园的规划和开发深入挖掘了梁祝文化的内涵，巧妙运用梁祝文化资源的独特性、稀缺性、产业优势和国内外的影响力，打造“东方爱情圣地，国际浪漫之都”。梁祝文化产业园的设立，突破了文化观光的消费层面，将梁祝传说渗透到旅游活动中，挖掘旅游项目的历史内涵，提升其文化品位，不仅使旅游过程更加丰富多彩，也增添了梁祝传说这一非遗的魅力，更有利于梁祝文化的传播和非遗品牌的塑造。可见，将非遗渗透到乡村旅游活动中，在开发旅游资源、打造旅游产品、策划旅游项目、宣传旅游形象时会更有说服力，也可以使旅游资源产生整合效应，塑造个性鲜明的旅游品牌，借助旅游业实现文化产业的跨越式发展。

四、我国新农村建设中非遗产业化传承和创新的对策

对新农村建设中非遗的开发利用要以马克思主义文化遗产观为指导，遵循文化遗产传承与发展规律，非遗产业化开发要适度。对非遗应“去其糟粕，取其精华”，既要保护传承，又要创新发展。通过总结和归纳宁波市农村非遗传承创新存在的问题，结合我国目前农村非遗保护的现状，提出新农村建设中非遗产业化传承和创新的几点对策。

（一）充分利用传媒等现代科技手段，加强农村非遗宣传力度

现代生活已经越来越依赖传媒，在实地调查过程中了解到，有87%的人是通过电视、广播、网络、报刊等传媒方式来了解非遗的，所以充分利用媒体手段对非遗的保护工作会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我们需要实现文字、图像、视频、实地活动开展等多种样式的综合形式，建立起立体的、互动性强的感知环境，营造出融合性强的文化氛围。用现代科技诠释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赋予其强劲的生命力，符合现代人的审美追求，在文化、传媒与大众三者之间编织牢固的网络，达到理想的宣传与保护效果，这是实现非遗产业化的重要基础。

（二）完善农村非遗产业化的法律保障与管理机制

法律保障是开展农村非遗保护的前提条件。由于农村非遗保护法律的缺失，对农村非遗保护工作的深入开展有一定程度上的制约。因此，要尽快出台有关指导农村非遗保护的政策，使农村非遗产业化有据可依。在继续推动地方法规建设的同时，规范地方非遗保护工作。完善管理机制，不断督促基层工作。政府对非遗的重视程度直接影响到社会的认可程度，只有政府及相关部门加大对非遗的保护力度，设置相应机构，委任专人负责，建立权、责、利考核机制，严格监控非遗保护的每个环节。避免出现个别开发商为了自身利益而扭曲非遗原有的精神内涵，必要时进行干预。

（三）完善农村非遗生产性保护和传承机制

目前，我国已建立了有中国特色的非遗保护工作机制，但在很多方面还存在着不少问题和缺陷。今后需要进一步改进农村非遗生产性保护和传承机制，比如通过建设相关制度保护农村非遗项目以及传承人、建设农村非遗保护基地、积极开展非遗进校园活动、建设非遗展示馆与非遗博物馆等方式，更好地促进农村非遗生产性保护工作的开展。另外全国性与地方性的非遗博览会，也可以成为非遗生产性保护成果集中展示区，有利于非遗的保护。如今，还要充分利用科技手段扩大农村非遗的影响，如把互联网打造成为农村非遗销售与传播的主渠道之一。

（四）增强农民“文化自觉”意识

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晚年提出“文化自觉”这一重要思想，他主张每个民族都要通过文化自觉来重新审视自己的文化和他人的文化，找到本民族文化的“安身立命”之地，最终达到“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境界。而民族文化自觉后的具体行动就是保护本民族的文化遗产。我国广大农民既是新农村建设的主力军，同时，也是农村非遗保护的坚实力量。因此通过加大农村地区非遗保护相关法律法规的宣传力度，建立健全农民的相关教育制度，可以提高农民群体对于农村非遗保护的整体素质。并且在宣传教育过程中可以使农民深刻认识到保护非遗对他们自身的重要意义，从而培养他们自觉保护非遗的意识，引导和鼓励他们主动参与非遗的保护工作。

（五）通过非遗教育，加强对非遗传承人的培养

非遗是植根于民族民间的活态文化，它依靠传承主体而存在。为了促使农村非遗传承人更多地投入到非遗保护与传承工作中，政府给予主要传承人一定资助，切实解决他们的后顾之忧。在培养非遗传承人方面，除了设立奖励制度外，还鼓励有志青年把传统的生活方式、祖传的技能不断延续下去。此外，通过积极搭建农村非遗的生产、交流平台，充分挖掘农村民族民间传统文化的潜力，发挥广大农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加强非遗教育。针对目前国民对于保护非遗意识薄弱的情况，我们应当加强教育与宣传力度，认真做好非遗教育普及工作，与学校联手，进行宣传教育，免费传授相关非遗技艺。

（六）合理开发与活态传承相结合

农村非遗保护真正需要的是通过合理开发使它能够活态传承下去。农村非遗只有与民众日常生产生活紧密联系，才具有持续稳固的生命力。宁波市鄞州区探索出了一种新模式，就是建设生态博物馆群。这种博物馆群的主要模式是使非遗在其所属的环境中完整地被保护起来并传承下去，同时结合非遗的产业开发，既解决保护经费不足的问题，又提高了传承人和当地村民的生活水平。

作者:鲍展斌 黄亚男 单位:宁波大学

注释：

①文化部：《关于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生产性保护的指导意见》文非遗发〔2012〕4号。

②宁波市政府《宁波市非遗传承基地管理办法》，2009年5月。

参考文献

非遗项目传承范文篇7

关键词：非物质文化遗产；恩施地区；传承人；生存状况

一、生存状况初探——两极差异化发展

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简称“恩施州”）保留了包括土家族民间文学、传统音乐、传统舞蹈、传统戏剧、曲艺、传统体育（游艺与竞技）、传统美术、传统技艺、传统医药和民俗等众多传统民族文化遗产。目前，该地区的部级、省级、州级、县级四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体系已基本建立，这为传承人的生存和民间文化的传承创造了十分有利的条件。通过走访调查，我们发现虽同为非遗传承人，但他们的生存状况却不尽相同。在我们走访的数十位传承人和准传承人里，有自己产业的传承人通过对本民族文化的传扬赢得了无数荣誉和商业上的成功，在创造巨大的经济效益的同时也创造了不可忽视的社会效益。另外一些没有自己产业也没有参与任何文化团体的传承人连生计都难以维持。（一）歌舞类项目传承人勉强生存，后继乏人。撒叶儿嗬是土家族人过世后的一种特有的民族舞蹈和演唱形式，俗称“跳丧”，一般是一人执鼓领唱，其他人边舞边和，执鼓之人以鼓点变换曲牌。[1]黄在秀生于撒叶儿嗬的发源地巴东野三关，他先后被评为恩施州民间艺术大师、湖北省第二批非遗传承人。近些年来，他除了忙于传艺和参加各地表演活动外，便是继续挖掘和整理“撒尔嗬”的曲牌。黄在秀从业到现在带出来的徒弟累计已有几百余人，最早的18位徒弟中大部分已不再从事撒叶儿嗬相关的行业。同时，他自己的儿子也没能继承这一事业。田玉先是恩施州第五批傩戏民间艺术大师，目前会演唱41首傩戏。如今田玉先年纪渐长，希望及时将这项技艺传承下去。面对这一问题，他向当地乡政府反映过，表示要在当地立牌“部级傩戏传承基地”，但没有收到相关部门的回应。（二）手工技艺类传承人生存状况两极分化尤甚。目前，手工技艺类传承人在生存状况上存在着明显的两极分化现象，许多传承人自己创立了与自己所传承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相关的企业，将技艺转化成产品实物销售，并将一部分手工制作程序由机器生产替代，与市场接轨得到了丰厚的回报，大大提高了自己的物质生活水平。而也有一部分传承人始终坚守手工传承，或是仅仅将传承项目视为自己的业余爱好，他们的物质生活水平则大不如前者。中国土家族传统手工织锦（土家语：西兰卡普）是中国四大名锦之一，2006年被列于部级非遗名录。作为来凤县土家织锦优秀传承人唐洪祥，他创办了我国土家族聚居地规模最大的西兰卡普织锦基地和湖北省唯一的西兰卡普专业厂家。该厂采取企业+基地+农户的模式，现基本定型的有200多个图案。土家族的这项传统技艺的传承形势看似一片大好，但传承人大量流失和偏老龄化的问题也较为突出，学历越高流失越快，同样存在人亡艺绝的危险。以上均是手工技艺传承人将自己的手艺做成产业，走上市场化道路获得成功的案例。在我们走访中，也有纯粹将自己的手艺或传承的文化作为爱好的传承人案例。2009年9月，吕啟文老人被评选为恩施州级民间艺术大师。他有一项技艺就是能用篆书的字体将书画编织在竹编作品上，这项技艺始创自他自己的潜心摸索。每完成一幅作品，都要经过排版、画走针图、编写篆书、锁边等四五道工序。在技艺的传承方面，他的女儿能基本掌握编织的技能，其余很多徒弟都只会编竹席而不会编字，当前该技艺的传承无疑已处在濒危的状态。

二、原因剖析

传承人的生存状况的好坏，直接决定着非物质文化遗产能否得以顺利的传承。同为政府认定的非遗代表性传承人，他们的生存状况出现如此巨大的差异，笔者认为原因如下：（一）受传承项目性质影响。目前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项目共分十个大类，这些非遗传承项目的难度、文化内涵、是否属于生产性项目、是否适宜采用机械化方式等等问题都会对项目的传承以及传承人的生存状况造成影响。首先，就难度而言，许多非遗项目的传承对传承人的要求非常高。他们不仅要求传承人对所传承项目发自内心的热爱，还对他们的记忆力、模仿能力、领会能力、传承中与人沟通的能力等等提出了要求。其次，就文化内涵而言，有的传统技艺类、传统音乐、舞蹈类传承人，仅仅会制作、会唱词和表演，却道不出其中内涵，说不出传承体系的发展和演变，使得传承只是流于形式而并不能触及文化根源。这些情况在县级、州级传承人和民间艺术大师中偶有存在，影响了他们知名度的扩大和自身社会影响力的提升，也会间接影响到个人物质生活状况的提高。此外，有的非遗传承项目的文化性质决定了项目传承的局限性。最后，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属性还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我们对它的保护方式，保护方式的不同也影响着传承人的生活状况。目前，我国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方式上存在以下三种：抢救性保护、整体性保护和生产性保护。[2]一些传统民间歌舞类或是民俗类的非遗项目，例如撒叶儿嗬、傩戏等，其产品只能供艺术观赏，这些项目只能通过民间艺人自身传递，并不适合用机器工业化生产和销售，进而也难以为传承人提供稳定而长期的经济收入。而另一些传统美术、传统技艺和传统医药项目虽然在传统意义上也是民间艺人手工制作、口传心授，但在不改变原制作工艺的步骤下，将一些技术要求不太高的步骤以大机器代替则可大大提高产品的生产效率，如此便可制成产品进行大规模生产。（二）受传承人受教育程度影响。教育是一种改变人类对客观世界认识的途径，一种积极引导人类的思想、认识和改造世界的积极有效的途径，而教育最基础的功能是影响经济发展。现代社会教育的经济功能主要包括：为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提供良好的背景；提高受教育者的潜在劳动能力；形成适应现代经济生活的观念态度和行为方式。在走访中我们发现，一位传承人的受教育程度直接地影响他们对于自身所传承项目的态度和看法，以及他们对传承项目发展的专业眼光。（三）受传承人社会经历和社会活动能力影响。传承人的个人技能、其对传承项目的热爱程度是他们被评为传承人的最基本条件，除此之外，他们个人的传承能力、社会资源和社会活动能力都是重要参考指标。不仅仅生产性传承项目要想办成企业需要个人调研分析能力和集资能力，一些非生产性的传统歌舞类传承项目例如撒叶儿嗬、傩戏等，要完成一场完整的表演也需要传承人的组织协调能力和社会号召力。在项目传承过程中，很多优秀的民族民间文化会由于传承人的不作为或少作为而渐渐式微，如果不接触媒体、不接受单位或个人的私人捐献、没有政府的补助和企业赞助，仅凭个人的努力是很难获得一定社会知名度和市场价值。在这一点上，对社会关系和媒体资源利用得当的传承人显然生活状况会更好。（四）受传承人级别和所在地影响。不同级别的传承人所得到的国家政府下拨的保护经费是不同的，部级项目最高能得到一年40万元的保护经费，省级为25万元，往下则更少。落实到传承人身上，一位部级传承人每年有8000-10000元的补助，省级则是2000元，州级为1200元，县级仅为800元。对于一些业已退休、年纪渐长的传承人来说，这些补助可大大改善他们的生活状况，提高他们对所传承文化的信心。传承人级别越高，他们所受到的社会关注度就越高，得到的政府经费也就越多。同时，传承人所在当地政府和媒体部门对他们的重视程度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他们的经费投入和生活状况。

三、措施与建议

（一）非遗保护中心层面。一个地区的非遗保护中心一般由政府挂牌在当地文体局或文化馆，专门从事该地的非遗的搜集和保护等工作，他们的工作直接决定着相关传承人的生存状态和传承项目的保护传承。非遗保护中心要切实保护好优秀的民族民间传统文化就要完善四级传承人名录，做好整体规划，做好非遗普查，实地走访民间传承人，搜集和整理第一手资料。同时，非遗保护中心要积极培养能够潜心从事非遗的走访、资料搜集、项目和传承人申报、制定相关政策和表彰活动的专门人员，这样也保证了相关部门在进行抢救性保护和培养传承人工作中始终与时俱进，不断赋予非遗保护工作新的内涵和使命。（二）政府层面。一方面，政府对民族民间文化遗产的普查搜集、非遗珍贵资料与实物的征集和收购、民族民间文化遗产的文化传承人的培养和资助、非遗资料数据库的建设工作都需要提供专项基金。另一方面，政府应对生产性非遗项目的传承人加以鼓励，引导他们自办企业，为传承的文化找到物质载体，向生产性保护方式发展，例如对所办企业提供政策上的倾斜、税费上的减免和贷款上的便捷。（三）传承人个人层面。被国家和各级政府指定或认定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主体的个人或单位，担负着将自己所持有技艺、技术传承给后人、贡献给社会的责任和义务。一方面，他们要具有开阔的视野，认识到自己所继承的技艺和文化不仅仅是个人的兴趣爱好，而是全人类的宝贵财富，改变过去那种仅仅靠家族传承的狭隘做法，而要对渴望学习的学员口传心授，努力扩大传承范围。另一方面，要加强学习，深化个人艺术造诣，提高个人专业能力，加大媒体曝光度，积累各种社会资源，对可产业化发展的项目，要加速建立企业，用机械化大生产来保证纯正手工技艺的存续，对不可机械化生产的歌舞民俗类项目，也要积极自建传承基地，带徒传艺。

四、结语

非遗保护任重而道远，传承人作为非遗的实体承载者，是优秀民族民间文化传承中决定因素。传承人的生存状况在某种程度决定了非遗保护的可持续。各级政府和媒体部门应加大对非遗传承人的重视程度，对他们及其传承项目实行全方位、多层面地针对性保护。

参考文献：

[1]谭萌.从生活仪式到舞台展演:"非遗"视野下土家族撒叶儿嗬仪式的变迁[J].贵州民族研究，2019（06）.

非遗项目传承范文篇8

一是逐步提高对非遗保护与传承重要性的认识

首先，要正确认识保护与传承非遗一项政治任务。

非遗生长于民间，繁荣于社会，蕴涵着深刻的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和谐相处的理念，以及爱国为民、重诺守信、勤劳勇敢等中华民族优良传统道德因素，是当前和谐文化建设的重要文化资源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文化基础。所以，我们必须从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大”精神的高度出发，将国务院提出的“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传承发展”的“非遗”保护与传承工作方针落到实处。

其次，要正确认识保护与传承非遗对于建设文化连云港的重要意义，增强历史责任感和使命感。

连云港文化一直极具盛名，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我们拥有大量非遗资源。因此，建设“文化连云港”，增强文化吸引力和城市综合竞争力，就需要政府和全体市民切实增强保护与传承“非遗”的责任意识和使命感，绝不能让“非遗”在我们这代人手中萎缩和消亡。

另外，要正确认识保护与开发、传承与创新的关系，坚持“创新性保护”。

从保护与开发的关系来看，非遗具有不可再生性，在有效保护的前提下，才能允许对其进行合理开发利用。从传承与发展的关系来看，只传承不创新，“非遗”的发展就会失去活力；只创新不传承，“非遗”的发展就会失去根基。保护和传承好非遗，就要坚持继承和创新的统一，在内容和形式上进行必要的改革和创新，即所谓“创新性保护”。只有这种在保护基础上的发展，才是最具文化延续性和创造力的保护，才是探索“非遗”传承与合理利用的最有效途径。

二是逐步完善非遗保护与传承的各项保障措施

非遗作为国家公益文化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多样性、复杂性和脆弱性决定了其保护工作是一项耗费巨大的工程，政府必须遵照国务院《意见》确立的“政府主导、社会参与、明确职责、形成合力”的工作原则，进一步加强对这项工作的领导，把“非遗”保护与传承工作列入重要议事日程，并纳入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采取行政、技术、财政、法律等保障措施，逐步形成“非遗”的保护体系、宣传推广体系和产业运作体系。

1、完善政策保障措施。

进一步研究制订促进“非遗”资源保护、合理开发和利用等方面的法规和规章。加大对“非遗”保护的政策扶持力度，对“非遗”保护的重点项目优先列入重点建设项目，在税收等方面给予优惠支持。强化“非遗”保护的法律监督，严格依照保护文化遗产的法律、行政法规办事，严厉打击破坏“非遗”的各类违法犯罪行为，对严重违反“非遗”资源保护、开发利用等法律法规的重大问题，要依法进行处理。

2、完善经费保障措施。

要切实增加对“非遗”保护的投入，将“非遗”保护专项资金列入财政预算，并随财政收入的增长而增长。尤其是对一些承担了较多“非遗”保护项目而目前自身发展艰难的单位、对一些不产生效益更无法使之产业化的“非遗”项目、对一些无法落实到具体单位部门而由群众社会组织负责申报的“非遗”项目，政府必须提供必要的经费保障，将它们“养起来”，确保“香火不断”。对专项资金的使用，政府要加强管理，确保专款专用，投入于“非遗”的抢救、发掘、保护和民间艺术人才的培养，并保证效益。同时，政府还要设法拓宽渠道吸纳民间资本，建议采取公益性项目财政补助等政策措施，使社会资本对“非遗”保护的投入能取得合理回报，积极争取海内外和社会各界的广泛参与，鼓励社会赞助，设立“非遗”保护社会基金，推动“非遗”保护项目的社会化运作。

3、完善机制保障措施。

要进一步增强和落实领导小组的管理职权，加强我市非遗保护工程中心机构的建设，要有专门机构、专业工作人员、专项工作经费。要使所有“非遗”项目都有切实负责的主管部门，改变目前“捧着猪头找不到庙上”的状况。政府要通过政策和资金扶持，培养和发展一支专业素质高、工作责任心强、有奉献精神和较强组织能力的“非遗”保护专兼职相结合的工作队伍。充分发挥市艺术研究所和新闻媒体的作用，运用多种手段和形式，大力宣传“非遗”保护工作的意义、目标和任务，凝聚社会共识，吸引广大群众参与保护工作，营造全社会重视、关心“非遗”保护的浓厚氛围。建立社会公众参与和监督的有效机制，扩大公民对“非遗”保护的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促进“非遗”保护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并对做出突出贡献的单位和个人给予精神和物质上的奖励。

三是逐步深入，推动我市非遗保护与传承工作

1、普查建档，摸清家底。

要全面普查我市非遗资源，摸清家底，运用文字、录音、录像、数字化多媒体等各种方式，对它们进行真实、系统和全面的记录。保护工程中心要配备电脑、数码摄像机等现代技术设备；加强对普查工作人员的专业培训；按照“全面普查、广泛采集、确立重点、建档立卡、分类制作、图文并茂”的要求和“统一软件、统一目录、统一分类、统一格式、统一质量”的标准，建立资料库，编制连云港“非遗”地图，实现“非遗”保护的科学化；妥善保管实物资料，防止损毁和缺失；编纂出版“非遗”普查集成和“非遗”代表作丛书。

2、加强研究，促进传承。

充分发挥我市大专院校和专家学者的作用，加强对非遗的认定、保存、传播等方面研究，使“非遗”保护和传承工作在科学理论的指导下规范进行。同时，对具有历史、文化、科学价值的濒危非遗。要制作专题片，保护、扶持、资助高龄多病的艺人，通过带徒传艺、举办相关传习班等形式，抓紧培养新一代传人。

3、建立场馆，集中展示。

要继续充分利用现有的图书馆、博物馆等公共文化设施，运用科学方式，对收集、整理的非遗中需保存和可保存部分，予以有效保护和展示。同时，建议建设“连云港市非遗展示中心”，利用现代科技手段，建立动态管理系统，使之成为连云港“非遗”信息最集中最丰富、展示手段最先进的标志性文化设施。另外，对于“非遗”的物态承载，也应充分保护和展示。

非遗项目传承范文篇9

一、城市化：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新挑战

众所周知，中华民族是农耕文明的典型代表,从一定程度上来说，中华传统文化的根基在乡村。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指出，从基层上看去，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梁漱溟也曾表示，中国传统文化的根在农村。提出的“记得住乡愁”，拨动了多少人的心弦。当代民间文化学者冯骥才同样认为中华民族5000年历史都在农耕文明里，民间文化一直存在于村落里，大量从属于村落的民间文化——非遗随着传统村落的消失灰飞烟灭了。冯骥才发出这样的感叹不难理解。其实通过对近些年来各级非遗项目的了解，我们有一个印象，那就是多数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产生和分布在乡村的。通常认为，乡村与非物质文化遗产是相伴相生的。然而，随着当前中国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新型城镇化建设的不断提速，越来越多的农村人口转移到城市，城市的面积越来越大，城市化水平在不断地提高。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6年中国城镇化率已达57.35%。另一方面，乡村则处在快速的衰落之中。在刚进入21世纪的2000年，我国自然村总数为363万个，到了2010年，仅仅过去十年，总数锐减为271万个。[1]7-12乡村的快速衰落，使得大多数非物质文化遗产原来赖以生存的文化土壤在不断地缩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的任务变得更为艰巨。此时，在城市化进程中如何保护和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如何实现非遗的现代转型成为我们需要直面的一个重要的时代命题。在城市化进程中如何保护好非物质文化遗产，这引起了很多学者的关注。江玉祥指出城市化进程中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存在“重申、轻保护，重开发、轻投入”的问题，城市化进程中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需要以《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和《中国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为指导。[2]吴安新、邓江凌在分析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城市化的关系时，认为城市化是历史趋势，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城市化二者不该完全对立，我们要看到城市化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产生助推作用的一面，非物质文化遗产要善于利用城市化带来的有利条件，并且进行现代化转型，最终才能实现城市化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兼容、共生发展。[3]安丽哲以山东潍坊风筝为例，谈到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城市化中要结合现代社会发展的各种因素，发挥自身优势，实现在新的历史环境下的转型，最终实现复兴。[4]黄江平认为城市化进程中非遗的保护存在着农村非遗的变异、城市非遗的变迁、非遗在城市化进程中的身份认同等难题，并提出应加强非遗在城市化进程中的社会治理等方法。[5]46-49张军军从海南城市化进程中“非遗”保护面临的挑战和问题出发，从市场化、产业化和品牌文化出发探索海南“非遗”保护和发展的模式。[6]65-70综合以上研究，我们发现有一个共同点：不论是从整体上看，抑或是从区域和局部着眼，城市化虽然给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提出了新的挑战，但两者之间并不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虽然现阶段存在着一些问题，但总体还是向着好的方向发展。联系到身边的实际，似乎也应证了这一点。近年来，深圳在非遗保护与传承中采取了一些创新的举措，取得了显著的成效。通过对深圳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所采取的一些创新举措进行梳理，可以探索如何在城市化中更好地保护和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实现非遗的现代转型。

二、深圳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现状

深圳作为经济特区的历史只有30余年，然而在7000多年前，这里便有着人类活动。尤其是在明末清初至今的400年间，随着客家人大规模的迁入，使得深圳的文化更加的厚重和多彩。深圳名称的由来，也与客家人密不可分。在客家话中，称田野间的水沟为“圳”，这种带有圳字的地名在客家地区是十分常见的。深圳正因其水泽密布，村落边有一条深水沟而得名。如今的深圳，已由昔日的小渔村成长为与北京、上海、广州并列的全国性经济中心和国际化城市。2004年，深圳成为全国首个无农村无农民的城市。按理来说，在深圳这样一个现代化国际化的城市中，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等传统文化应该是“绝缘”的。然而事实恰好与此相反，深圳的包容性使得传统与现代、东方文化与西方文明在这里完美的交融。尤其是近年来深圳重视对本土文化的挖掘和整理，使得深圳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传承和研究上甚至是走在全国前列的。深圳市非物质文化遗产数量众多，自2008年至今，深圳先后公布了四批非遗代表性项目名录以及项目保护单位、非遗代表性传承人。目前已经逐步建立起相对完善的“部级-省级-市级-区级”四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体系。现深圳拥有市级以上非遗项目59个，其中包括了大船坑麒麟舞、坂田永胜堂麒麟舞、沙头角鱼灯舞、松岗七星狮舞、下沙祭祖习俗、安琪广式月饼制作技艺、平乐郭氏正骨医术等7项部级非遗项目，甘坑客家凉帽制作技艺、大鹏山歌、黎围舞麒麟等24项省级非遗项目，以及西乡北帝古庙三月三庙会、平湖纸龙、观澜客家山歌等市级非遗项目28项。此外，还有为数众多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正在发掘当中。深圳市在积极挖掘和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同时，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方面也做了许多工作。目前全市已建成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传习所共有18个，“非遗”博物馆（展馆）有7家。2012年，平乐郭氏正骨法及福永醒狮两个项目保护单位成为广东省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基地；此后，深圳职业技术学院被列入第一批广东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基地名单，成为深圳首个列入广东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基地名单的研究机构；2015年，红釉彩瓷“满堂红”烧制技艺被列入广东省第二批生产性保护基地；2016年，塘朗小学被深圳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授予“客家山歌传播基地”，成为首家被授予非遗传播基地的学校。现在，非遗进校园、进社区及相关培训已成常态。深圳市每年用于扶持市级以上非遗项目和传承人、非遗进校园、非遗进社区、非遗传承培训等活动项目的经费在不断增加。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研究上，深圳也陆续出版了一系列具有较高学术水平的研究成果。如天后宫博物馆先后出版了《赤湾天后宫》《赤湾天后宫志》《妈祖传》《赤湾妈祖文化》；万丰粤剧团出版了《万丰粤剧史话》；光明新区出版了故事集《陈仙姑的故事》；大鹏街道文体中心编印了《大鹏山歌》；宝安区石岩街道文体中心编辑出版了《石岩客家山歌》《石岩民间故事》《应人石传说》，福永街道出版了《福永故事》；龙华区观澜街道文体中心编辑出版了《观澜百年客家山歌》；深圳市“非遗”保护中心资助出版了重点反映深圳“非遗”内容的《深圳民俗寻踪》等。（2）综上所述，我们看到，深圳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发掘保护、传承、研究三个方面都取得了显著的成效。

三、深圳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创新之处

深圳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所取得的卓越成效一方面与其近年来大力加强文化建设有关，尤其是较早地出台了“文化立市”“文化强市”等一系列文化发展战略；另一方面，也与其包容、创新的文化观念有着密切的关联。这使得深圳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也敢于创新、善于创新。其中有两个重要的创新之处：一是提出了“非地非遗”这一新概念新模式；二是在探索了一条“非遗+文创”的融合发展路径。“非地非遗”是深圳率先提出来的一种独特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新模式，该模式充分地体现了文化的流动性。“非地”指非本土本地，“非地非遗”特指那些非深圳本土本地产生，而是随着非遗传承人来到深圳发展超过15年，有一定的历史积淀和社会影响，并在深圳申请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格、获得扶持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深圳是一座移民城市，改革开放以后，人们从四面八方流入这里，文化随着人的流动而迁移和传播。深圳开放、包容、创新的环境使得那些随着非遗传承人来到深圳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能够在这里落地生根、传承发展，这也正是深圳非遗保护的独特之处。客家文化是深圳的本土文化之一，在如今深圳挖掘出的丰富多彩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之中，有很多非遗项目都与客家人有关，比如客家麒麟舞、客家山歌、凉帽制作技艺等。但是在这些客家非遗项目之外，还有很多非遗项目是在改革开放之后，随着非遗传承人来到深圳、在深圳被列入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的。平乐郭氏正骨医术是深圳的一项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深圳“非地非遗”的例证之一。平乐正骨医术其历史可以追溯到1796年，产生于河南省洛阳市平乐村，1985年随着第五代传人郭春园来到深圳，在深圳落地生根并最终成功申报为部级非遗项目。始源于周代但自20世纪初消失了近一个世纪的佾舞，也在深圳得到有效的传承与保护，不仅进入大学校园进行传授教学，作为弘扬传统文化的项目课程加以扶，并且还举办中国佾舞保护与传承论坛，加强学术研究，使佾舞这一古老非遗在深圳有“传人”，在现代化大都市得以发扬光大。[7]笔者曾获邀参加在深圳职业技术学院举办的佾舞传承与研讨活动，亲身见证了佾舞在深圳的“非地非遗”的发展历程。此外，深圳的“非地非遗”还包括源于陕西省宜君县的田氏剪纸，源于潮汕地区的潮俗皮影戏、潮彩、红釉彩瓷（满堂红）烧制技艺，源于山东临清的肘锤。“非地非遗”成了深圳非物质文化遗产中的重要组成部分。“非遗+文创”是深圳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另一大亮点。“非遗+文创”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重要展现。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具有重要转化价值的文化资源，“非遗+文创”则是在保护非遗本真性的前提下，通过创意的方式对其进行转化，是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生产性保护的重要方式之一。当前，非遗正在紧密地拥抱其他业态，努力尝试实现跨界融合和现代化转型，一些资本、技术、品牌等也开始逐步进入到非遗保护领域。以2017年深圳举办的第十三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简称“文博会”）为例，非物质文化遗产馆是其八个专业展馆之一，在非物质文化遗产馆，非遗与文创紧密融合，带来了一股创新时尚的风潮，譬如场馆内的潮绣手工箱包等，吸引了大量的关注。此外，深圳不少企业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也表现出极大的兴趣。在深圳不仅产生并成长起来了一批依托非遗进行设计、制作衍生产品的文创企业。甚至腾讯和华侨城等企业在产业布局上也非常重视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开发和利用。腾讯让电子游戏、动漫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等传统文化产生了交集。《百心百匠》是一档探寻民间匠人、致敬匠人精神的大型公益文化节目，腾讯近年推出的一款国民游戏《王者荣耀》不仅为《百心百匠》独家冠名，还深度参与到节目的选题和制作，向游戏玩家详细地展示了传统工艺和非遗艺人的匠人匠心，引导大家关注传统文化。另外，蔚县刻纸艺术、绛州木版年画等非遗项目在腾讯动漫中也有很好的运用。华侨城集团是一家以文化旅游为主营业务的企业。早在1991年，华侨城便打造了中国第一个荟萃各民族民间艺术、民俗风情和民居建筑于一园的大型文化旅游景区——中国民俗文化村，一直被当作是发展民俗文化旅游的范本。目前华侨城依托省级非遗项目甘坑客家凉帽制作技艺打造的小凉帽IP，在运营上也十分成功。自小凉帽的形象诞生，到在深圳创意十二月活动中首次面世，只有三个月的时间，尔后即开发出了充电宝、绘本、手机壳、小凉帽表情包等系列小凉帽衍生品，举办小凉帽国际绘本大赛等活动，依托小凉帽IP衍生的VR电影《小凉帽之白鹭归来》夺得威尼斯国际电影节的两项大奖，在国际舞台完美绽放。腾讯和华侨城在“非遗+文创”的实践只是深圳在非遗与文化创意产业融合实践中的一个缩影。“非地非遗”突破了非遗的地域限制，让非遗保护有了更宽阔的发展空间。“非遗+文创”则让更多的人了解、接受、欣赏非遗，让非遗与现代生活进行更广泛的连接，让非遗源于生活，又归于生活，融入生活，从而获得源源不断的生命力。另一方面，深圳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上充分调动了民间的力量，这体现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的民间立场和现代化传承，表明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发展需要坚持民众主体化，传承活态化。

四、城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启示

非遗项目传承范文篇10

1.高职艺术类学生文化自信缺失。文化自信是指主体对自身文化的认同与坚守，在当前高职院校重科学技术、轻人文素养的办学理念影响下，学生普遍素质教育不充分，产生了人文精神缺失，人格发展不全，文化自信缺失的现象。特别是高职艺术类学生，他们有着特殊的学习经历与个性特点，如重专业技能、轻文化基础，理想信念缺失等，产生了对主流文化认同、传统文化认识、外来文化理性批判缺乏的问题。高职院校应当正视这个现象，通过艺术类课程体系的改革，从根源上提升艺术类学生的人文素养，坚定文化自信，繁荣文艺创作。2.非遗项目传承面临瓶颈。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国家、民族文化形象的展现，维系着民族的认同与情感的凝聚。在当今世界经济、科技、文化趋同的背景下，非遗项目的生存境遇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挑战。现如今我国非遗项目生存空间狭小、传承人日益高龄化、社会支持不够、创新发展力不足，需要探索一种既符合非遗项目本身属性又符合时展的传承方式。非遗文化资源的活态属性决定了它的传承是以人为载体的，传统的拜师学艺已经不符合时代的发展方式，学校教育才是其可持续发展的保障。高职院校在非遗保护与传承上有着地域、实践教学经验及办学综合性等优势，传承非遗文化资源有着不容推卸的责任；非遗文化资源中蕴含着极其丰富的知识、审美及创新思维，选择适当的方式，将其融入艺术类通识课程体系，有利于提升艺术学生职业迁移能力，促进高素质艺术应用人才的培养，赢得学校育人口碑。3.高职艺术通识课程体系亟待改革。通识教育是大学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的高职艺术通识教育主要是解决艺术应用人才人文素质的培养与社会就业等方面的问题，但是目前高职艺术通识课程与本科生相应课程比较雷同，缺乏高职教育的应用性和特殊性，“上手快，后劲不足”是近些年用人单位对高职艺术类毕业生较为普遍的评价。在新时代文化强国建设背景下，社会对高素质艺术综合人才的需求为高职通识教育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不仅是培养学生的职业关键技能，还应该培养其职业迁移能力，这成为高职艺术通识教育中迫切需要关注的问题。

二、非遗项目引入高职艺术通识课程体系的意义

1.培育学生文化自信。给广大文艺工作者提出了四点希望，第一点就是强调文化自信的重要性：“文化自信，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政党对自身文化价值的充分肯定，对自身文化生命力的坚定信念。”①从代表国家、民族文化价值的非遗项目出发，将其引进在助力文化传承、培育人文品质、提升人文素养方面扮演重要角色的高职艺术类通识教育，对传承文化基因、培养文化自信来说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首先，将非遗项目纳入艺术类通识课程体系中，学生能够直观地了解具体的地域非遗项目，如常州梳篦、金坛刻纸、留青竹刻等，以及这些项目的具体工作流程，完善了学生的知识结构，增强审美情趣；然后，从具体非遗项目的技艺分析出发，与专业结合分析传统工艺美术的造型特色，激发学生深入学习的兴趣，使非物质文化遗产得到有效传承；再者，利用非遗项目中所蕴含的丰富思想道德资源，重构高职艺术类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话语权，加强文化自信的培育。2.促进高职艺术类通识课程体系建设。我国的高职教育由于其重技能、轻文化的传统，造成了一直以来对通识课程的轻视，对于艺术类专业来说阻碍了高素质艺术综合型人才的培养。非遗项目纳入艺术类通识课程体系有利于课程体系的拓展与完善，首先，借助代表性的地域非遗项目，以“项目导向”的教学模式，立足通识课课程特点，结合学生的认知特点和教学规律，紧密结合非遗产业发展趋势，采用任务驱动与案例教学相结合的方法来展现教学内容，助力高职艺术类通识课程教学理念更新、内容拓展与模式革新；然后，参考非遗项目的深度推进进行课程设计，实现基于非遗项目的通识课程与专业课程统一和渗透，助力与专业课程结构互补、内容连贯、层次递进的通识课程体系的形成，推进艺术类通识课程与艺术专业课程互助模式的课程体系的构建与创新；再者，将具体非遗项目工作流程导入高职艺术类通识课程来扩充学生的知识结构，鼓励学生将专业知识引入非遗研习中进行自主探究，为专业课程的学习及与产业的接轨培养基础能力，有效改变高职艺术类学生素养结构，促进高职艺术类通识课程建设目标的实现。3.打造高职教育品牌。近年来，高职院校进行了数量与规模的扩张，但是品牌建设依然是高职院校要努力的方向。社会各阶层对非遗传承的重视程度的提升为高职院校的发展带来了机遇。首先，在非遗保护与传承上，高职院校有着地域、实践教学经验及办学综合性等各方面的优势，可以有意识地通过非遗项目的普及教育来增强艺术类专业特色，提升高职艺术类学生专业自信；然后，在“产教融合”的理念指导下，以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互助模式为突破口，培养出具有特定产业指向的艺术类应用型人才，促使高职教育“双精准”教育目标的实现；再者，在备课、授课过程中激发院校专家、教师对非遗项目的重视，对非遗项目进入艺术类通识课程系统的意义、价值、路径等进行系统的专项研究，促进非遗文化资源的可持续发展，提升学生的培养质量，在同类院校中做出品牌，赢得业界口碑，获得社会的广泛认同。

三、非遗项目纳入高职艺术通识课程体系的策略

基于以上研究背景及研究意义的研究分析，引入系统理论，从艺术类通识课程资源系统内部各构成要素及要素之间的结构、其外部环境的关系及价值研究出发，提出非遗项目纳入高职艺术通识课程体系的策略，从而促进非遗项目的可持续发展，高职艺术类学生文化自信、专业自信的重建与高职艺术通识课程体系的优化改革。1.教育理念构建。（1）以文化自信培育为主明确文化自信是文化传承的前提，基于非遗项目的高职艺术通识课程体系建设应当将学生文化自信的培育放在首位。（2）以传统文化普及教育为主厘清非遗项目进入课程体系的思路，基于学生的“最近发展区”，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系统的整理、研究并传化为教学资源，对学生进行传统文化的普及教育。（3）以培养学生普适性能力与综合素质为本从通识教育的功能属性出发，改善非遗项目进入课程体系的无序状态，将非遗项目放入广阔的文化背景与知识视野中，以遵循非遗自身规律、提升学生审美能力、融入现代生活的原则进行课程资源的转化，提升学生的知识层次与认知结构，培养学生普适性能力与综合素质。（4）与专业课程融合互助基于具体的非遗项目，将通识普及化教育与专业深入化教育相结合，实现课程设计上的统一和渗透，形成与专业课程体系结构互补、内容连贯、层次递进的通识课程体系。2.教学改革探索。（1）教学内容的开发与应用将代表性的地域非遗项目进行按照教学理念的构建进行通识课程资源的转化，改善非遗引入课程时存在的无序状态，依据知识、能力、素质三个层次的教学目标站在教与学的角度进行教学内容的开发与拓展。（2）教学模式的更新与拓展紧密结合专业人才培养目标、学生认知发展规律及非遗产业发展趋势，采用项目导向、情景体验有机结合的教学模式，使学生能够更直观地接触非遗项目，产生深入探究的意愿。（3）完善评价与管理体系除了授课内容、方式的改革，还要注意课程的前期开发与后期总结。前期加强课程申报的管理工作，邀请业界的专家与学者参加，提出建设性意见，完善课程体系建设。后期根据教学情况考察调整课程方案与课程安排。3.配套措施完善（1）建设专兼结合的教学团队教师队伍建设是课程体系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依据非遗项目的特殊性，可以通过校内与非遗传承人共建技能大师工作室，校外设立企业教师工作站建设一支专兼结合的教学团队，使学生获得更为全面的学习体验。（2）完善通识教材体系教材体系建设是育人的关键，教材的编写应当立足“教什么”、“教给谁”、“怎么教”的问题，非遗项目纳入通识课程体系建设视野下，教材的编写应当与行业发展动态、人才培养需求及教师的科研成果相挂钩，优化教材结构，完善教材叙述，补充教材内容，从而完善通识教材体系。（3）构建通专协同机制基于非遗项目本身的完整性，构建通专协同机制保障非遗项目的深度推进，实现课程设计上的统一和渗透，使通识课程体系与专业课程体系结构互补、内容连贯、层次递进，提升育人质量。

报告提出，要坚定文化自信，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非遗文化资源作为国家的文化身份及文化个性，是培养当代大学生文化自信的重要载体。高职院校凭借非遗保护与传承上的地域优势、实践教学经验优势及办学综合性优势等成为了非遗项目传承的重要阵地。将非遗项目引入高职艺术通识课堂，使非遗文化资源得到有效传承，对弘扬本土文化，培养高职艺术类学生文化自信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参考文献：

[1]张莹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入美术课程资源系统的研究[D].首都师范大学.2013.

[2]王晶.我国高职通识教育模式研究[D].武汉大学.2013.

[3]梁晨.高校通识教育实施现状与策略研究[D].扬州大学.20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