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遗保护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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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分群众对非遗保护的重要性认识不足

因为相关单位在一段时间，因为对在群众中进行这一类文化遗产保护的宣传工作不重视，使得现在的部分群众对于相关保护工作的重要程度缺乏必要的认识。许多人认为这样的保护是一件没有意义的工作、或是认为意义不大，和自己的生活没有关系。这样的情况对于开展保护工作是没有好处的。即便是在群众文化活动中结合了非遗的保护工作，效果也不会十分的明显。

（二）群众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认同感不强

不同于其他的文化遗产类的保护项目，非物质文化遗产引起特有的文化属性，在群众中有时很难取得相应的认同感。如一些地方的小戏种、民间的小手工艺品等，在群众中被认为是普通的生活元素，有的甚至因为缺乏爱好的群体已经在生活中消失。但是这是这种群众对文化遗产重要性产生的不认同的感觉，造成了现在许多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面临断代消失。

（三）群众文化活动中的非遗保护工作出现失真严重的现象

在群众的文化活动中，对相关的传统文化及其保护进行宣传的工作在许多的基层文化组中早已开始进行，但是在这种宣传工作中经常出现文化遗产失真的情况。这种失真情况的出现主要是由于以下三个方面的原因造成的。一是在活动中出现的商业元素造成的；二是在传统文化的传承中出现的断裂情况造成的；三是因为适应群众活动特点时场地等因素对宣传工作所造成的影响。这三种情况的出现都会对现有的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产生影响。

二、针对结合工作中出现问题的解决方案

为解决非遗保护与群众文化工作中实际存在的问题，基层群众文化组织在开展文化遗产宣传工作中，利用实际的工作方法，积极地应对产生的问题，采取了一些创新性的解决方案。

（一）利用新的传播媒体形式，在群众文化工作中做好非遗保护宣传工作

群众文化活动开展的过程中，利用新的传播媒体形式进行全面的文化遗产的宣传工作，可以切实的提高群众对这一项重要工作的重视程度。这些新的传播媒体包括：网络媒体、公交地铁的移动传媒、微信类的手机移动媒体等。如在实际工作中，文化保护部门可以制作非遗保护工作的宣传短片、动画片，在网络媒体上进行播放宣传，利用网络媒体受众面广的特点，扩大非遗保护工作宣传的受众面，吸引更多的群众深入的了解非遗保护的重要性，增强保护的意识。这些新的传播媒体可以使更多的群众了解非遗保护的意义，并参与到非遗保护的群众文化活动中来，为保护工作奉献自己的力量。

（二）做好群众文化活动的策划工作，提高群众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认同感

在进行群众文化活动策划时，活动的策划者应首先对进行宣传的特色文化遗产进行充分的了解和研究，这些工作包括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历史、艺术、文化等因素意义的挖掘，对文化遗产现状的了解及未来的发展情况进行了解。在活动策划中，应注意抓住群众对艺术和文化的欣赏心理需求，在活动设计上充分使群众可以直接参与到传统文化中来，感受到传统艺术和文化的魅力，认识到自己身边曾经不被重视的民间艺术和工艺品实际上是具有历史、艺术、文化底蕴的不可复制的宝贵的文化遗产，从而提高群众对身边存在的文化遗产的认同感。

（三）在实际工作中做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还原工作，防止失真的情况出现

为防止群众文化活动中，文化遗产出现失真的情况，因此，在文化遗产宣传的群众文化活动中，对文化遗产进行介绍和展示工作时，首先应尽量避免商业元素对文化遗产自身的影响，因为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才是开展群众文化活动的目的，商业元素只是活动的附加元素。同时活动还应做好文化遗产历史研究和民间调研工作，尽量还原文化遗产的原始状态，利用历史文化的研究工作和民间调研的成果，尽可能的消除文化遗产在传承过程中的断裂现象，还原出其本来的最具欣赏性的原始美感。最后要注意在展示活动中尽量为文化遗产的展示充足的空间，对文化遗产进行全面的展示。如果实在无法全面展示的，一定要做好介绍说明工作，使参加活动的群众对文化遗产有全面和深刻的了解。做好以上的三点工作就可以最大限度的防止在非遗保护宣传工作中出现失真的情况。

三、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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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互联网技术 网络团购

一、问题提出

（1）缺乏专门针对网络团购的法律法规。虽然我国在2013年较大幅度修改了《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就网络购物而言增加了消费者的反悔权和举证责任等相关规定，但由于其对网络购物反悔权的适用有严格的限定，加之网络团购具有线上付款和线下交易的双重属性，又区别于一般的网络购物，所以本次修订并没有就网络团购中消费者权益保护的根本性问题做出规定。另外，就网络团购的消费者权益保护问题出台了一些地方性立法，相比较而言，针对性较强，其策略也具有可操作性，但由于随着网络交易的不断发展，以专业性垂直网站充当团购网站成为目前网购市场的一大趋势，这一模式具有很强的跨地域性，所以地方性立法对这一团购模式的消费者权益保护的效果出现了不足。

（2）法律关系性质不明确。前文提到，与传统购物模式不同，由专业团购网站组织的网络团购模式中存在三个法律关系主体：消费者、实体商家和团购网站，正是由于团购网站的介入使得原本简单的法律关系变得复杂。团购网站在网络团购中的法律地位直接影响三方法律主体之间的法律关系以及出现团购消费纠纷时法律责任的分配。当前学术界对于网络服务商法律地位的界定主要有四种学说：①说，主张在团购网站与实体商家恶意串通欺诈团购消费者并对消费者的权益造成损害的情况下，团购网站才和实体商家承担连带责任；②居间说，主张交易中出现的产品质量问题、售后服务问题等纠纷都一概由实体商家承担，与团购网站没有直接的关系；③行纪说，主张由团购网站独自承担违约责任法律后果，与实体商家没有联系。只有在产品出现假冒伪劣、服务侵害人身安全等情况下实体商家才承担侵权责任；④柜台租赁说，主张当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消费者首先向实体商家要求赔偿，只有团购结束时，消费者才可以向团购网站提出赔偿，团购网站赔偿后再向实体商家追偿。

（3）维权诉讼难度较大。首先，网络服务商和实体商家都会设定一系列免责条款。消费者想进行网络团购必须要注册一个账号，在注册账号最初时网页会出现该团购网站提出的用户协议，消费者要想成功注册，就必须无条件接受或同意该网站用户协议。这些用户协议大多属于格式条款，有些条款减轻甚至排除了团购网站本该承担的责任。有的消费者在注册时或因为迫不及待进行团购或因为嫌协议过于冗长而直接点击同意该用户协议。虽然协议的内容并不是消费者的真实意思，但在诉讼中也不利于消费者求偿权的保护。

其次，网络团购合同纠纷的管辖难以确定。我国《民事诉讼法》第25条对协议管辖权做出了相应的规定。目前很多团购网站采用“引起纠纷只能在网站所在地诉讼”的格式条款，让消费者被动接受管辖权的约定。

二、构建行为规制法的指导理念

从法律系统论角度看，法律的制定从法律本身而言是自生循环发展的，他对外部因素的吸收根本上是为了促进法律制度体系本身的增益与发展。因而对网络团购的立法是一个从立法理念到具体操作规范吸收、创立的自创生过程。

第一，厘清网络团购这一行为中，各方的法律关系。前文提到，对于消费者、实体商家和团购网站三方法律关系主体以及之间的法律关系定性存在不确定性，从而导致纠纷无法可依。因此可以通过单独立法或者增订立法的方式，对各主体的权利和义务、合同法律关系、违约责任侵权责任作出规定。

第二，改进诉讼程序。我国现行的诉讼程序法在管辖地确认、举证责任分配、证据效力认定小额诉讼适用等问题上，存在程序冗杂的问题。这是法律原则性与灵活性之间的冲突。因此可以适当修改民事诉讼法，在诉讼程序上对网络团购纠纷做出简便性规定。

第三，发挥行业规则的约束作用。行业规则不属于我国法律位阶系统，但是在民事行为中却有一定作用。《民法通则》规定，这就体现出行业规则在细节上发挥灵活性的重要作用。

三、相关立法的构想

（1）将“突破合同相对性”原理引入网络团购领域。传统的合同相对性理论认为合同仅限于缔约人之间发生效力，对合同以外的第三人不发生效力。然而商业市场经济空前发展，过于固守合同相对性原则难以符合经济运行高效的社会，也不能兼顾各方利益。事实上，我国法律依据对“突破合同相对性”原理进行了运用，具体包括债的保全、租赁权的物权化、为第三人利益的合同等。将“突破合同相对性”运用于网络团购中，有利于公共利益的实现、更好的保护弱势群体；鼓励交易；促进司法公平正义。

（2）明确举证责任倒置和原告住所地管辖原则。基于网络团购消费者天然的弱势地位，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虽然涉及到了经营者在消费纠纷中应自证其清白，但并没有明确显示在消费者权益纠纷中实行举证责任倒置，由实体商家或团购网站对其没有违法或其行为没有对消费者进行误导、欺骗等行为进行举证。所以我国应当在以后的民事诉讼法等专门法律的修订中明确举证责任倒置的相关规定。同时，基于网路虚拟性的特定和团购网站的现状，可以实行原告住所地管辖原则，这样一方面可以提高团购消费者维权的积极性，同时也降低了消费者维权的成本，提供便捷的外部条件。

（3）建立在线争议解决机制。在线争议解决机制（Online D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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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中国 非物质文化遗产 保护 发展

一、 非物质文化遗产概述

（1） 名称由来

起初，国际上对非物质文化并没有一个统一的称呼。就拿联合国教科文和我国来说，前者曾称之为“传统与民间文化”、“非物质遗产”、“口头和非物质遗产”，后者也曾有“民族民间传统文化”、“民族民间文化”等诸多称谓。这一混乱现象直到2003年10月17日才宣告结束，在巴黎举行的联合国教科文第32届会议通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英文名为intangible culture heritage，而在中文本中用“非物质文化遗产”来对译，随着公约的出台，“非物质文化遗产”一词被正式确立。

（2） 概念

《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是这样定义“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指被各社区、群体，有时是个人，视为其文化遗产组成部分的各种社会实践、观念表述、表现形式、知识、技能以及相关的工具、实物、手工艺品和文化场所。根据上述的定义可以把“非物质文化遗产”分为五个门类⒈口头传统和表现形式；⒉表演艺术；⒊社会实践、仪式、节庆活动；⒋有关自然界和宇宙的知识和实践；⒌传统手工艺。非遗的核心是：以人为本，相对于其他类型的文化遗产，它更加注重技艺、经验、精神，是以活态流变为特点的活态文化遗产。我们可以根据非遗所覆盖的对象把非遗分成两种存在形态：一是单一属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二是综合性质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3） 认定

一个是“非物质文化遗产”本身的认定，二是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认定。我国认定非遗的标准是由父子（家庭）、或师徒、或学堂等形式传承三代以上，传承时间超过100年，且要求谱系清楚、明确。对单一形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确定，以其所掌握的才艺的文化内涵与技术品质为第一标准，选择掌握才艺的杰出者；综合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认定，可按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样态进行切分，找出主干的文化环节，然后确定其中具有组织推动力量的关键人物，即在特定文化环境中形成的知识人或文化权威。

二、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

（1）我国对于非遗保护的有关措施

我国是联合国教科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缔约国之一，对非遗的保护在国际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公约生效以来，我国出台一系列文件、措施积极保护和挖掘境内“非物质文化遗产”，取得了很好的成果。

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工作、制定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规划、抢救珍贵非物质文化遗产、建立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体系、加强少数民族文化遗产和文化生态区的保护，这一系列的措施有效的推进了我国的非遗保护工作。

特别是201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的出台，它是我国首部系统规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保存工作的专门立法，也是我国文化遗产保护领域最重要的基本立法之一。它弥补了我国长期以来在文化遗产基本立法方面仅有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立法而无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立法的不足，完善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

（2）关于我国进一步保护非遗的几点意见

1.制定 “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周期

2006年开始，我国在全国开始了长达三年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普查工作。普查工作结束后，至今再也没有进行新的普查。“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以人为核心难免有遗漏、新增和失传，因此有必要制定普查周期。但是因为普查是一件很费人力和物力的工作，所以建议周期时间可以相对较长。在一个周期内所出现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新增和失传可以由各地申报决定，直到又一轮“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

2.完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体系

“非物质文化遗产”在我国已经建立了国家、省、市、县四级，可以进一步完善。最理想的名录体系应该由国家、省、市、县、乡五级组成，分别由五级文化部门负责名录体系，毕竟乡也是我国的一级行政区划。乡级名录的确定可以有助于农村户口的民众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了解，从而普及“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也分担了县级名录的负担。

3.建立“非物质文化遗产日”

我国已经从2006起，将每年六月的第二个星期六，定为“文化遗产日”。因为文化遗产的范围太过庞大以及“非物质文化遗产”相对其他类型的文化遗产来说还是后起之秀，所有有必要在“文化遗产日”的基础上再设立“非物质文化遗产日”。区分两者的推广对象，前者注重于物质文化遗产，后者注重非物质文化遗产。

4.从国家到地方建立各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博物馆

虽然目前文化部在网上建立了“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博物馆”，但是由于网络空间立体方面的局限性，还不足以让人们全面了解非物质文化遗产。虽然目前部分地方已经建立了实体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博物馆，但数量和规模远远不够。从国家到地方建立各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博物馆（经济薄弱地区可以在原有博物馆里开辟非物质文化展厅）有助于全民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也有助于国际友人更好的了解中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及保护。

5.倡导全民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

从2008年以来，笔者一直在倡导“全民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并为之而奔走疾呼。笔者曾通过联合国教科文民间艺术国际组织（简称iov）为2009年南京云锦的成功申遗提出来建设性意见。笔者认为非物质文化遗产起源于民间、成长于民间、传承于民间，它的根始终是在民间。只有全民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非遗保护才有出路。只有全民认同非物质文化遗产，非遗保护才有发展。

参考文献：

[1]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03年10月17日《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

[2]乌丙安.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界定和认定的若干理论与实践问题[J].《河南教育学院学报》，200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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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消费者权益缺乏监管保护商业银行理财产品市场鱼龙混杂、良莠不齐，尽管银监会出台了针对理财产品消费者权益保护的《办法》，理财产品市场投资标的资产池管理的《通知》一系列措施，但是在执行力度上却差强人意。这使消费者在自身权益受到损害时遭遇推诿与投诉无门的境遇，或因对银行违规行为举证困难导致维权行动失败。

2．消费者知情权受损宏源证券2013年就银行的信息披露状况了一份研究报告，从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银行、城市商业银行、农商行、外资银行中选取样板揭示分析了各个类型银行的信息披露问题。以中国建设银行为例，建行提供有《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产品客户协议书》、《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理财产品客户权益须知》以及《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理财产品风险揭示及说明书》。以建行理财产品为例，建行对产品的发售时间、运行期限、收益状况、投资情况、托管费率等作出公告说明。但是在产品运营期间并没有相关信息披露，且要求投资者在网站上自行查询，风险自担。在风险揭示方面，建行较为全面的提示了政策风险、流动性风险、市场风险、管理风险、产品不成立风险、利率及通货膨胀风险、提前终止风险、延期风险、信息传递风险、不可抗力及意外事件风险等11类风险，说明了其适用群体。由于风险与收益是相匹配的，产品的适用对象也是特定群体，见表1。

二、商业银行理财产品消费者权益受损问题成因

1．银行理财产品具有特殊性理财产品从产品实质来说，是金融创新和风险定价的结合体。银行理财产品具有不易确定的消费内容，一款理财产品可能同时包含多种基础资产。随着商业银行理财产品市场的发展，产品种类越发丰富，产品设计复杂性加剧，甚至过于复杂，使得很多金融专业人士都无法理解，更不用说普通消费者了。而理财产品的特殊性意味着其消费者不同于普通商品的消费者，理财产品的消费者也具有特殊性，应该更加注重银行理财产品消费者权益的保护。

2．消费者风险意识与专业意识不足第一，消费者风险意识不足。消费者往往忽略了理财产品的风险随着收益增加而增加，从而把投资的重点或者说投资选择的标准仅放在理财产品的收益率上。此外，消费者不能从自身需求与投资目的出发，盲目追求高回报，忽视自身承受潜在的亏损风险的能力；第二，消费者专业知识不足。衍生类理财产品的高收益令人怦然心动。但是它蕴含的高风险与专业性对消费者的专业知识提出了高要求，适合对金融领域有相当研究的消费者。然而由于学历，专业知识等因素的限制，消费者既不能准确的认识自身的理财需要，又不能正确理解各款银行理财产品的异同，因而造成了理财产品消费者在选择理财产品时不能理性决策，又易被利益驱动受到误导，购买银行理财产品时随意性比较强。消费者大多并没有认真阅读产品的说明书，风险揭示书，客户权益须知等就直接签字，对自己所购买的的产品类别、产品特性一无所知。

3．消费者与银行的不平等地位首先，消费者在市场中处于相对弱势地位，导致了银行与消费者之间的权利义务的不对等以及信息不对称。以建行为例，银行合同中多有“在本产品投资期间，投资者无提前终止权，如出现如下情形，中国建设银行有权但无义务提前终止本理财产品”的类似条款。这使得银行拥有提前终止履约职责的权利，而消费却没有得到控制损失的平等权利；其次，拥有高层次、专业化的金融人才，专业性程度高的银行在信息获得方面渠道更为广泛。而在信息披露方面却十分懈怠。在对资产投资方向的信息披露也比较模糊，虽然给出投资类别与投资比例，但是并没有给出具体的投资资产池内容。而消费者在购买银行理财产品时，必须签订银行设计的理财产品合同，不可以更改合同条款或与银行协商以改变这种收益分享、风险却不共同分担的情况，只能选择接受或不接受。这致使消费者的知情权、收益权、止损权、公平交易权等都受到损害，造成信息披露不明。

4．对消费者权益保护问题监管不力中国的银行理财产品市场年轻，法规不到位，监管机构缺位，监管责任不明确，监管内容不清晰，是出现监管真空的主要问题。而处罚力度不够，没有对银行拥有实际处置权的机构对理财产品消费者权益受损情况进行监管，对银行理财产品风险等方面监管缺乏，也使得处于信息劣势的消费者身受其害。

5．银行存在不规范经营包括两个方面：一是银行从业人员素质良莠不齐，表现在其专业知识素养和其职业道德素养。具有AFP资格认证的金融理财师或国家理财规划师的人员，才有对客户提出理财规划建议的资格。但在实际操作中，向消费者介绍银行理财产品的有相当大的一部分是大堂经理等并没有相关资格认证的银行从业人员。此外，由于绩效薪酬制度，利益驱动的原因，道德风险显现，银行从业人员罔顾消费者需求，推销可以使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理财产品；二是客户风险评级流于形式。《商业银行理财产品销售管理办法》要求各商业银行建立理财产品风险等级制度。根据消费者的各不相同理财规划与目标提供不同类型的理财产品，根据风险偏好差异细分消费者市场也是保障消费者权益的一部分。但是银行的客户风险评级工作中银行从业人员代填，擅自提高消费者风险评级的做法使得风险评级的实质作用得不到发挥，对理财产品市场销售的乱象也起不到约束作用。

三、加强商业银行理财产品消费者权益保护的对策分析

1．银行加强行业自律第一，保护消费者知情权，完善信息披露机制。消费者在购买银行理财产品时投资风险的主要承担者。目前多数银行通过网络渠道公告的方式进行信息披露，且对重大信息披露格式、时间（例如产品运行过程中的信息披露）不够完善，实际损害了消费者知情权；第二，建立客户至上的服务精神。理财产品市场同质化严重，因此银行理财产品的营销重在服务。银行抓住互联网金融的机遇，完善客户购买体验，开发符合客户需求的低起购门槛产品；第三，提高从业人员素质，加强消费者教育。银行在加强银行从业人员专业知识培训，道德把关的同时对理财产品市场进行细分，引导消费者合理进行投资理财，建立正确的投资观念。

2．消费者提高自身素质理性消费。消费者局限于知识领域、羊群效应、心理账户效应，存在盲目购买理财产品的问题。对此，消费者应主动学习，提升自身金融理财水平。政府应履责提供相应培训。

3．建立健全第三方投诉机制或针对性强的投诉受理部门，疏通消费者的投诉渠道，防范银行声誉风险可借鉴《多德弗兰克法案》，由中央人民银行牵头在全国范围内建立金融消费者投诉数据库，以此为监测市场行为，防范金融风险的信息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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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意义

一

非物质文化遗产不仅是中华民族继往开来走向昌盛的精神支柱和智力支持，也是维护人类文化的多元，促进世界趋向和谐和平的重要因素。保护好非物质文化遗产宝库，合法利用，服务于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建设，对促进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发展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国务院关于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的通知》指出：“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指各种以非物质形态存在的、与群众生活密切相关、世代相承的传统文化表现形式，包括口头传说、传统表演艺术、民俗活动和礼仪与节庆、有关自然界和宇宙的民间传统知识和实践、传统手工艺技能等，以及与上述传统文化表现形式相关的文化空间。”

深圳市宝安区人杰地灵，历史悠久，早在五千年前祖先们就在这块土地上繁衍生息，在长期的生产生活中，创造了灿烂的传统文化。自公元331年（东晋咸和六年）建县始已有1600多年历史。改革开放30年来，宝安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变，随着深圳经济高速发展，许多本土民间传统文化面临失传的危机。如何保护好当地具有民间特色的文化艺术，成为宝安区的一项重要的刻不容缓的工作。

为贯彻落实国家提出的“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传承发展”的十六字工作方针，2007年9月5日，宝安区正式成立了由副区长任组长的宝安区文化遗产保护领导小组，并成立了非物质文化遗产领导小组办公室，配备专职人员负责日常各项组织协调工作。

二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普查与申报、抢救与保护、传承与发展，应该是每一个基层群众文化工作者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光荣使命。经过多年的努力，现已初见成效。宝安区已成功申报了区级名录18个，其中，已入选省级名录的有：石岩街道《石岩客家山歌》、石岩街道《应人石传说》、观澜街道《观澜舞麒麟》、观澜街道《观澜客家山歌》、观澜街道《红釉彩瓷“满堂红”生产技艺》、福永街道《福永醒狮舞》、松岗街道《赛龙舟》、沙井街道《沙井蚝民生产习俗》。新安街道《上川黄连胜醒狮舞》、大浪街道《大船坑舞麒麟》、公明街道《玉律舞麒麟》、 松岗街道山门《传统七星狮》、福永街道《望烟楼传说》、松岗街道《赛龙舟》等。

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离不开一方水土的保护，离不开一代代的薪火相传。为保护好非物质文化遗产，宝安区充分利用新闻媒体，举办专题展览，广泛开展宣传教育，提高全民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意识。

每年全国“文化遗产日”期间，宝安区都在《宝安日报》和宝安电视台上刊登和播出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专版及专题片，向广大市民进行宣传。2008年6月全国“文化遗产日”期间，还专门将已列入省、市、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的项目，以图文并茂的形式，制作成活动展板，在区群众文化艺术馆大厅进行展出，之后又在宝安区所辖10个街道进行巡回展出，历时4个月。据不完全统计，累计有5万多人次观看了此专题展览。2012年4月12日，宝安区又对第二批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进行公开授牌，并举办专题展览向公众展出。通过广泛宣传，市民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意识不断增强。

宝安区群众文化艺术馆将正式列入省级“非遗”名录的民间音乐《石岩客家山歌》和列入市级“非遗”名录的民间文学《应人石传说》编排成客家山歌小戏《应人石传说》，参加广东省第六届群众戏剧曲艺花会比赛，荣获金奖。宝安区还在观澜、石岩、大浪、龙华、民治、西乡等客家人聚居地区的街道，组建了6支客家山歌代表队，参加深圳市第二届客家山歌艺术节。通过比赛使更多的人了解客家山歌，传唱客家山歌。

此外，区群艺馆还将省、市、区名录的“松岗赛龙舟”、“沙井蚝民生产习俗”编排成舞蹈《龙舟竞渡》和《蚝妹情》，参加深圳市2007年“鹏城金秋”社区文化艺术节比赛，也获得了金奖。每年春节、元宵节和“文化遗产日”，宝安区都组织被列入省、市、区代表作名录的福永醒狮、观澜舞麒麟、大浪大船坑麒麟舞、新安上川黄连胜醒狮舞、松岗山门七星狮等“非遗”项目到广场、社区、工业区进行表演，丰富广大市民的节日文化生活。

开展“非遗进社区”、“非遗进校园”，是“非遗”保护和传承的一个新举措。近三年来，宝安区分别在区群艺馆文化广场、观澜世纪广场和西乡大众广场、松岗第二中心小学、福永怀德社区等地举办非物质文化遗产展演展示等多项活动，每场观众均达数千人之多。既丰富了市民和来深务工人员的精神文化生活，又提高人们对“非遗”的自觉保护意识。

三

我国实行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分级保护制度，建立国家、省、市、县四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体系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制度的核心内容，也是有效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措施。区群艺馆在此基础上，深入挖掘，加快我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体系建设，并按照申报要求进行整理相关图文、声像资料，争取将区内所有的非遗项目全部申报成功。

在深圳市“非遗”保护中心、宝安区“非遗”保护办公室、大浪街道办的指导下，大浪街道文体中心根据街道的实际，全面启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特别是入选国家级“非遗”项目大船坑舞麒麟项目的保护。该中心组织专人了解“非遗”项目目前的生存状况、传承人、相关场所、实物资料、相关民俗活动等，掌握其现状及存在的问题。通过文字、相片、音像、数字多媒体等对“非遗”项目进行系统的记录、整理，予以妥善保存，建立较为完善的档案，通过多种方式、渠道对大船坑舞麒麟进行宣传。一是以文化遗产日、重大节庆宣传活动为载体，开展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宣传。麒麟作为吉祥的象征，参加了市举办的“非遗日”、“非遗进社区”等演出、在大浪街道辖区范围内进行社区文化节的演出；二是通过举办展览、开展专题演出等形式，让社会各界充分了解非物质文化遗产；三是借助《宝安日报》、深圳电视台、《南方都市报》等媒体，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及其保护工作加强宣传和展示。

宝安区大浪街道文体中心与街道成人学校合作，将大船坑舞麒麟项目及“非遗”有关知识编写成《社区教育教材――大船坑舞麒麟》，推进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课堂、进教材、进校园。

总之，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普查与申报、抢救与保护、传承与发展，是每一个基层群众文化工作者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光荣使命。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对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建设，对促进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发展，也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1]刘文宁.让我们从亲近非物质文化遗产开始[N].工人日报，2006-0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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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博物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两者关系

进入新世纪以来，随着经济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对精神文化的需求也越来越高，博物馆也越来越被重视。由于中国地域辽阔，不同地域有自己的独特历史和文化，为了更好地了解我国各个地方的传统历史和文化，欣赏各地博物馆的藏品，博物馆的信息化建设也显得更加重要。计算机技术的发展，无论是硬件设备还是软件系统都日新月异，使得博物馆信息化建设的工作能够蓬勃发展。

1. 博物馆信息化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概念

1.1 博物馆信息化

我们利用先进的数据库进行资料管理;利用多媒体影像或虚拟现实技术进行展览;利用网络建设网上博物馆，制作博物馆主页，利用国际互联网络的广泛的传播范围，迅速的传播速度，来满足观众的新要求。信息时代的来临，使得我们有条件利用信息技术整合民族文化资源，合理保护和利用我国的传统非物质文化遗产，使得国家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的利益得到最大的维护，西方主要的发达国家在21的主要文化战略方针之一就是发展“信息内容产业”，文化的竞争日益激烈，作为保存和展出传统文化的博物馆，对本地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是责无旁贷的，而利用数字化技术可以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而除了保护以外，博物馆在对当地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宣传、推广以及对后代的教育中将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而将信息技术用于其中势必对文化的真正的保护和传播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

1.2 非物质文化遗产

2004年12月3日，中国加入《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指各族人民世代相承的，与群众生活密切相关的各种传统文化表现形式(如民俗活动、表演艺术、传统知识和技能，以及与之相关的器具、实物、手工制品等)和文化空间(即定期举行传统文化活动或集中展现传统文化表现形式的场所，兼具空间性和时间性)。非物质文化遗产包括:1.口头传统、包括作为文化载体的语言。2.传统表演艺术。3.民俗活动、礼仪、节庆。4.有关自然界和宇宙的民间传统知识和实践。5.传统手工艺技能。6.与上述表现形式相关的文化空间。

2. 博物馆信息化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意义、作用以及遇到的问题

2.1博物馆信息化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意义

信息化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重点意义应在于利用计算机技术收集、整理、保存、加工和展示各类信息，利用应用软件进行研发，加强全国范围内的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因此必须建立具有独立操作性质和广泛合作方式的科研与教学并重的信息基地，而博物馆正是建立这种基地的最佳地点，利用现在的信息技术，博物馆应该在关注人类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加强中国本原文化基因的认知，推动当代多元文化教育的发展、推动民间、民族优秀传统创作性的传承发展，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相关学科的普及和建立，培养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和规划管理的专门人才方面起到更加重要的作用。博物馆信息化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在整理、研究、交流、展示和公众教育等相关领域会其到非常巨大的作用，应用信息技术手段使观众来到博物馆后通过充分享受到种种优越和便利的同时能接受和领悟到传统文化的精神内涵。而随着数字化多媒体展示技术和网络流媒体传播手段的日趋成熟，以网络为平台的网上虚拟博物馆传递给观众相关信息的能力将与传统博物馆不相上下，如果对异地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感兴趣但是因为条件限制而无法亲自领略其独特韵味的博物馆观众将会乐于在网上通过虚拟的博物馆展厅而得到足够的精神享受或知识追求。

2.2博物馆网络技术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的作用

1.利用网络加强国内博物馆彼此之间的交流和联系。2.利用网络博物馆将非物质文化遗产更好地展示给社会公众。3.加强博物馆与个人的互动。4.适当利用博物馆网络进行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商业活动。5.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中物质文化遗产的标准化处理。6.利用博物馆多媒体技术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整理和保护。

2.3遇到的问题

1. 非物质文化遗产中的经济价值问题。2.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经济价值的条件。3. 非物质文化遗产中经济价值与其他价值关系。4. 非物质文化遗产经济价值的所有权属。5.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经营方法不当。6. 非物质文化遗产参与者之间的利益分配。

为了加强研究和教学，博物馆建立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工作室。加强原生态文化抢救和可持续发展参与，建立非物质文化遗产传媒和规划工作室。建立当地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库，建立民间美术(科研和教学)信息库。这些都是我们国家博物馆在保护非物质遗产的时候所建立的，但是笔者认为，如同在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经济价值的认识中说到的“能否继续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它最终能否为社会实践带来利益”，博物馆在开发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经济价值的时候应该灵活运用自己的信息化手段和技术，与其他部门协同进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开发，不但自己可以创造利润，也能够很大程度上扩大博物馆的社会知名度和影响力。

3. 展望博物馆未来发展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

尽管我们强调博物馆是一个非赢利机构，但是在当前形式下，一个不赢利或者薄利的博物馆不但无法做到对文物的良好保护，甚至自身生存都有问题，面对市场经济的潮流，博物馆应该想的时候如何通过其他途径来达到赢利的目的。网站的建置和运用，几已成为各博物馆的一项基本配备。无论是已经利用网站提供服务与信息的博物馆，或是正积极地筹备上线的博物馆，不妨思考这样的一个问题:博物馆是将网站视为电子化或在线的简介，还是希望藉由网站开发更大的观众。目前国际上营销与科技媒体结合的研讨中，特别针对日益普遍的博物馆网站进行了分析，提醒各类博物馆如何利用本身的网站作为有效的营销工具，作为中国的各个博物馆应该及时从中获得有利自己发展的信息。由于社会的不断发展，一些文化的消失是很难避免的，那么我们通过各种方式所保存下来的该文化遗产的信息就非常珍贵。因此未来的博物馆的信息化建设，或者说信息时代博物馆的定位，应当是博物馆运营与数字化技术两者间全方位、多层次地有机结合。博物馆与数字化的关系，应当既是无形的，同时又是不可或缺的。也就是说，未来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要根据博物馆的战略发展规划、运营管理、科学研究、教育展示联系起来。未来博物馆对从实体收藏品的管理到相关信息的再挖掘等等诸多方面都应当体现出“数字化无所不在”的原则。首先，将非物质文化遗产列入未来博物馆信息化发展计划。其次，建立灵活的博物馆信息化管理机构。再次，提高未来博物馆数字化保护工作透明度和互动性。最后，用未来更先进的技术手段来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

参考文献：

[1]薛超.博物馆数字化与数字采集中需改进的问题[J].文物世界，2004，01.

[2]王裕昌.博物馆信息化建设的理性思考[J].甘肃科技，2004，10.

[3]陆远.博物馆信息化建设―局域网建设[J].中国博物馆，200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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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肥作为中国历史文化名城、全国著名的园林城市、优秀旅游城市，素有“三国故地、包拯家乡”之称，其非物质文化遗产极为丰富，底蕴深厚。保护和传承好这些非物质文化遗产，对于继承和发展合肥市优秀特色文化，促进文化传承，弘扬民族精神，建设“大湖名城，创新高地”的合肥具有重要作用。本文在多次实地调研的基础上，尝试探寻问题的症结所在，并总结具有合肥地方特色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的新思路。

一、合肥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现状

作为庐剧的发源地―合肥，为了保护和传承好本地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2005年下半年以来，由合肥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组织有关专家进行了多次合肥市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资源普查工作。经过普查，登记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共有238项。截止2013年我市共有其中 “庐剧”、“巢湖民歌”“纸笺加工技艺”、“洋蛇灯”4项入选国家级 “非遗” 名录保护项目；“火笔画”等11项入选省级“非遗”名录项目；“犟驴”等71项市级“非遗”保护项目以及“包家花船”等90项县区级“非遗”名录项目；全市共有86名代表性传承人，其中国家级4人、省级11人，市级26人，县区级45人，同时，建立了合肥市“非物质文化遗产”数据库以及比较完备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传承人的资料档案。其涵盖了生产生活习俗、岁时节日、手工技艺、歌舞曲艺、游艺竞技等各个方面。

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人类民族民间传统文化的宝贵资源，是人类几千年来劳动和智慧的结晶，对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具有独特的意义，因此它值得我们珍惜、呵护。但是经济建设取得较大进展的同时，非物质文化遗产也受到不同程度的冲击，随着经济和社会高速发展，部分项目甚至面临濒危的现状，由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不具有实物形态，使其较之有形的文化遗产在识别、保护方面都有一定的难度；同时又由于非物质文化遗产活态传承的特性，也使其在历史变革与时代冲击时比有形文物更加脆弱，比有形文物更容易消逝。正是因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在保护上的这种困难性和其本身的这种脆弱性，对它的保护和传承才显得更加的迫切。

三、合肥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传承面临的问题

很多非物质文化遗产都是经口口相传、口传心授、言传身教的技艺、民俗、传说因老人的离逝而失传，同时，在利益的驱使下，人们对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意识不足，过度开发、破坏、毁灭文化资源原貌，致使出现了很多非物质文化遗产因人而存、因人而亡的局面，最终造成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流逝与失传。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缺乏管理人员及研究队伍致使难以适应当前的工作需求。如以民间工艺美术大师刘祝华及其弟子刘凯为代表的合肥“火笔画”最具合肥地方特色，是江淮地区流传甚广、极具群众基础的一种民间手工工艺，在题材、内容上进行了创新并形成独自的流派，但是当今社会在不断变化，现代科学技术已渗透至各方面，文化生活也呈多元化发展；一些民间艺人、技艺已不再受现代年青人的追捧，由于传承人缺失等多种因素，许多像“火笔画”这样极具历史价值的民间美术及其制作技艺目前已处于濒危失传的境地，亟待国家和社会加大力度抢救和保护。加之专项经费不足，很多非物质文化遗产得不到有效、及时的记录、整理和保护，甚至一些已经记录和整理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料和实物，面临损毁和再次流失的危险。

四、结合合肥地域特色，探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的有效途径

（1）普查与保护同步推进，创新工作机制，加大培训力度，完善基层普查队伍。合肥市每年定期举办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保护工作培训班，以基层文化干部专业技术继续教育培训班为平台，邀请省、市专家授课并进行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工作培训，培养了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基层专业工作人员和骨干；充分发挥乡镇文化站人员和“三老”（老干部、老教师、老艺人）的作用。按照“三不漏”（不漏线索、不漏村镇、不漏门类）的要求，各县（区）及乡镇成立普查工作领导组，建立县、乡镇级普查网络，聘请的老干部、老教师、老艺人等担任义务普查员，走村串户地访问调查，搜集第一手普查资料并建立健全了比较完备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和项目档案；

合肥市把普查与保护工作并举，如我市“庐剧”入选国家“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之后，市庐剧院在重新修订《合肥市庐剧艺术保护和发展条例》的基础上，制定出《“庐剧”保护措施和实施方案》，成立了“安徽省庐剧研究会”；组织编撰了出版《非物质文化遗产田野调查汇编・合肥卷》一书，全面介绍了我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

（2）加强对传承人的保护与培养，畅通保护与传承的渠道。传承人作为传递非物质文化的关键，以活着的传统、活着的文化形式生活在民间。由于大部分传承人年岁已高或社会活动能力有限，处于社会底层，往往成为非物质文化遗产文化链中最需要加以保护的脆弱部分。我们通过采取政府津贴或补贴的方式资助传承人，以命名的方式吸引传承人，以完善的政策措施保护传承人。

采用多渠道、多形式、多途径的立体化人才培养架构，拓宽人才培养渠道。充分发挥社区、中小学、高等院校的主渠道作用，注重专业人才的培养。积极与安徽大学等高校合作，开设非物质文化遗产必修课或选修课，将民间艺术列入大学综合素质课程；在中小学各个学段开设有关非物质文化遗产内容的课程，从小孩子开始培养他们对民族文化的认同感，努力培养和造就新一代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促使他们健康成长，确保优秀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在祖国现代化建设中，发挥应有的作用；同时，举办非物质文化遗产培训班等多种形式，传承民间手工技艺。如每年暑期合肥市文化馆与媒体联办了“民间绝活免费培训班”； 免费向群众开放 “非物质文化遗产”展览厅以及剪纸、铁字展室等既扩大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宣传，又提高了人们保护民族民间文化的意识。

（3）将流行元素加入到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传承中去，让其焕发生机和活力。作为民间艺术实践者和传承人，为了推动一种文化遗产的前进甚至延长其生命力，大胆地尝试让流行元素加入到了古老的文化遗产中，让它焕发出新的活力。如糖画艺人张云萍将近年来流行的喜羊羊与灰太狼、流氓兔等动画形象融入糖画制作中去，深受小朋友和青年人的喜爱。尽管让传统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获得新生的难度比较大，但只要推动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前进，让更多的文化，宝贵的文化遗产在濒于灭亡之际，重新为大众认可和热爱也是大有可能的。

（4）充分利用文化馆（站）优势保护与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

文化馆作为政府设立、向公众开放，组织开展、指导、辅导、研究群众文化艺术活动，并提供公共文化产品和公共文化服务的公益性文化事业机构，承担部分政府的责任，保护好当地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正是其社会功能发挥的体现之一。因此，充分发挥文化馆（站）的优势，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得天独厚的条件。

首先，利用文化站人才队伍的优势，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文化馆（站）是举办群众文化活动的带头人，有着大量的人才资源，在群众文化中起着重要的引导作用；近年来，合肥市文化馆不断培训老员工，引进高学历人才，使其工作人员具备各种专业才能，文化水平较高，而且文化馆内还有一大批资深的艺术骨干、专家学者等，在工作中能承担起自己专业内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有关职责，这都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起到了重要的人力和智力的支持。

其次，利用文化馆（站）的阵地优势，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合肥市在市、区（县）文化馆均成立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合肥市文化馆开设了“非物质文化遗产展厅”、“剪纸传习所”、“面塑传习所”等，发挥文化馆（站）具有适应群众活动的场地及设施，具有开展培训、交流、展示活动的阵地优势，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提供了一定的硬件条件。不久我们将搬进群众文化活动中心（合肥市文化馆新馆），新馆开设一个近两千平方米的“民间、民俗文化展厅”，常年免费为群众提供一个展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阵地。

（5）突出地域特色，树立形象，打造品牌。通过开展主题鲜明、形式多样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和保护宣传活动，营造了全社会参与普查的良好氛围。以“文化遗产日”为契机，合肥市每年都在明教寺、包公祠、李府、三国新城遗址等多处文物旅游景点安排一系列图文声像的宣传活动；同时，为了动态的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合肥市通过各种方式和途径展示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积极推荐传承人到境外表演，如选送我市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纸笺加工技艺”刘靖、“火笔画”传承人刘凯赴澳门参加“浓墨艳彩展风华安徽省、河北省春节习俗展”，将我市最具地域风格和代表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通过现场技艺展示的方式，向澳门民众展现出安徽文化的博大精深。

（5）重视硬件建设，搭建信息平台。合肥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工作领导小组设立专门办公室；建立“非物质文化遗产展厅”、“剪纸传习所”、“面塑传习所”、“木雕传习所”并长期免费对外开放；合肥市连续举办的地新春文化庙会，民俗展示活动中，集中展示近年来我市民俗民间特色文艺活动，如：庐剧专场汇演、洋蛇灯展演等以及以火笔画、铁字、泥塑、剪纸艺术为主的工艺、雕塑展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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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概念和特征

《非物质文化遗产法》第2条规定“本法所称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指各族人民世代相传并视为其文化遗产组成部分的各种传统文化表现形式，以及与传统文化表现形式相关的实物和场所。包括：（1）传统口头文学以及作为其载体的语言；（2）传统美术、书法、音乐、舞蹈、戏剧、曲艺和杂技；（3）传统技艺、医药和历法；（4）传统礼仪、节庆等民俗；（5）传统体育和游艺；（6）其他非物质文化遗产。”从上述概念可以看出，非物质文化遗产概念的外延比较丰富并具有以下特征：第一，非物质性。非物质文化遗产通常表现为无形的制作工艺、民俗活动、传统知识、节日文化、传统技能等。这种非物质性增加了界定创作主体的难度。第二，创作的集体性。非物质文化遗产通常存在于特定群体中，由于年代久远，常常难以确定最初创作者，并且由于传承者不断加入创新元素，因此难以将智力成果界定为某个特定个体。第三，创作的延续性。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口口相传中，传播者不断加入一些新的创意或元素，使非物质文化遗产一直处于“被创作”的过程中。

（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数字化

数字化技术能够通过计算机、照相机、扫描仪等设备，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储存、加工、传输和以数字形式再现，所以通过数字化技术，非物质文化遗产以图象、文字、声音等形式被固定下来。由于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分散性和非物质性等特性，因此，在将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化的过程中，有时需要数字化作者对于内容取舍、结构安排等作出选择，凝结着较高的智力成果。

二、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化权利界定

（一）非物质文化遗产创作者的权利

我国著作权法保护的对象是作品，其保护范围限于表达方式，不延及作品的思想、程序、操作方法、原理等因素。豍根据著作权法的原理，我们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法律保护主要针对它的代表作而言。豎但从前文分析可知，非物质文化遗产通常通过世代相传流传至今，大部分没有形成有形作品，或者即使形成了代表作，对于其他参与创作的主体如何保护，是没有法律依据的。本文认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应当受著作权法保护，但由于其特殊性，应当通过制定著作权法的特别法，以单行法的方式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保护，因为《著作权法》第6条规定“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著作权保护办法由国务院另行规定”。非物质文化遗产创作者应当享有的权利包括：

第一，人身权。（1）署名权，当非物质文化遗产能够确定由某一个民族、村庄、部落创作时，应当保护其署名权；当非物质文化遗产不能确定创作群体时，也应当清楚地表明其渊源及流传的范围等基本信息。（2）修改权，这一权利由创作群体行使，因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创作具有延续性，一直都将处于被创作的状态之中。（3）保护作品完整权，由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创作者通常是一个松散的群体，当发生侵权行为时，容易产生搭便车心理，因此，应当授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协会行使。（4）发表权，非物质文化遗产随时处于创作中，并且由于口口相传等原因，其创作和发表在时间上往往具有同步性，再创作完成之时即为发表之时，因此，这一权利也应由创作者享有和行使。

第二，财产权。财产权的主体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创作群体，但应授权非物质文化遗产协会和基金会行使。行使财产权所得的资金由非物质文化遗产基金会按照其设立时所制定的章程代为保管和运用，主要用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调查、认定、保护、传播等工作。财产权的行使方面的内容，详见下文阐述。

（二）数字化作者的权利

数字化技术能够以特定形式保存非物质文化遗产，同时也能够促进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播，但随之产生的问题是如何界定相关主体的权利并对其进行保护。本文认为，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化作者受到什么程度的保护，与其作品是否具有独创性相关。

1.数字化作品具有独创性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数字化与普通作品的数字化不同，后者通常只对原有作品进行数字化转换，这一过程由机器完成，基本没有独创性。而非物质文化遗产由于没有固定的形式，数字化作者在选材、摄影、录音录像过程中，凝结了较多的智力成果。不同的数字化作者对同一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数字化，其结果可能完全不同。《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实施条例》第2条规定：“著作权法所称作品，是指文学、艺术和科学领域内具有独创性并能以某种有形形式复制的智力成果。”如果数字化作者经数字化所形成的作品达到“独创性”这一标准，就应当享有著作权法规定的权利。

2.数字化作品不具有独创性

如果数字化作品仅对某些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简单复制和再现，不具有独创性，则可以通过邻接权进行保护。邻接权保护的是一种再现、复制和传播他人作品的劳动，数字化作者将非物质文化遗产以特定的形式固定下来，并通过数字技术进行传播，属于作品的传播行为。虽然我国著作权法规定的邻接权只包括出版者权、表演者权、录音录像制作者权和广播电视组织权，但邻接权是一个发展的概念，随着时代和新技术的发展，其外延可以随之扩大，19世纪末20世纪初，录音录像和无线电传播技术的发展导致了邻接权的产生，当今数字化技术的发展，产生了一种新的作品传播方式，那么这些传播者的权利也应得到保护。笔者认为，应当在邻接权中增加一类——“数字化作者权”，以保护没有产生独创性作品的数字化作者的权利。

三、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集体管理制度

（一）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实行集体管理制度的理由及意义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创作者是无名的或者是归属于一个民族或一个区域居民，是集体智慧的结晶，属于这一群体所有，群体中的任何人都可主张权利，但任何人又无权单独享有权利。权利主体的群体性、不确定性使得权利的行使难以获得有力的保障。豏所以非物质文化遗产原生作品的创作群体不宜作为法律上的权利主体主张权利，况且很多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权利主体不明确，因此，有必要设立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协会代表特定群体行使著作权。集体管理制度可以在保证权利主体利益的前提下，满足公众的精神文化需求。

同时，由于群体的具体成员众多且难以界定，非物质文化遗产协会取得的许可使用费不可能像其他著作权协会一样扣除必要的管理费后返还给权利人。设置非物质文化遗产基金会，可以保证许可使用费用于实现保护目的。特定群体为保护、丰富和发展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需要，可向基金会提出申请，基金会对于符合章程规定条件的申请应予准许，拨付必要的资金用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事业。

（二）非物质文化遗产协会和基金会职能划分

“我国早在1992年即成立了中国音乐著作权协会，1998年中国版权保护中心成立后，国家版权局又多次指示并帮助组建文字、摄影、美术作品等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从目前的趋势看，我国的著作权集体管理是采用多种协会体制的。”豐“我国已成立的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有中国音乐著作权协会和中华版权总公司。在我国，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在法律上是一个社会团体法人，其以法人的财产独立承担民事责任。”豑基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特殊性，笔者认为集体管理制度可以达到对非物质维护遗产的保护和合理使用双重目的：即在我国设立“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协会”行使集体管理权，其下设“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基金会”这一财团法人，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抢救等工作统筹安排资金。

1.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协会的职能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协会的职能主要包括：（1）组织开展调查、收集工作，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整理、分类、登记建档，保存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相关资料；（2）代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特定群体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使用人签订许可使用合同，并收取许可使用费。（3）制定非物质文化遗产基金会章程，规定该基金会的宗旨、业务范围、组织机构、财产的管理和使用、终止和剩余财产处理以及章程修改等内容。（4）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许可使用收入，在扣除必要的管理费用后，以捐赠的方式注入基金会。（5）保护特定群体的署名权，禁止伤害群体感情和尊严的、保护作品不受歪曲、篡改的权利等人格权的行为。当上述权利受到侵害时，有权以自己的名义提讼。（6）开展其他社会活动。

2.“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基金会”的职能

“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基金会”的职责主要包括：（1）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抢救性保护提供资金支持；（2）基于发展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目的，对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中做出显著贡献的组织和个人，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予以表彰、奖励；（3）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代表性传承人开展传承、传播活动提供资金支持；（4）对与非物质文化遗产有关的科学技术研究工作提供资金支持；（5）对其他符合基金会章程的活动提供资金支持。

（三）非物质文化遗产管理制度与传统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的区别

第一，性质不同。传统的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性质为非营利性的民间自治组织，非官方性意味着不得强迫著作权人加入集体管理组织。同时，及时著作权人已经自愿加入，仍然有退出的自由。豒非物质文化遗产不仅是特定民族或区域群体的财富，更关系到整个中华民族的利益，因此非物质文化遗产协会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相关权利的取得不需要经过事实上的创作群体授权，国家以保护和发展丰富非物质文化遗产为目的，通过立法授权协会和基金会行使权利。与其负担的职能相适应，非物质文化遗产集体管理组织具有官方色彩。

第二，维护利益的侧重点不同。传统的著作权管理组织重在维护某一类著作权权利人的利益，其在扣除必要的管理费用后将所获得的收益返还给著作权人，这种利益一般为私人利益。而非物质文化遗产管理制度不仅维护特定权利群体的人身性权利，更在于促进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丰富，其维护社会公共利益的属性较为明显。

第三，机构设置不同。传统的著作权集体管理制度一般设置协会，以自己的名义依据权利人的授权行使相应的财产权，并在协会内部设置相应的办公机构。而非物质文化遗产管理制度则不仅设置管理协会，而且由协会这一社会团体法人捐赠财产设立“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基金会”这一财团法人，以实现保护和发展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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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创新；保护模式

引言

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保护的要求最早来自于西方社会对现代化进程中的人的“异化”和“物化”的反思。在我国，成为备受关注的热点问题还只是近十年来的事情。然而，中国目前正处于现代化建设快速发展中，现代化的发展目标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传承，二者之间的矛盾带给我们许多困惑。

总理曾说过，非物质文化遗产也有物质性，要把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非物质性和物质性结合在一起。物质性就是文象，非物质性就是文脉。人之文明，无文象不生，无文脉不传。无文象无体，无文脉无魂。非物质文化遗产都是几百年、几千年传下来的，为什么能传下来，千古不绝?就在于有灵魂，有精神。文脉就是一个民旅的魂脉。今天，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就是传承民族文化的文脉。

从众多研究资料中发现，现今理论界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过程中存在着两种保护理论模式：一种是“原生态”保护模式。他们认为应建立公认的具有现实保护意义的“生态文化圈”，在政府的扶持下，进行包括有形的世界文化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甚至是自然遗产在内的整体保护和规划；不复原，却承认并明确一种存在生态，使其在相对独立的环境中依循着规律发展；另一种观点是

“创新”保护模式。他们认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在现代社会中不是经济包袱而是珍贵文化资源。非物质文化遗产只有通过现代转化，整合入现代文化体系中，发挥新的功能，才可能真正传承下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转化形式是文化元素重构，旧的文化体系消亡后，其中许多文化基因仍有活力，通过现代形式的基因重组，在保持精神内含和象征符号不变的前提下，使它们能够以现代形式复活。双向互动的新传媒和新兴的创意产业，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提供了良好机遇。

针对两种不同的理论模式，我认为联合圜教科文组织提出保护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根本目的是为了“文化环保”，尽量保护各种文化原生态和多样性，避免人类富有特性的民族文化在全球化和现代化进程中逐渐消亡。非物质文化遗产在现代社会巾珍贵的可再生文化资源。对这种资源通过文化创新来继承和发展。非物质文化遗产只有通过现代功能转化，整合入现代文化体系中，发挥新的作用，才可能真正存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转化形式是文化元素的重构，旧的文化体系消亡后，其中许多基因仍有活力，通过现代形式的基因重组，在保持精神内蕴和象征符号不变的前提下，它们能够以现代形式复活。双向互动的新传媒和新兴的创意产业，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的有效途径。

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是现代人的精神家园，是各民族的文化血脉，是各民族的“文化基因库”，具有多元潜在的再生能力。多元的“文化基因库”能够提供各民族人民世世代代累积的宝贵人生经验，能呈现出丰富多彩的文化艺术再生资源，能启发后人站在前人的基础上建起更美丽的艺术殿堂。

一、非物质文化遗产创新保护模式的理论核心

1、“创造性转化”是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根本出路

“创造性转化”一词来源于美国威斯康辛大学历史系教授、著名学者林毓生的《中国传统的创造性转化》一书。作者在书中提到要推行文化传统“创造的转化”：“但，究竟什么是文化传统‘创造的转化’呢?那是把一些中国文化传统中的符号与价值系统加以改造，使经过改造的符号与价值系统变成有利于变迁的种子，同时在变迁的过程中继续保持文化的认同。”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重要的“文化基因”，其赖以存在的“细胞环境”如今已发生巨变，因此，非物质文化遗产自身也必须进行一定的“基因改良”和“重组”，以提高在新的“细胞环境”中的成活率与生命力。在当代社会中依托现代产品或融合现代技术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创造性转化，创造出既具有民族精髓又具有崭新表现形式的当代特色产品，是激发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现实生命力、促进其在当代社会中延续和保护的最根本出路，也是我国当代产品显现中华民族精神的有利契机。“创造性转化”不是简单地牺牲真实性实现商品化而使非物质文化遗产变得面目全非，而是以新的载体继续保存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神和技巧等精髓，利用非物质文化遗产所生产的当代产品要仍带有民旅的鲜明特色，仍能取得民众的“文化认同感”。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当代由农耕文明转向工业文明的巨大经济转型不可避免地要影响到传统文化的变革。“实际上，一切过去时代的文化资源，都有一个在今天文化语境中重新阐释和创新开掘的问题。任何文化资源要想成为生动、话跃的‘现在时’或‘现在进行时’，都必须与今天人民的精神生活需要相联系。所以，一切传统的文化资源要想在今天发挥作用，都必须经历一个现代的转换。”，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当代的保护、传承固然需要政府的倡导以构造一个和谐的发展环境，也需要社会各界的支持以提供经费来源，非物质文化遗产欲在现代社会中继续求得稳固的一席之地，仅仅依靠外在力量，被动地等待被抢救和被保护是不够的，解决问题的关键还在于其自身的“自强不息”。也就是说，非物质文化遗产不应“坐以待毙’，而应“相时而动”，进行适当的变革，适应当代社会，融入当代生活，以积极的姿态融入现代生活潮流，在这个生活日新月异、变化天翻地覆的现代大工业社会中焕发出别样的光彩。非物质文化遗产要保存，但更要延续：要延续，但更要发展。而一切的关键莫不在于依托具有当代特色的产品或融合当代技术以实现“创造性转化”。

2、文化元素重构是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基本形式

2008年北京奥运吉祥物“福娃”，以中国传统的民间艺术为表现手段，把中国“五行哲学思想，与奥运五环相匹配，是奥运精神和中国传统文化最精彩的结合，向世界展示了光辉灿烂的中华文化，更向世人说明了中国民间艺术的永恒魅力。

3、创意产业是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有效途径

人类口头和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丰富，主要包括如口承文学、历史传说、环境知识、生产技术、消费习惯、交际礼节、，人生仪式、节日庆典、组织制度、娱乐游戏、艺术技能、信仰心理等。它们是过往生活的凭证，是国情、民情的重要组成，也是有独特载体的民众的文化。因此，通过对这些丰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清理和挖掘，我们会孵化出国民经济的一些新兴部门和行业。“不仅如此，这些与非物质文化遗产载体相关的产业，还往往是一种立体产业，带动力强，辐射面广，能够产生多种效益，其发展方向常常涉及传媒、演艺、美术、会展、体育、旅游、教育、出版等

行业。同时它还可能通过产业链间的传动关系，进而带动信息、餐饮、房地产、服装、交通等十几个相关行业的发展，为国民经济发展创造出一些意想不到的新的增长点。”

近日有消息报道，在“人人电影”公布的新片计划中，最引人注目的是有陈可辛执导的魔幻大片《钟馗》，据透露，之所以选择这个家喻户晓的“钟馗”这个人物，是因为钟馗能把人们带到一个想象的空间，回想童年的记忆，在他心目中，钟馗就是中国的蝙蝠侠、超人，就是中国的超级英雄。这里钟馗的出现，中国成人心目中的神性力量的不在场。

从文化视角来看，陈可辛电影选材的有趣之处在于，导演会想到钟馗这个形象。钟馗是中国传统年画的典型形象，这个形象的来源众说纷纭，但大多数人认为他是唐初终南山进士，才华出众而相貌丑陋，死后成神，擅长抓鬼。慢慢变成端午节文化中的固定形象。在民间，钟馗画像辟邪的能力深入人心。最初在唐宋时代，钟馗年画的能指非常单纯，钟馗以惊人的丑陋和冷酷无情抓鬼吃鬼的能力而广受欢迎，他足以把小孩子吓哭的形象虽然缺乏亲和力，却有实用价值。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钟馗形象的能指在发生微妙的变化，“钟馗嫁妹”中的钟馗多了一份铁汉柔情，对友人的情谊，对妹妹的关爱，让这个比鬼还要丑的恐怖形象多了一份令人感动的力量，中国传统价值观在阴冷的鬼魅世界中折射出意想不到的光彩。钟馗渐渐不再是个异类，异类无法令人信任，但是一个和我们有共同价值观的“鬼王”则可以让普通民众放心依靠――钟馗形象的人性演变没有削弱，而是加强了这一形象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陈可辛导演在电影中继续钟馗形象的人性之路，而且又加上了现代的解读，令这个形象更为丰满，更是一个“人”。这样，钟馗这个形象就完成了“人”――“神”――“人”的转变。当然此“人”非彼“人”，其中融入了千百年民族心理的发展痕迹，成功地完成了创造性转化。

庆阳香包源远流长，香包既是工艺美术制品，又饱含着民族文化象征隐喻，把祝福带给了祈求幸福的人们。但过去只是在端午节才给小孩佩带，只有城郊的个别妇女在节前进城摆小摊零售。现在，香包已经成为庆阳市的文化支柱产业，并且带动了其他文化产业。根据调查，截止2003年5月，庆阳市从事香包制作的农户达71977户，从业人员102698人，分别占全市农村人口和农村妇女总人数的14.6％和11.8％，其中有一定生产规模和生产能力的专业户8070户，加工制作人员25796人，生产香包约161万件，年产值715万元。2005年第四届香包节期间，销售香包收人674万元，民俗文化产品销售收入达300万元以上。在正宁县山河镇，五分之一的农户从事民间手工艺品生产和销售，每年香包刺绣收入60万元。在这个镇采访了32位妇女，其中7位是香包刺绣公司的经理，2人制售香包年收入在5万元以上，其他5位年收入在1万元到3万元之间；另外25人，香包刺绣年收入3000元的2人，1000元～3000元的13人，1000元以下的10人。文化价值向经济价值的转换大大刺激了庆阳香包业的发展，现在不但参与的人数众多，而且品种花样也日趋繁多，大凡飞禽走兽、花鸟虫鱼、神话传说、生产生活，应有尽有。小的可以像麻雀蛋那样小，大的有几个平方米大。以上调查说明，在庆阳市，香包这种民间手工艺产品已经成功地实现了功能转换，已由原来功能单一的节日佩件转化为商品价值与民俗价值兼具的复合性产品，并且形成规模化产业。我们可以断言，庆阳香包是不愁没有传承人的，也不片j担心它会消亡。当然，并不是所有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都可以实现功能和价值的转换。

二、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创新保护模式的反思

创新在民俗流变过程中，使文化的纯正性和完整性被削弱

利用非物质文化资源进行商业开发潜伏着较大的风险。追求效益会受需求引导加入许多原本不属于这一文化范畴的因素，从而导致文化变异。刘志群批评说：“在一些少数民族地区，旅游热己成为传统民间艺术的第一杀手。目前比较流行的不是尊重和恪守民族文化传统及其心理与思维特点，而是以政治宣传服务的目的和现代审美的观念来改造当地的少数民族民间艺术，使其精致化，了民族民间艺术在表象掩盖下的深层的所指，甚至把汉民族和外来的东西，拿来杂揉到当地民族的艺术中，往往出现了非驴非马的怪胎。”中国民俗学会理事长刘魁立也称“开发一个毁一个。”

日本民艺学家柳宗悦在1941年就曾提出：“工艺文化有可能是被丢掉的正统文化。原因就是离开了工艺就没有我们的生活。可以说，只有工艺的存在我们才能生活。从早到晚，或工作或休息。我们身着衣物而感到温暖，依靠成套的器物来安排饮食，备置家具、器皿来丰富生活。……因此，如果工艺是贫弱的，生活也将空虚……如果工艺的文化不繁荣，整个的文化便失去了基础，因为文化首先必须是生活文化。”“当代的机械化粗糙制品使人们养成了粗暴待物的习惯，而蓦然回首，人们才发现，“原来那些经过人与人之间的磨合与沟通之后制作出来的物品，使用起来是那么适合自己的身体，还因为它们是经过‘手工’一下下地做出来的，它们自身都是有体温的，这体温让使用它的人感觉到温暖。”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这种“温暖”的亲切感，绝对是现代工业的理性所不能代替的。

2.创意产业必将导致“非物质文化遗产”普遍经济性的泛化

“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如何走上市场?第一步是商业化，第二步是提炼中国文化元素，然后，将这些元素与工业化生产结合，才能真正实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产业化。”中国贸促会家纺分会副会长杨兆华如是说。在他的努力下，作为第一步，南京云锦、蓝印花布、土家织锦、苗族蜡染、鲁锈、藏毯、苏锈等亮相8月20日开部的中国国际家纺展。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在创意产业保护道路上的探索，尽管其保护的方式和所走的道路各异，但在其总的取向上，却都是希望“在市场经济中实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经济价值”，但最终目的却都不是放在“规模化的生产非物质文化产品”上，而是通过“产业化”经营而达到真正保护“非遗”象征符号和精神内蕴上。创意产业只是可供选择的方式之一，但不是全部：对某些类别和项目可能是最佳的选择，对另一些类别和项目，则可能不适用或不是最佳的方式。总之，在决定采用何种模式进行“非遗”保护的时候，要明确我们的最终目的是保护，而不是牺牲传统的技艺和文化蕴涵去获得利润的最大化，因此一定要逐一分析、逐一选择并进行学科论证，然后作出决策。这也许就是“非遗”保护产业化与其他经济项目不同的地方。因此，不论采用原生态方式和创意产业化方式，应以“非遗”项目的精神内蕴和象征符号得到完整性的保护为前提，而不是以牺牲其技艺的本真性完整性和固有的文化蕴涵为代价。凡是以牺牲传统技艺及其文化蕴涵为代价的所谓产业化，都是不可取的，都是我们所坚决反对的。

参考文献

[1]陈建宪：文化创新与母题重构一论非物质文化遗产在现代社会的功能整合，《民间文化论坛》[J]2006，04

[2]林毓生：《中国传统的创造性转化》[M]，北京：三联书店1988年版

篇10

关键词 基层文化馆 非物质文化遗产 保护工作 传统民族文化

中图分类号：G258.2 文献标识码：A

1基层文化站（馆）是非物质文化保护工作的主力军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极具的民族智慧与社会价值的文化资源，是国家历史文化发展的见证，也是维护民族与国家和谐统一的文化基础。非物质文化是人民群众在生活实践活动中所形成的特色文化形式，是人民在长期的劳动生活中所创造出来的智慧结晶，体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情感与憧憬，体现出了非物质文化遗产具备了广泛的群众基础，同时又具备地域性与独特性的特点。

基层文化馆（站）是国家各级政府设置的群众性文化组织结构，主导着乡镇群众文化工作的开展，是国家宣传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和乡镇群众文化活动的“窗口”，也是进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主要阵地，因此在传承和保护农村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领域里具有独到的优势。基层文化馆是保护非物质文化的重要发展阵地，在完善对当地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基础性工作中承担着重要职责，在促进地域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具有重要意义。

2基层文化站（馆）具备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先天优势

非物质文化遗产具备地域性的特点，即各地区的非物质文化具有当地精神思想、传统文化、、生活习俗等特色，这也是地域民族发展的特色之处。而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往往由于地区民族文化地处乡间田野，原生态的环境造成了非物质文化没有得到充分的保存与记录，更不能得到广泛的继承与传播，非物质文化遗产长期处于封闭的状态下，逐步导致非物质文化消失的后果。

地方基层文化馆的建设，对地方的传统民俗文化，即戏曲、民族歌舞、民族音乐、民俗文化等因素进行直接的保护与建设，因此从地域的角度看，基层文化馆具备最基础的区域优势，能够对当地非物质文化进行直接的接触与便捷的保护工作。同时基层文化馆的人才资源建设也是针对非物质文化进行保护的重要因素。据调查显示，大部分基层文化馆工作人员都是传统非物质文化的传承者，对当地的非物质文化具有浓厚的情感基础，并且在学习与继承非物质文化的过程中，吸收了非物质文化的营养元素，促进文化馆工作人员的工作积极性，并且能够促使工作人员在非物质文化的保护工作中对文化因素进行挖掘、研究与发展过程，逐步完善基层文化馆对非物质文化的保护机制。

3通过先进的设备，及时保护珍贵的非遗

基层文化馆的工作不仅仅只是出于保护，更要通过继承与传播，使得非物质文化以其自身独特的生动的魅力展现在普罗大众眼前。这就需要通过对设备设施与技术的利用，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及时的保护。

社会信息技术的发展，多媒体等新兴媒体的崛起，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打造了良好的环境基础。基层文化馆需要加大对非物质文化进行保护的宣传工作，积极应用新兴媒体的广泛传播的优势，与当地政府共同构建合理的宣传规划，使社会群众更加了解当地非物质文化的特点与形式。同时促进基层文化馆的科研活动，为保护非物质文化提供完善的保护措施，例如应用多媒体信息技术的设施设备，对民族音律文化通过建立相应的声像档案更加系统全面地完善保护措施。并且积极构建覆盖地区公共文化的网络服务系统，促进相关文化中心的建设，使基层文化馆的保护职能得到最大化的发挥。

4发挥业务干部专业文化技能，提高工作效率

对基层文化工作人员进行相关非遗知识教育，通过教育使其认识到非遗保护工作的深渊意义，端正其浮躁工作作风，严肃工作态度。基层文化馆是维护人民群众与非物质文化交流的窗口，是国家针对于地区文化保护与传承所设置的公益性事业单位，具有推进地区文化保护工作与非物质文化的传播工作的义务，并承担着为人民群众开展社会范围内的文化活动的责任。因此政府各级干部需积极配合基层文化馆的工作，发挥政府文化部门的监督职能，促进各级干部对于非物质文化的知识了解水平与专业文化技能，共同协调营造出对非物质文化进行保护工作的环境氛围。

并且政府部门需要对干部人员进行相关的文化知识进行普及与培训，充分发挥出业务干部的文化技能水平，为保护非物质文化工作提供自身的智慧与经验，从提高业务工作人员的工作效率的角度出发，提升地区文化保护工作的格局，有效推进非物质文化保护工作的顺利开展与实践。

5保护民间艺人，完成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

民间艺人是民族民间文化的继承者与传播者。随着社会环境的改变，保护工作缺失等客观条件因素，使得非物质文化没有得到及时的合理的保护，进而造成文化流失的现象，而民间艺人是非物质文化的学习者，在其对非物质文化进行了解与学习的过程中，吸收了民族特色，并加以保留与发展，对民族传统文化具有深远的情感基础。因此对非物质文化的保重要护措施，就是要对民间艺人进行深入地挖掘与保护。

促进基层文化馆的业务技能，对地区的各类非物质文化进行深入了解与探析，并积极从文献资料中对有文化价值的传统艺术文化进行发现与观察，对地区还存留相关的文化传承者进行询问与观察，对民间艺人的传统文化技能进行记录，使非物质文化能够得到最大程度的维护。同时强化地方宣传，以非物质文化的特色与魅力吸引到更多的学习者，以开展文化活动的形式促进群众对非物质文化的了解并加以学习，健全对非物质文化的保护体系。

6结论

非物质文化的保护工作需要社会各界的支持，是长期的艰巨的任务。作为基层文化馆，必须最大限度地发挥自身的优势与职能，逐步建立与完善对非物质文化的保护体系。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