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遗保护论文十篇

非遗保护论文篇1

摘要：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和推进，非物质文化遗产正受到越来越大的冲击，这种冲击，不仅体现在非物质遗产活态流变性的特性使它在历史的长河中由于各种原因不断丢失，还在于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抢救处于攻坚克难境地，虽有一定成效，但更加行之有效的保护措施还有待完善和落实。本文即从政府主导下非物质文化遗产视角出发，针对当前我国政府抢救与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现状，以期能够对促进我国政府主导下的非遗抢救与保护工作起到一定作用。

关键词：政府主导；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

中图分类号：G1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26X（2013）11-0000-01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人类世代传承的无形的、活态流变的文化遗产，是一个民族的生命记忆、活态的文化基因，不仅体现着一个民族的智慧和精神，也是人类共有的巨大财富，具有极其非凡的历史价值、艺术价值、科学价值和文化价值，除此之外，其也具有极高的知识性、艺术性和技能性。新世纪兴起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各国政府共同推动起来的，其核心是：利用国际平台，动员、协调国际社会各种力量开展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以促进人类文化的多样性存在，为人类文化可持续发展创造条件。中国作为最早加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的国家，按照“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传承发展”的方针，正逐步建立起比较完备的有中国特色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体系。

随着时代的发展，许多非物质文化遗产赖以生存的文化和社会环境已发生根本性的转变，其生存和发展面临着严峻的考验，针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一直存在很多争论，其本质是保护重要还是开发重要的问题，理性分析一定是先有保护才会有开发，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重点是先开展有效的保护。对于此种现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应“政府主导，社会参与，明确职责，形成合力”。

政府主导下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应“坚持保护文化遗产的真实性和完整性，坚持依法和科学保护，正确处理社会经济发展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关系，统筹规划、分类指导、突出重点、分步实施”，坚持十六字方针：“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传承发展。”非物质文化遗产最大特点是活态流变性，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和人的活动息息相关的，是靠人传承下来的，因此，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的过程来说，人就显得更为重要。诚然，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一种社会存在，就要遵守一定规律，我们要介入“人”的力量对其进行积极保护和合理开发，使其能够不断地传承下去。

在经济、社会发展的过程中，对我国丰富多样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有效保护，并进而促进经济社会的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是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具体而言，政府应该在抢救与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中发挥主导作用。由政府主导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现实客观要求。

首先，我国历代政府有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优良传统，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政府在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进行了积极的探索，积累了有益的经验。

第二、横向扫视国外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比较成功的国家。尽管各国的国情，文化背景不一样，所采取的保护措施也不尽一致，但无论是日本、韩国的亚洲模式，还是意大利、法国、英国的欧洲模式，无一不都是采取政府主导的模式，而且实践证明，政府主导这是一条比较科学，比较有效的保护路径。

第三、我国正处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转型期，中国经历了快速的经济发展，很多优秀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已面临消亡的边缘，如果不及时加以抢救保护，这些民族瑰宝就很有可能断送在我们这一代人手中。所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有些文化遗产老百姓是保护不了的，只有政府才可以做到。从保护层面讲，也是如此，只有政府建立相关法律，利用强大的公权力和影响力，统辖全局，将保护措施纳入政策规划，建立科学有效的保护机制没，并依靠强大的宣传机器，唤起人民对文化遗产的情怀，形成保护的文化自觉，才能真正做到有效的抢救与保护。

第四，非物质文化保护是一项十分浩大，及其复杂长期的文化传承工程，需要集中大量的人力，物力，花费相当长的时间，不是任何个人和民间团体所能承担，所能胜任。只能政府，才能驾驭这样错综复杂的系统工程，并提供足够的财力支持。

最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是一项公共文化事业，政府主导是理所当然地履行公共事务管理职能，是政府文化职能的具体体现。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中，政府的职能主要集中在以下四个方面：建立健全完善的法律体系；建立健全完善的政策体系；建立完善的基金运作体系；建立完善的组织管理及宣传体系。

近年来，中国政府在全面推进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逐步形成一套有中国特色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制度方面，为保护工作提供了有益的经验。然而，我们也看到有大量理论和实践问题需要研究解决。主要体现在：法律法规建设的进程滞后；保护机制尚待完善；抢救观念有待进一步廓清；非物质文化遗产濒危流失现象严重；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教育严重滞后；保护与开发利用的矛盾比较突出；非物质文化遗产产权保护制度亟待建立等等方面；面对这些，我们要使保护工作落到实处且卓有成效，必须通过政府主导和社会参与的模式，采取合理有效的保护方法与措施。

一、构建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律保护体系；可以说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法律保护，是进行抢救与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工作的前提和基础。

二、建立政府主导的管理机制；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不仅要保护，也要继承、发扬和创新”。各级政府部门及领导干部在充分认识到抢救与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必要性和重要性的同时，要对非物质文化资源的价值有清醒的认识，要有深远的战略眼光，树立“以保护促开发，以开发促保护”的理念，不能用牺牲民族文化资源的做法来换取短期的经济效益，更不能竭泽而渔对文化资源进行无度的开发。要从“活”字上下功夫，让各级政府的文化职能部门组织基层组织民俗活动阵地，让文化绝活走出博物馆，走向火热生活，展现在大众和媒体面前。

三、加强宣传，形成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全民共识；人民群众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创造者、传承者，也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者。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工作，是一个全社会共同参与，且常抓不懈的大事，这件大事应当成为全民的共识、全民的自觉行动。

四、重视人才队伍建设与管理；要成功地进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抢救与保护，离不开精通专业理论且又有实践经验的专家们的指导，他们能从理论上对这项文化工程进行全面论析，形成一套具有指导性、可操作性的较完整的理论学说，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抢救与保护工作提供理论依据和政策咨询，帮助国家有关部门制定出一系列政策法规和务求实效的工作方案。

五、加大政府投入，多渠道筹措保护资金；要全面实施抢救与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工程，就需要一定的资金投入、物质保证。所以，国家应设立抢救与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专项基金，用于资助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普查、采录、保护、教学、研究、传播、出版，以及资助培养传承人等。

虽然“非物质文化遗产”一词正式进入中文的语境历史不久，但我国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统由来己久。正是这种自觉或不自觉的传承，使中华文明得以延续。

参考文献：

[1]陈华文.关于新时期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开发的思考Ⅱ.浙江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32（3）.

非遗保护论文篇2

关键词：非物质文化遗产；知识产权；著作权；版权登记

中图分类号：D923.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2972(2008)06－0103－05

中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源于中华五千年文明，深深根植于民族民间，它是中华民族身份的象征，也是民族文化的根基，有些还是人类文化宝库中的优秀作品。如何充分发挥民间主体的主观能动作用，调动权利主体自身的积极性，避免出现“上边热，下边凉”、“上边主动，下边被动”、甚至“热热闹闹搞几次活动就无声无息”的状况，真正形成上下联动的长效机制，是民间文化和法学工作者应该认真思考的问题。

一、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法律特征

1、在权利客体上，无形和有形相结合，以无形文化为主。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各族人民世代相承、与群众生活密切相关的各种传统文化表现形式(如民俗活动、表演艺术、传统知识和技能，以及与之相关的器具、实物、手工制品等)和文化空间。文化空间是指民间约定俗成的情形下举行传统文化活动或集中展现传统文化表现形式的场所，如各种庙会的场所等，兼具时间性和空间性。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活态性，各种活态的民俗活动、表演艺术、传统知识和技能等是无形的，而与之相关的器具、实物、手工制品、服装道具和特定的场所等是有形的。总体看来，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在借助一定的物质形式的条件下进行表现的无形文化形式，以无形的文化形式为主导。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核心是保护其无形的文化表现形式。

2、在权利主体上，群体和个体相结合，以民间群体为主。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一种随时代变迁而发展但也容易湮没的文化记忆。某种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何年代首创的，通过传说或史料也许可以追根溯源，但是谁首创了这种非物质文化遗产，却很难加以考证，只能大体证明什么地区的人们以什么起因或目的首创了它，然后世代相传，发扬光大。从实体法的角度来看这并不是需要关注的重点，需要关注的是谁记忆或传承了并正在传承这种非物质文化遗产，谁拥有并正在使用该种技能。现代法律探讨的权利主体，已经不再是历史上的首创者，而是现实生活中传承人。这种传承人可能是一个地区的某个民族群体，可能是一个地区某社区内的某个群体，也可能是一个地区的某个家族，还可能是一个地区的某个自然人。

3、在权利内容上，精神和经济相结合，以精神权利为主。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民族身份的象征，是培育民族自豪感的宝贵资源，是促进民族团结、增强民族认同感和凝聚力的文化基础，是推动民族发展的重要精神力量。一些口头传统，包括作为文化载体的语言，传统表演艺术，民俗活动、礼仪、节庆，有关自然界和宇宙的民间传统知识和实践等等，都是以该民族的世代繁衍、生产、生活为基础产生和发展的，深深打上了该民族愿望、情感和智慧以及世界观、价值观和审美观的烙印，容不得他人掠夺、窃取、篡改、歪曲、丑化，这些都是不容置疑的精神权利。同时，某些传统手工艺品、传统医药的制作和技艺的传承，是该民族群体重要的经济来源，甚至是生存和发展的基础，某些民歌、民间杂技、民间曲艺、民间口头作品的表演，是表演者谋生的手段或辅助手段。在商品化高度发达的今天，一些无形的传统知识和元素(包括符号)，也能被人加以商业利用，带来巨大的经济利益。这些都是主体从人权法或民商法角度可以主张受到保护的经济权利。权利主体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权利内容，既有精神权利(或称人身权)又有经济权利(或称财产权)。虽然，受现代知识产权法律规则的约束，人们认为传统知识已经进入公有领域，因此更多地主张精神权利。即便如此，精神权利和经济权利不是截然分开的，在越来越主张精神损害赔偿的今天，从精神损害赔偿的角度，也能主张经济上的补偿。

4、在权利性质上，私权和公权相结合，以特定私权为主。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一个国家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文化遗产中的活化石，是活生生的文化形式。非物质文化遗产和其他文化形式一样，要受到国家文化的管制。文化是指“现代民族国家将本民族文化的习惯、信仰和价值观念上升为国家意志，意味着对本民族文化所拥有的最高的和独立的权利和权威”。国家对文化的管制权属于公权。国务院《关于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的通知》(2005年12月22日)、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2005年3月26日)、文化部《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管理暂行办法》(2006年11月2日)等文件的颁布，就是我国政府行使文化的表现。国家机关通过公权的行使，强有力地推动了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同时，应该看到，非物质文化遗产主要依靠民间自发的内在动力来传承和弘扬。群体或个体表演、传承、弘扬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因为这种文化形式能够给他们身心愉悦、心灵寄托，物质或精神的需求得到某种满足。他们运用自己的智慧采集、记录、再现、整理、编辑、加工、改编、演绎和表演了这些非物质文化遗产，他们拥有关于这些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某些(或部分)著作权，这些权利属于私权。例如，没有郭颂先生根据赫哲族民歌改编、填词和表演的《乌苏里船歌》，可以说就没有赫哲族民歌在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体系中今天这样的影响和地位。传承者的这种特有私权是无法剥夺、不容忽视的。公权的行使，最终要通过私权的实施，来推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弘扬和光大。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民间主体享有私权，不仅，是使民族的、大众的文化得到繁荣和发展的手段，也是法律精神以人为本的一种体现。当然，这种权利，不像物权法上的所有权，主体拥有的权利只是知识产权中的部分权项。权项的具体情况又千差万别，必须根据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形式以及主体在传承和创新中所发挥的作用或拥有的技能分别具体确定。

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法律保护模式

(一)行政法保护论

行政法保护论者认为，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国家和社会的公共财富，政府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职责的主要承担者，通过宣传、号召、发动等工作，把民间主体动员到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事业中来，政府不仅要拨付经费，建设场馆，设立部级和地方级保护名录，建立传承人档案，而且要建立相关制度，依法行政，使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持续开展起来。

我国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立法工作，基本上是按照行政法的模式进行的。20世纪90年代，宁夏、江苏率先制定了保护民间美术和民间艺术的地方性法规或政府规章。1997年，国务院颁布了有关传统

工艺美术保护的条例。从2000年开始，云南、贵州、’福建和广西先后颁布了省级民族民间传统文化保护条例。2002年8月，文化部向全国人大递交《民族民间文化保护法》的建议稿，2003年11月形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民间传统文化保护法(草案)》第6稿。2004年8月，为借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过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的精神，全国人大有关部门又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民间传统文化保护法(草案)》的名称调整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草案)》，该草案日臻完善，全国人大常委会将审议通过。

在行政法保护模式下，各国创造了一些有效的机制和做法。在对传承人的保护和培养方面，日本设立了“人间国宝”认定和发放补助金制度， “人间国宝”必须将补助金用于培养和传承技艺。这种做法在泰国、菲律宾和法国等得到了推广。在动员民众参与方面，韩国从大学生人手，向大众传播，收到了良好的效果。在将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与文化旅游相结合方面，意大利对木偶和木偶戏的开发，已经成为一个亮点。在发挥旅游业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作用方面，韩国的商业化运作不仅规范，而且成效显著；在制定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评价标准方面，法国在战后逐渐形成了保护文化遗产的整套评价标准和管理办法；在建立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方面，日本借鉴欧美的做法，设立了“文化财产登录制度”，我国也建立了类似的普查登录制度，正在发挥积极作用。

行政法保护模式的优点很突出，但不足也十分明显。它依靠的是自上而下的推动力，号召式、运动式、形式化的倾向较为普遍，并且容易产生短期行为，甚至为了出政绩而揠苗助长，可能破坏非物质文化遗产自然生长的生态环境，形成难以克服的负面因素。它关于主体的规定较为简单，关于主体的摆位还不够准确，把民间主体作为从属的被管理者来对待，对主体的重视程度无法到位，在调动民间权利主体自身的积极性和内在的驱动力方面也缺乏长久的保障机制。因此，单纯的行政法保护模式不能带来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最佳效果。

(二)知识产权法保护论

知识产权法保护论者认为，非物质文化遗产是独特、有价值、有内涵的文化表现形式，是智力创造的成果。而知识产权法建立之初的宗旨就是有条件、有期限地保护人们的智力成果和经营标志，以激励社会的创新机制，促进科技的进步和社会的发展。应以知识产权法为中心，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法律保护。

针对上述观点，也有不同意见和顾虑：第一，非物质文化遗产世代相传，表现形式丰富多样，经过几百上千年的发展已经无法确定作者。第二，很多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以口头传说、风俗活动、传统表演艺术的形式存在，已经进入公有领域，如果将我国如此巨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纳入私权就会使进入公有领域的资源重新纳入知识产权专有领域，实践中会造成很多麻烦。第三，知识产权从确立之初就有垄断的性质，将非物质文化遗产归入知识产权领域就会使非物质文化遗产打上垄断的烙印，不利于公众对文化的挖掘、整理、推陈出新，与国家继承和发扬本民族的优秀文化的宗旨相背离。

我们主张将行政法和知识产权法结合起来，发挥行政法的强大推动作用，也注意运用知识产权法来发挥民间主体的主观能动性、创造性和积极性，建立一种长效机制，使非物质文化遗产得到更好的保护。不妨在此对于上述顾虑逐一进行分析。

对于权利主体难以确定的问题，已经可以用立法技术加以解决。早在罗马时代，优士丁尼的《法学阶梯》就将世俗的物分为大集体、中集体、小集体和私有，所有的财产全部归人人的控制之下，那么非物质文化遗产也是可以通过立法技术确定权利主体的。某项非物质文化遗产如果是由整个国家的民众不分民族和区域进行传承如春节，那么国家就成为权利主体，具体到我国就是由国家版权局作为权利主体；如果由少数民族所特有，比如仡佬族中流传着的傩戏、地戏、台子戏、木偶戏，那么权利主体应当是该民族；如果是某个地区或社区内的民众不分民族而传承的，那么这个地区或社区的管理机构代表民众作为权利主体；对于以行业的形式传承的传统表演艺术、传统的手工技艺，将该行业协会定为权利主体；如果是以家族的方式传承就将这个家族定为权利主体；对于某些特殊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是由掌握稀有民族民间传统技艺或者保存原始文献、实物，并对其有一定研究的传承人进行延续，可以将该传承人确定为权利主体。当然，关于权利主体的确定方式，是在申请登记的程序中，由申请人申报，国家职能部门依职权审查并经公示确定的。一般可以在省级区域内初审，再报国务院职能机关确定。

对于进入公有领域中的问题，也可以在知识产权的框架下加以解决。我们知道，知识产权包括著作权、专利权和商标权三大基本部分，如果说专利权和商标权不便于运用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领域的话，著作权是可以适当运用的。著作权不仅包括人身权，也包括财产权，通过前文的分析，我们已经清晰地看到了非物质文化遗产著作权部分权项的存在，同时，与著作权相关的邻接权，更可以不折不扣地运用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我们主张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知识产权保护，实质上就是要保护主体应该拥有而且可以实际拥有的部分权项的著作权和完整的邻接权。

对于垄断性问题，由于不存在专利权和商标权，著作权的垄断性十分脆弱。相对于专利权和商标权而言，著作权的保护是弱保护。对于同一项非物质文化遗产，著作权法允许有多个权利主体同时存在，并且设立了强制许可制度和合理使用制度，可以说垄断性问题几乎不存在。例如，曾经被媒体炒得沸沸扬扬的《千手观音》版权之争，我们认为原甘肃省艺术学校校长、现任北京师范大学艺术系兼职教授、甘肃省一级编导高金荣和原中国残疾人艺术团艺术指导、原总政歌舞团副团长、现任团长、国家一级导演张继刚两个主体都是在借鉴和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基础上创作了《千手观立》，都分别拥有各自的著作权，在认定双方都原创了舞蹈《千手观音》，享有完全的著作权的情况下，谁也没有对《千手观音》构成垄断，任何一方都不能妨碍对方或他人对传统文化的挖掘、整理和推陈出新。

经过以上分析，知识产权保护模式与国家继承和发扬本民族的优秀文化的宗旨不仅不相背离，而且完全吻合。虽然西方人设计的知识产权制度的基本原则不便于或不利于我们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但也不能妨碍我们从中寻找部分法理根据，做出不违背国际公约且符合国情的实施方案设计和创新性的制度安排，以弥补行政法保护模式的不足。

三、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登记式版权保护

国际公约和各国的国内法，早已确立了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版权(即著作权)保护的法律依据。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著作权保护可以追溯到1967年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在《保护文学艺术作品伯尔尼公约》中规定“文学艺术作品”一词包括科学和文学艺术领

域内的一切作品，不论其表现方式或形式如何，这种规定包含了授权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可能性。1989年英国著作权法就按照伯尔尼公约将民间文学作品视为“无作者作品”予以保护。1976年突尼斯政府在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帮助下通过了《1976年突尼斯版权示范法》，对发展中国家国内民间文化作品提出专门保护。1977年非洲知识产权组织《班吉协定》的参加国都将非物质文化遗产通过区域性版权条约进行保护。我国《著作权法》第6条明确授权国务院制定保护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专门条例，虽然非物质文化遗产与民间文学艺术不完全等同，但是这一条规定为作为群体、个体智力成果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提供了版权保护的法律基础。我们建议在此基础上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实施登记式版权保护，不是主张另起炉灶，建立一套全新的保护制度，而是着眼于充分利用现有法律制度，发挥行政法和知识产权法的互补优势，对现有制度的不足加以完善。

(一)必要性分析

非物质文化遗产关键靠人来传承，靠责任人来保护，实施登记式版权保护的好处就是便于将这种保护的权利落实到具体的责任人。只有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版权实行初始和变更登记，才能切实有效地加强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管理。虽然现有的国际公约和国内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可以用来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但如果不在著作权法中增加专门条款或制定专门的单行条例，只是简单直接套用，不可能产生预想的效果。

1、自动保护原则难以适用。无论是国际公约还是国内法，都对经原创完成的作品实行自动保护，原创者可以拿出主张权利的直接证据。而非物质文化遗产一般不是原创作品，传承人很难拿出主张权利的直接证据，只能拿出一些间接证据，如果没有专家的鉴定，没有登记公示过程中大众的认可，就不能证明传承人拥有著作权。在登记之后，由专家委员会进行科学的鉴定，并且登记公示之后没有第三人提出异议，传承人权利的合法性就有了依据和保证。

2、不登记的著作权保护是弱保护。著作权属于私权，对于私权，各国的普遍做法是民不告官不究，如果没有民间的举报，没有官方的行政执法，这种保护往往被忽略，侵权行为得不到制裁。在登记之后，在网络高度发达的今天，经过公告和宣传，民众将广为知晓，有利于民间监督，也有利于权利主体根据登记证书自身维权，还有利于行政部门根据登记公告开展行政执法。

3、不登记的著作权不利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不登记的著作权处于一种完全自由和自发状态，著作权人的姓名可以公开，也可以不公开，还可以用笔名，如果将这种规则适用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不利于行政机关对传承人的管理和监督，不利于民间的联系和交流，也不利于民间权利主体履行应该传授技艺或培养传承人的法定义务。登记以后，使用真实姓名，不仅上述问题将迎刃而解，并且借鉴商标法10年保护期限的规定，限定权利人到期续展，出现权利人不续展、死亡或撤销等情形，在没有民间权利主体的情况下，该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版权暂时由国家版权局行使，然后重新确定或培养传承人作为权利主体。

4、不登记的著作权不利于政府和公众对其转让行为的监督。不登记的著作权转让行为处于一种缺乏监督的无序状态，不仅善意第三人的利益难以得到保障，就是非物质文化遗产著作权转让行为本身的合法性也值得商榷。国家不仅可以出台针对将非物质文化遗产版权转让给境外法人或自然人的禁止性规定，也可以要求在国内主体之间的转让进行登记和公示，加强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版权转让的有序管理。

(二)可行性分析

虽然著作权的登记制度还没有在世界各国和我国普遍实施，但这丝毫不能成为我们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登记式保护的障碍。我们已经拥有深厚的物质基础、成熟的立法技术、系统的组织保障和便捷的公示途径。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版权登记，为民间主体宣示权利，不仅是一项法律程序，也是一项文化工程，是利国利民的好事，只要把好事做好，一定会得到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

1、经过三十年的改革开放，我国已经建设为一个经济大国，并正在向经济强国迈进，社会建设、文化建设和制度建设有了可靠的物质保障。国家在本世纪初期开始，拨巨资实施中国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保护工程从2004年到2020年分为三个阶段实施，已经为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做了大量基础工作，在全国范围内进行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逐级逐批申报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并正在建立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体系，这些都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版权保护工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版权登记工作正好可以借机开展。

2、众所周知，物权登记在世界各国和我国的实施已经有了相当悠久的历史，专利权和商标权的登记在我国也已经建立了相当成熟的制度，这些领域的实践和立法为我们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版权登记提供了相当丰富的经验，积累了足够的立法技术，在立法上已无任何困难，只要我们对现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稍作修改，增加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条款，或制定专门的条例，规定专门针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实行版权初始登记和变更登记的内容，剩下的事情就是交由国家版权行政管理部门和文化行政管理部门来协同操作的问题了。

3、我国已经建立了相当完备的文化行政管理体系和版权行政管理体系，文化行政管理部门和版权行政管理部门都负有保护知识产权的职责。我们在调研的过程中发现，有些地方的文化行政管理部门对于打击盗版问题相当积极，甚至使得当地的版权行政管理部门插不上手，这和职责分工有一定关系。相对而言，版权行政管理部门是小部门，承担的工作量相对较少，我们正好可以在版权登记行政管理和执法任务上强化其工作重心，充分发挥其版权管理的行政职能。

4、我国已经建立了相当先进和完备的信息传播与交流的网络和体系，这为版权公示提供了顺畅的信息渠道，不再需要国家投入大量资金来建立专门的信息网络，在英特网上大众就可以第一时间了解到有关的版权公示信息，有利于民间做出及时的反馈。

(三)实施步骤

1、要做好宣传和动员工作。由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比如国务院办公厅拟定并向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发出通知，要求各级地方政府做好非物质文化遗产版权登记管理的准备工作，向广大群众讲清非物质文化遗产版权登记的意义、作用和实施方法与步骤，鼓励民间权利主体向当地的版权行政管理部门递交有关非物质文化遗产版权的申请，特别是要有针对性地组织已经进入名录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权利主体向版权行政管理部门递交版权申请。

2、要做好版权申请的受理工作。与商标和专利不同的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以地方特色为主。受理_T作既要提高工作的效率和管理的规范化程度，简化环节，节省开支，也要便于分类审查，便于对权利主体的管理和认定。省级版权行政管理部门作为申请的受理机构和初审机构是比较合适的，省级以下的版权行政管理部门可以作为代办机构，帮助申请者申报，为申请者提供相应的服务。申请材料应包括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名称、申请者的名称、关于该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说明书、权项请求书以及相关的证明材料(如传承的时间和空间范围、产生的社会影响、相关的宣传报道记录、获得的有关认定书、表彰奖励证书等)。

3、要做好申请的审查、公示和登记工作。审查工作实行初审和终审两级审查机制，不仅进行形式审查，而且进行实质审查。初审工作由省级版权行政管理机关成立专家委员会进行，初审通过后向全社会公示，不管是否有人提出异议，都应当在公示结束后报国家版权局，由国家版权局成立的专家委员会终审，终审通过后，给予登记，颁发证书。

非遗保护论文篇3

前言

众所周知，“非遗”不仅仅是具备较强遗存价值，而且还具备较强的经济价值，走进新时期之后，大众以及研究学者多将目光集中在了“非遗”遗存价值保护之上，却忽略了挖掘其潜在的经济价值，这对于“非遗”更好的融入现代生活起到了阻碍作用。基于此，当前就需要通过旅游开发的形式促使“非遗”实现经济价值以及遗存价值共同提升，而针对壮族区域“非遗”来讲，旅游开发对其影响则可以从以下四方面展开阐述。

一、初探旅游开发基于壮族“非遗”保护实际影响之弘扬民族文化

壮族区域“非遗”具备的文化价值可以说是为深层次旅游资源的良好开发奠定了坚实基础，尤其是能够将广西民族传统中蕴含的文化精华充分的展现出来，当然还可以赋予自然资源更强的文化吸引力和文化内涵，这对于国内以及众多的国外游客而言无疑是一种精神层面的极高享受。通过对壮族区域“非遗”予以旅游开发，则壮族独特民俗以及多彩节庆歌舞和丰富的竞技运动等等均能够展现在游客眼前，游客在该种环境背景下不仅能够感知壮族“非遗”，而且也能够很大程度上起到文化传播者的作用对壮族“非遗”进行广泛宣传，长期以往壮族本民族文化也能够实现良好弘扬。

二、探析旅游开发基于壮族“非遗”保护实际影响之可持续发展

对于壮族区域“非遗”保护应该是关注两方面，其一是对“非遗”外在形式予以良好保护，其二就是对“非遗”人文以及历史双重环境予以保护，基于这两方面的保护才能真正的促使壮族区域“非遗”在新时期实现可持续有效发展。现今社会生活变迁以及城市化建设加快，壮族区域“非遗”原生环境也面临威胁，而旅游开发无疑是为壮族“非遗”提供了可持续良好发展的重要条件，其能够促使濒临消亡的文化以及相应的传统工艺等被更多的人所了解以及认同，从一定程度上开发则是变相保护，也是变相的发展。基于旅游业快速发展趋势以及大众旅游较高需求，已经或者是趋于灭绝的壮族歌舞以及壮族技艺等得以被积极开发以及挖掘，从当地推广到更多的区域省市，进而实现壮族“非遗”可持续有效发展。

三、探析旅游开发基于壮族“非遗”保护实际影响之增强民族自豪感

近些年众多少数民族濒临失传相关的“非遗”在旅游开发的背景下重获新生，壮族“非遗”也不例外，可以说旅游开发很大程度上将壮族“非遗”背后的创造力以及智慧良好的展现了出来，更将壮族区域民族成员对于自身民族历史发展的记忆唤醒，促使壮族人民对于自身文化历史抱有较强的自豪感以及自信心；而众多的旅游者也能够依托于旅游开发建立对壮族民族新的文化认知，并对其文化抱有肯定以及承认的态度。此外壮族“非遗”商品化更加推动了壮族文化在新时期的复兴，这对于新时期壮族人民重视自身的“非遗”同时更好的保护“非遗”起着重要的影响作用。

四、探析旅游开发基于壮族“非遗”保护实际影响之提供资金支持

旅游开发基于壮族“非遗”保护实际影响除了体现在弘扬民族文化以及增强民族自豪感等三方面之上，还体现在资金的良好提供上，任何一种“非遗”保护并非是口头上的简单宣传，更多的是应该付诸于行动，从行动上进行良好维护以及保养，而无论是维护还是简单保养均离不开资金的大力支持，如果仅仅是靠壮族当地居民筹集资金保护显然并不现实。因为壮族多生活在大山之中，人民经济能力极为有限，针对该种状况，依托于旅游开发则能够实现经济利益的获取，这也是对壮族“非遗”经济价值的充分挖掘，而有了资金之后则能够更好的壮大壮族“非遗”相关规模，也能够对“非遗”予以更好的维护。

五、结语

非遗保护论文篇4

摘 要 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目前面临着传承人断层、遗产整理困难、保护观念不当、保护投入过小等困境，非物质文化遗产呈萎缩之势。近年来，尽管多数地方政府在非遗保护上作出了一定努力，但总体上地方非遗保护凸显保护层次过低、流于形式等问题。地方政府应是非遗保护的主要责任者，为使非遗保护取得根本性改观，地方政府应承担非遗保护政策的制定者、非遗保护的宣传者、非遗保护的实施者以及非遗文明的鉴定者等角色。

关键词 非物质文化遗产 保护 地方政府 定位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指被“各社区、群体，有时是个人，视为其文化遗产组成部分的各种社会实践、观念表达、表现形式、知识、技能以及相关的工具、实物、手工艺品和文化场所①”。在当前，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传承遇到了前所未有挑战，包括地方政府在内的全社会都应当切实地投入到这项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大事中来。

一、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面临的困境

目前，我国已有26项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3项入选“急需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共有29项，成为了世界上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名录项目最多的国家②。当前我国的世遗、国遗、省遗、市遗、县遗等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体系已基本建立，但事实表明凡晋级水平越高，项目所保存的文化基因价值越高，其濒危程度也越高，非遗保护在我国正面临极大困境。

（一）非遗文化传承人面临断层

“非遗”的“核心”主要表现在传承人身上，非遗保护最理想的境界就是 “活态”传承。作为文化艺术载体的传承人在对艺术展示和表现时无疑都带有长期以来该原生性艺术长期以来潜移默化对他的精神影响，所以传承人本身就带着艺术的灵魂和需要保护的精神内核。我国非遗传承中面临着后继乏人甚至后继无人的境地，尤其是作为中国传统文化国粹的曲艺、传统戏剧、音乐类目的非遗由于受到现代流行音乐文化的冲击，早已被青年人所遗弃，甚至部分老年传承人也在现代文化冲击影响中逐渐将其遗忘。即使是中国首个入选世界非遗的节日端午节也面临民俗文化传承的 “断层”危机③。

（二）非遗文化整理困难

非遗文化的整理是非遗保护的重要内容，其对非遗的传承和推广起到基础性作用，然而，无论是个人性还是群体性的非遗在整理上都遇到极大挑战。首先，个人性非遗整理不易。个人性性非遗多为家族式或师徒制传承。随着非遗继承艺人的老龄化，其往下很难有足够数目的家族式传承人，这种“活态”传承整理显然很难奏效。而同时，由于旧有的观念常会导致个人性非遗“所有者”不会轻易将“绝活”公示于众，乃至传徒时也有保留，以免有违祖训，此种非遗最易“失传”。

（三）产业性非遗也呈现不断萎缩之势

“非遗”行业正不断萎缩，年轻人多视之为“夕阳产业”而不愿涉足。“非遗”行业大多学艺艰苦、待遇低、周期长，同当前“短平快”、“体面轻松赚大钱”的就业思潮不符，少人青睐。非遗行业大多生产精神文化类产品，但其极高的“生产成本”却常被社会忽视，文化精神类产品在我国当前居民消费中仅占据极小比例，这使得非遗从业者举步维艰，行业发展极其缓慢。

（四）非遗保护观念影响保护效果

支撑非遗保护的观念应是文化多样性，而不是商业利益或政治因素。我国热衷于对包括非遗在内的遗产申报的最大动因是商业利益，业界多认为，列入遗产名录就会像一块“金字招牌”为地方带来源源不断的旅游收入。地方当局在申遗成功后所考虑的不是如何更好的保护“非遗”，而是如何最大限度的利用这一“称号”获利，往往不会顾及是否有利于“非遗”的传承发展。首届中国成都国际非物质文化遗产节，《金沙》音乐剧连续上演621场④，该事件再次表明表明，地方“非遗”的终极目标是形成产业和商业，这种理念若得以发展显然会使许多不具有明显商业利益的“非遗”被排除在保护之列。在“发展”的口号下，急功近利地进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从而牟取更多的“暴利”，长此以往势必糟蹋文化遗产本质，加快这些珍贵文化的消亡速度。

（五）从事“非遗保护”的人力财力不足

我国目前尚无真正意义上专业的非遗人才及其培养机制，物质保障机制也为建立。我国的非遗保护伴随着“世遗名录”的申报而开始，并在2006年《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生效后迅速升温，但非遗的保护时间短，保护的观念尚没有深入民心，政府的重视也显得十分不够，根本没有形成有效的非遗保护人才体系和物质保障机制。相邻韩国的做法值得我国反思，《韩国文化财保护法》根据价值大小把非物质文化遗产分为不同等级，国家确定的具有重要价值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将给予100%的经费保障；省、市确定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国家给予50%经费保障，剩余由所在地区筹集资助。我国专业非遗保护人才的匮乏以及无足够财力的支持已成我国非遗保护的瓶颈。

二、地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现状

（一）地方非遗保护的相关依据

2005年，国务院办公厅、国务院先后印发了《关于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和《关于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的通知》，确立了“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传承发展”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方针，提出了保护工作的原则和目标。为贯彻上述意见，文化部制定出台了《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管理暂行办法》、《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认定与管理暂行办法》等部门规章。随后，关于非遗保护的地方法规建设也取得了一定进展，云南、贵州、广西、福建、江苏、浙江、宁夏、新疆等8个省区陆续出台了民族民间文化保护条例或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条例。应该说，尽管法律层面的非遗保护立法处于缺位状态，但非遗保护的制度框架正开始构建。

（二）地方政府非遗保护举措评析

首先，非遗工作偏离非遗保护的核心。目前，非遗保护的主要工作是申报“非遗”，非遗保护绝非是简单的将其列入非遗目录。非遗保护的核心是传承，而这项最为核心的内容却未纳入相关部门的职责范围中。其次，非遗保护宣传多流落于形式。如前介绍，宣传推广非遗的重要活动即是在非遗日开展非遗展示活动。非遗的保护宣传理应是常态化行为，一年一次的推广不能起到扩大影响的作用。再次，非遗保护理念不当。多数地方政府市明确提出“文化富市”的口号，文化产业属于朝阳产业理应得到各地政府重视，但是若将非遗不加区分的列入这一政策范围之内，则将不利于非遗保护。众所周知，非遗最大的威胁是市场经济和新型“文化”，绝大多数非遗是不适合纳入产业商业范畴的，依靠非遗发展经济的初衷背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公约》的宗旨。最后，非遗保护措施的缺位。比如，非遗项目代表性传承人需要形成保障机制促使其发扬非遗，但目前大多数地方政府仅是将其列入传承人目录，并未从制度上帮助其建立适宜的传承条件。

三、地方政府在非遗保护中的定位

非遗是属于世界的，但绝大多数的非遗首先是属于地方的，地方性是非遗的内在属性，这决定了地方政府理应是非遗保护的第一责任人。地方政府在非遗保护中理应如下定位自己：

第一，非遗保护地方政策的制定者。根据立法权限，非遗保护的基本法规理应由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但地方政府完全可以在法律允许下制定更为得力的具体政策。政策的制定应在科学的理念下进行，应当摒弃那种“非遗”产业化的保护理念，树立弘扬传统文化，丰富群众文化生活的非遗保护观念。地方政府的非遗政策除应遵循科学保护观外，还需具体明确有针对性。应强化对非遗外部发展环境的保护，加强对非遗科研人员的支持，应对非遗传承人在物质和精神上给予关怀等。

第二，非遗保护的倡导者。非遗保护的观念尚未深入人心，政府理应是这一利国利民政策的积极宣传者。尤其是针对即将灭绝的非遗，政府更应当加大倡导力度。以语言为例，据儿童基金会统计，目前世界上大约有6000种语言，其中2500种正濒临消亡，还有更多的语言正在丧失他们作为实用语言存在的生态背景。我国部分少数民族语言也面临同样危机，特定地方政府理应鼓励宣传本地民族语言的使用。总之，倡导非遗也应制度化、常态化，使其逐渐深入人心，从而形成全社会的合力，共同传承非遗。

第三，非遗保护的实施者。非遗保护需要极大人力财力，非遗自身特点决定非遗保护多不适宜采取产业化方式，也不可能完全由其自由发展，而只有通过政府主导才能完成这一艰巨任务。政府首先应当加强非遗保护人才的培养，可依托高校智力优势，培养合格的非遗人才。此外，政府还应将非遗保护列入其正常政府预算中去，推动非遗整理效率、加大对代表传承人的资助。在非遗传承人保障方面，可以考虑借鉴韩国经验。“在韩国，掌握某种传统歌舞、服饰、工艺等方面技艺的人，一旦被政府和学者们确认具有某方面传统的代表性，便可每月从政府获得一笔补助，从而使其自尊、自重和保证不把这一传统变成商业演出以持续保持原有风格，并致力于培养传承的接班人。”

第四，非遗保护中的鉴定者。在非遗重构过程中，我们必须承认，并非所有的非遗都是值得保护的，部分非遗甚至与人权之间存在冲突。有些植根于文化实践的非遗严重违反和损害了基本人权，例如有些国家或地区的强制婚姻、女性割礼、繁重服饰等就侵害了妇女基本人权。女性割礼因限制损害其他人权现已被国际组织要求废除，而具有类似文化的日本民族表演艺术歌舞伎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中。现代文明发展带来的如何取舍非遗的问题是政府面临的巨大挑战。有违人权和现代文明的“非遗”需要政府采取强有力措施进行干预，引导并通过法律的手段摒弃它。政府理应是文明非遗的权威确定者，其必须在传统和现代文明之间做出适当判断。

四、结语

全球化、市场经济和现代文明正冲击着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并使得我国非物质文化

遗产处于极其困难境地。相关公约以及国内政策的出台为非遗保护提供了前所未有契机，尚处于起步中的我国地方政府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凸显许多问题。非遗的地方性决定了解决非遗保护中的问题必须依靠地方政府，地方政府对其角色的定位在非遗保护战中起到关键作用，其理应是非遗保护的政策制定者、倡导者、实施者以及非遗文明的鉴定者。

注释：

①第2条.

②马文辉.中国非遗项目入选“世遗”数量是最多.载于news.省略/20091013/n267327473.shtml.

③端午民俗文化传承面临“断层”危机.载于fjrb.省略/fjrb/html/2010-06/16/content_171987.htm.

④赵斌.成都观念,为非遗搭起保护平台.载于news.省略/20070522/n250147478.shtml.

参考文献：

[1]马知遥.非遗保护中的悖论和解决之道.山东社会科学.2010(3).

[2]青峥.外国非遗保护现状.科技之友.2010(1).

非遗保护论文篇5

[关键词]西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立法

[中图分类号]G11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3115(2009)22-0041-02

一、作为法律概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内涵

非物质文化遗产(以下简称“非遗”)又称无形文化遗产,是与固态物质文化遗产相对应的法律概念。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第 2 条第1款规定:非物质文化遗产指被各群体、团体,有时为个人视为其文化遗产的各种实践、表演、表现形式、知识和技能及其有关的工具、实物、工艺品和文化场所。各个群体和团体随着其所处环境、与自然界的相互关系和历史条件的变化不断使这种代代相传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得到创新,同时使他们自己具有一种认同感和历史感,从而促进了文化多样性和人类的创造力。在本公约中,只考虑符合现有的国际人权文件,各群体、团体和个人之间相互尊重的需要和顺应可持续发展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个定义突出了“非遗”的活态流变性及其在族群文化认同、族群间相互理解尊重、促进人类创造力及可持续发展方面的价值。

作为联合国《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的缔约国,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律概念的确立受到公约的直接影响。国务院办公厅于 2005年 3月26日下发的《关于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通知》第2条规定:非物质文化遗产指各族人民世代相承的、与群众生活密切相关的各种传统文化表现形式和文化空间。第3条将非物质文化遗产分为两类:传统的文化表现形式,如民俗活动、表演艺术、传统知识和技能等;文化空间,即定期举行传统文化活动或集中展现传统文化表现形式的场所,兼具空间性和时间性。第3条还具体列举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范围:口头传统,包括作为文化载体的语言;传统表演艺术;民俗活动、礼仪、节庆;有关自然界和宇宙的民间传统知识和实践;传统手工艺技能;与上述表现形式相关的文化空间。《通知》对“非遗”的定义强调了民俗文化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核心内容。

不过,应该特别指出的是,只有符合非物质文化遗产构成要件的民俗文化才是非物质文化遗产,这是民俗和非物质文化遗产在法学领域的差异。①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具有鲜明现代人权保护价值倾向的法律概念,它应符合现有的国际人权文件标准,并能促进各群体、团体和个人之间是相互尊重的需要和可持续发展。国家和各级政府依据法定的标准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认定。《关于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通知》的附件《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申报评定暂行办法》明确规定了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六项评审标准。

二、西部非物质文化遗产立法的背景及概况

从世界范围内而言,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是世界文化遗产保护运动的成果,是一个新兴的法律部门,由公法与私法相互融合的综合性法律规范构成。人类从对有形文化遗产保护到无形文化遗产保护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1950年,日本《文化财保护法》最早提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问题,而我国1982年制定的《文物保护法》仍未涵盖对无形文化遗产的保护。

西部地区的现代转型导致传统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改变,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载体的民间文化受到强烈冲击。如何协调“非遗”保护与开发的关系成为西部开发必须面对和解决的课题。如何防止“非遗”的过度开发,如何摆脱“非遗”自然传承中的困境与危机,如何协调保护与开发中私权与公权的关系,这一系列问题急需专门法律的规制与调整。西部政府必须通过地方性立法,建立相应的保护制度与机制,规制“非遗”的商业开发,挽救濒危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西部的“非遗”保护立法走在全国的前列,截止2008年,部分西部省区已经通过了“非遗”保护的地方性法规,广西、宁夏、新疆都已经公布了各自的“非遗”保护条例。这些地方性的“非遗”保护法规,是西部地区推进法治进程、构建西部开发完整的法律保障体系的重要举措,将为实现西部地区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做出贡献。

三、西部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立法的社会价值

(一)平衡西部经济发展与文化保护的关系

我国的“非遗”资源主要集中于西部,西部开发中存在经济发展与文化保护的矛盾,如果缺乏协调二者关系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专门法律规范,经济开发很可能对少数民族的文化生态环境造成破坏,从而危及 “非遗”的传承与发展。西部经济的发展必须以尊重文化多样性、维护少数民族文化权利为前提。因为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民族、社区、群体的生活方式的结晶,是民族与群体认同的载体,是维护世界文化多样性与创造力、促进人类共同发展的重要根基。在法律规制下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合理开发与利用,有助于发展旅游业及文化创意产业,有助于促成“非遗”的活态传承模式。

(二)平衡传承人利益与社会公共利益之间的关系

西部非遗保护法应把平衡持有人、传承人的利益与社会公共利益作为重要的目标,即一方面承认传承人的私权,同时出于保护社会公共利益和国家长远利益的需要,对其私权加以必要的限制。《宁夏回族自治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条例》第22条即规定: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的知识产权,受知识产权法律、法规保护。由国家确立非遗传承人的地位,并给予财政支持和明确其职责的传承人制度是“非遗”保护法规的重要内容,传承人享受一系列权利的同时,必须履行传承非遗技艺的义务。日本《文化财保护法》明确规定,国家认定的无形文化财持有者,同时也必须是无形文化财的传承人。《宁夏回族自治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条例》第三章对列入保护名录的非遗代表作中成就突出、技艺精湛的代表人物,采取命名、授予称号、表彰奖励、资助扶持等方式,并给予物质和精神上的支持和鼓励。第29条规定:传承人和传承单位的权利是开展传艺、展示技艺、讲学以及艺术创作、学术研究等活动;可以依法向他人提供其掌握的知识、技艺以及有关的原始资料、实物、建筑物、场所,取得相应的报酬。第30条规定:传承人和传承单位应履行的义务是“完整保存所掌握的知识、技艺及有关的原始资料、实物、建筑物、场所;按照师承形式或者其他方式选择、培养新的传承人;依法展示、传播、宣传、弘扬和振兴传承技艺”。该条例对于社会公众的考察、参观行为也做了原则规定,既维护了非遗持有人、传承人的权利,也保证了社会公众对非遗的认知权利。

(三)协调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商业开发与本真性保护之间的关系

西部非遗保护法规应确立技艺类“非遗”的生产性保护方式,贯彻“合理利用”的方针,协调非遗开发与保护的关系。非遗的商业开发应该在保持其本真性的前提下进行,非物质文化遗产活态性特点决定了对于一部分技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种类,必须实施动态的“生产性方式保护”。在保持本真特点的前提下,不断赋予传统的遗产形态以合理适当的现代内涵,通过发掘其在当代人生活中的价值与作用,直接服务于当代人的精神与物质生活需求。本真性,即要保护原生的、本来的、真实的历史原物,保护其所遗存的全部历史文化信息。②生产性保护方式是在传统技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实践中探索出的新理念,其宗旨是“以保护带动发展,以发展促进保护”,③ 即通过生产、流通、销售等方式,将非物质文化遗产及其资源转化为生产力和产品,产生经济效益,并促进相关产业发展,使“非遗”在生产实践中得到积极保护,实现“非遗”保护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良性互动。当然,不是所有的“非遗”都可以进行生产性保护,如属于自然界和宇宙的知识和实践类 “非遗”不可能人为地生产出来。

总之,西部非遗保护的地方性法规将在西部法治社会的构建、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少数民族权益维护及促进文化多样性等方面发挥重要的作用。

[注释]

① 齐爱民主编:《知识产权法新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457页。

非遗保护论文篇6

关键词：非物质文化遗产；原生境人；原则；权义

非物质文化遗产“原生境人”是指以具有一定科学、艺术、文化等价值，在长期的生产生活中创造并不断创新、发展，体现共同的价值取向、精神理念的智力劳动成果及其必不可分的物质载体为联系纽带而形成的生活生产聚合体，即产生并自然传承特定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群体。传统区域中的每一个体（指常住民）都是“原生境人”的一分子，不论其是否掌握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知识、思想、技艺等。保护原生境人的权利，首先应明确其权利保护原则，这有助于调动其积极性，保存和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进一步开发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文化、经济价值。原生境孕育了非物质文化遗产，同时非物质文化遗产又体现着原生境人的个性特色，是其生产生活不可或缺之部分。基于原生境人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习惯性利益，赋予其相应权利，有利于调动其保存和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开发式保护的创造性，促进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可持续性发展。

一、非物质文化遗产原生境人权利保护原则

（一）价值平衡与利益共享原则

布法罗认为：“创设一种合适的体制来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应当在授权予原著居民群体的目标指引下进行，但同时在为其构建权利的时候应当注意在所有与控制的权利之间取得平衡”。[1]非物质文化遗产所有者的利益应当与社会对知识、技术、思想充分的、开放的和交换的需要保持平衡。立法者应在用某种制度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可期待利益与因立法限制对该文化知识的使用而必须支付的代价之间找到平衡，这是赋予原生境人何种法律地位、规定其何种权利义务所必须遵循的原则。在进行法律制度设计时，授予原生境人的权利不应造成垄断。因此平衡价值冲突是立法者首要考虑的原则，该原则分解为以下三个原则：第一，价值位阶原则。“于此涉及的一种法益较其他法益是否有明显的价值优越性”。[2]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目的是维持原生资源的多样性及其构成整体资源的个体存续，由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范围涉及非物质文化遗产本身、生存环境、保有人、开发利用人、原生境人。法律应比较有关非物质文化遗产及其原生境人的各种利益，权衡其价值，在不同位阶的价值发生冲突时，在先的价值应优于在后的价值，即按照位阶顺序来确定何者应优先适用；第二，个案平衡原则。这是指处于同一位阶上的价值之间发生冲突时，必须综合考虑非物质文化遗产主体之间的特定情形、需求和利益，以使得个案的解决能够适当兼顾各方的利益，因此需审视三个因素：“首先，因官方行动将受到影响的私人利益；其次，通过所诉诸的程序而错误剥夺此类利益的风险；再次，政府的利益，包括牵扯的职能和其他的或替代的程序要求，将需要的财政及行政方面的负担”。[3]于此，并不以公共利益作为高于私人利益的价值标准，而是结合具体情形寻求两者之间的平衡点；第三，比例原则。“为保护某种较为优越的法价值须侵及一种法益时，不得逾越此目的所必要的程度”。[4]法律在确定原生境人的权利和促进文化的传播与共享时，为实现某种价值必然会以其他价值的损害为代价，这时应当使被损害的价值降低到最小限度，尽可能实现最小损害或最少限制。

世界可持续发展首脑级会议（WSSD）的与会者认为：“拥有传统知识、发明和实践的当地和土著社区享有权利，并且在这种知识、发明和实践所有者的同意和参与下，在使用这种知识、发明和实践的多边协议基础上发展和实现共享机制”。①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一种知识性、文化性及文明性高度融合的文化体系，通过鼓励、奖励并保护基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创造和革新，延续文化传承，在充分反映原生境人愿望和期盼利益的基础上，为原生境人和非原生境使用人的共同利益而促进革新及技术传播；为全人类利益和社会进步，根据原生境人习惯性管理制度的可及性，促进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公平公正条件下的交流与传播。法律对原生境人地位的确定，首先应承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固有价值及其原生境人为这一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产生、发展、保存、创新所作的价值贡献，肯定原生境人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群体利益，其非物质文化遗产是造福全人类的革新和创新活动的基石。法律应以平衡公正为导向，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创造和革新提供保护，授权原生境人对其非物质文化遗产有效行使充分的经济、精神权利；承认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原生境人的资产，加强以原生境为基础的利用和在保全原生境人直接利益及全人类共同利益下的非原生境利用，促进利益在权利人与使用人间的公平公正分享。

（二）全面有效参与与可及性保护原则

法律应尽可能承认并适用原生境人本土实践和惯例、约定俗成的管理方式和习惯性权利，保证原生境人全面有效参与到非物质文化遗产保存、开发及其利益分享机制的制定和实施之中。法律对原生境人及其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应具有可及性，应反映原生境人的愿望和期盼，明确其权利主体地位。原生境人在作为工业经济产物的主导知识和产品体系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知识和产品体系间进行选择和价值衡量时，有时也会渴望现代生活方式，不能仅出于保存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需要而限制其脱离传统生活方式，迈入现代化进程。法律应妥善协调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存与原生境人现代生活进程间的矛盾，对原生境人进行权利主体定位，使他们的世界与现代世界结合，使得他们在现代世界里既能从非物质文化遗产中获益，同时又能保存他们自己的“社会”，这是对原生境人需要、愿望及其贡献的回应。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法律保护措施应当有效、易懂、可行，不至于对原生境人形成负担，并应充分考虑原生境人的文化、社会和经济背景，以有效可及的法律措施对原生境人及其非物质文化遗产予以保护。

（三）习惯性权利与个性特点承认原则

在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进程中，承认原生境人习惯性的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利益，同时防止原生境人的文化垄断、禁锢文化进步，避免过度保护、封闭式保存，以一种健康、活态的法律保护方式，促进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发展和传承。法律应致力于对原生境人习惯性权利的维护，在利益保证的基础上，促进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开发、传播以及更广泛的利用，推动这一文化体系的持续性发展。法律确立原生境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权，应首先承认非物质文化遗产与原生境人的不可分割性；在进行利益分配时，应当尽可能合理地考虑原生境人的习惯礼仪、惯例，并与原生境人的文化和社会背景以及需求和愿望相适应。原生境人的权利主体地位应符合其非物质文化遗产产生、保存和传播的传统背景，反映其群体或民族情结。非物质文化遗产与原生境人的文化和社会特性、信仰、精神和价值观密切相关，原生境不同，其文化也自成体系，彰显个性特色。法律应尊重不同原生境中不同原生境人所有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多样性和差异性，确认与维护其个性特色，以促进文化多样性和完整性。

（四）尊重惯例使用与传播原则

非物质文化遗产与原生境人的文化特性（cultural identity）一致。该一致性通过照管关系（custodianship）、监护关系（guardianship）、集体所有或文化责任（例如恰当保存、利用和传递该知识的责任感，或认为不当利用或贬损性利用是伤害或冒犯该知识的意识）等形式表现出来，这些关系可以正式或非正式地表现为习惯或传统惯例、礼仪（protocols）。确立原生境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权时，应在符合国内法律和政策的前提下重视和尊重惯例的使用，尊重习惯背景和文化理念。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合理分享、传播和利益的合理分配应在尊重习惯规范的前提下，最大限度地获取原生境人的理解，以原生境人的传统精神、宗教或仪式为向导，对抗超出其传统背景或环境之外的不当利用和滥用行为。关注原生境人直接表达的愿望与期盼，尊重并便利其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习惯性使用、发展、交换及其在原生境人相互间的传播；认可其习惯性使用和监管制度，促进对保存和维护该文化体系的原生境人尊严、文化知识完整性以及精神利益的尊重，特别应加大其对环境保护、食品安全和农业可持续发展以及科技进步等事关人类生存发展事业所做贡献的尊重。[5]原生境人非物质文化遗产权主体地位的确定，应有效地促进其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使用，包括商业化使用和非商业化使用，这一使用以原生境为基础，包含授权许可非原生境人的使用。法律应增强以非物质文化遗产原生境人为一方，学术、教育、商业及其他非原生境使用者为另一方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使用关系的透明度，保障这一关系的安全性和稳定性，促进双方相互尊重和理解。法律应有效促进真实的原生境产品（原生境人使用的结果）和与原生境产业有关的真实产品（授权的非原生境人使用结果）的贸易机会的发展与扩大，制止对非物质文化遗产通过不公平或非法手段取得或占有及其从中获取商业利益的行为以及其他有悖诚信惯例的商业活动；杜绝建立在非物质文化遗产基础上的无效知识产权的授予或实施。

二、原生境人的权利

原生境人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权利主体，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享有的权利类型分为两类：物质权利、精神权利。物质权利体现为原生境人的财产权，精神权利体现为其人身权。其中财产权包括：使用权和许可使用权、禁止权和事先知情同意权、补偿权和适当分享权等；人身权是指原生境人的受尊重权和表明身份权。

（一）使用权和许可使用权。使用权包括自己使用和许可他人使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经济价值主要是通过使用而得以实现的，即实施非物质文化遗产可以给原生境人带来相应财产利益，原生境人享有自由使用其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权利，这是一种即有使用或自然使用方式，原生境人的每一成员在基于共同的信任和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共同的责任基础上自由的、不妨碍他人的使用；同时原生境人享有许可使用权，即许可非原生境人使用其非物质文化遗产而获得收益。这一许可关系中双方的权利义务须通过相应的许可协议予以确定，应以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保存为必要，原生境人有权要求被许可人按照约定方式进行使用，不以伤害原生境人感情的方式使用，促进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可持续性发展，同时兼顾使用双方利益。

（二）禁止权和事先知情同意权。原生境人有权禁止他人未经许可而使用其非物质文化遗产，这是原生境人使用权的延伸；事先知情同意权包括知悉权和同意权，既有盈利目的，又超出了传统或惯常方式，应当事先使原生境人知悉并获得其授权许可，而非以商业目的使用，如不具有盈利目的的研究活动，原生境人有对其研究结果的知情权。

（三）补偿权和适当分享权。原生境人的补偿权需符合以下三个要件：首先，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使用是在相应的法律保护制度建立之前；其次，未经原生境人许可或知情为商业目的利用并产生经济利益；最后，使用者获取非物质文化遗产时知道其与某原生境人的特殊联系。当使用者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使用系非商业目的时，并不导致使用者的补偿义务，但原生境人有权适当分享使用者因利用此种非物质文化遗产所获利益。

（四）优先使用权和优先受让权。对于相应法律保护制度建立之前，使用者未经许可而基于原生境人非物质文化遗产所作的改良技术，原生境人享有优先使用权；当改良技术的所有者转让其技术时，在同等条件下享有优先受让权，当改良技术包含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关系到原生境人的精神利益时，享有当然的优先受让权。

（五）参与权和保密权。原生境人与非物质文化遗产朝夕相处，熟悉其生长环境和发展历程，其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管理和教育活动的参与，更有助于延续、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促进其可持续性发展；法律应有效保障原生境人对其尚未公开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之利益，相关国家机构为保存、记录非物质文化遗产而设立的登记文档等，不得有损非物质文化遗产迄今尚未公开的状态。

（六）受尊重权与表明身份权。这是原生境人最重要的精神权利。北美自由贸易区协议草案要求每一成员“承认习惯、传统、信仰、精神、宗教，面向民间文学艺术表达、传统知识以及作为土著居民和当地群体的文化遗产的任何形式的传统表达，……，如果申请不是由土著居民、当地社区和他们授权的第三方提出的，则不受到没有通过知识产权体系授权的第三方任何形式的排他性影响”。凡有关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应用、解释、执行等，包括对合理分享制度和利益分配标准的确定，均应尊重原生境人习惯、文化背景、起源、宗教、仪式，体现其文化价值，禁止歪曲非物质文化遗产，损害原生境人的名誉和形象；表明身份权，即原生境人表明其文化身份、文化。非传统背景之外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使用，应说明其来源、起源，承认原生境起源，以尊重并承认原生境人文化价值的态度利用和提及非物质文化遗产。

（七）原生境人的权利限制

对于私人使用和科研、教育、公共安全、公共图书馆、司法与政府目的使用，如果此种使用是基于尊重原生境人习惯、风俗的非商业化利用，可以不经过原生境人的事先知情同意，且无须付费，但一旦基于使用者是否属商业性使用而发生纠纷时，其负有举证证明其使用性质的义务。对于“商业化”使用，从使用目的、被使用资源性质、使用程度、造成影响、使用者的主观态度等来考查；对于公众善意利用唾手可得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其无需原生境人的事先知情同意，但出于工商业目的的使用应给予原生境人公平补偿。

三、原生境人的义务

依传统习惯使用义务：如果原生境人个体成员从原生境迁出，可以继续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享有使用权，但其须尊重习惯方式、传统方式予以使用，这是原生境人个体成员应当承担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积极义务。

尊重使用者权利的义务：使用者依合同开发出一项产品并依法取得相应权利时，原生境人应遵守合约并尊重其此项权利。

保密义务：原生境人有义务对使用者研究开发成果保密；有些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某一国家或国家中某一群体所独有的，如果随意传播，不仅会给原生境人带来物质和精神权益的损害，有时还会给国家政治、经济、文化造成不可估量的损失，当国家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中的传统技艺等实行保密制度后，对纳入保密范围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必须按照规定的方式、途径进行传播、传授。

不得向国（境）外单位或个人卖断非物质文化遗产；经国家有关部门认定的具有重要历史文化、科学价值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除经有关部门特批外，不得出境或出售、赠送给外国人。

原生境人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创造、传承、发展的传统身份和价值贡献，对原生境人权利义务予以明晰，使其习惯性利益得以法律保障，这对于保存和延续非物质文化遗产，促进其可持续性发展以及推进民族团结、维护国家形象等方面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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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欧内斯特盖尔霍恩，罗纳德？M？利文.行政法和行政程序概要[M].黄列.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320.

[4]Karl Larenz.法学方法论[M].陈爱娥.云南：云南图书出版公司，1996.320.

[5]传统知识保护的政策目标及核心原则（草案）概述.

非遗保护论文篇7

[论文摘要]在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已成为国策的今天，现实要求我们在学术研究方面必须迎头赶上，要在开展实地调查的基础上发展、深化理论研究，建立起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化学理论体系。对于存在于传统文化身上的种种由于历史造成的缺陷，我们应当给予最起码的理解和尊重，而不应习惯于以简单的、政治化的二元对立观去评价传统文化事项。

随着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及文化部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的双双启动，我国知识分子与政府官员的“文化自觉”意识已有大幅提升，保护、抢救濒危遗产已经在政府与民间社会中形成广泛共识。但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说，我们仍会明显感觉到，这项涉及全民的文化遗产保护工程理论准备仍显不足。

长期以来，在许多人眼中有这样一个观念：文化即政治。在这样一种理念的支配下，我们所说的文化学理论，自然也就是政治学理论。所以尽管我们建国已经有几十年的历史，但并没有建立起独立的文化学理论体系。改革开放以来，文化研究虽已起步，但它所介绍的基本上是一些外国人类学理论体系。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既没有全面研究和继承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发展观和历史唯物论原则指导下的文化理论遗产，有分析地吸收种种现代学派文化学说的有益成果，也没有对中国文化特别是民族民间文化现状进行深入、全面、持久的科学调查，从而建立起我们自己的理论体系。在这样一种政治背景下去反思我们自己传统文化时，就很容易忽视对文化事项合理性与规律性的探讨，而习惯于以简单的、政治化的二元对立观去评价传统文化事项。所以，在我们的眼中，所谓的文化不是精华，即是糟粕；不是进步，即是落后；不是香花，即是毒草；不是有益，即是有害；不是好，即是坏。在这样一种非此即彼的方法论的指导下，那些产生在马克思主义之前的、产生在新中国之前的文化事项，特别是那些具有悠久传统的文化事项，就很容易被划入封建迷信的范畴，成为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思想的对立物，成为先进文化的对立物，成为谁也不敢碰的禁区，而这正是我们的可悲之处。

文化的发展都是通过继承来完成的。我们不能想象有一种新文化或所谓先进文化有一天会从天上突然掉下。关于这一点，列宁同志早在1920年就在《共青团的任务》一文中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立场进行过阐述，他说：“无产阶级文化并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那些自命为无产阶级文化专家的人杜撰出来的，如果认为是这样，那完全是胡说。无产阶级文化应当是人类在资本主义社会、地主社会和官僚社会压迫下创造出来的全部知识合乎规律的发展。”演到了西方文化人类学时代，资产阶级文化学者们虽然对以进化论为基础的文化学说采取了轻慢甚至否定的态度，把主要精力放在了不同的原始部族文化特性及其整合的研究上，但他们同样承认文化发展的规律是继承和延续。深受弗兰斯·博厄斯赞扬的美国当代文化人类学后起之秀本尼迪克特就说过：“我们西方文明都保持了他（指从操闪米特语、含米特语和地中海地区的亚白种人，以及后来斯堪的那维亚人——引者）的文化的延续性，这一点是无庸置疑的。我们应该完整地把握我们人类所谓继承的全部内涵。”演继承是文化发展规律中的核心规律。事实证明，所谓先进文化，都是从它的传统文化，特别是传统文化中的先进文化中发展而来。没有传统文化，先进文化便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当然，继承不等于因袭，不等于没有发展，文化的群体性也不等于不承认个人创造对文化发展的积极作用。

西方人类学家视野中的族群文化，并没有中华民族那样悠久。西方人类学家们常常乐道于西方现代文化的复杂，但却很少有人谈起过中国文化的多样性与复杂性。与许多国家一样，中国文化同样是由以下两个层面构成：一个是被称为“精英文化”的上层文化；一个是源远流长（可直接上溯至原始文化）、受众极广的民间文化。只是后者长期得不到上层文化和统治者阶级的重视，所以尽管已有亿万民众作为这种文化的创造者和数目庞大的受众，但却一直像“离离原上草”一样处于自生自灭状态。1919年“五四”新文化运动爆发，在一批文化战士的大声疾呼下，民间文化开始受到重视。他们的最终意图无非是要把这两种文化整合起来，使中华文化成为亿万平民百姓所能享用的文化，但由于种种原因（当然也包括来自他们本身的原因），这个整合并没有进行到底而中途夭折。

长期以来，不论什么流派的文化学者都承认这样一个原则：真正把人们维系在一起的是文化，即他们所共同拥有的观念和准则。文化是一个民族认同的最根本的因素，也是一个民族凝聚力之所在。有许许多多事件（如异民族入侵）都可以改变文化的发展方向，但决定一个民族文化发展嬗变的决定性因素仍然来自文化本身，而不是其他外因。把文化等同于政治，或用政治改变文化，尽管可能取得一时的成功，但说到底文化最终还会回到原本属于自己的原点。对于一个民族、一个国家而言，文化是秩序，文化是规则，文化是润滑剂，文化是一个民族能团结得像一个人一样的粘合剂。一个民族失去了某些东西可能还不会瓦解，但是如果失去了凝聚社会的文化，必然会陷入一片混乱之中。这一点“文革”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在上个世纪的“文革”中，人们毁庙宇、停庙会，就连年画、民间故事也被当成封资修的黑货。结果怎样呢？随着传统文化的陷落，传统道德也随之土崩瓦解，整个社会一片混乱。这就是不尊重传统的结果，这就是要与传统实行最彻底决裂的结果。“文革”后，随着改革的深入、思想的解放以及政治环境的宽松，传统不但重回民间，而且在整合社会关系、建立社会秩序等方面发挥了相当重要的作用。我们甚至可以这样说：传统文化在结束文革混乱局面及新时期改革开放过程中确实发挥了相当重要作用，而这一点是许多人所没有看到的。

非遗保护论文篇8

[关键词]地方高校图书馆　非物质文化遗产　白鹤梁题刻

[分类号]G258.6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指各族人民世代相承的、与群众生活密切相关的各种传统文化表现形式和文化空间,具有无形性、活态性、传承性等特征和历史传承、审美艺术、科学认识、社会和谐等重要价值。我国是一个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十分丰富的国家。位于重庆涪陵长江江心的白鹤梁题刻记载了1200多年来长江72个枯水年份的水文信息,空前规模的长江三峡水利枢纽工程和葛洲坝电站的设计,赖此得到了计算水量的史料数据;它对研究长江水文、区域及全球气候变化的历史规律有重要的科学价值,是“世界水文资料宝库”,又是集文学、书法、绘画、石刻等艺术为一体的“世界水下碑林”。受长江三峡水利工程的影响,白鹤梁将永没库底。为此,位于三峡库区的长江师范学院图书馆为白鹤梁题刻的抢救性保护做了大量工作。笔者曾在该馆从事图书资料管理工作10余年,也曾参与白鹤梁题刻保护的相关工作。本文将结合笔者自身的工作经验和体会以及该馆参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整体思路和具体实践,探讨地方高校图书馆应如何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发挥重要作用,以期为地方高校图书馆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提供一些参考和借鉴。

1　图书馆参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意义

1.1　保存、传播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图书馆的重要职责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为图书馆有四项职能,其中保存人类文化遗产位居第一。图书馆自诞生之日起就担负起保存人类文化遗产的神圣使命。参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抢救、保护、传播与研究,使图书馆的知识组织与知识服务研究植根于本民族深厚土壤中,是图书馆正视知识文化、维护文化多样性的选择,也是图书馆义不容辞的职责。高校图书馆特别是地方高校图书馆除了为学校教学科研提供保障之外,还应肩负保存地方文化传统、为本地政府提供决策所需的信息资源、为本地区经济发展服务、支持地方建设的社会职能。

1.2　有助于拓宽图书馆学知识研究领域

与物质文化遗产相比,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更多、更鲜明的跨学科、跨领域的文化特征和知识属性,因此,研究非物质文化遗产知识与现象,需运用多门学科领域的知识,需要与社会学、人类学、历史学、民俗学、教育学、语言学、心理学、美学、艺术学、文献学、信息技术等学科进行交叉研究。图书馆学正是与许多学科发生交叉或关联的一门学科。图书馆将活态知识适度地纳入研究范畴,可扩大图书馆学知识研究领域,开拓学术视野,增强图书馆学研究的活力。图书馆学本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科,更应有学术的自觉,到生动丰富的民间社会活动中寻找研究课题,促使图书馆学在不断解答问题中得到发展。

1.3　图书馆的经验和方法可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提供借鉴

目前,中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相对滞后,且处于无序状态,迫切需要有关部门的组织领导和专业人员的业务指导,对流散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保护。图书馆作为保存人类文化的重要部门,具有科学组织、科学分类、科学研究各种文献的经验与方法,诸如文献分类法、版本法、主题法、目录、索引等比较完整的科学的图书馆学研究方法,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抢救、保护、研究等具有一定的指导作用和借鉴意义。数字图书馆的现代技术手段可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提供其所需的各种技术,即将处于隐性、零散状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知识进行概念化、显式化、形式化的本体化加工处理,使之成为可交流、可共享的显知识产品,为其保存、利用提供条件。

1.4　地方高校图书馆参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优势

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各级文化行政部门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主要机构;同时,鼓励学术研究机构、高等院校、社会团体、企事业单位等参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地方高校图书馆作为高校的学术性研究机构,总体来讲,其优势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4.1　丰富的地方文献资源

地方文献是指记载一定地区范围的自然、社会、风土人情等特定资料,含有某一地区丰富的地方文化、自然和社会信息,是研究地方文化传承、发展、变更的重要史料。非物质文化遗产涵盖于地方文献内容之中,是地方文献的一种表现方式。地方高校图书馆是为学校的发展服务的,其文献信息资源建设与学校的办学定位始终应保持一致,即为地方经济文化发展服务。地方文献作为研究地方经济文化发展的重要载体,理应是地方高校图书馆的收藏重点。为打造馆藏地方特色,长江师范学院图书馆自2001年升本以来,突击性收藏地方志3000余册、中文书刊1.5万余册,成为该馆的一大亮点。而当地文化馆、博物馆、公共图书馆则相差甚远。区县公共图书馆中条件最好的涪陵区图书馆也只是零星收藏有一些方志、县志。涪陵区文化馆、博物馆仅仅依靠政府有限的拨款维系着日常运转,谈不上对地方文献的收集整理。不仅如此,高校图书馆的性质决定了其馆藏文献信息资源层次高、内容丰富等特点,可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确认、项目申报及论证工作、民族民间文化研究提供切实的文献资源保障。

1.4.2　高素质的人才资源　人才素质决定着图书馆的服务能力。以长江师范学院图书馆为例,该馆自2002年成立乌江流域经济文化研究中心以来,十分重视人才队伍建设,通过引进、外聘、培训等方式,拥有一大批专兼职高层次研究人员,其中包括外聘的教授3名、博士生导师2名、硕士生导师5名,本校的专兼职教授17名、博士硕士研究生19名。他们当中不乏计算机专家、图书情报专业的专家和文献信息资源收集、整理、开发利用的专家。他们不仅热衷于非物质文化的保护、宣传、研究等工作,还具备相关的知识积淀,是参与非物质文化保护的坚强后盾。此外,学生社团和本馆职工也是不可或缺的人才资源。经过4年的努力,该中心已发展成为重庆市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而当地公共图书馆、文化馆、博物馆至今尚无硕士研究生以上学历人才,初、中级职称的工作人员达78%。可见,地方高校图书馆具有明显的人才资源优势。

1.4.3　现代化的服务能力　为适应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需要,目前我国高校图书馆绝大多数实现了网络化、现代化管理,信息服务能力显著提高。如长江师范学院图书馆信息存储容量达22TB,实现了业务管理自动化,采用图腾集成管理系统处理采访、编目、典藏、流通、公共检索、连续出版物管理等业务;电子阅览、视频点播、信息检索、文献传递、用户培训等服务实现了网络化;开通网上图书馆、手机短信、科技查新、定题跟

踪、信息推送、馆际互借等服务。而涪陵区图书馆、涪陵区文化馆、涪陵区博物馆至今还未实现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化管理,有的部室还要借助手工借还,正在学习、借鉴长江师范学院图书馆的成功经验,向现代化、网络化管理的目标迈进。

1.4.4　得天独厚的地域优势　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一个地区、一个民族的文化符号和生命记忆,主要还是藏于民间,具有明显的区域性特征,带有强烈的地方色彩,这些古老的文化因子在农耕大地上被传承下来,与群众生活密切相关。目前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最大困难就是要提高群众对非物质文化的保护意识。地方高校图书馆地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腹心地带,对本地区的非物质文化比较了解,方便从事田野调查、民间资料采集整理以及开展对群众非物质文化保护的普及宣传教育。与其他高校图书馆相比,区域位置决定了地方高校图书馆在本地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

3　地方高校图书馆参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应采取的措施

《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认为:“保护”是指确保非物质文化遗产生命力的各种措施,包括遗产的确认、立档、研究、保存、保护、宣传、弘扬、传承(特别是通过正规和非正规教育)和振兴。笔者认为,地方高校图书馆参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应采取如下措施:

3.1　立档保存:对无形文化遗产的有形物化

保存是基础,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首要程序。保存不是封存,是将传统文化元素有效地保护起来,供研究人员及后人研究借鉴。地方高校图书馆首先应通过多种途径采集非物质文化遗产信息,组织专业人员深入民间实地考察,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工作。普查要坚持全面性、代表性、真实性的原则。全面性是指兼顾城镇和乡村、兼顾不同人群的全面调查和采录;代表性是指在全面掌握某地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蕴藏情况的基础上,选择有代表性的民俗事象,加以认真、科学地采录;真实性是指普查时要忠实地采录讲述者讲述的原貌,按照民间文化作品和民俗表现形态,保持原状、不加修饰地将其记录和描述下来。符合这三原则的采录成果,才是真实而有价值的,才能经得起历史的检验。凡具有历史、科学、艺术价值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均在普查和保护之列。普查还要掌握科学方法。根据不同情况采用不同的调查方法,如重点走访、抽样调查、开小型调查会、观摩民间艺术家的表演、参与民俗节庆活动等。调查采访者以笔录、摄影、录音、录像等方式真实地记录现场考察成果,同时还要注意搜寻民间传抄的唱本、长诗、鼓词、皮影脚本、经书等手抄本。要对采集到的口头文学、民间艺术品、民俗事物、摄影摄像等进行详细登记。普查之后,要进行总结评估,写好调查报告,对遗产进行登记、分类、整理,对普查结果进一步系统化、规范化、档案化。同时,也应进一步挖掘现有馆藏的地方文献资源内含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信息,收集整理非物质文化遗产申遗材料和保护过程的档案,如申报项目的文本附件、音像资料、数字化多媒体等。然后,利用现代技术手段将收集整理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料转化为文字、光盘、磁带等,或建成非物质文化遗产特色数据库。有条件的地方高校图书馆,还可建立非物质文化遗产博物馆或民俗博物馆。长江师范学院图书馆用文字、录音、录像、数字化多媒体等手段,对白鹤梁相关资料进行真实、全面、系统的记录,建成白鹤梁专题数据库;利用现代技术手段将其转化为文字、光盘、磁带等物化资料,并按照专题集中的原则,使用图腾集成管理系统软件分编入藏:①进入编目系统,将文字资料做成机读MARC记录,在MARC记录的010字段标注含光盘、磁带或图片集,210字段标注光盘X片、磁带X盒或图片X张,MARC做好后,打印书标贴于文字资料上;②进入书标打印系统,依据做好的文字资料的条码号,在含光盘或磁带的专用书标上打印出该文字资料的索书号和相应的光盘号、磁带号或图片集号,在文字资料和光盘、磁带或图片集上分别贴上该专用书标;③再次进入编目系统,在MARC机读记录中打开馆藏信息,在下挂数据记录中添加光盘号、磁带号或图片集号;④进入典藏系统,将分编好的文字资料分配给“非遗”书库,并将图片、磁带或光盘移交“非遗”书库保存。

3.2　价值研究:挖掘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价值精髓

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历史、文化、审美、教育、科学、经济等多方面的价值。挖掘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价值精髓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关键环节。比如,正因为葛修润等科学家研究发现了白鹤梁的重要价值,国家才不惜耗资1.89亿元修建“水下博物馆”,既将其妥善保存,同时又开发其旅游价值。可见,价值研究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抢救与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不仅是一个实际操作的问题,更是一个需要澄清理论观念的问题。理论上模糊不清,就难以对保护对象做出科学的界定和评估。地方高校图书馆参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应做好保护前的甄别鉴定、价值评估等先期工作,有的放矢地进行保护和合理利用。一般来讲,只有具备如下三个条件的文化形式和产品,才是急需得到抢救与保护的:一是具有民族独特性,深深扎根于文化传统或有关地区文化历史之中;二是具备一种或多种科学的、独特的、珍贵的价值;三是具有鲜明的个性化特征,同时表现出创造者丰富的想象力和高难度的技艺,是同类文化样式的典范。长江师范学院图书馆积极组织专家学者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价值研究,或与其他有关机构进行合作研究;用录像和记录等方式将民间艺人的技艺整理、保护下来,组织专家对传承人的成就和传承工作进行学术性、专业性的分析和评估;支持项目申报、论文撰写、论著出版等工作。该馆相关课题有184项(部级12项),发表相关学术论文400余篇,出版专著、编著30余部;其中白鹤梁题刻研究成果有曾超的专著《三峡国宝一白鹤梁题刻汇录与考索》(中国文史出版社2005年版)、周晏的论文《白鹤梁蒙文题刻背景追述》(《三峡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6期)、李胜的论文《白鹤梁石刻题名人考按五十六则》(《三峡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1期)和《释文校读记》(《重庆社会科学》2005年第10期)等。此外,该馆学者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在进行非物质文化遗产价值理论研究的同时,还亲自参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实践,使遗产价值理论在实践中得到检验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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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遗保护论文篇9

【关键词】非物质文化遗产；国家；民间社会

【中图分类号】G1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518X（2012）08—0192—04

自20世纪90年代“市民社会”理论被引入国内学术界，“国家与社会”范式便被广泛用来分析中国社会变迁的实践过程及内在逻辑。虽然时今这一范式因预设“国家与社会的二元分立”而受到挑战，但对分析共时态下不同力量之间的互动，仍有较强的解释力。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场域中，国家力量与民间社会的立场基本一致，但因价值取向与利益关系也存有一定程度的张力。纵观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过程，我们可以看出，正是它们之间的良性互动，逐步践行着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认同和对传统文化的坚守。

早在1947年，就有学者不无洞见地指出：“我们要谈文化，不仅只谈‘文化人’圈子以内的所谓的‘文化’，更须注意到社会上广大人群的文化生活。因为那是对于我国的前途，有着更大的影响的。”但新中国成立后对旧文化的大力批判，人为割裂了传统与现代的关联。直至20世纪80年代，断裂的逻辑才归至逻辑的延续，我们逐步认识到国家的文化认同还得借助传统来搭建平台，由此，传统文化渐至走向复兴。在文化的地位日益彰显过程中，非物质文化的保护问题也纳入国家与社会的视野。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场中，国家率先作为主导性的力量，将国家符号嵌入社会，以期引导民间社会与国家声音的统一。

首先，国家以立法的形式，使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逐步实现法制化、制度化。从2004年8月28日中国正式加入《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到2011年2月2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的制订，在8年的时间中，国家先后出台了《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国务院关于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的通知》、《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管理暂行办法》、《关于加强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通知》、《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认定与管理暂行办法》等政策，并最终以立法的形式，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纳入法制化轨道。在国家政策的带动下，各地政府也纷纷出台了地方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政策，如《云南省民族民间传统文化保护条例》、《贵州省民族民间文化保护条例》、《福建省民族民间文化保护条例》、《江苏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条例》、《宁夏回族自治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条例》等。国家、地区层面一系列政策、法规的制订与实施，为非遗保护工作提供了指导与保障，推动着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进程。

其次，加大了对非物质遗产保护工作的资金支持力度。自2006年财政部和文化部联合发出《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专项资金管理暂行办法》始，国家就对民间文学、音乐、舞蹈、传统手工技艺和传统医药等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进行专项资金支持，且支持力度逐年加大。文化部在2010年6月的《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概况》中称，截至2009年7月，中央财政已累计投入6.59亿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专项资金。仅从2005年开始至2009年底基本结束的对全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情况的普查，国家就投入经费8亿元。与此同时，各省（区、市）也纷纷设立专项保护经费，用于支持本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开展。如山东投入近亿元资金加大对省内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抢救和保护力度；2011年自治区的八个藏戏流派，每个都获得了20多万元的经费资助，用于藏戏队伍保护、年轻传承人培养和现有传习设施的完善。

再次，国家掌控着申报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否立项的认定。如上所述，虽然国家和地方政府在逐步加大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资金投入的力度，但获得这一资助，决定于国家及地方政府对申报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最终认定。众所周知，目前中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实行四级申报制度，即县级政府首先建立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名录，然后向地市级政府申报更高一级名录，而只有列入地市级政府名录中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才可以向省级政府申报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部级名录则在各省名录的基础上，通过申报与评审才被确立。同时，由于中国地域广袤，民族众多，各个民族不仅有自己传统意义上的居住地，而且有自己传统鲜明的文化形态。因此，在进行非物质文化遗产申报时，其数量往往很大，国家要通过审查、评定的方式，确立部分立项。

最后，政府通过教育系统，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提供基础性的艺术、人文学科教育与专业的文化职业培训。许多非物质文化遗产都是口耳相传、言传身教地传承，如戏剧、舞蹈、手工艺等，所以这一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的脆弱性要求政府建立制度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近年，各地纷纷建立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研习所、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基地，以及非物质文化遗产进校园活动等，都是政府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的有益探索。

可见，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场中，国家通过立法、立项、教育、资金支持，抑或以政府的名义举办、参加纪念活动，把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纳入国家事件，成为它的组成部分。在这种情况下，国家提供舞台，或者说，国家就是现场，非物质文化遗产应邀走出民间，参与国家或附属于国家的活动，实现了“国家在社会中”。

布迪厄指出，“社会科学的真正对象并非个体，场域才是基本性的，必须作为研究操作的焦点”，同时“每一个场域同时也是力量场和斗争场”。在由国家、民间社会及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构成的活动场中，既有国家符号的存在，也有民间社会力量的投入，它们之间的互动，型塑着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场景。

一方面，民间社会与国家在维护文化的多样性和人类文明的生态平衡上，立场是一致的。由于现代的、外来的多元文化的冲击，中国社会正由传统农耕、农业、农村和自然经济占主体的社会环境与生活方式向以现代科技、工业、都市和商品经济为主体的社会环境与生活方式飞速变迁，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存续遭遇前所未有的危机。在此背景下，无论是国家，还是民间社会，都逐步认识到：“一个民族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她独有的民族精神全民性的活的记忆，是文化认同的重要标志，维系民族存在的生命线。这种生命线一旦遭到破坏，民族文化的基因及其生命链将出现断裂变形，民族的存在随之发生危机。因此，面对当今强烈的‘全球化’、‘一体化’的冲击，对这种文化的保护，实际就是对一个民族精神之根的呼唤、认同与养护，也是一个民族沿袭和发展的必要条件。”否则，“会使一个民族迷失最基本的认同依据，在文化的根部动摇归属方向，找不到精神的国籍——这将是灭顶之危”。基于此，在对来自民间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场中，民间社会参与异常活跃，积极发挥着民间事民间办的作用。如在对昆曲的保护传承中，2002年，首创苏州昆剧传习所的董事贝晋眉的后人出资设立了国内首家民间昆剧传习奖——“贝晋眉昆剧传习奖”：不仪如此，一些民间曲社也相继成立，昆剧院退休的老演员，依靠民间热心人士的慷慨捐助，从事昆曲的教习、排练及录像保存活动。这些活动都显示民间社会在保护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另一方面，虽然广大民众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主体和生命的内在驱动力，民间社会也借助国家资源，以获得合法化认可，并在国家提供的场域中实践其保护和传承非物质文化的主旨。但是，正如有些学者所强调指出的那样：“民族文化的保护（Conversation）必须是基于本民族自觉、内在的意愿，不是‘冻结’，更不能靠外在强制性力量来限制，发展也并非外来的开垦，而更应强调自动的演进（Evolution）。”这就意味着，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场中，民间社会与国家之间存有一定的张力。傅谨在《草根的力量》序言中曾对民间戏班的改造发出精彩论断：“五十年代开始的‘戏改’，就是一群自信满满的文化人利用他们的话语霸权，对各地戏班所进行的试图让它们变得更‘好’的制度化改造……越来越坚信，对民间戏班越少干涉，就越是利于它的生存发展。我甚至觉得一个充分自由发展、自然发育的市场，它内在地蕴含着某种神秘的力量，足以萌发出对它整体的生存发展至关重要的那些秩序与规范，在这里充分体现出草根阶层的智慧。而且，我确确实实感到，草根阶层的精神需求与信仰是一种如同水一样既柔且刚的力量，面对强权它似乎很容易被摧毁，但事实上它真是像白居易那首名诗所写的那样——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它总是能找到合适的机会，倔强地重新回到它的原生地，回到我们的生活，以其本真的面目，展现自身。”对民间戏社的改造如此，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其实亦是如此。在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认定上、非物质文化遗产内容的变迁性上，国家与民间社会都有不同的力量交织。根据文化部颁布的《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管理暂行办法》，那些“完整掌握该项目或者特殊技能；具有该项目公认的代表性、权威性和影响力；积极开展传承活动，培养后继人才”的人，才能被国家认定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但是由于非物质文化遗产涉及的范围广，各个行业的标准也不尽相同，因此目前对于传承人的主体到底是个人还是群体学界还存在争议。很多民间社会力量认为，对于服装、道具、音乐等缺一不可的柳琴戏、昆曲等传统曲剧类，如果政府只认定个人，就有失合理，戏剧是一个集体艺术，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独当。同样，是“静态保护还是动态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问题，民间社会也有不同的认识。大多数人同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的与时俱进，但对于像东北‘‘二人转’’那样破坏非物质文化遗产原有基因的不合理改编，民间社会的反对声音也不绝于耳。

可以看出，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场中，国家与民间社会的力量具有一致性，正是这种一致性，推动着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活动的大力开展；同时，他们也存有认识的差异，只不过这种差异是非对抗性的矛盾而已。

杜赞奇在《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一书中，曾强调了国家对民间文化资源以及民间生活形态的渗透和利用，关注了国家权力技术对基层生活世界的策略性嵌入。当今，文化已成为国家软实力的核心构成部分。作为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奋斗和创造、凝聚着深刻的民族记忆和民族精神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由于其具有溢出效应的公共产品性质，需要政府的干预来获得延续，而不能依赖于市场的自然选择。为此国家也确立了“政府主导、社会参与，明确职责、形成合力；长远规划、分步实施，点面结合、讲求实效”的工作原则，并进而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提出要“加强对各民族文化的挖掘和保护，重视文物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场的国家层面上可以看出，国家主要是通过出台针对性甚至倾斜性的规范文件，利用政策优惠等方式引导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重新组合，加强各个机构的合作，特别是促使其在一定程度上围绕互动发展的基本要求和统筹发展的基本目标，有针对性地与非物质文化遗产形成互动共生，发挥系统合力。

应当说，国家应该也有能力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发挥主导作用，事实也证明国家抢救模式是一种切实有效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基本模式。《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中明确规定：“本国领土内的文化和自然遗产的确定、保护、展出和遗传后代，主要是有关国家的责任。”但是，我们也应当看到，当国家和政府以强势力量进入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场中，往往就会导致以官方趣味来替代民间趣味，真遗产变为假遗产，并会出现“大保护大破坏，小保护小破坏，不保护不破坏”的尴尬局面。

非物质文化遗产深深地扎根于当地的历史和自然环境，它从主要方面体现了各民族和社会的文化特性。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来说，其最终成效还得看作为文化主体的民众的自主选择与文化实践，任何客位的想象和主观建构都不能替代居于主位的文化主体的真实愿望，更不能取代作为保护对象的文化客体自身的演变法则。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前提就是对民族文化的现代性自觉，也就是费孝通提出的“文化自觉”。费孝通指出：“‘文化自觉’只是指生活在一定社会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过程所具有的特色和它发展的趋向，不带任何‘文化回归’的意思，不是要‘复归’，同时也不主张‘全盘西化’或‘全盘他化’。自知之明是为了加强对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取得适应新环境、新时代文化选择的自主地位。文化自觉是—个艰巨的过程，首先要认识自己的文化，理解所接触到的多种文化，才有条件在这个已经在形成中的多元文化的世界里确立自己的位置，经过自主的适应，和其他文化一起，取长补短，共同建立一个有共同认可的基本秩序和一套各种文化能和平共处、联手发展的共处守则。”因此，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场中，民间社会也在坚守着自身的理念，以一种强烈的历史责任感，从具体可操作的层面实践着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积极作用，这一点可以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表现形式上得到充分反映。

非遗保护论文篇10

关键词：舞台实践；羌族民歌；多声部

中图分类号：J60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4115（2013）09-81-2

羌族，是我国一个历史悠久的民族，早在三千年前就有羌族人的活动。羌族现有31.65万余人，聚居在岷江上游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以茂县羌族自治县为中心的汶川、理县、松潘、黑水等县和绵阳市的北川羌族自治县。而羌族多声部民歌流传于四川阿坝州松潘县、茂县等部分羌族聚居地以及四川绵阳的北川等地。它源远流长歌种与曲目丰富风格古朴，保存了较多的传统风貌，具有独特的研究价值和审美价值。曾多次被当地艺人搬上舞台，但是随着传统艺人逐渐逝去，很多的作品开始失传，为了更好地传承和发展这门优秀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尤其是在学校中通过舞台实践，把更多的羌族多声部民歌以及改编的羌族多声部合唱展示出来让更多的学生了解熟悉并且喜欢羌族多声部民歌、羌族多声部合唱就有着更为现实的实际意义。

一、羌族多声部民歌的音乐特征

羌族虽然没有文字，但无论是在生产劳动，节日聚会，还是婚丧喜庆时，羌民都要唱歌跳舞，而羌族多声部音乐也会同样被用来表达他们内心的哀怨、喜悦、希望和祝愿之情。在这其中就可以体现出羌族多声部民歌的音乐特征来。羌族多声部民歌在羌族民歌里面主要是以二声部的结构形态出现。这种二声部民歌的结构，是由先唱者的声部和后唱者的声部结合而构成的。二声部乐曲的音程主要以纯音程（纯一，纯四，纯五，纯八）和大二度构成。其中大二度音程固定不变的出现在每一个段落第二部分的末尾音上，暗示着第三部分同度音程平行进行的开始。二声部乐曲的节奏，为四分音符作为单位拍，主要是一对一的形式结构。二声部乐曲的速度，由每一段第一部分的慢，第二部分的快及第三部分的慢所构成。这种二声部乐曲，反应了生活的高海拔山区的羌族人民豪放激情的习俗特征。（引自金艺风、汪代明、沈惹小贞、崔善子著《中国羌族二声部民歌研究》第7页和第25、26页部分观点）。在演唱形式上，大多是以合唱或重唱为主，也有男、女群体的合唱式对唱，几乎很少采用混声的组合形式。从演唱方法来说，男声一般用颤音或高亢的假声，而女声多用平声高腔，但在最高音区有时也伴随着假声或颤音唱法。（引自樊祖荫著《中国多声部民歌概论》中第253页第二段的部分观点。）

二、舞台艺术实践对羌族多声部民歌传承与保护的意义

羌族多声部民歌是羌族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几千年来羌族人民集体创造的宝贵精神财富，虽然羌族没有文字，但它的多声部民歌在羌族文化的传承中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羌族民歌和羌民的生活息息相关，是生活的直接表现，包含了羌族传统文化的各个方面。这样优秀的艺术文化，不应该随着历史的变迁而消失，人们应该去发现、发展、延续它们。这是一个民族的文化，是我们不能淹没的历史的长河。所以利用我们的力量，让它得以传承下去，这是我们世世代代的财富。我们之所以探究这个项目就是想通过学生的艺术实践活动把羌族多声部的合唱音乐搬上舞台，使得更多的人能够知晓羌族多声部的音乐，从而达到保护、传承和发展这一音乐的作用和意义；从中探寻更多的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的有效方式；并且在师范院校开展这项活动，有助于向中小学进行辐射，使传承具有可行性和延续性。

三、舞台艺术实践的内容

（一）原始的民歌演唱。

这个是多声部民歌的基础。舞台艺术实践首先应该让更多的人先学会这样的原始性民歌。我们选择通过采风等方式采集到一些简单又容易演唱的歌谱，经过整理后在中小学进行教唱，并加以简单动作后将其搬上舞台进行舞台实践；

（二）原生态的羌族多声部民歌的传唱。

这是舞台实践的内容之一。如《酒歌・唱不起了》这是一首羌族二声部民歌，“酒歌”可谓民族文化的“活化石”，它属于羌族民歌类型中仪式歌的范畴，羌民通过“酒歌”来表现他们接待宾客的景象，这首歌主要是讲随着年龄的增长，人们越来越唱不起了。这首歌采用了男声重唱的形式，两人互相配合，虽然歌词简单，但运用了颤音等方法展现出了羌族“酒歌”的特点。

（三）编曲的羌族民歌合唱。

根据羌族的民歌素材，在旋律不做修改的情况下，只加以简单的和声配置和肢体的丰富，具有原汁原味的羌族民歌合唱作品《羌族民歌五首》，其中包括《那吉那那》、《咂酒歌》、《顶根儿》、《打麦歌》、《三龙酒歌》，它们都是以无伴奏的演唱方式呈现给观众的。这些歌曲就是选取了羌民在艰苦劳作，耕地、除草等景象；羌民用自己的方式热情地接客敬咂酒、和宾客一起一边喝酒一边唱酒歌的热闹景象；羌民丰收的景象；也表达了羌族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无伴奏的演唱方式更能体现出羌族人民的热情召唤，表达出他们的那份虔诚。

（四）加工创作的羌族民歌合唱。

根据羌族民歌素材进行加工创作，结合现代和声和曲式结构等作曲技法创作而成的合唱音画《云上羌声》。这首歌曲是由四首歌曲所组成的一部声乐组曲，其中有一个音乐主题始终贯穿全曲，分别表现的是羌族人民迎客、酒歌、情歌、婚礼的场面。这首《云上羌声》是更进一步的创作和改变，和《羌族民歌五首》相比，它更具有现代气息更具有舞台性，更适合在舞台上表演。而《羌族民歌五首》更具有原声性，生活气息更浓，更适合在民间和社区中传唱，这两个作品的功效是不一样的。

四、舞台艺术实践的形式

因为这些非物质文化遗产――羌族多声部音乐可贵，所以需要更多的人去保护它、传承它，可能我们做的很微不足道，但是我们还是希望可以通过我们自己的方式去让更多的人了解它。在我们看来、通过舞台实践来展现羌族多声部音乐是比较直观的，而目前我们有的知识较多的理论研究，也收集了一些乐谱但是却没有变成舞台表演以供大家传唱，更多地停留在研究本身而没有更好的传承方式。除了在一些比赛中能够看到羌族多声部音乐的演唱，其余就几乎没有这方面的尝试，能够演唱的民间老艺人也越来越少，长此以往羌族多声部音乐的演唱就有可能会失传，人类优秀的文化成果就得不到保护和传承。所以我们认为将这些收集到的资料以舞台实践的方式直观地展现给观众是可行的。

（一）在小学音乐舞台实践进行的原声性羌族民歌的传唱。

我们选择在绵阳南山小学教唱《撕玉米歌》并编排简单的舞蹈动作。因为这首歌也可以用羌语演唱，所以先教他们读中文和羌语，使他们会唱汉语也会唱羌语，基本了解这个作品的大致意思后教唱旋律。由于这首歌是描写羌民在地里撕玉米的热闹景象，所以不仅让学生通过歌声来表达，还加入简单的舞蹈动作进行编排，更能表现这一热闹景象，同时也让孩子们深切感受那种热闹景象。最后搬上舞台；

（二）在中学音乐舞台实践中进行简单的多声部羌族民歌的传唱。

在北川中学支教过程中在合唱课堂上进行二声部训练。让他们了解了羌族二声部作品的结构，音乐特点、声部间的关系，最后在训练过程中和声准确、二声部效果比较明显，这样就达到了我们的目的。在这些训练后选一些当地的羌族二声部民歌进行练习并编排。

（三）在大学音乐舞台实践中的传唱。

我们在自己所在的绵阳师范学院“梦之声”合唱团中进行传承。除了要会唱一些之前所收集到的合唱歌曲之外，还要加入适当的表演，演唱根据改编创作的多声部羌族合唱作品，如《云上羌声》等等。在此基础上还演唱一些新创作的具有羌族音乐风格特征的音乐作品，如《尔玛人的歌》、《云朵上的羌寨》、《羌家姑娘》、《羌家姑娘绣彩绣》、《羌笛》等。当然在实践过程中，我们不仅将这些作品搬上舞台，还将部分作品进行改编后通过独唱、重唱、齐唱、合唱、表演唱等多种形式呈现给观众。在“为了孩子，为了梦想”音乐教育改革与民族音乐文化传承―北川论坛成果展演中，“梦之声”合唱团演唱了由老师改编的具有原汁原味的羌族民歌合唱作品《羌族民歌五首》。通过演出，观众比较直观地了解到羌民艰苦劳作，耕地、除草等的景象，也表达了羌族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还在很多舞台实践中达到了不错的效果。

五、结语

羌族多声部民歌入选四川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重要传统音乐，是羌族文化重要的组成部分。通过对羌族多声部民歌以及改编创作的羌族多声部合唱的研究、排练、演出与舞台实践，传唱以及形成影像资料等，以便能够更有效地保护和传承羌族多声部音乐。同时也让我们能够更好地继承和发扬我国的民族民间音乐文化，并传向下一代，从而探寻保护和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有效方式，使得非物质文化遗产羌族多声部音乐具有更好的研究价值和应用价值。通过实践，我们认为将非物质文化遗产羌族多声部音乐以舞台实践的形式直观地呈献给观众是可行的。当然也发现一些问题，如中小学生对民族音乐不感兴趣，大学生还不明白学习这些古老音乐的意义在哪。这都需要我们进行更加广泛的宣传和实践，我们保护和传承民族音乐的路还很长。

参考文献 ：

[1]金艺风、汪代明、沈惹小贞、崔善子.中国羌族二声部民歌研究[M].北京：民族出版社，2010.

[2]樊祖萌.中国多声部民歌概论[M].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1994.

[3]金艺风、汪代明、沈惹小贞、崔善子.中国羌族民歌研究乐谱资料集[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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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樊祖盟.中国少数民族多声部民歌教程[M].北京：中央音乐学院出版社，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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