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遗文化重要性十篇

非遗文化重要性篇1

关键词：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档案重要性

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是指在文化遗产传承过程中直接参与制作、表演等文化活动，并愿意将自己的高超技艺或技能传授给政府指定人群的自然人或相关群体。近年来我国已先后公布了三批共1488名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同时，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其地方也相继开展了代表性传承人的认定、命名工作，国家、省、地市、县共四级传承人保护制度基本建立，使传承人保护工作成为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一大亮点。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一种动态遗存，一种很容易随时代的迁延而湮没的文化记忆，它不能脱离人而独立存在，是存在于特定群体生活之中的活的内容。传承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基本特性，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一种“活态”的文化，“人”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承袭主体。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就是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人，所以说，传承人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核心因素。2011年2月25日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中明确表明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的代表性传承人应当符合下列条件：《1)熟练掌握其传承的非物质文化遗产；(2)在特定领域内具有代表性，并在一定区域内具有较大影响；(3)积极开展传承活动。《非遗法》第三十一条规定传承人必须履行开展传承活动，培养后继人才：妥善保存相关的实物、资料；配合文化主管部门和其他有关部门进行非物质文化遗产调查；参与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益性宣传的义务。2011年9月文化部《关于加强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保护管理工作的通知》中进一步明确规定：“在前期调查的基础上，对部级代表性项目及其代表性传承人进行文字、图片、影像记录，征集并妥善保管相关珍贵实物和资料，建立档案和数据库。加强对部级代表性项目的深入调查、研究，有计划地出版相关成果”。

笔者认为，加强对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传承人的保护，建立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传承人档案的重要性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传承人的老龄化现象严重。急需政府有关部门对传承人进行立档保护。

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传承人老龄化是号称为“人间国宝”的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的最大杀手，已成为共识。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世代相传的文化现象，它得以延续的主要方式就是通过一代代人传承下去，如果拥有民间艺术和技艺的艺人日渐减少，那么非物质文化遗产就会面临断绝的境地。

为了有效地传承和保护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鼓励和支持代表性传承人开展传习活动，进而建立起一套科学有效的传承机制，截止到2009年6月，文化部已经连续公布了三批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的名单。其中包括民间文学、杂技与竞技、民间美术、传统手工技艺、传统医药、民间音乐、民间舞蹈、传统戏剧、曲艺、民俗等10类，共计1488名。各省、市、自治区也公布了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通过对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名单的研究，笔者发现在1488名传承人中六七十岁的占了大多数。部分传承人已到耄耋之年，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已经进入了老龄化时期和衰亡高峰期。很多国宝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年迈体弱，有的身怀绝技但未能传承给后人就已离开人世。如在第二批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中，川剧六大传承人之一的陈安业和苏剧两大传承人之一的蒋玉芳在评定期间就已于当年元月谢世。

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高尔基曾说过“一个民间艺人的逝世，相当于一座小型博物馆的毁灭”。随着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传承人整体步入高龄时代、银发时代，通过建立传承人的档案来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已刻不容缓。

2.传承人档案资源的建设是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工作的核心内容，也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重要内容。

坚持以人为本原则，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根本宗旨，也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灵魂和本质，人既是非物质文化遗产最重要和最宝贵的载体，又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主体。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延续不能离开人而进行下去，传承人的存在和延续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存续的决定性因素。

严格地讲，我国现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政策关于传承人的规定力度是不够的，受“文化搭台、经济唱戏”产业思维模式的影响，甚至有些地方政府对传承人的关注远远不如对传承项目本身的关注，因为遗产项目具有潜在的经济价值，而对于传承人的关注却需要付出代价。如果这种观念不尽快改变，将会深层次地影响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事业的可持续发展。

从档案工作服务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角度分析，如果说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项目档案记录和反映的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现象的话，那么传承人的档案则记录和反映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灵魂和本质，传承人档案资源的建设是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工作的核心内容，由这些人形成的群体传习、演绎和再现历史遗留下来的传统文化，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目的与归宿。

3.为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传承人建立档案既可以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完整性。又可以促进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宣传与保护。

建立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应该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是及时为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建档，二是及时建立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档案。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记忆与保护来说，这两方面的工作必须同等重视，不可厚此薄彼。传承人档案是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的重要组成部分，非物质文化遗产一个重要的特征就是传承性，由于传承人受诸如空间、时间等因素的限制不能顺利的履行他们的责任，建立传承人档案对传承人的自身信息、作品信息等进行入档记录，可以辅助传承人实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正常传承，并对非物质文化遗产未来的研究和决策提供重要的依据。文化部于2008年制定的《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认定与管理暂行办法》规定，“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保护单位应采取文字、图片、录音、录像等方式，全面记录该项目代表性传承人掌握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表现形式、技艺和知识等，有计划地征集并保管代表性传承人的代表作品，建立有关档案”。

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档案的建档与管理需要做好广泛深入的宣传和教育工作，使民众认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地位、价值及作用，以增强他们保护和传承的自觉意识，从而得到更多的社会认同感。各级档案馆除了利用收集到的以文字、图片、录音、录像为载体的传承人档案向

公众提供基础的档案信息服务以外，还可以利用它们举办展览、参观、培训，让民众在轻松活泼的氛围下了解和加深认识非物质文化遗产，促进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弘扬与传播。

4.建立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传承人档案有利于传承和发扬民族文化、民族智慧与民族精神。

2007年6月9日我国第二个“文化遗产日。”期间，总理在中华世纪坛观看非物质文化遗产精华专题展览的过程中指出“我对非物质文化遗产有三句话的理解：第一，它是民族文化的精华；第二，它是民族智慧的象征；第三，它是民族精神的结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在传承和发扬民族文化、民族智慧与民族精神的过程中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在一个民族中，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常常扮演着忠实传承历史的史官的角色，他们同时也是民族科技成果的创造者和传承者。历史上，传统农业社会中所使用的风车、水车制作技术、宣纸制作技术、蜡染技术等等，也主要是通过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教授民间的能工巧匠来传承的。在传承科学技术的同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同时还是一个民族的文学艺术的创作者和传承者。如昆曲艺术、曲艺杂技、民间音乐舞蹈以及民间传说故事等等，都是通过他们来传承的。这些具有独特审美风格与地域特色的文学艺术样式，为后来的新文学、新艺术的创造，提供了丰富的精神食粮与物质食粮。然而，随着时间的流逝一些非物质文化遗产处于面临灭绝的境地，及时的建立传承人档案可以保护这些非物质文化遗产，并通过其详细、真实的记录使这些伟大的民族文化得以继续传承和发展。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作为一个特殊社会群体，还是传承一个民族传统道德文化和民族精神的重要载体。我们在欣赏一幅幅剪纸、年画，一出出戏曲，一件件艺术品时，所能感受到的决不会是一种简单的艺术形式或是审美方式，透过这些艺术形式与审美方式，我们同时也会从中感受到一种磅礴的民族精神和这个民族所倡导的传统道德文化。其实不仅仅是上述各种非物质文化遗产表现形式，就是传统庙会、宗教仪式、传统节庆活动等，也无一不肩负着这样的社会责任，传达着这样的民族精神与传统道德理念。而这一切，正是通过民间艺人、匠人或是传统仪式主持人来完成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人由此也就获得了民族精神与传统道德忠诚捍卫者的身份。应该说，作为一种重要的、已经所剩无几的人力资源，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理应受到部级保护。而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最为有效的保护就是建立传承人档案，利用文字、图片和音像方式详细记录其全部资料，化无形为有形，持续和广泛的传承民族智慧和民族精神。

结语

传承人以非凡的智慧创造和承载着非物质文化遗产相关类别的文化传统和精湛的技艺，非物质文化遗产通过他们的传承才能世代相传、永不断流。如今建立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传承人档案已成为一种趋势。如日本的“人间国宝”认定制度，经过专家的严格审议与批准以后，确定“人间国宝”名录。为“人间国宝”建立档案，用文字、图片和音像方式存录其全部档案，文化厅长官负责监督被认定的“人间国宝”，“人间国宝”在传承“绝技”时要进行记录，这些记录要被保存并公开，这些活动是为了使“人间国宝”实现艺术价值。这一制度对于日本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和保存产生着越来越大的影响，并得到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大力推广，被纳入“人类口头及非物质文化遗产抢救与保护”的整体框架之中。

我们应该充分认识到建立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档案的急迫性与重要性，积极借鉴学习国外在建立传承人档案方面的成功经验，尽快实现建立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档案的体系，更好的保护好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一珍贵的历史记忆。

参考文献：

1.何永斌.谈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工作中的几对关系[J]，山西档案，2009(3)：48.

2.王云庆，赵林林.论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及其保护原则[J]，档案学通讯，2008(1)：72.

3.苑利.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保护之忧.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网：http：//省略/inc/detail.jsp?in-fo_id=1546

4.佟玉权.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保护与制度建设[J]，文化学刊，2011(1).

非遗文化重要性篇2

关键词：非物质文化遗产；艺术院校；保护意识

中图分类号：G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4）15-0199-02

2013年6月，云南红河哈尼梯田成功入选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中国成为仅次于意大利的世界第二大“非遗”大国，目前共有45项遗产成功入选世界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中国的“非遗”之路开始于“申遗”，近些年硕果累累，获得了国际性的广泛认可。但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起步时间比较晚，大众对“非遗”这一概念还不熟知，这对我国的“非遗”保护与传承极其不利。提升大众对“非遗”的认同度，走由学校影响社会的发展路径，艺术院校因其专业设置的独特性而扮演着重要地位。

一、非物质文化遗产在我国文化中占据重要地位

“非物质文化遗产”指被各群体、团体或有时为个人视为其文化遗产的各种实践、表演、表现形式、知识和技能及有关的工具、实物、工艺品和文化场所。“非物质文化遗产”包括：口头传说和表述，包括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媒介的语言；表演艺术；社会风俗、礼仪、节庆；有关自然界和宇宙的知识及实践；传统的手工艺技能。

非物质文化遗产与我国的传统文化密切相关，它在成为“知识”之前就是一种生活方式，包括居住形式、饮食文化、民间工艺、节庆习俗等，特别是手工技艺类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与历史上先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的，是先民们在生活中创造的先进文化，直至今天，也仍对我们的生活产生着重要影响。

“非物质文化遗产往往比物质遗产更加重要，因为非物质文化遗产植根于人们所处的时空、周边环境和人类活动之中，是民族智慧与文明的结晶，是人类的文化命脉。它包含着人类的情感，蕴藏着人类文化的根源，保留着某种民族文化的原生状态以及各民族特有的价值观和思维方式。所以，不同民族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都具有不可估量的意义和价值。”可是大众对“非遗”的不了解，给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传承带来重重阻碍。我国的“非遗”之路要稳步前进，必须让“非遗”概念深入人心。相较于国家层面的世界“申遗”，民间的“非遗保护”任重而道远。国务院从2006年起设定每年六月的第二个星期六为我国的文化遗产日，可看到我国对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工作的重视日益增强。总理也指出：“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民族文化的精华，是民族智慧的象征，是民族精神的结晶。”

二、了解“非遗”是实现“非遗”保护的有效路径

今天，珍惜和保护文化遗产的境界与能力，已成为国际社会对国民素养的评价标准之一，民众在生产、生活中不断加强对文化遗产价值和意义的了解，增强自觉保护意识，进而影响和带动更多的民众来关注、参与文化遗产的保护至关重要。今天文化与社会的公共性日益加强，文化遗产不应只是少数专业工作者呵护的对象，不应“锁在深闺人未识”，而应当融入文化和社会，在保护中利用，在利用中进一步诠释和丰富它的历史科学艺术和社会价值。作为传承文化途径之一的学校教育，在提高学生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认知度上肩负着重要的作用。以学校为中心，进而影响社会，这是提升公众对 “非遗”认同度的一条有效路径，也是积极响应国家层面对“非遗”保护的号召。国务院办公厅颁布的《关于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决定：“由文化部牵头，建立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部际联席会议制度，统一协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同时，广泛吸纳有关学术研究机构、大专院校、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等各方面力量共同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第三条规定：“对体现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具有历史、文学、艺术、科学价值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采取传承、传播等措施予以保护。”传统的家族式等非遗传承模式已经不适合当下社会的发展，将非遗传承纳入学校教育体系是必然选择。艺术院校因专业设置的需求而与非遗文化不谋而合，在普及“非遗”知识方面承担着重要作用。

“2002 年10月中央美术学院举办的‘中国高等院校首届非物质文化遗产教育教学研讨会’，首次提出了非遗的教育问题。这一时期非遗主要为学界所关注，并开始逐步推进非遗的学科化探索。2004 年，中国签署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中国正式进入该组织非遗保护工作体系，意味着非遗开始走出学界，为官方所认同，从此掀起了非遗研究的热潮。”关于教育在当前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过程中的作用与意义问题，学界的研究成果已蔚然可观，如《非物质文化遗产教育传承：当代高校文化素质教育的新途径》、《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教育策略》等，但是大部分都是强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的理论研究，而实践教学方面的参考内容则知之甚少。

三、提升艺术院校学生非遗保护意识的方法

“在当前中国社会正经历着重要的经济转型，民族民间文化传统面临急剧流变和消失的时期，高校作为专门向社会输送人才的基地，应当继承优秀的民族民间文化传统、弘扬民族精神，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发掘、整理、传承和保护方面，充分发挥大学教育的重要作用。”

如何提升艺术类院校大学生对非遗的认同度，如何提升艺术类院校的大学生对非遗文化的实践性运用，将切实影响到非遗保护能否行之有效地继续推行。要提升学生对非遗文化的认同度，就必须提高学生对非遗文化的实践性参与。因为文化认同不可能建立在抽象的文化共性上，它应当是一种存在于具体的社会生活中的精神上的共鸣，只有在具体的人际交流和情感亲和的心理基础上，才有可能建立起真正的文化认同。联合国《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秘书处负责人塞西尔杜维勒女士曾指出：“《公约》所提到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必须是活遗产：它必须不断地被相关社区、群体或个人创造、延续、再创造并保存保护，否则就说不上是非物质文化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活遗产，源于过去，并在当今和未来予以继承”。由此可见，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形成离不开其在民族或地区的民众中代代相传。要提高学生对非遗文化的感知度，不能仅仅依靠书本知识的“照本宣科”，更重要的是实实在在的融入非遗文化之中，唯有亲见亲历亲感受，才能让学生切实提升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认同度。

“大学应当积极创建国家及社会文化遗产事业急需的新学科，为国家文化遗产事业服务；要倡导面向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全方位教育传承的实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教育传承，不仅是一种被长期忽视的民族民间文化资源进入主流教育的过程，也是一个对民族生存精神和生存智慧及活态文化存在的认识过程。”

（一）构建完善的学科体系，普及非遗基础知识

艺术院校的课程设置更讲求实践运用，如设计艺术系、音乐舞蹈系及广播影视系等更加注重学生在绘画、雕塑、音乐、舞蹈、摄影等方面的实际技能。这些专业的知识内容恰好与非遗知识不谋而合。从非遗中汲取相应的知识，将为完善学生的知识体系带来极大益处。如音乐专业的学生可以从中国民乐中获取营养；舞蹈专业的学生可以从各少数民族舞蹈中获益良多；工艺美术专业的学生也可从传统的水墨画、刺绣、织锦等作品中获取灵感。艺术院校可以从专业课程的设置入手，开设民间文学、民间美术、民间舞蹈、民间音乐、民间戏剧等非遗基础课程，为学生了解非遗知识奠定良好基础。

为提升学生对非遗知识的认同度，授课老师需有良好的专业背景知识，可以邀请有代表性的非遗传承人为学生授课，组建由高校教师和传承人构成的非遗教学团队，结合专业设置的实际需要，编写适合艺术院校使用的非遗教材，建立非遗课程体系共建机制，开发非遗传承与保护系列课程，构建完善的非遗教学体系。

（二）充分利用各种校园宣传平台，形成独特的校园非遗文化

艺术学院文化活动丰富多彩，可以深入挖掘非遗文化因素，充分调动学院各系部、学生社团以及学院网站、广播电台、电视台、宣传栏等各种宣传平台，对非遗知识做有针对性的专题宣传。学院网站可开辟非遗专栏，及时更新与非遗相关的国内外最新动态，便于师生及时了解最新的非遗讯息；广播电台可充分发挥其校园覆盖面广的特征，定时播报非遗领域的相关知识；学生社团活动也可与非遗因素相融；学院各系可针对一些代表性的传统佳节，打造校园节日文化氛围，调动学生积极性，让学生在参与传统民俗活动的过程中真切体会非遗魅力。

（三）推行理实一体化教学模式，提升学生非遗感知力

充分利用艺术院校的学校资源，挖掘非遗因素，推进可供学生实践操作的工作室，推行“课堂教学和工作室教学”的理实一体化教学模式，搭建校内学生实习实践平台，将非遗理论知识与实践相融合，为非遗保护与传承探索可行性发展道路。如川音绵阳艺术学院组建了“陶艺工作室”和“中国绣工作室”。“陶艺工作室”主要开设陶艺传习课，通过陶艺制作传承人向设计艺术系学生传授陶艺制作工艺，为学生提供学习平台，学生在掌握传统技艺的过程中，融合现代化理念，设计出新产品，让古老的陶艺绽放出新的生命力。“中国绣工作室”则通过收集整理国家、省、市各类有代表性的非遗刺绣织锦，为学院师生了解我国民间工艺提供平台，并聘请各类代表性的刺绣织锦传承人为学生讲学授艺，让学生在实践操作中感知绣花针的魅力，为培养出刺绣织锦类的设计型应用人才做准备。

（四）立足本土非遗文化，拓展地方性非遗平台

艺术院校可通过加强与地方政府、文化事业单位及非遗保护中心的沟通交流，整合各种非遗资源，建立合作项目，将学院教育培养目标与地方需求进行有机结合，开展地方性的“非遗活动进校园”，让艺术院校为地方文化服务，为地方非遗文化保护做贡献，也带动院校人才培养目标的顺利实现。同时以地方文化为中心，逐渐辐射周边省区文化，让学院师生深入各省市非遗文化集中地，进行详尽的田野考察，并搭建相关合作平台，为学生提供校外实习实践平台。

四、结语

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博大精深，但大众对非遗的认识度还急需提高。艺术院校承担着非遗保护与传承的重任，完善非遗课程体系建设，普及非遗基础知识；实现理论实践相结合的教学模式，让学生真切感受非遗魅力；提升学生的非遗感知力，同时让学生将专业知识与非遗知识相融合，为非遗传承提供新的生命活力；以学校为中心的非遗教育将间接影响社会对非遗的认同度。提升艺术院校学生对非遗的认同度，不仅利于非遗的保护，更能为非遗传承提供不竭的源泉。

参考文献：

[1]邹启山.如何认识“非物质遗产”[N].人民日报，2004-05-25（16）.

[2]周兴茂，周丹.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的几个基本问题――以土家族为例[J].西北民族大学学报，2007（1）：60-65.

[3]钱益汇，黄.试论非物质文化遗产人才现状与培养机制[J].南京艺术学院学报，2013（5）： 132-137.

非遗文化重要性篇3

关键词：非物质文化遗产；整体性保护；生态系统；

中图分类号：G1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6959(2009)05－0049－05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出并推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中始终贯穿着一种整体论思想，不仅将非物质文化遗产本身视为一个综合的整体，而且提出要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及其环境。如《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要求缔约国竭力采取种种必要的手段，以便“促进对表现非物质文化遗产所需的自然场所和纪念地点进行保护的教育。”《伊斯坦布尔宣言》指出政府有必要“采取坚决行动来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得以表现和传播的环境。”刘魁立先生则提出“我们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应该有一个整体性的原则。从整体上加以认识，在整体上进行关注和保护。”并指出这一整体性原则包括：“既要保护文化事象本身，也要保护它的生命之源；既要重视文化的‘过去时’形态，也要关注它的‘现时’形态和发展；既要重视文化的价值观及其产生的背景和环境，又要整合和协调各方面的关系及其利益诉求；还要尊重文化共享者的价值认同和文化认同等。这是做好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和抢救工作的重要保证。”“刘先生的观点高屋建瓴，全面概括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中需要考虑的各个方面，给我们很大的启发。此后，伴随着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逐步推进，整体性保护理念逐渐被广泛接受，成为非物质文化遗产抢救和保护中的一项重要原则。然而，有关这一理念的来龙去脉以及其具体所指仍有必要进一步梳理和阐释，下文试详论之。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提出是人类保护文化遗产的一次巨大飞跃，是对过去只局限于保护物质文化遗产的修正与补充。后出转精，人类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自然地吸收了先前保护文化遗产的所有经验。可以说，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整体性保护理念是积极借鉴学术研究和人类遗产保护实践经验的结果，既吸收了人类学、民俗学的学术成果和研究方法，又大量继承了人类保护自然、文化遗产的有益经验。笔者认为根据非物质文化遗产自身的整体性特征，吸收人类学、民俗学等学科的“整体论”思想，并借鉴人类此前保护文化遗产的有益经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整体性保护理念应该是涵盖非物质文化遗产本体、相关环境和人这三项要素，从历时性和共时性(时间向度和空间维度)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的综合、立体、系统性保护。具体来讲，非物质文化遗产整体性保护理念包括以下几个层面。

一、非物质文化遗产整体性保护首先是对一个个具体文化表现形式的完整保护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显著特性则是活态流变性，它本质上是条流动的文化“河”，是过去的记忆、现在的实录和未来的表征，反映的是人类的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创造力。因此，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不能像保护物质类文化遗产那样简单的采取博物馆和档案馆的收藏、记录式保护，不能将文化传统固定在既有时态上，割裂它的发展和流变，将非物质文化遗产人为“化石化”，而应该既重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历史变迁，又关注其现时状态，同时还着眼于其未来的可持续发展，从时间向度上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历史内涵、现时状态和未来发展的全面把握。

非物质文化遗产自身是一个复杂的综合体，蕴含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承载着广大民众积蕴已久的情感需求和价值观念，通常表现为一种过程或活动，由多道工序或多种形式共同构成，这就决定了其内涵的丰富和构成的复杂性，需要我们审慎地从历时性和共时性的多重维度全面、系统地对其进行完整保护。以“一口叙说千古事，双手对舞百万兵”的皮影艺术的保护为例，作为我国一项重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皮影艺术有着悠久的发展历史，内容上包括皮影的制作工艺、皮影戏的演出道具、演出剧本、音乐的伴奏、演员的表演艺术(包括演唱和操作皮影技艺)以及与观众的现场互动等多个组成部分，割舍任何一部分都会直接影响皮影艺术的完整性和生命力。我们对皮影艺术的保护也应是既从时间上关注其演变规律与文化内涵，又从结构上对其制作、演出的所有工序和要素的全面保护。

对具体的文化表现形式进行完整保护是我们实现非物质文化遗产整体性保护的基础，这对于我国目前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尤有意义。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现在已经公布了两批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初步建立了国家、省、市、县四级保护名录体系。建立保护名录只是我们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第一步，接下来就需要对进入名录体系的一个个具体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实施有效保护，激发其可持续发展的活力。在这一过程中，我们需要对具体项目进行具体分析，既重视其时间向度上的历史内涵和演变规律，又关注其空间维度上各个方面、各道工序互相配合的复杂性，既不割裂其发展和流变，也不人为将其复杂存在过程简单化和平面化。唯有将一个个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具体细胞保护完整，我们才谈得上对非物质文化遗产整个庞大肌体的良好保护。

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整体性保护是对彼此关联的多种遗产类型的完整保护

刘魁立先生指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非常重要的特点就在于它的发生和构成中的混元性、现实存在的共生性以及和生活的不可分割的关系。”非物质文化遗产不仅多种文化表现形式常常混融在一起，难以截然分开，而且还常与物质文化遗产、自然遗产有着密切的关联。民间舞蹈既离不开音乐的伴奏，又大多与特定的民俗、礼仪相关；很多民歌同时也是人们生产、生活知识、民间传说等内容的表现；传统手工技艺表现的题材也许正是流传千年的民间故事与传说；少林武术一直依存于嵩山少林寺的建筑和自然环境；梁祝传说也伴随着梁祝冢、梁祝读书台、梁祝井等一系列物质遗存。因此，我们不能因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分类法而在保护中同样地将非物质文化遗产人为分割进行单独保护，而应该充分考察非物质文化遗产之间的相互关联性，对之实施共同保护。如此既可以避免单独保护导致的人为割裂或重复工作，也在尊重现实的基础上达到完整保护的效果。

三、非物质文化遗产整体性保护是对非物质文化遗产承载的优秀文化整体的全局保护

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中华民族在几千年的历史发展中积累下来的优秀文化，是各民族精神、情感和智慧的结晶。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即是保护我们的优秀文化传统，守护我们共有的精神家园。目前，我国已初步建立了国家、省、市、县四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体系。作为一项积极有效的保护措施，名录的设立对推进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提升民众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热爱和自豪感都起 面，整体性保护理念可以作为一种认识论和方法论为我们提供整体的思维和方法，可以有效帮助我们避免狭隘的目光而获得宽广的思路，从时间和空间的立体角度，宏观与微观相结合，立足全局，通盘考虑，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现状的保护和未来的发展做出有益的思考和探索。人类学家坚持用整体论思想来观察人类社会文化，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果，对人类科学和社会、文化的发展影响深远。我们也要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整体性保护理念作为―个重要的原则来指导我们的思考和具体工作。也许我们可以将人类学家的自省反过来说：整体性保护理念虽是不可能完全实现的美好理想，但它仍然十分重要并且必要。

其二，非物质文化遗产整体性保护涉及内容广泛，然而绝不是面面俱到，仍要根据保护对象的主次不同和轻重缓急采取不同的措施。

非物质文化遗产整体性保护理念反对单一、平面、孤立、机械的保护方式，强调综合、系统地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与相关的环境和人进行共同保护。这决定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是一件内容复杂、牵涉颇广的工程，然而这绝不等同于我们的保护是面面俱到、无所不包。非物质文化遗产整体性保护绝不是囊括宇宙，照临八方，涵盖自然和社会的一切，它做不到，也没有必要做到。非物质文化遗产整体性保护理念只是尽可能全面地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及对其产生影响的因素加以考察，区分轻重缓急，从中找出最需保护的方面进行重点保护。我们要坚持一种主次分明的辩证整体观，唯有如此，我们才不至于茫然无从措手，而是有的放矢地采取措施，尽可能使保护效果接近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原真性和完整性。

其三，非物质文化遗产整体性保护不是僵化保护，而是发展中的保护。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整体性保护希望从时间向度上全面考察保护对象的过去、现在和未来，这不是提倡重新恢复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所有历史，更不主张全盘复古，一味将过去的奉为珍宝。我们珍爱传统节日，专家学者也不断呼吁要挖掘传统节日丰富的文化内涵，但这并不意味着有必要将有史以来所有的传统与活动重新演练一遍。随着社会的发展，传统节日的很多习俗已逐渐丧失其功能意义，转而在符号意味和娱乐性上有所强化。由此，民俗学家提出传统节日要进行适应现代生活的继承与革新，要具有足够强的现代性；提议政府和民间可以创新过端午节的活动方式，可以通过开展多种多样的活动，来激发人们对端午节以及过节的兴趣。

也许，将传统融入现代生活是我们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必由之路。面对我们宝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我们更应该坚持发展的眼光。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本质特征是活态流变性，它会随着周围环境和人的不断变化而发生着绝对的改变。我们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一方面是为保护好传统文化的优秀基因，保护好文化的特质，另一方面则是为未来提供创造的动力，促进社会文化的可持续发展。因此，我们应该用积极态度正视非物质文化遗产不断变迁的特性，在人和社会环境等各种因素不断变化中努力协调非物质文化遗产生态系统内部各种因素的关系，挖掘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活力和生命力，从而更好地适应社会和人的发展需要，使其成为建设和谐社会和文化的重要动力和组成部分。

非遗文化重要性篇4

关键词：非物质文化遗产；文化价值；立法背景；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立法

中图分类号：G12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23-0170-02

党的十报告在第三部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目标”中提出“文化软实力显著增强”。为落实这一目标，必须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保护和发展好非物质文化遗产将促进文化价值实现，进而推进文化强国战略目标更好完成。

一、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对实现文化价值的体现

（一）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实现其文化历史价值

现在是从过去中走来，国家如此，地区亦然。任何地区尤其是少数民族聚居区的历史人文都自有其生生不息的传承脉络和特有风情。作为历史文化民俗文化的载体，形态各异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无疑在其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它有助于现代人们数典念祖，不忘过去，根脉相结，更有助于异域异地人了解本土人民和文化风情，全方位认识文化的多样性和各种非物质文化遗产所展示的人民生活的丰富多彩性。

（二）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实现其文化创新价值

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一种宝贵的文化资源，在文化创新、艺术创新和科学创新的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是惊人的。例如，历史上文学名著《三国演义》、《水浒传》，乐坛上的名曲《茉莉花》、《梁祝》，著名戏曲《天仙配》、《白蛇传》等，都是根据民间传说、故事、民乐、小戏等民间素材创作出来。除文化创新、艺术创新外，文化遗产在科学创新的过程中，也发挥着重要作用。当前，世界上的许多发达国家都十分重视传统科技在科技发展过程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并从祖先所创文明中汲取更多的灵感，为当代科技进步提供技术支持。如海南的南海珍珠传统养殖技艺、陵水黎族自治县海陵珍珠养殖场、海南洋浦盐田传统日晒制盐技艺、海南陵水黎族藤编技艺等都是以传统工艺为根基，在发展中不断融入新的技术，使相关产业不断发展壮大，实现了文化的创新和经济价值。

（三）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实现其文化生态价值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松浦晃一郎说，无形文化遗产是组成人类遗产的根枝。拿语言、音乐、舞蹈、戏曲和服装来说，它们可以让人们从一个更加生动、形象的角度去了解它们背后的人的生活经历。如不加以保护，会使少数民族文化多样性流失、使原有生态平衡遭受破坏。《世界文化多样性宣言》中指出：“捍卫文化多样性是伦理方面的迫切需要，与尊重人的尊严密不可分。它要求人们必须尊重人权和人的基本自由，特别是尊重少数群体及土著人的各种权利。”多元文化的存在，不仅可以为人类新文化创造提供更多的资源，同时还会使我们这个由多元文化构成的星球变得更加和谐，更加和睦，更加团结。

（四）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实现其文化社会价值

首先非物质文化遗产可以增强区域旅游形象的文化内涵和特色，提升旅游产品的品质和层级，是旅游策划的重要元素。其次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各地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是进行传统文化教育活生生的素材，含有大量的传统伦理道德资源，具有很好的旅游教育功能。将非物质文化遗产元素不断融入旅游产业的发展，无疑会使其社会价值充分实现。各地的博物馆、文化馆等场所举办的展览和宣传活动也是在发挥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社会教育功能。

二、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立法保护背景

（一）国际背景

世界其他国家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立法保护上给我们提供了很多可资借鉴的经验。如日本在1975年修订的《文化财保法》中对民俗文化财即做了具体和明确的规定，并不断扩充民俗文化财的保护范围。2005年时，日本47个都道府县有39个就已完成了无形文化财的登记录入工作[1]。韩国于1962年出台了《文化财保法》，其中明确文化财包括无形文化财，即具有重大历史、艺术和学术价值的戏剧、音乐、舞蹈、工艺、技术等无形的文化遗产。继日本、韩国之后，亚洲许多国家开始意识到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相关立法工作的重要性，并掀起立法热潮。如菲律宾1972年制定了《菲律宾共和国第7355号法令》，设立了“国家活珍宝奖”以保护非遗及其传承人；蒙古1996年制定了《蒙古文化法》，2001年制定《文化遗产保护法》；1986年澳大利亚即通过了保护土著文化遗产的《可移动文化遗产法》，新西兰在这方面也有新立法诞生；非洲地区的马达加斯加、南非及阿尔及利亚等国家均有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立法保护措施。

（二）国内背景

从国家层面看，我们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立法工作已经有序展开，具有标志性的事件是2011年6月起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与此配套的有国务院和文化部颁布的相关法规和规章，使我国的非遗保护工作已与国际接轨，有法可依，缩小了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差异。但基于我们在非遗方面立法起步时间晚，经验不足，立法的技术和内容还比较滞后。从立法内容上仅局限于行政保护手段，从立法技术上还太过宽泛，针对性和实用性不强。统计我国目前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立法情况，数据显示，中央法规和地方法规共计313件，其中宪法法律2件，行政法规4件，部委规章14件，地方法规293件。其中以政府性文件形式呈现的有121件。这些成果多是近几年产生的，且多是在2011年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实施后制定的，并且很多是对某一方面问题比如遗产保护名录、传承人等专项工作制定的文件。目前中国需要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不计其数，部级名录收录的项目就有1400项，各省区分别公布了数量不等的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以海南为例，全省普查的子目达到2万多个，分布在不同地区。对如此大量分布在全国各地区的类别形态各异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仅以目前的立法现状，很难满足实际保护工作的需要。因此笔者提出应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立法保护，以推动文化强国战略目标的实现。

三、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立法保护工作

（一）加强立法促进保护机构逐步完善

为促进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机构队伍建设，文化部设立了非物质文化遗产司和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各省相继成立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机构包括非物质文化遗产处或省级保护中心。一些地市陆续建立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各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机构开展了一定的培训工作，逐步培养了一批从事非物质文化遗产一线保护的工作人员。但仅限于此远远不足以满足各地数量庞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行政力量必须和民间力量有机结合，通过立法和制度引导企业、科研机构及各类社团组织参与到保护工作中。

（二）加强立法促进分类保护机制的建立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的定义和分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机制至少应在传统文学、传统美术、传统音乐、传统舞蹈、传统技艺、传统医药、传统民俗；传统体育等方面分别建立。因为这些不同类型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之间存在较大差异，表现形态和内容各异，不同地域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又表现出较强的地域性，因此通过立法推动建立分类保护机制尤为重要。

（三）加强立法促进资金落实和监管

根据《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专项资金管理暂行办法》，设立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专项资金。据不完全统计，2005年至2009年地方省级财政共投入约11.3亿元。近几年还在逐年加大。

逐步引进民间资本参与非遗保护专项保护工作。“鼓励民间资本投入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保护 （十）鼓励民间资本积极投入非物质文化遗产基础设施建设，支持民间资本结合文化旅游、民俗节庆活动等建设非物质文化遗产博物馆、展示馆、传习所等基础设施，开展保护、展示、传承、宣传活动。（十一）鼓励和引导民间资本利用现有优惠政策，参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生产性保护。积极协调有关部门，研究制定非物质文化遗产生产性保护税收、信贷、融资、土地使用等方面的扶持办法，为民间资本参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生产性保护营造有利环境。（十二）鼓励民间资本建立信息平台和社会中介组织，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生产性保护搭建桥梁和纽带。鼓励民间资本支持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开展传统技艺与题材的创新和发展，推动传统产品的功能转型和审美价值提升。鼓励民间资本支持技艺展示、产品销售等活动，宣传非物质文化遗产及其产品的文化内涵和审美价值。鼓励民间资本通过设立公益性基金等方式参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如对濒危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抢救性保护，对代表性传承人及学艺者予以资助等。”[2]文化部的意见和政策导向非常明确，上述资金的投入，将有效地确保各地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顺利开展。但在具体落实和监管中还缺乏有针对性的法规制度。

（四）加强立法激励科研创新

为进一步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理论研究，出版重要的研究成果，弥补目前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科研不足，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开展起到更好指导作用，应加强立法引导，促进非遗保护科研制度完善。比如成立国家和各地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专家委员会，积极吸纳社会各界、各方面的专家参与保护工作，为科学开展保护工作提供决策参考和智力支持。

（五）加强立法促进宣传普及工作展开

地方立法和制度应促进利用“文化遗产日”和民族传统节日等重要契机，大力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相关活动。立法可确立通过现代媒体，宣传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促进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播，扩大社会影响。确立通过高校及科研院所或者非遗传习所开展传承和宣传工作。确立企业性质非遗保护单位的宣传义务等。

（六）加强立法促进私权保护意识的提升

通过立法确立政府对私权保护工作的推动和引导。使非物质文化遗产地方立法内容在行政性趋向的普遍局限下有所创造和突破。给参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开发的企业与民众提供可靠权利保障，为持续性非遗保护工作有效开展和合理开发奠定良好的制度环境基础。

通过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立法使以上工作很好落实，既能实现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价值，同时也实现了国家文化的传承、发展和创新，将不断推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发展，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发挥文化引领作用，向社会主义文化强国迈进。

参考文献：

非遗文化重要性篇5

关键词：非物质文化遗产 侗族 保护政策 传承 发展

中图分类号：K892.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0069（2015）09-0086-02

随着中国社会经济的全球化快速发展，精神文明建设要紧跟经济建设的步伐。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多民族文明古国，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随着社会的发展逐渐被人们所淡忘，政府亟需抢救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民族文化；让当代人认识和了解祖先留下的文化，下一代人传承非遗文化。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的定义：非物质文化遗产被各群体、团体、有时为个人所视为其文化遗产的各种实践、表演、表现形式、知识体系和技能及有关的工具、实物、工艺品和文化场所。各个群体和团体随着其所处环境、与自然界的相互关系和历史条件的变化不断使这种代代相传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得到创新，同时使他们自己具有一种认同感和历史感，从而促进了文化多样性和激发人类的创造力。2004年8月，我国通过了《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从而在世界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政策框架下，开始了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政策与执行的历程。

目前，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政策主要有代表作名录、代表性传承人和文化生态保护区相关政策，综合性指导政策，以及保护法律、法规等方面的内容。2005年3月，国务院办公厅了《关于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成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重要政策依据。2006年12月开始实施的《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管理暂行办法》，重申了对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实行“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传承发展”的方针，以及真实性和整体性的保护原则，并提出建立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数据库。2008年5月，文化部颁发了《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认定与管理暂行办法》，对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的评定条件、申报材料、申报程序、管理和培训以及义务等进行了规定。2009年7月中央政府颁布了《国务院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少数民族文化事业的若干意见》强调要“加强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发掘和保护工作”，并对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予以重点倾斜、推进非遗申报等内容作了明确规定。2011年2月25日，第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九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方针政策上升为国家意志。

本文结合调研材料，对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政策实施所取得的成就及其存在的问题进行初步的分析，特别对通道侗族自治县文化遗产保护政策实施做了相关调研工作，并尝试提出推进保护政策进一步完善的建议。

一 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政策实施的成就

从实际情况来看，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政策在民族地区得到了较好的贯彻执行。国务院《关于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的通知》，并制订“国家+省+市+县”共四级保护体系：

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其中昆曲、古琴、新疆的木卡姆民族歌舞和与蒙古国联合申报的长调民歌称为世界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拥有世界非物质遗产数量最多的国家；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31个；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334个；县级非物质文化遗产2853个。

笔者调研地湖南省通道侗族自治县在非遗工作中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陆续完成了当地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全面普查工作，并在此基础上将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纳入社会文化发展规划体系当中。当地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职能机构深入调研，收集、整理可非物质文化遗产相关素材，建立了较为完备的代表作、代表性传承人名录和信息资料数据库，并积极申报各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保护优秀传承人，培养后续接班人，加强人才队伍建设，不断建立、健全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体制和机制，取得了丰硕的成就。

1地方性政策和法规逐步完善

为了做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建立长效保护机制，通道县政府相继出台了各类政策、法规，在工作规划、经费投入、人才培养、资料保存等方面对于各级名录项目的保护、抢救、活态传承等作出了规定。

通道侗族自治县先后出台了《通道侗族自治县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认定、推荐与管理暂行办法》等规范性文件，确立了自治县非遗保护工作的目标、方针、原则、步骤和措施。

2建立了专门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机构，专业队伍进一步完善，工作成效显著。

为加快推进通道侗寨申遗，省委、省政府将其纳入了“十二五”规划和实施文化强省战略纲领性文件，市、县两级从人力、物力、财力上重点保障到位，组建了专门班子，多次专题研究部署申遗工作。将通道申遗工作写入了政府工作报告和纳入了重点建设项目考核管理，落实了定目标，定任务，定人员，定进度和定惩罚的“五定”责任制。

2011年7月，通道侗族自治县正式启动申遗工作，并与2012年11月17日，通道侗族村寨申报世界文化遗产进入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致使通道侗族自治县开始进入激动而紧张的申遗之路。

3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管理机制日趋成熟，保护工作逐步迈向深入。

我县出台了《重点项目申报办法》，《整合部门资金管理办法》，整合部门项目及资金，积极建立多层次、多渠道、多元化的资金保障体制。

通道侗族自治县50岁的粟田梅，先后入选“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中国优秀织锦工艺传承人”。传承侗锦织造技艺是她一生的追求，不仅创办了通道侗锦传习所、雄关侗锦坊，而且举办了120余期培训班，培训了1300多位村民学会织锦，她用实际行动诠释着“侗锦梦”“美丽乡村”梦。

二 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政策存在的主要问题

笔者在调研中发现，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实践中存在着部分民族村寨地区还没有建立专门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机构：代表性传承人突出个人，缺乏“传承群体”的内涵；非物质文化遗产进入学校教育、侗族村寨的力度不够；重开发利用、轻传承保护的现象突出等主要问题。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实践中存在的这些问题，有来自执行方面的原因，但作为“政府主导”的一项事业性工作，其中政策因素带来的影响更为关键。归纳起来，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政策体系不完善、不完整，政策供给不足。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方法很多，既有目前所提倡的活态性保护，也有传统的静态展示性保护，同时还包括了仍在学习和探索的新方法等。在实践中，最重要的是要根据当地的工作实际开展保护工作，走出符合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规律的新路子，包括从传承人、传习所、文化空间、生态基地、活动、节庆、展示、制度、法律等保护方式方面去探索，在已有经验的基础上有所创新。

此外，在一些重要领域还缺乏必要的专门性政策，如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的学校教育问题，《非物质文化遗产法》第三十四条规定：“学校应按照国务院教育主管部门的规定，开展相关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教育”，国务院办公厅在《关于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中也强调“教育部门和各级各类学校要逐步将优秀的、体现民族精神与民间特色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内容编入有关教材，开展教学活动”。但该项政策至今没有形成独立的文本，对教育教学体系、师资队伍、地方性课程和教材等建设缺乏专门性的指导。因此，真正针对少数民族、凸显“民族性”的教育举措尚未得到体现。

2缺乏可操作性和倾斜性。

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第一章第六条明确规定“国家扶持民族地区、边远地区、贫困地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保存工作。”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相对于汉族地区有较大差异，在民族性、地域性、文化内涵及文化生态等方面多有不同，普适性的政策不一定适应其保护、传承和发展的需要。但目前还没有明确的、适应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特点的倾斜性配套政策，而现有的政策又大多缺少有利于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及合理开发利用的倾向性，难以很好地解决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的现实问题。

3部分政策强调开发利用。

在实际的保护工作中，都将开发利用看作是传承、发展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手段之一，过于强调搭建平台、开发利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经济价值。很多民族地区还将其纳入当地文化产业发展规划当中，认为“丰富的民族文化是发展文化产业的重要资源”，明确提出加大开发利用的力度――少数民族地区的客观情况决定了经济社会发展是其政府工作的重点，在对待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态度上，相关政策往往偏重于开发利用。非物质文化遗产商品化的“双刃剑”效应被忽视，对其中蕴藏的风险没有引起足够重视，在一定程度上偏离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目的和本质意义。

三 推进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政策进一步完善的建议

1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重视加快民族地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立法进程，积极完善政策体系。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是一个庞大的文化工程，如何有效地传承发展，如何避免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变形”、“变味”以致“被遗忘”，是其中的重要问题和核心内容。要彻底解决这些问题，必须通过立法明确有关制度，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通过法律的形势上升为国家和社会的共同意志。

2推进政策进一步细化，针对具体问题制定专门性政策。全面细化各相关政策，尤其是代表作名录、代表性传承人和文化生态保护区相关政策。

3提高政策的科学化水平，坚持政策的严肃性，强化可操作性，重视对少数民族和偏远民族地区的倾斜性。

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作为一项特殊的工作，目前还缺乏可以借鉴的可靠经验，相关保护措施和保护方案仍在摸索当中。在目前阶段，制定政策的目的就是为了了解和规范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构建有效的工作程序和方式，并形成良好的导向。

4完善跟踪评估和责任追究制度。

现有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政策的核心内容是建立代表作名录体系、代表性传承人制度和文化生态保护区制度，这些制度的实践效果与制度设计相去甚远，民族地区的地方政府由于认识和经费等原因，重申报、轻保护的现象比较普遍，因此，必须建立并完善跟踪评估和责任追究制度。

5健全工作机制，加大政策执行力度，完善资金保障政策。

资金投入是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可持续传承发展的重要保障，但目前的保护工作严重依靠财政支出。针对这一现状，民族地区要尽快制定和完善民间参与和赞助的政策措施，鼓励个人、企业和社会组织通过投资、捐助及设立基金等形式参与保护。同时，政府还要出台一些配套的优惠政策，有针对地给予一些政策支持，严格把握资金投放，把使用效果放在首位。

非遗文化重要性篇6

[关键词]博物馆 非遗 宣教模式

一、非遗发展困境与非遗进博物馆

在我国，非遗传承一直以来面临着缺少总体性、前瞻性、长远定位与规划等问题，传承人人才断档、经费短缺、创新不足等也是非遗可持续发展的硬伤。2003年10月17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32届大会通过了《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公约指出，“非物质文化遗产”，指被各社区、群体，有时是个人，视为其文化遗产组成部分的各种社会实践、观念表述、表现形式、知识、技能以及相关的工具、实物、手工艺品和文化场所。这种非物质文化遗产世代相传，在各社区和群体适应周围环境以及与自然和历史的互动中，被不断地再创造，为这些社区和群体提供认同感和持续感，从而增强对文化多样性和人类创造力的尊重。

我国于2004年8月加入《公约》，2006年6月9日，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首个部级门户网站“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网・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博物馆”（）开通，6月10日举办第一个“文化遗产保护日”。之后，我国首座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博物馆――中国太极拳博物馆（2009年）、北京市首个非物质文化遗产博物馆――宣武区非物质文化遗产博物馆（2009年）等建立，全国各地纷纷建立非遗数字博物馆和兴建非遗专题性博物馆。博物馆是人类保存记忆的重要载体，它在非物质文化遗产工作中具备强大的人才和科研优势、保护、保存和收藏优势、展示优势、坚实的观众基础等，非遗项目进博物馆，引发了博物馆对自身功能的重新定位，对社会责任的重新思考，对自有资源的重新整合。

二、非遗博物馆的分类

我国目前尚无部级的综合性非遗博物馆，随着全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与保护工作的有力推进，各省市已掀起非遗类博物馆兴建热，有的在原有博物馆基础上加以改造，有的新建专题性博物馆。非物质文化遗产博物馆的名称也很不统一，有专题博物馆、展（览）示馆、民俗博物馆、传习所等。

（一）非物质文化遗产专题博物馆

这类博物馆包括地区性的综合非遗专题博物馆、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专题博物馆和非物质文化博物馆展厅。

1、地区性的综合非遗专题博物馆

这类博物馆命名和人员编制都比较规范，以展示地区内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为主。大多为国有。如重庆巴渝非物质文化遗产展览馆。

2、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专题博物馆

这类以某个部级或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为展示对象。性质较为复杂。有事业单位，企业自建，个人自建等。如昆曲博物馆。

3、非物质文化博物馆展厅

指依托保护中心、文化馆、原有的综合博物馆设立的非遗展厅。如北京西城区非物质文化遗产博物馆展示中心……

（二）民俗博物馆

此类博物馆采用民俗博物馆名称。如北京民俗博物馆、广州民俗博物馆等。 在展陈上与（一）类有交叉。

（三）传习所

此类博物馆包括国有的传习所 、私人设立的传习所和教育机构中的传习基地。

三、目前博物馆非遗项目宣教模式

博物馆最基本的，也是最主要的宣教模式是展览+教育模式。举办各具特色的展览，是一座博物馆赖以存活的“生命线”。每个博物馆在政府重视程度、资金扶持力度、自身努力程度方面存在极大的差异，博物馆的策展能力、专业化水平及展览条件等也千差万别，因此，生命力强的博物馆，必然是在做好常设展、引进优秀展、与人合办展、举办流动展、开辟出国展方面走在前列的博物馆。除此之外，开发宣传资料、衍生品，设计送展和互动项目，开展各种利民惠民的活动（包括亲子活动、报告会、专题会、知识竞赛等）是博物馆行之有效的宣传教育方式，“互联网+博物馆”更是将博物馆的宣传教育推向未来。

（一）展览+教育模式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世界各民族传统文化的珍贵记忆，是一个群体、民族、国家的文化基因，是社会发展和历史进步必不可少的文化信息资源。举办非遗展览对于宣传非物质文化遗产，推动保护工作的开展，从而更好地传承、发展、利用我国优秀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有重要的作用。因此，非遗博物馆或民俗博物馆的搭建，一定要根据自身藏品的特点，做好前期市场调研，整合本地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资源，推出具有厚重的历史感、鲜明的时代感、强烈的价值感、自觉的服务感的展览内容。要充分利用文字说明、实物、图片、图表、照片、拓片、模型及其他辅助展品，采用现代化的声、光、电子技术以及音象系统， 采用系统分类陈列法、复原陈列法（场景复原陈列）、景观陈列法、对比陈列法、集中陈列法、中心陈列法、连续式陈列法等陈列形式， 举办教育性、欣赏性、旅游性、科学性、娱乐性有机结合的精品非遗展， 是非遗博物馆宣传教育的中心环节。2006 年的“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成果展”，2007年的“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专题展”，2009 年的“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传统技艺大展”，2010年的“巧夺天工――中国百名工艺美术大师技艺大展”等，因其展览内容的丰富性，展览形式的多样性，吸引了大批参观者，取得了显著的宣传效果。

类型多样、内容丰富的非遗类交流展览是博物馆跨地域对外交流和文化传播的重要载体，让不同肤色、不同地域的人群实现时空跨越和时空对话，共享文化盛宴，既体现了文化无边界，又彰显了博物馆的活力。因此，无论是引进优秀展、与人合办展、举办流动展还是开辟出国展，博物馆非遗类展览品牌的定位与策划成功与否，关乎宣传效果的强与弱。目前在我国已建立了中国博物馆展览交流平台，全国各博物馆机构可在平台免费自有交流展览信息，平台将通过网站、微博、微信、APP等多种形式面向全球博物馆机构和推广。

（二）注重与观众互动体验的教育模式

目前我国与非遗相关的博物馆大多依靠人（讲解员、拥有某种技艺的人、非遗传承人的现场表演）来弘扬传统文化，条件成熟的博物馆还借助各种媒介（虚拟投影、场景复原、非遗展演、手动传感器等）来促成教育活动的推广。具体来讲，有如下互动形式：

1、邀请非物质文化传承人和非遗研究专家开展讲座

博物馆作为展示、传承、弘扬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公益性机构，宣传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播历史文化知识是其职责所在。公益性的讲座为传承人、专家与公众搭建了一个沟通和交流的平台，观众可以通过现场聆听、提问互动、观看非遗传承人的现场演示等形式加深对非遗的了解。

2、非遗原生态展演

博物馆可开辟一个互动体验区，让某种表演艺术、礼仪、节庆、传统技艺等原汁原味、动态地展示在观众面前，让观众近距离感受非遗的魅力，并有机会上台亲自体验。如广州民俗博物馆每周二、四举办的“粤韵飘香”粤剧互动演唱，只要有粤剧表演能力的游客都可上台合作表演。

3、与学校、社团合作项目

博物馆作为学校教育、社团的有益补充，可通过“走出去”开办讲座报告、曲艺专场演出、民间艺人现场示范表演、开展冬夏令营、举办手工体验活动、智力游戏等形式，发挥非遗类博物馆的教育功能。

（三）通过虚拟投影、场景复原、幻影成像、手动传感器、视听欣赏、3D与4D影院、“数字博物馆”等方式

2015年，我国博物馆行业第一个全国性法规文件《博物馆条例》正式实施，与2008年颁布的征求意见稿不同，旧版中，博物馆的三大目的为：研究、教育和欣赏；新《条例》则变为：教育、研究和欣赏。“教育”目的被提到首位，意味着博物馆在公共教育上将肩负更重要的使命，数字化时代下的博物馆教育亟需转变观念，从多层面营造“学习型博物馆”。 虚拟投影、场景复原、幻影成像、手动传感器、视听欣赏、3D与4D影院等方式顺应了观众特别是年青一代的文化消费需求，增强了观众对非遗知识、非遗保护与传承的认知感。

“数字博物馆”是通过全方位、多角度的拍摄，综合运用三维图形图像技术、网络技术、立体显示系统、特种视效技术等，将非遗类博物馆以三维立体方式呈现，随时随地为全球观众提供参观博物馆的便利。

（四）宣传品与衍生品的开发

非遗类博物馆通过编写出版展览简介、画册、书刊等，利用电视台拍摄宣传片、教育片、纪录片、专题片等，联合电台电视台宣传报道非遗技艺、非遗传承人、非遗法规、非遗重大活动、非遗拾趣、非遗保护等，达到非遗教育的普及化、大众化。

非遗衍生品的开发是一个争议较大的命题，主要表现在它是为古老技艺注入活力，还是只是把非遗项目推向功利化、庸俗化、商业化而失去了非遗技艺原有的色彩，许多非遗类博物馆运行良好的原因之一恰恰在于非遗衍生品创意开发中“度”的把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第 37 条的规定，国家鼓励和支持发挥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的特殊优势，在有效保护的基础上，合理利用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开发具有地方、民族特色和市场潜力的文化产品和文化服务。创意为非遗产品打开了另一扇窗，传统技艺与挂饰、文具、餐具及其他生活用品和艺术品相结合，转化为新型工艺品，既满足了游客的文化消费需求，又能在游客的评议中启发传承人丰富非遗主题及表现形式，扩大适用范围，挖掘非遗的多面价值，生产出历久弥新的作品。

结语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民族文化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传播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民族文化传播工作的重要一环，博物馆在传播非物质文化遗产中起着重要的作用。不论是传播内容，还是传播方式，非遗类博物馆需要探索和解决的问题包括但不限于本文所列。不同类型、不同经济实力、不同文化背景、不同地域、不同依托资源、不同人才储备的非遗类博物馆，必将呈现不同的宣传教育态势，分化后的整合将势在必行。

参考文献：

[1] 黄琛.国家博物馆教育模式的新思考[J].中国博物馆，2011 年合刊：P68-74；

[2] 徐若华.博物馆宣教模式探讨[C] . 赣博论坛――博物馆现状与发展前瞻论文集（一）， 2003：P207-212；

[3]汪欣.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的博物馆建设[C] . 2012年中国艺术人类学年会暨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第二部分），2012：P182-186；

[4]孙霞飞.试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的宣传[D] .北京：中国艺术研究院， 2012：P44-53；

[5]赵冬菊.博物馆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互动[J] .广西民族研究，2006（2）P198-204；

[6]刘启芳.关于博物馆互动体验活动的再思考[J] . 中国纪念馆研究，2014（1）：P192-197；

[7]伍亚婕.试论博物馆陈列中的互动体验展示[D].上海：复旦大学；2008：P23-30；

非遗文化重要性篇7

关键词：非物质；文化遗产；民法保护；行政法保护

我国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大国。五千年的古老文明，漫长的农耕文化历史，以及56个民族多元化的文化生态，显现了中华民族民间文化艺术资源十分丰富，许多种类或世界独有，或世界第一。然而，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加速，我国原本丰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正遭受着猛烈的冲击。如何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成为我们必须严肃对待的重大课题。

一、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含义、范围和特点

1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含义和范围。《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指出，非物质文化遗产是“被各社区、群体，有时是个人，视为其文化遗产组成部分的各种社会实践、观念表述、表现形式、知识、技能以及相关的工具、实物、手工艺品和文化场所”。我国《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申报评定暂行办法》指出：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各族人民世代相承的、与群众生活密切相关的各种传统文化表现形式(如民俗活动、表演艺术、传统知识和技能，以及与之相关的器具、实物、手工制品等)和文化空间。上述两种定义，表述有所不同，但都表明：第一，非物质文化遗产可以在艺术表演活动、关于自然界和宇宙的知识与实践活动、手工艺活动等各种社会实践活动产生；第二，非物质文化遗产必须具有文化遗产的内核。文化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中所形成的物质与精神财富之总称，因此具有历史传承性和民族性。遗产则是从文化的形成与传承的角度强调人类社会知识与实践之成果的历史久远性。

据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范围至少包括：(1)口头传统，包括作为文化载体的语言，即在民族民间流传的口传文学、诗歌、神话、故事、传说、谣谚等及相关濒危的语言；(2)传统表演艺术，即在民族民间流传的音乐、舞蹈、戏曲等；(3)民俗活动、礼仪、节庆，即反映某一民族或区域习惯风俗的重要礼仪、节日、庆典活动、游艺活动等；(4)有关自然界和宇宙的民间传统知识和实践，即天文、地理、自然、人文、医药等；(5)传统手工艺技能，即世代相传、技艺精湛、具有鲜明的民族风格和地区特色的传统工艺美术手工技艺，传统生产、制作技艺等；(6)与上述表现形式相关的文化空间，即集中体现或展现某种特定文化传统的区域、场所如文化生态保护区等。

2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特点。第一，具有特定的民族性。任何一个民族均有不同于其他民族的特点，这些特点可以通过该民族成员的语言、思维方式、行为方式等表现出来。以特有的语言进行口头表述，以特有的民族风格表演自己的艺术成果，以特有的方式举行各种礼仪活动和节庆活动，以独有的方式表达本民族或本区域的民众对自然界和宇宙认识，以不同的方式展示自己的具有历史传承的手工艺技能，这些均是文化具有民族性的具体表现。第二，具有活遗产性。它不仅向人们传递出一个民族、一个地区历经一定时期的发展而形成的特有文化传统信息，而且更应当具有世代传承的可能与必要，因而也就具有了“活遗产性”。有学者将非物质文化遗产称为“活遗产”。第三，具有以口传身授方式体现的传承性。非物质文化遗产大多是以口头形式通过人们的视觉器官和听觉器官在成员内部集体性地传播、演绎与发展。口头性和集体性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上的突出表现。前者是指人们以口头形式世代相传和演进已有的口头传说、表演艺术、社会礼仪、有关自然界和宇宙的知识认识和传统的手工艺技能；后者则强调非物质文化遗产不是一个或若干个自然人或者团体的产物，而是在不断地被民族内的众多成员传播、演绎过程中，受到无数的传唱者、讲述者、表演者、礼仪司职者、手工艺者不断的琢磨与加工，同时也融入了许多听众、观众的意见和情趣，从而使文化内涵不断丰满。第四，具有利益性。非物质文化遗产享有者享有的权利，其内核是利益，包括财产利益和人格利益。财产利益主要以有体物为其载体而体现，但也包括未被物质载体固定的利益，如人们的表演、技能实践所体现的财产利益。人格利益通过从道德、伦理和哲学等角度对人的人格认识所产生的一种观念利益。

二、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非遗文化重要性篇8

[关键词]丝绸之路经济带；非物质文化遗产；共享性开发；协同发展

2013年9月、10月，主席在访问中亚和东南亚期间，先后提出了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界海上丝绸之路的战略构想。从国家层面看，该战略的实施旨在利用古丝绸之路的历史特质，重新打造中国与古丝绸之路和古代海上贸易路线国家的合作关系，与其共同打造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民心相通、文化建设是该战略的题中之意。它不仅为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带来新的平台，更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尤其是资源开发提供了新机遇。

一、“一带一路”战略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发展提供了新机遇

（一）非遗资源开发与非遗传承保护不冲突

非遗资源开发与非遗传承保护这两个问题并不存在本质冲突。就前者而言，主要指的是依托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进行的商业开发。虽然资源开发的方式在当下有很多问题，尤其是学界所担忧的“产业化”问题，但是从商业开发的路径看，与非遗的“生产性保护”方式之间是不矛盾的。

“生产性保护”是我国自加入教科文组织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公约》，并全面启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程至今，结合中国实践经验，提出的一种新的保护手段。2012年2月，中国文化部颁发的《关于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生产性保护的指导意见》中专门界定：“生产性保护是指在具有生产性质的实践过程中，以保持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真实性、整体性和传承性为核心，以有效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技艺为前提，借助生产、流通、销售等手段，将非物质文化遗产及其资源转化为文化产品的保护方式。”简而言之，其逻辑起点就是通过非遗项目的手工产品和手工产品市场的开发，利用经济效益的获取来可持续地推动非遗技艺的传承与发展。

然而，由于现实开发中大量出现的去手工化、机器化生产现象，学界对于非遗资源的开发、非遗产业开发一直存有比较大的异议。这事实上不是非遗资源开发的内在问题，而是全社会对非遗资源开发的文化自觉、文化自律问题，需要由政府主导予以监督和管控的问题。我们不能因为这些负面问题的存在，而本质上否定非遗资源开发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今天，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生命延续，重在传承，也重在发展。唯有更好地融入现代生活，获得更广泛的社会认知与更深层次的社会消费，非物质文化遗产才能获得更长久的生命力。

诸多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迫切需要融入社会生活，需要广泛的社会消费，唯有如此才能催生非物质文化遗产不断传承并可持续发展的内在动力。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而言，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发展需要更广阔的发展空间。

（二）“一带一路”为非遗资源开发、走出去提供了更为广阔的市场空间

从“一带一路”的战略合作框架看，它贯穿了亚、欧、非大陆，连接了东亚经济圈和欧洲经济圈，沿线有65个国家，人口总数达44亿，占全球总人口比重的六成之多。尽管各个国家之间在种族、民族、宗教、社会制度以及生活方式上存在各种差异，但是古丝绸之路悠久的贸易历史，也说明这些地区之间有着心灵相通的文化基础。从非遗资源开发、非遗产品走出去来看，这些沿线国家在消费中国非遗文化上不仅有历史基础，更有广阔的市场空间。而问题的关键是，我们如何能够开拓并抓住这些市场机遇。

（三）非遗文化走出去有利于实现民心相通的战略目标

自2013年中央提出“一带一路”战略以来，文化建设一直是该战略重要的题中之意。2015年3月，国家发展改革委、外交部、商务部联合的《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就明确提出，以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作为主要发展内容，其中，民心相通成为该战略实施的文化目标。因此，如何推动沿线国家地区之间的文化对话，在尊重客观文化差异的基础上，增加文化间的相互认知与彼此认同，则成为我国丝绸之路沿线省份在参与“一带一路”建设中的重要战略任务。

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文化多样性的活态表征，有利于促进世界多元文化的文明对话与相互认同。从文化间关系看，文明或文化的冲突在今仍真实存在。促进文化间的交流对话，正是为了达成多元文化主体对彼此文化的认知、尊重乃至理解，增进文化间共同情感的交流和确认。世界各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不同民族、种族、族群的文化传统的延续，在其意义结构中事实上是存在一定的相通之处的。一方面，共同的文化源头或亲近的文化血缘为不同地区的文化对话提供了交流的历史基础。我们在追溯一种文化或文明的源头或流变脉络时，总会发现这种文化与其他文化之间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甚至没有一种文化能够保持^对的独立；另一方面，世界各国对于生命、爱情、自由、正义等价值的共同体认，是不同地区人们能够跨越民族、种族、国籍、语言进行交流并相互认同的基础。非物质文化遗产正是承载了这些普遍情感的重要载体。

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同时也是世界不同地区文化交流或交融的产物。丝绸之路沿线省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中，很多文化的形成、演变都受到古丝绸之路经济贸易往来的影响，或者是经由外国传入，或者在中外互通的基础上受他国文化影响从而流变演化。可以说，这些地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极大地丰富了古丝绸之路文化的内涵。因此，要推进民心相通，非物质文化遗产无疑是一个重要的手段。

所以，“一带一路”战略的启动，事实上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发展提供了非常重要的战略机遇。利用“一带一路”战略机遇助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发展，实质上就是要在新的文明周期开始的时候，与各国人民共同开启新的文明之窗。

二、丝绸之路经济带地区非遗资源共享性开发的对策路径

如何抓住这一机遇，如何积极利用其战略机制，针对性做好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的保护性开发，则是本文思考的主要方面。具体涉及如下几个问题：

（一）在国际开放视野下，科学规划制定非遗资源共享开发的协同机制

丝绸之路连接着中国经中亚、俄罗斯至欧洲（波罗的海国家），中国经中亚、西亚至波斯湾的广阔区域。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的提出，事实上正在重塑国内沿线区域的社会地理空间关系，重塑区域之间的空间文化关系。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作为文化资源，就是被重塑的空间文化关系的重要方面。沿线省份要在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开发、产业培育以及非遗产品走出去等方面做好区域协同的一体化规划。

而就协同一体的规划制定看，首先要考虑资源禀赋问题。既要立足经济带整体性资源优势做好战略的系统定位，还要兼顾各区域的比较资源优势，做好战略的空间布局。丝绸之路经济带包括西北五省区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西南四省区市重庆、四川、云南和广西。这些地区拥有非常丰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仅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定的世界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名录情况，就有新疆维吾尔木卡姆艺术、“玛纳斯”、以及“麦西热普”，青海的热贡艺术，甘肃的“花儿”、皮影戏。而从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项目（前三批）的数量和资源类型来看，这些地区的非遗资源主要集中在民间文学、民间音乐、民间舞蹈、民间美术、传统手工技艺以及民俗方面，其中，尤属传统手工艺和民间美术资源的数量甚为丰富。结合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保护与资源开发的现实困境，民间文学、民间音乐、民间舞蹈类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目前仍需以保护为主，因此，从文化走出去，尤其是依托“一带一路”经贸平台走出去的路径看，民间美术、传统手工技艺类项目的资源开发是比较契合的。当然，就各省份自身的战略开发选择看，还需要再分析具体名录项目的传承基础与资源开发的可行性条件，从而确定其开发重点。

除了现存资源禀赋，各省份与古丝绸之路的历史渊源，尤其是历史互动方式，也是不可忽视的影响因素。沿线省份在地理、社会、经济环境上的差异客观影响了历史上贸易路线、贸易方式、贸易内容的差异。相应地，文化往来互通的方式、内涵以及层次也有差别。今天，重建新丝绸之路经济带就不得不搞清楚古丝绸之路的跳动脉搏，其目的是为了更有效地明晰沿线省份的战略分工，更好地进行资源配置。这就要求沿线省份积极做好古丝绸之路的历史挖掘和研究工作。通过深入挖掘、整理历史脉络，理清该地区与古丝绸之路的历史渊源，确定与新丝绸之路的契合方式。

在综合考虑资源禀赋、历史互动因素基础上，协同发展的对话机制更是不可或缺。没有出于顶层设计的协同机制，或者说没有实质性发挥作用的协同机构、协同制度，没有跨行政区域的对话、合作乃至监督评估平台，不利于经济带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开发的整体规模经济，容易导致资源的重复开发、同质化资源开发的恶性竞争等一系列后果。沿线省份的政府机构应加强这方面的对话，切实推动有关非遗协同开发与走出去管理机构、制度的建设工作。

（二）在政府积极主导下，科学搭建多层次、高质量的非遗产品国际贸易平台

在“一带一路”战略机遇下，推动非遗资源开发并以此促进非遗文化走出去，需要特定的贸易渠道。作为经贸战略，“一带一路”在基础设施尤其是道路交通设施建设上进行了大量投入，这也为非遗产品走出去提供了客观有利的条件。然而，不同于工业、生活消费品，非遗产品不是大宗消费必需品，沿线国家的市场有待深入挖掘，国际化的产品展示和贸易平台是必需的。艺术节、文博会、项目推进会等平台的建设应当成为战略重点。

目前，我们已有一个综合性主题的部级平台，即丝绸之路（敦煌）国际文化博览会。这是由我国政府批准，由文化部、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国家旅游局、中国贸促会和甘肃省人民政府共同举办的，面向沿线国家的国际流合作平台。2016年9月20日举办了首届“文博会”，从参与国家和代表团的数量看，规模非常大，文化和经济效应后期会逐渐显现出来。

除搭建综合性部级文博会平台，主题类文博会、艺术节平台的建设则具有积极的补充作用。沿线省份不要在综合性平台建设上同质化竞争，而要结合区域资源优势，积极搭建特色文博交易平台，努力做好品牌建设，为当地特色非遗产品的走出去发挥实质性引导作用。

（三）在社会协调基础上，着力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产业开发中社会参与的主体性和广泛性

利用丝绸之路经济带战略促进我国与沿线国家地区间民心相通、文化交流，其参与主体不仅包括政府、企业，还要积极调动社会公众、基层的文化参与。就这些区域而言，多数地区的国民经济发展水平还相对较低，多数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也主要在经济欠发达的乡村地区传承，非遗资源的商业或者产业开发对于当地民众而言，不仅是其参与文化建设的重要方式，更是增加自身收入改善经济环境的重要途径。因此，出于保护地方文化生态、加强文化传承的考虑，要特别保障这些地区的社会参与权利并构建参与机制。

从目前看，一是要扶持、建立一定数量的民间手工艺专业村，将这些地方特有的文化资源、智力资源以及劳动力资源积极有效地整合到非遗资源产业的开发建设中，引入到“一带一路”“民心相通”战略的实质性推进中。二是继续发展并优化“农户+协会+公司”的协作发展方式。一方面，强化协会在非遗保护与非遗资源市场开发关系协调方面的作用；另一方面，通过协会统筹个体农户、个体传承人集体参与地方非遗资源开发，从而加强实现整体规模经济效应。

（四）在可持续发展原则上，牢固确立非遗资源开发的创新意识，不背离非遗传承保护基本原则，鼓励非遗产品走出去

非遗产品的开发需要创新意识。从我国古代文化艺术走出去，尤其是文化艺术商品的外销经验看，积极的文化创新、文化调适是其关键因素。既然要打开沿线国家的文化消费市场，就必须做好融入国外文化市场的准备，审美取向、价值偏好的调适，技艺的创新，包括产品质量的提升，这些都必不可少。换言之，既要保持有中国特色，也要一定程度上容易被外国消费者接受。这与非遗的传承保护是可以调和的。只有不内在改变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内涵，不背离该非遗项目传承流变的文化特质，不改变手工生产的基本手段和工艺流程，在产品开发的外观、样式上有充分的创新空间。

从我国古代年画产业繁荣期大量外销的情形看，其中就有丰富的年画题材革新，尤其是针对外销地区的审美趣味、世俗信仰等创作了丰富的专门满足当地热门需求的年画产品。同样地，从我古代瓷器的外销经验看，也是如此。我们不能狭隘地将非遗的传承保护理解为固守现状、一成不变。诸多非遗项目流传至今，正是在不断地创新与调适的节拍中保留其社会生命力。从这一点而言，积极抓住沿线国家的市场空间，绝不是用非遗去牟取所谓的经济利益，而是要依托新市场的打开，提高非遗文化的国际认知度和接受度，通过非遗产品的社会消费来提高其创新的生命力。这也正是在“一带一路”战略背景下谈非遗资源开发、非遗产品走出去的主旨所在。

[参考文献]

1胡惠林.关于文化产业发展若干问题的思考，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6，（6）.

非遗文化重要性篇9

【关键词】 侗族大歌；保护；对策

一、侗族大歌概况

侗族是中国少数民族大家庭的一员，主要聚居于我国贵州、湖南、广西等省，其聚居地风光秀美、民风淳朴。“侗人文化三样宝：鼓楼、大歌和花轿”。因此，侗族大歌是侗家文化的积淀，是民族文化的精华。一直以来，世界音乐界认为中国没有多声部和声艺术，复调音乐仅存于西方。1986年贵州侗歌合唱团赴法国参演时的表现令世界震惊，世界音乐界开始扭转对中国复调音乐的偏见，重新用一种新的视角来看待与评判中国音乐。侗族大歌于2005年入选部级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并于2009年11月15日成功列合国“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所以说，侗族大歌是我国文化艺术的瑰宝，是世界舞台上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侗族大歌在侗语中俗称“嘎老”，“嘎”就是歌，“老”具有宏大和古老之意。侗族大歌是侗族歌队演唱的多声歌（叠声歌），（1）其主要流行于侗族南部方言地区第二土语区。侗族大歌是侗族人民创造的具有本民族特色的一种艺术表现形式，是民间音乐的典型代表。根据侗族大歌的特点又可将其划分为鼓楼大歌、声音大歌、叙事大歌、童声大歌、混声大歌以及戏曲大歌。

侗族大歌是侗族文化的传承，是侗族人民生活的缩影。它以艺术的形式记载了侗族人民的生活方式、社会结构、精神生活等等。侗族没有形成自己本民族的文字，其民族历史的传承基本上是使用“歌”这一载体来实现的，以歌代文。侗族大歌是集娱乐性、教育性、传承性、交流性、文化性于一体的艺术。所以我们要对其给予足够的重视，使其辉煌历史能够延续下去。

侗族大歌的保护和传承具有一定的现实价值和意义，侗族大歌是侗族文化的象征，是侗家凝聚力的体现。侗族大歌对侗族社会的形成具有纽带作用。人们可以在交往歌唱中相识相知，可以更好地促进集体感情的培养。侗族大歌也是和谐文化的象征，其歌词中常常包含了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和谐元素，这对促进和谐社会的构建起到了间接的引导作用。

二、侗族大歌保护与传承中存在的问题

近年来，我国日渐重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给予了其大量资金与政策的支持，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侗族大歌是我国艺术史、民族文化史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已经制定相关的政策与相应的措施来保护这项重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使其精华能够延续下去。

众所周知，侗族大歌是侗族文化的表现形式，其发展是和侗族文化息息相关的。侗族大歌是侗族文化价值的体现，具有很重要的研究价值。侗族大歌主要是通过亲子传承、师徒传承以及自然传承来实现价值的延续的。侗族大歌不是一个孤立的个体，它是与当地民族及地缘文化相互联系的。侗族大歌的传承与保护工作得到了相关部门的重视，管理机关也制定了相应的保护措施并积极贯彻执行，但侗族大歌的传承与保护还是面临着挑战与危机。

首先，深受到“汉化”的影响，少数民族的生活方式以及风俗习惯逐渐隐性化，其独立的民族文化日渐受到汉文化的“稀释”，侗族大歌面临着传承危机——继任者的断层。父母逐渐淡化了授与后代民族自有文化的习惯，逐渐以教授后代汉族文化为主流，便于适应现代化发展趋势，所以在代代相传的过程中，侗族大歌的传承逐渐处于一个“冷门”阶段，这直接影响了侗族大歌这一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其次，由于侗族聚居区的生活水平比较低，许多侗族青年为了谋生，很多都选择外出务工，这使得侗族大歌文化传承失去很多接班人，无法给侗族大歌提供后备人员。再次，民族文化意识的淡薄，侗族人民逐渐褪去了对侗族文化的重视，逐渐青睐于汉族的大众文化，这使得侗族大歌的传承失去了其文化载体，阻碍了侗族大歌的保护与传承。以上是属于侗族大歌传承与保护进程中存在的内部阻碍因素，这是侗族大歌保护工作中问题的症结，是阻碍侗族大歌这项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的根本原因。

文化遗产的保护不仅仅是本民族的责任，更是整个国家的义务。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中，也存在着其他的阻碍因素。第一，重“物质”，轻“非物质”。在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中所指定的政策、法规等都较倾向于物质文化，在对侗族大歌这类非物质文化的保护缺乏重视，没有制定一项较为具体的规章来确保侗族大歌保护工作的顺利进行。第二，“非物质”遗产的“物质化”功利倾向严重。申请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表层目的是为了保护好民族文化，但是实质上很多地区却以此作为噱头，来引入更多的资金来促进当地的经济发展，但是过度的开发非物质文化遗产，会带来严重的负面效应——遗产原始性的破坏。每个游客都拥有自身的特有文化，其在非遗区的旅游过程中会将自身的本土文化传播到非遗区，影响非遗区原文化的传承。即游客在欣赏侗族大歌以及侗家文化时，会通过语言交流或者生活习惯的方式将本土文化传输给侗族人民，经过日积月累后会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侗族人民的生活习性，影响侗族文化原始性的传承。第三，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法律体系松散，针对性不强。虽然近年来制定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传统工艺美术保护条例》、《关于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等相关法律法规，但是民族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专门法律还较为缺乏，法律体系不健全，结构不清晰。侗族大歌的保护工作就没有一套相关的专门法律来保障其管理，只能参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中的相关规定，没有自己系统的专门法规来指导其工作的进行，使得在执行法规过程中随意性较强。第四，保护工作未能纳入整个社会发展进程中，缺乏系统性、整体性。非物质文化的保护工作标准不一，管理体系分散，没有将其保护工作与经济发展绩效挂钩，仅仅将其定义为经济发展的边缘因素，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在侗族大歌的保护工作中，没有结合当地客观实际，设立一个专门的机构来统领侗族大歌保护工作的开展，使得保护工作较为分散，不成体系。第五，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宣传工作不到位。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有指导意义，没有深刻的保护意识是制约保护工作开展的又一重要因素——民众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了解程度较低，没有形成一种既定意识来看待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问题，而相关部门却没能及时解决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意识的宣传工作。在侗族大歌保护工作中，忽视了对侗族文化的宣传，使得大众对侗族大歌这一文化实体不了解，无法形成清晰的保护意识。第六，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缺乏相应的资金支持。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是一个消耗人力物力财力的工程，没有一定的资金物质支持，很难保障保护工作的持久性。我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在这方面的投入较其他国家来说，投入资金所占GDP份额是较低的，这大大制约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就侗族大歌而言，培养侗族大歌的演绎者是需要资金支持的，没有资金的保障，会影响传承者的培养工作，也就直接降低了传承的质量。第七，缺乏相应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理论的研究。即非遗的保护工作还仅仅停留在浅层次的保护上，缺少深层次的保护理论体系的支持。这些是以侗族大歌为代表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中存在的外在制约因素，这些工作的缺失，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起到了反作用，会阻碍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顺利进行。

三、如何改进以侗族大歌为代表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一种世代相传、反映群众生产生活状态和思维方式的民族民间文化，它既是地方历史文化渊源的见证，也是体现地方文化特色的重要形式，是文化软实力的象征。（2）可以说侗族大歌的保护工作既有一些成就，但也存在一些问题。对于成就，我们要继续发挥，对于问题，我们要及时制定相应的措施来解决。在应对以侗族大歌为代表的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中存在的问题时，要注意根据内外因素来制定相关解决措施，合理保护与开发非物质文化遗产。

从内因上来讲，侗族大歌面临着自身传承上的问题。如何解决好以侗族大歌为代表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是保护工作的关键。现代化趋势是一个既定的事实，是不可逆转的。所以，我们只能在侗族大歌面临现代文化冲击的大背景下来探讨解决方案。首先，重视言传身教。父母对后代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要注重对少数民族孩子的双重教育，即既要重视对其的汉化教育，也要相应的培养其本民族的特色文化。侗族人民可以在孩子的成长中鼓励孩子学习侗族大歌，培养其民族性。其次，学校教育也应该加入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体系中。学校是人才培养的基地，是文化传承的一个重要参与机构。学校要积极灌输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重要性，加深学生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认知。例如在侗族大歌的保护上，学校可以在课外活动时间教授侗族歌曲或者开展侗族文化交流活动，这样不仅丰富了课余生活，而且有利于学生对侗族大歌的理解与传承。再次，民族内部应加强对本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之所以艰难，根本原因是非物质文化本源的缺失。只有本民族做好这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保护工作，才能从根基上解决此项问题。从侗族大歌传承的角度来说，就是侗族人民应该保障本民族特有的风俗文化，应该将此种文化精华延续下去。侗族人民在平日里应加强对侗族大歌这一非物质文化实体的重视与强化。

除了内部传承的问题，以侗族大歌为代表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还应当重视外部影响因素，主要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改进：第一，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立法，完善法律保障措施，赋予保护工作法律权威性。在法律建设方面，应该结合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实际状况来划定相应的保护范围，明确规定非遗保护的工作规章，对相关违规行为要给予处罚甚至追究其刑事责任，把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纳入一个法制平台。例如应该针对侗族大歌中传承中遇到的问题，制定专门的法律法规。第二，要建立一个专门的机构来领导和管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分散的保护工作成效不高，只有确立一个专门的机构来集体领导此项工作，才能从整体上来保障非遗保护工作的顺利进行。侗族大歌的保护可以就近建立一个侗族大歌保护工作领导小组，以此来引导保护工作的开展，这可以将分散的保护工作化为统一，更能集中力量办大事。第三，促进保护理念的转化，做到真正意义上的保护。物质决定意识，意识对物质具有反作用。要改善当前重物质，轻非物质的保护观念，重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探究其深层次的文化价值，而不是将保护停留在物质文化上的保护，即要从新审视侗族大歌为代表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潜在价值，正确估量其保护与传承带来的文化效益。第四，加大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投入。只有强化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物质保障基础，才能更好的完善非遗的保护工作。这要求国家、地区拓宽融资渠道，建立多元化的投融资体系，为非遗的保护工作提供所需的物质设备与相关配套设施。非遗的保护工作是整个国家、整个民族的事业，可以动员社会中的企业、个人来共同资助非遗保护事业的发展。侗族大歌的保护问题上可以设立相关基金来集资，将官方与民间资金融合，共同促进非遗保护工作的飞跃。第五，强化社会意识，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宣传力度。要重视舆论的威力，通过媒体、展览、讲座等各种形势来宣传民族非遗的保护工作，使得这种保护意识深入人心，用社会各界的力量来共同促进这份工作的进行。例如开展侗族文化交流会，侗族大歌参演活动，侗族大歌照片展览等等。第六，推进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理论研究。理论研究是一项基础性的工作，只有有了理论研究的奠基，才能为保护工作提供一个正确的方向，使非遗工作朝着正确的轨迹发展。推进关于侗族大歌的保护工作的理论研究。例如有关侗族大歌保护方式的研究，传承方式的研究等等。第七，加强对传承人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所遇到的最大问题就是传承。传承人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承载者和传递者，保护传承人就是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所以要积极采取各种相应的措施来保护传承人，这样才能从根基上保障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与保护。要保障传承人的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使其能够投入更多精力从事传承活动。第八，合理开发非物质文化遗产。一定的产业化与商业化是促进非遗保护工作发展的动力，经济收益必然会带来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关注，但是要注意把握尺度，不要过度产业化，适可而止就好。例如允许企业注资侗族大歌的商业演出，开发相关音像产品等等。第九，文化无国界，那么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可以引入此观念。加强国际间保护工作的交流合作，共同推进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中国的非遗保护工作起步较晚，还处于一个探索阶段，我们要借鉴国外成功的保护经验来促进我国非遗保护工作的顺利进行，可以引入外国先进的保护理论，保护措施、保护合作组织等等。以上各条措施都是相互联系的，不能偏废其一，只有将各个方面的工作都做好，才能确保非遗保护工作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

四、结语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历史遗留的瑰宝，是历史责任的传承。在对非物质文化的保护工作中，我们既要尽力保留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原始精华，也要结合当地的实际以及大众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接受程度，适当改善其传承方式，引入多元化元素，丰富其内容。以侗族大歌为例，我们可以在表演过程中对其服饰或者姿态进行改善创新，将现代服饰与民族特色的舞曲结合，吸进了大众眼球，激发了大众对侗族大歌这一客观实体的兴趣，使其能用现代化的观念来理解与接受侗族大歌，这将有利于侗族传统文化的传承与革新。

本文为山东大学通识教育核心课程《世界遗产概论》研究成果。

注释：

（1）普虹.侗族大歌——民族的瑰宝[J].贵州大学学报（艺术版），2003（2）.

（2）李俊霞.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特点及挖掘与保护思路——以兰州非物质文化遗产挖掘与保护现状为例[J].社会纵横,2010(8).

参考文献：

[1]马国英，马希刚.贵州侗族大歌[J].发展，2008（12）.

[2]李英.侗族大歌的功能性特征浅析[J].艺术评论.2007（10）.

[3]巴桑吉巴.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现状及其对策[J].商业时代，2009(31).

非遗文化重要性篇10

关键词: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开发;商品性

中图分类号:F59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04(2012)04-0059-04

一、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研究热点与思路梳理

“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一概念自21世纪初兴起并被广泛使用以来,全国各地出现了前所未有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热,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研究也随即升温,众多学者从不同角度对遗产研究领域中的这一热点问题进行了探讨。早期的成果主要集中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概念、内涵、分类、特征、价值、功能等基础理论的研究;后期的成果集中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开发、利用等方面的探讨,研究视角涉及保护现状、保护措施、开发模式、产业化、商业化、市场化、法律保护、传承途径等,其中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旅游开发问题倍受关注。综合现有成果,学者们普遍认为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一种重要的区域旅游资源,旅游开发可以成为保护和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途径,将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转化为现实生活中的商品从而实现其生产性保护、活态传承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所在。现有文献中,汪宇明、马木兰探讨了国内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产品化的博物馆、主题公园与实景舞台剧三种模式的特点,并通过对恩施腾龙洞《夷水丽川》实景舞台剧的实证研究,提出大型实景舞台剧是非物质文化遗产转型为旅游产品的成功路径;姬梅、朱普选结合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特点提出了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产品化的自身模式。与现实面临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开发与保护的矛盾、争议相比,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开发的核心即商品性展现途径的研究尚显不足。因此,本文立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文化性与商品性的对立统一,力主探讨其商品性展现的基本途径,以促进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传承。

二、非物质文化遗产商品性开发的困惑与解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