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途径十篇

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途径篇1

一、当前社区自治中居民参与途径的建设成效

近年来，基层社区致力于为居民参与自治搭建载体，创设平台，在实践探索中，坚持紧扣时代脉搏，本着注重实际效果，注重贴近居民，注重个性化特色的“三注重”原则，在社区参与设置方式、组织类型和运作机制方面不断探索创新，围绕社区特点、居民特征、自治需求开展特色活动，构建有效的参与途径，促使社区参与的组织载体、工作平台和活动形式逐步发展、成熟起来，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一）组织载体形态多样

基础牢固、运转有序的社区组织是居民区社区参与的最主要渠道，党支部、居委会和业委会、各类青年、妇女、老龄、侨台民等群众组织和以志愿、兴趣结合的社团群众性组织和团队，为社区参与搭建广阔的组织平台，成为推动群众自治和丰富社区活动的重要途径。

（二）工作平台充满活力

居民区各类组织负责人岗位、居委会各类实务性工作是社区参与的有效工作平台。居委会、业委会成员，党小组长、居民小组（楼组）长，青年、妇女、老龄、侨台民等群众组织和文体团队负责人三类工作平台稳步运行。随着居民区参与活动的自觉性和积极性的不断提高，居民区实行公益与志愿服务、居民区“智囊团”、社会资源联络员、邻里互助点，这些参与渠道亦取得较好的认同。

（三）活动形式内容丰富

居民大会、居民代表会议是社区自治最主要的活动平台，社区评议监督活动、通报交流活动、推荐选举活动是社区民主活动的重要形式，此外，颇受欢迎的文体联谊活动，参观考察活动，慈善公益活动，咨询服务活动也是社区居民自治的重要活动载体。

二、拓展社区自治中居民参与途径的主要思路

（一）逐步形成全员参与的社区自治体系

当前，在设计居民社区参与途径上，如何促进全员性介入是一个重要问题。一个社区无论是工作队伍还是参与队伍，只有全体居民参与，特别是富有活力的在职人员参与，社区才会真正蓬勃地发展，只有老人和妇女参与的社区不是完全的社区。要推行这种“全社区”概念，要实现社区成员对居民区工作的全员性介入，都成为居民区公共事务的参与者、工作者和成果共享者。具体来说，在参与途径组织建制上，要形成一个可以互为组合，互动互补的有效参与途径体系，包括团组式、岗位式、项目式、阵地式、主题式、议案式等各类参与途径形式。

（二）积极促进基础自治单元建设

居民小组是基础社区块状形态的最基础治理单元，居民群团组织是条状形态的最基础治理单元。居民区块状基础治理单元是基层政权建设的末端神经，是社区自治的基础。目前居委会以下的基础层次尚无法定的、较为统一的组织形式，居民自治参与途径的相应配置随机性更大。因此，应合理界定块状社区基础治理单元的范围，加强居民小组的对应配置和运作。居民小组的划分，应以最贴近的居住建筑单元为界，体现近邻性和直视性，而不必太拘泥户数的划一。可以利用“楼友会”、“亲邻沙龙”、“楼艺展示”等各种渠道促进居民交流。在工作方式上，不应以刚性的行政控制为目的，而应以柔性的社会化工作方式促进社区自治和基层民主。

（三）进一步发展居民区群团组织参与途径

近些年来，随着我国基层民主建设的日益推进，社区涌现出大批群众性社团组织，这些组织覆盖面广，群众喜闻乐见，是将“社会人”、“社区人”再组织化的重要载体，是社区自治的重要力量。从工作实践看，居民区群团组织可以包含治理组织、志愿服务组织和文化团队三个不同功能的层次，每个层次又有许多名目各异、工作和活动内容各有针对性的组织。当前居民区群团发展面临着新的方向，要特别注重要发展更多适应社会新需求的组织和能吸引在职人员参加的新组织，打造更完善的自治参与途径。

三、社区自治中居民参与途径的发展趋向

社区参与途径应该与现代民主政治的理念相吻合，与基层民主自治的科学运作相匹配。从现实发展趋势看，今后参与途径应充分体现以下四个特质：

一是从封闭趋向开放。参与途径必须打破行政建制局限，通过对社会组织的发起、嫁接、融合和重构，吸纳更多的社会要素，向群众、社会开放，以体制内组织参与途径带动其他组织参与途径，以其他组织参与途径支撑体制内组织参与途径，而不刻板着眼体制内参与渠道结构的简单变动。

二是从分割趋向贯通。把分散的、孤立运转的各个参与途径集结起来，建成构架互联、资源互享、信息互通的自治渠道体系，从当前链状结构的参与途径发展为网状结构的参与体系，进一步强化复合效应和迭加效应。

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途径篇2

关键词： 大学生；政治社会化；综述

大学生政治社会化顺利有效地进行，是维护社会稳定，促进中国政治发展的一项十分重要的任务，是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内容之一。下面我们分析整理21世纪以来近年我国学者对当代新时期大学生政治社会化的研究成果，吸收可借鉴之处，发现其不足，以供同仁参考。

一、政治社会化研究方法

定性和定量研究是社会科学研究中最基本的研究方法。综观21世纪以来的大学生政治社会化研究，大多数学者侧重于定性研究，基本上集中在大学生政治社会化涵义、内容、特点、影响因素、途径和解决方法等方面。定性研究是必要的，能够加深对大学生政治社会化的全面了解，也为定量研究提供研究基础。但仅有定性研究是不够的。可是从笔者所收集到的资料来看，关于大学生政治社会化的定量研究不多，基本上采用问卷调查法，研究内容集中在大学生政治社会化的状况研究和影响因素研究上，如华正学通过对浙江部分高校的调查分析，归纳了当代大学生政治社会化的特点[1]，张光等所做的网络对大学生政治社会化影响研究，通过问卷调查进行分析，得出网络确实是一把双刃剑，既有积极影响，又有消极影响，[2]印证了一些学者从理论上的推论结果。可见，定量研究能够弥补定性研究的一些缺憾，能够更深入地剖析大学生政治社会化。但遗憾的是，这样的实证研究在当前的研究中并不多见，这使得大学生政治社会化停留在理论层面，缺乏实效性和针对性。

二、政治社会化研究内容

1.政治社会化的涵义和内容研究

关于大学生政治社会化涵义研究，学界众说纷纭，较具代表性的一种观点是：大学生在成长过程中，逐渐学会从价值标准、行为规范、政治态度、理想信念等方面采用已确立的政治标准来衡量、约束自己，使自己达到内化并和社会保持统一，形成一定的政治态度、政治情感并外化为自己的行为模式，扮演该政治体系所需要的政治角色。至于大学生政治社会化内容的研究，很少学者涉及，其中孙爱军的分析较有代表性，他将政治社会化分为三个层面：认知层面（政治知识和政治理论）；心理层面（政治情感、价值取向、政治态度、政治理想）；参与层面（政治参与和政治行为）。[3]

2.政治社会化的特点和影响因素研究

李艳萍认为大学生政治社会化的特点有：大学生政治社会化方式的系统性教育；大学生政治社会化条件的群体凝聚性；大学生政治社会化途径的立体多样性[4]。向发意等把大学生政治社会化的特点分为三点：系统性，组织性，时代性[5]。而张雪梅进一步细分为：系统性，时代性，教育性，可塑性[6]。可见学者们对大学生政治社会化的特点研究方向把握大致一致，基本上能反映大学生政治社会化固有的特性。

政治社会化的影响因素是多种多样的。张雪梅认为社会转型是当前大学生政治社会化的重要影响因素。随着互联网的兴起，学者们大多认为在诸多因素中，互联网是其中最重要的影响因素之一，认为互联网是一把双刃剑，有积极的一面，也有消极的一面。张光通过调查发现，网络对大学生政治社会化的影响是非常明显的，学生政治社会化状况随上网频率不同而不同。黄晓晔则从戈夫曼角色表演前台、后台理论分析了网络对大学生政治社会化模式的影响[7]。 转贴于

此外，姚宏建，刘莉认为大学生政治社会化受多种因素的影响，其中，家庭、学校和社会传播媒介是影响大学生政治社会化的最主要的环境因素[8]。而闵绪国则认为学校存在影响大学生政治社会化的消极因素[9]。赵青则从正面阐述了校园文化对大学生政治社会化的影响[10]。胡伟却认为大众传媒对大学生政治社会化的影响要远远超过学校和家庭，只有充分发挥传媒的优势，加强网络管理，促进大学生政治社会化的良性发展，才能加快其政治社会化进程[11]。

3.政治社会化途径与对策研究

学界基本上认同家庭、学校、大众传媒、社会、同辈群体是大学生政治社会化的五大途径。孙景福从学校大环境出发，认为高校基层党团组织是大学生政治社会化的一条重要途径，[12]孙爱军认为还应将思想政治教育和校园文化归为大学生政治社会化的途径。宋建新将大学生政治社会化的实现途径进一步深化：确立合理的政治社会化目标，构建高校政治观教育新模式，改进大学生政治社会化效果的方法，优化大学生政治社会化的环境[13]。实际上，学者们基本上还是从学校这条途径来进行分析的。但其他的途径也很重要，应加大力度进行研究。

闵绪国着重从优化校园环境入手，阐述了如下对策：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教育，改进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加强教师队伍建设，正确认识大学生政治社会化的心理特点，加强对校园文化的引导，加强非正式群体的管理和引导，积极开展社会实践活动。孟静雅等提出：丰富、优化网络信息资源，构筑网上思想教育阵地，建设和塑造青年大学生高尚品格的校园文化，加强大学生的政治心理调适，培养青年大学生的政治能力，引导青年大学生参与社会实践活动，“以法治网”、“以技治网”，为青年学生政治社会化营造良好的网络环境。洪曼丽从大学生政治社会化存在困境的角度提出了对策：指导大学生矫正思维方法和建立理论支撑点，注重学校对大学生政治社会化的作用，要唤起全社会的高度重视，营造有利于大学生政治社会化的社会环境，大力提倡和积极开展社会实践活动，为促成大学生政治社会化提供有效途径[14]。

三、小结

从近几年我国大学生政治社会化研究的相关文献来看，该领域的研究取得了许多重要进展，但也存在许多问题和不足，总结起来有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在研究方法上，从大学生政治社会化的含义，到大学生政治社会化的内容、倾向、影响因素、途径、意义等的分析上，大部分学者研究多停留在理论探讨上，即定性研究。虽然也有少数学者采用了实证研究，但研究面较窄，仅仅停留在大学生政治社会化内容、影响因素上，且分析得较简单，仅用简单百分比来进行分析。其次是研究内容上过于宽泛。纵观各学者的研究，从大学生政治社会化的定义、内容、途径、影响因素、对策到意义，都有所涉及，但真正就某个角度深入研究的不多，重点还不够突出。第三是缺乏纵向研究。大学只是一个阶段，研究其政治社会化进行得如何，还应与小学、中学和融入社会各阶段作比较，以便能改进我国学校的政治教育方法、手段等。因此，此课题还有诸多需要探讨的领域和问题，并值得通过实证调查分析，来增强研究的现实性和针对性，最终帮助大学生顺利实现政治社会化，塑造成真正意义上的合格的“政治人”。基于此，拟提出以下建议：第一，加强多学科多角度的综合性研究。第二，加大对多种媒介的研究力度，综合考虑各种媒介的作用。第三，应大力改进研究方法。

参考文献

[1]华正学．当代大学生政治社会化的现状、问题与对策——基于浙江部分高校的调查分析[J]．辽宁教育研究，2006，1：31-33．

[2]张光．网络对大学生政治社会化影响实证研究[J]．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6：37-42．

[3]孙爱军．政治社会化：大学教育的一个基本点[J]．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学报，2000，6：6-9．

[4]李艳萍．当代大学生政治社会化的特殊性分析[J]．青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2：137-141．

[5]向发意等．思想政治理论课在大学生政治社会化过程中的作用[J]．湖南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统战理论与实践，2007，2：115-117．

[6] 张雪梅．谈社会转型对大学生政治社会化的影响[J]．华北电力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7）：116-120．

[7]黄晓晔．从一元主导到二元对等——网络对当代大学生政治社会化模式的影响[J]．扬州大学学报，2005，6：74-76．

[8]姚宏建等．当代大学生政治社会化的环境因素分析[J]．延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2：119-120．

[9]闵绪国．影响大学生政治社会化的学校消极因素及其优化[J]．黑龙江高教研究，2006，7：46-48．

[10]赵青．校园文化与大学生政治社会化[J]．青少年研究-山东省团校学报，2001，3：21．

[11]胡伟．大众传媒与大学生政治社会化[J]．张家口师专学报，2004，2：91-93．

[12]孙景福．高校基层党团组织与大学生政治社会化[J]．广西青年干部学院学报，2007，1：18-19．

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途径篇3

【关键词】政治参与 扩大化 政治制度化

当代中国公民政治参与扩大化的基本趋势

“政治参与”在普遍意义上,是指政治共同体的成员通过一定的方式去直接或间接地影响政府决策以及与政府活动相关的公共政治生活,并以满足自身利益要求和实现自我价值为目标的政治行为。政治参与是政治发展中永远无法回避的一个变量,因为任何类型的政治体系都存在着范围不同的政治参与主体,而且“政治参与”本身也是政治活动所要实现的主要目标之一。

中国经过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的高速发展,已经进入了现代化进程的加速阶段。工业化、城市化水平正在迅速提高,这有力推动了公民社会的崛起和公民意识的普及。公民意识的内涵丰富,但其思想核心是公民参与意识,即公民意识到了自己作为政治共同体成员的身份以及所拥有的公民权利,进而具有积极参与(包括直接参与和间接参与)公共权力运行的主人翁意识。公民政治参与意识的产生和发展是社会经济发展和政治现代化过程中的必然产物,也是人类文明进步的体现,它推动了我国公民政治参与的多元化、大众化、民主化发展,拓宽了我国公民政治参与的基本面。

经济发展为政治参与扩大化提供了物质基础和社会动力。经济腾飞使中国解决了温饱问题,初步进入了小康社会。人们在基本生存安全得到保障之后,便有物质基础和心理意愿去追求财富、自由、公正等社会经济权利。与此同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也逐步建立起来,市场竞争引起的经济发展不平衡和利益诉求多样化都促使公民通过政治参与来争取、维护和实现自身的公民权利及物质利益。经济的发展带动人们受教育程度的提高,提升了公民的政治参与能力。

政治发展和改革拓展了公民政治参与的空间。中国无论在传统上还是现实中都是一个“大政府,小社会”的国家,政府对于制度安排的塑造能力是十分强大的。某种程度而言,中国政治参与的程度是与政府对政治领域的开放程度成正比的。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政治改革虽然相对于经济改革而言显得较为缓慢,但确实也取得了明显的进展。党对新型社会阶层精英的吸纳、人大和政协制度的不断完善、基层民主自治的发展、公民结社及政治表达自由度的提高等,无疑都拓展了我国公民政治参与的途径和空间。

民主价值观的普及增强了公民政治参与的意愿。民主政治是当今世界政治文明发展的主题,也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重要目标。随着改革开放以来,中外各个层次交往的日益频繁,西方的民主价值观也逐渐广泛地影响了中国社会。而从内部看,党和政府也日益重视民主政治的发展,党内民主、协商民主、基层民主的发展都在不断丰富着社会主义民主的内涵。“民主”作为一种价值观念已经被中国社会和公众所认可和接受。

当前中国公民政治参与扩大化的不均衡性

政治参与扩大化的趋势在我国已经表现的十分明显,但其中也包含着相当明显的不均衡性,并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

有序参与和无序参与同时扩大。一方面,随着我国公民科学文化素质的普遍提高,其对现有政治参与的途径、形式、方法有进一步的了解,认同有序政治参与的可能性和必要性。另一方面,公民在实际的政治参与过程中却又受到客观条件制约、人为设置的制度障碍等不利因素的影响,使公民“被迫”以非常规、无序的方式参与政治。

制度内参与和制度外参与同时扩大。原有政治参与平台,如党组织、人大机构、政协组织、人民团体等,在动员自身成员进行有效政治参与方面都有了明显的进步。社会经济转型也激发了一些原来政治参与意愿较低的群体(如农民工、民营企业家群体等)政治参与积极性的提高,但当前政治体系中却没有相应的、专门制度途径和机构平台去接纳这些“新兴政治参与者”。

支持性参与和抗议性参与同时扩大。改革开放事业的纵深推进使得更多公民享受到了改革的成果,整体生活水平得到了较大提高,增强了公民对政治体系的认同和支持。经济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了贫富分化、腐败增加、环境恶化等社会问题,公民的合法权益遭到侵害,也使得抗议性参与增多,如近年内发生的一系列。

自主性参与扩大与政治冷漠并存。中国社会里公民意识的逐渐形成使公民在争取、实现和维护自身利益的过程中,意识到了政治参与的必要性,从而更加主动、自主地参与政治过程。而在现实中,一些政府机构、政治组织的官僚作风和僵化体制却使公民的政治参与难以达到预期的效果,挫伤了一部分公民的参与热情,导致了政治冷漠的出现。

中国的公民政治参与扩大之所以会出现不均衡的状况是有着“特殊”背景的。中国不同于一般发展中国家的特殊之处在于,中国在政治参与扩大化出现之前就已经建立了强大的政府和制度化水平较高的政治体系,现代化进程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政府主导和推动的。在中国,政治制度化不仅是政治参与扩大化的结果,同时也是塑造政治参与的重要力量。

当前中国政治制度化水平对公民政治参与扩大的影响

政治制度化是指政治组织和施政程序获取公认的价值观和稳定性的一种过程。亨廷顿在提出政治制度化概念的同时也提出了衡量政治制度化四项标准――适应性、复杂性、自主性和内聚力。这些标准的科学性可能确有值得商榷之处,但却并不妨碍我们将其作为衡量中国政治制度化水平的一个工具。当前中国政治制度化总体水平较高,亦可从这四个方面得以体现。

第一,中国共产党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指引下,顺应时代潮流和国家发展需要,不断提升党的执政水平和政府的治理水平,使我国政治体系保持着强大的适应性。第二,党和政府对组织和机构建设的长期重视,使我国的政治体系具有高度的复杂性。第三,党中央和中央政府保持着强大的领导能力和宏观调控能力,其政治活动不易受国内外各种政治势力和利益集团的影响,具有很高的自主性。第四,党在政治、思想、组织上的全面领导以及政治协商制度、爱国统一战线的不断完善使我国的政治体系保持了强大的内聚力。

中国政治体系对政治参与的发展有着前提性的影响,其制度化水平虽较高,但其本身发展存在的一些不均衡性也是导致政治参与扩大化不均衡的重要原因。

既有政治参与途径的阻塞导致无序参与扩大。从我国政治体系的制度设计上看,公民的政治参与途径是多样化的。公民实现政治参与最重要途径是通过民主选举,但我国的民主选举机制尚处在初级阶段,政治参与的民主监督机制也尚不健全,公民在政治参与中表达的诉求很难通过民主机制真正输入到政治决策过程中,既有的政治参与途径实际上没有被完全激活,公民被迫寻求个体化或群体化直接诉诸于政府的表达,越级上访、便是典型的表现形式。

新型政治参与平台的缺乏导致制度外参与扩大。当前中国政治体系在有效吸纳不同阶层,尤其是新兴阶层公民进行政治参与方面存在较多问题。现有的政治组织和社会团体已经很难有效代表和反映中国不同群体的政治意愿和利益诉求。党组织领导下的社会团体(工会、共青团、妇联等)是公民政治参与最主要的平台,而占中国人口大多数的农民却难以找到一个能真正体现和反映其阶层利益、又被现有政治体系认可的政治参与机构。制度内参与无法实现,则制度外参与的扩大便是必然。

地方政府机构自主性的弱化导致公民政治参与效果的弱化,引发抗议性参与扩大和政治冷漠的出现。由于地方政治机构掌握行政权力,承担着资源分配和利益分配的职能,因而其不可避免地成为强势利益集团追逐、寻租的对象。社会经济发展又使得政府管理的公共事务日渐增多、职权渐重,却又没有完善的权力制约监督机制。、权力腐化、与民争利都是地方政府自主性削弱的体现,这造成公民正常政治参与和诉求表达的无效化。公民自身合法权益遭到侵害却又无法通过制度化、合法化的途径得到维护和解决,其或者是以较为激烈的方式表达不满和反抗,或者是以政治冷漠消极对待。

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途径篇4

一、加强政治制度层面的整合

当前随着社会的转型，农民阶层出现了分化，阶层分化首先是利益的分化，各阶层都有着强烈的利益表达和政治参与愿望，需要各政治主体之间进行大量的、迅速的、高质量的、“生动活泼”的交换活动，才能达到“安定和谐”的政治局面。适应这一要求，就要对利益表达和政治参与的制度、渠道、形式、结构进行优化和重新设计，而利益表达与政治参与离不开制度化的体制安排。美国政治学家李普塞特认为：“任何一个民主国家的稳定不仅取决于经济的发展，也取决于它的政治制度的合法性和有效性。”随着我国农村社会阶层的分化，不同利益群体的利益表达和政治参与不断扩大，而政治制度化建设还相对滞后。因此，建立不同利益群体与政治系统之间的制度化的沟通渠道，以有效的制度安排来凝聚、整合不同利益群体的社会力量，就成为政府提升执政合法性的一个关键之点。制度化的沟通渠道能够化解个体因表达不畅而引起的对政治系统的敌视和抗拒行为。社会个体对政治系统的敌视和抗拒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利益表达渠道不畅和政治沟通失败引起的，而这种敌视与抗拒又具有累积发展的效应。从政治学的角度，政治沟通中信息通道的制度化和网络化是开放社会维持政治稳定的关键。 如果信息通道缺失或制度化程度低下，利益表达不畅，社会冲突就可能发展为恶性累积，最终给政治体系带来政治压力。所以加强政治整合机制，就农村社会而言，应建立合理的农民利益表达机制，疏通农民利益表达渠道，实现社会各方面的利益需要。

利益分化和阶层分化是社会现代化发展的必然产物。有利益的分化必然就有利益的表达。古希腊政治学大师亚里士多德在其名著《政治学》中曾经指出：变革感来自于渴望平等的冲动，因为那些地位低下者认为，他们是相同的人，却没有相同的份额。社会上弱势群体利益的不断边缘化，必然导致他们社会挫折感的增强，而社会挫折感又会促使他们寻求利益表达和政治参与的机会和渠道。转型时期制度化、规范化的表达渠道和途径建设还相对滞后。这就进一步加剧了社会挫折感。 于是，制度化的利益表达得不到满足，就必然求助于非制度化的表达。结果暴力或冷漠就成为他们宣泄不满、表达利益的基本方式。暴力破坏了秩序，冷漠损害了共识，二者构成了对政治体系合法性的严峻挑战。伴随阶层分化和社会结构的调整，各种利益要求不断产生，党和政府作为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代表者，有义务和责任去倾听各阶层的利益要求，特别是党和政府要在调节社会不同阶层利益矛盾的过程中维护公正的社会秩序，避免某些阶层特别是弱势阶层的利益受到损害。这里，一个基本的前提是社会各阶层能够自由表达自己的利益和愿望，并促使党和政府倾听自己的呼声，这就需要建立科学合理的制度和机制来加以保证。为此，政府首先要支持和帮助社会各阶层建立自己正常规范的利益表达机制，防止一些阶层利用非法手段和途径，参与政治和公共资源的分配，谋求非法利益，对社会公共利益和其它阶层的利益造成侵害；建立规范的社会协商对话机制，增加各阶层与党和政府的合作渠道，使各阶层的愿望能够及时表达出来；支持和扩大不同阶层的利益代表，通过政府“这一维护和实现人民利益而参与政治的工具”，增加表达利益的合法机会和正常渠道。当然，在决策过程中建立健全纠错机制，以对利益表达进行必要的补充、修正，防止信息失真和决策失误而对一些阶层的合法利益造成损害也十分必要。因此，政府在加强社会整合中应建立和完善利益表达的渠道和途径，通过一系列体制安排和政策选择，使社会各阶层的利益关系得以协调，使社会各阶层的利益诉求得以实现，使社会各阶层的力量资源得以凝聚，从而形成有机的社会利益共同体，在协调和稳定中促进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

加强政治整合机制，就整合农村社会而言还需建立和健全农民政治参与机制，(注:政治参与是指公民试图影响和推动政治系统决策过程的活动。具体表现为个人或个人组成的集体有意或无意地反对或支持、改变或维护一个政府或团体的某些利益的一切行动，是人民群众旨在影响党和政府自治组织的干部及其决策的活动。参见陶东明、陈明明：《当代中国政治参与》，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版。笔者认为，农民政治参与就是指农民作为政治生活的主体为实现一定的利益与要求，运用自己的政治权利和资格，通过某种方式和途径以影响政治过程的行为。它是政治关系中，农民政治权利得以实现的重要方式，反映了农民在社会政治生活中的地位、作用和选择范围，体现着政治关系的本质。)使农民政治参与形成制度化、法制化。建立和健全农民政治参与机制，其目的在于满足农民的政治参与的愿望，实现他们的利益要求，以提高政治决策的民主化和科学化，减少和避免农民寻求制度外的参与途径，维护政治稳定，推进政治发展。今后要做的工作是，在村级体制方面，要完善村民自治体系，特别是建立健全村民委员会制度，让村民通过村委会的选举、监督、考核、罢免等措施，增强民主意识，提高政治参与的能力，以发展基层民主政治建设。在县级以上人大代表的产生上，要充分考虑到农村经济改革所带来的农村社会的分化与分层，保证各个不同利益主体能产生出自己的代表参与国家管理，保证不同地区之间保持一定的代表比例，使农民增强对现行政治体制的信任感，增强政治服从感。

当前，就农村社会而言应该建立一个与工会、共青团、妇联等处于同等位置代表农民利益的政治团体，譬如像农民利益协会一样的农民组织。当然这种农民利益协会应包含有新的内容，其宗旨应是为了维护农民利益，改善农民的地位，提高农民的组织化程度，增加农民的收入。而且它必须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以宪法和有关的法律为根本活动准则组织起来、反映农村社会各阶层、各群体整体利益与要求的一种群众性政治组织。它的基本职能是：调查研究，了解农民的经济、政治、思想、文化情况，及时向各级党和国家政府的决策部门输送意见和要求；代表农民参加政府决策工作，对于有关农业的重大决策，农民利益协会要参与意见征集、方案论证、提出有关草案或修正案的工作，以确保决策的科学性和可行性；当农民的利益受损害时，农民利益协会可以代表农民向有关部门交涉，为农民伸张正义，维护农民的合法权益。

加强政治制度方面的整合还需建立和健全现代社会的阶层分化机制，促进社会阶层的合理流动。(注:社会阶层流动从方向上来划分，可以分为水平流动和垂直流动。水平流动是指一个人在同一社会职业阶层内不同地区间的横向流动，也指在同一地区的不同工作群体或组织之间的流动。垂直流动是指社会成员在不同阶层之间的流动，它包括向上流动和向下流动两种形式。前者如我国目前规模空前的民工潮，后者如干部的能上能下、能官能民。相关内容可参见：陆学艺主编《当代中国社会流动》，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版，第2页。)现代社会阶层分化与传统社会相比一个重要特征就是流动性，决定一个人社会阶层的主要因素不是先赋性因素而是后天性因素。现代社会阶层结构的本质特征有三个方面，即公平性、开放性、合理性，它为不同社会阶层间的正常流动提供了稳定、可靠的制度保证，从而也有力地促进了社会阶层健康有序的分化，有利于化解社会阶层间的矛盾。合理的阶层分化有利于社会进步，但是，这种阶层分化必须遵循一定的原则，这个原则就是社会公正。没有遵循社会公正原则的阶层分化必然会造成两极分化，产生具有对抗性矛盾的社会力量，甚至造成社会动乱。当然阶层分化所应遵循的社会公正原则不是指结果的公平，而是指起点平等和规则平等。当前我国阶层分化带有很大的社会不公正性，主要是由于起点不平等和规则不平等而并非结果的不平等。起点不平等：一是指权力资本化，即以权谋私，权钱交易，致使部分领导干部及其寻租者暴富，形成贫富差距悬殊。二是城乡之间、不同所有制之间、行业之间、单位之间存在的众多横向流动壁垒，并由此形成集团性分化，客观上已经将社会成员圈定在阶层分化的不同起点上。规则不平等主要是指规则失范。暴富阶层中很多人迅速膨胀的财富主要是来自诸如偷税漏税、走私贩私、骗贷赖帐、化公为私等违法违纪违规行为，而不是来自资本的投入和技能的拥有等合法的途径。

我国阶层分化的不公正性，已经造成了相当大的贫富差距。为了保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顺利进行和社会秩序的长期稳定，我们必须以构建社会公正秩序为核心，采取各种措施，规范收入分配，依法保护合法收入，取缔非法收入，整顿不合理收入，调节过高收入，将阶层分化纳入公正、规范、有序的轨道。这就要求我们加快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改革的进程，构建完善的市场经济基本制度和基本规则，转变政府职能。加大反腐败力度，严厉打击寻租、设租等腐败行为。加大收入再分配的调节力度，确保低收入阶层的温饱。总之，社会阶层分化只有在公平的社会规范秩序中展开，才能真正促进社会结构的优化，体现出激发社会发展内在活力的巨大功能。

二、加强法律制度层面的整合

在阶层快速分化、社会迅速转型时期，法律规范对社会阶层分化与社会文明进步协调发展的保障机制是至关重要的。这是一些现代化早发国家“文明化”过程的一条重要经验。社会阶层分化过程中，原有阶层不断分化、重组，新的阶层不断孕育、产生，社会成员不断变换自己的职业、转换自己的角色，并不断地游离在不同的阶层之间。由于不同的社会阶层存在着不同的经济利益、政治态度、价值观念、社会心理、生活方式、需求目标等特殊差别，不同阶层、利益群体间的社会差异较大，特别是异质、多元的生产资料占有关系和生产经营上的差别，往往会给社会的文明发展带来无序状态。法律可以以其刚性机制解决其他机制解决不了的问题，从而发挥特殊的协调作用，保证各种社会成员、各种社会群体在区域流动、社会流动乃至国际流动中呈现良性状态，从而保持社会有秩序的运行，保障社会文明可持续的发展。

正如邓小平所指出的：“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法制，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 〔2〕美国著名政治学家塞缪尔?亨廷顿指出：“所谓制度，是指稳定的、受到尊重的和不断重现的行为模式。”〔3〕制度化是组织与程序获得价值的稳定性的过程。目前，我国农民政治参与的制度化法制化就是要在充分保障宪法和法律赋予每个公民政治权利和自由的基础上，对农民政治参与的内容、方式、途径做出明确的规定，并用法律的形式将其固定下来，做到有法可依，依法参与。同时还要改革现行的政治体制，使其具备自主性、适应性和凝聚性，以有利于农民的政治参与，实现由“顺从者”参与到“参与者”参与的转变。(注:根据阿尔蒙德的理论，政治参与有“狭隘观念者”、“顺从者”、“参与者”之分。“狭隘观念者”缺乏参与政治的要求。“顺从者”处于被动的低层次的参与状态。“参与者”体现现代化社会中公民应有的政治地位，积极主动地参与政治生活，并力图通过制度化的利益表达途径来影响政治决策，以期实现自己的利益要求。体制改革以前，中国的政治参与体制体现为“动员型”参与体制，农民政治参与也表现为“顺从者”参与。他们在政治参与的过程中并非参与的主体，而是政治动员和政治教育的对象，并非自觉自愿的参政，而是在自上而下的动员下，顺大流，走过场，应付领导。体制改革后，随着民主化程度的不断加深，自主意识和平等观念的逐渐增强，农民主动积极参政的热情高涨，同时，农民参与方式也体现出多样化，除参加村民大会，进行选举外，还通过与人合作解决问题、给干部写信、上访、与人大代表打交道等途径来进行政治参与。参与热情的高涨，参与方式的多样化表明了农民的政治参与由过去的“动员型”参与向“自主型”参与转变，由被动型参与向主动型参与转变，由过去政治生活中的“顺从者”真正转变为“参与者”。)

当前要做的工作有：第一、加强人民代表大会作为国家权力机关的政治地位，进一步完善农民代表的选举办法，使其具有广泛的代表性。第二、建立健全农民团体、咨询智囊机构，充分发挥他们在表达民意、吸引农民参与以及提供政治决策等方面的作用。 第三、建立和完善大众传媒的组织机构，使新闻传播形成多维度、多层次、多渠道的网络体系。第四、进一步完善农村自治组织形式，使其充分发挥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等方面的作用。第五、进一步开辟农民政治参与的新渠道，如社会协商对话制度，舆论参与和监督制度，专家咨询制度，民意测验制度等，防止农民寻求制度外的参与。

此外，政府还应充分利用法律的调节器的作用，防止社会冲突导致社会解体。其一，建立保障农村阶层分化的法律体系。从立法上保证农民分化的权利，保证不同阶层的权利和利益，引导各阶层健康发展，维护各阶层正当利益。根据农村社会阶层分化的现状，应正确加以规范和引导，通过一系列的法律法规，在政治上和法律上切实承认利益分化过程中各个不同阶层的合法权利和利益，保障社会各阶层的合法地位，尤其对新兴社会阶层如私营企业主阶层等，要通过立法确保“合法的私有财产和公有财产一体化保护”方针，明确他们在国家政治和社会生活中合理的权利和义务，支持和鼓励不同阶层独立自主地活动，公平地参与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经济生活，促使各阶层的健康发展。对于农民收入差距过大，国家应重视利用税法、金融法、物价法等法律手段进行调节，防止两极分化。其二，通过法律渠道，保障农村社会各阶层和社会集团成员的适度流动，既要允许一定范围内的垂直流动，也要允许一定范围内的水平流动。其三，加强法制思想教育。在农村进行普法大宣传。要培养农民的法律意识，教育农民要学会通过法律手段解决各种纠纷矛盾。总之，在社会转型时期面对农村社会的阶层分化，政府运用法律规范引导各阶层健康发展，是加强社会整合的重要路径之一。

三、加强社会保障制度层面的整合

社会保障是现代社会国家安全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化解社会阶层矛盾的重要手段，是维护社会稳定的基本条件，是实现国民收入二次分配和个人收入分配相结合的主要途径，是体现和维护社会公平的有效举措。加快社会保障体系建设，解除社会各群体的后顾之优。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和社会福利计划是现代社会收入再分配得以进行的条件之一，是实现社会整合的重要手段，它包括社会保险、救助、福利、优抚四个方面的内容。健全的社会保障体系不仅能为广大社会成员特别是低收入者提供衣、食、住、行、生、老、病、死、伤、残、孤、寡、教育、就业、失业等方面的保障，为他们的解除后顾之忧，而且也有利于改善群体间的关系，缓和群体矛盾。目前，在我国社会转型迅速、社会阶层分化加剧的历史时期，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障制度，能在全社会的范围内、特别是为社会弱势群体提供基本的生活保障，有利于消除和缓解不同阶层间的矛盾，起到维护社会稳定的“减震器”和“安全阀”双重作用。

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途径篇5

关键词：互联网；理性网络参与；行政生态；新机制

“网络政治参与”，即民众通过网络参政议政，进行舆论监督，参与公共管理，行使民主权利，是在高科技基础上，借助互联网推进民主政治发展的一种新方式和新途径。”所谓行政生态，即行政生存的生态环境，即对行政行为产生影响的因素综合体。随着我国经济和政治的快速发展，互联网的作用更加突出，更加广泛，与行政和社会生活等方面发生了密切联系。2008年“两会”期间，央视国际频道开设一个栏目，叫做“我有问题问总理”，得到了广大群众和网友的支持和赞同，网络成为民意直达高层的直通车。网络的发展拓宽了政治活动的空间，带来了新的行政生态环境，网络参与构建了我国行政生态的新机制。

一、从传统新闻媒体到网络媒体的发展，开拓了网络政治参与的新途径

宏观方面，互联网的快速发展为网络政治提供了更大的平台载体。据2007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中国互联网行业继续2006年上半年快速发展的态势。其中网民人数、上网计算机数分别达到了13700万人、5940万台，与去年同期相比分别增长了23.4%和20.0%；中国域名总数为4,109,020个，其中cn下注册的域名达到1,803,393个，与去年同期相比，增长了64.4%；中国网站总数达到了843,000个，网页总数达到44.7亿个，网页字节总数为122,306gb。微观方面，网络媒体成为大众获取信息的主要渠道。微观方面，网络媒体成为大众获取信息的主要渠道。如图1所示。

从图一可以看出网络、电视和报纸是网民获取信息的主要途径，此外，杂志、书籍和广播也是网民获取信息的途径。因此，对于网民这个特定群体来说，网络是其获取信息的最主要途径，

二、从网络新闻受众的小群体到网络大众的发展，扩大了政治参与的空间

据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2007/1)， 从去年同期的11100万到现在的13700万，网民人数持续增长。同时网民文化程度有了较大提高，文化程度为大学本科以下的网民增加了1937万人，达到9796万人，增长率为24.6%，文化程度为大学本科及以上的网民增加了663万人，达到3904万人，增长率为20.5%。中高等教育者成为网络政治的主要对象，他们新闻度关注较高，政治参与热情强，社会影响力大，成为政治参与的主力军，网络参与主体具有了“特定群体，高素质”的特点。

三、从网络舆论到政治参与的发展，赋予了网络参与的政治意义

网络舆论是表达民意的一种途径，是公众参与政治的一种原始途径。随着网络经济和民主进程的发展，为公众提供了更多的政治参与的途径和平台，公众的政治参与也从原始的舆论评论到多形式的参与，包括选举，公共事业建设投票等等。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的构建和谐社会。和谐社会以民主法治、公平正义为基本特征，而网络政治参与本身就是民主的传播方式和手段。党的十七大又提出“保障人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坚持国家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从各个层次、各个领域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 网络政治参与成为构建和谐社会的新形式，表达民生的新途径。从网络的政治功能来看，它的特点首先就在于其对象是社会广大公众，也就是受众的广泛性、普遍性和无差别性，本质就是反等级、反威权的，体现了平等自由的思想网络没有层次之分。它鼓励公众积极而不是消极的参与国家政治生活。所以，通过网络政治参与，推动民众广泛的参与政治生活，从而提高人们的政治能力和素质，这是最大限度的实现人民的根本利益的有效途径。民众通过网络政治参与表达自己的政治意愿，促使直接或者问接影响自身利益的政府政策更多的以民意为基础，使公民的政治参与能力得以增强，民主权利得以履行，成为政治系统稳定运行的重要保证，成为人类民主制度发展的重要进程。因此，完善与发展网络政治参与这一政治参与新形式，对于保持社会持续、稳定、和谐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四、从舆论监督到政策过程，促进了公共管理的治理方式变迁

网络舆论监督在发展初期，主要是对社会新闻事件进行评述，发表意见。新闻媒体以此发现公众关注热点，确定媒体行动方向。媒体目的是为了增加点击率和浏览量，扩大网站的知名度，增加社会效应和经济效益，而网络只是发泄感情的工具。随着网络经济的发展，人们利用网络的观念的变化，单纯的网络舆论监督逐渐演变成对社会事件的主动参与，全员互动，重新塑造了个人和组织的社会行动方式。公众通过网络参与公共政策，实现了从“受众”到对话者的转变，提升了自己的本质力量，公民的权利义务意识在这一过程中得到巩固和提高。通过参政，他们对公共事务会有较为丰富的了解，能够从现实主义的立场来理解公共管理，政治责任感进一步增强，他们也会感到参与是一种不可让与的权利，同时又是一种不容逃避的责任。而公共管理者通过电子政务，开博客，或网上聊天，向公众传达政治立场和主张，塑造政府形象，与民众增加互动，了解民意，争取民众支持。经济学家，企业家争鸣经济问题，加强行业交流。网络正在向政府治理、经济管理等诸方面渗透，这一切正逐渐成为一种趋势。它使政策信息传递变得简洁，政策监督变得有力，民意表达更加真实。2008年，广东省委书记汪洋和广东省省长黄华网上发信致谢，感谢在战胜2008年雪灾中，民众对政府政策的支持。网民成为支持政府决策的重要基础。

然而，由于网络成员身份被数字化、虚拟化了，匿名性和隐蔽性被有效地结合起来，使得网民能以“隐形人”的身份在网上自由操作，从而摆脱现实社会的规范，放纵自己的行为。一些对现实不满的个人、恐怖组织、极端宗教组织等就可以利用互联网散布政治谣言，进行政治煽动，制造混乱，攻击和低毁政府。由于公众对社会事件真相的信息不对称，容易被误导，导致网络舆论的偏激，很大程度会引起负面效应。加之网络信息传递的无壁垒和快速性，给政府管理带来极大压力，尤其是政府会成为舆论风浪上的小船，易被舆论左右，这无疑使政府的责任更加艰巨，促使政府改变传统的公共管理模式。因此，网络参与的发展必须引起政府管理者和公共管理研究者的广泛关注，必须进一步研究网络参与对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以及政府的公共管理带来的影响与变革。笔者浅谈一下对建设理性网络政治的建议。

五、把 “电子政府”作为畅通公民网络政治参与的正式渠道

一方面为应对网络政治参与对既有的社会政治制度的冲击，就要求各级政府要加快体制创新，构建有效的“电子政府”，改变现在的政府网站形象，把观看型网站变为互动性网站，让政治体系与社会各界的信息共享，为公民从政府站上获取信息提供方便，降低公民政治信息收集的成本。同时强化政治体系的回应力，借助网络信息技术，在政治体系与社会及民众之间架起了一座电子桥梁，使政府以全而了解民众的呼声、意愿和需求，使电子政府成为民众网络政治参与的基础和有效保障。畅通公民网络政治参与的渠道。另一方面，规范公民政治参与的渠道，把公民政治参与渠道纳入政府管理范围，指定政治参与渠道，变多渠道为单渠道，便于规范管理。

六、建立网络政治参与机制和应对机制

公众是公共政策主体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虽然没有明确的组织，力量也比较分散，但却是一种最广泛的非官方政策主体。公众通过各种政治参与途径，影响或制约政府的公共政策的制定和执行。此外，公众也是政策发生作用的对象，即政策客体。只有制定正确的网络政治参与机制，加强规范，正确引导公民网络参政行为，才能发挥公民的政治参与热情和政治民主。同时，政府对于网络政治参与中的危机事件也应该建立应对机制，以便及时解决矛盾，化解舆论的负面效应，引导正确的舆论。

七、消除“数字鸿沟”，为公民提供平等的网络参政机会

网络政治作为新兴的政治参与平台，已逐渐成为重要的参政渠道。但由于电脑和互联网的普及还受到一定限制，导致贫困者的呼声还很弱，尤其是广大农民还不能够方便的使用网络，没有受益到网络政治和网络经济发展带来的好处。因此需要政府加大投入，提供免费的网络使用平台，加强网络知识的普及，把网络政治作为政府发展规划的重要环节。

八、把握网络文化主旋律，加强先进网络政治文化建设

中国政治文化是以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等思想意识和价值观念为基本因素，以民族性、科学性、民主性、大众性为基本特征，外化为强大的政治意识形态，通过各种政治社会化媒介向全社会进行灌输和教育，在政治文化的系统、过程和政策等各个方面确立了全社会对重大政治问题的价值选择和心理调适标准。由于网络政治文化传播对象的特定性，把网络政治文化作为主流文化进行传播，有利于加强社会的舆论引导，在社会较大范围内形成良好的舆论氛围，促进和谐社会的快速发展。

参考文献：

[1]王惠岩，政治学,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

[2]陈振明，公共管理学，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3]王维国，公民有序政治参与的途径，人民出版社， 2007年版

[4]毛寿龙，网络政治带来什么，人民论坛，2007年第14期

[5]冯照光，谢英霞，网络政治给政府工作带来的机遇与挑战，黄河科技人学学报，2002年6月

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途径篇6

关键词：执政党；包容性；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

中图分类号：D2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7408（2014）08-0020-03

作者简介：刘晓芬（1980-），女，湖南岳阳人，中共西安市委党校党史党建教研部副主任，讲师，研究方向：党的建设及民主政治理论。

国内研究协商民主的主流群体主要有两类：一是长期从事人民政协工作的职业政协人士，二是对协商民主理论感兴趣的理论工作者。身份的差异导致了二者对国内协商民主理论研究缘起的两种主要观点。前者认为中国的协商民主理论源于本土，源自中国国内人民政协发展的历史与实践，是为实践权威派；后者则认为中国协商民主理论源于西方的政治哲学语境下协商民主理论的发展和延伸，是为理论权威派。笔者认为，协商民主作为一种民主理论首先源于西方，经过与中国人民政协的实践结合，初步形成了具有鲜明本土特色的中国式协商民主理论，这一理论契合了转型期中国现实发展中解决各类棘手问题及社会矛盾的需要，于十正式进入执政党的执政视野，吸收为执政党的执政方式之一，这也是新时期民主执政的现实需要。作为一种新的执政手段和方式，执政党应该如何运用它来为执政服务、协调各类社会关系、化解社会固有和新增的矛盾风险，成为广大理论和实践工作者必须研究和解决的现实问题。

一、协商民主进入执政视野的现实意义

党的十明确提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是我国人民民主的重要形式。要完善协商民主制度和工作机制，推进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这是协商民主正式进入执政话语体系，成为我国民主制度重要组成部分的标志，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1.展示了执政党与日俱增的包容性和开放性。这种包容性至少有这样三方面的内涵，即理论的包容性、执政心态的包容性和执政方式的包容性。所谓理论的包容性，就是从执政党的话语体系承认了协商民主作为一种民主理论的存在。从笔者近年参加的政协理论研讨会来看，明显感受到从事相关研究人士的理论不自信，甚至怀疑协商民主是否能被称为一种民主理论。这确实反映了从事政协理论研究的实践工作者和专门的理论研究人士的普遍心态。十报告则消除了这些人士的疑虑。所谓执政心态的包容性，就是作为唯一的执政党，进一步认识到执政监督的重要性，并且向世人展现出欢迎各方面监督的姿态，而且还采取了得力的措施来保障这种监督权的行使，比如现在政协实行的双周座谈会，就重大决策进行事前协商。这种执政心态的包容性表明作为执政党眼睛里面要容得下“沙子”。执政方式的包容性，就是通过协商民主的运用把民主执政的执政方式从说落实到做，从只闻楼梯响到终见人下来，从单一的行政管束到引入社会治理的途径。

2.揭示了协商民主的社会治理意义，从单纯强调政治协商到强调基层协商并重。十之前，协商民主往往被有些研究者特别是政协理论研究者视为人民政协政治协商的代名词。这一观点，实际缩小了协商民主一词的深刻含义。党的十明确提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是我国人民民主的重要形式”这一观点，实际是为协商民主正名，它表明协商民主作为一种民主形式，并非某个特定人群的专属权力，而应该是我们解决问题的一种途径，且与代议制民主互为补充。十八届三中全会的一大贡献就是把“社会治理”一词摆到了社会公众的面前。过去我们一直讲社会管理，这次果断地用社会治理来替代，这也是对十所提的“完善基层民主制度”的良好呼应。十报告如是阐述：要健全基层党组织领导的充满活力的基层群众自治机制，以扩大有序参与、推进信息公开、加强议事协商、强化权力监督为重点，拓宽范围和途径，丰富内容和形式，保障人民享有更多更切实的民利。[1]社会治理的核心要义就是要充分调动民众自身的主动性、积极性，让民众参与治理，即还权于民。当然，这里的民众包括社会组织、特定社会群体。所以协商的范围进一步扩展，既囊括高层的政治协商、精英协商，也涵盖基层的议事协商、社会的治理协商。

3.表明了社会管理理念与途径向深层次拓展，体现了从传统的社会管理向社会治理转变的价值功能意义。一般意义的理解，社会管理着重强调从上到下的单向度的政府对社会的管控，它的主体主要是政府机构，目标主要是实现政府对社会公共事务的有效管控，它的实现途径主要是通过自上而下的行政权力推进。就社会治理而言，它的主体既可以是官方机构，也可以是私人部门或者叫第三部门；它的目标是实现对公共事务的有效管理，实现对资源的有效配置；它的途径是协商、沟通、对话和合作；它的运作方式是上下互动多渠道运行。从这个意义上看，协商民主的理念、实现途径与治理理念、途径基本契合，协商民主的实现必然要求社会管理向社会治理的转变。这意味着基层社会的制度重构、权力的重新整合、治理合法性的公民认同、经济的健康发展、居民创造力的有效发挥、基层民主有序发展、社会自然的和谐共进。

二、我国协商民主现阶段发展的症结难点

协商民主虽已成为党执政的思维方式之一，但现阶段我国要深入发展协商民主还存在诸多问题。

1.民主传统的缺失影响协商民主理念的确立。民主的背后有着较为深厚的政治文化背景和传统，它对民主制度能否建立、民主化能否成功起着根本性的作用。[2]民主传统是协商民主形成的土壤，西方历史悠久的民主传统和多元的民主政治文化催生了其协商民主理论的兴起与实践的发展。我国历来缺乏民主传统的文化氛围，数千年的封建专制统治催生的是根深蒂固的集权思想和官僚统治，人治传统和浓厚的官本位意识严重阻碍了民主思想的确立。虽然改革开放以来，公民的民主意识日渐觉醒，但是传统文化中的人治思想仍然影响深远，制约了现代民主政治文化的发育。首先，我国传统文化中根深蒂固的臣民文化限制了公民参与意识的发展。这种臣民文化的外在表现主要是民众对统治者在思想上顺从、在心理上依附、在行动上惟命是从；其次，我国传统文化中的中庸思想影响了公民独立政治人格的发展。中庸思想崇尚“中”“和”，主张民众通过严苛的自我修炼培育自己的理想人格，这与现代协商民主倡导的各参与主体自由充分地表达观点态度的理念存在一定分歧；第三，我国传统文化中的官本思想导致了公民政治信仰的淡化。官本文化强调严格的等级制度、下级对上级的绝对服从和上级对下级的绝对权威。这与现代协商民主倡导的协商各方地位平等的理念明显背离。可见，我国传统文化中民主思维的缺乏严重影响了协商民主的发育成长。

2.代议民主欠发达制约了协商民主的推广。在现代政治体系中，协商民主的产生源于对代议民主缺陷的反思，从这个意义来看，选举民主是协商民主的前提和基础，协商民主的发展必然要求有充分发达的代议民主作铺垫。协商民主以平等、公开、理性、协商作为其核心价值，以实现公共利益的最大化作为其追求的价值目标，而这些的实现需要充分而高度发达的选举民主长久熏陶，并非一朝一夕可以促成；其次，协商民主的困境需要以代议民主的方式来弥补。协商民主在价值上主张通过公平理性的对话协商解决分歧以达成共识，但协商的结果并不总是表现为共识，有时分歧无法避免，当共识无法形成又必须作出决策时，就会陷入协商僵局，就需要以投票的方式来最终促成决策。客观地看，我国代议民主还不够发达，其中两个具体表现。一是作为我国根本政治制度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还有待进一步完善，人大代表的选举方式还有待改进，基层代表的比例有待提高，代表联系群众机制有待构建。二是我国的选举制度还有不足，一些地方的选举包括基层选举流于形式、黑箱操作仍然存在，选举的合法性和民主性有待提升，这些问题影响和制约了协商民主的健康发展。

3.民主决策的低效影响协商民主的实践运用。协商民主实际更多是一种决策民主。理论上看，在专制政体中，决策的向度始终是单一的自上而下的模式，决策者无需更多考虑他人或民众对于决策的意见和态度，所以决策的效率往往较高，在应对危机时的反应更快；而在民主政体中，决策往往受多重因素影响，决策的方式是双向甚至多向的互动模式，决策者往往必须综合考虑或采纳大多数民众的意见，所以决策双方或多方之间必须经过充分的沟通或协商，以获取最大限度的意见认同，从而做出符合双方甚至多方最大利益的决策。这种决策模式必然需要更多的时间、经济成本作为支撑，因而会降低决策的效率，有时甚至会导致无法形成共识的尴尬，有些西方国家在某些事件决策中动辄拖延几年的现象并不鲜见。这种决策的低效无疑会影响协商民主的实践运用。

4.公民参与的负效应影响协商民主的良性发展。有关公民参与的讨论和研究在国外已经很多，近年来在西方发展起来的协商民主理论，主要就是一种公民参与理论。[3]协商民主的重要环节就是协商双方或多方的平等协商，协商的前提是充分的积极的公民参与。在现代社会，公民参与已经成为衡量一个国家民主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亨廷顿认为，政治参与是公民政治权利实现的重要方式。政治参与扩大是政治现代化的标志。[4]我国要发展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完善基层民主制度、健全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健全充满活力的基层群众自治机制，如何扩大公民的有序参与是个不容回避的研究课题。在政治现代化的进程中，公民参与意义重大，比如保障公民权利实现、防止公共权力滥用、使公共政策的制定更加民主和科学、促进社会的稳定和谐等。但是公民参与也有可能引发公民参与的危机。这种参与危机的主要表现有：公民在政治上的极度冷漠；公民的参与需求、参与热情高涨与合法参与途径受限导致非正常参与；政治参与中公民与政府爆发剧烈的冲突；公民参与失控等。如果没有良好的措施规避公民参与的负效应，协商民主的良性运行将大打折扣。

5.协商民主的实施缺乏具体的制度性安排。客观来看，我国已有的人民政协的政治协商和基层群众的自治实践实际还是一种精英协商。从政协的层面看，其政治协商是政治精英就国家大政方针的协商；而从基层群众自治层面看，其就基层事务进行的村民或居民间的协商也往往沦为少数基层精英的意见场。因此协商民主作为一种人民民主的重要形式在我国只能算是才刚刚起步，还缺乏更加完整的理论基础和制度支撑。十八届三中全会已经提出要构建程序合理、环节完整的协商民主体系，但协商的程序和环节如何确定，仍需要更多的实践探索；协商渠道的确定、协商平台的构建也需要更为严谨的制度规范；人民政协作为我国协商民主的重要渠道其功能定位也需要重新调整，以期发挥更大的作用。

在党的十和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的指导下，推进我国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必然要针对上述制约协商民主发展的问题，构建符合我国实际的协商民主发展路径。

三、我国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的实践路径

1.培育协商文化，促使协商理念深入人心。文化传统和思想观念对人的行为和社会制度的影响是根深蒂固的，封建传统的官本位思想对民主文化有天然的排斥的作用，要在我国形成协商民主的氛围，首先必须着力培养和塑造协商民主文化，让协商理念深入人心。一是要承认社会价值的多元和利益诉求冲突的客观存在。协商民主致力调和多元的社会价值取向，寻求不同群体利益诉求的最大共同点，只有首先承认分歧、冲突的广泛存在，才能展开理性、包容的对话协商。协商民主要致力于塑造民众的包容开放的心态；二是要彻底摒弃文化。文化的存在说到底是封建专制思想的外在表现，强调严格的等级制度与服从，缺乏不同观点意见的表达与采纳，与协商民主思想格格不入；三要培育公民社会和参与性政治文化。成熟的公民社会是参与性政治文化发展的基础，公民参与是现代政治文化的重要表现，协商民主的实现同样需要公民对政治、社会事务的广泛而深刻的参与。

2.完善代议民主，为协商民主发展提供制度土壤。从我国代议民主的制度架构及运行现状来看，完善我国代议民主制度重点要从两方面着手。首先是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支撑我国代议民主的核心，当前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要重点做好四个方面的工作：一是优化人大代表的结构组成，“提高基层人大代表特别是一线工人、农民、知识分子代表的比例，降低党政领导干部代表比例。”[1]通过优化代表职业、知识、年龄、性别及阶层结构，保障代表的普遍性；二是改革人大代表选举制度，以候选人自愿申报登记为前提，采用竞选形式，保证代表的广泛性及真实性；三是建立责权明晰的代表考核监督机制，对代表实行优胜劣汰的动态管理，保障人大代表密切联系群众，真正代表选民权益，认真履职；四是进一步提高人大代表专职化比例，促使代表依法履职。其次，要完善我国的选举制度。实行自由、公平、公正、竞争性的选举是现代代议民主的基本精神和特征，具体来看，要从完善候选人提名方式、提高差额选举的范围和比例、逐步扩大直接选举范围三个层面进一步提升我国选举的合法性和民主性。

3.倡导科学决策，提升协商民主的社会认同。决策的优劣，不能简单用决策的效率来衡量。虽然传统的自上而下的决策模式效率较高，但决策执行的风险和落实的阻力以及决策腐败的空间也较大。对比自上而下的决策模式，双方或多方的协商决策过程的确需要花费相对较多的时间和经济成本。但经过利益关联各方充分讨论协商后做出的决策更能得到普遍的社会认同，决策更具科学性、更容易落实到位，也是事实。由此，协商决策虽然一方面延长了决策达成的时间，另一方面却实际缩短了决策的执行过程，减少了决策失误，从而节约了决策执行成本，较好地规避了决策腐败。因而，要大力倡导科学决策，尤其是涉及重大公共利益问题的决策，更需要经过参与各方的充分理性协商，最大限度降低公共政策制定风险，以实现公共政策执行中的效益最大化。公共决策的科学性提高了，无疑会提升民众对协商民主的认同度。

4.构建社会协商制度，确保公民参与的公共理性。协商民主作为人民民主的重要形式，必然要求一整套完整的制度体系作为其承载和支撑，这一制度体系应该包括协商制度规范、协商主体范围、协商事务类型、协商程序构成、协商时间节点等等。社会协商制度的构建要以最大限度调动协商各方理性参与协商、认同协商结果、规避参与危机、达成有效决策为前提。具体来看，社会协商制度的建构应基于以下原则：一是协商各方理性公平参与协商原则，确保协商结果的公正性；二是协商各方充分表达各自观点立场原则，确保协商结果的公平性；三是协商各方及时参与协商原则，确保协商程序的有效性；四是协商结果理性认同原则，建立协商决策补救机制，确保决策适时性；五是有利于化解社会各类矛盾风险原则，为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保驾护航。

5.拓展协商层次，完善协商民主机制。十八届三中全会已经明确我国下一步协商民主的重点发展方向，提出要“拓宽国家政权机关、政协组织、党派团体、基层组织、社会组织的协商渠道。深入开展立法协商、行政协商、民主协商、参政协商、社会协商”。[5]具体来看，一是要继续推进人民政协的政治协商深入发展。从政协角度看，就是要推进自身改革、不断完善自身功能，在涉及国家大政方针、重大决策以及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问题决策中发挥好自身的传统协商职能，同时还要利用政协的制度平台，拓展政协的社会协商职能；二是积极构建政府与社会的协商机制，使之成为社会矛盾纠纷调处的重要手段，明确矛盾纠纷化解平台、路径、程序，力争涉及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实际问题，都能通过体制内协商平台，达成政府与民众最大共识，形成符合多数人利益的决策；三是积极搭建社会中介组织协商平台。大力发展社会中介组织，培育承接政府职能转变的相关社会组织，扶助社会中介组织健康发展，促使政社分离；四是推行基层协商制度化，为民众参与协商搭建制度化平台。归根到底，只有构建一套完备的协商制度体系，才能确保协商民主真正从理论走向实践，从理念落到实际。

参考文献：

[1].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2]朱世海.选举民主与协商民主相结合是中国社会主义民主的重要特色[J].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08，（1）.

[3]张献生，吴茜.西方协商民主理论与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J].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06，（4）.

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途径篇7

关键词：政治参与；农民；民主制度

一、什么是政治参与

政治参与是为政治行为的一个重要方面，即“普通公民通过各种合法方式参加政治生活，并影响政治体系的构成、运行方式、运行规则和政策过程的行为。他是政治权利得以实现的重要方式，反映着公民在社会政治生活中的地位、作用和选择的范围，体现着政治关系的内容”[1]。“布斯和塞莱格森在《拉丁美洲的政治参与》中则认为,政治参与的目标不完全指向政府,凡是影响或试图影响公益分配的行为都是政治参与,社区(村庄、街区)也涉及公益分配问题，所以政治参与的目标也可能指向社区。”[2]根据国家统计局资料显示，2016年，中国大陆总人口13亿8271万人，其中乡村常住人口5亿8973万人，占比约42.7%。我国农村人口众多，近年来因改革开放和城镇化发展，相当一部分农村人员脱离或者半脱离土地，成为“新市民”——脱离农村也融入不了城市，成为社会发展的弱势群体。他们的合法权益容易被侵犯，因此，权益的保障对其而言就显得格外重要。而农民因主客观各种条件的限制，行使民利、进行政治参与的途径比较单一，大都通过基层民主自治组织实现。然而随着近年来微信、微博等自媒体发展迅速，网络的普及让新闻的深度广度快速渗透可触，广大农民的政治参与普及度和成效有所发展，但是总体水平不高，参与意识处于较低水平。

二、农民阶层政治参与的重要性

农民的政治参与总体水平不高，参与意识不强，除了自身政治素养和觉悟低以外，也是源于客观条件的限制，具体如下：

1.农民自身的局限性

我国是农业大国，农民占总人口的多数，改革开放以来，社会经济进步发展，有的农民逐渐走进城市成为新市民，有的不再以土地为生，自谋职业成为新农民，有的则留守乡村从事现代化大农业生产。加之现在城镇化水平迅速提高，城乡二元结构模糊，农民身份归属更加模糊交融。加之他们在文化水平、社会意识、经济条件、政治素养方面仍处于弱势地位，一旦遇到利益博弈农民较易受到侵犯，是现代化建设中首当其冲的承受阶层，并且往往难以享受成果。不畅通的表达渠道更容易让他们采用不合理甚至违法的方式。这种局限性在当前政治改革中必须首先解决，解决的最好方式就是预先关注、预中保障、预后及时教育和引导。

2.三农问题的迫切要求

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中国改革发展的焦点问题，长期以来我们以城市为中心，以第二、第三产业为依托的发展格局的倾斜，已经让三农问题的解决迫在眉睫。农民是三农问题的核心，长期以来对农民的忽略和疏离使农村问题缺少主体关注和持续推动。而农民的身份认同和归属要通过素质教育、基层民主建设来解决。农民是农村的主人，解决农村问题离不开农民的支持和参与。新农村建设与城镇化建设涉及农民的切身利益，必须加强力度，让农民们积极参与、建言献策，通过多元化途径和方法，效果会更好。

3.五大理念应有之义

在2015年10月的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中，提出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五大发展理念，要求“人人参与、人人尽力、人人享有”。农民这一广大群体，在新中国成立以来，每每都抱有极高的觉悟和奉献精神，对国家的工业化和改革开放做出了巨大牺牲，为国家经济建设贡献极大。他们必须被融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大局中、改革开放的深化发展中，必须首当其冲地受惠社会改革成果而不是被遗忘。城乡新发展、产业新布局、政治民主化、文化新繁荣、生态更环保必须让农民充分参与，享有成果，为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夯实根基、开辟道路。

三、现阶段对农民阶层政治参与现状的分析

农民问题一直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问题。作为人口基数90%为农民的农业大国，新中国成立以来，本人也很重视农村农民问题，对农民进行思想引导和改造、对农村经济关系的调整和建设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关切重点。改革开放后，由于农村较高的战略地位和发展的滞后性不对称，关于农民、农村问题在较多的理论著作中皆有论述，有的则专门著书立说解析农民、农村问题,理论成果颇丰，其中不乏大范围的调查研究、实证计量和写实，基层的民主建设也颇有改善，农民和农村问题已经引起决策层和全社会的重视。

1.目前农民政治参与的途径和方式

常规制度化的政治参与渠道:(1)基层政治生活中的日常选举、投票渠道，如村两委的选举。(2)参政议政渠道：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或其他派、社团，如工会、共青团、妇联等社会组织。(3)制度化表达渠道：集会、请愿、发表政治言论、参加座谈会、、参加听证会等。非制度化的政治参与渠道:(1)群体申诉方式：群体性静坐、示威、越级上访、聚众闹事、拉横幅、贴标语等。(2)政治冷漠方式：采取消极的政治态度、漠不关心政治问题、不参与政治活动等。(3)诉求于媒体方式：微博、微信、广播电台、报纸网络等，寻求大众支持和关注，放大宣传效果和受众面。(4)其他个别极端化方式：与政府工作人员对抗、冲突，暴力袭击或自残等。非制度化参与渠道的出现归根结底在于官民关系紧张，沟通不畅，导致不信任关系长期存在并加剧；个别官员不作为，不能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能深入群众发现问题解决问题，习惯拖、抛问题，伤害了一批群众的感情。“在发生农村政府部门乱收费现象时，选择默默忍受的农户最多，占比高达47.6%，……，选择与‘政府部门沟通’的农户也比较多，占比40.8%，……，一旦没有沟通成功，农民的选择就趋于多元化，一部分默默忍受，另一部分则通过其他手段挽回损失，比如上访、找熟人帮忙、打官司、找媒体帮忙，静坐、暴力反抗等，就容易造成农村不稳定。”[3]

2.目前农民政治参与的特点

（1）途径趋向多样化。除传统的制度性渠道外，现在自媒体、网络政治参与模式等非制度性途径比重增多。（2）政治参与的主动性、参与水平不高。政治冷漠或者消极参与比较多，更多的是利益被侵犯时，自身或集体的维权参与。（3）组织性不强。由于利益的差异性，较多地表现为自发无序的政治参与，容易被投机者利用。（4）参与反馈的问题比较集中。反馈的问题主要集中在基层政策实施、管理中存在的问题，大部分群众对国家的大政方针政策比较满意。

3.目前农民政治参与水平有限的原因

（1）农民文化素质比较低、法律意识淡薄。20—50岁的青壮年农民占人口多数，文盲、小学、初中学历较多，对政策理解浅显，生活压力较大，出现问题，要么冷漠对待，要么参与方式简单粗暴。（2）目前农村出现较多的是征地补偿问题。农民对经济利益最为关注，但是基层政权过于武断，有时候沟通不畅，有时候官商一体，对农民施压，乃至出现人身安全问题，导致农民误解、易寻求过激的或者非体制性的参与表达渠道，如越级解决，越级上访，集体申述等。（3）信息网络发达，农民容易受其他区域的个体农民的参与方式和效果影响，互相攀比，希望得到大众关注，但往往某些人个体利益大于群体利益，个人主义立场强烈。（4）农民自身缺少身份认同，无论是个体对于自身，还是社会对于农民，没有给予充分尊重和正确定位，使农民个体容易自卑，不能正确对待自己的问题，容易把自己定位在弱势、劣势位置，容易仇视、放大社会问题，导致政治参与意识失衡。

四、对农民政治参与现状的几点思考

笔者参考徐寿的《中国农民的政治认知与参与》、贺雪峰的《新乡土中国》、丁云的《当代中国农民政治参与》等著作，提出以下几点浅显建议：第一，畅通参与渠道，创新参与途径，多开几次村民大会，多增加几次座谈会，多让农民主动提出问题，主动参与解决问题，培养农民的主人翁意识。农民多了解一点村事国事，就少一点误会，中国共产党成立90多年来，农民是很有奉献精神和大局意识的。村委、小组长多走街串巷，多多加强对农民的教育、引导，个人利益、集体利益、国家利益最终是一致的。第二，因地制宜，实事求是地宣传落实各级政策方针，监督和保障农民各项权利落实，让农民充分参与。农民因主客观条件限制，往往对社会事务了解慢半拍，相对于新闻媒体、政务公开，农民通过邻里口口相传了解新闻事务是主要渠道，新闻的真实性往往会大打折扣，还易带有个人色彩，所以对农民的政策方针的落实往往要更有耐心一点，要求更灵活一点。第三，城镇化进程有的放矢，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能一刀切，新农村建设同等重要。只要对农民好的，我们可以适当灵活处理，让农民上楼不是为了政绩，而是为了和谐幸福，增加农民收入，提升幸福感比上楼重要多了。第四，各级政府对村民反馈的问题多加关注，而不是推抛，置之不理，减少不作为，提高解决效率。大部分村民法律意识淡薄，权力、义务观念模糊，但是大部分村民只求安稳度日，可是一些政府工作人员求“稳”而拖“问”，小问题一经拖、推，变成大问题，伤了农民的信任和感情，这种现象要注意改进。第五，社会加大对农民的价值认同和身份尊重，政府加强对农民的福利保障。劳动人民都是伟大平等的，没有农村的奉献和配合，就没有工业、城市繁荣的今天。要对农民加强心理疏导，加强各种职业、技能教育，提高农民阶层的社会认同感和归属感，提高农民阶层的幸福感。

参考文献

[1]王浦劬.政治学基础[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5）：165.

[2]宋春红.中国农民政治参与的现状探析及对策研究[D].长沙：湖南师范大学,2004.

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途径篇8

【关键词】人的全面发展；政治参与；辩证关系；启示

马克思主义人的全面发展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一个重要方面，人作为一切社会活动的主体，人的自身的发展程度对于进行社会活动以及活动的范围、深度等都有着重要的影响，根据这一理论对当今社会及人类的发展有重要的指导作用。公民政治参与是我国民主政治中的核心内容，既是我国国家性质的具体体现，也是现代民主政治发展的趋势和要求。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与公民政治参与是相辅相成的辩证统一关系。

一、马克思主义人的全面发展理论与公民政治参与的辩证关系

马克思主义人的全面发展理论具有丰富的内涵，概括而言有两方面的重要内容，包括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前提条件内容以及人的全面发展的理想目标架构内容。具体来说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首要条件就是社会生产力的高度发展，能够为社会人的发展提供各种所需的资源；其次是社会关系的不断完善，使得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变得和谐而平定；再次是大量闲暇时间的增加，能够让社会人有时间去思考和获取自身所需之物；最后是教育的大力发展。人的全面发展的理想目标主要有四个方面，即人的社会关系的全面发展；人的素质的全面发展；人的能力的全面发展以及人的个性的全面发展。公民的政治参与是指公民个人或公民团体运用自己的政治权利，通过一定的方式和渠道，试图影响政治过程来满足自己的诉求的行为。

（一）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是政治参与的基础保障和最终归宿

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是政治参与的前提保障。国家是由公民组成的，国家的民主政治发展是公民政治生活的全部，公民的政治参与则是国家政治生活的首要因素与核心内容。政治参与能力是人的各项能力中一个重要的方面，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才能为更好的进行政治参与提供保障。国家意识是公民意识的集中体现，国家意识能否为更广泛的人所接受，能否为国家和个人带来自身发展的条件，不仅取决于公民的政治参与，更取决于公民政治参与的能力大小。公民的政治参与能力如何，是否具备良好的政治智慧、政治敏锐性等直接关系到政治参与的深度与广度。诚如亚里士多德所言，人是天生的政治动物，政治与人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政治生活涉及到人民生活的方方面面，既有对国家前途与命运的关心与支持，也有对个人命运的关注。一定的政治参与能力是政治参与的基础。公民不仅需要谋生的专业能力，来实现个人价值，也需要政治参与能力，实现人生的社会价值。

政治参与的目的和最终指向是为了寻求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人作为超越性的存在，始终处在追求自身发展、完善自我修养的动态过程中，公民的政治参与从表层来说是为了谋取一定的利益，这种利益既有个人私利，也有富国安邦的公利；从深层来说，国家作为公民存在集合的场域，追求利益的根源都是为了求得更好的自身发展条件与资源，都是为了追求自我的完善，达到理想的境界。公民在各自理想目标的导向下以期通过政治参与首先将自己的意识融入国家意志中，再由国家意志的各种政策、制度的强制性保障来实现个人的意志达到实现目标的结果。另外，在政治参与的过程中，也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困难，遭受不同样的挫折，然而随着政治实践的加深，也会不断提高着自身的思想意识和道德境界，从而起到了完善自我人格的效果。不管从哪个方面来看，政治参与只是一个条件和手段，通过政治参与这一途径可以使人的素质、能力与个性得到发展，使社会关系得到丰富，从而促进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

（二）政治参与是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政治途径和重要动力

政治参与是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政治途径。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唯一实现途径就是实践，由于人的社会生活和社会关系是多方面的，因此，人们进行的社会实践也是多方面的综合实践。政治参与则是人们在政治生活领域中的社会实践活动。政治参与是上达民意，监督政府，实现公民资格和保障公民权益的重要工具。公民在政治参与的过程中，社会责任感得到强化，政治知识变得丰富，利益的辨析与是非判断的能力不断提高，以人为本、服务大众及奉献社会的价值观逐渐形成。同时在政治参与的实践过程中，个人的眼见得到了开阔，人生经历得到了丰富，社会经验也随之得到很大的增加，这些都无不使得公民个性得到了极大的塑造与砥砺，从而使人的能力得到了提升、人生境界得到了提高，促进着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为了实现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就必须不断通过多种有效方式来完善人们的社会关系，而政治参与则是推动巩固和完善人社会关系的一种重要方式，能为人的发展提供切实的有利条件。

政治参与是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重要动力。政治参与是公民有目的性的实践活动，是公民行使自身权利获取报酬；追求社会正义与发展、公共福利人民福祉的行动。人们为了更好地进行政治参与实现自身的目的，必然要不断努力提高政治参与能力，从而促进人自身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公民为了培养自身的能力，会努力寻求受教育的机会，不论是学校教育还是社会上的其他优秀教育资源，都能对人发展起促进作用。政治参与的进行也需要扩大社会交往和丰富社会关系，获得更多的政治参与资源，在丰富的社会交往中，既能提高社会交往能力，也能在与他人各种组织的交往中，走出狭隘、拓宽视野，获得多途径的学习。这在一定程上也能促进了人的全面发展。

二、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理论对促进公民政治参与的启示

由于人的全面发展与政治参与是辩证统一、相辅相成的，因此从马克思主义人的全面发展理中可以发掘一些对政治参与有重要的启示的内容。人的全面发展目标的实现过程也是政治参与不断推进的过程。政治参与的过程也在促进着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

（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是实现公民政治参与的基础

在资本主义社会早期，资本家为了提高劳动生产力，发明了流水工作线，实现细致的工业分工，促进了生产力的提高。现代工业技术获得大发展，智能化机器的运用使社会生产力又有新的提高。当自动化机器代替人的手工劳动，人就可以获得更多的闲暇时间，去从事其他社会活动。同时，为了不被科学与技术飞速发展的现代社会淘汰，每一个人都应该不断地接受教育。闲暇时间和接受教育也是实现政治参与的需要。

另外，马克思主义认识论认识，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作为上层建筑的政治参与毫无疑问的是离不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正如恩格斯所说“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所以直接的生活资料生产，从而一个民族或一个时代的一定经济发展阶段，便构成基础。”生产力的发展是所有社会存在生存和发展的先决条件，也只有生产力的发展才能为人们的社会生活提供丰富的物质资料；同样，人们也只有在生存根基得到保障的基础上才能去追求更多自身发展资源和条件，也只有这样才有资格和能力去进行政治参与的实践活动，并通过这种实践途径中去寻求更多的发展条件。

（二）富足的闲暇时间是促进公民政治参与的条件

每一个人的时间与精力是有限的，如果人们每天为了不必要的事情而辛苦工作的时间占了很大部分，那就会缺乏时间和精力去关心社会事务，也会政治冷漠。不是不愿意，而是自顾不暇。正如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所讲，在必要劳动时间之外为整个社会和社会的每个成员创造大量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即为个人发展充分的生产力，因而也为社会发展充分的生产力创造广阔的余地。所以，为了促进社会政治参与的广泛性与经常性，就需要公民拥有闲暇时间。一方面，企业等工作单位应科学管理的同时发展与运用先进技术，不断提高单位时间的生产效益，同时，在制度上保障每位员工的休息休假的权利，让员工拥有富足的、可自由安排的非工作时间。另一方面，人们也应该科学安排自身的闲暇时间，参加有益身心健康、有利于社会发展的活动，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同时能增进社会和谐。同时，闲暇时间的富足也使公民关心社会事务，进行政治参与成为可能。

（三）良好的教育是提高公民政治参与效果的基础

具备一定的政治参与能力是公民进行政治参与的基础，也是其进行复杂的社会政治实践前提性条件，而人非生而知之，能力不是先天形成的，而是后天培养的，教育则是众多培养方式中极为重要的一种，是公民能力获得的主要途径。这需要深化教育体制改革，进行教育理念与方式的创新，适时更新教育内容，以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与个性的培养，成为现代化的社会公民。也需要加强教师队伍建设，从思想道德水平与业务素质两方面来提高教师队伍的水平。还需要丰富与平衡教育资源，建设高水平、多层次的现代学校，统筹城乡与地区之间的教育资源，统筹国家教育资源与社会教育资源，保障人们受教育的权利。另外，还应该根据时展要求，采用多种教育手段，发挥好网络、书籍、报刊及其他媒体的宣传教育作用，要多渠道，分层次，多元化的开展“家庭”、“学校”、“社会”三位一体的民主政治教育。教育的发展与人才的培养能提高全民族素质，让“民智未开”不再是民主政治建设的壁垒，独裁者的借口。

三、公民的政治参与对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意义

（一）公民的政治参与有利于人的多种能力与个性的充分发展

实践出真知，实践也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实践的过程就是一个人们不断增长见识、积累经验、提升能力的发展过程。在政治参与的实践过程中，人们会不断增长民主政治知识，内化民主观念，增强社会责任感与爱国热情，更深层次的了解我国的政治体系、全面的认识到行政部门的运行方式，获得相关的政治见识和经验。公民政治参对人的个性的全面发展也有积极作用。人民可选择的政治参与的内容与途径丰富，在政治参与的过程中会显示个人风格。有的时候政治参与的进行不会总是那么顺利，这需要公民具有遇到挫折不气馁的毅力，繁琐不急躁的耐心，遇到困难坚持下去的勇气，帮助他人、奉献社会的爱心等。在政治参与的过程中，会面对各种各样的事件，公民的个性也会得到砥砺与发展。

（二）公民的政治参与有利于人的社会关系的全面发展

马克思早就一阵见血的指出，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政治参与促进了人与人之间直接或间接的接触，为他们相互交流、学习提供了一个对话的平台，是个人能力与他人的能力实现互补的过程，通过这种互补，增强了人的整体能力。人总是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中生活和发展的，社会关系实际上决定着一个人能够发展到什么程度，人们政治参与的总和形成了一种社会关系。人的全面发展不仅取决于个人的努力，也有赖于社会关系的丰富，人们可以从那里获得广泛的知识和信息，不断完善自己的知识体系、智能结构、情感倾向乃至生活方式。政治参与有利于规范直接掌权者的行为，克服和政治腐败现象。通过公民政治参与，官员行为受到监督，让掌权者提高对人民的权力的认识，增强人民公仆的意识和责任，确立执政为民的观念，从而自觉地规范自己的执政行为，使现象得到缓解，作风也将被人民公仆形象代替，官员与百姓建立平等、正常的关系，摒除掺杂不正当利益而勾结的人际关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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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M].1995：7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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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孙关宏，胡雨春.政治学[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195.

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途径篇9

关键词：社会治理格局 全民共建共享 协商民主

中图分类号：D630 文献标识码：A

十八届五中全会指出：“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构建全民共建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这是我们党在社会治理理念和实践路径认识上的新突破。如何构建全民共建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作为治理形式的协商民主为我们提供了新的视角。

一、全民共建共享社会治理格局的内涵

伴随着社会的转型和经济的转轨，各种社会新矛盾新问题新挑战层出不穷。在这样的背景下提出“全民共建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更加明确了社会治理是共同参与的理念，是政府和全社会的任务。

（一）全民共建共享社会治理格局的内涵

目前，理论界关于全民共建共享社会治理格局并没有一个明确的定义。深刻把握全民共建共享社会治理格局的内涵，要把握几个关键点。

首先，从治理主体来看，突出“全民”。传统的管理模式是政府主导型的。政府是单一主体，独揽公共权力和公共资源的配置，主导公共事务管理。共建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强调治理主体的多元性、全民性，更加突出公众在社会治理格局中的主体作用。“全民”不仅仅是全体人民，更重要的是“体现政府、市场与社会三大治理主体作为结构性力量的整合”[1]，其核心是“共治”。各治理主体充分参与、平等协商、协同合作、良性互动，共同解决社会治理问题。

其次，从治理过程来看，强调“共建”。“共建”是社会治理的一个本质属性。社会治理的复杂性、艰巨性决定了其必须靠全民的积极参与和共同建设。十八届五中全会指出，“人民是推动发展的根本动力”，社会治理离不开人民的推动。“共建”的核心是“参与”，是多元主体的积极、有效参与。当前，作为治理主体的三大结构性力量，其中市场组织和社会组织的参与严重不足。搭建共建机制，实现公众的有效参与是社会治理格局构建的重要突破点。

再次，从治理目标来看，彰显“共享”。社会治理以实现和维护群众的根本利益为核心，其最终目标是要让人民群众共享社会发展的成果。全民共建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更加彰显让人民群众通过参与实现治理过程共享，实现社会治理成果共享，实现人民群众公共福利的最大化。这里需要注意的是，“共享”不仅仅是物质成果的共享，更重要的是“公共利益、公共价值和公共精神的共享”，[2]而且共享必须建立在共建的基础之上。

总之，全民共建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是，各治理主体充分参与、充分协商，并尽可能达成共识，形成良性互动的一种相对稳定的社会结构关系和治理模式。

（二）构建共建共享社会治理格局的现实意义

1.是现代社会治理的复杂多样性的必然要求

现代社会治理的复杂多样性表现在多个方面：一是当前社会利益格局的多元。多元的利益格局导致社会矛盾日益复杂。社会矛盾的化解，多元利益的协调考验政府、市场和社会的驾驭能力。二是公众的信任面临系统性缺失。当前公众权利意识有所提升，对公权力不是一味地服从，尤其是当民众与公权力发生矛盾时，其矛头必然指向公权力。群众对公权力的代表如城管、警察、公务员等系统失去信任，众多的发生就是明证。如何赢得群众信任考验着政府的能力。三是信息化网络化社会的迅猛发展。信息化网络化在价值观多元的当前中国社会是一把“双刃剑”，引导的好会发挥积极作用，引导处理不好会发生裂变，导致局面失控。网络虚拟社会治理问题不容忽视。总之，社会治理的复杂性必然要求各治理主体共同参与。

2.公众参与不足倒逼社会治理全民共建共享

公众的有效参与是共建共享社会治理格局的关键和核心，是社会善治的必然要求。当前社会治理中，一方面，公众参与的意识不够，欠缺内在动力。公众的参与大多是外力的推动，主要是政府占主导，这种状况显然不利于社会治理复杂艰巨任务的完成，不利于矛盾冲突的化解；另一方面，公众参与组织化程度不高。在庞大的公共管理机构面前，单个的公民是缺乏抵抗力量的，必须依靠组织的力量。社会组织作为扩大公众参与的有效渠道，目前在我国发育仍不充分，活力不足，尤其是社会组织的独立性不强，与政府的关系要进一步理顺。全民共建共享治理格局的构建必然要求全民有效参与。

二、协商民主与共建共享社会治理格局的契合性

协商民主作为一种治理形式，也是一种有效的治理方式。协商民主之所以能在构建共建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中发挥重要作用，是因为二者在价值、过程和方法等方面高度契合。

（一）价值契合：共享理念

“共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3]共享发展理念的核心是公平正义。协商民主是指“公民在平等、自由的前提下，通过公共协商，提出相关理由，说服他人或者转换自身的偏好，在广泛考虑公共利益的基础上理性指导协商，从而赋予立法和决策以政治合法性。”[4]协商民主在本质上是以公共利益为取向的，其追求的价值目标是公平正义。

多元性是协商民主的社会基础和突出特征。一方面，协商民主有利于化解社会利益的冲突。协商民主关注不同利益群体的诉求，通过理性的讨论、辩论和协商对话的方式，引导不同的利益主体，使其不仅关注自身利益，而且着眼于实现公共利益的最大化；另一方面，协商民主有利于实现社会公平正义。协商民主的参与主体是多元的，既有社会精英，又有社会大众，而且更关注的是普通公民的政治参与。这种参与主体的特性决定了形式上的公平，有利于机会公平的实现。另外，在协商对话的过程中既关注多数人的利益要求，也兼顾少数人的合理合法要求，体现了内容上的公平正义。

共建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改变了过去单一的政府主导的治理模式，强调各个治理主体共担责任、共享成果，实现公共利益最大化，这也是共享理念的体现。协商民主与共建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在价值目标和追求上是契合的。

（二）过程契合：协商共治

平等参与、共同协商是协商民主的核心特征。协商民主强调不同的利益主体的平等参与，在参与过程中针对共同的议题协商讨论。一方面，协商民主有利于扩大公民的政治参与，形成协商共治的局面。近年来，一些地方的基层探索出如民主恳谈会、民主议事会、听证会、征询委员会等实践形式，参与讨论，表达自己的意见，为普通公民的参与搭建了有力的平台，能有效弥补政府和公民沟通互动的不足；另一方面，协商过程有利于公共理性和公共精神的培养。公共理性和公共精神是协商民主的基本价值诉求。在协商过程中，即使最后参与者的意见没有得到采纳，但有了这种理性的表达，公众的意见得到尊重，在这个过程中增强了公民意识，便会调动公民参与公共事务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有利于公共精神的培养。

共建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必须通过民主协商才能实现。社会治理格局中各治理主体之间在本质就是一个互动的结构关系，而形成稳定的关系格局的基本前提就是协商。其一，各治理主体之间的关系是平等的。作为共建共享社会治理格局的三大结构性力量，政府、市场和社会平等协商，允许不同治理主体发表意见，进而寻求最大公约数。二是各治理主体之间要多向互动。传统的社会管理是单向度的，主要通过自上而下的行政管理模式，公众和社会组织只能服从配合。共建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是各治理主体相互协作，充分互动、共同治理。

（三）方法契合：法治方式

法治是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协商民主作为治理形式，本身就是一种法治。一是协商民主是公民有效政治参与的重要渠道，有利于保障公民的基本权利。法治的核心之一就是保障公民权利。协商民主通过多种协商方式，在协商过程中提升公民意识、保障公民的参与权利。二是合法性是协商民主的重要特性。“协商民主是一种以宪法为中心的程序民主，强调程序正义，注重体现竞争的公平性和公正性。”[5]整个协商的过程必须遵循一定的程序，给协商民主赋予了法律的意蕴。另外，协商民主最终要实现公共利益的最大化，就要通过法律使协商民主制度化、规范化，实现对公民权益的保障。

共建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的构建要靠法治方式推进，要有法治的保障。共建共享社会治理格局要实现共享的价值目标，最重要的是要善用法治思维，遵循权责一致的原则，明确界定各治理主体的权利和责任，在明确权利的同时承担共建的责任，共享社会治理的成果。

三、运用协商民主构建全民共建共享社会治理格局的路径选择

（一）基础：树立协商新理念，提升社会治理水平

1.树立人民主体的理念

历史唯物主义认为，人民是推动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党的十强调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第一条基本要求就是必须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协商民主以维护公共利益为核心，把人民是否能够充分享有民主，特别是政治参与权利，作为民主得以真正实现的根本标准。共建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是全民参与、全民享有的治理格局，突出了人民主体的地位。因此树立人民主体的理念，有利于实现和维护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有利于共建共享社会治理格局的构建。

2.树立权责一致理念

权责一致是每个社会治理主体都应该遵循的原则。作为政府，在享有公权力的同时，还必须承担相应的责任，在协商民主的视角下，关注群众利益，回应民众的合理诉求，搭建沟通平台是其首要责任。而作为公民，除了享有各种权利之外，还必须意识到参与协商、参与讨论、参与治理是其责任和义务。作为社会组织，在维护自身权益的同时，要意识到参与协商和治理是其应尽的责任。

（二）关键：扩大公民参与，培育公共精神

1.提高公民的参与意识和能力

公民意识是社会善治的重要基础，有效的政治参与是培养公民意识的重要途径，而协商民主能够促进公民意识的养成。一是通过宣传、教育培训等途径提升公民意识。在城市和农村，通过宣传引导的方式，让公民意识到参与社会治理是他们的权利，增强公民的主体意识和权利意识，尤其是对公民的参与行为要给予肯定。特别是要注重运用新兴媒体平台，公布协商议题，鼓励公民发表不同意见和建议，深入普及全民参与的理念。二是在基层协商民主实践中培育公民意识，提升参与能力。鼓励公民参与社区自治，参与基层自治组织，通过各个层次的协商民主实践和有效的实践形式，让公民增强社会责任感，在参与的过程中实现利益最大化。

2.畅通公民参与的制度化渠道

在多元化的社会背景下，解决社会矛盾和冲突的首要条件是畅通的利益表达渠道，而民众在社会治理中的缺位依然很普遍。为此，一是发挥人民政协的重要渠道作用。人民政协作为专门的协商机构，其以扩大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为基本准则，在协商民主中发挥着联系基层、社会和群众的重要渠道作用。但是，目前，人民政协在吸纳新利益群体和行业代表时还是侧重于精英阶层，其整体的代表性不够，为此要完善阶层限制，既要重视吸纳社会精英，更要扩大下层群众和社会组织代表的数量，使人民政协这项制度资源发挥出最大功效。二是完善民主决策机制。要完善决策之前和决策实施过程中的民主参与机制，凡是涉及土地征用、房屋拆迁、教育医疗等与群众切身利益密切相关的重大问题的决策，都要让公民参与讨论。

3.大力培育社会组织，提高公民参与的组织化程度

社会组织作为协商民主的重要渠道，能将分散的利益纳入机制化通道，通过利益组织化实现公民的有效参与，化解矛盾冲突。公民参与程度不高主要是因为社会组织发育不充分、活力不足，公民没有组织化的参与途径。为此，一是大力扶持社会组织，激发社会组织活力，提高参与能力。从人民群众的实际需求出发培育社会组织，引导群众有序参与社会公共事务治理。二是推进政社分开，扩大社会组织的协商空间。当前，我国社会的治理格局仍然存在“强政府、弱社会”的问题，这种格局严重抑制了社会组织的发展。为此，要理清政府权力边界，使政府真正放权于社会，鼓励社会组织参与社会协商，使社会组织成为协商民主的真正合格主体。

（三）保障：健全协商制度，搭建共建机制

1.健全协商对话制度。当前协商对话制度存在一些诸如弱势群体参与不足、缺乏程序和法律保障等问题。为此，一是在宏观层面，从法律上对协商对话制度予以确认。在宪法和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各协商主体平等对话、有效沟通。二是在微观层面，完善具体的协商对话制度体系。完善政务公开制度、社会公示制度、听证制度等，从制度上保障对话渠道的畅通。另外，要积极推广和发展类似“民主恳谈会”“村民议事会”“互联网公共论坛”等基层协商对话形式，加强不同利益群体间的对话和协商，积极构建协商对话制度体系。三是加强协商程序性制度的构建。应当对协商议题、参与代表、协商方式、协商对话角色、协商反馈意见等做出详细规定，对协商程序进一步细化、具体化。

2.完善利益协调机制。当前，利益协调机制不完善。人们的利益表达和实现途径不畅，严重制约共建共享社会治理格局的构建。运用协商民主建构利益协调机制尤其完善利益表达机制是重中之重。畅通的利益表达渠道和理性的表达方式是建立利益表达机制的关键。首先，完善法定的如行政复议、仲裁和诉讼等诉求表达途径，使利益关系最好能在法定渠道内解决。其次，充分发展团体型利益表达主体。人大、政协、社会组织应该成为群众表达利益诉求的主要渠道，尤其是要发挥工会、农会等团体组织的协调协商功能。再次，要充分利用网络媒体，建立利益诉求表达的网络平台。

3.建立协同共建机制。在现代多元社会条件下，唯有协同治理才是出路，而共建机制的构建则是协同治理的核心所在。一是共建机制的构建要以维护群众切身利益为出发点，凡是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都应该通过听证、对话、咨询等协商民主形式让群众广泛参与、协同治理。二是共建机制的构建要充分发挥政府、市场和社会的力量。在基层协商民主实践中，政府要与市场和社会充分互动，实现政府与群众、基层组织、自治组织之间的良性互动和有效衔接，从而实现合作共赢。

参考文献：

[1] 周红云，宋学增.构建全民参与的共建共享格局[N].学习时报，2016- 7- 14（A5）.

[2] 周红云.全民共建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理论基础与概念框架[J]. 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16（2）：129.

[3] 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文件汇编[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32.

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途径篇10

关键词　农村基层民主建设　制约因素　发展途径

我国农村基层民主建设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建设的重要内容。推进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建设，既是关系我国农村改革和发展的重大现实问题，也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的关键所在。但从现实基层民主建设实践来看，我国农村基层民主建设及村民自治还存在不少的问题，大量制约民主发展的因素依然存在，分析研究现实存在的制约因素、探讨农村基层民主发展途径是现今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1　当前农村基层民主建设的主要制约因素分析

1.1　来自农村经济发展问题的制约因素

民主的发展水平是与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民主化的程度、方式，往往要受经济发展水平的制约。美国学者科恩曾说：“使公民体力情况恶化并迫使他们主要或完全关心自己或家庭生存问题的经济条件是不可能产生有生气的民主的”。经过改革开放20年来的发展，我国城乡总体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农民收入不断增加，生活不断得到改善。但我国农村经济发展极不平衡，大多数地方经济发展相对落后，有的农民尚未脱贫，解决温饱仍是他们的头等大事。迫于无奈，大多数人选择外出打工挣钱，成为流动的劳动力。这些农民所关心的首先是生计问题，他们既没有时间也没有精力参与政治活动。我国农村经济相对落后，且发展极不平衡的现状是农村基层民主发展的主要制约因素。

1.2　来自农村文化水平低的制约因素

我们这里讲的知识文化是指受过学校教育或其他专门教育才具备的文化修养。我国农村人口中文盲、半文盲和小学文化程度者占相当大的比重。列宁指出：“文盲是处在政治之外的”，弱智者是没有民主能力的，无知者的民主能力要大打折扣。我国农村现阶段较低的知识文化水平是基层民主建设的一个极其不利的因素。以村民自治为主要形式的农村基层民主要求农民具有相应的科学知识文化水平。在行使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等权利时，村民要独立思考、独力判断、独立发表意见；要参与讨论，提出建性的批评与建议；要审查账目、审核问题、阅读讨论材料。文盲是无法做到这些的。文化程度低的人往往目光短浅，思维狭隘，思考方法简单，遇事蛮干，不讲科学。由于缺乏科学文化知识，农民的民主意识淡薄，不能理解民主的意义和作用，也无法正确履行自己的民主权利。

1.3　来自守旧的思想观念的制约因素

这里讲的守旧思想观念来自三个方面：一是指基层党政机关领导及其工作人员没有更新思想。部分领导在基层民主实践中怎么省事就怎么搞，选举时，代填、选票、草草了事就属“正常”之事了；二是村党支部和村委会思想守旧。“权大于法”、“人治大于法治”的观念根深蒂固。在当选之后，他们认为自己已经是“官”了，官本位思想日益突出。民主意识不强，未形成民主作风；三是广大群众仍受传统思想制约。封建的皇权主义、忠君思想还影响着人们。面对“我的话就是法”、“个人说了算”的现象，基层群众虽然强烈不满，但多采取“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息事宁人的态度或者干脆忍气吞声。

1.4　来自政治体系运作的制约因素

政治体系运作的弊端主要是其公开性、透明度不够。列宁曾指出完全的公开性是广泛民主的必要条件之一，“没有公开性而谈民主是可笑的”。现阶段我国农村大多数地方基层民主实践中政治体系运作的公开性是不够的。就选举来说，按有关法律法规，地方政府及人大代表在提名和选举过程中都应充分让选民知情，应公开投票，公开唱票，当场公布选举结果。有些地方甚至不公开唱票，只由所谓的主要负责人宣布一下确定的结果。这就使选举列于形式，到关键时候采取“暗箱操作”。正因为这种违犯选举法的“暗箱操作”才使背地里跑官要官、行贿受贿有了可乘之机。再者，地方政府及其村委会的活动情况不够公开，导致群众对政府、村委会的不信任，抵触情绪严重，干群关系紧张。因此，发扬基层民主，必须使政治体系运作的公开性、透明度增强。

1.5　来自基层民主制度自身的制约因素

发展民主，制度更具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的作用。邓小平曾非常明确地提出：“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法制。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农村基层民主是广大基层干部和群众参与的社会政治活动，必须有明确的制度来规范。虽然《宪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为农村基层民主制订了法律法规，但有些民主程序和民主制度还不完善，可操作性不强。民主监督不能落到实处，群众有冤无处申，有意见无处提。由此可见，没有制度保障的民主是不可靠的。

1.6　来自农民政治素质普遍较低的制约因素

政治素质是公民在社会中所获得的关于政治活动的知识、能力、意识、心理、觉悟等方面的综合品质。其主要内容包括公民对政治现象及其规律的认识水平、参与政治活动的能力、民主意识和法律意识强弱等。目前，我国农村公民的政治素质普遍较低，主要表现为：一是公民民主意识淡漠。基层干部自以为是“地方官”，喜欢为民做主，不按民主程序办事，不重视群众意见。一般群众则受传统“良民”思想影响，不主动维护、行使，或干脆放弃自己的民主权利。部分群众对政治不感兴趣，认为那是领导的事，与平民百姓无关。二是公民整体法律意识不强。一些基层干部权力本位和人治思想严重，往往以权代法，使个人凌驾于法律之上。大多数群众不懂法、轻视法律，对法不感兴趣，认为法治就是人治，以致于违了法自己还不知道。三是公民对政治抱有偏见。有人认为官场复杂，为官则俗，以不问、不谈、不参与政治为高洁。诸如此类成为基层民主发展的严重障碍。

2　我国农村基层民主的发展途径

发展基层民主的唯一途径就是要在党的领导下，依靠人民群众的不懈努力来消除这些制约因素，为基层民主的发展创造条件。

2.1　大力发展农村经济，为发展基层民主提供物质基础

正如分析经济发展水平对基层民主建设的制约时所述，民主政治建设需要经济发展来提供物质保障。在农村，就是要发展农村经济。要“大力调整农业结构，积极拓宽农民增收领域，加大对农业的支持和保护力度，切实减轻农民负担，实现农民收入的持续增长。”同时，地方政府要结合本地实际，找出切实可行的办法，充分调动农民的积极性。培育农村市场体系，活跃农村市场，鼓励农户参与市场竞争。历史的经验教训说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的最浑厚的物质基础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因此，大力繁荣农村市场，不断提高农业生产的社会化、现代化水平是推动农村基层民主建设的实际步骤。

2.2　努力提高公民的文化素质和政治素质，为发展基层民主提供强大的内驱力

鉴于农村的科学文化水平和广大群众的政治素养不高，现阶段发展基层民主，就要着力提高人们的文化素质和政治素质，增强公众政治参与意识，发挥民主主体作用。当前和以后很长一个时期要做好以下几项工作：一是大力发展农村教育，把“百年大计，教育为本”的方针落到实处。实施素质教育，着眼于提高人的综合素质。农村的经济发展水平与不断增加的教育消费极不相适应，政府应增加教育投入，降低教育费用，保证适龄儿童受教育的权利。二是要培养和提高公民的民主法律意识。要切合农村实际，对村民进行适当的民主理论普及教育，培养与民主发展相适应的平等、公平、竞争等民主意识。同时，加强普法教育，使群众学法、知法、懂法、守法，重点要教育基层干部依法办事，杜绝行政违法的发生。三是普及政治科学知识，澄清人们对政治活动的误解。要让群众体会到政治发展对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政治教育尤为关键，任重而道远。

2.3　建立和完善民主制度，为发展基层民主提供制度保障

推动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建设，必须有明确的民主制度来规范。实践表明，农村基层民主建设的实际效果与基层各项民主制度的规范性成正比例关系。针对其存在的问题，江泽民曾指出：“当前，重点是抓好村级民主制度建设，依法健全三项制度：一是村民委员会的直接选举制度。二是村民议事制度，村里的大事，都要经村民大会或村民选出的代表讨论，不能由少数人说了算。三是村务公开制度，凡是群众关注的问题，都要定期向村民公开，接受群众监督。”总之，要发展基层民主，就要用制度来保证民主的实现，将听取群众的意见、批评、建议制度化，用制度来保证民主渠道畅通。

2.4　县市、乡镇应认真履行指导职责，保证基层民主健康发展

县市、乡镇政府与村委会是指导与被指导的关系，它们对村民自治要切实尽到指导、支持和保障的责任与义务。一是要依照现行的政策、法律法规，结合本地实际，完善自治体制，并监督《组织法》的实施落实。二是注重调查研究及时发现问题、解决问题。三是对村干部不依法办事、独断专横、破坏民主、打击报复的行为，要批评教育甚至追究法律责任。当然，县市、乡镇进行指导时，也有个权限问题，只有在《宪法》和《组织法》允许的权力范围内进行指导才是有效的和有力的。

3　结束语

综上所述，当前我国虽然存在较多制约农村基层民主发展的因素，但这并不表明基层民主的未来一定是一片灰暗，前途可危的。只要能切合实际，实事求是，勇于创新，我们总能找到基层民主发展的可行途径。回顾历史可知，20多年来，农村基层民主建设取得了很大进步，不过相对于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来说，这还仅仅是起步的阶段。但我们必须看到，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民主主体的文化水平和政治素质的提高，民主意识和民主能力的增强， 民主的制度化和法律化进程的加快，我国农村基层民主必将有更为可喜的进步。

参考文献

1　［美］科恩． 论民主［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88

2　列宁全集（第42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19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