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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范文10篇

时间：2023-03-15 21:22:33

参与范文篇1

公民政治参与的程度和规模是区分传统国家和现代国家的重要标志。在我国传统社会中，参与政治的权利被部分人所垄断，而占我国人口80%的农民却处于弱势状态，他们中间只有极个别人才能有资格影响农村之外的政治生活。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为农民政治参与创造了政治前提。但是，由于民主制度遭到破坏，农民政治参与只能停留在政治动员层面。改革开放以来，国家民主化政治取向和农村经济体制的转轨为农民政治参与提供了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农民政治参与随着农村经济、文化和社会的进步不断增长。然而，由于众多因素的影响，农民政治参与具有明显的过渡性。第一，农民政治参与主体逐步扩大化。一个国家，参与政治的农民人数的多少决定了农村政治发展水平的高低。在改革开放以前，人们公社体制阻碍了农民参与政治生活的热情，虽然农民可以通过社员代表大会参与到村务的管理中来，可是，在实际的操作过程中，只有少数干部有权力管理公共事务，绝大多数农民的政治权利流于形式，参与政治生活的热情受到了压抑。但是，20世纪70年代末，农村社会发生了深刻的变革，农民政治参与主体不断扩大。农村经济开始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体制彻底瓦解，这也同时打破了农民政治参与的障碍。农民对于参与政治生活表现出了极大的热情，他们开始运用自己的合法权利，通过各种渠道表达利益要求和愿望，积极地影响利益分配，政治参与的主体不断扩大。与此同时，国家也以法律形式正式确立了农民的民主自治权利———“乡村村治”，广大农民政治参与热情进一步提升，政治参与的规模进一步扩大。据民政部提供的资料显示，2005年江苏省第七届村民委员会换届选举时，参选率达93.8%；无锡市参选率达98.2%。同时，随着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政治协商制度、司法制度等的不断完善，越来越多的农民参与到政治生活中来。第二，农民政治参与渠道日益多元化。没有参与渠道，农民就不能合理的参与到政治生活中来。参与渠道过窄，农民就不能充分的表达自己的要求，维护自身的合法利益，甚至会抑制农民参与政治生活的热情，不利于农村的民主建设。农民政治参与渠道的多少以及畅通与否与政治体系的结构密切相关。亨廷顿认为：“一个传统的政治体制，其结构越是多元化，权力越是分散，则其政治现代化引起的动乱就越小，适应政治参与的扩大也就越容易。”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民主政治发展较快，基层民主制度初步形成。例如基层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信访制度、村民自治制度，政治结构呈现多元化的发展趋势。农民对于政治生活表现出极大的积极性和主动性，通过人民代表大会、信访组织、社会团体等参与国家和地方基层政治生活。国家政治生活逐步走向民主化和法治化，农民也可以通过合理的渠道表达自己的利益要求，实现和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多样化的组织为农民政治参与提供了多样化的渠道，农民政治参与的外在环境得以改善。第三，农民政治参与形式更加多样化。改革开放以来，在各个方面，农民参与政治的形式多种多样。首先，农民通过选举、决策、管理、监督等形式参与村庄政治生活。其次，农民中的党员可以在村党支部会议中提出自己的意见，影响组织决策的过程，也可以直接通过选举村党支部成员来影响组织的选举和监督。近几年，农村基层党内民主发展迅速，普通的农民党员对村党支部决策的影响越来越大。再次，农民还通过选举、监督、对话等形式参与乡镇政治生活。有的乡镇在配备人员的时候，不仅要征求农民中非党人士的意见和建议，更要吸取农民党员的宝贵意见。有的乡镇直接选举乡镇长。例如，2004年，云南省红河州七个乡镇长直选。乡镇实行政务公开，乡镇行政事务要接受其监督。最后，随着国家民主化进程的加快，农民参加国家政治生活的形式也更加丰富多彩。一是接触活动。农民与党政干部接触，反映村庄中的不合理现象和生产、生活中的难题，虽然方式很不正规，但具有简便、快捷的优点，对决策能够产生重大影响。二是民情表达活动。这种通过大众传媒工具和信访部门表达民意的参与形式能够接触无限多的受众，透明程度高，震慑力强，传播速度快，是农民政治参与的常见形式。三是诉讼活动。农民通过法律手段影响政府部门的决策及党政干部的行为，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四是代表参与活动。农民可以直接或间接推举出自己的农村代表参与政治活动。第四，农民政治参与过程逐渐自主化。在时期，开会、听报告接受教育是农民参与政治的主要方式。简单地说，就是党号召什么，我们就做什么。当时，农民的政治意识较为朴素，通常以政府为主导，自身较为被动，缺乏参与政治生活的高度热情。然而，随着改革开放的步伐，农民经济上的独立，使农民参与政治生活的自主性逐渐显现出来，他们为了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而逐渐参与到国家的政治生活中来。首先，由于市场经济实行等价交换，这时，农民就会产生民主和平等的要求。而农村经济体制的转轨造就农民维护自身利益意识的觉醒，他们开始积极、主动地参与到国家和乡村的政治生活中。其次，随着我国教育体制的改革，农民受教育程度和文化素质不断提高，思想逐步走向开放与成熟，自身的责任感增加，他们对参与政治体现出高度的热情。最后，农民参与政治的最普遍、最常见的形式是村民自治，对于村党支部的选举体现了公正、公平、公开的原则，它有效地保护了农民参与政治的基本权利，有力地推进了农民政治参与的自主化道路。村民自治为亿万农民群众提供了学习社会主义民主的大课堂，农民正在学习用民主方法解决政治和社会问题，农民参与积极性逐步提高。

二、当前农民政治参与存在的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农民政治参与的演变从总体上说是令人鼓舞的。它表明了占我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开始以自己的方式和方法参与政治生活，并逐步实现由政治边缘阶层向政治核心阶层转化。它作为我国社会主义民主建设向前推进的重要标志，也必将进一步推动我国村级治理的变迁和民主政治的发展。但是，两千年封建文化传统的积淀、生产力发展水平不均衡的状况不是一时可以改变的，任何过高估计当前村民政治参与的想法都是不客观的，应该看到，当前我国村民政治参与还存在着以下几个方面的突出问题。

（一）家族、宗族活动以及黑恶势力的干扰

农村家族、宗族势力就是指在农村社会以姓氏血缘为纽带形成的宗族宗派利益群体。在我国广大的农村地区，生产力水平仍然比较低，基本上处于一家一户、自然经济的发展状态。这决定了现阶段我国广大的农民还未真正成为现代农民，我国农村社会还没有完全摆脱传统的身份社会和人情社会的特征，家族关系、亲属关系、宗法关系根深蒂固。改革开放近30年来，商品经济、市场经济的迅速崛起，虽然给传统的农村社会带来了许多新的因素，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但由此导致的金钱至上、利益至上甚至某种程度的“黑恶势力”的消极影响也不容低估。与此同时，在我国的改革进程中，党和政府的工作重心发生了转移，在对经济发展和对意识形态的控制上出现了一手软一手硬的情况，对意识形态的控制有所放松，对政治文化问题重视不够，一些地方政府的施政上更是如此。加之基层组织的经济、社会职能相对弱化，把很大一部分权力归还社会，这就为农村宗族势力的复归和社会黑恶势力的抬头提供了较大的空间。而农民出于自身安全的考虑，有一定的组织需求。从农民的心理上来说，没有可依赖的组织就无所适从，急需在社会中寻求可依从的组织。而在组织结构发生转变的农村社会，原有的组织体系不复存在，新的组织体系又尚在建立之中，这就在不少农村的管理体制上出现了真空。这样就为宗族势力和社会黑恶势力的出现提供了市场，于是一些宗族势力就利用其在人数上的优势，非法集会、闹事、把持村务、插手村委会选举；一些社会黑恶势力也乘机抬头，独霸一方，这些现象的存在严重地影响了农民正常参与政治。

（二）农民政治参与制度不健全

制度化的政治参与必须通过一整套健全的制度才能实现。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市场化和政治民主化进程的加快，人们的政治参与意识有所增强，但我国农村的政治和政治参与的制度水平还是相对滞后。虽然经过30年的实践，我国的农村制度建设突飞猛进，各种基本制度体系初步形成，但是这些制度还不够完善，主要表现为制度的缺失和制度的缺陷，这就使农民政治参与难以真正形成制度化、程序化。首先，我国基层人大制度不健全。新中国建立初期，确立了乡镇人大制度，其建设和发展经历了一个曲折漫长的过程。经过十多年的艰难探索和实践，乡镇人大制度虽然有了长足的发展，形成了自身的特点，对于我国农民政治参与有了一定的推动作用，但客观地分析，目前乡镇人大制度在具体的运行中仍存在许多薄弱环节，面临不少的问题。例如，有些乡镇对召开人代会不予重视、缩短会期，选举中候选人提名确定制度还不完善，人大功能的发挥受乡镇权力配制的影响，不能对行政权力进行有效的监督和制约等等；其次，信访制度未从根本上满足农民政治参与的制度化要求。在基层，侵害农民合法利益的大多是基层政府干部，当农民信访或上访至上一级部门时，繁琐的程序和官官相护的不良作风，使得农民根本无法表达利益的要求，很多案件不了了之。只有当农民采取一些非制度化政治参与方式，如集体上访、围攻基层政府组织等，才会受到国家和地方政府的高度重视，某些重要领导人为了维护自己的形象，才会及时采取有效措施，尽快息事宁人。此外，信访制度的垂直领导体制也使信访工作难度增大；再次，村民自治制度还存在一定缺陷。全面推进村民自治制度，就是推进村级民主选举、决策、管理和监督。但是，目前村民自治制度作为当前我国农民进行政治参与的重要渠道，还存在着一些不容忽视的突出问题，它们严重影响着村民自治的全面发展和深化。例如，村民自治制度缺乏配套的法规，现行的法律制度对村民的权利和义务的界定、如何参与村务管理，并没有明确的规定；村民自治中的行政化倾向严重，只对上级党组织负责，而置农民的要求于不顾；村委会与村党支部关系不协调导致村务管理难。

（三）农民政治参与非制度化倾向严重

制度化政治参与是指依据国家的宪法、法律、规章、政策、条例等所规定的制度和程序，参与公共事务和国家事务的行为。非制度化政治参与是和制度化政治参与相对应的一个概念，其划分的标准是政治参与的行为是否符合一定的制度规范和合法程序。所谓非制度化政治参与指的是采取不符合国家宪法、法律、规章、政策、条例等所规定的制度和程序而进行的影响政府及其决策的活动。非制度化政治参与主要表现为抗议和暴力对抗、越级上访、围攻基层政府等几种形式。在非制度化政治参与过程中，农民是希望通过某种极端方式，引起国家和地方政府的高度关注，以达到解决问题的目的。可是，这不但会阻碍我国农村基层民主建设的进程，而且会影响整个社会的安定，对自身问题的有效解决也是有害而无利的。其实，农民非制度化政治参与的大量村子，采取集体行动对抗基层党政的事件与日俱增，其中的主要原因是农村社会的各种利益冲突和农村干部的行为失范。1997年，陕西省某县西上官村农民集体上访，主要原因是基层领导干部的作风不正，导致农民自身的负担过重，上访者成立了“农民协会”、并组织“千人签名画押”，多次到省、市集体上访，并冲击、围攻乡政府，严重影响了社会稳定。据山东省民政厅统计，1998年，《村委会组织法》修订颁布后举行新一届的村委会直接选举，之后农民表现出高度的热情，上访次数频繁，其中涉及村务决策和管理的问题约占总量的一半以上。

（四）农民政治参与的非均衡性和不成熟性

一方面，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从根本上决定了该地区社会公众对政治的关注和参与程度。由于受到经济的、文化的、社会的条件的制约，改革开放进程中的农民政治参与还处于一种不成熟和不完备的状态，其标志就是农民政治参与的不均衡性。改革开放以来，东部沿海地区的发展速度突飞猛进，内地农村地区在经济发展水平上与东部地区形成了强烈的反差。经济的发达促进了沿海地区农民政治意识的觉醒，他们对于政治有着极高的积极性，主动去争取和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对国家制定的基层制度，如村民自治制度在实施的过程中都能遵循合理严格的法律程序，充分行使自己的权利。同时，他们也高度关注国家政治，如政府颁布的法律法规，并提出自己的意见，积极参与到国家民主建设的过程中。这不但可以推进自己所在地区的基层民主建设，而且还能监督国家和地方政府各项法律法规的颁布和实施。相反，在一些经济较为落后的地区，尤其是偏远的农村地区，农民受教育程度非常低，法律意识极其淡薄，他们所关心的仅仅是如何解决自身的温饱问题，无暇也无力关注和参与国家和地方的政治生活。经济上的落后在政治上体现为极度的冷漠，当地农民对政治生活缺乏兴趣和热情，政治参与更无处谈起。另一方面，当前的农民政治参与不成熟性表面明显。我国是发展中国家，现在正处于而且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虽然改革开放以来，国内经济得到了快速的发展，但是整体发展水平较为落后，经济仍然不发达。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会严重影响和制约该地民众的受教育程度。在我国广大的农村地区，由于经济发展落后，农民受教育程度普遍较低，民主意识不强，政治技能缺失，这主要体现为农民的政治冷漠，有时甚至会受到封建传统观念的影响，如官本位思想。因此，在村里举行村委会成员选举的过程中，大多数农民对此表现出极度的冷漠，不愿意参与进来，行使自己的权力，有的农民甚至“出卖”自己的选票和权利，使一场本来公平、公正的民主选举活动演化成为肮脏的权钱交易。

（五）农民政治参与程度和组织化水平低

大量调查表明，农民是否参与政治及何时以何种方式参与，可能受到包括文化程度、思想观念、基层组织作用、突发事件等多重因素的影响，但从根本上说，农民政治参与的内在基础和动力是利益。农民政治参与的目的主要是工具性的，即为了自身的经济利益和其它利益而参与政治。农民在政治参与上的功利性以及自身政治素质的特点，必然导致农民政治参与的低指向性，只愿意参加与自身利益相关的活动。我国大部分村庄仍处于相对封闭疏离，尚未被市场冲击整合成全国性市民社会。因此，农民关心政治一般都局限于相对狭隘的村内事务上。只有当某个事件如某个政策的落实已成为村内的一项事务，且牵连到自己的切身利益时，农民才会对此表现出高度的关注。同时，我国缺乏必要的农民政治社团或组织。政治社团是指在政治生活中，按照特定的利益集合在一起，有组织地参与，影响政府政策制定、变动和执行过程的社会团体。农民可以通过这样的组织来聚集自身的利益，表达政治要求，直接参与到政治生活中来。在现阶段，我国建立了一些包括工人、青年、妇女等特殊利益群体的组织，例如团委、工会、青年联合会、全国妇女联合会等，但是唯独没有以农民为主的反映农民利益的组织或社团。而在现代社会中，只有政治社团组织可能专门致力于特殊的利益，也可能致力于广泛的公共参与问题，参与政府政策制定或决定过程，对政府政策实行施加影响，同时对政府及官员进行民主监督。我国农民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由于各种政策性的或者人为的原因，已经成为当前社会的弱势群体，他们还没有能力为了自身的合法利益而主动地联合起来，和政府以及其他利益团体对话。他们只能依靠个体的力量在现有的制度框架内，维护自己最基础的权利，面对政府，他们的力量是微弱的，声音也是苍白无力的。

参与范文篇2

关键词：参与式预算；概念；意义

一、参与式预算的概念国际行动援助组织对参与式预算的解释是：参与式预算就是在公共预算的各个阶段（制定、审批、执行和评估），采用有效的创新方法，加强公众对预算的参与，创造公众参与的环境和机制，注重公众参与的能力建设。参与式预算不仅能增强现有治理结构的公信力和透明度，更能提高政府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的绩效，有效调和不同社会群体间的利益差异，增强政权的合法性，促进和谐善治。

参与式预算应坚持的基本原则：（1）基层民主原则。参与式预算允许广大的基层民众参与到预算的决策过程中，对公共预算及公共资源的分配提出意见；（2）公平正义原则。通过民众参加预算的决策过程，可以将资源分配到更加需要的、条件差的地区，防止公共资源被私占；（3）透明原则。通过将决策的地点从政治家和技术官僚的办公室中转移到公众的公开讨论会上，使政府成为“玻璃缸中的金鱼”。参与式预算使政府的支出更加公开、透明，便于民众对预算执行监督，在一定程度上防治腐败。

参与式预算的发展经过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989～1997年，在这一时期，只是巴西的几个城市实施了参与式预算；第二阶段是1997～2000年，参与式预算在巴西逐渐扩展，并且逐步得到了巩固；第三阶段是2000年至今，巴西以外的其他国家和地区开始实施参与式预算，逐渐扩展到北美、欧洲、亚洲等的国家和地区。

二、参与式预算实施的意义

（一）参与式预算有利于优化公共资源配置。以往的预算对公众来说带有局限性、封闭性和神秘性，而参与式预算可以打破传统预算的这些特点。公众直接参加预算的决策过程，可以将有限的资源用到公共利益最需要的地方，并且公众能直接监督预算的执行情况。

（二）参与式预算有利于政府赢取公众的支持。伯曼等人的实证研究发现“：那些有着更多参与性的城市公民被发现对地方政府会少一些愤世嫉俗的态度”。参与式预算建起了政府与群众沟通的桥梁，政府通过对公众偏好的回应，可以实现政府和公众的互动，密切了政府和公众的联系，提高了政府的威信；同时，参与式预算让老百姓有了发言权，让税收真正做到“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公众也可以了解到政府在满足各种需求方面的艰难，一定程度上减少了公众对政府的不满，可以使政府赢得更广泛的群众支持。

（三）参与式预算有利于基层民主的发展。传统的预算是“外行人看不懂，内行人看不清”，普通百姓对预算更是不了解，参与式预算要实施就要改变这种现象，就要采用通俗易懂的方法对基层人大代表及参与者进行相关知识的培训，激活基层人大的运转，从而对政府的预算不再是形式上的举举手、张张口，决策的发言权在公众手中，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民主，可有效地制约和监督政府。

（四）参与式预算有利于防治腐败问题的发生。传统的预算，其支出资料被当作机密文件封存，无论是立法机构还是预算的专家学者，都不能搜集到预算实施的全部信息，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地方政府在财政领域的腐败。参与式预算的决策和实施过程都是公开透明的，使各个环节规范有序，公众可以对预算进行全方位的监督，从而抑制和消除以权谋私、暗箱操作等形形色色腐败问题的发生。

三、国外参与式预算的实践

（一）巴西。巴西是最早实施参与式预算的国家。1989年，当时执政的工党在阿雷格里市实施了参与式预算，阿雷格里市的参与式预算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每年的3～6月；第二阶段是7～11月。第一阶段主要是由地区代表参加召开的地区会议。与会代表将针对各个地区提交的项目预选提案进行审议，并对项目进行先后排序；第二阶段包括地区会议和全市会议。这次的与会者将会对本地区的项目做出规划，并会让由选举代表组成的监督委员会进行监督。与会代表将会对第一阶段提出的项目及实施的先后顺序进行辩论，进行实地考察后，由参与者进行投票来决定最后的项目及排序，并将结果递交到市预算办公室，市预算办公室根据递交的材料起草预算提案并递交给市长，市长再递交给市议会，市议会再进行最后的表决来确定下一财政年度的实施项目的预算安排，政府将会根据议会的最后预算提案安排下一财政年度的公共工程及相关财政政策。

（二）德国。在政党合法性逐渐丧失、党员数量不断减少、投票人数量减少的情况下，德国开始实施参与式预算，公民通过自愿行动为本社区争取更多的利益。德国的参与式主要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向公民公开市的财政收支、税收的详细信息和固定开支信息，以便于公民获得税收和管理的信息，对预算提出建议；第二阶段是召开公共会议，公民可以在公共会议上就相关问题进行咨询，同时还会在网上进行问卷调查；第三阶段是根据第二阶段形成的方案向市议会进行报告，由市议会对预算进行表决，最后确定下一年度的预算安排。

（三）阿根廷。在吸收了巴西参与式预算实施经验的基础上，2002年阿根廷的罗萨里奥市启动了参与式预算。罗萨里奥市的6个区召开区会议，由居民决定地方的需求以及解决这些需求的计划，选举一些代表向区的参与理事会反映，然后参与理事会在市政府的帮助下，对这些计划进行讨论并做出回应。在会议之外，代表还会参观考察社区计划，并会把发现的问题反馈给会议。最后，参与理事会在地区的大会上提出计划，然后由居民投票决定实施哪些计划及计划的优先顺序，预算代表还负责监督计划的实施情况。

四、国外实施参与式预算的经验

我国的浙江省温岭市在1999年6月首创了民主恳谈制，2006年3～4月，江苏省无锡市也开始实施参与式预算，河南省焦作市也实施了参与式预算。我国的参与式预算还处于起步阶段，国外的参与式预算为我国参与式预算的发展提供了一些可借鉴的经验。

（一）培养公众普遍参与的意识。美国著名的公共行政学家Cupps说：“避免公民参与或没有经过良好设计与规划的公民参与过程，不仅对公共管理无所裨益，而且对管理本身形成一定的挑战、对民主目标形成严重的冲击”。在参与式预算中，每个公民都有参与的权力，每个公民也应该参与到其中，而不是间接地由其他团体或组织代表公民参加。这种普遍参与的形式可以鼓励公民去参加会议并在会议上表达自己的需求，进而可以保证社会的意愿能够以多元和普遍的方式得到表达。而在我国，公众的参与意识还需要进一步提高。

（二）鼓励具有专业知识的社会团体参加。在巴西，除了公众参加参与式预算的决策和执行监督外，巴西的社会性力量也参加到了其中，这增强了政府预算的力量和能力。在我国，参与力量较为单一，应鼓励相关的社会团体或组织也参加到参与式预算的决策和监督中来。

（三）延长公众参加的时间。在实施参与式预算的其他国家，公众参加讨论的时间是比较长的，这有利于他们充分表达自己的意愿。在我国，公众参加讨论的时间很短，最长也不过10天，短的则只有3天时间。在这么仓促的时间内，参与者是很难充分表达自己的意愿的，讨论也不会很深入，相关部门很难了解公众的最终意愿，对预算草案做出相应的调整也是比较困难的，这就削弱了政府预算对公民的回应性。

（四）加强对预算执行阶段的有效监督。在我国，对预算执行情况虽然也有很多部门对其进行监督，但结果并不是很理想，我国监督的工作方式和程序需要进一步改进和完善

。乌干达通过对预算投资的阶段性成果进行抽查，进而看政府的预算执行情况，这种模式值得我国借鉴。

主要参考文献：

[1]龙太江，伍勋亮.地方政府参与式预算扩展的困难与对策[J].云南行政学院学报，2009.6.

[2]朱圣明.国外参与式预算的实践与探索[J].http：///news-info.asp?newsid=15297.

[3]陈朋，李守琴.参与式预算：使乡镇人大运转起来———浙江温岭新河镇的案例启示[J].理论视野，2009.1.

参与范文篇3

关键词：参与式预算；概念；意义

一、参与式预算的概念

国际行动援助组织对参与式预算的解释是：参与式预算就是在公共预算的各个阶段（制定、审批、执行和评估），采用有效的创新方法，加强公众对预算的参与，创造公众参与的环境和机制，注重公众参与的能力建设。参与式预算不仅能增强现有治理结构的公信力和透明度，更能提高政府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的绩效，有效调和不同社会群体间的利益差异，增强政权的合法性，促进和谐善治。

二、参与式预算实施的意义

三、国外参与式预算的实践

四、国外实施参与式预算的经验

（四）加强对预算执行阶段的有效监督。在我国，对预算执行情况虽然也有很多部门对其进行监督，但结果并不是很理想，我国监督的工作方式和程序需要进一步改进和完善。乌干达通过对预算投资的阶段性成果进行抽查，进而看政府的预算执行情况，这种模式值得我国借鉴。

主要参考文献：

[1]龙太江，伍勋亮.地方政府参与式预算扩展的困难与对策[J].云南行政学院学报，2009.6.

[2]朱圣明.国外参与式预算的实践与探索[J].http：///news-info.asp?newsid=15297.

[3]陈朋，李守琴.参与式预算：使乡镇人大运转起来———浙江温岭新河镇的案例启示[J].理论视野，2009.1.

参与范文篇4

关键词：《管理学》；学生参与授课；应用探索

一、概述

课堂是教学活动的主要场所，课堂质量很大程度决定了教学质量。我国现代课堂教学改革的显著特征是转变教学方法，教学改革的核心任务是改变传统的单纯接受式学习方法，建立和培养能充分调动、发挥学生学习主体性的学习方法。“以学生为本，以活动为内容，以参与为中介，以发展为目标”是现代课堂教学的突出特征。只有以学生为主体，教师为主导，参与为媒介，主动学习，师生合作完成教学，才能实现学生的全面发展。学生的主体意识越来越强，学生参与即主体参与的呼声也越来越高，学生参与课堂教学已经成为现在课堂教育的主流，因此，这种教育教学理念随之在现代课堂教学中应用开展开来。作为我国高校许多专业的核心基础学科，《管理学》在高校许多专业中占有十分重要的位置。然而，要掌握《管理学》并不容易，作为一门系统研究管理活动的基本规律和一般方法的科学，管理学既是一门科学又是一门艺术。其科学性体现在其是对管理理论的基本规律的总结，艺术性体现在管理具有灵活的管理方法和技巧，这决定了《管理学》教授的难度，特别是作为经济大类的基础课程，针对的都是大一新生，大一新生对于经济管理的知识完全没有概念和意识，想要把管理学的科学和艺术都教授给学生，让学生灵活掌握，并为以后的专业课程打下基础，就需要不断摸索与总结设计《管理学》课堂教学方法，提高《管理学》课堂教学效果。为了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使学生变被动学习为主动学习，在《管理学》课堂教学中也引入了参与式教学。

二、现有参与式教学方式存在的不足和学生参与授课的参与式教学的必要性

参与式教学在《管理学》课堂教学中也不断应用。目前在《管理学》课堂教学中参与式教学方式研究和运用的更多是案例讨论法、角色扮演法、管理游戏法等，这些方式在《管理学》课堂教学中发挥了一定作用。但这些方式由于学生没有亲自参与到教的环节中来，其效果也是有限的，如案例讨论法，结合案例让部分学生参与到案例讨论中，发挥了参与学生的积极主动性，但是因为种种限制，比如课堂时间比较紧，学生对案例的了解程度不够等，所以导致只能是部分学生参与讨论，班级剩余学生不能主动参与，只能被动接受知识和看其他同学的讨论，积极的学生争取到的发言机会比较多，不积极主动的学生相反会越来越沉默，越来越成为旁观者，从本质上并没有改变提高学生学习积极性的现状，也很难培养出自主学习和创新型的人才。基于此，学者们提出了学生参与授课的参与式教学方式。有学者研究，张云（2012）提出，在学生的理论联系实际进行分析、总结及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也会得到提升。郭卫东（2014）提出学生参与授课，在学生素质、综合能力发展、学生技能、学习能力、主动性等方面都会得到提升。陆翔（2015）提出，参与式教学，让学生参与到授课的过程中，老师根据课程内容，将部分课程分配给学生讲授，学生分成小组，小组共同完成案例搜集、内容讲解、PPT、讨论等环节，相对于其他参与式教学方式，学生参与授课的参与式教学要求学生亲自参与到教的环节当中来，这种参与式教学将传统的以教师为主慢慢向以学生为主进行转变，体现教育主体双方的公平性和民主性，更加注重发挥学生的积极性和能动性，学生从被动接受知识到主动获取知识，这是教育的进步，更加符合现代社会的育人理念，培养更加符合现代企业需要主动性、创新型的人才。

三、学生参与授课的参与式教学在《管理学》课程教学中的应用

（一）学生参与授课的参与式教学方式

学生参与授课的参与式教学，让学生参与到授课的过程中，老师根据课程内容，将部分课程分配给学生讲授，学生分成小组，小组共同完成案例搜集、内容讲解、PPT、讨论等环节。

（二）学生参与授课的参与式教学方式实施步骤

首先，选定学生授课内容。根据《管理学》教材的具体内容进行仔细研究，同时结合往届学生反馈的难点以及当前学生现有的知识水平，找出适合学生授课的部分。如《管理学》中的决策方法等。然后把授课内容细分成一个个小知识点。其次，授课内容下达与小组协作准备。在第一次课上，学生成立7-10人的学习小组，以抓阄方式布置小组授课任务。确定授课内容后，给予学生时间自学有关内容，让学生以学习小组形式根据教师要求，自行收集素材，通过课本、文献资料等，写好教案，制作PPT课件，同时在规定时间把讲授的内容发给任课教师审核并提出修改建议。在这一过程中，任课教师需要引导学生如何把握授课重点，如何讲述课程难点，如何设计课堂讲授内容等。再次，学生课堂授课与教师补充点评。时间一般控制在两个学时内（如表1）。经过充分准备后，按计划由轮到的学习小组派出代表走上讲台展示授课内容。讲述完成后，其他学习小组进行提问，由讲述的学习小组进行回答，任课教师坐在学生中倾听。对于学生反应强烈的问题，教师在台下参与讨论，充当学生角色，交流意见和想法，起到抛砖引玉作用。通过学生之间的讨论，更好了解学生学习中遇到的重点难点，然后由授课教师进行补充讲述并予以评价小结。

（三）学生参与授课的参与式教学方式效果调查

由于时间等方面的限制，我们在一个班139名学生中应用学生参与授课的参与式教学方式。课程结束后，通过问卷调查的方式调查了学生对于学生参与授课的参与式教学方式的满意程度，满意度的测评主要从学生积极性的提高、解决问题的能力的提高、对学习兴趣的提高等方面进行。学生参与授课的参与式教学方式虽然在实践中尚有待于完善的细节，比如，学生存在个体差异，每一个学生都有其自身的独特性，有些可能擅长口头表达，有些可能擅长文字表达，有些善于领导等，如何引导学生更好发挥挖掘自身潜能等等值得我们不断探索。但这一方式锻炼了学生的团队协作与合作学习能力，活跃了课堂气氛。我们认为这一方式值得在实践中进一步优化和推广。毕竟，在信息时代，快捷的网络与强大的容量使高校学生获取知识的渠道和方式呈现多元化趋势，也使相互平等、共同探讨的“教与学”具有了可能性。

作者:李超玲陆琳单位:桂林理工大学

参考文献：

[1]张云，聂瑾芳，李建平，等.基于学生参与授课的研究生课程教学实践与思考[J].教育教学论坛，2012（S2）：109-110.

参与范文篇5

关键词:公共管理;公民参与;和谐社会;意识;组织性

做好公共管理事业是政府的重要职责，也是政府为公民服务的具体体现。因此，自国家诞生以来，公共管理便随之产生。从上个世纪开始，国内外关于公共管理的研究便从未中断过，由此也产生了很多关于公共管理的理论与实践研究。众所周知，公共管理质量如何关乎政府工作质量的提升，关乎人民满意度的提升。因此，各国政府均不约而同在公共管理策略方面进行探索与实践。研究发现，公民的有效参与有利于公共管理质量的提升，有利于提升公民的公共管理满意度。所以，我们应在公共管理中的公民参与方面进行深入探索与研究。搜索相关文献资料时发现，国内目前关于公共管理中的公民参与问题研究已然较为全面和深入，但关于公共管理中的公民参与问题研究不应就此停滞不前，应对该问题进行持续研究。

1公共管理中的公民参与意义

公民参与和公共管理是密不可分的，公共管理离不开公民的参与。公共管理中的公民参与是指让公民有的放矢的参与至政府的公共管理事业当中，从而有效促进公共管理质量的提升。公共管理中的公民参与具有重要意义，具体主要体现在如下几点:1．1能够保证公民权的实现。公民参与公共管理有利于维护公民的合法权利和利益。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员，公民有权利参与到政府的公共管理事业当中。公民参与到政府的公共管理事业当中，是实现公民权利的一个重要体现。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公民并未真正有效的参与至国家的公共管理事业当中，以至于很多公民对政府的公共管理举措并不满意，严重影响了党和广大人民群众之间的良好关系，对政府良好形象的塑造也极为不利。政府规定公民可以参与至公共管理当中，是对公民权利的一种尊重，是提高公共管理质量的重要途径。所以，政府应积极倡导广大公民积极踊跃的参与到公共管理事业中来。1．2有利于和谐社会的构建。进入21世纪后，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我国逐步步入构建和谐社会的伟大时代。和谐社会的构建涉及到很多方面，很多方面的因素均会不同程度上影响和谐社会的构建。在众多影响因素中，公民能否有效参与至公共管理当中，无疑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和谐社会的构建。公民参与公共管理有利于维护社会稳定，公民参与公共管理可让公共管理更加贴近实际，更加满足公民的具体公共服务需求，让公共管理更为科学，从而有效提升公民的公共管理满意度。公民对公共管理满意度的提升有利于促进和谐社会的构建，推动和谐社会的发展。1．3有利于推动民主政治的发展。过去很长一段时间以来，中央政府始终积极采取相关措施，希冀有效推动我国民主政治进程的发展。在我国，民主政治发展至今已然取得一定成就，这一点毋庸置疑。而政府积极鼓励和倡导公民参与至公共管理事业中来，对推动民主政治的发展显然也极为有利。公民参与公共管理，可以为政府的公共管理献计献策，实现公民与政府共同管理公共事业。这样的政治无疑是民主的，是值得提倡的。

2我国公民参与公共管理存在的问题

截止目前为止，我国公民参与公共管理已取得一定成就。我们在看到相关成就的同时也应保持清醒头脑，应清晰认识到:目前，我国公民参与公共管理仍不同程度上存在一些问题。对于存在的问题必须积极采取措施予以有效解决，从而有效促进公民参与公共管理。2．1公民缺乏参与公共管理的意识。公民参与公共管理的做法虽然是可行且先进的，但现实情况却是:很多公民均不同程度上缺乏参与公共管理的意识，以至于影响公民参与公共管理质量的提升。公民缺乏参与公共管理的意识，就表示他们很少甚至不会参与到公共管理事业中来，这一点对我国公共管理事业的发展极为不利。以某村为例，在美好乡村建设过程中，村委会决定征求村民意见，希望能更好推动美好乡村建设。但意见征求通知发出去之后，很长一段时间并未有村民参与进来。当村干部就此问题走访部分村民时，有村民这样表示:“美好乡村建设是国家和政府的事情，想要怎么建设美好乡村当然是政府说了算。问我们村民如何建设美好乡村有什么意义呢?我们又能给出什么好意见呢?”访谈中很多村民均持类似看法。由此可见，当前我国很多公民均缺乏参与公共管理的意识。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又何谈如何促进公民参与公共管理质量的提升呢?2．2公民参与公共管理的渠道不够畅通。在我国，并不是所有公民都缺乏参与公共管理的意识。在现实生活中，很多公民在内心深处是极度渴望能够参与公共管理的。但遗憾的是，我国公民参与公共管理的渠道却不够畅通。由于参与公共管理渠道的不畅通，最终造成很多公民放弃了参与公共管理的想法。例如，在某地的一次拆迁过程中，很多农民对政府的拆迁举措均不满意，多次想向上次部门提出自己的意见。无奈的是，并无任何部门愿意听取农民意见。以至于大部分农民对拆迁补偿不满，进而抗拒拆迁。如若在拆迁过程中，政府和被拆迁农民之间有一个畅通的沟通渠道，此种现象也就不会出现了。上述案例仅是其中的一个小小方面，公民参与公共管理渠道不畅通的具体表现还有很多。为更好促进公民参与公共管理，我国政府应进一步建立和畅通公民参与公共管理的渠道，让广大公民可以更加顺畅地参与到公共管理事业中来，为我国公共管理事业的发展贡献出自己的一份力量。2．3公民参与公共管理缺乏组织性和有序性。公民参与公共管理应该是一个有序且有组织性的行为。但现实却是，很多公民虽然想参与公共管理，但往往由于参与公共管理呈现出无序性和无组织性的情况，造成公民参与公共管理效率的降低。以某社区的卫生管理条例构建为例，该社区在构建小区卫生环境管理条例之前，通过公告的方式希望征求社区居民的意见，但公告后，仅少数几名公民提出意见，且意见并不科学。无奈之下，社区只能自主构建小区卫生管理条例。没想到小区卫生管理条例后，问题随之而来。很多居民对社区制定的卫生管理条例并不满意，甚至出现严重抵触。无奈之下，社区又一次小区卫生管理条例。没想到这次还是很少有社区居民积极参与进来。以至于该社区的小区卫生管理条例迟迟无法构建。之所以产生此种情况，主要因为在本次公共管理活动当中，社区居民并未有组织且有序的参与至小区卫生管理条例的构建中来。诸如上述案例可以说是不胜枚举的。为提高公民参与公共管理质量，我们还应引导公民有组织、有序的参与至公共管理事业中来。

3促进公民参与公共管理的相关对策

通过多年努力，如今我国公民参与公共管理活动已然取得很大发展，但问题依然存在。为切实解决公民参与公共管理过程中存在的上述问题，不断推进我国公共管理事业的发展，特提出如下发展建议:3．1切实培养和提升公民参与公共管理的意识。上述论述中提及到，公民参与公共管理是一种极为先进的做法。但令人遗憾的是，政府虽然鼓励公民参与公共管理，但仍有很多公民普遍缺乏参与公共管理的意识。基于此种情况，我们应积极采取相关措施切实培养和提升公民参与公共管理的意识。具体可从如下几个方面入手:第一，要求各大媒体加强相关方面的宣传和报道，让公民清晰认识到:公民参与公共管理有利于和谐社会构建，是实现公民权力的重要渠道，是我国民主政治发展的重要一环。公民应积极踊跃地参与至公共管理当中，为公共管理献计献策。第二，政府应通过讲座、发放宣传小册子等方式，让公民意识到参与公共管理是自身的一项权利，公民有权利也有义务参与到公共管理事业当中。通过上述措施的持续实施，我国公民参与公共管理的意识也会随即得以不断提升。待公民有了较强的公共管理参与意识后，他们也会自觉且积极的参与到我国的公共管理事业当中，为我国的公共管理献计献策，不断推动我国公共管理事业的发展。俗话说，意识决定行动。公民有了较强的公共管理参与意识后，他们便会在强烈的意识引导下，积极参与到公共管理的行动中来。这一点是我们希望看到的，也是利于我国公共管理事业发展的。3．2建立和畅通公民参与公共管理的渠道。公民参与公共管理有利于维护公民的合法权利和利益。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员，公民有权利参与到政府的公共管理事业当中。公民参与到政府的公共管理事业当中，是实现公民权利的一个重要体现。而公民参与公共管理的渠道不畅通影响公民参与公共管理的成效，这一点也是毋庸置疑的。基于此种情况，我国政府应积极建立和畅通公民参与公共管理的渠道。以政府征地拆迁为例，在征地拆迁过程中，政府的每一个决定均应通过座谈会、听证会的方式积极听取每一位涉及征地、拆迁农民的意见。做出每一个正式决定之前，均应决定意见征求稿。意见征求稿后，应积极听取农民意见，并在农民意见的基础上积极修改相关决定。这样的做法即是公民参与公共管理的重要体现，同时也有利于提升公民参与公共管理的满意度。同样道理，政府在公共管理方面做出的每一项决策，均应通过不同方式建立与公民相互沟通的渠道，应积极听取公民意见。殊不知，公共管理的对象是广大公民，如若公民对公共管理举措不满意，那么这样的公共管理举措无疑是低效甚至是失败的。总而言之，政府建立和畅通公民参与公共管理的渠道极为重要。任何组织或个人不论是出于任何理由阻止公民参与公共管理的做法均是不值得提倡的，甚至是应该严厉打击的。3．3引导公民有组织、有序参与公共管理。上述论述中提及到，我国很多公民参与公共管理均呈现出无组织、无序的不良状态。此种情况的存在是不利于公民参与公共管理质量提升的。建议政府应积极倡导公民成立相关组织，通过相关组织有序参与公共管理。以社区的公共管理为例，为更好参与社区管理，社区居民应成立社区居民委员会。一旦社区居民对社区管理有何意见，均可通过社区居民委员会向社区反映情况。社区居民委员会与社区的沟通会更加方便，提出的意见也更容易被社区所接受。再如，在征地拆迁过程中，被征地的农民也同样可以成立被征地农民委员会，通过被征地农民委员会与政府和开放商积极沟通。这样的做法是可行且有效的，利于公民更好参与到公共管理事业当中。

4结语

参与范文篇6

关键词:公众参与;城市规划;夏门PX事件

1公众参与城市规划的相关理论

1.1公众参与城市规划的相关概念与本质

公众指的是政府为之服务的主体群众。公众参与城市规划,是指通过一定方法和程序让众多市民能够参加到那些与他们的生活环境息息相关的政策和规划的制定及决策过程中来,从而保证规划的公平、公正和公开,使规划能切实体现公众的利益要求,并确保规划工作能够成功实施,实质上是公众与项目主持方之间的一种双向交流。

1.2公众参与城市规划的意义

首先,公众参与城市规划是宪法赋予公民的基本权利。其次,公众参与可以协助政府履行好各项管理、服务职能,促进公共服务型政府的构建,这与我国提出的政府应从经济建设型政府转为公共服务型政府,从管理型政府转为市场服务型政府是不谋而合的。最后,公众参与有助于减少规划失误,增强规划的合理性。

2结合厦门PX事件分析我国公众参与城市规划的现状和不足

2.1厦门PX事件的概况

厦门这座被联合国评为最佳人居的城市,2007年5月成为了全国关注的焦点之一。厦门PX(又称对二甲苯,化工原料,属低毒物质,会对神经系统有刺激作用,但一般是短暂的,其毒性可能在燃烧不充分的时候产生)项目的选址位于距离厦门主城区仅7公里的海沧开发区,一旦投产,据说将给厦门带来高达800亿的工业产值。国家发改委于2006年7月核准通过了项目的申请报告。厦门大学中科院院士赵玉芬在2007年年初发现了该化工项目的存在,她意识到,作为危险化工原料的PX在距离主城区如此之近的海沧,如此大规模地生产,将会直接影响到厦门的生态环境。一旦发生极端事故,可能危及厦门本岛百万居民。最终,经过各方半年多时间的博弈,PX项目决定迁离厦门。

2.2我国公众参与城市规划的现状和不足

(1)公众参与城市规划的法律和制度不健全。

拥有一个严肃而权威的制度作保障,是确保公众能够真正参与城市规划的前提。目前我国公众参与的法治化不健全表现在三个方面:

①无法可依。

调查显示约有50%的规划师认为现阶段公众参与的最大障碍就是法律制度不健全,虽然我国已将公众参与列入法律范畴,但缺乏可供操作的程序性规范,对公众参与规划的对象、机构、内容、权利、义务等尚无明文规定,从而使公众参与城市规划的法律地位就很难保障。而相比国外,公众参与已作为一项法定的制度被确定和执行下来。

②有法不依。

我国对公众参与规划已有法律的规定,但是在实施过程中经常出现曲解法律条文或钻法律漏洞等现象,一方面是由于法律还需进一步完善,另一方面也是由于政府官员、执法人员为了地方或个人利益而至法律于不顾。这一点在厦门PX事件中就有所体现,海沧区的土地招拍挂存在严重的违规问题,在先有化工区规划以后,又引进了许多房地产项目和几所学校。

③违法不究。

要实现法律面人人平等就必须对权力的使用加大监督力度,对违法乱纪行为严肃查处,对因决策失误而造成的损失实行问责制,追究相关人员的责任,以维护法律的权威。

(2)参与主体的重视程度不够。

公众参与城市规划的主体主要有:政府官员和开发商、规划师、广大公众。首先政府官员的官本位思想比较严重。其次,规划师未发挥有效的协调作用,忽视了规划的公众参与,虽然大多数规划师认为应该将公众参与纳入法定程序,但是对实际操作上并不抱有太大信心。最后,公众大都抱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观念,对与城市发展长远利益相关的公共设施、基础设施等的建设还未表现出足够的热情。

(3)参与的技术方法落后。

在城市规划方案形成的前期和后期反馈阶段,主要采用的是发放问卷及走访调查的方式来搜集信息,这样首先会造成收集的信息不全面,缺乏广泛性和代表性。其次,对回收的调查问卷和访问结果的处理分析工作又极为繁杂,难以形成有效的信息进入规划方案,且所获得信息仅限于选项答案,难以作进一步的分析挖掘。再者,调查问卷要经过设计、印制、发放、回收,系统分析等阶段,会造成调查成本的加大和调查效率的降低,在一定程度上加大了公众参与的障碍。

(4)规划各阶段中的参与程度不足。

一个规划项目从立案到最终实施要经过以下几个阶段:规划立项准备、初步草案准备、规划方案形成、初步成果完成、规划成果审查、规划成果完成、规划实施。在每一个阶段公众参与的方式和程度都有所不同,但是都表现出了一定的局限性,如规划师一般会在前期进行一些调研,在规划方案制定出来以后才向公众进行展示,让公众提意见,在方案的规划过程中也没有公众参与的内容,这就构成了事后参与。

3公众参与城市规划的建议和对策

3.1加强法律体系的建设

法律体系的不完善和滞后是制约我国公众参与规划的主要因素,所以必须加强法制建设,从法律上明确行政机关应承担的义务和公众拥有的权利,做到有法可依。同时加强民主监督机制,做到有法必依、执法必严,建议在城市规划部门、检查部门和法院设立城市规划监督检查小组,专门负责与城市规划相关的法律事务,监督的主体不仅仅局限于人大、政协和纪委,广大人民群众、居民委员会、非政府组织等都要参与进来,扩大监督的范围。

3.2发展公众参与的非政府组织

目前公众参与的组织主要是居委会,但居委会并不独立于政府,而是政府在基层的代表,但从国外公众参与的发展历史来看,一个独立于行政组织之外的、受法律保护和支持的非政府组织的存在是十分必要和重要的,它不代表任何个人或某利益集团,不会出现利益寻租。可以在各个社区成立“公众参与委员会”,赋予其决策、管理权限和法律上的支持,成员应由主管城市工作的政府官员、规划师和拥有不同年龄、职业背景的公众组成,其中公众应占绝大多数,委员会主要负责收集、整理公众意见和建议,提出可行方案,监督规划的编制和实施。

3.3深化参与意识,普及规划知识教育

规划知识贫乏以及文化水平的限制,直接制约了公众参与规划的广度和深度,所以,加强对规划知识的宣传和普及是当务之急。可以将规划知识纳入国民教育体系,使广大公众从小就树立起参与城市建设的意识;专业人员,如规划师、规划专业的大学生和政府官员走进社区,举办讲座或定期进行系统地规划知识培训等。

3.4改进公众参与的技术方法

引入先进技术手段全面推行公众参与,如可以利用先进的信息技术,如电子网络来拓宽参与者的广度,方便政务管理,提高公众参与的效率;其次,政府部门要大力推行电子政务,实行政务公开,通过网络平台将城市规划政策信息及时地在网站上,从而使公众可以方便、快捷地获得信息,同时也提高了政府的办事效率。

4结语

公众参与城市规划一方面体现了社会公平,另一方面也是经济发展和提高城市竞争力的需要,是民主与效率的统一。城市规划作为一项公众事业,需要各利益主体共同努力,使广大公众了解规划、支持规划、运用规划,不断提高参与规划的能力,促进社会的和谐进步。

参考文献

[1]宁骚.公共政策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2]尤建新.现代城市管理学[M].武汉:武汉出版社,2003.

参与范文篇7

关键词：成因与依据，主要体现，必要性，立法建议

一、农民政治参与的成因及依据

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中国进行了伟大的经济体制改革，广大的农民在经济体制改革中取得了巨大的成果，伴随着改革步伐的加快，一系列政治体制改革措施全面的开展，为农村扩大农民的参政议政提供了更为广阔的舞台和不断扩大的自由度。农民政治参与是指作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主体之一的广大农民群众通过投票选举、上访、诉讼等形式参与政治生活，表达自己的愿望，保护自己的切身利益，并试图影响各级部门决策的行为。

另外，笔者认为，农民政治参与的产生除上述历史原因外，最主要还有以下两个原因：

（一）现实条件

1、农民政治参与是建设我国民主政治的重要组成部分。人们一般认为，现代民主政治发展的过程就是政治参与不断扩大的过程，一个国家公民的政治参与程度和水平越高，这个国家的民主程度和政治发展程度就越高，农民人口在我国占绝大多数，他们政治参与的程度和水平几乎决定着我国整个国家政治参与的程度和水平，很大程度上影响着我国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的目标的实现①。

2、农民政治参与是农民合法利益的重要保护手段。中国三农问题的不稳定，最主要的

表现之一，就是农民权益的受损②。众所周知，近年来国家通过立法、行政和经济等手段加大力气促进农民收入的增加，取得了显著的效果，同时，伴随着农民增收，农民对政治参与的意识也在逐步增强，他们要求在一定程度上要通过参与政治决策来影响决策者的意志，并且透过法律制度的管道进行自我保护，最终真正能够保障合法经济利益。

（二）法理依据

1、法的价值理论。法的价值是指法作为客体对于主体的满足以及相对于主体的绝对指向，农民问题的实质是人权问题，农民制度性政治参与的终极目标就是要保障人权，人权是一切人满足自身需求、享有人身自由、并对自身以外任何事物发生不同联系的资格和能力的总和，是社会的人的权利和人的社会的权力相互关系不断发展的统一体③。而人权又是法的基本价值之一，法就是要通过其特有的功能保障社会群体在一定时期内享有生存和发展所必需的条件，实现法的价值，加之我国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是依法治国。所以，实现法的人权价值必然要求法律赋予农民政治参与权。

2、宪法精神。近代意义上的宪法产生于自从资产阶级革命爆发后，在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占据主导地位、资产阶级掌握国家政权和启蒙思想广泛传播的历史条件之下，资本主义宪法倡导的天赋人权、自由平等和权力制约理论为各国宪法所响应。我国宪法以人民主权为原则以根本法的形式赋予公民广泛的政治权利和自由，农民政治参与的过程就是在行使宪法赋予的神圣权利。

二、农民政治参与的主要体现

中国农民的处境困难的根本性和结构性的根源，就是，伴随着农村利益格局多元化和农村社会的阶层分化，小农经济格局以及人口相对于土地的资源紧张性。如果在有限的土地上，农民以小农经济型态维持一种可以满足温饱，但是却没有商业利益的小农农业经济，农民所面临的经济问题就有两个：缺乏参政和工作机会、以及缺乏现金收入④。而且，农民在政治上基本上处于无权地位，加之长期以来受封建思想的影响，心理结构具有二元性（即崇拜又畏惧权力、既逆来顺受又暴力对抗、既有平均思想又有特权观念），基于上述原因而言，农民政治参与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农民政治参与的目的方面

广大的农民还是愿意用参政议政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意愿的，影响政策的制定和执行，改革开放以来，农民一直关注自身经济的发展，利用国家的各种开放政策发展农村的经济，致富奔小康。在反映的情况中，公共事务问题（如选举、教育、交通设施、土地分配、公共设施、村福利等）占到首位，经济问题占到第二位，这说明一方面中国农民的经济得到了很大的发展，村民把眼光放在了村里公共事务的建设上来，经济意识和经济头脑增强。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农民依然把参与政治作为大事来做。

（二）农民政治参与的动机方面

农民政治参与的动机，乃驱动农民进行政治参与的心理力量。对此学者并无定论，但最主要的是经济动机和非经济动机，而且经济动机是最基本的。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农民、集体、国家之间存在经常性的利益冲突，农民为了保护自己的利益，必然要过多地参与政治，这就说明农民经济主体地位已经确立并且需求经济利益的保护机制。

（三）农民政治参与的形式方面

农民通过多种参与政治的形式来影响政策的制定和执行，但是农民利用的这种形式却反映出农民的参政水平。农民从自身的利益出发，还是从公众的利益出发，关注整个社会和国家的利益，都是影响政府政策的实际结果的行为，个人的政治参与水平也体现了一个国家的民主化程度。笔者认为，农民的政治参与形式最主要的可分为制度性参与和非制度性参与，所谓制度性参与是农民依据国家宪法、法律、行政法规、行政规章以及一些其他的规范性法律文件规定的制度、方式和程序向国家机关、自治组织及其工作人员提出意见和建议，或者通过国家司法机关主张诉讼权利，参与公共事务和国家事务的行为。而非制度性参与是指不符合国家宪法、法律、行政法规、行政规章以及一些其他的规范性法律文件规定的制度、方式和程序而进行的影响政治决策过程的活动。而中国农民的制度性参与并不顺畅，其权益受损时通常保持沉默是一个选择，但是，“愈来愈多的农民开始自己组织起来，不是设法走进制度性参与，而是走向暴力性的非制度性参与。⑤”由此，法律治理化终于发展到了没有法律的治理化，发展到了无法的治理，这种治理恰恰是以普遍存在的法为依据的，这个普遍存在的法就是原始的惩罚和原始的暴力。其实，大部分的农民并不会选择走上与政府作对的路，农民如果有办法自我组织起来，往往采取的第一步是“上访”。但由于农民的组织一方面仍然没有与外界“链接”，仍属孤立，另一方面他们在正式的政府内部没有代表或人，因此无法挑战容易勾结的官僚体系，其结果经常是上访无效，或者更不幸的是上访者惨遭逮捕或者打压。面对这种体制内参与几乎是完全不通的情形，农民在其权益被压迫、侵犯忍无可忍之下，组织起来冲击地方政府的情形便经常发生，“打着‘减负代表’的

农民领袖已经非常具有组织力和号召力，可以很有组织地将农民组织起来，其与政府的对抗已经逐渐有升高趋势，甚至出现暴力倾向。⑥”

（四）农民政治参与的其他方面

农民政治参与还存在如下问题：参与的主动性和自觉程度低，参与的高指向性，参与要求与能力之间的反差大；农民掌握政治知识的整体水平仍然很低，农民政治参与态度也较低调，对政治的评价倾向于消极，农村社会分层、经济和社会地位、宗族和新闻媒体影响着政治参与，在中国农村宗族仍然是左右决策的主要力量；政治参与热情有待进一步提高，看客心理、热衷实利、忽视政治是主要表现，政治参与的质量较低，主要表现在从众性参与较多、参与仅限于社区性参与或问题性参与，政治参与的有效性较低，质量不高；农村妇女在政治参与中有较强的依赖性，处于政治边缘化状态；农民工政治参与率较低，政治参与受到各种限制。

三、构建农民制度性政治参与法律制度的必要性

中国农民的非制度性参与具有以下特点：首先，这些非制度性参与已经不是独立偶然的事件，而是愈来愈频繁且趋向有组织的；其次，这些行为往往是因为基层政府或干部的腐败或滥权，且农民经由正式管道无法伸张和保护其受损的权益；第三，这些行为本身并无法真正改变既存的正式政治制度向良性转变，也无法形成一种稳定经常的有效参与，亦不利于形成一种“善治”，更对“发展”起不了太大的帮助；第四，农民的非制度参与有可能慢慢产生跨域的联系，但是这种联系并没有进入合法公开的参与渠道，且其与政府的对抗性会加强。

简言之，农民在制度性的政治参与管道受阻，其有内聚性、地方性的有利于公共对话和民主参与并能促进公共利益的政治参与机制没有被开发的情况下，结果形成了另一种具有破坏性的政治参与，这不仅是农民的损失，更是对整体政治秩序和民主政治的损失。因此：

（一）农民制度性政治参与是实现法治、宪政的基本途径

党的十五大把依法治国确立为治国方略，并写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明确规定要“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要实现社会主义法治，必须具备法律条件和制度条件，健全的法律制度和民主参与政治的体制是制度条件的重要内容，另外，普遍认为，宪法是静态的宪政，宪政是动态的宪法，要实现宪政，就必须以宪法为前提，以民主为核心，以法制为基础，以保障人权为目的，而这一切对于中国来说，都要依靠农民制度性政治参与的解决，否则，法律条款、民主、农民人权在农村就是缺失的，法治、宪政也就成为了空谈。

（二）农民制度性政治参与是维护社会秩序稳定、化解社会矛盾的有效手段

如前所述，农民往往在通过正常渠道进行政治参与很难凑效的情况下，进行非制度性政治参与，导致一系列恶性事件、抗议和暴力对抗活动的发生，甚至违法犯罪，当然这些行为都反映出农民政治参与意识的增强，但都将对农民个人、家庭、社会和国家产生不利影响，对我国农村地区民主法制建设进程带来严重的破坏，而且，会在农民和自治组织、人民政府之间产生一些比较复杂的矛盾。所以，通过具有公开性的法律制度安排，引导农民走上制度性参与的轨道，将有利于农村社会的治理和维护稳定的社会秩序。

（三）农民制度性政治参与为农民提供了一种有效的政治参与社会化方式

政治社会化是农民获得政治倾向和行为模式的成长过程，是人终其一生的持续活动⑦。通过政治社会化，要把一定的政治文化、态度、观念和政治规范通过各种途径不断渗透于个体，使其由一个自然人成为政治人。为了建设高度民主的国家，使个人充分了解民主价值、掌握民主程序，具备民主操作能力，积极参与政治，主张自己的权利，农民制度性政治参与应当成为当代农民政治社会化的重要内容，也是最直接，最有说服力的政治社会化途径。

综上所述，构建农民制度性政治参与体制是完全有必要的，是有充分理由的，农民制度性政治参与体系要发挥他应有的功能，更需要一套程序和规则体系，而国家法律是最具强制力的规则组合，借法律之强制力为农民制度性政治参与的实践提供保障，是符合制度性政治参与实质和发展规律的。

四、构建农民制度性政治参与的法律制度的立法建议

法律本身并不能看作是静态的规章，如何使用法律，并以法律作为一个操作的工具和平台，才是法律的精髓所在。中国农民作为一个弱势团体，只有当农民变成了公民，并且透过制度的管道实现自我保护时，才能最终真正保障其权益。如果从这样一个角度来看，为农民制度性政治参与体制奠定一个长久可行的基础才是当务之急，而不仅是停止对农民权利的侵害。可以说，法律在奠定工程中正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而现代法精神与农民的社会生存状况和文化观念不相适应，由此导致了法律在执行过程中的困难和紧张，而克服这种困难和紧张，彻底改变乡村社会治理，改变乡村经济、政治、文化和风俗习惯，实现对乡村的全面治理，只能做一个长远的计划和蓝图，在这种状况下，成本最小的方法或者说最易实现的有效办法就是改变法律，让法律来适应农民社会生存的具体情况。笔者就农民制度性政治参与体制构建提出以下立法建议：

（一）修改现行《选举法》，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实现公民公平享有政治权利

如前所述，现阶段我国农民进行政治参与的目的主要仍然是公共事务问题，善于利用并改革地方人大之选举制度，作为诱发农民合法结社之社会动员机制，提升中国农民的公民权力的意识与能力，让他们积极地参与进来，选出他们自己的代表并进入国家权力机关表达自己的意志，保证宪法赋予公民政治权利的公平享有。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的规定，农村人口选出人大代表的比例是城市人口选出人大代表比例的四分之一，也就是说，在人大代表的选举上，农村人口的公民权是城市人口的四分之一。这是一种法定的不平等。当然，这种配置是有立法当初的国情，但是这种国情一方面已经有所变化，另外一方面也不能忽视此种制度性扭曲所形成的潜在歧视效果，应该修改法律，切断不平等的源头。毫无疑问，这对于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也是一种改良。

（二）修改现行的《户口登记条例》，保障农民的迁徙自由权和择业自由权

用“三个世界”的理论来表述他的国际观，作一个简单的类比，在中国内部，也存在着“三个世界”：大城市是第一世界，那里集中了主要的政治、经济和科技资源，左右中国命运的精英人物在那里聚集、从全国搜集的大量的财富也在那里聚集，中小城市是第二世界，广大农村则是第三世界⑧。作为中国之第三世界人的农村农民基本处于政治上无权、经济上弱势、文化上落后，其对城市的功用被定位为提供原材料和供应廉价劳动力。在社会主义中国，农民不是一种职业，甚至也不单是一种身份。职业可以改变，身份也可以调换，但现行《户口登记条例》以法律的形式，刚性地限制农民的迁徙自由和择业自由，洛克强调的人身权，中国农民并没有充分享受。农民的迁徙和择业自由是基本的政治权和人身权，却被剥夺。农民的政治参与权何谈

行使。现在虽然有所松动，但在户口等级背后是重大的利益差别，比如就业、子女上学、住公房、吃补贴、使用公用设施等都大不一样。在这种户口利益分配机制的作用下，人们都企图实现户口等级的垂直方向跃迁。总之，现行的户口制度对农民是极为不利的，把他们限制在狭小的地块上，一代一代繁衍下去，与日益发展的现代文明始终隔着一段距离。从立宪角度看，在美国、德国和欧盟，宪法要求存在全国性的共同市场，其内部应该维持四大自由流通，即人员、商品、服务和资本的自由流通，如果中国宪法当中写入这一条，其他法规包括地方保护性规定就要以宪法为准绳加以修改更正，社会各阶层、社会成员之间的平等和公平地参与政治就指日可待了。

（三）改革现有的村民自治制度，通过立法赋予农民更加宽阔的结社权行使渠道

村民自治是指农村社区的居民自己组织起来，以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为核心内容，从而进行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一种民主组织形式。随着村民自治的不断推进，我国农民的政治参与意识不断增强，政治参与能力不断提高，但自治模式仍然单一，目前法律规定只能选择一种村委会模式。《宪法》第35条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依据法条，农民完全可以成立各种专业协会完成各种职能，使农村治理结构多样化，这实际上意味着政府职能的转变，由农民协会来代表农民的利益与政府对话，较之与农民“非制度性政治参与”更为安全可控，从而更符合政府的偏好。因此，政府可以通过建立各种秩序框架允许农民协会的建立和存在。另外，《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第29条规定，“选民或者代表，10人以上联名，也可以推荐代表候选人。”这条规定给农民以及农民团体提出自己候选人给予了一个合法的机会。虽然选民提出的候选人根据该法第三十条还要经过选民小组酝酿、讨论、协商而产生正式候选人名单，但是至少农民和农民团体根据法律是可以提出他们认为能真正代表自己利益的候选人。在此种可能的条件下，如果农民能有自己的组织和团体，那么组织或团体的代表在选民小组协商时也应该参与协商，这样才能真正确保其候选人不会被剔除到正式候选人名单之外，保证政治参与质量的优化。

（四）完善社会主义社会保障立法，加快农民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45条第1款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年老，疾病，或者丧失劳动能力的情况下有从国家或者社会获得物质帮助的权利。国家发展为公民享受这些权利所需要的社会保险，社会救济和医疗卫生事业。”但是在现实生活中，农民却远离了社会保障制度。从意识形态角度说，对所有社会成员都实行平等的社会保障，这是西方发达国家普遍实行的福利政策。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更应该强调人与人之间的平等性，理应在社会保障方面做得更好，可十分遗憾的事，我国现行的社会保障仅限于城镇职工，广大农民却与社会保障无缘。制度排斥使得弱势群体无法达到起码的制度公正和保护，制度公正是保证社会各个领域的起点公正，程序公正和结果公正的底线，如果将主要社会群体排斥出了制度公正的视野，这至少意味着社会公正的底线出现了裂缝⑨。城镇职工工作了几十年，到了退休年龄享受退休金等社会福利保障，但农民却没有任何保障，难道农民每年上交的税费中就没有包括自己年老时的保障福利金？正因为这种忽视农民的社会保障制度，所以对广大农民来说，既不存在退休的问题，也不存在工作的问题，农民从小就得开始劳动，直到年迈躺到床上不能动弹为止，这种终生劳动制度是中国农民特有的现象。也正是这种有中国特色的制度缺憾造成中国农民的对政治参与兴趣的淡化和对国家的不信任，也为他们进行非政治性制度参与提供了温床。

（五）立法规范新闻媒体的舆论监督行为，为农民提供政治参与的对话平台

近年来，我国新闻媒体的舆论在国家法律监督体系下作出不可磨灭的贡献，成为一支重要力量，被誉为“第四种权力”。与此同时，学者们也提出了许多提高农民政治参与意识和政治参与质量的设想，都普遍认为大众传媒作为一条渠道在当前中国农民的政治参与中正扮演着一个不可或缺的角色，并通过对大众传媒双重功能的分析提出要大力发展和推进大众传媒在农民政治参与中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笔者认为，媒体作为一种舆论工具是“射程最远的大炮”，农民可以借助媒介来表达自身利益要求，实现和维护自身利益，农民可以借助媒体，来表达自身利益要求，利用舆论工具进行的政治参与活动，这是一种间接性的政治参与。伴随着我国农业文化水平的提高和我国社会民主进程的发展，农民运用新闻媒体的力量来表达利益、反映意见将会更加普遍，因为这种参与政治的形式具有其天然的优越性，就是成本低，见效快。最主要的是国家应该把农民来信、来访、来电，向新闻媒体反映不合理现象和问题的程序和方法通过立法规范化，并出台《新闻媒体接受农民来信、来访、来电处理办法》，促使新闻媒体认真对待这些来信、来访、来电，分类处理。一些典型的和重大题的来信、来访、来电，选登出来，以引起社会舆论和有关部门的重视，为农民制度性政治参与打开途径。

五、结束语

由于农民没有掌握政治资源、经济资源和文化资源，他们的弱势地位是不可避免的，问题是一个现代文明社会，笔者认为，应该为农民创造一个公平公正的法律环境，关键是要给农民以构建一个宪法、法律和法规保障下的制度性政治参与的制度体系，赋予农民一切平等的政治参与权利，并增进对农民的人道关怀，使农民能够积极主动地通过一系列“有序的、制度性”政治参与活动得到基本的生存保障和自由。这是中国农民走出几千年来“兴亡百姓苦”的历史性怪圈的必然选择。

注释：

[①][⑦]参见袁金辉著《村民自治与农民政治素质提高》，载，2004年12月15日。

[③]参见杜金韦主编《新编警察伦理学》，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01页。

[②][④][⑤][⑥]参见徐斯俭著《“有序参与”与中国农民权益保障》载《中国经济时报》，2004年3月4日。

[⑧]参见杨光著《“三农”问题再解析》载，2004年1月18日。

[⑨]参见曾群、魏雁滨：《关于失业与社会排斥的分析框架和原理》，参见《失业与社会排斥：一个分析框架》载《社会学研究》2004年第3期。

参考文献：

1、陈吉元、陈家骥、杨勋主编：《中国农村社会经济变迁（1949—1989）》，山西经济出版社，1993年版。

2、陆学艺：《当代中国农村与当代中国农民》，知识出版社，1991年版。

3、李学举、王振耀、汤晋苏：《乡镇政权的现实和改革》，中国社会出版社，1994年版。

4、徐勇：《中国农村村民自治》，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5、袁金辉：《当前中国农民政治参与研究综述》载《中国农村观察》2004年第4期。

6、张英红：《从梁漱溟到李昌平：欲说农民好困惑》载《宏观中国》2002年第4期。

参与范文篇8

关键词:初中科学主体策略模式

一、主体参与教学模式的结构与实施

主体参与教学模式是在教师精心准备后实施激励、引导下的以学生自学、互动为主要学习形式的一种课堂教学模式,可概括为八个字:激励、引导、自学、互动。激励、引导是教的特征,是激励式、情景化、问题化、结构化的教;自学、互动是学的特征,是主动参与式的学,两者是同一过程互相依存的两个方面。笔者根据主体教育思想与理论,结合初中科学教学的特点,经过近年来的探索实践,总结出五个环节教学模式。

1.创设情境——初步参与。这一环节是课堂教学的准备阶段。一开始教师就要注意情感引导,要满怀激情地面向全体学生,营造师生平等民主和谐的教学环境,使每一个学生心理无压力感,让他们真正体验到自己是课堂的主体。其次,教师设置情境时,不能只有一种模式,要根据具体课型和教学内容,创设轻松愉悦的气氛并激发起学生的求知欲。可采用一段小故事,一句名言,一段诗画般的描述,一段生动的录像片,一个小实验,或从学生已有的生活经验和现有的知识背景出发,设计一些与社会、生活密切相关的问题,唤起学生的好奇心,诱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使学生以饱满的探索精神和强烈的求知欲望投入到学习中。

2.引导自学——独立参与。在学生进入最佳的学习状态后,教师要不失时机地抓住有利的教学因素,展开下一步教学活动——教师引导与学生自学。这一教学环节是一堂课的重点,为了调动学生自学的积极性,培养其独立思考能力,克服可能出现的那种放任自流的“放羊式”自学形式,教师要进行合理的组织,给予必要的导读提示。首先,教师备课时要了解学生的心理世界和生活世界,编制引导学生学习的联系生产、生活、现代科学技术实际的读书提纲和开放型练习题,学生结合提纲和练习进行自学、自练,学生在教师创设的情境中产生学习兴趣和疑问,并以高涨的情绪参与到进步、高效的自主学习中。教师应鼓励学生自由表达情感,鼓励学生从不同角度去分析比较和提出问题,善于发现学生思维上的闪光点,使学生体验成功的喜悦,从而激发再发现和再创造,使每个学生在自主学习和自主探究的过程中获得深层次的情感体验、建构知识、掌握解决问题的方法。

3.组织交往——合作参与。小组交往前学生已经过自我深思内蓄的过程,教师组织、指导、调控小组交往,学生以合作方式参与小组学习活动,发表、交流,畅所欲言,互相启发,加深知识理解,获得新的发现,出现不同程度的参与冲动,兴奋再一次外化。在合作学习的过程中,教师不应是旁观者,而应是组织者、引导者、参与者。教师要认真观察和了解每个小组的活动情况,发现个别学生没有认真参与,要及时加以引导,作出明确的要求;发现因思维受阻设计方案有困难、操作错误或不规范,要及时点拨、指导,使学生的探究活动能顺利进行;发现学生提出问题和假设以及对验证假设设计的探索性实验有一定的深度和广度时,要及时给予表扬和鼓励;要引导学生交流与讨论一些较深层次的、有交流价值的问题,不要让讨论流于形式;在进行全班交流,分享成果时,教师要提醒学生注意倾听,记录下自己没想到的问题。通过合作学习,学生可以相互间实现信息与资源的整合,不断地扩展和完善自我认知,可以学会交往、学会参与、学会倾听、学会尊重他人。

4.精讲巩固——拓展参与。教师针对小组学习反馈作评价式、解疑式或引伸式精讲,不需面面俱到,只要根据前几步的反馈信息,针对重点和难点讲解即可。最好精心安排变式的综合的操作演练,引导学生学会概括和迁移。有时候还可设计一些题目,使学习走向深入,使学生在拓展参与中巩固、运用和完善知识。

5.自主评价——反馈参与。传统教学中总结是一大环节,而这个环节基本都是由教师来做。其实这种总结不应只是简单地复述一下一节课的主要内容,而是学生一种极好的自我反思的机会。这种自我反思的过程是一个思想升华的过程,使学生感受到探索性实验的优越,运用初中科学知识解决实际生活问题的喜悦,体验到学习科学是一种愉快的活动,这种体验性的东西是别人无法替代的。

二、主体参与模式教学的策略与要求

1.创设民主和谐的学习氛围,加强师生交往。学习氛围主要指学生学习过程中形成的一种情绪情感状态,民主、平等、宽松、和谐的教学氛围更容易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积极自主地参与到学习中,愉快地体验学习过程。教师应摒弃传统的“师道尊严”,确立“尊生爱生”的师生关系,绝对尊重学生的个性和主体地位。提问时教师要把自己放到学生一边,带着欣赏的眼光期待学生发表学生的见解,关键时将“提问”改为“提示”,诱导学生有创见地发表自己的观点;对于学生提出的不合情理的问题和怪异回答,应采取宽容的态度,一般不生硬地否定,提示他“再听听别人的意见”,引导学生在研讨中自悟、自我否定,精心保护学生自尊心和自我发现的意识;给予学生肯定性的评价,使学生真正体验到自己的进步,看到自己的发展前景,尤其是学困生,不能有偏见和贬低,要尊重和理解他们,使全体学生都能积极地参与到教学中。在教学中应提倡加强师生交往,这种交往应是多样式的、交互式的,既有师生的交往,又有生生的交往,课堂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生生交往中进行,教师只是交往中的一个成员。这种多向交往既能满足学生的求知欲,又能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还能提高学生的智力活动水平。

2.励学生质疑问难,激发学生的创新精神。学生的学习过程主要是一种主动探索过程。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将会遇到各种问题,教师要鼓励学生解放思想,发扬“初生牛犊不畏虎”的创新精神,大胆向老师置疑提问,敢于对课本,对参考书提出疑问,“吹毛求疵”列举课本实验原理、过程、仪器的缺点,积极探索设计新的方案。对于有质量的提问,教师最好不要直接回答,而是根据学生已掌握的知识,从侧面提供解决问题的线索,开拓思路,引导学生参加课堂研讨,从根本上帮助学生释疑。

三、发展性评价,是促进学生主体参与的催化剂

激励性的发展性评价是主体参与学习的助推剂。要让全体学生乐意参与课堂学习,教师就要善于让学生体验成功,从成功中感觉到“自己能行”,感觉到教师和同学的信任,感觉到参与的乐趣。这时教师激励和他人的评价就似火箭起飞的助推剂,显得尤为重要,所以要充分发挥评价促进发展的功能。

1.评价要从“甄别选拔”到“育人为本”。实施发展性评价,不奢求所有学生同步发展,要敢于承认差异,把目标定位在“在原有的基础上有所发展”,实施真正意义上的因材施教,多让学生进行纵向自我比较,看到自己的成长和进步,对学困生尽量少用横向的比,以避免产生“畏难”和“反正我不行”的心理。

2.评价要关怀学生的成长。要促使学生在各自原有的基础上提高和发展。而不是制定等级,扩大差距,强化选优功能。评价要理解和体谅学生,真诚地帮助学生,营造人人无所顾虑的表达氛围。一般来说学困生胆小,大家不信任,甚至讨厌,觉得拖了他们的后腿,使学困生在班中抬不起头来,被自卑所困扰。要让不同层次学生都实现参与,教师要善于消除这两类学生的消极心理,使他们明白:一个优秀的学生是一个会关心帮助任何人的人。使学困生明白:人不是一成不变的,只要是坐在教室里的人,都是有希望的学生,相信所有人都能行。帮助他们建立一种和谐、互助、向上的情感,使他们在“他尊”的良好氛围中无所顾虑地表达。

3.评价要唤起学生的主体意识。让学生参与评价,通过主体参与的评价,促进自我意识的成熟和主体精神的觉醒,让学生认识自我、了解自我,增强发展信心,形成发展的动力。作为教师要不吝啬自己热情洋溢的言词,多运用激励性的评语,要让学生从教师的言词中真切地感受到教师的信任,自己的进步。例如,“你真很棒,虽然只说了一句话,但你今天勇敢地站起来了!”“你能跨出成功的第一步,真了不起!”等等。

参与范文篇9

关键词：公共文化服务；社会力量；参与机制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中指出“，要鼓励社会力量、社会资本参与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培育文化非营利组织”。社会力量参与公共文化服务是指由企业、社会团体或个人等通过兴办实体、资助项目、赞助活动、提供设施等方式参与公共文化服务。公共文化服务主体的多元化参与，有利于改变过去政府唱“独角戏”的窘境，有利于解决公共文化产品和服务的供需矛盾，提供丰富多样的文化产品和服务，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目前，公共文化体系建设过程中，社会力量参与的广度与深度还有较大的拓展空间，公共文化主体的多元化提供格局尚待形成和完善。成都市十二届三次全会决定中鲜明指出“：深入推进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区建设，探索建立政府主导，社会参与，机制灵活，政策激励的公共文化服务供给模式。”近年来，成都市正在探索鼓励社会力量参与公共文化服务建设的新模式，通过兴办文化实体、资助文化项目、参与文化活动等方式多渠道拓展公共文化服务的供给途径，力争形成全社会积极参与公共文化的生动局面，这将为实现成都文化大繁荣大发展，建设“文化之都”打下坚实基础。

一、社会力量参与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重要性与必要性

（一）从“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到“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必然要求

十八届三中全会首次提出建立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概念，并将其纳入现代化国家治理体系进行战略部署。从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到“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字里行间的变化体现出对公共文化治理理念及公共文化服务工作提出的新目标和新要求。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现代性”要求，要转变政府职能，健全公共文化服务的社会参与机制，同时引入市场竞争机制发挥积极作用。现代公共文化服务要求改变过去政府“大包大揽”的单一模式，逐步以多种形态和多元方式呈现，也就是说要在坚持政府主导的前提下，由政府、企业、非营利组织和广大公民共同来提供。这是现代公共文化服务区别于传统公共文化服务的重要内容。从公共文化服务发展的国际经验来看，政府主导，引入市场竞争机制，鼓励社会力量广泛参与是公共文化服务发展的共同趋势。

（二）文化服务均等化，城乡文化一体化发展的重要途径

要满足不同层次的群众文化需求，仅仅依靠政府的力量是难以胜任的，而各类社会力量和组织活跃在民间基层，他们提供的文化产品和服务近现实接地气，为大众喜闻乐见，基于群众需求有效对接的服务和产品必将提升群众对公共文化的参与率和满意度。因此，引入社会力量有利于提高公共文化服务供给的效率，改善公共文化设施闲置效率不高等症结。同时，激发社会群体参与文化活动的积极性与创造性，引导更多潜藏于民间的文化资源和资本投向公共文化服务，并促进公共文化资源在城乡之间、不同区域之间、不同群体之间进行合理配置和交流互动，有利于基本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的实现。丰富多样的公共文化服务是多元主体共建共享的成果，整合公共资源的力量，推动公共文化服务社会化发展，才能形成文化服务均等享受、城乡文化一体化发展的格局。

二、成都市探索社会力量参与公共文化服务的创新路径

成都市从2006年起建立了吸引社会力量参与公共文化服务的相关政策，出台了社会捐赠文化事业，扶持民办博物馆发展，社会力量文艺创作奖励扶持等政策，并取得了良好成效。一是市委市政府出台了《关于促进民办博物馆加快发展的意见》；二是市委办公厅、市政府办公厅出台了《关于加快培育发展社会组织的实施方案》；三是市文化局出台了《关于2012年深入开展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区创建工作中政府采购文化活动（文艺演出）的实施意见》；四是市民政局出台了《关于促进民办社会工作服务机构发展的意见》。成都市参与公共文化服务的社会力量主要以公民个体和社会组织的形式提供，包括以下几类主体：一是民政局登记在册的各类社会组织包括社会团体、民办非企业单位、基金会；二是营利性组织如各类企业；三是民营文艺团体；四是公民个体自发形成的业余文化队伍、农民自办文化实体、文化志愿者等。据民政局统计数据，成都市社会组织共有5882个，其中包括公共文化服务类社会团体。2013年成都市民办博物馆数量已达67家，在省会城市中居第一，仅次于北京、上海。市级民营文艺团体97家，有130家区市县级民营文艺院团，有691家农民自办文化实体，高达90%的乡镇有农民自办文化实体。民营文艺团体和农民自办文化初具规模，成为公共文化服务的重要补充。此外，2012年成都市建立了成都文化志愿者协会，形成了公共文化服务志愿者工作机制，各区市县设立分会，招募会员15000余人，活跃在各类公共文化服务工作及活动中。目前成都市以政府为主导，社会力量广泛参与的公共文化服务格局基本形成，发挥着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成都市在探索积极探索社会力量参与建设的实践过程中，形成了具有典型意义的经验做法，成为构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特色亮点。

（一）“政府+企业”模式

政府应巧妙借力于企业，通过政府扶持引导及企业赞助、捐赠等形式，整合资源发挥企业优势，提高文化活动的影响力。1.政府引导，企业实施运营——全国首家“青工驿站”为切实保障农民工基本文化权益，尤其是满足进城务工青年的文化需求，成都市按照“全市统筹指导、企业筹划实施、职工参与管理、属地政府负责”的模式，积极探索建立“青工文化驿站”保障青工文化权益的新机制。2012年5月，位于新都区新繁镇的首个青工文化驿站对外开放。该驿站由成都新力设备有限责任公司实施运营，成都市图书馆、成都市文化馆定期对青工文化驿站管理人员进行文化培训，还在书目编录、管理运作、提供图书资料等方面给予相应指导和帮助，免费向公司员工推出电子阅览、图书阅览和文艺培训、体育健身等多项公共文化服务项目，同时辐射新繁镇泡菜园区及周边企业在内的1.2万余名青年工人。自开放以来，该公司没有出现产品质量问题，客户投诉率为零，企业员工流失率大大降低。青工驿站以其文化凝聚力提升了员工的文化认同度和幸福感，发挥出良好效应。这种模式的创新和尝试有利于唤醒企业的社会文化责任，并逐渐形成政府、企业、群众三方共赢互利的局面。成都市将进一步探索如何发挥青工驿站的长效作用、平衡企业经营和文化建设投入等问题，并计划在大中型企业中建立100个以上青工文化驿站，解决满足青年工人文化需求的难题，将青工文化驿站打造为成都公共文化服务建设中的创新品牌，这也是成都推进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的重要举措。2.企业赞助政府公益文化项目，打造公共文化服务品牌成都市按照“打造群众文化活动大品牌、搭建群众文化活动大平台、促进群众文化活动水平大提升”的思路，采取政府与企业、强势媒体合作共赢方式，创新群众文化活动开展模式，由政府提供组织保障、企业提供资金支持、媒体搭建共赢平台，成功打造“成都文化四季风”公共文化服务品牌。一是政府提供组织保障。文化行政部门负责提供活动品牌、制定鼓励政策，开展社会动员，队伍组织、场地协调、安全保障等协调工作。二是企业提供资金支持。企业通过提供资金支持获取活动冠名宣传及产品展示机会。三是媒体搭建共赢平台。新闻媒体通过现场录播获取节目资源，提高收视率和影响力。2012年，成都文化四季风劲舞暖冬与四川电视台妇女童频道和康臣倍健深度合作，录播活动持续5个月，收视人次达3000余万人次。2013年，成都市文化局与四川电视台签订了战略合作协议，开展“想唱您就来”群众歌手电视大赛“；耀舞扬威”群众广场舞电视大赛，这将进一步提升“成都文化四季风”品牌影响力，丰富人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

（二）“政府+社会组织”模式

《“十二五”时期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实施纲要》提出，为加强公共文化产品和服务供给，支持社会力量兴办具有公益性和准公益性特点的读书社、书画社、乡村文艺俱乐部、文化大院、群众文艺团队、社区文化服务组织、民间文艺协会等，直接面向社会公众提供公益性文化服务。作为政府和企业之外的第三部门，在政府无暇顾及而市场不愿进入的领域发挥巨大的作用，可以提供更多样化、个性化、专业化的文化服务和产品。因此，政府对这类社会组织应给予大力扶持和鼓励。1．成都大邑新场镇3+2读书荟——“最美乡村图书馆”“3+2读书荟”是以“阅读、分享、公益”为主题的民办公益的阅读推广机构，致力于农村群众阅读习惯的培育，打通更多乡村阅读的“最后一公里”“。3+2读书荟”的总部在大邑县新场古镇，同时在成都市的大邑县、蒲江县、温江区等地陆续建成并对外开放6个公益书馆。自2012年4月成立以来“，3+2读书荟”以“公益书馆+志愿者+读书荟”的方式，立足乡村，以文化为本、以公益之名分享阅读之美，被媒体称为“最美乡村图书馆”。读书荟运营模式为公益互助，免费参与。普通居民捐赠50本书或者缴纳百元押金即可称为会员，享受免费阅读，志愿者利用业余时间提供服务。除了推广免费阅读外，读书会定期邀请不同的专家学者举办公益讲座，讲座内容包罗万象。此外，读书会致力于探索托管农家书屋的模式，希望利用“3+2”的经验和资源，带活一批农家书屋。目前“3+2读书荟”的资金筹集渠道也实现了多元化，30%为政府购买服务，30%为社会募集，30%为文化创意产业项目自营收入，10%为现场供应茶水等经营性收入。读书会目前有六万册藏书，80%来自社会力量捐赠，10%机构捐赠，10%自己购买。读书会的公益理念和行动正在产生广泛的社会影响力和带动力，如樊建川、崔永元等知名文化人士前来捐赠图书和分享阅读故事；越来越多的本土企业也加入到读书会的公益捐赠和赞助活动中。读书会在运营过程中面临一些难题，比如在书籍的管理和选择上，如何加强内部的流程化和标准化管理，从而推动读书会公益乡村阅读行动的可持续发展。2.社会组织“当家”，社区群众“做主”成华区积极转变政府文化职能，强化社会组织建设，从“注册登记、扶持激励、监督管理”角度强化政府的管理和服务，积极探索建立公共文化服务社会力量参与长效机制。自2012年起仅一年多时间内全区正式注册的“民办非”群众文化艺术团26个，群众文艺队伍392支。百家班川剧团是民办非社会组织，承担组织川剧欣赏、票友演出、文化推广等公共文化服务职能。此外，成华区龙鑫艺术团、百家班川剧团、剪纸艺术工作室、民间手工技艺协会等组织不仅承担文艺演出、非遗文化传承和宣传，还积极进行公益爱心演出和贫困帮扶。各类文化类社会组织在“送文化”的同时积极“播种文化”，参与开展文艺辅导2万余人次，极大地激发了社区群众的参与热情和文化创造力。3.鼓励民办博物馆——“一中心三聚落”成都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民办博物馆发展，先后出台了《民办博物馆加快发展的意见》和《成都市民办博物馆管理办法》，对民办博物馆的发展进行扶持。按照成都民办博物馆“一中心三聚落”的集约化发展思路，在突出民办博物馆非营利性机构社会属性的基础上，建设以民办博物馆为主体的集群，实现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协调发展。一是新建民办博物馆符合国家《划拨用地目录》规定的，经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批准后，可以划拨方式供应土地；二是对藏品丰富、有实力自建自营的民办博物馆，给予建设、展陈、融资、财政扶持等方面的优惠政策支持；三是对藏品特色鲜明、自建资金困难的民办博物馆，可采取租用馆舍的方式独立或联合开办，享受房屋租金补贴方面的政策支持；四是出台优惠政策，鼓励民办博物馆向社会免费开放；五是对开放情况良好并取得较大社会影响的民办博物馆，给予一定奖励。

（三）政府采购+市场化运作

政府采购公共文化服务，采用市场化方式进行文化服务的外包，实现政府职能的转变，有利于提升公共文化服务的效能，让有限的资金发挥最大的效益。成都设立了政府采购专项经费，建立起文化服务采购工作机制，力争实现“送文化”的常态化、制度化。一方面，建立市、县政府采购专项经费。市、县两级分别设立了政府采购公共文化服务专项经费，自2012年起，市本级每年不少于1000万元，各区（市）县专项预算不少于200万元，全市每年落实采购资金5000万元，用于采购公共文化服务送到基层。另一方面，建立政府采购公共文化服务机制。出台《政府采购文化活动实施办法》，通过政府采购程序确定入围产品及服务企业单位，形成服务菜单；通过召开基层服务订货会，由群众自主选择服务产品种类和数量；委托第三方公司对服务活动开展及社会成效进行协调、监督和测评。新都大丰街道文化活动中心与新都区润博社会工作服务中心签订文化外包的协议，购买的文化服务内容包括着力打造“民星‘丰’采秀，快乐你就来”的大丰街道文化品牌及大丰街道“一月一主题”文化活动。政府按照合同约定的服务标准、产品质量、群众参与度等考核验收合格后，对润博社会工作服务中心提供的服务产品给予购买费用十万元。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的形式，借力社会组织向辖区居民提供文化活动服务，比政府直接操办具有更加专业，成本更低等优点，同时又能有效满足多元需求，大大提升了社区群众对公共文化服务的满意度。

（四）政府+志愿者个体

文化志愿者个体在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中具有双重身份，既是文化产品消费者和服务对象，又是文化产品的提供者和服务者。他们有的自发形成民间文化队伍比如腰鼓队、川剧票友团、秧歌队等特色文艺队伍，为地方文化活动增色添彩。他们的参与直接推动公共文化服务的发展，并且大大提升了公共文化服务的专业性、多样化。2012年“成都市文化志愿者协会”成立并搭建起全方位的文化志愿者服务和管理平台，这是我市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又一个重要突破。成都市文化馆对全市文化志愿者进行统筹安排，组织运行，确保文化志愿服务及活动落实到位，向常态化、基层化、规范化发展。目前志愿者协会成员单位51家，正式注册登记个人文化志愿者15000多名，分布在全市318个街道、乡镇，基本实现基层“全覆盖”。我市文化志愿者呈现出鲜明特点：年龄跨度大（最小的志愿者几岁，最大的志愿者70多岁）、结构层次齐，从博士生、文化艺术教授到基层文化工作者、服务类型多已开设80多项包括声乐、美术、语言、手工技艺等志愿服务。文化志愿者工作不仅有文化单位的参与，同时，包括成都理工大学、成都大学等高校积极加入，发挥自身特点和优势不断壮大志愿队伍“。万名志愿者”工程的建设将解决公共文化服务人才紧缺的问题，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提供充足的人力资源保障，切实让老百姓享受更专业和丰富的公共文化服务。

三、创新公共文化服务社会力量参与机制的思考

针对目前成都市社会力量参与公共文化服务存在的问题和不足，成都还有待完善社会力量参与公共文化服务的体制机制，提升公共文化服务水平，思考和建议如下。

（一）明确政府职责和作用定位

中国政府于1997年正式签署了《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开始把公民的文化权列为保护的范畴，明确了政府的文化责任。历史和现实要求变革公共文化服务的传统模式，文化行政主管部门要实现从“办”文化到“管”文化的转变，政府需重新界定和明晰自身的职责和定位。政府不再是公共文化服务的唯一提供者，而应在发挥主导作用的前提下，对社会力量参与公共文化服务起到引导、扶持和监管规范等作用。此外，政府还应承担起宣传动员的作用，提高和培育全社会参与文化的意识。一是营造浓厚社会氛围上下功夫，充分发挥新闻媒体特别是新媒体的作用，运用新闻报道、言论评论、公益广告、微博、微信等多种形式，寓教于乐、寓教于文，形成全民参与的良好文化生态；二是将公共文化活动进一步与学校教育结合，培养青少年的艺术修养和参与公共文化的习惯；三是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来引领和提升公民个人、社会组织、企业等主体的社会责任感，增强公民参与公共文化的意识和素质。

（二）创新构建多样化公共文化服务运营方式

一是采取争取政府采购的形式购买公共文化服务，目前成都市已经在探索和执行；三是鼓励和引导民间资本采取BT方式修建各种文化基础设施；三是尝试公共文化服务委托经营、合同外包等多种方式，提升服务质量，增强公共文化服务的活力。以美国为例，公共文化服务主要通过国家和私人的基金会来资助和开展，比如图书馆由图书馆协会来完成。成都市可在借鉴经验的情况下尝试由企业或社会组织托管社区图书馆和农家书屋，改善图书室参与率低等问题。

（三）完善社会力量参与公共文化服务的监管和评估机制

参与范文篇10

一、民事诉讼程序参与原则的内涵和意义

（一）程序参与原则的内涵

程序参与原则，在英美法中被称为“获得听审机会”原则(opportunitytobeheard)。[1]人们通常将“程序参与”作为自然公平的第二个原则，主要内容是：“必须给予诉讼当事人各方充分的机会来陈述本方的理由。这意味着必须将诉讼程序告知他们，并及时通知其任何可能受到的指控，以使当事人能够准备答辩。此外，还应允许当事人以适当的方式将答辩提交给法官。”[2]

程序参与原则，从权利的角度来说，是当事人及相关第三人所享有的“程序参与权”；从职责的角度来说，则要求法院保障当事人及相关第三人的程序参与权，禁止“突袭裁判”。诉讼当事人及相关第三人的程序参与权属于古典的程序基本权，被称为“诉讼程序的大宪章”，大体上包括“诉讼知情权”和“诉讼听审权”。

诉讼知情权，或称“获得程序通知权”、“程序通知权”，属于公民“知情权”(therighttoknow)的范畴。其主要内容是：诉讼当事人及相关第三人有权充分及时了解与己相关的诉讼程序的进行情况；法院必须平等、及时地告知受到诉讼结果影响的当事人及相关第三人，使其能够充分及时地了解诉讼程序的进行情况，以便其能够充分及时地参加诉讼，行使诉讼听审权或者适时适式做出诉讼行为。

法院的告知包括：(1)事前告知，即法院在作出裁判前所为的告知，比如送达开庭通知、告知诉讼权利义务等；(2)事后告知，即法院在作出裁判后告知裁判的内容；(3)救济告知，即法院应当在裁判中载明救济途径（比如复议、上诉等）。保障诉讼知情权的制度主要有通知、送达和公告制度。

诉讼听审权（或称“听审请求权”），其主要内容是：在诉讼中，受到诉讼结果影响的当事人及相关第三人有权提出程序请求或程序异议、主张事实和提供证据，即便是法院依职权收集的事实和证据，（对方）当事人及相关第三人均有权充分表达意见。

诉讼听审权主要包括程序请求权或程序异议权、[3]事实主张权、证明权（举证权和质证权）、[4]辩论权[5]等。在程序方面，与诉权不同，诉讼听审权是当事人等在诉讼过程中享有的对程序事项和实体事项的获得听审或表达意见的权利，而诉权则是当事人所享有的请求开始诉讼程序的权利。

至于当事人及相关第三人“使用母语进行诉讼的权利”，则是与诉讼听审权密切相关的基本权。[6]至于“获得律师帮助权”、[7]“获得司法救助权”[8]等，属于帮助当事人行使诉权、诉讼听审权的权利，也应属于当事人的宪法基本权的范畴。

（二）程序参与原则的意义

程序参与原则属于程序公正和正当程序的范畴。国际社会普遍认为，为使法院裁判具有正当性，必须对诉讼当事人等作出有效的程序告知。诉讼听审原则或诉讼听审权集中体现在《世界人权宣言》第10条、《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14条第1款、《欧洲人权公约》第6条第1款、《非洲人权公约》第7条第1款等之中。

德国、西班牙、瑞士和美国等国主张，程序参与权是一项宪法上的权利。比如，《德国联邦宪法》第103条第1款规定：“每个人都可以要求在法庭上进行法定听审。”德国联邦宪法法院判例以当事人享有诉讼听审权为依据，确定受诉法院应当承担通知义务，受诉法院应当将诉讼系属事实通知本案当事人。

西班牙从当事人享有接受法院有效保护的权利中引申出了程序参与权，其宪法法院根据诉讼防御原则推定当事人享有接受程序通知的权利。瑞士则从其宪法第24条第1款（法律面前一律平等）中引申出当事人双方的听审权。

在美国，诉讼听审权则来自于宪法的正当程序条款。在美国，当事人享有诉讼知情权和诉讼听审权来自于宪法的正当程序条款。[9]美国联邦最高法院认为，应将缺少程序通知和剥夺诉讼听审权作为侵害当事人接受正当程序审判权的情形。

当事人和相关第三人获得正当程序保障属于“程序性人权”或者“程序基本权”的范畴。在民事诉讼中，维护当事人的程序性人权包括程序参与权，打造出“过程精品”，体现了民事诉讼程序及过程的独立价值。满足此等要求和价值的诉讼程序及过程，才具有正当性。

在现代法治社会，只有经过正当法律程序才能剥夺国民的自由权、人身权和财产权，所以诉讼是现代法治社会不可或缺的极其重要的领域。平等和充分维护诉讼领域中当事人的人格尊严和程序基本权（包括程序参与权），则是民事诉讼（法）的独立品质或独立价值。

在正当程序充分保障下，当事人平等和充分地陈述主张、提出证据和进行辩论，能够最大限度地再现案件真实，能够促使法院裁判具有正当性，即使当事人因为自己的原因没有说服法官而导致败诉的，往往也会心悦诚服地认同、接受法院的判决。

二、程序参与原则的适用范围

关于程序参与原则的适用范围，在此主要讨论：(1)程序参与原则适用的主体范围。在民事诉讼中，程序参与原则普遍适用于法院、诉讼当事人及相关第三人。(2)程序参与原则适用的程序范围。在民事诉讼中，程序参与原则普遍适用于审判程序（争讼程序、非讼程序）和执行程序及裁定程序，但其适用情形和具体要求各有不同。

（一）程序参与原则适用的主体范围

国际社会普遍认为，程序参与原则，从权利的角度来说是当事人所享有的程序基本权（即程序参与权），法院则是此项权利的义务主体（即禁止突袭裁判）。

有争议的问题是，在民事诉讼中，程序参与权的享有者，除当事人外，还包括哪些人员？笔者认为，除当事人外，程序参与权的权利主体至少还应包括下列相关第三人：

(1)从诉讼参加人（包括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从诉讼参加人对他人之间的诉讼标的虽无独立的实体权（请求权、支配权或形成权），但与案件处理结果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10]所以享有程序参与权，即在诉讼中，从诉讼参加人可以主张事实、提供证据和进行辩论等。

(2)执行第三人。法院违法执行致使第三人合法权益受到损害的，比如法院将第三人违法变更或追加为当事人、违法执行对第三人的到期债权、对第三人的财产采取执行措施等，在执行程序结束前，第三人享有程序参与权，有权请求法院撤销违法的执行行为或执行措施。

(3)其他相关第三人。比如，当事人有权请求法院发出命令强制第三人提交其掌控的证据，第三人可以根据正当理由对此类命令提出异议；案外人或第三人实施妨害民事诉讼行为的，法院对其拘留或罚款的，应当在决定书中告知其有权提出异议或申请复议。

总之，受到法院司法行为或者裁判直接影响的当事人及重大影响的第三人应当享有程序参与权。不过，所有接受法院裁判约束的人均享有程序参与权也是不可能的。比如，确认婚姻无效、解除收养等判决，其确认力或形成力具有对世效力，但受其约束的不特定第三人不可能也无必要参加诉讼。

（二）程序参与原则在争讼程序中的适用

民事争讼程序包括初审程序、上诉审程序和再审程序，解决的是“民事争讼案件”，即“民事之诉”，是指双方当事人就具体的民事权益义务或民事责任及特定法律事实存有争议的案件。这种“实体争议性”或“民事争讼性”在制度上体现为“双方审理主义”（或称“双方审理原则”、“对审原则”）。双方审理主义被作为民事争讼程序的一项“自然原则”，是民事争讼程序首要的正当性原理。

双方审理主义首先维护诉讼的“对审性”，即保障双方当事人的程序参与权。双方审理主义是程序参与原则或程序参与权在争讼程序中的具体化，是从对审性或争讼性的角度来赋予和保障双方当事人的程序参与权。从职责的角度来说，对审主义要求法院保障双方当事人程序参与权。事实上，对审主义还能防止法官偏听偏信，使其兼听则明。

双方审理主义还维护诉讼的“平等性”，即平等保障双方当事人的程序参与权，亦即双方当事人享有平等的诉讼知情权和诉讼听审权。同时，对于当事人相同的诉讼行为，还应当适用相同的诉讼法规范并产生相同的诉讼法效果，比如原告和被告均无正当理由逾期举证的，则应适用相同的举证时限规范，并产生相同的效果（“证据失效”）。

平等保障双方当事人的程序请求权、事实主张权、证明权、辩论权等是民事争讼程序的核心。换言之，在民事争讼程序中，特别保障双方当事人之间的平等对抗，即就诉讼请求、事实证据和程序事项，双方当事人充分表达意见或者平等进行争论，并强调遵循直接言词审理原则和公开审判原则等。[11]

在民事争讼程序中，双方审理主义既保障法庭中双方当事人的程序参与权，又保障法庭外双方当事人的程序参与权。比如，在法庭外进行证据保全或现场勘验时，法院应当通知双方当事人到场；当事人无正当理由不到场的，证据保全或现场勘验照常进行。

在民事争讼程序中，法院应当遵行双方审理主义，若违背之则构成上诉或再审的理由。为贯彻对审主义，对于以下情形：一方当事人因不可抗拒的事由儿不能参加诉讼的、一方当事人丧失诉讼行为能力而需要确定法定人的、发生法定当事人变更的等等，法院应当裁定中止诉讼，给予当事人、法定人或诉讼承继人参加诉讼的准备时间。

在民事争讼程序中，“缺席审判”是程序参与原则或双方审理主义的法定例外。作为例外，缺席审判须有充足的正当根据（即不因一方当事人无正当理由缺席而阻碍诉讼照常进行）；须有其明确的、严格的适用要件，否则会导致滥用缺席审判制度而破坏双方审理主义；对法院违法适用缺席审判制度的，“缺席”的当事人有权提起上诉或申请再审。

（三）程序参与原则在非讼程序中的适用

在民事诉讼中，“非讼”与“争讼”相对，其特定的内涵是“无争议”。民事非讼案件是指对某项民事实体法律关系或民事权益不存在争议的案件。本文阐释的是狭义的民事非讼案件，即法院审判的非争议的民事案件。审判民事非讼案件的程序，即民事非讼程序。

非讼案件不具有争议性，非讼程序中不存在对立的双方当事人或者不存在明确的双方当事人对立状态，所以无需平等保障双方当事人的质证权和辩论权，即非讼程序中不存在双方当事人的言词质证程序和言词辩论程序，对审原则没有适用的可能性和必要性。

就证明程序而言，非讼案件不同于争讼案件，即不存在双方当事人的质证程序和辩论程序，而采用比较独特的证明方式，比如宣告公民死亡案件中，以“公告”来确定公民是否死亡的事实；督促程序中，法院依据债权人提供的事实证据决定是否发出支付令，并以“支付令异议”的方式进一步确定债权债务关系是否明确、合法。

非讼程序虽不遵循双方审理主义但也须遵行程序参与原则。非讼程序中，法官虽然只是根据申请人提供的事实证据作出裁判，但是在做出裁判之前应当保障申请人对作为裁判基础的事实证据表达意见。法院审理非讼案件的过程中，若发现本案存在实体争议，则应裁定终结非讼程序，告知申请人或利害关系人可以另行起诉，适用争讼程序，采行对审原则。

（四）程序参与原则在执行程序中的适用

民事执行程序旨在强制义务人执行确定判决、仲裁裁决等执行名义所确定的义务，以实现权利人的权益，不在于解决民事纠纷（即不在于确定双方当事人的民事权益义务），具有非讼性（属于广义的非讼程序），所以与争讼程序不同，无需平等保障执行当事人的质证权和辩论权，即执行程序中不存在双方当事人的言词质证程序和言词辩论程序。

民事执行也须遵循程序参与原则。在我国民事执行程序中，程序参与原则具体体现为：(1)法院立案后，应当及时书面告知当事人，并且执行人员应当及时向当事人告知案件执行情况（比如将执行措施实施情况及时告知双方当事人及其他利害关系人）;(2)法院对案外人异议、终结执行、变更或追加被执行人等重大执行事项作出裁定前，应当保障当事人及相关第三人表达意见的机会，作出裁定后应当尽快完成送达；(3）对法院违法执行或违法裁定，当事人及相关第三人有权提出异议，请求法院撤销或重作。

我国《民事诉讼法》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公开的若干规定》(2006年）等对上述内容有所规定，不过《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公开的若干规定》将上述内容规定为“执行公开”的内容。笔者认为，诉讼程序对当事人及其他利害关系人的公开，应当属于当事人程序参与原则的范畴。

在执行程序中，法律或法院也会限制义务人的程序参与权。这种限制性的做法并不违反程序参与原则，因为法院裁定执行措施前，通知义务人或者保护其程序参与权，则可能提供因其转移或隐匿财产之机而致执行不能，同时在随后的程序中，义务人可以行使执行异议权以纠正法院违法执行行为。[12]

（五）程序参与原则在裁定程序中的适用

在我国，裁定程序主要解决“程序事项”，既可用来处理争讼程序中的程序事项，又可用来处理非讼程序和执行程序中的程序事项。民事裁定还用来处理特定的实体问题，比如诉讼保全和先予执行等“临时救济事项”。[13]

比较而言，争讼程序（或判决程序）偏向于“慎重”，而裁定程序侧重于“快捷”。争讼程序以双方当事人的质证辩论为必要，而裁定程序不以“对审”为原则（但也不排除适用），也无须遵行双方当事人的言词质证程序和言词辩论程序（但也不排除适用）。

程序参与原则或对审原则在裁定程序中的适用受到限制，是有正当根据的。对程序事项的证明，无须遵行双方当事人的言词质证程序和言词辩论程序，旨在迅速处理程序问题以保证诉讼迅速进行。就诉讼保全等临时救济事项和证据保全等亟需处理事项而言，由于具有紧迫性而必须及时采取保全措施，所以法院作出保全裁定之前，不通知被申请人，不展开双方当事人之间的言词质证和言词辩论，只根据申请人提供的事实证据作出是否保全的裁定。

在上述情形中，虽在事前（裁定作出前）限制被告或被申请人的程序参与权，但在事后（裁定作出后）应当保障其程序参与权，将保全情况告知被告或被申请人，并且被告或被申请人对违法裁定通常有程序异议权（在我国被申请人可以申请复议）。[14]在这种情形下，多认为，被告或被申请人的程序参与权被推迟到事后行使。

三、违反程序参与原则的程序后果和纠正程序或救济程序

（一）当事人及相关第三人违反程序参与原则的程序后果和纠正程序

作为程序参与权的主体，当事人及相关第三人违反程序参与原则的情形主要是，违法行使程序参与权或者滥用程序参与权。通常情况下，对于“诉讼知情权”，不存在违法行使或者滥用的问题，至于“诉讼听审权”却存在违法行使或者滥用的可能。具体阐释如下：

1．滥用诉讼听审权。滥用诉讼听审权，即当事人及相关第三人违背诉讼听审权的目的而予以行使，以达到拖延诉讼或给对方当事人造成损害等非法目的，比如故意提供虚假证据、故意做出无关辩论等。滥用诉讼听审权的构成要件有：存在主观上的故意；存在滥用诉讼听审权的客观行为。

对于滥用诉讼听审权的行为，笔者建议：(1)法院应当认定其无效；(2)行为人承担因此产生的诉讼费用；(3)规定法律责任，如滥用情节或后果比较严重的则处以罚款。同时，他人若因诉讼听审权的滥用而受到损失的则有权请求赔偿。[15]

2．无正当理由逾期行使听审权。诉讼权利行使的期间要求，实际上构成了诉讼行为合法性或有效性的要件。当事人及相关第三人必须按照期间行使诉讼权利或实施诉讼行为，才能产生预期的法律效果。当事人及相关第三人若无正当理由不在法定期限或合理期限内行使诉讼权利（包括诉讼听审权），则该权利失效，即产生“失权”的法律后果（简称“失权效”）。民事诉讼中失权的正义性源自“人们对诉讼效率性和时间经济性的认同”。[16]法谚“法律不帮助那些躺在权利上睡觉的人”实际上也适用于诉讼听审权等诉讼权利的行使。

比如，当事人无正当理由超过举证期限所提供的证据，将不被采纳，即该“证据失效”。从权利的角度来说，证据失效就是“丧失证明权”或“丧失举证权”，即丧失提出该证据的权利。笔者认为，为及时“整理争点”和实行“集中审理”，通常要求当事人在“诉答”和“审前准备”阶段就得行使事实主张权和举证权；若有正当理由，则当事人可以申请延期主张事实和提供证据，或者在本案法庭辩论终结前可以主张事实和提供证据。[17]

3．做出反言。在民事诉讼中，同一当事人对同一案件事实的主张或陈述应当前后一致，禁止前后矛盾，即“禁反言”。禁反言包括“直接禁反言”，即在同一案件的诉讼程序中，禁止同一当事人对同一案件事实做出前后矛盾的主张或陈述。若对同一案件事实，当事人做出前后矛盾的主张或陈述，法官应当采纳先行的事实主张，否定后行的事实主张（反言）。不过，当事人可以以受诈欺、胁迫或意思表示错误等正当理由，请求撤销先行的事实主张。

禁反言还包括“间接禁反言”，即在前后不同案件中，提出同一案件事实的同一人应当做出前后一致的主张或陈述。间接禁反言与我国的“预决效力”有相通之处。在我国，“预决事实”（已为法院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所确认的事实）能够产生“预决效力”，即在后案或后诉中，主张预决事实的当事人，无须举证，并且无正当理由不得主张与该事实相矛盾的事实；法官应当直接采用预决事实，并且不得做出与预决事实相矛盾的判断，除非对方当事人提供充足证据推翻了该预决事实。[18]

4．违反真实（陈述）义务。所谓真实（陈述）义务，是指当事人及相关第三人不得故意地做出不真实的陈述，也不得故意对真实事实或他方当事人的真实陈述进行争执，通俗地说，就是“不得故意说谎”。真实义务并不要求当事人及相关第三人主动陈述自己掌握的所有真实事实，主要是消极地禁止当事人主张其明知是虚假的事实。[19]

如果将“完整（陈述）义务”理解为，当事人须将所知事实全部提出，则与辩论主义相抵触。因为辩论主义将是否主张某一事实的决定权委诸当事人。因此，完整义务并非要求当事人做出完全的陈述，应被理解为“只有在当事人基于隐瞒事实而做出的不完全的陈述从整体上看违反其主观真实时，才禁止其进行这种陈述”，[20]如法谚所云“隐瞒真相就是虚伪陈述”，由此可将完整义务作为真实义务的一个方面来把握。

要求当事人对己不利的事实做出完全的真实陈述，乃是强人所难不近人情，所以当事人的真实义务并非以当事人真实陈述的积极义务为其内容，而是要求当事人不得故意违背自己对事实的主观认识而做出陈述，即当事人的真实义务中的“真实”指的是当事人主观认为的真实，并不要求是客观真实。[21]基于这种立场，对于当事人违背真实义务的行为，许多国家法律没有给予现实的制裁，即便施予制裁的也有所限制，比如若当事人在宣誓或具结后仍然做出虚假陈述的，则应承担罚款等法律责任。

通常情况下，当事人违背真实义务所做出的事实陈述，纵然未被处以罚款等制裁，其不真实的陈述也会使听者产生对其不信任或怀疑的心理倾向，这种倾向也会使法官形成对该当事人不利的心证。同时，对于因当事人违背真实义务所产生的诉讼费用，理当由其负担。

《二）法院违背程序参与原则的程序后果和救济程序

法院违背程序参与原则主要体现在非法限制或剥夺当事人及相关第三人的“诉讼知情权”和“诉讼听审权”，两者所引发的程序后果和救济程序有所不同。具体阐释如下：

1．法院非法限制或剥夺“诉讼知情权”的程序后果和救济程序。在我国，保障诉讼知情权的制度主要是送达制度。为实践正当程序保障原理或者为充分保障诉讼知情权，送达原则上采取“受信主义”（即“到达主义”）而不采用“发信主义”，即诉讼文书送达到受送达人时才能产生预期的法律效果，由此原则上以受送达人在送达回证上的签收日期为“送达日期”。

从维护诉讼知情权或程序参与权的角度来说，送达应当以“直接送达”为原则，因为直接送达最具有可靠性或实效性。不过，正当程序并不要求全部采用直接送达。直接送达在客观上不可能或者造成显著程序浪费或诉讼迟延时，可以适用替代的或推定的送达方式（如留置送达、邮寄送达和公告送达等）。[22]

公告送达，通常被认为不符合正当程序的要求。在采用常规送达方式难以或不能送达的情况下，不得已以公告方式送达，可被视为法律所做出的无可奈何的妥协。[23]在我国，为处理“送达难”问题，有些法院会随意采用比较“便利”的“公告”送达，其中所存在的风险是极有可能侵害当事人的诉讼知情权而使法院裁判失去正当性。

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和法定期限并应当采用法定方式，就诉讼情况向本案当事人及相关第三人发出通告。否则，为非法或有瑕疵的通告，通常不能产生相应的或预期的法律效果（即无效通告）。对此，本案当事人及相关第三人有权要求法院重新通告，法院也应主动补正。

不过，有些通知、送达或公告虽有瑕疵，却是有效的。比如，我国《民事诉讼法》第134条第2款中规定：“当庭宣判的，应当在十日内发送判决书。”此项期间为“训示期间”，即使法院逾期送达判决书，该送达也是有效的。[24]还有些通知、送达或公告虽有瑕疵，但因一定情形发生而为有效。例如，法院送达人在原告住宅，将某人误认为原告，后来该人将开庭通知书交给原告，原告按时出庭的，则不得主张该送达无效。

“送达回证”是证明法院是否完成送达行为或送达行为是否合法的重要证据。法院送达诉讼文书，须有“送达回证”，且须按照法定格式制作、须附卷存查。公告送达的，公告期满之日即送达之日，无须送达回证，但是须有相关资料（如登有公告的报纸等）附卷存查。若法院没有送达回证或其记载不全，则可推定法院送达违法。

2．法院非法限制或剥夺“诉讼听审权”的程序后果和救济程序。法谚云：“任何一方的诉词都要被听取。”法院非法限制或剥夺“诉讼听审权”所作出的裁判为“突袭裁判”。禁止突袭裁判属于正当程序保障的内容，法官应当平等保障当事人及相关第三人的程序参与权，应当本着诚实信用形成合理心证，不做出突袭性裁判，即法官必须对作为裁判根据的事实证据和裁判所处理的事项都进行听审，不得将本案当事人及相关第三人未发表过意见或未进行过辩论的事实证据或诉讼请求作为裁判的基础或内容。

有学者将突袭性裁判的情形划分为：发现真实的突袭、推理过程的突袭和促进诉讼的突袭。[25]笔者认为，“禁止突袭裁判”主要有：禁止发现真实的突袭和禁止法律适用的突袭。

所谓“禁止发现真实的突袭”，主要是指法院在言词辩论终结前，未使当事人及相关第三人有充分机会证明和辩论法院判决所采用的事实，从而使当事人及相关第三人在未能就不利己的事实做出反证或陈述意见的情况下，接受法院裁判。比如，原告提起违约之诉，法院以存在合同无效事由作出判决，但是在法庭言词辩论终结前，法院就合同无效事由没有给双方当事人陈述意见或进行辩论的机会。“禁止发现真实的突袭”还要求法院适时公开心证，使当事人及相关第三人及时了解法官如何判断证据、采用哪些证据、是否形成确信等，以适时补正证据。

所谓“禁止法律适用的突袭”，主要是指法官在对程序事项或实体事项按照诉讼法或实体法作出裁判之前，对如何适用法律规范，应当给予本案当事人及相关第三人表达意见和做出解释的机会。比如，法院在作出驳回起诉裁定前，应当就作出该裁定的理由给予原告辩解的机会，这既符合正当程序的要求，又能减免不必要的上诉。再如，法院根据诚实信用原则确定证明责任具体承担之前，应当允许双方当事人表达意见。

法院非法限制或剥夺诉讼听审权，属于严重违法行为。在诉讼过程中，法院非法限制或剥夺诉讼听审权的，当事人及相关第三人有权提出异议，请求法院纠正，并允许其再次行使诉讼听审权。对法院违背程序参与原则作出的突袭裁判，若为争讼程序的裁判则可通过上诉或再审撤销或变更，[26]若为非讼程序的裁判则可申请法院直接撤销或变更，[27]若为执行程序的裁判则可通过执行异议请求法院撤销或变更（我国《民事诉讼法》第202条）。

至于如何证明法院非法限制或剥夺诉讼听审权，当事人及相关第三人往往无力举证，应由法院负责提供相关证据。审判法院应当依法制作审理笔录（审理笔录须有审判法官、书记员及当事人等签名或盖章）并应作为案卷归档，若法院没有审理笔录或其记载不全则可推定法院审判程序不合法或没有履行相关职责，所以在许多国家包括我国，审理笔录被作为法院是否依照法定程序审判的主要证据，因此在上诉审或再审中，审理笔录是证明初审或原审法院是否非法限制或剥夺诉讼听审权的主要证据，理当由初审或原审法院负责提供。

结语

“程序参与原则”，从权利的角度来说，则是当事人及相关第三人所享有的“程序参与权”。当今国际社会普遍认为，程序参与权是诉讼当事人及相关第三人的程序基本权，保障程序参与权属于“正当程序保障”的范畴。

对于程序参与原则或程序参与权，我国现行民事诉讼法虽就其具体内容有所规定，但既未明确规定为基本原则又未做出完整规定。本文探讨程序参与原则或程序参与权，试图促成我国民事诉讼法与时俱进，在民事诉讼法典中确立程序参与原则并完善相关规定。

【注释】

[1]SeeBlack’sLawDictionary,(SeventhEdition)，WestGroup,1999,pp.516-517.

[2][英]彼得·斯坦、约翰·香德：《西方社会的法律价值》，王献平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04年版，第112-113页。

[3]主要是指当事人及相关第三人就某些诉讼程序事项请求法院同意或拒绝。比如，当事人向法院提出回避的申请；被告请求法院驳回原告的起诉；当事人向法院提出管辖权异议；执行当事人及第三人向法院提出执行异议等。

[4]至于证据调查申请权和证据保全申请权，属于帮助证明权行使的权利。

[5]笔者认为，如果我国民事诉讼法确立了程序参与原则，那么我国现行辩论原则（主要内容是保护双方当事人的辩论权）可被程序参与原则或对审原则所吸收；同时，我国就可以确立外国法的辩论主义（或辩论原则）。

[6]因此，“人民法院依照民事诉讼法第十一条第三款规定提供当地民族通用语言、文字翻译的，不收取费用。”（《国务院诉讼费用交纳办法》第12条第2款）。

[7]“法治”并不要求所有的国民均为法律家，否则违背社会分工原理，当事人法律上的事务可由律师代为处理，但是要求建立发达的律师制度，并将获得律师帮助的权利作为国民或当事人的宪法基本权。根据有关人权和司法的国际条约的规定，外国人在内国进行民事诉讼，也享有“获得律师帮助”的权利。

[8]参见邵明：《民事诉讼法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14-215页。

[9]参见〔美〕杰克·H·弗兰德泰尔等：《民事诉讼法》，夏登峻等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52-162页。

[10]此种利害关系，是指从诉讼参加人的民事权利义务将因他人诉讼结果受到法律上有利或不利的影响。实务中，此种影响多是对参加人不利的，即参加人因他人诉讼结果可能要承担法律责任、增加法律义务或减少法律权益。此种法律上的影响包括财产权上的影响和人身权上的影响，比如有关婚姻、收养或亲权诉讼的判决，对第三人法律身份有影响的，该第三人也可以参加诉讼。在有些国家和地区，从诉讼参加人因他人诉讼结果受到法律上的影响，包括私法上的影响和公法上的影响。

[11]参见邵明：《民事争讼程序基本原理论》，载《法学家》2008年第2期。

[12]《德国民事诉讼法》第834条规定，在扣押前，关于扣押申请，不讯问执行义务人。这一规定并非与宪法精神相背离，因为执行行为可能因为行为之前对执行义务人的讯问而失败，同时执行义务人也可在随后的审查程序中维护其权益。基于此，德国联邦宪法法院赋予法官在个案中对是否在搜查决定公告之前依照《德国联邦宪法》第13条第2款的精神讯问执行义务人的裁量权。如果执行结果受到威胁，那么放弃在搜查令下达之前对执行义务人的讯问，是与搜查行为的特殊性相适应的，从《德国联邦宪法》第103条第1款的角度来看也是恰当的。

[13]在外国民事诉讼中，“判决”主要适用于争讼案件和争讼程序，所以争讼程序又称“判决程序”，非讼案件和非讼程序则以裁定为之，所以非讼程序又称“裁定程序”。但是，在我国，民事判决不仅适用于争讼案件和争讼程序（即“争讼判决”），而且也适用于非讼案件和非讼程序（即“非讼判决”）。

[14]此外，法律对申请人提供担保、保全裁定和措施的解除或撤销、被申请人获得损害赔偿等做出的规定，可以起到均衡维护申请人与被申请人权益的效果。

[15]同注[8]，第87-88页。

[16]张卫平：《论民事诉讼中失权的正义性》，载《法学研究》1999年第6期。

[17]关于当事人主张权的行使期限或者主张责任的履行期间，我国现行民事诉讼法和相关司法解释并未做出规定。对此，笔者将在《论民事诉讼当事人的主张责任》一文中予以探讨。

[18]同注[8]，第277页。

[19]参见黄国昌：《民事诉讼理论之新开展》，台湾元照出版公司2005年版，第34页。这与康德所言有异曲同工之妙，即“一个人所说的必须真实，但没有义务把所有的真实都说出来。”

[20][日]高桥宏志：《民事诉讼法—制度与理论的深层分析》，林剑锋译，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379-380页。

[21]参见[德]汉斯·约阿希姆·穆泽拉克：《德国民事诉讼法基础教程》，周翠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41页。

[22]美国大法官霍姆斯提出了设置和运用替代性送达方式的正当性标准：“实质正义的底线要求取代直接送达的替代方式是最可能送达被告的送达方式。”

[23]参见王福华：《民事送达制度正当化原理》，载《法商研究》2003年第4期。

[24]同注[8]，第9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