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善基层社会治理体系十篇

完善基层社会治理体系篇1

(―)基层民主制度制度的含义基层民主制度主要是指我国的基层群众性自治制度，是指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形式及其运作方式，它是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监督的方式、方法、程序的总和，是人民参与管理国家事务和社会事务的一种形式，是社会主义民主制度的一个重要方面。

(二）政治发展的含义

政治发展是与经济发展相伴生的概念。在现代化政治学中，政治发展既可以用来指某种过程，又可以用来分析作为政治变迁的结果。作为过程，政治发展是指政治目标的运动或政治运动的方向。作为结果，政治发展是一个复合概念，即政治发展包括若干不同的成分，而其中的不同成分又是相互关联的。

(三）基层民主制度与政治发展的相互关系通过上述对于基层民主制度与政治发展含

义的了解，可将基层民主制度与政治发展的关系概括为一对互动的关系：一方面，基层民主制度的不断完善对于政治发展的积极影响。首先，基层民主制度的发展与民主政治相对应，因此，落后的基层民主制度不应该被视为完整的民主政治。在我国，民主政治的主体具有广泛性的特点，这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在我国适用于公民定期进行选举，并通过代议制体现民主原则的民主政治制度是不可取的。要稳固我国民主政治制度，最首要的就是确立国家层面的民主制度，保障人民的监督权和选举权。从现实情况来看，这是一个复杂而又漫长的工程，由于在民主制度体系中涵盖了众多分支，选举仅仅最为其中一小部分，并且在选举过程中反民主的情况时有发生，基层民主的不断完善将有助于减少这类消极因素的影响；其次，基层民主制度的不断完善可以减少行政管理体制中与时展不相符合的层面，改善公共决策水平。随着时代的发展，社会的变革，行政管理体制和运行模式中，必然存在某些不适应时展的内容，而基层民主制度的建立，将有效解决这一问题，进而提高我国行政机构的决策水平。值得注意的是，基层民主制度的建立必须要以行政管理体制的调整为基础，否则，民主制度不仅不会起到应有的作用，反而会给政治体系带来混乱；再次，基层民主制度可以有效引导社会结构的合理变迁，培养具有高素质和强烈的社会责任感的公民。另外，基层民主制度也为社会结构的合理调整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当民主方式成为一种被公认的规范时，自然会给社会结构变迁过程中的消极因素以抑制，让人民大众形成坚定的政治信念，这也是基层民主制度的重要意义之一；最后，基层民主制度可以为法治建设提供必要的社会资源。健全的基层民主制度必然遵循法治原则’重视法治建设’并得到制度的有效保障，基层民主可以为法治主义与民主政治建立起一个联系的桥梁和纽带。

另一方面，政治发展的有益成果也有效推动了基层民族制度的完善。完整的民主政治体制不仅要包含国家层面’还应涉及到社会层面的建设，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基层民主制度的发展。另外’政治的发展促进了社会的变革’经济的发展与精神文明的繁荣，这些成果都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基层民主制度的完善。基层民主政治的发展必须遵循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两种力量的相互配合’这样才能有效促进我国民主政治的发展。我国政治的稳定是基层民主制度的有效保证。从现实情况来看’政治稳定是社会基层的最可靠保证。在公民或基层群体的社会诉求没有适当的途径表达时’便会对整个政治系统带来重大的压力。因此，稳定而健康的政治发展，便可以为公民提供解决个人诉求的手段与途径’进而保证基层民主制度的有效实施，推动我国民主政治的不断发展’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道路。

二、基层民主制度对于中国政治发展的意义

基层民主制度具有丰富的内涵，它对于我国政治的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因此，在基层民主的建立和发展过程中’应根据社会发展的需要’这样才能有力地推动中国政治的发展’否则不仅会对我国政治发展造成阻碍，也会将发展引入歧途。基层民主制度对于中国政治发展的意义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基层民主制度使我国的民主制度更为健全与完善

在我国社会主义民主制度中，基层民主制度是其中一个极为重要的内容，它的建立和发展直接影响着我国民主政治的完善与发展。在我国旧式的计划经济体制中，国家对社会生活各个方面均实行高度集中的管理方式。自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起’旧式的计划经济体制被打破’消除了人身依附关系’并不断形成了人与人之间自由与平等的社会关系。尤其是基层民主制度建立后，基层单位在一定程度上也从束缚中解放出来，获得了自由。根据中国社会发展的状况’可以得知，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发展’基层民主制度的不断完善’使得我国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换句话说’没有基层民主就没有我国民主政治的发展。

(二）基层民主制度促进了我国政府职能的有效转变

政府职能关系到在行政主体在其进行管理过程中，行政权力的使用范围和方式。由此可知，政府职能与行政权力具有极为密切的联系。随着政府职能的不断转变，也意味着我国行政权力结构发生了改变’它有效解决了旧式计划经济条件下的权力的垄断问题。然而，我国基层民主制度的本质就是有效转变政府职能，让广大人民群众享有民主监督、民主管理的权利’充分享有自身的主人翁地位，提升幸福指数。有效调整我国政府与执政党、人民代表大会。社会团体之间的职能关系’是我国建设基层民主制度的核心与关键。因而，基层民主制度在一定程度上有效地解决了旧式计划经济体制下’权力的垄断问题。基层民主制度关系到我国政府职能的转变，关系到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完善与发展，关系到我国社会的健康与稳定’换句话说’基层民主制度促进了我国政府职能的有效转变，没有基层民主就没有社会的稳定。

(三）我国的法治建设依靠基层民主制度

民主离不开法治’同样法治也离不开民主。首先’民主离不开法治’社会主义法治是社会主义民主的保障。在我国’坚持和完善人民民主专政、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保障人民充分享有当家作主地位极其应有的权利，都与社会主义民主紧密相连。另外，法治也离不开民主，社会主义法治是制度化的社会主义民主。实行基层民主制度’可以实现党的领导、人民民主、依法治国相统一。法治是民主的产物，体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崇尚法治的权威是法治的本质所在。社会主义民主与社会主义法治的相互关系也表明了，两者紧密相连，缺一不可。

三、基层民主制度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

在改革开放的进程中，我党始终坚持两条腿走路，在经济体制改革不断完善的同时，政治体制改革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改革开放的30多年来，我们始终遵循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不断完善与发展基层民主制度，改革与时展不相适应的体制，保证人民有效行使当家作主的权利，对中国发展进步起到重大而显著的作用。

(一)基层民主政治的发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发展的重要途径

在我国，民主政治的发展处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体系中最重要的地位。从当前我国民主政治发展情况来看，基层民主制度的发展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的发展具有相适应之处，并由此显现了我国政治发展过程中民主建设的特色。基层民主制度具有深刻性与广泛性的特点，这不仅揭示了我国社会主义民主的本质特点，同时，也展现了其相对于西方国家民主制度的优越性。另外，我国的基层民主制度是一种自上而下进行的民主，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必须与社会主义制度的完善这一要求相吻合，这种渐进性的民主制度的发展也同我国民主政治发展的基本特征相吻合。这一渐进性质，决定了我国在发展基层民主过程中，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减少其付出的社会代价，这对于一个正处于发展中的大国无疑是至关重要的。

(二)我国基层民主制度是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

基层民主制度是与人民群众关系最为紧密的民主制度。不断探索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的规律并进一步明确改革的制度化规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道路的根本目标，同时，不断改革与创新我国的基层民主制度，为我国民主政治的发展不断注入新的力量，在民主建设过程中提供可靠的经验也是我们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应重点把握的内容。为此，我们必须要加快民主政治建设的步伐，推动其不断完善化、制度化，最大限度地消除发展中的障碍，使法治思想、法治主义牢牢扎根于中国的土地上。

(三）基层民主政治是我国经济文化建设的主要动力

基层民主政治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提供了必备条件。在我国社会结构日趋完善的今天，社会发展要求我们必须不断减少阻碍公共事务发展的障碍，并努力增强社会的主动性，加强社会的自我管理、自我发展的水平。公民只有在井然有序的民主制度下，才能更好地发挥公民的监督作用，善于运用沟通方式解决自身的利益诉求，积极参与社会事务的管理，这在很大程度上提升了全民族的整体素质。因此，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道路，不仅需要完善的社会条件，还需要提升基层民主制度对于我国政治、经济、文化的影响。

(四）基层民主制度对于我国政治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

完善基层社会治理体系篇2

关键词：基层治理；体系建设；法律保障

中共中央总书记强调：“凡属重大改革都要于法有据。在整个改革过程中，都要高度重视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发挥法治的引领和推动作用，加强对相关立法工作的协调，确保在法治轨道上推进改革。”这说明，改革已经从“摸着石头过河”的初期阶段进入到深水区，需要法律为改革保驾护航，同时也说明，中国的执政党通过对30多年改革经验的总结，已经深刻认识到法治对于改革与发展的重要作用，决心在全面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同时，进一步推进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促进经济社会健康有序发展。

随着改革的深入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社会各种矛盾增加，不同群体、不同阶层之间的利益诉求也会产生碰撞和冲突，这些都需要完善和创新社会治理体系和机制。而在社会治理体系创新中，基层治理是最关键的环节，只有基层达到善治，整个社会才可能有和谐的基础。改革开放以来，学界与实务部门都非常关注基层社会治理的问题，运用各种方式推动城乡基层治理体系建设。但是，从整体上看，这项改革进展仍然十分缓慢，问题较多。究其原因，主要是相关法制建设较为滞后，使该项改革无法在法治引领下系统推进。在学习了的讲话精神后受到启发，拟就这一问题作一粗浅的探讨。

一、基层治理的内涵及其基本要素

“治理”作为一个政治理论术语，最早见于1989年世界银行关于非洲的报告中。上个世纪90年代，“治理”理论开始兴起，但是对其内涵的界定却五花八门，莫衷一是。英国学者格里・斯托克（Gerry Stoker）于1998年对当时流行的各种治理概念作出理论梳理，就整理出五种不同的理论阐释。不过，一般认为全球治理委员会关于治理的表述最具代表性和权威性。按照其对治理的阐释，“治理是或公或私的个人和机构经营管理相同事务的诸多方式的总和。它是使相互冲突或不同的利益得以调和并且采取联合行动的持续的过程。它包括有权迫使人们服从的正式机构和规章制度，以及种种非正式安排。而凡此种种均由人民和机构或者同意、或者认为符合他们的利益而授予其权力。”也就是说，治理是政治国家与公民社会的合作、政府与非政府的合作、公共机构与私人机构的合作、强制与自愿的合作。新世纪以来，治理理论受到更为广泛的关注和讨论，并且引申发展了一种被称为“善治”的理论。

所谓“善治”（good governance），是将治理理论与社会公共管理理论结合在一起，强调在社会管理中多元主体的参与和合作，在政府与公民共同参与的新型的管理方式与管理机制的共同作用过程中实现社会公共利益最大化。善治理论在中国得到高度关注和肯定。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所作的《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决定》将“创新社会治理体制”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一个重要内容，提出要“改进社会治理方式”，“坚持系统治理，加强党委领导，发挥政府主导作用，鼓励和支持社会各方面参与，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自我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实际上就是以善治理论引领社会管理体制改革与创新，推动社会和谐发展。

就社会整体而言，基层是广大民众集中居住和生产、生活的场所，也是各种矛盾、利益易于产生碰撞、摩擦和冲突的地方，因此，创新社会治理体制、改进社会治理方式的关键在于基层治理体制和机制的改革创新。

改革基层治理体系，首先应该明确基层治理的基本要素有哪些，才可能有针对性地进行改革和创新。尽管基层治理涉及要素较多，但是最基本的要素可以概括为主体、权责、运转、保障等四个方面。

基层治理的主体，就是参与治理的组织或个人。按照《决定》的治理体系设想和善治理论，基层治理的主体应当包括基层政权组织、基层自治组织、区域内的各种企事业单位、以及其他各种社会组织和公民。当前我国实行的是城乡二元管理体制，在城市，基层政权是指不设区的市和设区市的区一级政府。但是，城市的基层政府普遍设置了其派出机关――街道办事处，由于直接开展群众工作的大多是在街道办事处，因而基层治理主体中政府组织方面，往往认为应该是街道办事处；在农村，基层政权则指的是乡镇一级政府。基层自治组织也是城乡分治，在城市是居民委员会，在农村则称为村民委员会。

基层治理各参与主体的权力、权利与责任问题，是基层治理中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因为基层治理参与主体的多元性，加之各方社会地位还存在不对等，因此，只有搞清楚各自的权力、权利、责任等，才能更好地一起工作，共同实现治理目标。当然，这其中还需要选择好的运转模式，而且还需要强有力的保障。基层治理的保障要素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财力保障，二是法治保障。而法治是最为重要的保障要素。

二、当前中国基层治理法律规制的现状及不足

虽然治理理念在中国被重视和认可的时间不是很长，但是，国家一贯重视基层社会管理，早在上个世纪50年代，就有了关于基层组织的立法；改革开放以来，这方面的立法进一步加强。

仅从基层治理主体要素的法律规范看，既有关于基层政权的法律规范，也有关于基层自治组织的法律规范。1979年颁布后经过四次修改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以下简称《地方组织法》），专门规定了乡、民族乡、镇的人民代表大会和人民政府的组织和职权。而在城市，基层政权至少是相当于县一级，按照《地方组织法》的规定，其组织与职权都与县级以上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各级人民政府的组织和职权相同。不过，目前中国的大城市，基本上都是按照“两级政府、三级管理”的模式构建，也就是说，城市基层政权都设置派出机关街道办事处，由街道办事处直接管理基层社会事务。

关于街道办事处，1954年曾经出台过一个《街道办事处组织条例》，对街道办事处的性质、设置、组织规模、工作任务、与基层政权各职能部门的关系、经费保障等都作出详细的规定。当时对街道办的工作任务的规定十分明确：即办理市、市辖区的人民委员会有关居民工作的交办事项；指导居民委员会的工作；反映居民的意见和要求等三项。但是，这部法律在运行了55年后，于2009年第十一届全国人大第九次常务委员会会议废止。目前，关于街道办没有国家层面的法律规范，但是各地纷纷出台地方性法规予以规制，如《武汉市街道办事处条例》、《上海市街道办事处条例》等等。这些地方法规虽然在规范方面更加细致了，有的还赋予其一定的执法权，如有的地方街道办事处条例规定可以成立市容监察队等。但是从总体看，城市街道办事处的性质、组织、工作任务等，仍然主要集中在联系城市基层民众和经地方法规和基层政府的授权实施社会事务管理工作。

基层治理的主体除了政府外，还有基层自治组织和其他群众性组织和公民个体。在我国，基层自治组织也是城乡有别。早在1954年国家就颁布了《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条例》，将居民委员会定性为“群众自治性的居民组织”。1989年国家颁布了新的《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这部法律对居民委员会的性质、任务、组织、活动原则、与基层政府的关系等都作出比较详细的规定，为推动城市基层民主发展提供了法律保障。

1987年，国家出台了《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试行）》，明确了村民委员会是基层群众自治性组织。这部法律在试行10年后，于1998年颁布《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其后又于2010年作出重要修改。这部修改后的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对村民委员会的性质、任务、组成、选举、运行、与基层政府和辖域范围内其他单位之间的关系等都作出较为详细的规定，不仅极大地推进了农村基层民主政治的发展，而且为基层治理提供了一个较好的规范蓝本。

除了以上法定的群众性自治组织外，基层还存在大量服务性、公益性、互的社会组织，按照《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的规定，村民委员会应该支持这些组织的开展活动，实际上这些组织也是基层治理的参与主体。至于公民个体参与基层治理，是公民的一种宪法权利。《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二条第三款规定：“人民依照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

综上可见，我国基层治理的法律规制已经取得相当成绩，一些主要的治理参与主体的组织与职责权限已经有法可循。但是，从整体上看，当前我国基层治理的法制建设还是相当不足，离《决定》的要求和善治理念的差距还相当大，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有些法律规定过于宽泛，缺乏可操作性。现在对基层政权组织设置和职权设定的法律规范，只有一部《地方组织法》。这部法律虽然对乡镇一级的人民代表大会和人民政府的组织与职权有专门的规定，但是，这些规定仍然比较原则，特别是对基层社会管理方面的规定涉及很少，而且宽泛，操作性差。至于城市基层政权，都属于县级以上的政权，其组织与职权，按照法律的规定，是相同的。但是，县级以上地方政府，包括省级、地市级、县级，他们之间虽然都属于地方政府，但是差别还是有的。现在笼统地以“县级以上”进行规范，很难突出基层政权对基层社会治理方面的特殊性。二是一些法律相互之间衔接不够，缺乏系统性。三是有些法律比较滞后，影响相关主体的积极参与。当前来看，涉及基层治理的法律，有些已经多年没有修改，与现实需求有相当的差距。如武汉市著名的“883计划”，就是社区建设计划，那么，居民委员会与社区的关系又应该怎样处理？这些新的组织的出现及其在城市基层中的重要地位，使其与居民委员会的关系错综复杂，而这部法律的滞后，使城市居民委员会难以真正发挥群众自治组织的功能和作用，影响了一些居民参与基层治理的积极性。四是有些方面的法律缺如，影响治理体系的建设。《决定》提出要“鼓励和支持社会各方面参与，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自我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的善治状态。现行的《村民委员会组织法》也明确规定，村民委员会要支持各种服务性、公益性、互组织的活动。但是，至今我国尚未出台相关的社会组织法，基层大量出现的各种服务性、公益性、互的社会组织，虽然说宪法规定公民有结社的自由和权利，但是，这些组织成立的程序、权利义务等，却没有具体的法律可依。1998年国务院出台了《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虽然为一些社会组织的成立提供了一个程序性的法律依据，但是，可依照这部法规登记的社会组织必须符合一定的条件，注册登记的活动资金至少要3万以上、达到法人社团的标准才能予以登记，而一些服务性、互的群众组织，如蔬菜协会、瓜果协会、街舞协会等，都是一些群众自发组织成立的带有互助、兴趣、服务等性质，一般不可能达到《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中所要求的条件，但是这些组织的存在，对于基层民众相互帮助、沟通倾诉、参与提升等都有很大的作用。目前这方面相关法律的缺失，对于治理体系建设是有不利影响的。

三、完善中国基层治理法律建设的几点思考

（一）以《决定》为指导，促进基层社会立法。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所作的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决定，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党和国家的行动纲领，更是全面推动中国社会治理体制创新的指导。《决定》将“推进国家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之一，说明党和国家更加注重通过改革促进经济、社会等各个方面的统筹协调发展，彻底改变过去那种“唯GTP指标”论成败的单纯经济观点。正因为如此，《决定》专门将“创新社会治理体制”作为全面深化改革一个方面的重大问题，并且具体提出了社会治理体制改革的目标、内容和路径。基层治理是社会治理的基础，正如《决定》指出的：要“健全基层综合服务管理平台，及时反映和协调人民群众各方面各层次利益诉求”。同时，《决定》强调指出：要“坚持依法治理，加强法治保障，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化解社会矛盾”。这表明，要改革和完善基层治理体系，必须以《决定》为指导，首先加强和完善相关的法制建设。

（二）调整立法重点，加快基层社会立法的步伐。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法制建设步入快车道，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但是，由于经济体制改革和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紧迫需要，过去的二三十年，中国的立法更注重对经济领域或与经济相关的领域的规制，社会立法一定程度上较为缓慢，或者说相对滞后。以《新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常用法律法规全书》2013年版收录的法律法规为例，这部《全书》收录法律法规的截止时间是2012年底，共收录常用法律法规300件，其中作为社会类的法律法规总共只有8件，只占总数的2.67%左右。而随着改革的深入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逐步发展，加快社会建设已经成为全面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建设的关键环节。但是由于相关的法制建设滞后，社会治理体制创新虽然已经讨论了多年，但至今进展不大，收效甚微。因此，在全面深化改革，加强社会建设过程中，一定要调整思路，加大基层社会立法的力度，以健全的法制推动基层社会治理体系改革和发展。

（三）结合行政体制改革，加强行政组织法制建设，促进基层政府在治理体系中的主导作用的发挥。如前所述，我国地方组织法过于粗略，完全没有区别不同层级的地方政府在职能、管理方式等方面的差异性，实际上，作为最高层级的地方政府如省级政府与最低层级的地方政府如城市的区政府、农村的乡镇政府等，无论在职能、管理范围、管理方式等，都有很大的差别。而现行的地方组织法几乎是将所有地方政府的职能权责进行统一规范，在实践中出现一些操作上的难题。在全面深化改革的进程中，有必要修改地方组织法，最好是分别制定不同层级的地方政府组织法，特别要单独制定基层政府组织法，就基层政府的产生与组成、职责权限、与基层组织和社会组织的关系、以及在基层治理中的地位和作用等，作出明确的规范，以更好地发挥基层政府在基层治理中的主导功能。其次，还有街道办事处的立法问题。自从街道办事处条例被废止后，国家一直还没有制定相关法律，虽然有些地方根据自己的需要制定了相关地方法规，但是由于没有统一的法律规范，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街道办事处的工作，也影响到基层政府在基层治理中的地位和作用。当然，关于现行城市管理“两级政府，三级管理”的模式，多年来一直存在争议，特别是在互联网发达的今天，办公条件、管理方式都有大的变化，是不是城市基层政府都需要设置一个派出机关实施基层社会管理，确实是一个值得商榷的问题。笔者以为，除了城市人口达到100万以上的特大城市外，中小城市确实不需要设置街道办事处这样的派出机关，以便减少行政层次，加强基层社会组织的功能和作用。因此，建议尽快制定“街道办事处条例”之类的法律或行政法规，对街道办事处的设置条件、组织结构、职责权限、与基层社会组织的关系等作出统一规范，以利于更好地发挥街道办事处的功能和作用。

（四）以改革的思路促进基层社会法制建设，完善基层治理体系。《决定》提出，要围绕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深化经济体制改革，这意味着现代市场体系将进一步完善和发展，由此将进一步推动行政体制改革，压缩政府对市场的不必要的干预，同时，政府对社会的管理也将出现重大改变。在这种大的历史背景下，社会立法也必须以改革的思路指导基层社会立法，使立法带有一定的前瞻性、导向性，以促进基层治理体系的建立和完善。

首先，要修改和完善城乡基层自治的相关法律。因为，基层自治制度是中国三大民主政治制度之一，是基层群众自我教育、自我服务、自我管理的基本民主形式，是基层社会治理体系的主干力量。过去相当长的一个时期，我国实行的是城乡分治，基层自治的相关法律也是按照城乡分治的模式分别制定，并且不同步，相互有很大的差距。但是，自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的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的人口流动潮，经过30多年的发展，已经使中国的城乡各个方面发生巨大的变化，据网上的一组公开数据，全国的自然村在过去十年间消失了90万个，也就是说，每一天中国约有250个村庄消失3，而还有许多的乡村，通过新农村建设等，正在进行“村改居”的活动。农村的这些变化实际上对现有的村民自治造成很大的冲击，而流入城市的许多外来人口却无法参加城市的居民自治组织。可见，仍然按照城乡分治的思维模式进行基层立法，将与实践需要脱节，是不利于基层治理体系建设的。因此，建议尽快制定统一的基层自治法，对基层自治的范围、事项、组织形式、活动方式、与基层政府及其他社会组织的关系等作出明确的规范，以更好地促进基层民主政治发展，发挥基层自治组织在基层治理中的重要作用。其次，应该尽快制定社会组织法。随着改革的深入和社会主体层次和需求的分化，各类社会组织如雨后春笋般地涌现。这些社会组织大量的是群众由于兴趣爱好或利益需求而自发组织起来的，它们已经成为广大群众相互沟通、倾诉、排解、帮扶的一个有效载体，成为基层社会治理中一支不可忽视的基础性的重要力量。但是，由于没有相关法律规范，导致这些社会组织各行其是，自生自灭，既无法给予其一定的管理和指导，也使这些组织得不到法律的保障。虽然现行的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规定，村民委员会应当支持服务性、公益性、互社会组织依法开展活动，但是，如何界定这些组织的性质，怎样支持这些组织的活动，没有明确的法律规范，在实践中引起许多困惑。因此，建议尽快制定一部社会组织法，对社会组织进行明确规范。社会组织法所称的社会组织，首先应该明确其是指非营利性的组织，同时应该将其划分具有法人性质的社会组织和不具有法人性质的社会组织两大类，分别规定不同的登记注册或备案成立的办法，以及不同类型的社会组织在活动范围、组织形式、权利义务、退出机制等，以促进我国社会组织规范有序发展，进而促进我国社会治理体系的完善和社会管理体制机制创新发展。

参考文献：

[1]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人民出版社2013年11月版；

完善基层社会治理体系篇3

河北省环绕京津，肩负着首都政治“护城河”的特殊使命。在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试点工作中，我省始终坚持高位推进、科学布局、创新驱动、完善提升，以办好“三件大事”为契机，全面提升社会治理效能。

坚持高位推进。省委、省政府把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试点工作作为重大政治任务列入全省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省委常委会专题研究，省委主要领导同志主持召开省委专题工作会议、全省工作会议，强力动员部署。将试点工作作为全省“十四五”时期主要任务，出台了加快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意见和实施方案，健全试点工作政策体系，建立了省级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试点工作机制，将全国第一期试点城市之外的设区市作为省级试点城市，按照全国一期工作标准同步推进。建立联系点制度，省委政法委机关领导每人帮扶一个联系点，定期深入调研指导，分析形势、解决问题、督促落实，确保试点工作顺利推进。高规格成立由党委书记任组长的各级平安建设领导小组，全面加强对试点工作的组织领导，并成立工作专班，组织专门力量统筹推进试点工作，构建起覆盖全省的工作组织网络。坚持科学布局。紧抓试点工作有利契机，找准试点任务与实际工作结合点，以点带面，整体推进。建立试点工作台账定期报送制度，将工作量化，制定问题、措施、责任、时效4个清单，细化阶段性措施，每月统计汇总，确保实时掌握工作进度，时时做到跟踪问效。省直各部门围绕试点工作，先后印发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意见、加强和改进乡村治理的若干意见、加强城市社区服务管理规定等。各试点市指标体系再细化，落实牵头责任部门，建立起党政主导、部门主责、基层主抓的工作格局。围绕“三件大事”，制定试点工作特色指引，精准发力推进。特别是将试点工作作为当好首都政治“护城河”的基础工程，分解量化到试点工作各个层面。建立试点工作“月报告、季通报、年考核”制度，省直部门、各试点市每月一报告，每季一通报，每年一阶段性考核验收，建立奖惩工作机制，有效激发各级各部门的积极性。石家庄市262个乡镇（街道）全部成立社会治理专门机构，列入“三定”方案，落实6人以上专职工作人员；承德市配齐配强乡镇（街道）专职政法书记，落实政法津贴待遇，夯实基层社会治理根基。坚持创新驱动。把用创新思维、创新办法破解各种障碍束缚作为根本性任务，找准切入点，开创社会治理工作新局面。深化“基层党建提升年”活动，以党建引领基层治理，把党的领导优势转化为社会治理效能。按照“综治中心+网格化”管理模式，全省依托智慧化网格平台，拓展网格化服务管理，实现社情民意在网格中掌握、惠民服务在网格中开展、矛盾纠纷在网格中化解，构筑起社会治理新格局。目前，全省已实现网格化服务管理覆盖。

广泛构建网状治理模式，坚持政府搭台、市场运作、公众参与，健全省、市、县三级社会组织孵化体系，大力培育公益性、服务性、互社会组织；以“专业社工+志愿服务”为引领，完善社区、社工专业人才、社区社会组织、社区志愿者、社区慈善资源联动机制，调动各方面力量参与社区治理，目前全省实名注册社会志愿者已超1200万人。邢台市开展“红色支部”行动，定期给城乡农村、社区党支部评星定级，与考核奖惩挂钩；张家口市打造红色网格、全科网格、全域网格、闭环网格，实现“管理无缝隙、服务零距离”；沧州市新华区“党建引领、网格联动、共享共治”的“136”智慧网格管理体系经验做法，得到相关领导的肯定和人民群众的广泛赞誉。坚持完善提升。把完善市域社会治理体系、提升市域社会治理能力作为根本遵循，不断推进社会治理工作布局、治理体制、治理方式现代化，全力推进试点工作走深走实，全面提升社会治理效能，突出风险防范，社会治理工作布局不断完善。坚持以“大党建”统领各类机构和组织有效运转，出台《关于加强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实施意见》，着力补齐基层党组织领导基层社会治理的各种短板，全省所有村和社区普遍建立健全农村“五位一体”和社区“六位一体”协调联动治理结构。深入推进“互联网+政务服务”建设，省市县乡村五级政务服务部门全部入驻统一门户，848项省级事项实现全流程网办，2336项便民应用接入“冀时办”移动端，103个高频事项实现跨省通办。完善基层便民服务体系，全部乡镇和街道设立行政综合服务中心，村（社区）设立综合服务站，实现全覆盖、“一站通办”。

加强公众参与机制建设，在全部村落实了重大事项决策“四议两公开”制度，在乡镇和街道普遍建立综合指挥和信息化网络，搭建起全域统一、上下贯通的快速响应群众诉求平台。坚持政治引领，确保社会治理始终在党的领导下进行；强化依法治理，完善社会治理地方立法；健全以党组织为领导、村（居）委会为主导、人民群众为主体的新型基层社会治理框架，推进在业主委员会中建立党组织，不断探索引导广大群众参与社会治理；强化智能支撑，全省“雪亮工程”项目建设全部完成，全面实现“纵向贯通、横向互联、共享共用、安全可靠”和“全域覆盖、全网共享、全时可用、全程可控”目标。

单位：省委政法委

完善基层社会治理体系篇4

中国的国家治理体系是“在我国历史传承和革命建设实践的基础上长期形成、内生演化的”，是一个系统完备、环环相扣的逻辑结构，纵向上包括从中央到地方的不同层级的治理，各个层级之间相互制约、相互促进。其中，基层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维度，且历来是国家治理的难点。基层社会治理状况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整个国家治理的状况。同志在重要讲话中多次提到基层社会治理的重要性:“只有基础牢固，国家大厦才能稳固。”基层依法治理是依法治国方略在基层的具体实践，是全面依法治国的关键甚至基石。步入新时代，落实“四个全面”特别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依法治国，基层是重点亦是难点。

“枫桥经验”是我国基层社会治理的一面旗帜，是法治在基层社会治理中充分发挥作用的典型、样板。从20世纪“依靠和发动群众，坚持矛盾不上交，就地解决，实现捕人少，治安好”的社会主义教育经验，发展到今天的“矛盾不上交、平安不出事、服务不缺位”，“枫桥经验”在各个历史背景下持续探索、优化提升，内涵不断丰富。深入挖掘、研究、实践和发展“枫桥经验”，对于新时代充分发挥法治在基层社会治理中的作用，在基层社会治理中落实“全面依法治国”战略部署，具有深刻的理论和实践价值。

一、基层治理法治化的时代意义

目前我国正处于全面依法治国的关键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发生变化，社会结构和利益结构深刻调整，城乡基层社会治理日趋复杂，影响着基层社会治理法治化的进程。我们必须从社会主义建设进入新时代的背景出发，从全局性、基础性、战略性出发，来认识基层治理法治化的重要意义。

（一）推进依法治国在基层的具体实践是全面依法治国的必然要求

全面依法治国的关键在顶层设计，基础在基层推进。在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治国方略的引领下，我国已经形成了较为完备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为法治提供了制度保障。但目前看来，基层仍然是法治中国建设的薄弱之处。基层人口文化水平偏低，法治意识淡薄，法治力量不足，社会矛盾多发高发。但从另一个角度看，法治中国建设的活力源泉也在基层。基层在法治方面的创造性实践是对社会主义法治的丰富和完善，是对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发展和落实。实现全面依法治国的总目标，必须把依法治国的各项要求落实到基层的每一寸土地、每一个角落，这样法治中国建设才能获得源源不断的发展动力和坚实有力的支撑。

（二）通过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化解矛盾纠纷是实现转型期基层社会和谐稳定的坚实保障

只有基层实现了法治，才能为全面依法治国、实现社会和谐稳定提供坚实的基础。党和政府十分重视基层的法治建设，自1986年开始，国家组织实施了六次全国性的普法活动，司法行政机关深入基层“送法下乡”，运用法律化解矛盾纠纷，有效维护了基层社会的稳定和谐。然而，从需求侧来说，随着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进入新阶段，基层社会治理日益复杂，任务加重;从供给侧来说，基层社会治理体系既存的问题日益凸显，法治政府建设进程滞后。法治作为社会治理的最优模式，程序规范、可预期性强、权责清晰。实践告诉我们，当法治成为全社会的价值追求和行为模式时，很多难题会迎刃而解。6面对新的形势，要有效解决各种影响社会稳定的矛盾和问题，必须运用法治的手段，把问题解决在基层，把矛盾化解在基层。

（三）维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和根本利益是应对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的重要举措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人民群众对社会发展、权益保障、公共安全、公平正义的需求日益增强，民主意识、参与意识、权利意识不断提升。基层社会治理直接面对群众，事关群众切身利益、党和国家大政方针的贯彻落实和城乡基层的和谐稳定。7指出，要完善对维护群众切身利益具有重大作用的制度，强化法律在化解矛盾中的权威地位。8新形势下的基层社会治理，要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基层依法治理的最重要目标，把依靠人民有序参与作为推进基层依法治理的根本方式，把人民的满意度作为检验基层依法治理成效的根本标准。

二、新时代基层治理法治化的问题与挑战

基层法治建设水平的高低关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以及整个国家法治化的进程。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党的十五大提出依法治国基本方略以来，我国基层法治建设力度不断加大，取得了明显成效。具体表现在:基层群众自治制度不断完善，《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等相继修订完善，基层自治组织建设不断加强，载体不断健全，群众自治组织基本实现全覆盖，新型城乡自治组织不断涌现。可以说，经过改革开放以来四十年的发展，我国基层社会治理已经步入制度化、法治化的轨道。但也要认识到，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已经进入新的阶段，基层法治建设与依法治国的目标任务相比仍存在较大差距，主要表现在:

一是在立法方面，地方立法中存在着下位法与上位法相抵触、不同部门的立法之间相冲突的现象;

部分领域存在立法真空和立法不足，治安综合治理、环境保护、防止家庭暴力、矛盾纠纷化解等方面的立法亟须加快和完善。“城乡二元分治”的法律制度安排给基层社会带来了许多障碍和制约，如户籍制度、教育制度、劳动就业制度、医疗制度、社会保障制度等，成为造成目前城乡差距的重要原因。一些立法过多地体现部门和地方利益，为部门和地方谋取自身利益创造了条件;一些地方立法的起草、审查过程中公众参与度很低，未体现立法的民主性。另外，一些地方立法和规范性文件没有及时“立改废”，在一些基本法和单行法之间、法律法规与实施细则之间、原则规定与具体措施之间缺乏配套制度。总之，国家和地方的某些立法短板已经成为制约全面深化改革、推动科学发展的体制性瓶颈，立法的需求强烈与立法的供给不足之间在一定程度上已经产生了张力甚至矛盾。

二是在执法方面，随着基层经济社会的发展，基层政府旧的治理思维与执法方式之间出现了不适应和不相容。

执法基本上仍按照传统的“命令———服从”模式，大多以行政命令强制推行。执法人员普遍水平能力有限，执法队伍有待充实，执法机构权力重叠，执法追责机制缺失，执法程序不规范，存在“钓鱼执法、寻租性执法、非文明执法、限制性执法、选择性执法、运动式执法、疲软式执法、滞后性执法等”，损害了国家法治的权威和尊严。执法过程中的部门利益化、执法碎片化现象突出。有的执法主体不合法，存在临时聘用人员执法的现象。综合执法、联合执法不够规范，距离严格执法、文明执法有很大差距。

三是在司法方面，一些司法人员作风不正、办案不廉，办金钱案、关系案、人情案，存在司法不公、司法公信力不高的问题。

司法体制不健全、司法职权配置失当、权力运行机制不科学等，是司法不公的深层次原因。

四是在基层权力运行和监督机制方面，我国基层尚未形成完善的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体系。

人大监督刚性不够、监督方式和手段匮乏、监督效果不显;监察监督、行政监督、民主监督、司法监督、社会监督、舆论监督还有待加强。对行政执法过错和司法过错责任追究制度不完善、机制不健全、配套措施不具体、落实不到位。

五是在基层法治队伍建设方面，目前我国基层公检法力量和行政执法力量严重不足，政府和政府部门中负责法制工作的机构力量较为薄弱，难以满足高效履职的要求。

在经济欠发达地区的西部，问题尤为严重。

六是在社会法治意识方面，部分基层干部群众法治观念淡薄，做决策往往仅凭经验和个人想法，依法办事观念薄弱，知法犯法、以言代法、以权压法、徇私枉法现象依然存在。

部分基层群众法律意识不强，学法尊法信法守法用法氛围不浓，依法维权意识缺乏，往往“信访不信法”。

七是在群众法治获得感层面，基层法律服务和法律援助体系不健全，未能有效满足群众的诉求。

法律服务进村庄、进社区、进校园、进企业、进单位的普惠性做得不够。法律服务供给不充分，服务产品不丰富，服务的整体性、系统性不强，服务质效不高。公共法律服务亟须由政府任务主导向民意需求导向、由粗放管理向精准服务、由被动服务向主动作为、由司法行政机关自我评价向群众评判转变。此外，基层群众自治制度仍存在一些缺陷和不足，基层民主治理难以真正实现。

三、新时代推进基层治理法治化的基本要求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要充分发挥法治在基层社会治理中的作用，逐步实现基层依法治理，必须在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三者有机统一的前提下，在县乡村居各级推进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将各项工作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中。

（一）在党的领导下有序推进，保持正确的政治方向

党的报告重申“必须把党的领导贯彻落实到依法治国全过程和各方面”。要深刻认识到成立中央全面依法治国领导小组的重大意义，更好发挥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确保法治建设沿着正确方向前行。党的领导示范作用在“枫桥经验”中得到了深化与验证，坚持党的领导是“枫桥经验”保持正确方向长足发展的政治保障，是发挥法治在基层社会治理中作用时必须坚持的原则和宗旨。

（二）围绕全面依法治国这个大局，反对各种形式的“保护主义”

基层依法治理应紧紧围绕“全面依法治国”的整体和大局，基层政府、组织、行业、部门都必须将局部工作和利益置于这个大局和整体利益之下。随着全面依法治国的推进，法治领域改革逐渐进入深水区，基层治理会遇到更多难啃的硬骨头，需要遵从中央顶层设计，整合基层各方面的资源力量，形成攻坚克难的合力。基层治理必须围绕全面依法治国的大局，自觉融入大局、服务大局、保障大局，反对一切形式的特殊化，反对一切形式的地方保护、行业保护和部门保护，反对立法、行政、司法过程中的地方利益、行业利益和部门利益导向。

（三）约束和规范公权力，增进人民福祉

基层政府必须严格落实“权力清单”“责任清单”“负面清单”制度;基层监察机关切实履行监察职能，依法对公职人员进行监督、调查和处置;基层法院、检察院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和检察权，运用法律机制抵制任何违法干预司法活动的要求。在强化对基层政府公权力行使的制约的同时，推动基层政府在增进人民福祉方面积极作为，以保障和改善民生为重点，加快形成均等化、普惠性、可持续的公共服务体系。

（四）鼓励公众参与，激发基层社会活力

基层民主自治是我国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重要内容，基层政府应为社会主体保留充分的自治空间，充分发挥村规民约、社区公约、行业协定等在日常治理中的积极作用。同时，深入推进政府信息公开，提高政务透明度，构建基层政府与民众之间良性顺畅的沟通机制，为民众参与公共决策和法治建设提供平台。近些年来，“枫桥经验”中新乡贤坚持德治、法治、自治“三治合一”的路径参与基层社会治理，既是对传统基层社会治理经验的推陈出新，反映了对基层精英和民众代表的尊重，也是激发基层社会活力、鼓励公众参与公共决策的良好范例。

（五）培育法治文化，树立法治信仰

法治文化是推进基层依法治理的灵魂。在枫桥地区，用文化或文学艺术的载体和形式进行宣教已经成为一个重要的日常治理实践。普法标语口号在此俯拾皆是，内容涉及对“枫桥经验”及其工作方法的整体阐释、枫桥派出所的职业道德要求、信访改造和帮教的经验、调解的要求等，用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达到“送法下乡”、培养法治氛围、培育法治文化的目的。要加强法治宣传教育，在全社会树立“法治的信仰”，健全普法宣传教育机制，推进法治宣传教育的普遍化、常规化和制度化。

四、新时代推进基层治理法治化的路径选择

我们的执政党将依法治国作为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是在总结治国经验教训基础上的正确抉择。法治国家建设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重要制度性保障和基本途径，而基层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基层安则天下安，基层善治则天下善治。我们应通过总结提炼基层实践探索中行之有效的好做法、好经验，实现基层社会治理制度化、规范化、法治化。

（一）发挥基层党组织的关键作用

“依靠群众、坚持党的领导的政治观;以人为本、仁爱的人本价值观;不断制度创新、尊重群众智慧的社会发展观”是“枫桥经验”的基本内容。其中，坚持党的领导被放在极其重要的位置。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深化农村改革加快推进农业现代化的若干意见》提出要改善乡村治理机制，加强农村基层党的建设、健全基层民主制度、创新基层管理服务，为基层依法治理提供了路径方式。一是要充分发挥党在理论、政治、组织、制度等方面的优势，将基层党组织的资源转化为基层社会治理法治化的资源。二是要把抓基层、打基础摆在关键位置，引导基层党组织围绕基层法治建设确立工作的目标、内容、方式和机制。三是强化街道党工委和社区党组织对辖区内党建工作的领导和统筹协调。四是抓好农村基层党员干部理想信念教育、党的宗旨教育、廉政教育和法治教育。

（二）建立健全基层社会治理的法律法规体系

“枫桥经验”对法治的遵从不仅体现在对以国家强制力为后盾的国家制定法

（“硬法”）的遵守上，而且体现在对“软法”的重视上。枫桥通过乡规民约

（村规民约）这类群众内部高度认可的软法治理方式促进了基层社会自治、法治、德治三者相融合，无论实体法还是程序法都取得了卓越的成就。要建立健全基层社会治理的法律法规体系，应从三方面着眼:一是完善基层社会治理法律法规。健全和完善基层社会领域法制体系，形成配套完备的基层社会治理制度体系。按照《立法法》规定的法定权限和程序，制定和修改基层社会治理法律法规。二是加强重点领域

（例如土地流转、征收补偿等）的立法，准确回应地方治理的规则需求，提高立法的水平和质量，增强地方立法的针对性和实用性。三是充分发挥村规民约在基层治理中的积极作用。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强调指出，要发挥市民公约、乡规民约、村规民约、行业规章、团体章程等社会规范在社会治理中的积极作用;党的报告指出，要“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要结合当地实际情况制定村规民约、自治章程、议事决策规则、居民公约等，创新乡村治理的有效载体，有效引导基层民主法治建设，增强村民遵法守法意识。

（三）健全基层社会治理科学决策体系

在决策机制方面，枫桥镇创新了村（居）民公益社会事务“五议一创”机制

（“五议”是指村“两委”负责人建议、村党支部会提议、村“两委”会商议、党员大会审议、村民代表会议或村民会议决议，“一创”是指民主法治村创建），建立健全了“三上三下”民主决策程序

（“三上三下”是指“一上一下”征集议题、“二上二下”酝酿论证、“三上三下”审议决定），保障村

（居）民对村级事务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提高了村

（居）民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自我监督、自我服务水平。要健全基层社会治理科学决策体系，一是要建立政府公共决策机构，将其作为基层党委政府的辅助决策和社情民意收集机构，由基层党委政府直接领导，为党委政府的决策提供专业参考意见;二是要深化政务公开，完善各领域、各部门的办事公开程序，推进群众普遍关心、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基层政务、行政机关内部事务公开，建立重大事项、重点工程项目决策征询公开制度。

（四）建立健全基层社会治理监督体系

要运用法律监督、民主监督、舆论监督等多种手段，构建全方位监督网络，形成监督合力。建立和完善基层监察体系，畅通社会监督渠道，加强对政府内部权力的制约，形成权力运行监督体系;强化民主监督的职能，充分发挥人大、政协、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和各类群众团体的监督作用，推进民主监督的规范化和制度化;加强群众舆论监督，支持新闻媒体监督，增强监督合力和实效。

（五）加强基层法治机构和法治队伍建设

枫桥地区一向重视基层法治队伍的建设，充分挖掘和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制的政治优势、组织体系优势、人民群众创新能力优势的资源，有效整合村（居）委员会基层组织、民间社会组织、民营企业等多元力量，创设综合治理工作中心，积极引导社会组织和社区群众参与社会治理，为推进社会治理社会化提供了坚实的组织保障。在新时期，要解决法治机构设置不完善、法治机构队伍不稳定和人员配备不足、法治工作物质装备和经费保障机制不健全等问题，努力提高基层法治机构工作能力，要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一是建立基层大法治网络。横向整合县一级公检法司力量，纵向在县乡村建立综合综治工作机构，构建县乡村三级联动的法治网络。二是加强基层社区网格化管理和治保网络建设，加快形成以社区党组织为核心、社区自治组织为主体、各类中介组织充分发挥作用的新型社区组织机构。三是建立健全将人、财、物更多投放到基层的长效机制，确保资源下沉到基层。四是人员编制要向基层一线倾斜，加强和充实基层法治队伍力量，同时提高基层法治队伍整体素质、能力和水平。

（六）建立力量下沉的法治工作机制

枫桥在55年的治理实践中总结出的“立足基层组织，整合力量资源，就地化解矛盾，保障民生民安”的“枫桥经验”，对于我国目前推进基层依法治理具有非常重要的借鉴意义。针对我国基层法治资源比较匾乏的现实，要推动法治工作重心下移到基层、力量下沉到基层，要强化乡村司法所、人民调解站等基层法治单位建设，探索整合基层法治力量的体制机制，健全基层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机制，从源头上预防和减少社会矛盾发生。同时要把源头治理、动态管理、应急处置结合起来，完善矛盾纠纷排查、预警、化解、处置机制，变事后处置为事前预防，变治标管理为治本管理，努力掌握预防化解社会矛盾的主动权。

（七）健全基层矛盾调处化解工作机制

枫桥构筑了纵横交叉的防控网络系统，预防和打击违法犯罪活动并举;创建了矛盾分立调解法，根据不同的类型予以区别对待;建立了协调联动的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机制，实现了由单一调解向多元化解调解转型升级。借鉴“枫桥经验”，健全基层矛盾调处化解工作机制，一是要建立健全矛盾化解机制，整合政法、综治、维稳、司法行政等力量，完善基层矛盾排查调处化解机制。及时化解社会矛盾，有效解决群众诉求及困难，确保“小事不出村居、大事不出乡镇社区、难事不出县区、矛盾不上交”。二是要深化联动工作机制，做到人民调解与司法调解的联动、人民调解与治安行政调解的联动、人民调解与其他行政调解的联动，积极探索人民调解与刑事和解联动工作机制。三是引导社会力量参与社会矛盾的化解，促进社会和谐。

（八）推进公众有序参与

“枫桥经验”作为一种多元、动态、开放的治理模式，有着丰富的民主、参与和协商的内涵。可以说，“枫桥经验”历经55年仍生机勃勃，其核心动力就在于人民群众的创造。“枫桥经验”表明了“以人为本”的宗旨，引导社会组织加强自身建设、积极参与社会治理。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强调指出:要推进多层次多领域依法治理，坚持系统治理、依法治理、综合治理、源头治理，深化基层组织和部门、行业依法治理，支持各类社会主体自我约束、自我管理。党的报告就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提出了一系列新思想新理念新战略，明确提出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格局，加强社会治理制度建设，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治理体制，提高社会治理社会化、法治化、智能化、专业化水平。具体而言，要推动公众有序参与:一是基层政府要深化信息公开。信息公开是公众参与的前提，公众了解政府公共决策信息才能有效参与决策。二是拓宽公众的参与渠道，包括制度化的参与和非制度化的参与。三是加强公众参与的有效互动。公众参与是为了影响政策的制定和调整，以使公共政策更为科学，体现多数人的意志并保障多数人的利益。参与效果的提升需要政府和公众的共同努力，政府要尊重、依靠民众;公众则要发挥主体性，认真准备、积极参与。

（九）健全基层社会治理考核评价体系

一是建立科学的考评指标体系。

通过改进考评方式，健全考评机制，提高依法行政的能力和水平。二是完善基层干部年终述职考核制度。将基层领导干部学法、用法、守法情况列为日常考核评价和年度考核的重要内容，把依法执政、依法行政、依法办事的能力水平和个人遵守党纪国法的情况纳入述职内容，将考核结果作为干部奖励惩处、提拔任用的重要依据。三是坚持对滥政乱政行为问责。依据《公务员法》《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等法律法规，对于发生责任事故或违法行政案件的，严肃追究相关人员责任。

（十）依托“互联网+”推进基层依法治理

完善基层社会治理体系篇5

党的十七大报告论述发展基层民主，保障人民享有更多更切实的民利时提出，要健全基层党组织领导的充满活力的基层群众自治机制，扩大基层群众自治范围，完善民主管理制度，把城乡社区建设成为管理有序、服务完善、文明祥和的社会生活共同体。同时提出，要深化乡镇机构改革，加强基层政权建设，完善政务公开、村务公开等制度，实现政府行政管理与基层群众自治有效衔接和良性互动。

进入新世纪新阶段，我国社会结构发生了深刻变化，城乡基层管理面临许多新课题新挑战。一方面，城乡社区已成为各类社会群体人员的聚合点，各种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呈多发趋势；另一方面，基层群众自主管理和民主法制意识不断增强，城乡基层管理体制机制和工作方式方法存在诸多不适应不符合问题。面对新课题新挑战，传统的城乡基层管理体制机制亟待完善和健全，需要确立新型城乡基层治理模式。由侧重管理向管理与服务相结合转变，强化社会服务功能；由侧重外部约束向外部约束与居民自治相结合转变，强化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自我监督；由条线的、单向的管理运行机制向网格的、互动的基层治理运行机制转变，强化社会自治功能。政府行政管理与基层群众自治有效衔接和良性互动是形成新型城乡基层治理模式的重要标志。实现政府行政管理与基层群众自治有效衔接和良性互动，是新形势下发展基层民主的客观要求，是深化基层机构改革、转变基层政府职能、加强基层政权建设的客观要求，是发挥社会组织积极作用、增强社会自治功能的客观要求，因而具有多方面的重要意义。

实现政府行政管理与基层群众自治有效衔接和良性互动的目标，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推进：一是建立健全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基层民主和基层管理涉及多方面、多领域、多部门，涉及群众切身利益，必须加强统一领导和协调，建立健全基层党组织领导的、规范有序的城乡社区基层管理组织体系和工作格局。二是进一步规范基层政府的职责和权限。全面推进依法行政，规范行政行为，严格按照法定权限和程序开展活动。加强基层政府的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改进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的方式，着力推进社会保障、社会救助、就业服务、社区卫生、群众文化、社会治安、纠纷调处和基础设施等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建设。建立健全基层管理和服务的财力保障机制。三是完善城乡居民自治制度。修订居民委员会组织法、村民委员会组织法，扩大基层群众自治范围，健全民主管理和公开办事制度，实行群众自己的事情自己管、自己办。规范政府与基层群众自治组织的关系，政府对基层群众自治组织主要是指导、协调、服务和帮助。对政府延伸的工作任务，要建立有效的委托管理和购买服务制度，减轻基层自治组织的工作负担。四是把城乡社区的各类组织纳入规范化、法制化的轨道。培育发展社区各类社会组织，特别是与群众利益密切相关的社会服务组织。拓宽社情民意反映渠道，发挥社区内机关、企事业单位、合作经济组织、社会福利机构、物业服务机构等组织的积极作用。发展社区工作者队伍，广泛开展基层志愿服务活动，逐步实现社区工作专业化、社会化。

完善基层社会治理体系篇6

一、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作出的历史选择

世界上任何国家的政治制度都是同自己的国情与政治文化传统相联系和相适应的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归根结底是由我国的具体国情中国革命以及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具体特点所决定的。早在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就开始探索选举民主的具体实现形式,并注重用民主协商的方式管理，公共事务在各个抗日根据地的民主政权中实行“三三制，，的政策明确“根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权的原则，在人员分配上,应规定为共产党员占三分之一，非党的左派进步分子占三分之一,不左不右的中间派占三分之一”这既保证了共产党在政权中的领导地位,又发展了人民民主,调动了社会各界的积极性随着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纷纷响应中国共产党提出的“五一”口号,支持和参加新中国政权建设,并先后接受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召开，宣告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正式确立,也标志着协商民主这种新型社会主义民主形式在新中国开始出现1954年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宣告我国社会主义选举民主制度正式确立。此时,针对党内外关于我国政治协商制度是否还有必要继续存在的争议，毛泽东及时提出了“各党派各民族各团体的领导人物一起来协商新中国的大事非常

重要人民代表大会已经包括了各方面,人大常委会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常设机关，代表性当然很大。但它不能包括所有的方面，所以政协仍有存在的必要,而不是多余的，，的主张。&併在1956年的《论十大关系》中明确提出了与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周恩来坚持把协商作为新民主的一个重要特点加以论述,他指出，“新民主主义的议事精神不在于最后的表决，主要是在于事前的协商和反复的讨论”。

进入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的历史时期，邓小平总结历史经验和教训，指出我国的各民主党派“已经成为各自所联系的一部分社会主义劳动者和一部分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的政治联盟,都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政治力量”基于对民主党派性质作出的这一新判断，中国共产党确立了同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合作的“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十六字方针同时，在对政治协商制度文革期间遭受挫折进行深刻反思的基础上，中国共产党全面开展了政治协商制度的法制化规范化和程序化建设1987年党的十三大明确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这一重要概念正式写入党的政治报告；1992年党的十四大将“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正式写入党章,1993年八届人大一次会议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写入宪法,使其上升为国家的意志；1997年党的十五大将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归纳进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纲领和基本经验2005年以胡锦涛同志为首的党中央制定了《关于进一步加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建设的意见》,提出“政治协商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实行科学民主决策的重要环节,是中国共产党提高执政能力的重要途径。把政治协商纳入决策程序,就重大问题在决策前和决策执行中进行协商,是政治协商的重要原则”w在党的政治报告中，明确地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归纳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组成部分。党的十八大报告再次强调：“要充分发挥人民政协作为协商民主重要的渠道作用推进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制度建设”当今，不断完善的政治协商制度给我国的民主政治带来了蓬勃生机,各级政协在参政议政民主决策和民主监督等方面正在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当前,在全面深化改革的时代背景下,面对多元化的社会结构和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政治参与诉求，围绕政治民主这一主题，通过国家社会和基层等各个层面开展广泛协商对话,推进协商民主制度的创新发展,构建政党国家和社会良性互动协商共治现代治理形态,进而有效化解国家治理存在的突出问题。

二、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是提升国家治理能力的重要途径

十八届三中全会首次提出“国家治理体系，，的概念，是我们党执政为民理念的重大创新，它要求实现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着眼于发展更加广泛更加充分更加健全的人民民主，深刻阐述了有关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重大问题,就推进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提出了许多新观点新论断新举措,构成了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一系列创新亮点。

(―)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为人民当家作主搭建了广阔平台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从根本上说,就是坚持人民主体地位，最广泛地动员和组织人民依法管理国家事务和社会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而协商民主就是能够起这样作用的民主形式。我国在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过程中将选举民主与协商民主这两种民主形式创造性地结合,在保障人民行使投票权利的同时,运用协商民主，坚持求同存异,追求和谐相处,经过充分的协商，既尊重了多数人的意愿，又照顾了少数人的合理要求，最大限度地实现人民民主，促进社会和谐稳定协商制度的设计原则充分考虑了人民主体地位的发挥中国人民政协理论研究会常务副会长李昌鉴同志研究认为胁商民主制度的设计原则应当包含了以下五个方面n其一，以公民的广泛政治参与为基础漠二,知情权表达权的实现是参与的前提，参与者的素质是实现成功参与的保证淇三,这种参与通过讨论对话谈判审议等形式进行漠四，这种参与是在一定的宪政制度框架内进行，是公民依照法律行使权利，并遵守相应的程序和规则其五,这种参与是理性的，参与者明白自己参与的目的和要求，在发生争议时不一味坚持，不搞你死我活,懂得妥协和让步，实现双羸其六，参与者对于达成的共识具有监督权这些原理归结到一点,就是体现人民当作作主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和核心。

特别是，当前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在我国社会进入深入变革和调整之后，各种社会矛盾进一步凸显,社会冲突加剧,而利益表达渠道却十分有限，在这种情况下,党和政府要协调关系，维护稳定,增强公民对政治系统的认同感和归属感,就需要借助协商民主这一广阔平台来增加了解，加深认识，拓宽利益表达渠道,扩大公民的有序政治参与而以平等自由正义作为最基本的价值取向和目标诉求的政治协商制度对实现这一目标具有独特的作用协商主体在平等自由正义的前提下，通过不同层面的协商,就经济社会发展重大问题和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进行讨论,博采众长广纳贤言,使社会不同群体的愿望和要求以合法的形式表达出来,使各种矛盾和问题在现有体制框架内得以妥善化解,这既能体现人民当家作主的要求，保障人民民主权利的实现,提高公民政治参与的能力，又能有效解决社会分歧,避免社会分裂和动荡,促进社会的和谐稳定。

(二）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为坚持群众路线构筑了有效载体

坚持群众路线的问题，不仅是一个思想认识思想方法或工作方法的问题,而且是一个民主决策和民主制度建设的问题群众路线是作风,是方法,也是制度历史经验证明,党的群众路线只有以科学的制度化作保障，才能发挥持久有效的功用实践表明,协商民主是破解新时期群众工作难题的重要法宝一方面,协商民主是“群众观点”的重要体现协商民主就是党委和政府决策之前，能够先听取群众的意见,群众利用这一个平台，对关系国计民生的重大问题,通过对话交流讨论协商,最后形成共识二是协商民主是“群众路线，，的很好贯彻。政协工作是特殊的群众工作,群众路线是政协的根本工作路线。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新的历史时期，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内涵不断丰富，外延不断拓展，具有更大的包容空间和有效的行为空间协商民主能够有效整合各种政治资源,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拓宽民众诉求渠道，广纳真知灼见,进一步增加推力,减少阻力,凝心聚力，形成合力三是协商民主是“群众立场，，的不变坚守通过协商民主可以培育公民的社会责任,可以培育公民对于公共利益的责任，可以培育公民健康民主所必需的公民性格，比如相互理解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相互支持等借助协商民主这一有效载体,不断改进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积极鼓励和支持群众参与公共事务的协商讨论，用民主协商的方法解决党和政府关注的群众关心的问题,培育和拓展群众认同资源在了解群众发动群众教育群众服务群众的过程中提高做好群众工作的能力，做到为民务实清廉，保证在党领导下人民有效治理国家。

(三）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为党政科学民主决策提供了重要的智力支持

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目标就是逐步建立科学民主的决策机制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决策者只能由选举产生的代表承担,而决策更多地牵涉社会成员的利益，是大家的共同事务，需要大家的广泛参与和支持，加之社会主义中国的任何决策，都以维护好、实现好和发展好人民的根本利益为宗旨，协商民主正好适应了这样的要求，广泛的主体参与重大决策的协商,便于广开言路，汇集民智，集中民意，系统综合各方面的利益诉求，确保广大人民群众的合法、合理的权益最大限度地实现同时,在协商过程中，使各方面的意见和建议,特别是不同的意见和建议得到表达，既服从多数,又尊重少数,使决策更加科学合理协商民主制度在促进党政科学民主决策方面具有以下几个优势:一是具有充分的民意基础。人民政协组成的广泛性为其发挥政治协商的决策咨询功能提供了广泛的民意基础人民政协开展政治协商一方面可以发挥智力密集的优势，广泛集中民智，使党政决策能够更好地体现和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另一方面可以充分发挥联系广泛的优势，充分反映民意，使党政决策建立在最广泛的民意基础上，更好地代表人民的呼声二是具有鲜明的专业优势政协委员中有许多专家学者，他们拥有丰富的科学知识和实践经验，在业内具有很强的权威性，可以充分发挥政协委员在人民政协政治协商中的智力资源优势,为党政决策提供决策参考信息和政策选择方案,起到优化政府决策的作用三是具有明确的协商特色执政党与参政党作为协商主体，在人民政协内部围绕政治经济、社会生活领域的重大问题,通过规范的程序进行平等自由的对话，使各方了解并尊重彼此的立场观点和诉求,从而在公共利益最大化的前提下,寻求并达成各方可以接受的共识,形成决策付诸实施。

三、国家治理现代化视域下加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建设的路径探析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月确提出，推进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那么，“广泛多层制度化”应该是新时期社会主义民主协商民主发展的主要方向,在结合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研究员郑言等学者的论述,个人认为，“广泛”，主要指协商主体和协商内容的广泛性,即在坚持和完善现有协商渠道的基础上，吸引更广泛的社会成员参与协商过程，以保障最大程度地整合与协调多元化的利益诉求，协商时具备清晰的问题指向和问题意识“多层”，主要指协商制度的进一步体系化，建立程序合理环节完整的协商民主体系,在完善协商方式丰富协商内容拓展协商渠道健全协商程序规范协商活动的基础上,明确各级党委人大政府以及社会组织与人民政协的关系，明确人民政协在党委决策人大立法政府管理以及社会组织参与过程中的重要地位与作用W制度化”,就是要使协商民主制度化协商方式规范化和协商过程程序化实现协商民主制度化,就是通过法律等形式确定协商的形式范围过程主体责任义务等,使协商民主的运行有法可依有章可循在此基础上,个人认为发展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应从以下四个方面着力：

1加强协商民主的顶层设计协商民主制度是一个在国家政权机关政协组织党派团体基层组织社会组织等不同层面开展的，由一系列具体的制度和机制构成的制度体系,必须从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角度全面考虑。一要把握原则要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充分发挥人民政协作为协商民主重要渠道作用。

协商民主制度是一长期的政治任务，因此只有坚持党的领导，才能将这一长期的政治任务完成，才能达到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和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目的要始终遵循社会主义《宪法》。《宪法》及《政协章程》中明确规定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将长期存在和发展”，只有坚持社会主义《宪法》及依《宪法》制定的〈〈政协章程》,才能确保社会主义协商民主这一“人民民主形式，，的合法性,人民政协工作才能坚持走法制化正规化程序化的道路,才能在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中起到自己的作用，达到“有法有依”,“依法办事，，的目的二要统筹兼顾坚持理论和实践继承和创新局部和整体原则性和开放性长期性和阶段性的统一,从国家宏观层面加强对协商民主制度建设的顶层设计,要站在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建设推进国家治理现　代化的高度，超越地区部门和单位的利益，总体规划,改革创新,打破各种旧的条条框框的束缚三要稳步推进协商民主制度建设是一项政治性很强的系统工程，是当前我国民主政治建设的基本方向，与改革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相贯通和衔接,涉及全社会民主素养的提高和党员干部民主执行力的提升,对此需要进行全面深入的调研和科学规划，积极有序稳步的推进重视国家治理现代化背景下加强协商民主制度建设的战略研究，分阶段、分步骤的制定健全完善协商民主制度的路线图和任务表。

2健全完善协商民主制度体系。协商民主的发展,制度建设是关键。《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健全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的要求，并提出了一系列完善协商民主的创新举措和制度安排其中最重要的是构建程序合理环节完整的协商民主体系结合地方政治协商工作实践,个人认为：一要完善人民政协制度完善政协委员界别制度,通过制度保障政协委员来自各个不同的阶层，不断扩大团结面，增强人民政协的包容性和广泛性；完善人民政协开展协商民主的形式内容和程序等相关制度，切实从制度上进一步明确协商什么与谁协商怎样协商协商成果如何运用等具体要求,促进我国协商民主中最重要的人民政协的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二要完善社会协商对话制度不断完善公共决策社会公示制度公众听证制度专家咨询论证制度，完善信访工作机制，从制度上保障公民利益表达渠道的畅通，使我们的决策能在深入了解民意广泛集中民智寻求不同利益的交汇点，以获得群众普遍认同，取得群众支持和拥护三要完善基层民主协商制度要健全基层党组织领导的充满活力的基层群众自治机制。可以考虑制定基层民主协商基本法律规定,形成法律制度,确定基层民主协商的基本原则和基本程序；基层组织可以根据国家立法和自身实际,制定出基层民主协商具体办法和程序对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重大问题，规定民主协商的必经程序，保障利益相关主体都能参与民主协商过程,保障基层民主协商有序进行。

3拓宽协商民主形式和渠道《决定》强调要“深入开展立法协商行政协商民主协商参政协商社会协商”，从而表明了我们党对不断拓宽协商民主渠道,探索协商民主形式所持的一种赞同支持和鼓励的态度要积极探索创新和完善不同领域符合实际的民主协商方式,以适应民主政治的发展和广大人民群众民主意识不断增强的新要求一是认真研究当前社会阶层结构利益格局和就业方式的新情况新变化,适时调整界别设置和委员构成,把社会各阶层各利益群体代表吸收到政协组织中来,使各方面的利益诉求都能得到及时反映二是丰富和改进政协履职形式可通过向全社会征集提案建议案,就一些全社会关心的重大问题举行向社会开放的协商会研讨会等,不断扩大协商议政的参与范围要坚持目前全国政协和部分省市政协的“双周，，协商形式,保持基本的协商频度,并形成制度化同时,积极利用政协网络平台，多倾听网民心声关注网民建议,使各族各界群众的愿望诉求得到真实反映，意见建议得到充分表达,并通过各种渠道协调关系化解矛盾理顺情绪,促进社会和谐三是拓展协商领域和覆盖面十八届三中全会后,政治协商不仅包括国家政权机关政协组织党派团体,也包括了基层组织和社会组织。政治协商的渠道和覆盖面不断拓宽，协商更加贴近基层和群众。应适应这种形势,将协商民主的领域进一步延伸到基层，在基层事务中将更多地采用协商民主的形式。

4发挥人民政协的重要渠道作用

完善基层社会治理体系篇7

20__年综治工作思路

20__年全镇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认真贯彻落实上级政法综治工作会议精神，紧紧围绕建设“平安斜桥”“法治斜桥”的工作部署，着力创新社会管理，着力夯实基层基础，提高我镇综治工作水平，保持我镇社会的持续和谐稳定，为我镇的经济社会发展营造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

一、构建“大调解”工作格局，着力排查化解社会矛盾构建“大调解”工作格局，

1、加强矛盾纠纷源头预防工作。认真落实《重大事项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办法》，进一步完善监测预警机制，发挥基层综治工作站的作用>！

2、健全和落实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工作制度。以我镇实行的“三五”工作日制度完善定期排查、下访接访、领导包案等制度，及时了解掌握和有效调处化解各种矛盾纠纷。

3、建立矛盾纠纷多元化解决机制。重点加强部门的衔接，规范综治工作重心联合调解程序。构建部门协作调解工作机制，建立大调解工作体系。高效化解征地拆迁、劳资纠纷、医患纠纷、环境污染、安全生产、食品药品安全、交通事故、两新建设等突出矛盾和纠纷。

4、完善预防和处置机制。建立完善群听性事件苗头隐患排查、研判、报送、预警等制度；完善重大突发事件应急处置预案和指挥机制。提高预防，处置的能力和水平。

二、注重社会管理创新，完善社会管理体系。注重社会管理创新，完善社会管理体系。

1、加强和改进新居民服务管理工作。围绕“底数清、情况明、信息实”的工作要求，完善落实“以证管人、以房管人、以业管人”的实有人口管理模式。依法打击流动人口中的违法犯罪行为。

2、抓好刑释解教人员安置帮教和社区矫正工作。解决刑释解教人员中“三无人员”的救助帮扶问题，推进社区矫正工作，加强监外执行罪犯的监督管理，防止脱管漏管和重新犯罪。

3、健全青少年违法犯罪防控体系。落实闲散青少年，服刑在教人员子女，低收入家庭青少年等特殊群体的帮扶、教育管理。

4、严密高危人员管控。摸清精神疾患人员，吸毒人员等重点人群的底数，有针对性的落实教育管理措施，加强服务救助。

三、加强社会治安打击防范工作，着力提升人民群众的安全感

1、依法严厉打击严重刑事犯罪活动。依法严厉打击抢劫、抢夺、盗窃等多发财犯罪、严重暴力犯罪，深入开展打击“黄、赌、毒”的各项专项斗争，严厉打击传销，非法集资等经济领域的违法犯罪活动。

2、加强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建设。完善社会治安视频监控系统，发挥视频监控技术在社会治安防范工作中的作用。积极稳妥的推进“技防进农家”工作。加强村级巡防队的建设，落实监督措施，充分发挥其在治安防范工作中的作用。

3、广泛开展基层平安创建活动。在深化平安镇、平安村（社区）、平安单位创建的基础上，要组织平安市场、平安铁路、平安医院、平安校园、平安家庭的创建活动。

四、强化基层基础，夯实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根基

1、加强基层综治网络建设，抓好基层综治站及综治干部队伍建设，配齐配强专职人员，发挥综治组织统筹、协调等职能作用。

2、深化镇综治工作中心规范化建设，进一步明确工作职责任务，规范制度机制，充实工作内容，创新服务方式，巩固嘉兴市级“示范综治工作中心”，争创省级“示范综治工作中心”。

3、完善综治例会制度，坚持每月不少于一次的综治工作例会，分析综治工作形势，研究解决矛盾、问题办法。

4、完善考核机制，进一步完善对村、社区综治工作考核办法，充实考核内容，推动综治工作制度化、规划化建设。

5、严格执行责任查究、一票否决等制度。

五、加强（市长电话）办理工作加强（市长电话）

1、健全落实工作责任制，构建大格局，全面提升服务大局的能力。

2、完善长效工作机制，实现工作双向规范，提升创新能力。

完善基层社会治理体系篇8

【关键词】基层 社会管理 创新

我国目前处于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又处于社会矛盾凸显期，必须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而推进基层社会管理创新，是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一项源头性、根本性、基础性工作，关系改革发展稳定大局，关系党的执政地位巩固、国家长治久安、人民安居乐业。创新基层社会管理，完善社会管理机制，整合社会管理资源，改进社会管理方式，破解基层社会管理难题，成为当前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重要课题。自党中央提出加强社会管理创新以来，各级党委政府围绕提高社会管理科学化水平，积极探索、大胆尝试，社会管理的成效彰显，但仍然存在一些需要解决的问题。

一、目前基层社会管理面临的新形势和挑战

（一）社会结构、社会组织形态发生了重大变化，而政府的管理方式不能适应这种变化的要求。面对社会结构阶层多元化，大量私营经济、个体经济、股份合营经济等新型组织的出现，大量社会成员由“单位人”转变为“社会人”。

（二）人口流动不断加快，就业方式日益多样，而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管理新格局远未形成。目前，农民工、城镇下岗职工、大学生就业呈现多元化、大流动趋势，大量新成立的就业组织采取“非单位”的管理体制，使流动人口逐年增加，公民社会开始形成，经济社会管理带来新的难题，而社会中介组织发育滞后，城乡社会管理网络建设没有健全，出现了许多管理盲区，出现无人管无人理的“社会人”，给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带来压力。

（三）网络媒体迅猛发展，特殊人群的逐年增加，而社会管理手段滞后。随着信息化社会的发展，手机、电脑在城市职工家庭中基本普及，农村手机、电脑用户迅速增加，而政府有关部门在对网络虚拟社会的管理方面既缺少专门管理人才，又缺少有效管理手段。

（四）新的社会事务大量产生，而社会管理体制落后。近年来，新的社会组织不断涌现，行业管理、社会组织管理、社区管理、物业管理、、拆迁、征用、地摊、民生保障等方面的问题和纠纷大量出现，而社会管理体制机制落后，使一些社会纠纷和社会矛盾不能及时解决。[1]

（五）城乡二元结构的户籍制度和保障制度，从政策上给社会管理带来难度。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速，计划经济时期形成的城乡二元结构的一整套制度已经过时。

二、基层社会管理面临的突出问题

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事关新形势下社会和谐和人民安居乐业，其重点在基层，难点也在基层。近年来，各级政府高度重视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强化工作举措，积极探索创新，各地基层社会管理工作取得明显成效。但是，随着经济社会发展中各种矛盾问题的不断出现，一些基层党委、政府及部门存在基层基础薄弱、思想观念陈旧、服务意识淡薄等一系列问题，导致基层社会管理的难度空前增大。

（一）社会管理理念不够准确，重经济建设、轻社会管理的思想仍然十分突出。近年重经济建设、轻社会管理的思想仍然十分突出。在农业农村工作中仍然存在着偏重经济增长，招商引资、上大项目，对于社会民生建设缺乏兴趣和热情，对于社会基础设施的基本情况了解甚少，对于常规化和科学化的社会管理研究不多。很多情况下，往往只是等到社会矛盾突出、突发事件出现时，才会想起社会管理问题，采取临时抱佛脚的态度应急处理。

（二）政府多为基层社会管理的单一主体，社会管理主体不够多元化。政府不可能包打天下，包揽所有社会管理事项，需要多元化的治理主体。但是，近年来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政府仍然作为社会管理的唯一主体出现，基层自治组织大多承担着政府指派的行政管理任务。一些本来应该由社会组织和市场解决的问题，政府却承担下来，成本很高但效率却不高，耗费大量人力、物力和财力，群众极不满意，很多矛盾集中到政府身上，出力不讨好，极易引发干群之间的矛盾。[1]

（三）基层社会管理形式不够完善。公民参与社会管理不够，对社会组织的作用认识不足。在社会管理中仍然存在着简单管理甚至粗暴管理的现象，对公民权利缺少应有的尊重。社会管理主要采取单一行政干预手段，即政府凭借政权力量，依靠自上而下的行政组织制定、颁布、运用政策和指令的方法来实现对基层的领导、组织和管理。没有充分发挥基层组织的作用，更没有激发公民参与公共事务的热情，公民参与社会管理的渠道较为狭小，很多时候公民参与社会管理的程度仍然不高。

（四）基层社会管理相关立法尚不健全。虽然我国社会管理法律法规体系建设取得了一些进展，但是由于基层社会管理牵涉的范围很多，对相关法律法规的需求进一步增大。另外，有关基层社会管理的法制建设还比较滞后，甚至在一些领域还存在着一些法律空白。

（五）社会组织的作用发挥不够，现代社会管理是一个以政府干预和协调为条件、以基层社区自治为基础、以非营利社会组织为中介、动员公众广泛参与的互动过程。当前，有些基层干部对社会管理主体认识不够准确，重政府领导、轻社会参与的现象比较突出，其他非政府的社会组织的社会管理职能难以正常发挥，政府包揽社会管理工作的现象依然存在，尚未形成“政府行政管理职能与群众自治功能互补、政府管理力量与社会调节力量互动”的良性社会管理工作格局。

（六）基层社会公共服务与群众需求尚有差距主要表现在公共服务城乡一体化、均等化的任务十分艰巨。城乡之间除收入差距外，在水、电、路、教育、卫生、文化、居住环境等公共基础设施和公共资源等方面差距明显，在低保、养老保险、医疗保险等方面的社会保障水平差距较大。

三、创新基层社会管理的法治保障

社会管理创新要在“和谐社会”“小康社会”和“群众满意”这些具体的政策目标指引下，通过完善各项法律制度，努力改进法律实施的途径和方法，提高依法办事的能力，转变立法、执法和司法等法律实施工作的态度和作用，遵循社会发展规律，将现代管理学理念，特别是整体治理的工作思路引入法治建设领域，提高基于法治原则管理社会的效率，维护社会稳定和繁荣，全面建设和谐的社会秩序。[2]

社会管理创新要不断实现从“有法可依”到“有法必依”的跨越，从“法律体系”到“法治体系”的迈进。社会管理是政府的基本职能，政府负责是完善社会管理格局的关键。我国现有的法律法规80%属行政法规。加快政府社会管理职能法制化，推进社会管理法制化，是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必然要求。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必须从基层抓起，强化城乡社区管理服务，推动街道（乡镇）把工作重心转到社会管理和服务上来。社区是社会管理的基层平台，抓好社区建设，构建和谐社区，是社会管理的重要方式。要在积极推进社区法制建设，建立新型社区管理和服务体系上下工夫。

化解社会矛盾是社会管理的重要目的，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必然要求构建及时有效的矛盾纠纷预警机制和多元化调处机制，最大限度地减少社会不和谐因素，确保社会稳定，人民安居乐业。

四、破解基层社会管理困境的路径选择

（一）深入排查各类矛盾，加大调处力度，防止矛盾升级转化引发。定期分析社会治安及维稳形势，掌握维稳主动权。深入推进大调解大走访活动，确保各项工作部署落到实处、取得实效。加大对涉及城镇化、工业化建设征地拆迁和重点工程建设潜在矛盾纠纷的排查力度，做好处突的各项准备工作。

（二）树立社会服务管理新理念，建立和完善社会管理工作新机制、新思路、新举措。牢固树立以人为本、服务为先的社会管理工作理念，着力解决好群众反映的热点难点问题，真正从根本上减少和化解各种社会矛盾，从源头上减少因利益冲突引发的社会矛盾。落实社会管理工作编制机构，科学配备工作力量，形成统一领导、统一指挥、统一协调的社会管理工作机制。

（三）加快政府职能转变，更加注重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扩大公共财政对社会发展和社会事业的投入。积极争取县编办支持，尽快建立县社会管理服务中心，把人力、物力、财力等公共资源更多地向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倾斜，把工作着力点更多地放在解决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上。全面深化行政体制改革，充分运用法律手段解决基层社会管理中的各种问题。积极培育发展各类社会组织参与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改变政府以往介入市场过多的“越位”和在提供社会公共服务方面的“缺位”现象，顺应社会公共管理新趋势。

（四）培育发展社会组织，吸纳社会组织参与社会管理。科学整合各种社会资源，探索多元化的社会管理机制，形成政府、市场、社会三者间的良性互动，有效解决目前复杂的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充分发挥政府部门、社会组织、市民等多方面的积极性，形成政府调控、社会组织和市民协同参与的社会管理新机制。大力培育、发展各种社会组织、中介组织，包括律师、公证、会计、审计、等机构和行业协会、商会、基金会等社会团体，引导更多的社会力量参与社会管理。

（五）进一步健全社会矛盾化解新机制。建立健全科学有效的利益协调机制、诉求表达机制、矛盾调处机制和权益保障机制，积极化解各种社会矛盾。进一步拓宽社情民意表达渠道，通过各种途径、方法，将政策向社会公开，使人民群众对于同自身利益密切相关的社会政策有充分而广泛的民意表达，确保政策的合理性和科学性。进一步健全社会舆情汇集和分析机制，完善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工作制度，建立党委政府主导的维护群众权益机制，实现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有机结合，更多采用调解方法，综合运用法律、政策、经济、行政等手段和教育、协商、疏导等办法，把矛盾化解在基层、解决在萌芽状态。

（六）加强基层基础建设。加强基层综治维稳机构基层派出所、司法所、人民法庭、检察室等建设，加强国家安全人民防线组织建设，保障人员、经费，配齐装备设施，组建社工队伍、志愿者队伍，建立健全覆盖社会各个领域的群防群治队伍，完善和落实有利于稳定基层队伍的政治经济待遇政策。加强基层公共服务网络建设，把村（社区）建设成为管理有序、服务完善、文明祥和的社会生活共同体和社会管理服务新平台。建立全面覆盖、动态跟踪、联通共享、功能齐全的社会管理综合信息系统，不断提升社会管理信息化水平。

（七）创新社会管理体制机制。建立社会管理创新的组织领导体制和部门协作配合机制，形成条块结合、整体联动的工作合力。建立社会管理统计监测评价体系，健全社会管理工作责任制和督促检查机制、考核奖惩机制。全面打造社会管理创新综合示范点，形成多层次、多类型的综合试点工作格局。总结、提炼、推广社会管理创新的好经验、好作法，及时上升为制度规范，形成长效机制。建立社会管理创新新闻宣传和网络信息工作机制，完善突发事件新闻报道管理和应急工作机制，广泛开展社会宣传活动，形成社会管理人人参与、发展成果人人共享的良好局面。

五、有关地区创新基层社会管理的有益启示

乌坎村、白庙乡、殷都区，分属于东中西部三个社会基层标本，近年来其基层政权施政探索的酸甜苦辣，展现出我国当前基层社会管理改革的方向与得失。曾发生大规模的广东乌坎村、被誉为“中国财务第一乡”的四川白庙乡和进行“殷都试验”的河南安阳殷都区等东中西部三个基层社会管理改革标本。[1]这些曾深陷舆论旋涡的基层社会单位，通过“全透明”、“民做主”等改革实践，逐步从刚性管控走向柔性互动。一些干部群众和专家学者认为，这些探索实践为新时期社会管理改革探明了“主体在民”的方向，并建议系统整体推进。

启示一，顺应民意善用民意化解各种风险

乌坎和白庙的实践表明，只有解决好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诉求，才能及时调整不当政策、改善执政行为，才能真正把民意变成执政法宝，“否则，漠视民意、甚至背离民愿，将导致失信于民，甚至激起民愤、引发执政危机。”他们认为，应明确社会管理改革的民意导向，在适当范围和时间公开民调结果，制衡既得利益群体，发动群众当家做主，积极表达民意诉求，把改革风险降到最低。

启示二，创新基层社会管理要坚持以人为本的服务意识

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研究员单光鼐说，基层社会管理改革要始终体现“群众主体地位”，转变“政府是唯一主体”的传统思路，有效有序扩大群众的参与和主导，真正实现人民对社会事务的“当家做主”。一些专家也认为，基层社会管理改革要在四个重点领域转向：主体由政府唯一到政府、社会（社会组织）、企业、公民等多元；方式由命令与服从的单向管治到各主体协商决策、依法管治；秩序从单纯强制性到强制性与自治自律性并重；权力配置由政府集权到为社会放权和为群众增权。

启示三，基层社会管理改革要系统整体推进，适时总结推动创新

一些专家学者和基层领导干部认为，社会管理领域的改革艰巨复杂，进一步深化亟须系统整体推进：一是有关部门要建立基层社会改革的专门机构，指导和帮助地方政府因地制宜改革创新；二是建立完善基层改革试错机制，以宽松政策鼓励基层领导干部探索推进；三是适时总结经验教训，对经实践检验正确的给予肯定，错误的予以纠正，从而形成有利于社会管理改革的良好局面。

六、对做好当前基层社会管理的建议及法律对策

（一）具体建议

最大限度维护人民群众根本利益，最大限度减少社会改革中的利益调整障碍，最大限度激发社会活力，群众的幸福感有了极大提高，使老百姓自觉接受管理，主动配合管理，积极参与管理。推进基层社会管理创新，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也是坚持以人为本、顺应群众期待的重要举措。随着改革开放的日益深入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我国社会经济成分、组织形式、就业方式、利益格局和分配方式日趋多样，现有的社会管理体制面临重大变化与挑战。因此，必须从法律角度提出相应对策措施。

首先，把以人为本作为创新社会管理的落脚点。社会管理本质是对人的管理和服务，在开展基层社会管理创新实践中牢牢把握这一本质要求，把管理与服务有机统一起来，寓管理于服务之中，在服务中实施管理，在管理中体现服务。坚持以群众呼声作为第一信号，以群众需要作为第一选择，以群众满意作为第一标准，通过推动社会管理法制化、科学化和人性化，积极解决与人民群众利益密切相关的就业、就医、就学、交通、治安等民生问题，最大限度维护人民群众根本利益，最大限度减少社会改革中的利益调整障碍，最大限度激发社会活力，群众的幸福感有了极大提高，使老百姓自觉接受管理，主动配合管理，积极参与管理。社会管理的各项工作有了良好的群众基础，反过来也有力地保障了社会管理工作的顺利开展。从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入手，把人本理念贯穿于社会管理创新的全过程，努力在完善基本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体系、健全社会治安综合防控体系、强化食品药品生产等公共安全管理体系和加强生态环境管理体系等四个重要民生领域取得新突破，逐步构建起与建设宽裕型小康社会相适应的较为完善的社会民生保障体系。

其次，把共建共享作为创新基层社会管理的根本点。没有共享，就不可能有和谐的共建。注重各阶层、各群体的融合发展是做好社会工作的首要之道。只有让流动人口与本地人享有同等的经济社会权利，才会共同谋求长治久安；同样，没有共建，也难以实现真正的共享。社会管理关系到不同阶层和不同群体的利益，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加快转变政府社会管理职能，从原来重政府作用、轻多方参与向政府主导型的社会共同治理转变，不断完善和规范基层群众自治组织，大力培育和发展社会中介组织，拓展公民参与社会管理的渠道，努力构建“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民参与”的社会管理新格局。实践证明，只有真正做到在共建中共享，在共享中共建，才能建设一个真正的包容性社会，才能真正实现基层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继续深入推进多方参与、共同治理的社会管理模式，充分发挥党委在社会管理体制中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把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转化为管理优势和服务优势，积极动员和组织人民群众与社会各方依法理性有序参与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努力形成人人参与、人人共享的良好局面。与此同时，要大力推进覆盖城乡和不同群体的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建设，探索建立普惠型社会福利保障体系，使公共服务尽可能惠及到全体市民，让各类困难人群、弱势群体共享发展成果。

再次，把社区建设作为创新社会管理的着力点。基层社区既是满足百姓社会服务需要的最直接载体，同时也是社会矛盾问题产生的主要来源。因此，强化社区建设是加强社会管理、减少社会问题、化解社会矛盾的第一道有效防线。紧紧抓住基层社区这一关键环节，大力推进社会管理重心下移、资源下沉，实现社会管理从原来的市、镇（街）两级逐步向下延伸到居（村）一级，基本构建起以村（社区）党组织为领导，居（村）委会为主体，社区服务站为平台的社区服务体系。实践证明，把基层建设作为创新社会管理的着力点，致力于把基层社区打造成承载社会管理任务的重要依托的思路，既适应了当前我国基层社会结构从“单位制”向“社区制”转型，社会管理对象从“单位人”向“社会人”演变的客观要求；同时，也符合了社会管理要从当前重事后被动应对向更加重视源头治理转变的发展需要。要继续紧紧抓住基层建设这个核心环节，以推动村级传统管理体制向“两级统筹，三级管理和服务”的现代城市管理体制转变为目标，以村级体制改革为突破口，不断健全和完善基层社会管理制度。一是要健全宜居社区建设机制，在创新社会管理与服务，提升社区服务人性化、精细化水平等方面下工夫；二是要健全整合协调参与机制，在培育社区民间组织、完善社区服务组织体系、推进基层民主化建设等方面下工夫；三是要健全管理手段创新机制，在健全法治体系、发挥政治优势、依靠科技支撑、强化舆论引导等方面下工夫；四是要提高社区专业化服务水平，在推进专业社工进社区、提高社区工作人员素质、发展社区志愿者服务等方面下工夫。

最后，把体制改革作为创新基层管理的支撑点。体制创新既是社会管理创新的重要内容，也是社会管理创新的前提条件。如果说基层社区建设自下而上为社会管理创新提供了依托平台的话，那么体制改革则是从上而下为社会管理创新提供了制度保障。为进一步扫除基层社会管理创新的制度障碍，要继续深化重点领域改革，为推进新一轮社会管理创新保驾护航。一是以深化简政强镇和村级体制改革为契机，深入推进事权制度改革，按照现代城市管理要求，科学划分市镇村三级的事权范围和责任归属，尽快打破当前以行政村为单位的“单打独斗式”农村社会管理体制，在基本实现教育、社区卫生和社会保障的市镇统筹基础上，进一步探索社会治安和环境卫生等方面的统筹管理。二是围绕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和主体功能区建设，完善公共财政制度，实现各级政府事权和财权相统一，加大各级财政对基本公共服务的投入，重点对欠发达地区进行倾斜，使城乡居民都能享受到均等的基本公共服务。三是以实施积分制入户和探索建立新型社区为突破，积极稳妥地推进户籍管理制度改革，逐步建立城乡统一的户口登记管理制度；加强和改进流动人口的服务管理，大力推行居住证制度，实现城乡社保、医疗、教育、就业、缴费、公交服务等“一卡通”，积极探索流动人口管理新办法。

（二）法律对策

加强社会管理领域立法，进一步完善法律法规体系。一是及时充实和不断完善社会管理领域立法，使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做到有法可依。[1]比如，流动人口管理、网络信息管理、社区矫正等方面的立法。二是增加人大等立法机构在基层社会建设和保障民生方面的立法内容。重点要加大以加强人民最直接最关心的问题为目的的社会管理创新内容，三是坚持立法、修改、废止的协调统一，重点对已经制定的有关社会管理领域的法律法规进行及时清理，该修改的修改，该废止的废止。四是创新立法机制，大力推进民主立法。

推动完善地方立法，为基层社会管理提供法律支撑。要推动完善地方立法，为社会管理提供法律支撑。围绕加强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创新亟需的基础性法规，将城市管理、城乡统筹、生态环境、平安建设、社区建设、民生保障等方面作为立法重点，深入开展调研，及时提出立法建议，推动相关法规政策的出台。全面清理地方法规、政府规章和政策规定，对不符合科学发展、创新社会管理要求，阻碍经济社会发展的法规规章及时进行修改或废止。

加快政府社会管理职能的法制化进程。合理界定政府社会管理职能，有助于强化政府社会管理职能，防止和避免出现政府职能缺位、越位、错位等问题。应以法律和制度等形式明确政府的社会管理职能范围及管理方式，使政府行使社会管理职能有章可循、有据可依。重点加强民生领域的立法工作，继续完善保障和改善民生的制度安排，完善社会保险法、社会救助法等相关民生法律法规，创新基层医药卫生体制，建设覆盖城乡居民的公共卫生服务体系。进一步加强法律规章备案工作，及时纠正处理那些与上位法相抵触的法律规章。

健全公众参与基层社会管理的法律机制。基层社会管理归根到底是为了实现公众的根本利益，只有公众广泛参与和积极监督，社会管理才能顺利实施并取得实效。动员和组织公众依法有序参与基层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积极探索公众参与基层社会管理的有效途径，建立完善以职工代表大会为基本形式的企事业单位民主管理制度，支持和推动居（村）民依法实现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自我监督，形成社会管理人人参与、和谐社会人人共享的生动局面。

加强社会组织发展参与的法制建设。社会组织是社会的剂和黏合剂，是基层社会管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推动社会组织法制建设，促进社会组织发展，加强社会组织监管，是加强和创新基层社会管理的一项重要内容。应在法律层面严格规范社会组织的行为以及准入、监管、退出程序，明确社会组织的权责范围，使社会组织的登记和管理走上法制化轨道；改进社会管理体制，明确政府与社会组织的分工，提高社会组织的自主性，充分发挥社会组织的作用；完善社会组织自身的运行和管理机制，增强其自律和自我管理能力，提高其运行效率。

完善社区管理和服务的体制机制。社区是社会管理的基层平台，抓好社区建设，构建和谐社区，是社会管理的重要方式。应积极推进社区法制建设，健全新型社区管理和服务体制，把社区建设成为管理有序、服务完善、文明祥和的社会生活共同体。应理顺基层政府与社区之间的关系，实现社区管理责、权、利的有机统一，推进社区居民依法管理社区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提高社区自治与自我服务能力，实现政府行政管理与基层群众自治有效衔接和良性互动；大力推进和谐社区建设，深入开展人民调解工作，把社会矛盾和纠纷化解在基层；完善政府扶持政策，推动政府部门向社会组织转移职能，使社会组织在加强社区治理中有更大空间、更大作为。

大力推进司法公正，为社会管理提升司法公信力。大力推行基层阳光司法，坚持审判公开，加强警务公开、检务公开、狱（所）务公开。健全侦查、公诉、审判、刑罚执行监督机制，确保警风监督员、人民监督员和人民陪审员依法监督执法活动。从严查处执法人员、司法人员、徇私枉法等违纪违法行为，防止冤假错案发生。完善执行工作内部制衡机制，深化司法拍卖制度改革，加大生效裁判执行力度，有效解决“执行难”问题。建立便民诉讼网络，大力推进电话预约立案、巡回审判、就地办案，实现群众不出乡镇即可就近打官司。

参考文献：

[1]凌锋.法律热点面对面[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12.

[2]廖腾琼.法治理念的社会管理创新[J].前沿，2012，（3）.

[3]焦亦民.当前中国城市基层治理问题及对策研究[J].北京：中国行政管理，2013.（3）.

[4]罗成富等.关于加强和创新农村社会服务管理工作的几点思考[J].前沿，2012，（6）.

完善基层社会治理体系篇9

构建六大创新体系推动试点工作

试点工作分动员部署、组织实施、总结验收三个阶段进行，现已进入第二阶段。在第一阶段，根据上级的总体要求，结合诸暨实际，我市第一时间召开动员大会，成立由书记、市长任组长的社会管理创新工作领导小组，制订出台社会管理创新综合试点实施意见和6个相关实施方案，按照“整体工作有进展、重点项目有亮点、体制创新有突破、阶段性工作有成效”的要求，着力构建六大创新体系，明确25个重点项目分管领导、牵头单位、责任部门，排定“时间表”和“路径图”，强化协调会商、联合督导、考核评价，积极推动社会管理从事后处置向事前预防、从被动应付向主动掌控、短期治标向长效治标转变，不断提高社会管理科学化水平。

构建系统化的社会稳定组织体系。坚持固本强基、夯实基础，着力抓好基层政法综治组织建设、壮大群防群治队伍和社会管理进村入户等项目建设，充分发挥各类社会资源在参与社会管理中的作用。一是健全完善社会管理工作格局。注重发挥市综合试点工作领导小组的领导指导作用、项目单位的责任主体作用、有关部门的配合协调作用、新闻媒体的舆论引导作用，强化市、镇、村三级联动，进一步健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工作格局。二是加强基层政法综治组织建设。推进镇乡街道综治工作中心规范化建设，完善提升“10+x”运作模式，实行矛盾联调、治安联防、工作联勤、问题联治、平安联创的“五联”机制。在枫桥等重点镇乡探索建立镇乡政法委，加强基层法庭、派出所、司法所、检察室等的规范化建设，健全村级综治工作站建设，配套完善治保会、调委会组织，切实发挥基层第一道防线作用。三是深入推进基层平安基础建设。务实开展“八创八进”基层平安创建和“综治进民企”工作。以农村综治网格化管理为基础，全面推行“网格化管理、组团式服务”，探索实施社会综治、社区警务、社会人管理、应急管理、安全生产、土地管理等网格化管理，全市共划分网格区520个，网格12170个。同时，积极引导新社会组织参与社会管理，探索实施社会组织督导员制度，落实新经济组织的治安综合治理措施，有效推进综治力量向末端延伸，实现社会管理领域全覆盖。

构建多元化的社会矛盾化解体系。坚持源头预防、加强疏导，着力抓好完善重大事项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机制、构筑完善“大调解”工作格局、建立畅通有序的工作机制、健全预防处置机制等项目建设，进一步完善矛盾纠纷预防化解机制。一是致力构筑“大调解”工作格局。面上成立市级社会矛盾纠纷大调解工作体系建设领导小组，充实加强镇村两级调解组织；线上组建完善医患纠纷、法院诉前、交通事故、消费权益、劳资纠纷、婚姻家庭等六大专业调解中心，依托行业协会建立企业内部调解组织276家；点上建设一批“老杨调解工作室”等专家型调解室，5个基层法庭建立联合调解委员会，16个公安派出所建立治安纠纷调解中心，次坞、应店街、马剑、安华等边界乡镇与周边县市共同建立治调组织，完善诉调对接、检调对接、警调对接等机制，促进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衔接联动，多层次、社会化、全覆盖的枫桥式社会矛盾纠纷调解体系已基本形成。全市现有各类调解组织839家、调解员3522名、矛盾纠纷信息员3299名。去年全市人民调解委员会共排查调处各类纠纷5627件，调处成功5405件，成功率达96.1％。二是致力构建畅通有序的工作机制。探索实施以“工作日门诊、不定期会诊、双休日出诊”为主要内容的基层“三诊”工作法，深化落实领导干部下访、约访、接访和包案调处制度，创设化解、企业互助、应急周转、司法救助和法律援助五大基金，实施网上办理、电话受理、律师等新型方式，推行听证制、三级终结制，努力做到案结事了、息诉罢访。三是致力完善重大事项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机制。将社会稳定风险评估作为重大决策、项目、事项出台实施的前置条件和必备条件，探索建立“制定方案、征求意见、分析预测、形成报告、确定意见”的风险评估“五步”工作法，在对旧城拆迁改造成功进行风险评估基础上，对03省道东复线诸暨段、浦阳江干堤一期等重点工程项目实行风险评估，今年在全市27个镇乡街道全面推行风险评估制度。完善突发性事件应急处置预案和指挥机制，建立快速反应机制，将珍珠粉、安华球山突发事件成功地转为正面典型。

构建立体化的社会安全防控体系。坚持打防并举、源头治理，着力抓好创新城市综合管理模式、建设全覆盖的视频监控系统、完善突出治安问题和治安重点地区排查整治长效机制、完善公共安全监管机制、健全公共突发事件应急管理机制等项目建设，进一步健全严防严治严打的经常性工作机制。一是坚持严打。始终保持对刑事犯罪活动的高压态势，扎实推进治安重点地区和突出治安问题专项整治，依法严惩黑恶势力。有效挤压了犯罪空间，人民群众安全感满意率达99.8％。二是着力严防。积极构建人防、物防、技防相结合的治安防控体系，组织开展街面防范网格化、社区防范物业化、农村防范自治化、场所防范保安化、重点部位技防化“五化”防控工作建设，严密构筑一张“天罗地网”。加强社会治安动态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在城区推行治安视频监控、路通监控系统、接处警车载监控等系统的联网共享，加强公复场所、企业、社区等社会监控系统建设，分批分步推进集镇视频监控系统建设，织造全覆盖、高效率的视频监控网络，全市共建视频监控探头889个，社会监控8000多个。推行“平安联防”固定电话信息平台建设，实现“一家求助，十家报警”。三是着力严治。加强和完善公共安全体系，严格落实校园、道路、矿山、食品、消防安全等措施，安全生产三项指标连续五年实现“零增长”。

构建人本化的社会事务管理服务体系。坚持以人为本、服务为先，着力抓好流动人口服务管理、社区矫正和归正人员安置帮教、闲散青少年教育帮助、高危人员管控救助、“两新组织”管理、社区服务管理社会化等项目建设，加快建设服务型政府。一是提升流动人口服务管理水平。成立正局级的市流动

人口服务管理局，落实“以房管人、以业管人、以证管人”措施，深化“外警协管外口”、“外来干部服务外口”、“外来人员帮助外口”等“三外”工作模式，逐步推广“爱心一证通”服务管理经验和流动人口编码式登记管理方法，构筑完善流动人口综合服务管理机制，做到“人性化管理、亲情化服务、市民化待遇”。二是加强特殊人群服务管理。扎实开展青少年违法犯罪预防帮教，做好社区矫正和安置帮教“三帮三延伸”工作，抓好市精神病医院建设，加强易肇事肇祸精神病人服务管理。三是推进公共服务一体化。新建启用1.5万平方米行政服务中心，通过地点、资源、人员、功能“四整合”，建立“一站式”行政审批服务、举报投诉、“96345”社会管理服务、数字城管和“110"应急联动指挥等五大平台。着眼行政审批提速增效，全市48个行政审批部门40个进中心设立窗口，建立工业建设项目联合竣工验收制度，实施行政效能全程跟踪卡和直报卡制度。推进网上办事大厅建设，行政审批时限总体提速90％。

构建信息化的社会管理网络体系。坚持信息主导、舆情引导，2010年共投人技防设施经费1.7亿元，着力抓好虚拟社会管理、网络舆论引导、“数字政法”、基层综治信息平台等项目建设，提升信息化条件下的社会管理能力。一是强化互联网虚拟社会管控。推进虚拟社会现实化管理，创新互联网警务模式。建立网上岗亭、网上报警体系和地理信息系统，实现网上管理、网上防控、网上审批、网上办案、网上服务和网上引导一体化。二是健全网上舆论引导机制。建立网上议政平台，加强网络评论员、网络新闻发言人和“网络意见领袖”三支队伍建设，主动掌握话语权，着力提高网络舆情引导处置能力。三是扎实推进智慧城市应用体系建设。巩固深化“数字城管”成果，依托政务网和政法部门现有网络资源，规划建设市级政法部门之间业务网络互通互联设施，建立涉法涉诉、执行征信、情报信息系统等信息平台，探索建立集基础信息、综治办公、应急处置指挥系统三位一体的基层综治信息管理系统，形成全面覆盖、动态跟踪、联通共享、功能齐全的社会管理综合信息体系，努力发挥信息资源整体效应。

构建规范化的社会公平执法体系。坚持公平正义、依法治市，着力抓好推进执法规范化建设、和谐新农村建设、加强法制宣传和法律服务等项目建设，全力保障利益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不断提高社会管理法治化水平。一是加强“法治诸暨”建设。以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为指导，全面推行行政处罚裁量基准制度，深入开展依法行政示范单位创建活动，组建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逐步把社会管理各项事务纳入法制轨道。二是加强和谐新农村建设。扎实开展以民主法治、民主自治、民主联防、民主联调为核心的和谐新农村创建活动，推行“三上三下”民主议决事制度，深化“民主法治村”创建，加强农村集体“三资”管理，实行农村纪检“一网三联四包”工作法，推行村(居)干部“四不”公开承诺，提升完善村级公共服务中心功能，努力把农村新社区建成加强管理服务、维护稳定和谐的基础平台和坚实屏障。三是加强法制宣传和法律服务。深化法制宣传教育，推进“法律六进”活动，提高广大群众特别是年轻一代的法治观和法律素质。健全市、镇、村三级法律援助网络，实施农村法律顾问制度，开展“法律援助进农家”活动，有效引导群众运用法律武器和司法手段维护自身权益。全市已有459个行政村建立法律顾问制度，覆盖面达95.4％。

社会管理创新综合试点工作的体会与启示

经过前段时间的探索实践，诸暨市社会管理创新综合试点工作取得了阶段性成效，进一步形成了以稳定保发展、以发展促稳定的良好局面。去年以来，“6+2”现代产业体系加快构建，大城市建设全面展开，民生民计切实改善，先后获得全国农村社区建设实验全覆盖示范单位、省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先进集体等多项部级、省级荣誉称号，位居全国县域经济基本竞争力第13位。

统筹发展、系统谋划，是社会管理创新的根本要求。社会管理创新的目标指向是，共享发展成果，构建和谐关系，提高幸福指数，巩固基层政权，促进科学发展。所以，要把社会管理创新作为一项源头性、基础性、根本性的工作来抓，放在全局中来谋划、放在战略中来推进，用系统的思维研究部署，用综合的手段解决问题，用整合的理念凝聚合力，统筹抓好发展硬道理与稳定硬任务，努力实现经济发展与社会全面进步的良性互动、有机统一。

以人为本、服务为先，是社会管理创新的核心所在。强化“发展为了民生”的理念，在管理中优服务，在服务中强管理，加速政府服务转型。要把群众满意不满意作为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更加注重改善民生，更加注重人文关怀，更加注重公平正义，最大限度激发社会创造活力，最大限度增加和谐因素，最大限度减少不和谐因素，不断提升群众利益福祉、生活品质和幸福感受。

务实创新、体现特色，是社会管理创新的不竭动力。必须积极顺应开放、动态、信息化条件下社会环境的发展变化，坚持发展“枫桥经验”，以务实创新的理念与思路，从源头上、基础上切实破解影响社会和谐稳定的体制性、机制性、保障性难题，从整体上推进社会管理理念、政策体系、体制机制和方法手段创新，不断赋予“枫桥经验”以新的时代内涵，焕发新的光彩。

完善基层社会治理体系篇10

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和党的全会、区委全会精神，以更好地服务和保障全区中心工作和经济建设为主线，以争创“西部一流、全省先进”政法工作为目标，以深入推进社会矛盾化解、社会管理创新、公正廉洁执法三项重点工作为载体，不断深化平安创建活动，全面落实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各项措施，切实加强政法综治队伍建设，有效化解社会矛盾，创新提升社会管理水平，切实维护群众合法权益，努力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为“十二五”时期全区经济社会发展创造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

二、基本原则

（一）坚持党的领导。把党的领导作为根本的政治原则贯穿于平安建设和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始终，认真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全面落实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中央、省、市、区委的重大决策部署，全面落实党委、政府维护稳定的第一责任和社会治安综合治理责任制。

（二）坚持服务大局。始终把政法综治维稳工作置于全区经济社会发展大局之中，坚持以科学发展为主题，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以推进社会建设和法治建设为重点，积极维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切实履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捍卫者的职责。

（三）坚持以人为本。把群众满意作为平安建设的根本标准和第一追求，从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出发，更加注重创造安定有序的生产生活环境，更加注重维护社会公平正义，更加注重共建共享，让平安建设的成果惠及最广大人民群众。

（四）坚持标本兼治。牢固树立“大稳定、大平安”理念，坚持“打防并举、以防为主，专群结合、依靠群众”的基本方针，既解决影响平安稳定的突出问题，更注重源头治理，着力解决基础性、根本性、长远性的问题；既坚持严打方针不动摇，更注重长效机制建设，健全完善社会治安防控体系；既充分发挥政法综治维稳部门的主力军作用，更有力落实党委、政府和社会各界的责任。

（五）坚持统筹兼顾。统筹处理发展与稳定、打击与防范、管理与服务、公正与效率、全局与局部等关系，既全面推进平安创建活动，又抓住社会矛盾化解、社会管理创新、公正廉洁执法等事关大局的关键问题，从体制、机制上创新完善，不断巩固发展和谐稳定的良好局面。

三、工作目标

根据全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二五”规划，到2015年，全区社会治安满意率和政法队伍满意度进一步提升，政法综治维稳工作和平安建设的主要指标达到全省、全市先进的目标。

——平安建设不断深化。公众安全感保持在92%以上，平安创建知晓率保持在75%以上；所有街道办事处达到市级平安街道标准，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在全市位于前列、在全省保持优秀等次。

——治安秩序保持平稳。城市重点部位视频监控覆盖率达到100%，农村技防设备应用率达到100%。预防和打击违法犯罪的能力明显增强，可防性案件得到有效预防，刑事犯罪总量得到有效控制，恶性暴力案件持续下降，治安重点问题得到有效整治。

——社会管理明显改进。党和政府主导的维护群众权益机制基本形成，与经济发展相适应的社会服务和管理体制基本形成。流动人口和特殊群体服务管理全面加强，“两新”组织和互联网虚拟社会管理规范有效。

——法治建设全面进步。依法治区进程加快，全社会法治意识进一步增强。执法信息化、公开化、规范化进程加快，涉法涉诉数量有效控制。

——社会大局持续稳定。维护稳定责任全面落实，社会矛盾源头化解机制基本形成，“大调解”体系作用有效发挥。应急处置能力明显提高，社会大局更加和谐稳定，不发生重大不稳定事件。

——基层基础不断加强。基层综治委（办）、综治维稳中心和群防群治组织机构健全，运行规范，保障有力。政法综治维稳队伍素质不断增强，公正廉洁执法深入推进，人民群众对政法队伍的满意度达到80%以上。

四、主要内容

（一）全面建立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机制。按照“属地管理”和“谁实施、谁评估”、“谁评估、谁负责”的原则，对事关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重大决策、重大项目、重大改革，以及企业改制、征地拆迁、涉农利益、教育医疗、环境保护、安全生产、食品药品安全等领域全面实施社会稳定风险评估，使其真正成为项目实施、政策出台的前置程序和“刚性门槛”。健全社会稳定风险评估责任追究体系，对应评估未评估、违反相关规定、造成决策失误，引发影响社会稳定突出问题和的，严格进行责任查究。

（二）完善“大调解”工作体系。建立健全党委、政府统一领导，综治部门综合协调，司法行政、政府法制部门和人民法院分别牵头，有关部门各司其职，社会各界广泛参与，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既充分发挥作用，又相互协调配合的“大调解”体系。落实“大调解”工作专项经费，加强对调解员的专业培训，做到有场地做事、有专人干事、有经费办事。按照建立健全专业性人民调解组织的意见，加强行业调解组织建设，建立医患纠纷、劳资纠纷、交通事故等专业性调解组织，完善公益调解人才库，吸纳专业技术人员从事调解工作，构建多层次、多元化的矛盾纠纷化解格局。

（三）健全社会矛盾排查化解机制。建立突出矛盾集中化解机制，围绕社会保障、城镇拆迁、企业改制等社会热点领域和企业干部、复员退伍人员、乡村民办教师等重点群体引发的重大社会矛盾，逐一明确职能部门，完善落实政策措施，力争每年集中化解一批影响全区社会稳定的突出问题。建立定期拉网式排查制度，构筑全方位、动态化的社会矛盾排查预警体系，抓早抓小抓苗头，防止个性问题演变成共性问题、利益诉求演变成。健全完善涉法涉诉问题处理机制，把司法救助和涉法涉诉救助资金纳入财政预算。坚持领导包案，定期开展案件评查，完善公开听证和终结机制，逐步消化解决积案。加强对社会矛盾排查化解工作的动态考核，对不按规定进行排查，或者排查工作不认真，致使矛盾激化，引发重大不稳定问题的，实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一票否决”。

（四）加强对流动人口的服务管理。按照“市民化待遇、亲情化服务、人性化管理”的要求，解决好流动人口的就业、居住、就医、保险、子女就学等问题。积极探索分层分类管理、信息轨迹管理、落地查控管理等办法，着力解决好流动人口的脱管、漏管问题。制定完善城市流动人口、出租房屋、从业人员等管理办法，形成以业管人、以房管人、以证管人的流动人口服务管理新模式。建立健全街道、社区流动人口综合服务管理机构和平台，结合实际实行集中住宿、集中服务、集中管理的新模式，落实专兼职服务管理人员，提升流动人口服务管理水平。

（五）实施重点人群的关爱工程。全面推行刑释解教人员“四有帮教”（在监有人教、出监有人接、回归有业就、社会有人帮）工作模式，建立多种形式的过渡性安置帮教基地，实现服刑教育和回归社会无缝对接。完善社区矫正工作体系，规范运行机制，充实矫正队伍，落实矫正经费，确保符合条件的矫正对象全部纳入列管范围。建立由综治部门牵头，宣传、教育、公安、民政、共青团等相关部门参与的重点青少年群体服务管理机制，加强对社会闲散青少年、流浪乞讨未成年人、服刑在教人员未成年子女、农村留守儿童，以及有违法犯罪和严重不良行为青少年的教育和管理。探索建立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教育基地、流浪乞讨少年儿童保护中心、农村留守儿童爱护中心等社会公益工程。完善卫生防治体系，建立重症精神病人管理治疗信息库。加强对艾滋病人、吸毒人员以及思想偏执、仇视社会等人员的重点管理，探索建立艾滋病患者关押场所、戒毒康复中心，逐一落实治疗、教育、稳控措施，严防发生现实危害。

（六）推进网络虚拟社会的规范管理。完善网络业务管理政策，加强对互联网运营单位和服务场所的安全监管，促进互联网业界加强行业自律。建立互联网信息内容主管部门、行业主管部门和打击网络违法犯罪主管部门的协同配合机制，提高网络监测、预警、侦查、控制和处置能力。健全网上动态管理机制，建立虚拟人口、虚拟社区、网上重点人员信息库，加快构建虚拟社会防控网络。健全政法综治维稳部门与新闻宣传部门的沟通机制和宣传舆论工作联席会议制度，加强对网络舆情的正确引导。建立集互联网、手机短信为一体的舆情信息监控平台。建立网络舆情监测研判机制、重大案（事）件快速反应机制，及时发现、封堵、删除网络有害信息，做到落地查人。

（七）做好“两新”组织服务和管理工作。对新经济组织，建立健全党团组织、工会组织，并大力支持和鼓励这些组织真正发挥维护劳动者合法利益，提高劳动者地位的作用。对新社会组织，坚持培育发展与监督管理并重，从登记和日常监管入手，做到既为新社会组织提供良好的服务，又严格依法规范其从事所登记的各项活动，寓管理于服务之中。按照积极稳妥、趋利避害、抓住重点、注意策略的原则，加强对境外非政府组织的依法管理，坚持防范和利用并重，既保护其正当交往和合作，又坚决抑制和防范其渗透破坏活动。

（八）提高社会管理信息化水平。坚持政府主导、政法综治部门牵头、相关部门参与，以政府政务网站为依托，建设集人口信息、房屋信息、从业信息等为一体，全面覆盖、动态跟踪、联通共享、功能齐全的社会管理综合信息系统和应用平台。加强对流动人口、重点群体、出租房屋、娱乐场所、中小宾馆饭店、治安重点地区、危爆剧毒化学物品、“两新组织”等各类基础信息的采集、管理和分析、应用，进一步提高对社会面的管控能力。加快推进执法信息化建设，建立健全执法工作信息平台，及时获取和涉及社会治安、警情动向、执法办案的重大信息。全面推行网上公告、网上办公服务、网上公开法律政策等便民措施，为广大人民群众提供方便、快捷、优质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

（九）严厉打击各类刑事犯罪。健全严打整治长效机制，推进严打整治斗争的经常化，始终保持对犯罪分子的高压态势。严厉打击严重影响群众安全感的杀人、爆炸等严重暴力犯罪，深入开展抢劫、抢夺、盗窃等多发财犯罪和黑恶势力犯罪、黄赌毒等违法犯罪专项整治行动，创造人民满意的治安环境。对极少数顽固的犯罪分子从重从快打击，保持对违法犯罪分子的强大威慑力。对有现实危害和暴力恐怖倾向的高危人群，建立常态化管控机制，严格落实管控责任，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维护社会和谐稳定。

（十）加强重点地区治安整治。每年组织一次社会治安重点地区整治活动，推进社会治安重点地区整治活动的制度化。健全治安混乱地区和突出治安问题排查机制，通过深入排查、广泛征求社会各界的意见和群众反映举报等方式，定期不定期明察暗访。集中排查容易发生治安问题的“城中村”、城乡结合部、街巷以及娱乐场所、流动人口聚集地等高发案重点地区，容易发生公共安全事故的交通、消防、卫生、食品药品等重点行业，了解和掌握影响人民群众安全感的突出问题。坚持每年分层次确定一批治安重点地区，进行挂牌督办，实行领导包抓，做到治安面貌不改变不放过、人民群众不满意不放过。建立排查整治工作协调督查机制和考核奖惩机制，对整治效果不明显、治安状况不断反复、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地区，按照党政领导干部问责制的有关规定严肃追究责任。

（十一）依法维护市场经济秩序。依法严厉打击经济犯罪，大力整顿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为经济又好又快发展创造良好环境。依法打击金融、财税、知识产权等领域事关群众切身利益、影响社会稳定的经济犯罪，重点打击非法集资、传销等涉众型经济犯罪。依法保护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维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营造各种所有制经济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的体制环境。加大对贪污、贿赂等职务犯罪和渎职侵权犯罪的查办力度，重点查办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利用职务包庇、纵容、参与破坏市场经济秩序犯罪案件和国有企业人员贪污、受贿、挪用公款、私分国有资产犯罪案件。及时公正审理经济纠纷案件，加大执行工作力度，充分运用法律手段调节经济社会关系，促进和保障经济发展。

（十二）依法打击敌对势力渗透破坏活动。严密防范、严厉打击境内外敌对势力和敌对分子的渗透破坏活动，严厉打击民族分裂势力、宗教极端势力、暴力恐怖势力的捣乱、破坏活动。切实加强隐蔽战线对敌斗争，加强国家安全人民防线建设，提高保密意识，积极开展反窃密、反渗透斗争。严厉打击“”等组织或利用宗教名义进行的非法活动，加大“”等组织非法活动案件的侦破，做好组织人员的教育、转化和巩固工作。加强反恐斗争，健全反恐工作指挥协调机制，严防重特大事件发生。

（十三）健全完善社会安全应急处置机制。加强信息预警系统建设，强化情报信息资源共享和分析研判，提高预知、预警、预防能力。进一步完善社会安全事件应急处置指挥系统建设，健全重大群体性、突发性事件和大规模暴力犯罪事件联合指挥机制。按照“贴近实战、科学实用”的原则，有针对性地修订社会安全事件总预案和部门分预案。加强社会安全事件应急队伍建设，完善社会安全事件应急处置保障体系，加强联合实战演练，提高社会安全事件应急处置的能力和水平。

（十四）实施领域拓展工程。以基层平安创建为载体，总揽基层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各项工作。按照“属地管理、条块结合、全面覆盖”的原则，把着力点放在街道和村（社区）两级，不断深化“平安村”、“平安社区”、“平安单位”、“平安企业”、“平安校园”、“平安医院”、“平安家庭”等系列创建活动和“警民共建”、“企地共建”等联创联建活动，进一步把基层平安创建向“两新组织”拓展，努力实现基层平安创建“全覆盖”。

（十五）实施基地示范工程。坚持“典型引路、示范带动”，通过基地示范实现基层平安创建工作重点突破、整体推进。深入开展平安创建示范活动，推行基层平安创建基地模式，建立一批社区（村）特色示范基地、小区（楼院）品牌示范基地、家庭形象示范基地。进一步加大基层平安创建和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宣传力度，充分利用党报党刊、新闻媒体以及户外公益广告、宣传牌、宣传栏、板报等宣传阵地，大力宣传基层平安创建活动中的创新举措、工作成效、典型经验和感人事迹。每年培育几个有代表性的基层平安创建示范典型和经验做法，通过抓典型、用典型、推广典型，形成尊重创造、鼓励创新、争当先进、勇创一流的宣传舆论氛围和工作导向。

（十六）加强群防群治队伍建设。把群防群治队伍的活动经费和工作报酬纳入财政预算。积极引导市场投入，大力推行治安防范有偿服务，探索治安保险工作模式。加强对群防群治队伍的经常性培训，提高广大群防群治工作者综合素质。在完善治安中心户长、家庭治安代表人、治安责任承包等制度的基础上，继续探索群防群治工作新模式，让广大人民群众成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的主力军和坚强后盾。

（十七）大力推进技防建设。把技防建设纳入经济社会建设总体规划，充分发挥技防措施在治安防范中的重要作用。在城市，完善区、派出所两级视频监控平台，在居民小区、繁华街道、重点单位、公共场所、案件高发区和大型商场、超市、集贸市场、企事业单位全部安装视频监控系统。在农村，规范警铃和平安大喇叭管理，有效发挥其效能。坚持“实用、实战、实效”的原则，加大视频监控系统的资源整合和实际应用力度，搭建统一平台，组建专职监控队伍，有效提高警情发现率、案件预防率、嫌犯抓获率和视频应用率。

（十八）完善治安防范网络。坚持人防物防技防相结合、专业巡逻队伍与群防群治队伍相结合、点线面相结合，强化农村村庄巡控、城镇社会管控、机关单位守控、边际部位联控的治安防范措施，实现对动态环境下社会治安的有效控制。区综治办和公安机关负责对治安防控体系进行管理、指挥和监督。坚持科学布点、合理配置、有效使用治安资源，落实各区位、各时段防范力量，实现“守点”、“巡线”、“控面”的有机结合，在时间空间上紧密衔接，堵塞防范漏洞，减少“死角”、“盲点”，确保治安防控体系协调、顺畅、高效运转。

（十九）健全基层综治工作机构。街道综治委、办机构和人员落实率达到100%，进一步改善基础设施、基本装备、人员力量和经费保障条件。按照8＋Ⅹ和1＋Ⅹ＋Ⅹ模式，全面建成街道综治维稳中心。加强村（社区）综治维稳工作站、村民小组（楼、院）综治联络员和重点企事业单位综治办建设，完善街道以下综治工作体系，筑牢基层平安“第一道防线”。加强民营企业和“两新组织”综治工作力量建设，进一步扩大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覆盖面。

（二十）积极推进规范化建设。从规范基层综治工作机构、职责、制度、流程和机制入手，整合基层综治成员单位力量，努力实现职能上融合、力量上整合、工作上配合、网络上组合、信息上汇合。完善工作例会、首问责任、情况报告、分流督办、检查考核等制度，建立健全协作联动工作机制，着力构建“党政统一领导、综治委牵头协调、综治维稳中心具体组织、职能部门整体联动、社会各界共同参与”的基层综治工作运行模式，实现社会治安联合防范、矛盾纠纷联合调解、重点工作联勤联动、突出问题联合治理、基层平安联合创建。统一机构设置，确保有专职工作人员、有专门办公地点、有统一规范的工作资料，机构、职责、任务、制度上墙，工作流程规范。

（二十一）加大经费投入力度。健全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经费保障机制，按照区人均不低于1元、街道不低于1.5元的标准，把综治和平安建设工作经费列入财政预算。根据经济社会发展水平，逐年加大对基层综治组织运转、技防建设、群防群治队伍以及装备等经费的财政保障力度。完善以奖代补政策，加强对村（社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经费的补助。

（二十二）加强政法综治队伍建设。深入持久开展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和群众观点、群众路线教育，定期开展业务比武、技能大赛等活动，提高政法综治干部群众工作能力、信息化实战能力、突发事件处置能力、舆论引导能力。加强政法综治维稳部门领导班子建设，有效缓解警力不足和法官、检察官断档等问题，充分发挥政法综治维稳部门在平安建设和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中的主力军作用。以公开化、规范化、信息化为重要手段，细化执法、执勤、处突工作规范，全面建立政法综治干警执法档案，确保公正廉洁文明理性执法。建立健全执法巡视制度，对执法办案问题突出、涉法涉诉较多的政法综治部门进行执法巡视。深入开展普法教育,在全社会形成自觉尊崇法律、维护司法权威的良好氛围，支持政法综治部门依法行使职权。

（二十三）加强组织领导。统筹抓好发展第一要务与稳定第一责任，把综治和平安建设作为“一把手”工程，摆上党委、政府重要议事日程，纳入经济社会发展总体规划、纳入年度目标责任考核、纳入党政领导干部政绩考核、纳入三项重点工作范围，作为社会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大力推进。充实加强领导机构和工作力量。研究修订综治和平安建设工作领导责任制实施办法。建立区委常委平安建设联系点制度。全面实行综治和平安建设实绩档案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