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善基层社会治理体系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完善基层社会治理体系，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文云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一、从“单位人”到“社区人”：完善与创新基层社会管理体系的现实背景

改革开放30余年来，我国社会结构的一大变化是大量社会成员由“单位人”转变为“社区人”。大量社会成员身份的转变，给我国基层社会管理带来了诸多难题。其中最为突出的问题是随着单位制的解体，原有的单位组织管理网络弱化，而我国社区发展明显滞后，尚不足以承担基层社会管理重任。一些基层的社会纠纷和社会矛盾由于不能及时解决或处理不当，影响了当地社会的安定团结。社会结构的深刻变化要求社会管理体制的创新。面对日益复杂的现实情况，必须转变基层的社会管理体制并加以完善。

二、从“管制”到“治理”：完善与创新基层社会管理体系的理论基础

“管制”和“治理”是管理社会事务的两种不同行为方式，二者在诸多方面存在着差异。

一是行为主体及权威来源不同，从一元到多元。传统的“管制”强调政府在社会管理中的绝对地位，管理行为的主体及权威的全部来源都只能是政府，呈现出典型的一元化特征。而“治理”虽也需要权威，但来源渠道不一定是政府，更强调政治国家与公民社会的合作、政府与非政府的合作、公共机构与私人机构的合作、强制与自愿的合作，更多的是依靠合作网络的权威，是一个多元参与的结构体系。

二是权力运行的向度不同，从自上而下到上下互动。“管制”的权力运行方式总是自上而下，依靠政府的政治权威，通过强制的行政命令，对社会事务进行单一向度的管理。而“治理”则非常强调权力的上下互动，强调通过合作、协商、参与等方式实现对社会事务的管理，是一种建立在市场原则、公共利益和认同之上的合作，其权力运行的向度是多元的、双向互动的。

三是社会参与程度的不同，从强调服从到鼓励参与。政府“管制”因推崇权力的唯一性及绝对性，非常强调社会对其绝对服从，排斥社会参与，以便政府对社会控制及管理的顺利实施，但也造成社会参与性及政府回应性的严重不足。“治理”则强调合作网络的构建，重视公民社会的培养，鼓励多元参与，强调民众通过社区、NGO、NPO等社会组织与政府对话，表达自身利益诉求，广泛参与社会事务的管理。

四是管理方式的不同，从控制、规制、法制到服务、协调、回应。“管制”强调政府对社会的绝对控制，强调结构规制和行动规制，实行统一化管理，较少容忍差异性、多元化的存在。“治理”体系则是一个多主体平等参与的对话网络，以服务于各成员为宗旨，以成员的共同利益为追求目标，强调通过合约参与者的自律行为、互动性减少规制成本，增加公共事务的回应性。

从“管制”到“治理”，不仅是行为方式的转变，更体现了价值理念的嬗变。通过治理的实现，政府对于基层社会事务将由直接管理、控制变为引导、协调多元参与。所以，治理是一个更契合现实的理念，是一种更能实现基层社会管理良性运行的行为方式。

三、从“依赖政府”到“发展社区”：完善与创新基层社会管理体系的路径选择

当前，我国正处于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同时也是社会矛盾集中凸显期，要想在基层实现总书记提出的“协调社会关系、规范社会行为、解决社会问题、化解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公正、应对社会风险、保持社会稳定”等社会管理的基本任务，就必须创新并完善我国城市基层社会管理体系，完成从“政府管制”到“社区治理”的重大转变。

首先，要以转变政府职能为首要前提。一方面，政府必须厘清行政事务与社区自治事务、政府委托事务与社区自治事务的边界，实现国家权力运作模式由“统制”、“管制”向治理、自治的转变，实现由政府绝对主导向引导、疏导的转变，实现由行政命令向协调、沟通的转变，实现由直接提供服务向购买服务的转变，实现由管理向服务的转变，最终实现由“全能政府”、“管制政府”向“有限政府”、“服务政府”的华丽转身；另一方面，政府应该专注于指导和帮助社区成立社区组织，为社区提供法律法规及政策方面的支持，帮助社区大力提高其自治能力，在资金投入、设施建设、人员配备等方面给予社区大力支持，确立社区在基层社会管理中的主体地位。要改变“管制”模式下，政府直接向社区提供公共产品的做法，变“服务生产者”为“服务购买者”，通过鼓励、扶持一批NGO、NPO等社会组织，使之有能力承担生产公共产品、提供公共服务的重任，促使政府实现从“全面干预社区”到“政策引导扶持”的职能转变。

其次，要以多元参与为实现途径。一方面，要激发和培育社区居民的公共精神和参与意识，强化社区居民的公民意识和身份认同，构建社区公共意识。要推动社区制度规范化、配套化建设，完善社区居委会及业主委员会的建设，畅通社区居民利益表达渠道，从软件和硬件两方面来推动社区居民的积极参与；另一方面，要积极培育和发展NGO、NPO等社会组织，政府取消对其进入社区的政策，并从财政、税收、准入登记等方面对其提供政策及资金上的支持，鼓励其获得在社区内开展活动的持续资源，规范相关社会组织行为，实现政府、社区、居民与社会组织的良性互动与良好合作。

再次，要以加大投入为实现保障。一是要加大人员方面的投入，加强专业人员培训。政府要选派一部分具有社区管理及服务专业知识、掌握专业技能的人员进入社区，更要加强对现有社区服务工作人员的专业培训，通过关于社区管理及服务知识的教育培训，建设一支高水平的社区管理及服务人才队伍，努力夯实基层组织，壮大基层力量。二是要加大资金方面的投入，将更多的财政资源投入基层社区。加大政府财政转移支付能力，财政预算支出适当向社区倾斜，另外可以通过政策导向，引导企业、社会组织等对社区建设进行投入，实现社区建设资金来源的多元化。三是要加大物资方面的投入，加快社区基础设施建设。对原有的社区基础设施加以修缮，并兴建一批新的设施，如社区活动中心、社区服务中心、社区游乐健身设施等。

最后，要以社区发展为目标追求。一方面，通过转变社区治理观念，实现社区治理的善治模式；通过构建社区利益协调机制，完善多元社区治理主体；通过与时俱进的制度建设，为社区治理提供制度保障；通过完善责任监管，形成监督与约束机制。通过以上建设，实现社区自身的发展，增强其自治能力，使其真正成为基层社会管理的主体；另一方面，社区治理也并不是完全摒弃政府作用的自治，必须坚持发挥政府的引导、协调作用，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调、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下，实现社区的发展，最终实现城市基层社会管理的有序进行。

篇2

城乡一体化管理成为必然趋势

城镇化是现代社会发展的一个基本走向，也是一种必然趋势。然而，对城镇化的理解，则需要超越传统城镇化的范畴。传统城镇化模式主要是人口向城镇的聚集，伴随着城镇的发展，农村走向衰落和终结。新型城镇化战略的关键目标是实现城乡一体化发展，而不是仅仅依靠大城市或小城镇的发展。实现城乡一体化发展目标，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就是城乡差别、工农差别和城乡分治的格局。而导致这些问题产生的主要根源在制度安排，所以新型城镇化的主要途径是要通过制度创新，逐步消除城乡一体化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

目前乡村社会治理的基本制度为村民自治，这一制度是在1982年《村民委员会组织法》颁布实施后逐步在全国农村推进，并得以不断完善。某种意义上说，村民自治制度是继制解体后乡村治理模式的一次重大改革创新。村民自治制度发展至今，无论在广度还是深度上都已经取得了巨大进步，因而也成为当前政府农村工作的一项基本政策，也是农村的一项基本社会管理体制。

村民自治在扩大农村基层民主、组织乡村社会建设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但不容忽视的是，现有的村民自治制度是在城乡分治的二元体制框架下设计的。从该制度的法理内容来看，村民自治主要是为了达到村民的“自我管理、自我教育和自我服务”。而从制度实施的现实来看，村民自治实际上在执行着管理乡村基层社会经济的职能。一方面村委会在村级集体经济和集体产权管理中发挥着领导功能，另一方面又承担着村级公共事务管理的职能。然而，由于村并没有独立的财政来源，所以无法实现真正的村自治。要让城镇化的推进与农村发展协调统一起来，就需要在城乡一体化的框架下进一步改革和完善村民自治制度，也就是将村民自治纳入到城乡一体化的公共管理和社会管理体系之中。

首先，目前村民自治组织所承担的基层公共管理的功能需要纳入统一的公共管理体制之中。在地市一级的行政辖区内，按照城乡一体化和基本民生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原则，统一配置交通、文化教育、医疗卫生、水利、环境等公共基础设施及公共服务，并实施统一管理。打破城市与农村分离的财政体系，将农村公共领域里各项投入，编入到城乡一体的公共财政预算体系之中。对于偏远贫困地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公共服务及公共管理的支出，可由地方政府申报中央财政资金的扶持。

其次，改革农村土地制度和集体产权制度，让村民自治组织逐步退出管理村集体土地和村级经济。为了深化村民经济活动的独立自主性，避免因集体产权模糊而引发和激化农村社会矛盾，乡村在经济管理方面必须推进集体产权的确权改革，也就是对农村集体土地或其它集体产权加以细化，将具体权责范围明晰到农民个体之上。并通过制度创新建立起集体产权交易机制，使农民个体的产权收益更加明确。

此外，按照城乡一体化方式，建设和完善乡村基层社会生活领域里的村民自治。农村的村民自治组织建设可以参照城市居委会建设模式，由村民直接选举，组织的运行经费纳入到统一的财政支出之中，以确保村民自治得以普遍地、统一地、正常地运行。与此同时，村民委员会主要致力于服务村民生活。

将村民自治作为城乡一体化社会管理体制的组成部分去加以发展和完善，是新型城镇化的必然要求，也可以说是新形势下农村发展的必然趋势。作为一项制度改革与创新，城乡一体化社会管理体制将为城乡均衡、和谐发展提供制度保障。当前农村与城市之间最突出的差别问题就是农村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及其它社会生活条件的落后，而要彻底改变这种局面，仅仅靠农民自我建设和中央支农资金支持，其效率很有限。

作为生活方式的村民自治

新型城镇化也是社会生活方式现代化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社会生活领域的重要变迁集中体现在社会生活的民主化。所谓社会生活的民主化，实际上也就是村民自治制度的核心内容—“四个民主”，即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

自治是社会生活的基本属性和特征之一，自治并不等同于民主。传统的乡村社会也有自治，传统乡村自治通常是在乡村精英如族长和宗教权威的主导下运行的，此种自治虽保证了村庄的相对独立性，但其实并未实现村民的自主性，而且也因过于强调村庄内部自治导致村庄封闭性增强。新型城镇化背景下的村民自治，自然需要从传统自治向现代自治转型，与现代乡村社会生活方式保持一致。乡村是人类居住和生活的重要场域，伴随着社会变迁发展与城市化，一部分乡村人口迁移至城镇居住和生活。从迁移理论来看，人们从乡村向城镇的迁移行为，主要受两种力量的作用：一是乡村的推力作用，二是城镇的拉力作用。推力作用机制就是乡村中影响人们社会生活的不利条件或因素，拉力作用机制主要是城市优越于乡村的社会条件及因素。不过，从人类社会城镇化的整个过程来看，城镇化并不只是乡村人口向城镇的迁移和聚集。城镇化同样还包括乡村的城镇化，而乡村城镇化实际上就是乡村社会生活方式的城市化与现代化。

乡村社会生活方式的城镇化，既需要有乡村生活物质环境和条件的改善，同时也需要营造现代的人文环境，即农村居民社会生活的民主化。民主化是社会生活领域的本质特征和要求，因为在生活中，具有自主性的个体完全能够支配而且应该由个人来支配其自身的生活性事务，所以自主选择、自我管理、民主决策、民主监督在乡村基层社会生活中，不仅是可能的，而且非常重要。

作为乡村民主化的社会生活方式，村民自治就是要不断推进和完善基层社会生活领域的民主。首先，通过民主选举选择出多数村民所信任的村委会成员，由村民直接选举出来的基层组织，主要职能就是组织协调乡村基层社会生活及社会秩序，即为不断改善乡村社会生活环境而服务。推进乡村基层民主选举，其重要意义还在于在基层社会形成民主生活的社会风尚，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奠定社会基础。让广大村民参与到与其生活相关的基层选举之中，可以培养人们的民主精神、民主意识和民主作风，从而在乡村社会生活领域形成民主化的风尚和环境。其次，村民自治中的民主决策也将主要在社会生活领域得以体现，即乡村居民可以自主地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对自己生活中的事务能够自主决策、能参与村庄内部生活中的共同事务的决策。村民自治组织的形成应该是为实现这些目标提供制度和组织保障，而不是让村委会来实现自治。因而民主决策不能局限在村民自治组织之中，而需要拓展为一项基本原则和制度，这一原则和制度就是要促进村民个人独立自主地支配自己的合法权益和独立自主做出自己的合法行为选择。当村庄成为人们自主生活的社会空间时，一方面广大村民的个体能动性、创造性和积极性会被调动起来、激发起来，为乡村发展提供动力来源。另一方面，村民在社会生活中民主决策范围的不断拓展，也将促进乡村社会的进一步开放。只有当村民独立自主支配其生产要素或资源配置时，农村的要素市场才能发育、发展起来；只有农村市场发展起来了，农村才会进一步开放；农村只有走向开放，才会有新鲜的“血液”进入农村，农村才会获得新的发展机遇。

未来村民自治中的民主管理将主要是乡村基层社会管理的民主化。由于村庄主要是社会生活的空间而不是政治单位或行政单位，因而村民自治的民主管理应该走向社会管理领域，即乡村民主管理的范围主要在社会性事务或生活性事务之内。目前村民自治的一个突出问题就在于政社不分、公共管理与社会管理不分。制度设计赋予村民自治过多且模糊的功能，致使乡村基层政权建设与社会建设、公共管理与社会管理混同在一起，由此影响到村民自治的社会效益。如果让村民自治回归到民主管理乡村基层社会的生活性事务，其职能也就走向专门化、单一化，村民自治组织的权责会更加对称、更加明晰，有利于其在基层社会生活民主化建设过程中发挥更加有效、更为积极的功能。

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村民自治，民主监督的内容主要表现为村民在平常生活中的自我教育、自我监督，而且民主监督主要是在村庄及村民内部对共同生活的事务和社会行为的相互监督。由于当前的村民自治组织承担着管理集体土地和集体产权收益的职能，以及组织和管理村级经济的功能，所以村民自治的民主监督主要是针对村委会的，即村民对自治组织的监督。村民之所以要对村委会实行监督，村委会之所以要公开村务接受监督，在一定意义上表明村级自治组织拥有了较大权力，成为一种类似权力机关的组织，而与法律所界定的群众性自治组织不相一致。所以，当村民自治组织逐步去权力化，村民就不需要花费大量的精力去监督村委会，村委会也就可以真正代表村民履行社会监督职责，在构建基层良好社会风尚、解决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秩序中发挥更为积极的功能。

作为一种现代生活方式，村民自治需要通过相互监督和行为自律来达到生活的理性化，并由此协调个人与社会的关系。村民自治一方面使个体的自主性和能动性大大提高，与此同时也就需要提高个体的社会性，以使社会关系得以协调。个体社会性的提高必须通过法律及规范来规制个体的行为选择，并通过社会监督机制促使个人遵循法律和规范。由于村民自治组织是广大村民直接民主选举产生的群众性组织，能很好地反映和代表村民意见，因而充分发挥其对基层违法违规行为的监督和教育功能，将有助于构建和谐的基层社会。

走向社区建设

在新型城镇化及城乡一体化发展过程中，乡村将依然是居民居住和生活的重要社会空间，乡村的变迁与发展将主要体现为村庄的社会生活环境越来越接近于、越来越类似于城镇社区生活环境。要达到这一目标，乡村在社会管理上就需要朝着社区建设与管理的方向发展，也就是说，作为乡村治理的基本制度—村民自治要走向社区建设，与社区管理统一起来。

在社会学意义上，传统的村落尽管也属于一种社区，严格地说是一种社会生活共同体（community），这一共同体主要是基于血缘和地缘而形成的，即具有一定亲属关系的和长期居住生活在共同场域的居民而构成的社会共同体。传统乡村社区的存在和维续主要依靠熟悉的社会关系纽带、礼俗规范以及认同边界，因而容易在村庄内部形成自治格局，但同时也容易使社区封闭起来。现代意义的乡村社区建设则是在开放的社会推进社会生活共同体的建设，即在不同社会关系的个体及群体之间建构社会共识、规范和秩序。

从发展的角度看，更好地治理乡村社会生活空间，关键是要解决制约乡村发展的三个问题：一是村庄的封闭性，二是乡村人口的单向外流，三是乡村发展的可持续性。就目前的村民自治状况而言，难以解决这三个基本问题，甚至有些自治策略和措施，虽对扩大乡村基层民主有促进作用，但对乡村发展问题还可能具有强化和固化作用。因此，村民自治制度必须与时俱进，不断地根据乡村发展的实际深化改革和创新。

首先，村庄的封闭性使得乡村发展只能按照自然循环的方式发展，即通过村庄内部人口一代一代地自然更替，维持着乡村的存续。由于封闭的乡村难以让新生力量进入，因而乡村发展最多不过是村庄内部面貌的更新，而难以与社会转型保持协调。未来的村民自治需要改变乡村治理策略和治理模式。具体而言，就是村民自治必须超越传统村庄自治理念，走向现代社区建设。通过乡村社区建设，一方面可以发挥基层社会力量更好建设和管理乡村社会；另一方面在新的生活共同体构建过程中促进乡村与外部世界的联系，让更为广泛的社会力量参与到乡村建设和发展之中，从而可以把乡村建设成与城市社区相类似的社会生活空间。

其次，乡村人口的单向外流，导致乡村建设与发展的基础越来越不稳定、发展的后劲越来越匮乏，由此也可能导致乡村社会逐步走向衰落，乃至有大量的村庄因此而走向终结。尽管在城镇化的大背景下，乡村人口的外流是一种趋势，流动也是农民的自主选择，但这并不意味着有些村庄的衰落和终结是理所当然的结局。乡村人口向外净流出的格局是在二元体制和二元社会经济下发生的，由于城镇生产和生活方式已走向现代化，而乡村的生产与生活方式依然维持在传统落后的状态，农民自然会不断地走出乡村、流向城市。如果城乡差别过大、城乡二元体制存在，这种乡村人口净外流的问题就难以得到真正解决。因此，要缓解和改善目前乡村单向外流局面，必须要满足两个基本条件：一是乡村社区得以更好的建设与发展，乡村社区生活方式同样达到现代化水平；二是乡村社会是充分开放的，即乡村市场必须充分发展。要让村落社区不仅发展成为“本村人”共同生活的社会空间，更是市场共同体的组成部分。

再次，无论是新农村建设还是城镇化，其共同目标都是促进发展，其中自然也包括乡村的发展。如果只有城市扩张和发展，而乡村不断走向衰落和终结，那么这一发展过程很难说是协调的和良性的发展。加强农村社区建设将是解决乡村发展的持续性问题的重要途径之一，也是村民自治的大趋势。农村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必须有相应的社会管理体制作保障，在现代化和城镇化的大背景下，必须改革现行的农村社会管理体制，即把村民自治的乡村社会管理转向新型农村社区建设。推进新型农村社区建设，主要就是按照城乡一体化的原则来建设和管理乡村社会，即参照现代城市的社会管理体系和模式来管理和发展乡村社会。目前城市社会的基层管理体制已基本从居委会管理体制转向社区管理，社区建设与管理体制实现了基层社会管理的专门化和社会化，大大提高了社区社会服务和社会管理的效率，对促进社区生活环境的改善起到积极作用。同样，在农村推进村民自治向农村社区建设与管理的转变，也将会提高农村社会管理的效率，对不断改善农村社会生活环境发挥重要推动作用。伴随着新型农村社区建设的推进，乡村作为一种新的社会生活共同体也就会得以持续地发展。

新型农村社区建设是城镇化背景下乡村自治的理想选择，通过农村社区建设，可以更好地改变人们固有的城乡差别观念，形成城乡融合与一体化的新理念，树立建设新农村的信心，重新构建乡村社会认同体系。此外，新型农村社区建设的重点在于建立起新型的基层社会管理体系，通过新的社区管理模式，使乡村得以更好地建设与发展。由此打破传统村落边界的封闭以及旧体制的束缚，把乡村建设成为一个更加开放、更有活力的新型社会生活共同体。

篇3

【关键词】治理；乡镇社会治理；体制机制；构建和完善；研究

治理，是指政府治理或公共治理，是公共权威为实现公共利益而进行的管理活动和管理过程。治理与统治存在着异同，统治的主体是政府权力机关，而治理的主体可以是政府组织，也可以是非政府的其他组织，或政府与民间的联合组织。统治的着眼点是政府自身，而治理的着眼点则是整个社会。农村问题是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根本问题，是中国社会的核心问题。农村问题反映到政治层面，是乡村治理的有效性问题。随着改革开放不断深入，经济社会事业不断发展，农村社会利益格局深刻调整，城乡一体化、新型农村城镇化等新格局的问题和矛盾日益凸显，人民群众对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要求不断提高，改革已进入“深水区”、“攻坚期”。要加大资源投入力度，建立和完善乡镇社会治理体制机制，切实为农民群众提供优质高效服务，让其享受市民待遇，共享改革发展成果。

一、问题的研究背景、目的和意义

农村城市化的进程是由以农业为主的传统乡村社会向以工业和服务业为主的现代城市社会逐渐转变的历史过程。进入21世纪，中国城市经济社会事业快速发展，同时也带动了农村的不断发展。但总体上看，农村发展仍然相当滞后，人民群众对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追求有更高的期望。因此，促进农村健康、快速、可持续发展已成为一个极为紧迫和现实的重大课题。我国农村发展既面临着巨大的发展机遇，也存在着许多问题和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农村发展面临的一系列问题和挑战中，不完善、不科学的社会治理体制已成为一切问题的核心。加强乡镇社会治理体制研究，强化党的坚强领导核心地位，不断发展经济社会事业，是为了让人民群众过上安逸富足的生活，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促进社会和谐，实现长治久安。

二、中国乡镇社会治理体制存在的问题

（一）公共机构设置不科学，乡镇政府服务职能难以发挥

公共机构设置不科学，乡镇内设机构不合理，服务效率不高。乡镇政府是一级政权组织，依法治理本地区政治、经济、文化和各项社会事务，是中国政权体系实现统一领导的客观需要。随着改革的深入和形势的变化，一些行政职能权限相继从乡镇体制中剥离，实行了垂直管理。但一些行政职能责任和义务却没有随之剥离，使乡镇常常面临有责无权、有事难管的窘境。乡镇职能正在被弱化，乡镇政府成了“有限的权力无限的责任”政府。乡镇内设机构遵循与上级机构、部门对等对口的设置模式，通常每个乡镇有15--30个“站、办、所”，既有省、市、县直机关向下延伸管辖的站办所，又有归乡镇政府管辖的站办所。延伸的站办所虽在乡镇，但人财物权仍由上级单位掌管，造成指挥调度不灵，责、权、利难以相互统一，机构运转效率不高。缺少足够的精力、人力、物力、财力投入为民服务、为民办事。基层机构人员素质不高，存在“”问题，责任意识不强，大局观念淡薄，宗旨和服务意识不强，服务效率低下，乡镇政府服务职能难以发挥。

（二）公共财政资源短缺，难以保障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根据“一级政府，一级财政”的原则，乡镇设置内设机构财政所。由于大多数乡镇不具备区域位置优势，基础设施条件落后，经济发展水平不高，导致乡镇财政资源极其有限。分税制财政体制改革和取消农业税后，中央与地方存在“中央钱多地方钱少”的现象。乡镇政府财力不足，难以保障公共事业的发展。以上级转移支付方式满足公共产品的供给、分配带有很大随意性，出现跑“部”“钱”进现象，滋生权力寻租问题。财政收入逐级上移，责任逐级下移。“土财政体制”的存在，乡镇需上缴部分财税供上级政府使用。乡镇自行承担自身运转所有经费，财政严重入不敷出。有些乡镇举借大量债务，财政收不抵支，无力偿债，“面临破产的可能性”。财政供养人员未统筹安排，存在人情财政情况。涉及人民群众最直接利益的人口计生、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环境、就业等项目支出，无财力安排。缺乏有效的财政财务监管，乱收乱支现象有时极为普遍。

（三）乡镇政府职能转变滞后，严重阻碍农村经济发展进程

乡镇体制不合理，权力和责任不对等，乡镇权力被缩小、职能被收缩，责任并未减少。“全能政府”的模式未根本转变，部分乡镇工作还在靠传统的行政体系和行政手段，工作上无所不包、无所不管，政事不分，村委会的自治权利被弱化，政社不分，村级职能政府化。考核乡镇政绩指标体系不够合理，导致乡镇由被迫玩“数字游戏”。考核机制存在缺陷，干部队伍素质不高，乡镇干部的工作围绕上级安排，难以围绕农村工作。乡镇政府履行职能主要依靠行政推动，难以依法履行职责。公共服务职能薄弱，行政管理与命令难以有效满足社会需要，制约农村经济发展，激发新的社会矛盾，影响农村社会的稳定。乡镇干部观念转换不到位，缺乏组织资源和人力资源，工作自主性差，为民服务意识淡薄，农村公共产品不足，农村社会保障日益困难，农村文化教育缺乏，农村土地承包纠纷增多，乡镇职能转变缓慢，作用难以充分发挥，严重阻碍农村经济社会发展进程。

三、基于公共视角的中国乡镇社会治理体制改革新路径

篇4

关键词：环保民间组织 公民社会理念 法律环境

一、环保民间组织存在的基础——以公民社会理论为视角

公民社会是一个来源于西方的富有包容性开放性并且内涵不断变化的概念，经过了洛克、卢梭、黑格尔、马克思、托克维尔、哈贝马斯等人的阐述。在当代它作为一种理念，在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中，更侧重于公民的参与以及对国家权力的监督和制约。公民社会理念有这样一些特点：它倡导多样性，生活方式、利益追求、社会文化都向多元化发展；它强调参与，不管是政治生活还是社会活动，都必须对公众开放，保证参与机会的均等；它不倡导占主导地位的行为者，各社会组织、公民团体都处于平等的地位；它既不片面强调对国家的制约，也不将国家权力理想化而轻视公民社会的力量，强调公民社会与政府应采取合作态度，共同致力于社会经济发展。

社会组织是公民社会重要的结构要素，是政府与社会之间的中介，也是公民参与发展的主要载体和形式，环保民间组织就是其中的一部分，并且由于环境保护问题更需要全体社会公民共同参与的属性而显得益发重要。它使公民个人摆脱了原子化的状态，形成凝聚力，能发出环保声音；它贴近公民，深入基层，可以直接与社会成员进行沟通，有民主基础；它有一定的专业知识和资金基础，可以为环境破坏中的弱势群力提供支持；它一方面将政府的环境政策和信息传送给公民，另一方面也将公民的环保要求和建议传送给政府，以利于政府的环境决策；它处理问题方式多样手段灵活，其成员具有较高的社会责任感和奉献精神。环保组织的这些优势是其他机制不能代替的，它的存在和发展是当代公民社会理念以及治理与善治理论的题中应有之义。

二、我国环保非政府组织的法律环境分析

具有一定的法律主体地位，是非政府环保组织生存并发挥作用的前提。我国非政府环保组织在各级民政部门正式注册率较低，仅为 23.3%。导致这么多的非政府环保组织甘冒被取缔的风险而不进行注册的原因在于我国目前的社团登记制度存在如下法律障碍：（1）双层管理体制造成登记困难。《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第九条规定：“申请成立社会团体，应当经其业务主管单位审查同意”，事实上，由于担任业务主管单位要承担很大的监管责任，又无利可图，而政府部门通常也不愿意为民间社团做业务管部门。导致很多社团无法找到业务主管单位，因此无法注册。（2）非竞争性原则进一步制约了非政府环保组织的登记，《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第十三条 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登记管理机关不予批准筹备：（二）在同一行政区域内已有业务范围相同或者相似的社会团体，没有必要成立的；”这一规定进一步导致非政府环保组织登记上的困难。（3）对注册资金的要求更提高了环保组织的登记门槛。根据《社会登记管理条例》和《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成立一个全国性社团至少需要10 万元资金，而地方性的和跨行政区域的社会团体则需要 3 万元以上的资金。由于大部分民间组织的初始规模都很小，资金也非常紧张，恰恰需要通过合法登记后再逐步发展壮大，在成员数量、资金量方面的过高要求反而扼杀了很多弱小的民间组织。注册要求有很多钱，没钱就不能注册；而不解决注册问题，就无法争取捐赠。这也是非政府环保组织设立中的一个悖论。

三、对我国环保非政府组织发展环境法律构建

（一）以公民社会为理念完善非政府环保组织法律制度

公民社会的兴起为非政府环保组织的蓬勃发展提供了土壤。事实上，有些学者将公民社会与非政府组织视为一个硬币的两个面。有关于公民社会的概念，学术界的观点各不相同，但目前建立在国家、经济、社会的三分法的基础之上的一种定义逐渐为大多数学者所接受。该定义将公民社会归纳为介于国家和家庭或个人之间的一个社会相互作用领域及与之相关的价值或原则。戈登·怀特认为：“它是国家和家庭之间的一个中介性社团领域，这一领域由同国家相分离的组织所占据，这些组织在同国家的关系上享有自，并由社会成员自愿结合而成，以保护和增进他们的利益或价值。”中国学者张静认为，“公民社会是一个区别于国家建制的、自主的活动领域，它通过社会自我管制，达成相互联系并依存的整合秩序，以防止对社会自由的干预，公民社会对于公共事务的积极关切与参与，形成了和国家建制的对等监督力量……公民社会的核心部分是公民权利和自由的主张，它包含一组特定的权利和使权利可以实施的社会制度，其中制度是实现权利的保障。”尽管理论各有不同，但它都强调一个独立于国家或旧的宗族和封建纽带的个人行动自治空间，强调在尊重国家权威的同时不受国家干预的自由空间的存在，它包括人们非政府形式的政治参与所组成的公域和个人之间家庭生活、经济和文化活动形成的私域，由志愿组织等公民团体组成的公共领域成为公民社会的核心。从这两种不同的定义可以分析得出，非政府组织是公民社会的基本组成主体。有不少学者认为，中国尚末形成公民社会，而是处在“前公民社会”时期，但中国进行的政治和经济改革，已经为公民社会兴起提供了基础，也就是非政府组织兴起的社会背景。

（二）民间环保组织的登记管理制度的完善

1、要通过立法的程序来确定业务主管单位，减少环保社团寻找业务主管单位的困难。应当以法律的形式，将相关业务主管单位的权限、义务和责任制度化，使得相关业务主管单位必须成为进入该领域所有民间环保组织的业务主管单位，以解决目前大部分草根组织找不到“娘家"的困境。双重管理体制是现行管理模式滞后的关键因素，它一方面为主管部门延续部门特权提供了制度保障，另一方面也给市场领域内生需求设置了制度障碍。本文对改革双重管理体制的具体建议是：尝试单一登记、分类管理与登记备案制，逐步探索适合我国国情的环保社团管理新途径。

2、实行单一登记、分类管理制度

为了解决双重管理体制带来的困境，本文建议在现行民政部门的社会组织管理系统基础上，筹建一个独立于民政部门之外、直接隶属于国务院的社会组织监管委员会，并建立全国性的社会组织监管体系，将现行的业务主管单位以及其他各相关部门行使的对于社会组织的监管职能逐步统一。一方面统一协调各个不同政府部门之间围绕社会组织监管问题的关系、权责和利益，另一方面统一信息、统一政令，将我国境内的所有社会组织置于国家统一的行政监管体制和相关政策的框架内。也就是说，在现行的民间组织管理局基础上，成立独立的民间组织监管委员会，统一行使对民间组织的备案、登记和监管职能。

3、试点社团备案制度

篇5

江南夏月无闲人。6月30日下午5时20分，桐乡高桥镇越丰村，村养老服务中心3楼会议室，12名村民正在热议一件大事。特殊的是，议事桌上摆了两个桌签，一写“百姓议事会”，另一写“道德评判团”。这是怎么回事？

“G20杭州峰会马上要开了。老话说，打扫房子迎远客，我们越丰村位于沪杭高铁、高速公路边上，更应整治得洁净美丽，特别是沿线这几幢房子……”村党总支书记沈春雷指着墙边一排照片说。

“我们道德评判团前两天已找了五六户沿线人家谈过，他们非常支持。”

“我们议事会今天晚上再跟有关村民谈一下整治细节……”

“外立面整修请百事服务团联系专业设计，同时咨询法律顾问卜炳忠律师，道路沿线施工是否会有法律上的问题……”

咨询律师，是法治的表现；以评立德，是德治的手段；自我管理、自我服务，是自治的方式――越丰村这场会议演绎的正是桐乡“三治合一”基层社会治理模式。所谓“三治”是指德治、法治、自治。在桐乡市委书记卢跃东看来，德治是基础，法治是保障，自治是目标。三者既相辅相成又相互依托，必须协同推进。

这一模式源自桐乡高桥镇，如今已在全省推广，成为我省基层社会治理的一个范本。

开门让百姓参政议政，变“知民”为“民知”

相较于GDP的增幅，身边的小事更能成为老百姓对政府的评价依据。一个桐斜路南段拓宽工程，让许多高桥人对当地政府竖起了大拇指。

贯穿高桥南北的桐斜路，在桐乡市高桥镇区段被卡了“脖子”，变得窄小拥挤。多年来，高桥镇党委、政府一直想拓宽桐斜路南段，无奈被征迁的个别居民要价过高，此事就此搁浅。近年来，拓宽工程再次被镇党委、政府提上议事日程，摸底中，有4户居民表达了店面安置的强烈意愿。这大大超出了现有的征迁政策，如果满足他们的要求，对其他老百姓不公平；如果不满足，征迁又将再次陷入僵局。怎么办？

高桥镇有一支百姓参政团。任何镇级层面的重大活动，都提交他们进行充分讨论。团员由两部分人组成：固定的和非固定的，双方各为10至12人。固定成员要求有一定的代表性和权威性，比如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等；非固定成员主要由利益相关者组成，给他们充分的利益表达权。

高桥镇党委、政府把桐斜路的拓宽工程先交由百姓参政团讨论。这条路要不要拓宽？如何拓宽？怎样的安置政策是合理的？会上，坚持要求店面安置的一两户居民遭到了众人的强烈反对。主流声音湮没了杂音，正面的力量得以彰显，小部分人的利益诉求服从了对大部分人的公平。

“自从高铁开通后，高桥从原来区位优势最差的乡镇变为相对较好的乡镇，全镇迎来大开发、大建设、大发展的机遇期。在大变动的时代，有的人有点茫然，有点迷失。如何让老百姓理解接受党委、政府的决策，在全镇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变被动配合为主动推动，这是我们镇党委、政府琢磨最深的问题。”在时任高桥镇党委书记蔡立新眼里，高桥在谋求经济转型的同时，必须未雨绸缪谋划社会管理的转型。只有通过社会管理的转型，让各种社会矛盾和问题在有序的状态下不断得到调整和解决，才能为创造经济奇迹提供保障。

高桥的百姓参政团，既是公共事务公开的渠道，也是镇党委、政府规范自身权力运行，“问需于民、问情于民、问计于民”的探索和实践。

“老百姓有的建议合情合理，是我们坐在办公室的人想不到的。”时任高桥镇党委副书记、高新区主任沈建良说，桐斜线改造中，有的村民十分敏锐地注意到按原来的设计方案，老百姓承包田里的水利灌溉既进不来也出不去，要求及时更改，“还好纠正及时，否则一场灌溉不畅引起的纠纷在所难免。老百姓的参与，让我们的决策更加科学，避免了因决策失误或者沟通不充分而衍生各类社会问题和矛盾。”

很多时候，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因为沟通而理解，因为理解而尊重，因为尊重而认同配合。高桥打开决策大门，把政府决策的运作置于“阳光之下”，给各种利益主体搭建了一个务实有效的协商和对话平台，既是一个基层政权对法治的诠释，也是让政府决策获得广泛社会认同和理解的有效手段。它拉近了政府部门与公众的距离，使发展共识多了、工作阻力小了。

把是非曲直交公众评判，变“治民”为“民治”

在这样一个风云激荡的改革新时代，乡村社会的传统在城镇化、工业化加速推进中进一步解体，村庄新的形态重组，城市文明观念与乡村传统观念冲突交融，该如何建构新的治理秩序？

“一个良序社会的形成离不开老百姓的自律。我们从前些年的文化建设中得到启示，通过树立身边的道德标杆，修民德、正民风、聚民心。”蔡立新说，连续五年，高桥镇以“慈孝”为主题开展文化建设，力求通过身边一个个父慈子孝的先进人物事迹感染人、鞭策人，构筑起全镇人民思想道德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的新高地。

社会生活中总有一些法律法规管不到、村规民约管不好的不良现象，事不大却影响人们的价值判断和价值选择，高桥镇在村级层面成立了道德评判团，把事情的对与错交由公众舆论评判，让老百姓自己教育自己、规范自己、管理自己。

“经你们这么一说，我真是羞愧难当！政府修筑圩堤是为了村民好，如果我再不同意，全村人都得戳我们全家的脊梁骨！”高桥镇越丰村，一场设在居民家中的道德评判会，让原本纠结于青苗补偿费过低不同意征地的两户农户解开了思想疙瘩。

在桐乡市启动的“三治合一”社会治理创新实践中，以民间舆论作用于法律层面之外的道德引领，起到了抑恶扬善、正民心、树新风的积极作用。小区楼房的房前屋后和楼道内杂物乱堆乱放、毁绿种菜、绿化带内乱晾晒……在道德评判团的评判下，一些本已司空见惯的陋习得到自觉修正。

当然，道德评判成功的关键，还在于评判团成员的公正与威望。遍布高桥每个村的道德评判团成员纳入了社会贤达，如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以及村里德高望重的老人、口碑良好的企业家等。他们在评判的过程中，充分运用自己的公信力，以及基于自身对农村社会的了解，综合考虑社会因素、人情世故和习惯等进行说情说理，总是让人心服口服。

据介绍，桐乡在高桥实验的基础上，从完善基层民主自治、培育社会组织等方面入手，在全市层面着手探索建立“权随责走、费随事转”的新型社区管理服务机制，以进一步提升群众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自我监督的水平。

“我们的理解是，社会管理不能简单地理解为管理社会。社会肯定有需要管控的内容，但是社会管理的根本目标应该是社会自治、社会自我管理，让社会自身运转起来。而让社会运转起来，不是政府或社会单方面的事情，它是一个自上而下的政府力量与自下而上的社会力量有效对接贯通、良性互动的过程。让老百姓自己来管理身边不和谐的事就是其中的一项探索。”桐乡市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蒋惠玲说。

发动群众服务群众，变“管民”为“便民”

“为政之道在于安民，安民之要在于察其疾苦。”当越来越多的人聚焦在如何减少矛盾发生的时候，桐乡的决策层希望跳出矛盾看矛盾，以发乎于心的道德力量让人们不断修身养性，让社会充满爱。

发动群众服务群众，这是桐乡高桥探索新型治理模式的手段之一。高桥镇领导认为，服务传递温暖，温暖孕育和谐。

在高桥镇，每家每户都收到了村里发放的一张名叫“百事服务联系网”的卡片，上面印有治安安全、法律咨询、水电安装、电脑维修、婚庆礼仪摄影、殡葬用车等近30种服务项目的电话号码。

迎丰村村民张汉章在去桐乡的半路上汽车抛锚了。“我按卡上的联系方式打了一个电话，师傅很快就来修了，这实在太方便了。”他说，以前碰到问题都要去村里问熟人，处理一件事总要来回折腾好几次，现在有了这张卡就简单了。

卡片张扬着政府为民服务的诚恳态度。卡片的背后活跃着一个由村民组成的“百事服务团”，它分成两大块：一块是红色义工服务队，由村里的党员带领村民为村里的贫困户、独居老人、残疾人等困难群体提供免费帮助，让他们感受到社会的温暖；另一块是以便民利民为轴心的专业，适当收取劳务报酬，相当于96345的村级版。

越丰村党总支书记沈春雷介绍：“其实看似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可能对于村民来说却是一个棘手问题，有了这个‘百事服务团’，村民一个电话就能第一时间得到帮助。老百姓对村里的向心力更强了，对村干部也更贴心了。”

张汉章说：“以前村干部与我们村民的关系好像就是管与被管的关系，干部靠权力征服民心。现在更多的是以服务赢得民心，老百姓倒反而更服帖了，配合村里做事的积极性也更高了。”

2013年以来，随着“三治合一”逐渐下沉到桐乡的大地上，生长出强大而坚实的根系，从“树木”蔓延为“森林”。桐乡的基层社会治理样本，为当下转型期的基层社会治理带来制度变革的探索意义。

篇6

社会管理通常是指以政府为主导的包括其他社会组织和公众在内的社会管理主体在法律、法规、政策的框架内，通过各种方式对社会领域的各个环节进行组织、协调、服务、监督和控制的过程。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社会各领域都发生了深刻变化，原有的权力高度集中、政府统管一切的社会管理方式也发生了很大变化。然而，现有的社会管理体制仍难以适应快速而深刻的社会变迁的需要。这就要求我们深入研究社会管理规律，更新社会管理观念，整合社会管理资源，创新社会管理体制机制，构建社会管理新格局。

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社会的深刻变化要求创新社会管理体制

当前经济社会形势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经济持续快速发展、政治保持总体稳定、社会问题多发凸显。社会问题多发凸显有诸多因素的影响，其中一个重要因素就是现有的社会管理体制难以适应经济社会快速而深刻的变化。这就迫切要求创新社会管理体制。

社会结构的深刻变化要求创新社会管理体制。随着改革开放的日益深入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我国社会经济成分、组织形式、就业方式、利益格局和分配方式日趋多样化，现有的社会管理体制面临一些重大变化的挑战。一是阶层结构的变化。原有的利益分化较小的、由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干部和知识分子组成的简单阶层结构，已经转化成利益分化较大的、由许多不同利益群体组成的复杂阶层结构。如何在新的形势下整合和协调好各阶层的利益，形成既充满活力又和谐相处的秩序，成为社会管理的重要任务。二是城乡结构的变化。先后有2亿多农民离开耕作的土地和生活的村庄，转变为从事第二、第三产业的工人，而新生代农民工更加渴望过上不同于父辈的生活。如何使转变了职业的农民能够更好地融入城市的新生活，成为社会管理的重大挑战。三是收入分配结构的变化。衡量收入分配均等化程度的基尼系数逐步攀升，城乡、区域和社会成员之间的收入差距不断扩大，一些分配不公现象引起群众不满。如何调整收入分配结构、扭转收入差距扩大趋势、建立公平合理的收入分配秩序，成为维护社会和谐稳定需要解决的深层问题。四是人口结构和家庭结构的变化。我国几千年来家庭代际的金字塔结构，在城市里随着独生子女家庭的增多，开始出现倒金字塔家庭结构，社会流动的加强和代际关系的转变使城乡家庭小型化、居住人少化趋势明显，很多过去可以由家庭和代际帮助解决的问题如养老、单亲抚养、疾病照顾等逐渐成为社会问题。这些都是我国社会管理面临的新任务。

社会组织方式的深刻变化要求创新社会管理体制。随着经济体制的深刻变革，社会组织方式发生巨大变化。这个变化可以概括为从“单位人”到“社会人”的变化。一方面，随着“住房自有化、就业市场化、社会保障社会化、后勤服务市场化”等改革的推进，作为传统管理体制基础的“单位组织”把社会问题解决在基层的能力弱化，有些单位组织则彻底解体；另一方面，就业方式的多样化使社会流动加快，改革开放后大量新产生的就业组织大都采取了“非单位”的管理体制。在城市就业总人口中，“单位人”由过去占95％以上下降到现在占25％左右。在政府和分散的“社会人”之间，原有的单位管理网络在弱化，而新的社区管理网络还不够完善，导致出现社会整合的缺失。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往往要直接面对分散的个人，加大了治理的成本，自上而下社会事务的落实和自下而上社会问题的解决受到阻碍。同时，基层的一些社会纠纷和社会矛盾无法解决在基层，导致上访案件增多；在一些地方，有些社会问题由于多年积累，形成民怨，很容易因意外事件造成。因此，加强和改善社会管理，需要进行新的探索，走出一条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社会管理的新路。

社会行为规范和价值理念的变化要求创新社会管理体制。市场取向的改革促进了经济发展，显著地改善了民生，也带来社会行为规范和价值理念的变化。对个人利益的追求获得了正当性和合理性，但约束、监督追求个人利益的行为规范系统还不完善；社会生活和生产行为的复杂性大大提高，但适应这种复杂性的社会管理技术还没有得到相应提高；市场经济条件下人们的价值理念发生深刻变化，但与这种变化相适应的社会道德和诚信体系建设明显滞后；等等。因此，在创新社会管理体制的过程中，不仅要重视硬件建设，而且要注重软件建设。要大力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更新社会管理的理念，完善与新型社会管理体制相适应的道德秩序、诚信体系和行为规范。

改革和创新社会管理体制的目标和路径

现代社会管理是一个以政府干预和协调为主导、以基层社区自治为基础、以非营利社会组织为中介、动员公众广泛参与的互动过程。在计划经济时代，我国社会管理的基本体制是政府承担着几乎全部社会职能，以单位为基础对社会实行总体控制，社会运行成为政府运行的组成部分。这是一种行政吸纳社会或社会运行行政化的管理体制。随着改革的深入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社会组织体系发生深刻变化，传统的行政化单位体制逐步弱化，国家在相当程度上失去了依托单位承担社会职能的组织基础，同时强调在改革中剥离单位原来承担的社会职能，实现社会职能社会化（以及某种程度的市场化）。但是，社会管理体制改革明显滞后，在一段时间里仍然习惯于以行政化手段进行社会管理。这样，一方面国家在改革经济管理体制时努力把组织社会生活的职能转移给社会，而另一方面社会却因为传统社会管理体制的延续而不能有效地自我发展和组织起来，难以承接这种职能转移。要解决好这一矛盾，就必须在社会建设过程中构建现代社会管理体制。从宏观上说，这需要解决好以下三个方面的问题。

科学认识现代社会管理体制建设的主要目标。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第一次提出建立健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一般而言，现代社会管理既是政府向社会提供公共服务并依法对有关社会事务进行规范和调节的过程，也是社会自我服务并且依据法律和道德进行自我规范和调节的过程。这两个过程相辅相成、缺一不可，更不能相互替代。因此，现代社会管理体制建设就包含着两个基本目标，即一方面要不断提高政府的社会管理能力和成效；另一方面要加快社会的自我发育，增强社会自我管理的能力，扩大社会自我管理的范围。鉴于目前我国社会的发育和发展明显滞后的现实状况，第二个目标的确立和实现显得尤为重要。然而，我国社会领域的发展必然与西方国家有很大的不同，参与社会治理的不仅仅是相对于国家和政府的民间社会组织。推动社会领域的发展，应充分发挥社区自治组织、工青妇等人民团体、行业协会的作用，广泛动员各种社会力量参与社会管理和服务。

改革完善政府社会管理体制。现代政府社会管理的主要事务，是公民个人、家庭、基层自治社区和非营利社会组织所不能办理的公共社会事务，这些社会事务涉及社会整体的公共利益，必须依靠国家权力和政府权威予以办理。现代政府社会管理的主要内容包括保障公民权利、协调社会利益、回应社会诉求、规范社区自治、监管社会组织、提供社会安全以及应对社会危机等。现代政府社会管理的主要目的，是培育合理的现代社会结构，促成公平公正的社会利益关系，化解社会矛盾冲突，维护社会秩序和稳定，从而构建经济、社会与自然协调发展的社会基础和环境。现代政府社会管理的基本方式，是社会法规和社会政策。要不断完善规范政府行为、保障公民权益、促进社会公正、推动社会发展的社会法规体系，制定各种满足社会发展需要的有针对性的社会政策。这四个方面构成现代政府社会管理的基本逻辑和路径。为了构建现代社会管理体制，一切与此相矛盾或背离的现行社会管理制度都应被纳入改革和完善之列。目前，尤其需要深化对城乡管理体制、社区管理体制、社会组织管理体制、公共资源投入管理体制的改革。

大力发展社会自治和自我管理。以社区自治组织、非营利社会组织和广大公民为主体的社会自治和自我管理，是现代社会管理体制的两大组成部分之一。培育和发展社会自治和自我管理能力，不断扩大社会自治和自我管理的社会空间，是推动社会管理体制现代化的重要环节。在现代社会，形成政府与其他社会管理主体共同参与社会治理的体制机制，提高社会自治与自我服务能力，努力降低社会管理的行政成本和总成本，已成为社会管理体制改革发展的基本趋势。我国社会管理体制改革和创新面临的问题是，社会自我发展空间仍然较小，相对于强大的国家和市场而言，社会还处于弱势地位，自治和自我管理能力不足、条件有限，甚至难以有效承接经济组织在改革中剥离出来的以及国家相对退出后留下的社会管理职能。因此，要大力发展和培育我国社会自治和自我管理的能力。

社会管理的资源保障

社会管理是一项庞大的系统工程，需要大量资源投入。经过改革开放30多年的发展，我国已经具备了一定条件来满足社会管理资源投入的需求，现在的关键是公共资源的合理配置和社会资源的有效动员，以及大规模的人力资源培育发展。

合理配置公共资源。国家公共资源对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的投入，是社会管理最重要的财力资源保障。一是进一步加大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的投入。改革开放以来，国家投入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领域的公共资源一直呈增长趋势，但从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的需要来看，我国公共资源的投入仍然不足。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公共财政社会净支出占国民总收入的比重仍然偏低。实际上，在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中央（联邦）政府直接承担着广泛的社会服务供给职责。这也是避免出现区域公共服务差距，实现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均等化、合理化的重要条件。二是构建财权与事权相匹配的社会事务公共资源配置体制。进一步完善1994年以来以分税制为基础的分级财政体制，为社会政策提供资金配套，减少只给政策不给钱的做法。三是推动公共资源社会投入配置重心向下。注重充实基层财政，有效提高基层政府提供管理和服务的能力，并把基层政府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上来。

广泛动员社会资源。从国际经验看，社会管理的社会资源投入主要有三种来源：一是各种机构的内部社会管理投入，如作为现代企业社会责任组成部分的企业社会投入；二是各种民间非营利组织的社会投入，这些组织在启动以后也部分地通过非营利的有偿服务来实现自我维持和发展；三是各种形式的社会捐赠，包括慈善捐助。比较起来，我国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方面的资源投入主要还是国家财政投入，社会资源投入比较有限。例如，2009年我国慈善捐助总额为509亿元，相当于当年GDP总量的0.17%、财政总收入的0.75%。而同期美国社会慈善捐款总额达到3000亿美元，相当于美国当年GDP总量的约2%、财政总收入的约10%。因此，完善有利于慈善捐助健康发展的税收制度和慈善组织制度，推动企业的社会责任建设，广泛动员社会资源投入社会管理，形成参与社会管理的宏大志愿者队伍，是我国创新社会管理迫切需要研究的重要课题。

篇7

首先，做好一个综合执法的治理平台。过去条状“专业执法”模式，既产生了执法部门权责交叉、多头执法的体制机制性问题，又留下了部门之间执法合作的缝隙、出现衔接不畅、推诿扯皮等现象，形成执法盲点或空白，使社会治理效率降低。改革后，执法过程真正实现了“条块结合、以块为主”的新的综合执法模式，既形成了新的行政执法的体制机制和治理平台，又整合理顺了政府的执法权力清单，大大简化了执法流程，提高了执法效率，强化了社会治理效果，真正做到了“简政”，既方便了群众，又服务了社会。从这个意义上说，黄岛行政执法改革的最大亮点，就是形成了“综合执法”新的体制机制，改变了政府自身的“治理结构”，为“治理现代化”提供了一个创新性的改革样本。

其次，建立一支依法行政的巡查队伍。从根本上说，行政执法效果的好坏，能否取得群众的支持和满意，能否真正解决社会的矛盾、问题、纠纷、处理好“政社关系”、维护社会的稳定和谐，不仅需要一个好的体制机制，更为重要的是要有一支懂法律的高素质队伍。黄岛“综合行政执法局”的组建，一开始就把培养执法人员的“执法为民”意识放到重要位置，实现执法人员的全员培训。既在业务能力上实现执法人员的“一专多能”，又在思想素质、政治素质、法律素质、道德素质上实现执法人员，特别是一线执法人员素质的整体提升。可以说，通过突出依法行政的理念和实行执法队伍的准军事化管理，在一个好的治理体制机制的基础上，新区高素质的执法队伍建设，是新区良好的社会生态形成的关键因素。

最后，形成一套多元互动的治理体系。一个好的治理体系的形成必须基于全民参与及规则意识的形成。也就是说，要真正实现“有效治理”，形成治理“新常态”，就必须形成政府、市场组织、社会组织乃至个人多主体参与的“现代社会治理结构”，实现人人懂法律、人人讲规则、人人负责任的社会行为模式。只有这样，才能大幅度减少社会矛盾和纠纷，使问题不发生或少发生，达到既为行政执法减负，降低执法成本，又实现治理效果，还老百姓一个良好的社会生态的目的。在短短的半年时间里，黄岛综合行政执法局利用现代信息网络技术手段，既实现了对一线人员执法过程的实时监督，形成自身管理的“扁平化”，又建立了与社区参与治理平台的对接，强化了人人遵纪守法的社会宣传与教育，极大地提高了整个新区的治理水平，改善了治理状况，消解了一些治理难题。在依法治国的今天，这一做法对全国都有重要的示范意义。

篇8

关键词：

近年来，随着以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深入开展，建设资金的供求矛盾凸显，在财政支农资金有限的情况下，农村信用社作为农村金融的主力军，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必将是其工作的重中之重。但是由于各地方具体的政策、措施的差异，大量的农村信用社资金用于非农产业，因此，如何在支持新农村建设中发挥好作用，值得深入探讨。

一、新农村建设下我国农村信用社存在的问题

1、农村信用社支农力度有限。由于农村信用社资金能力有限，又很难得到政府资金支持，无法解决农村资金不足问题，并且，为了确保农村信用社经营安全，银监部门设定了很多监管条件，限制农村信用社的业务经营，这就必然形成农村金融市场上农村信用社独木难支、信贷资金供给不足的局面。同时，农村信用社缺乏金融服务和产品创新以及差别定价的动力。

2、放贷标准过高。目前，一般的农村企业及大量的个体经营和承包户因资产、销售规模限制很难达到评级要求，被排挤出信用企业之外，无法得到信用企业的授信待遇。并且，由于现行法律规定农村集体土地等均不允许抵押，可用于抵押的财产很少，也往往因为提供不符合金融部门要求的抵押物而被拒之门外。同时，为防范信贷风险，农村信用社制订了环环相扣、责任明确的风险防范措施，比如信用评级、实地考察等，这在一定程度上抬高了贷款门槛，不仅贷款手续繁琐、贷款到手时间漫长，还多是五户联保贷款，更增加了贷款的难度。

3、农村资金外流严重。目前，每年约有近千亿元资金通过邮政储蓄从农村流入城市。各商业保险开办存款性的保险业务，抽走了部分农村资金，加剧了农业资本的稀缺。少数农村信用社在赢利动机的驱使下，通过“农转非”把资金投向获利机会较大的非农领域，从而使资金流向城市，加剧新农村建设资金的严重不足。

4、服务功能滞后，创新能力不足。农村信用社和商业银行相比，支付清算系统不健全，电子化进程缓慢，结算方式落后，支农服务功能弱化，造成运转效率低、资金组织难度大和优质客户流失，影响了存款吸储、贷款放量和中间业务拓展。同时，当前信用社业务仍以汇兑、存贷款等传统业务为主，这与新农村建设需要的融资新品缺乏，业务单一，金融创新步伐和日新月异的新农村建设进程不匹配。

二、新农村建设中加强农村信用社改革创新服务的对策

在新农村建设中，作为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主力军的农村信用社，要加快自身改革发展步伐，积极创造有利条件，优化信贷结构，把握重点，调整策略，服务到位，务求实效。

1、放宽金融管制。农村合作金融机构是农村金融主力军，也是农村改革发展的重点和难点，必须承认历史，尊重现实，进一步完善农村信用社的产能制度，建立健全包括贷款风险定价机制、转移机制等在内的完备配套，建立科学有效地金融运行机制。同时，也要根据农村发展的需要，应该适当地放宽农村金融机构的准入限制，适度扩大对民营资本及外资的开放程度，多渠道的引入各种资本；放开农村贷款利率管制，增加农村信贷市场的竞争，灵活满足农村金融需求；还要建立健全覆盖农村的保险体系，完善风险保障机制，构建对农业保险的再保险和农业巨灾风险承接机制，减少由于自然灾害风险和市场风险所造成的贷款损失。针对农、胜投资风险较大的现实，试行农业贷款保险，增强金融信贷投入的信心，以此构建解决农民贷款难的长效机制。

2、加强新农村建设的资金投入。首先，是合理调配，确保中央和地方财政每年对农业投入的增长幅度要与其财政经常性收人的增长幅度，通过法律规定财政支农份额，并确保财政投入的合理性，形成有效的财政投资拉动效应，充分发挥财政资金的“示范效应”、“乘数效应”。其次加强对农村信贷的宏观调控，通过政策引导和货币政策工具杠杆作用，规定金融机构特别是县及县以下商业银行支农资金投入比例，纳入监管范围，保障农业资金投入。

3、优化农村金融生态环境。新农村建设需要金融支持，更需要优化金融支农的法制环境和信用环境。所以，要加快研究制定《农业信贷法》、《农村金融服务促进法》等配套金融法律法规，明确金融机构支农责任、权利与义务，对新增当地的支农贷款给予减免税收优惠政策，从法律和政策层面保障农业长期发展的资金投入。同时政府应运用行政的力量重新构建社会信用体系，实现政府部门问信用信息资源共享。推进农村信用管理系统建设，建立以农村信用社为主体的农村征信系统和经济档案，解决银行信息不对称问题，为农村信贷风险控制提供依据。

4、提高服务质量，创新信贷品牌。农贷投放每年合理增长的前提下，将服务对象由传统耕作养殖户拓展到与其他种养、加工、商运和从事各类产业经营的农户，支持优质高效和节能、节水、节地、节材等特色农业；根据生产周期和贷款用途合理确定期限，提高授信额度，允许跨年度使用；推出大额农业信贷，开展农户大额信用贷款试点，支持拥有区域资源优势、品种好、特色鲜、竞争强的优势农产品基地建设和农业龙头企业发展；通过联保、互保方式，提供配套信贷支持，完善服务功能，实现全国联网，畅通结算渠道；积极开办代收、代付、等中间业务和网上银行等；争取政府及部门支持，开办支农金融超市，推行“一站式”服务和“一条龙”操作，让更多农民和居民一样享受各类金融服务。

5、创新经营管理体制，实现可持续发展。理顺管理体制，完善法人治理结构，是农村信用社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所在。

（1）进一步完善公司治理。重点提高公司治理的有效性。要把公司治理结构的有效性作为设计公司治理结构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要适应社区性金融机构特点。建立“形式灵活、结构规范、运行科学、治理有效”的公司治理模式，在运行方式上，全面推进现代经营机制。包括有效的治理机制、良好的救助机制、现代的经营手段、多样的业务种类、统一的品牌效应、强大的开发能力、高效的销售体系等各个方面，继续完善法人治理。切实提高法人治理效能。以和谐、有效的内部运作带动改进对外服务方式。促进支农服务功能。真正实现向现代金融企业的转型。

（2）强化社员股民维权意识和参与能力，使其真正按照现代企业制度要求。实现农信社改革目标，使之成为真正的市场主体。同时。要进一步加强“三会一层”执行制 度的监督，保证其职能作用幸譬到充分的发挥。

（3）建立健全行业服务体系。进一步增强行业服务能力。行业管理部门应加强对农村信用社的管理、指导、协调和服务，出台优惠政策。对农村信用社在税收及相关收费方面给予减免。增强其支农实力。在准备金率、准备金利率、利率政策、再贷款等货币信贷政策方面给予农村信用社一定的优惠和支持。督促农村信用社牢固树立扎根农村、服务“三农”的意识。同时应尊重农村信用社的民主管理和经营自主权。

（4）继续深化农村信用社改革，积极探索建立有利于贯彻“三农”服务宗旨、推动又好

又快发展的农村信用社管理体制、组织形式和经营机制。鼓励基础较好、符合条件的农村信用社组建农村合作银行或农村商业银行。要建立科学有效的员工考核任用机制，改革传统的用人制度，将人才的开发、使用、创造业绩置于良好的管理环境和公平竞争的氛围之中。激励有为青年员工注重自我提高，积极向上，奋力拼搏，不断提高班子和队伍整体素质，努力造就一支善于学习、勇于创新、业务精良、作风过硬的农信队伍。进一步改进和加强基层社管理，运用好基层社经营点多、人熟地熟、反应灵快的优势。发挥好基层社在农村信用社改革发展中的基础和前沿作用。

参考文献：

1、田卫民，《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与农村金融改革》，《江西财经大学学报》，2007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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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加大城市和谐社区创建及管理服务力度

一是加大公共服务体系建设力度。全区26个城市社区(不包括三个大工程社区)综合服务中心平台建设全面完成，总办公服务用房33064平方，平均面积达到1272平方米。以此为基础，区市民服务中心、街道（村）社区服务中心、社区服务站三级服务网络构架基本形成。

二是以“六事工作法”推进“微民生工程”实施。广泛推行以“群众说事、分类理事、民主议事、高效办事、定期评事、公开告事”为主要内容的“六事工作法”，并以此为标准，将民生服务项目触角延伸至居民微观需求层面，推广居民和好屋、残疾人日托中心等多种服务模式，建立“一站式”代办服务机制，基本实现“十分钟社区服务圈”；

三是深入开展“一社一品”创建活动。各社区根据各自特色和工作重点，“量身定做”，谋求发展，涌现出了总浦桥孝道型社区、西门爱心服务型社区等众多品牌社区,许多社区还创立了体现自己文化特色的LOGO；

四是扎实推进和谐社区动态管理工作。在26个市和谐示范社区调查考评中，群众满意度平均得分94.09分，社区服务管理平均得分93.69分。

二、继续完善新型农村社区规范化建设机制。

一是积极引入城市社区管理服务理念。按照城乡统筹发展要求，全区60个行政村社区服务中心建设全面完成，共投入资金7870多万元，新建和改建社区服务中心6.94万平方米，平均面积达到1156平方米。以社区服务中心为平台，统一实施了公共服务全程化和“一站式”办理模式，不断推进81890向农村社区延伸，确保村民“足不出村”可享受公共服务。编制完成《农村社区服务中心规范化建设工作指导手册》并先行印发到光明、九龙湖等7个村。

二是逐步优化基层治理机制。积极推行澥浦“两票一会”制度和蛟川的“168工作法”，坚持村务信息传统公开与电视公开“双及时、双到位”，全区60个村村务公开率达到100%，村民参与意识进一步增强，满意度不断提高；

三是建立村干部考核培训长效机制。完善村干部考核制度、加强竞职承诺监督。深入推动农村基层干部“大培训”工作，及时开展“回头看”活动，努力形成“对象广泛、内容丰富、科学实用、方式多样”的村委会干部培训长效机制。

四是强化引领带动作用。以光明、曙光、棉丰、石塘下四个市级农村社区建设示范村为典型，撰写调研报告并汇编成册分发全区各村。目前，全区行政村全部达到了规范化创建标准，其中1个街道、1个村被评为省级示范创建单位。

三、大力创新社会组织培育管理体制。

一是加强“孵化培育”能力。建立了区社会组织促进会，建立社会组织促进会、社会组织服务中心、社会组织工作站三级管理模式。通过建立孵化平台实现“以社育社”，目前，全区注册登记社会组织252家，基层社会组织929家，初步形成了遍布城乡、门类齐全、覆盖广泛、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社会组织体系，并培育出“草根能人工作室”等一批品牌社会组织。

二是推进登记管理体制改革。起草完成《市区基层社会组织备案管理暂行办法》、《关于实行公益慈善类、社会福利类等社会组织直接登记的实施办法》等政策文件。在去年民办非企业单位直接登记试点工作的基础上，尝试公益慈善类、社会福利类社会组织直接登记试点工作。

三是拓展政社合作空间。通过政府购买等方式鼓励社会组织参与服务民生，今年共向社会组织投入扶持资金近97万元，实施了62个社区服务项目，内容涵盖安老扶弱、助残养孤、社会融洽、公益服务、文化体育等方面，有效减轻了政府管理压力，激发了社会自治活力。

四是开展社会组织评估工作，今年对全区民办幼儿园（学校）进行评估，促进了社会组织健康有序发展。完成了社会组织党建及专用中文域名注册管理工作及年检工作。出刊社会组织促进会工作通讯《社会组织》。

四、全面提升社会专项事务管理服务水平。

一是加大流浪乞讨人员“一站式”关爱救助体系建设。以区救助管理站为依托，加大对流浪乞讨人员的甄别、救助、救治、返乡、安置等方面的救助力度，不断完善流浪乞讨人员“一站式”关爱救助体系建设。各镇（街道）及有关部门严格按照“谁发现，谁报告”的原则，发现街头流浪乞讨人员后，迅速与区救助管理站联系，并及时提供必要的食品、御寒衣物。区救助管理站负责对其实施分类救助，原籍地址确切的流浪乞讨人员，及时为他们提供返乡车（船）凭证，或通知其家属或当地组织接回；对地址查实暂有困难的，在站内实行临时救助；对无法查明其户口所在地或者住所地的无家可归人员,则就近安置在福利院等相关机构。今我区已累计施救流浪乞讨人员78人次，支出流浪乞讨救助金81万元。其中，返乡救助62人次，医疗救助30人次，临时安置16人次，获得身份甄别及衣食救助率达100%，确保了区域范围内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得到及时有效救助。

二是深入推动殡葬改革，殡葬惠民落到实处。加大殡葬惠民力度，今年起遗体接运、火化、购买生态葬等多个殡仪基本服务项目由政府买单，并于4月起实现普通骨灰盒普惠，全年惠及1466人减免费用142.92万元。积极倡导“绿色殡葬”，全区生态葬法行政村覆盖率达到100%。全年投入绿化资金29.19万元，经营性公墓绿化苗木25191余株，墓区绿化覆盖率达90%以上。较好的完成了清明祭扫任务，上山祭扫15万余人次，无发生安全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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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加强基层基础建设，深入开展基层平安创建

（一）进一步深化开展和谐平安创建工作，全面落实和谐平安创建工作的各项举措，把建设平安村作为平安建设龙头来抓。

（二）落实中央综治委《关于进一步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基层基础工作的若干意见》，大力加强基层综治组织和规范化建设，推进综治工作信息平台建设。按照省综治委和省编办《关于加强乡镇、街道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基层基础建设的实施意见》的要求，健全相关制度，加大督查及考评力度。

（三）成立爱民乡和谐平安联创中心，整合公安、司法、武装、安监、民政、、工商、国土资源等方面的力量，联合开展和谐平安创建，加强动态管理，推动“平安乡镇”创建活动的进一步发展。

（四）切实以各村为重点抓好基层和谐平安创建，努力打造零发案、零犯罪、零事故、矛盾零上交、无的村。进一步明确创建目标，细化创建要求，落实创建措施，继续抓好边际地区、校园周边、农村家庭和平安医院的平安创建工作，积小安为大安，为断扩大平安创建面，提升平安创建的层次和水平。借鉴星子县农村和谐平安协会建设的经验。

二、继续推进十防建设，不断提高治安防控能力

（五）继续加大“十防”建设力度，强力提升公众安全感。学习瑞昌市“十防”建设的经验，进一步加大“十防”建设力度，全面提升公众安全感，力争09年度使我乡公众安全感达到95%以上。

（六）关注社会治安和社会稳定的新情况、新问题，严密防范和严厉打击境内外敌对势力、暴力恐怖势力、宗教极端势力和组织的渗透颠覆与分裂破坏活动。

（七）严密公共复杂场所、重点要害部位、边际地区的治安防范，构建网络化治安巡防工作的格局。

（八）借鉴平安奥运志愿者队伍经验，大力发展和谐平安建设志愿者队伍，广泛动员党团员、民兵、青年志愿者、离退休人员等参与和谐平安建设。

（九）扩充群防群治队伍，要根据治安防范需要，充实专职治安巡防力量，我乡专职治安巡防队伍人员不少于6人。

三、开展“三个排查”整治，确保社会大局持续稳定

（十）从打牢综治基层基础入手，深入开展排查调处矛盾纠纷、排查整治治安乱点和突出治安问题、排查整治公共安全隐患集中行动。将各种矛盾纠纷解决在基层、解决在当地、消除在萌芽状态。重点排查调“急、大、难”矛盾纠纷，排查化解涉及山林纠纷、农民工返乡等问题引发的不稳定因素，预防和减少及“民转刑”案件发生。抓好农村治安专项整治、加大“扫黄打非”和禁毒、禁赌、禁力度。继续抓好盗窃破坏“三电”设施、非法安装使用卫星电视接收设施、传销和“黑网吧”等点整治。

（十一）切实按照中央综治办和省、市、县综治委的要求，各村、各小组及乡直单位要加强矛盾纠纷排调组织建设，形成纵向到底、横向到边的矛盾纠纷排调网络。

（十二）严格执行《江西省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工作规程》，进一步规范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工作流程。做到日常排查与定期排查相结合，专项排查与重点排查相结全，乡综治办每周组织开展一次排查，在临近重大活动、重要节庆日、社会敏感期，集中力量组织开展重点排查。

（十三）认真贯彻省、市、县综治委《关于实行人民调解、司法调解、行政调解衔接联动的实施意见》和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江西省人民检察院、江西省公安厅公字[2007]102号文件的规定，构建人民调解、司法调解和行政调解相互衔接配合的大调解工作体系，进一步推进“三调联动”机制。

（十四）着力解决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维护人民群众的利益，从源头上预防和减少矛盾纠纷。

四、创新服务管理体制，加强和完善社会管理

（十五）创新流动人口服务管理机制，全面开展出租屋和暂住人口清理整顿工作，做到底数清、情况明、管到位、效果好。加快流动人口服务管理工作规范化、制度化和信息化建设。

（十六）深化“为了明天”创建活动，预防和控制青少年违法犯罪。乡团委要做好闲散青少年、流浪未成年人、农村留守儿童、服刑在教人员未成年人子女的教育、管理、服务和救助工作。继续开展“未成年人保护行动”，严厉打击幕后操纵流浪未成年人乞讨和教唆流浪未成年人犯罪的行为。

（十七）巩固刑释解教人员摸排工作成果，加强基础工作，推动有效衔接管理。乡司法所要抓好刑释解教人员的就业指导和职业培训，建立健全刑释解教人员社会保障和救助体系。

（十八）做好对境外非政府组织、国内民间组织管理工作。把新型经济组织、新型社会组织治安综合治理纳入当地综治目标管理，纳入当地平安创建范围。

（十九）加强和改进涉及公共安全的交通、消防安全管理和食品、药品及安全生产监管，加大对违法违纪行为的查处力度。加强对易燃易爆、有毒有害和放射性物品及枪支弹药的管理，预防和减少重大事故特别是群死群伤事故的发生，维护公共安全。

五、落实综治领导责任制，健全齐抓共管工作机制

（二十）健全综治目标管理责任制和综治委（办）例会、五部委联席会议、综治委成员单位挂点帮扶、述职讲评等制度，着力解决齐抓共管中出现的问题。

（二十一）认真落实发号文件规定，强化对党政领导干部抓综治工作的能力和绩效考核，逐级签订目标责任书，切实把党政领导抓综治工作的能力和实绩与晋职晋级和奖惩直接挂钩，进一步规范综治责任人奖惩和提拔任用操作程序。规范综治责任人政绩档案，继续完善各级党政领导班子成员“一岗双责”责任制。

（二十二）完善“一票否决权制”实施办法，加大对发生严重危害社会稳定重大问题的地方、单位实施领导责任查究和“一票否决”的力度，并严格兑现奖惩。

六、做好宣传教育工作，营造良好工作氛围

（二十三）加强和改进宣传工作的组织领导，强化宣传机构与宣传队伍建设，建立健全宣传工作制度，密切与新闻媒体、老龄委的合作，加强由“五老”人员组成的宣传队伍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