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善制度范文10篇

完善制度范文篇1

政府采购制度最早起源于西方自由资本主义国家，到现在有200多年的历史。而我国的政府采购制度起步较晚，19995年首次在上海实行政府采购，后来在我国各大城市中推广开来。自1998以来到现在政府采购在我国已经有了一定的规模，并初步建立了政府采购制度体系。其主要表现为：

1.1政府采购制度的法制化

1999年起，我国开始了《政府采购法》制订工作，2002年6月，国家正式颁布了《政府采购法》，使我国政府采购事业发展终于步入了法制轨道。我国是一个依法治国的国家，有了法律的规范和保证。这标志着我国政府采购制度已经逐步走向了成熟。在《政府采购法》正式颁布以后，财政部相续颁布了《政府采购招标投标管理暂行办法》等一系列规章制度。地方政府也指定了地方性法规章、制度、政策以贯彻和配合中央的法律法规，这对于我国政府制度走向法制化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1.2政府采购机构和信息管理系统框架的构设

1998年财政部被国务院明确任命为政府采购的主管部门，并且具有拟订和执行政府采购政策的职能。随后，地方政府也相续在财政部门明确和设立了政府采购机构，负责制定政府采购政策，并负责监督和管理政府采购活动。在2000年我国的政府采购机构建设已基本完成。为了实现政府采购工作的公开和透明，中央和省级财政部门都指定了政府采购招标中标信息媒体。各地区也建立起了市场调查和信息处理系统、招标投标和专家评审系统。

虽然从1995年政府采购政策初次在中国上海实行以来，到现在政府采购在我国已经可以用“突飞猛进”这个词语来形容。但是由于我国政府采购制度相对于西方发达国家来说起步较晚，对于政府采购制度的定义、性质、功能以及法律规范等问题上都了解不透，相关信息还比较滞后，并且在实践的过程中还有很多问题需要我们去发现和探索。所以导致了我国政府采购制度无论是在法制化还是机构的设置上都存在了许多的缺漏。其中包括：政府采购集中问题；各级机构缺乏统一；政府采购中存在违规操作；缺乏一支专业的政府采购队伍；政府采购法制体系不健全等等问题严重的阻碍了政府采购的健康发展。

2我国政府采购制度的完善

实行政府采购是我国一项具有重大影响的财政制度改革措施，但目前我国统一高效的政府采购制度尚不完善，需要进一步加强宣传人民对政府采购制度的认识，构建政府采购的同意监督约束机制，完善政府采购的法律体系，加强政府采购人才的培养，加快政府采购的电子商务化、网络化以使我国政府采购最终走向法制化和规范化，大幅度提高政府采购的效率，充分发挥政府采购的作用。

2.1加强对政府采购制度的认识

首先，加强对政府采购制度的意识宣传，提高对政府采购制度的认识。虽然政府采购制度在西方已有相当长的历史，但在我国还是新生事物。各方面能否对建立这一制度的紧迫性、必要性及其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重要作用形成统一、深刻的认识，将从主观上影响我国政府采购制度的建立。因此，需要大力宣传和普及政府采购制度的基本知识和基本理论，使社会各方面达成共识。另外，由于预算外资金的大量存在，我国用于政府采购的资金既有预算内又有预算外，建立政府采购制度把各种采购资金纳入统一账户，各部门预算也必须细化，财政对各部门资金使用的监督将大大强化，这必将触动各部门的既得利益。同时，统一、公开的政府采购活动对行业垄断将构成相当威胁，也必然会遇到部门、行业的阻力。就地方政府来看，公开的政府采购将使其采购活动对本地区的保护难以奏效，从而影响地方政府的利益。因而，实行政府采购制度也需要地方政府的积极配合。同时也必须加强中央与地方政府的联系，从地方上宣传到位政府采购制度对我国发展的意义所在。

2.2明确建立统一的政府采购机构

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政府采购中的集中采购项目应该由一个专职机构如政府采购中心统一组织采购。政府采购中心是由政府组建并根据政府授权负有组织行政事业单位重大和集中采购事务,并直接开展采购业务的部门。政府采购中心要严格按照政府采购法规以及其他有关采购政策规定开展业务。政府采购中心根据实际情况可以将一些招标事务委托社会中介组织承办。

政府采购中心应当组织开展的主要工作是：工程采购。主要负责组织专家对由财政拨款的公共工程进行评估论证,核定建设成本，参与公共工程招投标。服务采购和货物采购，主要负责项目预算,确定标的底价,开展商务谈判、合同签订；监督合同执行，参与验收等事务；行政保障，主要负责各采购项目的资金结算，中心的财务管理，中心行政事务。采购中心的人员应以专业人员为主，要特别重视吸纳工程设计、工程预决算、工程管理、国际贸易、经济法、质量监管等方面的人才。科学选拔和安排政府采购中心人员,是为了确保采购队伍的专业化,提高采购效率,保证采购质量,最大限度地降低采购风险。

采购中心的经费来源于向委托方收取的服务费。关于服务收费问题，考虑到政府采购中心既可自行直接组织采购，也可委托招投标中介组织采购，同时采购中心要承担履约、验收工作和采购风险这些特点，可参考国内现行招标机构向委托采购方收取服务费做法。所收费用，主要用于业务开支、工资、人事培训及补充风险基金等。

2.3强化政府采购中的监管工作

政府采购行为是一项经济活动，涉及到经济利益方面，就会有人以身犯险。针对政府采购制度中的一些违规操作，我们必须要严厉管制，不能任其自由发展，否则政府采购制度将会成为部分掌权人的致富之路。所以我们必须加强政府采购制度监管工作，促进政府采购监督机制的建立。首先，我们要在政府采购部门成立内部监督制约机制，并让其逐渐与政府采购各部门形成既有相互联系又能相互制约的监督体系。其次，进一步对政府采购活动之后的事后监督进行强化再审查，把好每一道关口，杜绝政府采购当中的违规操作。最后，还要逐步加大社会监督和社会舆论监督的力度，加快构建对政府采购工作的全方面、全过程的监督机制。让隐藏在政府采购制度之下的违规活动无法遁形。

2.4采购部门专业队伍的建设

面对政策性强，涉及面广的政府采购活动，需要采购人员掌握社会科学方面的知识和自然科学方面的知识。根据政府采购工作的特点和采购队伍的现状，在当前阶段，采购人员首先要学习政府采购专业知识以及学习政府采购的基本理论和技术，学习政府采购的国际国内经验和教训，学习有关政府采购的政策和法律知识。然后，将自己所学到的运用到实际操作中去，只有在实际操作中遇到问题，才能逐渐弥补自身业务能力的缺陷。并对采购人员进行定期的上岗培训，同时可以邀请专家老师为采购人员进行指导和交流，介绍我国合同法的基本内容、合同形式及签订合同的有关要求以及招标投标程序、招标文件编制、评标方法等。加强采购人员的综合业务能力。争取将我国政府采购队伍建设成为一个专业性强业务能力高的队伍。这样才会有利于我国政府采购的健康发展。

2.5政府采购的法律体系的健全

政府采购制度的稳定发展是离不开强硬的法律后盾的。首先要尽快建立起一个以《政府采购法》为中心，政府采购管理与运行的规章制度共同发展的法律体系，以规范政府采购行为。在采购操作执行环节，从采购程序、信息公开、采购文件格式文本、专家评审和合同签订等方面制定有关规章制度。同时，在提高采购效率、理顺管理体制、强化采购监督管理、严格集中采购机构考核、构建供应商诚信体系和电子化采购平台等方面作出制度规定，为规范政府采购市场提供制度依据。法律法规不仅要对政府采购的范围、程序、方法、监督等作出明确规定,还要对具体操作方法作出具体规定,从而保障政府采购制度的顺利实施。

政府采购涉及国家和各单位、部门的利益,需要法律的保护。因此需要构建和完善政府采购的救济制度，如今财政部门负责履行救济制度，却又缺乏有效的制衡监督机制。所以我们必须成立一个权力部门负责制约监督财政部门。只有这样才能保证政府采购中，无论是采购人还是商品供应商的合法权益。给双方提供一个良好的采购环境，促进政府采购制度的健康发展。

总之，现在我国政府采购制度才处于起步阶段。政府采购制度的完善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是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不断完善而逐渐成熟，通过公开的市场操作，充分发挥政府采购的经济职能作用，实现我国现阶段的社会经济目标，为推动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做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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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刘申，符蓉小.议我国的政府采购制度［J］.华东师范大学，2003.

完善制度范文篇2

财产权是个人对他(她)所拥有的劳动力、物品和服务的占有、使用、收益、交易和处置的权利，通常情况下，财产权是一束权利。财产权不仅是指人与物的关系，而是由于物的存在及关于他们的占有、使用、收益引起的人们之间的相互认可的关系。这种相互认可的关系得到确认其意义非同小可，财产权的有效保护和社会认可能为人们的社会经济活动提供清晰的边界和稳定的预期，从而大量减少纷争与不确定，在稀缺性资源环境中，理性而信息有限的个体在博弈时，相互尊重并认可他人的财产权利将成为占优的策略均衡(dominatedstrategiesequilibrium)。即“让他人拥有他的物品对我来说是有利的，如果他也能如我对他这样对我。”可见，财产权不仅是效率的源泉，也具有停纷止争的功能。

财产权是利益协调的基础与边界，利益协调是各得其所的最佳体现，其前提是人们提供的要素是否与其贡献一致。那些利益不协调的地方，或是由于产权边界不清晰而引起纷争；或是产权受到侵害的一方因受损而引起的反抗与争斗。产权通过权利的界定来明确从事某项活动的预期收益，而人们获得收益的多少，首先取决于他投入要素明确的数量界限。由于不同的要素通过市场的交易和融合来发挥作用，归属清晰的产权就成为他(她)们进入市场配置前的一个基本要求；没有明晰的产权就没有市场上的交易。即使交易能够进行，交易者在事后的分配也会是一笔糊涂账。这就会在理论上带来说不清，道不明的难题，在实际运行中也会有人利用这个难题使成本外部化。这种情形，一方面，可以表现为国有企业人利用管理和控制国有企业上的便利损公肥私，侵吞国有资产(如，国有资产的大量流失)，这些都直接或间接损害了最大多数人的利益，导致社会贫富差距迅速拉大，破坏社会和谐；另一方面，可能使一些并未创造财富的人搭便车分享财富，从而扼杀整个社会的创造活力，并积累社会不满。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财产权是民事主体进入市场的基础，只有对各类财产权实行平等保护，才能建立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财产秩序和交易秩序。

二、我国社会转型时期产权制度的缺陷

产权的清晰界定和有效保护是市场经济与社会和谐的基础。但现实中的财产权并不总是完整、行使自由和流转顺畅的。特别是处于转型时期的中国社会，还广泛地存在着产权稀释、产权“残缺”、产权的过度保护、产权的“虚置”与流失等，这些都影响市场的完善、竞争的公平有序，进而扭曲资源配置和人们的行为取向。我国当前经济、社会发展中存在的问题，不仅表现在基本比例关系方面，更表现为产权制度的缺损与权利均衡机制的欠缺。这种产权的缺损和权利的失衡大致表现为：

1.产权稀释。产权稀释就是权利所体现的价值实现程度低，其真实价值没有得到现实体现，其原因或是国家保护不力，或是自身的弱势在社会博弈中处于不利地位。当今中国社会，产权稀释的典型表现为劳动力产权，这在农民工和外来工身上表现得更为明显。

2.产权“残缺”。所谓产权“残缺”是指一种资源的所有权或控制权与资源的收益权相分离的状态。按照巴泽尔的解释，就是指对产权施加的约束绕过价格机制而分配资源。对农民土地的征用就是典型的产权“残缺”的表现。

3.产权的过度保护。与产权稀释和“产权残缺”不同的是产权的过度保护。所谓产权的过度保护是指政府通过行政手段赋予某产权主体排他性的经营权。包括特许经营、进入壁垒和政策倾斜等。产权的过度保护往往形成行政性垄断，目前在我国的石油、石化、电力、铁路民航、高速公路、供水供气供热、管道运输、邮政电信、金融保险等行业就是如此。

4.产权的“虚置”与“虚化”。所谓的产权“虚置”是指该资产有名义上和法律上的所有者，但该所有权却不能行使或无法行使。产权主体不能行使其产权，包括选聘人，进行资产交易和处置，这就是产权虚置。在国有企业行使管理权和处置权的，上至各部委的主管局，下至各公司、各厂矿的经理，都是人，而且链条较长。这就产生一个问题，在所有者或终极所有者缺位的情况下，谁来监督各级人，又如何监管。在无法监管的情况下，国有企业的资产和利润具有不断被“私有化”的激励，反过来企业损失的债务则具有“社会化”的激励。这种激励不对称导致的结果必然是，国有企业的资产不断缩小而债务不断拉大，最后资不低债。这个过程也就是产权的“虚化”过程。因此，虚置和“虚化”构成一个因果链条，事实上国企改革的过程也印证了这种逻辑。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可以看出：社会转型时期财产权制度的不完善是社会矛盾和冲突包括贫富差别的重要因素。因此，建立“归属清晰、权责明确、保护严格、流转顺畅”的现代产权制度，不仅是完善市场机制创造社会繁荣的基础，而且对于和谐社会的建构也有重要意义。那么，如何才能完善产权制度呢?

三、产权制度完善的政府职责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可以看出，社会转型时期产权制度还存在着一些缺陷，这些缺陷仅靠市场和个人是不能完善的，必须借助于国家(政府)的公权力，而界定和保护公民的财产权，完善财产权制度也是国家(政府)最根本的职能。奥尔森指出：“为实现所有来自贸易的收益，就必须要有法律体系和政治秩序来强制执行合同、保护产权、执行抵押协议、提供有限责任的公司安排，并为长久运转且广泛应用的资本市场提供便利，以提高投资和借贷的流动性。而且这些安排在人们的预期中必须在一段时期内保护稳定。没有了这些制度安排，社会将无法有保障地获得市场的全部好处”。国家作为在暴力方面是有比较优势的组织，在界定产权、保护交易、保障契约的履行方面具有天然的优势，也是打击侵权越界的犯罪行为，保护公民人身，财产安全，维护社会秩序的最有效工具。针对我国目前现状，国家(政府)在界定和保护产权方面着力要解决的是：

1.要切实保障劳动力产权的价值实现，特别是外来工、农民工的合法权益。亚当·斯密曾说过：“劳动所有权是一切其他所有的重要基础，所以，这种所有权是最神圣不可侵犯的，一个穷人所有的世袭财产，就是他的体力和技巧。不让他以他认为正当的方式，在不侵犯他邻人的条件下，使用他的体力与技巧，那明显是侵犯这最神圣的财产”。目前，我国进城农民工已达1.3亿，加上在乡镇企业就业的农民工1.2亿，共约2.5亿人。事实上已经是我国工人阶级的主体，是我国社会财富的主要创造者，也是我国人数最多的社会群体，在他们身上深切体现了中华民族勤劳节俭、吃苦耐劳的传统美德。这一人数最大的劳动者群体如果能够维护他们的权益，提高他们的劳动技能与素质，提供起码的社会保障，他们身上所蕴涵的巨大创造力与活力必将进一步激发，将有力地推进社会发展与繁荣进步。保护农民工，外来工的合法权益，提高他们的收入不仅事关扩大内需，实现国民经济良性循环，社会稳定与和谐，也事关我们建立一支什么样的工人阶级队伍，夯实执政党执政的阶级基础的大问题。

2.真正赋予农民集体以完整意义上的土地财产权，包括使用权、交易权和收益权，让他们分享城市化、工业化发展的成果。不仅如此，对于农民的宅基地，自有房屋，政府也可以进行丈量、界定、确认并颁发相应的所有权证。这种所有权证和城市房产证一样可以交易、抵押、置换。这样为农民进城务工、置产、创办企业、自主创业提供启动资金和便利。让沉淀在农民手中的资产动起来，活起来，让蕴藏在几亿农民中的创业热情与活力迸发出来，可以想象，其对市场容量的拓展，社会财富的增加，创业和就业机会的增加都是无法估量的。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曾论述过，资本只有在运动中才能增殖。党的十六大也提出“放手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和资本的活力竞相迸发，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以造福于人民。”让农民以及沉淀在农民手中的资产动起来吧!汇入社会财富创造的洪流中，这比任何一项惠农政策的作用都要巨大。

3.关于行政垄断行业的改革，对于其中的竞争性、盈利性行业应扩大民营成分的市场准入，尽管国务院2005年4月就出台了《国务院关于鼓励支持和引导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简称非公经济36条)。但各部委、各地方并未制定相应的实施细则，应尽快制订，为非公有制经济进入这些部门提供具体的制度安排，以便形成有效的竞争。俗话说，竞争是最好的监管。对于其中的非盈利和准公共产品则要形成完善和有效的政府、法律和社会监督机制。以便遏制其日益上升的高收入、高福利，并以此来缓解社会的贫富差距。

4.对国有资源的产权进行深入一步的改革、规范。国有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的改制(改国有为民营)总的方向和趋势是必然的，是符合市场规律的，只是改制的公正性问题，即国企改革与改制的公正、透明与确保国企职工的合法权益等。相对于国有企业的产权改革，更为重要是国有土地、矿产、水、森林、海洋等自然资源。我国目前还没有建立一整套包括产权界定、产权配置、产权流转、产权保护在内的现代产权制度。以矿产资源为例，现行体制是根据矿产的种类，储量及重要性由不同级的政府具体管辖，由政府相关部门审批相应企业法人进行开采、经营。这种经营、开采许可一般为无偿取得，这里的无偿不是不花费成本，只是这种成本不是体现为国库收入，原住民的合理补偿，开采后的自然生态的恢复等。而是体现为审批部门的公关费用和权力租金，只是这种权力租不透明罢了。这从各地的官煤勾结中可见一斑。这种开采权和经营权带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官员调整，政策变动等)，在不确定的预期下必然导致掠夺性开采，资源浪费、生态破坏和矿难频发等。解决的办法是对国有自然资源进行登记、评估、摸清家底，在此基础上对国有自然资源进行产权的清晰界定，明确真正的所有者。在矿产资源的产权界定过程中要充分考虑到原住民的权益，划分一部分资源权益由他们持有。这不仅有利他们生活水平的提高与社会稳定，也有利于资源保护和利用。在产权界定清晰的基础上按公正、公开、公平的市场规则进行自然资源的转让、拍卖来确立相应的开采和经营者。在自然资源及产权的转让资金中要合理补偿原住民的生产、生活损失并预留开采后自然生态的恢复资金。只有这样，才能避免或缓解现行体制下的资源浪费、腐败、生态破坏以及对原住民生产、生活的不利影响，构筑社会和谐的长效机制。

市场化的改革引领我们走上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之路，而可持续发展、社会和谐的实现必须有赖于市场制度的进一步完善。而要完善市制度仅靠市场自身的演进是很难做到的，即使能，时间也将是漫长的。必须进一步的深化改革，通过制度建设和制度创新来推动社会建设，构建社会和谐。正如总书记所指出：“要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继续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说到底要靠深化改革、扩大开放。要毫不动摇地坚持改革方面，进一步坚定改革的决心和信心，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同时努力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保证经济社会又快又好发展。要不失时机地推进改革，切实加大改革力度，在一些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实现改革的新突破，同时注重提高改革措施的协调性，使改革兼顾到各方面利益，照顾到各方面关系，真正得到广大人民群众拥护和支持”。总书记的讲话不仅坚定了人们深化改革的信心和决心，而且也澄清了有关改革的一些模糊认识，为进一步改革指明了方向。相信随着政府职能的转变和市场制度的完善必将迎来一个经济繁荣、社会和谐的盛世中华。

参考文献：

[1][英]大卫·休谟.休谟政治论文选[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3.

完善制度范文篇3

统计指标体系是开展统计工作的“龙头”。关于贸易统计指标体系问题，3年前有过一场讨论，国家统计局也召开过专题研讨会，形成的共识为：贸易统计既要反映全社会商品流通和商品市场运行全貌，又要反映批发零售贸易和餐饮业行业的发展变化状况。一方面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统计要保留，因为它是反映全社会商品市场运行的唯一指标，许多地区还将其纳入政府工作的计划考核指标，尽管这一指标具有计划经济色彩,而且也不符合国际惯例；另一方面，为满足国民经济核算的需要，并有利于与国际接轨,贸易餐饮业行业统计要尽快建立和完善起来,这方面的工作随着流通体制改革的深入和流通产业所发生的巨大变化,工作量和难度都将大大增加,贸易统计工作重心必然要转向贸易餐饮业行业统计。

近年来，贸易统计指标体系围绕上述两条主线，进行了不断充实和完善，目前基本框架已经成熟或基本成型，但仍存在一些不足，主要有：1、对当前经济和市场环境的变化反应不灵敏。例如，对政府关心的商品市场总量平衡状况、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商品(如粮食、棉花、石油、钢材等)供求信息反应得不够；同时反映流通产业现代化进程的指标和分组过于简单,尚未建立起完整的反映商业连锁经营和现代商业业态状况的统计制度。2、贸易统计指标体系不完善.目前贸易企业生产资料销售量仅占社会销售量的20%左右,不能反映生产资料市场全貌；同时价格信息是商品市场最为敏感的信息，但目前商品价格统计与流转统计为“两张皮”，按不同的统计方法从两个渠道自下而上地统计，难于科学、全面和及时的分析商品市场全貌。3、现行的贸易餐饮企业的统计限额标准缺乏科学性和实用性.目前贸易餐饮业统计限额标准过高,能够达到限额标准而进行全数调查的企业数量太少，从而形成了与其他专业统计“抓大放小”截然相反的结果，贸易统计必须“抓小放大”，因为按现行限额标准，限额以下企业和个体户的商品流转量所占比重很大，影响市场趋势。而目前受多重因素的影响，限额以下企业和个体户又难于抓住和抓好。这是目前贸易统计数据质量下降的重要因素。4、目前贸易统计非调查（或派生）指标很少，从而直接影响和制约了贸易统计资料的深度开发。加之现行统计资料自身的缺陷和不足，导致贸易统计资料的利用程度很低。针对上述问题，笔者建议：

（一）贸易统计指标的设计应以满足用户需求为目的，采取务实和相对灵活的原则。贸易统计指标体系应随着经济和市场环境的不断变化而相应调整，不应当是一成不变的。目前首要的是恢复居民购买力平衡统计和主要商品产销平衡统计核算制度。因为在目前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商品流通领域，绝大部分商品处于买方市场，市场环境相对宽松，政府的注意力必然转向如何启动内需以促进经济快速发展、如何确保商品总量平衡以防止市场波动、如何保护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商品的国家安全等。在从事这方面的分析研究时，居民购买力平衡统计和主要商品产销平衡统计资料无疑具有重要的作用，同时这些信息在很大程度上对国内市场起着预警的功能。可考虑仅要求在国家和省两级统计局利用相关资料进行编算，并不增加基层负担。

（二）尽快制定科学合理和实用的贸易餐饮企业统计划型标准。贸易餐饮业企业划型尚无国家标准，但统计上有一个限额标准，目前这一标准作为贸易统计开展目录抽样的依据，即对限额以上企业实施全数调查，限额以下企业和个体户实施抽样调查。笔者认为批发零售贸易业、餐饮业企业限额标准对贸易统计工作尤为重要，它直接影响着贸易统计工作的格局和今后的发展方向。根据目前的限额标准(批发企业年销售额2000万元及以上、零售企业500万元及以上、餐饮企业200万元及以上，年末从业人员分别为20人、60人和40人)，限额以上批发零售企业的销售额占全部批发零售贸易业的47%，其中零售企业仅占26%；企业单位不足3万家。建议将目前的限额标准降低，也就是要提高限额以上企业的比重，其销售额应该提高到70%以上，其中零售额比重应提高到60%以上。届时限额以上企业约达到7万家，足以反映商品市场的总规模和发展变化趋势。今后贸易统计只要紧紧抓住这7万家限额以上企业，工作就会变得较为主动，数据质量也有一定的保障。也可减轻限额以下贸易业抽样调查工作的压力。同时现行的许多贸易统计信息(如限额以上企业财务统计指标)也会“身价倍增”，变得很好用了。

（三）要在“十五”计划期内取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指标，从而完成贸易统计核心指标的过渡，并完善贸易统计指标体系。我国即将加入WTO，贸易统计必须象其他专业统计一样，加快与国际接轨的步伐。现行的贸易统计核心指标“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指标，由于其自身存在许多弊端和目前资料采集方面的制约，数据质量不断下降，已经难以为继；从现在开始，必须统一认识，逐步弱化这一指标，相应突出和加强批发零售贸易业、餐饮业(可能的话应含服务业)的商品零售额统计，因为它涵盖了90%以上的商品零售额，目前可考虑同时公布以上两个指标，2年以后用后者取代现行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指标。同时完整的商品市场是由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两大市场组成，生产资料流通总规模的发展变化，反映社会再生产的规模和水平。要在国家和省两级统计部门，主要依据工业统计报表和贸易统计报表有关指标，按季度测算社会中间产品销售总额(或称社会生产资料销售总额)。从宏观上反映生产资料市场的发展变化，这项工作对于贸易统计来说也是责无旁贷的。

（四）要从宏观上研究商品流转统计与商品价格统计的配套问题。这个问题目前比较复杂，因为涉及到现行统计体制问题，但现在必须认真的研究。在现行统计体制基本不变的前提下，可以设想将目前商品零售价格统计基层的采价过程与目前基层商品流转统计过程有机的结合起来，确保商品价格统计和流转统计基础资料的配套，然后按现行统计体制，在县级统计局“分家”，分别按贸易统计和价格统计的不同渠道逐级上报。这样综合资料和许多结构性资料就能配套使用了。

二、关于目前贸易统计制度的改革与完善

统计制度是政府统计部门对调查对象、调查内容、调查表式、调查方法、报送时间及方式等内容进行的专门规定，它既是对统计指标体系的具体体现，又是对具体统计调查工作的综合要求。统计制度的改革相对于指标体系改革而言，既有从属性，又有相对独立性。就目前贸易统计制度的改革来讲，笔者认为要注意做好以下几个方面工作：

（一）贸易报表制度修订要遵循“进度侧重反映趋势、年度侧重反映总量与结构”的原则。目前贸易餐饮业报表体系中，必须精简进度报表内容与工作量，以利于上下都能轻装上阵，快速反映商品市场发展变化动态。进度统计只要反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和贸易企业商品销售总额及其主要构成情况；年度统计则必须全面反映贸易餐饮企业基本情况、流通总规模及其结构状况、企业财务状况及其经济效益等，为深入分析研究流通产业发展现状、为宏观决策以及为国民经济核算提供基础性资料。

（二）要强化商品类值统计、弱化现行行业统计。目前国民经济行业分组标志越来越难以反映贸易企业真实状况，因为按现在许多企业的实际经营范围，己经无法准确地界定和将其划归为某个行业，流通企业在一定范围内经营的情况己不复存在。年度统计中的按企业登记注册类型分组统计应加强，因为它反映企业所有制结构；而行业分组目录要大为压缩，仅区分为批发业、零售业、餐饮业即可，因为再细分既难于操作，也缺乏经济分析意义。同时要强化对贸易企业商品经营类值的统计，因为详尽的商品分类信息，对处于上游的生产环节和处于下游的消费环节均具有导向作用。建议将目前我国商品分类目录由37个增加到60个以上。

（三）要加强对商业经营方式和零售业态的统计。我国即将加入WTO，外资开始抢占我国零售市场。这样一方面加快了零售市场与国际接轨的步伐；另一方面又极大地改变了我国商业传统的经营方式和单一的百货商店零售业态，目前国内零售市场可谓“百花齐放”：连锁经营迅速发展，连锁企业达1500余家，连锁门店超过26000家，销售额突破了1500亿元，超级市场和专卖店亦应运而生。我国商业尤其是零售商业已步入重组时代。但目前尚未建立起完整的涵盖全社会的商业经营方式和零售业态的统计制度，既不能为政府提供零售市场翔实的结构资料，也不利于我国零售业的国际比较研究。因此建立完整的连锁经营和零售业态统计制度，无论是对探索其发展变化规律，还是引导和规范市场行为，都是一项重要的基础工作。

（四）要进一步完善商品交易市场定期统计制度。商品交易市场即有固定交易场所、进行经常性常年交易、并设有专门管理机构的现货交易市场。这种我国特有的商品交易形式近年发展很快，目前全国较为规范的市场近6万家,年成交额突破2万亿元，商品零售额己占全社会的20%。对繁荣经济、方便生活、安排就业均作出了贡献，这种交易形式将在今后很长时间内存在和发展。我局在1999年进行了商品交易市场基本情况快速调查基础上，于2000年起建立了重点商品交易市场成交情况的的季报制度，目前已基本走上正轨。今后主要从报表运作方式、完善统计指标上进行规范和完善。

（五）要尽快研究建立主要商品品牌统计制度。我国目前的商品市场己处于买方市场，大家关心的己经不是哪些商品好销，而是哪种品牌的商品好销，因而商品的品牌信息己经成为商品生产者、经营者和消费者共同关心的信息。统计部门必须顺应市场形势的变化，适时地研究建立主要商品品牌统计制度。可考虑将目前“限额以上批发零售贸易业商品销售、库存”年报表设计改造成“限额以上批发零售贸易业主要商品品牌统计”年报表，选择与人民生活和生产建设密切相关的30种商品进行品牌信息的年度统计。

三、关于贸易统计调查方法的改革

我国的贸易统计抽样调查工作是随着商品流通体制改革的深化和市场环境的变化而提到议事日程上的。从小型贸易企业开始，到目前己经扩大至包括个体经商户在内的全部限额以下贸易餐饮业；由于多方面因素，前期推进的速度慢一些，而近2-3年推进的速度明显加快，目前各地区普遍完成了小型贸易餐饮业和个体户的抽样调查试点工作，近10个地区经过连续抽样调查的观察和验证，己经达到国家规定的抽样调查精度，具备了用抽样调查数据替代全面统计数据的条件。这项工作的成绩应该肯定，但影响这项工作整体推进和深入开展的问题仍很多。除具有与其他专业抽样调查工作相同的问题(如受分级经济管理模式的制约而使抽样调查工作的推广困难重重、各种干扰因素影响抽样调查数据质量、受传统统计调查模式的影响和束缚而使统计系统自身缺乏调查方法改革的内在动力等)之外，目前贸易抽样调查工作还受调查方法、调查体制以及保障条件等因素制约。所以必须从整个统计设计和理顺统计体制的全局出发，统筹考虑和合理安排，才能使贸易抽样调查工作深入和扎实地开展下去，真正发挥出统计调查方法改革“突破口”的功能。

从近期工作看，各地区已普遍开展了贸易餐饮业抽样调查的试点和探索工作，只是工作的深度和广度不同而己。目前必须尽快结束全面试点，将工作重点转入抽样调查成果的应用，要有计划、有步骤地在2-3年内使各地区的贸易抽样调查工作达到具备用抽样调查数据替代全面调查数据的条件，并在经费基本到位的前提下，在尽可能多的地区实现数据替代。数据替代及其相关工作的完成，即贸易抽样调查工作基本到位。当前必须做好以下工作：

一是必须尽快对全国的贸易抽样调查方法和样本户调查指标进行规范和统一。对贸易抽样调查方法的采用，国家未作统一规定，只提供了参考方案，由各地区结合实际灵活运用。但目前这项工作进入应用阶段后，改变各地调查方法的多样性以利于调查资料的开发利用就成为一项重要的前提条件。经过多年的实践，可以按“小型企业采用分层等距抽样、个体户采用整群抽样”的思路来规范和统一全国的贸易抽样方法。各地区根据这个原则并结合本地实际制定实施方案，确定抽样总体和样本量，只要对本地区有足够的代表性即可。国家只要求达到一定的调查精度和按一定要求与格式上报抽样调查资料。同时对样本企业(户)的调查指标和相关要求(如调查频率、数据采集方式等)也应统一，以利于抽样资料地区之间的可比和全国抽样调查成果的利用。

二是积极而又稳妥地做好数据替代工作。用抽样推断数据替代全面统计数据，是贸易抽样调查的工作目标。但实现目标必须积极而又稳妥，因为一旦替代，传统的调查渠道即告中断，还须做好与历史资料的衔接，实现平滑过渡。所以实现数据替代的首要条件是调查方法趋于成熟，调查数据经过连续观察和验证基本符合实际情况；其次是数据替代的后续经费保障条件要从根本上解决，必须纳入预算科目。目前小型贸易业的数据替代技术条件基本成熟，大部分地区具备了替代条件；而个体户由于受总量与结构不清、调查方法的不完善与不统一等因素制约，目前仅有约三分之一的地区具备替代条件。而后续的调查经费保障条件机制目前也尚未形成。

三是要切实加强贸易抽样调查的基础工作。要建立和规范基层样本企业和样本户的原始记录和统计台帐；加强对各级贸易统计人员尤其是基层调查员的抽样调查知识的培训等。

完善制度范文篇4

一、现行社会保险费征管机制存在体制性障碍

（一）社会保险立法层次低。

我国目前社会保险费征管的依据主要有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立法层次不高，造成社会保险费的征收筹集缺乏强有力的法律作保障，导致社会保险费征收机关遇到拒缴、少缴或故意拖欠社保费时，却因缺乏明确有力的法律依据，而难以采取强制措施，影响了征管工作的正常开展。国务院颁布的行政法规仅有《社会保险费征缴暂行条例》、《工伤保险条例》和《失业保险条例》，而在社会保险制度中占重要地位的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国务院仅作了一个原则性的框架规定。

（二）社会保险覆盖面不到位。

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我国现行社会保险制度的覆盖范围已经严重滞后，如《社会保险费征缴暂行条例》规定：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的范围是国有企业、城镇集体企业、外商投资企业、城镇私营企业和其他城镇企业职工，实行企业化管理的事业单位职工，而对城镇个体工商户、自由职业者、进城务工人员及失地农民等灵活就业人员参加社会保险未作统一规定，致使一些地方政府根据当地的经济发展情况和财力来确定参保范围。从各地情况看，有的地方按照条例的统一规定执行，有的地方将行政机关、个体工商户纳入范围，还有的把范围进一步扩大到自由职业者、进城务工人员甚至失地农民。即使对属于应参保范围内的，仍然有大量的单位和人员尚未参加社会保险。这种社会保险覆盖范围不统一和参保率低的现状，不仅损害了应参保人员的合法权益，制约了劳动力的正常合理流动，而且也不利于公平竞争环境的形成，同时还增加了社会不安定因素。

（三）职能界定不清，制约征收管理。

我国目前规范社会保险费征缴工作最高法律依据是国务院颁发的“社会保险费征缴暂行条例”（国务院第259号令，以下简称“条例”）。其明确规定：“社会保险费的征收机构由省、自治区、直辖省人民政府规定，可以由税务机关征收，也可以由劳动保障行政部门按照国务院规定设立的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征收”。即在一个行政区内，社会保险费的征收主体只能有一个，或税务机关，或社会保险经办机构。行使社会保险费征收职责的税务机关是否有对缴费单位应缴纳的社会保险费行使核定职责，“条例”中没有明确。而另一个征收主体的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则明确有核定权。没有核定职能的征收主体不能算一个完整的征收主体，“条例”在税务征收主体的职责上存在明显的缺失。税务机关承担着征收社会保险费的重要职责，但却不具有缴费登记、缴费申报、制定征收计划、核定缴费基数、实施处罚等与组织收入相关的管理权限，税务机关只能根据劳动保障部门提供的应征数据组织征收，征收工作处于被动地位，无法加强对缴费人的日常管理，不能充分发挥税务机关熟悉企业情况、掌握真实费源的优势。

（四）资金安全存在隐患。

目前在社会保险费征收实践中，主要存在三种缴入财政专户的方式，分别是直接缴入财政专户、通过征收专户缴入财政专户和先直接缴入国库再由国库划入财政专户。实行前两种方式，不仅给征收、核算、对帐等工作带来了极大不便，而且给滞留、挪用和挤占资金提供了可能，这两种方式无法从根本上保证资金的安全。

二、开征社会保险税的可行性

市场经济的发展要求尽快完善社会保障制度，而现有的社会保险机制存在体制性障碍，已不能适应市场经济与社会发展的要求，需要对现行社会保险筹资方式做出重大变革，即社会保险费改税。开征社会保险税的可行性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一）开征社会保险税是社会发展的需要。

随着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社会保险制度改革的推进和人口老龄化的提前到来，社会成员的风险意识普遍增强，越来越多的人在参加商业保险的同时，迫切希望国家为其提供基本的社会保障。社会保障“费改税”后，征收具有强制性，管理具有规范性，税款具有专项返还性，能够保证所有纳税人从中受益，易为广大群众所接受。当前，未形成有效稳定的社会保险筹集机制，资金来源不稳定，已经成为困扰各级政府的一大难题，因而社会保险“费改税”不会像其他“费改税”那样，受部门既得利益受影响而消极抵制。

（二）开征社会保险税有经济实力支撑。

经过20年的改革，经济货币化程度不断加深，我国国民收入有显著的增长，城乡人民的收入水平有了大幅度的提高。国家统计局统计资料表明，**年到20*年，农民人均纯收入从133.57元上升到3587元，增加了26.4倍；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由500.40上升到11759元，增加了22.4倍。同时，我国城镇家庭实际储蓄率水平也有很大提高，征收社会保险税的潜力相当大。2000年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余额6.43万亿元，2006年城乡居民储蓄存款16.66万亿元。可见，经济的发展和人民收入水平的提高为开征社会保险税提供了稳定可靠的税源基础。

（三）开征社会保险税有利于提高行政效率。

将现行的社会保险费改为社会保险税，可以利用税务机关已经具备的健全的征收手段和严明的税收法规，多渠道筹集资金，保证社会保险基金有稳定的来源。由税务机关统一管理，还可以使该项收入法制化、公开化、规范化，节约了征收成本。目前全国有19个省、市由地税部门征收社会保险费，为税务机关开征社会保险税作了有益的探索。

（四）开征社会保险税是世界上社会保险基金筹资方式发展的趋势。

目前，在世界上建立社会保障制度的150个国家和地区中，已有90多个国家和地区开征了社会保障税或类似税种，并在世界范围内出现了以社会保险税代替其他筹资方式的趋势。社会保险税在有一些国家中已成为最重要税种，其占税收总额的比重不断上升。社会保险税的征收及其比重的不断提高为这些国家带来了新的变化：一是使这些国家的直接税收比重不断增大；二是促使这些国家税收规模进一步扩大；三是增强了税收对维护社会稳定、调节个人收入分配的作用。从现实情况看，社会保障制度越成熟与完善，就越重视用税收手段进行宏观调控与收入调节。从开征该税种的国家来看，无论是他们征税的依据，还是税制设计和征收与管理的办法都为我国开征社会保险税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三、社会保险费改税需要解决的问题

社会保险费与社会保险税都是随着社会保险制度不断发展的筹资手段。筹资方式的改变，并不仅仅限于筹资方式本身，它受着社会保险制度及其他相关因素的制约。反过来也影响到社会保险制度及与之相关的社会、经济环境。社会保险费和社会保险税虽然都是社会保险资金的筹集方式，但“费”和“税”在理论上却有着不同的原理和机制。税收是国家依据行政权力，为满足实现其职能的需要，向纳税人收取的收入，具有强制性、无偿性和固定性三个特征。收费是指国家行政、司法机关及事业单位为行使特定的社会管理职能而向被管理者或受处罚者收取的一定数量的货币，具有灵活性、适度强制性和受益性的特征。“税”和“费”的主要区别是：税收的征收对象具有普遍性，而收费的征收对象是特定的受益者；税收由国家统筹使用，满足公共需要，而收费一般与特定的行为挂钩，基本上具有对等补偿性质；税收具有严格的强制性，而收费具有灵活性。我国的收费状况复杂而且混乱，因此“费”改“税”是我国财政体制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但不是所有的费都可以改为税收，社会保险费改税需要解决以下问题：

（一）社会保险制度模式决定着社会保险筹资模式。

普遍待遇型保障，与税收的无偿性、固定性、公益性和非对称性特点相适应，一般选择采取征税方式来筹集资金。现收现付模式的社会保险制度，既可以采取征费方式也可以采取征税方式筹集社会保险基金。因此，如果我国要改变社会保险筹资模式，就应当先研究社会保险制度模式的选择，确立普遍待遇型与现收现付型社会保险制度。

（二）采用个人强制储蓄方式来解决个人帐户问题。

社会保险费个人帐户的特定受益性是制约社会保险费改税的瓶颈。我国现行的社会保险制度为统帐结合方式，即社会统筹和个人帐户相结合。由于社会保险是政府主导行为，只能从大众角度出发，注重保障社会大多数成员的利益，因此其保障水平比较低，仅满足人们最基本的生活需求。可以通过征收社会保险税来筹集社会统筹资金，满足人们最基本的生活需求；以个人强制储蓄方式来代替个人帐户积累。个人使用身份证统一编码，每个人在银行有“强制统筹储蓄保险账号”，不论在哪里被雇佣，强制储蓄保险金被自动地划入这个账号之下。被授权的商业银行在国家监督和管理下，接受这个强制储蓄资金管理的业务，保障这个资金的安全。国家对个人强制储蓄不仅不征收任何税收，而且在通货膨胀的时候，还要给予保值处理。

（三）国民经济发展状态制约着社会保险筹资方式

如果经济发展滞缓，大批企业生存十分困难，费改税不仅不能收到好的效果，反而会损害社会保险制度筹资的强制性与政府的权威性。社会保险制度的基本目的在于解除职工的后顾之忧、维护社会稳定，如果因社会保险资金强制征收造成大批企业破产等，国家就需要考虑社会风险的承受程度；如果经济发展态势良好，用征税的方式能有效地实现资金筹集的目标。因此，选择经济发展速度快的时期推行社会保险费改税，能收到预期效果。

（四）社会保险制度安排影响着社会保险筹资方式。

社会保险税要求社会保险制度安排一体化，而社会保险费则可以根据不同的制度安排来征集社会保险资金，对社会保险费对统筹层次的要求也不如社会保险税。我国目前的客观情况距离实行一体化的社会保险制度还有一定差距，存在着各项社会保险参保人群不统一，社会保险制度是针对不同群体设计不同的制度等问题，需要向一体化目标努力。此外，要将养老、失业、医疗、工伤、生育等保险统筹到省级乃至全国的层次，衔接不同地区的社会保险待遇。

（五）国家的财政调控能力制约着社会保险筹资方式。

如果国家财政实力雄厚，财政调控能力强，通过征税方式将社会保险资金统一纳入国家财政范畴则具有可控性；反之，如果国家财政实力薄弱，财政调控能力弱，一旦将社会保险资金作为税收并纳入财政范畴，则完全可能给国家财政带来巨大的压力与冲击。因此，应选择国家财力积累雄厚，财政调控能力强的时期，适时推进社会保险费改税。

此外，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社会保障职责的划分、现有社会保险制度与其他社会保障制度的衔接，以及目前社会保险制度统筹层次低、不同阶层的利益分歧大等问题，均是社会保险费改税需要解决的。

四、开征社会保险税的必然性

（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

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是所有社会经营主体在平等条件下公平竞争,通过公平竞争促进经济和社会的发展。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则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可或缺的必要条件。为了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为了保证从业人员的利益、促进从业人员的合理流动，为了维持社会的稳定，它需要国家、生产经营主体、职工个人均承担一定的社会责任和义务。这种责任和义务应当是公平和对等的。但由于目前我国社会保险费征收方式的强制力不足，造成了不同经营主体在承担社会义务上的不同。依法参保缴费的企业和不按规定参保缴费、甚至完全游离于社会保险之外的企业相比，经营成本和利润会有很大差别，形成不公平竞争，与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不符。只有以社会保险费改税，才能确保所有经营主体在同等条件的下公平竞争，促进劳动力的合理流动。

（二）构建和谐社会的基本前提

构建和谐社会的基本前提就是要保证所有社会成员各尽所能，各得其所，安居乐业。社会保障制度的基本宗旨就是要保证职工群众的基本生活，并帮助所有参保人员化解因失业、疾病、伤残和丧失劳动能力而带来的各种风险，因而它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基本条件。目前我国社会约有7亿多从业人员，参保离退休人员4621万人万离退休人员，未来5—10年每年又将新增就业人口1000万人以上，今后十年的城镇失业率预计将达到10%以上，失业人口将在2000万左右。我国的社会保障工作正面临巨大的压力和挑战，稍有不慎，就有可能激化社会成员之间的矛盾，影响社会的稳定。目前，征收社会保险费的做法使相当一部分从业人员不能享有社会保障制度所带来的利益，这是构建和谐社会的潜在威胁。只有开征社会保险税，才能通过税收的刚性确保广大从业人员享受社会保障的权益，从而保证整个社会的和谐发展。

（三）增强社会保险基金筹集强制性

以社会保险税取代社会保险费，由税务部门组织征收，将使我国的社会保险基金征收更加具有法律保障。与社会保险费相比，社会保险税的刚性将会使社保基金的筹集力度得到进一步增强。从目前全国19个省市地税机关征收社会保险费的实践看，无论是征管力度还是征收效果都有较大提高因此，开征社会保险税，能够发挥税务部门的征管优势，有利于增强社会保险基金的筹集力度，确保收入的持续稳定增长。

（四）开征社会保险税的条件己具备

前文己述，社会保险税的开征需要一定的社会经济条件，需要选择适当时机推进社会保险费改税。从我国目前的情况看，这种经济条件是基本具备的。改革开放以后，特别是近十年来，我国经济平稳、高速发展，经济增长连续多年达到8%左右，据国家统计局的核算结果显示，按可比价格计算，2006国内生产总值209407亿元，比上年增长10.7%。2002-2006年国内生产总值增长速度均超过9%。2001年至2005全国财政收入由16384亿元增至31628亿元，年均增长超过20%。2006年，全国财政收入39343.62亿元比2005年增加7694.33亿元，增长24.3%。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综合国力的日益增强，将为社会保险税的开征提供财力支持。

五、社会保险税税制构想

纳税人。我国境内各类企事业单位职工、外资企业的中方人员、自由职业者包括个体工商户均为社会保险税的纳税义务人。考虑到我国城乡二元结构的特点，农村收入水平低，负担能力有限，近期内，暂不把农民列入纳税人行列。可选择部分收入较高的农村地区作为试点，待时机成熟，再因地制宜，逐步将其纳入社会保险税的征税范围。

征税对象与计税依据。我国社会保险税应以纳税义务人的工资工薪收入或实际收入以及自谋职业者纯收入为征税对象。包括企业支付给职工的工资总额，各类职工的实际现金收入与非现金收入，以及私营业主、城镇自由职业者和个体工商户的净收入。对纳税人除工薪收入以外的其他收入如：资本利得、股息利得、利启、收入均不计人课税基数；征税对象扣除必要的抵扣项目后的余额即为社会保险税的计税依据。鉴于社会保险税是权利与义务对等、专款专用的一种特定目的税，原则上不应予以减免税。

完善制度范文篇5

总书记在去年底召开的全国政法工作会议上强调，要坚持以人为本，坚持执法为民，坚持司法公正，把维护好人民权益作为政法工作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如何以促进社会和谐、实现社会公平和正义为目标，进一步改革和完善诉讼制度，为人民安居乐业提供更加有力的法治保障和法律服务，是当前法学研究必须关注的重点。经省委宣传部、省委政法委批复同意，省法学会、省法官协会、省检察官协会、省警察协会、省律师协会、省监狱学会决定联合举办“完善诉讼制度，保障公民权益”论坛，希望各市法学会、学科研究会积极组织会员撰写文章参会交流。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征文要求

（一）征文应围绕论坛主题，探讨如何完善诉讼程序法，达到切实维护诉讼参加人合法权益的目的，并通过诉讼实现公民权益保障和社会公平正义的目标。

（二）内容限于所附参考选题范围，题目自定。提交的论文必须是未经发表的，每篇5000字左右，一式3份，亦可发送电子版。

（三）报送省法学会的征文请勿再报其他学会、协会。

（四）来稿请注明“完善诉讼制度，保障公民权益论坛征文”字样。

二、征文截止时间

20****年8月31日（以当地邮戳日期为准）。

三、其它

（一）省法学会将择优推荐论文报送论坛组委会参评。

（二）本次论坛拟定于今年第四季度举办，届时将评选出优秀论文，对其作者给予物质和精神奖励，并通过新闻媒体进行宣传。

通讯地址：****市淮河路335号安徽省法学会；邮政编码：；电子邮件信箱：;联系电话：

附：参考选题

二〇〇八年七月七日

参考选题：

1、诉讼过程中和判决执行中的人权保障研究

2、人民陪审员、人民监督员制度研究

3、证据有关问题研究

4、简易程序的改革与完善

5、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及证人出庭制度研究

6、刑事诉讼中检警关系研究

7、刑事诉讼当事人权益保障机制研究

8、死刑案件一审、二审、复核程序衔接机制研究

9、服刑人员申诉相关法律问题研究

10、减刑、假释制度的完善

11、辩护律师的诉讼地位、职能和权利保障

12、民事诉讼审前程序的改革

13、股东代表诉讼制度研究

14、民事执行程序研究

15、民事检察监督研究

16、公益诉讼研究

17、行政诉讼被告资格问题研究

18、行政诉讼的协调处理机制研究

完善制度范文篇6

一、我国社会治安制度的发展沿革

同志在著名的“进京赶考”之前就曾经高瞻远瞩地同党内同志公开讲“我们决不当李自成，我们都希望考个好成绩！”这就充分地说明了党中央对于如何确保社会治安已经有了比较明确地规划，毕竟在当时极为复杂的社会环境压力下，确保社会环境稳定，为民众创造一个良好的学习、生活、工作环境是亟待需要共产党人正视和面对的问题。而从宏观层面上来看，当时的决策者对于如何稳定社会治安的确缺乏有效的经验。（一）新中国社会治安制度的“从无到有”。家，乃民众的立足之本，要想让社会稳定，必须要首先重视家庭问题的有效处理，自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央政府一直对社会治安工作高度重视，新中国成立之后所颁布的第一部民法———《婚姻法》的有效执行，就是从根本上将当时社会环境中最为突出的一种社会矛盾，以立法的形式加以有效约束。①随着《婚姻法》的贯彻与执行，不仅缓解了当时比较尖锐的社会矛盾，而且还彻底打破了延续了数千年的对妇女及儿童的压迫，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婚姻法》的出现，为我国社会治安体系的完善所奠定的基础是任何一部法律都难易比拟的。（二）新中国社会治安制度的稳定与发展。社会在不断地进步，社会环境也在不断地发生着变化，为了适应这种变化，以“派出机构”的方式将处理日常事物的警务部门下放到乡镇村为单位的行政区域中，的确为社会环境的改善起到了较大的助力作用。机构派出的方式其实在部分根据地就已经运行，据文献资料显示，1946年公安机关成立公所，1948年改称公安分驻所，1950年改称派出所。虽然在表面上看起来是名称的变化，但是配合上当时“公安军”的集体改制来看，“三位一体”的社会治安制度与体系其实已经逐步地完善了。（三）新中国治安制度的跌宕与变迁。十年动荡时期的“砸烂公检法”的确给社会治安制度造成了不小的冲击，当时的公安体系虽然仍然存在，但是因为受到僵化的意识形态思想影响，其实已经完全处于名存实亡的状态之中。在这种动荡的社会环境影响下，民众的安全感也明显随之而减弱。林毅夫在《关于制度变迁的经济学理论：诱致性变迁与强制性变迁》中将制度变迁分成两种：“诱致性变迁是指一群（个）人在响应由制度不均衡引致的获利机会时所进行的自发性变迁；强制性变迁指的是有政府法令引起的变迁”。而政府在为实现一定的效益而推动制度变革是，林毅夫先生说的诱致性与强制性特质都相兼具。而我国治安制度变迁一般是源于公安基层的实践，再通过上层部门强力推进来实现，这种强力本来是以提高改革效率、降低运行成本为目的的创新推动，也是辅助制度变迁效果实现的手段，归结到最后是诱致性的制度变迁。（四）改革开放之后的社会治安制度完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为社会治安制度的恢复与完善奠定了强有力的基础，相关的学者也从理论分析和实践操作的角度上在回眸改革开放以来社会治安制度的完善上提供了有利例证。张陶然在《治道变革：改革开放后我国社会治安制度变迁》（2015）中提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治安制度在模式、主体、法律和工作方式四个维度上都发生了历史性变革：治安治理模式由运动式治理向常态化治理转变；治安警务主体向社会化、专业化发展；治安法律体系趋向严密与完善，治安行政走向法治化；治安执法信息化、人性化水平不断提高。总的说来，我国改革开放后的治安制度变迁源于自身制度缺陷与制度环境变迁，是以追求治安效益最大化为导向的、渐进式的诱致性制度变迁。治安制度的变迁不仅要力求突破路径依赖的束缚，更要坚持法治思维，方能满足社会治安新常态的客观要求。”而随着“严打”工作的落幕，以构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体系为主的“打”、“防”、“控”、“管”为一体的社会治安管理方式也正在逐步地推行，武胜伟在《转型期中国社会治安治理问题研究》（2016）中强调“维护社会治安是国家的基本职能，是人民对自己生存环境的基本期盼，是衡量政府治理能力的基本尺度，是推进改革发展的基本前提。当前，由于在转型期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多重因素的发展变化，由此带来的关系调整和利益矛盾，时常以影响社会治安稳定的形式表现出来。”（五）十八大以来社会治安工作的调整方向。时代在发展，社会也在进步，随着信息科技的不断延伸，民众的学习、生活与工作方式也正在逐步地从“线下”向“线上”环境延伸。如何有效加强互联网这个虚拟空间的治安管理工作，俨然成为十八大以来社会治安必须要高度关注和重视的课题。客观地讲，互联网环境的确是一个虚拟的环境，但是绝非是“法外之地”，任何人在互联网环境中从事信息交流与互动，都必须严格遵守社会道德的底线，这是公共法律体系的一个最基本要求。极少数人片面认为的互联网环境可以肆意妄为的心态是绝对错误的，也是我国现行的法律体系和司法环境所绝对不允许的。对于互联网环境这样一个新生事物来说，随着其不断的发展，从立法的角度上逐步完善其管理架构，这样也是我国法律体系与环境不断发展和健全的一个明显标志。当不法之徒试图以道德的底线来触及法律边缘的时候，势必会受到应有的惩罚，其所谓标榜的“互联网环境中绝对自由”无论是从国情还是从民意上都根本不成立。刘显峰在《“互联网+”时代背景下治安宣传工作的困境与对策》（2018）中提出：当前，面对社会信息化、信息网络化、网络移动化为特征日益凸显的“互联网+”时代，面对网络空间事实真相和谣言混杂的信息洪流，公安机关必须坚定不移地开拓网络舆论战线，这是开展治安宣传工作的重大工程。首先，制定吸引人才、培养人才、留住人才的制度。其次，做好“新思路”和“利其器”的有效衔接工作。另外，警民融合的双向互动才能最终实现双方合作共赢的局面。公安机关应该有传播自信，迎接互联网舆论场上“风向标”赋予公安机关的挑战与机遇。透过这些专家、学者的系统化研究，通过分析我国社会治安制度的发展与传承历程可以比较清楚地认识到，社会治安制度的完善绝非一己之力可以实现的，社会治安制度的确立也绝非一蹴而就的易事。强有力的执行力保障和严谨的制度体系才是能够充分地体现出社会治安成果的最佳保障。

二、我国社会治安制度“立体化防控体系”建设过程中遇到的问题

由于信息、资讯的快速传播，让社会治安工作中新问题频现，给社会治安制度的完善，特别是“三位一体”治安联防联控体系的实现制造了不少障碍，笔者梳理其中一些问题发现，有些问题虽然看似很小，但是如果不妥善解决，极易将社会矛盾激化，给社会治安带来不稳定因素。其一，民众对社会治安立体化防控体系的基础认识不清楚。我国社会治安建设中强调的“立体化防控体系”，其根本是在于立足多层次、着眼多方位进行社会治安的综合治理，这需要一种“全民参与”的社会基础在其中。作为一名公民，作为社会的一份子，人人都有参与到其中的责任与义务。近期民众在反思最牵动人心的“重庆公交坠桥案”之余，一个最为突出的争论焦点就是，当公民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的时候，民众维护自身权益和他人利益的主动参与能力明显偏弱，是导致此次悲剧发生的一个重要偶发性诱因之一。①社会治安制度的建设过程中，特别是立体化治安防控体系的完善过程中，必须要有全面参与的意识，社会治安环境才能够得到最大程度的优化。被民众津津乐道的“朝阳群众”在这方面的确为立体化防控体系的建设和完善提供了很多成型的经验，但是从宏观的层面上来看，这仅仅是一种个案，目前现阶段并不具备可复制或者推广的操作性。民众在潜意识中认为社会治安工作，特别是群防群治工作是司法机关的政府职能，与个人无关的理念的确在一定范围内属于对社会治安工作的错误且片面性认识，在这种思想的驱使与影响下，导致了社会治安工作的立体化防控体系建设工作面临着巨大的执行压力。其二，基层专职警务力量存在明显不足。按照警务工作的相关规定要求，在不同的区域，对于110警情的处理按照时间限制进行了明确的规定，这样的确为社会治安的综合治理在硬件约束上提供了制衡。但是也应当清楚的认识到，在偏远地区，特别是经济欠发达地区，由于地方财政能力的欠缺，导致了专职警务力量明显没有达到标准配置，这样在处理警务上势必会造成明显的缺失。按照公安部、人社部等部门的相关统计数字显示，我国每10万人中仅有80名警务人员，而在我国香港地区，据香港警务处处长2017年公开公布的信息显示，香港警队拥有33，241名纪律人员及4566名文职人员的队伍，合共近38，000名人员。水警总区有142艘轮艇，共2，424名人员，为世界上最大规模的警察水师。香港警务处的编制及形成之警民比例均为世界上规模最庞大的首几位，据联合国和犯罪问题办公室统计，每10万名香港人口中有约450名警务人员，警民比例在全球主要国家及地区中排名第5，为亚洲第一。于1960年开始，被国际上评定为亚洲最佳警队，为香港治安及社会稳定奠定基础。如此明显的差距，无疑也给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可持续发展带来了巨大的压力。其实即便是在一些发达城市或者是社会治安力量配备较为充足的地区，因为城市发展速度过快而导致的警务工作多样化发展也给社会治安的综合治理带来了一定的难度，基层警务工作者的高强度工作导致了在某些普通市民眼中认为处理警情的能力不足情况出现，其实这与警力配置关联性并不大，主要是定量的警务工作人员与机动的警务工作人员在工作衔接上出现明显失衡所致。其三，预防与处理机制的不完善导致了社会治安工作任重而道远。长期以来，民众对于公安机关的基本存在价值仍然停留在处理和打击违法犯罪行为的层面上，对于其预防犯罪的职能了解并不多。而我们的专职警务人员也由于编制或者配置的缺失，造成了在预防犯罪的相关工作上出现了明显的不足。因此就导致了在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中，往往是对于“过去时”或者是“正在进行时”处理比较明显，而对于“未来发展时”了解、接触以及处理较少。这样做的一个最明显优势在于，现阶段的社会治安状况与效果是比较理想的，但是其最大的弊病在于由于其处理机制和预防机制的关联性并不大，容易导致“小错发大案”现象的出现。数年前令国人震惊的“马加爵案”和“石家庄9•3系列特大爆炸案”的发生就是基于这样一个情况下发生。虽然历经数年的治理，以公安机关为主的各司法机关在预防犯罪的方面做出了巨大的努力，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是毕竟社会综合治理工作绝非一蹴而就之事，防控体系的完善也并非一日之功，需要在人财物上有巨大的投入才能够取得成效，因此从整体上来看仍然有很多繁琐的工作需要进一步完善。

三、我国现阶段社会治安制度缺失的成因

梳理我国现阶段社会治安制度在执行过程中，特别是“立体化防控体系建设”过程中出现或者存在的问题可以发现，从表象上来看，社会治安制度的缺失是执行力出现了偏差，从而导致了执行结果不尽如人意，但是究其本质就会明显地发现，社会治安制度的缺失，是广大民众对于社会治安以及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认识并没有上升到意识形态的层面上去引起重视所致。要想直面地分析这个问题，必须将我国社会治安制度分别从几个不同的时间节点与阶段来区别剖析。第一个阶段，是建国至改革开放前的这一时期，是以政府完全主导社会治理的时期，政府之所以能做到这一点，是因为在清除旧势力旧社会形态的过程中，用“国家化或者公有化”这一手段将社会绝大多数元素纳入国家政权体系的直接管理之中。正是因为国家强有力地控制了社会的所有要素，使得当时的中国社会处于一种结构相对简单的形态，人们有着很强的“单位”意识，所谓的“单位”特指国家化的组织机构，在这个组织的有效管控之下，所有民众与社会之间的关系都是“从点到面”的，摒弃了之前“以点对点”的定向模式，让基层组织在社会治安工作中发挥有效的补充作用，这样就从宏观到微观上将基层各“单位”与政府共同形成合力进行社会治理，而这一合力的形成是由党的领导凝聚起来的。第二个阶段，是改革开放之后到二十世纪初的这一时期。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公共资源，尤其是社会公共资源呈现出多元化、分散式的分布方式，这也就让一部分人对于社会资源的分配方式产生了“轻视”的观念。以所谓的“社会阶层”为基础，仍然强调所谓的保护自己切身利益为基本原则，其实是罔顾社会公共资源的对等有效分配原则，侵害的是大多数普通民众的“公权力”，在这种极端思想的影响下，社会治安环境的确在一定程度上呈现出不稳定的倾向，“仇富心态”的扭曲，给社会治安大环境的完善以及社会治安制度与体系的健全也造成了不小的影响。如果政府部门，特别是强制机关仍然抱着放纵的态度，那势必会直接激化社会矛盾，给社会治安环境埋下隐患。因此，以确保大多数人切身利益为有效出发点的针对社会治安制度进行调整就成为亟待解决的社会学课题之一。透过一系列强有力行政管控措施的执行，不仅完全净化了社会环境，也为创造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和谐社会环境奠定了扎实的基础。第三个阶段，是党的十八大以来这个时期。在系列重要讲话中，提出了创新社会治理的新思想新理念。这些新思想和新理念，对于我们推进社会治理创新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指导意义，必须认真学习、深刻领会、全面贯彻落实，以最广大人民利益为根本坐标，创新社会治理体制，改进社会治理方式，构建全民共建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维护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指出：“治理和管理一字之差，体现的是系统治理、依法治理、源头治理、综合施策。”从系列重要讲话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提出了许多重要的创新社会治理的新理念。①对于社会治安的一系列讲话中，着重强调了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综合”效应，当前我国处于改革开放的攻坚及转型阶段，随着“一带一路”政策的稳步推行，开放大国门势必会迎来越来越多的越来越多外国友人，这样在一定程度上又增加了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的压力。但是如果能够比较客观的认识到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中“群防群治”的必要性，就能够最大程度地提升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基本效果。面对新问题，需要有新举措，针对新情况，需要有新方案，这样才能够认真贯彻和执行党中央、国务院基于宏观决策的角度上对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所提出的基本要求。针对党中央最新提出的在全国范围内构建具有智能化特色“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新格局的战略部署精神，面向新时代下社会治理新形势，结合先进地区政府、客户、社会治理与服务创新理念和实际需求，在上一代网络化管理信息系统基础上，运用大数据、物联网、移动互联网等前沿技术升级的全新解决方案。推动未来社会治理能够更加精准分析、精准服务、精准治理、精准监督、精准反馈，能更好地服务不同社会群体，更有效地管理社会公共事务，在社会治理方式上实现革命性变革。②

四、全面提升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与社会治安制度完善的优化措施

社会治安制度的完善需要在群里群策中完成，社会治安的综合治理更需要有民众的积极参与才能完成，基于此，全面提升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能力，有效强化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措施，更需要从根本上解决一些实际问题的同时，逐步优化其具体执行措施。一是，在社会治安“群防群治”工作中充分发挥群众的中坚力量。目前，社会治安形势日趋严峻，各类犯罪问题日益复杂多样，传统的警务模式难以适应社会发展对公安机关的要求，需要建立扁平化、信息化、可视化、情指一体化的实战勤务机制，配合先进的警务实战平台，牵动打防管控一体化运行，整体提升公安机关的实战能力，因此充分发挥公安指挥中心、情报中心在现代警务机制中的作用尤为重要。但在城市治安管理中，由于城市地方扩大、人口增加等原因，公安警力的增加远远不能满足实际需求的速度，因而需要利用城市安防监控系统，将科技手段转化为直接战斗力。由此，需将城市重点区域监控、交通干道监控、卡口监控、娱乐场所监控、监狱监控、审问室与法院远程监控等系统与城市中各派出所及上级公安分局到市局进行多级联网。①从而至少保证事件发生时，公安机关相应部门能第一时间把握现场画面情况，并协助上级指挥现场，以提高管理者的管理效率。技术防范与人防能力提升的综合运用，势必会最大程度上提升社会治安的基本能力，以“朝阳群众”为例，根据朝阳区综治办有关负责同志介绍，据统计，目前朝阳区共有各类群防群治力量19万余人，其中实名注册的“朝阳群众”达13万余人，相当于平均每平方公里的地面上有277人！二是，加快与完善司法机关的机构改革相关工作。就像军队一样，在我国，党对政法工作也是绝对领导。②党管理政法工作的形式包括党委的直接管理，各个政法机构设立党委或者党组，干部都由党管理，等等。其中，政法委是党管政法的一种形式，也是党委领导政法工作的专门组织形式。四中全会决定明确了这一机构的作用和地位。③简而言之就是通过司法改革：消除司法神秘感，增加群众获得感，让法治中国惠及到每一个平凡的中国人！我们可以看看司法改革带来哪些新变化？通过司法改革，实施员额制让法官和检察官能“独立办案”，让能够独立承担责任，独立办理案件的法官和检察官队伍更加充实了。通过司法改革，办案受到领导干预少了。④客观承认，在司法改革前领导对某些具体案件打招呼的现象是多多少少存在的，但是司法改革后，有了领导干部干预案件登记制，确实改善了很多，案件的公平公正也得到了最大保障。通过司法改革，待遇得到了一定改善。不少法检人都自称司法民工，待遇差、职级低是常态，而改革后，让法官和检察官更有尊严感和获得感是改革的目的，目前来说，正在一步步的提高。通过司法改革，缓解了案多人少的矛盾。让基层和一线的办案力量充足起来，让领导不再只做指示，而要独立办案，这一点确实有所改善。通过司法改革，消除司法神秘感。以检察机关为例子，最高检在9个网络平台开通了“两微一端”，全国检察机关共开通微博3000多个、微信1800多个。全国检察新媒体共拥有粉丝6000多万，信息300多万条，通过这组数据就可以发现，在司法公开上，法院和检察院确实改变了很多。⑤三是，从完善立法的角度入手，全面提升社会治安制度规范操作的依法治国法理依据。法治社会首先有一套法律体系，其中宪法是根本大法。宪法的目的是限制政府，防止政府侵犯人民权利。法治社会最大的好是防止政府侵犯人民权利。法治社会的好处是整体的好处，因为人人都一样，不容易被发现，只有在和非法治时代比的时候才能看出来。个别人在法治社会可能是吃亏的，比如：访美学者章莹颖。善于用人民听得懂的语言诠释深奥道理和党的政策思想，以及似是而非的“舶来品”名称，构建中国社会主义改革事业的学术话语体系，是社会科学研究者义不容辞的责任，也是责无旁贷的使命。为此，必须正确理解、把握和深刻领会“中国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人”的讲话精神，以及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谈治国理政》书中的领导艺术与智慧———“两个不能丢、两个不能否与两个历史时期的划分，以及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与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的改革治国论断、理念和思想。法理中对于法律解释本来就有针对扩充解释的限制，否则别说根据法理了，真根据宪法搞出刑法总则搞出分论搞出解释搞出治安管理条例搞出各种办法搞出各种细则就完了……这样法律就会变成告诉人民应该做什么的功能，而不是它本应该的样子：告诉人民不应做什么。法律是限制政府的，而不是人民。所以说，在社会治安制度以及社会治安体系的完善过程中，政府必须发挥绝对性的主导地位，无论是暴力恐怖行为等一系列恶性影响社会治安的案件，还是邻里纠纷等较为轻微的社会矛盾，都必须要有一个完善的机制、体系来予以解决，这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组成的一个必要先决前提。①

五、社会治安制度完善的反思

完善制度范文篇7

关键词:失业;社会保险;失业保险

一、失业保险制度的概述

（一）失业保险制度的概念。失业保险制度是以宪法为核心，以其他相关法律为辅助，对失业保险关系进行调整而形成的制度体系。（二）失业保险制度的基本内容。作为一个完整、健全的失业保险制度应大致包括以下内容：第一，失业保险制度的覆盖范围。失业保险覆盖面的大小和范围，是需要在制度内明确规定出来的。根据不同的行业区分，可能会把从事农业的人员排除在范围之内，而根据工作时间来看，可能会把临时工和季度工人排除，而我国是以居民的户籍制度为基础划分的。我国的失业保险制度只包括了城镇企事业单位的工作人员，对于公务员和非城镇户口的劳动者，失业保险制度对其并不进行保护。第二，失业保险金的筹集。失业保险金的筹集一般有五种方式：一是雇主和雇员共同承担；二是雇主和国家共同承担；三是雇员和国家共同承担；四是由雇主、雇员、国家按比例承担；五是雇主独自承担。大多数国家采用的模式是通过建立基金由雇主、雇员和国家各按比例承担。第三，失业保险金的领取资格。一般来说，符合下列条件，失业人才具有领取失业保险的资格：在法定劳动年龄内，具有劳动能力，不是本人自动离职，在工作期间缴纳了一定期限的失业保险费，必须进行了失业登记。在各国规定中，大多都包括了以上几个方面。

二、我国失业保险法律制度的现状及分析

我国现行的失业保险制度具有以下不足之处:第一，失业保险制度中基础概念规定模糊。我国《失业保险条例》对失业、非自愿性失业、再就业等相关概念的界定都处于非常模糊状态，尤其突出在对失业的定义上，对失业如何进行有效完整的定义是一个需要仔细考虑的问题。另一问题就是，在现行的失业保险法律法规中仍然使用“职工”这一词语，职工，旧时指工人，现在常指我国企事业、机关中以工资收入为主要生活来源的劳动者或工作人员，而这种定义已经不符合我国现在的国情。从上述可看出我国无论是在立法层次还是在法规政策上都存在概念规定模糊的问题。第二，立法层次偏低。我国的《失业保险条例》没有上升到法律层面，缺乏权威性和强制性。由于《失业保险条例》不够具有威慑力，导致我国在缴纳失业保险基金上存在着许多困难，众多企业、事业单位没有把这个问题重视起来。要想保证失业保险具有强制性，必须要有较高效力和层次的法律保证实施，才能保障失业人员的权益和失业保险工作的顺利进行。参照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作法，一般是制定《失业保险法》来确保相关工作的顺利展开。第三，失业保险覆盖范围狭窄。当前我国面临的一个重要社会与经济问题就是城乡统筹，在城乡一体化的背景之下，城镇和乡村都应该平等享受各个方面的政策，让城镇居民和农民享有相同的权利。我国在《失业保险条例》第二条中规定了失业保险的范围只适用于城镇企事业单位职工，包括这些单位的农民合同制职工。《条例》将乡镇企业职工、临时工、个体经营者等众多其他劳动者排除在保险范围之外，这显然没有考虑到社会整体利益，其范围不应只涉及企事业单位的工作人员和合同制农民工人，还应包括更多的劳动者，例如公务员等，才能体现出其存在的价值意义，更好地实现社会公平。第四，失业保险金的给付问题。根据《失业保险条例》《社会保险法》的相关规定，由失业保险费、失业保险基金利息、财政补贴和依法应纳入的其他基金构成失业保险基金，同时也对其给付主体和支出做出了补充规定。在《失业保险条例》第十八条中规定了失业保险金标准的确定方式。众所周知，失业保险制度的建立是为了确保在劳动者失业后仍能保障其一定的生活的水平，维持基本的生活，给予其再就业的时间。可是从《条例》第18条所表述的来看，当前我国的失业保险金标准介于各地方最低工资标准和城市居民最低生活标准二者之间，但全国各个地方的的最低工资都普遍较低，而给付的失业保险金更是要低于最低工资标准，这样有可能对劳动者的最基本的生活水平都难以保障。

三、我国失业保险法律制度的完善

（一）完善相关概念的界定。长期以来，我国在失业保险立法上对一些基本概念一直没有明确的定义。因此，首先，要对我国的失业保险法律制度中，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是对“失业”这一概念做出科学地、准确地、完整地的定义其次，应该改变使用“职工”这一词语的现象，改为“员工”更合适。员工与职工有着本质上的区别，员工多指企业中的行政和业务人员，主要存在于公司制的企业中，员工也体现“雇员”这一劳动者与企业的雇佣合同关系，总的说来，员工包含于职工中，因此将企业“职工”称为“员工”其实更为恰当。（二）提高《失业保险条例》的立法层次。目前全世界大多数国家的失业保险制度都是用法律的形式将其确定，确立了相关的权利、义务以及责任。而现阶段在我们国家，却没有一部《失业保险法》。面对我国是否需要出台一部完善的《失业保险法》这一问题，许多学者对此的看法各有千秋，许多人认为就现在而言社会运行以及相关的上层建筑不足以支撑这部法律的出台，应该等到一切走上轨道后再着手此事。可是失业保险制度在运行过程有许多的不足，没有全面的保障到所有的工作人员应有的权利。还有对失业保险的管理也是一个问题，管理秩序较为混乱，没有严格的管理规定并且管理人员也不尽其职。所以将《失业保险条例》的法律高度提升，给予失业保险制度一部独立的法律是非常必要的也是必然的。法律本身具有它的局限性，它与社会现实生活存在着矛盾，其过于静态，落后于社会的发展，所以应该使法律与社会尽量同行。（三）完善失业保险基金的征管制度。从世界范围来看，失业保险金的征收有征税和收费两种方式。而我国是采用的则是筹集失业保险基金的方法。目前世界各国大多选择的是通过征税的方式来获取失业保险基金，税收方式的好处就是其具有强大的强制力，通过法律保证其实施，我国可以从这一方面为借鉴出发点，设计以税收方式征收失业保险基金，通过税收的强制性特征保障基金的缴纳，或者设计具有针对性的新的税种，将各项需缴纳的保险基金改为税，一方面既具有税本身的约束力，另一方面也具有法律的保障，相较之下必然会比现在的筹集制度具有更高的效力。（四）扩大失业保险法律制度的覆盖范围。根据《失业保险条例》第二条以及第三十二条的规定我们可以看出，我国的失业保险覆盖的主要层面是城镇劳动者，并不包括乡镇和农民劳动者。也就是说，我国的乡镇企业是不受失业保险制度的保护的，乡镇企业的工作人员不仅仅限制在农村劳动者，还有大量的非农村劳动者，这一部分人已经脱离传统的农耕土地生活，他们与城镇劳动者一样通过劳动就业获取生活酬劳，属于就业人员的一份子，面临着相同的失业风险，如果不能给予乡镇企业就业人员予以失业保障，他们失业后将面临着更大的困境。其次，随着《公务员法》的实施以及公务员工作制度的不断完善，公务员与劳动者之间的角色转换会发生一定的变化，如果单独为其制定专门的失业保障制度会导致法律资源的浪费，而且也会造成制度上协调不足的问题，所以应当把公务员也列入保障范围中。（五）完善失业保险金给付制度。普遍来说，失业保险金的给付应从两个方面去考虑，一是给付期限，二是失业保险金的高低。首先，我国把失业保险金的给付期分为了十二个月、十八个月和二十四个月三种期限，也就是说失业者的失业时间长短与失业待遇有着密切的联系，但纵观其他国家的经验，大多数国家都把给付时间控制在12个月内，通过设计期限迫使失业者快速转变失业状态，以减少对政府的国度依赖同时也减轻国家的财政压力和社会压力。所以我国在一定基础上也可适当调整给付期限，一方面防止失业者失去劳动机会，另一方面也有助于推动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其次，失业保险金的给付金额也应适当提高。在法律规定的失业保险金发放的方式之外，可以将职工的教育程度，缴费的时长，缴费的高低以及家庭情况都纳入发放失业保险金额的考虑范围内，根据不同的标准设立不同层级的金额数，这样既能保障生活水平较低的失业者也能保障到生活水平较高的失业者，更符合社会公共利益。（六）增强失业保险促进再就业功能。失业保险制度不仅要解决失业人员的生活问题，同时也要解决失业人员的再就业问题，失业保险制度要将其重心要向促进再就业做出适当的转移。首先，应该要通过立法来加以改变，要加大失业保险基金在促进再就业方面的支出，从我国目前的情况来看整体偏向于保障基本生活，对促进再就业的重视程度比较低。其次，应该完善就业培训制度。失业者在相关部门进行了失业登记后，根据不同行业、不同失业者自身的情况与条件制定相应的培训项目，并建立培训效果评估机制。而且也可以把用人单位纳入培训体系中，例如某些企业需要专业型人才的，可以根据企业的要求进行培训，避免劳动者与企业需求脱节。最后，应建立激励约束机制。鼓励并引导失业者转变就业观念，多去尝试不同领域的就业与创业。

参考文献：

[1]王显勇．回归与变革:我国失业保险法律制度的完善之路．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5):138-149．

[2]魏春晖．现阶段关于我国失业保险制度功能转型研究．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36(2):30-35．

[3]马永堂．国外失业保险制度改革及对我国完善失业保险制度的启示．中国劳动．2015(7):36-39．

[4]曾玉竹．我国失业保险基金大量结余问题探析．中国集体经济．2018(11):79-81．

[5]宋磊．我国失业保险制度的沿革和发展方向．经济师．2016(5):55-56．

完善制度范文篇8

所谓税法解释是指一定主体对税收法律文本的意思所进行的理解和说明。[2]从定义可看出，税法解释属于法律解释的范畴，同时其解释对象是税法法律规范，故一国的税法解释制度的现状主要受该国税法法律规范体系和法律解释制度的影响。

（一）我国税法解释制度的现状

目前，由于立法机关向行政机关过度地让度税法的立法权，以及立法机关、司法机关怠于行使税法解释权，我国税法解释制度呈现了行政解释垄断以及立法解释与司法解释完全滞空的现状。究其原因，一方面，立法机关由于考虑到自身工作的繁重，以及对税法专业知识、信息的欠缺，除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的四部税收法律，即《税收征收管理法》、《个人所得税法》、《外商投资企业与外国企业所得税法》和《农业税条例》外，其他大量的税种如关税、营业税、企业所得税等一般授权行政机关作出规定。根据“谁立法谁有权解释”的立法原则，行政机关理所当然地对其制定的大量的条例、规章拥有解释权。另一方面，由于立法解释在实际中处于一种虚置状态，没有积极、及时发挥其在法律解释中的主导性地位，致使行政机关在实践中对税收解释有迫切需要时，即具有充分理由进行各式各样的行政解释，甚至介入到立法解释中。实际中，立法机关往往在自己制定的法律中，索性就授权行政机关通过制定“实施条例”、“实施办法”、“实施细则”或“补充规定”等对其进行解释。这使得行政机关取得了“准立法机关”这样一种与立法机关相当的税法解释权。另外，司法机关的司法解释权处于名存实亡的状态。这是因为与税收有关的诉讼一般均为行政诉讼，而根据《行政诉讼法》第12条的规定，行政法规、规章或者行政机关制定、的具有普遍约束力的决定、命令不属于人民法院受理的诉讼事项。这实际上就将司法机关的税法解释权剥夺了。加之，税法的专业性强，大多数法官对财税知识掌握非常有限，不具备解释税法的知识体系和能力，故司法机关无法将税法解释权作为日常职责之一来执行。

在此情况下，行政解释无可厚非地担起了税法解释的“重担”。在实践中，这些以“通知”、“决定”、“命令”或“批复”命名的行政解释的强制效力遍及纳税人，甚至代替其解释对象，成为指导税务执法的主要依据。

（二）现行税法解释制度所存在的问题

在行政解释在税法执法中担任如此重要角色的情况下，对行政解释的限制、监督却没有跟上，行政解释的过度“繁荣”致使整个税法解释制度出现以下几个不可避免的问题：

第一，各个行政部门、各级税法机关越权解释税法的情况普遍，致使税法解释体系相当混乱。目前我国对税法作出有权解释的行政机关包括国务院及其所属关税税则委员会、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海关总署，同时还包括地方人民政府主管部门。但实践中，一方面，有权解释的机关由于各自所要实现的执法目标不同，故其势必从最便于自身执法目标实现的角度出发来税法解释，以致出现一个法律文本或法律规范有几种有权解释的现象，破坏了国家税法法制的统一性。另一方面，一些非税务机关为了自身执法的需要，对与管理的行业相关的税法条文进行解释。该解释尽管可能从该行业的实际情况出发，更具有现实操作性，但从法理上来说，作为非有权解释机关作出的解释，其本身的程序非法性排除了其具有实质适用性的资格。另外，一些地方税务机关基于地方的实际情况，出于地方保护的需要，也“通知”、“批复”等，对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的税法和国务院制定的法规进行税法解释。

第二，行政解释随意性强，在一定程度上违背了立法本意，侵犯了纳税人的权利。行政解释的随意性主要表现在行政机关对税法进行任意地扩大或变更的解释。据不完全统计，截至于2001年的，在国家税务总局或国家税务总局与财政部、海关总署联合的解释性文件中，对既定税法规范作出扩大或变更解释，而且目前仍在普遍实施的文件多达1000件左右，许多内容对原有规范进行了实质性的突破。[3]我国税法解释采取扩大或变更解释的方法是具有一定现实依据的。由于我国现行税法体系建立于1994年以前，当时立法之时受传统的“宜粗不宜细”的立法理念的影响，一些法律规章仅对相关问题作原则性规定，没有制定任何具体的标准。另外，随新形式的出现，相关立法已显出滞后性，有关标准、数据、指标、条件已不适合当前经济发展的要求。所以，扩大或变更解释不失为弥补立法漏洞、填补立法空白的方法之一。但过度的扩大或变更解释，超越了“解释”应有的限度，违背了“解释”的本意，违反了立法者的目的，实有造法之疑。另外，这些扩大或变更解释在很大程度上扩大了税务机关作为国家税收的管理者对“国库”来源的维护权，而忽略甚至剥夺了纳税人应有的权利，即当存在可作有利于纳税人利益的解释时，行政机关总试图向更有利于国家税收的方向进行解释。

第三，行政解释公布途径不完善，导致纳税人与征税机关存在严重的信息不对称性。尽管目前国家税务总局每个月都会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法规公告，但这仅限于税收法规。由于我国绝大部分的行政解释是以“通知”、“批复”等形式作出的，带有明显的行政机关体系的内部化色彩，故一般都是上级对下级的指导、指示和意见，对于处于税务行政机关这个共同体之外的纳税人来说，是完全隐秘和封闭的。[4]这使得纳税人未能及时了解国家最新税法动态，适时履行新的纳税义务，以致造成非故意性地违税、抗税，也增加了税务机关的执行成本。这些问题反映了税法解释制度三个核心问题所存在的缺陷，首先就税法解释权而言，立法机关、行政机关、司法机关解释权的划分不明确，立法解释权、行政解释权与司法解释权三者的位次混乱。其次对税法解释原则、方法来说，行政解释采从宽解释，即可扩大或缩小解释不利于我国税法制度的建构。最后从税法解释的价值取向来看，采“有利国库推定”原则“使纳税人权利不受重视。

二、完善我国税法解释制度的必要性

从目前税法解释制度的现状不难发现，税法解释制度的三个核心问题的缺陷，使税法解释制度一定程度上违背税法的有关基本原则，阻碍税法关系新理念的实现，逐渐动摇、摧毁税法的基石。为了建构健全的社会主义税法大厦，完善税法解释制度则颇具意义，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第一，完善税法解释制度体现了税收法定主义的要求。我国税法改革正朝法制化方向努力发展，税收法定主义是这一改革所应遵循的最重要的原则。税收法定主义是指税法主体的权利义务必须由法律加以规定，税法的各类构成要素都必须且只能由法律予以明确规定，征纳主体的权利义务只以法律规定为依据，没有法律依据，任何主体不得征税或减免税收。[5]我们认为税收法定主义在税法解释制度中至少在两方面应得到充分的遵守：一是税法解释主体权限的法定性，即法律赋予解释权的主体才有资格解释税法，并且应在法律规定的各自的解释对象范围内行使权力；二是行政解释的内容不得涉及有关纳税主体、纳税客体、税基、税率、计税依据、纳税环节、税收的增加和减免等基本税收要素。但这两方面内容正是目前税法解释制度所缺少的，若得不到完善，税法建设就无法达到法定主义的要求。

第二，完善税法解释制度是税收公平主义的必然体现。税收公平原则指纳税人的地位必须平等，税收负担必须在依法负有纳税义务的主体之间进行公平分配，该原则是宪法规定的法律平等原则在税法领域的具体表现。简而言之就是纳税人条件相同的纳同样的税，条件不同的纳不同的税。但在实践中，各个行政部门、各地税法机关依据不同的方法来进行税法解释，如有的采取扩大解释，有的却采用缩小解释，这势必使适用于某一人群的规则因地区、行业的不同而不适用于处于相同情况的其他人。因此，为税法解释确定一个统一、科学的解释方法是税收公平主义在税法解释制度上的首要要求，这是因为“统一的相同标准可以避免主观的意气用事、偏袒或个人的偏好，并保护少数人的利益免于遭受多数人的侵害。如果前后不一致而采取双重标准或多重标准，则将违反体系，而导致不同的群体，在有关的相同情况下，遭受不公平的、偏袒的待遇。”[6]

第三，完善税法解释制度是保护纳税人权利的重要途径。在税法改革的过程中，我国传统的税法理念已从税收法律关系的权利义务不对等性向权利义务对等性发展。这将要求税法从过去单一的管理职能向管理税收法律关系、限制征税机关的权力、维护纳税人的权利等多重职能方向转变。但是，目前我国税法解释的行政解释垄断性决定了税法解释根本无法真正兼顾征税机关权力与纳税人的权利，担任起限权、维权的角色。故完善税法解释制度，打破行政解释的垄断，是保护纳税人权利的重要途径。对于保护纳税人权利这一先进、科学的税法理念，税法解释制度不应成为其发展的绊脚石，而应发挥其灵活性和能动性，成为积极地推动者。

三、我国税法解释制度的完善

我国税法解释制度缺陷的形成并非偶然，因此尽管其完善具有迫切性，但该制度的健全不可能一蹴而就，需要法律解释制度和税法法律规范体系双体系的改革同时启动，需要立法、司法、行政三机关的相互配合，从深层次来说，更需要全社会税法观念的转变。故我们在此仅从税法解释制度的三个核心问题入手，提出几点拙见。

（一）重构立法、司法、行政三机关的税法解释职能

为了打破行政解释的垄断状况，必须在实践中恢复立法、司法机关的解释职能，使其真正成为立法、司法机关的基本职责，同时将行政机关的解释职能严格限制在有限的范围内。

1、确立立法解释在税法解释制度中的主导性地位。这是由立法机关在立法、行政、司法三机关中的扮演的角色以及立法解释本身的立法性特点所决定的。首先，立法解释机关在我国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其作为代表公共民意授权的机构，本身并不会像行政解释主体一样有为了达到行政效率而滥用解释权力的倾向，也不会像司法解释主体一样有为了实现个案公平的需要。故立法机关作为税法的制定者，其作出的解释将最符合立法意愿，最能体现立法本意。其次，立法解释具有立法性这一区别于行政解释和司法解释的特点。从立法学的角度看，立法解释主体的解释权限与立法权限相对应，可以视为立法权限的延伸。立法解释是所解释的法的有机组成部分，与所解释的法具有同等的法的效力。[7]我国目前的税法在立法之时乃遵循“宜粗不宜细”的立法思想，故许多税法条文模糊不清。加强税法的立法解释，对于消除当前税法条文的不周全性，丰富法条所涵盖的内容具有重要的意义。基于此，立法机关在税法解释上的无话语状态理应被打破。立法解释在税法解释制度中的主导性地位体现在决定性和权威性两方面。这要求一方面，根据税收法定主义的要求，对于税法规范中有关税收基本要素等核心性内容的解释权应收归立法机关所有，以此实现立法机关行使决定性的税法解释权。另一方面，立法机关作为税法立法的“作者”，其进行的解释不仅应结合立法意图对税法的现实可行性进行预测和指导，同时为了维护立法的稳定性和法律文本的权威性，并消除立法的滞后性，立法机关应通过解释活动来维持税法的现实效力，需在解释中具备一定的前瞻性，即在不改变立法原意的前提下，赋予那些已不适应社会客观现实的法条以新的含义，为行政解释和司法解释作出一定的指引。

2、严格限制行政解释的范围。纵观世界各国的税法解释制度，一般很少由行政机关对税法进行解释，即使有解释，范围也很小。这是因为税收机关身兼“国库主义”和“纳税指标”的重担，在进行税法解释时倾向于提高行政执法的效率和维护自身的利益，容易导致寻租和创租行为。故各国均将行政解释视为三个税法解释环节中最不值得信任的一环，将其严格限制在很小的范围内。我国税法解释制度目前存在的绝大部分问题的根源也主要在于行政解释的范围过大，因此严格限制行政解释的范围税法解释制度的完善颇具意义。行政解释是指有权的行政机关针对行政管理和行政执法中具体应用法律问题而进行的解释。[8]根据该定义并结合我国现状，我们认为限制行政解释的范围应包含两方面的内容：一方面是限制行政解释的内容范围。行政机关的解释应严格限定在对税法操作性问题的解释，不容许其介入到立法机关享有的税收基本要素等核心性内容的解释权内。另一方面是限制行政解释的适用范围。从法理上来说，行政解释应属于行政机关内部的行政规则，其作用应仅限于指导税务机关在执法中的操作细节，不应当具有与行政法规、规章相当的效力。为了限制行政解释内容的范围，我们认为应设立专门的税法监督部门，来审查和监督行政解释有无违宪、违法。另外，由于限制了行政解释的适用范围，行政解释就具有了内部性，为了使纳税人及时了解最新解释，以克服信息不对称导致纳税人权利受损、义务增加的情况，还应设立行政解释公开公示制度。行政解释只有经过前述两个程序，才可生效。尽管审查制度和公开公示制度可能会减慢行政解释出台的效率，但是“效率绝不能以牺牲法律的公平、公正为代价”这样一个亘古不变的法律理念说明了这两个制度存在的必要性。

3、加强司法解释的监督功能。司法解释在国外的税法解释制度中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其带有强烈的维权和救济色彩，对维护纳税人的个体权利具有重要的作用。一方面，其无需如立法解释一样站在国家的高度，强调解释的广泛适用性，而仅针对具体个案中当事人双方的实际情况，通过进行法律解释，达到实现个案的实质公平的目的。另一方面，其区别于行政解释，无需着眼于行政效率，而仅注重纳税人个体合法权利是否得到实现。故司法解释在国外常常扮演维护纳税人权利的重要角色。但司法解释这一重要作用在我国税法解释制度中并未得到发挥，致使对于纳税人认为不合理或侵犯了其合法权益的行政解释，除向税务行政机关以复议的方式提出外，纳税人再无其他救济途径可寻。这是因为我国司法机关只能审查行政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不能审查其抽象的行政行为，而行政解释属抽象的行政行为，故不属于司法审查的范畴。我们认为，司法机关的税法解释权亟须恢复，即司法机关应将税法解释融入到对具体个案的裁判过程中。也就是说行政机关对纳税人做出的行政解释不为纳税人所接受时，纳税人有权求助于司法程序，通过司法机关对行政解释的不正当性进行修正，以维护自身权利。故应确立司法解释的效力层级处于行政解释之上位的原则，使司法机关可按照自己的理解独立地对法律作出第二次解释，以对行政解释作出评估，使司法解释成为行政解释的另一道监管线。

（二）确立从严解释原则作为税法解释的基本原则

从严解释原则和从宽解释原则为目前各国税法解释的基本原则的两个取向。从目前实践中可看出，我国是采用从宽解释这一原则的。我们认为，从宽解释原则的适用造成了随意税法解释现象的大量存在，致使侵害纳税人的情况屡见不鲜。因此很有必要将从严解释原则确定为税法解释的基本原则。这是因为税收法律与纳税人的切身利益直接相关，按照税收法定原则的要求，没有法律依据不得征税，所以在对税法进行解释时，赋予文字的含义应是它本身体现出来的含义；如果逾越了这一限制，那就有可能创设新的纳税义务，这无疑将损害纳税人的利益。[9]

对税法解释适用从严解释原则，这从长远看来有助于增强纳税人的税法意识，提高税收效率，保护纳税人的权利。但是，在我国税收立法尚远未完善的情况下，要求绝对地从严解释税法，这无疑是一种苛责，更不利于税法体系的完善。因此，我们认为，当前对于不同的税法解释，从严解释的要求程度应该不同。对于行政解释，因其解释范围限制于税法操作性问题，故必须绝对地适用从严解释原则，也就是说即使税法确实存在漏洞或不完善，行政机关也不得对法律内容作实质性的补充解释。在进行解释时，应采取文义解释的方法，即要求解释机关严格地按照税法文本进行解释，不得进行任何目的性解释或其他意图的解释。就立法解释来说，由于我国现行税法法律的不完善，应该允许其针对税法的模糊性，进行必要的扩充解释或限缩解释。但是，应该强调，无论扩充解释还是限缩解释，都必须忠实于立法者的原意，不能任意地扩大或缩小，否则，就会落入目前行政机关的随意解释的窠臼。

完善制度范文篇9

一、我国会计制度改革的不足

(一)行业会计制度的具体行为规范不适应企业改革的要求

目前各企业所执行的具体会计规范是在《企业会计准则》指导下的行业会计制度,这套规范体系存在着诸多不合理之处:(1)不能适应企业经营多元化发展的要求。随着市场机制的日益完善和风险机制的日益形成,多元化经营将成为企业经营的必然趋势和战略选择。多元化经营必然使企业涉足于各不同行业、不同性质的经营业务,而执行现行会计规范要求企业对不同行业、不同性质的经营业务分别设置帐户,并采用不同的会计程序与方法进行会计处理,这不仅增加了多元化经营企业会计核算的工作量,影响核算效率和质量,而且难以保持口径一致,反映综合的财务会计信息。(2)不利于会计信息的行业比较和分析。执行行业会计制度,使得不同行业、不同企业会计处理所依据的原则、程序、方法各不相同,这就必然导致会计信息在行业、企业之间失去可比性,不便于投资主体对潜在投资对象的比较、分析和选择,最终不利于资金的合理流向和资源的优化配置。(3)不便于投资主体对企业实施有效的财务监督。企业各投资主体对企业实施财务监督的主要依据是财务会计信息,然而,一方面各投资主体出于增加投资收益、回避投资风险的考虑,会不断的改变投资对象,使资金经常性地从一个行业转向另一个行业,或同时分布于若干不同行业;另一方面不同行业又执行不同的财务会计制度,在这种情况下,投资主体要实施财务监督就必需熟悉不同行业的会计处理原则、程序和方法,这无疑加大了财务监督的难度,影响财务监督效率。

(二)现行会计制度在构成上缺乏完整性和系统性

完整性和系统性是现代会计制度应具备的基本特征。所谓“完整性”是指会计制度应包括和覆盖全部会计实务,使每一会计行为,每一会计事项都有相应的制度予以规范;所谓“系统性”是指现代会计制度应是在会计目标统一约束下,由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多分支、分层次的会计制度构成的有机体系。然而,我国现行的会计制度基本上是围绕企业常规会计事项由国家统一制定,在构成上缺乏完整性和系统性,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1)一些现代会计分支尚未纳入会计规范体系。近年来,随着会计领域的改革开放以及会计理论研究的深化,一些新的会计分支,如人力资源会计、质量成本会计、物价变动会计、金融工具会计等早已为人们所熟悉,然而,有关这些会计分支,我国目前尚无具体的制度或准则规范,使得现行会计规范在内容上残缺不全,尽管一些企业认识到需要通过会计系统确认和计量人力资源的耗费,需要核算与报告物价变动对企业财务状况和经营业绩的影响,需要核算和报告金融资产、金融负债及其对股东权益的影响等等,然而由于缺乏这方面的准则、制度,使得企业会计人员力不从心,或只能按各自的需要作出不规范的会计处理。(2)许多企业缺乏健全、完善的内部核算制度。完善的会计规范体系不仅包括国家统一制定的各个层次的会计规范,而且还包括企业根据其经营特点和管理要求制定的内部核算制度和办法,包括会计核算的基础管理制度和办法、成本核算制度与办法、内部财务成本的分析考核制度及办法等。然而,目前许多企业只执行统一层次的会计规范,而无完善的内部核算制度与办法,这一方面损害了会计制度的完整性和系统性,另一方面则往往导致企业成本不实、帐目不清、数据不真。

(三)会计制度改革的国际化进程缓慢

《企业会计准则》的颁布实施,标志着我国会计在国际化进程中迈出了关键的一步,但其进展不尽人意。现行会计规范在许多方面与国际会计准则尚未协调,甚至差异较大,例如有关固定资产折旧、存货计价等会计方法,国际会计准则规定在保持一致性的前提下,企业可以自行选择,而在我国的会计准则和制度中,有关这些方法的选择作了较严格的限制,因此,一些在国外被广泛使用的会计程序和方法,如加速折旧法、成本与市价孰低法等在我国尚未获得用武之地,或在应用的范围上受到严格限制。再如,国际会计准则对企业集团分部业绩报告的编制、通货膨胀条件下的财务报告等均制定了相应的会计准则,而我国尚缺乏这方面的准则规范。由于这些差异的存在,使得我国的会计信息缺乏国际可比性,不能充分发挥其“国际性商业语言”的功能,这正如我国的涉外企业需要按照我国会计准则与上市地或子公司所在地会计准则编制两套口径不同的会计报表,并分别由不同国别的注册会计师进行审计。这充分表明,由于会计规范的差异,一方面使我国涉外企业的会计工作量增大,会计信息成本上升,不利于这些企业的国际性竞争,另一方面有碍于我国市场经济的国际化发展和企业经营的国际化拓展。

(四)现行会计规范的协调性差

在我国,自《企业会计准则》出台后,分行业、分所有制颁布了一系列会计制度,对相关事项的核算与报告作了许多规定,如《公司法》第六章对公司制企业的财务会计作了一系列规定,《公开发行股票公司信息披露实施细则》第三章对上市公司财务报告的编制和披露作了若干规定。这些规定从基本面看,与会计制度的规定是一致的,但也存在诸多不协调的方面,以报表种类的设置为例,工商企业会计制度规定应编制的财务报表主要是资产负债表、损益表、财务状况变动表、利润分配表和主营业务收支明细表(商品销售利润明细表),而《公司法》规定企业除编制几个基本财务报表外,还应编制财务情况说明书,对主营业务收支明细表(商品销售利润明细表)则没有明确要求。新近出台的《股份有限公司会计制度》则规定企业须编制资产负债表、损益表、现金流量表、股东权益增减变动表、应交增值税明细表、利润分配表以及分部营业利润和资产表等。由于相关法律规定不一致,就可能导致企业会计人员在实务操作中无所适从,比如一个从事产品制造的股份有限公司,是应执行《工业企业会计制度》还是按《公司法》规定处理,是无从明确的,结果可能导致同一类型企业按照不同的规定进行处理,损害会计信息的可比性。

(五)会计制度的严肃性受到损害

会计制度作为指导各企业进行会计处理的规范,具有强制性和严肃性,也即各企业会计人员均应自觉地按照会计制度的规定进行核算和报告,但在现实中,一方面,由于监督措施不力,导致一些企业为了自身局部利益而在会计处理上“各尽所需”,主要表现在一些企业的会计人员置会计制度规定不顾,完全按厂长、经理的意图进行会计处理,导致核算不实、数据不真,或设置“两套帐”以应付财政、税务等机关的审查,更为甚者,一些审计部门和审计人员,在执行审计业务时,为了不得罪客户,不顾执业规范而按客户意图进行审计,提供虚假审计报告。另一方面,由于执法不严,纵容了违规违纪行为,比如一些企业虽然在审计或财务检查中查出了不少问题,但在处理上大多是“限期纠正”、“下不为例”,对负责人从轻处理或不予处理,这就纵容了会计上的违规违纪行为,致使一些企业违规行为屡查屡犯,屡禁不止。

二、深化我国会计制度改革的思路

会计制度改革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其总体目标在于建立与现代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健全的、完善的会计规范体系。根据这一目标,我们提出以下改革思路:

(一)按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构建企业会计制度

改革会计制度是建立和发展市场经济的客观要求,而市场经济的发展是一个从不完善到完善、从不规范到规范的动态过程,因此,从理论上说,会计制度应随市场经济的发展而不断地进行改革和完善,以适应市场经济发展各不同阶段企业经营的特点。但事实上,会计制度变革与市场经济发展具有不同的特征。首先,市场经济发展作为客观环境的变化,具有其内在的规律性,而会计制度变革是从属于市场经济的一种行政行为,缺乏内在必然性的因素;其次,市场经济发展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具有动态性和连续性,会计制度变革则是依据一定时期市场经济运行的相对稳定特征,对原制度进行修正和革新,其变化具有间歇性和相对稳定性。以上两个方面表明,会计制度的改革不仅要考虑当前的市场环境,而且要能体现市场经济发展的未来趋势及其规范化的要求(即具有前瞻性),以便能指导和规范不断出现的新业务、新事项的会计处理。

1建立能适应各个行业的统一的会计规范体系。适应这一要求,国家有关部门应改革以行业会计制度规范企业会计处理的状况,尽快制定和颁布能适用于各行各业的《具体会计准则》,以使企业能对不同行业、不同性质的经营业务按统一规定进行会计处理,简化企业的会计处理程序和处理方法,提高财务会计信息的综合程度和可比性。

2制定和完善各项资本经营业务的会计处理规范。随着企业集团化经营战略的逐步实施,每个企业都可能发生各种形式的资本经营事项,这就要求有关部门改革过去那种针对企业常规经营业务制定会计制度的状况,为各种形式下的资本经营事项制定出相应的会计处理规范,并纳入统一的准则体系。

(二)按“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原则完善会计制度

现代会计在构成上具有横向多元、纵向多层的特点。横向多元即如前所述,现代会计除传统意义上的企业会计、预算会计外,还包括人力资源会计、金融工具会计、租赁会计、通货膨胀会计、破产清算会计等若干分支;纵向多层则指现代会计是由宏观会计、社会责任会计、企业(单位)会计、内部责任会计等若干层次构成。以上各个分支、各个层次相互联系、相辅相成,共同构成完整的现代会计内容体系。与这一体系相适应,现代会计制度应按“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原则予以构建和设置,这里的“横向到边”就是会计制度的构成在广度上应具有全面性,既要包括对传统财务会计事项的规范,又要针对各现代会计分支,制定出相应的准则和制度,如通货膨胀会计准则、金融工具会计准则、租赁会计准则、人力资源会计准则等。“纵向到底”就是会计制度的构成在层次上应具有完整性,它包括两方面含义,其一,与会计构成的层次性相适应,现代会计制度既要包括宏观会计、社会责任会计等方面的准则或制度,又要包括企业(单位)的会计准则与制度;其二,与会计制度制定主体的层次性相适应,会计制度既要包括国家统一制定的会计准则、会计制度,又要包括各企业(单位)根据统一会计准则或制度,结合企业(单位)实际情况制定的内部核算制度。

尚须指出,无论是“横向到边”还是“纵向到底”均是一个相对的动态的过程,从辩证的观点看,这里的“边”和“底”均是无止境的,理由在于:其一,随着我国会计改革以及会计理论研究的日益深化,将会不断拓展新的会计领域,形成新的会计分支,进而需要有新的会计制度来规范这些会计领域的会计行为,这表明会计制度在“边”的扩展上具有无限性;其二,随着集团化经营的进一步发展,企业规模不断扩大,层次不断增多,进而使得企业内部核算制度与办法的层次不断增加,这表明会计制度在“底”的延伸上具有无限性。

(三)加快我国会计规范的国际化进程

会计规范作为一种上层建筑,必须要随客观经济环境的变化而不断地修正和完善。由于基本经济制度的差异,我国的宏观经济环境有别于西方国家,但就发展市场、规范市场体系这一点而言,各国的目标是一致的。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以及健全、完善的市场体系的日益形成,我国市场必然要融于世界市场体系,加入国际性的商业交易网络。适应这种市场体系国际化的要求,作为“国际性商业语言”的会计必然要走向世界,融于统一的国际会计体系之中。针对我国会计国际化的现状,加快会计国际化的进程是深化我国会计改革的一个重要方面。会计国际化所包含的内容很多,但其核心在于会计规范的国际化。从我国目前情况看,要加快会计规范国际化进程,主要应从以下两个方面努力:

1按照国际会计规范的构成构建我国会计准则的结构框架,包括:(1)加快具体会计准则的制定、颁布和实施,尽早实现从行业会计制度向具体会计准则的转变;(2)参照国际会计准则体系的构成,补充和完善我国会计准则的相关内容,如物价变动会计准则、施工合同会计准则、租赁会计准则、外币汇率变动影响会计准则、金融工具会计准则等等。

2参照国际会计准则有关会计处理程序与方法的规定,修正和完善我国会计规范中有关会计程序与方法的选择范围和原则,如将成本与市价孰低法、现值计量法等纳入会计准则,并允许企业在特定的约束条件下自行选择。

尚须说明,加快会计规范的国际化进程这一命题并非否认会计规范的国家特色,不容质疑,我国的基本经济制度与市场经济特征决定了我国会计规范应在加快国际化进程的同时,体现国家化特色,具体说,其一,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其基本经济制度决定了会计制度的制定应能体现会计主体利益与国家利益协调的要求,特别在目前我国财力尚十分薄弱的环境下,更要首先考虑所执行的会计制度对国家宏观利益的影响;其二,我国的市场经济是宏观调控下的市场经济,因此,会计制度的制定不仅要满足会计主体核算与报告财务状况及经营业绩的需要,而且要满足国家宏观调控的需要。

(四)强化会计制度执行的约束和监督机制

会计主体采取不同的会计处理原则、程序和方法,会得出不同的业绩信息,从而影响到会计主体与国家之间的利益分配。因此,会计主体出于增进自身局部利益的考虑,往往会偏离会计制度的规定,选择执行有利于自身的会计行为。这表明如何强化会计制度执行的约束和监督机制,确保会计制度应有的严肃性,是深化会计制度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

完善制度范文篇10

关键词：信息公开制度建议

信息公开也称为政府信息公开或政府资讯公开。从行政法学的角度上来说,它指将行政权力运行的依据、过程和结果向相对人和公众公开,使相对人和公众知悉。在现实中,信息公开有着丰富的内涵和广泛的外延,它是现代民主政治的应有之义,是我们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属性。信息公开不仅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需要,同时也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需要;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必然要求;是防治腐败,完善权力监督制约机制的根本保障。

一、我国目前政府信息公开的现状和存在的问题

近年来,在经济改革、惩治腐败、推行依法治国、推动国民经济信息化等大背景下,我国社会各界对政府信息公开的呼声越来越高,国务院、各地相继制定了一些政府信息公开的规定,引入了诸如公开招标、公开竞争、公开招考、公开数据、公开配额、公开办事制度与结果等信息公开制度。这些制度的推行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得以巩固和提高,公民真正拥有了知情权和参政权;政府机关的工作作风有了明显转变,工作效率提高;增加了权力运行的透明度,使腐败现象得到了一定程度的遏制,但目前我国的政府信息公共制度还面临着深层次的矛盾和困难,存在各方面的问题和阻力。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我国政府信息公开制度缺乏法律保障

目前我国国务院虽然已经颁布实施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全国的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开始在全国展开,但是只是一部国务院条例的颁布实施,只是政府信息公开的起点,还缺乏许多相关的法律制度的保障。一方面,宪法中尚未对公民的“知情权”有一个明确的规定为公民的基本权利。政府信息公开措施往往还被人们视为一种政府办事制度,被看作是政府的一种职权,没有成为宪法和法律保护的普遍措施。另一方面,相关配套法规的不完善或滞后。首先,1989年颁布的《保守国家秘密法》,已二十年了,与社会现实严重脱节,其内容上对于秘密的范围过于宽泛且模糊。其次,《档案法》严重滞后。在《档案法》中有关规定:政府信息实际上分为存档文件与非存档文件。存档文件有《档案法》调整,非存档文件尚无法律调整。这种规定,也与现在的政府信息公开制度相矛盾的。

2.目前我国各级行政机关公开公共信息的程度还很低。

据报载:“长期以来,政府部门掌握着社会信息资源当中的80%有价值的信息和3000个数据库。但由于部门利益太重,加上缺乏有效手段,这些流动不起来的信息难以通过共享增值。”这种情况的蔓延势必阻碍信息的自由流通,难以适应WTO对政府透明度的要求。最近几年,一些政府部门有意识地扩大提高信息公开的程度,如《环境保护法》、《传染病防治法》、《统计法》、《产品质量法》、《价格法》等法律对环境状况、重大疫情、统计资料、产品质量及政府定价等涉及公众或消费者普遍利益的事项的公开作了规定,《商标法》、《专利法》规定了公告制度,等等,这些措施的推出不仅改善了政府的形象,而且对于杜绝各种造假现象,维护市场正常秩序发挥了重要作用。但这些政府公开往往被视为一种政府的办事制度,被看作政府的一项职权,这样就无法保障公民的知情权的实现。因此在办事制度公开的基础上,必须改变观念,废止各种不适应市场经济和信息社会要求的陈旧规定,明确政府机关在信息公开化中的职责。

3.我国政府信息公开方式基本上是采取主动公开方式。

这种方式对于公众了解政府工作,维护自身利益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但这种单纯的政府信息公开往往变为政府信息,公开的内容和范围狭窄,形式简单、手段不足,缺乏一定的标准。公众很难通过申请获得所需的信息,这就有必要改进政府信息公开制度,赋予申请人一定的程序权利,以多种形式实现政府信息公开,从而保障公众有权得到和利用政府信息。

二、国外政府信息公开的有益启示

政府信息公开制度最早出现在北欧的瑞典。早在1776年,瑞典就制定了《出版自由法》,赋予了普通市民享有要求法院和行政机关公开有关公文的权利。不过,真正率先实现政府信息公开制度规范化的当属美国。到目前为止,世界上已经有澳大利亚、加拿大、法国、德国、英国、韩国、日本等四十多个国家和地区制定了专门的信息公开法。纵观各国的政府信息公开立法史,我们可以从中获得一些有益的启示:

第一,内部协调一致的立法体系。

由于信息公开的法制化涉及到政府文件、会议、电子记录等诸多信息载体的公开以及公民隐私权、国家秘密、商业秘密的保护等一系列问题,因而制定一部包罗万象的信息公开法是相当困难的,尤其是在一国信息公开改革刚刚启动之时,制定单一的信息公开法典几乎是不可能的。美国信息公开的立法经验已经充分证明了这一点。从美国的情况来看,美国的政务信息公开制度由一系列法律构成,美国的《信息自由法》是政府信息公开法律中最具代表性和示范意义的法律,这一法律对美国联邦政府各机构公开政府信息作出了规定。此外,美国于1972年制定的《咨询委员会法》规定联邦行政机关的咨询委员会的组织、文化和会议等必须公开。1976年出台的美国《阳光下的政府法》进一步规定合议制行政机关的会议必须公开,公众有权观察会议,取得会议情报。1974年美国又制定了《隐私权法》旨在保护公民隐私权不受政府机关侵害,控制行政机关处理个人记录的行为,保护个人检阅关于自己的档案的权利。美国这种分阶段、分步骤地进行信息公开立法、最终形成一个内部和谐的法律体系的务实做法,对中国来说无疑是值得借鉴的。

第二,从局部到整体的立法走向。

从表面上看,世界范围内已经实现信息公开法治化的国家都是以议会制定专门的信息公开法作为标志的。然而,韩国的经验却表明:先在地方制定相应的信息公开条例,待时机成熟之后再进行全国层面的统一立法不失为一条可行的立法道路。韩国议会正是在总结各地条例制定经验的基础之上,才制定出在全国范围内实施的信息公开法。中央层面的统一立法固然具有效力等级高、约束范围广等优点,但这需要很多先决条件,如果时机不成熟就匆忙地制定全国统一的信息公开法,将会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

第二,诉讼机制的有力保障。

综观发达国家信息公开法治化的进程,有效的诉讼机制往往都是信息公开改革中极为重要的环节。美国的经验为此提供了有力的证据。在美国,涉及信息公开的诉讼有两种:一是“情报自由法诉讼”,即公众有权针对政府信息不公开而向法院起诉,请求法院命令政府信息公开;二是“反情报自由法的诉讼”,美国的经验显示出较完善的信息公开诉讼权制对信息公开法治化具有巨大的推动作用。

三、完善我国政府信息公开制度的建议

1.在我国宪法和法律中明确规定公民享有知情权。只有明确规定了公民享

有知情权才会使得我国的政府信息公开制度有一个坚实的理论根据,才会使得我国的政府信息公开立法得以充分展开和实施。2.制定一部比较系统而完善的《政府信息公开法》。从我国国情出发,顺应世界潮流,直接制定一部比较系统而完善的《政府信息公开法》乃是完善我国政府信息公开制度的最直接最有效的选择。

在此,笔者对我国不久的将来可能出现的《政府信息公开法》的内容拟提出如下建议:(1)制定《政府信息公开法》的目的。制定政府信息公开法的目的乃是确保政府对其负有责任的社会公众提供获取政府信息资源的机会和途径,从而实现资源共享,最大限度的使用政府信息资源。

(2)政府信息公开的实施机关。

(3)政府信息公开的范围。在确定公开的范围时,应以公开为原则,不公开为例外,即除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等的以外,其余一般均应公开。政府信息公开的范围大小决定了信息公开的程度。因此,应当明确规定政府信息公开的范围,使公众确实的了解哪些信息资源是可以依法获得的。

(4)政府信息公开的方式。政府信息的公开应当通过一定的方式进行。公开的方式应以最大限度地方便公众获取政府信息为出发点。(5)公众了解和获取政府信息的方法和程序。程序的规定应尽量详尽,以方便公众及时获取信息为原则。任何公民均可依法向有关机构要求查阅、复印信息。

(6)政府应当公开信息而未公开的法律后果及公众的救济途径。政府信息应当公开而未公开的,对公众不生效力,任何人不得因此而蒙受不利,但公众通过其他方式得知而需利用时,则可以加以利用。同时应当明确规定政府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无正当理由拒不提供信息所应承担的法律责任,以及要求政府信息公开的申请人在政府机关拒不提供信息或不完全提供而侵犯了自己的知情权时,可以采取的法律救济途径。包括行政救济和司法救济等途径。

综上,笔者认为,鉴于WTO对我国政府透明度的要求以及我国公民民主权利意识的不断增强,在我国宪法和法律中明确确立公民知情权以及制定《政府信息公开法》已势在必行。

参考文献:

[1]皮纯协.行政程序法比较研究.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2]吴建依.论行政公开原则.中国法学,2000,(3).

[3]王名扬.美国行政法[M].中国法制出版社,1995:953-9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