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科学论文十篇

生命科学论文篇1

1．1中国生命科学技术伦理研究现状

生命伦理学在中国经过30余年的发展，已逐渐成为伦理学研究领域的热门话题和最活跃的学科之一，在学科建设、理论研究、人才培养等方面取得了卓著的成就。其中，对生命科学技术伦理的关注尤其是高新生命科学技术相关伦理问题的讨论一直是生命伦理学的重要旨归。近年来，我国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各种高新生命科学技术的伦理问题，从多重领域和视角出发进行了深入而审慎地探讨，不同领域学者观点的碰撞和交流为我国生命技术伦理研究提供了优秀的思想和学术资源。例如，邱仁宗集中讨论了异种移植和基因治疗中的伦理问题，认为在没有确切证据证明某些高新生命技术不会给人类带来严重危害前，应该对这些高新生命技术采取“有罪推定”，暂停人体试验，而用动物实验和体外实验代替。姚大志和陆树程对克隆人的合理性以及相关的道德伦理问题进行了有针对性的商榷和探讨。姚大志从没有生育能力的人有权要求借助生殖性克隆享受生育繁衍后代的权利和人们的道德观念会随着历史发展、技术进步而改变两个角度切入，分析总结了人们反对克隆人类的三个道德理由：

（1）克隆人类破坏了人的尊严和神圣性；

（2）克隆人是否能够健康成长；

（3）以“非自然”的方式创造人挑战了上帝的权威。陆树程对姚大志的观点进行了回应，他认为人们对应用于优生优育、诊断和治疗疾病及器官组织移植的治疗性克隆，在伦理上是宽容的；人的生殖性克隆即使有很高的技术可行性，仍然会引发侵犯人权等严重的社会伦理问题，违背目前的生命价值论和道义论等伦理原则。张明国认为生命技术是一种风险技术，在其应用过程中会产生一定的安全和伦理风险，进而导致相应的伦理问题；分析和研究了生命技术风险的本质、特征、存在方式和成因，提出应建立和完善有效规避和控制生命技术风险的制度和伦理原则规范。方兴着眼于高新生命科学技术发展中的伦理委员会建设，分析了我国伦理委员会发展受制约的原因：隶属关系混乱、组织形式和人员构成不规范、审查依据的法律规范不统一和法律定位模糊等，认为应在一定范围内授予伦理委员会行使部分行政职权的权限，建立独立的审查系统，充分发挥伦理审查委员会的有效作用。除了生命伦理学学术界的热烈讨论，在法律法规方面，近年来，为了更有效地管理和引导生命科学技术的发展和应用，填补我国生命科学技术相关政策领域的空白，我国在重要的生命科学技术领域制定和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法规。例如，原卫生部1993年颁布的《人的体细胞治疗及基因治疗临床研究质控要点》、原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1999年的《新生物制品审批办法》附录九“人基因治疗申报临床试验指导原则”和2003年的《人基因治疗研究和制剂质量控制技术指导原则》。这些政策法规的内容仍是主要侧重于技术标准和操作规范，对相关的伦理问题关注度不够，缺乏伦理道德规范方面的详细内容和规定，还需要不断改进和完善。2009年3月2日，原卫生部出台《医疗技术临床应用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对我国医疗技术创新和医疗抉择等方面起到了一定的指导作用，从国家政策层面对现代医疗技术带来的各种问题，尤其是伦理和法律问题的界定和解决给予了官方解释。然而，现代医疗技术发展面临的法律和伦理问题往往十分复杂，《管理办法》并不能有效解决和消除现代医疗技术的伦理和法律困境。

1．2生命技术伦理研究的中西差异

作为顺应生命科学技术发展而出现的新兴学科，生命伦理学于1971年在美国出现，20世纪80年代末在美国得到广泛应用，并逐步影响到欧洲、亚洲等其他地区。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生命技术伦理研究在认识“人”的问题时，往往局限于“人是目的，而非工具”和“人是道德的主体”等以人为中心的思想基础上，认为应该充分尊崇个人的自由意志，并要求对个体自的尊重。“以人为中心”的极端后果是在思维里刻上了“人之外的万物皆为工具”的烙印，造成对非人类生命主体的轻视和不尊重，将其视为实现人的目的而可被利用的工具。例如，恩格尔哈特在其论著《生命伦理学基础》中论述“行善原则”时，区分了“尊重”与“行善”，认为人不应理所应当地对动物进行利用和索取，提出了人对动物负有行善义务的观点，但仍是基于“人是道德的主体”的前提。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儒、道、佛、墨家学说中的哲学和宗教思想中蕴含着人类行为不应只考虑人类自身的利益，还应尊重和关照动物的生存权利的先进理念，如“天地好生”、“天地与我共生，而万物与我合一”，表达了爱护尊重除人之外的天地万物的观念，提倡人与天地万物和谐发展，比西方传统的以人为主体的生命伦理思想更具有关怀性。另外，中国传统伦理中有很多与西方类似的原则或价值，如不伤害、有利、尊重、公正等，这些价值根源于中国本土的哲学和文化传统，其哲学文化基础和实现方式与西方不尽相同。值得注意的是，中国某些落后传统思想与当今生命伦理思想存在矛盾甚至激烈冲突，会对生命科学技术研究进步造成一定的阻碍，应予以摒弃和改革。例如，清代名医王清任历时40余年通过观察和剖视乱葬岗瘟疫致死儿童和行刑场死囚的尸体，绘成和刊行《亲见改正脏腑图》和《医林改错识要》，为中国解剖医学做出了重大贡献，却因质疑中国传统中医的脏腑理论而遭到众多中医名家的批判，被视为“离经叛道”、“毁坏祖制”和“哗众取宠”的异类，认为他解剖、毁伤他人身体“极其不仁”、是“教人于胔骼堆中杀人场上学医”。中国解剖医学进步的脚步也因此停滞不前，大大落后于西方。中国的生命技术伦理研究应该辩证地看待传统思想文化，继承和弘扬其中的优良资源，如儒家以“仁”为核心的道德思想和以“礼”为核心的道德规范体系，道教“重人贵生”的生命观，佛教“因果”、“轮回”、“慈悲”、“福报”等宗教思想，更加注重结合中国的现实情境，实现生命技术伦理学研究的本土化。例如，在深受儒家文化熏陶的许多亚洲国家和地区，个人与家庭、社会群体的关系要比某些崇尚个性与自主的西方国家紧密得多。因此，在中国等亚洲国家地区推进和实施知情同意等原则时必须重视和考虑家庭和社会群体因素。

1．3中国传统儒家伦理对当代生命技术伦理困境的疏解

恩格尔哈特认为，当今西方世俗社会面临着经济与文化双重危机，主要指“由于西方社会—民主制福利政策所引发的经济危机以及西方文化由于家庭解体所引发的社会危机。”以恩格尔哈特为代表的众多西方生命伦理学家认为儒家智慧能为这双重危机的疏解提供强有力的帮助。儒家思想既有根植于中国历史文化传统的独特道德意识和道德主张，也有随着历史沿革和社会进步历久弥新的普世道德考量。儒家思想和学说作为中国传统道德文化资源，其伦理观念和规范影响深远，在中国等亚洲国家的现代社会伦理生活中仍然有着持久影响，尤其是在家庭、社会群体、人际交往和个人道德生活中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儒家学说对现实生活和人事的关注及其独特的伦理道德规范体系等，符合我国当代生命伦理学发展的客观现实需求。当代中国的道德观应该与儒家的优良传统有机结合起来。生命伦理学具有人文性和人文精神，它不仅解决现实的生命技术与人的需求、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问题，还研究人和其他生命体的生命伦理问题。而儒学在本质上也是关于人的学问，如天人合一、仁者爱人等思想，蕴含着对天理与人性的透彻看法和对生命意义、人性价值的终极思考，以及人与天地自然万物之间关系的深刻认识。台湾学者李瑞全尝试建立了一种儒家生命伦理学，分析生命生殖和基因技术等生命伦理问题，对我国当代生命技术伦理研究具有十分有益的参照作用。其理论框架如下：以“不忍人之心”作为道德根源和动力；在此基础上阐发出以“仁”为核心的自律（自主）、不伤害、仁爱（有利）、公义（公正）四个基本原则；由以具体化为咨询同意（知情同意）、保护主义、保密、隐私权、诚实、忠诚等规则；当原则或规则在具体情境中发生冲突时，以儒家的“经权原则”来寻求反思的平衡，作出道德判断。

2加强我国生命科学技术伦理规制的设想

我国若想在生命科学技术研究中取得先机，应灵活采纳和融合我国传统文化中的伦理观念等重要思想文化资源，如“以道驭术”，从我国的实际问题出发，积极应对生命科学技术发展带来的各种伦理难题。

2．1“以道驭术”的生命科学技术伦理实践

尽管“道”与“术”在我国古代有着丰富的内涵和引申意义，但从技术伦理学层面看，我国古代从一般意义上对技术与道德关系的讨论，可以概括为“以道驭术”，其中“驭”的意思是驾驭、节制，“以道驭术”指的是“技术行为和技术应用要受伦理道德的驾驭和制约”。“以道驭术”强调人与技术、人与世界多方面关系的协调解决，已经成为解决当代技术社会各种问题的一个有效方法。“以道驭术”注重技术应用的正负效应，主张技术要合乎“道”和“利人”的标准，技术活动各要素和利益相关者之间和谐发展，以技术道德规范约束技术相关人员的技术活动，通过对技术的有效道德控制，消除和限制不适当的技术应用带来的消极影响。上述理念同样适用于生命科学技术的伦理规制：生命科学技术研究人员从事科研活动合乎于“道”，追求崇高的道德精神境界，遵循科技伦理规则和生命科学技术研究道德规范，而不是迷失和屈从于追逐经济利益和社会地位；生命科学技术的发展应用服从于“道”，以造福人类、保护生态环境为目的，避免和消解生命科学技术发展所带来的道德滑坡和伦理困境；人们看待高速发展的生命科学技术要顺应于“道”，改变严重阻碍生命科学技术进步的落后错误的伦理规范和价值理念，增强反思，建立和完善引导生命科学技术健康有序发展的法律法规和伦理规范。

2．2构建生命伦理治理机制

生命科学论文篇2

一、高考生物学科命题面临的困难和挑战

高考命题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高考命题包括考试内容规范表和试题规划表的制定，试题的编写及全卷试题修订和组配；1]狭义的指试题的编写，包括材料的选择、问题的设计与命题的表达三个环节。本文讨论狭义上的命题。试题规划表是命题专家根据考试内容规范表的需要事先制定的命题规范文件，命题教师应根据试题规范表开展具体的试题编制工作，期间应经过材料选择、问题设计、命题表达等阶段。其中，材料选取既是命题的起点，也是命题的关键，将直接影响和决定后续工作的开展；问题设计是命题的核心，科学思维是生物学问题设计的主线；命题表达是命题技术的体现和命题质量的深化。三者关系相辅相成、缺一不可，均已成为当前编制高考试题的挑战和亟须规范的问题。

问题一：材料选取的挑战。随着高考命题权的下放，高考生物学科命题工作的科学化和规范化受到极大的重视，尤其是试题本身的科学性被认为是评判合格试题的重要指标之一。科学性为生物学科命题素材的选取提出了严格的要求，即题干背景的来源和表达必须是真实、可靠、无歧义的。此外，高考生物学科命题应突出能力立意，公平性、科学性成为材料选取的难题。

问题二：问题设计的挑战。问题设计的出发点旨在考查考生已有的知识和能力，新课程高考更注重能力立意。生物学科能力是学生参与生物学科活动（知识学习、实验操作、生活实践等）过程中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比较稳固却不容易或不能被直接观测的一种心理特质。高考要考查和测量此类“隐蔽”目标，必须设置一定的情境刺激考生产生认知，通过考生的外显行为判断其思维或能力水平。问题设计还包括难度设计、区分度设计、参考答案设计等。显然，问题的设计是否恰当，能否起到刺激考生应试思维等问题，都是对命题者的极大考验。

问题三：命题表达的挑战。审视近几年全国高考生物试题，命题人员的试题编制技术日趋成熟，但也伴随着诸多问题，或题干信息冗余，或表述含糊不清，或表达存在歧义。诸如此类欠规范的命题表达方式严重影响了命题的质量。同时，后现代主义推崇者对高考命题工作提出自由化、个性化及人文关怀等要求，对命题表达环节也是一大挑战。

二、科技论文作为高考生物学科命题素材的理性思考

(-)科技论文的发展评述与内涵释析

科技论文起源于17世纪60年代的欧洲，其标志是英国皇家学会创办的世界第一本学术期刊《哲学汇刊》。该刊集合了牛顿、伽利略等科学家的前沿性成果。18世纪至19世纪，随着多种自然科学类期刊的迅速增长，科技论文的内容几近覆盖科学的所有领域。20世纪90年代，互联网的兴起使科技期刊的网络化检索变得十分强大，我国也形成了以中国期刊网、万方期刊网等为代表的期刊集群。2003年教育部成立的“中国科技论文在线”，为推动科技交流、科技应用与科技再创造提供了更加便捷的交流平台。

概念上，“科技”即科学技术，主要指自然科学方面的技术，“论文”即论证性的文章，是描述科研成果的书面文件。科技论文属于学术论文，因此具有学术论文的基本特性。中国国家标准GB7713—87明确指出：“学术论文是某一学术课题在实验性、理论性或观测性上具有新的科学研究成果或创新见解和知识的科学记录；或是某种已知原理应用于实际中取得新进展的科学总结，用以提供学术会议上宣读、交流或讨论；或在学术刊物上发表；或做其他用途的书面文件。美国生物学编辑协会认为，科技论文必须“易于人们的感官接受、本质上持久、不加限制地为科学界所使用，并能为一种或多种公认的二级情报源所选用”。

由此可见，本质上，科技论文以学术理论为依据，以新思想或新进展为核心，以实验数据为例证，以书面语言为载体。在内容上必须具有科学性、创新性、权威性，在表述上必须具有准确性、严肃性和逻辑性。作为报道、交流、存储科研成果的重要载体，科技论文是科技发展的总结，社会发展的各行各业都在应用科技论文所表达的科技成果。

(二）选用科技论文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分析

长期以来，高考命题或选择中学教材、中学教辅、大学教材及课外资料（报纸、参考书等）作为命题背景材料，或选择已有题目进行改编，也有少部分试题是命题专家根据已有知识和经验直接设计。这类传统选材方式在命题实践中存在许多纰漏，易在科学性、公平性、时效性，甚至安全保密性方面产生问题。以科技论文为试题背景的命题方式与传统选材有本质区别，不仅能提高试题各项属性水平，还能提高命题质量和命题效率。现将传统选材与科技论文选材方式进行比较（表1)。

从表1可以看出，科技论文选材具有许多优势，选用科技论文进行高考生物学科命题具有现实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1.必要性分析

其一，保证了试题的科学性、权威性和时效性。科学性是评价高考试题的一项重要指标，其重要性不言而喻，这是中学教辅、课外资料、旧题改编等方式无法比拟的。试题中引用的任何数据乃至成题后的文字表述，取自具有国家法定权威或专业权威的公开出版物[6]，命题者往往心里很“坦然”。在此基础上，命题专家凭借自身专业技术对论文作出准确的评价，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有效避免高考试题公布后可能产生的各类负面影响。生物科技高速发展，试题应当在一定程度上体现现代生物科技的发展。应用生物学科技论文命制高考试题从根本上保证了试题内容的时效性，体现科学实践与教育教学的统一。

其二，体现了高考的公平性。若选材来自中学教材、中学教辅或是旧题改编，做过类似题目的考生自然受益，一方面产生不公平，另一方面进一步激发考生和教师的“题海战术”意识，不利于素质教育的发展。高校教材原本是_个良好的命题素材来源，只是由于经过多年的命题实践应用，特别是自分省自主命题以来，每年都要有十几套高考卷结果出现命题者辛辛苦苦命制出来的考题，一经检索才发现，早就有相似的考题了。而科技论文选材却可以有效避免此类情况发生，生命科学每年发表的科技论文数量巨大，海量的选材要能“撞上”是很困难的。这样不仅体现了选材公平，也能有效避免“撞题”。另外，高考命题前的资料准备是高考涉密内容，往往慎之又慎，若能将“海量”的科技论文替代有限的材料，岂不解决了安全保密问题？实践证明，这—做法在某些通过临时抽调命题专家入围命题组的省份，是有效的，也是必要的安全措施。

其三，体现能力立意。高考试题强调能力考查。能力是人顺利地完成某种活动所必须具备的那些心理特征，只有在解决实际问题中才能考查其能力水平。[7]应用科技论文作为背景材料更易实现考核目标能力化，因为，大量生物学科技论文的特质就是解决实际生产生活中的实际问题，特别是带有生物实验论证类的论文，不仅具有科学的、最新的实验技术和方法，还有翔实的实验数据。而以中学教材等作为背景材料只会偏重考查知识目标，不利于能力立意。

其四，提高命题效率和命题质量。论文通常是以过程性方式呈现生物学实验研究成果，具有问题的提出、实验方法的设计、实验数据及实验结果的讨论等，这与新课程强调的探究性学习是—致的。以科技论文作为命题起点，命题者具有呈现试题的科学思路和方法，同时免去一些对科学性疑问的论证，提高了命题效率。试题以图表、文字、数据等多样化的形式呈现，不仅体现了试题所蕴含的科学素养，也使卷面更加活泼、美观，提高试题的命题质量。

2.可行性分析

首先，持续、大量更新的生物科技论文和各种引文数据库为科技论文的选择提供了有力的保障。高中生物学考查内容涉及生物学_级学科下的12个二级学科，同时可扩展到农、林、牧、医、渔等各个生命科学领域。编制如此广泛的生命科学高考试题，仅取自传统素材显得远远不够。丰富的论文来源和便捷的检索系统可以彻底改变命题者“江郎才尽”的窘境。

其次，《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大纲（理科课程标准实验版）》（简称“考试大纲”明确指出，“要重视理论联系实际，关注科学技术、社会经济和生态环境的协调发展”。™这为“选用科技论文作为试题素材”这项新举措提供了改革的科学依据。基于新课程高考改革的大背景，选用科技论文不仅体现了生物科学素养，也体现了科学、技术、社会的统一。

再次，大规模教育考试理论决定了将科技论文改编为局考试题是可行的。局考试题的本质是根据选拔人才的目的，按照一定的要求，通过考生解答问题或解决实际问题的过程和结果，推测考生具备某一心理特征（知识、能力）的程度。基于科学性的保证，对科技论文素材进行基于考试测量要求的适当改编是可行的，也是必要的，丰富、灵活的命题技巧和命题手段是其重要的保证。

三、基于科技论文背景的高考生物命题实践

基于以上讨论，高考生物命题亟待构建一套基于科技论文背景的命题模式。2009年以来，本课题组开展了相关研究，并进行了四次高考命题实践，初步总结了一套基于科技论文背景的高考生物科命题解决方案。下面分别从三个维度讨论以科技论文为命题起点的尝试。

(一)材料选取的维度

1.背景材料的选择

理论分析：选择科技论文作为试题背景，在—定程度上保证了试题背景材料的科学性、权威性。考虑到科技论文在试题命制中的特殊用途，选择的科技论文应进行如下三个方面的有效性判定：（1)选择近期发表的较高水平的科技论文，以保证材料的科学性和时效性；（2)所选论文应涉及社会、生产、生活的研究，以考查考生运用生物学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3)所选论文主题词应与考试大纲“生物知识内容表”中的“II”®要求一致，以突出考查考生对生物学核心知识体系的掌握，体现生物科学素养。

操作方法一：选择近期发表的较高水平的科技论文。一般来说，应检索来自中国科学引文数据库（ChineseScienceCitationDatabase，简称CSCD)的论文。CSCD内容丰富、结构科学、数据准确。收录有生物学、农林科学、医药卫生、环境科学等领域出版的上百种中英文科技核心期刊和优秀期刊。以2010年全国高考福建生物卷第26题第I小题（简称“2010福建高考26—I题”）为例，试题背景选自“几种环境因子对高生物量赤潮甲藻——东海原甲藻光合作用的影响”（《海洋科学》2009年第12期）一文，是关于我国东海海洋污染中赤潮发生机理的研究，该题以“东海原甲藻引发我国东海赤潮”为情境，考查被试在真实背景中的知识迁移能力，涉及社会领域和学术领域的热点话题，所选背景材料角度新颖。

操作方法二：选择与生物学相关的社会、生产、生活领域的热点话题。例如，2011年全国高考福建生物卷第26题第I小题（简称“2011福建高考26—I题”）选自两篇文章：《rhIL-18对核辐射诱导小鼠脾细胞凋亡的抑制机制研究》(《沈阳部队医药》2009年第1期）；《rhIL-18对核辐射诱导小鼠脾细胞凋亡的抑制作用》（《解剖科学进展》2008年第2期）。众所周知，2011年3月，日本大地震引发了核辐射危机，一时之间，核辐射在世人面前引起极大恐慌，科学地认识核辐射具有重要的社会意义。该题避开人类灾难的宣扬，着眼于科学分析和科学利用核辐射，将核辐射与高中生物学涉及的免疫、细胞凋亡、诱变育种以及实验探究设计有机地结合在一起，让人们明白核辐射虽然可怕，但可以防治，也可以应用于农业生产，这样的考题具有测量选拔功能和社会功能的统一。

操作方法三：结合考试大纲（考试说明）“生物知识内容表”中的II层次要求。考试大纲对考查内容界定了层次要求。实际操作中应以II层次要求为关键词进行文献检索。一般来说，不用I层次关键词，但不代表I层次内容不作考查，而是在II层次主干知识和能力考查中常常可以衍生出对I层次的考查，体现试题对生物学核心知识的考查。如细胞代谢中“影响光合作用速率的环境因素”关键词为“光合作用速率”和“环境”，由此检索到《几种环境因子对高生物量赤潮甲藻——东海原甲藻光合作用的影响》一文，编制试题时，可以衍生考查I层次的考点：赤潮的根本原因 海水富营养化。

2.试题情境的设置

理论分析：生物科技论文的撰写框架包括实验材料和方法、数据处理、结果分析、讨论和总结等。由于科学研究是一项原理复杂、步骤繁琐、技术含量高的工作，论文表述的实验原理和步骤等可能涉及许多生物学科的专业性或前沿性内容，如信号通路、重组人白细胞介素、基因敲除等；呈现的数据大多经过SAS、SPSS等统计软件处理，如呈现的图表常常涉及^(显著性差异）、置信区间、姑(极显著）等统计学词汇或符号。我们将这些或是超纲或是不必在考查中出现的内容称为冗余信息，冗余信息会干扰考生正常答题思维，影响试题的信度和效度，甚至造成严重的系统测量误差。

操作方法一：简化复杂实验条件、方法的表述，以通俗易懂的文字高度概括复杂的实验原理

和步骤,体现实验条件的简约性。[9]例如,2011福建高考26—I题以“选取若干实验小鼠，随机分成4组”替代原文中“实验动物C57纯系雄性小鼠，18〜20g，购自中国医科大学动物室’’、“动物模型及分组，按体重随机分为4组，每组8只”等复杂的实验步骤，使考生对试题情境不感到陌生，能致力于核心问题的解答，从而保证试题的公平性和可读性，提高试题的效度。

操作方法二：剔除冗余信息，简化图表数据。生物学经常涉及实验图表数据，简化图表数据或对图表进行特殊处理变得非常必要。例如，2011福建高考26—I题，试题省略置信区间，以实验的样本平均值又代替总体平均值将实验检测处理方法省略，直接以“细胞凋亡相对值”替代；剔除差异显著性分析，默认实验数据均有差异显著性。以上处理，都是为了帮助考生快速从题干中获取与测量目标相关的信息，实现试题考查的目的。再如，2010福建高考26—I题，论文用散点图和回归线描述东海原甲藻光合作用随温度变化，由于高中没有对散点图作考试要求，试题剔除散点图这一冗余信息，直接以回归线呈现。当然，剔除和简化的操作应以科学性为前提，操作的手法往往就是用大概念笼统地描述小概念。例如，以“染色体变异”替代“染色体桥、微核、染色体断片”等超纲词语。

操作方法三：可对试题必须呈现的超纲内容做信息补充。例如，2009年全国高考山东生物卷第2题的题干是“细胞分化是奢侈基因选择表达的结果。下列属于奢侈基因的是（）”。“奢侈基因”是考生未曾接触过的新名词，此处极易干扰、迷惑考生的思维，增加考生在高考考场上的心理压力，造成考生答题思维上的“眩晕”。若能在题干中提供“奢侈基因”的名词解释，将转化阻碍考生答题的瓶颈，避免超纲嫌疑，利于考生答题。

(二）问题设计的维度

1.认知水平和能力布局

理论分析：通常一道实验探究题可以设计3〜5个小问题，考查考生对多个生物学事实的认知水平和多种生物学能力。考虑到学生的认知发展是由抽象到具体、由浅入深、由低级到高级的循序渐进的过程，问题设计的认知水平应由易到难、步步深入，考查能力测量目标的层次也应逐步提高，从而将相对独立的小题通过一个完整的问题链串联起来，形成一道有序的完整题目。1D]

操作方法一：将低层次的认知水平前置，高层次的认知水平后置，逐步形成认知的梯度布局。布卢姆（BiS.Bloom，1956)等将学生在学习中的行为表现分为知识、领会、运用、分析、综合和评价六大类。[11]问题设计时应考虑学生的认知承受度，操作上可按照识记、理解、运用三个层次编排不同认知水平的问题。

操作方法二：将低端能力前置、高端能力后置，逐步形成能力梯度布局。可按照考试大纲对生物学科能力要求的编排顺序，首先考查理解能力，其次考查实验与探究能力或获取信息能力，最后考查综合运用能力。如2011福建高考26—I题由四道独立的问题组成，四个小问题依次考查考生理解能力、获取信息的能力、实验探究能力和综合运用能力，形成能力的梯度布局。

2.基于能力立意的问题设计

理论分析：新课程高考倡导以能力立意为主导，强调知识、能力和素质一体化的命题思想。能力体现在解决实际问题中表现出来的心理品质，能力的核心是思维。因此，高考试题的问题设计应强调在新情境中考查考生科学思维的品质，多考查考生在新情境中对知识的理解、分析、应用等迁移能力，少考查考生对知识的单纯记忆。设计的问题要结合题干背景材料，牵涉的知识应用要宽广，解题思路要来源于教材，又高于教材。

操作方法一：运用新情境，产生新问题。取材于科技论文的题干资料是考生尚未接触过的材料，可赋予这些材料新意以引申出新问题。例如，2011福建高考26—I题呈现的实验数据只有三组，将原论文的第四组数据隐藏，并设计成问题：“设置第四组实验的目的是（），要求考生通过对比分析第三组实验数据，分析设计第四组实验的意图。一方面考查考生实验与探究的能力，另一方面也考查考生获取信息的能力。

操作方法二：围绕问题核心，尽可能延伸拓展多个知识点。2011福建局考26—I题是一道典型的实验探究题，以核辐射诱导细胞凋亡为切入点，融合考查免疫器官、免疫活性物质、细胞凋亡、诱变育种等多个跨模块、综合性知识。显然，试题不是单纯考查被试的记忆情况，也考查被试在复杂背景下的知识迁移能力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三）命题表达的维度

1.信息呈现的控制

理论分析：信息量过多过少都可能增加考生阅读负担，使部分考生思维无法产生趋同反应，影响试题的难度、信度和效度，特别是对答题毫无帮助的冗余信息更是如此。

操作方法一：从字数上控制试题信息量。试题信息包含题干信息和答案信息，设置与答案信息相当的题干信息量，有助于提高考生答题效率，同时提高试题与测量目标的相关程度。一般来说，可以依据该题所占分值来确定题干的字数以及答题的字数。统计近些年各地高考卷相似题型的字数，并将其作为信息量控制的参考是常常采用的有效办法。

操作方法二：采用文字和图表相结合的方式呈现信息。生物科学往往以生物绘图或图表方式呈现科学研究方法或成果。试题应尽可能采用图表与文字相结合的方式，一方面倡导理科科学思维和习惯，另一方面有效缩减阅读量，使考生读题更加准确，试题的直观性和美观性都得到较大的改善。例如，2011福建高考26—II题采用表格的方式呈现高中生物学实验常用的染色方法，其字数要比纯文字表达少得多，且更直观、准确。

2. 语言表达的限定

理论分析：措辞模糊在一定程度上可能造成考生思维瓶颈，影响考生正常思维，不利于考生真实能力的体现。那些以增加试题难度为目的，采用增加阅读量或刁钻古怪、模棱两可的表述方式并不可取。此外，具有歧义的表述难以使考生达到趋同思维，可能导致考生答题不全面、不准确，且使答案多样化，加大阅卷难度。

操作方法一：修改模棱两可的表述方式，使试题清晰、明确。例如，2009年福建高考生物卷第27题第4小题：“以有氰、高茎与无氰、矮茎两个能稳定遗传的牧草为亲本，通过杂交育种，可能无法获得既无氰也无产氰糖苷的高茎牧草。请以遗传图解简要说明”，其中的“可能无法获得既无氰也无产氰糖苷的”，表述过于晦涩、模棱两可。一般来说，遗传育种常常是为了获得生产上需要的品种，但这里设问却是“可能无法获得”，导致许多考生无法理解题意，只好将各种情况的杂交组合都写出来。该小题抽样实测难度为0.16，与预测值相距甚远。

操作方法二：对于有歧义的表述应加入限定词。应用科技论文为背景命题，在题干表述上常常会出现与中学生物教学不一致的提法，可能来自较新的生物学研究方法，也可能来自生物学实践与中学生物教学理论的脱节，这时就需要对有歧义的表述加入必要的限定词。例如，2010福建高考26—I题增加了“净光合速率=真正光合速率一呼吸速率”的表述，因为高中生物学教材(人教版）中未提及“净光合速率”，从而避免产生歧义。

3.人文气息的渗透

理论分析：后现代主义对高考命题工作提出了自由化、个性化、人文关怀等要求。命题者应加强对考生的考场人文关怀，力求试题的叙述和设问方式贴近考生的思维习惯，保证考生一直拥有轻松、激励的应试心态。要努力避免刻意“挖陷阱”式的命题方式，有效保护考生正常的考场应试思维。

操作方法一：贴近考生思维，避免突兀设问。例如，仔细斟酌2011福建高考26—I题第

(1) 小题和（3)小题的表述，其中“已知IL一18是一种淋巴因子”与“与第③组相比”看似多余，实际是为了引导被试顺利作答；审视第

(2) 小题和第（4)小题的题目要求，其中“从(组别）两组数据可知”和“其特点是(至少答出两点）”，两处填空后均用括号补充说明，是为了贴近考生思维，减少答题失误。

生命科学论文篇3

任何使用仪器的教师、研究生以及其他相关人员，均需要持有实验室专门提供的仪器操作证方允许使用相关仪器设备，否则不允许使用。有仪器使用需求的人员针对相关仪器提出使用申请，然后由实验室安排特定仪器的技术培训，当申请者接受培训且通过考核之后，才能获得相关仪器的仪器许可证。借助该办法能够将那些不了解仪器操作的人“拒之门外”，避免仪器设备遭到粗暴对待，降低了仪器设备的受损几率。

2建立仪器分类管理制度

基于价格以及操作复杂程度将实验平台的仪器设备划分成3大类：1）一类设备，价格≥50万元，操作复杂，对维护技术有着严格要求。2）二类设备，10万元＜价格＜50万元，操作相对复杂，对维护技术有着一定要求。3）三类设备，价格≤10万元，操作容易，对维护技术要求不高[3]。应参考仪器类别予以分类管理，不同类别的仪器对应着差异化的管理办法，具体如下：1）一类仪器采用专管专用的管理办法，安排经验丰富的实验技术人员负责仪器的日常管理、实际操作以及维护保养。当教师或者研究生等需要经常性地使用某一类仪器时，需要接受培训并取得该仪器的使用许可证，禁止无证操作。2）二类仪器采用专管共用的管理办法，安排经验丰富的实验技术人员负责仪器的日常管理以及维护保养，可由实验技术人员操作，也可由取得使用许可证的教师和研究生等在实验技术人员的监督下操作。3）三类仪器采取开放使用的管理办法。安排经验丰富的实验技术人员负责仪器的日常管理以及维护保养，允许取得使用许可证的教师和研究生等单独使用。参考分类管理制度的相关要求，重视和做好教师和研究生等使用者对仪器的操作技能培训工作，与此同时，逐步放开三类仪器的使用，进一步强化二类设备的监管使用，有原则地放宽一类设备的使用，尽可能地满足使用者的使用需求。

3运行经费的管理

建立生命科学实验平台的目的在于为学校教师、研究生以及其他相关人员提供更为理想的研究条件，所以，仪器设备在使用收费方面不允许以盈利为目的，仅是为了保证实验室正常运行的基本需要。大型仪器设备可尝试有偿服务模式，通过合理定价和有机分配，逐步对外开放该类设备，从而实现以机养机的良性循环[5]。具体而言，可通过下述途径筹集运行经费（：1）做好宣传工作，借助网站建设等做法来提升实验室的知名度，逐步加大大型仪器设备的开放程度，同时收取相应的测试服务费用（。2）实验室根据人数多少向学院内不同课题组收取适宜数额的生命科学实验平台基础使用费，从而有效弥补测试服务费普遍存在收费不足问题（。3）充分开发和利用实验室当前具备的条件以及技术优势，对外提供优质的实验技术服务，并收取一定的实验费，一部分用于仪器设备的维护，另一部分用于对实验技术员的补贴，从而激发其工作热情（。4）在确保实验室能够正常运行基础上，尽可能地削减相关费用支出，与此同时，应积极利用厂商或商提供的售后服务承诺，从而有效节省维护费用。

4结语

生命科学论文篇4

在信息技术、网络技术高速发展的今天，各种所需资料和文献搜索和查找唾手可得，加之各高等院校图书馆都购买了诸如万方、CNKI、PQDT外文学位论文等大量电子文献数据库，很多学生在本科毕业论文研究过程中，大量借鉴已有文献成果，有些属于参考借鉴，而有些却属于简单修改，甚至存在使用原文成果问题，最严重的存在主干章节内容完全雷同问题，这属于严重的学术不端行为。但是相比硕士论文和博士论文，目前对本科毕业论文学术不端的关注严重不足，加之本科毕业论文一般不像硕博士论文那样会入电子文献数据库，也缺乏社会监督手段。

2管理流程不够规范，监控力度小

本科毕业论文实际上涉及环节众多，并不亚于研究生学位论文，绝大部分高校都有规范的本科毕业论文管理办法，但实际上落实情况不尽如人意，加之很多高校关注的重点都在研究生学位论文，对本科毕业论文流程执行情况监控不到位，导致在开题、中期检查、答辩等重要环节存在马马虎虎走过场，甚至忽略某些环节的问题。管理流程的不规范一定程度上会给教师和学生造成不重要的错觉，从而影响到论文的研究。

3提高经济学专业本科毕业论文水平的思考

本科毕业论文是高等院校本科阶段教育的最后一个环节，是对学生本科阶段所学基本知识和基础理论的综合运用[5]，一个本科专业毕业论文的水平一定程度上体现了高等学校该专业的教学质量。因此，必须高度重视本科毕业论文工作，注重发现和解决毕业论文中存在的各种问题，千方百计提高毕业论文水平。近年来，笔者指导经济学及其相关专业本科毕业生30余位，结合指导实践，认为提高经济学专业本科毕业论文质量需做好以下几方面工作。

3.1高度重视命题环节，确保高水平命题

本科毕业论文从命题开始，命题水平一定程度上直接决定了毕业论文的水平。指导教师必须在命题上投时间，用精力，花心思。要充分进行调查研究，审查往年命题，避免重复命题；要针对本科毕业论文的实际，选定确定的小的命题点，避免命题过大；要紧跟经济社会发展现实，抓住现实经济问题、经济热点进行命题；要注重命题的综合性，尽量多地使用学生本科阶段所学知识。近年来，笔者在本科毕业论文命题中，坚决杜绝命题重复现象，命题过程紧密结合实际，如结合了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一些热点领域问题，结合了长株潭城市群自主创新示范区建设中的一些问题。很多命题需学生综合运用宏微观经济学、统计学、产业经济学、计量经济学等很多学科所学知识，等等。

3.2加强论文写作指导，防范抄袭现象

由于本科阶段以课程学习为主，而本科毕业论文属于具有一定研究性质的综合性工作，本科生在论文研究和写作过程往往面临众多困难，“师傅领进门”的作用十分重要。指导教师必须对学生在文献搜集、文献分析、理论研究、模型建立、数据收集、实证分析、论文写作等诸多方面进行充分指导，以保证毕业论文质量。同时，要教育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科研观念，懂得学术不端行为尤其是抄袭和剽窃等行为的极端严重危害性，鼓励学生提自己的观点，有自己的思路，用自己的方法。如笔者在指导学生进行城市群综合发展水平评估研究时，对学生在十大城市群指标数据搜集、统计软件SPSS使用、评估方法研究等各环节都进行了长时间指导，保证了毕业论文高质量、按进度完成。同时，学校可对本科毕业论文进行文献、数据真实性检验等工作，防范本科毕业论文中的学术不端行为。

3.3强化毕业论文各环节管理和监控力度

本科毕业论文涉及环节众多，以经济学专业为例，一般包括教师命题、学生选题、教师编写任务书、开题、中期检查、论文答辩、论文存档等环节。高等学校要制定规范的本科毕业论文管理规定并严格落实，加强监控力度[6]，在各环节应综合学校、学院教务管理部门、本科教学督导组等各方力量，或成立专门的本科毕业论文管理委员会，利用抽查相关文档、现场检查等各种方式进行督查，确保毕业论文流程的规范性，确保关于本科毕业论文的各项规定得到实施。

4结束语

生命科学论文篇5

论文格式规范全攻略

（一）题目论文（设计）题目应简短、明确，把毕业论文的内容、专业特点概括出来。题目主标题字数一般不宜超过20个字，可以设副标题。主标题用宋体三号字加粗；副标题用宋体小三号字，均在文本居中位置。

（二）摘要及关键词（中文在前，英文在后）论文摘要字数要适当，中文摘要一般以300字左右为宜，“中文摘要”字样为黑体四号字，居中格式。另起一行打印摘要内容。关键词是反映论文（设计）主题概念的词或词组，一般每篇可选3～5个，多个关键词之间用分号分隔。摘要内容和关键词与正文字体字号相同，均为宋体小四号字，行距为1.5倍，但“关键词”三个字字样要加黑，其后要加冒号，左对齐。另起一页打印英文摘要和关键词，英文摘要的内容应与中文摘要相符，一般以200个英文单词左右为宜。空一行后打印英文标题，再空一行居中位置打印四号加黑“ABSTRACT”字样，另起一行小四号打英文摘要。使用的英文应该准确、通顺。“KeyWords”加黑并加冒号，左对齐，多个关键词之间用分号分隔。英文全部采用TimesNewRoman字体。

（三）正文毕业论文正文中各级标题顺序为：一、（一）、1、（1）、①。毕业设计可采用下列标题顺序：1、1.1、1.1.1、①。一级标题即“一”用四号黑体打印，每一部分结束后另起一页开始下一部分。正文内小标题力求简短、明确，题末不用标点符号。。二级标题（一）用黑体小四号字。三级标题1后用点“.”，宋体小四号字加黑。四级标题（1），字体字号同正文，为宋体小四号字，行距为1.5倍。文中如有插图和照片，应比例适当，清楚美观；插图应标明图序和图题，序号和图题之间空一格；图序以阿拉伯数字连续编号，图题一般居中位于图的下方。文中如有表格，应结构简洁，表格应有表序和表题。序号和表题居中位于表格上方，两者之间空一格。表序以阿拉伯数字连续编号。如果表格引用别处，要注明表格的出处和相关信息。文中一行不占页，一字不占行。

（四）注释毕业论文注释统一采用页下注的方式，在所需引用或注释处用上标①、②、③……表示，注释内容包括作者、出处、出版年份、页码等信息。注释也可是解释性语句。所有注释采用小五号宋体。

（五）参考文献按正文参考文献出现的先后顺序用阿拉伯数字在方括号中连续编号。文献中如果有三位以上作者时，只列举前三位作者，中间以逗号隔开，其余以“等”字表示。在正文后另起一页采用四号黑体打印“参考文献”四字，空一行，采用小四号宋体打印参考文献的内容。“参考文献”字样和内容均采取左对齐格式。每篇论文的参考文献不得少于15条，要注重文献的时效性和权威性。

（六）页眉论文的页眉内容为论文题目，宋体小五号字，居中。

（七）附录（必要时可加，不必要时，无需附录）对于一些不宜放在正文中，但又具有参考价值的内容可以编入毕业论文（设计）的附录中。按照文中出现的顺序依次列出附录的内容。

（八）页码论文页码一律采用页下居中形式。正文前的目录和摘要部分单独编排页码，页码采用罗马文字“Ⅰ、Ⅱ、Ⅲ”等标示，正文独立编排页码，用阿拉伯数字“1、2、3、4、5……”等标记。

（九）电子文档要求毕业论文的电子文档，学生应存成以学号和姓名为名字的.doc文件，如一个学生学号035272001叫王波的学生，其文件名为035272001王波.doc。

论文格式模板范文：民生科技与第六次科技革命

〔摘要〕近代以来，世界上大致发生了五次科技革命，这五次科技革命具有一些规律性机理：发生领域从单个学科走向学科群，科学技术从分化走向更高层次的综合；动力来源于科技内部发展需要和社会外部需求；其影响促进人类思维方式、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变革，并使世界科技中心与经济中心不断发生转移；其趋势越来越走向科学革命、技术革命与产业革命一体化。民生科技作为第六次科技革命的重要领域，解决健康、环保、安全等民生问题是重要动力，将引起人类观念、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的变革及世界科技中心和经济中心的转移，与产业的一体化将成为重要趋势。迎接第六次科技革命，大力发展民生科技，要树立以人为本的和谐科技观，加强民生科技内部发展需要与外部需求的耦合，提高民生科技与相关产业的融合度等。

〔关键词〕民生科技，第六次科技革命，机理，走向，重要维度，现实路径关于科技革命，学界有三次说、四次说、五次说，比较能够达到共识的是五次说。“第一次是近代物理学诞生，第二次是蒸汽机和机械革命，第三次是电力和运输革命，第四次是相对论和量子力学革命，第五次是电子和信息革命。”〔1〕2011年以来，《科学时报》《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学习时报》《中国科学基金》《决策》等报刊发表了一系列关于第六次科技革命的论文、调查报告和人物专访。根据前五次科技革命发生的机理以及专家学者对第六次科技革命的猜测，我认为民生科技是第六次科技革命发生的重要维度。“民生科技指涉及民生改善的科学技术，是围绕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社会发展重大需求，开展的科学研究、产品开发、成果转换和科技服务。”〔2〕为了迎接第六次科技革命，我们必须大力发展民生科技。

一、前五次科技革命发生的机理及其走向

前五次科技革命的发生过程具有一定的规律，把握科技革命发生的规律有助于预测第六次科技革命。(一)科技革命发生的领域从单个学科走向学科群，科学技术从分化走向更高层次的综合。第一次科技革命发生于16～17世纪，是以日心说、牛顿力学等为代表的近代物理学革命，促进近代化学、生物学、地学等科学的发展，科学逐步从哲学中分化出来；第二次科技革命发生于18世纪中后期，是以蒸汽机为代表的蒸汽机和机械革命，促进了当时英国冶金业、纺织业等产业的发展；第三次科技革命发生于19世纪中后期，是以发电机、内燃机、电讯技术等为代表的电力技术革命，促进了汽车、无线电、航空等行业的发展；第四次科技革命发生于20世纪上半叶，是以相对论和量子力学为代表的物理学革命，促进了天文学、地学等学科的发展。前四次科技革命表征为主体科学技术在发生革命的过程中渗透或带动了与其相关科学或技术的发展，科学技术从综合走向分化。第五次科技革命发生于20世纪中后期，是以信息技术为先导包括生物技术、新能源技术、新材料技术、空间技术、海洋技术在内的学科群革命。第五次科技革命不同于前四次科技革命，它是以某主体学科为先导形成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学科群革命。从前五次科技革命发生的轨迹看，科技革命不仅体现了从某学科革命走向学科群革命，而且体现了科学技术从综合走向分化，再从分化走向更高层次的综合。

(二)科技革命发生的动力来源于科技内部发展需要和社会外部需求。科学革命主要来源于科学内部发展需要，技术革命更多来源于社会外部需求。“发达国家的科技需求与科技革命的关系更紧密。”〔1〕蒸汽机和机械革命来源于英国解决棉纺织品质量低劣、竞争力低问题，因急需采用新技术提高竞争力的需求而产生；电力革命起源于欧洲，发生于美国，“原因在于当时美国人少地多，劳力不足，需要发展节约劳力的机械技术。”〔3〕第五次科技革命来源于解放脑力劳动和解决第二次、第三次科技革命引起的能源、生态、环境等危机的需求。美国在20世纪中后期具有人才、资金、技术等优势，成为第五次科技革命的发生地。因此，科技革命是否发生需要科技内部发展需要和社会外部需求的推动。

(三)科技革命发生的影响促进人类思维方式、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变革，并使世界科技中心与经济中心不断发生转移。一般来讲，科学革命引起人类思维方式、思想观念变革，技术革命引起人类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变革。两次科学革命产生了机械唯物观和辩证唯物观；三次技术革命实现了生产方式机械化、电气化和自动化，生活方式电气化和信息化，使人类逐步从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中解放出来。与此同时，科技革命促进世界科技中心和经济中心的转移，科技中心与经济中心的转移路线基本是一致的，即意大利-英国-法国-德国-美国和日本。

(四)科技革命发生的趋势越来越走向科学革命、技术革命与产业革命一体化。一方面，科学革命与技术革命发生间隔的时间越来越短，不断走向一体化。第一次科学革命发生于16～17世纪，第一次技术革命发生于18世纪中后期，相隔近200年；第二次科学革命发生于20世纪上半叶，第二次技术革命发生于20世纪中后期，相隔仅几十年。另一方面，科技革命与产业革命越来越走向一体化。第一次产业革命发生于1763～1870年，第一次技术与第一次产业革命几乎同时发生；第三次产业革命发生于1946～1970年，第三次技术革命与第三次产业革命几乎同时发生。所以，从发展趋势看，总体上科学革命、技术革命与产业革命走向一体化。

二、民生科技成为第六次科技革命发生的重要维度

第六次科技革命什么时候发生？一些专家认为可能发生于2020～2050年。中国科学院中国现代化研究中心主任何传启认为，“第六次科技革命(约2020～2050年)有可能以生命科学为基础，融合信息科技和纳米科技，提供解决和满足人类精神生活和生活质量需要的最新科技。”〔4〕他提出三个方面原因，每次科技革命发生周期约70年，第五次科技革命从20世纪中后期到21世纪20～50年代近70年，此后将会发生新的科技革命；分子生物学从1953年诞生到2020年近70年的积累，有从量变到质变的潜能；还有2020年有可能是经济增长周期的一个拐点。中科院通过对300多名专家研究形成“面向2050年中科院科技发展路线图”指出10～20年很有可能发生一场新的科技革命。通过对科学技术发展趋势的把握及综合考虑专家学者的观点，我认为民生科技是第六次科技革命发生的重要维度，具有相应的动力机制，并对人类观念、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等产生重要的影响。这种讨论具有一定的“科学猜想”性质。

(一)民生科技成为第六次科技革命发生的可能领域。从目前世界科技发展视角看，“许多科学家认为21世纪是生物学的世纪，许多国家对生命科学的投入比较大。”〔1〕生物学发展对人口健康等民生科技发展具有变革力。从我国科技发展情况看，2011年5月，中国科学院中国现代化研究中心曾收回108位院士关于迎接世界第六次科技革命看法与对策建议。从统计资料看，“信息和仿生工程的支持率最高，达到72%；部分院士认为，第六次科技革命的主体部分应包括：生命科学、生物医学、环境科学、防灾减灾科学等；有院士认为，21世纪人类最重要的问题应该是绿色能源问题。”〔5〕从面向2050年中科院科技发展路线图来看，围绕民生的绿色、智能和可持续发展等有望成为第六次科技革命的重要维度。所以，第六次科技革命将以与民生直接相关的生物学为先导，包括健康科技、生态环境科技、公共安全科技、防灾减灾科技等民生科技在内的学科群革命。民生科技成为第六次科技革命发生的可能领域。(二)解决健康、环保、安全等民生问题成为第六次科技革命发生的重要动力。从科学内部发展需要看，学术界多认为“第六次科技革命有可能主要发生在生命科学领域或者以生命科学为基础的领域。”〔5〕

从社会需求看，21世纪发达国家及发展中国家把解决民生问题、提高人类生活质量作为国家科技规划的重要选择。美国把“改善人民的生活和健康”作为重要维度之一；欧盟把“提高生活质量和生活资源的管理”作为四个主题计划之一；日本把建设“人民安居乐业且生活质量高的国家”作为科技发展三个目标之一；我国《国家“十二五”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把科技惠及民生作为本质要求，大力发展惠及民生的人口健康科技、公共安全科技、绿色城镇关键技术等。《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中将与民众健康、环保、安全等民生问题紧密相关的能源科技、环境科技、人口与健康科技、公共安全科技等作为我国科技发展的重点领域。“信息科技、生命科学、能源科技、纳米技术和新材料科技，以及与公共卫生、环境和可持续发展相关的领域多成为各国重点发展的领域。而这些重点领域往往是多学科交叉的、有广泛影响的领域。”〔6〕

所以，从科技发展内部发展需要和外部需求看，解决健康环保、安全等民生问题为己任的人口健康科技、公共安全科技、环保科技等民生科技将成为第六次科技革命发生的重要领域。

(三)民生科技作为第六次科技革命发生的重要领域将引起人类观念、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的变革及世界科技中心和经济中心的转移。从观念变革看，第六次科技革命将体现以人为本的和谐观。18～20世纪科技发展的重点是认识自然和改造自然，“21世纪的科技重点将是人类认识自己、改变自己和适应太空环境，全面提高生活质量，提高人类可持续性和适应宇航时代的需要”〔1〕，体现为以人为本，人类与环境、人类与社会、人类自身的和谐发展。第六次科技革命将使人类生产方式走向人性化，生活方式走向休闲化和创新化，以实现人的全面自由发展。

第六次科技革命将引起世界科技中心和经济中心转移到何处？从目前国际发展趋向看，谁抓住机遇，抢占第六次科技革命的有利位置和制高点，谁就有可能成为新的世界科技中心和经济中心。“1700～1950年期间中国从世界强国降为半殖民地国家，从发达国家降为欠发达国家。”〔4〕1950年以来，中国社会生产力(按购买力平价计算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水平不断提升，1978年中国GDP总值世界排名第15位，1980年第7位，2011年跃升为第2位。第六次科技革命使中国再次面临选择，我们是从第六次科技革命中抓住机遇获得巨大发展，还是付出高额代价，关键看我们的行动。我们只有主动解决民生问题，积极迎接第六次科技革命，才有可能创造新的辉煌。

(四)民生科技与产业的一体化将成为第六次科技革命发生的重要趋势。从前五次科技革命发生机理看，科学革命与技术革命是交替发生的，技术革命与产业革命几乎是同时发生的。第六次科技革命将实现科学革命、技术革命和产业革命的交叉融合，并走各一体化。原因在于：其一，科学发现到技术发明再到产业化时间越来越短。电动机从发明到应用共用了65年，电话用了56年，真空管用了5年。科学与技术、产业的融合趋势，预示着科学革命与技术革命、产业革命将走向一体化。其二，第六次科技革命将围绕提高人类生活质量而展开，它从一开始就同社会需求紧密联系，一旦有科学或技术上的重大突破，必然会很快转化为现实生产力。

总之，第六次科技革命将是一场围绕解决人类自身健康、环保、安全等民生问题而引发的，以生物学为先导，包括生态环境科技、公共安全科技、人口健康科技等民生科技在内的学科群革命，并将引起人类观念、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世界科技中心和经济中心等变革。

三、发展民生科技，迎接第六次科技革命的现实路径从科技革命发展历程看，中国错过了前四次科技革命的机会，第五次科技革命收获不是特别多。所以，对第六次科技革命倍受学界关注。为了迎接第六次科技革命，我们必须创新民生科技发展路径。

(一)树立以人为本的和谐科技观。科技观是引领科学技术发展的重要指示灯。蒸汽机革命和电力革命大大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不断改变人类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在此期间产生了以人类中心主义为特征的科技乐观主义，科技发展以满足人类需求为价值取向，不惜以生态和环境破坏为代价。20世纪50年代，随着科技发展带来的生态环境破坏、资源危机、人口过剩等问题越来越突出，科技悲观主义越来越盛行，给世人以警示，唤醒了人们的忧患意识。20世纪70年代以来，环境保护运动不断掀起。20世纪80年代，可持续发展观体现了人类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理念。

进入21世纪，树立以人为本的和谐科技观成为科学技术发展应遵循的理念。首先，体现以人为本，即以解决民生问题为根本，以发展成果由民众共享理念来发展科学技术；其次，体现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及人自身的和谐发展。从世界范围看，目前生态环境危机、能源危机并没有从根本上得到解决，大力发展生态环境科技和新能源科技，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仍是未来第六次科技革命的主要内容之一；进入21世纪，公共安全事件呈上升趋势，大力发展公共安全科技，实现人与社会和谐发展也是未来第六次科技革命的主要内容之一；随着民众对健康需求的不断提升，实现人自身和谐发展也成为新时期科学技术发展的重要理念。总之，为了迎接第六次科技革命，我们必须树立以人为本的和谐科技观。

(二)加强民生科技内部发展需要与外部发展需求的耦合。从科技发展的内部需要看，近年来生物学得到了我国政府和学术界的高度重视。在《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中，生物技术被列入国家科技发展的五个战略重点之一。在国家“十一五”、“十二五”基础研究发展规划中也将生物学列入了重点支持领域。“2002-2012年(截止11月1日)10年间，我国发表的国际论文中有14个学科的论文被引用次数进入世界前10位。其中，药学与毒物学居世界第6位，生物与生物化学居世界第8位，微生物学居世界第10位。此外，分子生物学与遗传学居世界第12位，神经科学与行为学居世界第13位，临床医学仍保持世界第14位，精神病学与心理学居世界第16位。”〔7〕这些学科多是与解决民众健康等民生问题紧密相关的生物学与医学领域。

从民众需求看，解决健康、安全、环保等民生问题成为民生科技发展的重要外部需求。“”以来以解决民生问题为己任的民生科技越来越得到政府的重视。《国家“十二五”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和《关于加快发展民生科技的意见》对“十二五”期间我国重点发展的民生科技从资金、人才、管理、科普等方面进行规划，体现了民生科技对解决民生问题的支撑功能。从目前看，科技发展内部发展需要与外部需求是一致的，都集中于解决民众健康、安全、环保等民生问题相关的生物学、生态环境科技、公共安全科技等，二者的耦合有助于加快民生科技的转化与应用。

(三)提高民生科技与相关产业的融合度。第六次科技革命将使科学革命、技术革命和产业革命走向一体化。我们应创造条件加快民生科技与其相关产业的融合。一方面，在机制上进一步深化政产学研用一体化，充分建立起以政府主导，企业主体，科研院所、大学与民众参与五位一体的管理机制，加强不同主体之间的协同性，充分发挥不同主体的功能；另一方面，在产业上加快环保、健康、医药卫生、安全等民生科技产业的布局，为民生科技产业发展提供资金、人才、制度等保障。目前我国民生科技产业处于起步阶段，资金、人才和制度等支撑都比较缺乏，民生科技学科建设比较滞后，这些严重影响了民生科技产业化水平；再者，提高民生科技对传统农业、工业等改造力度，实现传统产业健康化、安全化、生态化发展。农业、工业等传统产业存在能耗高、环境污染严重、安全系数低等问题，要实现传统产业健康、安全和环保发展，必须加快民生科技对传统产业的变革，实现传统产业的优化升级。

(四)加快民生科技对人类观念、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的变革步伐。每一次科技革命都引起人类观念、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的变革，民生科技作为第六次科技革命的重要领域，它将使人类从观念上越来越重视健康、安全、环保，人类观念的变革反过来会成为民生科技发展的重要推动力；民生科技的发展也会使人类生产方式更加注重健康、环保、安全，人类生活方式越来越走向人性化和休闲化。人类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变革往往反映了一个新时代的到来。所以，我们有理由相信，在未来随着民生科技发展的不断深入，人类的观念、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将越来越来越人性化，不断走向健康、安全和环保，引领人类走向更高层次的发展阶段。

总之，“科学革命是不同时展的产物。”〔8〕民生科技作为第六次科技革命的重要维度，我们必须树立以人为本的和谐科技观，加快解决健康、安全和环保等民生问题，大力发展健康、环保和安全等环保产业，实现人类观念、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变革。

参考文献：

〔1〕何传启.第6次科技革命的主要方向〔J〕.中国科学基金，2011(5).

〔2〕科技部《关于加快发展民生科技意见》〔EB/OL〕.中国聚合物网，2011-07-21.

〔3〕张瑞民.世界科技革命的历史简介及启示〔J〕.社科纵横，2004(5)

〔4〕金振蓉.我国面临第六次科技革命战略机遇〔N〕.光明日报，2011-08-06.

〔5〕叶青，何传启.迎接世界第六次科技革命〔J〕.决策，2011(8)

〔6〕李正风，邱惠丽.若干典型国家科技规划共性特征分析〔J〕.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2005(3).

生命科学论文篇6

[关键词]西方社会科学；转型；中国社会科学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世界“冷战”格局的崩解、经济全球化的迅猛推进，以及科学探索的长足进展，人类的思维方式发生了深刻而全面的改变。建基于牛顿经典科学的社会科学体系的一些基本层面开始发生重大变化——社会科学理论思维的空间视野开始出现由“西方中心论”向“全球体系论”的位移；历史进步模式出现了“革命”还是“演进”的争论；历史终极动力的追寻已经超越物质层面而直指人类文化深层世界；对人类行为价值归属的追问开始超越人本身的诉求，而诉诸整个生命现象；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开始出现与自然科学方法交叉与整合的趋势。总之，社会科学一场深刻的转型或者革命正在潜动。中国的社会科学应该调整自身的发展基点，以回应这种转型。

一、西方中心还是全球体系：当代西方社会科学空间视野的位移

全球化的推进首先触发了社会科学理论探索空间视野的位移，即从“西方中心论”向“全球体系论”转变。

近二百年来，西方社会科学的基本视野是“西方中心论”。“西方中心论”是源于西方的一种社会历史观。在这种观点看来，人类文明的历史产生于欧洲。欧洲人创造了世界历史。欧洲人在地理大发现以后，凭借工业革命和资本主义开创了全球化时代，

开创了世界历史。欧洲以外的人虽然也有历史，但他们的历史没有世界历史意义，他们只能沿着欧洲人开创的历史道路前进，欧洲的今天就是他们的未来[1]（p16)。

诚如汤因比所言，一个民族在一定时期“自我中心的错觉，这本是一种自然现象”[2]（p46)。犹太人曾自以为是上帝唯一的选民；大清乾隆皇帝于1793年写给英王乔治三世的信中所言：“天朝德威远披，万国来王”，无疑体现了“中国中心”观念。但是，只有欧洲人的“西方中心观”最后发展成了一种系统的世界历史观。之所以如此，客观上是因为包括中国在内的东方自15世纪开始逐渐落后于西方，而主观上看，“西方中心论”适合于殖民主义者的需求，是殖民主义者的世界模式。殖民主义者的强权决定了“西方中心论”的“话语霸权”。

近二百年来，“西方中心论”作为一种社会科学的空间视野，有如宇宙观支配自然科学一样，构成整个人文社会科学体系的基础结构，支配了几乎所有社会科学领域。例如，政治学理论将西方式的“民主”视为人类民主的终极模式，以至于弗兰西斯·福山宣布人类历史已经终结；经济学理论则基本上建立在亚当·斯密“经济人”假设之上，而这一“经济人”的理性特征分明是从西方人身上抽象出来的；马克斯·韦伯社会学中的“理性”则是西方新教徒精神气质的集中体现。

应该说，“西方中心论”自产生之日起就不断受到一些思想家的质疑。例如，与19世纪“西方中心论”的主要代表人物黑格尔同时代的德国诗人、思想家歌德就曾批判当时欧洲流行的颂扬欧洲、贬斥中国的观点。在他看来：“中国人在思想、行为和情感方面几乎和我们一样，使我们很快就感到他们是我们的同类人，只是在他们那里一切都比我们这里更明朗，更纯洁，也更合乎道德。”[3]到了20世纪，“西方中心论”开始受到系统的理论批判。汤因比曾剖了“西方中心论”的三个错觉(自我中心错觉、“东方不变论”错觉、直线式进步错觉)[2]；布劳特认为，建基于“欧洲中心论”的历史是“隧道历史”[4]。但是，他们并没有建立起能够取代这一视角的理论。真正对“西方中心论”发起震撼性攻击的是近些年来出现的一股建基于“世界体系史观”的理论思潮。贡德．弗兰克在《白银资本：重视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中有力地论证，不是欧洲创造世界，而是世界创造欧洲，欧洲历史只是世界历史的一部分[4]。美国学者彭慕兰在(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一书中则证明，欧洲在15世纪以前与东方没有任何重大区别，欧洲的兴起不是基于欧洲的民族优越、理性精神、产权制度等独特性，而是因为成功地利用殖民体系实现了生态缓解，摆脱了资源约束[5]。

“全球体系论”尚未完全摧毁“西方中心论”的话语霸权，但是至少已经开始动摇其霸权的根基。一方面，伴随殖民主义退出历史舞台，“西方中心论”势必日渐式微，“全球体系论”是适应经济全球化这一新的世界历史时代的理论。另一方面，基于“全球体系论”的多中心空间视野开始影响社会科学的各个领域。例如，在经济学领域，阿马蒂亚·森以其关于贫困、匮乏和福利的理论获得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这体现了经济学领域对于非欧洲区域发展诉求的重视；在历史学领域，反“西方中心论”而主张“多中心论”的《白银资本》和《大分流》两书在西方学术界均获大奖并大行其道，在殖民地寻找历史之风已经形成一股蔚为大观的学术潮流[6]；在现代化理论领域．反西方现代化道路的民族主义探索已经成为后发国家的主流。更为重要的是，基于“西方中心论”的理论的普遍性开始遭到怀疑。在西方国家和向西方模式转轨的国家，基于西方经验与理念的转轨方案即新自由主义的“华盛顿共识”开始遭到普遍质疑。在社会主义世界，中国在创造性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无疑昭示着中国将进一步超越西方文本的社会主义，走上一条基于中国本土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

二、革命还是演进：历史进步模式的反思

如果说“全球体系论”以及“多中心论”的兴起可能改变社会科学理论思维的空间模式，那么，历史进步的模式是革命还是演进抑或二者并存的争论则可能导致社会科学理论思维时间模式的倾覆。

尽管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将进化和演化引入了社会科学，深深地影响着社会科学的思维方式，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演化观也成为社会科学的重要思维工具。但是，建基于牛顿科学体系之上的社会科学体系中占主流的历史时间模式观依旧是“革命”。

社会科学领域中崇尚“革命”的首推历史学。在历史学家看来，“革命”是突变，在一定程度上说是历史的断裂，即旧时代的结束，新时代的到来。20世纪上半叶以前，历史学家主要用“革命”来解释历史的进步模式。例如，世界历史解释中占支配地位的观点是，人类历史的发展是由一系列革命推动的，包括农业革命、商业革命、工业革命、信息革命等；西方世界的兴起也是由一系列革命推动的，包括以“文艺复兴”为标志的文化革命，以蒸汽机为标志的产业革命，以资产阶级掌权为标志的政治革命，以自由市场经济体制进程为标志的经济革命等。在20世纪世界体系的演变中，“革命”仍占据了支配地位——20世纪20年代的社会主义革命开始瓦解帝国主义体系；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民族主义革命彻底瓦解了殖民主义体系，造成了一个两极对立的世界；苏联解体因为终结了“冷战”格局而被描述为一个革命性事件。又如，中国20世纪的历史也是用“革命”来解释的——辛亥革命是中国封建社会的终结者；五四运动是中国从旧文化走向新文化的“文化革命”；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成功；世纪末叶的经济体制改革也被描述为“革命”。

“革命”范式不仅深刻影响了人们对客观世界的看法，也影响着人们对于自身精神发展史的思维模式。例如，在经济思想史中，充满了各类革命性的事件，如边际革命、凯恩斯革命、新古典主义革命等。更有甚者，则莫过于中国“文化大革命”时期的所谓“灵魂深处闹革命”了。

20世纪后半期以来，这种用“革命”来解释人类客观历史发展与主观历史发展的时间模式开始受到挑战。人们发现，“革命”一词，从揭示历史发展深刻性、全面性、艰巨性的角度看是可以接受的，如“改革是一场革命”的内涵指向就在于此。但是，“革命”难以解释社会历史发展的全部过程与机理。不同领域的学者开始试图从“演化”的角度来解释历史的时间模式，以淡化“革命”。在经济学中，演化经济学或演进经济学开始兴起。经济学家开始抛弃新古典主义超越时间和动态演进的纯理论分析范式，开始复兴19世纪末期马歇尔开创的传统，注重引入时间的因素，从动态中考察经济组织、经济运行形态的演化过程。根据这种范式，人类的一切经济组织、经济行为与经济运行形态，都是在逐渐演化中形成的。在历史学中，一些学者发现，所谓工业革命是不存在的，或者说，早在所谓“工业革命”之前，已经存在了“原始工业化”，所谓“工业革命”的革命性作用因此而淡化。在各个学科的制度分析中，强调演化的路径依赖概念取得了占支配地位的话语权力。制度分析的路径依赖视角表明，人类的一切制度——包括政治制度、经济制度和社会制度，包括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都不是通过革命的手段来产生和变化的，而是在路径依赖的总体设定中，人类理性选择的结果。这种分析视角不仅在经济学中得到运用，而且被引入政治学理论、社会学理论、管理学理论以及法学理论等领域中。

社会科学思维范式中“革命”范式的兴盛与式微都具有其深刻的时代背景。所谓“工业革命”以来，人类社会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系列自然科学与生产技术的“革命性”变化促成的。这一时期自然科学的重大发现，诸如解释宇宙形成的“大爆炸”理论，物理学中的核聚变理论与原子聚变裂变装置的实践，无一不引发人们对“剧变”、“创世纪”等“革命”行为的崇尚。自然科学的“革命”范式深刻影响社会科学家的思维方式。另一方面，20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以及在“冷战”中形成的两极对立，使世界形成两种力量尖锐对立的极端格局，解决两种势均力敌力量对立与冲突的办法，首选是“革命”。

20世纪80年代以来，自然科学领域依然展现着“革命”的魅力，“核聚变”依然在发生，最近发现的“新星”诉说着一百多万年前某次宇宙“大爆炸”的宏大场面。但是，社会科学开始淡化“革命”。“冷战”格局的解体消解并改变了两极尖锐对立冲突的极端格局。至少在当代，传统的“革命”已经失去其解决世界冲突的工具意义。而弗兰西斯．福山发现，人类已经找到自由民主制度这种终极性的治理方式与意识形态，历史已经终结，通向这一制度与意识形态的一切革命都已经过去，接下来人类历史发展的方式将是自由民主制度的演化与完善。在中国，“文化大革命”不仅结束了一场“文化革命”，而且结束了一个“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时代。改革虽然以其深刻性、全面性和艰巨性而被认为是一场革命，但具有“革命”意义的改革终究具有演进的性质，与此相应的社会经济体制改革也主要是现代市场经济体制的改进与完善。而且，中国带有演化性质的“渐进式”改革与前苏联带有革命性的“休克疗法”所出现的不同后果，促使人们进一步相信演进的优势。

演化的历史时间模式观不可能取代“革命”的历史时间模式观，但毕竟开始取得社会科学领域的话语权力。在社会科学各个领域的研究范式和方法上，都可以看到这种“演化论”的影响。例如，“路径依赖”范式不仅在经济学广泛运用，而且开始进入历史学、政治学领域；而旨在探寻事物内在演进动力、机制与过程的“田野考察”方法，也已从人类学领域走向历史学、政治学、经济学和社会学领域。可以说，社会科学关于人类社会历史运动的时间模式在变化，而且与前面所述的空间模式的转变相呼应。

三、“物本”还是“人本”：社会科学整体视角的转换

社会发展与历史演进的终极动力是什么?对这一问题的探索主导着社会科学的视角。诚如自然科学致力于揭示和描述宇宙终极动力及其力学结构体系一样，社会科学必须建基于对社会发展和历史演进动力体系的探索。世纪之交，伴随人们关于历史空间模式和时间模式认识的转变，人们对历史动力结构的认识也开始发生变化。无论是西方学术界还是中国学术界，都通过不同的路径，开始不约而同地超越传统的强调经济等物化因素的视野，肯定和提升文化因素在社会发展与历史发展动力结构中的地位及作用。这种认识，全面而深刻地促成了社会科学视角的转换，即从“物本”视角转变为“人本”视角。

本来，自然科学是关于自然的科学，社会科学是关于人以及所组成的社会的科学，“以人为本”是社会科学的题中之义。但是，社会科学建制化以后，就出现了“物本”的倾向。一方面，社会科学关注的主要是作为物质过程的人类生活，关注人类生活物质层面的发展，如国内生产总值(GDP)的增长、物质的富裕、技术的发展、国力的增强、驾驭与控制自然能力的提高等，而将文化层面留给所谓人文科学；另一方面，社会科学的工具也是物质化的，即采用自然科学分析物质世界的方法和手段，由此忽视了人文世界中精神层面的分析和挖掘。

突破这种“物本”视角，首先是从历史学和哲学开始的。近代以来，西方学术界对于历史动力的认识经历了两次“转向”，即从神意走向理性，再从理性走向文化。中世纪神学史观将推动人类历史发展的力量归结为“神意”这一超自然的神秘力量，英雄史观则归结为少数超人的作用。18世纪启蒙思想家则将历史的发展归结为人类理性的发展。孔多塞认为，历史不是神意的创造和英雄人物的业绩，而是人类理性觉醒的产物。历史乃是人类理性不断解放的过程，历史进步的阶段对应于人类理性的发展阶段。这种理性主义不仅推动了哲学上以笛卡儿为起点、以康德为终点的“认识论转向”，而且，理性主义精神浸润了各门社会科学。例如，亚当．斯密以来的主流经济理论体系实际上是以“经济人”理性的展开为逻辑起点和主线的。但是，随着自然科学与技术的发展，理性精神被赋予强烈的自然主义和工具主义的色彩。社会科学开始偏离价值判断，在方法论上开始陷入纯粹技术主义和“唯科学主义”的窠臼。19世纪下半叶以来，欧洲大陆人文主义思潮开始拒斥这种近代西方学术界固执的自然主义理性原则，广泛借鉴当代人文研究的成果，紧紧围绕人与文化或者历史的关联来重新思考人类及其历史的本性。

到20世纪末期，这种重视文化的思潮带领几乎所有社会科学进入文化这一核心地带。例如，在历史学中，斯宾格勒认为，历史是各种文化的历史传记，历史是文化组成的。汤因比认为，在政治、经济和文化这三个文明社会的历史剖面中，作为精神活动之集中体现的文化是文明社会的精髓和核心。到20世纪末期，历史学一方面在追寻国富国穷奥秘的过程中，超越土地、劳动、资本等物质要素的视野，进入知识、制度、精神、习俗等文化领域，发现文化乃是决定一个国家兴衰的深层原因；另一方面，开始打破“西方中心论”的视角，试图到不同国家的文化语境中去发现历史。在经济学中，一方面，体现在基础理论领域，一本出版于2003年的学术幻想小说《拯救亚当·斯密》[7]试图拯救长期以来被误解的亚当·斯密，表明物质高度发达而文化与道德滑落的西方，人们开始意识到，亚当·斯密所主张的“经济人”首先是“道德人”和“文化人”；另一方面，经济增长理论经历了一条由“物”到“人”、由外生增长到内生增长的演进过程，超越了片面强调物质资本的视野，确立了重视技术进步、强调知识和人力资本积累的文化视角。在法学领域，法文化学日渐兴盛，以致于一些学者将法看成一种文化现象。在人类学领域，学者们通过开展民俗文化的“田野考察”与文化接轨。总之，世纪之交，文化开始成为西方社会科学各个领域的基点，一切社会现象都可以被归结为文化现象，社会科学各个领域的分析框架与概念都可以“公约”于文化

分析的框架与概念。

20世纪后期以来，中国的社会科学界也经历了一个类似的视角转换。首先，从动态上看，文化潮流主导中国的社会科学学术发展潮流。在思想界和学术界，以人文文化为内容的学术热一浪接一浪地出现——20世纪70年代末期至80年代初期的“美学热”，80年代中晚期的“文化热”，90年代初期的“国学热”，90年代中晚期以来的“西学热”。这些文化热潮与国际上的“文化热”相呼应，构成中国思想界和学术界从启蒙到谋求与国际学术接轨的过程。其次，从宏观上看，伴随“以人为本”的新发展观的提出以及“人的全面发展”理念的形成，人本理念开始整体渗透到社会科学各个学科，人文关怀成为各个学科的价值导向。例如，政治学探索以人为本的新政治发展观，经济学探索以人为本的新经济发展观，文化理论则探索以人为本的新文化发展观。再次，从微观上看，各门社会科学关注文化，特别是各种子文化与亚文化研究。例如，历史学致力于显现资政育人的文化功能；经济学关注入力资源开发和制度文化建设；管理学开始摆脱单纯科学管理的窠臼，在“管理是文化的产儿”、“管理是人性的调节”等理念的引导下，进入人本管理的境界，构建管理文化和企业文化新的研究视角等。如果说西方学术界的学术视角从自然主义和技术主义的物质层面向人文的文化层面的转向，一方面在社会科学学科建构意义上体现了西方社会科学摆脱自然科学视野和方法约束的愿望，另一方面在学科价值意义上凸现了文化在人类社会发展动力结构中的基础性作用的话，那么，中国学术视野向文化的转向则一方面在学科建构意义上标志着中国学术界试图超越纯粹从上层建筑的角度观察文化的视角，将文化更多地看成是社会发展抑或社会科学发展的基础结构，另一方面，在学科价值上试图将社会科学建基于人本这一宏观的文化理念，将“物本”的社会科学转变为“人本”的社会科学，同时，通过中国的“人本”社会科学的发展，树立中国在国际上的文化形象，既要在物质层面复兴中华民族，又要在世界文化谱系中复兴中华文化的应有地位。

四、以人为本还是以生命为本：人类行为价值归属的追问

确立社会科学的价值归属是以人为本，将社会科学视野引向人的文化价值，是社会科学视角的重大转向。但是，作为社会科学研究的客体的人类行为的价值归属是什么?这是社会科学学科视角转向中必须重新思考的一个重大问题。世纪之交，人类行为实践中出现的问题向社会科学工作者尖锐地提出：什么是以人为本?人类行为能否仅仅以人为本?

在传统“物本”视角下，对上述问题的理论与实践回答都是片面的。在“物本”的视野中，作为“本”的人是当代的人，而且是少数拥有话语权力的人，而不是整体的人；是作为生物进化最高层次从而主宰自然的人，而不是作为“类”的人，不是生命体系中的人。在实践上，人类行为的价值归属是人的物质发展，即满足人的物质需求，所以，既便被认为是“人本”的发展实际上也是“物本”发展，“以人为本”被片面理解为“以物为本”。

世纪之交，人类行为与实践中的一系列问题凸显出来，提示人们要完整把握以人为本的内涵。首先，全球性能源短缺的爆发标志着不能仅仅以当代人为本，而必须从人类的延续中把握以人为本。罗马俱乐部学者们预测人类将在五十年内耗尽地球上全部矿物能源的预测可能过于悲观，但是，未来人类拥有和支配的不可再生的矿物能源越来越短缺是不争的事实。“以人为本”不是以“我们”这代人为本。其次，世界范围内贫富差距的拉大与这种差距的刚性标志着“以人为本”不是以一部分“先富”的人为本，而必须是以全人类为本。思想界与社会科学界如果不能合理地回应上述问题，只能继续听任这一代人剥夺后代的生存空间，继续听任由于“先富”和“先发展”而掌握话语权力的少数西方国家来诠释“以人为本”。

同样，世纪之交的诸多事件也提醒人们要超越“以人为本”的观念，确立以生命为本的理念。首先。全球生态环境赤字的加大标志着以人为本不仅意味着要关注人的需求，更重要的是关注人的生存环境。现存的“人是自然的主宰”、“一切为我所用”的观念与行为模式，只能恶化人类生存的生态环境，与“以人为本”背道而驰。其次，“非典”与“禽流感”流行及其对人类的损害则提示人们超越以人为本的视野，将价值观照普照到整个生命现象。人只是宇宙生命的一种形式，只是大自然生物链条中的一个环节。20世纪80年代，美国流行病学家卡尔文·施瓦布说过，世界上只有一种医学，即人类医疗和动物医疗相结合的“社会医疗”。一些最容易夺取人类生命的病毒来自动物，常见的人兽共患疾病已经达到八十九种。人与动物的健康和疾病问题其实是一体的，将人与动物分开的观念已经过时。可见，单纯从人的立场出发是难以真正做到以人为本的，只有敬畏和尊重一切生命形式，才可能真正做到敬畏和尊重人的生命与生存。

因此，人类必须一方面在上述人的代际关联、不同种群的人的关联中完整把握以人为本的内涵，另一方面要在人与生态的关联、人与其他生命形式的关联中更深层地审视人类行为的价值归属，超越以人为本，确立以生命为本的理念。或者说，以人为本是人类精神层面的追求，而在物质层面，必须做到以生命为本。

应该说，思想界和社会科学界已经在探索向以生命为本的转向，一些重要的思想资源被发掘和重新引起重视。最近，德国伦理学者施韦泽的敬畏生命伦理学风行于中西伦理学界。这一理论强调“敬畏生命”，强调“善是保存生命，促进生命，使可发展的生命实现其最高价值。这是必然的、普遍的、绝对的伦理原则”[8]。施韦泽所说的“生命”，包括人、动物和植物在内的一切生命现象。敬畏生命，不仅意味着敬畏人的生命，而且还要敬畏动物和植物的生命。敬畏生命的伦理否认高级和低级、富有价值和缺少价值的生命之间的区分。人应该尽量摆脱以其他生命为代价保存自己的必然性。与此相应地，中国古代“天人合一”观念的思想价值开始获得国际学术界的普遍重视。思想界开始为人类设计新的生活方式。德国学者赫伯特说过，20世纪人类思想最大的进步并非来自于原子弹的制造或者登陆月球，而是来自于对史前社会的了解，经过对史前的研究，我们才发现“采集—狩猎”的生活方式，是人与自然真正和平共处的好方式。

值得注意的是，对这种生活方式的向往，不是枉发思古之幽情，也不是神往田园牧歌，而是渗透到社会科学各个领域的发展走向中。在伦理学中，善与恶的标准、对人类行为的评价标准开始发生变化，即以整个生命现象而不是仅仅以人为参照来确定善恶。在经济学中，经济学家的深层理念开始发生一个重大变化，即从传统的认为地球是一个物质富裕的开放系统的“牧童经济”理念向地球是一个资源有限的封闭系统的“飞船人经济”理念转变，基于此，经济学开始出现一场“绿色革命”——一方面，出现了一系列“绿色”概念与分析框架，包括绿色GDP、生态包袱、生态损失、生态足迹、循环经济等[9] （P20）；另一方面，经济学的一些基本原理，如效率标准、公平标准、发展标准也开始建基于生态环境的保护与培育。历史学也在积极参与这一转向，美国学者彭慕兰的《大分流》有力地证明，以英国为代表的西方之所以崛起，是因为他们利用殖民地体系转嫁了“生态包袱”，换句话说，西方的崛起是以剥夺他国的生态资源从而透支全球的生态资本为前提的，因此，保护整个地球的生态，是西方国家不可推卸的历史责任。全球化理论开始超越单纯的生产、技术、市场的维度，关注生态问题的全球化。在刚刚结束的“地球观测峰会”上，来自四十四个国家和二十六个国际团体的代表一致决定，在2014年以前建立全球环境监测体系。从2004年开始，欧盟开始实施动物福利标准，要求自2013年开始扩大养鸡场鸡笼的规格，采取放养方式养猪，以让鸡和猪有更为舒适的活动空间。美国一家名为“善待动物协会”的民间组织指控肯德基违背“鸡道主义”，为了降低成本，公司所用的鸡生存在狭小、污秽的空间，缺乏应有的动物福利，迫于压力，肯德基不得不要求供货的养殖场改善鸡的生存环境。此外，政治学开始强调国家的“生态国力”和“生态安全”；法学开始基于环境保护调整法律规范的基点；现代化理论则开始将生态指标纳入现代化的标准。转贴于 五、整合还是分野：社会科学方法论的走向

把人看成是一种生命现象，是自然的组成部分，必然深刻影响到当代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走向。构成这一走向的基本特征，就是社会科学方法论与自然科学方法论的整合。

当代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在方法论方面客观上存在着整合与分野两种趋势。一方面，人是自然的一部分，人是一种生命，研究人与社会的社会科学和研究自然的自然科学在研究对象直至方法论上有着根本性的统一性，因此，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必然出现整合的趋势；另一方面，人的“文化人”、“道德人”、“社会人”、“政治人”特征要求以人及其社会生活为研究对象的社会科学不能照搬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和范式，社会科学要摆脱唯科学主义的窠臼，开辟独特的方法论路径，即构建社会科学特有的人文关怀精神。

与自然科学方法的整合与分野，是当代社会科学方法论的走向所面临的一组矛盾。然而，这种看似矛盾的走向如果从深层次看却是统一的。因为从长远看，整合是最终的趋势和结果，是主流；而分野是过程和手段，是支流。只有当人真正回归“自然状态”，即达到全面发展，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在对象与方法论上才能真正统一，形成自然关怀与人文关怀的统一，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最终整合成为一门具有统一价值及方法论的科学；在目前阶段，人及其社会相对独立于自然世界的情况下，社会科学必须是相对独立的，必须有自己独特的学科建制和学科方法，以支撑社会科学的人文关怀。从历史上看。社会科学的产生和形成是与现代化过程紧密相连的，现代化的异质性和复杂性，决定了现代社会科学的经验性和主观性的研究路径。在强调社会科学独立性的同时，在不同的学术方法和范式之间保持丰富的想象力，是后现代话语背景下现代社会科学的新概念，也是创新社会科学的路径。

但是，社会科学构建特有的学科建制和学科方法，并不意味着拒斥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社会科学的人文关怀所拒斥的是唯科学主义，即幻想科学技术可以解决世间一切问题，抹杀社会科学研究对象的人文特性和忽略社会科学的人文关怀，以及对自然科学范式的照搬照抄。在坚持人文关怀的前提下，借鉴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运用自然科学的结论，往往有助于增强社会科学知识的实证性和科学性，使之更具说明力、解释力和分析力。

世纪之交，伴随人文危机的激化，西方社会科学在借鉴自然科学方法方面出现两大变化：一是传统的过度“科学化”的学科出现人文转向的趋势。例如，经济学开始注重发展价值及其内涵的研究，开始注重经济发展文化背景的研究；政治学开始注重不同文明之间的冲突及其整合。二是随着科学的发展，在伦理学、心理学等传统人文学科领域开始大量引入生物学和医学的研究方法与成果。例如，人类的道德是如何产生的，是源于休谟所说的“直觉”还是源于马克思所说的社会关系?长期以来是伦理学界困惑的问题。神经学家通过MRI方法分析人脑神经网络的运动，发现人类道德形成的直接生理基础是人脑中一个产生情感直觉的神经网络。又如，未来的人类是趋向“利他”还是“利己”?生物进化研究和动物行为研究证明，无论是在动物界还是在人类，“利他”的基因与“利己”基因相比更具有遗传优势，因此，人类行为会逐渐增强“利他”的倾向。

如果说西方社会科学因为缺乏人文精神而调整社会科学方法和自然科学方法的关系，当代中国则是因为科学精神的淡漠而开始强调自然科学在社会科学研究中的运用。2003年，英国学者斯诺的《两种文化》新中译本面世，再度引发中国学术界对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是否冲突的思考。其实，两种文化之间并无必然冲突，而是相辅相成的。如果说人文文化是确立致善的标准，科学文化则是通向致善的手段。寻求两者的融合是当代思想界的重大使命。四十多年前，斯诺认为科学在美国处于被人文轻视的年代，科学技术被认为是类似于工匠们摆弄的玩意儿。斯诺要为科学争名分和地位，要求让科学与人文平起平坐。而在当代中国，历史的钟摆处在另一个端点，社会科学要争取与自然科学同等的名分。长期以来，中国的社会科学过分强调其意识形态特征，将指导思想的单一性等同于方法论的单一性，在具体方法上主要采用概念、原理、规律的逻辑演绎范式，因此，中国社会科学知识体系的实证性、应用性及其分析力、解释力与说明力是有限的。中国的社会科学要真正获得与自然科学平起平坐的地位，首先需要在方法论上增强科学性的成分，需要更多的科学精神。如今，这种趋势已经出现。例如，案例研究、田野考察、计量模型等具有实证色彩的科学研究方法已经开始在经济学、社会学、人类学等领域广泛运用。历史学家借助天文学的方法和结论研究中国上古史——席泽宗院士关于马王堆帛书《五星占》及彗星图的解读，关于甘德肉眼观察到的木星卫星的推测，关于敦煌历书和星经的分析等，在“夏商周断代工程”的研究中发挥了基础性作用[10]。

六、全球化还是中国化：中国社会科学的发展基点

揭示和解决时代问题是每个时代社会科学的根本使命。时代问题决定社会科学理论思维的主题。在民族国家背景下，一个国家或民族的社会科学主题，往往是这个国家或民族的兴衰、世界历史地位与命运的问题。法国的重农学派、德国的历史学派、英国的自由贸易理论、美国的新自由主义都是如此。在一个国家内部，如果社会科学理论不是以解决本国问题为己任，是难以在国内获得主流地位的。正因为如此，马克思主义虽然是科学理论，产生在德国，但是德国学术界认为它不能解决德国的问题，未能在德国获得主流的地位。同样，尽管英国古典经济学家试图推广自由贸易理论，但是，德国经济学家认为这一理论不符合德国国情，因此构建历史学派予以抵制。

当代中国的时代问题无疑是通过现代化来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当代中国社会科学的主题应该围绕这一时代问题而展开。探索中华民族复兴之路，是当代中国社会科学的价值所在，当代中国社会科学的发展必须体现这种价值要求、价值理想和价值标准。这也正是当代中国社会科学地位提升的时代背景和时代意义。

当代中国的发展是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振兴，因此，中华民族的复兴无疑是中国参与和融入全球化的过程；同时，这种复兴又是恢复中华民族在世

界历史上曾经拥有过的历史地位的过程，因此，这种复兴又必然是一个在地化即本土化的过程。实际上，全球化是多向交融而成的，不单是从西方流向东方，也是从东方流向西方，是标准化与差异化、全球化与在地化并存的过程。

在全球化背景下，要实现中国社会科学的在地化，必须树立社会科学中国化的旗帜。中国化，应该成为当代中国社会科学发展的基点。马克思指出：“一个大民族，只要还没有民族独立，历史地看，就甚至不能比较严肃地讨论任何内政问题。”[11]（p427)但要严肃地讨论自己的内政问题，仅有政治独立还是不够的，至少还需要学术文化的独立。中国的学术文化独立，还是一个尚未完成的过程。在经历了几次“西学东渐”以后，中国的社会科学呈现出明显的域外社会科学影响的痕迹，在国际社会科学生产体系中处于“依附性”的层次。在国际学术交往中，中国的社会科学学术文化存在着巨大“逆差”。这种“逆差”一方面是本土社会科学知识生产能力不足的表现，另一方面也会进一步扭曲中国社会科学学术生产的价值、方式与结构。

自近代以来，中国的知识阶层中有相当一部分人存在着一种简单认识，即将西方社会科学视为与自然科学和技术科学相同的东西，只注意其一般性，忽视其特殊性，自觉不自觉地予以简单搬用。不仅康梁维新、孙中山革命，就连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革命道路的设计，都有这种方法论的色彩。直到毛泽东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以后，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上取得了重大进展，基本解决了社会科学上层结构的在地化问题。但是，在社会科学的基础结构即社会科学各个学科的层面，依然存在着搬用西方社会科学理论与方法的问题。中国社会科学中国化的任务显得任重而道远。

可喜的是，国际社会科学的上述几个层面的转型为中国社会科学的中国化发展提供了契机。社会科学空间视野的位移必将凸现中国社会科学学术资源的全球意义，为中国社会科学争取国际社会科学界的话语权力创造条件。社会科学思维时间模式从“革命”向“演进”的变化则与中国二十多年来的社会转型的实际相吻合。中国决策层已经确立经济、社会、生态与人的和谐发展观，开始选择“以人为本”的发展模式，这为社会科学实现从“物本”向“人本”，从“以人为本”向“以生命为本”转变提供了现实基础。通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交叉融合，必将一方面强化中国社会科学的人文精神，另一方面提升中国社会科学的科学素质。

要做到学术文化的独立和中国化发展，首先要实现社会科学价值标准的中国化，即用能否体现中华民族历史复兴的价值要求、价值理想和价值标准来衡量一切社会科学学科建构和学术成果的价值意义，使社会科学具有中国的本土价值。其次，要实现问题的中国化，即在提问方式上要站在当代中国和当代中国人的立场上，真正提出中国问题，研究真正的中国问题，而不是站在“他国”和“他者”的立场上评判中国，或者站在国外社会科学范式的基础上运用国际流行的范式来套中国的问题，为国际流行的理论寻找在中国的依据或实证材料。再次，实现社会科学方法的中国化，即用基于中国实践抽象出来的概念、命题和范式而不是海外舶来的概念、命题和范式来研究中国本土问题。最后，实现学术资源的中国化，挖掘和复兴中国的学术文化。一些人用西方学术范式观照中国传统学术，认为中国没有近代意义上的哲学、经济学、历史学等哲学社会科学，这是应该摈弃的“西方中心论”视野。实际上，中国有自己的学术范式，有自己丰富的、值得挖掘和光大的学术资源积累，这是国际学术界已经开始认可的。

总之，当代中国社会科学发展的基点，是实现中国社会科学的中国化，即在挖掘中国的传统学术资源的基础上，借鉴和运用国际上先进的学术生产方式与方法，一方面生产出具有推进中华民族复兴这一本土价值意义的学术成果，另一方面，全面参与全球化的学术生产，摆脱在国际学术市场体系中的依附地位，成为社会科学学术生产的大国和强国。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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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The Transfer of Western Contemporary Social Sciences and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of Chinese Social Sciences

生命科学论文篇7

关键词：现代科技革命企业管理人才素质现代管理技术

一、前言

现代科技革命的内涵及时间上如何划分等，至今尚有不同说法。美国阿尔温·托夫勒在其《第三次浪潮》一书中认为，人类历史上经历了两次文明浪潮：农业社会和工业文明时代。美国预测学家奈斯比特在其《大趋势》一书中，将工业社会的发展分为四个阶段，即纺织机械化和煤炭炼铁、蒸汽机和炼钢技术、电动机和内燃机、电子技术阶段。除此之外，还有二次产业革命论、三次产业革命论、四次产业革命论等提法。以美国科学家科塔莱克为代表的四次产业革命论，认为前两次产业革命与三次产业革命论基本一致，将20世纪40年代开始的核技术、计算机、半导体等一系列新技术的广泛应用视为第三次产业革命，把新出现的科技与产业发展高潮视为第四次产业革命。本人基本赞成科塔莱克的观点，只是第四次产业革命应该是当今的光电子、激光、千亿次大型计算机、新能源新材料、空间技术和生物工程技术的研究与应用。尽管各种说法不尽相同，但是以信息技术为核心的科学技术革命对世界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影响，这次革命称之为现代科技革命。

二、现代科技革命的特点

1.科学革命与技术革命紧密结合

科学革命侧重于自然科学理论的突破性进展，技术革命则是强调改造客观世界的手段的改进和更新。历史上的科学革命和技术革命往往是是相互分离的。比如蒸汽机技术的发展大大早于蒸汽机理论即卡诺循环理论和热力学第二定律。当今是科学与技术高度渗透的年代，例如没有先进的技术手段如计算机，就无法从事科学理论研究。再如生物工程不仅是一个技术方面的重大课题，也是一个科学理论研究的重大课题。

2.科学与生产一体化

在人类社会的早期没有单独的科学活动，一些简单朴素的科学知识直接来自于生产活动，随着生产活动的专业化和分工的出现，科学活动从生产活动中分离出来，二者距离越来越大，到20世纪中期，科学出现工业化、群体化的趋势，对生产的依赖日益增强，一方面，科学成果的获得往往取决于能否生产出先进的科学仪器和实验设备，另一方面，科学成果能够很快转化为生产力，出现了科学与生产新的一体化。

3.影响深远的信息革命

现代科技革命是一场影响深远的信息革命，这是区别于以往任何一场科技革命的标志。现代科技革命的核心是信息革命，或者说是计算机网络、通讯技术的革命，这场革命的实质不是减轻人的体力负担，而是人脑的延伸，人工智能的发展是现代科技革命最突出的成就之一，知识经济、信息时代、地球村、信息高速公路等新名词的出现无不说明这场革命是对社会各方面产生巨大影响的信息革命。

三、企业管理中的科技革命

生命科学论文篇8

2.科技是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动力之一。复习备考时，理解伽利略、牛顿、爱因斯坦、普朗克、达尔文等科学家的成就及影响，认识蒸汽时代、电气时代、信息时代的科技发明对人类社会进步的推动作用；从科技发展创新、环境保护及可持续发展的角度，认识科技发展对人类社会进步的作用及应注意的主要问题等，突出分析世界科技发展对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及国际关系等方面的影响。

3.艺术作品总是一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特定时期的文化是特定时期的政治经济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反映。近代以来文学艺术流派作品及其特色是高考命题的重点。命题多运用图文材料，创设情境，以选择题形式，考查艺术流派的代表人物、作品、特色及反映的时代特征。复习备考时，一要把握世界文学艺术不同流派产生的时代背景、反映的社会现实，理解文学艺术作品体现的时代特征、艺术特点及艺术价值等，从整体上把握不同时期世界文化的发展历程，认识世界文化发展的多样性；二要理解随着科技的发展和艺术的进步，艺术和科学有机结合，产生了影视艺术，极大地丰富了人们的文化生活，推动了社会的发展。同时，注意紧密联系科技文化发展的历史背景与政治、经济的相互影响。

【金题点睛】

示例1（2013・江苏单科卷・17）“根据这一理论，将时间和空间说成是绝对的是没有意义的，因为对这两种范畴的测量通常随着观察者的运动而改变。……对于门外汉来说，这些观点――通常用不能理解的数学公式解释――表明科学已经达到了能被人类所知的界限。”上述“理论”的主要意义是

A.开创了以实验为基础的近代科学

B.预见海王星存在的准确性

C.弥补经典力学对时空认识的不足

D.发现能量辐射的运动原则

答案：C

解题技巧：考查对材料信息的获取和所学知识的迁移运用能力。据题干材料，首先判断出理论是相对论，由此根据所学可以直接选C项。A项是伽利略的成就；B项是牛顿力学体系的影响；D项是量子论。

变式练习1919年11月9日美国《纽约时报》头版文章有如下标题：“天之光歪斜”“科学家急切等待着日蚀观测的结果”“恒星不是在它们似乎应该所在的或被计算出来的位置上，但不必担心。”这些文章介绍的科学理论应该是

A.经典力学B.狭义相对论

C.量子理论D.广义相对论

答案：D

示例2（2013・四川文综卷・9）1925年，美国田纳西州的中学教师斯科普斯因在课堂上讲授达尔文进化论而被判有罪。该州还立法禁止教师传授任何有违背圣经上帝造人教导的学说。此法在该州一直适用到1967年，据此可知

A.1967年后美国开始接受进化论

B.斯科普斯言论违背美国的自由

C.进化论冲击了美国的基督教信仰

D.田纳西州的立法行为违反了美国宪法

答案：C

解题技巧：考查学生知识迁移和运用能力。美国宪法规定：各邦（州）在不违反联邦宪法下，可以制定本邦（州）的法律。田纳西州1967年才开始接受进化论，不意味着整个美国才开始接受，也不能表明其立法违反了美国宪法，A、D两项的表述错误，排除。斯科普斯言论符合而不是违背体现自由启蒙思想的美国联邦宪法，B项错误。田纳西州无论对斯科普斯因的判罚，还是最后的接受，都体现了进化论对美国基督教信仰的冲击。

变式练卜克内西说：“1859年成为划分科学史前后两个‘世界’的界限……达尔文远离大城市的喧嚣，在他宁静的庄园里准备着一场革命。”达尔文进化论学说最直接的社会“革命”意义在于

A.激发社会竞争意识

B.开创生物科学发展新时代

C.引发资产阶级革命

D.进一步否定了教会的权威

答案：D

【重点突破】

一、对经典力学的认识

1.经典力学的特征

与传统科学和现代物理学相比，经典力学具有三大特征：一是注重实验，实验可以进一步揭示客观现象和过程之间内在的逻辑联系，并由此得出重要的结论。二是它的数学化，这种数学化的根源是自然内在的数学关系。自然的数学结构是近代科学的先驱们深信不疑的真理。三是研究人们日常生活中易于理解的宏观世界，后来的X射线、放射性和电子等三大发现所揭示的却是人们没有直接经验的微观现象。这些表明人们对物质世界的认识在不断深入。

2.经典力学的地位

①牛顿的力学体系完成了人类对自然界认识史上的第一次理论大综合，它以实验为基础，以数学为表达形式；②适用于整个太阳系、一切天体运动和宇宙中的所有物体，使力学和天文学在理论上达到了相当完备的程度，也在生产和科学实验中得到广泛的应用和验证（如：根据万有引力定律，人们发现了海王星）；③标志着近代科学的形成，牛顿被誉为“近代科学之父”。④局限性：从低速到高速，经典力学适用于低速；从宏观到微观，经典力学适用于宏观；从弱力到强力，经典力学适用于弱力。

二、相对论和量子论诞生的意义

1.相对论

（1）背景：19世纪末，物理学界连续发生了三个重大事件，就是X射线、放射性和电子的发现。这三大发现以实验事实使得原子不可分、不变化的传统观念发生了动摇，这就是所谓的“物理学危机”。物理学的“危机”没有吓倒大多数物理学家，他们继续向前探索，于是产生了以量子论和相对论的建立为标志的物理学革命，物理学从此开辟了新的天地。

（2）内容：分为“狭义相对论”和“广义相对论”，其基本原理是相对性原理和光速不变原理，认为时间和空间都是物质存在的形式，随着物质运动速度变化而变化。四维时空和物质的分布相联系，时间、空间、运动、质量不是绝对不变的，而是相对的，可以相互转化。

（3）意义：①相对论的提出是物理学领域最伟大的革命。这一理论被后人誉为20世纪人类思想史上最伟大的成就之一。②发展了牛顿力学，将牛顿力学概括在相对论力学之中，推动物理学发展到一个新的高度。创立了一个全新的物理学世界，极大地扩展了物理学应用的领域。③相对论打破了经典物理学绝对化的思维，为人们提供了辩证地看待世界的途径。

2.量子理论

（1）背景：19世纪末20世纪初，电子和放射性的发现，打开了原子的大门，使人们对物质的认识深入到了原子内部。但大量的实验表明，微观粒子的运动不能用通常的宏观物体的运动规律进行描述。

（2）内容：1900年，德国普朗克提出了量子假说，即辐射像物质一样，是由具有能量的基本单位量子来实现的。爱因斯坦提出光的量子理论，丹麦物理学家玻尔提出原子的量子理论。在此基础上，研究微观粒子运动规律的量子力学建立起来。

（3）意义：①量子理论是20世纪最深刻、最有成就的科学理论之一，使人类对微观世界的认识有了革命性的进步。②量子力学对化学、生物学、医学、考古学、古生物学和地质学等科学领域都产生了重大影响，带来了许多划时代的技术创新，直接推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从根本上改变了人类的物质生活。③量子理论与相对论构成现代物理学的基础，描绘了一个崭新的宏观宇宙世界和微观粒子世界，开阔了人们的视野，改变了人们看世界的角度和方式，对物理科学本身，对自然科学，而且对整个人类的思维都产生了深远影响。

三、达尔文进化论

1.产生背景

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和启蒙运动对基督教神学的冲击；资产阶级革命和工业革命的推动；科学技术的进步、生物学知识的积累；达尔文等科学家自身努力探索。

2.创立过程

拉马克：19世纪初期，法国生物学家拉马克提出了生物是从低级向高级发展进化的观点，肯定了环境对物种变化的影响。为达尔文创立进化论奠定了重要基础。

达尔文：1859年，达尔文的巨著《物种起源》出版，标志着生物进化论的诞生。主要观点：①一切生物都经历了从低级到高级、由简单到复杂的发展过程；②物种不断变异，新物种不断产生，旧物种不断灭亡；③物竞天择、生存竞争、自然选择是自然界的规律。概括为三点：生物是进化的；生物的进化是连续的；生物进化过程中变异最重要的途径是自然选择。自然选择讲的是进化机制，它是生物进化论的核心。

赫胥黎：1863年，发表《人类在自然界中的位置》，进一步从解剖学的角度论证了人猿同祖的观点，进化论逐渐被科学界普遍接受。

3.产生意义

（1）对生物学是一次伟大综合，使其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科学，并在方法上把“变化”“发展”的观念引入科学领域。

（2）有力地挑战了神创论，极大地促进了欧洲的思想解放，使人们的世界观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3）它所揭示的关于生命自然界辩证发展的规律，也为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创立提供了重要的基础。

（4）对处于国家危亡时期的中国思想界也产生了巨大震动，对整个世界都产生了积极影响。

四、18世纪以来世界美术的发展脉络、特点、背景和东西方绘画的比较及差异分析

3.东西方绘画差异分析

东、西方绘画的异同，从表面上看，是技法的不同，深一层次探究，是观察方法的不同；再深一层次剖析，是哲学基础及审美意识等历史文化背景的差异。这是当时古希腊哲学与中国春秋战国哲学不同的美术观念所决定的。

五、认识科技革命对思想、文艺及影视艺术发展的影响

工业革命促使思想发生了极大的变化，推动文学艺术的发展，其流派、形式、艺术特色也随之发生变化。

1.思想方面

19世纪初，随着工业革命的发展，西欧社会贫富分化日益明显，形成一股空想社会主义思潮。三四十年代随着工业革命的扩展，资本主义制度的弊端日益暴露，马克思主义诞生。资本主义发展中自由主义经济思想盛行。

2.文学艺术

（1）文学方面，随着工业革命的进行，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矛盾日趋复杂尖锐，反映社会现实的现实主义文学出现。

（2）绘画艺术方面，注重反映社会现实和借助工业革命的光与色成果的现实主义和印象画派出现。

3.影视艺术

19世纪末电学、光学、化学、机械学等科学技术的发展，为电影、电视的出现奠定了物质基础；社会的巨大变化和人类新的精神需求、商业利润的驱动是影视艺术发展的动力；19世纪末，电影是在第二次科技革命背景下产生的满足人们感性娱乐和精神需求的文化；20世纪20年代，电视艺术诞生。

【强化训练】

一、选择题（本大题25题，每题2分，共计50分，四个选项中只有一项符合题目的要求）

1.（原创）1919年，英国皇家天文学会组织了两支远征队分赴非洲和南美两地观测日全食。根据测量数据发现：光线在经过太阳时的确发生了超过1.6弧秒的偏转。这一测量结果有力地证明了

A.万有引力定律的正确性

B.量子论建立的正确性

C.广义相对论的正确性

D.狭义相对论的正确性

2.（原创）斯宾塞在1857年发表的《进步：其规律及原因》一书中写道：“无论是在社会的发展中还是在政治、制造业、商业、语言、文学、科学及艺术的发展中，这种由简单经过连续的变异而进入复杂的同样的进化始终保持着。”由此看出，作者认为

A.工业革命成为科学发展的动力

B.进化论的思想已渗入各领域

C.天主教的权威遭到彻底地破坏

D.近代生物学已有了科学基础

3.（原创）马克指出：“所谓科学革命指的是通行的科学理论体系的急剧转变。迄今为止，科学史上关于物质世界的一般理论总共不过三种，分别以亚里斯多德、牛顿和爱因斯坦的名字命名，但真正的科学革命，实际上只发生过两次。”材料中第二次“真正的科学革命”是

A.相对论和量子论

B.生物进化论

C.电磁感应理论

D.经典力学

4.（原创）当代中国学者刘伟在《反思全球化和民族主义》一文中说：“文化是不能以进步的标准来衡量的，莎士比亚的悲剧不高于《诗经》里无名诗人的风雅颂，《论语》和《纯粹理性批判》同样具有永恒的价值。”与其观点相吻合的评述是

A.全球化和民族文化相互排斥

B.民族文化具有不可比拟及优越性

C.应该注意保护民族文明的精髓

D.民族文化具有多样性和不可替代性

5.（原创）据统计，英国国会在1740年至1749年的10年间通过的圈地法案只有64个，而1800年至1809年则有574个。造成这类法案数量猛增的主要原因是一

A.机器工业时代的到来

B.君主立体的确立

C.海外殖民帝国的建立

D.思想启蒙运动的推动

6.（改编）下图是某同学在学习工业革命时的笔记，内容出现了疏漏。请结合所学，a、b处应该补上的内容是

A.冶炼业城市化进程加快

B.交通运输业阶级产生分化

C.服务业用机器制造机器

D.交通运输业用机器制造机器

7.（原创）2008年英国国教发表声明：“查尔斯・达尔文，在将迎来你200周年诞辰之际，英国国教就误解你并之后鼓励他人也误解你，而欠你一个道歉。我们希望换回‘信念寻觅理解’的旧时美德，并愿此举能对以往作出补偿。”这一道歉声明表明了

A.科学在同宗教的斗争中取得了最终胜利

B.宗教和科学由对立走向了统一

C.英国国教承认了达尔文进化论的正确性

D.英国国教放弃了神学创世说

8.（原创）在量子力学的研究中，科学家发现，如果不去测量对象（电子），对象（电子）便没有位置。有科学家便把这一结果比喻为：月亮在无人看它时，它不存在。当然，这一论断的主旨意在突出微观研究领域的特殊件，并能在历史学那里找到了知音，这与中国古代某一学者的思想有异曲同工之妙。这位学者是

A.王阳明B.老子

C.董仲舒D.朱熹

9.（改编）“不合宜者，渐渐澌灭，其合宜者，得以永存，此为天道自然之理。但其说与耶稣之旨相反，故各国儒士，均不服其言。初始辩驳蜂起，今佩服者渐多，而格致之学从此大为改变。”文中“其说”是指

A.牛顿运动三定律

B.达尔文的进化论

C.普朗克的量子论

D.爱因斯坦的相对论

10.（原创）达尔文的“进化论”作为一项自然科学的巨大成就，也对人类社会的政治和思想观念产生了很大影响。下列分析正确的是

A.成为欧洲启蒙运动批判专制统治的思想武器

B.成为西方国家进一步扩张侵略的“理论依据”

C.成为马克思提出暴力革命主张的思想渊源

D.成为近代中华民族反帝反封建革命的理论依据

11.（原创）历史学家哈孟德夫说：“工业革命带来了物质力量的极大发展，也带来了物质力量相伴着的无穷机遇。然而，这次变革并没有能建立起一个更幸福、更合理、更富有自尊心的社会；相反，工业革命使千百万群众身价倍落，而迅速发展出一种一切都为利润牺牲的城市生活方式。”作者在这里主要表述的是

A.工业革命的全部目标在于发展现代经济

B.工业资产阶级实力壮大但没有政治权利

C.工业革命使西方国家迅速完成了城市化

D.社会文明进步应体现社会整体均衡发展

12.（改编）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授予中国作家莫言，委员会授奖词称，莫言将现实和幻想、历史和社会角度结合在一起。莫言的代表作如《丰乳肥臀》，以高密东北乡为背景，描写了百年中国大陆沧桑变化史，彻底颠覆了官定历史叙事模式。小说对、、经济热等都有极深的揭露和反思。据此推测，莫言的写作风格属于

A.现实主义B.浪漫主义

C.社会主义D.现代主义

13.1913年泰戈尔荣获诺贝尔文学奖，其颁奖词是：“由于他那至为敏锐、清新与优美的诗；这诗出之于高超的技巧，并由于他自己用英文表达出来，使他那充满诗意的思想业已成为西方文学的一部分。”此材料从本质上反映了

A.泰戈尔作品表现印度人内心精髓

B.印度传统文学与西方文学的相互碰撞

C.西方文化对东方文化的深刻影响

D.东西方文化的交融以及文学的世界性

14.（原创）工商业的发展导致了资产阶级的相应发展。到19世纪末，资产阶级政治家在西欧很多国家中担任最高领导职务，同贵族分享权力，因为出身不再能保证贵族对国家政治权力和社会权力的垄断。富有的资产阶级花钱买大地产，模仿贵族的习惯和爱好，成了遍及欧洲各地的寻常事。上述现象主要说明

A.世界经济格局逐渐改变

B.工业革命促使社会结构发生变化

C.资产阶级的自私和贪婪

D.资本主义国家人民获得自由平等

15.（原创）19世纪晚期20世纪初期，美、英、德、日等国家企业研发总支出的80%～97%是由1000人以上的企业完成的，62%～90%是由5000人以上的企业完成的。美国企业所掌握的专利，约有51%由5000以上的企业占有，30%由1000～4000人的企业占有。这表明

A.第二次工业革命推动了企业技术创新

B.企业规模大其创新能力越来越强

C.大企业在技术创新中占主要地位

D.美国成为新技术研究和应用中心

16.（原创）有研究发现，工业革命前英国劳动力价格远高于大部分欧陆国家，同时拥有取之不尽的煤炭资源，这样就有了足够的市场动力来发展新技术。后来美国的崛起也是如出一辙：工价高、资源丰富便宜，使用机器有利可图。由此可以看出

A.人才优势是英美工业革命的关键

B.市场的扩大促进了技术的发明

C.资本的优化配置推动了工业革命

D.资源丰富成为使用机器的关键

17.（原创）仔细欣赏下列美术作品，最有可能利用了当时最新科技成就的是

18.（原创）《互联网进化论》中指出：“工业革命把人变成机器，信息革命把机器变成人。”对此理解准确的是

A.工厂诞生于工业革命后，消失于信息革命中

B.科学技术进步改变人的思想观念与生活方式

C.机器与人的斗争始于工业革命止于信息革命

D.信息革命后机器完全取代了“人脑”的作用

19.（原创）伊朗门事件、克林顿丑闻事件、美军虐俘事件、西方其他国家高级官员的丑闻屡屡被曝光。这突出反映了

A.西方国家民主政治进程出现曲折

B.政府已基本处于公民的监督之下

C.网络、电视等媒介监督作用增强

D.第三次科技革命负面影响的增大

20.（原创）德国著名画家弗里德里希（1774-1840）认为：“美术家不仅应当描绘眼前所见之物，而且应描绘心中所见之物。”右图为其作品《孤独的树》，该作品属于

A.新古典主义美术

B.浪漫主义美术

C.印象画派

D.现代主义美术

21.（原创）某中学举办一次文艺活动，邀请一些专家学者来校演讲，演讲的主题包括：司汤达的小说创作、巴尔扎克与人间喜剧、列夫・托尔斯泰与俄国革命等，还安排了一个音乐会，由钢琴家表演一场“柴可夫斯基之夜”。这次文化活动的主题，应当定为

A.印象派的文化风格

B.浪漫主义的文艺

C.批判现实主义的文艺

D.后现代主义的艺术

23.（原创）法国著名画家保罗・塞尚从19世纪末便被推崇为“新艺术之父”，作为现代艺术的先驱，西方现代画家称他为“现代绘画之父”。其“用圆柱体、球体和圆锥体去处理自然”的建议为下列哪一艺术流派提供了创作思路

A.立体派B.现实主义

C.印象派D.浪漫主义

24.（改编）鲁迅在回忆20世纪初年的情形时说：“有人说G.Byron（拜伦）的诗多为青年所爱读，我觉得这话很有几分真。就自己而论，也还记得怎样读了他的诗而心神俱旺。”当时爱国青年喜读拜伦作品，主要是因为它

A.与文学革命运动的方向一致

B.具有批判现实主义的精神特质

C.符合德先生和赛先生的精神

D.追求自由和解放的浪漫主义精神

25.（改编）贝多芬音乐创作具有强烈的反封建的民主精神，充满了时代精神，主要由于贝多芬

A.受启蒙运动和法国大革命的影响

B.受到德意志统一民族思想的影响

C.受到达尔文进化论科学思想影响

D.受“歌曲之王”舒伯特创作影响

二、非选择题

2012年诺员尔和平奖的结果于10月12日正式揭晓。欧盟因“60多年来为欧洲和平、和谐、民主和人权等方面的进步做出的贡献”摘获这一奖项。欧盟议会负责人在第一时间对获奖表示“感动和荣幸”。

获奖也引发了一定的争议。包括英国首相卡梅伦在内的6位欧盟成员国领导人拒绝出席颁奖仪式。深受欧债危机影响的希腊、西班牙等国一些民众甚至感到愤怒，认定这分明是对自己国家和欧盟现状的讽刺。

――据新华国际时评等

（3）欧盟有资格获得诺贝尔和平奖吗？结合历史与现实，简要论证自己的观点。（要求：观点明确，论据充分，论证简洁清晰）（8分）

27.（改编）思想和科学的发展是人类社会生活的重要内容，随着历史变迁而不断进步。请阅读材料，回答问题。（17分）

材料一西方从中世纪遗留下来的教会神学，其内容不是关于这个世界的问题，而是关于另一个世界的问题，身后世界的问题。任何神学的东西，只要人的思想世俗化了，理性觉醒了，那么神学的东西不管多么貌似强大，都是不堪一击的非常脆弱的。

（1）试以近代自然科学发展的史实说明神学的东西“都是不堪一击的非常脆弱的”。（3分）

材料二西方首创科学革命，对于人类文明进步的促进意义，恐怕是无论怎么强调也不会过分。近代东方曾有一些人鼠目寸光，只看到科学的“形而下”（注：指具体的事物）的意义……“中体西用”、“师夷之长技以制夷”，诸如此类的论点都与这种对科学革命的片面理解有关。其实科学革命显然还有“形而上”（注：指思维活动）的一面，就是说它凸显了理性的价值，昭示了一种科学主义的世界观，其核心就是要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克服一切传统偏见，以科学的精神来重塑人类的整个生活方式。

――马克《世界文明史》

（2）材料二中“一种科学主义的世界观”的内涵是什么？（2分）请以西方人文主义的演变历程加以说明。（6分）

材料三科学与民主，是陈独秀一生追求的两大目标，陈独秀曾说：“现在世上有两条道路，一条是向共和的科学的无神的光明道路，一条是向专制的迷信的神权的黑暗的道路”陈独秀是“倾向共和科学方面”。在他看来，科学可以推动物质文明的发展、精神文明的进步以及国民素质的提高。他的确崇拜科学征服自然的能动作用，但他更把它看作一种反对‘迷信’的武器……仍坚信“科学与民主，是人类社会进步之两大主要动力。”

――引自《陈独秀科学思想评析》

（3）近代中国人在对待西方科学的认识上，材料二和材料三有什么不同？（2分）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导致这种不同的原因。（4分）

28.（原创）阅读材料，回答问题。（12分）

材料一诗画本一律，天工与清新。

――（宋）苏轼

材料二现代主义的美术在对待社会、人、自然与自我的关系上失去了平衡，关系是扭曲的。这样，现代主义的美术家似乎是超脱社会、超脱自然的人，他们不直接描写社会和人生（少数艺术家例外），但他们的作品影射着社会和人生，采用的语言是荒诞的、寓意的或抽象的。在他们的作品中，可以感觉到这些艺术家表现了现代人们（包括艺术家们自己）的精神创伤和变态心理，感觉到他们对现实生活的消极、悲观和失望的情绪，感觉到他们思想上强烈的虚无主义。正是现代主义美术作品的这些特征，使它们具有不可忽视的社会历史的和审美的价值。因为它们正是西方现代社会和现代精神生活重要方面的写照。

――引自“百度百科”

材料三现代主义名画：《表》

材料四车尔尼雪夫斯基在《艺术与现实的审美关系》中认为：“再现生活是艺术的一般性格的特点，是它的本质。”

回答问题：

（1）材料一反映的是什么画种？据材料，结合所学知识概括该画种的特点。（5分）

（2）结合材料二、三，归纳现代主义美术的主要特征。（3分）

（3）依据材料三、四及所学知识，分析现代主义美术兴起的时代背景。（4分）

参考答案

1.C2.B3.A4.D5.A6.D7.C

8.A9.B10.B11.D12.A13.D14.B

15.C16.C17.D18.B19.C20.B21.C22.B23.A24.D25.A

26.（1）马可尼发明无线电；（1分）普朗克创立量子论。（1分）趋势：四国获奖比例一直占总数的60%以上，反映了欧美发达国家长期拥有世界科技优势；（2分）20世纪初期德国占优势，中后期美国后来居上，反映美国取代德国成为世界科学中心；（2分）多人分享诺贝尔奖的趋势越来越明显，反映现代科技合作趋势的加强。（2分）

（2）民族解放、战争与和平、大工业时代等。（3分）

（3）论证示例

肯定观点：①欧盟的前身欧共体的成立就是基于对战争的反思，该组织促进了法德和解，为欧洲和平作出贡献。②欧盟作为世界多极化格局中重要的一极，为世界局势的稳定（世界和平）作出了贡献。③欧盟使成员国的商品、人员、资本等自由流通，促进欧洲经济快速增长，有利于欧洲社会稳定。④已有28个成员的欧盟，在经济、政治一体化趋势不断增强，为欧洲团结作出了贡献。

否定观点：①欧盟同美国一样，常打着民主和人权的幌子干涉、制裁他国（诸如制裁叙利亚、伊朗等），加剧世界局势的紧张。②欧债危机让欧盟经济受到重创，大量人员失业，影响欧洲繁荣和稳定。③欧盟内部矛盾重重（6位欧盟成员国领导人拒绝出席颁奖仪式，英国正考虑退出欧盟）表明欧盟在团结等方面尚存在问题。（史实1分，阐述说明1分，要求从和平、经济发展、社会稳定、民族团结任意三个角度来论述）

27.（1）史实：哥白尼的日心说从根本上动摇了欧洲中世纪宗教神学的理论基础――地球中心说；牛顿经典力学进一步从理论上否定了地心说的荒谬；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从根本上颠覆了上帝造人说。（3分）

（2）理性思维，破除迷信，解放思想。（2分）智者运动第一次唤醒了人类的自我意识，反对迷信，强调人的价值；文艺复兴时期肯定人的价值，要求以人为中心而不是以神为中心；宗教改革否定了教皇的绝对权威，使人获得精神上的自由和灵魂得救的自；启蒙运动时期反对封建和愚昧，提倡科学，自由和平等，努力构建一个更符合理性和人性的社会。（6分）

（3）材料二把西方科学革命只理解为工艺和机械，未认识到科学精神的价值；材料三认识到科学的巨大价值，是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及国民素质提高的推动力。（2分）原因：前者代表地主阶级的利益，仍从儒学中寻找治国的理论依据，没有破除对传统思想的迷信；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资产阶级力量的壮大；西方思想的不断传播；辛亥革命了封建君主专制制度，民主共和观念深入人心。（4分）

28.（1）画种：文人画。（或山水文人画等）（1分）特点：诗书画印相结合；强调个性表现；不求形似，只求神韵；讲究借物抒情。（4分）

（2）象征性：认为世界是荒谬无序的，存在是不可认识的；

表现性：注重展示主体生存状况，明显的虚构性与荒诞性特征；

抽象性：强调形式，轻视情节内容；

生命科学论文篇9

[关键词]中国哲学；生命艺术；李石岑；梁漱溟

一、问题的提出

中国传统哲学在汤一介先生眼里曾概括为以真(天与人)、善(知与行)、美(情与景)三个相关连的基本命题：“天人合一”、“知行合一”、“情景合一”，以及“普遍和谐观念”、“内在超越问题”为主要内容的理论体系。

事实上，这三个基本问题在中国传统哲学的内在精神里是有机统一的。这里的划分依然是以西方知、意、情为标准的，是为方便理解的。然而我们要进一步追问：这三者的重要性是否是相等的?是否有某种精神在其间更能独特标明中国文化精神的特性?

在我看来，中国哲学的精神必须放在更大的“文化”概念范围内来把握，而一旦我们把中国哲学置于自己本民族的传统文化视野中，即刻会发现和西方文化相比有许多的不同：西方重视宗教与科学，而中土文化则为艺术和道德精神所贯注(这一点唐君毅、吴森均有论述)。很显然，谈中国哲学，艺术非但少不了，甚而说是相比西方文化更能彰显民族精神的文化特质。所以，方东美以他诗哲相兼的气度成就了一个广大和谐的中国哲学体系(这在拙著《方东美与中西哲学》已有表述，此不赘述)。他说：“回顾中国哲学，在任何时代都要‘原天地之美而达万物之理，’以艺术的情操发展哲学智慧，成就哲学思想体系。”这就是说，中国哲学是一种艺术化的哲学。换言之，“情”在中国文化中具有代表性特质。无怪乎辜鸿铭在他不朽大著《中国人的精神》里也将中国人的民族精神表达为“过着一种心灵的生活，一种情感的或人类之爱的生活。”

我一直认为，比较文化哲学自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发端，方东美先生扬其绪，并筑就了一个迄今尚无法超越的比较文化哲学的理论体系。然而，从梁先生的生命哲学到方先生的生命哲学一美学的异峰突起，难道其间没有起承转合的思想逻辑环节么?带着这样的疑问，我翻阅了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哲学文献，发现有一个大哲学家完全被我们遗忘了，他就是李石岑。正是他，对梁先生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做了犀利的批评，并从生命艺术论的角度立论，建构了自己的比较文化哲学的模型，才使得后来方东美先生在他基础上更上一层楼，不仅仅从人生哲学，而是从“形而上”为切人点来阐发中国生命哲学和美学。由是，我们必须清理这一思想的逻辑递进的关系，只有这样，才能顺理成章地解读后来方东美、宗白华等以生命为本体的艺术哲学诸思想家的理论体系。

二、李石岑以生命艺术论驳梁漱溟的

《东西文化及其哲学》

李石岑洋洋四十万言的《人生哲学(卷上)》(1926年)详尽比较分析了西方、印度和中国的文化与哲学之后，提出了他自己的生命艺术论。他说：由是以观，科学、道德、宗教三者，都是抱着一个“生的无限”，都是做的“生的无限”的工作。我们可以作一种总括的说明。无论科学、道德和宗教，在第一镜，则皆为生的无限之希求。我们应该特别尊重这个境界。在第二境，则为达到第一境之方便之功利现象。我们应该不把它看做方便去努力。在第三境，则当更进一步，严加训练，把第二境第一境完全忘却，好像是先天的直接作用一般。于此，乃有科学、道德和宗教之威严。在第四境，则这种先天的科学、先天的道德、先天的宗教，更欲与第一境的“生”结合。凡对于过去的科学、过去的道德、过去的宗教而起一种反抗，其用意都是如此。所以“生的无限”，为人类最高的希求。艺术乃是这种希求比较的可以实现者。拿艺术和科学、道德、宗教相比较，便可以发现它们的成绩的优劣。虽然都是走的“生命表现”一条路，但所用的方法完全不同；从方法一点，很可以识别它们的造就科学和艺术论，科学用知的方法，艺术则用直觉的方法；就道德和艺术论，道德用消极的方法，艺术则用积极的方法；就宗教和艺术论，宗教用超现实的方法，艺术则用现实的方法。虽然都是对于“生”的希求，但科学的境界是“求生”，探求生命的实质；道德的境界是“舍生”，抛弃生命的形体；宗教的境界是“永生”，想象生命的未来；似乎都没有提到生命全体。若艺术的境界便不如是，艺术既可以吸取生命的神髓，又可以促进生命之扩大，卡朋特所以极力提倡生命艺术，就出于这种见地。近代东西学术所以对于生命艺术，提倡之不遗余力，也就推原于此。现代的思想界，在西方若尼采、柏格森、詹姆士、卡朋特、莫理斯、爱伦凯(ellen key)之流，在东方若泰戈尔、厨川白树、岛村抱一之流，莫不看重艺术的思想，——尤其是生命艺术的思想，这是世界学术的一个大转机，我们将从此合十瞑目，顶礼世界未来的文化。

呜呼!八十年前李石岑就如此鲜明地表达了生命艺术观是世界未来文化之价值取向。只可惜他要申论的生命艺术观(《人生哲学》的下卷)虽然在南京第一中学讲演过，但终未出版。实属遗憾!即便如此，单从他的上卷已经可以略窥大致。

那么，让我们来检讨一下李先生是怎样从对梁漱溟先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的批驳中得出他上述结论的。

首先，李石岑认为梁漱溟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的名称就不当，因为梁先生实际上是由东西哲学去观察东西文化，而不是像题目那样给人觉得是主张东西文化旁及东西哲学，论述上往往也是一家、一宗，并非和文化相兼相容。

    其次，梁先生的西方文化向前、印度文化向后、中国文化持中之说则更是牵强附会。在李先生看来：“无论西洋印度和中国，都只是朝前走的，不过走法不同，或者走的快慢不同。”况且，梁先生的三条路向立言也欠妥，“乃是按孔家哲学(不是中国文化全部也不是中国哲学全部)、佛家唯识(不是印度文化全部，也不是印度哲学全部)和西洋文化(不是西洋文化全体)立言”。

事实上，梁先生的三路向都是以“意欲”为骨架的。意欲只能是逼迫人类的行为朝前走，何以会有“以意欲自为调和持中”以及“以意欲反身向后要求”呢?因此，说孔子是调和持中之路经并不正确。如孔子说：“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实在都是“不待鼓而活动不易”(生生不息)。这能说是中国文化走不前不后的路向么?同样，说印度人的出世思想是“向后要求”也是皮相之论!因为印度的出世思想其动机是出于“无生”；但“无生”的觉悟正可以利导且促进“生生”之机。这就是说因为它是要求我们作觉悟的幻生活，不作迷惘的幻生活，可说是积极的而不是消极的，又如何能不说是向前的呢?

第三，李石岑对梁漱溟的未来世界文化的三个态度 也不以为然。因为所谓要排斥印度态度，把西方文化全盘承受而根本改过的态度，以及批评的把中国原来态度重新拿出来的态度。这些观点皆建立在错误的向后、向前、持中的立论上。更何况梁先生的论述漏洞很多。就对印度的态度来说，他把“宗教”、“佛法”、“印度”混为一谈。然而，在李石岑看来，欧阳竞无的佛法非宗教非哲学的观点应该汲取。至于说对于西方文化全盘承受而又根本改过的态度则与理不通。李先生认为：“他这全盘的一受，又根本的一改，恰好弄成一个对销。”而就对“中国原来态度”来说，李石岑认为孔子的“原来态度”如成立，那也就是在他生前或死后不多的时候县花一现罢了。自然，梁漱溟的中国此刻“促进世界第二路文化之实现”不妨也该慢点言说。

既然梁漱溟以道德(中)、宗教(印)、科学(西)为文化哲学的评判基点，所开出的未来中国哲学应走路向的药方有错误，那么，李石岑给出的“世界未来的文化”(也包括中国哲学应该走的态度)蓝图又靠何基点来支撑呢?他说：由是以观，道德、宗教、科学三者，虽尽发展的能事，但非有艺术的陶冶，决不是以形成一种最大的文化。现代的文化，满装着功利的臭味，无论道德、宗教、科学，都是如此，世界未来的文化必从此转出一个新方向，必是由“到功利之路”，转出一个“到艺术之路”关于艺术思路的内容，且容本书下卷详为陈说，令试略言之。艺术以生命表现为唯一的天职；宇宙本是一个生命的大流，如果艺术能表现宇宙的生命，那便是一种最伟大的艺术。而所谓道德、宗教和科学，本都是走的“生命表现”一条路，不过方法有不同，或者态度有不同。人类最高的希求，为生的无限；所谓生的无限，具有三个条件；一，生的本质；二，生的增进；三，生的持续。

不难看出，李石岑是将宇宙、生命和艺术(在方东美那里为灿溢的美感)视为三位一体的。这种观点催生了后来方东美的“诗化的哲学”。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李石岑以生命艺术观为未来世界文化(包括中国哲学)的价值取向的观点并非突发奇想，而是建立在缜密的学理分析和论证基础上的。他谈到老子时说：“老子把‘自然，看作艺术的中心，于是又把艺术看作人生哲学的中心。老子对人生完全是一种艺术的看法。”“道家齐生死之说，都是从道上着眼，换句话说，都是从艺术上着眼，因为从艺术看生死，则生死不唯不足以生其欣戚，而生死反足以表扬其艺术。”“老子的人生观一切受成于道，听命于自然，是所谓‘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这便是老子艺术的人生哲学。”而在说到孔子时则说：“孔子一面催促人家觉悟，鼓励人家努力，好本着血统的关系去组织社会；一面又要想出一种调剂社会的方法，使人类得到一个很圆满的生活。所谓生活，可以说就是情意生活；因为情意生活足以撼动生活的全体。而情意生活总含着一个要发泄的倾向，你就不让他发泄，它也终究会发泄出来的。不过情意生活尽量的发泄出来，就是‘诗’的作用，时时提防它，叫它不要胡乱的发泄出来，就是‘礼’的作用。这两种作用如果使用适当，就可以得到一个很圆满的生活，这便是孔子调剂社会的方法。”毫无疑问，李石岑在这里是把“礼”和“乐”看作儒家的基本精神，尤为突出了“情意生活”(艺术的生活)能撼动生活之全体的作用。李石岑甚而更进一步阐述“乐”和“仁”是一而二，二而一的关系。他这样说道：“礼的作用在诗的作用之后。既已把诗和礼的功夫都做到了，才能谈到仁。因为情意生活有了圆满的发展，自然心气和平，可以达到快乐的境地。快乐的境地便是仁的境地了。(这无异于把“仁”解释成美的境界了!——引者注)所以孔子说：‘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诗是第一步的工夫，礼是第二步的工夫，乐是最后一步的工夫。乐便是快乐，并不单指钟鼓那类乐器说，正是‘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的意思。孔子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说‘不图为乐之至于斯也。’可见乐就有这种快乐的境地。而这种境地只有仁者能够享受，‘所谓仁者不忧’，‘仁者寿’。如果不仁，就有乐也不乐了，所谓‘人而不仁，如乐何?’可见乐与仁是一而二二而一的。”

不仅如此，李石岑融贯古今、会通中西的文化哲学具有一种“世界主义”的眼光。他并没有狭隘的民族主义之短见。恰恰是这样，他的生命艺术观开放地吸收了诸多西方哲学的许多新思想。如尼采、柏格森、席勒、卡朋特、詹姆士、杜威等。在李石岑接受某些西方主张生命艺术观的思想家观点时，也不免有些过激言论，这种言论多少轻视了中国固有的生命艺术价值。当然，这是一种矫枉过正的权益之论。例如他说：“尼采主张艺术即生活，生活之艺术化，艺术之生活化。谓人类就本性言之，既自为艺术家，又为艺术品。中国人则对于艺术从不甚了了。中国人心中只有宗法社会下的伦理的思想，而无表现生活高潮的艺术的思想。无论政治法律军事乃至宗教美术，莫不拿伦理观念做中心，所以中国人的生活只有一种宗法社会下的伦理的生活，却从无表现生活高潮的艺术的生活。中国人的污秽丑陋，固非用艺术的精神不能救济，中国人的瘠弱、奄惫和可怜的安逸，更非用艺术的精神无法苏生。中国人只会沉醉于阿婆罗的梦幻观想里面，却不知更有爵尼索斯的酣醉欢悦的世界，更不知从爵尼索斯的酣醉欢悦里面再淘出一个阿婆罗的世界来。所以中国人又非有一种艺术的陶冶不可。”

三、申论及其启示

中国传统哲学是一种境界哲学，不是西方的知识论哲学，这一点在学者似无太多争议。然而，把中国传统哲学家对人生境界的追求看作：由真一美一善(孔子)；由美一善一真(老子)；由真一善一美(庄子)这样的不同境界的追求和超越(如汤一介先生所说)，我疑心这观点是否能成立。这似乎有拼字游戏的味道。因为，这种观点虽然是按境界，而不是按知识问题来陈述三种哲学的表现所取的不同三种价值取向，但事实上在孔子、老子、庄子的哲学中并不存在这种价值递进的取向，这多少还是有点依西方学科规范按图索骥之嫌。经这样一处理，圆融在中国文化里的艺术精神(美)被分解成了一个单元。犹如从大海里经过科学处理提取的盐。已经离开了它生命母体，成了一个僵死的“物”。

倘若我们检视一下李石岑对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的批评以及他提出的生命艺术论为未来世界文化的价值取向的理论。我们会发现：“生命艺术论”(美学)的的确确彰显了中国文化的内在精神，而且这种精神又是西方文化所不可比较的。

那么，为什么李石岑不以道德、科学、宗教价值来统合中国文化(在李甚而指整个世界文化)的未来走向呢?这是因为在他看来，道德、科学、宗教虽都是朝“生命的表现”路向走，然而“似乎都没有捉住生命全体”。它们各抓住了生命的某一面，如科学讲“求生”，道德讲“舍生”，宗教讲“永生”。唯有艺术才既吸取了生命的神髓(本能的直观)，又促进生命的扩大。如此说来，中国哲学最讲生命的表现。中文的“性”即指生命的性向，而西文的“性”则多以知识论的感性、知性、理性来诠释人性，

是科学的、逻辑的。反观中土生命之性是一种艺术的跃动，是情的蕴发，是“原天地之美而达万物之理”。

据此，我们从李石岑的生命艺术观得到几点启示：

其一，李石岑的“境界”论是独特的。他不是像某些哲学家解释的如同单列一条线向上超升的境界路线：如冯友兰的自然境界、功利境界、道德境界、天地境界(四境)。李石岑是以“生命”为本体，把科学、道德、宗教、艺术视为价值纬度，层层超升。换言之，科学也好，道德也好，宗教也好，艺术也好，都有层层跃进的不同境界。只不过在方法上的不同，李石岑先生认为艺术之境的超越更符合生命的本质。最令人值得注意的是：他强调第四境时，“先天的科学”、“先天的道德”、“先天的宗教”和最初都有的“生”(第一境)结合而有一个逆向地反对“过去的道德”、“过去的科学”、“过去的宗教”。谁来统合?谁来与之对立，当然只有艺术。所以，李石岑虽然没有讲有“第五境”，但实际上这“艺术”和道德、科学、宗教之矛盾(既对立又同一)就是第五境。我们应该记住，李先生讲这番话时是1926年。毫无疑问，以后的冯友兰、方东美、宗白华、唐君毅都吸取了他的这个“境界”的许多思想因子。有意思的是，后来大多以“价值”按单线上升路线来讲“境界”，未必优于李先生的这个说法。

其二，为什么李石岑把“未来世界文化”看做是生命艺术的一统天下。这有一个基本判断作为前提：即科学、道德、宗教在过去历史上都曾各领风骚，但发展至今天，宗教已不是原来的宗教，它要和艺术结合；科学也不是过去的科学，它也要和艺术结合；道德也如是说。并且，李石岑认为“生命的表现”是由“功利之路”到“艺术之路”的前进。拿艺术和道德、科学、宗教相比，艺术更加符合宇宙的生命精神，艺术以直觉把握，“那种直觉，可以看作生命一样，是日进不已的。宇宙生命，固然是不断的创造，但是直接的内的经验，也是不断的创造。”由此可知，李先生把生命、宇宙和艺术的创造视为一体化的。从前述也可以看出，他对老子的“自然”以及“宇宙”的理解，也是把它看作一件艺术品。并不限于我们讲的琴鼓乐器的艺术表现。对孔子的仁和乐作一而二、二而一的解释，这都表明他理解的艺术是有本体论意蕴的。

其三，李石岑一方面看到当今艺术和科学、道德、宗教的融合，另一方面，更看到它们之间的不同。并且，他在指出这些不同时是有价值取向的(指向生命艺术的表现)。如艺术与道德的价值比较，他说：“故道德为现实的，为规范的，艺术为直觉的，为浪漫的；道德重外的经验，艺术重内的经验；道德重群体之认识，艺术重个体之认识；道德有凝滞阻碍的倾向，艺术有活泼渗透的倾向。”再如他讲到艺术的真和科学的真之不同，他说：“由此可知直觉远优于思考，换言之，艺术之效力远优于知识之效力。是则艺术的真远优于知识的真矣。艺术的真之解释与评价，虽由美学上云见地而异，然艺术的真决非科学的真，换言之，非客观的真，乃一种之‘真’之感情也。艺术内容之对于哲学的人生的意义之要求，皆一种之真之要求也。美由真之补助，而美之价值乃益增；故美的真(aesthetische wahrheit)在艺术上有至高无上之位置也。”在谈到艺术和宗教时，他说：“从前说宗教是美的基本，现在不然；现在美是宗教的基本了。”凡此种种，都可以看出李石岑对未来世界文化(包括中国哲学)的价值取向的厘定是经过反复比较作出的。

其四，李石岑不同意梁漱溟的“向前”、“往后”、“持中”三路说。主张只有一条“生命的表现”的路向。这个“生命”由本能使然。而就本能论，艺术家的直觉要胜于哲学家的直觉。他从柏格森的生命创化理论作申论，认为：“一为理智的或哲学的直觉(intellectual ormetaphysical intuition)，一为情绪的或艺术的直觉(emotunal or aesthetical intuition)。哲学的直觉，以个个之事物为对象，而基于概念；艺术的直觉，则基于情绪。然后者较前者更原始的，更为本质的，我辈无论何人，在或程度，皆可为此种直觉之享乐者；故尤可知艺术的直觉，近于本能之作用；本能不表现于直接动作，而表现于情绪时，斯为艺术。”这里，我们可以见出李石岑为何独独青睬艺术，因为艺术是“情”之所动，更由生命本能发动。诚如一般人认为中国哲学是境界哲学，这个“境界”，汤一介先生说得好：“所谓‘境界’就是一种对宇宙人生的觉悟和了解，这当然是纯主观上的，……至于能否在现实社会中实现那是另一回事。”由此推之，李先生所谓的生命艺术观之“境”(实为五境)说也是依着中国传统的这个路子走的。这个路子就是以直觉为主，对宇宙人生的看法也是以生命为观照的对象。由“情”而发，像艺术家眼里的宇宙万物皆是充满灿然生机的。

生命科学论文篇10

关键词：生命；理解；生命解释学；二难困境

19世纪以来，西方社会的人文科学遭受着自然科学从思维方式与研究方法等方面的肆意侵扰而举步维艰。狄尔泰(W.Dilthey，1833～1911年)，一位深怀历史使命感的德国哲学家，一方面根据康德批判哲学和德国历史学派的思想启示，努力凭据其研究方法与对象的特殊性来拯救人文科学，尤其从精神生命这一根本性的研究主题方面，充分关注贯穿人文科学研究过程始终的生命倾向；另一方面，经由一种奠基性的哲学研究，他又试图证明人文科学知识也能拥有近似于自然科学知识的那种普遍有效性，以维护人文科学作为“科学”而应有的地位与尊严。

也就是说，狄尔泰既强调人文科学研究所具有的生命倾向以破除自然科学的枷锁从而维护自身的独立性，又在辩护人文科学之地位与尊严的过程中接受了自然科学在认知成果方面的衡定标准。然而，人文科学在其研究主题的生命倾向与其认知目标的科学性要求之间始终存在着难以弥合的沟壑。我们看纠，狄尔泰有生之年的绝大部分哲学思想都致力于解决这一矛盾，即在充分顾及人文科学研究之生命特性的同时，力图满足其对“科学”身份的要求。1900年以后，他对生命解释学理论的着力探讨正是以上意图的充分体现。令人遗憾的是，生命解释学依然陷入了二难困境：要么充分注重人文科学研究中的生命倾向而放弃其对认知目标的科学性要求，要么接受人文科学对认知目标的科学性要求而抹去其研究过程的生命特性。这一困境不仅揭示了人文科学研究中上述矛盾的尖锐性，也在一定程度上表明狄尔泰生命解释学理论建构目标的流产、甚至于其毕生哲学探究努力的最终失败。

狄尔泰生命解释学既是其人文科学思想中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也是西方解释学理论从传统向现代、从方法论向本体论转变中一个必要的过渡环节。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其所面临的理论困境启发了海德格尔对理解活动的本体论阐释，以至于扭转西方解释学的发展方向。因此，本文试图深入剖析狄尔泰生命解释学理论中二难困境的成因，这无论是对于理解其本人的人文科学思想还是对于把握西方解释学的流变都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作为一种哲学认识论与方法论，以讨论理解活动为基本内容的生命解释学在狄尔泰后期的人文科学研究中具有极为重要的分量。从认识论角度分析，理解活动涉及理解的对象、理解的主体以及理解的过程三方面。我们认为，正是对以上三方面的独特阐释使狄尔泰的生命解释学最终陷入二难困境。

一、理解对象的生命意蕴与认知目标的科学要求

“历史哲学之父”，意大利人文科学家维柯(G.Vico，1668～1744年)早在1725年就指出：社会历史世界是人类自己的创造物，所以人类能够认知自己的创造物：相比而言，人类认知历史世界甚至比认识上帝的创造物——自然界——更有优势。维柯的这一观点影响深远。

17世纪以来，西方自然科学的卓越成就展示了人类理性前所未有的认知力量。自然科学的发展对近代人文科学研究的影响是双重的：一方面，自然科学试图以其特有的思维方式与认知方法主导人文科学的研究；另一方面，如果根据维柯的上述观点，自然科学又反过来给人以启示，即人类对自然的认知尚且能成就斐然，那么对社会历史世界的理解与把握就更应该充满信心。对社会历史世界的理解从属于人文科学的研究范围。从历史上看，关于解释的方法与理论自始就与西方的人文科学研究紧密相联。在狄尔泰之前，无论是法学解释学与神学解释学，还是施莱尔马赫(F.D.E.Schleiermacher，1768～1834年)的普遍解释学，它们致力于解决的都是如何对人类自身的创造物——或是权威法典，或是圣经文本，抑或是一般性的文本——做出有效性认知这一问题。狄尔泰沿着先哲的足迹，将解释学的对象范围进一步拓展为整个社会历史世界，“把历史世界理解为某个要解释的文本”。然而，作为理解的对象，历史世界这个广义的文本在其存在上有何特点?其特点对历史理解的目标有何影响?

自18世纪70年代赫尔德(J.G.Herder，1744～1803年)开创德国的历史学派以来，历史主义在德国的信徒队伍日渐壮大，“历史意识”广泛地影响着人们对历史研究的态度与理路。承认历史的流变，强调历史现象的特殊性与唯一性，历史主义的这一特点要求人们在历史研究中对历史语境与历史关联作尽可能全面的把握，尽可能恢复研究对象的历史原貌。正是心怀这种历史意识，施莱尔马赫提出，我们对一般性文本不仅要作语法上的解释，还需要一种心理学上的解释，即通过全面还原作者的创作背景而从心理上进一步理解其原初的创作意图。

注重理解对象的历史关联，无疑这是先哲给狄尔泰心头留下的一道深深烙印。在狄尔泰看来，不论是自己先前考虑的心理事实或心理状态，还是后期偏重的生命表达、乃至于由客观精神构成的整个历史世界，所有这些理解对象无不相似于以下诸点：它们均为一种历史性的实在，都从历史个体的内部心灵被给予出来，因而都直接或间接地体现了某种精神生命。他指出：“人文科学的确比自然科学优越，因为它们的对象不像后者的那样是在感觉中给予的表象，不单纯是在意识中对实在的反映。它们的对象首先和主要是一种内在的实在，一种在内心得以体验的关联。”显然，我们不能、也不应把历史认知的对象简单地等同于那些没有多少内在精神价值的自然对象。各种社会历史实在，当作为理解的对象而被呈现时，我们必须注意其原始的生命关联。这意味着，历史实在不仅是历史个体精神的创造物，而且还是特殊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对历史对象的理解，我们侧重的是领悟其所体现的内在精神生命，而非如自然科学那样将之演绎式地归附于某种普遍的因果规律之下。只有尽可能充分地挖掘理解对象的生命意蕴与历史关联，我们方能更深刻地理解历史，才能更准确地领悟历史中蕴藏的人类精神生命。

然而，理解对象的生命关联性是一柄双刃剑。一方面就如狄尔泰所作的维柯式断言，“精神能理解的，只是它所创造的”，由于历史实在均由人类自身所创造，所以我们应该能对它们做出准确的认知。另一方面，狄尔泰本人也承认正是理解对象的这种特质给我们带来了困难：作为一种历史性的生命关联产物，社会历史实在均都由独特的生命个体根据特殊的思想意图在特定的生命关联中所创造，因而具有特殊性和个别性。但历史理解的问题是，我们怎样才能把对这些特殊物的认知带入到一种普遍有效的层面? 历史理解首先是针对个别物，力图对它们作一种客观有效的把握。理解和解释对于人文科学研究的重要性不言而喻。狄尔泰深以为然的是，人文科学研究方法的确定性完全依赖于对个别物的理解能否被提到普遍有效性(die Allgeme-ingul tigkeit)这一高度。正因如此，人文科学中理解对象的生命关联性为我们带来了一个完全不同于自然科学认知的特殊问题：在理解特殊与个别性的历史实在时，我们怎样才能获得一种普遍有效的知识?换言之，我们怎样才能普遍有效地理解他人的生命表达、进而获得关于历史世界的一种普遍有效的知识?归根结底，我们如何确保人文科学知识也能拥有近似于自然科学知识的那种普遍有效性?可以说，理解对象的生命意蕴性特点是造成狄尔泰生命解释学中二难困境的一个首要因素。

二、理解主体的生命本质与认知目标的科学要求

自从赫尔德提出“要沉浸到全部历史中去，要在万物中感同身受”的历史研究要求以来，19世纪的西方人文科学家们在历史认知活动中将集注的目光主要偏向理解的对象，而理解主体作为生命存在的历史性特质却未能吸引更多的眼球。施莱尔马赫在其普遍解释学中主张，为了消除文本与读者在时空上的距离以避免对文本的误解，理解者应尽可能全面地把握文本由之而出的历史语境，尽可能充分地掌握作者原初的创作心境，以实现对文本的“重构式的”理解，甚至达到“比作者本人还更好地理解他自己”的那种理想境界。

然而，真正的历史意识指向的不仅仅是历史理解的对象，其实还有理解的主体。尽管稍后的兰克(R.von Ranke，1795～1886年)已在一定程度上意识到历史学家不可能在毫无预设的情况下展开工作，但他依然主张历史学家应该忘却自我，并“依照其原样”地、客观地重构历史。19世纪的人文科学家愈益意识到，“依照其原样地”重构过去，这可能只是一种美好的幻想。狄尔泰就已较为充分地注意到历史理解主体本身的历史性特质。美国学者巴姆巴克先生就指出，在狄尔泰那里，“历史性”概念不仅指对象而且也指主体，不仅指主体的认知方式，也指主体的存在方式是历史的。

历史理解的主体首先是一个活生生的生命个体。早在1883年的《人文科学导论》第一卷中，狄尔泰就严正批判了康德等人对认知主体纯然抽象的构想，认为他们“所设想的认识主体的血管之中并没有流淌着真正的血液，而毋宁说只存在作为某种单纯的思想活动的、经过稀释的理性的汁液。”对此，狄尔泰提出了所谓的“整体性原则”，要求把理解主体作为一个活生生的生命整体看待，人的精神生命不仅具有理性这一基本成分，而且还包括不可或缺的非理性因素，理解主体是知、情、意的有机统一。这意味着，不再可能存在一个清除了情感与意志成分、挤干了真实血液、因而被人为地抹平了各种棱角而无个性差异的抽象主体。理解主体必然在情感与意志等方面存在多种主观差异，必然具有独特的个性。狄尔泰指出，我们每个理解主体都受到自身意识的限制，个人独特的意识将其主观性赋予我们所理解的一切对象。有鉴于此，我们如何可能抹去自身的主观性而客观地去理解对象?

其次，历史理解的主体还是一个具有历史存在性的生命个体。这即是说，一切理解主体总是置身于特定的历史关联中。对历史实在的理解，他既无法摆脱自己的主观偏见和先前假设，也无法脱离当下的风俗习惯和舆论导向，更不可能对当前的时代精神视而不见和听而不闻。

历史个体，无论所作为历史实在的创造者还是理解者，都以自我为中心形成了一个相对独立的封闭世界，展现为诸多相对自足的莱布尼茨式的“单子”。美国学者林格指出，“解释学起源于主体间性的断裂。”生命解释学中对历史实在的理解归根结底就是诸多生命个体相互间的沟通。尽管狄尔泰相信生命个体普遍拥有共同的人性，然而主体对历史实在的理解毕竟是两个相对自足性世界之间的相互沟通。个体怎样才能把那些经由感官而获得的独特的生命表达提升到一种普遍有效的客观理解层次?简言之，具有主观性和历史性的理解主体怎样获得关于历史实在的普遍有效性知识?理解主体与理解对象的生命特性决定了两者间的完全重合可能成为一个永远难解之题。理解者应该“依照其原样”去理解历史，兰克曾经提出的这一要求现在几乎可以被视为一种历史认知中的“乌托邦”。 转贴于

三、理解活动的生命特性与认知目标的科学要求

社会历史实在是人文科学研究的直接对象。由于历史实在具有内在的生命意蕴并牵涉到某种历史性的关联从而区别于自然科学的对象，所以对历史认知的方式也相应地有所差异。狄尔泰明确指出：“我们说明的是自然，而理解的则是精神牛命。”理解是人文科学中把握历史最重要和最根本的认知方式。对人文科学认知方式本身的规定直接制约着人文科学的认知结果，影响着对人文科学之“科学”身份的认同。

自17世纪西方哲学实现认识论转向以来，人类针对外在世界的主导性认知方式先后遭遇了两次严重的危机。在我们看来，无论是经验论者着力强调的观察实验与经验归纳方法，还是唯理论者极力推崇的理性演绎方法，它们其实仅仅是人类理性的不同方面。随着近代西方哲学的演进，在彻底贯彻经验论原则的前提下，休谟的怀疑论从经验归纳方面表明人类理性能够扩展认识范围但缺乏普遍有效性。与此同时，以莱布尼茨一沃尔夫哲学为代表的唯理论哲学也渐次从理性演绎方面暴露出人类理性的另一局限，即它虽能保证了认识的普遍有效性却不能拓展认知的范围。以上两方面困境首次展现出人类理性这一主导性认知方式的危机：无论凭据经验归纳还是依靠理性演绎，人类理性似乎都无法提供普遍有效的知识。令人振奋的是，康德在其批判哲学的“哥白尼式革命”中，通过对先天综合判断的解析与建构，他将人类理性认知能力中经验论与唯理论曾各执一端的两方面有机地整合，最终宣告“人的知性为自然立法”!这表明，康德从先验哲学层面成功地克服了人类主导性认知方式遭遇的首次危机。我们看到，沿着康德先验哲学的思路，德国古典哲学所讨论的人类理性认知能力最终在黑格尔恢弘的思辨唯心主义哲学体系中得到极度张扬。

然而，黑格尔客观唯心主义哲学体系随后的崩溃表明传统的理性主义哲学业已穷途末路。另一方面，由人类理性日渐促成的扭曲的现代社会生活也使人越发意识到理性本身确有其局限。理性并非万能!作为对传统绝对理性主义哲学的反抗，非理性主义哲学在狄尔泰生活的世纪应运而生。以叔本华和尼采为代表的非理性主义者们认为，不仅是某种非理性之物构成了世界的基础与本质，而且我们也只能以一种非理性的方式去把握外在世界，理性的认知方式不适合、至少不能深入地而准确把握世界的本质。从认识论角度观之，非理性哲学的兴起可以说给传统以理性为主导的认知方式带来了第二次危机。

如果说，上述第一次危机揭示了人类的主导性认知方式对经验归纳能力与演绎分析能力进行综合的必要性，那么第二危机预示的则是人类的认知方式对自身意识活动中理性因素与非理性因素予以综合的必然趋势。它意味着，要对外在世界、尤其是对已然深深留下了人类精神生命烙印的社会历史世界进行全面而深入地认知，我们必须采取一种更周全、更妥当的认知方式。

施莱尔马赫在建构其普遍解释学过程中曾着力探讨了心理学的解释方法。他认为这一解释方法需要一种心灵上的预期(die Ahnung)或预感行为(cin pinatorisches Verhahen)的参与。正如洪汉鼎先生指出，施莱尔马赫论及的预感行为实际上就是“一种心理转换，一种把自己置于作者的整个创作中的活动，一种通过想象、体验去对作者创作活动的模仿。”显然，某些非理性因素构成了这种预感和心理转化过程的必要成分。而稍早于狄尔泰的德国历史学家德罗伊森(Droysen，1808～1884年)则更明确地指出了理解过程中的非理性方面。在他看来，对于历史世界，“理解可能是适合人类的最完美的一种认知方式。这是一种直接的、突然的过程，它并不需要对那些活跃于其中的逻辑机制有所意识。因此，理解活动就像是一种直接的直观……”德罗伊森和施莱尔马赫的理解观表明，理解活动虽然主要表现为一个理智性的过程，但从根本上说，它毕竟融合了理性与非理性的认知因素。

狄尔泰无疑受到了上述哲学发展理路的影响，从而较为充分地注意了理解活动的生命特性。作为活生生的生命个体，理解主体不仅是一种理性的、还是一种非理性的存在物，主体的精神活动表现为一个理性与非理性因素的统一体，具体包括了知、情、意三种基本成分。生命个体的一切活动必然带有生命的特性。狄尔泰清楚地意识到，尽管三种成分在生命个体的不同活动中所起的作用与身居的地位并非处处都能等量齐观，但它们总是内在地相互关联。故而，理解主体的任何一种活动都同时包含着不同程度的理性与非理性因素，历史认知活动亦毫不例外。

为了“从生命自身”、在其“原初状态”中把握精神生命，1900年以前，狄尔泰较为重视内省和直接的自我观察等心理学方法的认知性作用。但是，这种认知方法的正当性和有效性受到广泛的质疑。1900年在实施解释学转向后，他开始探讨较为理解这一认知方式。具体说来，狄尔泰对理解活动的本质性构想表现在如下几方面：

首先，由于信奉施莱尔马赫关于人类本性同质的浪漫主义思想，狄尔泰在早年就曾保留了前者提出的心理预期这一非理性的认知成分，认为预期有助于文本理解。其次，在后期的《对他人及其生命表达的理解》一文中，狄尔泰指出，要从众多复杂而零散的生命表达中把捉到内在的精神性结构关联，一方面我们必须借助理性的归纳推理，另一方面还必须考虑到生命表达由之而出的那种特定的生命关联，也即是需要考虑特定的环境因素对生命个体从非理性方面对其生命表达活动的影响。只有从理性与非理性两方面着手，我们才能从归纳所得的内在精神关联出发而推断生命个体在未来相似的境遇中的生命活动。狄尔泰明确表示这种推断根本说来并不具有普遍必然性与客观有效性，仅仅是一种心理上的预期。最后，狄尔泰在对理解的最高级形式的讨论中进一步发挥了施莱尔马赫重构式的理解观。在他看来，我们需要把在自身中体验到的知情意之间的结构关联移入到对他人的理解中，并据此按照事件之进展顺序在我们心中完成一种重新体验和重新构建。此过程完成的理性根据尽管在于那近似客观的结构性精神关联，然而它在很大程度上还是依赖于一种非理性的想象活动，甚至在那貌似客观的结构性精神关联中，也绝非理智成分的纯然存在，情感和意志等非理性因素同样占有一席之地。据此，理解主体试图重新体验与建构的绝不仅仅是他人生命中的理智过程，而是同时关涉理智、情感和意志三方面。显然，狄尔泰吸纳了施莱尔马赫的心理学解释方法，只不过把该方法以一种更具技术性的方式予以了贯彻。也即是说，在狄尔泰的后期思想中，心理学和解释学有机地结合在一起，解释学更直接地先行铺垫了心理学分析道路。正如美国著名学者马克瑞尔先生所言，狄尔泰后期并不是放弃了早年的心理学设想，而是在构建生命解释学的过程中把心理学与认识论和方法论联系起来，重新考虑心理学在人文科学中的地位问题。

以上可见，从理解对象与理解主体的生命意蕴出发，狄尔泰在构想理解这一历史认知方式时，较充分地注意到了其生命特性，从而将理性与非理性的认知成分融于其中。也就是说，他并没有像传统理性主义者那样完全从绝对理性的角度透视理解性的认知过程，而是在剖析理解活动中理性因素的同时，也辩护了非理性因素的合法地位。但是，根据自然科学的认知模式，认知结果的普遍有效性必须获自于理性对认知过程的绝对监控。以这一标准来看，那介于理性与非理性之间的理解性认知方式怎么能够确保历史认知的普遍有效性?显然，这又从另一个方面造就了狄尔泰生命解释学中认知主题的生命倾向与认知目标的科学性要求之间的二难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