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史论文十篇

世界史论文篇1

一、“世界历史”之路是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逻辑结论

马克思恩格斯的世界历史理论产生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形成于《共产党宣言》及《德意志意识形态》，再经《资本论》系统而深刻地论证最终完成。

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是对历史本质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严肃探索和科学论断。世界历史理论研究的任务是要发现和揭示人类发展过程在资本主义时代的运动规律。从方法论的角度来说，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是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入手，分析历史的发展变化，进而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演进的一般规律。从价值目标的角度来说，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研究的目的在于指明人类获得彻底解放的道路。人类历史从民族的历史转变为世界历史，实际上是开始了全球化的进程。这种转变的实现或者说全球化进程的动因，就是人类社会生产力与交往的普遍发展。

在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中，生产力与交往的普遍发展是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最本质性的动因。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有这样一段经典的论述：“只有随着生产力的这种普遍发展，人们的普遍交往才能建立起来；普遍交往，—方面，可以产生一切民族中同时都存在着‘没有财产的’群众这一现象（普遍竞争），使每一民族都依赖于其他民族的变革；最后，地域性的个人为世界历史性的、经验上的普遍的个人所代替。

不这样，（1）共产主义就只能作为某种地域性的东西而存在；（2）交往的力量本身就不可能发展成为一种普遍的因而是不堪忍受的力量：它们会依然处于地方的、笼罩着迷信气氛的‘状态’；（3）交往的任何扩大都会消灭地域性的共产主义。共产主义只有作为占统治地位的各民族‘一下子’同时发生的行动，在经验上才是可能的，而这是以生产力的普遍发展和与此相联系的世界交往为前提的。”［1］以生产力普遍发展为核心内容的交往是被作为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一个基本范畴来论述的，马克思对世界历史的反思与考察，不再以抽象的理性为历史的前提，也不再以抽象的自由精神发展为世界历史发展核心，而是立足于现实的从事实践活动的个人，以生产实践为历史的基础。马克思从这一现实的、物质的前提出发，首次找到了解开世界历史之谜的钥匙。他把世界历史的形成看作是建立在生产力的普遍发展以及由它造成的各民族的交往的普遍发展基础之上的。这样，马克思就把“生产力的普遍发展”和“交往的普遍发展”看作是实现由各民族的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两个基本条件。

但是，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并没有同人的解放与发展割裂开来，而是与人的解放与发展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因为历史发展的规律是人的实践活动的规律，一部世界历史发展史实际上是人的解放与发展的历史。离开人的解放与发展去谈世界历史，既不可能也没有什么意义。

我们可以发现将人的解放和发展与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联系起来考察，可以看出马克思所讲的世界历史形成的两个条件即“生产力的普遍发展和与此有关的世界交往的普遍发展”正是人获得解放和实现全面发展的两个条件，而这两个条件又是通过人的实践活动来实现的，人的解放是在人的实践活动的基础上，以生产力和交往的普遍发展为条件的、全面占有自己的本质、使自己成为一个自由而全面发展的人的世界历史过程。因此，可以说，人的解放与发展是与世界历史的发展进程相一致的，世界历史的进程本质上是个人的解放与全面发展的过程。生产力与交往越是普遍发展，世界历史就越是世界历史化。因此，生产力与交往的普遍发展是世界历史化的本质性规定。可见，从实践观的思维方式看，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是以生产力和交往的普遍发展为基本条件、以现实的人的发展和解放为归宿的理论体系。

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揭示了生产力与交往的普遍发展是历史向世界历史发展的最根本的内在机制，共产主义之所以是世界历史性的事业，也是因为只有依赖生产力与交往的普遍发展才能实现，除此以外的方式都只能得到共产主义的外壳，而缺乏共产主义的实质内涵。

马克思所说的人类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程度与人类解放的程度的一致性就是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理论逻辑，其逻辑结论就是“世界历史”之路，亦即全球化之路。生产力与交往的普遍发展程度越高，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程度也就越高，或者说全球化的程度也就越高，离人类的彻底解放也就越近。从这个意义上讲，马克思主义者应当是最彻底的全球主义者。应当说，通观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这样理解是完全符合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原意的，而当代全球化的事实又证明了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对人类社会发展道路的深刻预见和把握，证明了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理论逻辑与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逻辑的一致性。

二、新时代的马克思主义者是最坚定的世界和平主义者

马克思主义的反对者把马克思主义简单地界定为阶级斗争和暴力革命论，进而把马克思主义者歪曲为战争贩子。诚然，由于对资本主义成熟程度估计过高，马克思主义者无论在理论上和实践中都有过过于激进的失误，这里有许多惨痛的教训需要汲取。但是，一方面，马克思主义者的历史唯物主义立场使他们始终认为生产力才是人类社会进程中最活跃、最革命的因素，阶级斗争及暴力革命不过是非常态的解放生产力和促进生产力发展的手段，在科技革命的推动下的生产力与交往的普遍发展才是人类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根本动力，因此，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和逻辑使马克思主义者成为最彻底的全球主义者，而新时代的全球主义者必然是世界和平主义者；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的与时俱进的品质要求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发展途径观根据时代的发展而发展。恩格斯晚年的和平发展思想、邓小平的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观理论以及的和谐世界理论就是这方面的典范。这些马克思主义者的思想，充分说明新时代的马克思主义者是最坚定的世界和平主义者。

马克思逝世后，恩格斯作为“整个文明世界中最卓越的学者和现代无产阶级的导师”，不仅坚持和捍卫马克思主义，而且还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分析、解决新的历史条件下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晚年在探索和阐述无产阶级斗争策略方面，提出了一些有益思考，学界称之为“恩格斯晚年革命策略思想”。多数学者认为，《卡·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导言》（以下简称《导言》）作为恩格斯晚年最重要的理论文章之一，是研究恩格斯晚年革命策略思想的基点和代表作。

不可否认，马克思恩格斯早年都是暴力革命论者，这是与他们对资本主义成熟程度估计过高以及资本主义初级发展阶段极其尖锐的阶级矛盾状况分不开的。对于这一点，不仅马克思主义的继承者们，而且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也有充分认识。恩格斯在他辞世六个月前，在为马克思的《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写序文时曾直截了当地承认了这一点。他说，那时我们没有丝毫怀疑地认为，从法国开始的欧洲1848年革命表明，“伟大的决战已经开始了，这个决战将在一个很长的和充分变化的革命时期中进行到底，而结局只能是无产阶级的最终胜利”，“但是，历史表明，我们也曾经错了，暴露出我们当时的看法只是一个幻想”。［2］“历史表明，我们以及所有和我们有同样想法的人，都是不对的。历史清楚地表明，当时欧洲大陆经济发展的状况还远没有成熟到可以铲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程度；历史用经济革命证明了这一点，这个经济革命自1848年起席卷了整个欧洲大陆，……这一切都是在资本主义的基础上发生的，因此这个基础在1848年还具有很大的扩展能力。”［3］恩格斯还进一步阐明：由于这个经济革命，“无产阶级所处的境况现在已经稳定”，“甚至每隔十年一次的周期性危机引起的波动，也已经成了习以为常的生存条件。工业变革时期出现的政治运动或直接社会主义运动（那时还不成熟）遭到了失败，遗留下来的与其说是鼓舞，不如说是沮丧；资产阶级的即资本主义的发展证明自己比革命的反抗更有力量”。［4］从恩格斯的思想轨迹来看，即使是在19世纪40年代至70年代，各国资产阶级对工人运动采取残酷镇压的手段，马克思和恩格斯面对这样的严峻形势，一致认为暴力革命是工人运动的唯一形式，并对拒绝暴力革命的各种思潮进行着坚决的斗争的这一时期，也存在着一些和平斗争的思想萌芽，只是由于形势的限制，这些思想并没有得到更进一步的发展。19世纪70年代以后，资本主义进入和平发展时期，资产阶级民主制度日益完善，真正意义上的无产阶级议会斗争开始蓬勃兴起和发展，并不断取得胜利。形势的变化，为恩格斯研究议会斗争提供了大好的机会和宝贵的实践材料，1895年3月，恩格斯写成了《卡尔·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导言》，在这部重要的文献中，恩格斯将多年来的考虑和零散提及的观点进行了系统的阐述，强调在不放弃暴力革命准备的同时，尽可能通过和平的议会斗争开展革命取得政权，把进行议会斗争当作一个具有全局性、长期性、稳定性的战略来看待，从而形成了革命斗争新的战略和策略，发生了重大的战略转变。《导言》对革命斗争的历史经验、革命的性质、斗争条件的变化和当前的形势等一系列问题进行了全面的研究。在反思1848年和1871年革命失败的原因时，恩格斯说，当时他和马克思之所以确立了暴力革命道路的战略，主要是受法国历史经验的影响，历史证明以前的战略错了，现在革命的性质、条件发生了变化，斗争的战略和策略也必须要变。

恩格斯认为，首先，革命性质发生了变化。他指出“由自觉的少数人带领着不自觉的群众实现革命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凡是问题在于要把社会制度完全改造的地方，群众自己就应该参加进去，自己就应该明白为什么进行斗争……为了使群众明白应该做什么，还必须进行长期而坚忍的工作。”［5］其次，斗争条件也发生了变化。在经济方面，工业革命是英、德、法、美等国进入了和平发展时期，资本主义经济远没有强大到可以铲除它的地步，新的革命需要新的强大推动力；在政治方面，资产阶级民主制度有所发展，“在资产阶级借以组织其统治的国家机构中，也有许多东西是工人阶级可能利用来对这些机构本身作斗争的”。［6］1848年和1871年两次革命的大失败，都给革命力量带来了巨大的损伤，还带来了欧洲两次反动黑暗统治时期，使革命倒退了几十年，而德国党在普选权斗争中却不断取得胜利，“在这种合法性下却长得肌肉结实，两颊红润，好像是长生不老似地繁荣滋长”。［7］这两者的对比，是何等的鲜明！正因如此，恩格斯在《导言》中认为，必须对过去的策略加以修正，充分利用合法的斗争手段，指出当前的主要任务是：通过选举权争取“在本世纪末就能夺得社会中等阶层的大部分小资产阶级和小农，发展成为国内的一个决定力量，其他一切实力不管愿意与否，都得向它低头。”［8］应当认为，《导言》总结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实践经验，反思了过去曾经提出的暴力革命理论，提出了普选制是一种全新的武器和旧社会和平长入新社会的思想。这些思想是恩格斯和平思想的重要体现。

恩格斯的和平思想集中表现在其1885-1892年间的近20封与倍倍尔、拉法格、左尔格等商讨对待战争的态度的书信中；在公开发表的《俄国沙皇政府的外交政策》、《德国的社会主义》、《欧洲能否裁军》等几篇文章中也体现得很充分。

恩格斯认为，“战争会使我们倒退多年。沙文主义将淹没一切，……如果战争一直打到底而没有发生内部动乱，那就会有欧洲200年未发生过的衰竭”。［9］战争只会对沙皇政府或俾斯麦等有利，而对社会主义运动以至整个欧洲都是极为不利的。因此，恩格斯写到，“我主张‘不惜一切代价争取和平’”［10］恩格斯认为，对于帝国主义战争，社会主义者应当制止，而不应当采取“保卫祖国”或“爱国主义”的立场。恩格斯还提出了裁军建议，他认为：“常备军制度在整个欧洲已发展到极端，只要常备军不及时改组为以普遍武装人民为基础的民兵，那未，不是这种制度使各国人民担负不起军费重担而在经济上破产，就是它必然导致一场毁灭性的大战。”［11］总的来看，恩格斯认为战争对于世界历史进程和社会主义运动都是有害的，社会主义者应当不惜一切代价制止战争，和平方式应当是世界历史进程的常规方式。

二战以后，世界历史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全球化也进入了一个新阶段。邓小平坚持和继承了马克思关于人类工业化以后的历史必然成为“世界历史”的基本观点和分析方法，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历史的立场来观察和把握世界历史的新阶段，以他锐敏的洞察力捕捉住了这一新阶段的时代主脉。第一，把时间分析上的深远性同空间分析上的辽阔性结合起来，对这个世界的内在结构关系进行深刻的矛盾分析，把握这个矛盾体系的内涵及其发展主流，指明了世界历史新阶段上的时代主题，这一主题就是和平与发展，而发展是其核心主题，必须从全人类的高度来认识这一主题。第二，“现在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12］，是一个民族之间在市场经济全球化基础上相互依赖、相互作用的统一的世界。当今的世界，比之与马恩在《共产党宣言》所描述的世界性而言，其一体性、整体性和紧密性已不能同日而语，任何一个民族都不能离开这个世界体系而独善其身。第三，通过推动建立国际新秩序，从而使世界走向共同发展的道路。共同发展，即是全球化的必然之路，也是全球化的唯一可行之路，是世界历史发展到当今时代的必然结果。第四，邓小平在深刻把握世界历史的这种新趋势的基础上，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指出：“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即中国要快速发展和繁荣稳定，必须实行对外开放政策，对外开放是强国之路，是推进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必要的外在条件。总而言之，邓小平在把握世界历史发展新趋势的背景下，在其时代观理论所提出的共同发展观以及关于中国对外开放和融入世界的思想，是对马克思恩格斯的世界历史理论在现时代下的具体运用，并把马克思恩格斯的世界历史理论发展到一个新水平。邓小平的时代主题观理论及其共同发展观既是当代马克思主义的世界历史理论，也是当代马克思主义的全球化理论。的和谐世界理论是邓小平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观及其共同发展观的拓展和提升。

建设和谐世界的理念，最早是在2005年4月22日，国家主席在雅加达亚非峰会上第一次提出来的。在2005年7月1日签署的《中俄关于21世纪国际秩序的联合声明》中，“和谐世界”第一次被确认为大国之间的双边共识。

2005年9月15日，在纪念联合国成立60周年首脑会议上，主席全面阐述了和谐世界理念的深刻内涵。此后，“和谐世界”———个充满东方智慧的新名词，频频出现在重大国际场合，它所描绘的国际关系的理想状态，正得到越来越多国家的理解和赞同。2007年10月16日，“和谐世界”这一重要理论出现在十七大报告中。

“建设和谐世界”这一论断准确表达了我们党对当今世界合理走向的基本主张，深刻阐述了中国共产党所倡导的世界秩序观，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以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根本利益为依归的博怀，体现了新时代的马克思主义者的坚定的和平主义者的立场。我们党和国家关于构建和谐世界的主张，旨在唤起所有具有相同和类似理念的国家和人民，形成一种追求和平、发展、合作的正义力量，引导这个世界的正确走向。相比迄今为止的各类西方国际政治理论体系，“和谐世界”理论体系从一开始就实现了多方面的创新与超越。

从研究“单位”看，迄今为止的西方国际政治理论，都未能超越“国家”、“文明”或“国家集团”等狭隘视角。素有现实主义理论大师之称的摩根索，其理论体系以“国家”为研究单位，而以视野开阔著称的汤因比、亨廷顿等人，其理论体系也不过是以“文明”为研究单位。“和谐世界”理论以“世界”、“全球”、“全人类”为研究单位，站在一个更高的高度上，超越了民族、国家甚至文化、文明视角。它是一种更宏大、更久远、站位更高的全球视野，是一种对人类命运与前途的全面思考，而非以某一族、某一国、某一个区域或某一文明的狭隘利益为出发点，从而也就能够超越权力、敌友、对抗和权谋等现实主义思维。

从理论内涵看，“和谐世界”理论较之西方国际政治理论所包含的哲学内容更丰富、也更有时代感。以往西方国际政治理论主要是探讨人与人（也包括组织与组织、国家与国家）之间的社会关系，“和谐世界”理论不但探讨人与人的关系，也探讨人与自然的关系。

“和谐世界”理论渊源于5000年中华文明的优秀成份，并使之与时俱进，融入21世纪的世界现实。古代中国文化中的“天下观”、“以天下观天下”、“四海一家”、“天下大同”、“天人合一”等优秀思想结晶在“和谐世界”理论中获得了新的活力，同时也使得“和谐世界”理论因而具有了其它国际政治理论所不具备的丰厚的、令人信服的历史文化底蕴特别需要提及的是，强调在生产力发展基础上的普遍交往、强调世界是一个有机联系的统一整体以及世界历史的发展方向是世界大同———共产主义的世界历史理论，是构成“和谐世界”理念直接的理论渊源。

因此，我们认为，“和谐世界”绝非仅仅是一种外交口号或辞令，也不仅仅是一种理想主义的口号，更不是一种所谓“战略规避”的体现。应当说，“和谐世界”理念是中国共产党人对新时代的本质、脉搏、趋向的准确把握，是中国共产党人世界观的升华，是对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的拓展和创新。“和谐世界”理念不仅仅是中国共产党人一时的立场，而是永恒的立场。

中国共产党人不仅在理念上向世界表明自己是最坚定的世界和平主义者，更在实践中践行世界和平主义，中国将一贯地并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的和平发展之路。

三、“世界历史之路”也是全球化进程的逻辑结论

纵观历史，过去200年里，人类有过三次或说是三个阶段的汹涌澎湃的全球化浪潮。第一次是1870-1914年，英国和美国是第一次全球化浪潮的主要领导者，伦敦和纽约是第一次全球化浪潮的金融中心和资本集散地，投资银行和债券融资则是第一次全球化浪潮的主要金融力量，英、美、日、德、法、俄则是第一次全球化浪潮的主要受益者。

第二次全球化浪潮自20世纪50年代始到80年代，领导者是美国，主要参与者是日本、德国和亚洲四小龙，那是人类历史上罕见的经济奇观。

第三次全球化浪潮始于20世纪80年代，领导者依然是美国，主要参与者却发生了重大变化，那就是中国、苏联和东欧诸国纷纷加入全球化浪潮。冷战的结束无疑是新时代全球化的催化剂。一方面，冷战后苏联阵营的瓦解结束了二战后两大阵营对峙的局面，使分割为两大板块的世界市场重新归并；另一方面，冷战的结束促使70年代末以来西方启动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政治结构改革进入了一个新阶段，由此引发信息产业革命跃升到一个崭新的平台，从而推动并形成了新的全球化热潮。因此，新的全球化是在冷战结束这一因素的催动下，西方现代化发展的内外部原因共同作用的产物。换言之，冷战结束是新时代全球化的直接动因。这是一个时代的转变，全世界超过20亿人口为摆脱贫穷，勇敢加入全球竞争，实乃人类历史之奇观。

从总体来看，全球化第三阶段与前两个阶段相比有质的区别：它不仅是全球依存度的增加，一体化速度的加快，而且是时代的根本转变———从以战争与革命为主题的时代转向以和平与发展为主题的时代。这种根本性的转变是全球化而首先是经济全球化的结果。新时代的全球化作为现代化过程发展的新成果，是全球主义普遍历史逻辑的崭新再现。但是，由于新一轮全球化的基础、动力、规模和性质都发生了新的变化，从而引发了经济、政治、国际关系和文化理念等诸方面的一系列变化。这些变化赋予新时代的全球化以新质，使全球主义在新的实践层面上展开，获得了新时代的发展特点与内涵。

与历史上世界现代化运动的任何一个发展阶段一样，新一轮全球化的动力依然是技术进步和（市场）自由化。但是，技术进步和市场自由化的内容却有了时代性的改变。众所周知，当代信息技术的急剧发展在70年代末以来引起了世界范围的信息产业革命，90年代勃发的网络技术再次把信息产业的发展提升到一个新阶段。信息产业革命作为新的技术创新和生产力革命，目前正以高于、快于工业革命的速率发展，迅速地改变着整个世界的面貌。对于信息产业的未来发展前景及其经济社会效应，人们有理由抱有充分乐观的估计。信息作为新质的生产力，再一次充当了经济发展的技术杠杆和根本动力。

几乎与之同时，70年代末以来西方新自由主义重新启动了市场自由化浪潮，多年来受到凯恩斯主义打压的自由市场力量在经济中重现活力。此后20多年中，市场理念在全世界得到了空前的扩张和广泛的认同，不仅西方工业化国家普遍进行了以新自由主义为主导的市场自由化改革，东方的发展中国家、社会主义国家也纷纷选择了以市场为导向的经济结构改革。尤为引人注目的是，冷战的结束打破了东西方集团对峙的两极架构，重新统一了世界市场，为全球自由贸易提供了新的空间。以往资本主义的全球化追求实际上只局限于基督教世界，基督教世界之外的国家和地区只是作为西方现代化的附属物（殖民地———资本主义生产的原料供应地和产品倾销地）而被纳入世界体系；二战后在两大集团冷战的局面下，全球市场事实上被分割为东西两大块，不存在完整的世界市场。因此，只有90年代的全球化进程才第一次在地域上将市场连成一片，开创了历史上最为广阔的世界市场。自由市场的规模和范围空前扩张，为网络生产力在冷战后突飞猛进的发展提供了社会条件。而网络信息技术为资本全球化、金融全球化提供了始无前例的强大推动，其全球渗透力、覆盖率也从一个角度折射出当今市场自由化的深度与广度。

由此可见，新时代全球化的动力基础已产生了以往不存在的新质，从而使新一轮的全球化区别于以往任何一次全球化浪潮。近二三十年来，由于通讯、交通尤其是信息技术的革命，造成了资本、商品、信息以及人的全球范围的空前流动，经济全球化趋势凸现：一是贸易自由化。尽管贸易保护主义在某些国家某些时候有所回潮，但各国间开放度越来越高，进一步消除贸易障碍的趋势不可逆转。二是资本国际化。“失去祖国”的跨国公司的全球经营驱使金融资本为追逐最大利润到处流动，货币及有价证券的国际贸易昼夜不停地循环于世界的东方和西方，极大地改变着全球资源配置的形式和格局。三是生产经营的世界化。对世界经济举足轻重的跨国公司为了最大限度地占有市场，攫取高额利润，把分支生产经营机构分布到世界每个角落，形成超脱于任何民族国家之外的生产、消费、投资体系。四是知识产业化，战后第四次科技革命引起了世界经济结构的重大变化，即从以物质资源的占有和消耗为特征的工业经济逐步向以知识（智力）资源的占有、配置、生产、分配、使用作为决定因素为特征的经济的转型。

毫无疑问，全球化发端于资本主义大工业生产方式，由于先进技术的应用，越来越社会化的大工业完全依赖于世界市场、国际交换和国际分工。新时代全球化的重要特点表现为全球治理的要求日趋强烈。全球化在推动经济快速变革的同时，也形成了全球经济社会秩序的大规模变动更新。作为对经济跨国关系的政治反应，当代全球化也向国家和政府的权力、作用和权威形成挑战，要求新的治理形式。从全球生态体系到国际金融体系等复杂的全球系统，均不属于领土国家主管的领域。在全球信息通讯和交通设施的支持下形成的许多全球性的经济社会组织新形式，超越了国家边界，也是国家所无法约束的。当代全球经济、技术、军事、政治和文化的流动形式在历史上前所未有，传统的民族国家被迫面对国际事务和国内事务、外部事务与内部事务相互交错难以区分的现实。

国家权力急待重组和重构，全球治理已上升为客观需要。高于单一国家利益（安全）的全人类利益（安全）日渐凸出。当代全球化由于其广度和深度，不仅具有推动全球经济社会发展的正面作用，也具有引发全球危机的负面效应。环境危机、生态毁灭、国际交易、国际恐怖主义活动、核武器扩散等，都是近30年来出现的新问题，它们共同构成了当代全球发展的现实挑战或潜在风险，其中每一项的恶性发展都可能引发全球性危机，威胁全人类的安全。人类今天生存在一个相互依存程度极高的世界上，经济安全、金融安全、信息安全、生态安全、军事安全、国家安全、核安全等都已不再仅仅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的事务，而且与全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息息相关。因此，摒弃对抗、寻求合作，越来越成为谋求自身发展的各国家必不可少的国际环境和国际战略。

在文化上，新时代全球化的特点则表现为全人类对于共同价值和共同意识的追求日益增长，带有超地域、超民族、超国家意识的全球主义观念空前普及。

70年代以来人类的生态关怀、环境意识、和平要求都打上了全球时代的烙印，具有"后现代"的取向。全球主义的普及是当代人类在文化理念上的进步，体现了人类对传统的民族国家观念的反思，表达了人类对自身命运和未来的深切关怀。

跨国公司的能力超越国家能力；迅猛扩张的国际贸易对调整和完善全球普遍性规则的持续呼吁；全球治理的要求突破国家权威；全人类的利益（安全）有重于单一民族和国家利益（安全）的倾向；全人类对于追求共同价值的意识空前上升……这些具有新质的经济、政治、国际关系和文化诸因素，代表了新时代全球化区别以往历史上现代化全球进程的崭新特征。由于这些新质现象的出现，当代全球主义理念表现出对以往传统全球主义的全面更新与超越。物质世界的全球化已使得人类的全球意识和全球观念比以往任何时代都更具备现实基础；反过来讲，对于全球意识和全球观念的合理张扬，比以往任何时代都更具有意义。

从三次全球化进程的历史逻辑来看，“世界历史”之路是由这样三种历史逻辑构成的，其一是生产力发展的逻辑。

大工业的世界本性是人类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原动力。当代社会以信息技术为核心的现代科技其本性更是世界性的，这一人类社会发展原动力的本性或逻辑将使全球化趋势不可逆转。其二是交往发展的逻辑。人类的交往本身就是趋向世界性的，而以世界市场为其形式的交往其本性更是世界性的，以世界市场为其形式的普遍交往是人类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机制。冷战结束后的各民族全面参与的当代全球化及其世界贸易，使交往的发展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这一轮新的全球化浪潮使各参与民族，包括中国在内都取得了巨大的发展和进步，其参与之众取得进步之大，堪称人类奇观。当代全球化向人类表明，无论全球化进程中出现怎么样的动荡、曲折，只有义无反顾地沿着这条道路走下去，人类才会走向光明。其三是资本的逻辑及其向全球化自身逻辑的转变。资本的扩张是资本的本性，关于这一点，马克思已作了大量的为人们所熟知的分析。资本的世界性本性造就了当代的全球化，但是，正如资本主义生产关系逐渐容纳不了在它自身发展起来的社会生产力一样，资本主义体系容纳不了高度的全球化发展。全球化本质上是超越任何制度、民族、地域的限制，使人类活动的社会化越来越走向全球化程度的历史过程。随着非资本主义国家和民族融入全球化的进程，全球化的资本主义性质将越来越受到抵制和弱化，尽管它目前仍拥有巨大的势能，但它终归将作为一种特殊性的形式而成为历史。正如资本正在向非资本主义的资本转变一样，由资本主义全球化趋向非资本主义的全球化，这正是全球化发展的大趋势。这样，初期的全球化由资本扩张的本性所主导的逻辑就让位于全球化本身的逻辑，既由特殊趋向一般，趋向于对特殊民族、制度、文化的超越。

世界史论文篇2

【摘要题】理论与方法

【英文摘要】InMarx’sworldtheory,theworldisasystem.Hisresearchandanalysisonthedevelopmentrulesofhumansocietyalsocontainhissystemthinking.Usingthemethodofsystematicanalysis,thispapergivesaoriginalexplanationtoMarx’sworldhistorytheory.TheauthorthinksthatMarx’sworldhistorytheoryhasthreecharacteristics:entirety,correlativityanddynamics.Theconflictamongsystemfactorscanbereducedtothedisequilibriumbetweenthedevelopmentsofeasterncivilizationandwesterncivilization.Theworldhistorydevelopmentispushedforwardbydisequilibrium.

【关键词】马克思/世界历史/系统分析/Marx/Worldhistory/Systematicanalysis

【正文】

中图分类号：K09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8691(2003)06-0115-03

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是目前学术界关注的一个热点问题。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为我们提供了一种从整体上系统地认识和把握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方法。系统论表明：世界上的任何事物，或大或小，或物质或精神，无不以系统的方式存在，是一个有机的统一整体。世界是系统的世界，我们所涉及的对象，都可以作为一个系统而加以讨论和研究，找出其内在的必然的联系，揭示一般规律，从而达到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目的。本文认为，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贯穿着系统论的基本思想，因此，对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进行系统分析，将有助于我们从一个全新的视角来解读马克思的历史观。

一、马克思“世界历史”系统的基本特征

如果我们从系统论的角度审视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便不难发现，马克思在探讨世界历史的发展变化规律过程中，是把“世界历史”看作一个系统来分析和研究的。“世界历史”理论集中表现出了系统的整体性、相关性和动态性。

1.“世界历史”的系统整体性

“世界历史”的系统整体性是说，对世界历史必须给予全面的整体的系统的把握，立足于整体与部分、部分与部分的关系来考察世界历史的发展规律。马克思对于世界历史的考察，恰恰是遵循了系统的整体性原则。马克思不仅从某一侧面、某一角度对世界历史进行了审视，而且将其放到具体的历史条件下进行了整体的、全面的考察。在马克思看来，世界历史的出现，并不仅仅意味着各个国家、民族经济联系的加强，而实质上反映了16世纪以来尤其是西方工业革命以来，在世界整体范围内出现的以现代工业和科学技术为动力所引起的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巨大转变，以及由此所引起的社会生活的全面变革和新的文明的创立。世界历史从其形成的时候起，所显示的意义是社会生活的整体变革。世界历史固然是由现代生产力的发展引起的，但世界历史并不仅仅标志着一场“技术革命”、“工业革命”，而是包含社会生活全面变革的“社会革命”，是“市民社会中的全面变革”[1](P281)。在世界历史条件下，不仅生产、消费具有世界性，而且精神、文化的发展也具有世界性，就连人的发展也成为世界历史作用的结果，“地域性的个人为世界历史性的、经验上普遍的个人所代替”[2](P86)。世界历史体现了社会生活的全面变革，世界历史的形成便意味着整个世界成为一个相联相依的系统。因此，必须从世界历史的系统整体出发，才能真正把握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

2.“世界历史”的系统相关性

“世界历史”的系统相关性是说，如果把世界历史从整体上作为一个系统来考察，那么，构成它的子系统便是民族和国家。系统的相关性集中体现了不同民族和国家之间的相互关系。而马克思在研究不同民族和国家之间的关系时，重点探讨了不同文明尤其是东方文明和西文文明之间的冲突。马克思在谈到世界历史条件下的文明关系时，讲得最直接、最明快的是近几年学者们经常引用的那段话：“资产阶级使农村屈服于城市的统治。它创立了巨大的城市，使城市人口比农村人口大大增加起来，因而使很大一部分居民脱离了农村生活的愚昧状态。正像它使农村从属于城市一样，它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2](P276-277)。这里，马克思从“三个从属于”的角度揭示了近代以来世界历史系统内基本要素之间的相关性特征，真实地反映了世界历史条件下不同文明之间的真实关系。马克思认为，这种关系的形成，主要原因是资产阶级为增殖资本而拼命扩展的结果。马克思说：“资产阶级，由于一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由于交通的极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它的商品的低廉价格，是它用来摧毁一切万里长城、征服野蛮人最顽强的仇外心理的重炮。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的文明，即变成资产者。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2](P276)。应当说，马克思当年所揭示的这种文明间的关系及其产生的原因至今依然存在着，而且有着继续强化的趋势。

3.“世界历史”的系统动态性

“世界历史”的系统动态性是说，世界历史从整体看是一个动态的过程，每时每刻都处在运动、变化之中，静止的、不变的事物在历史上是不存在的。恩格斯曾明确提出，在人类历史上，“除了变化本身之外没有任何不变化的东西”[3](P37)。他在另一个地方，把世界历史的动态性描述如下：“当我们深思熟虑地考察自然界或人类历史或我们的精神活动的时候，首先呈现在我们眼前的，是一幅由种种联系和相互作用无穷无尽地交织起来的画面，其中没有任何东西是不动的和不变的，而是一切都在运动、变化、产生和消失。”[4](P417)现代科学还告诉我们，对于动态事物的认识，必须从时空相关性和事物之间的普遍联系入手才能够实现。由于整体就是部分与部分之间以及整体与环境之间的相互联系构成的，因此，事物只能从整体上才能够被理解，也只有从整体的角度才能得到对事物的真实认识。马克思以唯物史观为指导，以世界历史的实际过程为依据，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时空表现及其有序性给予了深刻揭示。社会发展规律是一个特定的动态的过程，这一过程通过不同的世界历史阶段以及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表现出来。作为特定动态过程的社会发展规律在世界历史时代的范围内必然表现为世界历史过程发展的有序性或阶段性。目前，学术界对马克思提出的社会发展的“五阶段式”或“三阶段式”问题有着热烈的讨论，但是，一个共同的认识就在于普遍承认世界历史过程和发展过程的有序性或阶段性。而这种有序性或阶段性恰恰是世界历史的系统动态性的展现。

二、马克思“世界历史”系统的发展图式

在世界历史时代，逐渐形成了一个全球紧密相联与相依的整体。世界历史整体是一个远离平衡态的巨大系统，不平衡性是它的最基本属性。按照马克思的观点，事物的内部矛盾是事物发展变化的根本动力。而对于世界历史系统内在而言，虽然存在着诸多的内在矛盾，但是，在马克思所阐述的世界历史的形成过程中，世界历史系统的内在矛盾集中表现为东西方文明间的矛盾和冲突。东西方文明间的矛盾和冲突展现给我们的是世界历史系统中各个基本要素(不同的国家和民族)发展的不平衡性。因此，不平衡性就成为世界历史系统发展的内在的基本动力。正是由于不平衡性，才使世界历史具有了丰富多彩的、千姿百态的发展过程；也正是由于不平衡性，才使世界历史走在一条逐渐进步、不断优化的光明大道上，使人类不断趋向一种理想的未来图景。

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提出，开创了唯物主义解释“民族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先河，揭示了世界历史的发展是由于不同民族和国家之间发展的不平衡性所推动并通过不同文明间的相互交往和相互冲突实现的。马克思认为，世界历史是在生产力普遍发展的基础上，由各民族的相互交往而形成的。“只有随着生产力的这种普遍发展，人们的普遍交往才能建立起来；普遍交往，一方面，可以产生一切民族中同时都存在着‘没有财产的’群众这一现象(普遍竞争)，使每一民族都依赖于其他民族的变革；最后，地域性的个人为世界历史性的、经验上普遍的个人所代替”[2](P89)。随着近代以来生产力的巨大发展，“各个相互影响的活动范围在这个发展进程中越是扩大，各民族的原始封闭状态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交往而自然形成的不同民族之间的分工消灭得越是彻底，历史也就越是成为世界历史”[2](P86)。在这里，马克思揭示出，世界历史的形成源于不同民族和国家的物质生产力的不均衡发展，由于物质生产力的不均衡发展造成了不同民族和国家之间的不平衡状态，推动着“民族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马克思认为，世界历史的形成过程是先进生产力战胜落后生产力、文明战胜愚昧的过程，世界历史的发展就是在生产力的推动下，先进文明不断扩张的复杂过程。因此，世界历史的形成，无论对于生产力优先发展的西方民族，还是对于生产力相对落后的东方民族，都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西方的工业革命，带来了欧洲生产力的巨大发展，展现在人们面前的是东西方文明发展的不平衡。西方资本主义文明在其形成的过程中，通过开拓世界市场，推动着各民族从农业文明走向工业文明，从自然经济走向商品市场经济，从封闭走向开放，从区域走向全球。“大工业发达的国家也影响着或多或少非工业的国家，因为非工业国家由于世界交往而被卷入普遍竞争的斗争中。”[2](P88)“大工业便把世界各国人民互相联系起来，把所有地方性的小市场联合成为一个世界市场，到处为文明和进步作好了准备，使各文明国家里发生的一切必然影响到其余各国。”[2](P115)这就是说，人类历史一开始并不是世界历史，资本主义以前的社会，从总体上说，是以自然经济为基础的，以自给自足的孤立的经济单位构成的封闭型的社会形态。伴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确立，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才得以形成，生产的社会化、商品化驱使资产阶级奔走于全球各地，力图建立世界市场；大工业的建立，交通工具的发达，对东印度和中国的入侵以及美洲的殖民化等等，使世界市场得以形成。马克思恩格斯曾经明确指出：“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2](P234)马克思还对资本主义在开创世界历史中的作用给予了公正的评价，认为资本主义“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因为它使每个文明国家以及这些国家中的每一个人的需要的满足都依赖于整个世界，因为它消灭了各国以往自然形成的闭关自守的状态。”由此我们可以说，世界历史的形成归根到底是由于各个不同的民族和国家，源于生产力的巨大发展导致的不平衡状态，并由此造成的普遍交往的结果。

收稿日期：2003-05-28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世界史论文篇3

其一，基本上把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锁定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共产党宣言》《资本论》及其手稿、《历史学笔记》《俄国和东方社会道路笔记》五大文本中，并试图分析和探讨这五大文本关于马克思阐述世界历史思想的内在联系，旨在建构科学合理、系统完备的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体系。［2］21其二，把“世界历史”概念理解为两重含义，即:一是相对于国别史和民族史而言的作为历史学科一般意义的“世界史”，二是指植根于西方现代性的全球扩张所引起的整个世界的相互联系、相互依存和整体互动的作为哲学意义的“世界史”［3］16。其三，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是马克思主义整个理论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从其思想的发展演变来看，经历了一个由形成到深化和发展的过程，这个过程本身是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形成和发展过程。［4］9其四，把古典经济学的世界市场理论、殖民理论和现代国家的合法化理论、黑格尔世界历史理论以及当时流行的各种世界主义思潮看做是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理论来源。［3］7其五，世界文化是世界历史发展的结果，并对世界历史的发展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世界历史的深入发展将使人摆脱异化，为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创造条件;世界历史的发展为共产主义的实现准备了世界性的物质基础和阶级基础。［3］10其六，通过揭示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当代价值，在实践上是为解决全球化进程中的新问题以及在全球化背景下努力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问题提供方法论指导，在理论上是为回答全球化基础理论问题、应对全球化各种观点的挑战、建立当代马克思主义全球化理论提供理论基础。［4］9这些成果是国内学界对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努力钻研、孜孜以求的结果。这些成果十分珍贵，它填补了马克思主义学界长期以来在全球化问题研究领域的空白。

二、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研究中的不足和缺陷

然而，虽然学界在对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近20年的研究中的确取得了一些重要的理论成果，但仍然存在着一些不足和缺陷。这些缺陷和不足主要表现为以下几方面:一是对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资源的挖掘还不够。人们对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研究主要集中在马克思的经典文本《德意志意识形态》和《共产党宣言》中，却很少涉及其他文本如《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纽约每日论坛报》的相关文章、《资本论》及其三大手稿、《历史学笔记》《人类学笔记》以及东方社会发展道路的手稿。我们知道，马克思的著作是“一个艺术的整体”，他的世界历史理论同样也是融贯到他的整个思想体系之中的。因此，仅仅通过很少的几部文献来发掘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资源是远远不够的。二是对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的把握还不到位。主要表现在:其一，对马克思的世界历史概念的把握还不够深入和具体;其二，对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与人的发展、共产主义和世界文化的关系的理解还存在着一定的模糊现象;其三，缺乏对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作整体的考察，未充分地融入马克思的思想史中去对其进行系统考察和充分论证。三是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研究与全球化问题研究相对脱节。虽然很多学者和专家都是通过研究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去把握和理解当代全球化的，但是有的学者把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贯穿于研究全球化问题的始终，而不是根据其问题的性质、实质及其所产生的背景的不同而对其作具体的解答，也有的学者由于难于把握全球化问题的复杂性和多样性，而把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弃之一旁，但他忘记了全球化问题所产生的根本和实质是资本的作用，这正是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尤其是他的整个学说的核心。鉴于以上几点启示，我们在研究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时，就应该从多个维度去对它进行考察、研究和把握，尤其是要紧扣当代全球化的发展脉搏，通过全球化在当代社会发展的主要特征去更好地把握和理解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与此同时，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既然是一个庞大的理论系统，而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发展，那么对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资源的深入挖掘，对于人们深刻理解和全面把握当代全球化的各种问题将具有重要的作用和意义。

三、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研究的新起点

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是其探索人类社会和资本主义的发展规律的艰辛成果，在马克思的整个学说中占据着十分重要的地位。同时，鉴于目前学界对该问题研究已取得的成果与存在的不足、缺陷，我们很有必要进一步对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进行深入研究和系统考察，重点是发掘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对人们理解和研究当代全球化及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方法论资源。一是走向马克思文本的深处，深入发掘马克思的世界历史思想资源。我们知道，马克思的著作是“一块艺术的整钢”，马克思的著作是我们探究其思想的主要根据，离开了他的著作来机械地谈论其思想是空洞的。正如上文所分析的那样，学界的不足不在于离开文本来空谈马克思的世界历史思想，而是过多地拘泥于把某几部著作作为其探究此思想的主要根据，而不是把马克思的这个思想放在马克思的所有著作中去进行探究和考察，这在一定意义上失去了对马克思关于世界历史思想阐发的完整性理解。鉴于此，笔者建议对马克思世界历史思想的考察不能再拘泥于如《德意志意识形态》《共产党宣言》等文本，应该把马克思的所有著作包括其书信集作为探究和考察马克思世界历史思想的文本根据。二是结合马克思的思想发展史，深入研究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马克思的世界历史思想融涵于其整个思想学说中，这在客观上就要求我们从马克思的思想发展历程来探究和考察马克思的世界历史思想。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形成于19世纪四五十年代，这个时期是马克思主义思想发展的活跃时期。同时，究其思想的发展历程来看，马克思的世界历史思想的发展与马克思世界观的转变以及其整个思想学说的发展几乎是同步的，包括其中年对资本主义社会发展规律的探索与晚年对人类社会早期的探索，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看做是对马克思的世界历史思想的丰富和发展。鉴于此，对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深入研究，就必须紧密地结合马克思的整个思想发展史。只有这样，才能构建起一个完备系统的世界历史理论。三是充分借鉴国内外已有研究的成果，构建系统完备的马克思主义全球化理论。全球化的实践必然要求全球化的理论与之相对应。我们研究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的最终目的，都是旨在构建当代的马克思主义全球化理论，力在为解决全球化问题和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和发展而服务。根据这个理论旨趣，研究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就不是一种纯粹抽象的理论思辨，究其现实意义来看，是旨在挖掘马克思世界历史思想的方法论资源。与之相应地，国内外对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与全球化理论的研究已取得了丰硕的理论成果，这些成果对我们今天构建马克思主义的全球化理论是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的。这个理论意义在客观上要求我们:一方面，既不能排斥当代全球化的理论成果，搞关门主义和保守主义;另一方面，也不能沉浸于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的哲学思辨。总之一句话，我们应当站在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的基地上，充分借鉴国内外的研究成果，把正在发展的实际作为理论研究的生长点，来建构适合我国国情的马克思主义全球化理论。

四、结语

世界史论文篇4

人类交往的世界历史进程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品格

社会实践的现实定力是马克思唯物主义历史观变革的根本,也是无产阶级政党改造旧社会、建设社会主义的基本要求。中国共产党人新时期走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即“中国道路”,遵循人类交往与世界历史进程的客观性要求,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科学判断为总依据,以战略性的现实定力和实践品格获得了发展的强大动力。人类始终以自己在自然界面前的能动性而自豪,感叹“精神是世界的花朵”、“人是万物之灵”。但是,这种主观能动性及其自豪感被哲学家们以精神、观念、理性、思想、理论的重要性“抽象地发展了”。

②在西方,黑格尔以“思想支配世界”把人的能动性编织成唯心主义哲学体系。黑格尔哲学的信徒青年黑格尔派、“真正的社会主义者”怀着宏大抱负,试图把这种理论运用于改造不合理的社会、实现社会主义的主张中。对人类社会发展进程的考察使马克思从一个青年黑格尔派走向“从前信仰”的反面,以新唯物主义历史观批判了青年黑格尔派和“真正的社会主义”历史观的虚幻性,从而把他们的共产主义理想建立在唯物主义历史观基础上。青年黑格尔派的哲学家们,无视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与分工的客观性,而是只看到“人”的理想,用他们的“标准人”来代替过去每一历史时代中所存在的现实的人,并把“标准人”描绘成历史的动力,把现实历史过程看成“人”的自我异化过程,“把整个历史变成意识发展的过程”。

③他们甚至把思想、意识或“自我意识”的作用夸大到这样的地步,“对人的本质的认识所产生的自然的、必然的结果已经是真正人类的生活了”。

④以为只要我们给人以正确的理想观念或创制一套理论理想,“真正的社会主义”就能够实现。马克思恩格斯尖锐指出:“共产主义对我们说来不是应当确立的状况,不是现实应当与之相适应的理想。我们所称为共产主义的是那种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这个运动的条件是由现有的前提产生的。”

⑤因为,社会是人与人之间交往的产物,社会机体是人的交往关系之网,人类历史的发展过程,是人们交往关系由“民族的地域性历史”向“人类的世界性历史”转变的过程。人们的交往也不是人的“类本质”使然,而是受到生产力、生产关系的制约。就历史的每一阶段而言,“都遇到有一定的物质结果、一定数量的生产力总和,人和自然以及人与人之间在历史上形成的关系,都遇到有前一代传给后一代的大量生产力、资金和环境,尽管一方面这些生产力、资金和环境为新的一代所改变,但另一方面,它们也预先规定新的一代的生活条件,使它得到一定的发展和具有特殊的性质”。

⑥“各个相互影响的活动范围在这个发展进程中愈来愈扩大,各民族的原始闭关自守状态则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此自发地发展起来的各民族之间的分工而消灭得愈来愈彻底,历史就在愈来愈大的程度上成为全世界的历史。”

⑦各民族之间的相互关系取决于每一个民族的生产力、分工和内部交往的发展程度,这也是生产力发展的重要条件。“只有在交往具有世界性质,并以大工业为基础的时候,只有在一切民族都卷入竞争的时候,保存住已创造出来的生产力才有了保障。”

⑧其实,在理论与实践、理想与现实之间,夸大理论的作用、理想的作用,急于求成,是理论家和革命家最容易犯的错误。邓小平曾经说过,“搞革命的人最容易犯急性病”,因为“想早一点进入共产主义”。

⑨列宁在十月革命成功后立即实行战时共产主义,绝不仅仅是因为战争需要的外在原因,主要还是因为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逻辑支配了当时俄国社会发展的历史逻辑。所以列宁后来说:“我们计划(说我们计划欠周地设想也许较确切)用无产阶级国家直接下命令的办法在一个小农国家里按共产主义原则来调整国家的产品生产和分配。现实生活说明我们错了。”

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也是在总结国内外社会主义建设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开创的。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急于向人民兑现革命战争年代实现社会主义理想的政治承诺,照搬苏联搞社会主义的模式,急躁冒进地搞社会主义建设,在分配关系上,把平均主义视为社会主义的共同富裕。先是原本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的社会主义改造任务,结果只用了不到三年时间就宣告完成。紧接着就搞了“化”运动,不顾农业生产力的极度低下而把生产关系提升到“一大二公”的水平,还以类似组织战争的方式搞了生产“”。在1957年的莫斯科会议上,提出“国际形势到了一个新的转折点”,社会主义已经“占了压倒的优势”,于是追随苏联共产党并与其一起提出用15年时间“超英赶美”的空想目标。这种理想主义的思维惯性使党在指导思想上出现“左”的错误,“很多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正确思想没有得到贯彻落实,甚至发生了‘’这样的全局性、长时间的严重错误,使我们党在探索社会主义历程中遭到严重挫折”。

以邓小平同志为代表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打开人们封闭僵化而又夜郎自大的思维方式,从世界格局反思社会主义的前途和命运,提出了几个重要判断:第一,我国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大力发展生产力,党的全部工作必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第二,在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并存的当代世界,资本主义在经济、军事、科学技术上占有优势,我们只有实行开放,学习世界上一切先进的东西,才能迎头赶上。第三,当代世界问题可谓千头万绪,“真正大的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概括说来就是“东西南北”四个字,东西关系是社会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关系,南北关系是发达国家与欠发达国家的关系,在这两大关系中,“和平问题是东西问题,发展问题是南北问题”。但“南北问题是核心问题”。从而用“发展”找到了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穷国与富国的利益交汇点。发展需要和平条件,因此,世界的主要问题不是谁战胜谁的问题,而是和平与发展问题。第四,我们要学习借鉴国外一切先进的东西来发展自己,但绝不能搞“全盘西化”,必须坚持四项基本

原则,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从此,我们才以理性平和的心态冷静看待自己的社会主义,辩证看待世界资本主义,以务实的精神了解世界、拥抱世界,进而影响世界、引导世界。通过与世界的普遍交往,我们在经济、科技、管理等方面,发挥了后发优势,在许多方面迎头赶上了发达国家,有的方面大大缩小了差距,有些方面还超过了发达国家。可以说,我们用了几十年的时间走了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路程,因此,今天的中国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世界,今天的世界同样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中国。正是在这样的历史时刻,党的十向世人再次宣示:我国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依据”。关于这个“总依据”的实践要求,同志是这样告诫全党的:“不仅在经济建设中要始终立足初级阶段,而且在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中也要始终牢记初级阶段;不仅在经济总量低时要立足初级阶段,而且在经济总量提高后仍然要牢记初级阶段;不仅在谋划长远发展时要立足初级阶段,而且在日常工作中也要牢记初级阶段。” 个人解放的世界历史性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人本视界

无论是科学社会主义还是各种空想社会主义、空想共产主义,都是基于对人的关怀而产生的。但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与各种人本主义的根本差别不在于是否关心人,而在于如何看待人,如何切实实现人的全面解放,表现出历史唯物主义基于世界历史进程实现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的科学特质。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价值观区别于传统社会主义的宽广人本视界。在马克思恩格斯探索科学社会主义的时代,德国“真正的社会主义者”海尔曼?泽米希以十分高调的人道主义论调来消解当时的各种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主张,认为只有他的人道主义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他写道:“为什么要分什么共产主义者、社会主义者呢?我们都是人。”瑏瑶“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归根到底都消融在人道主义中了。”瑏瑥怎样才是他所谓的人道主义、如何才能实现他所谓的“真正的社会主义”呢?他甚至天真地以为:“对人的本质的认识所产生的自然的、必然的结果已经是真正人类的生活了。”瑏瑦爱是人的本质,于是他宣布:“两性的结合只是爱的最高阶段并且应当是爱的最高阶段,因为只有自然的东西才是真正的东西,而真正的东西才是道德的东西。”瑏瑧“真正的社会主义者”也关注社会,但是,他们除了抽象的两性之爱的宏论,就是在分与合、全体与集体、普遍与特殊的关系中抽象地议论所谓的“福利”和“类的平等化”。

另一位“真正的社会主义者”鲁道夫?马特伊提出:“我促进总合的福利,也就是促进自身的福利;我促进自身的福利,也就是促进总合的福利。”“因此,最终的结果是单个生命和总合生命的有意识的统一,是和谐。”瑏瑨“有机社会的基础是普遍的平等,它通过个人和普遍之间的对立发展为自由的和谐,发展为单个幸福和普遍幸福的统一,发展为社会的〈!〉公共的〈!!〉和谐,发展为普遍和谐的镜像。”瑏莹他们据此攻击共产主义,认为“人在共产主义中不会意识到自己的本质……共产主义把人的依赖性引导到极端的、最粗暴的关系,引导到对粗暴的物质的依赖,即引导到劳动和享乐之间的分裂。人不能达到自由的道德活动”瑐瑠。马克思指出,人道主义或人本主义者理论体系中所谓“标准人”,是抽象的人而不是现实的人,从这样的人出发,他们根本弄不清“单个生命和普遍生命之间”为什么会表现为“有时互相斗争,互相敌对,而有时又互相制约,互为基础”的深层原因,也解决不了人的任何现实问题,所有美好动听的主张都不过是一厢情愿而已。

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提出:“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这种社会关系就是现实的人与人之间基于物质生产的交往关系。随着交往的扩大,特定民族的经济关系必然要“超出了国家和民族的范围”瑐琐,个人的劳动成果成了“世界市场”的要素,个人活动也成为“世界历史性的共同活动”,“狭隘地域性的个人为世界历史性的、真正普遍的个人所代替”瑐瑶。世界市场虽然对于个人来说是“异己的、统治的”力量,但是,无论对于单个个人还是对于单个民族,正是在普遍交往中才能扬弃自己的片面性和局限性。在普遍交往中,个人之间以及“每一民族同其他民族的变革都有依存关系”,因此,“每一个单独的个人的解放的程度是与历史完全转变为世界历史的程度一致的”。瑐瑥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从另一角度看出“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

可见,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进程视野中的人的解放,绝不是老子视野中让人民“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君,乐其俗”(《老子?八章》的小国寡民式的封闭性自我满足,而是人人平等、各民族平等的世界历史性的人的全面解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既发展壮大于改革,同样发展壮大于开放。我们的开放,从最初吸收借鉴世界各国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管理经验以发展我国落后生产力的单一目的、局部开放,到今天全面走向世界、引领世界的全方位开放,使中国彻底告别了闭关锁国的历史,成为名副其实的世界性国家。“世界”、“外国”对中国人来说不再是个陌生的、神秘的字眼,相当多的普通中国人开始走出传统的村落、社区、国家,活跃在世界各地,或经商,或留学,或探亲,或旅游,或考察,今天的世界,几乎所到之处都有中国人的身影,各种建设都有中国人的汗水,各种大事、难事的解决都离不开中国人的智慧。当代英国社会学家罗伯森认为,全球化本身具有一种“普遍的自律”和“内在的逻辑”瑐瑦。中国人三十多年开放过程的自律和逻辑证明,中国人通过世界化实现了现代化,又通过现代化推进了世界化,从而在社会空间和地理空间上开启了中国人发展进步的世界历史性的新阶段、新高度。这是中国人发展解放的历史性飞跃,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进步展示出的价值魅力。

共产主义的世界历史性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动力

承接人类历史由地域性历史向世界性历史的转变,既是人与人之间交往的结果,也是资本扩张的结果。这种结果既是生产力发展使然,也是生产力发展的强大动力。历史证明,“只有在交往具有世界性质,并以大工业为基础的时候,只有在一切民族都卷入竞争的时候,保存住已创造出来的生产力才有了保障”瑐瑧。资本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瑐瑨当资本主义处于经济强势的时候,“它的商品的低廉价格,是它用来摧毁一切万里长城、征服野蛮人最顽强的仇外心理的重炮。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的文明,即变成资产者。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瑐莹。在世界范围内人与人之间、民族与民族之间不平等,都根源于世界市场中的资本关系的强制,这种客观的国际社会关系,使得共产主义不能作为地域性的东西而存在,无论是它的社会主体,还是社会制度本身,都是如此。

马克思恩格斯写道:“无产阶级只有在世界历史意义上才能存在,就像它的事业———共产主义一般只有作为‘世界历史性的’存在才有可能实现一样。”瑑瑠共产主义一方面要创造发达的生产力,同时要“占有”人类创造的“现有的生产力总和”,因此,“共产主义只有作为占统治地位的各民族‘立即’同时发生的行动才可能是经验的”,而这正是以生产力的普遍发展和与此有关的世界普遍交往为前提的。在这种意义上,马克思恩格斯指出,“交往的任何扩大都会消

灭地域性的共产主义”瑑瑡。长期以来,社会主义国家的理论家们一直津津乐道于列宁把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多国胜利论”发展为“一国胜利论”,而没有认真区分“无产阶级革命胜利”和“社会主义胜利”的根本差别。 其实,列宁心里很清楚,他领导苏联人民在资本主义统治的薄弱链条上实现了无产阶级革命胜利,建立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但是,要巩固社会主义国家政权并最终建成社会主义那是一件极为艰辛的事业。于是,十月革命后,苏联共产党(布)立即宣布《和平法令》,废除沙俄时代与中国等国家签订的一切不平等条约,与德国签订了《不列斯特和约》,一方面实现社会主义的价值理念,另一方面,改善国家关系,防止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受到攻击,同时帮助中国等亚洲、欧洲国家的共产党,以扩大共产主义力量。经过苏联共产党和各国共产党的努力,无产阶级革命节节胜利,到了20世纪五六十年代,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形成了两个市场、两大阵营,而且几乎平分秋色、势均力敌。

由于传统的思维,无论是资本主义国家还是社会主义国家,都把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制度上的差别视作政治上的水火不容,把国家关系意识形态化。于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为了战胜德、意、日法西斯曾经生死与共的美、英、法、苏、中同盟国,在战争的硝烟尚未完全散去时,以英国首相为代表的资本主义世界就挑起了扼杀“共产主义新生婴儿”的冷战,继而形成了以美国为首的北约资本主义国家集团和以苏联为首的华约社会主义国家集团的长期对峙和无休止的对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以全面开放的视野与世界互动,实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在活动与外续动力的承接,彻底改变了人们两极对立的“零和”思维方式,形成了全新的世界历史性的实践哲学。中国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旗帜,在国际关系中弘扬平等互信、包容互鉴、合作共赢的精神,坚持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全面发展同各国的友好合作,反对各种形式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致力于建立更加平等均衡的新型全球发展伙伴关系,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推动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既不断扬弃着“地域性共产主义”,也以新的向度影响着世界历史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成功表明,当人类交往由地域性历史进入世界性历史时代,任何国家和民族,只有顺应普遍交往的社会趋势,学会与其他国家和民族共处,学习借鉴其他国家和民族的长处,才能发展和完善自己;社会主义只有不断吸收人类创造的先进文明,建立起真正富有包容活力、发展动力和价值魅力的理论、道路、制度,才能扬弃“地域性共产主义”,走出民族、国家、地区的限定而成为“世界性存在”。

民族性—世界性相互促动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范导效力

一个民族在长期相对封闭的生存生活环境中,会形成鲜明的民族个性,正是这种个性或特有的生存方式、生产方式,维持着民族的统一和发展,使民族及其文化囿固于“地域性存在”方式。然而,当民族与民族之间有了交往,以至交往普遍化时,民族个性中有部分成为适应普遍交往的亲和性因素,它既有利于本民族的生存和发展,也有利于民族与民族之间的共同发展,这些成分会因为民族交往而逐渐融合为世界性元素;也有部分则成为阻碍民族交往、抑制民族发展的排他性因素,这些内容就成了马克思恩格斯所说的“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一个民族也只有在民族交往中自觉地抛弃自身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才能融入世界,成为现代民族。一方面,任何经济和科技落后的民族,如果不融入世界市场并遵守其规则,就将被世界所排斥、所抛弃,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所说,在资本的世界市场中,“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相互往来和各方面的相互依赖所代替了”。不仅物质产品成了公共产品,各民族的精神产品也成了公共财产。

世界史论文篇5

那么,何为人类学时代?提出人类学时代有什么根据?这里所谓人类学或人类学时代,既是个历史发展范畴,也是个哲学价值范畴,它指的是人类力争按其良好本性的自我实现和相互促进的发展过程。其实,人类学时代早就存在于人们的理想中,东方自古幻想的“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②西方对自由王国的千年梦想,马克思的人类学共产主义,就是它的梦想体现。人类学时代的最根本的特征,就是人类赖以生存的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基本生存关系,由盲目的必然性的统治,转化为由人类理性的自觉而合理的调控,从而为人类的合理生存奠定基础的时代。这一问题我们后面再讨论。这里要强调的是,人类学时代的优化发展特征,已若隐若现地浮现在今天的历史中:其一,人类进入依赖智能技术和智力圈而生存于自然界的智能生存时代。在地质学家看来,工业技术是“人类世”的开始。人类在今天除了深海和太空还有待深入开发之外,智力性的技术已经深入各个方面,以至于可以说,人类是作为一种智能技术存在体生存于自然界。不仅如此,人类技术已经进入对自身智力的调控时代,并创造出了一个调控它自身的环绕地球的信息圈、智力圈,使本来存在于人类头脑中的智力,借重于技术而成为客观化(电脑)、系统化(网络)和世界化(形成地球的智力圈)的新的地球存在,它成了人与自然之间的中介物。正是这一智力圈层,使人类技术进入了人类学时代,因为人类的本质特征之一是智力对行为的调控。

同时,人类的智力技术也深深改变了人本身的处境,任何一个偏僻地方的任何一个人、都可以通过信息网络和全世界联系起来,与他们的情感和要求,痛苦和希望,对真理的追求和对正义的坚持等等,在精神上联系起来,世界同时变成了精神存在体。所谓“地球村”,同时是一个精神联系村。而精神固然有欲望,但它也更有理性,一种权衡人类关系的轻重安危的生存理性在不断成长。而进步就发生在理性对于欲望和野心的调节和改变之中。这也就是说,正是这种智能技术的发展,使人类可以通过技术而超越民族和国家的局限,以及通过精神文化和思想追求而联结为休戚与共的整体,这是使人类作为一个生存共同体、智力共同体而进入人类学时代的标志之一。其二,知识经济使人类进入依赖知识和创新而生存发展的人类学时代。人类今天一切赖以生存发展的重要经济活动,都成了以知识和创新为基础的活动,无论是第一产业、第二产业还是第三、第四产业,以及第五产业,都以知识和创新而不是以资本或政治为前提(它们已降为物质基础和管理方式)。而任何真正的知识都像技术那样是人类性的,以知识为本、创新为本的经济,不能不使人类的经济活动和生存方式进入优化的全人类通则的人类学时代。其三,全球化运动是人类走向人类学时代的实际运动。

经济全球化使人类日益在经济生产方式、科学技术手段、思想文化规范等等进入全人类一体化的方向,由此产生的全球性问题、全球性思维、全球一体化、全球治理、全球政治、全球政府,或爱因斯坦提出和追求而当前又热起来的“世界政府”,以及马克思所说的人作为世界历史性的存在、世界公民等等,都迫使民族主义、国家主义上升到世界主义、人类主义,即全人类一体主义,因而它实际上是全人类进入人类学时代的历史优化运动的主体部分。其四,生态危机促进了人的生态觉醒,生态觉醒又促进了人的人类学精神的觉醒。全人类在生态问题上的共同感受和共同要求,促进了人与自然界作为同一个生态整体的人类学时代的提前到来。环境伦理、生态伦理成了突破民族伦理、国家伦理、主义伦理、宗教伦理而走向人类伦理、世界伦理的脚步,有力地开辟着人类学时代。其五,全人类问题及其人类学价值的解决方式,促进人类走向人类学时代。由于科学技术的发展,全人类已经形成为一种休戚与共的生存共同体和精神共同体。一系列研究全人类问题的科学、思想、伦理、文化、哲学的学术思想的出现,人类学价值、人类伦理以及人类共存理性精神的张扬,全人类对于地球生态的关切和公共精神、协商精神、共赢精神和共存理性的出现,表明全人类作为一个精神整体、作为命运共同体走向了人类学时代。其六,政治上的和平、发展、环境与合作的时代,推动政治走向人类学时代。人们公认,当代世界在利益的对立、竞争、冲突之中出现了和平、发展、环境、合作的世界性呼声和行动,而任何世界性的和平、发展、环境、合作都是人类学问题。各国需要团结起来解决气候变暖而防止地球生态崩溃、防止核灾难、“核冬天”的共同要求,人类共同的和平生存、健康发展的要求,不能不促使人类学精神的张扬。

在这种世界趋势的背后,不能不是人类学价值精神的支撑和进一步的发扬。联会国是这一精神和这一努力的集中体现。呼声日渐高涨的联合国世界政府,将有可能从制度上推进这一方向。这些无不表明了人类学精神的增长,世界主义、人类主义思想日渐兴盛,等等。其七,各种实证的人类学分支学科的深入发展,也促进了人类学精神的张扬。在马克思时代,实证的人类学刚刚出现。20世纪初,人类学也主要是传统的文化人类学、体质人类学、宗教人类学、哲学人类学等。而世纪之交和21世纪以来,由于广泛的直面人类问题的需要,人类学的分支学科深入发展,也有一些传统上与人类学无关的学问,也上升到人类学高度看问题。如生态人类学、环境人类学、医学人类学、社会人类学、都市人类学、体育人类学、教育人类学、美学人类学、文学人类学、艺术人类学、政治人类学、法律人类学、发展人类学、旅游人类学等等,都表明了人们在思想和思维方式上向人类学方向的深入,有的学者已经提出了当代思想史的人类学转向问题,以人类学反思当代文明的发展问题。人类学成了推进人类走向人类学时代的学科。从实践上看,以促进自然与人类之间以及人类社会内部相互之间的协调为目标的“国际人类学民族学联合会”第十六届世界大会(2009年7月在昆明召开),到会有4000多位代表,足见人类学问题研究之盛。其八,哲学早就开始了向广义的人类学方向的开拓。从哲学上来看,人类学思想产生得更早。且不说康德的“实用人类学”已经是一种哲学的人类学方向,即就有联系的发展言,叔本华就已开始了哲学的人类学转向,即根据人的形象来解释世界。而青年黑格尔学派的重要成员,也在对黑格尔自我意识的研究基础上,向人类学方向发展,出现了像费尔巴哈、鲍威尔、施蒂纳等一批研究人类学问题的、有人类学价值倾向的哲学家。

这种对人的研究和对哲学的人类学方向的深入开拓,在马克思那里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其他一些哲学家也在向这个方向发展。可以说,现代哲学出现了一种奔向人类学的主流。海德格尔就曾指出过这一点。而雅斯贝尔斯的世界哲学,其所探索的问题也属于人类学哲学的范畴。综上所述,可以认为,当代世界的历史发展,促使人类开始进入人类学时代。当代世界经济的全球化发展,人们生存方式的世界化发展,迫使人类已从民族生存、国家竞争生存发展到人类一体生存、世界协同生存、人与自然共同生存的时代。当代世界科技的发展,已把人们从民族整体、国家整体升华成了人类整体、世界整体;当代世界历史发展出现的问题和任务,已从民族的问题和任务、国家的问题和任务上升成为人类的问题和任务;人的发展也从民族公民、国家公民的职责发展到世界公民、人类公民的职责。与此相联系,人的伦理观念也从家族伦理、氏族部落伦理、民族伦理、国家伦理,向世界伦理、人类伦理、自然伦理(生态伦理)发展,从而让20世纪还当红的民族

主义、国家主义也成为明日黄花,世界主义、人类主义、自然主义有可能成为时代旗帜,这是世界历史发展的更加伟大的人格理性的提升和世界历史性进步。一切历史上的伟大人物和重要哲学家科学家,都抱着一种世界主义、人类主义理想。歌德、康德、卢梭、黑格尔、费尔巴哈、马克思、雅斯贝尔斯、爱因斯坦、罗素等等都是世界主义、人类主义哲学家,他们都希望人类走出狭隘观念的局限,让国家成为相对的存在(马克思甚至强调“国家的消亡”),从而为全世界每个人与一切人的自由解放而奋斗。联合国在世界事务中日益重要的地位,以及爱因斯坦“世界政府”的再次提出,表明了这一方向。 二、人类学时代的哲学:人类学哲学

人类是有许多问题、许多限制的存在物,因为任何人都不能不处在人与自然界的、人与人的关系之中生存。而关系既开拓着人的自由度,也限制着人的自由度。其中比较重要的关系,是人的类群关系,它的发展直接决定着人的自由的实现程度,因而,它最受哲学家关注。这里,我们主要从这一关系,考察人的自由发展这种人类学梦想。

(一)从卢梭、马克思的人类学梦想说起

康德和卢梭都是想对人类的这种类群关系找到一种理想状态的人。卢梭在他的《社会契约论》第1卷第6章中谈到,社会契约所要解决的根本问题是:要寻找出一种结合的形式,使它能以全部共同的力量来卫护和保障每个结合者的人身和财富,并且由于这一结合而使每一个与全体相联合的个人又只不过是在服从自己本人,并且仍然像以往一样地自由。①这是一个难题,也是一个梦想,人作为社会存在物,是不可能不以群体结合的形式存在和运行的。但是,要么是群体压抑了参与者个体,要么有个体的自由而少了群体的整体追求,其结果还是每一个个体受损。所以,卢梭的《社会契约论》,就在于想找到这样一种个人与集体都能自由发展的社会结合形式,它既有利于“全部共同的力量”的提升,而共同力量的提升又在于保障个体的自由,使个体服从群体也就是服从自己本人的自由意志。这当然只能是一种理想的社会关系境界,也是一种对人的人类学关系的梦想。卢梭的这一梦想也吸引了马克思。马克思不止一次提到这种人的群体结合梦想。1848年,他终于以更为精粹的语言表达了这一梦想: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种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②马克思这一提法的科学性在于,这样一种自由人的联合体的梦想,是建立在不再有阶级对立的,即人们赖以生存发展的生产关系的合理化前提之上的,这在今天的资本主义社会当然难以实现,因为它还存在着“资本”这一非人性因素的统治,存在着人们在经济分配关系上的两极分化。而在既有的社会主义社会离这一方向也还很远。重要的是,马克思在这里提出了一个伟大的人类学价值原则,即在生产关系合理化基础上的“每个人与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价值原则。“每个人”,表明这一原则是建立在个体人的基础上的,因而不可能以集体压倒个人;“一切人”,它可以指称有限的集体,也可以指称全人类。由于马克思的哲学大都是针对全人类说话的,因而,马克思的这一梦想,是关于每个人以及全人类都能自由发展的梦想。全人类的自由发展,是建立在每个国家的每个人的自由发展的基础上。这是马克思提出的伟大的人类学价值原则,是当代世界的资本主义、社会主义或其他任何社会都应当趋向的价值方向。因而,这样一种梦想,也就是人类学哲学的梦想。

(二)人类学哲学的提出

伟大的时代需要伟大的哲学。如果说,还在世界历史刚刚发展的时代,就已经出现了人类学梦想的话,那么,在人类学时代行将到来的今天,首先也就需要一种立足于人类、为了人类而推动人类走向人类学时代的新哲学,这种新哲学应当名之为人类学哲学。它建立在人的人类学原则———不是动物学的、不是生物学的、不是宇宙学的———作为人类的人类学价值原则的基础上。一般认为,人类学是关于人类的科学,是关于人类的一般本性和它的社会文化生活方式的科学。如果这是正确的,那么,人类学哲学则是在这种科学的基础上,进一步从人与自然、人与人的根本关系,研究人类如何能够合理生存、健康发展并不断走向自由解放的哲学。为此它要研究人与自然的和人与人的不合理关系,研究人类世界的不合理、非法性问题的存在、根源以及如何改变,它也因此成为一种深入研究当代人类问题及其合理化改变的哲学,因而是根据人类世界的当代问题而推动人类以优化的方式向未来理想世界发展的哲学。这样一种人类学哲学,与马克思的哲学开创直接相关,因为马克思开创了这一哲学的“每个人与一切人”的人类学价值原则。西方有一种看法,认为马克思是一位阶级斗争专家,马克思主义就是阶级斗争学说,而阶级斗争已经不是这个时代的主题了,因而马克思主义已经过时等等。这种看法的错误在于,没有全面理解马克思。其实,这只是一种片面的狭义理解。马克思还有更为广阔的广义的一面,这就是人类学的一面。即在阶级性的马克思之外,还有个视野更为广阔的坚持“全人类解放”的人类学价值原则的马克思。从哲学上看,马克思是最早从人类学走上了人类学哲学的哲学家。他的学说是建立在对费尔巴哈、鲍威尔、施蒂纳等构建的唯心主义、非历史、、不科学的关于人的哲学学说深入批判的基础上,马克思构建了他的开辟了在社会性和历史性基础上的、唯物主义的、科学的人类学哲学方向———即他所说的作为“世界公民”的哲学。我们今天能够提出人类学哲学,主要是根据马克思的思想提出来的,马克思对“世界公民”的哲学探索,就是对人类学哲学的开创。

三、人类学哲学的价值追求:人类世界的人类学发展

人类学时代是一种有强烈价值倾向的时代,人类学哲学也是一种有强烈价值追求的哲学。或者更正确地说,它就是一种追求全人类生存发展的价值哲学,是关涉全人类命运的人类学价值哲学。因而,它不是空洞的,它体现为一系列的对生存合理性的追求:一是追求人类生存关系的合理化,二是追求人的社会生活的合理化,三是追求人类精神世界的主导精神的合理化,四是追求人类生存环境的合理化,具体说来就是:其一,追求人的基本生存关系的合理化,人类学化。人的基本生存关系,包括人与自然的关系和人与人的关系。就人与自然的关系言,这在今天就是走向生态生存、生态文明的方向。就人与人的关系而言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人们赖以生成的血缘族系关系,决定着人的种系生存和种系存在,它在今天就是向民族的、国家的平等与友好方向发展;二是人们赖以生存的生产关系,这是人们取得物质生存资料的基本关系,决定着人们在物质方面的社会地位和利益所得,它在今天就是向社会所有制和消除两极分化的均衡经济学方向发展;三是人们赖以共存的类群关系,这是支配着人的社会结构、社会生活的基本关系,一个社会的统治—从属关系就属于它的范畴,它关乎人的自由的实现,其方向是向自由人的联合体方向发展。这三大关系加上人与自然的生态关系,是支配人类生存的基本关系,它在今天的上述最优发展方向,就是人类学哲学应当追求的价值方向。只有这些基本生存关系的合理化,人类的生存发展才能向合理化方向发展,才能为人类的共同生存奠定合理性基础。其二,在上述四种基本生存关系的合理化、人类学化基础上,追求每个与一切人的生存合理性的实现。

这可以从马克思的思想推断出来。马克思的人类梦,是实现人的“自由发展”。但是,自由的实现是有前提的。从人类学角度来说,人的直接目的绝不可能一下就上升到对自由的追求,他作为生命有机体,首先是要生存,是合理的健康的生存;而它作为社会人,是在生存的基础上发展,是合理的健康的发展,因为人是有追求的存在物,没有发展的生命延续不是人的理想。而这种发展的方向,才是不断在现有条件下而实现的自由解放。没有生存,没有发展,谈不上任何自由。所以,马克思强调的不是自由而是“自由发展”,这种自由发展当然以合理生存为前提。如果以上考虑是对的,那么,我们就得到了一个共识,这就是人类作

为人类的人人都会同意的价值原则:即在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基本生存关系合理化基础上,实现每个人与一切人的合理生存、健康发展与不断走向自由解放。这是人类学哲学的基本价值追求,也是人类学时代的人类学价值原则。其三,人类学时代的最高价值追求,是自由、真理、正义成为时代的主导精神。这是建立在以上两大价值追求之上的最高价值追求。人的人类学特性不是简单的,它是丰富的,它从人的互相承认、互相尊重的本性发展到人的人格理念,其直接要求就是人类学价值原则的实现,而其最高理性或者说哲学理性,就是对人类世界的自由、真理、正义精神以及世界和平的价值理想的追求。 “自由”是基于人的良善本性的发展意志的实现,是人类———它的每个人与一切人———“自身的”人性的、精神的、人格的自主发展,没有自由便没有人性的充分发展实现,人就不可能成为一种具有高尚人格理性和创造精神的人。“真理”表面上是就人的认识与对象的契合关系而言,这在自然科学方面当然是这样,但是,“真理”更是一个人类学概念,它在实质上———特别就它作为社会真理而言,它是人与人之间超越自身利益的狭隘眼界而对客观准则的坚持。只有能够坚持这样的超越自我的真理原则的人,才能进一步在人与人的关系中坚持正义。“正义”是人与人之间相互坚持的价值公平,以及对不公平的扶正精神,它对每个人和一切人都是最高的人类学价值精神,是任何共同体、任何社会体内部和相互之间的合理生存与健康发展的必要条件。所以,自古以来“正义”就以各种具体的社会要求表现出来。没有真理和“正义”,即一个时代的公理,就是没有合理性支撑的社会,而没有合理性支撑的社会,就不能不是一个走向腐败、动荡和有待改变的社会。其四,在弘扬人类共存理性精神的基础上,追求全人类和平友好的人类学关系的建立。这是由于,自由、真理、正义的存在和通行,有一个前提:这就是社会的安定和世界的和平,人类的不同政治共同体之间没有敌意、没有战争的和平。在敌意和战争状态下,一切都会扭曲,一切都会改变。因为战争是生杀予夺的人间大事,任何自由都不可能有碍于战争的要求,任何真理和正义的性质,也都会因战争而改变性质或不得不被搁置。而任何战争———这里主要是指原发动的侵略性的战争,不仅是对相关人们的生命和自由的剥夺,不仅没有真理和正义可言,而且以牺牲自由、真理和正义为代价。

所以,从来造成灾难的都是战争,从来的战争都是对人的人类学价值要求———合理生存、健康发展与自由解放的剥夺。原发的、侵略性的战争就是罪恶。至于被动应战,自我保卫,那是为自由而战,为真理和正义而战!所以,在人类学时代,首要就是克服战争的原发萌动,实现世界的永久和平。在和平的基础上,才能让自由、真理、正义精神成为时代的最高的支配精神。这些价值追求,就它还没有实现而是要通过奋斗才能实现来说,它依然是一种梦想,并且是由卢梭、马克思等所开辟出来的人类学梦想的具体化。特别是马克思,他直接指出了人类生存的基本价值关系,如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关系、人的民族关系、生产关系和类群关系的合理化发展等问题。例如他强调:要“从社会自由这一必要前提出发,创造人类存在的一切条件”。①这种“人类存在的一切条件”,当然包括自然条件、物质条件、制度条件、精神条件等人类生存发展的价值基础。他还强调:“任何解放都是把人的世界和人的关系还给人自己。”②何谓“人的世界和人的关系”?可以认为,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四大关系的合理化,就是人类学化了的“人的世界和人的关系”。根据马克思的这些价值要求,结合当代世界的现实历史发展问题,可以认为,当代的人类学哲学的最基本的价值原则,就是通过生存关系的合理化而力图实现每个人与一切人的合理生存与自由解放有的价值原则。人类学哲学,就是追求这种价值原则不断实现的哲学,这无论对于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以及其他什么主义来说,都是应当的,合理的。认识不到这一层,或不愿意这样做,那就可能脱离人类学时代的文明发展大道,成为一种落后的孤立的存在,那当然是不可能长久的。

四、人类学价值理想的实现:以全人类友好交往与世界和平为前提

(一)人类学价值理想的实现途径

所谓人类学时代,就是人的人类学特性得以丰富发展的时代。人的人类学特性,首先是人与人之间的互相承认、互相尊重的人性,它既是“让自己生存也让别人生存”的西方人性,又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东方人性,总之,人类应当超越那种把自己的生存架在别人的痛苦之上的动物学原则,而实现四海之内皆兄弟的人类学原则。这样的人类学原则是不需要战争的,是与战争相对立的,正像一个国家内部不需要通过战争来解决问题那样。或许有人会说,人类已经太拥挤,因而必然会相互排斥。或者会说,生态危机和资源匮乏使人类不能不为自己的生存而相争相斗等等。这虽然也是一种现实存在,但是应当看到,所有这一切,都是可通过科学技术的发展、思想意识形态的进步及其对社会关系的调节而加以解决的。世界科学技术和思想进步史表明了这一切。地球今天的70亿人时代的战争并不比在7亿、10亿、20亿人时代的战争更多,而且普遍比那时生活得更好就是明证。人类的一切问题都是可以通过科学技术和思想道德的发展提高加以解决的。人类学时代尤其是这样。在此基础上,要大力发展人与人、族与族、国与国的世界性的和平友好交往关系,这种交往不再仅仅是打开“世界历史时代”的商品交往,而更主要的是人的交往,如文化交往,科技交往、学术交往、思想交往、教育交往、青年交往、公权交往、官员交往、私人交往、旅游考察交往、生活体验交往等等人性的、人情的互相认同的交往。通过这些互相交往,应当达致这样的新型的人类学关系的形成:即“人—境关系”生态化、生产关系合作化、经济关系均衡化;家族关系人际化,族内关系族际化、国内关系国际化;类群关系自由化,世界关系人性化,等等。通过种种关系的人类学化,达到人与人的“道不同而相尊重,人不同而相理解,教不同而相信赖,墅不同而相交往”,①并把这些人际关系推广为文化与文化、宗教与宗教、主义与主义、集团与集团之间的关系,实现孔子的伟大的人与人的人类学原则: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以及它在今天的推广:人与自然界之间的人所不欲,勿施于境!这也就是“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这不仅是东方的人类学梦想,在今天也应当是全人类的人类学梦想。

世界史论文篇6

（一）比较文化形态学与“文明形态史观”

20世纪初，“欧洲中心史观”在西方史学中的统治地位之所以开始动摇，主要有两个原因，这两个主要原因也成为比较文化形态学产生的直接原因。其一，随着资本主义的世界扩张，伴随世界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而产生的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使一些西方史学家对资本主义的发展前景感到忧虑。特别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对西欧中心地位造成严重冲击的同时，也动摇了“西欧中心史观”的根基。其二，西方史学向专门化发展，对各国、各地区、各时代、各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研究越来越深入缜密，促使史学家不仅要以新的眼光看待欧洲历史以外的历史和文明，也使他们重新思考对人类历史的整体考察。因此，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在历史哲学领域，出现了批判的思辨的比较文化形态学。比较文化形态学的奠基者是德国历史学家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Oswald　Spengler，1880—1936）的著作《西方的没落》（The　Decline　ofthe　West）。该著作1911年开始构思，当第1卷于1918年出版时，第一次世界大战已接近尾声（1922年出版了第1、2卷合订本），西方文明的种种危机已经充分暴露出来。斯宾格勒在该书中否定他所称之为西方研究世界历史的“托勒密体系”，即对那种将西欧的土地“当作一个坚实的‘极’”，并选定它“作为历史体系的自然中心，当作中心的太阳”的历史观念给以批判，指出这是在制造“‘世界历史’的幻景”；他认为“‘世界历史’指的是整体，不是选定的某一部分”［3］，反对以西欧历史的三分法“古代—中古—近代”为基本框架来编排历史。同时，他又带着宿命论的色彩，开始把世界历史看作是8种文化（古典文化、西方文化、印度文化、巴比伦文化、中国文化、埃及文化、阿拉伯文化、墨西哥文化）诞生、成长、鼎盛和衰亡的历史；他通过对不同文化的比较，阐释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认为除了西方文化之外，其他文化都已衰亡，西方文化也在没落。①随后英国历史学家阿诺德·J．汤因比（Ar－nold　J．Toynbee，1889—1975）在其12卷的巨著《历史研究》（A　Study　of　History）中继承并发展了斯宾格勒的文化形态史观。他认为，历史学研究的最小单位是“文明”，并通过对近6000年出现过的26种文明形态的比较研究，以其著名的挑战和应战学说，揭示了各种文明形态的起源、生长、衰落和解体的一般规律，最终确立了文明形态史观（亦称文化形态学）的历史哲学体系。②汤因比认为，一切文明在哲学上都是同时代的和同等价值的，因此一切文明形态都是可比的，而西方基督教文明仍然具有“创造性的活力”。汤因比的文明形态史观，虽然在本质上仍然没有摆脱“西欧中心论”，但是他把多种文明相提并论，并认为西方文明最终也会衰落，这在一定意义上又是对“欧洲中心论”的突破。英国史学家杰夫里·巴勒克拉夫（Geoffrey　Barra－clough，1908－1984）对此有着深刻的评论：“正是因为他（指汤因比———笔者按）最早发动了对欧洲中心论的猛烈批判（尽管他的全部历史观充满了他所攻击的那种欧洲中心论的‘异端邪说’），因而具有解放的作用，这才是他名满天下的主要原因。”［4］文明形态史观对20世纪世界历史研究的影响有三个重要方面。其一，为“全球史观”奠定基础。正如巴勒克拉夫所说，汤因比“提醒那些沉湎于专门领域的研究而迷失方向的历史学家，使他们认识到需要用全面的眼光去看待人类历史的整体”，［4］从而为“全球史观”的确立和发展开辟了道路。其二，以文明为单位研究和撰写历史。以汤因比的《历史研究》作为撰写真正意义上的世界文明史为开端，文化形态史观也逐渐发展为“文明多元论”，以文明为研究单位的世界通史的写作从此方兴未艾。③其三，人文学科与社会学科相结合的研究方法。由于文明囊括人类所创造的所有物质和精神的伟大成果，所以对于历史工作者来说，无论是全球的宏观视野，还是对每一种文明的具体研究，都需要运用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各种理论和方法。于是，在历史学与其他哲学社会科学各学科之间的界限变得越来越模糊的同时，在对史学工作者提出更高要求的同时，也促进了历史学各个分支学科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迅速发展。

（二）年鉴学派的“总体史观”和鲁滨逊的“新史学”

在对实证的传统史学的批评中，1929年法国斯特拉斯堡大学创刊的《经济社会史年鉴》（1946年起改为《经济、社会和文明史年鉴》），标志着一个新的学派———年鉴学派的诞生。年鉴学派的第一代代表人物马克·布洛赫（MarcBloch，1886—1944）认为：“历史学的对象是人”，历史学是在时间长河中的“人类的科学”；“正是在时间的长河中潜伏着各种事件，也只有在时间的范围内，事件才变得清晰可辨”①。在年鉴学派看来，正是由于史学以历史中的人为其对象，史学便能够也应当以史学为基础并全面借鉴其他学科的方法和研究路径。因此，年鉴学派主张打破史学研究的专业局限和学科局限，提倡通过史学和其他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的联合来打破传统的史学模式。于是，社会史、经济史、人口史、环境史等都成为年鉴学派的研究范围。也正是在既强调历史学的重要性又主张打破学科界限的主张下，年鉴学派提倡总体地、整体地研究历史，正如布洛赫所说：“唯有总体的历史，才是真历史”，“历史包罗万象，无所不言……历史研究不容画地为牢，若囿于一隅之见，即使在你的研究领域内，也只能得出片面的结论。……而只有通过众人的写作，才能接近真正的历史。”②年鉴学派的“总体史”观念和方法论，实际上也是一种世界史的观念，并影响了以后世界历史观念的发展。③20世纪初，美国也兴起了一个“新史学”流派，其代表人物和代表著作是1911年詹姆斯·哈威·鲁滨逊（James　Harvey　Rob－inson，1863—1936）出版的《新史学》（TheNew　History）一书。该书是鲁滨逊的论文和讲演的汇编，集中反映了他的史学思想。鲁滨逊反对只偏重研究政治史，主张把历史研究的范围扩大到人类以往的全部活动，凡从古到今各种经济、文化、教育、宗教、艺术、科技发明等都应包括在内；反对只讲大人物和大事件，主张研究普通的人和普通的事，用综合的观点揭示和分析历史事实，用进化的眼光考察历史变化，以展示人类逐渐走向进步的历程，等等。“新史学”在美国影响很大，并通过中国的留学生介绍到中国④，影响到中国的世界历史观念。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欧洲地位明显衰落，西方建立的殖民体系土崩瓦解，社会主义取得重大胜利，使“西欧中心论”的世界史体系受到更严厉的批评。与此同时，随着资料范围不断扩大，科学技术飞速发展，通讯联络四通八达，世界日益密切联系成为一个息息相关的整体，历史研究也不断进步。正是世界历史的发展迫使人们去承认“一个世界”的现实。于是，历史学家更加意识到要撰写整个世界的历史。⑤全球史观应运而生。

（三）全球史观

什么是全球史观，学术界并无定义，但是可以从一些史家的论述中看到他们眼中的全球史观。一般认为，在国际学术界，最早系统提出以“全球史观”撰写世界历史的是杰弗里·巴勒克拉夫。他在1955年出版的论文集《变动世界中的历史学》（History　in　a　Changing　World）中，提倡史学研究要“跳出欧洲、跳出西方、将视线投射到所有的地区和所有的时代”①。1978年他组织编写出版的《泰晤士世界历史地图集》，“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以欧洲为中心论述历史的旧观点，从宏观阐述自公元前9000年到公元1975年人类历史的形成和发展，避免了事件的堆砌和割裂。”②他在1978年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编写出版的《当代史学主要趋势》（Main　Trends　of　Re－search　in　the　Social　and　Human　Sciences：Histo－ry）一书中进一步指出，“认识到需要建立全球的历史观———即超越民族和地区的界限，理解整个世界的历史观———是当前的主要特征之一。”③爱德华·H．卡尔也在20世纪60年代就指出：“也只有在今天，才第一次有可能想象整个世界包括着在十足的意义下真正进入了历史的人民，包括着不再是殖民地行政长官或人类学家所关心的、而是历史学家所关心的各族人民。这是我们的历史概念的一次革命。”［1］（163）于是，西方史学界在20世纪70—80年代掀起了打破西欧中心论的世界历史编纂潮流，使世界历史的叙述与编写在总体上进入了全球整体历史的时代。以下是几本可视为以全球史观撰写的西方学者的世界通史著作，对中国学者产生了较大影响。早在1920年，英国作家（非职业历史学家）H．G．威尔斯（Herbert　George　Wells，1866—1946）就出版了简明世界通史读本《世界史纲：生物和人类的简明史》（The　outline　of　History：A　Plain　History　of　Life　and　Mankind），论述了从地球的形成、生物和人类起源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横跨五大洲的世界历史。作为对西方文明的一种批判，作者深切关注整个人类的命运，批评过去的欧洲历史学者“严重贬低了亚洲中央高地、波斯、印度和中国等文化在人类这出戏剧里所分担的部分”，决心在自己的著作中不再“局限于西方世界”，而是把世界作为一个整体来对待。④该书的盛行（据说每个说英语的家庭都有一本），客观上形成了对西欧中心论的一大冲击。⑤1963年，美国史学家W．H．麦克尼尔（William　H．McNeill，1917—）出版了《西方的兴起：人类共同体的历史》（The　Rise　of　theWest，A　History　of　the　Human　Community），该书采用了从古至今的叙事史体例，被西方史学界认为是专业历史学家写出的第一部综合世界史，开创了世界史研究的一个新时期。在该书的基础上，1967年麦克尼尔出版了更为简要的《世界史》（A　World　History）。⑥美国史学家L．S．斯塔夫里阿诺斯（L．S．Stavrianos，1913—2004）于1966年和1971年分别出版了《全球通史：1500年以后的世界》（The　World　since　1500：A　GlobalHistory）和《全球通史：1500年以前的世界》（The　World　to　1500：A　Global　History）。作者认为：他这本书的观点，“就如一位栖身月球的观察者从整体上对我们所在的球体进行考察时形成的观点”，他“研究的是全球而不是某一国家或地区的历史；关注的是整个人类，而不是局限于西方或非西方人”，世界历史是“从全球的而不是从地区或民族的角度讲述历史”，世界历史要探究的是“那些曾对整个世界有影响的力量或运动”。①美国学者、被称为西方“新左派”的伊曼纽尔·沃伦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1930—）以“世界体系理论”作为其世界历史观念，1974—2011年陆续出版了4卷本《现代世界体系》（The　Modern　World－System）。作者从全球出发，把资本主义的历史放在世界性的体系中去认识，认为资本主义从一开始就是作为一个世界性的体系（16世纪开始于西北欧为中心形成的“世界性经济体系”）出现的，并将“世界体系”作为研究的单位；他还引入“核心”、“边缘”、“半边缘”等概念，认为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就是把世界逐渐卷入核心和边缘的历史。②从上述的介绍中可以清楚地看到，无论这些世界历史著作的研究与编纂体系存在什么样的缺陷，它们都显示了“一种观察人类历史的整体观念”。今天，全球史观在西方史学界关于世界通史的编纂理论和实践中开始居于主导地位。与此同时，全球史观也对中国的世界通史研究和编写产生了重要影响。

二、20世纪中国的世界史学发展

（一）改革开放前的中国世界史教学

中国的历史学家从中外研究世界历史的各种理论与方法的发展中汲取营养。20世纪兰克学派传入中国，一些人把它概括为“史料即史学”。例如，历史学家傅斯年（字孟真，1896—1950），就主张“史学便是史料学”，让史料本身说话，即他所说的“我们反对疏通，我们只是要把材料整理好，则事实自然显明了”。这里颇有兰克主张的味道。尽管这种观点有点过于绝对，但是他的“凡一种学问能扩张他研究的材料便进步，不能的便退步”、“动手动脚到处寻找新材料，随时扩大旧范围”、“一分资料出一分货，十分资料出十分货，没有材料便不出货”的主张，以及他提出的“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的治史原则，③对中国史学的发展影响深远。随着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唯物史观对中国的世界史教学与编写也产生了影响。早在1925—1926年，陈衡哲（1890—1976）就出版了高中教科书《西洋史》，沿着上古—中古—近世的线索，叙述了上起地球和生物的起源，下至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欧洲历史。尽管作者表示要以多元史观解释历史现象，但她认为自己深受唯物史观的影响，她在给胡适的信中说：“你说我反对唯物史观，这是不然的；你但看我的那本《西洋史》，便可以明白，我也是深受这个史观的影响的一个人。”作者虽然“叙次西洋史迹，又时与中国有关内容加以联系。”④1934年何炳松出版的复兴高级中学教科书《外国史》（上下册），从人类文化起源一直写到1931年九一八事变。该书虽然多参考西方学术成果，但作者反对西欧中心论，表示自己的立场与西方学者不同：“我们试看寻常所谓外国史或世界史，多半是西欧中心扩大起来的西洋史。欧洲固然是现代世界的重心，值得我们格外注意。但是我们中国人既系亚洲民族的一分子，而亚洲其他各民族在上古和中古时代对于世界的文化又确有很大的贡献，似乎不应因为他们久已衰亡，就可附和欧洲史家的偏见，一概置之不理。因此，著者很想在本书中有一种新的立场，把亚洲匈奴人、安息人、月氏人、突厥人、蒙古人等向来受人轻视的民族，根据他们在世界文化史上的活动和贡献的程度，给以相当的位置，而加以叙述。”①因此，该书在论述文化起源时从亚洲讲起。何先生接受20世纪上半期美国出现的以詹姆斯·哈威·鲁滨逊为代表的“新史学”派的观点，在教材中一定程度上打破了以往历史教科书只关注帝王将相少数人活动和偏重政治史的现象，大大扩充了选材范围，以较多的章节叙述文化与社会生活。1949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周谷城撰写的《世界通史》。该书在前言中就说明反对“西欧中心论”，将各大洲和各民族均视为世界历史的一部分，并强调中华民族对世界文明作出的贡献。他强调世界史是有规律的发展过程，应根据马克思的社会形态更迭理论来划分世界历史的时代。另外，周谷城还认为，“世界通史并非国别史之总和，而是一个有机的统一体，故叙述时，力求避免分国叙述的倾向，而特别着重世界各地相互的关系”。②这一看法，对于中国的世界史学科的发展尤其具有启发意义。③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的世界史研究与教学有了很大进步，也一度受到苏联学术界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即关于人类社会形态演变的解读的较大影响。这种解读，突出反映在苏联于20世纪50年代及其后陆续出版的13卷本《世界通史》的编纂体例中。④该书以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斗争为社会发展的动力，以社会经济形态作为划分历史阶段的标准，以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五种生产方式把世界各国、各民族、各地区的历史排列起来，形成了苏联的世界通史体例。然而，该书并没有完全摆脱西欧中心论的影响，而且过于强调苏联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但是，在当时的情况下，这套《世界通史》对新中国的世界史教育与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这是不言而喻的。1962年出版了周一良、吴于廑主编的新中国第一部综合性的4卷本《世界通史》，即现在人们简称为“周吴本”的世界通史教材。这套教材，同样以五种社会经济形态作为划分历史阶段的标准，以阶级斗争为纲，以人民群众为主角，“以时间的延续为经，以地区的分布为纬，比较系统地叙述了整个世界从人类的起源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的历史，体现了中国学者当时对世界史的认识和研究水平”⑤。同时，人们也能够明显地看到它较严重地受到苏联《世界通史》的影响，在世界史的体系方面，没能有更多的创造和突破，而且缺少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的历史。

（二）改革开放后的中国世界史发展

随着的结束和改革开放政策的实行，中国的世界史学界也迎来了思想的大解放。当人们重读经典作家关于人类社会发展的论述时，就发现他们在论述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时，不仅注意到社会形态的变化，也注意到世界形成一个整体即世界历史的形成过程，从而对作为唯物史观组成部分的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观有了新的认识。从社会发展形态的演变来看，马克思在1859年为《政治经济学批判》所写的序言中指出：“大体说来，亚细亚的、古希腊罗马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做是经济的社会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是社会生产过程的最后一个对抗形式，这里所说的对抗，不是指个人的对抗，而是指从个人的社会生活条件中生长出来的对抗；但是，在资产阶级社会的胞胎里发展的生产力，同时又创造着解决这种对抗的物质条件。”［5］从世界形成一个整体即世界历史的形成来看，甚至早于上述关于经济的社会形态演进的论述，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45—1846年撰写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就已经指出，资本主义“大工业创造交通工具和现代的世界市场”，从而“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因为它使每个文明国家以及这些国家中的每一个人的需要的满足都依赖于整个世界，因为它消灭了各国以往自然形成的闭关自守的状态”；“各个相互影响的活动范围在这个发展进程中越是扩大，各民族的原始封闭状态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交往而自然形成的不同民族之间的分工而消灭得越是彻底，历史也就越是成为世界历史。……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不是‘自我意识’、世界精神或者某个形而上学幽灵的某种纯粹的抽象行动，而是完全物质的、可以通过经验证明的行动，每一个过着实际生活的、需要吃、喝、穿的个人都可以证明的行动。”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社会发展形态演变和世界历史形成的论述，以及物质生产是社会形态变化和世界历史形成的共同的推动力量的论断，鲜明而深刻地批判并突破了西欧中心论，是世界史观的一次重大变革，形成了马克思主义的世界历史理论，即马克思主义的“世界历史观”。①根据马克思主义的世界史观，吴于廑先生对世界史学科应该研究的对象提出了新看法。他认为，“世界历史是历史学的一门重要的分支学科，内容为对人类历史自原始、孤立、分散的人群发展为全世界成一密切联系整体的过程进行系统探讨和阐述。世界历史学科的主要任务是以世界全局的观点，综合考察各地区、各国、各民族的历史，运用相关学科如文化人类学、考古学的成果，研究和阐述人类历史的演变，揭示演变的规律和趋向。”②在这一认识的基础上，吴先生强调世界历史的纵向发展和横向发展，认为纵向发展“是指人类物质生产史上不同生产方式的演变和由此引起的不同社会形态的更迭”，横向发展“是指历史由各地区间的相互闭塞到逐步开放，由彼此分散到逐步联系密切，终于发展成为整体的世界历史这一客观过程而言的”，而这两方面的发展互动，就形成了世界历史发展的过程。［7］可以看到，这种对世界历史本体论的新认识，与世界上已经流行的全球史观的发展虽然并不完全同步，但基本上是同向进行的。根据这种新认识，吴于廑和齐世荣受国家教委委托，主编了6卷本《世界史》（古代史编2卷、近代史编2卷，现代史编2卷），被简称为“吴齐本”，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在1991—1994年出版。这部200多万字篇幅的世界通史，突破了以往国内外世界通史的编撰模式，尤其是突破了苏联学者所编世界通史的模式，以包括世界历史理论的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指导，重构世界史的宏观体系；同时借鉴当代史学理论和方法，以中国人的思辨，探索自人类起源至20世纪90年代这一历史长河的源流及其走向，考察世界如何由相互闭塞发展为密切联系、由分散演变为整体的全部历程。它的主要特点是：第一，从全球的视角，对世界历史发展的阶段进行重新划分：人类产生至15世纪末为古代史，16—19世纪末为近代史，19世纪末20世纪初至20世纪90年代为现代史。这种超越社会经济形态的分期从历史实际出发，与原先以政治兴替或其他“重大事件”为分期标准有着本质上的区别。第二，力求避免重蹈国别史汇编的旧体系，采取纵横交织的编撰体系和纵横比较的写作方法，抓住世界历史的纵向发展与横向发展密不可分这一关键环节，注意揭示纵向的重大历史现象对横向发展的制约，以及横向发展对纵向发展的反作用。第三，突破“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模式，不仅阐释世界各国各民族之间，以及各国各民族内部的暴力冲突和阶级斗争在打破其分散闭塞局面，推动历史进步的巨大作用，而且注重深入探讨人类和平交往和思想文化，特别是科学技术在世界历史形成中的作用。第四，创造性地将中国历史纳入其中，以有限的篇幅简述中国历代兴替的基本脉络，重点发掘中国与世界发生联系的重大史实及其意义，并从中外历史的比较中确立中国在世界史上应有的地位，从而勾勒出中国古代文明的发展和世界走向中国，中国走向世界的历史轨迹。①至2013年，该教材已经发行上百万册，成为中国最有影响的世界通史教材。还需要指出的是，随着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加速发展，以罗荣渠为代表的“现代化史观”也于80年代异军突起。②他主张“从宏观历史学的角度，把现代化作为一个全球性大转变的过程，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化工业社会转变的大过程，进行整体性研究”，并认为“现代化史学是关于现代世界的变革与发展进程的整体和分体研究的史学”，③因此也被称为“一元多线历史发展观”④。90年代他以《现代化新论》和《现代化新论续篇》两部著作，将“现代化史观”具体实践，成为中国现代化史学的开拓者。

三、进入21世纪的世界史学发展

（一）全球史的兴起进入

21世纪，在西方特别是美国于20世纪下半叶兴起的“全球史”（global　history）或称“新世界史”（new　world　history）在21世纪继续发展，并引起了中国学者的兴趣。最初的“全球史”只是美国历史教学改革中出现的一门新课程，后来逐渐演变成一种宏观编写世界通史的方法论。它与以往世界史的最大不同，在于它受到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影响，从全球化的背景出发，关注那些导致全球化因素的发展过程。正如美国夏威夷大学教授杰瑞·本特利（Jerry　Bentley，1949—2012）所说：“深刻影响了当今世界发展的强劲的全球化的势头也促使历史学家们关注人类早期的跨文化互动和交流过程。在许多方面，世界史作为一种理性的研究课题，代表了当代职业历史学家们对他们身居其中的跳跃式发展的全球化现象的职业反映”。⑤因此，“新世界史”更为重视对长时段的、跨区域的、跨文化的环境变化，物种传播，疾病蔓延，人口发展，移民迁徙，意识形态和观念变化，跨国公司，能源需求，国际犯罪，甚至政治、文化的全球化等问题的研究，注重世界各民族之间的互动特别是人类早期的跨文化互动和交流过程。于是，国内已有学者将这种从全球化的视角出发研究人类历史发展本身的观念称为“全球化史观”；［8］亦有学者将这种学术取向称为“把全球化历史化、把历史学全球化”⑥。以下是几本被视为全球史的西方学者的世界通史著作，对中国学者也产生了较大影响。上述已经提到的美国史学家W．H．麦克尼尔1963年出版的《西方的兴起：人类共同体的历史》一书被认为是全球史作为一个学术领域的诞生。1967年他出版的《世界史》和1966—1971年L．S．斯塔夫里阿诺斯的两卷本《全球通史》都被视为全球史的世界通史著作并成为畅销书。由此可见，全球史观与全球史的编写是有其一致性的。2000年，杰瑞·本特利和赫伯特·齐格勒的《新全球史：文明的传承与交流》（JerryBentley，Herbert　Ziegler，Traditions　＆Encoun-ters：A　Global　Perspective　on　the　Past）一书①出版，作者力图超越西方中心论，注重文明的多元传统和相互之间的碰撞与互动，揭示人类社会不同传统之间的紧密联系，成为美国最畅销的世界史教科书，在中国也拥有广泛影响。2003年，麦克尼尔父子出版了《人类之网：鸟瞰世界历史》（J．R．Mcneill　and　William．H．Mcneill，The　Human　Web：A　Birds－Eye　Viewof　World　History）一书②，作者力图以一种超越文明的宏观视野来重新审视全球历史，认为世界历史就是全人类与自然界共生的世界体系，就像一张无形的巨网，人类前进的每一步都在影响着自然物种的进化，也同时受着自然环境的制约和影响；作者追溯人类网络的变化，揭示各个阶段不同人群之间合作与竞争的生存特征，以及人类社会与生物圈的依存、互动，启发读者思考人类网络的未来之路。由此可见，“全球史”或“新世界史”更为强调世界历史发展的横向联系，就这一点来说，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中关于“世界历史”的形成与发展的论述是有共同之处的。③当然，“新世界史”存在的明显缺陷也招致一些专业历史学家的批评。例如，它比较忽视社会内部发展的作用；没有完全摆脱西欧中心论的思维；使用的多是二、三手资料，较少原始资料的利用等。全球史学家也正在努力克服这些缺陷。

（二）中国世界史的新发展

世界史论文篇7

【摘 要 题】理论与方法

【英文摘要】In Marx’s world theory,the world is a system.His research and analysis on the development rules of human society also contain his system thinking.Using the method of systematic analysis,this paper gives a originalexplanation to Marx’s world history theory.The author thinks that Marx’sworld history theory has three characteristics:entirety,correlativity anddynamics.The conflict among system factors can be reduced to thedisequilibrium between the developments of eastern civilization and western　 civilization.The world history development is pushed forward bydisequilibrium.

【关 键 词】马克思/世界历史/系统分析/Marx/World history/Systematic analysis

【 正 文】

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是目前学术界关注的一个热点问题。马克思的“世界历史　”理论，为我们提供了一种从整体上系统地认识和把握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方法。系统　论表明：世界上的任何事物，或大或小，或物质或精神，无不以系统的方式存在，是一　个有机的统一整体。世界是系统的世界，我们所涉及的对象，都可以作为一个系统而加　以讨论和研究，找出其内在的必然的联系，揭示一般规律，从而达到认识世界和改造世　界的目的。本文认为，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贯穿着系统论的基本思想，因此，对　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进行系统分析，将有助于我们从一个全新的视角来解读马克　思的历史观。

一、马克思“世界历史”系统的基本特征

如果我们从系统论的角度审视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便不难发现，马克思在探　讨世界历史的发展变化规律过程中，是把“世界历史”看作一个系统来分析和研究的。　“世界历史”理论集中表现出了系统的整体性、相关性和动态性。

1.“世界历史”的系统整体性

“世界历史”的系统整体性是说，对世界历史必须给予全面的整体的系统的把握，立　足于整体与部分、部分与部分的关系来考察世界历史的发展规律。马克思对于世界历史　的考察，恰恰是遵循了系统的整体性原则。马克思不仅从某一侧面、某一角度对世界历　史进行了审视，而且将其放到具体的历史条件下进行了整体的、全面的考察。在马克思　看来，世界历史的出现，并不仅仅意味着各个国家、民族经济联系的加强，而实质上反　映了16世纪以来尤其是西方工业革命以来，在世界整体范围内出现的以现代工业和科学　技术为动力所引起的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巨大转变，以及由此所引起的社会　生活的全面变革和新的文明的创立。世界历史从其形成的时候起，所显示的意义是社会　生活的整体变革。世界历史固然是由现代生产力的发展引起的，但世界历史并不仅仅标　志着一场“技术革命”、“工业革命”，而是包含社会生活全面变革的“社会革命”，　是“市民社会中的全面变革”(P281)。在世界历史条件下，不仅生产、消费具有世　界性，而且精神、文化的发展也具有世界性，就连人的发展也成为世界历史作用的结果　，“地域性的个人为世界历史性的、经验上普遍的个人所代替”(P86)。世界历史体　现了社会生活的全面变革，世界历史的形成便意味着整个世界成为一个相联相依的系统　。因此，必须从世界历史的系统整体出发，才能真正把握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

2.“世界历史”的系统相关性

“世界历史”的系统相关性是说，如果把世界历史从整体上作为一个系统来考察，那　么，构成它的子系统便是民族和国家。系统的相关性集中体现了不同民族和国家之间的　相互关系。而马克思在研究不同民族和国家之间的关系时，重点探讨了不同文明尤其是　东方文明和西文文明之间的冲突。马克思在谈到世界历史条件下的文明关系时，讲得最　直接、最明快的是近几年学者们经常引用的那段话：“资产阶级使农村屈服于城市的统　治。它创立了巨大的城市，使城市人口比农村人口大大增加起来，因而使很大一部分居　民脱离了农村生活的愚昧状态。正像它使农村从属于城市一样，它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　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2　](P276-277)。这里，马克思从“三个从属于”的角度揭示了近代以来世界历史系统内　基本要素之间的相关性特征，真实地反映了世界历史条件下不同文明之间的真实关系。　马克思认为，这种关系的形成，主要原因是资产阶级为增殖资本而拼命扩展的结果。马　克思说：“资产阶级，由于一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由于交通的极其便利，把一切民　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它的商品的低廉价格，是它用来摧毁一切万里　长城、征服野蛮人最顽强的仇外心理的重炮。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　—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的文明，即变成资产者。　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P276)。应当说，马克思当年　所揭示的这种文明间的关系及其产生的原因至今依然存在着，而且有着继续强化的趋势　。

3.“世界历史”的系统动态性

“世界历史”的系统动态性是说，世界历史从整体看是一个动态的过程，每时每刻都　处在运动、变化之中，静止的、不变的事物在历史上是不存在的。恩格斯曾明确提出，　在人类历史上，“除了变化本身之外没有任何不变化的东西”(P37)。他在另一个地　方，把世界历史的动态性描述如下：“当我们深思熟虑地考察自然界或人类历史或我们　的精神活动的时候，首先呈现在我们眼前的，是一幅由种种联系和相互作用无穷无尽地　交织起来的画面，其中没有任何东西是不动的和不变的，而是一切都在运动、变化、产　生和消失。”(P417)现代科学还告诉我们，对于动态事物的认识，必须从时空相关　性和事物之间的普遍联系入手才能够实现。由于整体就是部分与部分之间以及整体与环　境之间的相互联系构成的，因此，事物只能从整体上才能够被理解，也只有从整体的角　度才能得到对事物的真实认识。马克思以唯物史观为指导，以世界历史的实际过程为依　据，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时空表现及其有序性给予了深刻揭示。社会发展规律是一个　特定的动态的过程，这一过程通过不同的世界历史阶段以及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表现出　来。作为特定动态过程的社会发展规律在世界历史时代的范围内必然表现为世界历史过　程发展的有序性或阶段性。目前，学术界对马克思提出的社会发展的“五阶段式”或“　三阶段式”问题有着热烈的讨论，但是，一个共同的认识就在于普遍承认世界历史过程　和发展过程的有序性或阶段性。而这种有序性或阶段性恰恰是世界历史的系统动态性的　展现。

二、马克思“世界历史”系统的发展图式

世界史论文篇8

一、历史真正转向世界历史：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时代命题

世界历史思想具有悠远而丰厚的历史渊源和文化传统。在古今中外的历史中，无数圣哲先贤表达了大同世界、世界主义、四海之内皆兄弟等思想，设想人类社会走向一体化，最终实现所有人的自由和平等。世界历史思想最初源于古希腊罗马时期的世界主义思想，后来经过维柯、伏尔泰、康德等人的继承和发展，到黑格尔时期形成了完整的世界历史思想。黑格尔在《历史哲学》中反复论证和阐释自己的世界历史思想，如果说世界历史哲学要在哲学的视角下去考察历史问题的话，那也就是说理性统治世界，世界历史因此就是一个合乎理性的进程。 黑格尔认为，世界历史的发展变化绝不是偶然的，而是必然的，有着自己的内在规律和终极目的，这就是世界精神借助于民族精神来实现自己的自由本质。黑格尔断言，世界历史的走向同太阳的形成是一致的，从东方向西方发展，在亚洲起源，在欧洲终结。由此可见，黑格尔通过精神的辩证运动来把握世界历史的原则和本质，系统论证了世界历史的核心观点和基本走向，但他又把世界历史归结为绝对精神的外化，这就使他最终没有跳出唯心主义史学观的窠臼，给崭新的世界历史思想披上了陈腐的旧装。

马克思终其一生都致力于探索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旨在建立自由人的联合体，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马克思认为，只有在生产方式变革的历史发展过程之中，人类才能从动物世界进入真正人的世界，从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从现实的此岸进入理想的彼岸。这个过程就其本质和内涵而言，就是从封闭的、地域的、民族的历史走向开放的、全球性的、全人类的世界历史。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是对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趋势和一般规律进行的探究，从时空角度展现人类社会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发展演变的历史进程。

19 世纪中叶，马克思批判性地继承和改造了黑格尔的世界历史思想遗产。在扬弃黑格尔唯心主义思辨形式后，马克思将世界历史理论大厦建立在其哲学革命后创立的唯物主义历史观之上，并注入崭新的时代精神，赋予全新的思想内涵，成为理解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理论指南和哲学范式。在早期的理论实践中，马克思通过研究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等历史事件具有的世界历史意义，探讨世界历史理论存在和发展的客观条件与现实基础。1845 年之后，在马克思通过批判黑格尔唯心主义哲学，清算从前的哲学信仰，实现自己哲学革命的同时，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也趋于成熟。1846 年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和1848 年的《共产党宣言》，标志着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诞生。在创作《资本论》的漫长时期，尤其是到了晚年，马克思在《人类学笔记》和《历史学笔记》中进一步完善和发展了世界历史理论。总之，在新的世界观、历史观和方法论的指导下，马克思从现实的人的物质生产实践活动出发来研究人类社会尤其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发展、运行机制、内在规律和未来走向等，破解人类社会发展的谜团，揭示未来社会发展的规律，由此形成了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马克思深刻地指出：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不是自我意识、世界精神或者某个形而上学幽灵的某种纯粹的抽象行动，而是完全物质的、可以通过经验证明的行动，每一个过着实际生活的，需要吃、喝、穿的个人都可以证明这种行动。 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将崭新的哲学理念同人类的具体历史实践活动相结合，探究生产方式的发展变革和人类的普遍交往在世界历史发展中的基础作用，分析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在世界历史中的作用、地位、矛盾和趋势，揭示了世界历史理论的根源、动力、内涵和指向，为我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提供了锐利的思想武器。确切而言，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核心内容是指人类社会从地域性历史向共同体的世界历史转变，人类社会走向一体化和整体化。简言之，就是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

17 至18 世纪的英国、法国、美国等资产阶级革命为世界历史的形成构建了政治制度体系，工业革命则迅速推动人类社会加速进入资本主义社会的世界历史时代。马克思强调，资本主义的大工业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因为它使每个文明国家以及这些国家中的每一个人的需要的满足都依赖于整个世界，因为它消灭了各国以往自然形成的闭关自守的状态。 由此可见，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特别是资本的扩张性和增殖性，推动和创造了世界市场，强迫世界各国打开国门，开放发展，互动交流，从而使人类社会呈现出全球一体化的历史走向。在此意义上，资本主义真正开创了人类历史发展的新时期资本主义世界历史时代。1917 年，十月革命真正开创了人类历史发展的新纪元。以苏联为代表的社会主义国家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开启了社会主义的世界历史时代。自此，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种制度相互对峙，在激烈的斗争和角逐中走向世界历史新阶段。在整个20 世纪以及今后很长的一段时期内，最显著的历史特征就是资本主义的世界历史和社会主义的世界历史在相互竞争中共同发展。

总之，经过工业化、电气化、信息化的发展，人类社会的生产力和人与人的交往都实现了普遍化和全球化，人类社会的隔离状态加速瓦解，整个世界加速缩小，以至于变成了一个地球村，历史真正形成了世界历史。正如有学者所认为的那样，随着工业革命的完成和发展，引起了交通工具和通讯手段的革命，完全改变了人们的活动的方式和环境，也引起了各个国家整个生存形式的改变，任何产品和发明在极短的时间内就成为世界历史性的事实，具有了世界历史的意义。 上述这些时代新质，无疑正在改变着人类的思维方式和生存方式。在这历史变革的关口，拨开历史和现实的层层迷雾，就会发现人类社会进入了深层次、全方位的世界历史新时期，形成了相互依存、相互依赖和一损俱损、一荣俱荣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时代命题。在此背景下，唯有积极倡导和加快构建休戚与共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才能有效应对和解决人类面临的各项紧迫而严峻的挑战。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时代命题是人类生产方式和思维方式变革的体现，是人类应对全球危机和实现自身解放的要求，更是当今时代变革和人类历史发展的产物。当今，世界历史进入新的历史发展阶段，历史真正转向世界历史，因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就演变成了最重大的时代命题。由此可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既是世界历史理论的本质要求，也是当今时展的实践要求，不仅反映了历史加速向世界历史转变这一时代特征，而且代表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趋势。

二、世界历史理论的双重逻辑：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内在规定

世界历史理论通过探究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本质特性，进而揭示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和趋势，为我们认识历史演变和时展提供历史的视野和哲学的方法。当前，新科技革命迅猛发展和全球问题纷至沓来，前者正向推动和后者反向倒逼，双重发力，推动人类社会全面步入世界历史新时期，形成相互依赖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因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世界历史理论的理论逻辑和人类社会发展的实践逻辑辩证统一的内在规定，是植根于人类社会的历史实践、适应时展的现实之路，是走出现代性困境、解决全球性危机、建设人类美好家园的必由之路。总之，世界历史理论从理论和实践两个维度为人类命运共同体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石和深厚的实践土壤。

1.理论逻辑的规定

从马克思学说的内在逻辑特性来论证，世界历史理论对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的内在规定性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世界历史理论的基本范畴。世界历史理论的范畴是指马克思在研究人类社会物质生产活动的历史实践中，系统论证的有关世界历史理论的核心概念、基本问题、理论特性等，具体包括世界历史问题、世界历史时间、世界历史结构、世界历史民族、世界历史事件等。世界历史理论的基本范畴主要是依据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规律，揭示资本主义世界历史向共产主义世界历史发展演变的历史趋势，探究人类社会从封闭走向开放、从地域性历史走向全球性历史的发展趋势，展现出人类走向全球一体化的历史图景。在准确理解和把握这些范畴体系及其本质属性的基础之上，世界历史理论所必然要研究的基本问题才会凸显出来。世界历史理论研究专家叶险明教授反复强调，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是具有自己特定基本问题的科学理论。因此，世界历史理论一经产生，就必定以作为整体的世界历史及其演变发展与世界历史各个构成部分及其演变发展之间的关系，为其基本问题。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随着历史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向世界历史的转变，不断解决世界历史理论基本问题，将在人类认识和实践中占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 厘清世界历史理论探究的基本问题及其意义之后，才能够更深入理解和更全面把握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核心范畴及其基本问题的科学性，进而更好地认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逻辑规定性。

二是世界历史理论的逻辑机理。在世界历史理论探究的过程中，马克思透过杂乱无序的各种社会历史现象，揭示出世界历史发展演变的内在逻辑机理。世界历史理论就是探究和认识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根源、动力、过程、本质和趋势。只有理解和把握世界历史理论形成和发展的这种逻辑机理，才能认识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内在规律和发展趋势。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共产党宣言》《资本论》等文本中，马克思综合运用矛盾分析法、历史分析法、系统分析法等方法论原则，坚持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辩证逻辑思维方法，指出了历史转变为世界历史的逻辑机理，即只有随着生产力的这种普遍发展，人们的普遍交往才能建立起来;普遍交往，一方面，可以产生一切民族中同时都存在着没有财产的群众这一现象(普遍竞争)，使每一民族都依赖于其他民族的变革;最后，地域性的个人为世界历史性的、经验上普遍的个人所代替。 换言之，生产力的发展和普遍交往的建立，二者相辅相成，推动着人类历史从封闭的地域性的历史走向开放的全球性的世界历史。在此意义上，世界历史理论的逻辑规定性方能在理论层面和实践层面证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历史性、整体性、客观性、必然性。总之，马克思的哲学革命、唯物史观以及世界历史理论，在一定意义上表明人类历史发展的逻辑机理就是社会基本矛盾的辩证运动，揭示人类社会从地域性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历史趋势，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思想武器和理论指南。

三是世界历史理论的根本指向。世界历史理论蕴含着一种新的哲学思维方式与社会发展理念，反映在它的哲学旨趣上，就是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与人类的彻底解放和自由，建立自由人的联合体和世界历史性事业的共产主义。在哲学革命前夜，马克思就对世界历史理论的根本指向人的解放和共产主义进行了精彩的理论阐述：共产主义是对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因而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它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的真正解决。它是历史之谜的解答，而且知道自己就是这种解答。 面对当今人的异化和拜物教，面对人和自然的冲突，面对全球问题和全球挑战，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所具有的根本指向更能显示出其深邃的思想。在展望共产主义的自由王国时，只有大力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积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才能更好应对和解决当前日趋严重的人和自然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由此可见，世界历史理论以实现个体的人和全人类的彻底解放与自由，实现共产主义社会为其理论的根本指向。在当下人类历史变革的关口，这无疑成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最根本的哲学指向。

2.历史逻辑的规定

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历史逻辑，不仅阐释了越来越凸显的全球一体化的历史趋势，而且指明了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普遍性、独特性和同一性、非同一性。人类历史的发展表现在纵横两个相互联系的方面。从纵的方面来看，人类历史的发展表现为社会结构由低一级阶段向较高一级阶段的演变发展;从横的方面来看，人类历史的发展表现为世界整体化的发展状况和趋势的越来越凸显(即实现的程度越来越高)。 当然，人类社会的这两个联系是相互制约和相互促进的辩证关系。16 世纪以来，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人类实践活动蕴含的历史逻辑机理，有力地证明了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科学性，显示出这一理论思想具有的历史穿透力。

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马克思强调了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定性，大体说来，亚细亚的、古希腊罗马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做是经济的社会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是社会生产过程的最后一个对抗形式因此，人类社会的史前时期就以这种社会形态而告终。 从世界历史理论关于发展演变的历史逻辑来看，资本主义这种社会形态的终结也就是资本主义世界历史的终结，从而开启共产主义的世界历史新阶段。这里需要指出，在世界历史理论表征的迄今为止的历史中的经验事实，即个人与社会是统一的，个人的发展和解放与人类社会的发展和解放也是统一的。马克思说道：每一个单个人的解放的程度是与历史完全转变为世界历史的程度一致的。 伴随着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个人将从狭隘的地域性的孤立的个人向世界历史性个人转变。换言之，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因而，只有到了资本主义的世界历史被共产主义的世界历史所代替的时代，才能说个体的人和人类实现了真正的解放和自由。

如果说世界历史理论的历史逻辑论证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必然性和规律性，那么，世界历史理论的现实认知和经验分析则强调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客观性和紧迫性。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确立的生产方式推动人类社会走向全球化和现代化，开创了资本主义的世界历史时代，为共产主义的实现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但是由于世界历史本身被包容在资本的形式之中而成为一个难产的婴儿，人们能够看到的只是黑格尔所谓的历史终结，而看不到马克思所指认的作为史前史高点的意义。 当今时代，资本主义文明引发的现代性困境和全球性危机，恰恰是资本理性和科技万能奴役和压迫人类社会的铁证。在看到资本主义的工业文明和科学技术、发展方式和价值理念在推动人类文明发展的同时，必须高度关注它带来的全球性生态危机、全球性恐怖主义、全球性金融危机等。资本主义社会客观存在的抽象统治淹没了人的主体性，让人臣服于物的统治而无所作为，因此资本主义的世界历史只能作为人的史前史而存在。在此背景下，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空前觉醒，旨在扭转资本主义主宰的世界历史进程，全面开启社会主义的世界历史进程，而这恰恰印证了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所反映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历史逻辑规定性。

三、世界历史理论的演变：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现实动因

马克思主义哲学旨在直面现实、解决问题、引领潮流。对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任何阐释和论证，都必须放到其历史发展和时代背景中加以探究。马克思说道：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当前，以信息化、智能化、大数据等为核心的新科技革命，史无前例地推动着人类社会的生产方式变革，前所未有地改变着人类社会的认知方式和思维方式。在此背景下，尤其需要以一种全新的世界历史视野来审视时代的变化，重新认识民族国家和社会制度的发展演变，冲破狭隘的各种中心主义历史观。有了对民族国家和社会制度的未来发展方向的正确判断和观念变革，有了对西方中心主义逻辑的深层解构和理性批判，就会跳出固有的思维定式和认知框架，深入探究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现实动因。

1.民族国家发展的特征与趋势

民族国家有着久远的历史渊源和深厚的思想传统，是人类社会在漫长的历史发展演变中形成的最基本的政治共同体。在近代早期，格老修斯、马基雅维里、布丹、霍布斯等人的思想理论奠定了近代民族国家观念的思想基础。17 世纪中叶，随着威斯特伐利亚体系(Westphalia System)的形成，确立了民族国家主权平等的基本原则，标志着民族国家的正式诞生。民族国家最基本的构成要素是人口、领土和人民，其主权原则具有对内的至高无上性和对外的神圣不可侵犯性的双重属性。然而，进入21世纪后，面对人类社会加快走向一体化和日益严重的全球性危机，人们突然发现，民族国家的相关理论和思想已经渐趋式微，并陷入了前所未有的理论困境和现实矛盾之中。从世界历史理论的发展趋势来审视，民族国家所坚守的权力政治、主权原则、利益至上、无政府特性等理论内核所折射出来的对抗和冲突思维，不仅无助于化解当前各种危机和挑战，反而将会贻误时机，加剧冲突，甚至会导致人类生存环境和人类文明的灾难。德国思想家贝克对民族国家进行了尖锐批判，他说道：直到今天为止，大多数人仍然顽固地维护着这种把社会与民族国家等同起来，将社会想象为有限的领土空间的本体论观念。日益扩张的全球化，使国家的职能大大超越了它有限的能力，动摇了它行使这些职能的认识论基础。 由此可见，现实的民族国家在解决全球问题时已经力不从心，必须对民族国家给予学理意义上的批判和重构。当然，这种批判和重构并不是要全盘否定和彻底推翻民族国家政治共同体，而是进行辩证分析、批判扬弃。在世界历史的发展过程中，尤其是资本主义的世界历史阶段，民族国家无疑是它的核心组成部分。但是，当世界历史真正发展到共产主义阶段，民族就只具有情感化的符号，国家将会变成空心化的外壳，民族国家最终必将走向消亡。总之，从民族国家发展演变的历史来观察，人类必将超越威斯特伐利亚体系，走出民族国家的思维框架，而这体现在当下，就是要求冲破民族国家的阻力，直面全球性危机，加快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2.社会制度发展的特征与趋势

世界历史理论重点阐释人类社会形态和社会制度发展演变的总趋势，探究地域性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内在规律，旨在破除关于历史的一切神话，破解人类社会发展之谜。正如人体解剖是猴体解剖的钥匙一样，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的解剖打开了认识人类社会自身历史和未来发展的大门。基于新的哲学变革和唯物史观，通过分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剩余价值等，马克思科学地分析了资本主义在世界历史中的地位和作用。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在推动生产力发展，解除生产关系制约方面显示出巨大的历史进步性，但是由于资本主义自身的矛盾以及对人的剥削和压迫而呈现出历史的阶段性。马克思针对资本主义的资本逻辑一针见血地指出：资本不可遏止地追求的普遍性，在资本本身的性质上遇到了界限，这些界限在资本发展到一定阶段时，会使人们认识到资本本身就是这种趋势的最大限制，因而驱使人们利用资本本身来消灭资本。 当然，随着资本的消灭，资本主义的世界历史阶段也将会随之终结，继而开启社会主义的世界历史阶段。

21 世纪初期，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在享受科技革命推动生产力变革带来的高效、便捷、舒适的生产生活的同时，全球生态危机、全球恐怖主义、全球网络安全等各类全球性挑战层出不穷，将主导历史发展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全面推向历史的风口浪尖。以德里达、詹姆逊为代表的一些西方左翼学者，以依附理论、生态社会主义等为代表的思想流派，无不对当代资本主义进行了全方位、深层次的现实拷问和理论批判。他们对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三权分立、民主法治等进行全面分析后，指出资本主义的悖论就是资本主义反对资本主义，强调资本主义已经变成了新帝国主义、反市场的资本主义等，认为资本主义进入了全球化的疯狂逻辑，甚至还发表了反对资本主义宣言，等等。 历史和现实无不说明，世界范围内的资本主义遭遇严重危机。邓小平指出：它(指马克思主义。笔者注)运用历史唯物主义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封建社会代替奴隶社会，资本主义代替封建主义，社会主义经历一个长过程发展后必然代替资本主义。这是社会历史发展不可逆转的总趋势，但道路是曲折的。 无论从现实观察还是从理论探究，资本主义的世界历史终将走出历史的舞台，而社会主义的世界历史发展已经驶入快车道。客观而言，人类社会正处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种社会制度相互影响、相互竞争的矛盾多发期和秩序混乱期。当前，面对资本主义的各种混乱，面对全球性的各种危机，从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的角度看，加快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既是解决当前各种全球问题的根本举措，又是符合人类未来发展的必然抉择。

3.历史文化价值观发展的特征与趋势

在世界历史理论的范畴中，各种中心主义思想或中心论，就是以民族、国家、地域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历史文化价值观作为认识和评价人类历史活动的唯一标准和尺度。比如，黑格尔的世界历史哲学就体现了典型的欧洲中心论和日耳曼中心论的历史文化价值观。马克思通过批判和改造黑格尔的历史文化价值观，经过唯物史观的哲学变革实现了对黑格尔思想的彻底超越和理论重构。这体现在马克思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旧唯物主义的立脚点是市民社会，新唯物主义的立脚点则是人类社会或社会的人类。 由此可见，对于世界历史思想的认知和审视，黑格尔基于狭隘的日耳曼中心主义，而马克思则基于全人类。唯有基于全人类的认知和思维，马克思才深刻地阐发了世界历史理论必然超越传统历史文化价值观，为破除中心主义思想的羁绊，为当前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提供理论参照和思想启发。以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来审视，当代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的各种思想流派，其蕴含的中心主义历史文化观，无不建立于自身现实利益，深深嵌入资本主义的思想牢笼之中，因而，它们根本无法科学认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时代命题。

当前，人类面对的各种全球性危机，无不预示着西方中心主义所奉行的这种价值观正在走向穷途末路。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就必须扫清西方中心主义的思想障碍，就必须扬弃中心主义历史文化价值观，同时发起一场破除中心主义的思想运动，力争破除个体中心主义、民族国家中心主义、地区中心主义、人类中心主义等历史文化价值观。一旦当人们打破了这种习以为常的中心主义思维模式，无论是欧洲中心主义还是华夏中心主义，无论是西方中心主义还是东方中心主义，都将失去立足之地。在此基础上，强调全人类的整体性，强调全人类利益的一致性，强调全人类利益的优先性，才能更好地培育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加快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世界史论文篇9

[论文摘要]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在当代的再次被重视，主要在于为研究全球化问题提供了思想渊源和理论依据。在全球化的条件下，在社会主义运动还处在低潮的今天，我国应如何面对全球化，运用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结合我国的实际，探索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从而得出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的最终走向——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最后实现共产主义。

历史总会出现这样一种奇怪的现象，即某种理论或是某种学说的提出，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不被人们所重视，而要经过较长的历史运动之后，才真正地凸现它的内在意义。我们知道，在20世纪中叶前，世界范围内延绵不断的战争与革命使得阶级斗争理论格外引人注目，而到了20世纪80年代后，落后国家在探索社会发展道路模式上遇到了困境，特别是到了今天，全球化的趋势日趋明显的现实，使得曾经一度被时光“湮埋”的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则引起了国内外学者的特别关注，再现了它的内在意义及其当代价值。

一、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提出

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的形成与提出是在十九世纪中叶，首次提出是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一书中，但他只是用“世界历史”这一概念来说明人类历史发展的统一性问题的，并分别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和《共产党宣言》两书中有较为系统地论述。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马克思指出：“各民族的原始封闭状态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交往而自然形成的不同民族之间的分工消灭得越彻底，历史也就越是成为世界历史。”E1](隅)。“只有随着生产力的这种普遍发展。人们之间的普遍交往才能建立起来……狭隘的地域性的个人为世界历史性的，真正的普遍的个人所代替。”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说到：“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了。使反动派大为惋惜的是，资产阶级挖掉了工业脚下的民族基础。古老的民族工业被消灭了，并且每天都还在被消灭。它们被新的工业排挤掉了，新的工业的建立成为一切文明民族的生命攸关的问题，这些工业所加工的，已经不是本地的原料，而是来自极其遥远的地区，它们的产品不仅供本国消费，而且同时供世界各地消费。旧的、靠本国产品来满足的需要，被新的、要靠极其遥远的国家和地带的产品来满足的需要所代替了。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

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从十七世纪开始，工场手工业在英国的迅速发展，随后在西欧各国相继发展，并给这些国家创造了一个庞大的世界市场，最终导致机器大工业的生产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产生。由于生产的社会化、商品化，对高额利润的追求以及资本的本性扩张性，驱使着资本主义国家向世界各地扩张并以一种不可遏止的力量蔓延全球，把一切落后以及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入了世界交往的狂潮当中。因此，18世纪末19世纪初的机器大工业的出现势必导致世界竞争、世界分工、世界市场以及世界性的交往的形成，致使一切国家、民族和个人都将从狭隘孤立的历史走向世界历史。这也就是马克思提出世界历史理论的客观社会背景。

世界历史理论的提出是建立在唯物史观的基础之上的。也是唯物史观的重要组成部分，丰富和发展了唯物史观。马克思唯物史观最基本的观点是：社会基本矛盾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又是最根本性的方面，生产力的发展对整个社会发展起决定性的作用。马克思提出世界历史不仅考察了当时所处的社会历史时代，即资本主义世界历史时代，而且还考察了前资本主义时代即马克思以前的社会历史时代，以此作对比而得出的结论。在前资本主义一个漫长的历史时期，因自然环境条件和生产力发展水平的限制。人类的生产以及主要由生产而建立的交往基本还处在相对孤立、相对封闭的状态下。表现为地域性特征。随着历史推移到了资本主义时代，机器大工业的产生。历史开始向世界历史转变。马克思认为“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资本主义“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因为它使每个文明国家以及这些国家中的每个人的需要的满足依赖于整个世界，因为它消灭了各国以自然形成的闭关自守的状态。”推动人类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动力正是“生产力的普遍发展和与此相联系的世界交往”。因而也使整个人类社会具有世界性的特征。也成为了地域性与世界性的统一体。

二、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提出的历史逻辑及其基本内容

马克思在这里所描述的世界历史，是相对于相互分裂的民族历史与地域历史而言，不是指整个人类历史。而是特指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即资本主义时代，各民族、国家通过普遍交往，进入相互依存的状态下，形成世界整体化时代以来的历史。它表征了整个人类历史发展的整体趋向性、有机统一性，概括了由大工业和普遍交往开创的各个民族和国家走向“一体化”、“全球化”的历史时代。而实际上世界历史并非马克思首创的，近代资本主义世界历史思想是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直接思想来源，而作为近代资本主义世界历史思想发展最高成果的黑格尔世界历史理论在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中处于头等重要的地位。黑格尔认为世界历史是绝对精神的自我的呈现过程。

马克思则克服了黑格尔把世界历史看作“绝对精神”的产物的观点．从实践的角度给予了唯物主义的解释。马克思认为黑格尔不知道“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不是‘自我意识’宇宙精神或者某个形而上学怪影的某种抽象的行为，而是纯粹的，可以通过经验确定的事实。”马克思还突破了黑格尔把世界历史看作是一次从东方到西方的漫游，世界起步于东方由西经过小亚细亚到达希腊，罗马。最后到达日尔曼为中心所在的西欧，迈进了充满活力、实现客观真理与自由统一的成熟期。马克思对黑格尔世界历史理论中的“西方中心论”进行了超越，增加了“世界性”视野维度，把世界历史引向了具有普遍性的共产主义，认为资本主义世界历史只是整个世界历史的开端，而必然走向共产主义世界历史。黑格尔把世界历史的发展同人的发展结合起来，表现出对人的亲近，但他认为世界历史的绝对原则和最终目的是精神的自由(即人的自由)本质及其实现。马克思立足于实践的唯物主义，把世界历史引向现实的人的发展，克服了黑格尔自由的实现可以通过自身精神的缺陷，认为只有到了共产主义世界历史时代，人才能真正实现“建立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他们的社会财富上的这一基础的自由个性。”…(n㈥。马克思还批判地继承了黑格尔关于世界历史整体与部分关系的思想，得出了世界历史时代的重要特征就是整体性，而这种整体性表现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世界历史是一个整体，而各个民族是它的器官。作为器官，各个民族或国家的发展不可避免地受到整体的影响和制约。

据以上分析，可以概括出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的基本内容：(1)世界历史动力论。世界历史的形成虽然是以世界市场的存在为基础，但归根结底则是生产力和世界交往的相互作用。“资本主义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因为它使每个文明国家的，以及这些国家中的每一个人的需要的满足依赖于整个世界，因为它消灭了各国以自然形成的闭关自守的状态。”“无论在物质产品方面还是在精神产品方面，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但是各民族的原始封闭状态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交往而自然形成的不同民族的之间的分工消灭得越是彻底．历史也就越成为世界历史。”说明推动人类历史走向世界历史的动力正是“生产力的普遍发展和与此相联系的世界性交往。”

(2)世界历史整体论。世界历史是一个整体，而各个民族、国家是它的“器官”，各个民族、国家的历史进程必然要受到整体的影响和制约。同时也反过来影响世界整体的发展。马克思指出“资产阶级由于一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由于交通极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它的商品的低廉价格，是它用来摧毁一切万里长城，征服野蛮人最顽强的仇外心理的重炮。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文明制度，即变成资产者。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一个世界。” “正像它使农村从属于城市一样，它使未开化的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这种“中心——从属型”的世界体系无疑滞后了东方落后的民族和国家的发展，使得他们更加落后，阻碍了它们的进程，进而影响了整个世界历史的进程。

(3)世界历史性个人论。随着历史逐渐转变为世界历史，“最后地域性的个人为世界历史性的，经验上普遍的个人所代替。”马克思认为：随着人的实践(尤其是物质实践)的不断发展。各个单独的个人才能摆脱各种空间局限而同整个世界发生联系，个人的发展也获得了广阔的空间，而只有到了世界历史的完成时期。即共产主义世界历史时代，人才能真正地达到全面的自由。

(4)世界历史发展论。马克思认为世界历史可分为两个阶段：即资本主义世界历史时代和共产主义世界历史时代。资本主义世界是共产主义世界历史的起点，从资本主义世界历史时代走向共产主义历史时代是人类的发展趋势。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主旨就在于为人类的彻底解放指明了道路“无产阶级只有在世界历史意义上才能存在，就像它的事业——共产主义一般只有作为‘世界历史性’的存在才有可能实现一样。”“各个个人的全面依存关系，他们的这种自发形成的世界历史性的共同活动的形式，由于共产主义革命而转化成对那些异已力量的控制和自觉的驾驭。”马克思的精辟论述，揭示了资本主义世界历史时代通过无产阶级革命而向共产主义世界历史时代的转变，也揭示了资本主义世界历史时代向共产主义世界历史时代转变的必然性，即世界历史必然走向共产主义社会。

三、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当代形态及其在中国的价值意义

随着社会历史的发展，世界历史越来越表现为一个多维度的过程，世界历史的当代形态乃是全球化。由于技术革新，制度创新，市场经济的发育成熟，特别是第三次科技革命的推动，全球化在新时代里全方位地向社会生活各个领域渗透和全面深化。全球化渗及到了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层面，参与主体不仅有国家、民族，还有国际组织、跨国公司、企业甚至个人。目前，全球化仍然是以资本主义国家为主导，社会主义国家的社会主义运动仍处在低潮。但是资本主义国家在战后通过国家对经济运行的干预，税收调节，福利政策等缓和了一些社会矛盾，却没有根本触动资本主义制度。

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生产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的矛盾运动，资本主义的垄断，资本主义的扩张性，表明了资本主义必然走向灭亡。社会主义国家也不能因为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就认为社会主义已经失败，它只是社会主义某种模式的失败。马克思形成了自己独特历史理论，并站在世界历史的高度分析过东方社会主义的前途与命运问题，提出著名的“跨越”理论，展示了东方社会主义走向世界历史的发展图景。马克思在研究俄国农村公社经济形态的改造问题时指出：“它恰好生存在现代的历史环境中，处在文化较高的时代，和资本主义生产所统治的世界市场联系在一起。” “它可以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吸取资本主义制度所取得的一切肯定成果”，“直接变成社会所趋向的那种体系的出发点。”。按照马克思的观点，我们可以肯定地说在世界历史的影响下，东方一些落后的国家根据国情，通过革命，完全可以跨越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直接进入社会主义，而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的成功不仅印证了马克思的这一伟大设想，而且为这一理论注入新的时代内容。

实现现代化，这是当今中国社会发展的核心。问题是，在当今“世界历史”，“全球化”时代背景下，社会主义中国如何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如何真正面向世界走向现代化呢?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对于我们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和科学的方法论意义，同时对于我们正确理解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可以说是对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的继承与发展，是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与当代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产物。

首先，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的思想，深化了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中生产力的普遍发展是历史转变为世界历史的根本动力的思想。必须大力发展市场经济。

如上所述，历史转变为世界历史就是人类的生产力发展，交往普遍化及世界市场形成为前提的。在当今世界市场高度发达的时代，我国也应主动地走向世界，积极参与世界市场的竞争。只有这样才能与世界性国际市场接轨，真正推动整个社会国民经济的发展，增强在国际社会中的竞争力，真正跨越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从而获得世界历史性存在。

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揭示了生产力是历史转变为世界历史的动力。而科学技术对推动生产力的发展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科学技术就是第一生产力也越来越为人们所认识，而教育又是传播先进科学技术和文化的关键。大力发展教育事业以促进科学技术的发展，是关系到我国能否赶上世界生产力水平的重要问题。邓小平同志提出的教育必须“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也就说明了教育的发展也必须放到“世界历史”当中去，才能获得长久的发展。

其次，邓小平的对外开放的理论，指出了经济落后国家在全球化背景下如何走向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当今世界是一个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整体。各国、各民族只有在交往的环境下才能获得发展。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在自给自足、闭关自守、与世隔绝的情况下获得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而中国的历史经验教训也应证了这一观点，中国近代的落后不能不说是与长期的闭关自守息息相关。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扩大了对外开放，使得社会经济飞速发展，国际政治地位明显上升，人民的生活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这是中国从落后走向繁荣的正确道路，必须长期坚持下去。

世界史论文篇10

关键词：世界历史 全球化 启示 现代化

任何一种思想都是一定时代政治、经济发展的产物，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也孕育于时代土壤之中。15世纪，美洲的发现、绕过非洲的航行，给新兴的资产阶级开辟了新的活动场所，欧洲和美洲相继建立了民族国家，从此，资本主义的战车奔跑于世界各地，在不公正、不平等的“血与火”的交往中，把亚洲和非洲的落后国家纳入了世界体系。而正如列宁所说的:“世界历史是个整体，而民族是它的‘器官’。” [1]于是，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在主客观条件都成熟的基础上应运而生。

一、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形成条件

世界一体化是时展的趋势，而能否洞察这种大势并科学的加以阐述，则是偶然性与必然性的结合。可以说，世界历史理论的诞生是其主客观条件共同发展成熟的产物。客观条件表现在：工业革命是世界历史形成的物质力量；交往的发展是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中介；世界市场是世界历史形成的基础；资产阶级是世界历史的开创者。当然，马克思对世界历史理论的探索也不能离开文明发展的大道，还有其思想来源。在黑格尔之前，资产阶级思想家对这个问题的探讨还处于萌芽状态。而黑格尔则将世界历史理论发展到最高峰，他运用自己的辩证方法，对世界历史作了总体的研究，从而提出了不少发人深省的思想:(l)第一个自觉地把世界历史作为一个哲学概念来把握。 (2)既然作为“自由概念”的世界历史要扬弃偶然性，那么各民族不论现状如何，都必然要走上世界历史的共同道路。 (3)深刻地指出推动世界历史向前发展的根本原因在于其内部的矛盾性。

二、马克思对世界历史理论的变革

在黑格尔“世界历史”思想中，他突破了以往历史研究中普遍存在的民族地域性，深刻地洞察近代以来世界发展一体化的趋势，他的哲学到处贯穿着一种宏观历史感，成为马克思创立唯物史观的直接理论前提。而他在“世界历史”理论研究中的不足之处，则从反面启发了善于思考的马克思，使之能够成功地绕过理论探索中的暗礁和旋涡，创立唯物史观。马克思科学的世界历史观的形成，实现了世界历史理论的革命变革。这种革命变革在于:首先，马克思从生产力和分工发展出发，对被黑格尔颠倒了的“世界历史”思想进行了唯物主义的再颠倒；其次，马克思指出了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过程不是黑格尔所说的绝对精神运动过程，而是一个民族区域性的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过程；第三，马克思扬弃了黑格尔的阶级自我中心主义，对资产阶级在世界历史中的作用作出了客观评价，从而打破了黑格尔为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设置终点的形而上学观点；第四，马克思扬弃了黑格尔关于“世界历史民族”的思想，说明了“世界历史”本质上是与“欧洲中心论”格格不入的。

三、世界历史理论在当代的表现：全球化

关于世界历史理论与全球化，我们应该以世界历史理论为武器，客观认识我们在全球化过程中面对的问题，以一种更加积极开放的心态从容面对全球化带来的机遇与挑战。

1、理论层面—站在世界历史的高度客观看待全球化

全球化是当今世界面临的一个普遍而又理解各异、众说纷纭的一个问题。我们要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去考察当今世界的全球化,也就是要站在世界历史的高度,用唯物史观来分析和研究当今的全球化。对于全球化我们应该有以下正确认识：全球化不是从来就存在的，正如马克思指出的那样，作为世界史的历史是结果，当今的全球化也是现代世界发展的结果；当今全球化的性质是资本主义的全球化；全球化按其本质来说是共产主义的。

2、实践层面—全球化时代中国的现代化建设

全球化趋势使各国相互依存、相互影响日益加深。我们既要抓住机遇，加快发展，尽快改变中国落后面貌，又要对西方主导的全球化向各领域的渗透保持清醒的认识。首先，积极参与全球化。中国的现代化建设离不开世界各方面的大力支持，世界的发展进步也需要中国的积极参与。同志指出:“必须全面正确地认识和对待经济‘全球化’的问题，经济‘全球化’是世界经济发展的客观趋势，谁也回避不了，都得参与进去。”[2]其次，毫不动摇地坚持对外开放，全面提高对外开放的水平。邓小平谈到“现代化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没有一个国家在孤立的状态下实现现代化，所以，中国要作世界公民。”[3]最后，坚决抵制以资本主义为主导的全球化对我国的思想文化侵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凭借其强大的经济、科技、政治和军事实力，使强大的西方传媒舆论轻而易举地进入其他国家和地区，通过文化霸权主义，使得不发达国家在精神文化上也完全依附于它，泯灭第三世界国家人民的民族精神和爱国主义情感。因此，我们要清醒地认识以资本主义为主导的全球化的消极后果,思考中国如何在全球化的大潮中做到趋利避害、更好更快地发展自己，更正确地实行对外开放的政策。

参考文献：

[1] 列宁全集:第38卷[M].北京: 人民出版社，1990.

[2] 人民日报[N].1998-3-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