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经济危机简史十篇

世界经济危机简史篇1

类 别：经管

出 版 社：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出版日期：2013年5月

金融危机之后，写货币、资本、金融的图书汗牛充栋，但也良莠不齐，其中有不少严肃客观的论著，也有不少哗众取宠的速食，《美联储》无疑属于前者。

《美联储》在美国已经是一本殿堂级著作，不仅畅销了30万册，还成为华尔街人手一册的参考书，高盛集团也在内部向员工推荐了本书，并且获得无数奖项，更被评为“迄今为止最重要的经济政策类书籍”。这些荣誉对于这样一本厚重的著作来说，只是锦上添花的陪衬。《美联储》之所以能够在金融界内和普通民众之间都被认可，就在于它的内容厚重而不晦涩、庞杂而不凌乱。

《美联储》的作者威廉·格雷德是美国著名的经济评论家，原任《国家》杂志财经版主编，央视大型纪录片《货币》顾问和采访嘉宾之一，但他真正重要的身份只有一个，那就是美联储研究专家。或许这不算是一个真正的“头衔”，但他的确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深入美联储，采访和对话对象上至美联储主席保罗·沃尔克和联邦储备银行的各位行长，下至在美联储工作的每一个普通员工，以及众多经济学家和银行顾问。这让他的作品既有高屋建瓴的宏观指导，也有具体到美联储员工每一天的工作细节，可以说是史上唯一一本让你真正走进美联储内部、体验美联储工作的佳作。

《美联储》的内容可以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是理论介绍，即美联储是如何运作的、美联储的经济政策是如何影响到全球的每一个人的。作者做了一个形象的比喻，将美联储说成是“神殿”，而其中的银行家们则是“巫师”。由于多数普通民众对货币、金融、经济政策了解程度不够，所以美联储就变得无比神秘，他们制定经济政策仿佛就是“巫师”在“神殿”内祈求“神谕”。神殿还有另一个含义，就是美联储在国家机构中的重要性，它甚至绝缘于美国引以为傲的民主体系之外，从不用民主的选举方式确定领导人，而总是“暗箱操作”。

《美联储》内容的另外一部分是讲故事，讲述保罗·沃尔克掌权时期，美联储如何应对国内外经济困境、实施改革。许小年说：“有史以来最伟大的银行家不是格林斯潘，而是沃尔克。”这句话并非虚言，格林斯潘留下的是金融危机和大萧条，保罗·沃尔克则解决了通货膨胀等一系列问题，开创了影响深远的“货币主义”时代。《美联储》讲故事充满了细节，具体到每一次会议上的争吵和经济政策的每一步演变。看过本书之后，再看其他经济著作就会觉得“虚假”，毕竟能像《美联储》作者威廉·格雷德这样深入美联储、获得第一手资料的作家很少见啊。

当然，讲述美联储的图书不可能只讲美联储，因为它和政治、社会、经济、历史、环境等都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所以《美联储》将美联储定位于华尔街与白宫的平衡器，它看似与政治无关，却又必然受到白宫政策和总统意向的影响；它调节经济，因而不可避免地成为华尔街利用和攻击的对象。美联储是否政府机构的争论持续了近一个世纪，但有一点是确定的，这个既是私人企业、又是国家机器的机构对全世界的经济和社会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

《美联储》涉及数千年货币史和数十年美联储的历史，但它聚焦于保罗·沃尔克，聚焦于货币主义。“货币主义”以诺贝尔奖获得者弗里德曼为代表，其核心思想就是通过调节货币供给来平衡经济。如今，经济界、金融界言必称“货币”，大众也对“货币战争”的阴谋论很感兴趣，其实货币主义的崛起就是保罗·沃尔克推动的。货币主义由于美国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通货膨胀而兴起，取代了过去的“凯恩斯主义”而成为主流。保罗·沃尔克用这套理论解决了当时的通胀问题，但又诱发了新的危机。

正如罗伯特·卡罗所说，《美联储》“拥有无比宝贵的价值，让我们看清了那些影响我们生活的秘密力量”；而大卫·斯托克曼则说“本书震撼了华盛顿和华尔街，直刺美国政治体系的骨髓”。

《世界如此危机》

作 者：高连奎

类 别：畅销经管

出 版 社：上海三联书店

出版日期：2013年4月

近年，世界上的两次经济危机——次贷危机和欧债危机，某种程度上讲，也是两种发展模式的结果。市场驱动模式，使华尔街的贪婪得以不加约束的放纵；政府驱动模式，又使欧洲出现严重的福利超载。

如果说，人类只会在危机真正来临时才有真正的危机感，才有勇气去改变现状。那么，当今世界依旧处于延续着的经济危机当中，人心思变。但是，要朝哪个方向去改变？你心里有底吗？

高连奎的这本《世界如此危机》，从世界大格局着眼，放眼近百年的历史，详尽、深入地阐述了不同历史时期、不同地区的经济发展模式。其严谨的学术思想、精妙的语言艺术，给读过此书的人带来智力上的极大。（周倩）

《投资海外》

主编：黄正东

副主编：张亚卿

改革开放的30余年，是跨国公司进入中国整合全球供应链、开拓中国市场的时代；而未来三十年，会是中国企业主动在全球进行产业整合、提升自己品牌的时代。在这个重要的转折期，企业家当然需要新的知识储备，世界这么大，有近两百个国家，各国家如何，到底哪个国家适合自己的企业？

市面上关于境外投资的书不少，但是能同时准确介绍几十个国家的法律制度、政府政策、文化背景、税收等方方面面情况的却寥寥无几。黄正东博士主编的《投资海外--多国专家为你导航》这本书，由散布在世界五大洲三十六个国家或地区的资深律师和专业人士所撰写，加上翻译及编辑人员，过百人参与。几十个国家的专业法律人士或投资银行专家们，秉持严谨的态度，如实介绍了各自所在国家或地区关于外商投资的重要情况，并结合实务给予深刻剖析，详细介绍了投资目的地国家的可投资领域、投资策略、当地投资伙伴等情况，意见中肯，对中国企业和投资者走出去是无价之宝。把各国投资环境的全貌尽收眼底，当然便于中国企业选择适合自己的投资目的地，制定相应投资战略，控制投资风险，降低投资成本。（著名经济学家、耶鲁大学金融经济学教授陈志武倾情推荐）

《历史的细节》——马镫、轮子和机器如何重构中国与世界

作 者：杜君立

类 别：社科 历史

出 版 社：上海三联书店

出版日期：2013年4月

既然要谈“历史的细节”，杜君立自然需要找到一些细节的切入点，杜君立找到的切入点非常平常与简单，马、轮子、机器，但就是面对这三样简简单单的“器物”的不同选择，使中国和西方文明走向了完全不同的道路，从来决定了当今的世界版图。

世界经济危机简史篇2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仅成功解决了世界五分之一人口的生存与发展问题，更以自身的发展促进了人类文明共同发展。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展示了世界各国现代化的多样性和差异性，为人类文明演进提供了有益启示。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开拓了社会主义运动新境界，展现了科学社会主义事业的强大活力。

在过去的几十年中，全球化席卷了世界的每一个角落。不同民族国家以前所未有的力度进行着经济、政治、文化的交流、交融、交锋，一个民族的社会变迁在愈来愈大的程度上具有世界意义。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的结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仅描绘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壮丽画卷，也谱写了当代中国推动世界文明进步的历史篇章。

一、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促进了人类文明共同发展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必由之路，是创造人民美好生活的必由之路，它的成功不仅意味着中华民族迎来了复兴的春天，也意味着占世界五分之一人口的生存和发展问题得到了解决。

恩格斯曾经说过：“从人类发展的历史来看，没有哪一次巨大的历史性灾难不是以历史的进步为补偿的。”我们在长达10年的“”结束后发现，我们与世界发达国家的经济存在很大差距。鉴于近代中国历次模仿西方现代化模式均无果而终，特别是建国后社会主义建设的正反经验教训，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带领全党和全国人民毅然走上了通过改革开放，发展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道路。

经过30多年的不断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以其特有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和制度优势，极大地调动了亿万人民的积极性，极大地解放和发展了社会生产力，极大地推进了先进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极大地改善了人民群众物质文化生活水平，极大地促进了每个人的全面发展。今天的中国，已经成功解决了13亿人口的吃饭问题，消除了2亿多人口的贫困问题，建立了覆盖13亿城乡居民的医保体系，并在全国普及了九年制义务教育，免除3000多万名农村寄宿制学生住宿费。这一切，都彰显了曾经为人类文明进步作出重大贡献的中华民族，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指引下，正以前所未有的雄姿巍然屹立在世界东方。

美国人特德・菲什曼在其著作《中国公司》中，将中国的改革开放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世界进入中国。第二阶段是中国开始走向世界。第三阶段是中国开始影响世界。中国道路对世界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一方面，中国以其庞大的经济规模已经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2011年的中国，以3.64万亿美元的货物贸易额，1160亿美元的实际使用外资额，601亿美元的非金融类对外投资额，为贸易伙伴创造了大量就业岗位和投资机会。《纽约时报》2011年12月9日发表题为“中国成为贸易大国的十年”的文章称，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已成为名列前茅的贸易伙伴，世界各地的公司和消费者均从中受益。另一方面，中国也是改变世界经济格局的重要推动力量。今日的中国既是世贸大家庭中最合格的成员之一，也通过参与国际宏观经济政策协调，参与二十国集团等全球经济治理机制建设，致力于国际货币体系、国际贸易体系、大宗商品价格形成机制等改革和完善，致力于促进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而成为国际经济新秩序的有力推动者。对此，美国《华尔街日报》在评价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十年时指出：“中国已经与美国和欧盟比肩，跻身世界三大巨头之列。中国目前是世界头号商品出口国。金融危机期间，中国还对全球经济的增长作出了最大的贡献。”

但我们还要清醒地看到，虽然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巨大成就，事实上我国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国仍然是发展中的国家，发展中国家是我们对自己国家的清醒认识。然而随着总体国力的增强，我国越来越自觉履行自己承担的国际义务。30多年来，中国始终高举和平、合作、发展的旗帜，以负责任大国身份，坚持与世界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共同分享发展机遇。从2001年至2011年10年间，中国累计对外提供各类援款1700多亿元人民币，免除50个重债穷国和最不发达国家近300亿元人民币到期债务，承诺对同中国建交的最不发达国家97％的税目的产品给予零关税待遇，为173个发展中国家和13个地区性国际组织培训各类人员6万多名，增强了受援国自主发展能力。历史表明，中国的发展是和平的发展、开放的发展、合作的发展、共赢的发展，发展的中国是促进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力量。

二、展示世界各国现代化的多样性和差异性，为人类文明演进提供有益启示

现代化是当前人类追求的一个目标，但不同的国家由于具体国情、历史背景和文化传统的不同，决定了其对现代化的认识以及实现现代化的路径和模式是千差万别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成功之处，就在于其既坚持以宽广的世界眼光借鉴世界各国现代化建设的经验，又始终立足于本国的文化传统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而不盲目照搬西方现代化模式。这是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正确认识的结果，也是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深刻揭示，对世界人类文明演变展示了多方面的特点，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从发展生产力层面看，既不断适应经济全球化大势，又始终注意着眼于维护国家独立，增进民族利益。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160多年后的今天，经济全球化已经不可逆转地成为一种客观存在展现在世人面前。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选择全面参与经济全球化，是世界各国发展的应有之义。我们党深刻洞察经济全球化对世界经济格局变动的有力推动，始终站在国际大局与国内大局相互联系的高度审视中国和世界的发展问题，思考和制定中国的发展战略，既高度珍惜并坚定不移地维护中国人民经过长期奋斗得来的独立自利，又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为中国发展争取了良好国际环境。经济全球化是一种历史机遇，不能放弃，放弃了也就意味着失去了与时代对话、世界交流的机会；经济全球化也是一个历史挑战，民族国家利益不可忘，本国国情不可忘，忘记了就会迷失前进的方向；除旧布新的勇气不可丢，丢了就会导致发展的步伐重新沉重起来。

从调整生产关系层面看，既不断适应世界经济市场化的基本特征，同时始终坚持自己的特有政治优势，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经济市场化发展是当今世界经济发展的普遍趋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探索和揭示了社会主义制度与市场经济有机结合的基本途径和方式，科学确立了发展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指导中国通过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不断革除旧体制高度集中、政企不分、排斥市场、缺乏竞争等种种弊端，初步形成了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极大地激发了社会生产力。但我们始终清醒地认识到，市场经济虽然产生于西方，但作为一种发展经济的手段是为国家的整体利益服务的。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是历史的必然，也是现实的需要。过去我国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出现过曲折，总结过去的经验教训，邓小平同志明确指出了社会主义的性质，就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因此，我们才有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结合，形成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世界各地的实践也证明，简单照搬西方的市场经济并不能带来真正的经济繁荣。上世纪80年代，以墨西哥、阿根廷等为代表的拉美国家，接受了以“私有化、非调控化、自由化”为特征的新自由主义改革，结果是不仅没有带来经济的繁荣，反而带来了严重的失业、两极分化和社会动荡等问题。总之，发展市场经济，但不能简单迷信市场万能，更不能简单照搬西方市场经济制度；要坚持市场经济，但不放弃必要的调整手段，更不放弃自己的正确价值取向，努力实现发展市场经济与实现公平正义的有机统一。

从完善上层建筑层面看，既重视和加强民主法制建设，又坚持走自己的政治发展道路。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马克思认为，民主既是一种理想，也是理解现存国家的原则。回顾过去百年历史，世界政治发展的一个最显著特征就是政治民主化。但在上世纪70年代涌现的世界民主化浪潮中，一些发展中国家由于政党政治不成熟，法治化程度不高，在推行民主政治时，盲目地照搬西方民主模式，结果是不仅没有结出民主之果，反而严重影响了国家的稳定和经济的发展，留下了深刻的历史教训。中国近代以来的历史也反复证明，简单照搬西方的民主根本走不通。中国共产党是代表人民根本利益的政党，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本身就是人民民主的反映和胜利。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鉴于历史的经验教训，一方面我们党对进一步发展民主坚定不移，另一方面又坚持从国情实际出发，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做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坚持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特点和优势，既大胆借鉴人类政治文明有益成果，又不照搬西方政治制度模式，积极稳步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建设，使国家始终保持着民主团结、生动活泼、安定和谐的政治局面，为国家的繁荣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政治环境。民主法治建设是激发人民创造性的力量源泉，是国家发展进步的一个重要方面。但民主法制的道路和制度应该是多样化的，不察国情的生搬硬套，带来的大多是国家的战乱、的持续不断和经济的停滞不前，民主法治建设须依据国情积极稳妥进行。

三、开拓社会主义运动新境界，展现了科学社会主义事业的强大活力

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所取得的伟大成就，无论是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还是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史上，都是前所未有的。它使人们从社会主义在中国欣欣向荣的发展中看到了世界社会主义事业特别是科学社会主义复兴的希望。

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再次凸显了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当今世界正在发生全面而深刻的变化，当代中国也在发生广泛而深刻的变革。国际上，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危机尚未完全消失，希腊债务危机引发的欧债危机又汹汹而来。而我们国内，全国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同心同德，团结奋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新的重大成就。奥运会的胜利召开、世博会的顺利举行，汶川地震中的卓越表现，特别是中国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和欧债危机中所凸显的“独有的竞争力、高效率和适应性”，使许多外国政治家、学者看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优越性，认为它“凸显了中国的制度优势”。相反，面对近年来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经济持续低迷、公共债务膨胀、贫富分化加剧、大规模骚乱此起彼伏的现状，西方一些专家发出了“资本主义可能终结”的感慨。法国学者哈罗德・詹姆斯认为：“美式市场资本主义已被拉下神坛，欧洲福利资本主义也因债务危机难以为继，人们或多或少承认，当前形式的资本主义模式正遭遇前所未有的挑战。与以往不同的是，今天欧美知识界已无人敢像以往那样拿出一个崭新方案，并信誓旦旦地告诉人们这个方案是最佳的。”

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再次展现了社会主义的生机和活力。20世纪90年代初的剧变使社会主义运动陷入了低潮。随之，有关“社会主义失败了”、“社会主义历史已经终结”的说法甚嚣尘上。美国国务院顾问福山于1989夏天发表了《历史的终结》，不无得意地向世人宣告：大规模的国际冲突已经消失，西方自由民主可能形成“人类社会形态进步的终点”与“人类统治的最后形态”。美国前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也在其出版的《大失败――20世纪共产主义的兴亡》一书中断言：“社会主义将终结于20世纪”。然而，他们的这个曾令西方世界兴奋不已的预言，却早已如美国金融创新制造的泡沫神话般幻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仅成功从苏联和东欧剧变的阴影中走出，更是实现了连续30多年的经济高速增长，特别是中国在金融危机和欧债危机的表现，更是向人们展现了一个基本共识：我们所处的时代仍然没有超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视野，科学社会主义作为一种社会政治选择仍然有强大的生命力，科学社会主义必然会继续焕发出青春和活力。

世界经济危机简史篇3

（1）了解1929―1933年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爆发的原因、特点和影响，认识罗斯福新政的历史背景。

（2）列举罗斯福新政的主要内容，认识罗斯福新政的特点，探讨其在资本主义自我调节机制形成中的作用。

（3）以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等国家为例，分析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

本单元有四个关键词：大危机、罗斯福新政、资本主义自我调节机制、资本主义新变化。这是一个大家似乎都很熟悉的专题，尤其是大危机和罗斯福新政，一线教师都有烂熟于心之感，倒是后面两个概念有点新鲜――“调节机制”和“资本主义的新变化”，于是教师们就在教学研究中对此做了不少工作。但是，笔者认为对本专题的认识上有点本末倒置了。这个专题中核心的概念是“资本主义的自我调节机制”，而课标要求在学危机和罗斯福新政的基础上来探讨这一问题，或者是以此为切入点梳理资本主义发展史，去发掘资本主义的自我调节机制的内涵。忽视了基础，空谈什么“调节机制”？另外，如果理解清楚前述问题，“资本主义的新变化”就很好处理了，因为，其关键是资本主义发展中面对新的问题，调节机制如何体现，调节机制中又有什么不能解决的矛盾。因此，处理好这一专题，还是要处理好大危机和罗斯福新政的教学，并在此基础上形成对“资本主义的自我调节机制”的认识。

我们认为很熟的内容，真的就没有问题了吗？恐怕不是，常见的问题如：老师们讲大危机时，都习惯按照经典的理论将危机根本原因归为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接着描述股票投机等直接原因，但二者是什么关系，就说不清楚了；再如，罗斯福新政的特点是政府对经济的全面干预，胡佛及此前的自由放任就是不干预，真的是这样吗？还有，很多教师在教学导入时，喜欢结合时下的经济危机，切入对危机的了解和解决方法的探究，好像解决危机的妙方在一堂课里就探究出来了一样的神奇。等等类似问题其实很多。笔者此文拟就大家“烂熟”的内容处理上谈点自己的想法，供同仁参考。

一、经济危机和大萧条

一般情况下，我们容易搅混了几个概念：经济危机、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大萧条。经济危机常有，而且自古就有。如大家熟知的，南宋政权对民间使用的交子很有兴趣，觉得有利可图，收由政府发行，结果滥发导致经济危机，有学者就认为经济危机是导致南宋灭亡的重要内因。后来的元明两朝都有因大发宝钞而导致经济危机的例子。而我们通常所说的经济危机应该称为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更准确地说，应该称现代经济危机，因为它是在工业化和生产社会化的基础上产生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把1825年经济危机称为资本主义第一次经济危机的原因。学界有不少争议，有的认为，第一次经济危机出现于新航路开辟后的郁金香狂热，也有将18世纪英国南海泡沫事件看做第一次经济危机的，但我们简单对照一下两个经典的理论分析就不难得出结论。一个是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所做的全面分析，两个基本的表征：生产过剩和周期性。而这种过剩是相对的，“对于人口中有劳动能力的那部分人的就业来说，生产资料生产得不是太多了。正好相反”。①一个是被称为“资产阶级的马克思”的马克斯・韦伯在其与《资本论》齐名的《世界经济史纲》中的论述：“广义的危机包括：周期性失业、贫困、市场充斥和摧毁一切工业生活的政治动乱等等，这种危机随时随地存在着。”“第一次危机以及以后危机的周期性出现，其基础就是投机的可能性和外界利益集团参与大企业的经营活动。”“过度的投机行为最终导致生产手段而不是生产本身比商品消费的需求增长要快得多，于是就发生了崩溃。……19世纪铁器时代的来临，是生产手段能够达到这种程度的直接原因。”②虽然二者对于经济危机的认识不一，但几个基本认识是一致的，生产方式的（工业革命）变化是动因、经济危机实质就是产销矛盾的产物、具有周期性。因为如此，一直到现在，对世界范围内的经济危机的解释，马克思主义的经典理论依然适用。

在具体分析中，无外乎就是从供给与需求两个方面去寻求原因：一方面生产力的发展，工业革命（科技革命）既是生产力发展的推动主因，直接导致供给的扩大；而另一方面，在此过程中，需求相对萎缩，如发展中一系列矛盾随之扩展，包括长期的农业发展失衡（慢性农业危机）、新旧工业发展失调、财富分配不公，等等。有学者提出经济危机的“短周期”“长浪潮”的现象，如表1：③

从中不难看出，技术革命与经济发展周期间的关联。除了我们熟知的这些结论外，在供给的相对增长与需求的相对萎缩角度，应该注意世界市场方面的因素：在两次工业革命期间，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发展是以对殖民地半殖民地农业主导地区的掠夺为代价的，因此，随着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殖民地半殖民地地区的需求相对萎缩；原来俄国在世界市场中扮演的角色是西欧国家的工业品市场和原料输出地、资本市场，但是十月革命后，西方国家主导的世界市场其实残缺了，而一战后，资本主义世界短暂的快速发展，与世界市场的缺损之间矛盾日益激化；同理，二战之后的高速发展，一方面提高了供给能力，一方面扩大了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内部市场，增加了内需，但是，不能忽略的是，社会主义国家形成相对独立的社会主义世界内市场，资本主义世界主导的市场相对萎缩了。供需之间的矛盾随着高速发展不断激化，在20世纪70年代出现经济危机也就容易理解了。当然，随着生产社会化程度越来越高，随着亚非拉地区工业化程度不断提升，随着全球经济和金融关联不断加强，经济危机的世界性特征也不断增强。

那么，在1929―1933年经济危机的内容处理上，真正的问题不是为什么有这场危机，而是为什么这场危机会演变成“大萧条”。这也是学界一直没有定论的问题。首先需要澄清，一般人们所说的大萧条不是简单的1929―1933年，而是指整个20世纪30年代。德国、日本通过法西斯化的途径走出了经济危机，却走上了背叛资本主义的不归路，对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或者说坚持资本主义的主要国家），即美国、英法等而言，整个30年代都没有能摆脱危机。以美国为例：失业率基本维持在15%以上（一般心理承受值在10%以内）；工人工资直到1941年都没有回到1929年的水平；股票平均价格没有达到1929年的一半；美国1929年的GDP水平在1936年才得以恢复，1938年又来了一轮新的衰退，等等。因此，比较受认同的观点是，美国真正从危机中摆脱出来是在二战中。

相对于此前资本主义经济危机，这一场危机有着特殊的原因，对比一下中外学者的观点，一样有很多共性分析：

观点一：20世纪20年代第一位大概也是最重要的失调，是国际经济的不稳定性……新国际兑换体系的根本弱点――欧洲对美国的财政依赖，当美国信贷枯竭时，称为致命伤。其次，起始于1920年的长期农业萧条……第三种失调，是在政府和私人对于金融机构及金融活动的控制之间，缺乏适当平衡。……最后，是没有一种州或联邦机构有权防止证券市场鼓励投机的过火和非法行为。……收入分配不均的程度，致使1929年国民收入的26%落到5%的人的手中。①

观点二：资本主义经济体系是一部微妙的和连锁的机械装置，在这部机械装置里，任何故障都会以越来越快的冲击力，迅速地传递到所有的部件上。……在世界各地，20世纪20年代的整个十年，是农业长期萧条的时期，这样，农民既不能付清债务，也不能购买足够多的工业产品，来使这个体系顺利地运转。……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年代里，在整个东欧和殖民地世界，遍及各地的麻烦事的根本原因是农业萧条，而不是工业萧条。②

观点三：旧有的国际经济秩序同新的生产力和新的国际经济布局的矛盾更加尖锐。……其次，科学技术的发展引起了先进地区国家深刻的社会变迁。（新旧工业之间、工农业之间的矛盾加剧）……足以对世界经济产生深刻影响的第三个重要因素是美国在资本主义世界的特殊地位。……美国经济感冒，引起工业国群体发烧，并非是耸人听闻之说。……从全球看，历史的差异性随着资本主义中心地带的发展被带入整体性世界。资本主义国家成为整体世界的车头，边缘地区和落后地区或自愿、或被强制性地加入了这个整体。这样，由资本主义带动的世界经济列车的运行，取决于两大因素，决定着当时除苏联而外的几乎整个世界的命运。一个是自身运行机制，一个是列车的结构性能。恰恰是在这两点上，资产阶级没有足够的认识。③

这三种观点很具有代表性，综合起来分析，除前面分析的一般原因之外，特殊原因主要集中在世界经济一体化程度不断增强的进程中，国际经济格局的不稳定（不合理）和资本主义经济运行机制是导致这场大危机的主要原因。

当然，也有学者认为，这些都不足以导致大萧条，让一场本来很自然的经济危机演变成大萧条，主要是政策失误造成的。《剑桥美国经济史》认为其真实原因是，美联储的货币政策失误。《美国经济史》也认为，“这个国家‘实干的人们’，以及理论经济学家，长久以来都相信操纵货币能够解决广泛的社会和经济问题……战时金本位制的运用是造成1929―1933年世界范围内的严重大萧条的主要因素。防止金本位制受到负面冲击的‘游戏规则’，将本来可能只是一场严重的衰退转变成了世界范围内的大萧条”。④类似学术观点争鸣我们不可能在教学中一一列出，既然是探究，不一定要给出所谓标准答案，因为学界也没有公认的答案，而且如果真有准确的答案，经济危机也就有了解决的灵药了。笔者建议，教学中可以列出不同学者的观点，学生来评析，不是要得出一个结论，而是要引导学生如何去分析这些观点，既能发现共同点，也能分析出差异。而且，要指导学生学会分析，这些学者站在什么背景下、什么角度分析大萧条的原因，为什么这样做，本文第三部分将做进一步分析。

二、罗斯福新政之“新”

罗斯福新政之“新”，在于政府对经济的全面干预，这已经是不争的共识。但是有几个问题需要澄清：传统“自由放任”政策下，政府就不管经济吗？如果“管得越少的政府就是越好的政府”，那政府至少在国家经济发展中究竟有什么存在价值？如果以罗斯福新政为界将资本主义发展分为前后两个阶段，似乎违背了文明发展的“渐变”性，而回到传统史观的文明“突变”论了。因此，我们需要梳理一下资本主义发展史，从历史的长镜头中去考察罗斯福新政的渊源。

首先，没有哪一种思想是一成不变的，随着历史的发展，这些思想都会被人们在新的条件下、在不动摇其核心的基础上赋予新的解读，比如重商主义经济思想，是人文主义在经济领域的体现。但16世纪与18世纪，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完全不在一个层次上，这两个时期对重商主义的理解，及采取的重商主义经济政策就不一样。同样，自由主义是建立在自由、权利、法治等基本理论范畴的基础上的庞大思想体系，在经济上主要表现为自由经营、自由竞争、自由贸易等经济主张，并在工业革命后演变成各国先后推行的经济政策。虽然各国工业化程度不一，对自由经营，尤其是自由贸易原则推行的程度不一（如一战前，真正坚持零门槛的自由贸易政策的只有英国，而美国关税一直比较高），但并不妨碍其对基本原则的认同。而以维护个人自由为己任的各国政府，其经济职能比较淡化，但并不意味着经济上完全无所作为。它只是不直接干预经济，而是为经济发展创造有利的国际和国内环境，如对内修建运河等设施以利于经济发展，对外通过和战，尤其是殖民战争扩大市场，创造有利的生产和投资环境。否则，我们如何理解英国下院讨论通过对华发动鸦片战争的决议案？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生产社会化程度越来越高，各区域间、各经济部门间联系越来越紧密；社会财富的不断增值，社会分化也越来越严重，财富分配不均造成社会矛盾越来越尖锐；国际间殖民利益的争夺上矛盾也不断激化。自由主义思想在政策化的过程中逐渐发生变化，其主要表现是政府的经济职能不断扩大。以美国为例，目前主流的研究认为美国政府经济职能的扩展经历了内战前州政府、司法部门为经济发展保驾护航――19世纪后期联邦立法的经济干预――20世纪初联邦行政权力干预经济强化的三个阶段。①

其次，20世纪初的美国进步运动与罗斯福新政一脉相承。工业化带来复杂的社会矛盾，广大人民，尤其是中产阶级“普遍感到自己处于垄断资本和劳工运动的压挤之中，缺乏安全感，情绪怨愤”。②国家决策层也意识到，资本和生产的集中是自由竞争使然，通过政府集权的形式、通过强制性的行政手段抑制垄断是违背自由主义精神的，这种矛盾实质上就是自由和平等两者之间的矛盾，是资本主义自身发展进程中的矛盾，矛盾激化促使资本主义自身做出调整，社会改革因此成为广泛的期待，这种期待最终变成一场改革运动，史称“进步运动”。西奥多・罗斯福的“新国家主义”与威尔逊的“新自由主义”政策为这场运动的主要内容，他们共同干预垄断经济，打击垄断势力，“本质是借助国家公共权力来限制过于庞大的私人经济权力，打破垄断，维护自由企业的自由竞争条件。工业化引发的问题暴露出放任自由主义的内在缺陷，进步主义是美国首次对古典自由主义的改革尝试”。①为此，西奥多・罗斯福总统站在国家利益的高度，要求“联邦政府有权干预经济，规范经济，使之服从国家和人民的整体利益”。②那么，国家和人民的整体利益的内涵是什么呢？个人和经济的自由、社会公正和平等、民主体制。因此，老罗斯福的主张既不是站在富人的角度任由财富集中，也反对来自社会下层的激进革命主张。而此后的威尔逊总统进一步延续了进步主义的主张和政策。在此期间，美国成功地解散了一批非法兼并，反托拉斯法案进一步完善；实行高收入累进所得税制推动社会财富的再分配；通过了劳工立法，支持美国最大的工会组织――美国劳联，支持工人有自组工会的权利，普通劳动者权益得到一定保障；通过公共土地制度和国家公园体制调节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矛盾；相应的政治改革使民主制度进一步完善。总之，进步运动“平衡了资本主义的效率与社会主义的公平这两大制度功能”。③“与新政相比，进步运动看来只是一场序曲，但两者的宗旨是一脉相承的，新政要解决的仍然是工业化所带来的经济问题和社会矛盾。进步运动虽然取得一定的成就，但是在问题还未解决时就被一次大战打断。20年代的繁荣不过是一个插曲，还有许多虚假的性质，因为事实上大战刚结束不久，农业就开始不景气了，社会贫富悬殊的趋势也始终未能得到缓和。十年共和党执政时期，实业界可谓一枝独秀，这更加深了其他阶层的不满，改革的要求从未平息过”。④当然，美国人民对政府权力的扩展总有着本能的防范意识，对政府经济职能的扩大不断有批评的声音。一战打断了进步主义的步伐，一战后，随着美国经济的迅速发展和经济影响的进一步扩大，以及对战时统制经济的检讨，放任自由的经济主张再度占了上风。

需要说明的是，对胡佛总统的评价也不能简单地说：“固守自由放任政策，反对政府干预。”“公平地说，面对大萧条，胡佛也采取了了一些他的前任从未考虑过的措施。它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个使用联邦政府来应付紧急危机的总统，也促使国会建立了复兴金融公司和联邦农业局来协调经济，但他始终跨不出强制企业的那一步。”⑤这与时代大背景相关，也与胡佛总统的个人性格相关。反之，罗斯福做了胡佛不敢做的事，时代将他推向了最前沿，而他个人大胆、有气魄的个性是他成功的重要因素。

第三，新政也不是一开始就很成熟，它经历了一个逐渐成体系的过程。人民版教材明确新政分两个阶段――应急和巩固。应急所采取的措施，“大部分创新行动出现在1936年之前，美国最高法院宣布大部分是违背宪法的”。⑥比如《国家工业复兴法案》是为了减少国内竞争，但最高法院以国会过分授权否决了该法案，但并不意味着因是应急之举而不合乎理性，很多的原则在第二阶段新政中得以完善和巩固。事实上，在罗斯福致力于新政的时期，不断有各种批评声音，指责他试图搞独裁、控制国会、操纵最高法院，甚至为实现某措施，往国会和高等法院掺沙子，安排自己的人等等，而且罗斯福连任四届总统在二战后引起美国政界极大的恐慌，美国政治不能接受任何可能的专制，这也是希特勒不可能出现在美国的原因。现实的需要和民众的支持促使改革一步步走向成功，但绝不意味着罗斯福新政从操作层面没有逾越三权分立的原则。

第四，新政的地位。“新政完成了一次政府职能的转变，它从两个方面永远地改变了美国的自由主义：一是政府对经济的干预，二是政府对人民福利的责任”。⑦文明的渐变在这个节点上有了明确的分界，自罗斯福始，国家干预模式化、系统化了；自罗斯福始，自由主义思想从古典进入现代时期。“尽管由新政带来了改变，但以确定的私人财产权为基础的社会合约精神和从一览表中进行的自由选举，保留在美国共和制度中”。①“政府明确了当局谋求人民的社会和经济福利的责任。后来，当共和党重新掌权的时候，它在原则上反对福利国家的进一步发展，反对联邦政府日益扩大的作用，但保留了新政的种种改革。这等于默认，新政原来就不打算摧毁资本主义，而是要保存和复兴资本主义”。②我们认清了罗斯福新政在美国历史中的影响，才能够去分析其他资本主义国家为什么在在二战后借鉴美国的国家干预模式。

综合以上分析，教学中对罗斯福新政的内容处理，不主张单以大危机为背景分析新政，也不主张就独立分析新政的内容，笔者建议，将罗斯福新政的考察往前移，放在美国经济起飞之后的大背景下进行分析，远观更可把握全貌。

三、资本主义自我调节机制

“历史已经证明，资本主义――像其他社会制度一样――是能够在它的扩张阶段克服自身矛盾的，但它留给后代的矛盾，其对立程度则更加尖锐”。③言下之意，每一种社会制度都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如人的肌体般，在逐渐成长的过程中，有了免疫力和自我调节机能，但也会衰退，各种成长中聚集的问题会不断扩展，最后丧失调节机能而灭亡。这是对黑格尔“存在就是合理的”论断的最好注脚。

经济危机不是洪荒猛兽，不可怕，它是现代经济发展的正常反应。历史的辩证法告诉我们，经济危机在带来破坏和一系列问题的同时，也会给经济发展带来积极的正面效应。“危机加剧竞争，竞争促进创新和变革，创新带来更高层次的发展。从世界经济危机和发展的历史看，每一次规模较大的经济危机，都会带来包括技术、管理和制度创新在内的‘破坏性创新’，而影响较大的‘破坏性创新’不仅会推动具有长远意义的技术、管理和制度革命，而且会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和发展模式转型，带来新一轮经济快速增长。”④同时，人们在周期性的危机中不断探索有效的遏制或者延迟危机到来的方法，也在努力把危机带来的衰退尽可能缩短，以二战后为例，世界经济表现为复苏――扩张――繁荣――衰退的周而复始的循环，在这个循环过程中，衰退的时间缩短了，复苏、扩张、繁荣的时间延长了。

每一个学者的视角里，对大萧条和罗斯福新政的理解是不一样的，如第一部分提出的，我们要注意的是每一种观点所取的角度、所持的立场。因为在整个20世纪，经济学界一直存在着一个争议：坚守自由主义还是扩张政府职能。罗斯福新政的成功昭示了政府干预经济模式的成功；当面对20世纪70年代的危机时，国家干预模式或称“凯恩斯主义”也失灵了；里根和撒切尔夫人的改革被称之为“新自由主义”的胜利；而后的危机解困办法基本在二者之间摇摆。

笔者认为，这不是一个简单的摇摆，而是资本主义自我调节机制的一个体现，如百家争鸣一样，一方面在争鸣中彼此的界限越来越清晰，另一方面，各自又在不断吸取对方的思想养分，完善自己的理论。当然，也有马克思主义的解决方案，还有实用主义的思路等等，只能说明一个简单的道理：危机是不可避免的，马克思主义的经典理论没有过时；研究在深入，资本主义的自我调节机制还远没有丧失。如帕尔默在《现代世界史》中所论述的：

在1945年之后，工业社会的组织问题也没有得到最终解决。在理论上存在着两个相反的典型社会形态。其中一端最好的体现者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另一端是由美国代表的……苏联体制的主要缺陷是政治和经济自由的缺乏以及对个体主动性的抑制；美国体制的主要缺陷则是其周期性的经济危机，以及劳动者个人的经济安全面对着的威胁。在“二战”后的年代里，美国人力图纠正其缺乏经济安全的问题，其努力之巨，远远超过苏联人在纠正其缺乏自由的问题上所付出的努力。①

相对于以美国为代表的成熟资本主义国家，其自我调节机制比较成熟，在大危机来临时，面对纷繁复杂的社会思潮，公众的理性最终选择了避免极端的道路，而大危机之下，资本主义自我调节机制不成熟的国家和地区则走向了另一端，也就是法西斯化的道路，无论是一战后的意大利，还是30年代的德国和日本，都是这种体现。传统的历史教学中把法西斯化的根本原因结论为垄断资本主义发展的必然结果，确实经不起推敲。如果是这样，首先法西斯化的恰恰应该是英国或美国才对。不幸的是，到现在还有老师这样理解。

综上所述，所谓的资本主义自我调节机制，就是在坚守资本主义的基本原则的基础上，能适应社会发展不断进行自我调整的机能。资本主义发展始终，出现过影响巨大的社会变革性思潮――社会主义，而社会主义式的变革始终没有在资本主义发展的中心区有突破性发展；也出现过斯宾塞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思潮，反对政府干预，反对社会福利，主张优胜劣汰，这种思潮最终也被历史淘汰。在经历了20世纪上半期的动荡之后，资本主义自我调节机制还在不断发展，当然，自身的矛盾也在不断尖锐。最后，以这段话结束我们的论述：

世界经济危机简史篇4

人类对于城市的追求源远流长，不论是西方的古老城市罗马，还是古代中国的周朝王城，都倾注了古人对城市的追求。然而，城市是金钱铺就的辉煌，它需要耗费掉大量的钱财、资源和人力。罗马皇帝奥古斯都深谙宏伟的城市公共建筑对强化统治的重要性，中国的秦始皇也把钱财耗费于华丽的阿房宫、绵延的长城上。古代的造城，往往基于战争掠夺来的惊人财富，或者皇帝集敛全国的财富物力去大兴土木。而现代社会的造城，则通过世界金融体系来塑造资本。

在城市发展史上，资本与城市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城市因为资本而显得无比壮美，但除此之外，资本还能给我们带来和留下什么？这些问题是《颠覆世界的城市化》一书试图从本源上来回答的问题。

长期以来，全球经济界对于城市化都是唱赞歌的，我国作为后来者加入到城市化进程中，更是受到许多经济学家的赞扬，因为我国由此产生的对能源、矿产的需求影响了世界，也显著改变了中国的面貌。然而，“卸妆”之后的城市化也显示出多种多样的问题。作者对全球城市化进行深入研究后发现，城市化浪潮与资本过剩、经济危机之间有着重要的关系和相互影响。作者将三者之间的关系总结为一个简单的“危机三角”模型，三个角分别是城市化、资本过剩和经济危机。

在这个“危机三角”中，第一步，消费主义竞相攀比的城市化带来了席卷世界的“造城运动”。在鼓励竞争的自由市场的催生之下，以挖掘和制造各种财富为契机和理由，从需求角度不可遏制地创造出惊人规模的资本，远远超过“适度”与“恰当”的范围。第二步，资本过剩。这个因城市化导致的因素，将会产生令人震惊的动能，制造出大量的泡沫，如大潮般推动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的产生。第三步，人类的欲望以及对所谓“文明”和“进步”的渴求，总会在危机修复之后，再度将城市化浪潮作为追求的目标，并不断地重复这一循环过程。就是这样一个带有悲剧色彩的循环过程，使历史上和现在的世界城市化浪潮，此起彼伏，不断制造金融动荡，创造出一次又一次的经济危机。

在作者陈功看来，人类社会所经历的经济周期，并非是偶然的社会发展现象，而是一种由城市化导致的内生性周期。表面上的货币超发、产能过剩以及发展节奏的变换，实际上的市场基础都是世界的城市化浪潮。自由市场的交易体系，追求的是溢价再溢价。结果导致资本投放被盲目扩大，而不会理性的收缩。

正在进行的全球化也不能够解决资本过剩的问题。在陈功看来，表面上，全球化创造了新的市场空间，似乎有助于消化掉泛滥的资本。但问题在于，全球化只是简单的空间扩大，并没有改变问题的实质。“危机三角”仍在起作用。

世界经济危机简史篇5

关键词：1929-1933年经济危机；美国；柯立芝繁荣

一、1929-1933年经济危机的背景

说到1929-1933年经济危机的背景，就不得不提到柯立芝繁荣。柯立芝繁荣是1929-1933年经济危机的前奏，也被认为是一种虚假的繁荣。柯立芝繁荣，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美国的经济得到了飞速的发展。这一时期，恰巧在总统柯立芝任期之内（1923―1929年），所以美国这一时期的经济繁荣又被称为“柯立芝繁荣”。然而柯立芝繁荣在表现出空前繁荣景象的同时，也埋下了巨大的隐患。

首先，柯立芝繁荣是少数人的繁荣，这一时期的财富分配是严重不均衡的。1920年因瘦经济危机影响，国民收入下降到578.84亿美元，但到1929年国民收入总值上升到828.1亿美元。①然而迅速上升的财富只是在少数人手中，占人口1%的最大资本家占有财富达59%，占人口总数12%的小资本家占有财富达33%②。这样我们不难算出，在这1%和12%之外87%的普通人，知占有可怜的8%的财富，差距竟然有倍之多。财富占有多少的巨大差异，反映出的是当时美国社会财富分配严重的不公平。大量的财富虽然掌握在少数人手中，但是这一小步分人的购买力是有限的，庞大的财产不可能都用来消费，然而占人口大多数的普通百姓，虽然看上去是庞大的消费群体，但由于财富有限，也不能使他们的购买里的到百分之百的发挥，这样一来，繁荣的景象无法带来更加繁荣的消费刺激，反而导致国内市场的萎缩。其次，财富分配不公平现象的存在，必然导致社会矛盾的产生，带来许多不稳定因素。

这一时期，疯狂的经融投机也为灾难埋下了伏笔。投机是由于预期某种东西将来会涨价而以低价买入③，而投机过程中没有实质性的财富增加，只是“预期”本身而已。这一时期完美的繁荣景象，使人们对投机充满信心和乐观的估计，于是更加不顾后果的进行。美国经济学家福克纳说：“投机增长，特别是股票投机的增长，从来不是所谓景气时代的特征。这在20年代并不例外④。”

二、1929-1933年经济危机的表现

1929-1933年经济危机是一场影响巨大的经济浩劫。这一危机的表现是多样的。

首先，工业生产上，生产总值大幅下降，不仅是在危机发生的美国，很快波及到整个欧洲甚至世界范围。世界工业生产到1932年下降为1929年的54%。具体来看，德国下降为53，法国生产下降为69，英国的生产下降为84。

其次，农业上农产品和初级产品价格整体下跌，1933年1月，以黄金计算的橡胶价格仅为1929年1月的13%，羊毛为22%，丝为28%，棉花为34%，大米和咖啡为41%，小麦为42%，食糖为50%⑤。由于贫富差距导致的消费力低，使得大量的农产品积压过量，甚至出现了大量倾倒农产品的现象，加剧了危机。

再者，金融业也遭到了重创。1929年10月24日，美国金融业“黑色星期四”的到来，纽约证券交易所的股票全线下跌，也是由此触发了美国经济危机。随后，故事进一步暴跌，一天之内1600多万股票被抛售，50种主要股票的平均价格下跌了近40%。大批的银行破产，到1933年，美国银行共倒闭11730家⑥，人们的财富一夜间化为乌有，无数人濒临破产，甚至频频出现资本家跳楼自杀的现象，并且有近4000美国人跳楼自杀身亡。

最后，在人们的生活方面，由于大量的企业倒闭，导致这一时期失业人口急剧上升，这给普通百姓的生活带来了极大的灾难。由于失业造成的收入锐减，导致人们的购买力严重下降，很多货物在仓库中长期积压，甚至导致一些资本家，不得不大量倾倒农产品，而与此同时却又存在这大量需要粮食救济的贫民。

三、1929-1933年经济危机的影响

1929-1933年的经济危机，其影响是巨大而深远的，主要可以分为对美国和对世界的影响两个方面。

就美国而言，首先金融业出现了信任危机。银行的破产使得人们的财产一夜间化为乌有，当时人们无节制的崇尚分期付款和信贷消费的体系，在这一时期权全线崩溃。货币的接连贬值，也使人们对货币失去了信任。再者工农业遭受了巨大的损失，大量企业倒闭，农产品价格也大幅下跌。国民收入因失业人口的增加而大幅下降，购买力下跌，进一步加剧生产过剩。下降的生活水平，以及不断拉大的贫富差距，使得美国社会的阶级矛盾，社会矛盾不断加剧，社会稳定与和谐遭到威胁，法西斯主义也在矛盾重重的美国有所抬头。对外贸易和资本输出急剧下降。到了20世纪20年代，世界贸易结算方式，尤其是美国对欧洲的贸易逆差不断增长。

就世界而言，1929-1933年的经济危机也是一场罕见的经济灾难。首先，由美国起始，迅速掀起了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甚至是全球范围内的经济大危机。世界工业生产总值急剧下降，农产品及初级产品的价格大幅下跌，国际贸易值，特别是欧洲的孤寂贸易值明显下降，战后重建的金本位制崩溃、国际货币制被摧毁⑦。再者，资本主义世界的社会危机不断加剧。由于经济的萧条，失业人口的增加，人民生活水平不断降低，广大人民强烈要求改善生活，示威游行，罢工斗争不断出现，社会矛盾不断激化，各国政坛丑闻迭出，政府信誉扫地。与此同时，法西斯借助群众对社会不满，开始广为散播法西斯的言论，煽动人民促使社会动荡不安，借此兴风作浪，是世界充满了不安定因素，为后来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埋下了祸根。最后，这场经济危机也使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暴露和激化。为了摆脱危机，各国纷纷采取“各自求生”、“以邻为壑”的措施。

总而言之，1929-1933年经济危机的影响可以总结为，影响范围特别广，以美国为开始，波及整个资本主义社会甚至全世界，已及几乎所有经济领域；影响时间特别长，从1929-1933年4年的时间，经济一直处于低迷状态；破坏力特别大，整个世界经济处于一片大萧条之中。（作者单位：四川工商学院）

注解：

① 阿瑟・林克《1900年以来的美国史（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

② 黄绍湘《美国通史简编》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

③ Robet C.Puth.America Economic History.The Dryden Press转引自.许国林《20世纪20年代美国社会经济问题分析》北京工商大学学报，2004年1月

④ 福克纳《美国经济史（上）》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

⑤ 金卫星《一战后世界经济结构的变化与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苏州大学学报》，2003年7月

⑥ 《1929-1933各国经济危机具体情况》

⑦ 《一战后世界经济结构的变化与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金卫星《苏州大学学报》，2003年7月

参考文献：

世界经济危机简史篇6

关键词：独立战争；南北战争；民主自由；文化

1 经济危机（1929年）

1920年，资本主义世界爆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首次经济危机。危机过后，美国经济迅速增长，创造了资本主义经济史上的奇迹。伴随着经济的迅猛发展，整个美国社会的价值观念都在发生变化。发财致富成了人们最大的梦想，投机活动备受青睐，有组织的犯罪活动以及享乐之风盛行。相当一部分人终日沉醉于物质享乐之中，而精神生活则体现出浮躁和粗鄙，许多美国历史学家把这时的美国称为精神上的“饥饿时代”或“疯狂的20年代”。

在历经10年的大牛市后，美国金融界崩溃，股票一夜之间从顶巅跌入深渊，美国经历了资本主义历史上最大的一次经济危机。本次经济危机对美国社会影响深远，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面临挑战，失业率持续升高，垄断资本家与人民间矛盾加剧，资本主义经济的黄金时期不复存在。而此次经济危机最坏的影响是“经济危机引发政治危机”，法西斯分子乘机兴风作浪，出现了以希特勒的纳粹独裁统治为代表的法西斯主义。而本次经济危机也被史学家们认为是二战爆发的潜在原因。

由传统宗教文化和现实世俗文化构成的美国文化在经济危机过后受到了严重冲击。近代以来，随着工业化和现代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实用主义哲学逐渐在美国甚嚣尘上，它以效用为行为准则，以成功为价值标准，消费主义也正是在此价值体系影响下的重要产物。在经济危机过程中产生的银行倒闭、企业亏损、失业人数剧增等经济、社会问题，引发了民众的大规模忧虑，民众对于经济社会发展状况普遍感到忧虑，对资本主义的信心逐渐减弱。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苏联经济的崛起，苏联经济在经济危机期间迅猛发展，从落后的农业国一跃成为世界上第二大工业国家，社会主义显示出巨大的优越性，吸引力越来越大，甚至有工人喊出了“资本主义，建立社会主义”的口号，资本主义制度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由于经济方面的冲击，西方国家极力标榜的自由民主、人道主义等观念也受到了极大的挑战，西方国家民众出现了严重的恐慌现象，对资本主义的信任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

2 越南战争（1955-1975）

自由民主一直是美国人引以为豪的社会文化，其自由平等、天赋人权、民主独立的观念一直深入人心。然而在越南战争之后，这种自由民主文化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民众大规模的质疑引发了强大的认同危机。美国前国防部长，将美国带入越南战争的罗伯特.麦克纳马拉更是在其回忆录中称越南战争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巨大错误。越南战争对美国社会最大的影响就是、越南战争使自由主义的影响下降，导致了自由主义的衰退。越南战争使自由主义的国内计划受挫，造成新左派和老左派的对立。

越南战争也造成了美国社会的分裂和凝聚力下降，导致了美国国内的奔溃，造成了美国建国以来最大的国家危机。越南战争后，大量士兵的死亡使美国传统的家庭、道德观念受到了冲击；反战运动盛行，传统的价值观不断分裂，社会动荡不堪；美国民众从一开始的支持战争到开始对战争的性质发生了怀疑，人民开始不行自己的政府，鄙视国内政客，因为政府和政客欺骗人民打了一场不正义的战争；人民对美国军队失去了曾有的荣誉感；美国社会撕裂，革命汹涌；美国国内的年轻一代开始吸毒，乱性，摇滚等；人民开始怀疑自己的立国之本。

越南战争还催生了以嬉皮士为代表的反文化运动，他们要冲破束缚，挑战权威；他们蓄长发、穿奇装异服、吸毒、群居、性放纵、听摇滚乐、反对社会传统的一切生活方式；他们沉溺于东方神秘的禅宗和主张非暴力的对抗方式，这种嬉皮士文化在年轻一代中影响深远。由于对越南战争的反感，对美国现行制度失去信心，对传统的价值观念产生怀疑，一部分年轻人开始用“性解放”来表示对现实的不满，这股“性解放”的思想，影响整个美国达10余年之久，同期著名的《花花公子》杂志也在美国发行。反文化运动在反对资产阶级政治体制的同时，提倡人们努力去做一切符合人性需要的东西，因此也长期伴随着此类聚会。

参考文献

[1] 杨仁敬.20世纪美国文学史.[M].青岛：青岛出版社，2000.

[2] 李静.美国1929经济危机发生的原因探析[J].黑龙江教育学院学报，2012.07.

[3] 王海燕.美国越南战争文学研究综览及其走势[J].外国文学研究，2006.01.

[4] 何道宽.论美国文化的显著特征[J].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1994.05.

世界经济危机简史篇7

从“中国梦”到“亚太梦”，充分体现了的外交大时代、大战略、大格局思想，是对中国外交战略的顶层设计，符合国情，符合世情，符合中国的利益，符合亚太各国的利益，必将对亚太国际关系格局的变化产生巨大的影响。

时代是世界历史发展到一定的产物，“亚太梦”是大时代的产物。

世界历史的发展具有自身特点与规律。自古及今，世界历史是从分散发展走向整体发展的。20世纪初，以帝国主义形成为标志，人类历史由分散发展进入到整体发展时期，以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为标志，20世纪世界历史可划分为两个阶段，即初期整体世界和战后整体世界两个阶段。

20世纪前半期的世界历史，从时代而言，是帝国主义与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简称战争与革命时代。其标志是：从发展模式而言，是资本主义以侵略与掠夺求发展的模式，简称侵略发展模式;从国际秩序而言，是帝国主义霸权统治下的国际秩序。

这个时期是人类进入整体发展的第一个磨合期，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给世界和各国人民带来了空前的灾难。另一方面，两次世界大战尤其是第二次大战，动摇了殖民主义的根基，革命与进步力量在战争中成长，导致了战后一批社会主义国家和民族独立国家的涌现，从根本上改变了世界政治格局，奠定了战后和平与发展的基础。

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至现在的世界史，从时代而言，是和平与发展的时代。其标志是：从世界发展模式而言，是以和平方式求自我发展的模式，简称和平发展模式;从国际秩序而言，是在多元国际社会基础上建立的多元共存的国际秩序。

这个时期是人类进入整体发展的第二个磨合期，虽然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展开的冷战持续了近半个世纪，各地区局部战争与冲突连绵不断，但没有发生世界大战，世界保持了持久和平局面，从总体上看，各国平等与依存关系日趋紧密，和平与发展成为世界潮流，经济全球化趋势日渐明朗，科学技术日新月异，人类社会经济空前繁荣，整体世界的文明进步达到了空前的高度与广度。

从20世纪末开始，世界呈现出经济全球化的趋势，这是战后整体世界阶段发展的结果，是人类面临的又一全新的问题。如何应对经济全球化趋势，是各国共同的话题。2008年，美国引发的金融危机迅速蔓延并影响到世界各国，金融危机又带来了国家安全、气候变化、环境保护、全球治理等重大问题，表明战后各国自我发展模式普遍遇到了困难，这就迫切需要世界各国携手合作，共同应对，以合作求发展，即采用新的合作与发展模式，才能解决可持续发展问题。即是说，以这次世界金融危机为起点，合作与发展理应是人类共同的主题，时代的主题已开始从战后的“和平与发展”向21世纪的“合作与发展”转换，这是世界历史整体发展的第三个阶段。2013年3月，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发表《顺应时代前进潮流，促进世界和平发展》演讲指出，“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成为时代潮流”，准确地揭示了新的时代主题内涵，可以简称为“合作与发展”。

的确，9.11事件后，出于共同的国家安全利益，世界各国在反恐问题上加强了合作，促进了世界范围内的安全合作。但近年来，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国力的增强，引起了美国的不快，美国实施了亚太再平衡战略，利用中国海洋周边国家与中国的领土海洋争端，挑动周边国家围攻中国，以牵制中国的发展。我认为，美国的亚太再平衡战略是时代转换期的一种磨合形式，犹如冷战掩饰了战后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一样，美国重返亚太也掩饰了合作与发展的时代主题。可见，合作与发展是世界历史整体发展的产物，是当今时展的潮流，是不可违背的历史发展规律。

不久前在北京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是构建亚太梦、实现亚太经济一体化的里程碑式会议。会议制定的《北京纲领：构建融合、创新、互联的亚太》宣布，各成员“决心共建面向未来的亚太伙伴关系，打造发展创新、增长联动、利益融合的开放型亚太经济格局，巩固亚太地区全球增长引擎地位，开创亚太未来合作新局面，实现亚太地区共同繁荣”。宣言所附的四个文件制定了亚太经济一体化的蓝图，确定了走向一体化的路线图，启动了亚太自贸区的进程图和互联互通合作图，表明实现亚太梦的航路已经开通，翻开了世界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新的一页，很可能预示着人类历史合作与发展新时代的来临，其特征是：发展模式从自我发展走向合作发展，国际秩序从一国主导走向合作体共同协商决策。

在合作与发展的时代，中国的任务是通过全方位的合作，确保长期稳定的持续发展，实现“两个一百年”的民族复兴目标，成为带动和引领全球经济发展的引擎，从地区性大国走向全球性大国，在国际新秩序中发挥重要作用。

世界经济危机简史篇8

内容摘要：当前，由次贷危机引发的国际金融危机，使世界经济处于低谷当中。马克思曾在《资本论》中深刻剖析并预见了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深层本质及其周期性必然的历史存在。本文是基于马克思主义视域对本次金融危机进行探讨。

关键词：国际金融危机 马克思主义视域 应对 信心 信念 信仰

当前，肇始于美国次贷危机的国际金融危机，已由“严冬期”转向“冰河期”，是自20世纪“大萧条”(The Great Depression，1929—1939年)以来的最严重危机。而在《资本论》第一卷中马克思已深刻剖析并预见了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深层本质及其周期性必然的历史存在。

资本论与当前国际金融危机

“马克思主义的百科全书”《资本论》是马克思最重要的、最具代表性的光辉文献，在世界经济学说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当前，随着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资本论》之所以重新被人重视，不仅因为它直面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问题，还在于它创建了联系生产过程和生产关系，研究交换、分配、消费关系的理论框架，提供了在追求人的解放和富裕的过程中，如何认识经济危机、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规律性思路。

《资本论》中指出：“一切真正的危机的最根本原因，总不外乎群众的贫困和他们的有限消费，资本主义生产却不顾这种情况而力图发展生产力，好像只有社会的绝对消费力才是生产力发展的界限”。马克思曾明确断言：“银行家资本的最大部分纯粹是虚拟的”。可见，他对虚拟资本与生俱来的价值不确定性和所有权归属不确定性是深切担忧的。金融危机的爆发，正是华尔街银行家们不计后果大玩“绕过生产过程来赚钱”的变戏法所致。对此，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早已透彻指出：抽象劳动是价值的唯一源泉，价值是凝结在商品中的人类的无差别劳动。因此，虚拟经济本身并不创造价值，其存在必须依附于实体生产性经济。脱离了实体经济，虚拟经济就会变成“无根的浮萍”。“买空卖空”必然最终催生泡沫经济，造成经济的虚假繁荣。马克思所阐述的危机逻辑是：资本制度的内生矛盾有效需求不足生产过剩透支消费违约率上升经济危机。

我国应对金融危机的策略

（一）美国金融危机的启示

我国大量的出口赚外汇、挣美元是必要的，但是要获取实实在在的财富。如果出口赚外汇有风险，还不如把更多的精力放到国内巨大的市场上。因为有些小国家的市场潜力还不如国内的一个省。美国虽然出现了金融危机，但美国发达的金融市场吸取外国财富的方式和能力有值得借鉴的地方。我国应该借鉴美国的方法，重点考虑建立我国发达的金融体系。应及时减税。刺激投资应有两个重点：一是政府采购订货；二是为企业减税。财政发债增加政府采购，无疑可减少企业压库，但我国的企业多，而政府采购有限。所以对多数企业来说，减税更管用。

（二）我国必须着力改善的方面

我国经济严重依赖出口。我国GDP的60%是出口，这决定了我国经济在世界金融危机面前无法独善其身。所有投资于海外的我国企业，无论是金融业还是实体产业，无论是民企还是国企，均出现巨额亏损。已经显露的有中投、中行、建行、工行、中国平安、中信泰富、中铁、中铁建、深南电、江西铜业等。随着世界金融危机向商业、工业的深度扩展和蔓延，很可能会有更多的涉外企业遭受重创。

我国经济不少领域被外资过深介入。这从参股或控股上市公司的外资中就有明显体现。在国际金融危机愈演愈烈的形势下，外资绝不允许我国经济独自支撑，这不符合它们的战略利益和政治图谋。即我国经济发展，外资可以坐享红利；我国经济休克，外资可以展开收购，拿到更多筹码，便于使我国在经济上殖民化。

一些政府投资是为外资作嫁。比如高速铁路，日德法不仅控制了我国机车制造技术，而且通过合资公司垄断了高铁的市场。高铁的每一份订单，都是输送给日德法的利润。在合资合作中，我国不仅无法获取核心技术，而且将市场也完全拱手让人。“市场换技术”的梦想很难实现，“市场被外资所垄断”可能会被未来所兑现。

内需能力被房产、股票等大量消耗。尽管有人大肆吹嘘我国十亿消费者的崛起，但是，繁荣了多年的房地产，那将要用今后二十年的内需来弥补。长期以来，农民一直是没有任何保障，基本上是处于“裸奔”状态。十六大以后虽然给了农民一些补贴和医疗保障，也被快速上涨的农资价格和医疗费用所抵消。虽然农民可以进城务工，但十几年的打工收入，却填不满高校扩招后子女上学产生的窟窿。另外，“裸官”、一些明星和富人等又向国外移民，使得内需变外需。

金融危机使资本主义制度遭受空前置疑

在金融危机的影响下，《资本论》重新在欧洲一些地区热销。有关人士认为，目前的金融危机已经转化为经济危机，而且出现了向制度危机和意识形态危机转化的趋势。英国《泰晤士报》报道，金融危机使西方人突然青睐马克思的《资本论》了。在德国，人们在努力寻找造成这场金融危机的根源，德文版的《资本论》也开始热销。据最近《环球时报》报道，现在西方国家的人民在苦难中反思，公开争论资本主义的出路问题。随着金融危机的日益加深，欧洲人开始越来越多地谈论：资本主义带来了什么？它是否走到了尽头？在法国巴黎，人们高举“资本主义已到尽头”的标语游行。在德国柏林，联邦总理府门前游行的市民打着“资本主义罪恶制度”，“资本主义赶快结束”等标语。原东德人有52％相信自由市场经济是“不合适的”，42％的人表示他们宁愿选择社会主义，也不愿选择资本主义。

坚定马克思主义信心、信念和信仰

（一）马克思主义具有旺盛的生命力

100多年正反两面的历史经验，无可辩驳地证实了一个客观真理：惟有马克思主义才能“救世”、“救中国”和“复兴中国”。马克思主义的信心、信念和信仰对劳苦大众早已深入骨髓，激励着无数先烈投身革命。苏联、东欧剧变的根本原因，是它们背离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恰恰相反，我国则高擎马克思主义。在风云变换之际，邓小平坚定地指出：“不要惊慌失措，不要认为马克思主义就消失了，没用了，失败了。哪有这回事！”（《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83页）

（二）科学社会主义影响深远

关于资本主义的出路问题，马克思主义者有自己的鲜明观点。首先，“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这是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的客观真理。《资本论》不仅揭示了金融危机、经济危机爆发的原因，而且特别阐明了资本主义最终必然要退出历史舞台。其次，社会主义经济必须要有计划。毛泽东于20世纪30年代，当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席卷全球时，在江西苏区所作的《我们的经济政策》的报告中指出：“事情是非常明白的，只有我们战胜了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只有我们实行了有计划有组织的经济建设，才能挽救全国人民处于空前的浩劫”（《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134页）。毛泽东的论断，也是有充分的事实根据的。大家知道，正当1929年资本主义世界爆发经济危机的时候，社会主义苏联第一个五年计划（1928－1932年）反而胜利完成。

基于马克思主义的深远影响，当代人应该抱有“真学、真懂、真信、真用”的精神，深刻领悟马克思主义的精髓，并发扬光大。

世界经济危机简史篇9

我认为，要克服当前马克思主义研究中这两方面的薄弱环节，必须在马克思主义的时代化上下大功夫；而推进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根本在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必须敢于直面和回应人类发展面临的重大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这也是马克思主义的价值和生命力之所在。

一、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力量根植于对时代问题的穿透力

回顾20世纪的人类历史进程和世界历史风云，我们不难看到马克思主义的特有力量和当代价值：从社会主义实践的壮丽日出，到民族民主解放运动的风起云涌，从对资本主义的执著批判，到对人类文化困境的全面反思，处处都有马克思主义的坚强“在场”。就在今年年初，在西方世界被金融危机和各种危机折磨得焦头烂额之时，当今十分有影响力的英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特里・伊格尔顿推出了《马克思为什么是对的》一书。他毫不含糊地断言，“与政治家、科学家、军人和宗教人士不同，很少有思想家能够真正改变历史的进程，而《共产党宣言》的作者恰恰在人类历史的发展进程中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马克思彻底改变了我们对人类历史的理解，这是连马克思主义最激进的批评者也无法否认的事实。”(特里・伊格尔顿：《马克思为什么是对的》，新星出版社，第2页。)

肯定马克思主义的当代价值，是我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必要前提，但面对当今复杂的世界局势具体展示马克思主义的当代价值，则是更为艰巨的理论任务。因此，推动马克思主义时代化，首先必须准确把握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展示马克思主义当代价值的着力点和途径。对此，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考量。

首先，马克思主义的当代价值和理论力量肯定不是现成地存在于经典作家的具体理论结论之中。马克思主义的根本立场、根本观点并没有过时，因为马克思主义立论的逻辑即资本主义作为一种人类社会历史现象并没有重大而实质性改变。但马克思主义不是专属于某一时代或者某一领域的某种实证知识或工具性理论，其价值不在于对某一具体问题的解答和解决。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时刻关心人类社会发展和人类命运的批判性理论，其生命力和创新力不仅体现在其创始人的原初语境和理论观点之中，更体现在它与人类历史进程在每一个时代的重新对话之中。

正因如此，无论那种把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具体理论结论简单“套用”到今天的现实之上的做法，还是那种依据经典作家的具体结论是否可以在今天的条件下直接运用而判定马克思主义是否依旧具有价值的做法，都是不恰当的、不正确的做法，都不是彰显，而是贬损马克思主义当代价值的做法。其实，对于这个问题。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已经清楚地加以阐明。早在1843年马克思就强调，“新思潮的优点就恰恰在于我们不想教条地预期未来，而只是想通过批判旧世界发现新世界。”(《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416页)恩格斯晚年多次探讨这一问题，他反复强调，他和马克思没有提出任何一劳永逸的现成方案。他指出，“我们的理论是发展着的理论，而不是必须背得烂熟并机械地加以重复的教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81页)恩格斯还特别批评德国一些青年人把历史唯物主义的原理当做标签“贴到各种事物上去，再不做进一步的研究”，他告诫，“一切都可能被变成套语”，因此他强调，必须研究历史和现实问题。(同上，第692页。)

其次，马克思主义的当代价值和理论力量也不完全在于它的理论方法之中。毫无疑问，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其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等理论中都包含着重要的方法论原则和重要的方法。这些方法显然要比经典作家的具体结论更为重要，对此，卢卡奇甚至断言，即使我们假定“最近的研究已经一劳永逸地否定了马克思的所有个别结论”，那么，这也并不妨碍我们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正统性，因为“正统马克思主义者决不意味着不加批判地接受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成果。它既不是对这一个或那一个命题的信仰，又不是对‘圣书’的注释。恰恰相反，正统仅仅是就方法而言。”(卢卡奇：《历史和阶级意识》，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第1页。)应当说，卢卡奇道出了理论发展的本性，当然，我认为，马克思思想的最深层内涵，不仅是方法，更重要的是一种深刻的文化批判精神。在当下人类所处的重大转折时刻，马克思主义研究的首要任务不是一般地描述和展示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对于指导我们的认识和实践所具有的具体作用，而是突出展示马克思主义对于直面人类发展危机和困境的特有解释力和穿透力，这应当成为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根本着力点。

具体说来，我们必须准确地把握马克思主义研究在当今时代必须面对的人类发展的重大问题，为此，我们要深刻理解经典作家关于人类发展的最主要的关切。萨特曾断言：“马克思主义非但没有衰竭，而且还十分年轻，几乎还处在童年时代：它才刚刚发展。因此，它仍然是我们时代的哲学：它是不可超越的，因为产生它的情势还没有被超越。”(让一保罗・萨特：《辩证理性批判》上卷，安徽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28页。)关于这一“情势”，伊格尔顿有着清晰的分析，他在驳斥马克思主义“过时论”时强调，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立足于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极度贫富差别和不平等现象的批判，是对人的自由和人类解放的一种追求。他指出，“资本主义内在逻辑的稳定性，决定了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体制的多数批判至今仍有其道理。只有当资本主义体制可以冲破自身的边界，开创一个崭新局面的时候，才能改变这样的状况。但资本主义恰恰没有能力创造一个与现实完全不同的未来”。(《马克思为什么是对的》第15页)因此，今天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依旧离不开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和超越，但是，必须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和新的历史语境中分析资本主义新的统治形式导致的人类危机和困境，并揭示出摆脱资本主义所主导的世界体系的可能性。

二、今天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必须加以回应的重大问题

20世纪的发展前所未有地展示出人类的创造力，同时也给人类带来前所未有的复杂问题：和平与发展、合作与冲突、经济的全球化与区域化、政治的单极化与

多极化、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城市骚乱与区域动荡、生态危机与资源争夺、科学创新与技术异化、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传统强国与新兴经济体、文化交锋与宗教冲突、政治霸权与价值冲突、外交竞争与军事冲突，以及席卷全球的经济危机和金融危机、此起彼伏的自然灾害、防不胜防的全球问题，等等。

应当说，近年来我国的哲学社会科学各个学科对这些复杂问题从不同方面进行了很多具体研究，取得了许多有价值的成果。然而，我们必须看到，承载着推进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我国马克思主义研究还必须形成更高的眼界，提出更高的理论诉求，这就是开启中国问题研究的国际视野，准确把握当今世界发展大势，更加深刻认识当今人类所面临的重大问题，关注人类的命运，探寻人类走出困境的出路。必须看到，目前人类社会所遭遇的问题绝不是某一方面的枝节性问题：人类正处在一个命运攸关的十字路口，虽然人类社会依旧具有发展的机遇，但是目前的各种危机、困境和冲突实质上折射出人类存在和发展在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等各个基本维度方面都出现了深刻的危机，人类的命运和前途面临严峻的考验。因此，负责任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必须自觉地引领人类反思自己的境遇。

我认为，这种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时代化包含着十分丰富的内涵，而首要的一点，是必须全面、深刻而冷峻地审视三重重要逻辑。

第一，深刻把握全球化的逻辑。可以断言，当今深刻影响全人类生存和发展的最重要的历史机制是全球化的逻辑。如何全面而深刻地揭示全球化的逻辑并清醒地地判断全球化的后果和复杂的历史影响，如何在积极参与全球化进程的同时保持对全球化逻辑的清醒的反思意识和批判意识，不仅对于发展中国家，即使对于从全球化进程中受益最大的发达国家，都是一个崭新的历史课题和严峻的考验。

我们首先必须承认，以经济运行为主导的全球化进程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今天不可回避不可抗拒的客观进程和历史趋势。马克思恩格斯早在《共产党宣言》中就预见到历史发展的全球化趋势，他们明确指出，“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76页。)不可否认，现代人类社会的高速发展与全球化进程的展开和深化密不可分，中国也同样从积极参与全球化进程中受益，“人世”十年中国的快速发展已经证明了这一点。

然而，实践上顺应历史潮流积极参与全球化进程与价值上对其形成清醒的批判意识并不矛盾。经济全球化给更多的民族带来发展的机遇，但同时也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全球性风险。例如，资本、技术、知识等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的优化配置，有利于各国各地区加强经济技术合作，为发展中国家加快发展提供了难得的历史机遇，但是发达国家通过资本、技术等先发优势，使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往往遭遇不公正的待遇，在资源和资金等方面遭受着剥削，这进一步拉大了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差距；经济全球化促进不同文化价值和制度规范的广泛交流，有助于形成多样的文化价值和制度规范相互尊重、相互包容的氛围，但欧美利用其在经济和技术上的地位和优势，强力输出其制度文化和价值，又形成了新形式的霸权主义，破坏着世界的平等交往和文化多样性；进而，对所有国家和地区而言，以合作、交往、一体化等要素组成的全球化进程更是一种双刃剑，它既可能把所有的优势、积极成果集合与放大，也可能把所有的风险和危机通过“蝴蝶效应”而集合与放大，比如，欧盟的设计者当初只考虑到优势和实力的集合和放大，没想到历史呈现出的却是风险和危机的致命放大，等等。

总之，人类对于全球化的逻辑的把握和全球化后果的预见还都较为初步和粗浅，这一人类最重大的课题和难题正在严峻地考验着人类的智慧，同时也在呼唤着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创新。

第二，深刻把握资本的逻辑。在全球化的逻辑中，最具影响力的逻辑和动力机制毫无疑问是资本的逻辑，而资本和市场不仅是西方发达国家的特有专利，而且已经是越来越多参与全球化进程的发展中国家的现实。如何在积极推进市场经济体制，充分利用资本的力量推动社会发展的前提下批判和抑制资本的逻辑所造成的各种不平等、不人道的消极后果，这是当代马克思主义者必须回答的重大课题。

毫无疑问，推动现代经济和社会快速发展的因素有很多，但是，其中最主要的因素应当是：快速流动不断增值的资本、日益创新的技术，以及把二者紧密结合与配置的市场机制。正因为如此，马克思把自己关于资本主义的批判和世界经济运行机制的分析奠基于关于资本的分析之上。全球化进程的快速展开显然得益于这几个要素的强有力支撑，不仅发达国家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服从于资本的逻辑，包括中国在内的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也同样无法在资本的运动和市场经济之外获得发展的空间。毫无疑问，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是我国改革开放进程和社会发展的最重要的基础。

资本的逻辑虽然推动了现代社会的快速发展，但是，资本的逻辑本身并不能保证这些发展成果直接为人类的平等和幸福服务。相反，资本服从自身的逻辑：不间断地进行生产、流动、增值、逐利。因此，马克思深刻地批判了资本主义条件下的资本的逻辑。不难看到，今天的人类依旧受到资本逻辑的统治，资本的力量所造成的不平等、不人道的现象更加多维地表现出来：资本、技术和市场规则制定权等方面的不平等导致了国际秩序和世界体系的严重不平等。一些经济学家认为，传统社会不同国家之间的收入差距并不是很大，而工业革命“却通过一种近来被称为‘大分流’(GreatDivergence)的过程导致不同社会间收入不均的增加。国家间的收入差距达到50：1之高。当今的世界是史上最富有人群和最贫困人群并存的世界”(格里高利・克拉克：《应当读点经济史――一部世界经济简史》，中信出版社2009年版，第3页)；进而，在发达国家内部，虽然福利政策等措施的实施，曾经使人们相信不同阶层的收入差距在逐步缩小，但是事实上，随着金融危机中美国等发达国家曾引以自豪的作为社会稳定基础的“中产阶级”的松动和不稳定，人们看到了“华尔街”所代表的1％和99％之间的天壤之别，日本学者宫川彰曾计算了松下幸之助的收入，“他每天消费之后留下的财产是906.7万日元，即每天储蓄906万日元。而对普通老百姓和普通工薪阶层来说，每天劳动成果的收入大概几千日元到一两万日元，两者的差距简直难以想象”(宫川彰：《解读》(第一卷)，中央编译出版社2011年版，第12页)；此外，在资本的流动和市场的运行中，物化人格、异化、不健康的消费、货币拜物教、社会冷漠等问题也在很大程度上存在。

因此，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不能因为我们自己

也采纳了市场经济机制而放弃对资本和市场的负面作用和消极后果的批判。需要明确的一点是：坚定不移地推进市场经济体制建设与旗帜鲜明地反思和批判资本和市场的消极后果并不矛盾，而是相辅相成的。在这方面，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研究承担着双重任务：一方面，要通过多维度地揭示资本的逻辑而开展对资本主义制度进行更具针对性的批判，西方发达国家的问题不在于运用资本的逻辑来推动经济社会发展，而在于其制度非但不约束反而放纵资本运动的消极后果，“马克思曾评价说，资本主义最终的制约就是资本本身，因为资本持续不断的复制正是资本主义无法超越的边界”(《马克思为什么是对的》第14页)；另一方面，在积极推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的过程中，必须使人们清醒地认识到资本的逻辑和消极后果，以形成对资本的逻辑和市场机制的制度约束、法律约束、价值约束和道德约束，通过社会主义制度和其他相关手段防止贫富差距悬殊、消除社会不平等、遏止价值失范和社会冲突等。这是没有现成经验可以借鉴、异常艰巨的历史任务，但是这正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在全球化和市场经济发展中不同于资本主义的根本之所在。

第三，深刻把握发展的逻辑。基于对全球化的逻辑和资本的逻辑的分析，应当进一步从制度、体制和价值层面更深入地反思人类的发展方式和发展道路。如何通过科学地阐释中国道路和中国模式的意义和价值，通过更有针对性地批判资本主义的制度，并促使西方发达国家对体制进行自我反思和自我批判，以形成尊重文化多样性和发展道路多样性的发展逻辑，这是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重要历史使命。

应当说，全球化进程的复杂内涵的展开、全球性金融危机的蔓延、剧变后这些地区和国家的曲折历程、中国等新兴经济体的快速发展，为我们在比较视野中全面反思和理解人类社会的发展逻辑提供了最好的契机。

一方面，我认为，当年促成剧变的体制原因不是指社会主义制度本身的问题，而是苏联的社会主义体制和模式的问题。而苏联模式的问题不仅体现在高度集中和垄断的计划经济体制，以及僵化的政治体制，而且还在于，当年苏共党内思想教条和僵化，否定不同国家可以有不同的发展模式，否定社会主义在不同国度中发展道路和模式可以有不同的特色，而把苏联模式作为唯一可能唯一正确的社会主义模式，从而堵死了社会主义体制自身的改革和向市场经济及全球化开放的道路。这种否认发展道路的多样性的思维模式，使国家从原来被视作“唯一正确的发展模式”(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彻底转向被西方视作“唯一正确的发展模式”(新自由主义)。但是20年的实践证明，其发展的状况并不好。

另一方面，新自由主义不仅不是可以在全球成功复制的灵丹妙药，而且其自身正在陷入深刻的危机之中。我认为，目前为欧债美债所困扰的欧美发达国家，它们所遭遇的危机不只是经济危机，而是深层的体制问题：它们在某种程度上正在重复着当年对待自己的体制和发展模式问题上的态度，即否定世界各国发展模式、体制、道路和价值的差异性和多样性；它们不仅对自己的体制和模式同样有可能走向僵化和危机视而不见，继续固执地用固守几百年不变的政治体制和运行模式来应对全球化、信息化时代的新问题，而且通过双重价值标准来推行全球霸权主义，通过资本的全球流动和不平等的国际秩序而转嫁发展代价和危机，获得巨额利益。我想，如果欧美发达国家还不反思自身的体制问题、价值问题、生活方式和消费方式问题，那么有一天，世界面临的问题可能就不只是一般的金融危机，甚至会是灭顶之灾。

世界经济危机简史篇10

关键词:社会主义;经验;改革

一、20世纪下半叶各社会主义国家的体制危机

20世纪下半叶发生的社会主义危机,是社会主义的体制性危机,从苏南冲突到剧变,社会主义大致发生过三次体制性的危机:第一次危机是50—60年代中叶,其标志是波匈事件和中苏论战,最后导致社会主义运动的分裂。第二次危机是60年代下半叶至80年代中叶,其标志是中国的“”和苏联入侵捷克斯洛伐克,最后导致社会主义体制改革陷入困境。第三次危机是80年代中叶至90年代初,其标志是苏联东欧剧变,最终导致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坠入发展的低谷。社会主义体制危机的产生,促使人们思考摆脱危机的出路,开始探索社会主义发展的新道路。

(一)20世纪50—60年代中期社会主义体制的初步危机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社会主义由苏联一国发展到多国成为世界体系,建立了社会主义阵营,这些社会主义国家都是按照苏联模式建立起本国的经济格局和管理体制。但是苏联在向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推行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经验的同时,还极力构筑自己的权威领导地位,力图形成一个由苏联控制的世界社会主义体系,这就不可避免地受到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抵制,引发社会主义运动的危机。南斯拉夫、波兰、匈牙利、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都曾先后与社会主义大国苏联发生过冲突,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处于大分裂的局面,严重阻碍了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

社会主义体制危机,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和阻碍了社会主义国家事业的发展,但也使各国共产党意识到苏联模式的弊端,开始探索适合本国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总的来看,这一时期的社会主义体制危机,是在建立传统的社会主义体制的过程中发生的,是苏联推行大国主义和大党主义以及社会主义各国教条主义地照搬照抄苏联模式而产生的恶果,激发了世界各国社会主义国家想要摆脱苏联束缚,走自己发展道路的要求,于是这种冲突激化了与苏联的矛盾,加深了社会主义的体制危机。但也正是在这种危机中,南斯拉夫,中国和匈牙利等社会主义国家以及意大利等欧美国家的共产党开始对各国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开始了新的探索。

(二)20世纪60年代中期至80年代中期社会主义体制危机的发展

二战后的社会主义体制危机自60年代中期开始又有了新的发展,这一阶段的危机是在传统社会主义体制已经建立后发生的,各社会主义国家内部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的弊端严重凸显出来,是造成这一阶段社会主义体制危机的主要因素,于此同时,苏联的大国大党主义仍在危机形成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中国的“”,是传统社会主义体制的矛盾发展的产物。20世纪50年代后期开始,中国高度集中的经济政治体制的弊端开始严重起来,使中国的经济长期停滞不前,再加上中国共产党主要领导人的错误判断和决策,使得党和国家的民主和法制、宪法和人权遭到了严重的破坏,使得成千上万的群众遭受不白之冤,国民经济处于崩溃破产的边缘。完全堵塞了中国社会主义体制改革的道路。1968年8月,苏联军入侵捷克斯洛伐克,是社会主义体制危机的又一严重表现。欧洲共产主义是二战后资本主义世界、特别是西欧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经济发展的产物,同时它又是二战后社会主义体制危机发展的产物。苏联作为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长期以来,西欧各国共产党把苏联的社会主义制度看做自己的榜样。苏共二十大和接着发生的波匈事件,暴露了苏联体制的弊端,特别是民主与法制方面的严重问题,使他们感到震惊,逐步认识到苏联模式已经面临危机,无法解决资本主义国家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面临的复杂问题。中苏大论战的一个积极成果,是使得西欧国家的一些共产党组织破除了苏联模式的迷信,促使他们独立思考自己国家的发展道路和目标,促使西欧共产党人走上了独立自主的道路。

(三)20世纪80年代后苏联东欧剧变,社会主义体制的第三次危机

从1989年6月至1990年12月,原共产党政权在波兰、匈牙利、民主德国、罗马尼亚、保加利亚、捷克斯洛伐克、南斯拉夫、阿尔巴尼亚纷纷,被反对派所取代。苏联在1991年“8·19”事件以后,苏共解散,苏联原有的各加盟共和国纷纷宣布独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解体,从此结束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历史,这些国家的剧变,构成了传统社会主义模式的第三次危机。

剧变对世界的震撼是巨大的,它不仅意味着两极世界格局的结束,也无疑使社会主义运动遭受了沉重打击。但是,由此说剧变意味着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失败,这一结论恐怕过于轻率,“剧变标志着传统社会主义模式的彻底破产。它所引发的危机不仅不会导致整个社会主义大厦的坍塌,在正确吸取教训之后,反而会使社会主义事业朝着更健康的方向发展”。

苏联解体为社会主义的新探索提供了有利的条件,其一是为各社会主义国家提供了一个相对宽松和稳定自由的环境,再也不会有苏联大国大党主义对各国的建设进行强加干涉。其二是破除了各国共产党人对苏联模式的迷信,彻底粉碎了有些国家的共产党对苏联模式的幻想和崇拜。其三是为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留下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从产生、发展到衰亡的经验和教训,是社会主义新探索的理论和实践的前提。

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进程再一次证明了恩格斯的名言:“伟大的阶级,正如伟大的民族一样,无论从哪方面学习都不如从自己所犯的错误中学习来得快”。20世纪下半叶,对社会主义发展道路新探索,是各国的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发展的产物,有其必然的一面。但是,社会主义的体制危机对这一探索的发展无疑起着推动作用。

二、各社会主义国家对本国社会主义道路的初步探索

20世纪的社会主义体制危机,虽然给世界各社会主义国家的发展带来了不可避免的、灾难性的打击,社会主义国家为此付出了沉痛的代价,但是从某种程度上说,也未尝不是一件好事。危机促使社会主义国家能够以批判的眼光重新审视传统的社会主义发展模式,在传统模式中暴露出来的弊端,为社会主义国家此后的发展积累了深刻的教训,为社会主义改革的发展提供了有益的参照,此后,各社会主义国家摆脱了苏联模式的束缚,为进行具有本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模式的建设开始了曲折的探索。

苏南关系破裂,使南斯拉夫的发展得到了自由,从而为探索新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创造了有力的外部环境。另一方面,苏南关系的破裂使得南斯拉夫共产党解放思想,摆脱苏联模式的影响,总结经验和教训,将 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具体实际相结合,创立了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自治制度,成为了第一个敢于改革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国家,开创了社会主义改革的先河。匈牙利在十月事件后,也开始对本国的计划经济体制进行改革,开始了建立“指导性计划经济”模式的尝试。匈牙利是继南斯拉夫之后又一个对苏联模式进行改革的社会主义国家。

在社会主义国家酝酿和进行改革的同时,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共产党也在思想上冲破了苏联模式的束缚,提出了自己走向社会主义道路的初步设想,在政治、经济等方面进行了全面的改革。

在社会主义改革的浪潮中,中国是最早提出社会主义改革的国家之一,早在1953年斯大林逝世后不久,以为首的中共领导人就感到,苏联社会主义模式并非完善无缺。1955年底即提出“以苏为戒”的问题。1956年危机的爆发,更加坚定了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的决心。从新中国成立到十一届三中全会的28年间,中国共产党人进行了长期的探索和实践,有起步改革的成功,也经历了从1957—1978年长达20年的曲折变革,期间,在这一时期,以为代表的中国第一代领导集体主张以苏联的教训为借鉴,走自己的道路,在经历了七年的社会主义建设后也开始重新考虑自己国家的社会主义道路问题提出了一系列的重要思想和理论:关于十大关系的思想,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思想,关于三个主体三个补充的思想,关于在社会主义制度基本建立以后我国国内的主要矛盾的思想等,所有的这些理论和思想,成为了中国共产党人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始和萌芽。

参考文献:

[1]聂运麟.变革与转型时期的社会主义研究[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5.

[2]廖盖隆.历史经验与现实改革[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8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