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经济危机范文10篇

世界经济危机范文篇1

过去十年的政治经济有两个显著的特征：美帝国主义引导的三次战争和国际金融体系增长的紊乱。1990-91年的海湾战争之后是1999年对塞尔维亚的战争，现在则是对阿富汗的战争，正如布什所许诺的那样，2002年是一个战争年。当我们进入2002年时，我们面对的是近四分之一个世纪，甚至可能是战后以来最严重的全球性衰退。

1990-91年的海湾战争和苏联最终解体的同时发生决不是偶然的。它们是同一过程的两个方面——战后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平衡的破灭。正如我们当时所指出的，美国的地位是非常矛盾的。当时，美国一方面正庆祝它对苏联的胜利，另一方面它又在艰难的保持着对其竞争对手的全球霸权地位。ICFI1991年的宣言《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和殖民主义》写道：“美帝国主义为了恢复它的世界统治地位的这种驱动力构成了世界政治中最具爆炸性的因素。”对美国来说，比科威特的自由更重要的是(战争)为它提供了一个向全球展示其军事实力的机会。

ICFI在1999年5月的声明《列强，石油和黄金》中说明了美国对南斯拉夫的战争根源在于这个世界资本主义大国争夺前苏联的地盘和获取它们的资源。

sp;“世界上还没有开采的最大的石油储备位于前苏联共和国的里海边境上(阿塞拜疆、哈萨克斯坦、土库曼斯坦)。这些资源正被资本主义列强瓜分。这些能源将被用于重整军备，并且将导致帝国主义列强对当地反抗者的征服战争和帝国主义者之间越来越激烈的冲突。”

“这是理解美国好战的对外政策的关键所在。对南斯拉夫的轰炸只是遍及全球的侵略战争的最新一例。尽管这些战争都有某些区域性的动机，但它们都是美国对苏联崩溃所带来的机遇和挑战的反应。华盛顿把它的军事力量看作在未来的对资源的争夺中打败对手的王牌。”

ICFI预计到了当前对阿富汗的战争，这场战争是早在911事件前就准备好了的。恐怖袭击只不过是为美国政府为它实施蓄谋已久的战争提供了一个借口。

美国的全球地位在过去的十年里一直是几次讨论的主题。比如，1992年从五角大楼泄漏出的材料中就指出美国外交政策的核心问题是保持美国的全球霸权地位。

在1997年，卡特政府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清楚地阐述了这种地位：“在20世纪的最后十年中，世界事务发生了结构性的变化……苏联的失败和崩溃是一个西半球大国迅速上升为唯一的而且的确也是第一个真正的全球性大国的进程中的最后一步。”

但是问题在于如何才能保持这种霸权？据贝热津斯基说，“在全球到处插手的美国如何应付复杂的欧亚大陆的大国关系——特别是美国能否阻止一个占主导地位和敌对的欧亚大陆大国的出现——在美国保持全球霸权地位的问题中居于核心地位。”(布热津斯基，《大棋局》，p13-14)

布热津斯基在它的书里花了一章的篇幅来写他所谓的“欧亚大陆的巴尔干”，这大致包括包围里海的国家及其邻国。

“传统的巴尔干代表争夺欧洲霸权的斗争中的一个潜在的地缘政治目标。欧亚大陆的巴尔干在地缘政治上也是重要的，因为他们将控制一个必将出现的旨在更直接的联结欧亚大陆东西最富裕最勤劳的来暖的运输网。从安全和历史野心的角度来看，它至少对三个与它直接接壤的较强大的邻国俄罗斯、土耳其和伊朗有重要意义。中国对这一地区也表现了越来越大的政治兴趣。然而，作为一个潜在的经济目标，欧亚大陆的巴尔干的重要性更加无法估量：本地区集中了巨大的天然气和石油储藏以及包括黄金在内的重要矿产资源。”(p124)

布热津斯基指出，对全球霸权的追求和国内的民主是不相适应的。“美国的国内制度过于民主，以至于它不能在国外实行独裁。这限制了美国力量的使用，尤其是军事恫吓能力。历史上从来就没有一个奉行平民主义的民主国家获得过国际霸权。除非公众感到国内福利突然受到威胁或挑战，他们是不会支持努力扩大实力的目标的。”(p36)

很难有比这更能简洁的说明911事件的作用和对美国自身的民主权力的攻击的驱动力的了。

悉尼先驱早报(SydneyMorningHerald)1月7日的一篇转载自洛杉矶时报和路透社的文章记录了过去十年里美国军事力量的准备工作：“在秘密协议的掩盖下，美国正建立一圈围绕着阿富汗的新的和扩展了的军事基地，并且提高它对大部分穆斯林国家打击的能力。来自五角大楼的消息称，自从911以来美国已经在邻近阿富汗的9个国家的13个地点建立了军事营地，显著的扩展了在这一地区的基地网络。从保加利亚和乌兹别克斯坦到土耳其、科威特以及其他国家，超过6万名美军驻扎在这些前线基地里。”

文章写道，在伊拉克战争之后，美国在六个波斯湾国家建立起一个军事设施网络。从911开始，美国已经和吉尔吉斯斯坦、巴基斯坦、塔吉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达成了在那里驻扎军事力量的协议。

尽管911事件确实导致了政治局势的急剧变化，即使没有发生911，阿富汗战争也肯定会以另一个合适的理由被发动。

罕见的十年经济增长周期

至于经济形势，美国和世界的经济衰退早在911之前就已经显露出来了。而且，现在正在进行的战争，实际上是十年以来正在进行的过程的结果。

在去年11月，国家经济调查总署(NBER)宣布，基于一系列统计数据(包括就业率)的基础上，美国经济已经正式进入衰退期。根据NBCR的资料，衰退开始于3月上旬，距离上次1990-1991年的经济衰退正好10年时间。

认真研究最近一次经济周期是非常有意义的。首先，它代表了美国战后最长的一次经济扩展时期。甚至战后50年代和60年代的黄金增长时期也没有如此长的经济增长期。这次引人注目的10年增长有某些特殊的特征。

正如《金融时报》11月1日所指出的，与历次周期不同，这次衰退有许多非常不利的景况，这使得距离下一次的复苏的时间上将会相当漫长。也就是10年的经济增长率为年均3.1%，资本积累率仅为1%。

历史上看，最近的这次周期决无什么异常之处。90年代的经济增长仅仅比黯淡无光的70年代的增长稍快：在1973-1980年的经济周期中，美国时而上升、时而下降的经济平均年增长率是2.9%。90年代的经济增长慢于80年代，就更不要说与60年代创纪录的4.4%相比起来显得如此的不值一提。按照美国的主流本论文由整理提供

媒体的说法，90年代的经济增长较以前时期都有不同，其特征就是增长速度快于以往时期、增长周期长于以往时期。这些说法实际上遗忘了一个事实，90年代早期的增长的特征就是增长乏力。(《金融时报》，2001年11月1日)

另外一个关于90年代美国经济的研究显示：即使是最草率的浏览以往的经济数据，也会发现所谓的“新经济”的奇迹实在是一个大肆宣传的骗局。从整个周期上看，3.1%的GDP增长率远远低于50年代和60年代，仅轻微的快于70年代的经济增长。(DeanBaker，《新经济走向破产》，刊于《经济政策研究中心简报》)

那么世界的情况又怎么样呢？重新研究最发达的西方7国，我们发现，仅仅美国和英国在1993-98年间的经济增长速度快于1983-93年时期，其他五个发达国家增长速度则低于1983-93年时期，而且所有的西方七国经济增长速度都显著慢于1964-73年世界经济周期的增长速度。

表西方七国的经济增长七国年均GDP增长速度1964-731983-931993-98加拿大5.62.82.5法国5.32.31.7德国4.52.91.5意大利5.02.41.3日本9.64.00.8英国3.32.32.7美国4.02.93.0(源自EatwellandTaylor，《全球金融风险》，刊于《PolityPress》2000年第107页)

那么世界上所有人的基本生活标准提高了吗？

世界上最富有的20%占有全球GDP总量的86%，而最贫穷的20%仅仅占有全球GDP的1%，中间60%的人占有13%。世界上最富有的200个人的收入在1994年到1998年短短4年的时间里又翻了一番，超过了1万亿。世界上最富有的三个人拥有的财富超过了48个穷国的GDP之和。根据1999年联合国发展报告，世界每年需要400亿美元来维持人类成长所需的基本的热量和营养、基本的教育、饮用水的卫生、以及人类的繁衍生息。而如果那两百个超级富翁能够把他们收入的1%即大约70～100亿贡献出来，将会解决全球的初等教育的问题；而如果贡献出5%的话，将可以维持世界基本的社会福利。

最近的一项研究表明：1998-99年，世界人均总产出的增长率为1.5-1.8%，超过80个国家的人均国民收入低于十年以前甚至更早，其中至少55个国家的人均收入始终是下降的。在20%的最富国家的人均收入与20%的最穷国家的人均收入的比从1960年的30：1上升为1990年的60：1，这个数字在1997年变成了74：1.收入上的两极分化同样出现在了富国内部，尤其是美国和英国。世界上的穷人现在的收入仅和1820年持平，甚至还要低于1820年。(HeikkiPatom，《全球化中的民主化问题》，刊于《ZedBooks》2001年第100页)

重新回到美国经济的话题上来，90年代有一个领域明显超出战后所有经济周期，就是债务的增长，尤其是外债的剧烈增长。

2000年末，美国对其他国家净债务为2.19万亿美元。2001年末，净债务达到2.60亿美元，占GDP的22%，这个比例在1999年才达到16.4%，同时也比1997年的12.9%高了9个百分点。这意味着，美国现在吸收了世界总储蓄的2/3，也就是说，美国成了一个超级的金融真空吸尘器，源源不断的将世界各国的资本吸入本国。这势必给世界经济增长产生巨大的压力，因为资本过多流入美国使得其他国家没有资本投入到生产领域，也就不会产生经济增长。

当前后观察美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这确实是令人困惑不解的情景。在1917年，当英国的投资为偿付巨大的对德战争的支出时，美国的银行和金融机构从欧洲的对美债务中获得巨大利益，大发战争财，并且一跃成为债权国。一直持续到80年代后期，美国始终是一个债权国。现在，仅仅过了十几年以后的今天，美国已经成为了世界上最大的债务国。让我们重新回顾这个转变的历史过程。从1983-1990年，美国非金融部门总债务从5.36万亿增长到10.85万亿美元，翻了一番。在90年代，总债务增长了62%，1991年11.31亿增长到2000年18.26亿。自从1992年以来，每年外国流入的资本量相当于在美国原有全部信用市场总投资的10%以上。

国内债务也同时增长起来。根据联邦储备系统统计的资本流动数据，居民和公司债务占私人收入的比例从1990年的87%上升为2000年末的101%。每年服务性的债务偿还(应为“每年偿还的债务利息”，译者注)占私人收入的比例达到创纪录的14%。巨额债务的增长可以从美国经济的消费总量中反映出来。美国的消费率从1989到2000年，年均递增2.6%，而同期美国的储蓄率年均下降7%。在最近的今年里，美国的储蓄率甚至变为负数。

过去的十年里，同样显著增长的是美国的贸易逆差，现在大约占GDP的4%。当前，美国需要每天流入10亿美元(每年约4000亿美元)来维持巨额的贸易逆差。

在过去的十五年中，国际金融交易迅速的发展起来。1970年，世界债券市场总额大约1万亿美元，到了1980年达到了2万亿美元，接下来就是飞一样的增长：1990年达到12万亿，1995年超过20万亿，1998年达到约25万亿。

在90年代后期，外币兑换的汇市交易总量每天超过1万亿，这意味着比1986年增长了8倍。与此鲜明对比，1997年全球的贸易出口总量为6.6万亿，大约每天250亿美元。

各种投资基金的数量同样超额膨胀起来。90年代中期，共有基金和养老基金总量20万亿，10倍于1980年的数字。同样，90年资基金的总量大大增长起来。根据经合组织(OECD)的统计，在1990-1995年期间各种投资机构(主要包括保险公司，养老金基金和其他投资公司)在成员国的金融资产总量增长了9.8万亿(即增长了75%)。平均每年增长1.96万亿美元，相当于同期OECD成员国总国内收入的10%。

如果对比美国和世界资本主义系统的经济增长和金融资本的增长，我们会发现90年代经济周期一个重要特征，就是虚拟资本增长和实际GDP增长的巨大差异。

这个巨大差异的重要性在于虚拟资本代表着从工人阶级源源不断榨取的剩余价值。确实，金融资本能够从金融及其附属机构中获取可靠的利润，这个过程也可以持续相当一段时间，只要另外的资本能够源源不断流入金融市场。但是(金融资本利润和劳动人民收入的比例)到达某一个点上，金融资本就不得不调整剩余价值的分配，换句话说，为了稳定的金融体系，实际的经济增长必须迅速膨胀以满足虚拟资本增长的需要。

然而，现在发生的恰恰相反(！)，与其说实物经济增长提供足够的利润以满足虚拟资本未来的需要，不如说现在的所有公司要依靠越来越独立的金融机构去维持它们自己的利润。

正如对这个过程的一项研究所表明的那样：自从80年代以来，投资回报比例的不断上升是以CapitalGains(有价证券的增殖)为主要原因的，而不是Earnings(利息加上再投资的利润)，正如前文所讲的那样，英、美有价证券的增殖占投资回报的75%，而在1900-79年期间平均比例低于50%。这清楚的表明价值的增加越来越依赖于外国资本流入金融市场和投机买卖的数量的增加，并且投机资本的流入也将使假定维持良性增长的代价继续增加。

世界资本主义金融结构在90年代的增长越来越像一个倒置的金字塔，虚拟资本的巨大增长却建立在远远不成比例的利润的增长的基础上。正如一个倒置的金字塔那样，这样的金融结构天生就是不稳定的。

既然这样，虽然不是由于地球重力的影响使它失去平衡，但是利润的驱使会使投资基金迅速逃逸以寻找新的高利润的回报。过去十年已经成为世界资本主义明显标志的金融风险就源于此。

第二部分

我们在1987年股票市场的崩溃中进入90年代。尽管起源于华尔街，这次崩溃从各种意义上来说都是一种全球现象。美国政府、金融寡头和德国银行家之间的在利率问题上的矛盾引起了对美元迅速贬值的恐惧，结果导致大量资金从美国金融市场撤走。

只有通过美联储和其他中央银行的大规模干预，才能避免全球性的金融危机。这些机构向全球金融体系注入大量的流动资金。但是，在一种十年里反复出现的模式下，他们惯于使用的抑制危机的手段却造成了更严重的危机产生的条件。在这里，流动资金的注入使已经增长起来的日本的金融泡沫进一步变大。

日本的泡沫源于1985年9月的Plaza协议，其中规定中央银行同意调整世界各主要货币对美元的比价。美元的贬值和日元的升值造成了两个直接的结果。首先，日本的出口变的昂贵了，使得日本的工厂向东南亚转移，在那里货币与贬值了的美元直接挂钩。其次，日本的资产被重新估价，使得日本财富和地价增长，东京股票市场涨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最终，在1989年末时日经指数达到40000点(现在是约13000点)。但是泡沫不能永远持续下去。在90年代初泡沫破灭了，日本陷入了债务性通货紧缩，至今也没恢复过来。

这确实是90年代的主要特征之一：世界第二大经济实体无法从80年代后期造成的恶性循环中走出来。日本地价和股票市场的跌落导致了日本银行坏账的激增和资本基础的破坏。这反过来又造成借贷和投资的削减以及金融机构的破产。随之发生的经济低迷使得股票和财富进一步下降，促使银行地位进一步削弱。

从ERM的崩溃到美国的金融泡沫

90年代的第一次重要的危机是1992年欧洲汇率机制(ERM)的崩溃。英镑在对冲基金的大规模投机下从ERM撤出，结果斯堪的纳维亚国家的银行体系在一夜间突然面临100%的利率。

接下来是1994年末墨西哥比索的暴跌，和1995年初由克林顿政府组织的500亿美元的对墨西哥的救援。“对墨西哥的救援”其实是个误称。也许更准确地说，是对那些投资了墨西哥债券的美国金融利益的救援。

救援展开不久，另一场危机就发展起来了。1985年的Plaza协议旨在降低美元币值，扩大美国出口。在80年代后期90年代前半期，出口的增长贡献了美国GDP增长的1/3.但是美元的低币值对国际金融体系造成了很大的压力，并造成了日美经济关系的危机。

到1995年4月，美元已经贬值达创纪录的79日元对1美元。与1991年初相比，日元对美元已经升值达60%，与1994年初相比也达到了30%.但日元的升值对依靠出口的日本经济造成了灾难。当日元在这个水平时，日本的出口商不管从国际市场获得多少利润，也无法支付起可变成本。尽管克林顿政府执行的是对日本极端攻击性的政策，它也无法忽视升值的日元和贬值的美元带来的后果。对美国来说，危险在于如果持续贬值的美元造成日本的金融危机，日本的资金就会迅速从美国金融市场撤出，导致美国利率上升和经

济衰退。而这时美国经历了几年的低增长，刚从1990-1991年的衰退中恢复过来。

1995年4月，签订了一项旨在降低日元币值，提高美元币值的协议——与Plaza协议正相反。但这项转移了直接可能的美元—日元金融危机的协议造成了长期的结果。美元的升值直至2000年4月一直是美国金融泡沫的推动力。美元和美国资产的升值导致大量游资从世界其他地方流入美国。1995年世界其他国家购买了1972亿美元的美国有价证券。这是前四年平均数的2.5倍。1996年购买量达到3120亿美元，1997年为1896亿美元。三年总共超过了5000亿美元！

这对股票市场立即产生了影响。标准普尔500指数1994年只上升了2%，1995年就上升了17.6%，1996年上升了23%.到这一年的12月，格林斯潘警告说有“非理性的繁荣”。1997年标准普尔500指数又上扬了30%.在考察了市场的整体上扬后，RobertShiller在他的书《非理性的繁荣》(IrrationalExuberance)中说道：“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1994年初处于约3600点。到1999年，它就突破了11000点，五年里增长了3倍多。股票市场的市值总共上升了200%多。2000年初时道琼斯指数突破了11700点。而同一时期，基本的经济指标绝没有增长三倍。美国的人均收入和GDP只增长了不到30%，而且几乎一半的增长是通货膨胀造成的。公司的利润也只增长了不到60%，并且是从暂时的衰退造成的下降了的基础计算的。”(RobertShiller，IrrationalExuberance，p4)

债务的增长和股票市场的上扬以及美元的升值之间是有直接联系的。事实上，他们形成了一种良性循环，使得美国的金融泡沫持续膨胀。被升值的美元所吸引的资本流入，负担着债务的增长，而这些债务主要是用于购买股票。股票市场的价格上扬又吸引了更多的资本流入美国，因为预期金融投资会有较高的回报率——这种回报率不是由收入，而是由资产的升值所决定的，这是金融泡沫的经典形式。

一些数据说明了这个过程。到1999年，标准普尔500公司债务和其资产的比率是116%，而80年代末时是84%.1994-99年间非金融公司的借贷达到1.22万亿美元。其中只有15.3%用于金融资产支出，至少57%(即6947亿美元)被用于购回股票。

到2000年第一季度(市场达到顶峰时)，公司的资产(他们的市场资本总额)已达到19.6万亿美元，而1994年还只有6.3万亿美元。但这与实体经济并没有联系。市场资本总额占GDP的比率在五年间(1995-2000)从50%上升到150%，增长了三倍。同时期的公司税后利润只增长了41.2%.与之形成对比的是，市场资本总额花了13年的时间(1982-1995)才从占GDP25%增长到50%，而同时期公司利润增长了160%.

“亚洲奇迹”

美元的升值还造成了其他的后果。由于1985年的Plaza协议和日元的升值，所谓的东亚虎(韩国、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尼，以及某种程度上的菲律宾)成为日本投资的重点。之后，从90年代初，由于美国经济的缓慢增长，为了寻求新的利润来源，美国资金开始瞄准这些国家进行投资。所谓的“东亚奇迹”是由资金的流入和利用该地区廉价劳动力建立新增生产能力的公司一起造成的。

这不仅是亚洲的问题。该地区开始在世界经济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1990-1997年间，东亚地区占到全球新增投资的2/3和世界GDP总额的大约一半。它对美欧经济的刺激作用越来越重要。

以下的数据说明了投资的流入对该地区的重要性。到1996年末，该地区有3个国家位于外国私人资本净流入国的最前列。印尼得到第三大的份额(179亿美元)，马来西亚第四(160亿美元)，泰国是第六(147亿美元)。

“奇迹”有两个基础条件：该地区在出口市场上的竞争力和外国资本的持续流入。但是这些条件在1995年遭到反Plaza协议(美元和日元的汇率被重新评价)的压制。东亚的经济体，由于其货币与美元直接挂钩，立即感到压力。他们又遇到1994年中国人民币的实际贬值，使得中国成为对海外资金和生产商更有吸引力的投资目标。取消与美元的联系，将使出口变得便宜，但这不会是东亚虎的选择，因为这将使投资削减。该地区对投资的吸引力之一就是其货币相对美元的稳定。

到1996年，该地区的出口增长开始下降，债务问题加重。之后的1997年泰铢的贬值和泰国房地产繁荣的崩溃引发了危机。

从1994到1996年，四个受影响最大的国家的资本流入翻了一番还多，从400亿美元增加到930亿美元。在1997年，却是120美元的净流出。这1050亿美元的差额相当于受影响国家GDP的10%.“1997-1998年的危机……到2000年已给泰国、印尼、韩国和马来西亚的GDP造成了10-20%的短期损失(假设他们保持1996-1997年度的增长速度)。长期损失将更大。此次亚洲危机比以前的金融危机更为深刻和严重。……据估计……亚洲危机及其在全世界的影响造成了1998-2000年间全球产出2万亿美元的削减，大约是全球GDP的6%.这是迄今为止最严重的危机。另据估计，亚洲危机造成了1000万人失业，大约有5000万亚洲人跌到贫困线以下。”(民主的全球化，DemocratisingGlobalisation，p.31)

当亚洲危机爆发时，克林顿将其轻描淡写为“小故障”。然而不久之后，由于1998年8月俄罗斯的债务拖欠和30亿美元的

美国对冲基金——长期资本管理(LTCM)的崩溃，克林顿政府又将金融状况说成是战后最严峻的。

美国的衰退和资本的过度积聚

通过对LTCM的救援，美联储的干预避免了银行和金融体系的“系统性崩溃”。但这并不是没有代价的。1998年末由于利率的降低，美国金融泡沫进一步增大，直到于2000年4月达到顶峰。一年之后美国经济陷入了衰退。

此次衰退最显著的特征是不同于其他战后历次危机的。他不是由于美联储提高利率(为了抑制通货膨胀)而引起的。相反，近期的总趋势是价格的低落(即使不是通货紧缩的话)。

衰退的根本原因在于股票市场繁荣崩溃之后的投资下降。2001年的11次降息依然不能使情况好转，这造成了对美国经济陷入日本那样状况的恐惧的增长。日本的货币政策根本起不到效果，因为通货紧缩的条件继续发展着。而这些条件又是资本过度积聚的结果。

这种资本过度积聚的程度可从电信业看出来。事实上，电信业的泡沫要比网络业的泡沫大得多。去年9月4日金融时报的一篇文章指出了电信业崩溃及其后果的严重程度。

失败的网站和因特网零售商在他们破产时只不过是浪费了几千万美元，而根据欧洲信息技术观察机构(EuropeanInformationTechnologyObservatory)所说，1997至2001年期间欧洲和美国花在电信设备和服务设施上的资金超过了4万亿美元。

据ThomsonFinancial说，在1996至2001年间银行业向(电信)辛迪加提供了8900亿美元的贷款，此外还有4150亿美元的债券和私人资产和股票市场升值造成的5000亿美元。尽管人们相信，因特网使用的爆炸性扩张将会为电信业创造几乎无限的需求。希望从这些蓝色的芯片中获取更多利润的欲望驱使他们走向破产的边缘。

“全球金融市场变得更加依赖于这种资金的注入。将近一半的欧洲银行在1999年向电信公司提供了贷款。据Moody氏信用所估计，在经济繁荣顶峰期间大约80%的美国市场上高产的，或者说”垃圾“债券是电信运营商发行的。在经济繁荣期间历史上最大的10起合并案中有5起是和电信公司有关的。”

这些资金造成的不朽遗产就是所谓“带宽”——传输数据的能力和通讯网络的所有基础原材料。这种过剩是这样的巨大，以至于即使世界上60亿人口在一年时间里连续不断的打电话，他们的语言数据几个小时之内就可以传输完。

文章继续指出，电信泡沫的破灭影响到多方面。电信业拖欠了总共600亿美元的贷款，造成了上千家投资银行的呆账，设备供应商和相关工业领域削减了超过300000个工作岗位。

所有的电信运营商和生产商的股票市值从2000年3月的顶峰6.3万亿美元已经总共减少了3.8万亿美元。而所有的亚洲国家在90年代末亚洲金融危机期间股票市值总共也不过减少了8130亿美元。(DanRoberts，“对万亿美元级废物的美好期望”，金融时报，2001年9月4日)

这只是对世界经济普遍的资本过度积聚的一个最生动的描述。早在1999年2月，英国杂志《经济学家》就警告说“由于生产能力过大”，世界“充斥着计算机芯片、钢铁、汽车、纺织品和化工产品的过剩生产能力。”它总结说，世界工业生产能力和实际使用能力之间的巨大差额已经接近30年代以来的最高水平。

这种情绪在国际清算银行的1999年6月发表的年度报告中体现出来：“很多国家和部门的过剩生产能力将继续成为对金融稳定的严重威胁。如果不有序的削减过剩的生产能力，资本的回报率将继续令人失望，这将对消费信心和投资支出造成潜在的削弱性和长期的影响。而且，推动资本扩张的机构的偿付能力将变成越来越成问题。”

你可以继续列举标志世界经济衰退和收缩趋势程度的各种指标。我们还要对所谓“新经济”扩大的利润提出质疑。最新的数据表明，利润(作为收入的一部分)在1997年之后是一直下降的。Enron的破产只是“新经济”的一个例子罢了。

世界经济危机范文篇2

一、竞争激烈导致经济危机

在西方经济学词典中，没有一个词比竞争更好的了。完全竞争的市场是最有效率的市场，可以实现帕累托最优，可以最大限度地满足人们的经济需要。在这一视野中，供给自动产生需求，或者说供给和需求自动平衡，经济像一架精密的机器运行良好，不会产生经济危机。

然而，事实上，竞争恰恰是危机的来源。历史上每一次经济危机的酝酿、爆发和解决过程，都是主导产业投资过度，竞争激化，以致主导产业原材料成本上升，产品价格下跌，利润萎缩，大量企业破产倒闭，酿成危机。而随着企业大量破产，加以新的主导产业的出现，或新的市场的开发，市场重新供不应求，同业竞争缓和，经济危机才能得以解决。

竞争的核心是追逐个人利益最大化的个人或企业争夺同一资源。在亚当·斯密开创的经济学中，追逐个人利益最大化将自动导致社会利益最大化。然而，在争夺同一资源如目标市场、待分配利润、原材料等的竞争中，一方利益的最大化便是另一方利益的最小化，换成戏剧性的语言便是“你死我活”。因此，竞争也可以看作是战争的日常化。我们知道，战争最激烈的时候是双方人员伤亡和武器损失最大的时候，相似地，竞争最激烈的时候是各方利润大量萎缩，企业大量破产倒闭的时候。然后优胜劣汰，在大量资源被浪费掉以后，剩余资源才被配置到竞争力最强而且最善于运用竞争谋略的企业或个人手中，该产业将形成相对垄断格局。由于相对垄断，企业的利润率上升，生产规模进一步扩大，招工人数增加，并吸引新的竞争者来抢夺垄断利润，该产业将再一次出现生产过剩，竞争再度激化，产业再度陷入危机。就这样，每一次危机结束，垄断程度都将上升，垄断范围都将扩大。事实上，二百多年经济竞争的结果，是《财富》杂志500强在世界范围内垄断了煤、石油、钢铁、汽车、飞机、船舶、化工、机床、发电设备、半导体、计算机、软件、电信、传媒等各主要行业。最近十多年来，在发达国家出现了所谓强强联合的大?婺＜娌⒊保园钢?500亿美元的美国在线购并时代华纳案为最高峰。

值得注意的是，一个产业陷入危机并不意味着全局的经济危机，反过来，全局经济危机也不意味着任何一个产业都陷入危机。但是，一旦经济增长的主导产业，如十九世纪初期的纺织业，十九世纪中后期的铁路，二十世纪初期的汽车、化工，二十世纪后期的半导体和计算机、电信等，陷入危机，则常常意味着全局性的经济危机。那些非主导的产业在某个局部地区陷入危机，例如纽约的旅馆业，或东京某区的餐饮业，即使在经济繁荣时期，也可能因为投资过剩、竞争激化而陷入危机。在经济危机时期，某些新的产业可能在悄悄生长，例如十九世纪七十年代美国铁路危机导致全局经济危机时期，石油工业却由于洛克菲勒完成托拉斯化而利润丰厚。

由此我们不难得出结论，竞争缓和导致经济繁荣，而竞争激化导致经济危机。由于金融业的存在和发展，繁荣会被延长，而危机也会被加剧。在竞争缓和时期，金融业发放大量贷款，扶植新竞争者进入利润丰厚的行业，由此带来相关设备和原材料行业的发展，使就业增长，消费旺盛，从而给利润丰厚的下游产业扩大市场，形成良性循环。随后，由于需求增长跟不上投资扩张，到某一点良性循环就终止，而恶性循环却开始了。企业纷纷打价格战，降低成本，削减工资，从而缩小了市场，为争夺缩小了的市场，只好进一步打价格战，进一步降低成本，削减工资，直至大量企业破产倒闭，陷入全局性经济危机。

二、竞争缓和是二战后黄金时期的原因

二战结束以后直至七十年代初期，西方世界有一个所谓黄金时期。这一时期发达国家作为整体，年均经济增长高达4.4%，是其后二十年(从七十年代初到九十年代初)的年均经济增长率2.2%。这使经济学界产生过很多乐观想法，例如劳资矛盾解决了，经济危机被熨平了甚至是消失了，经济将实现自动和无限的增长。这段黄金时期也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界中引起广泛注意，在中国，人们认为这是生产力发展和资本主义制度自我调节的产物。

然而，从竞争与危机的角度看，这一黄金时期无非是西方各大国经济竞争缓和的表现。众所周知，二战后美国拥有世界50%的生产能力和70%以上的黄金储备，其竞争实力远在欧洲各国和日本之上。1950年美国制造业的劳动生产率为英国的3倍，德国的4倍，是日本的更多倍。美国制成品的生产为西德的6倍，为日本的30倍。美国煤矿的生产率比英国、西德高3-4倍，是法国的7倍。因此，战争刚结束时，美国的政策是利用美国统治的全部优势，为美国资本取得最有利的地位，迫使各国开放市场，接受价廉物美的美国货，摧毁德国、日本、英国、法国、意大利的经济，夺取这些国家对殖民地的统治和影响，从而实现美国独霸西方世界的美梦。为达此目的，美国对盟国援助只用于救急，不是帮助盟国重建生产体系；援助都附有“排除国际商业中的一切歧视待遇的协议”，并且在货币和贸易体系计划中，美国不让各国为平衡支付而限制贸易。最重要的是，美国以防止德、日再次侵略他国为名，制定了拆毁德国、日本军事工业的计划，从根本消灭这两个新兴工业强国的竞争能力。如果这一切都成为现实，则美国将成为新的世界工厂，而欧洲和日本将成为美国的原材料及初级产品加工地，那里的经济需求将无法增长，一个长达二十?嗄甑姆比倨谝簿筒豢赡艹鱿帧?BR>事实上，美国的这一商业野心并没能实现。随着美国商品大量输入各国，随着拆毁德、日两国军事工业的进程的开始，欧洲和日本国内失业工人大量增加，各国共产党势力迅速壮大，美国不得不更弦改张。美国统治精英终于发现，他们的头号敌人是苏联社会主义阵营，而不是欧洲和日本，因此美国对外经济政策发生了一百八十度的变化，变消灭竞争对手为扶植竞争对手。主要措施有三，一是著名的马歇尔计划；二是停止拆毁德国和日本的军事工业；三是允许日元、英镑、马克等货币贬值，例如日元贬值到1美元兑360日元，从而减少美国货对各国市场的冲击，并使各国有能力对美出口。此后，由于朝鲜战争爆发，日本又成为美国军火的前线供应商，发了一笔战争财。这些措施从效果来看，可以一言以蔽之，即美国采取了单方面自由贸易，而允许各国贸易保护的友好态度。此后，欧洲和日本生产能力得以重建，内需扩大，给美国商品提供了更大的市场；欧洲和日本产品输出美国的数量不断增长，但却仍不足以平衡来自美国的进口，美国进出口仍然保持大额顺差，世界经济进入良性循环。

美国之所以能够采取扶植竞争对手的作法，客观上是由于美国工业的竞争力远高于日本和欧洲各国。然而，由于高工资成本和低积累率，美国的优势逐渐在丧失。1955年到1970年间，美国制造业固定资产总额增加了57%，西欧主要国家增加了116%，日本增加约500%。1960年，美国制造业每小时劳动成本约相当于西欧的3倍，日本的10倍。如此巨大的成本差距造成美国外贸顺差不断缩小，黄金储备不断下降。到1971年时，首次出现贸易逆差。美国在世界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比重1955年为36.3%，1960年为33.7%，1965年为31.3%，1970年为30.2%，1975年为24.5%。以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为标志，美国竞争力已经衰落到与欧洲、日本平起平坐的地步，而且其衰落趋势还在进一步发展。

也就是说，为了应对冷战需要，美国做出了重大的战略牺牲，培养了自己的经济竞争对手。然而，恰恰在这一段培养竞争对手的竞争缓和时期，世界经济经历了大繁荣。

三、竞争激化造成世界经济螺旋下降

美元与黄金脱钩的同时便是美元贬值。从那时起，美元和日元的比值从1：360曲线跌至1：120左右，与英镑、德国马克等主要货币的比值也一路下跌。美元贬值一方面使世界各国手中的美元储备购买力降低，能购买的美国货物减少，另一方面则是增强美国商品的出口竞争力，削弱各国对本国市场的保护，并增加向美国出口的难度。同时，美国企业以更大规模、更快速度向海外转移生产基地，降低成本中的工资比例，从而使美国对欧洲和日本的成本劣势得以减轻。第三，美国迫使各国更大程度地开放市场，但与此同时，却用特别301条款加强对本国市场的保护，实行超级贸易保护主义。

这三条措施实际上是七十年代的各国经济停滞膨胀的根本原因。由于采用浮动汇率制，美元贬值引发了一场汇率大战，日元、马克、英镑争相贬值，造成难以抑制的通货膨胀；同时，由于美国实行超级贸易保护主义，各国对美出口减少，而进口增加，经济增长自然放慢；美国的处境则是略有改善，贸易逆差增长放慢而己。第三，不仅美国，而且日本、欧洲各国都竞相将生产基地转移到第三世界国家，造成国内外需求萎缩，这是最具破坏性的。当美国将汽车生产线转移到墨西哥时，本国失去一个30000美元的工作岗位，而墨西哥增加一个3000美元的工作岗位。27000美元成为汽车公司的收益，该收益将用来降低车价，增加高级雇员薪水，增加企业利润。由于工资是消费需求的来源，而利润则是投资的来源，就世界范围而言，需求减少了，投资却增加了，竞争变得更加激烈了。就墨西哥而言，得到一个3000美元的工作机会似乎是好事，然而美国通用汽车公司的技术和品牌加墨西哥的工资，可以使墨西哥本国汽车业破产，使墨西哥的需求不是增长而是萎缩。

从理论上说，如果没有新的产业革命，随着美、日、欧三大经济区域的竞争越来越激烈，滞胀将持续下去，直至各国企业大量破产，演变成世界经济大萧条为止。但是，有一个办法可以使大萧条推迟到来，那就是寅吃卯粮，赤字消费。

从里根上台起，美国一方面减税以提高企业国际竞争力，一方面又扩大军备以增强内需。这一增一减所造成的财政赤字由发行高利率的国债来补偿，使里根任内美国国债大规模增加，形成八十年代的“赤字繁荣”。布什总统萧规曹随，继续赤字财政。到1994时，美国政府债务即高达4.6万亿美元，每年仅支付国债利息就需要3000亿美元。这还仅仅是狭义债务。如果算上由联邦政府担保的广义债务，则债务数量更加惊人。政府债台高筑的同时，公司债务和个人信贷消费的数额也不断膨胀。1980年，全美工商企业负债总额还只有1.4万亿美元，到1991年3月，已达3.5万亿美元。同期，全国居民负债总额从1.4万亿美元上升到4.1万亿美元。九十年代以来，美国的各项负债继续上升，截止到2001年第一季度为止，美国政府、企业和居民负债总额已高达31.6万亿美元，是国民生产总值的三倍，其中政府债务7.08万亿，企业债务15.18万亿，居民债务7.23万亿。不仅美国如此，日本以及欧洲各国都债台高筑。日本国债已高达国民生产总值的130%，企业和居民负债也数额惊人，特别是银行及其他金融机构的负债，已经达到使日本金融体系全面崩溃的地步。欧洲各国的政府债务比美、日都少，因为马斯特里赫特条约规定各国总负债不得??0%，其代价是欧洲失业率居高不下，经济增长缓慢。但欧洲企业和居民的负债却不低。例如，在九十年代后期的电信投资热潮中，银行向电信企业发放了数千亿美元的贷款，据英国《金融时报》的消息，这些贷款只有1%能够收回。

在发达国家债务惊人的同时，发展中国家的债务也在继续上升。从1982年墨西哥金融危机以来，发展中国家已经多次爆发大规模的金融和经济危机危机。墨西哥、巴西、东亚、俄罗斯、土耳其、阿根廷这些被西方国家视为经济自由化模范生的国家一个个在金融危机中倒下，被迫接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结构调整方案，出售国家的土地、矿产、电信、铁路等有垄断利润的主权性资产，紧缩财政开支，削减福利措施，使人民的生活水平大幅度下降。至于撒哈拉以南非洲各国，早已被视为第四世界，除了饥荒、战乱的消息，已经没有什么能引起外界的兴趣了。1987年时，第三世界债务总额升至10000亿美元，约占第三世界国民生产总值的5%，各国经济增长几乎全部被债务本息吸干。然而到1996年时，这一债务总额不但没有缩小，反而进一步增长至将近20000亿美元。

如果说，无论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国家、企业、居民的债务都已高得惊人的话，那么谁是债权人呢？债权人是一小部分控制垄断企业和金融机构的大财团。换言之，八十年代以来的发展是这一小撮大财团发放贷款，维持了微弱的世界需求增长，使本来可能于八十年代初期、最晚九十年代初期就爆发的世界经济大萧条得以拖延至今。

九十年代初期美国和世界经济的衰退已经十分严重。从1987年股市大暴跌开始，美国经济就走下坡路，至1990年正式进入衰退，企业破产倒闭的数量不断扩大，失业率不断上升，几经反复，于1993年第二季度才出现强劲回升，开始所谓九十年代的新经济繁荣。然而美国九十年代繁荣的国际背景却十分暗淡，欧洲低速增长，日本零增长，中南美洲、东南亚经济危机，前苏东地区国民生产总值大幅度降低。在这个全球经济互动十分密切的时代，美国经济何以能一枝独秀呢？难道美国的国际竞争力重新恢复了吗？事实并非如此。伴随着美国新经济的是贸易账户和资本账户的巨额逆差。贸易逆差在1999年高达3389亿美元，2001年更将高达4500亿美元。与此同时，则是日本、欧洲、中国、俄罗斯及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巨额资金流入美国。日本的零利率政策不但没有启动国内投资，反而促使其流向高利率的美国追逐高额利息。欧洲经济的低增长也使欧洲金融投机家把资金注入美国。经济总量只及美国十分之一的中国所购买的美国国债就有800亿美元，俄罗斯经济垮台后大量资金也涌入美国。据估计，仅1997年金融风暴后，从东南亚地区流入美国的资金就高达8000亿美元。

这就形成一个奇怪的循环，各国出口赚美国人的钱，然后又购买美国股票和债券，借钱给美国人花，美国人花钱又支撑了美国和各国经济的增长。美元源源不断流向世界，世界又把美元送回美国的债市和股市。如此恶性循环，美国的债务越来越多，贸易逆差越来越大，世界经济的总需求越来越低迷，股市却越来越高。这一循环的唯一可能结果就是一场世界经济大萧条。由于这场大萧条八十年代初和九十年代初两次被推迟，一切可用的财政和金融手段都已用尽，其烈度将超过上个世纪三十年代。与三十年代不一样的是，这回再也没有财政和金融手段可以施展了。

四、全球化为国际经济竞争的加速激化铺平了道路

七十年代美国应对竞争力相对衰落和经济滞胀的三大措施意味着新自由主义的崛起，也意味着所谓全球化时代的到来。为了灵活地运用美元的贬值和升值，这就需要资本流动自由化；为了顺利转移生产基地，需要第三世界各国的配合，这就有投资自由化；为了加强美国商品的出口，这就有贸易自由化。这是七十年代以来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三大支柱。

资本流动自由化使国与国之间的竞争就不再局限于技术、成本的竞争。一国汇率贬值意味着该国的全部商品对外出口竞争力增强，各国货币竞相贬值则意味着国际竞争空前激烈。不仅如此，资本流动自由化还使一国调控经济的货币杠杆失灵，使国家的货币主权受到严重威胁。资本流动自由化还有一个加严重的后果，就是使世界市场需求萎缩。1966年美国的全部外汇交易额中，商品进出口额所占的比例为80%以上，采用“浮动汇率”制度近三十年后，这一比例降到了1-2%。这意味着大量资本停留在外汇市场，投入实际生产的资本下降，投资需求萎缩。

由于投资自由化，跨国资本在全世界范围内寻求最低成本、最低税收，迫使各国争相向跨国公司减让税收、压制劳工运动、减低工资。发达国家的工人面临工厂关闭、转移的威胁，被迫接受资方裁减员工、降低工资、增加工作量的要求，而发展中国家的民族工业则在跨国公司的打击下大量破产倒闭。其结果则是世界市场的消费需求萎缩。

由于贸易自由化，各国中小企业和农业跨国界相互竞争，价格不断下降，工资成本不断被压缩，大量缺乏国际竞争力的企业纷纷倒闭，造成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进一步萎缩。

因此，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既是发达国家国际竞争激化的产物，反过来又系统地加剧了国际竞争，为国际竞争的空前激化铺平了道路，一步步将世界经济推向大萧条。

但是，这是否意味着全球化是自然而然的过程呢？从以上分析中不难看到，全球化是以各国跨国公司为动力，以美国为主导，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关税与贸易总协定/世界贸易组织和世界银行为组织实施者，以新自由主义为旗帜，国际政界、商界、学界精英共谋的人为过程。所谓华盛顿共识即是共谋存在的证据。

人们常常混淆市场经济与新自由主义的关系，以为一国范围内无障碍市场经济行得通，国际范围内的无障碍市场经济也应该行得通。然而一国范围内的市场经济成功的前提是政治上的一人一票可以制约经济上的一钱一票，使该国的地区差距与贫富差距得以有效调节，有足够的财政资金建设道路、桥梁、港口、机场，能实施内在协调一致的经济和民事、刑事法律，并且可以用凯恩斯主义的财政与货币政策调节经济周期。失去这一前提，市场经济将带来两极分化，假冒伪劣盛行（劣币驱逐良币），经济动荡，秩序混乱，以致社会无法存在下去。在缺乏一个由全世界人民投票选举的世界政府的前提下，在跨国公司不受民主力量制约的前提下，拆除各国对本国经济的保护，取消各国的经济主权，听任弱肉强食的经济逻辑无障碍通行，只能导致世界范围的两极分化和社会动荡。

五、结束语

有可能使这场危机程度减轻或时间缩短的可能因素是新一轮产业革命。然而，在上个世纪最后二十年，电信、互联网、计算机和软件业革命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已经释放完毕，并在互联网泡沫的破灭中转化为危机因素。生物和医药技术似乎是新一轮产业革命的源泉，但是由于该项技术高度垄断，既不能迅速扩散形成投资繁荣，又不能产生类似铁路带动钢铁、机车、煤炭业那样的连锁反应，反而会加速财富向这些生物、医药公司集中，难以成为经济增长的火车头。新能源开发是不是有可能担负起此重任呢？如此新能源开发在经济上有利可图，一定是石油供应发生严重短缺之时，而后者常常意味着加剧经济危机。

世界经济危机范文篇3

关键词：世界经济危机；大学英语课程改革；人才培养模式

大学英语教学是高等教育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大学英语课程是大学生的一门必修的基础课程，大学英语教育担当着责无旁贷的高素质人才培养重任。当前的世界经济危机，给世界各国乃至全球经济流通领域各个方面所带来的负面影响都是显而易见、不容小觑的，英语作为国际通用语言之一，在经济全球化中的地位与作用不言而喻，其在我国高等教育课程中也一直占据重要席位，因此，世界经济危机到来时，大学英语教育不可避免地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面对世界性的经济巨变，大学英语课程改革当获得何种启示?又该如何应对?本文试图抛砖引玉，就此进行粗略探讨。

一、世界经济危机对大学英语课程改革的冲击

我国大学英语课程改革经历了摸索与建构阶段，正不断走向成熟与完善。而当前世界经济危机的燎原之势，给大学英语课程改革当头一棒，带来了令人扼腕的巨大冲击。这种冲击具体转化为大学英语课程改革所承受的国际与国内两个方面的压力。

(一)国际压力。21世纪，我国高等教育呈现出国际化、大学功能一体化、信息合作化、学科交叉化的总体趋势。大学英语课程教学应该重新审视教育发展过程中的成败，整合各类教育资源，建构以人为本的本科教育，推动大学英语课程体系创新，构建大学英语教育新模式。对人才培养体系进行根本性变革，以培养适应全球经济危机后发展需求的人才。

全球进程不断加快，经济危机后，世界经济会面临一个新的高速发展时期，需要大批具有较高英语应用能力的人才，面对社会发展、国际交流的需求，摆在当前高等教育面前的任务艰巨而迫切，需要我们立足当前，面向未来，为以后局势的变化发展早做准备。教育部把大学英语教学改革作为《高等学校教学质量与教学改革工程》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提出大学英语教学改革的首要任务是利用信息技术和全球经济发展的要求，在继承传统课堂教学优点的基础上改革大学英语课程教学模式，发挥现有多媒体技术在大学英语教学中的优势，提高学生的英语学习积极性和主动陸，搭建一个自主学习、个性化学习和协作学习的平台，突破英语学习局限于课堂和教师的传统做法，使培养出的学生能够在世界经济发展中大显身手、学以致用。

(二)国内压力。当前的大学英语课程教学主要问题，在于大学英语教学仍然以普通基础英语为主要教学内容，不具备实用性和社会交往性及经济发展的需要，课堂教学内容与就业需要关联不大，无法形成学生主动学习的内驱力；教学方法落后、教学模式陈旧、教学硬件落后，很少甚至没有吸收学生的自主性、主体性、实践性；大学英语师资力量薄弱、结构单一，教师大多出自英语专业，行业实践经验不足；教师和学生都无法从宏观上充分看到英语学习的即时价值和意义，把语言学习和社会、经济发展剥离开来。

其实大学英语课程改革只是促进社会发展的一种手段，大学英语课程改革主要目的是要培养大批适应现代信息技术高速发展的人才，造就合格的21世纪公民，充分适应社会前进和经济发展，具有较大的抗经济危机性，这也才是我们现在大学英语课程教学改革的最终目的。我们的大学英语课程教学改革，要建立在符合我国国情的基础上，从大学英语教学模式和人才培养模式出发，较好地处理CET和素质教育的关系。

二、大学英语课程改革的常规思路与基本方法

(一)改变人才培养模式。大学英语课程改革首先要从课程设置开始，推行素质教育和社会实用教学，从社会发展和抗经济危机出发，课程由四个级别三种课型变为六个级别九种课型等，增加四级英语后续课程，推进学生进一步提高英语水平，增加高级阅读、高级视听课，目的在于提高学生的英语的综合应用能力；增加英语选修课程，给学生个性发展提供机会和平台，为更好地学学英语打下基础；学校还要定期举办学习方法、考试辅导、背景知识讲座和各项英语竞赛活动，提高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二)多样化培养人才。合理利用高校教学资源，实行分级教学、分类培养。学校通过分级考试，设定三个或五个不同的学习起点和终点的班级，按照每个层次学生的学习需求和实际英语水平编班上课，培养顶尖级水平的英语人才和具有其他专业知识又英语素质过硬的人才。根据不同课型，对班级进行灵活性的拆分与合并，大、中、小课相结合，既节约教师资源，又保证授课质量并充分考虑到学生的接受能力；既加强了优秀教师的辐射力量，提高了培养要求，也给教师开辟了更多的发挥余地。学校从多方面培养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人手，学生提前达到课程基本要求，根据自己的能力和兴趣倾向自由选课，从而拓宽了学生多方面的知识技能，大学还可以自编教材，熔语言、文化、其他学科知识为一炉，满足不同起点的学生要求。

(三)改变学分管理制度。学校引进竞争机制，激发学生内在动力，积极学学英语，鼓励学生向英语更高目标奋斗，达到抗经济危机的水平。可以采用必修、免修和选修等多种方式相结合来完全学分，还要鼓励竞争、允许跳级。凡提前完成课程基本要求者，可以用节余课时继续学习四级后续课程。(四)充分利用教师资源。建设一支知识结构和年龄结构合理、锐意进取、团结协作、具有较强教学能力、现代信息技术应用能力和科研能力的师资队伍，充分发挥教师的特长和技能，构建以学习者为中心，以应用能力培养为目标、以现代信息技术为支撑，多媒体课堂教学与网络自主学习相结合的英语学习环境，达到一个教师和环境和谐发展的局面。

三、世界经济危机下有关大学英语课程改革的应对策略

世界经济危机背景下，大学英语课程改革受到了冲击，也得到了启发。大学英语课程改革必须考虑到全球性的经济巨变，大学英语教育培养的人才也必须能够适应全球经济环境的风云变幻。笔者认为，在世界经济危机背景下大学英语课程改革可以采取以下方法和策略。

(一)传统实用方法。从教学大纲、教材建设、三基培养等方面着手对课程改革实施一系列举措，使大学英语课程建设向正规化、科学化方向发展。我们要改变长期使用一套教材的做法，采用多元化教材满足不同类型学生的需求。根据学生的具体成绩，采用不同的教材，甚至可以是自编教材，也可以把《大学英语》《新编大学英语》《新视野大学英语》《新版大学英语》等教材的优点全部集中，还可以鼓励教师尽可能使用网络和多媒体技术，寻找一些更实用的教学资料，跟上时展的要求。进一步深化分级教学，有重点地培养英语水平突出的学生。

重视师资队伍建设，坚持新教师岗前培训，实行新老教师一对一“传、帮、带”，使新教师尽快适应工作岗位，还要不断提高在职岗位教师的业务素质和理论素养，定期派遣教师到上海、北京、杭州、西安等地参加出版社举办的教材教法培训班，聆听专家的讲课和讲座。

全校积极营造英语学习氛围，设立英语角、英语广播电台，举办英语听力竞赛、英语演讲比赛、英语写作比赛等，活跃校园气氛，激发学生学习英语的积极性。

(二)探索创新方法。面对不同层次的学生，教师要坚持分级、分类指导，在重视学生基础知识学习的同时，要求学生打下扎实的语言基本功，严格培养学生的英语交际能力，适应经济危机时期及以后社会对语言能力的要求。要积极挖掘学生的英语潜力，根据实际情况，制定多种培养方向，在学习兴趣上下功夫，找到学生的兴奋点，让学生认识到自己的潜能和优势，提高学习的自信心、积极性和主动性。

(三)适应环境方法。现在是全球经济危机时期，经济社会环境发生了极大变化，“毕业就会就业”已是昔日美景，面对当前就业艰难的压力，将来的日子里激烈残酷的竞争是在所难免的。等到渡过经济危机，社会和经济又将面临再次的高速发展，竞争将会更加的白热化。大学毕业生必须具备的能力不仅要能够对抗经济危机，还要能够对抗经济发展。

要求拥有英语水平突出的交际能力将是现在和未来就业的明确走势。大学英语必须增开语音课程，学生要掌握语音知识，把握读音规则，既方便记忆单词又有助英语表达。学生发音准确，对开口说英语有很大的激励作用，从而进一步提高口语表达能力和听力辨音能力。增开翻译和阅读课程，培养译语意识，遵循译语表达习惯，排除母语干扰。开设英语报刊阅读课程来辅助英语教学新模式，使其更加符合学习者的心理，促进教学质量。引进新闻英语，激发学生听广播、看报刊的兴趣，开阔学生眼界和心胸，有助于学生立足中国、放眼世界。

世界经济危机范文篇4

【正文】

增长减速

为了说明发达资本主义的增长出现了什么情况，我们来看看美国在整个“二战”后时期国内生产总值的变化。最初的20年，美国全部商品和服务生产的平均增长率基本相同。但1980-2000年间的增长率与1950-1970年间的增长率相比，明显放慢。减慢的意义可以从这样的事实看出来：如果1950-1970年的增长率不持续地减退，那么美国经济在2000年将比其实际水平高出大约20%。

这种显著的放慢也是伴随着技术的重大飞跃（所谓“新经济”）和提高了在第三世界的剥削的全球化的扩大而发生的。像计算机、因特网等信息技术的进步，即使考虑它们对办公室工作和库存管理等的所有影响，也仍未提供资本主义维持较高增长率所必需的重大刺激。信息技术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还未接近主导了20世纪大部分经济史的以汽车为中心的地面交通体系的发展所带来的长时间的刺激效果。

尽管有停滞趋势，但核心国家的资本确实从近几十年的全球化趋势中获得了巨额利润。但是在第三世界，情形并非如此，这可以从以下三点看出：(1)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一般工业国的增长率普遍下降；(2)富裕国家对初级产品需求的快速增长对于刚经历非殖民化的穷国的较大增长作出了贡献；(3)然而，不平等交换和欠发展的进一步恶化等状况很快抓住了这些贫穷国家。它们中的很多采取了由北方鼓励的战略：增加制造业出口（由寻求低工资劳动力的多国公司所促进，并由寻找新的贷款市场的外国银行融资）。这意味着，越来越多的经济剩余作为利润和债务利息流向富裕国家。不利的贸易条件、相同市场上日益增加的竞争和核心经济体的增长放缓，共同导致了第三世界的债务危机和增长率的决定性下降，同时很多贫穷国家出现负增长。

因而第三世界国家除少数例外在增长率上遭受了20年的严重下降，而且很多国家降到零以下。现在，随着一个新时期的全球增长减慢，它们的状况已从严重发展到严峻了，这可以以阿根廷的深重经济危机和最大的外债拖欠为证。美国著名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在2000年的《萧条经济学的回归》一书中写到，使金融不稳特别是威胁欠发达国家的潜在问题还没有消失，1995年墨西哥和1997-1998年亚洲的金融／外债危机很可能是三幕剧的前两幕。2001-2002年围绕阿根廷比索的灾难很清楚地代表了第三幕的开始，——但是该剧的剩下部分如何展开，我们仍不得而知。

资本过剩的趋势

在20世纪90年代的下半期，很多经济学家指出，商业周期已成为过去的事物。“信息时代”的“新经济”如此有效，以致资本家在对当前和未来状况有更确定的了解的情况下，将作出更理性的决定。然而，卡尔·马克思的洞见，即“资本主义生产的真正障碍是资本本身”仍然是真理。经济增长减慢的最通常的原因之一是，投资率趋向于超过最后需求的增长。在经济上升期中，为了满足需求的快速增长和增加市场份额所需要的产出的快速增长导致创造出过剩的生产能力（闲置的工厂和设备）。当需求的增长不能达到设计规划时，公司会出现大量未使用的生产能力和未售出的存货。于是进一步的投资被抑止了，因为面对相当多的过剩生产能力，公司不愿意投资——这有时被称为“资本过剩”。

应当清楚的是，在垄断资本主义条件下，生产能力的过度扩张问题没有真正的解决办法，因为资本不断地面对这一事实：投资的主要障碍是投资本身。尽管投资可能很有用，但是它被它的最后产品市场的最终饱和所限制。每一个大公司在竞争的持续推动下为争取更大的市场份额而斗争，最终使投资的有用贡献转化成为其反面。在这样的环境下，过剩资本在垄断资本主义条件下的任何一次经济减速中都发挥了特殊的突出作用。寻求保护它们利润空间的大企业往往通过减少其生产能力的使用而不是减价（主流经济理论引导人们如此期望）来保护它们的利润空间。

制造业生产能力的使用最高点在1964-1975年的10年间，而最低点在1975-1984年间。初步的数据显示，自1983年以来，2001年是生产能力年平均使用水平最低的（过剩资本水平最高的）。

像上面所指出的，由于公司极不愿意在面对相当数量的过剩生产能力和存货时投资，增长减速是自我强化的。这种情形今天在高科技中，特别是在电信领域特别明显。

生产力万应灵丹

面对增长减速，经济学家经常转向以提高生产力作为万应灵丹。生产一般被认为是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动机，因为它被期待着能作为内在机制运行以推动这一体系的自我扩张。它被设想成这样运行：(1)技术的提升和／或劳动密集程度的提高产生不断增长的劳动生产率；(2)相应的资本剩余的增加被用来降低价格和／或提高工资；(3)其中任一种方式将导致需求增长；(4)需求的增长又成为资本扩大生产的刺激力量。

在1980-2000年间真实发生的事情和这种教条根本不同。从1980年开始价格没有下降，也没有出现可能支持需求的有意义增长的工资增长。植根于实际工资停滞的每小时产出和每小时实际工资之间的鸿沟意味着，从1980年开始从生产力增长中获得的几乎全部好处被资本作为剩余价值剥夺了。制造业部门既没有降低价格，也没有提高工资，以跟上每个工人产出的增长。这（和新的工厂工作的缺乏一起）不能为产出的增长提供有效需求。相反，就业持续地在服务部门扩大，而服务业中的很大部分工作工资极低或者是非全日制的。

日益攀升的债务

债务是资本主义经济的一个通常的、必然的组成部分。它在这些方面发挥作用：推进对外贸易，为季节性产业提供运行资金，补充对私人企业的投资，而且当然也通过国债的方式帮助在税收和支出之间达到平衡。债务也能刺激经济。例如，大多数人没有足够的积蓄购买新房、汽车或居室家具。当以信用卡购买时，没有房产抵押、信用卡贷款就不能发生的经济活动发生了。当资本家贷款建立一座新厂或一个零售店，或一家医院贷款建设一栋新病房楼时，经济最初由建筑中的工作岗位的创造所刺激，后来由新机构中的人员充实和供给所刺激。

债务作用的重大变化发生在1980-2000年间，正是在这一时期，国内生产总值(GDP)的增长决定性地减速了。从1945年到1980年，全部未偿还债务在GDP中所占比例一直相当稳定。主要和“二战”开支联系的政府债务下降，但相应的别的债务，如公司的、消费者的和金融机构的债务却增长了。甚至在1980年以前，经济相对较快的增长越来越大地依赖私人债务的作用。这种债务刺激消费者购买并推动建立生产能力。但是在1980年之后，未偿还的私人债务的增长以更快的速度飙升。也就是说，它成为保持经济增长的一个越来越重要的因素。到2000年，未偿还私人债务总额是GDP的2.15倍，而全部债务（私人加上政府）达到GDP的3倍。生产性经济现在全部地依赖于如山的债务，这种依靠债务而维持的经济生命需要越来越多的债务。

而且金融部门持有总债务的越来越大部分。这里我们又一次将1980年看作经济变化的一个关键点。从1945年到1980年，金融债务占GDP的百分比增加了20%。在以后的20年中，它上升了70%。单单金融部门的未偿还债务总额现在几乎占GDP的90%，并且占非政府未偿还债务总额的35%。

到衰退阶段消费部门债务仍在增长，这是这次衰退迄今为止表现得相对温和的主要原因。尽管十多年来实际工资没有增长、失业率在增加，工人仍力图维持开销。然而要这种情况持续很长时间而不被突然打断是不可能的。在20世纪90年代，美国的家庭债务第一次高于家庭可支配收入。

资本主义

如上所述，服务部门是投资和就业的重大领域之一。另一出路是投机，实际上，这只是的另一个说法。资本主义经济的金融部门不再局限于生产、雇佣和投资的需要的范围之内。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它已变成一个不断增长的自主挣钱形式，这在衍生市场尤其明显。一种金融衍生工具从另一种金融工具衍生出价值。例如，一种金融期货就是在未来某一时刻购买某种其他金融工具比如股票或债券的协定。衍生工具倾向于放大收益和损失。如果一种衍生工具所基于的利率或股价上升了，通过衍生工具获取的利益将飙升。另一方面，如果它所基于的金融资产下降了，那么衍生工具的价值可能骤然跌落。金融价值升降的速度增加了个体参与者的风险，同时也增加了整个金融部门和整个经济的风险。

最近安然公司的破产凸显出衍生市场已变得多么大。圣地亚哥法学院教授弗兰克·帕特诺伊(Frank.Partnoy)说：“不规范的场外交易衍生市场，在20年（有些情形甚至10年）前并不存在，现在却构成了总衍生市场的90%，成兆的美元每天在冒险……安然在1985年创立时仅仅是一个能源公司，但是最后它成为一个胀破肚子的场外衍生交易企业。仅在2000年，它的与场外衍生工具有关的资产和负债上升了5倍多。”

美国公司包括金融机构债务的大规模扩大显然是和这种广泛而日益增长的投机活动相关联的。安然只是这种情形的一个放大的例子。结果是，如果作为基础的经济变衰，或推迟结算日子到来的金融工具新形式没有经常地引进，那么金融结构就越来越摇摇欲坠，越来越易于酿成灾难。

无人知晓这将导向哪种结果。最好的情形是，债务堆积和债务结构日益增加的不稳定性将限制经济从周期性的下滑中摆脱出来。最坏的情形是，一个严重的金融崩溃可能进一步动摇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生产能力过剩和金融不稳定在一个越来越全球化的经济环境中几乎已成为一个普遍现象。《经济学家》杂志2001年8月25日载文说，“这一次全球衰退”和前半个世纪的衰退有如下方面的不同：“和以前衰退不同，这次衰退面更广。例如，1991年‘世界衰退中，美国经济下降，但是日本、德国和新兴的东亚继续繁荣，从而缓和了世界需求的不足。到今天这次衰退还不深，但是它是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最多国家同步发生的衰退。这中间有很大的风险。近些年，通过贸易和投资，经济越来越连为一体……由于美国和日本投资崩溃，这些国家大幅削减从东亚的进口。但是东亚国家脆弱得多的需求导致它们相应地削减不仅从美日而且从欧洲的进口。一个更长时期的美国（和全球）衰退的可能性因此大大地增加了。”

处于体系边缘的穷国在世界经济的普遍危机中受到的伤害将最严重。如前所示，不发达国家在过去20多年中人均经济增长率停滞了（除极少几个例外），这造成越来越严重的经济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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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经济危机范文篇5

对外贸易地理方向又称对外贸易地区分布或国别结构，是指一定时期内各个国家或区域集团在一国对外贸易中所占有的地位，通常以它们在该国进出口总额或进口总额、出口总额中的比重来表示。一国的对外贸易地理方向通常受自然条件、经济发展水平、经济周期、人口与市场、资本流动、经济互补性、国际分工的形式、贸易政策的影响。对外贸易地理方向指明一国出口商品的去向和进口商品的来源，从而反映一国与其他国家或区域集团之间经济贸易联系的程度和一国参与国际分工的格局。

一、2008年我国对外贸易关系发展回顾

(一)金融危机对中国主要出口贸易伙伴关系的影响。

受世界经济危机的影响，我国2008年主要出口市场的排位同2007年相比略有变化，东盟超过韩国成为我第四大出口市场。十大出口市场排位按顺序为欧盟、美国、香港地区、日本、东盟、韩国、俄罗斯、印度、台湾地区、加拿大。尽管欧盟经济出现衰退但实力仍在，我国对欧盟出口仍保持较强的势头，出口增长幅度达到19.5％；对美国出口增幅继续放缓至12.7％，所占比重从2007年的19％降至17％。世界性的金融危机对香港地区经济和台湾省经济均造成了很大冲击，使得该地区进出口加工行业萎缩，我国内地对香港地区和台湾省的出口受到很大的影响，2008年增幅分别为3.4％和10.3％，占总出口的比重比上年下降。日本经济多年来增长低迷，市场需求萎缩，由于受到世界金融危机的影响，日元汇率大幅升值使我国对日本出口的竞争力有所提高，2008年我国对日本的出口增幅达到13.8％，高于2007年的11.4％的增幅；对日本出口首次出现顺差。由于近年来我国和东盟经济一体化建设的加快，我国对东盟国家的出口竞争力大大提高，2008年我国对东盟出口的增幅达到20.7％。由于韩元汇率大幅贬值使得我国出口产品的竞争力增强，2008年我国韩国出口增幅高达31％。作为我国最有发展潜力的出口市场，2008年新兴市场俄罗斯和印度都不同程度地受到金融危机的打击，经济出现萎缩，但需求仍然增长强劲，虽然我国对俄罗斯和印度的出口比2007年的增幅有很大下降，但仍是我国十大出口市场中增幅最大的，增幅分别达到27.4％和31.2％。近年来加元大幅升值使加拿大的经济稳定增长，但是出口竞争力下降，进口萎缩，2008年我国对加拿大出口增幅为12.6％。

(二)金融危机对我国对亚洲贸易关系的影响。

由于历史原因、地缘关系和经济的原因，亚洲国家一直是我国传统的最大的出口市场，在我国对外贸易中占有重要地位，2008年占我国出口的比重超过50％，也是我国贸易逆差的主要来源地。我国政府历来重视发展同亚洲周边国家和地区的贸易关系，为了减缓世界经济衰退对双边的冲击，2008我国同周边国家和地区双边高层往来频繁，加强了合作，特别是中日关系回暖，大大推动了中日经贸关系的发展。我国在亚洲国家和地区的重要贸易伙伴依序为日本、东盟、中国香港、韩国、中国台湾、印度、沙特和阿联酋。近年来由于我国加快了和东盟的自贸区建设，同东盟的贸易迅速发展，东盟在我国对外贸易中占的地位日益重要，2008年东盟超过香港成为我国在亚洲的第二大贸易伙伴。受全球金融危机等因素的影响，2008年东盟经济增长放缓，但东盟大部分国家经济仍保持一定幅度的增长，特别是马来西亚经济增幅达到4.6％；经济的强劲增长，给中国和马来西亚贸易关系迅速发展带来了机遇，马来西亚一跃超过新加坡成为我国在东盟的第一大贸易伙伴。日本、香港地区、韩国和台湾省由于对出口依赖程度较大而受全球经济危机的影响更加严重。2008年我国对日本进出口增幅降为10.4％。由于通过投资把对美国和欧洲的贸易转到我国，日本一直是我国加工贸易进口来源地和贸易逆差来源地，2008年由于我国加工贸易出口及从日本进口增幅均放缓，对日本贸易第一次出现了贸易顺差，顺差额为107亿美元。由于近几年石油价格的上涨，给沙特和阿联酋等中东产油带来了滚滚的财源，也不断改善了沙特和阿联酋的投资环境，2008年沙特和阿联酋经济强劲增长，进出口贸易大幅增加。2008年中国对沙特和阿联酋的贸易增长幅度分别达到64.7％和40.5％，是我国十大贸易伙伴中增幅最大的。

(三)我国对非洲的进出口变化。

在成功举办中非合作论坛两年后，中国政府积极推动和落实中非合作论坛上中国政府所提出的八项举措，中非经贸关系迅速发展，中国已经成为非洲的重要的贸易伙伴，为非洲经济的发展作了重要的贡献。2007年以来世界性的经济危机肆虐蔓延，给发展中国家特别是非洲国家带来了深重的灾难。由于经济结构单一，非洲对西方国家的援助和外资的依赖性强。西方国家忙于应付经济危机，减少了对非洲国家的援助，同时政局的不稳和石油价格的下跌，使外资抽逃，非洲经济发展严重受挫，经济增长放缓。但在中国政府的推动下，中国对非洲的承包工程和投资都大幅增长，带动中非经贸关系稳定增长，2008年中非贸易额首次突破千亿美元大关，达到1068.4亿美元，同比增长45.1％，占我国对外贸易的比重上升至4.2％。我国对非洲的重要贸易伙伴依序是安哥拉、南非、苏丹、埃及、尼日利亚、刚果(布)、利比亚、摩洛哥、赤道几内亚和贝宁。

(四)我国同欧洲的贸易关系。

欧洲是我国在亚洲外最大的贸易来源地，在我国对外贸易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占我国对外贸易的比重达到20％。2008年我国对欧洲的贸易突破5000亿美元，创历史新高。我国对欧洲的主要贸易伙伴依序是德国、俄罗斯、荷兰、英国、法国和意大利。2008年受世界经济危机的影响，欧洲经济出现衰退，但经济实力和基本面是好的，我国对欧洲的贸易保持稳定的增长，增幅达到19.5％。2008年中国和欧盟双方领导人从中欧关系发展大局出发，决定建立中欧经贸高层对话机制，为发展中欧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注入了新动力。欧盟是我国对欧洲最大的贸易伙伴，2008年中国对欧盟的贸易额达到4255.8亿美元，同比增长近20％，占对外贸易的比重为17％。受世界经济危机的牵连，冰岛经济面临支付危机和破产，国内需求萎缩，我国对冰岛的出口仅增长0.8％，进口下降1.2％。独联体是我国的企业走出去的重点地区，2008年受世界经济危机的影响，实体经济受到牵连，区内经济增长放缓，国内通胀率大幅上涨，贸易保护措施加强，中国共遭受5个独联体国家发起的贸易救济调查9起，反倾销调查6起，保障措施调查3起，涉案金额3亿美元。

(五)我国对拉美的贸易关系。

2008年全球其他地区都受经济危机的影响而陷入衰退，唯独拉丁美洲的经济一枝独秀，地区国内生产总值首次突破4万亿美元，外汇储备超过5300亿美元(第三季度末)，地区经济2003年以来连续六年年均增长5％，2007年增长4.6％。拉美一直是中国市场多元化战略的发展重点，是中国资源性产品和能源进口的主要来源地。近年来在中国政府的推动下，中拉经贸合作关系稳步发展，2008年，我国与拉美和加勒比地区国家高层领导人互访频繁，并签署了多项政府间协议和企业合作协议，11月中国政府发表了《中国对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政策文件》，经贸合作是中拉关系未来发展的核心和重点。中拉自贸区的建设进一步加快，大大推动了中拉经贸关系的发展，2008年4月，中国与智利正式签署服务贸易协定；中国与哥斯达黎加间的自由贸易协定谈判已经正式启动；中秘双边已经完成边自由贸易协定谈判，并将于2009年正式签署货物和服务贸易自由化协定。2008年中拉贸易额达到1433.9亿美元，同比增长近40％，中国在拉美的主要贸易伙伴依序为巴西、墨西哥、智利、阿根廷和委内瑞拉。2008年中国对拉美其他国家如巴哈马、厄瓜多尔、乌拉圭、巴拉圭的经贸易关系发展顺利，进出口贸易有较大幅增长。但是对古巴的进出口贸易则由于古巴发生的特大自然灾害的影响下降1.3％，其中出口增长15％，进口下降19％。

(六)我国和北美洲的贸易关系变化。

2008年北美的经济经历了严重的经济衰退，金融危机席卷整个北美洲。随着美国金融危机的加深，经济出现衰退，2008年三季度美国经济出现2001年以来最大幅度的下降，实体经济受到牵连，美国的汽车三巨头面临重组和倒闭，国内消费急剧萎缩，进出口大幅下降。作为美国在北美自贸区的重要伙伴加拿大经济也受到严重的牵连，经济增长放缓，出口减少，国内需求萎缩。2008年中国对北美洲贸易同2007年相比增长进一步放缓，占中国对外贸易比重进一步下降，对美国贸易增长放缓至10.5％，对加拿大放缓至13.8％。随着美国经济危机的加深，预计2009年中国对北美洲贸易增速进一步下降，可能会出现负增长。(七)我国和大洋洲的贸易关系。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波及澳洲，澳大利亚金融体系受到一国际经济合作2009年第6期定程度的冲击，经济增长放缓，2008年第四季度经济下滑0.5％，出现八年来的首次萎缩。中国同澳洲的经济有很强的互补性，中国政府很重视同澳州的贸易关系，加快了同澳州国家的区域经济一体化建设。2008年4月7日中国同新西兰政府签署了自由贸易协定。中国正在加快同澳大利亚进行自贸区建设的谈判。2008年举行了三轮自贸区谈判，在2008年12月举行的第13轮中澳自贸区谈判中双方就FTA框架内容、货物贸易市场准入、专业服务、金融和教育服务、知识产权、投资等问题进行了磋商。2008年中国和澳洲的贸易大幅增长，增幅达到33.3％，占中国对外贸易的比重上升至2.6％，中国同澳大利亚贸易保持高速增长，增幅达到了36％，同新西兰贸易增幅略微放缓。2009年预计中澳经贸关系将保持高速增长。

二、机遇和挑战

(一)世界经济危机带来新一轮产业转移将进一步巩固我国以亚太为中心的贸易格局。

亚太贸易体系目前已经形成，这个体系是使用亚洲的廉价动力和劳动密集型产业，降低生产成本，为亚洲外的市场提供服务。随着中国实力的崛起和经济的转型升级，中国将成为亚洲经济游戏规则的制定者，并且将拥有更大的主动权。受世界金融危机影响，近几年我国对亚洲和北美的贸易增幅低于外贸平均增长幅度，我国对亚洲和北美的贸易占我国对外贸易的比重在下降，我国对拉美的贸易增幅大于对外贸易的平均增长水平，对拉美贸易占比不断增加。尽管2008年我国对亚太地区进出口占我国对外贸易的比重从2005年78％降至77％，其中出口占比从2005年的75.8％降至72.2％，进口占比从2005年的82.2％降至％80％，但由于历史、地缘、传统、投资偏好、我国对外贸易政策的调整和我国在亚太地区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加快等因素，亚太地区不仅仍将是我国对外贸易发展主要地区，而且随着美国、日本、韩国对我国的高新技术的产业转移，我国参与亚太地区的国际分工水平将不断提高和深化，我国的国际地位和影响将进一步提高和扩大。

(二)我国和其他“金砖”国家间的经济关系相互依存度越来越大。任何一国经济环境的变化都会对我国产生影响。

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和经济结构的调整，我国同“金砖”三国的垂直型水平分工将进一步加强。我国每年需要进口大量的能源和矿产品，而巴西印度和俄罗斯则需要从我国进口大量的劳动密集型工业制成品。我国同印度、俄罗斯、巴西的贸易近年悄然增长。2008年我国对印度、俄罗斯和巴西的进出口贸易占我国对外贸易的比重分别为从2005年的1％上升到2％、从2％上升到2.2％和从1％上升到1.9％。近几年国际市场石油和铁矿石价格上涨对我国经济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在巴西的淡水河谷把国际铁矿石价格大幅度提高的同时，印度也通过加征铁矿石出口关税提高了我国进口铁矿石的成本。

(三)作为拉美、非洲和澳洲日益重要的贸易伙伴。我国对其经济的影响将进一步加大。

中国对拉美、非洲和澳洲进出口贸易结构相似，即出口劳动密集型工业制成品，进口矿产品、能源和农产品。2004年，中国已经取代日本成为拉丁美洲的第三大贸易伙伴，中拉贸易在2005年达到500亿美元，2007年跨过了1000亿美元的大关，2008年达到1434亿美元，同2007年相比增长近40％，占中国进出口的比重为5.6％。近几年根据美洲国家发展银行统计，拉丁美洲向中国的出口大幅增长。拉美的一些经济大国如阿根廷、巴西、乌拉圭和巴拉圭对中国的出口占出口总额的比重达到85％。中国是秘鲁和巴西的第二大贸易伙伴，是智利的第三大贸易伙伴，是阿根廷的第四大贸易伙伴。在澳洲，中国日益成为澳大利亚重要的贸易伙伴，中国的进口为澳大利亚的经济增长带来巨大的机遇。在非洲，中国同非洲的经济合作对非洲经济发展的影响日益加大，也已取代了日本成为非洲国家的第二大贸易伙伴。

(四)世界性经济危机后，发达国家在国际分工中将仍然处于主导地位和领先地位。但我国同美国、欧盟和日本之间国际分工层次将得到调整。

进一步广化、深化和合理化。我国对美国、欧盟和日本贸易长期处在贸易不平衡的不正常状况，这对双边经贸关系发展显然是不利的。在经济危机中，双方应加强国际间政策的协调力度，调整产业结构，使双方的分工向广化和和深化发展，朝着有利于双边经济发展的均衡的贸易结构目标发展。我国同美国、欧盟和日本同其他的贸易伙伴关系不一样，由于承接了日本等国国际产业间的一次又一次的转移，我国与美国、欧盟和日太在国际分工中逐渐形成水平型分工，进出口商品结构相似，但价格差别较大，我国对美国、欧盟和日本出口产品价格、附加值和技术含量较低。近几年我国政府推行加工贸易升级换代的政策，将推动我国参与国际分工的层次逐渐提高，但是由于生产力发展水平的落后，我国处于国际分工的低层次的状况将是长期的。

(五)随着中国和拉美、非洲贸易的迅速扩大，贸易不平衡将成为我国与拉美、非洲和周边国家及地区贸易摩擦的主要原因。

随着我国对拉美、非洲和周边国家及地区的投资和贸易迅速增加，其间的贸易不平衡问题将日渐凸显。拉美和非洲国家及地区将逐渐成为我国出口发展的重点地区，占我国对外贸易的比重逐渐上升。拉美、非洲和我国周边市场的消费水平较低，对我国的劳动密集型工业制成品依赖性较强，我国对拉美、非洲的矿产品和能源进口将大幅增加，这种贸易结构将使我国对拉美、非洲的贸易不平衡日益严重，同他们的贸易摩擦会进一步增加。

(六)在西方国家对华贸易政策调整中的贸易保护倾向值得关注。

世界金融危机以来，随着中国在世界政治和经济地位的进一步提高，西方国家政府因国内各党派对中国的态度尖锐对立而经常调整对中国的贸易政策，其对中国贸易政策有时甚至朝不利于我国的贸易保护方向发展。在这场世界性经济危机中，一些西方发达国家已经认识到过去对中国的政策是错误的，调整了对中国的政策，放宽了对华高技术出口限制，希望进一步加强与中国在各个领域的合作，但是迫于压力对中国的政策仍然会有严重的贸易保护主义政策倾向。美国政界人士不断鼓吹中国威胁论，要求其政府在人民币升值、人权和环保等方面对中国政府施压以抑制中国在亚洲日益扩大的影响。美国总统奥巴马曾表示，中国应当改变经济增长政策，减少出口在GDP中的比重，使中美贸易均衡发展。虽然欧盟已经放宽了对中国的高新技术产品的出口限制，但作为一个封闭的市场，为了推进区域经济的发展，维护区域经济的利益，欧盟内部区域贸易保护的倾向会更为严重，排他性更强。由于日本政府近几年调整了对华政策，两国的政治关系回暖，中日经贸关系进入了健康快速发展阶段。但是日本作为美国的盟友仍然会追随美国在知识产权等方面对中国施压，并实施贸易保护政策。

三、建议和对策

(一)坚持“双赢”、“共赢”的合作原则。

我国的全球合作和区域合作的原则是在发展、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实现对我国和贸易伙伴都有利的“双赢”和“共赢”的目标。我国同美国、欧盟和日本的经济关系是相互依存，共同发展的关系，一国经济出现问题，其他国家也会受到牵连。应该转换我国对外贸易的指导思想，运用人民币汇率政策、进口管理手段、利率政策等宏观经济手段鼓国际经济合作2009年第6期励进口，积极解决双边贸易不平衡问题，促进中国同美国、欧盟和日本贸易关系的健康发展。通过引进外资政策的调整和进口体制的改革，同美国、欧盟和日本建立一种和谐发展的新型多层次国际分工体系，美国、欧盟和日本根据各自的比较优势从不同角度对我国出口高技术和设备，而我国则对他们出口符合我国经济发展水平的高技术产品和高附加值劳动密集型产品，各取所需进而带动我国经济的转型和升级。

(二)建立有效的多层次的双边协调机制，加强同发展中国家协调。

我国同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分工是垂直分工，双方在合作中都将得到最大的比较利益，在经济合作中应进行协调合作，实现合作共赢。因此，应建立国家间、中介组织间和企业间的协调机制和通报机制。通过双边政府和民间组织积极有效地进行协调，对产品市场、资源市场和信息市场有效、节约、有秩序地充分开发和利用，发挥彼此的长处，进行更多层次的国际分工。

(三)进一步完善出口市场多元化战略，实施产品市场、国别市场以及投资市场多元化战略。

近年来不仅西方发达国家对华贸易摩擦数量增加而且发展中国家对我国贸易摩擦也呈现上升趋势。我国应该从产生贸易摩擦的原因着手，进一步完善出口市场多元化战略，根据我国经济发展水平，不断调整出口产品结构和出口市场结构，使我国参与国际分工的层次进一步细化，逐步提高我国参与国际市场分工的水平和地位。我们应建立全球贸易市场均衡发展战略，避免过度依赖某些市场某些出口商品，在巩固传统的亚洲和北美市场的同时，大力开拓欧洲、拉美和非洲市场，加强“金砖四国”间、中国和独联体、中国和阿拉伯国家等合作。加强并深化对上述地区和国家的市场调研，完善中介服务，扩大对外经贸往来的广度和深度，推进贸易和投资多元化战略。加大与印度、俄罗斯等新兴发展中经济体区内贸易和投资的比重，开拓具有替代性的进出口市场。大力开发新产品、新技术、节能环保技术，不断提高我国商品市场的占有率。公务员之家

世界经济危机范文篇6

(一)金融危机对中国主要出口贸易伙伴关系的影响。

受世界经济危机的影响，我国2008年主要出口市场的排位同2007年相比略有变化，东盟超过韩国成为我第四大出口市场。十大出口市场排位按顺序为欧盟、美国、香港地区、日本、东盟、韩国、俄罗斯、印度、台湾地区、加拿大。尽管欧盟经济出现衰退但实力仍在，我国对欧盟出口仍保持较强的势头，出口增长幅度达到19.5％；对美国出口增幅继续放缓至12.7％，所占比重从2007年的19％降至17％。世界性的金融危机对香港地区经济和台湾省经济均造成了很大冲击，使得该地区进出口加工行业萎缩，我国内地对香港地区和台湾省的出口受到很大的影响，2008年增幅分别为3.4％和10.3％，占总出口的比重比上年下降。日本经济多年来增长低迷，市场需求萎缩，由于受到世界金融危机的影响，日元汇率大幅升值使我国对日本出口的竞争力有所提高，2008年我国对日本的出口增幅达到13.8％，高于2007年的11.4％的增幅；对日本出口首次出现顺差。由于近年来我国和东盟经济一体化建设的加快，我国对东盟国家的出口竞争力大大提高，2008年我国对东盟出口的增幅达到20.7％。由于韩元汇率大幅贬值使得我国出口产品的竞争力增强，2008年我国韩国出口增幅高达31％。作为我国最有发展潜力的出口市场，2008年新兴市场俄罗斯和印度都不同程度地受到金融危机的打击，经济出现萎缩，但需求仍然增长强劲，虽然我国对俄罗斯和印度的出口比2007年的增幅有很大下降，但仍是我国十大出口市场中增幅最大的，增幅分别达到27.4％和31.2％。近年来加元大幅升值使加拿大的经济稳定增长，但是出口竞争力下降，进口萎缩，2008年我国对加拿大出口增幅为12.6％。

(二)金融危机对我国对亚洲贸易关系的影响。

由于历史原因、地缘关系和经济的原因，亚洲国家一直是我国传统的最大的出口市场，在我国对外贸易中占有重要地位，2008年占我国出口的比重超过50％，也是我国贸易逆差的主要来源地。我国政府历来重视发展同亚洲周边国家和地区的贸易关系，为了减缓世界经济衰退对双边的冲击，2008我国同周边国家和地区双边高层往来频繁，加强了合作，特别是中日关系回暖，大大推动了中日经贸关系的发展。我国在亚洲国家和地区的重要贸易伙伴依序为日本、东盟、中国香港、韩国、中国台湾、印度、沙特和阿联酋。近年来由于我国加快了和东盟的自贸区建设，同东盟的贸易迅速发展，东盟在我国对外贸易中占的地位日益重要，2008年东盟超过香港成为我国在亚洲的第二大贸易伙伴。受全球金融危机等因素的影响，2008年东盟经济增长放缓，但东盟大部分国家经济仍保持一定幅度的增长，特别是马来西亚经济增幅达到4.6％；经济的强劲增长，给中国和马来西亚贸易关系迅速发展带来了机遇，马来西亚一跃超过新加坡成为我国在东盟的第一大贸易伙伴。日本、香港地区、韩国和台湾省由于对出口依赖程度较大而受全球经济危机的影响更加严重。2008年我国对日本进出口增幅降为10.4％。由于通过投资把对美国和欧洲的贸易转到我国，日本一直是我国加工贸易进口来源地和贸易逆差来源地，2008年由于我国加工贸易出口及从日本进口增幅均放缓，对日本贸易第一次出现了贸易顺差，顺差额为107亿美元。由于近几年石油价格的上涨，给沙特和阿联酋等中东产油带来了滚滚的财源，也不断改善了沙特和阿联酋的投资环境，2008年沙特和阿联酋经济强劲增长，进出口贸易大幅增加。2008年中国对沙特和阿联酋的贸易增长幅度分别达到64.7％和40.5％，是我国十大贸易伙伴中增幅最大的。

(三)我国对非洲的进出口变化。

在成功举办中非合作论坛两年后，中国政府积极推动和落实中非合作论坛上中国政府所提出的八项举措，中非经贸关系迅速发展，中国已经成为非洲的重要的贸易伙伴，为非洲经济的发展作了重要的贡献。2007年以来世界性的经济危机肆虐蔓延，给发展中国家特别是非洲国家带来了深重的灾难。由于经济结构单一，非洲对西方国家的援助和外资的依赖性强。西方国家忙于应付经济危机，减少了对非洲国家的援助，同时政局的不稳和石油价格的下跌，使外资抽逃，非洲经济发展严重受挫，经济增长放缓。但在中国政府的推动下，中国对非洲的承包工程和投资都大幅增长，带动中非经贸关系稳定增长，2008年中非贸易额首次突破千亿美元大关，达到1068.4亿美元，同比增长45.1％，占我国对外贸易的比重上升至4.2％。我国对非洲的重要贸易伙伴依序是安哥拉、南非、苏丹、埃及、尼日利亚、刚果(布)、利比亚、摩洛哥、赤道几内亚和贝宁。

(四)我国同欧洲的贸易关系。

欧洲是我国在亚洲外最大的贸易来源地，在我国对外贸易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占我国对外贸易的比重达到20％。2008年我国对欧洲的贸易突破5000亿美元，创历史新高。我国对欧洲的主要贸易伙伴依序是德国、俄罗斯、荷兰、英国、法国和意大利。2008年受世界经济危机的影响，欧洲经济出现衰退，但经济实力和基本面是好的，我国对欧洲的贸易保持稳定的增长，增幅达到19.5％。2008年中国和欧盟双方领导人从中欧关系发展大局出发，决定建立中欧经贸高层对话机制，为发展中欧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注入了新动力。欧盟是我国对欧洲最大的贸易伙伴，2008年中国对欧盟的贸易额达到4255.8亿美元，同比增长近20％，占对外贸易的比重为17％。受世界经济危机的牵连，冰岛经济面临支付危机和破产，国内需求萎缩，我国对冰岛的出口仅增长0.8％，进口下降1.2％。独联体是我国的企业走出去的重点地区，2008年受世界经济危机的影响，实体经济受到牵连，区内经济增长放缓，国内通胀率大幅上涨，贸易保护措施加强，中国共遭受5个独联体国家发起的贸易救济调查9起，反倾销调查6起，保障措施调查3起，涉案金额3亿美元。

(五)我国对拉美的贸易关系。

2008年全球其他地区都受经济危机的影响而陷入衰退，唯独拉丁美洲的经济一枝独秀，地区国内生产总值首次突破4万亿美元，外汇储备超过5300亿美元(第三季度末)，地区经济2003年以来连续六年年均增长5％，2007年增长4.6％。拉美一直是中国市场多元化战略的发展重点，是中国资源性产品和能源进口的主要来源地。近年来在中国政府的推动下，中拉经贸合作关系稳步发展，2008年，我国与拉美和加勒比地区国家高层领导人互访频繁，并签署了多项政府间协议和企业合作协议，11月中国政府发表了《中国对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政策文件》，经贸合作是中拉关系未来发展的核心和重点。中拉自贸区的建设进一步加快，大大推动了中拉经贸关系的发展，2008年4月，中国与智利正式签署服务贸易协定；中国与哥斯达黎加间的自由贸易协定谈判已经正式启动；中秘双边已经完成边自由贸易协定谈判，并将于2009年正式签署货物和服务贸易自由化协定。2008年中拉贸易额达到1433.9亿美元，同比增长近40％，中国在拉美的主要贸易伙伴依序为巴西、墨西哥、智利、阿根廷和委内瑞拉。2008年中国对拉美其他国家如巴哈马、厄瓜多尔、乌拉圭、巴拉圭的经贸易关系发展顺利，进出口贸易有较大幅增长。但是对古巴的进出口贸易则由于古巴发生的特大自然灾害的影响下降1.3％，其中出口增长15％，进口下降19％。

(六)我国和北美洲的贸易关系变化。

2008年北美的经济经历了严重的经济衰退，金融危机席卷整个北美洲。随着美国金融危机的加深，经济出现衰退，2008年三季度美国经济出现2001年以来最大幅度的下降，实体经济受到牵连，美国的汽车三巨头面临重组和倒闭，国内消费急剧萎缩，进出口大幅下降。作为美国在北美自贸区的重要伙伴加拿大经济也受到严重的牵连，经济增长放缓，出口减少，国内需求萎缩。2008年中国对北美洲贸易同2007年相比增长进一步放缓，占中国对外贸易比重进一步下降，对美国贸易增长放缓至10.5％，对加拿大放缓至13.8％。随着美国经济危机的加深，预计2009年中国对北美洲贸易增速进一步下降，可能会出现负增长。(七)我国和大洋洲的贸易关系。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波及澳洲，澳大利亚金融体系受到一国际经济合作2009年第6期定程度的冲击，经济增长放缓，2008年第四季度经济下滑0.5％，出现八年来的首次萎缩。中国同澳洲的经济有很强的互补性，中国政府很重视同澳州的贸易关系，加快了同澳州国家的区域经济一体化建设。2008年4月7日中国同新西兰政府签署了自由贸易协定。中国正在加快同澳大利亚进行自贸区建设的谈判。2008年举行了三轮自贸区谈判，在2008年12月举行的第13轮中澳自贸区谈判中双方就FTA框架内容、货物贸易市场准入、专业服务、金融和教育服务、知识产权、投资等问题进行了磋商。2008年中国和澳洲的贸易大幅增长，增幅达到33.3％，占中国对外贸易的比重上升至2.6％，中国同澳大利亚贸易保持高速增长，增幅达到了36％，同新西兰贸易增幅略微放缓。2009年预计中澳经贸关系将保持高速增长。

二、机遇和挑战

(一)世界经济危机带来新一轮产业转移将进一步巩固我国以亚太为中心的贸易格局。

亚太贸易体系目前已经形成，这个体系是使用亚洲的廉价动力和劳动密集型产业，降低生产成本，为亚洲外的市场提供服务。随着中国实力的崛起和经济的转型升级，中国将成为亚洲经济游戏规则的制定者，并且将拥有更大的主动权。受世界金融危机影响，近几年我国对亚洲和北美的贸易增幅低于外贸平均增长幅度，我国对亚洲和北美的贸易占我国对外贸易的比重在下降，我国对拉美的贸易增幅大于对外贸易的平均增长水平，对拉美贸易占比不断增加。尽管2008年我国对亚太地区进出口占我国对外贸易的比重从2005年78％降至77％，其中出口占比从2005年的75.8％降至72.2％，进口占比从2005年的82.2％降至％80％，但由于历史、地缘、传统、投资偏好、我国对外贸易政策的调整和我国在亚太地区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加快等因素，亚太地区不仅仍将是我国对外贸易发展主要地区，而且随着美国、日本、韩国对我国的高新技术的产业转移，我国参与亚太地区的国际分工水平将不断提高和深化，我国的国际地位和影响将进一步提高和扩大。

(二)我国和其他“金砖”国家间的经济关系相互依存度越来越大。任何一国经济环境的变化都会对我国产生影响。

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和经济结构的调整，我国同“金砖”三国的垂直型水平分工将进一步加强。我国每年需要进口大量的能源和矿产品，而巴西印度和俄罗斯则需要从我国进口大量的劳动密集型工业制成品。我国同印度、俄罗斯、巴西的贸易近年悄然增长。2008年我国对印度、俄罗斯和巴西的进出口贸易占我国对外贸易的比重分别为从2005年的1％上升到2％、从2％上升到2.2％和从1％上升到1.9％。近几年国际市场石油和铁矿石价格上涨对我国经济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在巴西的淡水河谷把国际铁矿石价格大幅度提高的同时，印度也通过加征铁矿石出口关税提高了我国进口铁矿石的成本。

(三)作为拉美、非洲和澳洲日益重要的贸易伙伴。我国对其经济的影响将进一步加大。

中国对拉美、非洲和澳洲进出口贸易结构相似，即出口劳动密集型工业制成品，进口矿产品、能源和农产品。2004年，中国已经取代日本成为拉丁美洲的第三大贸易伙伴，中拉贸易在2005年达到500亿美元，2007年跨过了1000亿美元的大关，2008年达到1434亿美元，同2007年相比增长近40％，占中国进出口的比重为5.6％。近几年根据美洲国家发展银行统计，拉丁美洲向中国的出口大幅增长。拉美的一些经济大国如阿根廷、巴西、乌拉圭和巴拉圭对中国的出口占出口总额的比重达到85％。中国是秘鲁和巴西的第二大贸易伙伴，是智利的第三大贸易伙伴，是阿根廷的第四大贸易伙伴。在澳洲，中国日益成为澳大利亚重要的贸易伙伴，中国的进口为澳大利亚的经济增长带来巨大的机遇。在非洲，中国同非洲的经济合作对非洲经济发展的影响日益加大，也已取代了日本成为非洲国家的第二大贸易伙伴。

(四)世界性经济危机后，发达国家在国际分工中将仍然处于主导地位和领先地位。但我国同美国、欧盟和日本之间国际分工层次将得到调整。进一步广化、深化和合理化。

我国对美国、欧盟和日本贸易长期处在贸易不平衡的不正常状况，这对双边经贸关系发展显然是不利的。在经济危机中，双方应加强国际间政策的协调力度，调整产业结构，使双方的分工向广化和和深化发展，朝着有利于双边经济发展的均衡的贸易结构目标发展。我国同美国、欧盟和日本同其他的贸易伙伴关系不一样，由于承接了日本等国国际产业间的一次又一次的转移，我国与美国、欧盟和日太在国际分工中逐渐形成水平型分工，进出口商品结构相似，但价格差别较大，我国对美国、欧盟和日本出口产品价格、附加值和技术含量较低。近几年我国政府推行加工贸易升级换代的政策，将推动我国参与国际分工的层次逐渐提高，但是由于生产力发展水平的落后，我国处于国际分工的低层次的状况将是长期的。

(五)随着中国和拉美、非洲贸易的迅速扩大，贸易不平衡将成为我国与拉美、非洲和周边国家及地区贸易摩擦的主要原因。

随着我国对拉美、非洲和周边国家及地区的投资和贸易迅速增加，其间的贸易不平衡问题将日渐凸显。拉美和非洲国家及地区将逐渐成为我国出口发展的重点地区，占我国对外贸易的比重逐渐上升。拉美、非洲和我国周边市场的消费水平较低，对我国的劳动密集型工业制成品依赖性较强，我国对拉美、非洲的矿产品和能源进口将大幅增加，这种贸易结构将使我国对拉美、非洲的贸易不平衡日益严重，同他们的贸易摩擦会进一步增加。

(六)在西方国家对华贸易政策调整中的贸易保护倾向值得关注。

世界金融危机以来，随着中国在世界政治和经济地位的进一步提高，西方国家政府因国内各党派对中国的态度尖锐对立而经常调整对中国的贸易政策，其对中国贸易政策有时甚至朝不利于我国的贸易保护方向发展。在这场世界性经济危机中，一些西方发达国家已经认识到过去对中国的政策是错误的，调整了对中国的政策，放宽了对华高技术出口限制，希望进一步加强与中国在各个领域的合作，但是迫于压力对中国的政策仍然会有严重的贸易保护主义政策倾向。美国政界人士不断鼓吹中国威胁论，要求其政府在人民币升值、人权和环保等方面对中国政府施压以抑制中国在亚洲日益扩大的影响。美国总统奥巴马曾表示，中国应当改变经济增长政策，减少出口在GDP中的比重，使中美贸易均衡发展。虽然欧盟已经放宽了对中国的高新技术产品的出口限制，但作为一个封闭的市场，为了推进区域经济的发展，维护区域经济的利益，欧盟内部区域贸易保护的倾向会更为严重，排他性更强。由于日本政府近几年调整了对华政策，两国的政治关系回暖，中日经贸关系进入了健康快速发展阶段。但是日本作为美国的盟友仍然会追随美国在知识产权等方面对中国施压，并实施贸易保护政策。

三、建议和对策

(一)坚持“双赢”、“共赢”的合作原则。

我国的全球合作和区域合作的原则是在发展、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实现对我国和贸易伙伴都有利的“双赢”和“共赢”的目标。我国同美国、欧盟和日本的经济关系是相互依存，共同发展的关系，一国经济出现问题，其他国家也会受到牵连。应该转换我国对外贸易的指导思想，运用人民币汇率政策、进口管理手段、利率政策等宏观经济手段鼓国际经济合作2009年第6期励进口，积极解决双边贸易不平衡问题，促进中国同美国、欧盟和日本贸易关系的健康发展。通过引进外资政策的调整和进口体制的改革，同美国、欧盟和日本建立一种和谐发展的新型多层次国际分工体系，美国、欧盟和日本根据各自的比较优势从不同角度对我国出口高技术和设备，而我国则对他们出口符合我国经济发展水平的高技术产品和高附加值劳动密集型产品，各取所需进而带动我国经济的转型和升级。

(二)建立有效的多层次的双边协调机制，加强同发展中国家协调。

我国同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分工是垂直分工，双方在合作中都将得到最大的比较利益，在经济合作中应进行协调合作，实现合作共赢。因此，应建立国家间、中介组织间和企业间的协调机制和通报机制。通过双边政府和民间组织积极有效地进行协调，对产品市场、资源市场和信息市场有效、节约、有秩序地充分开发和利用，发挥彼此的长处，进行更多层次的国际分工。

(三)进一步完善出口市场多元化战略，实施产品市场、国别市场以及投资市场多元化战略。

近年来不仅西方发达国家对华贸易摩擦数量增加而且发展中国家对我国贸易摩擦也呈现上升趋势。我国应该从产生贸易摩擦的原因着手，进一步完善出口市场多元化战略，根据我国经济发展水平，不断调整出口产品结构和出口市场结构，使我国参与国际分工的层次进一步细化，逐步提高我国参与国际市场分工的水平和地位。我们应建立全球贸易市场均衡发展战略，避免过度依赖某些市场某些出口商品，在巩固传统的亚洲和北美市场的同时，大力开拓欧洲、拉美和非洲市场，加强“金砖四国”间、中国和独联体、中国和阿拉伯国家等合作。加强并深化对上述地区和国家的市场调研，完善中介服务，扩大对外经贸往来的广度和深度，推进贸易和投资多元化战略。加大与印度、俄罗斯等新兴发展中经济体区内贸易和投资的比重，开拓具有替代性的进出口市场。大力开发新产品、新技术、节能环保技术，不断提高我国商品市场的占有率。

世界经济危机范文篇7

1.精心提问，导入新课

要上好历史课，必须重视每节课的开始，用精彩的开篇引起学生对课的兴趣。在教学中教师的“导”是为了学生的“入”。要把学生的注意力从课前状态尽快吸引到课上，教师应当细观察、巧琢磨、精心设问。

例如，讲《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一课，不妨这样设问导入新课。1929年10月24日，是让世界震惊的一天，人们称之为“黑色的星期五”。这一天，以美国纽约华尔街股市崩溃为标志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像火山一样爆发了。纽约股市为什么有这么大的威力，会引发世界经济危机？为什么是股市而不是其他行业的崩溃标志经济危机的爆发？危机爆发后，华尔街成为美国人心目中一切痛苦的根源，你认为这种观点正确吗？现在的学生对股票并不陌生，通过这样层层深入的提问，抓住学生求知的心理，就能引起学生学习的兴趣，从而提高课堂教学的效率。

2.平中见奇，质疑导学

在教学中，有些历史事件若仅就事论事，讲起来就显得枯燥。这就需要教师积极探索，在平淡无奇处质疑，激发兴趣，活跃思维。

例如，在讲清末“新政”和“预备立宪”时，教师可这样质疑：关于清末的“新政”和“预备立宪”，一种观点认为，它完全是一场骗局，应给予否定；也有学者认为，它客观上有利于中国社会的进步和发展。同学们你们对此有哪些看法？请阐述理由。学生的学习兴趣立刻被调动起来，有的学生从客观效果出发，持基本肯定态度；有的从动机和目的出发，持基本否定态度；也有一些学生比较客观，采取“一分为二”的态度，辩证地去看问题。这样，把看似枯燥的内容放到一个新的情境中，让学生进行研究，使原来平淡的内容变得生动，突破了传统思维的求同的定式，培养了学生的求异思维。

3.设疑讨论，启发思维

19世纪德国著名教育家第斯多惠认为：教学基本方法则是一种归纳或诱导的、分析的、回归的、启发式的教学方式。一位坏的教师奉送真理，一位好的教师则教人发现真理。这就是说，教师不仅要传授书本知识，还要在讲授知识的过程中，重视设疑讨论，调动学生的思维活动，促进学生积极探索，勇于创新，设疑讨论。设疑讨论的形式多种多样，教学重点、难点、内容都可以问题化。例如，讲《美国的霸权政策》一节，可以设计这样几个问题：（1）什么是美国的“冷战”政策？（2）“冷战”政策能够实行的原因是什么？（3）“冷战”政策开始实施的标志是什么？（4）美国政府如何推行“冷战”政策？（5）“冷战”政策的实质是什么？对世界格局产生了什么影响？（6）联系1999年5月8日以美国为首的“北约”轰炸我国驻前南斯拉夫大使馆的暴力事件，谈谈对美国霸权政策的认识。通过这一组问题，教师能帮助学生抓住要害，进行分析，提高历史思维能力。

教师也可以利用教材中提供的历史教材层层质疑。例如，讲开罗会议时，可就教材中所载《开罗宣言》原文，设置以下几问：（1）此宣言是在什么时候、什么形势下发表的？（2）宣言中的“三大盟国”是哪三个国家？（3）材料中提到：“制止及处罚日本之侵略”，请问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都侵略了哪些国家和地区？（4）日本怎样窃取“中国领土”？日本所窃取的中国领土是何时归还的？（5）《开罗宣言》中，关于中国领土的声明有何现实意义？使学生的思维不断处在活跃中，培养了学生思维的灵活性。

世界经济危机范文篇8

【论文摘要】当今世界发达资本主义都曾经采取过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和国家干预为主的经济政策，都取得过成功也都出现过问题，实践证明单一的任何一种经济政策都不能有效地解决经济运行中的所有问题，本文回顾了这两种理论的产生和发展过程，证明了只有将两者结合起来才是促进经济发展需要采取的合理经济政策。

自英国古典主义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在1776年3月9日完成了他的经济学著作《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即《国富论》）之后，“自由主义经济”就被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奉为经济运行的金科玉律。他们认为：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会自发地调节供需之间的平衡，市场就是万能的上帝，而政府的角色只应是资本主义的“守夜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这一经济法则之下，经济迅速发展，物质财富急剧增加。马克思当年曾经这样感叹道：“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由于资本主义制度是建立在生产资料私人占有基础之上的，放任自由的经济必然会因其个体生产者的短视而盲目无限制地扩大生产规模。因此在资本主义早期经济蓬勃发展之时，放任自由的经济发展自身所具有的缺陷也就不时的暴露出来，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的频繁发生就是这种缺陷的真实写照。自1825年英国发生第一次经济危机之后，经济危机就像一个幽灵一样困扰着资本主义世界，不仅表现在危机爆发的周期越来越短，而且所产生的破坏性也越来越大。每当经济危机到来之时，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生产停顿，经济滑坡，工人失业，各种矛盾极端尖锐，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处在一片风雨飘摇之中。

在资本主义世界爆发的经济危机中，1929～1933年危机是资本主义历史上最深刻的一次危机。工业生产下降的幅度是之前历次危机所从未有过的，而且，其延续时间也异常持久。以美国为例，由危机时的最低点恢复到危机前水平所需的时间，煤、生铁、钢等都长达四十多个月。因此，1929-1933年危机成为资本主义历史上时间最长的世界经济危机。此外这次危机还导致了资本主义世界信用，货币制度的崩溃。到1933年，美国银行共倒闭11730家，企业倒闭252000家。这场空前剧烈的经济危机，宣告了“自由放任主义”的失灵。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理论从此受到了冷落，市场万能论的声音日渐式微。于是，提出通过加强“国家干预”来刺激经济和保持“充分就业”的凯恩斯主义便应运而生。1936年12月凯恩斯了发表他的著作《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在这本书中他说道，政府不应只是扮演“守夜人”的角色，而应该在经济生活中发挥重要作用。他提出了国家应该积极的干预经济，主张政府应通过调节需求来达到充分就业。在有效需求不足的情况下，扩大政府开支，增加货币供应，实行赤字预算来刺激国民经济活动，以增加国民收入，实现充分就业。应该说，这种主张基本上是符合当时资本主义世界的实际情况的，1933年。新上任的美国总统罗斯福正是接受了凯恩斯的经济理论，在经济生活中加大了国家干预的力度，实行积极的财政和货币政策，才逐渐克服了经济危机的消极影响，使生产得以逐渐恢复。战后，欧洲其他资本主义国家也都对经济进行了国家干预，还通过建立普遍的社会福利制度，缓解了日益紧张的劳资冲突，并且降低了失业率，人民生活水平有了很大提高。以前困扰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危机也没有再次爆发，整个资本主义国家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局面。以美国为例，战后美国工业生产年平均增长率50年代为4.0％，60年代为5.0％。1970年与1950年相比，工业生产增加了1.24倍，其增长速度明显地高于美国两次大战之间时期的速度。国民生产总值也从1945的3552亿美元增加到1960年的5037亿美元，人均收入达1883美元。60年代美国经济继续快速发展，渡过了“繁荣的十年”，1970年国民生产总值增加到9741亿美元，人均收入增长了37.5％，达到了2579美元。在度过了20年的平稳发展之后，国家干预的弊端也逐渐显露了出来。1973年12月至1975年4月，美国再次发生了战后最严重的经济危机。在这次危机中，美国的工业生产下降了13.8％，国民生产总值下降了7.8％，全国失业人口达850万。1975年上半年危机渡过高潮后，美国经济增长速度缓慢，出现了相对停滞的趋势，但同时又出现了通货膨胀的情况。西方经济学界把这种现象称为“滞胀”。20世纪70年代资本主义国家出现的“滞胀”是由于多方面的原因造成的，但根本原因在于战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国家干预的情况下，不断推行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导致大多数国家财政赤字不断扩大。另外，国家不断推行反危机的政策和措施，结果使得经济危机不能充分展开，过剩的生产力和过时的机器设备不能够被有效淘汰，所以生产的潜力不能被充分释放。另外，国家的干预也使得企业自主性降低，企业的生产动能不足，组织和管理效率低下。而传统的凯恩斯主义理论对当时的“滞涨”是无能无力的，因为根据凯恩斯理论，失业和通货膨胀是不能并存的，但当时的情况却是高失业率和高通货膨胀一起发生，凯恩斯主义理论陷入了困境。在这种情况下，自由主义经济思想又重新抬头，曾经一度被忽视的市场作用又被重新提起。不过西方经济学家也认识到，单纯靠自由放任的市场调节，是绝对不可能处理好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的，必须要将国家干预的宏观调控和市场配置资源的微观调节有机的结合起来，只有这样，才能使经济长期平稳地运行。因此，一种试图糅合这两种经济思想优点的经济理论——新古典综合经济理论，开始被后来的美国总统所采用，并作为指导国家经济运行的主要经济政策，逐渐使美国经济从“滞涨”的泥潭中摆脱出来，并在20世纪的90年代步入高速发展的阶段，自1991～2001年，创造了经济连续增长10年，年增长率达3.5%的世界上最长的经济持续增长周期的记录。其国内生产总值占世界生产总值的比重也由“1990年的24.2%提高到28.6%”。可见，市场不是万能的，但缺失了市场对资源的有效配置又是不行的。国家干预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完全靠国家干预的弊端也是十分严重的。当前，我国正在致力于建设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市场已经在资源配置的过程中发挥了越来越大的作用。但并不表明有效的国家干预就该在经济领域中完全撤出，必须要将国家干预和市场调节二者巧妙地结合起来，既要发挥我们国家宏观调控的引导作用，又要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方面的微观调节作用。并且广泛吸取国外优秀的经济研究理论成果，走一条独具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发展之路，只有这样，才能避免我国经济产生大的波动，保持经济的持续平稳快速运行，创造出惠及全国人民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最终实现我们目前正致力于建设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美好蓝图。

参考文献

世界经济危机范文篇9

内容提要:本文认为，以往的经济长波理论都不能对1857年以来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长期性波动特征进行完整描述或给予正确解释。本文在马克思《资本论》的基础上，结合大量历史资料和国内外有关经济长波的著作，通过对四种具有内在一致性规律的波动的解析，试图描绘出一幅周期为50年的世界经济波动图卷，进而对世界经济前景进行预测。

关键词：经济危机经济长波经济预测

一．经济长波研究综述

经济长波通常是指经济发展过程中存在的大约周期50年的波动。1925年，原苏联经济学家尼古拉•康德拉季耶夫（NikolaiD.Kondratieff）在其著作《经济生活中的长期波动》中，运用英国、法国、美国和德国等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价格、利率、进口额、出口额、煤炭和生铁产量等时序资料对经济发展中存在的波动现象进行实证研究，最早系统而明确地提出在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过程中存在着长度为48-60年、平均约50年的周期性波动，他认为固定资本的更新是经济长波产生的原因。在此之后，许多经济学家都对现实经济中是否存在长波进行证实与检验，并定性分析经济长波产生的原理。在实证上，最著名的要数麻省理工学院福雷斯特（Forrester）教授所主持的美国系统动力学模型。该模型模拟结果表明经济活动中确实存在着一种交替出现的波动，间隔时间大约是50年，包括10年萧条期，30年技术创新和活跃的资本投资期，以及10年经济不稳定期。福雷斯特认为这种50年左右不断重复的上升和下降的经济活动就是康德拉季耶夫经济长波。在定性分析上，影响最大、居于主流的是以熊彼特（JosephA.Schumpeter）、格•门施（G.Mensch）和范•杜因（J.J.vanDuijn）为代表的技术创新理论。美籍奥地利经济学家约瑟夫•阿洛伊斯•熊彼特在其1939年出版的《商业循环》一书中首次提出技术革新是资本主义经济长期波动的主要诱因，熊彼特用技术革新解释经济长波的理论被后人称为长波技术论。以此为基础，形成了现代长波技术论学派，该学派经济学家强调科学技术对经济发展起关键性作用，代表理论有英国克•弗里曼的劳工就业长波论、美国格•门施的长波变形模式论、荷兰范•杜因的创新寿命周期长波论，其共同点是都把基础技术创新看作产生经济长波的根本诱因。除了技术创新长波论以外，国外许多经济学家也从其它角度对长波的形成进行分析。如罗斯托（Rostow）的相对价格长波论，曼德尔（Mandel）的以分析平均利润率为核心的利润率变动长波论。我国对经济长波理论的研究以赵涛为代表，她的《经济长波论—对资本主义世界经济长期波动研究》是目前国内关于经济长波理论的权威著述，下面援引了该书的一些重要内容：

经济学界一般把1640-1660年发生的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看作是资本主义历史期间的起点。而对于长波周期的划分，一般的说，研究经济长波的学者均认为经济长波运动的起点迟于资本主义历史期间的起点，要从英国进入产业革命算起，时间大致为1760年左右。比如，英国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曲线第一次波动从1760年到1830年，第二次从1830年到1880年左右，第三次从1880年到1930年左右，第四次波动从1930年到1980年（以上端点年份为峰值点）。再如，日本一桥大学经济学家篠原三代平认为“世界经济当然不会是对过去历史的简单重演，但我们暂且假定今后的历史进程同过去是一样的”，他对世界经济周期的划分为：1870-1920，1920-1970，1970-2020，各个时间段分界点都处于世界经济发展的顶峰。又如，美国动态系统模型对美国经济长波的划分是：1830年以前，1830-1880，1880-1930，1930-1973（1973年为应用模型的年份，不是该长波的端点）。

二．新理论范式的建立

首先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谈起，本文力图通过对经济危机的研究，创立一种新的模式，来诠释这种发生在资本主义社会、为期约50年的周期性经济波动。《资本论》指出，社会再生产分为简单再生产和扩大再生产，在扩大再生产阶段，社会化大生产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得以放大，生产力、生产关系不相协调，商品生产、商品消费彼此对立，再生产链条发生断裂：生产难以为继（投资不足），销售困难（“惊险的一跳”—失败了），社会信用爆发危机，出现相对生产过剩，经济整体下滑；经济结构在破坏中得以重建，而伴随着能量释放，将开始新的一轮再生产循环（扩大），这就是经济危机。经济危机的爆发，既在一定程度上调和了上一轮再生产过程中的旧有矛盾，又孕育了下一轮再生产过程中的新生矛盾；危机以后的恢复与重建，不仅是向原有经济规模的简单复归，还是经济结构做出调整以后经济规模的超量恢复，是量的扩大与质的提高，而内生的资本追逐利润的冲动，在经济再次实现繁荣以后，马上使其走向对立。从这种意义上说研究经济危机就是研究经济周期。

赵涛指出，经济危机周期是指资本主义再生产（其物质基础是固定资本的更新）的周期，包括危机、萧条、复苏和高涨四个阶段。危机是周期的基本阶段，它标志着上一个周期的终结和下一个周期的开始。经济危机的根本原因在于资本主义制度本身，在于生产社会化与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形式之间的矛盾。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必然要表现为个别企业生产的有组织性和整个社会生产无政府状态之间的矛盾，以及生产无限扩大趋势和群众购买力相对缩小之间的矛盾，因而市场的扩张赶不上生产的扩张。在经济周期循环中发生的经济危机，主要作用是通过危机暴力破坏过剩生产能力。然而赵涛认为长波周期是和经济危机周期不同的周期，资本主义世界经济运动的长波周期（物质基础是劳动工具系统的更新）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部矛盾运动的周期，包括长波上升波，长波下降波，和大危机三个阶段。大危机的根本原因也在于资本主义制度本身（资本主义基本矛盾），但因为生产力达到新水平，原有生产关系过于狭小，一般性经济危机已无法继续调整经济运行，于是爆发大的危机。

本文认为不能割裂经济危机周期与长波周期之间的联系。既然长波周期是由若干个经济危机周期组成的，那么通过对经济危机周期中危机阶段的研究，以各次危机爆发或终止的时点为分界点来研究长波周期，在理论上可行。本文把世界经济看成一个密不可分的整体，用发展的、联系的观点考察波动，以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同期性经济危机为指标，研究长波周期。

三．定性分析下的长波周期

世界上第一次经济危机1825年爆发于英国。此后，随着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的逐渐形成，世界各国经济危机的爆发也逐渐趋同，1857-1858年爆发了第一次世界性经济危机。由于1857年之前的世界经济正处于发展与趋同阶段，波动缺乏同期性，所以本文选取1857年（含）之后的世界经济，以《资本论》为指导，通过对历次危机（参见文后附表和补充资料）的研究，建立起马克思主义世界经济长波体系。1857年以来的世界经济按波动情况可划分为三个长波，长度各为50年，即1857/1858到1907/1908为第一波段，1907/1908到1957/1958为第二波段，1957/1958到2007/2008为第三波段（包含未来年份，不完整）。如此划分得到的世界经济长波具有以下特征：

一．周期中间年份经济危机爆发频繁，持续时间长，能量释放强烈。在1857/1858到1907/1908这一波段中两端点年份分别只爆发了为期一年的经济危机，而1873-1878年危机（以下所谈危机均指世界性经济危机，个别国家个别年份发生的孤立的经济危机不在本文讨论范围之内）持续了6年，是19世纪影响最为强烈的一次经济危机；1873-1893这20年中危机爆发三次，年份累计12年，而1857-1873这16年中危机只爆发两次，年份累计2年，1893-1908这15年中危机爆发两次，年份累计3年。在1907/1908到1957/1958这一波段中两端点年份分别只爆发了为期一年的经济危机，而1929-1933年危机持续了4年，是20世纪影响最为强烈的一次经济危机；1920-1940这20年中危机爆发三次，年份累计7年，而1907-1920这13年中危机只爆发一次，年份累计1年，1940-1958这18年中危机爆发一次，年份累计1年。在1957/1958到2007/2008这一波段中端点年份1957/1958年只爆发了为期一年的危机，1979-1982年危机持续了3年，是二战以后最为强烈的一次经济危机；1973-1993这20年中危机爆发三次，年份累计8年，而1957-1973这16年中危机爆发一次，年份累计1年，1993-2008这15年中，至今为止，危机爆发一次，年份累计1年（2000/2001）。

二．危机年份具有对称性。在以端点年份为中值的年份两侧危机分布大体对称，危机年份累计大致相同。在1857/1858到1907/1908这一波段中中间年份是1882年，1857-1882年危机年份8年，1882-1908年危机年份9年，其中1957/1958与1907/1908对称，1866/1867与1900/1902大体对称，1873/1878也大体对称于1883/1886和1890/1893。在1907/1908到1957/1958这一波段中中间年份是1932年，以1929/1933大危机为中心，两侧的危机年份也大体相应；但由于一战（1914/1918）和二战（1939/1945）的影响，该经济周期不完整，缺乏足够的或相应的匹配。在1957/1958到2007/2008这一波段中中间年份是1982年，1957-1982年危机年份6年，1982-2008年危机年份4年（目前只发生1990/1993和2000/2001这两次危机），以1979/1982大危机为中心，两侧的危机年份也大体相应。

三．长波周期50年。1857-2007年这150年间，世界经济恰好分成三个波段，前期危机年份加上周期基本等于下期危机年份。比如相邻波段的分界点，从1857/1858到1907/1908再到1957/1958，时间跨度各为50年。但对长波规律而言，时间跨度长达半个世纪，难免受到诸如战争等因素的影响。比如找不到与1866/1867经济危机对应的危机，1890/1893、1900/1902经济危机只能和1990/1993、2000/2001危机对应。此外在1957/1958分界点两侧，各国近似对称的存在着非同步性经济危机。同样在1990/1993经济危机两侧存在两次近乎对称的金融危机，一是1987年全球金融危机，不规则对应1937/1938年经济危机；一是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可以看成是1987年金融危机的延续。

以上表明，确实存在一个统一的世界经济体系，各国之间互相协同，世界经济的发展具有长波特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理论认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是一对辩证关系，它包含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有什么样的生产力就要有什么样的生产关系与之相适应，生产力的性质决定生产关系的性质，生产力的变革决定生产关系的变革；二是生产关系反作用于生产力，这种反作用表现在对生产力的促进和阻碍两个方面。以下本文将引进有关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函数，记作生产力生产关系普适函数，分别求其1-3阶导函数，依次命名为经济繁荣度指标函数、经济增长率指标函数和创新函数，通过定义生产力生产关系普适函数的4阶导数（即创新函数的导数）等于其自身，可以建立经济波动标准方程，求解标准周期，进而扩展出理论中的长波周期。

四．标准周期与长波周期

下面给出第一个函数——生产力生产关系普适函数，记作FC-R（t）=C（t）－R（t），表示生产力随时间变化的函数C（t）与生产关系随时间变化的函数R（t）之差，t是时间变量（单位年），min（FC-R（t））<0表示特定生产能力小于特定生产关系，FC-R（t）=0表示特定生产能力符合特定生产关系，max（FC-R（t））>0表示特定生产能力大于特定生产关系。接下来给出第二个函数——经济繁荣度指标函数（FC-R（t）曲线上各点切线的斜率代表了不同的经济发展状态，斜率越大所代表的世界经济状况越良好），记作FP（t）=（FC-R（t））＇，表示生产力生产关系普适函数对时间t的导函数，也可表示成P（t）=（C（t））＇—（R（t））＇。再给出第三个函数——经济增长率指标函数（FP（t）曲线上各点切线的斜率代表了不同的经济发展速度，斜率越大所代表的世界经济发展的速度也就越快），记作FV（t）=（FP（t））＇，表示经济繁荣度指标函数对时间t的导函数，也可表示成V（t）=（P（t））＇，最后给出第四个函数——创新函数（熊彼特首次提出创新概念，这里借用了这一概念，FV（t）曲线上各点切线的斜率代表了不同的加速度，斜率越大所代表的世界经济发展的潜力也就越大），记作FI（t）=（FV（t））＇，表示经济增长率指标函数对时间t的导函数，也可表示成I（t）=（V（t））＇。定义FI（t）=∫（C（t）—R（t））dt，即创新函数是生产力生产关系普适函数对时间t的积分，也可以表示成FC-R（t）=C（t）—R（t）=（FI（t））＇。叠代得到FC-R（t）=（FC-R（t））（4），这是一个4阶微分方程，特征函数为λ4—1=0，特征根是λ1=1，λ2=-1，λ3=i，λ4=-i，对应的特征解是x1=et，x2=e-t，x3=sin(t)，x4=cos(t),方程的通解为FC-R（t）=c1*et+c2*e-t+c3*sin(t)+c4*cos(t)+c5。因为FC-R（t）是连续函数，FC-R（t）穿越时间轴，在正负值之间不断变化，依据零值定理，FC-R（t）=0有多个解（如果设其周期性有解则更为简化）；不失一般性，选取恰当的初始条件，令c1、c2和c5都为0，剔除趋势变化项和截距项的影响，得到FC-R（t）=a*cos(（t+φ）)，称为经济波动一般方程（这里=1）。

为方便起见，将一般方程标准化为标准方程：令a＝-1，=1，φ＝0，有FC-R（t）=-cos(t)；FP（t）=sin(t)，FV（t）=cos(t)，FI（t）=-sin(t)，标准周期T=2л。在同一坐标下描绘上述4个函数，发现曲线交点在时间轴上的投影(用A2-I2表示)将周期2л等分成8个特征区间。如果令每一个特征区间都恰好包含一个标准周期，周期延宕为16л，大约50年，应设FC-R（t）=8*（FI（t））＇=82*（FV（t））＇＇=83*（FP（t））＇＇＇=84*（FC-R（t））（4），其中8=1/，类似解得FC-R（t）=-cos(0.125t)，FP（t）=sin(0.125t)，FV（t）=cos(0.125t)，FI（t）=-sin(0.125t)，这就是理论上的长波周期。如果令实际周期等于50年（由0.125调整到2л/50，约等于0.12566371），依据前面的划分，初始相位为1857年（=-1857），得到新的正余弦函数（FC-R（t）=-cos(2л（t-1857）/50)，依次类推），在同一坐标下绘出世界经济长波解析简图（如下），其中生产振荡曲线代表新的FC-R（t），景气变化曲线代表新的FP（t），增长波动曲线代表新的FV（t），加速调整曲线代表新的FI（t）。

结合上图，很容易刻画世界经济的长波特征。生产振荡曲线的两个最低点A3（表示1857年以来所有的57/07年时点）与I3（滞后A3约50年）是端点年份，代表min（FC-R（t））<0，既是上一个长波下降的终点也是下一个长波上升的始点，历史数据显示它们是一年期经济危机相位点，世界经济平稳过渡，在这两点生产关系可以最大限度容纳更为先进的生产力；最高点E1唯一（表示1857年以来所有的82/32年时点），代表max（FC-R（t））>0，是当期长波由上升转为下降的转折点，其中A3-E1是长波上升波，E1-I3是长波下降波，在E1点附近世界经济通常会发生剧烈的振荡并爆发严重的经济危机，因为生产力已经最大限度的超过已有的生产关系；C2（表示1857年以来所有的70/20年时点）和G2（表示1857年以来所有的95/45年时点）两点代表FC-R（t）=0，在景气变化曲线上分别对应C1和G3点，C1是世界经济最繁荣点（与篠原三代平对世界经济周期的划分类似），G3是世界经济最萧条点（美国新经济是具体国际环境、战争因素及国内政策综合作用的结果。1989年东欧剧变，1990/1993经济危机及该期间苏联解体，都对世界经济格局造成巨大影响，对美国相对有利；有利因素还包括海湾战争，其意义在于释放美国经济过剩能量，利于美政府发挥引导功能，调整国内经济结构。美国的高速发展看似与其他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不相协调，但就其特殊性而言，并没有改变长波经济的轨迹）。C2-E1-G2是世界经济危机密集段，生产力已经超过生产关系所能容纳的限度，A3-C2和G2-I3是经济危机稀疏段，生产关系可以容纳现有的生产力。

五．世间经济前景展望

如果将1916年、1940年、1950年、1966年以及其他可以根据战争等因素调整的年份视为经济危机在长波周期上的相位，结合相位A3、E1和I3，依据对称规律，可把实际长波周期分成6个长度大约8年（50/6≈8.33）的特征区间。经济危机映射在长波周期上的相位可简写为07/57相位，16/66相位，24/74相位，32/82相位，40/90相位，50/00相位。而理论上长波周期包含8个特征区间，每个区间包含一个标准周期，产生这种差异原因有二：一是实际长波周期和经济危机周期按整数计算，分别是50年和大约8年，理论长波周期和标准周期则是16л年与2л年。一是经济危机周期与标准周期性质不同，标准周期体现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抽象函数关系，经济危机周期体现现实经济周期性能量释放。本轮长波周期将会在2007年结束，下一个长波周期开始于2007年，结束于2057年；未来50年里，2007年、2016年、2024年、2032年、2040年、2050年和2057年都是下一长波的危机相位，预计最严重的危机可能在2032年（E1点）左右爆发，由于2007年是长波周期端点年份，预计世间经济会发生短暂危机（2007-2008为期一年）。

世界经济是一个硕大的分形系统。正如马克思开宗明义，在《资本论》中首先解析商品那样，无论大到跨越国界，还是小到个体之间，相似的经济规律无处不在。虽然从商品中能够抽象出资本主义经济的全部内涵，商品是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全息摄影；但是要描述宏观经济运行状态，只有微观基础还不够，本文运用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透过危机现象研究世界经济长波规律，以期实现对《资本论》内容的补充。由于资本主义制度自身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尽管各国政府都对经济加以干预，但是只能通过国内协调与国际协调，减轻经济危机给社会带来的阵痛，无法阻止经济危机的到来。世界性经济危机只有在对资本主义制度进行根本性调整，社会主义在全球取代资本主义的地位以后才可以真正消除，预计2107-2157年之间，世界将正式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并在2207年以后最终进入社会主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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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经济危机范文篇10

国际金融与经济危机的原因

我国经济学界在研究和探索本次国际金融和经济危机的原因方面取得了一些新的进展。不过对国际金融和经济危机的原因见解不一。有的学者重在研究和探索危机的制度性原因；有的学者既研究制度性原因，也研究非制度性原因；还有的学者在研究和论述体制层等方面的原因。

不少学者探究了导致金融危机发生的制度层面的原因。部分学者认为，当前的国际金融和经济危机虽然呈现出与以往危机不同的特点，但从根本上来说，这次危机并未超出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理论的判断和分析。资本主义内在矛盾是形成危机的深层次原因，而金融资本贪婪和逐利性则是引发危机的直接原因。另有部分学者认为，本次国际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是随着新自由主义的兴起和泛滥一步一步发展的结果，其实质就是由新自由主义私有化的发展所必然产生的生产过剩，而且是跨国移动生产过剩。还有部分学者认为，每一次危机的具体形式各不相同，但危机的根源却是一样的，即危机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在矛盾的产物。新自由主义确实是当前危机的一个重要因素，它使得危机更加深了，但新自由主义不是危机的根源，抛弃新自由主义不能解决危机问题。

有的学者既从制度方面又从经济运行体制等方面论述本次危机的原因。部分学者认为，虽然经济因素确实在金融危机的发生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但诸如政治、制度和监管等非经济因素同样是非常重要而不能忽略的。另有部分学者认为，信息机制在金融危机中的作用十分重要。简单易于理解的金融工具更有利于信息传递和金融稳定，而过于复杂的金融创新则可能在投资者之间形成新的信息不完全，导致投资者的风险识别状态发生系统性改变，最终诱发金融危机。还有部分学者认为，导致经济周期和危机的直接变量是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劳动者收入的增长速度跟不上资本积累的速度→消费需求降低→利润率下降→投资剧降→经济危机。

有的学者从经济周期、收入分配视角等其他视角对本次危机的原因进行了分析。部分学者认为，本次危机是资本主义发达阶段虚拟经济周期运动的内生产物，深层原因在于强势美元格局形成过度消费和虚拟资本膨胀间相互加强的循环，导致虚拟经济对实体经济过度偏离。而美国经济危机最终转化为世界经济危机，则是因为各主要国家之间的经济周期出现了高度的同步性，是它们之间相互叠加共振的结果。另有部分学者认为，美国金融危机的爆发根源于美国经济中软预算约束现象的普遍存在。美国金融危机的生成和传导机制可以描述为：软预算约束→道德风险→金融创新激励→金融创新过度→信贷膨胀→大量呆坏账→加剧金融脆弱性→利率提高和房价下跌时的风险集聚→金融危机。还有部分学者从收入分配的视角对本次危机的原因进行了分析。他们认为，第三波全球化深刻地影响了全球收入分配的格局。在各国之间与各个国家内部，收入的不平等程度在加深。发达国家收入不平等导致了宏观经济的金融化和消费者的债务积累。而新兴工业化国家收入不平等程度的加大压制了国内需求。这些国家或主动或被动地间接地为发达国家的消费者提供债务融资。这种局面本质上就是一种无法持续的全球化。伴随着美国等发达国家房地产泡沫的破灭，美国次贷危机传导到全世界，演变成全球金融危机。

后危机时代国际经济环境变化总体分析

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国际金融危机给世界经济带来了巨大的冲击，国际经济环境出现了一系列新的变化。学者们对此进行了深入的讨论。

部分学者认为，未来世界经济发展缺乏强劲动力。美国和欧洲处于金融危机后的缓慢复苏阶段；其复苏到危机前的快速发展轨道可能性较小。在国际贸易环境方面，发达经济体增长放缓将极大压缩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对外贸易空间。贸易保护主义正在抬头，低碳经济可能成为发达经济体新型贸易壁垒。

部分学者认为，金融危机将促进国际力量格局发生重大变化，新兴经济体成为全球化的重要驱动力；新兴大国经济群体崛起，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主要力量。而中国经济迅速崛起，是引发世界经济增长态势、国际力量格局变迁、国际经济关系调整，以及全球治理架构形成的关键因素。

另有部分学者认为，现有的以美国为主导的全球经济体系特别是国际金融体系，与世界经济发展形势不相适应，并且无力应对全球范围的金融危机。对此，国际社会共同要求改革金融体系，建立新的经济秩序。

还有部分学者指出了后危机时代的另一些新特点，一是新自由主义的思想与改革方案逐渐式微，经济稳定和收入公平分配会得到更多的重视。二是“大政府”取代“大市场”，在经济治理上再次占上风，但美国市场经济模式难以发生实质性变化。三是世界经济增长模式面临调整，全球经济失衡将有所缓解。四是经济全球化将继续深入发展，产业调整转移将出现新变化。

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和欧元区主权债务危机问题

国际货币体系改革。有的学者探讨了现有国际货币体系的缺陷，并指出了未来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方向。

部分学者认为，现行国际货币体系的最根本属性在于无约束的纯信用本位货币特质，当前全球经济失衡问题正是在这种信用货币本位下的储备国道德风险作用集中表现。另有部分学者认为，金融危机后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可能有两种方向：一是各国通力合作创造出超主权的国际货币；二是欧元和人民币不断崛起，与美元形成三足鼎立的多基准货币的新国际货币体系，而第二种的可能性更大。还有部分学者认为，国际货币体系的核心问题是本位货币的选择，一个公平而有效的国际货币体系应该摆脱对单一主权货币的过度依赖，由所有参与国共同管理。

有的学者针对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可能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探讨。

部分学者认为，由于目前美元还是最重要的全球储备货币，短期内美元的坚挺对全世界来说是重要的，贸然采取“激进式”的改革方式只能导致国际货币体系更加混乱。另有部分学者认为，多元化的国际货币体系将有利于国际货币体系稳定性的提高，但是这依赖于国际货币地位的对称性。欧元相比美元实力仍有差距，这使得多元化国际货币结构对国际货币体系稳定效应的发挥受到制约。还有部分学者认为，构建一个稳定的超主权货币体系需要超主权机构的建立。欧元的实践表明，超主权机构优于缺乏强制执行力的外部纪律约束。但欧元区的困境同时表明世界范围内的单一货币联盟只能作为改革的长期目标。短期目标应定位于解决美元主导体系的缺陷，同时强化美国参与改革的意愿。

主权债务危机的原因。部分学者认为，欧元区主权债务危机爆发的根源在于：一是作为主权分离的共同货币区，欧元区缺乏应对国际性大危机的统一政策协调工具。二是欧元区并不满足最优货币区的条件，经济的整合不仅没有产生内生性的趋同，反而出现两极化的离心趋势。

另有部分学者认为，欧元区主权债务危机在本质上是局部的主权债务的信用危机，而并非发达国家的全面的主权债务危机。

还有部分学者认为，欧元区主权债务危机在一定程度上是次贷危机的延续与深化，而国际投机者的推波助澜是欧元区主权债务危机的重要推动因素。此外，经济结构失衡是欧元区主权债务危机的内在原因，欧元区的政策与制度安排是欧元区主权债务危机的制度性根源。

欧元区主权债务危机的国际影响。部分学者认为，希腊及欧元区内其他几个成员国的主权债务危机将会产生系列国际影响：一是欧元区主权债务危机将对欧元作为地区统一货币可持续性提出挑战。二是可能促使欧元区外延性发展进程的节奏放缓。三是给欧洲经济复苏带来了新的不确定性。四是使得欧元对美元的汇率将继续走低。

另有部分学者认为，欧元区主权债务危机将使得金融市场动荡加剧，资本流动更加扑朔迷离。一方面，债务问题将影响市场预期进而放大市场波动幅度。另一方面，国际资本流动将更加紊乱。国际资本频繁在发达经济体和新兴经济体之间来回流动，进一步加剧了全球市场的波动。

还有部分学者分析了欧元区主权债务危机对中国的影响。一方面主权债务危机的爆发可能使得欧元区政府为寻找经济增长点而实施更为强硬的贸易保护政策。这就对中国的对欧出口造成很大影响。另一方面，欧元汇率的走低将影响到我国外汇储备的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