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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经贸范文10篇

时间：2023-03-25 01:13:40

世界经贸

世界经贸范文篇1

1.世界经济、贸易复苏时间延迟、力度减缓，各大国际组织和研究机构纷纷调低预测

2002年第一季度美国GDP实现5.0%增长之后的表现不尽如人意，随后爆发的金融欺骗丑闻和股票市场大幅下跌一度几将美国经济和世界经济复苏的希望消失殆尽。世界经济和贸易在经历了整个20世纪90年代的快速发展，在2000年同时达到高点之后迅速跌入谷底的首要原因是作为世界经济发展火车头的美国经济和另两大经济体——欧元区和日本经济同时出现问题。即使是1997年爆发的金融危机对世界经济和贸易增长的影响也远没有如此严重。最近一段时期以来，各大国际组织和研究机构在新近发表的秋季世界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报告及其他一些场合中纷纷调低了各自对2002年世界经济和贸易增长的预测。例如，联合国将其对2002年和2003年全球GDP增长的预测分别下调了0.1和0.3个百分点，对世界贸易量增长的预测分别下调了0.6和0.1个百分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对2002年全球GDP增长的预测仍维持了春季2.8%的速度，但对美国和欧元区的增长预测分别下调了0.1和0.5个百分点。

总体上看，一般预计世界经济和贸易出现明显复苏将会延迟到2003年中左右。因此今明两年世界经济和贸易增长速度将放缓，这是国际组织和研究机构纷纷调低预测数字的主要原因。

2.世界贸易将随着经济复苏恢复增长，国际市场产品价格上升空间有限，中国在世界贸易份额中的排名继续上升

2001年世界贸易额增长率从2000年的13%迅速下降为-4%，是多年以来的第一个负增长。从各地区的进出口情况看，除转轨经济国家保持增长外，其他地区均出现不同程度的下降，受发达国家需求大幅度下降和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减缓的影响，对外需依赖较强的东亚出口导向型经济体的进出口下降达13%。

2002年全球贸易呈逐步恢复增长态势。美国第二季度的进口重现增长极大促进了其他国家出口的复苏，最新数字显示美国8月份的同比进口增长速度已经上升为7.3%。另一方面，日本出口的恢复增长也对近来日本经济形势的一些变化产生积极影响。在东亚出口导向型经济体当中，除新加坡对外贸易仍然比去年下降之外，其他各国进出口均已恢复增长。总体看来，受上半年国际贸易继续下滑的影响，2002年世界贸易增长速度仍将较低。预计随着世界经济的逐步复苏，2003年将可恢复到一个正常水平。

自1996年以来，以美元计算的国际市场非能源类产品价格持续下跌。至2001年底，制成品的国际市场价格下跌超过20%，而初级产品价格更是下降30%以上。国际市场除石油外的主要产品价格持续下跌的主要原因：一是需求不旺和一些产品，如办公及电子通讯器材生产能力过剩；二是美元持续坚挺；三是全球通胀压力减弱。国际市场产品价格下跌并没有给出口国带来更大收益，相反由于初级产品价格的下跌幅度超过制成品，反而使收益向发达国家转移。

2002年第二季度以来，随着世界经济的缓慢复苏，国际市场主要产品价格有所上升。未来一段时期，伴随着世界贸易增长的复苏，国际市场产品价格将会终止逐年下滑的势头，但是由于供求关系难于迅速调整，以及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迅速调整和国际市场竞争的压力，国际市场主要产品价格上升的空间十分狭小。由于美元汇率变化所带来的价格变化和对供求关系调整带来的影响值得关注。

与2001年以来绝大多数国家和地区国际贸易衰退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中国进出口继续呈现较快增长。根据WTO的统计，2001年中国已成为世界第6大进口和出口国。其中出口超过加拿大，从2000年的第7位上升至第6位；进口则超过意大利和加拿大上升至第6位，占世界进出口的份额也分别从2000年的3.4%和3.9%上升为3.8%和4.3%。由于2002年中国外贸继续加速增长，预计将会超过英国，成为世界第5大出口国。

3.经济复苏程度在地区间存在差异，经济增长的格局出现一些局部性变化

美国经济仍然是世界经济发展的火车头和风向标。由于美国决策当局，特别是美联储适当的宏观经济调控政策，美国经济正在逐步走出2002年2季度以来金融市场丑闻的影响，带动世界经济贸易走向复苏。然而欧元区经济发展的表现却一直没能达到人们自欧元启动以来的乐观预期。尽管欧元区的利率一直保持在较低水平，财政状况稳定，通胀也基本保持在控制水平内，但是由于生产停滞不前，信心不强和支出增长乏力，特别是产业结构调整步伐缓慢使欧元区经济发展始终落后于美国。与之相反，同时作为3大经济体之一的日本经济20世纪90年代以来一直在衰退的边缘苦苦挣扎。尽管目前出现了一些复苏迹象，2003年实现正增长的预期仍需要做出巨大努力。

世界经济复苏在地区间存在差异的同时，经济增长的格局也出现了一些局部性变化。首先是东亚发展中国家（地区）经济增长仍未恢复到1997年金融危机以前的水平。尽管这些经济体的工业化程度较高，逐步进入高速增长阶段的中后期，但新经济，特别是高新技术和信息产业的崛起又为世界经济的发展提供了一个新的机遇。由于这些经济体的规模较小，长期以来所采取的依靠大量外资流入和出口导向型发展战略使得对发达国家的依赖程度较高，国内市场的相对狭小制约了经济增长的潜力。因此，东亚发展中国家能否在信息经济时代继续取得新的经济发展奇迹仍然值得关注。

与此同时，转轨经济国家已经走出了新旧经济体制交替所导致的经济严重衰退时期，经济呈逐步加速增长趋势。20世纪90年代以来，转轨经济国家衰退程度逐步减缓。随着私营经济部门的兴旺发展、外资流入和对外贸易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逐步加强。1999年转轨经济国家实现了稳定的经济增长，2000年增长率达到了6.6%。尽管国际经济环境陷入低谷和内部经济问题依然难于克服，2001年转轨国家经济依然实现了5.0%的增长。作为最大的转轨经济国家，2000年和2001年俄罗斯分别实现了9.0%和5.0%的经济增长，尽管存在着长期以来产业结构不合理、设备老化和技术落后、债务负担严重等一系列问题，但是自普京政府上任之后采取的一系列经济改革措施已经收到成效，俄罗斯经济已步入稳定发展阶段。

伴随着东亚新兴工业化国家经济增长步伐的明显放缓，转轨经济国家由于有着与欧洲工业化国家地理位置接近、文化背景相近等的得天独厚条件，一旦渡过经济发展的困难时期，走上迅速发展的轨道，将对世界经济的格局变化产生影响。

当前世界经济和贸易发展面对的主要问题和挑战

1.投资复苏仍不确定，私人消费增长难于乐观

2002年以来，全球性投资增长缓慢或收缩的局面仍在持续，消费增长难于乐观。首先，经济增长乏力、收入增长缓慢和就业形势严峻使消费者信心受损；其次，金融市场动荡使投资者的资产缩水并影响消费和投资增长；第三，新经济泡沫的破裂不仅使投资者收入预期下降，也使企业的盈利大幅度减少。

投资的迅速增长是支持20世纪90年代以来全球经济，特别是以美国为首的新经济快速发展的主要力量，2001年全球经济增长迅速下降的主要原因也是由于投资出现衰退。因此投资能否实现较快增长对世界经济发展将起决定性的作用。但是从当前形势来看，投资的复苏依然是不确定性的。2002年主要发达国家，如美国、英国、德国和日本等的私人投资仍将为负增长，支持GDP增长的主要因素仍是消费需求增长。但是预计消费需求增长仍将是温和的并低于20世纪90年代的平均水平。尽管目前一般的预测都认为2003年投资需求将明显加速增长，并像20世纪90年代那样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源泉，但能否实现这一预期仍需进一步观察。

2.全球性金融调整与动荡仍在继续

随着美国经济发展速度的放慢和新经济泡沫的破裂，美国股市下跌并导致新一轮的全球性金融调整。

股票市场下跌的背后是国际资本流动的下降与调整。根据联合国贸易发展大会《2002年世界投资报告》的数字，2001年全球外国直接投资比上年大幅下降51%，为7350亿美元，其中美国的外国直接投资流入为1240亿美元，也比2000年的3356亿美元大幅减少。同时，流入美国的国际资本也正在逐步减少对美国股市的新增投入。根据美国财政部的数字，2002年1月～7月，外国投资者购买美国市场公司股票的净值仅为387.31亿美元，为2001年同期水平的44.8%。

国际金融市场的另一个调整是货币汇率的变化。随着美国经济光环的逐渐退色，主要国家货币汇率体系正在发生新的调整。美元兑欧元汇率一度跌至2002年7月19日1欧元兑1.0156美元的低位，欧元正在实现其价值的回归；但是美元兑日元一度升至2002年2月8日的1美元兑134.77日元的高位。近期美元兑日元汇率有所下调，但是仍然处在较高水平。国际货币汇率体系调整的背景是与国际经济发展和股票市场的调整相一致的，也与国际资本的流动格局变化密切相关。然而由于欧元区，特别是日本经济目前仍然困难重重，国际资本无法找到另外一个更安全、投资收益更大的成熟市场，因此国际货币汇率体系动荡仍将继续。

国际经济和金融的另一风险来自拉美。这一地区一些主要国家对国外资金的依赖和自身金融体系的问题是长期以来拉美地区金融危机不断的根源。拉美经济快速发展之后，外债负担日益沉重。上个世纪80年代初第一次拉美债务危机爆发时，该地区的外债总额为3800亿美元，然而经过20多年的经济发展，拉美地区债务总额已达到7516亿美元之巨。这意味着拉美地区每年用于支付外债的资金接近1500亿美元，相当于该地区年外贸收入的30%左右。拉美地区的“债务综合症”并不是一朝一夕感染上的，是其多年来国内外经济环境和经济发展战略决策失误使然，因此也决不可能指望能迅速加以解决。

3.货币政策调整空间有限，对资本市场的影响弱化

2001年美联储连续11次下调联邦基金利率至1.75%，达到近40年来的低点。美联储和格林斯潘运用利率政策工具成功保证了上个世纪90年代美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获得了极大声誉。然而利率继续下调的空间已经非常有限，更重要的是其作用能有多大更值得考虑。美联储的货币政策调控目标是保持经济的稳定增长和物价稳定，从目前情况看执行结果是成功的。但是经济运行中的问题，特别是股市的持续下跌对经济发展的风险不容掉以轻心。以往的利率调整都对投资者信心的恢复和股票市场的稳定起到了重要作用。然而在目前资本流入量大幅下降和低利率水平的情况下，货币政策的作用将会下降。

4.美国“双高”赤字问题：高国际收支经常项目赤字和高财政赤字

美国高国际收支经常项目赤字问题由来已久，2001年经常项目赤字达3934亿美元，外贸逆差更是达到4496亿美元。克林顿政府几经努力于1998年成功消灭财政赤字之后，由于布什上台以来推行大规模减税计划和增加军费开支，于9月30日结束的2002财政年度再次出现1590亿美元赤字。

由于美元作为世界货币的特殊和重要地位，美国的长期“双高”赤字并未给经济带来太大的麻烦，而且其大规模的进口对世界经济发展起到了非常积极的作用。但是也正因为如此，如果长期累积起来的风险在商品、市场和资金的某一链条的断裂上释放出来，影响也将是巨大的。

在可预见的时期之内，美国经济和美元的地位仍然无可替代。尽管一般预计美国的对外贸易和经常项目赤字仍将呈扩大之势，但不至于对美国和世界经济产生较大的负面影响，其前提是美国经济的良好表现和资本项目下的资金流入。然而财政赤字如果持续扩大则会对实体经济的运行和资金流动，从而也会对资本市场带来影响。

5.高失业下的复苏与通货紧缩

近期国际上在对世界经济形势分析预测当中有两个观点，一是认为美国经济正在经历在高失业下的复苏；另一个是认为全球经济正在进入一个通货紧缩时期。

2002年以来，尽管美国经济走出了短暂的衰退，但失业率却仍然居高不下。月度数据显示，2002年以来失业率稳定在5.5%～6%范围内，9月份的数字为5.6%。

全球经济发展正在进入一个低通胀时期。1994年～2001年，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增长率年均为2.1%和15.7%，分别比1984年～1993年期间低2.1个和32.8个百分点。从近期看，2002年美国CPI月同比增长最高仅为1.7%，增速大幅放缓。欧元区通胀率始终稳定在欧洲央行所设定的2%左右的调控目标范围内，其中一些主要国家，如德国、法国等低于整个欧元区的数字。而日本则在近10年的经济不景气中进入通货紧缩。发展中国家通胀也呈逐年下降趋势，中国在数年的高通胀之后，也进入了一个物价低增长时期。

当前美国经济的复苏仍然是脆弱的。一般而言，就业增长缓慢是经济增长乏力所决定的。一种对美国高失业的解释是由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使充分就业时的失业率上升了。但是目前美国的GDP增长速度显然低于其潜在增长水平，同时失业率也明显高于GDP迅速增长的1997年～2000年。因此，如果不能成功解决就业问题，美国经济实现稳定复苏仍然是困难的。

全球性低通胀的主要原因：一是全球性部份产品，特别是半导体器材、电子通讯产品等生产能力过剩；二是部分发达国家消费和投资需求不旺；三是作为全球经济火车头的美国经济增长乏力；四是国际市场主要初级产品价格仍然在1997年金融危机后的谷底徘徊。美国的高失业和全球性通胀低位运行都不利于世界经济的复苏与发展，同时也是经济增长乏力的必然结果。根据IMF的预测，2002年～2003年美国的失业率将继续有所上升，全球主要地区和国家的通货膨胀仍然将低位运行，国际市场产品价格尽管将有所上升，但仍然为近年来的较低水平。

6.带动世界经济、贸易发展的新的经济增长点尚未形成

世界经贸范文篇2

一、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

(一)世界经济格局发生了巨大变化

危机爆发前,2003—2007年世界经济经历了连续5年的快速增长,平均年增长率在6%以上。2008年下半年和2009年年初,受国际金融危机冲击,全球经济形势急转直下,各国经济活动迅速减速,金融危机从多方面、多渠道对各国经济产生了重创。2009年世界经济经历了一个由深度衰退到艰难复苏的转变。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报告,2009年世界经济下降0.6%,其中发达国家经济全面衰退,整体经济下降3.2%。发展中国家经济受影响较小,保持了3.4%的增速。中国经济一枝独秀,达到了9.1%的增速。结果使得发展中国家经济在世界经济中的比例迅速上升。特别是在支撑全球经济复苏增长中做出了积极贡献。

(二)经济全球化受到重挫

2009年在金融危机的影响下,市场需求全面萎缩,国际贸易急剧下降,跨国资本流动骤减。据世界贸易组织(WTO)报告,2009年全球货物贸易量下降12.2%,是70年来下滑幅度最大的一次;全球货物贸易额下降23%,从2008的15.78万亿美元降至12.15万亿美元。另据联合国贸发会议(UNCTAD)报告,2009年全球外国直接投资锐减39%,从2008年的1.7万亿美元降至1.04万亿美元。尽管全球化的总体趋势不会发生逆转,但其进展的速度将受到较大的制约。全球贸易与投资的恢复将取决于主要经济大国及区域经济的恢复能力及活力。

(三)全球经济再平衡充满矛盾

当前的世界经济正处于国际金融危机后的调整之中。这场危机带来的深刻创伤,将影响未来数年的全球供给与需求。而要实现全球经济稳定复苏和持续增长,一些长期的结构性问题必须得到解决,全球经济增长模式、金融结构重塑的方式、国际储备货币的未来等问题,都将是人们关注的重点。在后危机时代,世界各国都在反思各自的发展理念及发展模式更加注重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协调发展,由于对危机产生的原因在认识上各主要经济体存在着明显的分歧,全球经济再平衡进程将充满矛盾,发达经济体如何逐步改变高负债下的消费主导型增长模式,而新兴经济体如何推动经济增长模式由出口主导型向内需主导型转变,这种调整的方向在理论上讲是正确的,但在现实的操作上是有难度的,目前的关键是各国要在推动世界经济复苏方面做出共同的努力,通过优化全球资源配置给各国经济复苏提供动力,确保世界经济的稳定增长。

(四)贸易保护主义上升

金融危机爆发后,由于全球经济格局变化的影响,东西方在全球经济平衡和理论方面的分歧进一步加大,特别是以欧美为首的发达国家频频向中国施压,企图使中国按照西方的理念,推动实现全球经济的再平衡。尽管在G20峰会上,各国首脑一致认为应避免采取贸易保护主义措施,但与此同时,全球贸易保护主义却有所抬头,美国率先提出的“购买美国货”条款使贸易保护主义呈进一步蔓延趋势。美国、欧盟、印度和加拿大日前分别对华进口部分产品频繁发起反倾销和反补贴贸易措施。全球贸易保护主义呈现集聚上升的趋势。仅2009年中国遭受的“两反两保”案例就达116起,涉案金额127亿美元,金额增长约1倍。

(五)经济发展理念面临新的选择

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带来严峻的、破坏性的影响,为应对金融危机,各国政府采取了不同寻常的应对措施,一方面全力刺激经济,促进增长和就业;另一方面全力支持金融机构,提升市场信心。截止目前,各国政府大规模的、同步的全球刺激经济政策已取得了初步的效果,经济处于复杂的回升过程。但在产业经济发展和金融资本作用方面,在市场功能和凯恩斯主义作用方面形成了新的矛盾。如何加强产业竞争力,或助推新兴产业的发展以解决失业问题;如何择机放弃政府的刺激手段使经济回归到以内生增长功能为主导的正常运行。对此,缺乏新的经济理论的支撑,经济发展理念面临新的选择。

二、全球经济复苏面临的矛盾

(一)刺激政策退出时机的选择问题

随着经济复苏进程的确立,经济刺激政策将逐步退出,但过早退出有可能导致经济复苏进程夭折,而过晚退出有可能诱发通胀风险,因此审慎把握和选择刺激政策的退出时机将是各国面临的一个艰难抉择。由于各国经济复苏的不均衡,为抑制通胀预期,印度和澳大利亚都已先后加息。但主要经济体仍继续保持低利率水平。为实现全球经济可持续的复苏,各国需制定符合自身国情的“退出战略”,同时,要继续加强相互的政策协调。

(二)债务危机与财政负担风险凸显

全球经济虽在复苏,但主权债务市场的风险以及其他不确定因素持续上升。以希腊为重点的欧洲一些国家主权债务危机正在拖累欧洲经济的复苏,并成为全球经济的风险核心。经过本次金融危机的冲击,全球多个国家的主权债务已逼近甚至超越了警戒线,或被严重的公共债务问题所困扰。为此,审慎控制主权债务风险至关重要,尽管欧债危机还不至于使世界经济陷入“二次探底”,但发达国家的主权债务风险可能会冲击正在恢复的经济复苏局面,至少会拖累世界经济的复苏进程。各国政府需要设计可靠的中期财政整顿计划,以遏制债务负担加剧,防止信贷危机步入新阶段。

(三)失业和通胀风险并存

在全球金融和经济危机中,各国就业形势日趋恶化。2009年发达国家的失业率达到了8.8%。今年上半年,美国失业率持续保持在9.5%左右;欧元区失业率已接近为10%;日本的失业率上升至5%。IMF预计,尽管许多发达国家2010年的就业增长将转为正值,但失业率居高不下的情形将至少持续至2011年,2011年发达国家平均失业率将维持在9%左右。一旦各国政府刺激措施退出,私人需求能否成为拉动经济复苏的动力,对全球经济增长前景至关重要。因此,创造就业机会、寻找新的经济增长引擎仍是各国政府面临的一项关键性的政策挑战。

(四)国际协调机制作用受到局限

在过去10年,随着全球化的快速发展,国际协调机制日显乏力,特别是WTO新一轮谈判的艰难进程,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协调功能的日益减弱,充分暴露了国际化过程中协调性滞后的矛盾,所以解决和加强国际协调机制是当务之急,是下一轮全球经济发展的前提和保证。但在加强和发挥国际协调机制方面仍存在着众多的矛盾:WTO新一轮谈判的进程艰难,国际货币和世行的改革充满矛盾,G20会议的作用仍有待于加强。

(五)大国博弈日益上升

发展中国家同发达国家随着经济份额和各自作用的变化,矛盾正处于上升阶段,中国同美国、日本、欧盟的矛盾以及“金砖四国”之间的矛盾将日趋复杂。在世界经济大动荡、大变革时期,大国之间的博弈日益凸显,短期利益和长期利益交织在一起,传统思维和合作发展模式相互碰撞。如何在世界经济事务中发挥大国作用,并使本国处于有利的竞争地位是当前各国之间的一场博弈。

世界经贸范文篇3

关键词：商务英语：企业经济：影响

一、商务英语的重要性

目前，全世界学习英语的人数在持续增长，在世界范围的政治、经济、学术交流中，英语是公认的世界语言。而且英语是世界上很多国家的官方语言，在经贸关系中商务英语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随着全球经济化的发展，商务英语在经贸合作中起到了重要的沟通作用，随着外经贸单位对商务英语的使用，可以扩大外经贸合作的机会。随着我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以后，我国的企业加强了跟世界经贸的联系，因此对商务英语的应用增加了。经济全球化的交流中要求不仅可以使用普通的英语，还要掌握专业的国际官方商贸语言商务英语来进行会话和交流。商务英语是国际通用的官方经贸语言，由于全世界范围内使用英语作为官方语言的国家很多，所以这些国家由于宗教信仰和民族习惯的不同，他们的英语中会有很多其他国家所不理解的俚语或者成语，因此在全球的贸易交流中必须使用商务英语来加强沟通。在对外经贸交流中只有掌握了沟通的工具才可以敏锐地发掘商机，不会因为沟通的问题丧失良好的合作机会，在经贸谈判中也可以掌握先机。尤其是在商务协商中如果掌握了商务英语，可以使谈判的氛围更加融洽，有助于顺利达成商务合作关系。

二、商务英语是全球商贸活动的官方语言

随着互联网的发展，全球经济的联系越来越紧密了，我国的企业在对外经贸中由于商务英语不过关，经常会影响到我国企业的对外经贸合作。商务英语是全球通用的贸易语言，为了更好地开展国际交流业务，必须加强商务英语的学习。在国际的商贸活动中所公认的官方语言是商务英语，可以应用在很多的经贸活动中，比如金融财务经贸合作等方面。商务英语不同于普通的英语，它是一种全球的经贸官方语言，我们所学习的英语口语比较偏重英、美的口语和语言习惯，商务英语是全球的商贸合作中发展起来的世界范围的一种商贸用语，有别于我们在学校里学习的英语口语。随着我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我国的企业在沿线国家和地区增加了经贸合作交流，我国加大了文化、经济等很多领域的开放力度，与世界的交流更加紧密。尤其是目前合资企业和外资企业越来越多，只有在外企工作中掌握商务英语，才能更好地开展工作。

三、商务英语在企业发展中的作用

随着对外经贸的发展，我国企业也加强了和世界经济的接轨，需要通过商务英语加强对外经贸联系。目前，我国合资单位和外商独资企业数量较多，因此在这些单位中商务英语具有重要的沟通作用。

四、企业发展需要员工提高商务英语应用能力

随着对外经贸交流的进一步发展，企业对商务英语的重视程度也提高了。所以企业为了自身的发展，纷纷谋划如何提高本企业的商务英语水平。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持续推进，我国企业加强对外经贸联系，而且很多的外资企业也看好我国经贸市场，对我国加强投资。在这种经济形势下，企业的发展更需要员工提高商务英语水平。随着我国对外开放的持续发展我国已经成为一个世界贸易大国，企业在国际经贸活动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因此为了参与全球经济一体化的经贸活动，企业急需掌握专业商务英语的人才。商务英语在对外经贸的合作中，无论是日常交流，还是开展跨国贸易或商务并购活动，都是不可或缺的重要沟通工具。对于从事对外贸易的企业而言，其商务英语人才所需具备的职业能力如下：（一）英语语言综合使用能力国际贸易即是指两个不同地区、文化的国家开展的经济贸易活动，而语言交流则是活动开展不可缺少的形式。商务英语是现今世界范围内所共同认同的交流语言，英语综合实力较强的商务英语人才，在处理跨文化交流过程中也更加得心应手。英语语言综合应用能力包含的内容十分广泛，其中最主要的是听、说、读、写和翻译等五项。因此商务英语人才在学习的过程中，一定要掌握这些最基础的技能，包括短语搭配、词汇选用，为商务洽谈提供帮助。除此之外，商务英语人才还需掌握商务谈判所涉及的会话内容，确保双方可以准确了解对方所表达内容。（二）商务合作业务能力商务英语人才不仅要具备强大的英语能力，还要掌握广泛的国际贸易商务专业知识，并将其熟练应用于自身工作中，具体内容包括贸易磋商前的询函发送、达成后接受、签署合同等内容。在一些特殊的情况下，商务英语人才还需要与贸易对方国家进行面谈，或是拜访对方企业开展商务会谈活动。（三）科学信息技术的应用能力随着信息的获取渠道越来越广阔，借助互联网可以高效采集信息、节省时间。现如今，科学信息技术已经被广泛应用于企业办公之中，商务英语人才也应掌握相应的技术应用能力，如文档制作、数据处理、演示文案操作等。当前时代背景下，科学技术迅速发展，商务英语人才必须拥有科学技术的应用能力，才能在工作中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为企业拓展发展空间。

五、商务英语是企业对外经贸交流的桥梁

随着全球经贸一体化不断推进，我国企业在对外经贸交流中加强对外交流活动，商务英语在对外经贸合作中的重要性也得以体现，普通英语在外经贸的交流中存在一些不足，如果仅仅掌握普通的英语会话水平，在对外经贸合作中会受到很大影响。商务英语含有很多的外国企业文化，是普通英语无法替代的，所以在对外经贸交流中只有商务英语才能起到有效的交流作用，使用商务英语交流有助于我国企业和外企的合作，促进企业融入国际合作。国际商贸合作对交流沟通有着极高的要求，商务英语的使用可以避免双方在谈判中产生误解，从而造成不必要的损失。国际贸易活动开展的第一步即使建立联系，最常用的方式就是打电话或是发函电，这就体现出了商务英语的重要性。商务英语也要根据不同的交流场合注重交流礼仪，采取科学严谨交流方式，容不得一点失误，否则很可能导致贸易失败。目前，商务英语已经成为国际贸易交流的主要工具，但却不仅仅是一个交流工具，企业应提高自身商务文化意识，在贸易开展前学习了解对方文化，避免在谈话的过程中触犯禁忌，如此才能保障谈判顺利进行。由此可见，商务英语关系着企业对外贸易的成功与否，所有从事外贸的企业都应该加强重视。

六、商务英语是获取新知识的途径

随着时代的发展，知识更新换代速度持续提升，掌握商务英语有助于及时获取商业信息，跟上时展的步伐。商务英语作为全球公认的经贸交流官方语言，除了有利于在对外经贸交流中加强沟通交流，科技人员也可以依靠商务英语来翻译产品说明书，及时掌握世界上先进的科技动态信息。在这个信息全球化的时代，如果不会商务英语，不了解最新的科技信息，有可能就不能掌握最新的科技成果，失去参与竞争的能力。

七、商务英语是企业全球化的纽带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信息传播更加高效快速，商务英语有助于企业的产品更好地打入国际市场。掌握商务英语可以通过全球网络加强经贸合作，借助互联网渠道突破地域限制，面向全世界寻找合作伙伴，扩大业务范围，掌握了商务英语可以与外企进行零距离交流，有利于创设相同的交流氛围，促进双方融洽交流，消除人为障碍，促进双方更好地开展经贸合作。

八、商务英语推进企业经济快速发展

商务英语是企业进行外经贸沟通的重要工具和交流沟通方式。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推进，在世界范围内加强外经贸合作，对于我国的企业发展非常重要。唯有掌握了娴熟的商务英语才可以在对外经贸合作中，无论是贸易洽谈还是签署经贸合同都可以驾轻就熟地进行，避免了由于沟通存在障碍，导致双方出现观念偏差，而产生不必要的误解。随着贸易全球化的发展，商务英语必将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因此，企业必须加强商务英语专业人才培养，可以和院校开展校企合作，联合培养企业所需的商务英语专业人才，运用商务英语有效开展国际经贸业务。

参考文献：

[1]孟琳.经济发展路先行———物流经济国际化背景下的商务英语作用研究[J].商，2016（21）：79-80.

世界经贸范文篇4

(一)地理格局:亚洲国家(地区)占主体的对外经贸关系

我国已与世界所有国家建立了经贸关系。从1978年改革开放至今,我国对外经贸关系迅速发展。2009年,我国已同世界上228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经济贸易关系,来华投资的国家和地区超过190个,对外投资目标国达到102个,对外工程承包和劳务合作对象国达到183个,对外援助对象国(经常性援助)达到123个,并与14个国家和地区签订并实施了自由贸易协定,经贸关系拓展的深度和广度均达到了历史最好水平。

亚洲国家(地区)在我国对外经贸关系中占有重要地位。我国对外经贸关系的发展是从亚洲起步的。1978年,我国贸易伙伴国仅为40多个,其中,亚洲占16个,对亚洲贸易占外贸总额的49.2%;利用外资主要来源于日本、东盟、香港和澳门,约占我国利用外资总额的70%以上。对外工程承包和劳务合作集中在伊拉克、埃及、索马里和香港等国家和地区,对外投资尚未起步,对外援助主要面向亚洲周边国家和部分非洲国家。2009年,亚洲国家占我国对外货物贸易总额的53.1%,亚洲十国(地区)占我国利用外资总额的63%,亚洲占我国对外投资流量的77.9%(2008年),占我国工程承包总额的51.1%(2008年),占我国对外劳务合作营业额的79.2%(2008年)。从对外开放三十年来发展变化的态势看,我国对外经贸关系正在逐步从亚洲向全球更广泛的区域拓展,但以亚洲国家为主体的格局没有发生根本性转变。

(二)领域格局:与不同经济发展水平的国家之间领域各有侧重的经贸关系

1以货物贸易为基础形成的对外经贸关系全方位格局。中国的对外经贸关系格局是从发展双边货物贸易关系开始,逐步形成的。目前,我国货物贸易往来对象遍及全球所有国家(其中包括25个没有外交关系或已经断交的国家)。我国与贸易伙伴的贸易往来不断加深,贸易规模持续扩大。1978年至2009年,我国进出口货物贸易总额由206.4亿美元扩大至22072.7亿美元,共计增长了105.9倍。

2依托外商直接投资不断深化的我国与发达国家的经贸关系。利用外资是我国深化与其他国家经贸关系的重要纽带,以发达国家为主体,投资与贸易相互促进成为当前经贸关系格局的主要特点之一。我国利用外资的主要来源地也是我国对外贸易的主要对象,前10位投资来源地占我国对外贸易总额的70%。1992-2009年,美、日、欧发达国家占我国外商直接投资总额的比重虽然没有显著提升,但我国与上述发达国家的贸易额占我国外贸总额的比重却从35%提高到43.4%,说明外商直接投资促进了我国与发达国家的经贸关系的更快发展。目前,我国利用外资的来源国(地区)约有190多个。截至2009年年底,中国累计设立外资企业近68万家,实际使用外资9850亿美元,我国已成为全球重要的跨国投资东道国,在国际投资领域的地位举足轻重。

3依托多种形式的对外经济技术合作迅速发展的我国与发展中国家的经贸关系。与贸易、外商直接投资以发达国家为主体的结构相比,我国对外工程承包、劳务合作、对外投资及对外援助等各种形式的对外经济技术合作均以发展中国家为主要对象。2008年,我国对外工程承包的91%,对外劳务合作的86%,对外投资的93%都集中在发展中国家,我国的对外援助也以“南南合作”为主要特色。多种形式的对外经济技术合作不仅促进了东道国经济的迅速发展,也为进一步密切我国与发展中国家的经贸关系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从1990年至2008年,我国与亚洲发展中国家的货物贸易年均增速达到21.4%,与非洲发展中国家贸易年均增速达到28.6%,均高于同期我国对外贸易增速。

(三)产业格局:依托制造业分工合作形成的对外经贸关系

制造业是我国发展对外经贸关系的重要载体。从贸易角度看,一是货物贸易发展规模大于服务贸易,2009年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达到22072.7亿美元,服务贸易总额为2868亿美元,前者相当于后者的7.7倍;二是货物贸易以工业制成品为主,2009年在我国对外贸易中所占比重达到82.1%。从投资角度看,一是外商直接投资以制造业为主,2009年,我国利用外商直接投资中制造业投资占比达到52%;二是对外投资主要体现为我国制造业产业链下游环节的对外延伸。虽然2008年我国对外投资产业类别中商务服务业的占比达到29.7%,居第一位,但这些领域的投资大多是制造业下游环节的对外延伸。因此,我国当前的对外经贸关系发展主要是以制造业为载体形成的。

产业分工合作是当前我国对外经贸关系的主要表现形式。这一特点在我国加工贸易发展中体现得最为明显。我国加工贸易的进出口占我国对外贸易总额的比重已经由1981年的5%提升至42%。其中,加工贸易进口主要来源于日本、韩国、东盟和中国台湾,占我国加工贸易进口总额的57.4%,加工贸易出口主要集中在美国、欧盟和中国香港,占我国加工贸易出口总额的61.9%,这一结果表明,当前我国的对外经贸关系主要体现为美欧发达国家与亚洲周边国家在产业梯次转移过程中形成的多层次的分工合作关系。

(四)发展模式:双多边合作共同推进的对外经贸关系

1世贸组织框架内机制性开放条件下推进多边经贸关系。2001年加人世界贸易组织使我国经贸关系发展模式从双边框架下的自主选择性开放,转变为多边框架下的规则机制性开放,对我国经贸关系发展规模、水平及经贸关系处理方式等均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从有利的方面看,加入世贸组织使我国的经贸发展环境更加开放和透明,促进了我国与世界各国经贸关系的发展,2002年至2008年,我国外贸总额从6207.7亿美元增加到25616.3亿美元,年均增速达到26.6%,高于1978-2001年的年均14.9%的增长速度。我国利用外商直接投资从527亿美元增加到1083亿美元,年均增速达到12.8%,高于1979-2001年的年均11.6%的增长速度。大型项目、高技术含量的投资项目显著增加,对外经贸关系发展水平显著提高。从不利的方面看,加入世贸组织后,我国贸易摩擦的数量显著增多,从加入世贸组织前年均22起发展到目前的年均82起。据世贸组织统计,自1995年世贸组织成立以来,成员方反倾销立案中涉及中国产品的调查案件占总数的七分之一左右,且中国已连续多年成为世界上遭受反倾销调查最多的国家。目前,全世界三分之一的反倾销案件针对中国。2008年全球新发起反倾销调查208起、反补贴调查14起,中国分别遭遇73起和10起,占总数的35%和71%。中国已连续十四年成为遭遇反倾销调查最多的成员,连续三年成为遭遇反补贴调查最多的成员。2009年1至8月,共有17个国家(地区)对中国发起79起贸易救济调查(其中,反倾销50起,反补贴9起,保障措施13起,特保7起),涉案总额约100.35亿美元,同比分别增长16.2%和121.2%。贸易摩擦的增多对我国对外经贸关系的发展产生了较大的负面影响。2自由贸易区战略推动下更为紧密的双边和区域经贸合作关系。自2002年中国签署《中国一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以来,我国对外经贸关系发展形成了新的推进机制。2007年,党的十七大报告明确提出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目前,我国已与14个国家和地区签订并实施了自由贸易协定,加快了双边和区域合作进程的发展。签署自由贸易协定加快了我国与有关国家的关税减让和领域开放进程,提高了领域开放程度,对发展更紧密的经贸合作关系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以中国一东盟自贸区为例,2002年以来,我国与东盟各国货物贸易年均增长率达到27.1%,高于自由贸易区成立前年均17.4%的增长水平。中国与东盟的相互投资也取得了较快增长,2009年,东盟主要国家对我国的投资额达到43亿美元。2008年,我国对东盟各国的投资额达到24.84亿美元。东盟在我国对外经贸关系中的地位显著提升,以货物贸易为例,我国与东盟的货物贸易额占我国货物贸易总额的比重从2002年以前的8.2%提高至9.1%,在亚洲国家(地区)中的地位从第四位提高到第二位。我国的对外经贸关系格局呈现出“多边框架下全面推进与区域、双边框架下重点发展相结合”的局面。

二、我国对外经贸关系格局中存在的问题

(一)“不平衡”的经贸关系格局

1地理分布不平衡的经贸关系格局。目前,我国经贸关系格局存在着较为严重的地理失衡现象,贸易与投资的主要合作伙伴集中于少数国家。从货物贸易领域看,2009年我国货物贸易前十大贸易伙伴分别为欧盟、美国、日本、东盟、香港、韩国、中国台湾、澳大利亚、印度及俄罗斯,与十大贸易伙伴的进出口额占我国对外贸易进出口总额的76.4%。从服务贸易领域看,也存在着贸易伙伴集中度较高的现象。2009年,我国前五大服务贸易伙伴依次为香港地区、美国、欧盟、日本和东盟,与该五大伙伴之间的服务贸易额占服务贸易总额的68%。从外商直接投资发展看,截至2008年,我国利用外商直接投资来源中,香港、英属维尔京群岛、日本、美国和中国台湾省居前五位,占外商直接投资总额的68.1%。从对外投资发展看,截至2008年,我国对外投资存量排名居前五位的分别为中国香港、开曼群岛、英属维尔京群岛、澳大利亚和新加坡,占我国对外投资存量总额的83.4%。综合比较,美国、日本、东盟、欧盟在我国对外经贸关系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这种高度失衡的经贸关系格局将增加我国对外经贸合作发展的风险。

2领域分布不平衡的经贸关系格局。我国在世界贸易格局中的地位不断提高,而在世界投资格局中的影响力则相对较弱,表明我国对外经贸关系的领域格局也存在严重的不平衡。从货物贸易发展看,2009年我国占世界贸易比重达9%,成为世界第二大贸易国。其中,出口超过德国,成为世界第一大出口国,进口则仅次于美国、德国,为世界第三大进口国。从服务贸易发展看,2008年我国服务贸易进出口额已经达到3060.3亿美元。其中,出口1471.1亿美元,进口1589.2亿美元,分别增长了66、57.8及82.6倍。我国服务贸易在世界服务贸易中的排位也不断提高,2008年我国服务贸易出口及进口在世界的排名已升至第五位。从吸收外商直接投资流量和存量看,2008年我国吸收外商直接投资仅占全球FDI流量的6.4%,截至2008年底,我国外商直接投资存量仅相当于美国的16.6%。从对外投资流量和存量看,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在全球占比虽然呈现上升趋势,但2008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流量仅占全球的3%,而对外直接投资年末存量的占比仅为1.1%。由此可见,我国对外经贸关系以货物贸易为主的不均衡现象是十分显著的。这种领域分布的不均衡使我国在处理对外经贸关系和应对国际贸易投资保护主义方面的灵活性大大降低。

3贸易收支不平衡的经贸关系格局。这主要表现在货物贸易领域,一方面,近年来我国货物贸易顺差额不断增加,2009年我国货物贸易顺差额已达1960.7亿美元;另一方面,我国货物贸易顺差集中在美、欧等发达国家,而贸易逆差主要集中在韩国和日本。尽管贸易收支状况并不完全代表国际贸易竞争力和各国实际获益情况,但美、欧发达国家动辄以顺差问题作为其挥动贸易保护主义大棒、干涉人民币汇率问题等行为的口实,这不利于我国处理与美、欧发达国家的经贸关系,也不利于我国对外经贸全局的健康发展。

(二)“低层次”的经贸关系格局

1加工贸易方式占据半壁江山,产业分工层次较低的对外经贸关系。加工贸易在我国对外经贸关系中占有重要地位。我国对外贸易总额的42%是通过加工贸易方式完成的。其中,由外资企业完成的加工贸易总额近80%.这表明我国利用外资的较大部分也是以加工贸易为载体实现的。由于大部分加工贸易是以OEM为主要方式,附加值低,加工贸易企业利润率一般在5%左右,大部分处于价值链分工地位最低的加工组装环节。即使在高新技术产品贸易中,加工贸易方式出口所占比重也达到81.5%(2009年),这些都表明我国对外经贸关系的产业分工格局仍处于较低水平。

2关键设备和零部件高度依赖进口,贸易竞争力水平较低的对外经贸关系。从我国对外贸易商品结构看,我国出口产品中工业制成品的比重达到94.5%,但同时,关键设备和零部件高度依赖进口,我国集成电路和电子元器件的对外依存度达到85%,高端核心芯片与电子元器件99%依靠进口,石油化工装备的80%、数控车床的70%,光纤制造设备的100%依赖进口。这说明,虽然我国经贸合作的规模不断扩大,并已居世界领先地位,但在对外经贸关系格局中,特别是同发达国家的经贸关系中,我国的贸易竞争力仍处于较低地位。

3以价格、资源、环境成本为主要竞争手段,综合收益水平低的经贸关系格局。作为全球第二贸易大国和吸收外商直接投资最多的发展中国家,我国的经贸关系发展规模虽然在不断扩大,但现有对外经贸关系格局主要是依靠低价格的成本竞争力,并付出了巨大的资源、环境成本代价形成的。因此,是低收益水平的经贸关系格局。以出口产品价格来看,我国主要商品的出口价格不仅低于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与发展中国家也存在很大差距。这说明现有经贸关系格局的扩张模式具有不可持续性,不利于我国对外经贸关系的长期稳定发展。从外商直接投资发展看,大量高耗能、高污染、低附加值的产业转移到我国,在促进我国对外经贸关系发展的同时,也对我国资源环境承载力和可持续发展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因此,当前经贸关系格局具有脆弱性和不可持续性,是综合收益水平较低的发展格局。

(三)“被动型”的经贸关系格局

1外资企业为主体的被动型贸易关系格局。在我国对外贸易快速发展的过程中,外资发挥了重要作用。2009年,外资企业完成的贸易额已占我国对外贸易总额的55.2%。其中,外资企业出口占出口总额的55.9%,进口占进口总额的54.2%。由于形成了对外资企业、加工贸易方式的高度依赖,使得外资企业成为左右进出口货物流向和引导外贸关系格局的主要力量,而广大内资企业长期缺乏自主营销渠道和国际化发展经验,市场格局的拓展受制于人,现有经贸关系格局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被动形成的。

2“引进来”多于“走出去”的被动型投资关系格局。我国对外投资起步较晚,相对而言,“引进来”的发展规模、速度均大大超过“走出去”。因此,长期以来我国经贸关系的发展,特别是投资关系的发展更多地是以我国接受国际产业转移为主要形式。尽管我国制定并多次修订外商投资指导目录,各级政府部门在招商引资的过程中大多制定了明确的发展定位,但从“被动型引资”向“主动型选资”的转变仅是近年来在部分沿海地区才有体现,而目前绝大多数地方的利用外资仍以被动型接受为主。近年来,我国对外投资虽有较快发展,但主动配置国际资源的能力仍比较弱。因此,投资关系格局总体上仍处于被动状态。

世界经贸范文篇5

1989年之后的几年，欧共体单方面中断与中国的高层往来、军事合作、政府贷款和合作项目，使得中欧经贸关系的发展受到严重的影响和阻碍，但自1992年起，由于中欧政治关系大体恢复，中欧经贸关系也开始了新一轮的发展。1995年7月，欧盟委员会提出了《中欧关系长期政策》，强调要同中国全面发展政治、经济和贸易关系，明确表示欧盟与中国应建立长期合作关系以保证自实现双方共同的目标。这是欧盟有史以来制定的第一个对华关系长期发展战略，它不仅是对1985年协定的深化，更重要的是它表明欧盟对华战略性政策框架初步形成，对中欧经贸关系发展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1996年11月，欧盟委员会又公布了《欧盟对华合作新战略》，将欧盟对华长期政策进一步具体化，再次强调欧盟对华政策的全面性、独立性和长期性，表示要进一步促进双方在经贸、科技、发展援助等领域内的交流与合作。1998年3月25日，欧盟委员会公布了《与中国建立全面伙伴关系》文件，要求把中欧双边政治经济关系提高到欧美、欧日的同等水平上；支持中国尽早加入世贸组织等，并于2000年9月发表了关于执行1998年文件的报告。

为了使欧盟更加卓有成效地执行1998年确定的对华政策和追求欧盟与中国关系长远目标的实现，欧盟委员会在2000年报告的基础上又于2001年5月提交了《欧盟对华战略：1998年文件执行情况和促进欧盟政策更为有效的未来步骤》文件，制订了具体务实的中短期目标：在国际社会中与中国进一步接触，其中关于政治和全球性问题的对话格外重要；支持中国在法治和尊重人权的基础上转变为开放的社会，这是欧盟与中国关系的核心；使中国融入世界经济，这对中国继续改革开放具有重大意义，也是全面深化欧盟与中国的关系的关键；更好地利用欧洲现有资源支持与中国的交往；正确利用现代技术，扩大欧盟在中国的影响力。2002年3月，欧盟发表《国家战略报告：中国》，继续强调1998年和2001年欧盟对华文件所确定的对华政策目标，并进一步明确了对华合作的三个重点领域。第一，通过机构强化与能力建设、人力资源开发与构建稳健的商业法规框架以及促进私人部门的知识诀窍与技术的转移来确保中国经济与社会改革进程的可持续性；第二，通过提供知识和专业技能来促进可持续发展，协助中国谋求环境保护、社会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更好的平衡；第三，鼓励良好治理，促进法治、民主与经济、社会、政治与公民权利的履行以及强化构成市民社会网络的结构与进程。

一、利益诉求

与任何国家的对外经贸政策一样，欧盟对华经贸政策的变迁也反映了欧盟对发展中欧经贸关系的利益诉求以及这种利益诉求的动态变化，此外，欧盟1995年后的对华经贸政策中的一个重大变化是欧盟试图促进中国与欧盟的制度趋同，这在发展政策中体现得极为明显；另一个显著特点是欧盟对华总体政策越来越积极，而指导经贸实践的具体政策措施则越来越苛刻。

（1）出于欧盟经济利益需求

从既得的经贸利益来看，欧盟对华经贸政策与经贸关系实绩形成了相互促动的良性循环。1985年中欧贸易协定之后，欧盟与中国的贸易突飞猛进，1984年-2000年间，中欧贸易额增长了近12倍。据中国海关统计，2001年，中欧贸易额达766亿美元，比2000年增长11%，其中欧盟进口409亿美元，同比增长7.1%，欧盟对华出口357亿美元，同比增长15.8%.按照中方统计，2001年，中欧占我外贸总值15%，欧盟是居日本、美国之后的我国第三大贸易伙伴。欧盟对华直接投资自1985年以来也取得了极大的进展。特别进入20世纪90年代，欧盟已成为中国吸引外资的主要对象，欧盟企业对华投资稳步增长。2001年，欧盟来华直接投资项目数为1217个，实际投入40亿美元。到2001年底，欧盟来华投资项目数达12583个，实际投入303亿美元。欧盟对华投资的增长快于我国全部直接投资的平均水平。1986年-2000年期间，欧盟对华直接投资项目、合同金额和实际投资金额的年均增长速度分别达到29.0%、25.9%和25.9%，均高于我国全部外商直接投资的年均增长水平；欧盟对华投资的资金密集程度明显高于其他国家/地区的对华投资，2000年欧盟投资合同的项目平均规模超过800万美元，远远高于全部外商直接投资280万美元的平均水平。在技术出口方面，欧盟国家是中国引进先进技术与设备的最大供应者。2000年-2001年，欧盟成员国向中国出口技术分别为2317项与1050项，合同总金额为130亿美元。截至2001年底，中国从欧盟成员国引进技术共13495项，合同总金额约672亿美元，占我国引进技术总额的一半左右。良好的中欧经贸关系实绩为欧盟对外经贸关系的促进与平衡提供了坚实基础，完全符合欧盟的经济利益需求，这促使欧盟在总体政策上重视中国，加强中欧经贸关系。

从潜在的经贸利益看，欧盟将继续在政策上支持中欧经贸关系的发展。2001年，中国GDP位列世界第6位，而欧盟2001年文件认为，“按照购买力平价理论”，中国的经济实力总体上已经与日本持平，仅次于美国。而且，中国已成为电信、运输、能源和环保等行业的全球生力军和重要市场；据估计，到2005年，中国还将拥有3亿互联网用户，而同期美国的用户数量为2亿。2001年中国对外贸易已经突破5000亿美元，为世界上第七大贸易国；中国所吸引的外国直接投资迅速上升，仅低于美国而跃居世界第二，已连续9年成为吸引外资最多的发展中国家。而欧洲由于正在建构一个全新的市场结构与政策结构使企业与消费者预期谨慎，从而对欧盟经济增长产生了暂时的不利影响，经济活动难具活力。欧盟1961年-1970年国内生产总值平均增长4.9%，1971年–1980年降为3.0%，1981年-1990年再降为2.4%，1991年-2000年更降至2.0%，同期美国则分别为4.2%、3.2%、3.2%和3.4%；而且，与美国和日本不同的是，欧洲的外贸依存度更高。与此同时，我国对欧盟出口仅占其自盟外进口总额的5%左右，欧盟对华投资占其对盟外投资的比重还不到2%，双方合作潜力依然巨大。加速发展中欧经贸关系将为欧盟获得廉价优质的资源与商品（服务）、存量与增量庞大的出口市场以及稳定与高回报的投资场所，有利于促进欧盟的经济增长。因此，为中欧经贸关系提供政策保障显然符合欧盟的经济利益需求。

（2）出于欧盟国际政治利益需求

2000年欧盟葡萄牙首脑会议所确定的未来五年战略性目标明示了欧盟不仅要在欧洲成为领袖，而且要在世界上树立领袖风范。这种愿望是由欧盟的经济实力所激发，也将由经济实力来保证。按人口、GDP、资本输出以及对外贸易等指标（根据OECD统计）来衡量，欧盟的经济实力超过美国居世界第一。而随着欧盟的扩大，欧盟的经济实力将进一步加强，尤其重要的是，欧盟不仅因为新加入国家正处于经济起飞阶段而拥有更大的市场规模与市场容量，而且欧盟作为世界上最大的资本输出国和商品与服务出口国，再加上欧盟相对宽容的对外技术交流与发展合作政策，对世界其他地区的经济发展特别是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至关重要。欧盟是经济“巨人”，但欧盟并不甘心仅仅如此，因而，欧盟正在谋求并且正在逐步成为与美国模式大不相同的重要政治力量。欧洲的目标不仅是要制定世界贸易规则，为了保证外部经济对欧洲的稳定性和确定性，欧洲也将要求参与乃至直接制定国际货币规则，欧元是谋求这个权力的起点。欧洲将会凭借强大的统一货币来参与国际货币体系规则的制定，遏制美元霸权，伸张欧洲货币利益。由于经济实力的支持和欧洲各国货币在世界货币体系中的实际地位决定了欧元的崛起和强大是不可避免的。

但是欧盟的国际权力需求采取了完全不同于美国单边主义的“温和模式”——欧盟尤其重视在国与国之间通过接触、对话与合作来扩大共识和解决分歧，不搞硬性对抗；在处理国际事务中十分重视并寄希望于“多边主义”，强调共同利益、权力分享和遵守有约束力的共同游戏规则等。这必将为更多的国家所接受，同时也将为诸多的国际组织所欢迎。“9.11”事件不仅更加强化了欧盟的信念，而且也更加强化了国际社会对欧盟模式的认同。在欧盟看来，“9.11”事件是一个历史的转折点，它使得在国际社会中一些早已存在的问题凸现出来，在全球化的时代，局部的不稳定必然会带来全球性的后果，为此，欧盟强调在多边体系之中、通过有效的国际性的法律手段来对抗恐怖主义；欧盟希望“9.11”事件之后的国际秩序会有一个良性的发展，加强与包括阿拉伯国家在内的第三世界的关系，通过加强与这些国家的对话，通过更大程度地向这些国家开放市场来促进它们的发展，促进它们与欧洲各国的联系，进而稳定这些国家内脆弱的政治制度。在对外贸易方面，欧盟委员会主管贸易的委员巴斯卡尔·拉米9月17日在欧洲议会演讲时表示，未来贸易政策的首要目标是谋求稳定与安全，向第三世界国家更多地开放市场，通过WTO等多边贸易体系，在共同的法律框架之下，加强同第三世界国家的联系，这符合欧洲的利益。因此，考虑到中国的政治经济地位，不难理解，发展中欧经贸关系自然就成为欧盟谋求国际政治利益战略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同时，也要清醒地认识到欧盟对华政策的内在涵义。对外政策大体可以分为五类：信号性政策、试探性政策、条件性政策、分离性政策与实施性政策。信号性政策只是一种外交辞令、姿态与信号，既不存在责任问题，也不存在执行问题；试探性政策是谋求一种回应与反馈，可能成为下一步政策决策的基础；条件性政策是取决于一定条件才得以执行的政策；分离性政策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为话语与行动存在背离现象，或至少利用话语的不完整性，最典型的例子是欧盟将中国从“非市场经济国家”名单上删除，但在实践中，主要还是按照非市场国家的标准来处理的；实施性政策一般都是技术性很强的政策，如关税政策、技术标准等。可以说，欧盟对华政策文件中这些涵义都得到了体现。对外政策含义的多重性为欧盟在处理中欧关系以及谋求中国对欧盟的支持方面准备了广阔的活动空间。

（3）欧盟对华经贸政策更为关注制度趋同

中欧双方在很多政治领域还存在着巨大的分歧，如人权、西藏、台湾等，中欧关系已经因此而遭遇过挫折。正如欧盟2001年的《欧盟对华战略：1998年文件执行情况和促进欧盟政策更为有效的未来步骤》文件所表明的，“跟中国建立伙伴关系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中国的政治体制不同于欧盟与之保持密切联系的其他大多数主要国家，欧盟对人权等问题的关注间或导致双方关系紧张”。2001年文件是欧盟对华政策的最新立场和行动要点，它既表明了欧盟通过长期政策的制定希望保持良好的可持续的中欧经贸关系，也同时表明了欧盟的担忧，这种担忧既来自理解中国问题的困难，也来自中国对欧长期政策的不明朗与非法律化，还来自欧洲人认为的中国政治的不确定性。在2002年《国家战略报告：中国》对中国的形势分析中，欧盟的担忧再次得到体现。实际上，1995年之后，欧盟对华经贸政策的一个重大变化是欧盟不仅强调经贸关系的发展，而且更为关注经贸关系作为一种政治工具来谋求融入国际社会，谋求中国与欧盟的制度趋同，这在欧盟的“发展合作”领域体现得最为明显。

欧盟的对华发展合作已开始转向“外部性”很强的领域，如经济与社会改革、环境与可持续发展以及良好治理与法治等，这与欧盟试图将中国完全纳入国际社会的政治意愿是一致的，同时也是为了降低欧中交往的政治成本。特别重要的是，由于政治体制等诸多因素的巨大差异，政治关系的变化往往会给中欧经贸关系带来很大的不确定性，因而，从欧盟来看，制度趋同会使发展政治关系拥有共同基础，从而有利于降低中欧经贸关系的不确定性，促进中欧关系的良性发展。

（4）对华总体政策与具体政策措施相分离

虽然欧盟对华总体政策越来越积极，但是，在指导对华经贸实践的具体政策措施上，欧盟却日趋苛刻，最为典型的领域是安全技术标准、欧盟对华反倾销与WTO的特保机制等。欧盟的安全技术标准尽管绝大多数并不是可以针对中国的，但对中国也是极为不利的。欧盟的安全技术标准主要涉及食品卫生和食品安全、工业产品的安全标准、劳保标准、环保标准和无线电干扰技术标准等。近年来，随着科技的发展和对消费者权益保护的加强，欧盟安全技术标准日益严格，所涉及的领域日益广泛。这些技术法规对欧盟以外的国家，尤其是众多的发展中国家来说，无疑是技术壁垒。尽管欧盟至今尚未形成统一的、公开的技术性贸易壁垒政策，但客观上形成了体系越来越完善、效果越来越明显的技术性贸易壁垒。欧盟经济发展水平高，其质量技术和检验检疫标准高于我国相关标准，甚至高于国际标准，这使得我国的产品进入欧盟市场的难度将越来越大。欧盟2002年将成立“欧洲食品权力机构”，统一管理欧盟内所有与食品安全有关的事务。目前，欧方坚持对我输欧禽肉产品实行逐批检验；我国酱油、花生、茶叶等产品多次遭到欧盟快速预警通报机制的通报。此外，欧盟还敦促中国尊重国际劳工组织在有关大会上提出并得到国际社会认可的劳工标准以及强化产品的环境标准。欧盟的技术标准具有普适性与刚性特点，即根据欧盟自身利益的需要适用于所有输欧产品与服务，而不是针对具体国家；欧盟技术标准只会越来越多，要求越来越高，而不会降低。当然，由于中国某些商品在欧盟市场占有率很高而引起的该类商品标准的制定，实际上是欧盟充分应用技术标准普适性的名义来遏制中国商品的大量出口，保护了欧盟的同类商品制造商，是实际上的贸易歧视，打火机的CR标准便是典型的例子。

欧盟对华反倾销也是顺利发展中欧经贸关系的技术性障碍。欧盟最早对我国出口产品发起反倾销调查，对我国出口产品反倾销立案也为最多，立案高达93起。尽管欧盟已经从1998年起不再把中国列入其反倾销政策中的“非市场经济国家”名单，但是附加了关于市场经济地位的五条标准和分别税率的八项条件（现简化为四项条件）。

目前，中国仅有7家企业获得市场经济地位。欧盟对华反倾销政策仍具有较大的歧视性，中国企业（尤其是国有企业）获得市场经济地位仍面临极大的困难，这无疑会增加中国产品进入欧盟市场的难度。

中国加入WTO后，欧盟在对华反倾销、反补贴以及技术性贸易壁垒领域并不会因为中国的入世而变得宽松或至少“一视同仁”，相反，由于过去针对中国的关税与非关税壁垒因为中国的入世而日渐消失或减弱，欧盟将会更加强化对这些为WTO规则所允许的合法贸易政策工具的运用，以保护欧盟的产业。就中国方面来说，由于我国的对外贸易增长迅速，我国出口商品因为劳动力成本因素或企业价格竞争而价格低廉，我国出口商品由于我国总体的经济技术水平不高而在技术标准、环境标准乃至劳工标准上与欧盟的要求有较大差距，我国企业对欧盟的政策法规与技术标准了解甚少，因此，欧盟的保护行动不断成功，这也更进一步强化了欧盟的“反中国出口商品偏好”。此外，随着中国入世议定书的签署，欧盟又获得一个新的直接针对中国的贸易政策工具——“特定产品过渡性保障机制”《中国加入世贸组织议定书》第16条，而且期限长达12年。2002年6月，欧盟已就中国的特保条款立法，要求根据特保机制对中国产品实施数量监督。

二、未来走向

可以肯定的是，欧盟对华政策主流在可预见的将来仍将是积极的，这不仅是由于欧洲的经济增长需要中国的贡献，也由于欧盟谋求国际权力需要中国的支持，还由于全球问题的解决需要中国的合作与参与。欧盟经济的低速增长速度与中国稳定的高经济增长使欧盟支持中欧经贸关系的发展具有巨大的利益所得；欧盟作为一个独立的国际政治实体正在极力谋求获得国际规则能力与国际行动能力，这包括多边体系、欧元与欧洲货币权力、世界贸易规则以及欧美日冲突制衡机制等。欧盟的国际政治经济利益需求要求有实力强大的国家支持，这就使欧盟不能忽视与经济迅速发展的中国发展良好持续的经济关系，扩大在中国的影响力。而且，正如欧盟2001年文件所表明的，“从全球化角度来看，中国这样一个地域辽阔的国家既是一切国际性和区域性重大问题的症结所在，也是解决问题的关键所在。所谓接触，就是要建立全面的联系，以便在一切共同关心的问题上达成共识，协助世界各国共同解决国际性和区域性问题”。但是，欧盟始终是“自我利益导向”的，这可能会在不同的时间里在不同程度上对中欧经贸关系产生不同的影响，对这种不同影响的分析和预测有助于我国采取适当的政策措施更好地发展对欧经贸关系，支持我国经济增长和经济安全。当前的核心任务是强化对欧洲以及中欧经贸关系的研究，制定我国对欧经贸关系长期政策。

在发展对欧长期经贸关系中要实现四个层次的平衡，即对外与对内的平衡、对欧盟与对其他地区的平衡、对欧盟的政治与经济的平衡、对欧盟与对其成员国的平衡。

首先，要做到对外与对内的平衡。考虑到全球化、中国与国际经济的密切关系以及我国在经济起飞阶段所需要的外部支持，大力发展与包括欧盟在内的一切国家的经贸关系有利于我国的经济增长，但考虑到我国独特的文化传统、价值观、政治体制、意识形态、外交政策与巨大资源规模，我国在大力发展对欧经济关系的同时，应更多地关注国内经济的发展，从而既保证获得对外经济交往的收益，也能有效维护国家经济安全。随着改革的深入，我国的经济结构正在日益改进，市场结构也在逐步成熟，而传统的社会结构也在逐渐现代化，这极大地提升了我国经济增长的潜力，因此，“眼睛向内”的发展模式已经具备条件。

其次，要做到对欧盟与对其他地区的平衡。大力推进各种形式、渠道的东亚合作，积极促进东亚真正形成一支区域性力量，我国过去重美日而轻欧洲的对外经济政策必须适时调整，建立起相对平衡的中美、中日与中欧经贸关系政策框架，既有利于我国继续与世界三大经济力量的经济交往，同时也避免受制于美日的被动局面。

世界经贸范文篇6

(一)地理格局:亚洲国家(地区)占主体的对外经贸关系

(二)领域格局:与不同经济发展水平的国家之间领域各有侧重的经贸关系

(三)产业格局:依托制造业分工合作形成的对外经贸关系

(四)发展模式:双多边合作共同推进的对外经贸关系

2自由贸易区战略推动下更为紧密的双边和区域经贸合作关系。自2002年中国签署《中国一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以来,我国对外经贸关系发展形成了新的推进机制。2007年,党的十七大报告明确提出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目前,我国已与14个国家和地区签订并实施了自由贸易协定,加快了双边和区域合作进程的发展。签署自由贸易协定加快了我国与有关国家的关税减让和领域开放进程,提高了领域开放程度,对发展更紧密的经贸合作关系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以中国一东盟自贸区为例,2002年以来,我国与东盟各国货物贸易年均增长率达到27.1%,高于自由贸易区成立前年均17.4%的增长水平。中国与东盟的相互投资也取得了较快增长,2009年,东盟主要国家对我国的投资额达到43亿美元。2008年,我国对东盟各国的投资额达到24.84亿美元。东盟在我国对外经贸关系中的地位显著提升,以货物贸易为例,我国与东盟的货物贸易额占我国货物贸易总额的比重从2002年以前的8.2%提高至9.1%,在亚洲国家(地区)中的地位从第四位提高到第二位。我国的对外经贸关系格局呈现出“多边框架下全面推进与区域、双边框架下重点发展相结合”的局面。

二、我国对外经贸关系格局中存在的问题

(一)“不平衡”的经贸关系格局

(二)“低层次”的经贸关系格局

(三)“被动型”的经贸关系格局

世界经贸范文篇7

差距与转变

20年的改革开放，我国已发展成为一个对外经贸大国，但是还算不上一个对外经贸强国。在新的世纪里，我国的目标应当是从一个对外经贸大国发展成为对外经贸强国。但与世界贸易强国相比，现时还有许多差距。

我国在世界贸易中所占比重较小。1999年排在世界货物贸易前6位的国家，其出口占世界的比重分别为：美国12.4%、德国9.6%、日本7.5%、法国5.3%、英国4.8%、加拿大4.2%，而我国仅为3.5%。排在世界服务贸易前6位的国家，其服务贸易出口占世界服务贸易出口的比重分别为：美国18.8%、英国7.6%、法国5.9%、德国5.7%、意大利4.8%、日本4.5%，而我国仅为2.0%。

从进出口商品结构和贸易结构看，我国出口商品中技术含量和附加值较高的产品所占比重偏低。美国的机械设备出口在其全部货物出口中所占比重约为52%、德国51%、日本69%、法国43%、英国48%、意大利39%。我国机电产品在出口商品中所占比重不到40%，而且其中大部分是劳动密集型、低附加值的产品。此外，我国的服务贸易与货物贸易之比，也比上述国家低得多。

从资本流动情况看，我国外资流入与对外投资均小于居世界贸易前列的国家。1999年流入美国的外国直接投资2755亿美元，美国对外直接投资1509亿美元；流入英国外资821亿美元，英国对外直接投资1992亿美元；流入德国外资268亿美元，德国对外直接投资505亿美元；流入法国外资391亿美元，法国对外直接投资1079亿美元；流入荷兰外资337亿美元，荷兰对外直接投资458亿美元。而中国人均利用外资规模同上述国家相比更是相差甚远。

从贸易体制和企业经营机制看，我国与居于世界贸易前列的国家相比，还缺乏一套较为完善的经济贸易法律法规体系。在多边贸易体制框架下，这些国家的关税税率都比较低，非关税措施相对透明和稳定，对外商投资实行国民待遇，本国企业受国家政策保护比较少，存亡成败主要取决于自身竞争能力。在长期发展过程中已经形成一套能够适应市场经济竞争环境的企业经营机制和治理结构。

我国综合国际竞争力排位落后世界水平。从国内产业发展、国际化程度、政府管理、金融服务、基础建设状况、企业管理水平、科学与技术实力、人口素质等指标所反映的综合竞争力看，目前居于世界贸易前列的国家，其排位也都居于世界前列。而我国的综合竞争力目前仅居于世界第29位，单项排位我国际化程度排第20位、金融服务水平排第42位、基础建设状况排第40位、企业管理水平排第30位、科学技术实力排第13位、人口素质排第24位，总的看来都比较落后。

近几年我国出口增长速度有所放慢，除亚洲金融危机等外部环境影响外，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迄今为止我国外贸增长方式仍然是粗放型的。从当前和今后发展趋势看，这样一种粗放型、数量扩张型的增长不可能长久维持。实现由“大”到“强”的转变，是新形势下外经贸持续、健康发展的历史性课题。首先，国际间经济贸易竞争日益激烈，以廉价工业制成品为主的出口增长更多地受到市场规模限制。在过去若干年中，我国许多出口产品成为众矢之的，遭遇到激烈竞争和反倾销威胁。因此，只有不断提升出口商品质量、档次和附加价值，才有可能保持和扩大我国的出口市场份额。其次，我国沿海地区原有的劳动力和其它要素成本低廉优势正在递减，一些传统劳动密集和资源性商品出口增长的潜力已经有限。只有加快产业技术进步，培植新的竞争优势，增加出口商品中的技术、服务含量，才能保持和强化沿海地区外向型经济的发展势头。第三，我国外经贸主体结构不够合理，国有外贸企业竞争乏力，除外商投资企业外的其他非国有企业的潜力还没有发挥出来。只有大力推进外经贸体制改革和企业经营机制的转轨，才能优化经营主体结构，充分调动各类企业参与国际经济贸易竞争的积极性。第四，粗放型外贸增长对环境的负面影响越来越严重，而且今后将日益受到国际贸易中环保要求的制约。只有提高对外开放水平，更多地“走出去”利用国际资源，才能缓解出口增长与环境、资源等的矛盾，实现外经贸的可持续发展。

随着我国经济增长告别短缺经济阶段，外贸的地位、作用已不仅仅是出口创汇。进出口增长必须与国民经济发展的宏观目标相协调，使国民收入实现最大化。因此，这就要求企业经营进出口必须以经济效益为中心，外贸宏观调控和管理必须以保证宏观经济目标的实现为最基本要求，依靠优化出口商品结构，发挥比较优势和提高经济效益，来实现外贸的更大发展。由外经贸大国向外经贸强国转变，是使我国对外经济贸易再上一个新的台阶，在今后5年到10年国民经济发展中继续发挥重要推动作用的关键，也是中国应对经济全球化挑战，以更加积极的姿态融入世界经济，争取更大民族利益的需要。

中国迈向外贸强国应坚持的基本方针：实现对外贸易与国民经济协调发展；努力提高利用外资水平；参与多边贸易体制与加强区域和双边经济合作并举；发展服务贸易；建立和完善符合国际通行规则的对外经济贸易体制。

“十五”到2010年目标

着眼于今后的国际国内环境，“十五”计划期间我国外经贸发展的主要目标应当是：商品进出口继续以略高于国民经济的增长速度增长，结构和效益进一步改善，出口商品科技含量和附加价值显著提高；服务贸易实现较快增长，重点服务产业国际竞争力有明显增强；利用外资领域进一步扩大，项目技术水平和规模有新的提高，结构和区域分布趋于合理；对外投资稳步扩展，境外资源开发利用和加工贸易形成一定规模；经常项目收支实现大体平衡，国家外汇储备和主要外债指标保持在合理水平上。以下为“十五”期间我国外经贸发展主要指标预测：(1)商品进出口年均增长速度将在7.5%-8.5%之间，2005年进出口总额将达到6700亿—7000亿美元，其中出口将达到3400亿—3600亿美元；机电产品出口年均增长速度将在13%上下，2005年机电产品出口总额将达到1700亿—1800亿美元，在出口商品总额中所占比重提高到50%左右；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年均增长速度将在15%以上，2005年出口总额将接近700亿美元，在出口商品总额中所占比重提高到20%左右。(2)实际利用外资年均增长速度将略高于“九五”期间的水平，2005年外商直接投资规模达到460亿—500亿美元。(3)服务贸易年均增长速度将在12%-15%之间。对外工程承包和劳务合作年均增长速度将在15%左右，2005年营业额将达到260亿—280亿美元。

第十一个五年计划（2006年—2010年）期间，我国对外经济贸易仍将努力保持持续、稳定增长态势。预计到2010年，商品进出口总额将达到9000亿美元，出口将超过4500亿美元；机电产品出口所占比重将提高到60%；高新技术产品出口所占比重提高到30%。我国在世界商品贸易中的份额将由现在的3.5%扩大到3.8%左右，商品出口在世界的排位将上升到前6位；在世界服务贸易中的份额将由现在的1.8%扩大到2.0%左右，服务贸易出口在世界的排位将上升到前10位；利用外资规模继续保持发展中国家第1的地位。

实现上述目标，意味着我国资源配置和利用效率大大提高，人力资源优势得到较好发挥，主要产业和产品的国际竞争力显著增强，企业通过参与国际竞争将实现较快的技术进步和较好的经济效益，人民币汇率的稳定将获得更加坚实的基础，国家的综合国力进一步增强。同时，我国开放型经济格局将基本确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国际规则要求的外经贸管理体制逐步走向完善。对外经济贸易将更好地发挥对国民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

基本方针

面对21世纪世界经济贸易环境变化带来的挑战，总结改革开放以来的经验教训，为实现建设一个对外经济贸易强国的奋斗目标，我国在对外经贸工作中应当强调和坚持以下基本方针。公务员之家

第一，积极参与国际分工和竞争，发展开放型经济，实现对外贸易与国民经济协调发展。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对外封闭和畏惧竞争只能导致更大差距。因此，要树立积极主动参与国际分工和竞争的意识，通过发展开放型经济，全面提升中国经济的国际竞争力。外经贸发展要服务于国民经济发展的大局，适度地超前于国民经济增长，在保持沿海地区外向型经济发展势头的同时，加快中西部地区对外开放。

第二，努力提高利用外资水平，实行与跨国资本有利于我国产业升级和技术创新的长期战略性合作。吸引以跨国公司为主角的外国直接投资，是发展中国家加快经济发展和技术进步的必然选择。要正确地对待加入世贸组织以后跨国资本将大举进入我国这一现实，运用有效的政策和法律手段，更多更好地利用跨国公司投资的积极方面，限制其消极方面。与跨国公司建立有利于我国产业升级和技术创新的长期战略性合作和共同发展关系。

第三，参与多边贸易体制与加强区域和双边经济合作几方面工作并举，互为促进和补充。积极参与多边贸易体制与在多边框架下加强区域和双边的经济合作，是为外经贸发展创造良好外部环境的重要环节。应当了解和熟悉世贸组织规则，建立有效的政策协调机制，利用世贸组织有关规则维护我国在对外经济贸易活动中的权益。同时，应当高度重视中国与周边国家、地区的区域和双边经贸合作，大力推进各个层次的区域经济贸易一体化。

第四，更好地发挥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优化出口商品结构，推进科技兴贸计划。发挥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是实现外经贸持续和有效增长的基本要求。要以国际市场为导向，继续实行有利于优化出口商品结构的一系列政策。积极推进“科技兴贸”行动计划，引进先进技术和设备，改造传统出口产业，培植适应当代科技进步潮流的新兴产业，发展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加强政策性出口信贷和保险等对外经贸发展的支持力度。鼓励电子商务等新的贸易方式的开发和应用。

世界经贸范文篇8

1989年之后的几年，欧共体单方面中断与中国的高层往来、军事合作、政府贷款和合作项目，使得中欧经贸关系的发展受到严重的影响和阻碍，但自1992年起，由于中欧政治关系大体恢复，中欧经贸关系也开始了新一轮的发展。1995年7月，欧盟委员会提出了《中欧关系长期政策》，强调要同中国全面发展政治、经济和贸易关系，明确表示欧盟与中国应建立长期合作关系以保证自实现双方共同的目标。这是欧盟有史以来制定的第一个对华关系长期发展战略，它不仅是对1985年协定的深化，更重要的是它表明欧盟对华战略性政策框架初步形成，对中欧经贸关系发展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1996年11月，欧盟委员会又公布了《欧盟对华合作新战略》，将欧盟对华长期政策进一步具体化，再次强调欧盟对华政策的全面性、独立性和长期性，表示要进一步促进双方在经贸、科技、发展援助等领域内的交流与合作。1998年3月25日，欧盟委员会公布了《与中国建立全面伙伴关系》文件，要求把中欧双边政治经济关系提高到欧美、欧日的同等水平上;支持中国尽早加入世贸组织等，并于2000年9月发表了关于执行1998年文件的报告。

为了使欧盟更加卓有成效地执行1998年确定的对华政策和追求欧盟与中国关系长远目标的实现，欧盟委员会在2000年报告的基础上又于2001年5月提交了《欧盟对华战略：1998年文件执行情况和促进欧盟政策更为有效的未来步骤》文件，制订了具体务实的中短期目标：在国际社会中与中国进一步接触，其中关于政治和全球性问题的对话格外重要;支持中国在法治和尊重人权的基础上转变为开放的社会，这是欧盟与中国关系的核心;使中国融入世界经济，这对中国继续改革开放具有重大意义，也是全面深化欧盟与中国的关系的关键;更好地利用欧洲现有资源支持与中国的交往;正确利用现代技术，扩大欧盟在中国的影响力。2002年3月，欧盟发表《国家战略报告：中国》，继续强调1998年和2001年欧盟对华文件所确定的对华政策目标，并进一步明确了对华合作的三个重点领域。第一，通过机构强化与能力建设、人力资源开发与构建稳健的商业法规框架以及促进私人部门的知识诀窍与技术的转移来确保中国经济与社会改革进程的可持续性;第二，通过提供知识和专业技能来促进可持续发展，协助中国谋求环境保护、社会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更好的平衡;第三，鼓励良好治理，促进法治、民主与经济、社会、政治与公民权利的履行以及强化构成市民社会网络的结构与进程。

一、利益诉求

与任何国家的对外经贸政策一样，欧盟对华经贸政策的变迁也反映了欧盟对发展中欧经贸关系的利益诉求以及这种利益诉求的动态变化，此外，欧盟1995年后的对华经贸政策中的一个重大变化是欧盟试图促进中国与欧盟的制度趋同，这在发展政策中体现得极为明显;另一个显著特点是欧盟对华总体政策越来越积极，而指导经贸实践的具体政策措施则越来越苛刻。

(1)出于欧盟经济利益需求

从既得的经贸利益来看，欧盟对华经贸政策与经贸关系实绩形成了相互促动的良性循环。1985年中欧贸易协定之后，欧盟与中国的贸易突飞猛进，1984年-2000年间，中欧贸易额增长了近12倍。据中国海关统计，2001年，中欧贸易额达766亿美元，比2000年增长11%，其中欧盟进口409亿美元，同比增长7.1%，欧盟对华出口357亿美元，同比增长15.8%.按照中方统计，2001年，中欧占我外贸总值15%，欧盟是居日本、美国之后的我国第三大贸易伙伴。欧盟对华直接投资自1985年以来也取得了极大的进展。特别进入20世纪90年代，欧盟已成为中国吸引外资的主要对象，欧盟企业对华投资稳步增长。2001年，欧盟来华直接投资项目数为1217个，实际投入40亿美元。到2001年底，欧盟来华投资项目数达12583个，实际投入303亿美元。欧盟对华投资的增长快于我国全部直接投资的平均水平。1986年-2000年期间，欧盟对华直接投资项目、合同金额和实际投资金额的年均增长速度分别达到29.0%、25.9%和25.9%，均高于我国全部外商直接投资的年均增长水平;欧盟对华投资的资金密集程度明显高于其他国家/地区的对华投资，2000年欧盟投资合同的项目平均规模超过800万美元，远远高于全部外商直接投资280万美元的平均水平。在技术出口方面，欧盟国家是中国引进先进技术与设备的最大供应者。2000年-2001年，欧盟成员国向中国出口技术分别为2317项与1050项，合同总金额为130亿美元。截至2001年底，中国从欧盟成员国引进技术共13495项，合同总金额约672亿美元，占我国引进技术总额的一半左右。良好的中欧经贸关系实绩为欧盟对外经贸关系的促进与平衡提供了坚实基础，完全符合欧盟的经济利益需求，这促使欧盟在总体政策上重视中国，加强中欧经贸关系。

从潜在的经贸利益看，欧盟将继续在政策上支持中欧经贸关系的发展。2001年，中国GDP位列世界第6位，而欧盟2001年文件认为，“按照购买力平价理论”，中国的经济实力总体上已经与日本持平，仅次于美国。而且，中国已成为电信、运输、能源和环保等行业的全球生力军和重要市场;据估计，到2005年，中国还将拥有3亿互联网用户，而同期美国的用户数量为2亿。2001年中国对外贸易已经突破5000亿美元，为世界上第七大贸易国;中国所吸引的外国直接投资迅速上升，仅低于美国而跃居世界第二，已连续9年成为吸引外资最多的发展中国家。而欧洲由于正在建构一个全新的市场结构与政策结构使企业与消费者预期谨慎，从而对欧盟经济增长产生了暂时的不利影响，经济活动难具活力。欧盟1961年-1970年国内生产总值平均增长4.9%，1971年–1980年降为3.0%，1981年-1990年再降为2.4%，1991年-2000年更降至2.0%，同期美国则分别为4.2%、3.2%、3.2%和3.4%;而且，与美国和日本不同的是，欧洲的外贸依存度更高。与此同时，我国对欧盟出口仅占其自盟外进口总额的5%左右，欧盟对华投资占其对盟外投资的比重还不到2%，双方合作潜力依然巨大。加速发展中欧经贸关系将为欧盟获得廉价优质的资源与商品(服务)、存量与增量庞大的出口市场以及稳定与高回报的投资场所，有利于促进欧盟的经济增长。因此，为中欧经贸关系提供政策保障显然符合欧盟的经济利益需求。

(2)出于欧盟国际政治利益需求

2000年欧盟葡萄牙首脑会议所确定的未来五年战略性目标明示了欧盟不仅要在欧洲成为领袖，而且要在世界上树立领袖风范。这种愿望是由欧盟的经济实力所激发，也将由经济实力来保证。按人口、GDP、资本输出以及对外贸易等指标(根据OECD统计)来衡量，欧盟的经济实力超过美国居世界第一。而随着欧盟的扩大，欧盟的经济实力将进一步加强，尤其重要的是，欧盟不仅因为新加入国家正处于经济起飞阶段而拥有更大的市场规模与市场容量，而且欧盟作为世界上最大的资本输出国和商品与服务出口国，再加上欧盟相对宽容的对外技术交流与发展合作政策，对世界其他地区的经济发展特别是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至关重要。欧盟是经济“巨人”，但欧盟并不甘心仅仅如此，因而，欧盟正在谋求并且正在逐步成为与美国模式大不相同的重要政治力量。欧洲的目标不仅是要制定世界贸易规则，为了保证外部经济对欧洲的稳定性和确定性，欧洲也将要求参与乃至直接制定国际货币规则，欧元是谋求这个权力的起点。欧洲将会凭借强大的统一货币来参与国际货币体系规则的制定，遏制美元霸权，伸张欧洲货币利益。由于经济实力的支持和欧洲各国货币在世界货币体系中的实际地位决定了欧元的崛起和强大是不可避免的。

但是欧盟的国际权力需求采取了完全不同于美国单边主义的“温和模式”——欧盟尤其重视在国与国之间通过接触、对话与合作来扩大共识和解决分歧，不搞硬性对抗;在处理国际事务中十分重视并寄希望于“多边主义”，强调共同利益、权力分享和遵守有约束力的共同游戏规则等。这必将为更多的国家所接受，同时也将为诸多的国际组织所欢迎。“9.11”事件不仅更加强化了欧盟的信念，而且也更加强化了国际社会对欧盟模式的认同。在欧盟看来，“9.11”事件是一个历史的转折点，它使得在国际社会中一些早已存在的问题凸现出来，在全球化的时代，局部的不稳定必然会带来全球性的后果，为此，欧盟强调在多边体系之中、通过有效的国际性的法律手段来对抗恐怖主义;欧盟希望“9.11”事件之后的国际秩序会有一个良性的发展，加强与包括阿拉伯国家在内的第三世界的关系，通过加强与这些国家的对话，通过更大程度地向这些国家开放市场来促进它们的发展，促进它们与欧洲各国的联系，进而稳定这些国家内脆弱的政治制度。在对外贸易方面，欧盟委员会主管贸易的委员巴斯卡尔·拉米9月17日在欧洲议会演讲时表示，未来贸易政策的首要目标是谋求稳定与安全，向第三世界国家更多地开放市场，通过WTO等多边贸易体系，在共同的法律框架之下，加强同第三世界国家的联系，这符合欧洲的利益。因此，考虑到中国的政治经济地位，不难理解，发展中欧经贸关系自然就成为欧盟谋求国际政治利益战略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同时，也要清醒地认识到欧盟对华政策的内在涵义。对外政策大体可以分为五类：信号性政策、试探性政策、条件性政策、分离性政策与实施性政策。信号性政策只是一种外交辞令、姿态与信号，既不存在责任问题，也不存在执行问题;试探性政策是谋求一种回应与反馈，可能成为下一步政策决策的基础;条件性政策是取决于一定条件才得以执行的政策;分离性政策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为话语与行动存在背离现象，或至少利用话语的不完整性，最典型的例子是欧盟将中国从“非市场经济国家”名单上删除，但在实践中，主要还是按照非市场国家的标准来处理的;实施性政策一般都是技术性很强的政策，如关税政策、技术标准等。可以说，欧盟对华政策文件中这些涵义都得到了体现。对外政策含义的多重性为欧盟在处理中欧关系以及谋求中国对欧盟的支持方面准备了广阔的活动空间。

(3)欧盟对华经贸政策更为关注制度趋同

欧盟对华经济贸易政策变迁解析来自:PPT中国·PPT资源网

(4)对华总体政策与具体政策措施相分离

虽然欧盟对华总体政策越来越积极，但是，在指导对华经贸实践的具体政策措施上，欧盟却日趋苛刻，最为典型的领域是安全技术标准、欧盟对华反倾销与WTO的特保机制等。欧盟的安全技术标准尽管绝大多数并不是可以针对中国的，但对中国也是极为不利的。欧盟的安全技术标准主要涉及食品卫生和食品安全、工业产品的安全标准、劳保标准、环保标准和无线电干扰技术标准等。近年来，随着科技的发展和对消费者权益保护的加强，欧盟安全技术标准日益严格，所涉及的领域日益广泛。这些技术法规对欧盟以外的国家，尤其是众多的发展中国家来说，无疑是技术壁垒。尽管欧盟至今尚未形成统一的、公开的技术性贸易壁垒政策，但客观上形成了体系越来越完善、效果越来越明显的技术性贸易壁垒。欧盟经济发展水平高，其质量技术和检验检疫标准高于我国相关标准，甚至高于国际标准，这使得我国的产品进入欧盟市场的难度将越来越大。欧盟2002年将成立“欧洲食品权力机构”，统一管理欧盟内所有与食品安全有关的事务。目前，欧方坚持对我输欧禽肉产品实行逐批检验;我国酱油、花生、茶叶等产品多次遭到欧盟快速预警通报机制的通报。此外，欧盟还敦促中国尊重国际劳工组织在有关大会上提出并得到国际社会认可的劳工标准以及强化产品的环境标准。欧盟的技术标准具有普适性与刚性特点，即根据欧盟自身利益的需要适用于所有输欧产品与服务，而不是针对具体国家;欧盟技术标准只会越来越多，要求越来越高，而不会降低。当然，由于中国某些商品在欧盟市场占有率很高而引起的该类商品标准的制定，实际上是欧盟充分应用技术标准普适性的名义来遏制中国商品的大量出口，保护了欧盟的同类商品制造商，是实际上的贸易歧视，打火机的CR标准便是典型的例子。

欧盟对华反倾销也是顺利发展中欧经贸关系的技术性障碍。欧盟最早对我国出口产品发起反倾销调查，对我国出口产品反倾销立案也为最多，立案高达93起。尽管欧盟已经从1998年起不再把中国列入其反倾销政策中的“非市场经济国家”名单，但是附加了关于市场经济地位的五条标准和分别税率的八项条件(现简化为四项条件)。

目前，中国仅有7家企业获得市场经济地位。欧盟对华反倾销政策仍具有较大的歧视性，中国企业(尤其是国有企业)获得市场经济地位仍面临极大的困难，这无疑会增加中国产品进入欧盟市场的难度。

二、未来走向

可以肯定的是，欧盟对华政策主流在可预见的将来仍将是积极的，这不仅是由于欧洲的经济增长需要中国的贡献，也由于欧盟谋求国际权力需要中国的支持，还由于全球问题的解决需要中国的合作与参与。欧盟经济的低速增长速度与中国稳定的高经济增长使欧盟支持中欧经贸关系的发展具有巨大的利益所得;欧盟作为一个独立的国际政治实体正在极力谋求获得国际规则能力与国际行动能力，这包括多边体系、欧元与欧洲货币权力、世界贸易规则以及欧美日冲突制衡机制等。欧盟的国际政治经济利益需求要求有实力强大的国家支持，这就使欧盟不能忽视与经济迅速发展的中国发展良好持续的经济关系，扩大在中国的影响力。而且，正如欧盟2001年文件所表明的，“从全球化角度来看，中国这样一个地域辽阔的国家既是一切国际性和区域性重大问题的症结所在，也是解决问题的关键所在。所谓接触，就是要建立全面的联系，以便在一切共同关心的问题上达成共识，协助世界各国共同解决国际性和区域性问题”。但是，欧盟始终是“自我利益导向”的，这可能会在不同的时间里在不同程度上对中欧经贸关系产生不同的影响，对这种不同影响的分析和预测有助于我国采取适当的政策措施更好地发展对欧经贸关系，支持我国经济增长和经济安全。当前的核心任务是强化对欧洲以及中欧经贸关系的研究，制定我国对欧经贸关系长期政策。

世界经贸范文篇9

一、利益诉求

（1）出于欧盟经济利益需求

（2）出于欧盟国际政治利益需求

（3）欧盟对华经贸政策更为关注制度趋同

（4）对华总体政策与具体政策措施相分离

二、未来走向

世界经贸范文篇10

一、推行自主外交下的日本对华政策

进入20世纪70年代，日本经过战后经济的高速发展，已经成为世界经济大国，经济实力大增，随着经济实力的增长，日本外交开始推行以日美关系为基轴的自主外交。事实上，在20世纪5、60年代的日本外交就典型地摇摆于“对美一边倒”与推行自主外交之间，对美牟取利益时，就“对美一边倒”；对华牟取利益时，就搞自主外交。到了60年代末70年代初，美国开始调整对华政策，特别是“尼克松冲击”，促使日本必须调整对华外交政策，推行自主外交。1972年7月7日，田中角荣组阁的当天，在首次的内阁会议上，提出“在外交方面，要加紧实现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邦交正常化，要在动荡的世界形势中强有力地推进和平外交”，“中国的问题是最大的外交问题”。中日邦交正常化后，日本对华采取的经贸政策主要是以本国的国家利益为前提，推动中日经贸关系向前发展。在这一政策的指导下，1974年—1975年缔结了贸易、航空和渔业协定。1978年—1979年又缔结《和平友好条约》《中日长期贸易协定》等文件，并开始商定由日方提供第一次日元贷款。

在这一时期，虽然日本极力推行自主外交，但在很大程度上仍然受到美国对华政策的影响。20世纪70年代末期，美国出于联华抑苏的目的，在中日关系上，采取了支持中国的政策，使日本在对华经贸政策上不得不采取积极的态度，特别是在日本对华贷款方面表现更为明显。1979年10月17日—18日，日美在华盛顿协商对华援助计划时，日美出现意见不一，美方要求明文规定，日本对华提供日元贷款“没有附加条件”。对此日本的通产省表示反对，最后在美国的压力下，日本不得不同意“原则上没有附加条件”[1]。

也正是在日本采取积极的对华政策和美国的支持下，中日贸易关系得到了快速的发展。1980年中日贸易额达到89.1亿美元，与建交时1972年的10.4亿美元相比增长近9倍（表—1）。这一时期也是中日贸易发展最顺利的时期，增长幅度大都在两位数以上。

表—1：70年代中日贸易进出口

（金额单位：亿美元）

进出口占中国对外贸中国对日中国从日增长率

年份总额增长率易总额的比重本出口额增长率本进口额

197210.416.54.16.3

197319.587.517.88.4104.911.176.2

197431.360.521.511.435.719.878.4

197538.021.425.814.022.823.920.7

197630.4-20.022.612.2-12.918.2-23.8

197734.714.123.413.611.521.115.9

197848.238.923.317.226.531.147.4

197967.139.222.927.660.539.426.7

198092.037.124.340.346.051.731.2

资料来源：外经贸部统计资料

二、20世纪80年代日本对华经贸政策

进入80年代以后，日本开始推行从“经济大国”到“政治大国”的外交战略，对华经贸政策虽然继承了70年代的对华政策，但政治色彩加大，有经济政治化的倾向。

1979年12月，苏联出兵阿富汗，美苏冷战进一步升格，这促使中、日、美联合抗苏的战略格局正式形成。应该看到，中日美联合抗苏并无稳定的政治基础。就美国而言，只要条件具备它仍愿奉行在中苏之间搞平衡战略，从中渔利，日本也不希望过度刺激苏联。1982年以后，中国开始与日美拉开距离，以贯彻不同任何超级大国建立战略联盟的独立自主外交路线。尽管如此，美国仍视独立自主的中国为其在军事上抗衡苏联的重要力量。美苏冷战对中、日、美关系产生复杂的影响。以对华技术出口问题为例，由于美国对日仍有相当的控制力，故能对日本的对华技术出口产生促进或抑止作用。从积极的方面看，在1980年初，美国要求日本进一步限制对苏联技术出口的同时，主张放宽对华出口的限制。1983年，美国同意放宽对华出口限制，尤其放宽7种军民两用项目的限制。美国的对华技术出口也有所增加。但1987年的东芝事件之后，日本政府不仅禁止东芝公司履行35个对华合同，而且还拖延审批其它日商与中方签订的9亿美元的合同，一度严重影响了日本对华技术出口。

20世纪80年代后半期，国际战略格局的结构性变化开始对日本外交和中日美三角关系产生具有深远意义的影响。首先，苏联经济实力迅速衰退，这导致美国在1989年5月提出超遏制的概念。其次，随着在1985-1987年日本成为世界最大的债权国而美国则沦为世界最大的债务国，“日本威胁论”在美国迅速抬头。第三，中国的崛起开始影响到美日对外战略的制定。在这样大的国际环境下，中日关系的客观条件发生了变化，这既是日本对华政策调整的客观依据，又是中日关系进入新的发展阶段的基本标志。

综观日本20世纪80年代对华政策可以概括为政治上借用中国的地位，扩大日本的政治影响，但受到苏美两国的影响较大；经济上支持中国的经济发展，但受政治关系影响较大，致使中日经贸关系发展缓慢，中日进出口贸易有的年份还出现下降的现象（表—2）。

表—2：80年代中日贸易进出口

（金额单位：亿美元）

进出口占中国对外中国对中国从

年份增长率贸易总额的日本出增长率日本进增长率

总额的比重口额口额

198199.88.522.746.014.153.84.1

198287.6-12.221.148.65.739.0-27.5

198390.83.720.844.6-8.246.218.5

1984127.340.223.853.520.073.759.5

1985164.329.123.656.14.9108.346.9

1986138.6-15.618.843.6-22.395.0-12.3

1987131.6-5.115.959.235.872.4-23.8

1988146.311.214.272.923.173.41.4

1989146.60.213.181.511.865.2-11.2

1990166.013.214.490.110.675.916.4

资料来源：中国对外贸易经济年鉴

80年代日本对华政策概括起来主要表现以下几个方面的特点：

政治上：(1)逐步提升中日关系在日本对外政策中的地位。70年代日本对华推行的是自主外交，中国在日本外交中处于次要的地位。到了80年代，中国在日本外交中的地位大大提高，把原来只用于美国或东盟的提法用到了中日关系上，称其为“日本外交的重要支柱”，认识到中国的重要性。

(2)视中日友好关系是日本综合安全战略的有机组成部分。80年代中期以来，随着日本经济实力在全球经济地位的提高，积极谋求扩大自己的政治发言权。为此，日本一方面依靠“日美同盟”，从政治上、军事上遏制苏联，同时也要借助“日中友好”来提高同美国打交道的地位。也就是说，日本要做政治大国，同有世界政治影响的近邻中国保持良好的关系是至关重要的。同时，中日关系也是日本亚洲外交的基础之一。良好的中日关系有利于亚洲的和平，特别是朝鲜半岛的稳定，有利于日本加深同东南亚地区之间的关系。如果中日关系恶化，势必要导致日本亚洲外交的失利。而中日关系也常常对日本国内政局影响较大。

在经贸方面，日本以经济合作为基础，试图通过经济合作实现某些战略意图：(1)通过经济合作，适当增强中国的经济实力，使之成为抵御苏联威胁的天然屏障。日本认为，中国经济的不稳定会导致政治上的动荡，有倒向苏联的可能，中国经济的稳定有利于保持中苏之间现有的“不战不和”的关系。这样日本就可以借助中国的实力与苏联抗衡。因此，日本政府力排众议，决定向中国提供大规模的日元贷款。第一批日元贷款从1979年至1984年实施，贷款方式金额为3309亿日元，共安排了7个项目；第二批日元贷款从1984年至1989年实施，共安排了17个项目，贷款协议金额为5400亿日元（包括700亿日元的黑字还流贷款，主要用于出口创汇型企业）。第一批贷款及第二批贷款前半期，贷款主要用于交通、通讯及水力发电等基础设施项目，如北京至秦皇岛铁路扩建项目，秦皇岛煤炭码头扩建工程，衡阳至广州铁路扩建项目，连云港和青岛港扩建项目，天津、上海、广州程控电话项目，天生桥水电站项目，五强溪水电站项目等。目前，秦皇岛港已成为我国最大的煤炭装卸口岸。

从第二批后半期（1988年）起，一些城市基础设施项目也开始使用日元贷款，如北京市地铁工程，北京市高碑店污水处理厂，北京、天津、西安、重庆等地的城市供水和供气项目。

(2)通过经济合作使中国靠向西方。1981年5月，铃木首相在美国明确说：“我们希望见到中国是一个开放的国家，希望见到中国继续采取合作的态度，必须保持中国作为西方联盟的一员”，并“为了维持中国和西方的关系支持中国现代化政策，继续进行经济合作”，以“通过经济方面的援助把中国拉过来，使之成为经济向西方开放的国家”。

(3)加强经济合作，捷足先登中国市场。随着中国改革开放，日本便深深被中国这一巨大市场所吸引。中国丰富的自然资源和廉价的劳动力与日本资金和技术的结合将具有巨大的潜力。在日本与欧美经济不断发生摩擦的情况下，日本更感觉到密切与中国的经济合作的重要性。这一时期，日本对华直接投资增长较快，但呈波浪式增长。1990年日本对华直接投资与1983年相比，件数增长6.4倍，合同金额增长4.6倍，实际使用金额增长2.7倍（表—3）。

表—3：80年代日本对华直接投资状况

（金额单位：亿美元）

年份项目数合同外资金额实际使用外资金额增长率(%)

1979-198257.60.81——

1983520.951.86129.6

19841382.032.2521.0

19851274.713.1540.0

1986942.832.63-16.5

19871133.012.20-16.3

19882372.765.15134.1

19892944.393.56-30.9

19903414.575.0341.7

合计140132.8526.64

资料来源：外经贸部外资统计

三、20世纪90年代的日本对华经贸政策

1989年美苏冷战结束，国际形势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各大国都加紧调整自己的对外战略。美国竭力维持其超级大国地位和发挥“世界领导作用”；俄罗斯重整经济，极力恢复“世界性强国的地位”；日本提出了建立“日美欧三极体系”的构想，加速向“政治大国”的目标前进。1994年9月13日，日本政府正式宣布将谋求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9月27日，日本外相河野洋平在49届联合国大会上发表讲演，呼吁修改联合国宪章，删除“旧敌国条款”。这次讲演成为日本全面加速走向政治大国的“宣言书”。在国际大的背景发生变化的情况下，中日两国友好关系的客观条件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进入90年代后，中日两国各自的发展战略也发生了变化。中国确定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发展战略，经济获得了高速发展，成为世界经济发展最快的国家之一。日本则紧紧抓住国际关系新旧格局转换与其国家战略调整相吻合这一历史机遇，加速向政治大国迈进。90年代末期至21世纪初期，对中日两国来说都是极为重要的时期。中国在实现经济发展战略的过程中，正以越来越开放的姿态走向世界。日本在实现政治大国目标的过程中，一方面认识到“日本成为政治大国，日中关系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正常化是不可或缺的”。[2]另一方面，又以其自身的政治标准和价值观念来处理中日关系。日本对中国的经济发展抱有戒心，在某些日本人看来，正在实现政治大国目标的日本与经济上日渐强大的中国难以保持象过去那样的友好关系，认为“中国增强了经济实力以后，对渴望在国际社会增加发言权的日本来说，无疑会成为一个超出纯友

好对象范畴的存在，日中两国将进入摩擦的时代。”[3]无可置疑，中日两国实力对比的变化必将对日本的对华经贸政策产生重大影响。

20世纪90年代日本对华政策调整的起点是1991年8月海部首相访华。海部首相是在西方发达国家对中国实施所谓的“制裁”尚未取消的背景下访华的。作为“六四”风波后西方发达国家第一个访华的政府首脑，海部抓住有利时机，在北京中日青年交流中心发表了题为“世界中的日中关系”的演讲。他在演讲中首次提出了“世界中的日中关系”的概念，引起了日本和中国的极大关注。《东京新闻》发表文章指出，“海部首相在北京的演说，特征是面向未来，从全球的观点强调日中关系”。[4]继海部之后的日本历届内阁基本上都肯定和继承了“世界中的日中关系”这一方针。以细川护熙为首的日本联合政府执政后，在强调“日中关系与日美关系对日本同等重要的同时，将“共同在军备管理、裁军、保护地球等国际社会所面临的各种问题上积极做贡献”作为今后日中关系应循方向的第一条，把从“全球角度”考虑日中关系放在优先的地位[5]，也体现了要建立“世界中的日中关系”的基本政策。

“世界中的日中关系”主要包括两个协调和三个转变等基本内容。“两个协调”即日中关系的发展要与世界局势的大变动和建立国际新秩序的大背景相协调，要与日本走政治大国的国际目标相协调。“三个转变”一是立足点的转变，即日中关系要从过去一般立足于两国双边关系转变为立足亚太乃至整个世界。二是中日两国交往内容的转变，即由过去的以经济关系为主转变到经济、政治并举，克服过去“经济主动”、“政治被动”的局面，改变过去那种“只强调对战争进行反省和经济合作”的对华政策，加重对华外交的政治色彩。三是地位的转变，即由过去在双边关系格局中处于相对被动地位转变为力争掌握双边关系的主导权。

20世纪90年代的中日经贸关系也正是在这样国际和日本外交政策调整的情况下，发生了变化。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1)继续发展中日贸易关系，扩大对中国的出口，以此带动日本经济的复苏。进入90年代以来，日本经济始终处于低迷状态。而中国经济一直保持快速增长，与之形成鲜明的反差。日本政府为促进本国经济的发展，加快与中国贸易发展，使这一时期的中日贸易得到了迅速的发展。2000年，中日贸易进出口额达到831.7亿美元，首次突破800亿美元的大关，创历史最高（表—4）。但在中日贸易发展的同时，我们也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日本政府在对华技术贸易方面仍然很保守，限制有些高新技术出口到中国。到了90年代末期，中日两国的贸易摩擦增多。

表—4：90年代中日贸易进出口

（金额单位：亿美元）

进出口占中国对外中国对中国从

年份增长率贸易总额的日本出增长率日本进增长率

总额的比重口额口额

1991202.556.614.9102.215.2100.3147.0

1992253.725.315.3116.814.3136.834.6

1993390.654.020.0157.835.1232.870.2

1994478.922.620.2215.736.7263.213.1

1995574.720.020.5284.631.9290.010.2

1996600.64.520.7308.78.5291.80.6

1997608.11.218.7318.23.1289.9-0.7

1998579.0-4.817.9296.9-6.7282.1-2.7

1999661.714.218.3324.09.2337.719.4

2000831.725.717.5416.528.5415.122.9

合计5181.5——————2541.4——2639.7——

资料来源：外经贸部统计资料

(2)日本对华直接投资开始稳步增长，1997年达到高峰，其后一直下降。在对华直接投资方面，日本采取了既鼓励又限制的政策。进入90年代后，日本企业对华直接投资开始出现高潮，面对这种情况，日本政府采取了鼓励夕阳产业对中国投资，政府在办理手续、保险方面给予支持，对高新技术产业对中国的投资，则采取既不鼓励又不限制的措施，致使日本企业在对华直接投资方面出现高潮，1997年日本对华直接投资达到高峰，金额为43.3亿美元。1997年以后，由于受到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在日本对华直接投资方面，日本政府便开始对一些高新技术产业投资到中国进行限制，其后开始下降，2000年日本对华直接投资减少到29亿美元（表—5），占当年中国利用外资的7.2%。

表—5：日本对华投资发展变化

（金额单位：亿美元）

年份项目数合同外资金额实际使用外资金额增长率(%)

19915998.125.33

1992180521.737.1033.2

1993348829.6013.2486.5

1994301844.4020.7556.7

1995294675.9231.0849.8

1996174251.3136.7918.4

1997140234.0143.2617.6

1998119827.4934.00-21.4

1999116725.9129.73-12.6

2000161436.8029.16-1.9

合计18979355.3250.4

资料来源：外经贸部外资统计

(3)日本开始调整对华ODA政策，表示开始减少对华ODA的数量。日本从第四批日元贷款开始调整对华日元贷款的方式，由过去的五年计划，改为"3+2"方式；贷款项目也逐步减少基础设施项目，增加环境和中西部地区的项目。从2000年开始，日本政府表示开始减少对华ODA的数额。

四、21世纪日本的对华经贸战略

进入21世纪，中国经济仍保持高速增长的态势，并开始实施“十五计划”。2001年中国终于实现了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愿望，成为世界贸易组织正式成员。中国在近20年间一直保持着10%的年均经济增长率，经济规模已经稳居世界第七位。有不少有识之士认为按照这种发展势头，中国经济规模在2020年左右就将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号经济巨头。而日本此时经济正好与中国经济发展相反，仍处于低迷时期，经济连续出现负增长。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很多日本人提出了“中国威胁论”等。但不管日本国内存在什么样的议论和想法，21世纪中日经贸关系仍将继续发展，日本对华经贸政策仍会以发展中日经贸关系为主导。中日经贸关系的继续发展不仅是两国经济发展的需要，也是亚洲乃至世界经济发展的需要。

首先，东亚地区的政治、经济形势赋予了中日友好合作的特殊使命。冷战结束以后，东亚的安全环境改善，中日友好具备了更为有利的经贸合作环境。东亚地区政治格局的变化和经济发展已成为各国的主要发展课题和客观现实，需要中日两国承担一些共同的责任。中日两国关系如何，成为亚洲和平与发展的重要因素。因此，中日两国应从建立东亚地区公正、合理、和平、稳定的新秩序这一大局出发，加强磋商，相互协助，为维护这一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做出贡献。

第二，亚洲区域经济合作的整合需要中日两国的共同努力才能实现。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经济全球化迅速发展的同时，区域经济一体化也得到了迅速发展，并仍在加强。在欧洲，欧盟已经完成货币统一，向纵深发展；北美自由贸易区也在迅速地推进，并使每个成员国获得了较大的利益。而在亚洲，虽然已经有东盟自由贸易区和预计十年之内建成的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但还没有形成真正意义上的，并能够与欧盟、北美自由贸易区相抗衡的区域经济合作组织，而要想建成这样的区域经济合作组织必需由中国和日本参加并起主要作用，否则是无法实现的。东亚区域经济合作组织的建成与否，关系到未来世界经济格局的形成和亚洲经济的发展。因此，客观要求中日两国必须加强合作。

第三，中日各自经济的发展需要对方。中日两国已经成为重要的贸易伙伴，两国经贸关系的依存度很高。2001年中日贸易进出口额达到877.5亿美元，占中国对外贸易总额的17.2%，占日本对外贸易总额的比重已经超过10%。2002年1-6月，中日贸易进出口达到447.8亿美元，占中国进出口总额的16.5%。其中从日本进口231亿美元，增长10%，带动了日本经济的恢复；日本对华投资实际使用金额达到20.5亿美元，同比增长8.8%，占我国实际利用外资的比重为8.3%。

关于今后中日经贸关系的发展，通过线性回归方程预测得出：2005年中日贸易额将达到1300亿美元左右，日本对华实际投资额达到60亿美元；2010年中日贸易额将达到1800亿美元，日本对华投资达到85亿美元左右[6]。

从上述中日之间经贸关系的数字可以看出，中国经济的发展需要日本，日本经济的发展也需要中国。

根据上述的分析，笔者认为21世纪日本对华经贸政策的取向为：在贸易方面，继续发展两国的贸易关系，扩大日本对华出口，为日本经济的复苏服务。但贸易摩擦将会增加；在投资方面，日本企业对华直接投资还将继续增加；日本政府对华ODA的政策将发生变化，不断地减少对华ODA的数量，对华经济合作也将从维护冷战形势下的区域稳定转为正常的经济合作。

【参考文献】

[1]田中明彦.中日关系1945-1990[M].东京大学出版社，113页.

[2]日：1992年4月16日，产经新闻.

[3]日：1993年6月15日，事实解说.

[4]日：1991年8月12日，东京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