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史范文10篇

世界史范文篇1

世界文明古国

古代希腊、罗马

西欧封建制度的形成与发展

世界三大宗教起源

新航路的开辟

文艺复兴运动

第二节近现代史

英国革命

美国独立

法国大革命

德意志帝国的形成

欧美工业革命

日本明治维新

十月革命

帝国主义战争与民族独立运动

罗斯福新政

凯恩斯主义

第三节当代史

联合国的成立及其演变

万隆会议

不结盟运动两大阵营对立

苏联解体与东欧剧变

八国首脑会议欧洲联盟

世界史范文篇2

比较研究在史学中是一种有效的研究方法。不过我对它并未从理论上做过深入或浅入的探讨和自觉应用，只是偶尔直觉地使用过。主要是因为在学校中教世界史，涉及许多的国家、民族，在讨论这些国家、民族的制度的时候，自然而然地要对它们进行比较。例如我参加过世界古代史的编写，当时讨论最多的是奴隶制的两个阶段论和两种类型说，即古代东方的奴隶制和古典的奴隶制的差异，究竟是属于两个不同的发展阶段呢？还是两种彼此不相同的类型？这就要对两方面的奴隶制进行比较。后来一直教世界中古史，也编写过世界中古史的教材，碰到的问题往往是西欧的封建制度在世界史上有没有典型意义呢？为什么我国的封建制度那么长，而西欧的那么短呢？这也就要拿它和其他各国的封建制度进行比较。时间一长，没比较出什么答案，倒比较出许多问题，写此短文，以就教于方家。

世界史为什么是世界史，这可以有很多回答。以前我们的看法是世界各国的历史大致上都是按五种生产方式发展的，有统一的发展规律，这种统一性使世界的历史成为世界史。现在我们比较流行的看法是世界的历史成为世界史有一过程，起初各国的历史彼此孤立发展，还不成其为世界史，自哥伦布航行后，世界逐渐连成一片，这才成为世界史，所以强调1500年这一转折的重要性（也有强调是工业革命才开始了世界史的）。当然还可以有另外一种看法，世界上各国的历史本来就是客观存在的，表述这一客观存在的世界历史就是世界史，而并不要自1500年起才成为世界史。各国历史发展的彼此联系、彼此影响是一直就有的，不过有强弱、大小之分而已。文明的孤立、闭塞只有相对性，而文明的相互影响、传播则是更重要的。

这几种看法可以说都有道理。但我认为强调哥伦布航海之对世界历史的重大意义，强调它成为世界历史分期的重大标志这样一种看法，隐含着世界历史的东西方之分这样一个老问题在内。这个问题一直困扰着我国的史学界，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封建社会为什么长期延续问题，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东西方文化论争问题，冲击回应模式问题，都和它有关系。东西方问题当然也是一个比较研究的问题，没有东方也就无所谓西方。不过世界历史上的东西方问题却有它的特殊性。按照萨义德的说法，东方主义是西方人制造出来的，体现了西方的文化霸权，而这一东方主义也一直在控制着人们的头脑[1]。我们虽然是东方人，但是我们的大量的社会科学、史学的理论、概念、规律、方法，都是来自西方的，在我们接受其具有普遍性真理的过程中，无疑也接受了它的文化霸权的话语，因此我们对世界历史的看法，我们的世界史体系，带有很大的片面性；也因此我们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即致力于批判西欧中心论，不过我看收效甚微，我们编写的许多世界史著作、教科书，连欧洲人都以为它还是以西欧为中心的。

西方人的东方主义主要建立于18世纪之末，它的内容说起来也很简单，就是西方是先进、科学、民主，而东方是停滞、迷信、专制，因此受制于欧洲人就是亚洲人的历史命运。不过应该说西方人的东方主义当时所依据的材料主要是伊斯兰教国家（包括当时的印度），对中国的了解并不够（萨义德的东方学也大多谈的是伊斯兰国家），随着时间的推移，远东也就被东方化了[2]。逐渐演化为欧美是西方（不过俄国等东欧国家往往被称为半亚洲式的，不大能跻身于欧洲），而广大的亚、非、拉美地区的国家、民族是东方。世界历史的发展在东西方表现为不同的规律，不同的道路，我们的世界史体系就是按照这一思路建立起来的。

在上古史中，往往称四大文明古国，不能否认埃及、巴比伦、印度、中国这些具有悠久历史的灿烂文明。可是也往往把上古史划分为古代东方和古典世界，其实这和当时人的看法大不相同。上古时代，在亚欧大陆的西部，主要是地中海文明区，埃及、巴比伦、希腊、罗马都属于这一范围。希腊、罗马人所说的亚洲，指的是地中海东岸[3]，而古典文明和埃及、巴比伦文明之间的传承关系，已经被一再证明[4]。林志纯先生把上古时期的文明划分为西方（包括现在的南亚、中亚、西亚、欧洲等地）和中国两大系统，值得我们认真思考[5]。后来的罗马帝国统一地中海，地中海成为罗马帝国的内湖，埃及是罗马的粮仓，正是这一大文明区的具体表现。在亚欧大陆的东端，是中华文明区，这一文明也不限于我们一般所说的华夏文明，而和现在的中亚、东北亚、东南亚、环太平洋地区的文化有着紧密联系[6]。

中古世界的历史怎么样？这时也没有东西方的分野。如麦克尼尔认为，500～1500年甚至直到1700年，亚欧大陆上是四大文明区：中东、爱琴～意大利、印度、中国[7]。肖尼则以为，在地理大发现以前，地球上有几个世界，包括地中海、中国、美洲、非洲和阿拉伯等[8]。可是我们的世界史著作中，却把十字军战争看作是东西方之间的战争，是西方人的侵略，预示了西方人后来扩张的胜利。其实十字军战争是一场地中海文明的地区性掠夺战争，远没有我们赋予它的那些意义。不然为什么十字军会去攻打同是基督教的君士坦丁堡呢？后来，从文艺复兴时期开始，出于反对宗教迷信，西方人视中世纪为自己历史上的断裂时代，是黑暗时代，而以文艺复兴为新时代的开始，强调它的划时代意义。这就是西方以15世纪为中世纪之结束和近代开始之由来。18世纪的吉本写《罗马帝国衰亡史》，止于1453年君士坦丁堡的陷落，是强调罗马帝国传统的灭亡的。而19世纪布克哈特在《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中，不但歌颂文艺复兴对人的发现，也歌颂对世界的发现，把哥伦布的航海也作为这种文化的特征写下来。但他是强调意大利人在这方面优于其他欧洲人，并没有赋予它以现在的世界史上的意义[9]。由此可见，1500这个年代，如果说有什么意义的话，也完全是从西欧史而言的。如果从世界史来看，我很怀疑它具有那么大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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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1500年应用于世界史，以此作为世界近代历史的开端，正是把世界历史划分为东西方，从西方人的眼中看世界的结果。不过现在不再强调文艺复兴了，而强调的是远洋航行和资本主义萌芽，因此有必要就这两个问题申述一下。

1492年哥伦布的航行，我看还不足以标志新时代的开始。哥伦布的航行是西欧人向外扩张的一个重要步骤，可是从世界历史来看，古代无论那个国家、民族，随着内外条件的变化，都会进行扩张。由于力量对比的不同，不是被人家扩张过来，就是自己扩张出去。十五六世纪并不只是西欧人一家在扩张。俄罗斯人正在逐渐东进，越乌拉尔山而侵吞西伯利亚，西向波罗的海寻找出海口。土耳其人由安那托利亚向欧洲扩张过去，占领了东南欧，向西欧挺进，多少威逼维也纳，成为西欧国家的大患。莫卧儿人则南下席卷印度。伊斯兰教形成了囊括南亚、中亚、西亚、北非、东南欧、中欧的巨大政治实体，所以16世纪也被认为是伊斯兰教大扩张的年代。15世纪的郑和航海，是中国的海外扩张，而郑和航海的终止则往往被认为是中国从海上的退却。这是只从王朝的角度看问题。其实16世纪中国向海外发展的势头是十分巨大的，福建、广东等地的商人，到现在的朝鲜、日本、菲律宾、印尼、东南亚各国，进行着广泛的贸易活动，有的长期居留，形成了华人的自治社区。由于国家禁止海外贸易，于是他们发展成为武装走私集团，一方面和政府抗争，一方面控制着西太平洋的海上贸易。所以我们才可以理解为什么明朝禁海与开海之争一直不断，到隆庆元年（1567年）终于开禁，准许进行正常的海外贸易。说什么中国的文明是黄色文明，中国人历史上只向西北发展而不向东南发展，不会向海上发展，我想正是不自觉地反映出了受文化霸权控制的结果。

西欧人向海外殖民活动的效果，我认为主要是从美洲、非洲直接掠夺财富，但这也是逐渐发展起来的。至于贸易所得，则相当长的时期恐怕很难说有什么成绩。首先从人数方面看，西欧15世纪远洋航行的人数，大约1～2万人；到1600年，大约有30～40万人[10]。16世纪，从霍尔木兹到澳门和长崎，葡萄牙人最多不超过1万人，1770年前后，马德拉斯有114名英国文职人员，孟买有700～800人，加尔各答有12000名。直到1805年左右，全印度的英国人也不过31000人[11]。而西欧的全部人口，大约在1500年是5680万，在1600年是7120万，到1700年则为7500万人[12]。这么一点人出海远航，在当时的西欧，不可能形成所谓的举国若狂、举世若狂，到处寻求黄金的浪潮。以这么一点人，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到亚、非、拉美各地，无论是为了贸易还是占领殖民地，都是远远不够的。所以他们肆虐的地方主要是当时很不发达的美、非边缘地带，到了亚洲则没有什么成就。教科书上所写的什么地理发现、远洋航行、海道大通，都是以西方人的眼光，而且是19世纪的西方人的眼光观察的结果，而不是世界历史的眼光。

从西欧本身来看，它们当时也并不能主要依靠哥伦布、达伽马、麦哲伦等开辟的航线发财致富，因为技术落后，航程遥远，风涛险恶，不能保证可靠的收入。它们依靠的还是地中海、北海等传统地区的贸易。据统计，1660年至1688年，英国商船总吨位由15～20万吨增加到34万吨，其中60％用于欧洲海域，35％用于大西洋贸易，用于东方贸易的只占总吨位的5％。1636年的荷兰，总数2050只的商船中，从事波罗的海及法国沿海贸易的船只为1050只，往来于英吉利海峡及北海一带的为450只，前往地中海和阿尔罕格尔的占250只，如此活动于欧洲海域的总共有1750只，占总数的85％以上，而到东方贸易的船只总共只有300只[13]。

更为重要的是，所谓1500年为标志的西方向世界其他地区的扩张，他们遇到的既不是政治权力真空，也不是经济权力真空。可以说，直到工业革命之前，他们并没有多少的优势。从海上的力量来看，当时印度洋早已是印度人和阿拉伯人的控制区，而西太平洋则是中国人的控制区。西欧人出海向大西洋扩张，一开始还可说没遇到太大阻力，再往前发展情况可就不同了。有人指出，直到18世纪之前，印度洋上的贸易还是由本土的网络组成，葡萄牙人，以及后来的英国人、法国人等等，都是依靠原来商人的贸易网络，与之合作，才能进行商业活动。甚至直到19、20世纪，西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以其工业资本的优势大举进军时，当地原来的商业资本的活动也并未停止，甚至还有所发展[14]。这也就是说，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的殖民侵略，并不能停止当地经济的自主发展。可见用冲击回应模式来观察、解释第三世界的历史发展是不正确的。

至于说到资本主义萌芽，则我国的研究已进行得十分深入，虽然其中受到教条主义的影响，有时难免和西欧的情况生硬比附，但我以为它成绩巨大，充分肯定了中国经济的自主发展，对西方的人口模式、冲击回应模式、施坚雅模式、俄国的恰亚诺夫模式等等，都既采取其合理的成分，又从中国本身的历史实际出发而摈弃其不正确的东西，走向建立自己的理论、模式的道路（这方面社科院经济研究所做了大量的工作，特别请注意吴承明、李伯重等先生的著作）。我在这个问题上曾写过一篇小文[15]，许多看法不一定正确，但我想要强调的是西欧资本主义的兴起并非一帆风顺，其间经过许多萌芽、发展、曲折、夭折、中断、反复，所谓14、15世纪出现了萌芽（是不是萌芽我看还可以讨论）的意大利的资本主义到16世纪就夭折了，有希望发展的西班牙、葡萄牙的资本主义也中途衰落，后来的英国、荷兰的资本主义才慢慢发展起来。奇怪的是我们有一些人的逻辑。即中国的资本主义很久没有发展起来，所以说它的萌芽太为勉强，还不如不说为妙。可是西方像意大利的萌芽后来是彻底夭折了，可是说它萌芽反倒没有问题，其理由好像就是因为意大利也算是西方的国家。我认为这就是西方人的东方主义对我们的影响了。近人王国斌的研究指出，无论是中国和欧洲（西欧），在18世纪之前，农业和农村工业的发展，都大致相似，也都有着亚当·斯密和马尔萨斯所分析的发展周期，并没有什么本质上的差别。19世纪西欧之所以能产生突破，主要是殖民地掠夺和技术的进步[16]。这也很可以为我们的资本主义萌芽无望论者参考。

为了破除西方人的东方主义对我们的控制，我曾经提出西欧的封建社会比我们认为的要长一些，大约要到18世纪才终止[17]。这只是引述许多西方学者近来的看法，他们大都能承认近代早期和中世纪并无本质不同。我还从社会经济、政治方面，指出工业革命前的西欧还是一个落后的农业社会[18]。现在还可以补充上布罗代尔所引用的贝洛什计算出来的18世纪世界各国人均国民收入的数字（单位都是1960年的美元），英国（1700年）为150到190；美洲英国殖民地，即未来的美国（1710年）为250到290；法国（1781～1790年）为170到200；印度（1800年）为140到200；日本（1750年）为160；而中国（1800年）达到228，令人吃惊[19]。同处布罗代尔还说，如以1800年的欧洲和非欧洲国家人均国民收入统计来看，则欧洲为213，而非欧洲为200，并不落后多少。而当时的第三世界所以高，是因为中国的高水平把它提上去了。我没有仔细考察过这些数字的可靠性，但它作为一种参考我想还是满有力的。

以上所述，只可以说是一些“大胆的假设”，需要许多“小心的求证”。我认为，经过艰苦的努力，我们一定能够建立一个真正世界意义上的世界史体系，而其中最重要的工作，就是首先破除西方人的东方主义对我们的束缚（世界史体系更重要的是对19、20世纪的世界史的看法，本人不敢造次发表意见）。在已经到来的21世纪，如果能给它的出现带来新的一缕曙光，则幸甚焉。

注释：

[1]萨义德：《东方学》．三联书店1999年版。他的这本后现代著作对我这个头脑也许还未现代化的人来说实在晦涩难明，不过他的上述意见我以为甚有启发性。

[2]参看施治生、郭方：《“东方专制主义”概念的历史考察》，《史学理论研究》1993年第3期。

[3]参看廖学盛：《魏特夫的臆断和古代希腊历史》，李祖德等编《评魏特夫的东方专制主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

[4]参看M.Bernal,BlackAthena,RutgersUniv,Press,1991,Introduction.

[5]日知：《中西古典文明千年史》，吉林文史出版社1997年版，第6～17页。

[6]苏秉琦：《中国文明起源新探》，三联书店1999年版，第170～176页。

[7]W.H.McNeil,TheRiseoftheWest,Chicago,1964,p249.

[8]P.Channu,EuropeanExpansioninlaterMiddleAges,Amsterdam,1979,p215.

[9]布克哈特：《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280～283页。

[10]P.Channu,.op.cit.p278.

[11]以上数字转引自布罗代尔：《15—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第三卷，三联书店1993年版，第563页。

[12]奇波拉主编：《欧洲经济史》第二卷，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第29页（只取西欧部分）。

[13]转引自陈勇：《海道大通与世界交往》，黄邦和等主编：《通向现代世界的500年》，1994年版第，162页；还可以参看沃勒斯坦：《现代世界体系》第二卷，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114页。

[14]K.McPherson.TheIndianOcean—AhistoryofPeopleandtheSea.OxfordUniv.Press,1993.

[15]《资本主义起源理论问题的检讨》，《历史研究》1994年第1期。

[16]王国斌：《转变的中国——历史变迁与欧洲经验的局限》上编，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17]老友庞卓恒对我的观点作出了回应（当然是不同意的回应）．对此十分感谢．因为有回应总比无人理睬要好。参看庞卓恒：《唯物史观与历史科学》，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191页。实际上这绝不是我的什么新观点，例如就在庞所主编兼总审校的沃勒斯坦《现代世界体系》第二卷序言中，就介绍了不少主张1750年才是资本主义世界经济成立的观点；而布瑞德更认为现在大多数学者主张1750年是欧洲旧秩序和新秩序的分界线。参看T.A.Bradyetal.Edited.

世界史范文篇3

在世界古代和中古史教学科研活动中，总会遇到各种差异与不同。世界历史有其客观性，也存在着彼此联系、相互影响的事实。在世界史为什么成为世界史的问题上，从前流行的是五种社会形态说，而现在则流行世界的历史成为世界史有一个过程。

比较研究在史学中是一种有效的研究方法。不过我对它并未从理论上做过深入或浅入的探讨和自觉应用，只是偶尔直觉地使用过。主要是因为在学校中教世界史，涉及许多的国家、民族，在讨论这些国家、民族的制度的时候，自然而然地要对它们进行比较。例如我参加过世界古代史的编写，当时讨论最多的是奴隶制的两个阶段论和两种类型说，即古代东方的奴隶制和古典的奴隶制的差异，究竟是属于两个不同的发展阶段呢？还是两种彼此不相同的类型？这就要对两方面的奴隶制进行比较。后来一直教世界中古史，也编写过世界中古史的教材，碰到的问题往往是西欧的封建制度在世界史上有没有典型意义呢？为什么我国的封建制度那么长，而西欧的那么短呢？这也就要拿它和其他各国的封建制度进行比较。时间一长，没比较出什么答案，倒比较出许多问题，写此短文，以就教于方家。

世界史为什么是世界史，这可以有很多回答。以前我们的看法是世界各国的历史大致上都是按五种生产方式发展的，有统一的发展规律，这种统一性使世界的历史成为世界史。现在我们比较流行的看法是世界的历史成为世界史有一过程，起初各国的历史彼此孤立发展，还不成其为世界史，自哥伦布航行后，世界逐渐连成一片，这才成为世界史，所以强调1500年这一转折的重要性（也有强调是工业革命才开始了世界史的）。当然还可以有另外一种看法，世界上各国的历史本来就是客观存在的，表述这一客观存在的世界历史就是世界史，而并不要自1500年起才成为世界史。各国历史发展的彼此联系、彼此影响是一直就有的，不过有强弱、大小之分而已。文明的孤立、闭塞只有相对性，而文明的相互影响、传播则是更重要的。

这几种看法可以说都有道理。但我认为强调哥伦布航海之对世界历史的重大意义，强调它成为世界历史分期的重大标志这样一种看法，隐含着世界历史的东西方之分这样一个老问题在内。这个问题一直困扰着我国的史学界，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封建社会为什么长期延续问题，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东西方文化论争问题，冲击回应模式问题，都和它有关系。东西方问题当然也是一个比较研究的问题，没有东方也就无所谓西方。不过世界历史上的东西方问题却有它的特殊性。按照萨义德的说法，东方主义是西方人制造出来的，体现了西方的文化霸权，而这一东方主义也一直在控制着人们的头脑[1]。我们虽然是东方人，但是我们的大量的社会科学、史学的理论、概念、规律、方法，都是来自西方的，在我们接受其具有普遍性真理的过程中，无疑也接受了它的文化霸权的话语，因此我们对世界历史的看法，我们的世界史体系，带有很大的片面性；也因此我们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即致力于批判西欧中心论，不过我看收效甚微，我们编写的许多世界史著作、教科书，连欧洲人都以为它还是以西欧为中心的。

西方人的东方主义主要建立于18世纪之末，它的内容说起来也很简单，就是西方是先进、科学、民主，而东方是停滞、迷信、专制，因此受制于欧洲人就是亚洲人的历史命运。不过应该说西方人的东方主义当时所依据的材料主要是伊斯兰教国家（包括当时的印度），对中国的了解并不够（萨义德的东方学也大多谈的是伊斯兰国家），随着时间的推移，远东也就被东方化了[2]。逐渐演化为欧美是西方（不过俄国等东欧国家往往被称为半亚洲式的，不大能跻身于欧洲），而广大的亚、非、拉美地区的国家、民族是东方。世界历史的发展在东西方表现为不同的规律，不同的道路，我们的世界史体系就是按照这一思路建立起来的。

在上古史中，往往称四大文明古国，不能否认埃及、巴比伦、印度、中国这些具有悠久历史的灿烂文明。可是也往往把上古史划分为古代东方和古典世界，其实这和当时人的看法大不相同。上古时代，在亚欧大陆的西部，主要是地中海文明区，埃及、巴比伦、希腊、罗马都属于这一范围。希腊、罗马人所说的亚洲，指的是地中海东岸[3]，而古典文明和埃及、巴比伦文明之间的传承关系，已经被一再证明[4]。林志纯先生把上古时期的文明划分为西方（包括现在的南亚、中亚、西亚、欧洲等地）和中国两大系统，值得我们认真思考[5]。后来的罗马帝国统一地中海，地中海成为罗马帝国的内湖，埃及是罗马的粮仓，正是这一大文明区的具体表现。在亚欧大陆的东端，是中华文明区，这一文明也不限于我们一般所说的华夏文明，而和现在的中亚、东北亚、东南亚、环太平洋地区的文化有着紧密联系[6]。

中古世界的历史怎么样？这时也没有东西方的分野。如麦克尼尔认为，500～1500年甚至直到1700年，亚欧大陆上是四大文明区：中东、爱琴～意大利、印度、中国[7]。肖尼则以为，在地理大发现以前，地球上有几个世界，包括地中海、中国、美洲、非洲和阿拉伯等[8]。可是我们的世界史著作中，却把十字军战争看作是东西方之间的战争，是西方人的侵略，预示了西方人后来扩张的胜利。其实十字军战争是一场地中海文明的地区性掠夺战争，远没有我们赋予它的那些意义。不然为什么十字军会去攻打同是基督教的君士坦丁堡呢？后来，从文艺复兴时期开始，出于反对宗教迷信，西方人视中世纪为自己历史上的断裂时代，是黑暗时代，而以文艺复兴为新时代的开始，强调它的划时代意义。这就是西方以15世纪为中世纪之结束和近代开始之由来。18世纪的吉本写《罗马帝国衰亡史》，止于1453年君士坦丁堡的陷落，是强调罗马帝国传统的灭亡的。而19世纪布克哈特在《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中，不但歌颂文艺复兴对人的发现，也歌颂对世界的发现，把哥伦布的航海也作为这种文化的特征写下来。但他是强调意大利人在这方面优于其他欧洲人，并没有赋予它以现在的世界史上的意义[9]。由此可见，1500这个年代，如果说有什么意义的话，也完全是从西欧史而言的。如果从世界史来看，我很怀疑它具有那么大的意义。

把1500年应用于世界史，以此作为世界近代历史的开端，正是把世界历史划分为东西方，从西方人的眼中看世界的结果。不过现在不再强调文艺复兴了，而强调的是远洋航行和资本主义萌芽，因此有必要就这两个问题申述一下。

1492年哥伦布的航行，我看还不足以标志新时代的开始。哥伦布的航行是西欧人向外扩张的一个重要步骤，可是从世界历史来看，古代无论那个国家、民族，随着内外条件的变化，都会进行扩张。由于力量对比的不同，不是被人家扩张过来，就是自己扩张出去。十五六世纪并不只是西欧人一家在扩张。俄罗斯人正在逐渐东进，越乌拉尔山而侵吞西伯利亚，西向波罗的海寻找出海口。土耳其人由安那托利亚向欧洲扩张过去，占领了东南欧，向西欧挺进，多少威逼维也纳，成为西欧国家的大患。莫卧儿人则南下席卷印度。伊斯兰教形成了囊括南亚、中亚、西亚、北非、东南欧、中欧的巨大政治实体，所以16世纪也被认为是伊斯兰教大扩张的年代。15世纪的郑和航海，是中国的海外扩张，而郑和航海的终止则往往被认为是中国从海上的退却。这是只从王朝的角度看问题。其实16世纪中国向海外发展的势头是十分巨大的，福建、广东等地的商人，到现在的朝鲜、日本、菲律宾、印尼、东南亚各国，进行着广泛的贸易活动，有的长期居留，形成了华人的自治社区。由于国家禁止海外贸易，于是他们发展成为武装走私集团，一方面和政府抗争，一方面控制着西太平洋的海上贸易。所以我们才可以理解为什么明朝禁海与开海之争一直不断，到隆庆元年（1567年）终于开禁，准许进行正常的海外贸易。说什么中国的文明是黄色文明，中国人历史上只向西北发展而不向东南发展，不会向海上发展，我想正是不自觉地反映出了受文化霸权控制的结果。

西欧人向海外殖民活动的效果，我认为主要是从美洲、非洲直接掠夺财富，但这也是逐渐发展起来的。至于贸易所得，则相当长的时期恐怕很难说有什么成绩。首先从人数方面看，西欧15世纪远洋航行的人数，大约1～2万人；到1600年，大约有30～40万人[10]。16世纪，从霍尔木兹到澳门和长崎，葡萄牙人最多不超过1万人，1770年前后，马德拉斯有114名英国文职人员，孟买有700～800人，加尔各答有12000名。直到1805年左右，全印度的英国人也不过31000人[11]。而西欧的全部人口，大约在1500年是5680万，在1600年是7120万，到1700年则为7500万人[12]。这么一点人出海远航，在当时的西欧，不可能形成所谓的举国若狂、举世若狂，到处寻求黄金的浪潮。以这么一点人，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到亚、非、拉美各地，无论是为了贸易还是占领殖民地，都是远远不够的。所以他们肆虐的地方主要是当时很不发达的美、非边缘地带，到了亚洲则没有什么成就。教科书上所写的什么地理发现、远洋航行、海道大通，都是以西方人的眼光，而且是19世纪的西方人的眼光观察的结果，而不是世界历史的眼光。

西欧本身来看，它们当时也并不能主要依靠哥伦布、达伽马、麦哲伦等开辟的航线发财致富，因为技术落后，航程遥远，风涛险恶，不能保证可靠的收入。它们依靠的还是地中海、北海等传统地区的贸易。据统计，1660年至1688年，英国商船总吨位由15～20万吨增加到34万吨，其中60％用于欧洲海域，35％用于大西洋贸易，用于东方贸易的只占总吨位的5％。1636年的荷兰，总数2050只的商船中，从事波罗的海及法国沿海贸易的船只为1050只，往来于英吉利海峡及北海一带的为450只，前往地中海和阿尔罕格尔的占250只，如此活动于欧洲海域的总共有1750只，占总数的85％以上，而到东方贸易的船只总共只有300只[13]。

更为重要的是，所谓1500年为标志的西方向世界其他地区的扩张，他们遇到的既不是政治权力真空，也不是经济权力真空。可以说，直到工业革命之前，他们并没有多少的优势。从海上的力量来看，当时印度洋早已是印度人和阿拉伯人的控制区，而西太平洋则是中国人的控制区。西欧人出海向大西洋扩张，一开始还可说没遇到太大阻力，再往前发展情况可就不同了。有人指出，直到18世纪之前，印度洋上的贸易还是由本土的网络组成，葡萄牙人，以及后来的英国人、法国人等等，都是依靠原来商人的贸易网络，与之合作，才能进行商业活动。甚至直到19、20世纪，西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以其工业资本的优势大举进军时，当地原来的商业资本的活动也并未停止，甚至还有所发展[14]。这也就是说，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的殖民侵略，并不能停止当地经济的自主发展。可见用冲击回应模式来观察、解释第三世界的历史发展是不正确的。

至于说到资本主义萌芽，则我国的研究已进行得十分深入，虽然其中受到教条主义的影响，有时难免和西欧的情况生硬比附，但我以为它成绩巨大，充分肯定了中国经济的自主发展，对西方的人口模式、冲击回应模式、施坚雅模式、俄国的恰亚诺夫模式等等，都既采取其合理的成分，又从中国本身的历史实际出发而摈弃其不正确的东西，走向建立自己的理论、模式的道路（这方面社科院经济研究所做了大量的工作，特别请注意吴承明、李伯重等先生的著作）。我在这个问题上曾写过一篇小文[15]，许多看法不一定正确，但我想要强调的是西欧资本主义的兴起并非一帆风顺，其间经过许多萌芽、发展、曲折、夭折、中断、反复，所谓14、15世纪出现了萌芽（是不是萌芽我看还可以讨论）的意大利的资本主义到16世纪就夭折了，有希望发展的西班牙、葡萄牙的资本主义也中途衰落，后来的英国、荷兰的资本主义才慢慢发展起来。奇怪的是我们有一些人的逻辑。即中国的资本主义很久没有发展起来，所以说它的萌芽太为勉强，还不如不说为妙。可是西方像意大利的萌芽后来是彻底夭折了，可是说它萌芽反倒没有问题，其理由好像就是因为意大利也算是西方的国家。我认为这就是西方人的东方主义对我们的影响了。近人王国斌的研究指出，无论是中国和欧洲（西欧），在18世纪之前，农业和农村工业的发展，都大致相似，也都有着亚当·斯密和马尔萨斯所分析的发展周期，并没有什么本质上的差别。19世纪西欧之所以能产生突破，主要是殖民地掠夺和技术的进步[16]。这也很可以为我们的资本主义萌芽无望论者参考。

为了破除西方人的东方主义对我们的控制，我曾经提出西欧的封建社会比我们认为的要长一些，大约要到18世纪才终止[17]。这只是引述许多西方学者近来的看法，他们大都能承认近代早期和中世纪并无本质不同。我还从社会经济、政治方面，指出工业革命前的西欧还是一个落后的农业社会[18]。现在还可以补充上布罗代尔所引用的贝洛什计算出来的18世纪世界各国人均国民收入的数字（单位都是1960年的美元），英国（1700年）为150到190；美洲英国殖民地，即未来的美国（1710年）为250到290；法国（1781～1790年）为170到200；印度（1800年）为140到200；日本（1750年）为160；而中国（1800年）达到228，令人吃惊[19]。同处布罗代尔还说，如以1800年的欧洲和非欧洲国家人均国民收入统计来看，则欧洲为213，而非欧洲为200，并不落后多少。而当时的第三世界所以高，是因为中国的高水平把它提上去了。我没有仔细考察过这些数字的可靠性，但它作为一种参考我想还是满有力的。

以上所述，只可以说是一些“大胆的假设”，需要许多“小心的求证”。我认为，经过艰苦的努力，我们一定能够建立一个真正世界意义上的世界史体系，而其中最重要的工作，就是首先破除西方人的东方主义对我们的束缚（世界史体系更重要的是对19、20世纪的世界史的看法，本人不敢造次发表意见）。在已经到来的21世纪，如果能给它的出现带来新的一缕曙光，则幸甚焉。

注释：

[1]萨义德：《东方学》．三联书店1999年版。他的这本后现代著作对我这个头脑也许还未现代化的人来说实在晦涩难明，不过他的上述意见我以为甚有启发性。

[2]参看施治生、郭方：《“东方专制主义”概念的历史考察》，《史学理论研究》1993年第3期。

[3]参看廖学盛：《魏特夫的臆断和古代希腊历史》，李祖德等编《评魏特夫的东方专制主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

[4]参看M.Bernal,BlackAthena,RutgersUniv,Press,1991,Introduction.

[5]日知：《中西古典文明千年史》，吉林文史出版社1997年版，第6～17页。

[6]苏秉琦：《中国文明起源新探》，三联书店1999年版，第170～176页。

[7]W.H.McNeil,TheRiseoftheWest,Chicago,1964,p249.

[8]P.Channu,EuropeanExpansioninlaterMiddleAges,Amsterdam,1979,p215.

[9]布克哈特：《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280～283页。

[10]P.Channu,.op.cit.p278.

[11]以上数字转引自布罗代尔：《15—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第三卷，三联书店1993年版，第563页。

[12]奇波拉主编：《欧洲经济史》第二卷，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第29页（只取西欧部分）。

[13]转引自陈勇：《海道大通与世界交往》，黄邦和等主编：《通向现代世界的500年》，1994年版第，162页；还可以参看沃勒斯坦：《现代世界体系》第二卷，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114页。

[14]K.McPherson.TheIndianOcean—AhistoryofPeopleandtheSea.OxfordUniv.Press,1993.

[15]《资本主义起源理论问题的检讨》，《历史研究》1994年第1期。

[16]王国斌：《转变的中国——历史变迁与欧洲经验的局限》上编，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17]老友庞卓恒对我的观点作出了回应（当然是不同意的回应）．对此十分感谢．因为有回应总比无人理睬要好。参看庞卓恒：《唯物史观与历史科学》，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191页。实际上这绝不是我的什么新观点，例如就在庞所主编兼总审校的沃勒斯坦《现代世界体系》第二卷序言中，就介绍了不少主张1750年才是资本主义世界经济成立的观点；而布瑞德更认为现在大多数学者主张1750年是欧洲旧秩序和新秩序的分界线。参看T.A.Bradyetal.Edited.

世界史范文篇4

全局意识也应体现在教法的改进上。以往世界史教学存在的最大缺陷是缺少系统的历史论证。常被使用的历史知识结构教学法，也多落于对具体历史知识“表解图式”的俗套，难以发掘历史的内在联系。本文论述的历史环境分析法和基本的历史联系分析法，既是针对上述弊端而言，也是让教学体现世界整体观的一种思路。以下分别就新课本内容结构和改进教学方法，以及中外历史联系，依次谈四点见解。

一、新课本的开篇章是“资本主义在欧洲的兴起”，叙述的是欧洲中世纪后期的历史变化，意在回答资本主义是怎样以其新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出现在“历史的地平线上”。内容安排以经济为“主线”，同时叙述了这一时期西欧社会各方面的变化，如介绍西欧宗教改革和尼德兰革命，用这些没有引用过的历史材料，论证历史的合力作用，揭示“导致现代社会形成的内在机制”，体现历史的全局变化。

历史全局意识不仅要说明一个相互依存的世界，还要说明世界各国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旧课本在历史材料选用上，存在“片断性”，加上理论定性有失实之处，完整地说明世界受到局限。新课本对大部分历史过程的叙述较简略，腾出篇幅，增加了大量的历史新材料，使许多重要的历史环节得到补充，扩大了容量；有关内容定性，吸收了学术界的新认识，以容纳生产力发展为标准，解释了世界的竞争与共处，有助于说明世界历史的统一性和多样性，拓宽了教学思路。

新课本的全局意识，还从加大现代史论述力度上体现出来，特别是二战后的当代史内容大有增加，由原来的4课时增加到11课时，对当今世界的一些基本问题，对一些重大的历史变故，都作了较全面的评述，不仅增添了信息量，而且给人以科学的认识。这对把握当今世界运动的走向极其有益。课本的新变化，呼唤着教学上的创新。

二、全局意识是高中世界史教学的思维“支架”，将之托起的是对世界历史环境的分析。世界历史趋同存异，无不与历史环境变迁息息相关。那些曾占据世界显著位置的历史事件、历史人物，都是一个时代的产物，历史环境所促成，所造就。教学之长就在于运用历史环境分析法而得其要。所谓历史环境，就是历史存在所需要的社会条件，以及推动其发展的社会需求。在世界史教学中运用历史环境分析法有两个关键“切入口”。

（一）追溯历史环境变迁的源头，探讨重大历史事件的作用

二战以后，西方发达国家对经济进行国家干预，实行某些社会改革，迎来了新的科技革命，使它们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经济得到很快发展，社会矛盾相对缓和，被称为二战后资本主义的“黄金时代”。从历史环境变迁的源头观察，30年生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推动了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从一种体制向另一种体制的过渡”（注：《试论30年代经济危机对世界整体进程的影响》，《世界历史》1997年第1期。）。这就是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它的最具代表意义的事件是“罗斯福新政”。罗斯福当政期间，放弃“自由放任的经济政策”，实行“国家对经济的宏观调整政策”。新的政策“不独挽救了美国濒于崩溃的资本主义制度，还给整个资本主义世界进行‘新政’式国家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奠定了牢固的基础”（注：《富兰克林·D·罗斯福时代(1929-1945)》，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新政”还给国际经济带来了重大调整，国际经济合作机构在二战前后的一系列国际会议上建立起来，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趋势明显加强。这些变化适应了时代的要求，反映了世界历史环境变迁的轨迹，构成了二战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在50-70年代，经济持续发展的基本条件。

资本主义制度发展史上的改革，没有一例可以说明它能消除资本主义的根本矛盾，让人们看到它否定自身剥削性“蜕变”的现实。由俄国十月革命开辟的社会主义道路，作为资本主义的对立物而产生，具有强大的生命力，代表了人类社会的光明前景。苏联东欧剧变，只能说明实行苏联社会主义旧模式的失败，并不能否定社会主义是人类历史必由之路的道理。因此，对当今世界历史环境特征的最好概括，应是“我们正处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种制度激烈竞争和共处的时代”（注：《当今世界50年的多样性统一进程》，《世界历史》1995年第3期。）。新课本用专门章节评述东欧各国和苏联的变化，以及两极格局的崩溃，为教学把握历史环境，认识当今世界政治多元化的历史趋势提供了分析的可能。

（二）从历史环境变迁中，探讨重大历史现象的多向性

历史现象的多向性，深深打上历史环境变迁的烙印。新课本的丰富内容，使这一教学思路可以充分展开。16世纪，英国的亨利八世以议会为后盾，借宗教改革，提高王权，使宗教改革成为英国历史上的“政治遗产”。17世纪斯图亚特王朝时代，这份“遗产”发生了变异，查理一世站到议会的对立面，对清教徒运动处置不当，造成政治危机，导致内战的爆发，促成英国封建专制王权的崩溃，揭开了英国历史的新篇章。历史情况不同，极其相似的历史事件的内容和结果就大不相同。

工业革命之后，工业文明带来了时代的新变化，历史环境中的变革因素空前活跃，世界交往更具有“变革社会形态和社会结构的功能”。（注：《“交往”与历史转折》，《新华文摘》1996年第7期。）。西方殖民扩张，是近代世界交往的一个重要方面，到19世纪末，殖民主义具有明显的“双重使命”特征。早在1853年，马克思以印度为例，对“双重性”作了深刻的论述（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教学要紧扣历史环境的变迁，将殖民体系的形成与殖民地半殖民地的社会运动密切地结合起来，指出殖民主义充当了“历史的不自觉工具”，动摇了东方各国“传统社会”的根基。

二战中结成的反法西斯联盟，深刻影响战后历史环境，冷战对局，也没有改变和平与发展的世界潮流。50多年来，国际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一方面随着殖民体系的崩溃，100多个新兴的独立国家诞生，第三世界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另一方面，在两极格局解体前后，出现了地区一体化集团，形成世界多极化的走向。像欧洲共同体在冷战中建立，在冷战结束之后加快发展，令世人瞩目。当前以经济发展为主导，相对稳定的国际环境，给发展中国家带来了机遇。另外，近20年来，世界各国经济力量的消长有新的改变。70年代以美元为中心的世界资本主义货币体系崩溃了，80年代日本和一些西欧国家经济增长创“奇迹”的时代结束了；而与此同时，东南亚一些国家和地区经济实力日益增强，特别是中国经济腾飞，都表明在世界经济逐步走向一体化的进程中，竞争的激烈性，经济制度模式的多元化。凡此种种，无不需要多视角地观察历史环境的变迁，将解释寓于其中，分析历史现象的多向性。

三、列宁在《论国家》中指出，用科学眼光观察问题，“最可靠、最必需、最重要的就是不要忘记基本的历史联系”（注：《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在世界史教学中，运用基本的历史联系分析法的出发点与归宿是贯注其间的全局意识，它落实于教学，根据不同的深度和广度，大致可分两类：一类是历史事物在运动中的内部联系；一类是历史事物间在运动中的相互联系，此类又分“横向”和“纵向”两种，举例说明如下。

主题明了，发掘内在。法国大革命是资产阶级革命时代最具普遍意义的伟大事件。19世纪的世界，是在法国大革命的旗帜下度过的。法国大革命的主题是什么，内在精神体现在哪里，这正是历史联系所要贯串下来的要旨。

新课本对法国大革命及其延伸的叙述，紧紧扣住摧毁封建专制制度，建立资产阶级民主政治这一主题。它与旧课本比较，替换了一些新的历史材料，篇幅大有压缩，论述却有加强。教学也应紧扣主题，以清晰的历史联系，呈现法国改造的历史画卷。

法国资本主义政治制度的产生和发展，一开始就以激烈的方式，冲击法国及欧洲，由启蒙思想的流行，到各种政治模式的试验，有急进，有倒退，给历史留下艰难曲折的记录。君主立宪、共和与帝制交替表演，为世界历史所仅有，直到19世纪70年代，法国才克服封建复辟的危险，进入平稳的历史发展时期。深究法国的政治斗争与反复变化的原因，可以清楚看到，民众的广泛发动和法兰西民族的爱国精神，同法国缺乏坚强的工业资产阶级力量，形成了巨大的反差；加之法国封建势力不甘心退出历史舞台，以及封建欧洲的背景，构成了法国政体演变的长期性、曲折性和斗争的激烈性。从世界近代历史演进的广阔范围来看待法国政治变迁的丰富内涵，不难发现它的普遍意义。

横向比较，深化启发。新课本对工业革命的叙述，由英国开始，兼顾法、美、德、俄、日，许多评述都是旧课本未涉及的，有相当的理论深度。此一叙述格局，为比较诸国工业革命的异同提供了依据。教学要通过横向历史联系，获得历史启发。英国为什么首先发生工业革命，美国和德国何以后来居上，法国进展却相对缓慢，俄国始终滞后，日本怎样急起直追，从中看到各个国家经济发展道路的基本走向和经济模式的大体框架，这都是教学应当深化的问题。

历史比较，是体现历史全局意识的重要途径，上述五国工业革命的比较，是横向历史联系的一个重要视角，给世界史教学大大地拓宽了思路。比如，与西方列国比较，日本的工业革命启动在前，原始资本积累的主要来源在后。在甲午战争为起点的以后10年间，日本经济获得迅猛发展，工业起飞的资本来源是战争赔款。甲午战争，日本从中国得到的战争赔款，是当年日本财政收入的8倍。“那笔钱除了少量地用于伤亡官兵的抚恤金外，全部用于工业建设。毫无疑问，它对日本工业化是决定性的。”（注：《日本原始积累的来源》，《光明日报》1997年3月1日。）

纵向关联，体察潮流。新课本对国际关系的叙述，作了较大的补充，维也纳体系、凡尔赛体系、雅尔塔体系跃然纸上，构成国际关系史的骨架。这三大“体系”可以在教学中作多种关联性的“裁剪”，对历史潮流作多侧面的观察，形成生动的历史联系。比如，民族觉醒就是其中的重要一脉。

18世纪以前，欧洲“有国家而没有民族”（注：《拿破仑时代》，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当时欧洲的封建君主们任意肢解有统一民族关系的国家。法国大革命后，民族觉醒推及全欧洲。拿破仑败亡后建立起来的维也纳体系，虽然逆潮流而动，为维持欧洲封建秩序，不惜践踏民族利益，但是它在一定程度上也承认了民族利益的存在，开创通过谈判解决国际争端的先河。以后维也纳体系的瓦解，无不与欧洲民族解放运动的发展相关。一战结束后，划分欧洲政治地图时，比较重视民族自决，波兰复国，奥匈帝国、土耳其帝国、俄罗斯帝国垮台，一批民族国家出现在欧洲地图上，凡尔赛体系适应了这一民族解放的趋势，是欧洲得以维持20年和平的一个重要因素。二战中，在反法西斯大旗下，民族解放运动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勃兴起来；二战后，民族解放运动形成了汹涌澎湃的世界潮流，给雅尔塔体系以深刻影响。联合国的成立，就是一个很重要的标志。如今联合国的成员国，大多是第三世界国家。这些国家几乎都是殖民主义时代的被压迫民族，在联合国中举足轻重。这样的教学梳理，饱含着历史的全局意识。

四、中国人读世界史，必须要联系中国历史的变故与世界史的关系。近年来，根据中国改革开放的国策，不少学者提出：“不但要从中国去观察世界，也应该从世界的角度来透视中国。”（注：《从世界的角度透视中国》，《新华文摘》1997年第5期。）新课本的内容结构，也有利于加大中外联系教学的力度。笔者仅针对过去教学中的疏漏，举出三例，以呈管见。

（一）地理大发现为欧洲和世界历史的转折点，新课本对世界历史的叙述也由此开始。中国的四大发明，成为欧洲历史跨入近代的推动力，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的历史地位和东西方的联系。17世纪，欧洲历史发生了空前的变化，中国正值明清之际，社会动荡、经济繁荣，带来思想领域的活跃，恰是在这100年里，中外交流却在历史教学中受到冷漠。事实上随着海上交通大开，西方传教士纷纷东来，他们在中国传播欧洲自然科学，特别是天文地理知识，打开了中国人的眼界，“比之玄奘求经西竺，盖不多让”（注：《走向世界》，中华书局1985年版。）。中国的学术也通过西方传教士的介绍，给欧洲正在兴起的启蒙思想以影响。伏尔泰在他的《风俗论》中写到：“欧洲的王室与商人，仅知在东方寻找财富，而哲学家则于此发现一新的道德的与物质的世界。”他大声疾呼，欧洲人对于中国“应该赞美，惭愧，尤其是应该模仿”（注：《走向世界》，中华书局1985年版。）。当时，欧洲历史已开始影响世界，教学对此应该有所反映。

（二）新课本新增了19世纪中后期工业革命在世界扩展的内容，回观中国的洋务运动，可以肯定地说，中国谋求工业化的起步并不算迟缓（注：《现代化新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按当时世界工业状况而论，洋务派兴办的近代工业已达到较高水平。上海江南制造总局的设备与英国的同类工厂相当（注：《洋务运动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汉阳铁厂是“远东第一流的钢铁联合企业”（注：《洋务运动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轮船招商局在与洋行轮船公司的竞争中发展起来，与“怡和、太古两大英商轮船公司鼎足而立”（注：《洋务运动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但是，中国的近代工业一波三折，步履艰难，没有使中国走上富强的道路。德国、意大利、俄国都背负着阻碍国家发展的历史包袱，却在工业革命中强盛起来。特别是后起的日本，追求工业化，成绩裴然，一跃而成为亚洲强国。比较之中，就会给教学拓宽思路，提出辟理入深的问题。

（三）“民主”与“科学”是中国新文化运动的两大旗帜，以往的教学集中阐明的是二者的针对性，极少从激进的民主主义者的信念中提出问题来。而这一信念扎根于对世界近代历史进程的认识。陈独秀为《新青年》写的《本志罪案之答辩书》中对其信念作了说明：“西洋人因为拥护德、赛两先生，闹了多少事，流了多少血，德、赛两先生才渐渐从黑暗中把他们救出，引到光明世界。我们现在认定只有这两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注：《中国通史参考资料近代部分》下册，中华书局1980年版。）。

世界史范文篇5

关键词:世界史;史料;人文素养;教学质量

何为史料?人类社会在漫长岁月发展过程中所遗留下来的痕迹，凝集人类劳动的产物，包括古代建筑、民谣、器具、史书、影像、报刊、文献等等都可作为史料。大学者梁启超形象而又精辟地说，史料是史学和史学研究的组织细胞，史料如果不具体或不准确，根本就无法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更谈不上研究［1］57。认识和理解历史离不开史料，研究和重建历史更离不开史料。一直以来，制约我国世界史教学和研究的最大难题就是史料问题;长期以来，世界史学科的建设和发展为其他学科所诟病的主要因素也是史料问题［2］。世界史史料教学如何体现、实现，关系到世界史教学质量的提升，值得重视和探讨。

一、高师院校世界史教学中史料教学存在的问题

历史学科的特点决定了史料教学在历史教学中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历史本身的发展是一个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过程，它既不可再现，也不可重演。历史学科的这个特点一方面决定了只能通过历史遗存、遗迹、遗物、文物资料和文字记载等历史资料来研究历史，另一方面也就自然而然地决定了史料教学在历史教学中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目前，世界史史料教学中，仍然存在一些比较突出的问题。1．对史料教学的重要性认识不足。高中历史新课程标准就高中历史教学可以概括为“两个掌握，一个途径”，即学生要掌握基本历史知识，掌握历史学习的基本方法，通过多种途径获取历史信息、历史思维和解决问题的能力［3］。高中历史新课程标准清楚地表明了史料教学的重要意义，史料教学已经成为开展历史新课程改革、实现历史课程目标的重要途径。高师院校世界历史教学又是一个什么情况呢?历史学习离不开史料，历史教学更离不开史料，中学历史教学如此，高师院校世界历史教学更是如此。高师院校历史教学中，对史料教学的重要性认识不足，重视不够，不注意收集和利用史料，致使史料教学的优势未能发挥出来，也未能激发大学生的学习兴趣和探究欲望，更不用说培养大学生的认知能力、价值观念、人文素养。大学生所学的知识仍然停留在课本中，落后于社会需求，跟不上时展。高师院校世界史教学中存在忽视史料教学的问题，亟待解决。2．史料教学忽视对大学生价值观的引导。目前高师院校世界史教学中史料教学忽视了对大学生价值观的引导和培养，仅仅将史料教学作为锻炼学生能力的素材，而忘记了大学历史教育的根本目的和宗旨。大学生是高素质、专业化的群体，是实现国家发展、民族进步和伟大复兴的重要力量，大学生的价值观念、人文素养是其成长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不仅关系到大学生自身，而且关乎到整个社会。因此，世界史教学中史料教学要强化对大学生价值观的引导:其一，史料教学应反映社会发展和全球化进程对当代大学生的要求，在大学生心目中树立社会主义主导价值观，坚定大学生社会主义的人生理想和信念，牢记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努力奋斗的历史使命;其二，秉承“论从史出”的根本原则，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积极引导大学生逐步形成历史意识，大力拓展历史思维的深度和广度，学会多角度地看待历史问题;其三，引导大学生深切关注人类的使命与价值，通过史料教学使大学生能够把思维和能力提升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站在全球史观、文明史观、现代化史观、生态史观等人类发展的大坐标上洞察大学生自己所生活的时代，憧憬自己的美好未来与理想，追求人类共同的价值。3．大学生的史料解读能力比较差。在世界史教学中，历史学专业学生受外语水平或者语言表达能力的限制，有的对史料解读能力比较差，有的却缺乏对史料的基本的判断、选择、甄别［2］。清华大学刘北成教授也认为，大学生要竭尽全力解决语言、材料等方面的问题和难题，大力提升史料解读能力，推动历史学科的整体进步［4］。在世界史的学习、研究过程中，经常使用的书籍或文章都是第二手资料，大量的第一手资料，包括公开的或未公开的刊档案史料、官方史、公开文件、回忆录、书信集以及当时报刊报道或评论等，远远还未涉及到。究其原因，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是对象国语言问题，不懂得对象国的语言，根本就不可能获取最为原始的史料，因此掌握对象国语言是世界史教学、研究的门槛，跨得过这个门槛，就入门了;跨不过这个门槛，就只能算门外汉。正如翦伯赞老先生所讲:“不钻进史料中去，不能研究历史;从史料中跑不出来，也不算懂得历史。”

二、高师院校世界史教学中史料教学应遵循的原则

高师院校世界史教学中运用史料进行教学时，一方面要激发大学生对史料的兴趣，另一方面要努力培养大学生的辨析史料的能力，更为重要的是加强对大学生价值观的引导。为此，应遵循以下的原则。1．史料的整体性。世界史教学中，在运用史料时，最为重要的是史料的整体性问题。史料如果不放在它的整体中进行解读，放在一定联系中进行研究，就会成为一些孤立的历史碎片，其结果是任何问题也不能说明［5］64。当今世界，全球化趋势进一步增强，世界整体化进程进一步加快，同时全球性的问题也频频告急，诸如暴力犯罪、泛滥、粮食短缺、环境污染、恐怖袭击等等。当今世界所面临的全球性问题、难题，从某种程度上讲，不可避免，却需要在全球视野内进行合作、探讨与协调。运用全球史观统领高师院校世界历史教学，从全球整体的大视角去解读世界历史，必将成为世界史教育教学发展的客观要求，更是值得探讨的史学方法。在一个较长的时期里，学者们研究的热点和关注的问题，较多地集中在某个地区、某个阶段，相对而言，对各种影响全球性的问题考察不够，认识不足，研究也不深入，从全球角度来整体探讨当代世界显得极为薄弱［6］5。2．史料的客观性。关于原始史料，世界史史料教学和研究中存在诸多问题:其一，原始史料的选择表现出相当大的随意性或者随机性，非常琐碎，缺少史料的连续性;其二，学者们研究所依赖的原始文献，几乎全是出版物之类的，并非真正的原始文献;其三，对于原始史料的分析、研究大都是沿袭西方或者在西方学界研究的基础上进行的，故不能真正称为严格的材料史学［7］。在运用史料教学时，要始终保持史料的客观性:其一，选取比较客观、公正的史料，重视史料来源的真实性。史料几经传抄、翻刻、转引，往往易失其真，因此在引用时，为防止以讹传讹，一定要核对原文，领会它的确切含义，才能恰如其分地加以引用。其二，选取第一手(原始)史料，即历史现象、历史人物、历史事件所发生的那个时代留下来的史料，尤其是当事人和目击者所提供的史料，最能够直接反映所研究对象的具体情况。其三，坚持正确的史学观点，秉承史论结合、论从史出的根本原则，将历史事件放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下进行研究、探讨，融入到具体的历史场景中进行分析、甄别。其四，多渠道搜集史料，对多种史料进行甄选、辨别。大多数史料是无意留下来的，其具体年代、地域位置、人物事件、真伪往往不能确定，即使有意留下来的史料，也会存在上述一些问题，这就需要对史料作出认真的考证和鉴别。不同性质的史料、有用的史料和无用的史料往往鱼龙混杂，找到史料后，就需要作一番认真的整理和辨别。3．史料的启发性。高师院校历史教学实践证明，史料教学是历史教学中必不可少的重要部分。“大学历史系学生在专业方面的培养应有两个重点:一是广博的专业知识及其它相关知识的学习，二是独立思考问题、分析问题、研究问题能力的训练，特别是后者尤为重要。”［8］前言在老师的引导下，充分发挥大学生的主体作用，大学生有意识阅读历史史料，通过发现问题、分析问题、思考问题、解决问题这一过程，达到“一石激起千层浪”的效果，不仅有助于培养大学生论从史出的能力，发展大学生的历史思维品质，而且还能使大学生形成丰富的历史想象能力及知识拓展能力，促进大学生综合素质的提高。面对浩如烟海的史料，坚持去伪存真、合理取舍的原则，紧紧围绕教学的重点、难点，选择最具典型性和启发性的史料作为素材。4．史料的思想性。史料之有无价值和价值的大小，主要看社会的需要、研究者的解读能力和学者的治学态度。同样一堆史料，放在不同的研究者手中，得出的结论和获得的研究成果也会不完全相同，甚至相差甚远。之所以出现如此情况，是因为创造史料的人群属于不同的国籍、不同的民族、不同的社会阶层，他们在语言文字、风俗习惯、社会地位等方面有很大差异;研究者的世界观、立场方法、解读角度也不同;史料的选取和运用上存在较大差别;受历史时代局限性的影响等等。因此他们所创造的史料也表现出明显的国别性、民族性和阶级性的差异，如实物史料方面的建筑、墓葬、碑刻、服饰等，文字史料有不同的民族文字、语言习惯，以及站在不同立场写成的不同典籍等。史料的思想性值得挖掘，在研读过程中，要特别注重作者世界观、政治观、人生观等思想倾向的分析，侧重剖析史料的价值。

三、高师院校世界史教学中史料教学的运用

近年来，世界史史料教学颇受关注，科研、教学与考试中比比皆是，但是对于史料运用的种种问题，众说纷纭，并未真正进行探讨、梳理。1．史料解读能力的培养。就世界史教学而言，要获取史料，必须要具备一定能力。最为重要的是语言能力，只有懂得语言，才有可能熟悉、掌握对象国的史料。在掌握对象国语言的基础上，要得到原始史料，必须做到以下几个方面:其一，熟悉对象国的历史底蕴、传统文化。传统文化是一个国家民族在长期的社会实践过程中所积淀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文化遗产，也是民族特有的思维方式的精神体现。只有熟悉一个国家的历史文化，才能具体解读其地理位置、政治体制、经济状况、社会制度、人文结构、思想潮流等。其二，熟悉对象国的数据文献资料。“一流的科研需要一流的学术信息”，“科学研究的过程同时也是科学信息积累与交流的过程”。按信息被加工的程度，必须将文献资料分类整理。在整理过程中，原始档案与基本文献严重不足甚至缺乏，这在国别史(尤其是非大国)、专题史研究中表现得尤其突出和普遍。文献资料收集的种种问题，美国史、英国史、法国史等领域可以比较便捷地利用数据库中的文献资料，但是，非洲史、拉美史的情况就不同或完全不一样［4］。面对这些问题，要懂得哪些文献是可靠的、哪些文献查找更加便捷、能在哪里找到所需要的文献。其三，熟悉对象国的学术研究模式。世界史教学、科研模式首先应遵循国际通行的标准和模式，然后才能超越、创新。从认识论视角看，学术研究模式是一种认知世界、理解世界的方式。从不同的立场、角度出发，研究者对同样的问题可能产生不同的研究结论，不同对象国学者对同样的问题也可能产生不同的研究结果，因此，熟悉对象国的学术研究模式显得极为重要。世界史研究者要想做好学术研究，必须灵活运用多种研究方法，诸如文献分析方法、实证研究方法、历史比较分析方法、逻辑思辨方法等，方法论训练是学术研究的基础和前提。2．学术研究能力的提升。学术能力是指进行学术研究和创作的能力。随着中国改革开放事业的推进，随着全球化和知识经济时代的滚滚浪潮席卷而来，大学生的创新教育改革呼声也越来越高，要求大学生必须掌握资料查询和文献检索的基本方法，具备一定的批判性思维和创新理念。关于大学生学术研究能力这一问题往往被忽视，值得重视。学术研究需要一定的知识积淀，需要一个不断实践的过程。历史学专业大学生撰写读书笔记、完成老师布置的论题需要掌握史料，引用史料;申报大学生科研课题，需要史料作为支撑;越来越多的大学生选择考研、攻博，也需要掌握史料、研读史料。提高大学生学术研究能力，史料的收集与整理能力无疑仍然是最重要的一环，史料是深入探讨学术的必要资源，史料的占有量的多少与质量的高低往往决定着大学生学术质量的优劣。3．学会探究史料的方法。高师院校世界史教学中史料教学最关键的是让大学生学会探究世界历史的方法。多年以来，高师院校世界史教学仍然侧重于传授具体的历史知识，实际上这些历史知识大学生一看就一目了然，最大的问题是没有给大学生传授学会探究历史的方法。教学中往往忽视了大学生的主体地位，大学生往往处于一种被动地接受知识的境况。英国著名历史教学法专家汤普森在《理解历史》中指出:高师院校的历史学习，不应该仅仅是把核心点集中在历史本身发生了什么上，而是要集中在如何具有对历史的认识上，最为重要的是接触和探究的过程及其获得知识的方法，其次才是涉及到历史探究的结果及其历史的实际情况。要达到这种历史境界，最好是由学生运用史料作为证据，“论从史出”“史论结合”仍然是学习、研究世界历史的基本原则和方法。课堂内，尽量使用原始史料，让大学生通过对史料的分析、解读、探究，形成“论从史出”“史论结合”的学习习惯和思维方式;课堂外，要尽量发挥大学生的主体作用，通过去图书馆、博物馆、数据库查找等形式，自主地就某些历史问题、历史场景去寻找、佐证相关的历史史料。4．世界史史料学课程的构建与开设。清代历史学者冯尔康讲道:“史料学的任务是阐明史料的来源、价值和利用方法。”客观地讲，越来越多的世界史专家、学者已经意识到高师院校世界史教学中史料教学的地位和重要性，只是目前做得还不够，与世界史史料学的任务还有一定的差距。世界历史英文文献选读、英语史料分析、历史学专业英语等课程相继开设，取得不少成绩，也积累了大量素材。在世界史史料学课程的构建过程中，注重强化大学生针对特定的选题进行搜集史料、鉴别史料和运用史料的训练，从而让大学生熟悉史料学研究的基本方法，形成深挖细掘史料的意识，培养运用史料研究历史问题的能力。史料教学无疑是提高历史专业大学生综合素质的一个重要途径，其重要性已经为众多学者、历史专业教师所认识。高师院校世界史教学中史料教学仍然存在一些比较突出的问题，课堂教学还有诸多不尽人意的地方。只有不断认识到存在的问题，在史料教学中不断探讨，不断摸索，课堂教学质量才能得到有效提升，世界史学科存在的问题才能逐步解决。

参考文献:

［1］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

［2］张倩红．世界史学科的史料建设与文献研究工作亟待加强［J］．世界历史，2011(2):13－14．

［3］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普通高中历史课程标准(实验)［S］．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3．

［4］张晓晗，赵文君．“全国世界史学科建设”研讨会综述［J］．世界历史，2011(6):136－140．

［5］翦伯赞．历史问题论丛［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2．

［6］黄安年．当代世界五十年(1945－1995)［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7．

［7］黄春高．2005－2009年中国世界中世纪史研究综述［J］．世界历史，2011(1):110－117．

世界史范文篇6

比较研究在史学中是一种有效的研究方法。不过我对它并未从理论上做过深入或浅入的探讨和自觉应用，只是偶尔直觉地使用过。主要是因为在学校中教世界史，涉及许多的国家、民族，在讨论这些国家、民族的制度的时候，自然而然地要对它们进行比较。例如我参加过世界古代史的编写，当时讨论最多的是奴隶制的两个阶段论和两种类型说，即古代东方的奴隶制和古典的奴隶制的差异，究竟是属于两个不同的发展阶段呢？还是两种彼此不相同的类型？这就要对两方面的奴隶制进行比较。后来一直教世界中古史，也编写过世界中古史的教材，碰到的问题往往是西欧的封建制度在世界史上有没有典型意义呢？为什么我国的封建制度那么长，而西欧的那么短呢？这也就要拿它和其他各国的封建制度进行比较。时间一长，没比较出什么答案，倒比较出许多问题，写此短文，以就教于方家。

世界史为什么是世界史，这可以有很多回答。以前我们的看法是世界各国的历史大致上都是按五种生产方式发展的，有统一的发展规律，这种统一性使世界的历史成为世界史。现在我们比较流行的看法是世界的历史成为世界史有一过程，起初各国的历史彼此孤立发展，还不成其为世界史，自哥伦布航行后，世界逐渐连成一片，这才成为世界史，所以强调1500年这一转折的重要性（也有强调是工业革命才开始了世界史的）。当然还可以有另外一种看法，世界上各国的历史本来就是客观存在的，表述这一客观存在的世界历史就是世界史，而并不要自1500年起才成为世界史。各国历史发展的彼此联系、彼此影响是一直就有的，不过有强弱、大小之分而已。文明的孤立、闭塞只有相对性，而文明的相互影响、传播则是更重要的。

这几种看法可以说都有道理。但我认为强调哥伦布航海之对世界历史的重大意义，强调它成为世界历史分期的重大标志这样一种看法，隐含着世界历史的东西方之分这样一个老问题在内。这个问题一直困扰着我国的史学界，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封建社会为什么长期延续问题，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东西方文化论争问题，冲击回应模式问题，都和它有关系。东西方问题当然也是一个比较研究的问题，没有东方也就无所谓西方。不过世界历史上的东西方问题却有它的特殊性。按照萨义德的说法，东方主义是西方人制造出来的，体现了西方的文化霸权，而这一东方主义也一直在控制着人们的头脑[1]。我们虽然是东方人，但是我们的大量的社会科学、史学的理论、概念、规律、方法，都是来自西方的，在我们接受其具有普遍性真理的过程中，无疑也接受了它的文化霸权的话语，因此我们对世界历史的看法，我们的世界史体系，带有很大的片面性；也因此我们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即致力于批判西欧中心论，不过我看收效甚微，我们编写的许多世界史著作、教科书，连欧洲人都以为它还是以西欧为中心的。

西方人的东方主义主要建立于18世纪之末，它的内容说起来也很简单，就是西方是先进、科学、民主，而东方是停滞、迷信、专制，因此受制于欧洲人就是亚洲人的历史命运。不过应该说西方人的东方主义当时所依据的材料主要是伊斯兰教国家（包括当时的印度），对中国的了解并不够（萨义德的东方学也大多谈的是伊斯兰国家），随着时间的推移，远东也就被东方化了[2]。逐渐演化为欧美是西方（不过俄国等东欧国家往往被称为半亚洲式的，不大能跻身于欧洲），而广大的亚、非、拉美地区的国家、民族是东方。世界历史的发展在东西方表现为不同的规律，不同的道路，我们的世界史体系就是按照这一思路建立起来的。

在上古史中，往往称四大文明古国，不能否认埃及、巴比伦、印度、中国这些具有悠久历史的灿烂文明。可是也往往把上古史划分为古代东方和古典世界，其实这和当时人的看法大不相同。上古时代，在亚欧大陆的西部，主要是地中海文明区，埃及、巴比伦、希腊、罗马都属于这一范围。希腊、罗马人所说的亚洲，指的是地中海东岸[3]，而古典文明和埃及、巴比伦文明之间的传承关系，已经被一再证明[4]。林志纯先生把上古时期的文明划分为西方（包括现在的南亚、中亚、西亚、欧洲等地）和中国两大系统，值得我们认真思考[5]。后来的罗马帝国统一地中海，地中海成为罗马帝国的内湖，埃及是罗马的粮仓，正是这一大文明区的具体表现。在亚欧大陆的东端，是中华文明区，这一文明也不限于我们一般所说的华夏文明，而和现在的中亚、东北亚、东南亚、环太平洋地区的文化有着紧密联系[6]。

中古世界的历史怎么样？这时也没有东西方的分野。如麦克尼尔认为，500～1500年甚至直到1700年，亚欧大陆上是四大文明区：中东、爱琴～意大利、印度、中国[7]。肖尼则以为，在地理大发现以前，地球上有几个世界，包括地中海、中国、美洲、非洲和阿拉伯等[8]。可是我们的世界史著作中，却把十字军战争看作是东西方之间的战争，是西方人的侵略，预示了西方人后来扩张的胜利。其实十字军战争是一场地中海文明的地区性掠夺战争，远没有我们赋予它的那些意义。不然为什么十字军会去攻打同是基督教的君士坦丁堡呢？后来，从文艺复兴时期开始，出于反对宗教迷信，西方人视中世纪为自己历史上的断裂时代，是黑暗时代，而以文艺复兴为新时代的开始，强调它的划时代意义。这就是西方以15世纪为中世纪之结束和近代开始之由来。18世纪的吉本写《罗马帝国衰亡史》，止于1453年君士坦丁堡的陷落，是强调罗马帝国传统的灭亡的。而19世纪布克哈特在《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中，不但歌颂文艺复兴对人的发现，也歌颂对世界的发现，把哥伦布的航海也作为这种文化的特征写下来。但他是强调意大利人在这方面优于其他欧洲人，并没有赋予它以现在的世界史上的意义[9]。由此可见，1500这个年代，如果说有什么意义的话，也完全是从西欧史而言的。如果从世界史来看，我很怀疑它具有那么大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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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1500年应用于世界史，以此作为世界近代历史的开端，正是把世界历史划分为东西方，从西方人的眼中看世界的结果。不过现在不再强调文艺复兴了，而强调的是远洋航行和资本主义萌芽，因此有必要就这两个问题申述一下。

1492年哥伦布的航行，我看还不足以标志新时代的开始。哥伦布的航行是西欧人向外扩张的一个重要步骤，可是从世界历史来看，古代无论那个国家、民族，随着内外条件的变化，都会进行扩张。由于力量对比的不同，不是被人家扩张过来，就是自己扩张出去。十五六世纪并不只是西欧人一家在扩张。俄罗斯人正在逐渐东进，越乌拉尔山而侵吞西伯利亚，西向波罗的海寻找出海口。土耳其人由安那托利亚向欧洲扩张过去，占领了东南欧，向西欧挺进，多少威逼维也纳，成为西欧国家的大患。莫卧儿人则南下席卷印度。伊斯兰教形成了囊括南亚、中亚、西亚、北非、东南欧、中欧的巨大政治实体，所以16世纪也被认为是伊斯兰教大扩张的年代。15世纪的郑和航海，是中国的海外扩张，而郑和航海的终止则往往被认为是中国从海上的退却。这是只从王朝的角度看问题。其实16世纪中国向海外发展的势头是十分巨大的，福建、广东等地的商人，到现在的朝鲜、日本、菲律宾、印尼、东南亚各国，进行着广泛的贸易活动，有的长期居留，形成了华人的自治社区。由于国家禁止海外贸易，于是他们发展成为武装走私集团，一方面和政府抗争，一方面控制着西太平洋的海上贸易。所以我们才可以理解为什么明朝禁海与开海之争一直不断，到隆庆元年（1567年）终于开禁，准许进行正常的海外贸易。说什么中国的文明是黄色文明，中国人历史上只向西北发展而不向东南发展，不会向海上发展，我想正是不自觉地反映出了受文化霸权控制的结果。

西欧人向海外殖民活动的效果，我认为主要是从美洲、非洲直接掠夺财富，但这也是逐渐发展起来的。至于贸易所得，则相当长的时期恐怕很难说有什么成绩。首先从人数方面看，西欧15世纪远洋航行的人数，大约1～2万人；到1600年，大约有30～40万人[10]。16世纪，从霍尔木兹到澳门和长崎，葡萄牙人最多不超过1万人，1770年前后，马德拉斯有114名英国文职人员，孟买有700～800人，加尔各答有12000名。直到1805年左右，全印度的英国人也不过31000人[11]。而西欧的全部人口，大约在1500年是5680万，在1600年是7120万，到1700年则为7500万人[12]。这么一点人出海远航，在当时的西欧，不可能形成所谓的举国若狂、举世若狂，到处寻求黄金的浪潮。以这么一点人，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到亚、非、拉美各地，无论是为了贸易还是占领殖民地，都是远远不够的。所以他们肆虐的地方主要是当时很不发达的美、非边缘地带，到了亚洲则没有什么成就。教科书上所写的什么地理发现、远洋航行、海道大通，都是以西方人的眼光，而且是19世纪的西方人的眼光观察的结果，而不是世界历史的眼光。

从西欧本身来看，它们当时也并不能主要依靠哥伦布、达伽马、麦哲伦等开辟的航线发财致富，因为技术落后，航程遥远，风涛险恶，不能保证可靠的收入。它们依靠的还是地中海、北海等传统地区的贸易。据统计，1660年至1688年，英国商船总吨位由15～20万吨增加到34万吨，其中60％用于欧洲海域，35％用于大西洋贸易，用于东方贸易的只占总吨位的5％。1636年的荷兰，总数2050只的商船中，从事波罗的海及法国沿海贸易的船只为1050只，往来于英吉利海峡及北海一带的为450只，前往地中海和阿尔罕格尔的占250只，如此活动于欧洲海域的总共有1750只，占总数的85％以上，而到东方贸易的船只总共只有300只[13]。

更为重要的是，所谓1500年为标志的西方向世界其他地区的扩张，他们遇到的既不是政治权力真空，也不是经济权力真空。可以说，直到工业革命之前，他们并没有多少的优势。从海上的力量来看，当时印度洋早已是印度人和阿拉伯人的控制区，而西太平洋则是中国人的控制区。西欧人出海向大西洋扩张，一开始还可说没遇到太大阻力，再往前发展情况可就不同了。有人指出，直到18世纪之前，印度洋上的贸易还是由本土的网络组成，葡萄牙人，以及后来的英国人、法国人等等，都是依靠原来商人的贸易网络，与之合作，才能进行商业活动。甚至直到19、20世纪，西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以其工业资本的优势大举进军时，当地原来的商业资本的活动也并未停止，甚至还有所发展[14]。这也就是说，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的殖民侵略，并不能停止当地经济的自主发展。可见用冲击回应模式来观察、解释第三世界的历史发展是不正确的。

至于说到资本主义萌芽，则我国的研究已进行得十分深入，虽然其中受到教条主义的影响，有时难免和西欧的情况生硬比附，但我以为它成绩巨大，充分肯定了中国经济的自主发展，对西方的人口模式、冲击回应模式、施坚雅模式、俄国的恰亚诺夫模式等等，都既采取其合理的成分，又从中国本身的历史实际出发而摈弃其不正确的东西，走向建立自己的理论、模式的道路（这方面社科院经济研究所做了大量的工作，特别请注意吴承明、李伯重等先生的著作）。我在这个问题上曾写过一篇小文[15]，许多看法不一定正确，但我想要强调的是西欧资本主义的兴起并非一帆风顺，其间经过许多萌芽、发展、曲折、夭折、中断、反复，所谓14、15世纪出现了萌芽（是不是萌芽我看还可以讨论）的意大利的资本主义到16世纪就夭折了，有希望发展的西班牙、葡萄牙的资本主义也中途衰落，后来的英国、荷兰的资本主义才慢慢发展起来。奇怪的是我们有一些人的逻辑。即中国的资本主义很久没有发展起来，所以说它的萌芽太为勉强，还不如不说为妙。可是西方像意大利的萌芽后来是彻底夭折了，可是说它萌芽反倒没有问题，其理由好像就是因为意大利也算是西方的国家。我认为这就是西方人的东方主义对我们的影响了。近人王国斌的研究指出，无论是中国和欧洲（西欧），在18世纪之前，农业和农村工业的发展，都大致相似，也都有着亚当·斯密和马尔萨斯所分析的发展周期，并没有什么本质上的差别。19世纪西欧之所以能产生突破，主要是殖民地掠夺和技术的进步[16]。这也很可以为我们的资本主义萌芽无望论者参考。

为了破除西方人的东方主义对我们的控制，我曾经提出西欧的封建社会比我们认为的要长一些，大约要到18世纪才终止[17]。这只是引述许多西方学者近来的看法，他们大都能承认近代早期和中世纪并无本质不同。我还从社会经济、政治方面，指出工业革命前的西欧还是一个落后的农业社会[18]。现在还可以补充上布罗代尔所引用的贝洛什计算出来的18世纪世界各国人均国民收入的数字（单位都是1960年的美元），英国（1700年）为150到190；美洲英国殖民地，即未来的美国（1710年）为250到290；法国（1781～1790年）为170到200；印度（1800年）为140到200；日本（1750年）为160；而中国（1800年）达到228，令人吃惊[19]。同处布罗代尔还说，如以1800年的欧洲和非欧洲国家人均国民收入统计来看，则欧洲为213，而非欧洲为200，并不落后多少。而当时的第三世界所以高，是因为中国的高水平把它提上去了。我没有仔细考察过这些数字的可靠性，但它作为一种参考我想还是满有力的。

以上所述，只可以说是一些“大胆的假设”，需要许多“小心的求证”。我认为，经过艰苦的努力，我们一定能够建立一个真正世界意义上的世界史体系，而其中最重要的工作，就是首先破除西方人的东方主义对我们的束缚（世界史体系更重要的是对19、20世纪的世界史的看法，本人不敢造次发表意见）。在已经到来的21世纪，如果能给它的出现带来新的一缕曙光，则幸甚焉。

注释：

[1]萨义德：《东方学》．三联书店1999年版。他的这本后现代著作对我这个头脑也许还未现代化的人来说实在晦涩难明，不过他的上述意见我以为甚有启发性。

[2]参看施治生、郭方：《“东方专制主义”概念的历史考察》，《史学理论研究》1993年第3期。

[3]参看廖学盛：《魏特夫的臆断和古代希腊历史》，李祖德等编《评魏特夫的东方专制主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

[4]参看M.Bernal,BlackAthena,RutgersUniv,Press,1991,Introduction.

[5]日知：《中西古典文明千年史》，吉林文史出版社1997年版，第6～17页。

[6]苏秉琦：《中国文明起源新探》，三联书店1999年版，第170～176页。

[7]W.H.McNeil,TheRiseoftheWest,Chicago,1964,p249.

[8]P.Channu,EuropeanExpansioninlaterMiddleAges,Amsterdam,1979,p215.

[9]布克哈特：《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280～283页。

[10]P.Channu,.op.cit.p278.

[11]以上数字转引自布罗代尔：《15—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第三卷，三联书店1993年版，第563页。

[12]奇波拉主编：《欧洲经济史》第二卷，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第29页（只取西欧部分）。

[13]转引自陈勇：《海道大通与世界交往》，黄邦和等主编：《通向现代世界的500年》，1994年版第，162页；还可以参看沃勒斯坦：《现代世界体系》第二卷，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114页。

[14]K.McPherson.TheIndianOcean—AhistoryofPeopleandtheSea.OxfordUniv.Press,1993.

[15]《资本主义起源理论问题的检讨》，《历史研究》1994年第1期。

[16]王国斌：《转变的中国——历史变迁与欧洲经验的局限》上编，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17]老友庞卓恒对我的观点作出了回应（当然是不同意的回应）．对此十分感谢．因为有回应总比无人理睬要好。参看庞卓恒：《唯物史观与历史科学》，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191页。实际上这绝不是我的什么新观点，例如就在庞所主编兼总审校的沃勒斯坦《现代世界体系》第二卷序言中，就介绍了不少主张1750年才是资本主义世界经济成立的观点；而布瑞德更认为现在大多数学者主张1750年是欧洲旧秩序和新秩序的分界线。参看T.A.Bradyetal.Edited.

世界史范文篇7

比较研究在史学中是一种有效的研究方法。不过我对它并未从理论上做过深入或浅入的探讨和自觉应用，只是偶尔直觉地使用过。主要是因为在学校中教世界史，涉及许多的国家、民族，在讨论这些国家、民族的制度的时候，自然而然地要对它们进行比较。例如我参加过世界古代史的编写，当时讨论最多的是奴隶制的两个阶段论和两种类型说，即古代东方的奴隶制和古典的奴隶制的差异，究竟是属于两个不同的发展阶段呢？还是两种彼此不相同的类型？这就要对两方面的奴隶制进行比较。后来一直教世界中古史，也编写过世界中古史的教材，碰到的问题往往是西欧的封建制度在世界史上有没有典型意义呢？为什么我国的封建制度那么长，而西欧的那么短呢？这也就要拿它和其他各国的封建制度进行比较。时间一长，没比较出什么答案，倒比较出许多问题，写此短文，以就教于方家。

世界史为什么是世界史，这可以有很多回答。以前我们的看法是世界各国的历史大致上都是按五种生产方式发展的，有统一的发展规律，这种统一性使世界的历史成为世界史。现在我们比较流行的看法是世界的历史成为世界史有一过程，起初各国的历史彼此孤立发展，还不成其为世界史，自哥伦布航行后，世界逐渐连成一片，这才成为世界史，所以强调1500年这一转折的重要性（也有强调是工业革命才开始了世界史的）。当然还可以有另外一种看法，世界上各国的历史本来就是客观存在的，表述这一客观存在的世界历史就是世界史，而并不要自1500年起才成为世界史。各国历史发展的彼此联系、彼此影响是一直就有的，不过有强弱、大小之分而已。文明的孤立、闭塞只有相对性，而文明的相互影响、传播则是更重要的。

这几种看法可以说都有道理。但我认为强调哥伦布航海之对世界历史的重大意义，强调它成为世界历史分期的重大标志这样一种看法，隐含着世界历史的东西方之分这样一个老问题在内。这个问题一直困扰着我国的史学界，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封建社会为什么长期延续问题，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东西方文化论争问题，冲击回应模式问题，都和它有关系。东西方问题当然也是一个比较研究的问题，没有东方也就无所谓西方。不过世界历史上的东西方问题却有它的特殊性。按照萨义德的说法，东方主义是西方人制造出来的，体现了西方的文化霸权，而这一东方主义也一直在控制着人们的头脑[1]。我们虽然是东方人，但是我们的大量的社会科学、史学的理论、概念、规律、方法，都是来自西方的，在我们接受其具有普遍性真理的过程中，无疑也接受了它的文化霸权的话语，因此我们对世界历史的看法，我们的世界史体系，带有很大的片面性；也因此我们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即致力于批判西欧中心论，不过我看收效甚微，我们编写的许多世界史著作、教科书，连欧洲人都以为它还是以西欧为中心的。

西方人的东方主义主要建立于18世纪之末，它的内容说起来也很简单，就是西方是先进、科学、民主，而东方是停滞、迷信、专制，因此受制于欧洲人就是亚洲人的历史命运。不过应该说西方人的东方主义当时所依据的材料主要是伊斯兰教国家（包括当时的印度），对中国的了解并不够（萨义德的东方学也大多谈的是伊斯兰国家），随着时间的推移，远东也就被东方化了[2]。逐渐演化为欧美是西方（不过俄国等东欧国家往往被称为半亚洲式的，不大能跻身于欧洲），而广大的亚、非、拉美地区的国家、民族是东方。世界历史的发展在东西方表现为不同的规律，不同的道路，我们的世界史体系就是按照这一思路建立起来的。

在上古史中，往往称四大文明古国，不能否认埃及、巴比伦、印度、中国这些具有悠久历史的灿烂文明。可是也往往把上古史划分为古代东方和古典世界，其实这和当时人的看法大不相同。上古时代，在亚欧大陆的西部，主要是地中海文明区，埃及、巴比伦、希腊、罗马都属于这一范围。希腊、罗马人所说的亚洲，指的是地中海东岸[3]，而古典文明和埃及、巴比伦文明之间的传承关系，已经被一再证明[4]。林志纯先生把上古时期的文明划分为西方（包括现在的南亚、中亚、西亚、欧洲等地）和中国两大系统，值得我们认真思考[5]。后来的罗马帝国统一地中海，地中海成为罗马帝国的内湖，埃及是罗马的粮仓，正是这一大文明区的具体表现。在亚欧大陆的东端，是中华文明区，这一文明也不限于我们一般所说的华夏文明，而和现在的中亚、东北亚、东南亚、环太平洋地区的文化有着紧密联系[6]。

中古世界的历史怎么样？这时也没有东西方的分野。如麦克尼尔认为，500～1500年甚至直到1700年，亚欧大陆上是四大文明区：中东、爱琴～意大利、印度、中国[7]。肖尼则以为，在地理大发现以前，地球上有几个世界，包括地中海、中国、美洲、非洲和阿拉伯等[8]。可是我们的世界史著作中，却把十字军战争看作是东西方之间的战争，是西方人的侵略，预示了西方人后来扩张的胜利。其实十字军战争是一场地中海文明的地区性掠夺战争，远没有我们赋予它的那些意义。不然为什么十字军会去攻打同是基督教的君士坦丁堡呢？后来，从文艺复兴时期开始，出于反对宗教迷信，西方人视中世纪为自己历史上的断裂时代，是黑暗时代，而以文艺复兴为新时代的开始，强调它的划时代意义。这就是西方以15世纪为中世纪之结束和近代开始之由来。18世纪的吉本写《罗马帝国衰亡史》，止于1453年君士坦丁堡的陷落，是强调罗马帝国传统的灭亡的。而19世纪布克哈特在《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中，不但歌颂文艺复兴对人的发现，也歌颂对世界的发现，把哥伦布的航海也作为这种文化的特征写下来。但他是强调意大利人在这方面优于其他欧洲人，并没有赋予它以现在的世界史上的意义[9]。由此可见，1500这个年代，如果说有什么意义的话，也完全是从西欧史而言的。如果从世界史来看，我很怀疑它具有那么大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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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1500年应用于世界史，以此作为世界近代历史的开端，正是把世界历史划分为东西方，从西方人的眼中看世界的结果。不过现在不再强调文艺复兴了，而强调的是远洋航行和资本主义萌芽，因此有必要就这两个问题申述一下。

1492年哥伦布的航行，我看还不足以标志新时代的开始。哥伦布的航行是西欧人向外扩张的一个重要步骤，可是从世界历史来看，古代无论那个国家、民族，随着内外条件的变化，都会进行扩张。由于力量对比的不同，不是被人家扩张过来，就是自己扩张出去。十五六世纪并不只是西欧人一家在扩张。俄罗斯人正在逐渐东进，越乌拉尔山而侵吞西伯利亚，西向波罗的海寻找出海口。土耳其人由安那托利亚向欧洲扩张过去，占领了东南欧，向西欧挺进，多少威逼维也纳，成为西欧国家的大患。莫卧儿人则南下席卷印度。伊斯兰教形成了囊括南亚、中亚、西亚、北非、东南欧、中欧的巨大政治实体，所以16世纪也被认为是伊斯兰教大扩张的年代。15世纪的郑和航海，是中国的海外扩张，而郑和航海的终止则往往被认为是中国从海上的退却。这是只从王朝的角度看问题。其实16世纪中国向海外发展的势头是十分巨大的，福建、广东等地的商人，到现在的朝鲜、日本、菲律宾、印尼、东南亚各国，进行着广泛的贸易活动，有的长期居留，形成了华人的自治社区。由于国家禁止海外贸易，于是他们发展成为武装走私集团，一方面和政府抗争，一方面控制着西太平洋的海上贸易。所以我们才可以理解为什么明朝禁海与开海之争一直不断，到隆庆元年（1567年）终于开禁，准许进行正常的海外贸易。说什么中国的文明是黄色文明，中国人历史上只向西北发展而不向东南发展，不会向海上发展，我想正是不自觉地反映出了受文化霸权控制的结果。西欧人向海外殖民活动的效果，我认为主要是从美洲、非洲直接掠夺财富，但这也是逐渐发展起来的。至于贸易所得，则相当长的时期恐怕很难说有什么成绩。首先从人数方面看，西欧15世纪远洋航行的人数，大约1～2万人；到1600年，大约有30～40万人[10]。16世纪，从霍尔木兹到澳门和长崎，葡萄牙人最多不超过1万人，1770年前后，马德拉斯有114名英国文职人员，孟买有700～800人，加尔各答有12000名。直到1805年左右，全印度的英国人也不过31000人[11]。而西欧的全部人口，大约在1500年是5680万，在1600年是7120万，到1700年则为7500万人[12]。这么一点人出海远航，在当时的西欧，不可能形成所谓的举国若狂、举世若狂，到处寻求黄金的浪潮。以这么一点人，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到亚、非、拉美各地，无论是为了贸易还是占领殖民地，都是远远不够的。所以他们肆虐的地方主要是当时很不发达的美、非边缘地带，到了亚洲则没有什么成就。教科书上所写的什么地理发现、远洋航行、海道大通，都是以西方人的眼光，而且是19世纪的西方人的眼光观察的结果，而不是世界历史的眼光。

从西欧本身来看，它们当时也并不能主要依靠哥伦布、达伽马、麦哲伦等开辟的航线发财致富，因为技术落后，航程遥远，风涛险恶，不能保证可靠的收入。它们依靠的还是地中海、北海等传统地区的贸易。据统计，1660年至1688年，英国商船总吨位由15～20万吨增加到34万吨，其中60％用于欧洲海域，35％用于大西洋贸易，用于东方贸易的只占总吨位的5％。1636年的荷兰，总数2050只的商船中，从事波罗的海及法国沿海贸易的船只为1050只，往来于英吉利海峡及北海一带的为450只，前往地中海和阿尔罕格尔的占250只，如此活动于欧洲海域的总共有1750只，占总数的85％以上，而到东方贸易的船只总共只有300只[13]。

更为重要的是，所谓1500年为标志的西方向世界其他地区的扩张，他们遇到的既不是政治权力真空，也不是经济权力真空。可以说，直到工业革命之前，他们并没有多少的优势。从海上的力量来看，当时印度洋早已是印度人和阿拉伯人的控制区，而西太平洋则是中国人的控制区。西欧人出海向大西洋扩张，一开始还可说没遇到太大阻力，再往前发展情况可就不同了。有人指出，直到18世纪之前，印度洋上的贸易还是由本土的网络组成，葡萄牙人，以及后来的英国人、法国人等等，都是依靠原来商人的贸易网络，与之合作，才能进行商业活动。甚至直到19、20世纪，西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以其工业资本的优势大举进军时，当地原来的商业资本的活动也并未停止，甚至还有所发展[14]。这也就是说，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的殖民侵略，并不能停止当地经济的自主发展。可见用冲击回应模式来观察、解释第三世界的历史发展是不正确的。

至于说到资本主义萌芽，则我国的研究已进行得十分深入，虽然其中受到教条主义的影响，有时难免和西欧的情况生硬比附，但我以为它成绩巨大，充分肯定了中国经济的自主发展，对西方的人口模式、冲击回应模式、施坚雅模式、俄国的恰亚诺夫模式等等，都既采取其合理的成分，又从中国本身的历史实际出发而摈弃其不正确的东西，走向建立自己的理论、模式的道路（这方面社科院经济研究所做了大量的工作，特别请注意吴承明、李伯重等先生的著作）。我在这个问题上曾写过一篇小文[15]，许多看法不一定正确，但我想要强调的是西欧资本主义的兴起并非一帆风顺，其间经过许多萌芽、发展、曲折、夭折、中断、反复，所谓14、15世纪出现了萌芽（是不是萌芽我看还可以讨论）的意大利的资本主义到16世纪就夭折了，有希望发展的西班牙、葡萄牙的资本主义也中途衰落，后来的英国、荷兰的资本主义才慢慢发展起来。奇怪的是我们有一些人的逻辑。即中国的资本主义很久没有发展起来，所以说它的萌芽太为勉强，还不如不说为妙。可是西方像意大利的萌芽后来是彻底夭折了，可是说它萌芽反倒没有问题，其理由好像就是因为意大利也算是西方的国家。我认为这就是西方人的东方主义对我们的影响了。近人王国斌的研究指出，无论是中国和欧洲（西欧），在18世纪之前，农业和农村工业的发展，都大致相似，也都有着亚当·斯密和马尔萨斯所分析的发展周期，并没有什么本质上的差别。19世纪西欧之所以能产生突破，主要是殖民地掠夺和技术的进步[16]。这也很可以为我们的资本主义萌芽无望论者参考。

为了破除西方人的东方主义对我们的控制，我曾经提出西欧的封建社会比我们认为的要长一些，大约要到18世纪才终止[17]。这只是引述许多西方学者近来的看法，他们大都能承认近代早期和中世纪并无本质不同。我还从社会经济、政治方面，指出工业革命前的西欧还是一个落后的农业社会[18]。现在还可以补充上布罗代尔所引用的贝洛什计算出来的18世纪世界各国人均国民收入的数字（单位都是1960年的美元），英国（1700年）为150到190；美洲英国殖民地，即未来的美国（1710年）为250到290；法国（1781～1790年）为170到200；印度（1800年）为140到200；日本（1750年）为160；而中国（1800年）达到228，令人吃惊[19]。同处布罗代尔还说，如以1800年的欧洲和非欧洲国家人均国民收入统计来看，则欧洲为213，而非欧洲为200，并不落后多少。而当时的第三世界所以高，是因为中国的高水平把它提上去了。我没有仔细考察过这些数字的可靠性，但它作为一种参考我想还是满有力的。

以上所述，只可以说是一些“大胆的假设”，需要许多“小心的求证”。我认为，经过艰苦的努力，我们一定能够建立一个真正世界意义上的世界史体系，而其中最重要的工作，就是首先破除西方人的东方主义对我们的束缚（世界史体系更重要的是对19、20世纪的世界史的看法，本人不敢造次发表意见）。在已经到来的21世纪，如果能给它的出现带来新的一缕曙光，则幸甚焉。

注释：

[1]萨义德：《东方学》．三联书店1999年版。他的这本后现代著作对我这个头脑也许还未现代化的人来说实在晦涩难明，不过他的上述意见我以为甚有启发性。

[2]参看施治生、郭方：《“东方专制主义”概念的历史考察》，《史学理论研究》1993年第3期。

[3]参看廖学盛：《魏特夫的臆断和古代希腊历史》，李祖德等编《评魏特夫的东方专制主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

[4]参看M.Bernal,BlackAthena,RutgersUniv,Press,1991,Introduction.

[5]日知：《中西古典文明千年史》，吉林文史出版社1997年版，第6～17页。

[6]苏秉琦：《中国文明起源新探》，三联书店1999年版，第170～176页。

[7]W.H.McNeil,TheRiseoftheWest,Chicago,1964,p249.

[8]P.Channu,EuropeanExpansioninlaterMiddleAges,Amsterdam,1979,p215.

[9]布克哈特：《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280～283页。

[10]P.Channu,.op.cit.p278.

[11]以上数字转引自布罗代尔：《15—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第三卷，三联书店1993年版，第563页。

[12]奇波拉主编：《欧洲经济史》第二卷，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第29页（只取西欧部分）。

[13]转引自陈勇：《海道大通与世界交往》，黄邦和等主编：《通向现代世界的500年》，1994年版第，162页；还可以参看沃勒斯坦：《现代世界体系》第二卷，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114页。

[14]K.McPherson.TheIndianOcean—AhistoryofPeopleandtheSea.OxfordUniv.Press,1993.

[15]《资本主义起源理论问题的检讨》，《历史研究》1994年第1期。

[16]王国斌：《转变的中国——历史变迁与欧洲经验的局限》上编，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17]老友庞卓恒对我的观点作出了回应（当然是不同意的回应）．对此十分感谢．因为有回应总比无人理睬要好。参看庞卓恒：《唯物史观与历史科学》，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191页。实际上这绝不是我的什么新观点，例如就在庞所主编兼总审校的沃勒斯坦《现代世界体系》第二卷序言中，就介绍了不少主张1750年才是资本主义世界经济成立的观点；而布瑞德更认为现在大多数学者主张1750年是欧洲旧秩序和新秩序的分界线。参看T.A.Bradyetal.Edited.

世界史范文篇8

全局意识也应体现在教法的改进上。以往世界史教学存在的最大缺陷是缺少系统的历史论证。常被使用的历史知识结构教学法，也多落于对具体历史知识“表解图式”的俗套，难以发掘历史的内在联系。本文论述的历史环境分析法和基本的历史联系分析法，既是针对上述弊端而言，也是让教学体现世界整体观的一种思路。以下分别就新课本内容结构和改进教学方法，以及中外历史联系，依次谈四点见解。

一

新课本的开篇章是“资本主义在欧洲的兴起”，叙述的是欧洲中世纪后期的历史变化，意在回答资本主义是怎样以其新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出现在“历史的地平线上”。内容安排以经济为“主线”，同时叙述了这一时期西欧社会各方面的变化，如介绍西欧宗教改革和尼德兰革命，用这些没有引用过的历史材料，论证历史的合力作用，揭示“导致现代社会形成的内在机制”，体现历史的全局变化。

历史全局意识不仅要说明一个相互依存的世界，还要说明世界各国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旧课本在历史材料选用上，存在“片断性”，加上理论定性有失实之处，完整地说明世界受到局限。新课本对大部分历史过程的叙述较简略，腾出篇幅，增加了大量的历史新材料，使许多重要的历史环节得到补充，扩大了容量；有关内容定性，吸收了学术界的新认识，以容纳生产力发展为标准，解释了世界的竞争与共处，有助于说明世界历史的统一性和多样性，拓宽了教学思路。

新课本的全局意识，还从加大现代史论述力度上体现出来，特别是二战后的当代史内容大有增加，由原来的4课时增加到11课时，对当今世界的一些基本问题，对一些重大的历史变故，都作了较全面的评述，不仅增添了信息量，而且给人以科学的认识。这对把握当今世界运动的走向极其有益。课本的新变化，呼唤着教学上的创新。

二

全局意识是高中世界史教学的思维“支架”，将之托起的是对世界历史环境的分析。世界历史趋同存异，无不与历史环境变迁息息相关。那些曾占据世界显著位置的历史事件、历史人物，都是一个时代的产物，历史环境所促成，所造就。教学之长就在于运用历史环境分析法而得其要。所谓历史环境，就是历史存在所需要的社会条件，以及推动其发展的社会需求。在世界史教学中运用历史环境分析法有两个关键“切入口”。

（一）追溯历史环境变迁的源头，探讨重大历史事件的作用

二战以后，西方发达国家对经济进行国家干预，实行某些社会改革，迎来了新的科技革命，使它们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经济得到很快发展，社会矛盾相对缓和，被称为二战后资本主义的“黄金时代”。从历史环境变迁的源头观察，30年生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推动了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从一种体制向另一种体制的过渡”（注：《试论30年代经济危机对世界整体进程的影响》，《世界历史》1997年第1期。）。这就是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它的最具代表意义的事件是“罗斯福新政”。罗斯福当政期间，放弃“自由放任的经济政策”，实行“国家对经济的宏观调整政策”。新的政策“不独挽救了美国濒于崩溃的资本主义制度，还给整个资本主义世界进行‘新政’式国家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奠定了牢固的基础”（注：《富兰克林·D·罗斯福时代(1929-1945)》，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新政”还给国际经济带来了重大调整，国际经济合作机构在二战前后的一系列国际会议上建立起来，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趋势明显加强。这些变化适应了时代的要求，反映了世界历史环境变迁的轨迹，构成了二战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在50-70年代，经济持续发展的基本条件。

资本主义制度发展史上的改革，没有一例可以说明它能消除资本主义的根本矛盾，让人们看到它否定自身剥削性“蜕变”的现实。由俄国十月革命开辟的社会主义道路，作为资本主义的对立物而产生，具有强大的生命力，代表了人类社会的光明前景。苏联东欧剧变，只能说明实行苏联社会主义旧模式的失败，并不能否定社会主义是人类历史必由之路的道理。因此，对当今世界历史环境特征的最好概括，应是“我们正处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种制度激烈竞争和共处的时代”（注：《当今世界50年的多样性统一进程》，《世界历史》1995年第3期。）。新课本用专门章节评述东欧各国和苏联的变化，以及两极格局的崩溃，为教学把握历史环境，认识当今世界政治多元化的历史趋势提供了分析的可能。

（二）从历史环境变迁中，探讨重大历史现象的多向性

历史现象的多向性，深深打上历史环境变迁的烙印。新课本的丰富内容，使这一教学思路可以充分展开。16世纪，英国的亨利八世以议会为后盾，借宗教改革，提高王权，使宗教改革成为英国历史上的“政治遗产”。17世纪斯图亚特王朝时代，这份“遗产”发生了变异，查理一世站到议会的对立面，对清教徒运动处置不当，造成政治危机，导致内战的爆发，促成英国封建专制王权的崩溃，揭开了英国历史的新篇章。历史情况不同，极其相似的历史事件的内容和结果就大不相同。

工业革命之后，工业文明带来了时代的新变化，历史环境中的变革因素空前活跃，世界交往更具有“变革社会形态和社会结构的功能”。（注：《“交往”与历史转折》，《新华文摘》1996年第7期。）。西方殖民扩张，是近代世界交往的一个重要方面，到19世纪末，殖民主义具有明显的“双重使命”特征。早在1853年，马克思以印度为例，对“双重性”作了深刻的论述（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教学要紧扣历史环境的变迁，将殖民体系的形成与殖民地半殖民地的社会运动密切地结合起来，指出殖民主义充当了“历史的不自觉工具”，动摇了东方各国“传统社会”的根基。

二战中结成的反法西斯联盟，深刻影响战后历史环境，冷战对局，也没有改变和平与发展的世界潮流。50多年来，国际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一方面随着殖民体系的崩溃，100多个新兴的独立国家诞生，第三世界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另一方面，在两极格局解体前后，出现了地区一体化集团，形成世界多极化的走向。像欧洲共同体在冷战中建立，在冷战结束之后加快发展，令世人瞩目。当前以经济发展为主导，相对稳定的国际环境，给发展中国家带来了机遇。另外，近20年来，世界各国经济力量的消长有新的改变。70年代以美元为中心的世界资本主义货币体系崩溃了，80年代日本和一些西欧国家经济增长创“奇迹”的时代结束了；而与此同时，东南亚一些国家和地区经济实力日益增强，特别是中国经济腾飞，都表明在世界经济逐步走向一体化的进程中，竞争的激烈性，经济制度模式的多元化。凡此种种，无不需要多视角地观察历史环境的变迁，将解释寓于其中，分析历史现象的多向性。

三

列宁在《论国家》中指出，用科学眼光观察问题，“最可靠、最必需、最重要的就是不要忘记基本的历史联系”（注：《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在世界史教学中，运用基本的历史联系分析法的出发点与归宿是贯注其间的全局意识，它落实于教学，根据不同的深度和广度，大致可分两类：一类是历史事物在运动中的内部联系；一类是历史事物间在运动中的相互联系，此类又分“横向”和“纵向”两种，举例说明如下。

主题明了，发掘内在。法国大革命是资产阶级革命时代最具普遍意义的伟大事件。19世纪的世界，是在法国大革命的旗帜下度过的。法国大革命的主题是什么，内在精神体现在哪里，这正是历史联系所要贯串下来的要旨。

新课本对法国大革命及其延伸的叙述，紧紧扣住摧毁封建专制制度，建立资产阶级民主政治这一主题。它与旧课本比较，替换了一些新的历史材料，篇幅大有压缩，论述却有加强。教学也应紧扣主题，以清晰的历史联系，呈现法国改造的历史画卷。

法国资本主义政治制度的产生和发展，一开始就以激烈的方式，冲击法国及欧洲，由启蒙思想的流行，到各种政治模式的试验，有急进，有倒退，给历史留下艰难曲折的记录。君主立宪、共和与帝制交替表演，为世界历史所仅有，直到19世纪70年代，法国才克服封建复辟的危险，进入平稳的历史发展时期。深究法国的政治斗争与反复变化的原因，可以清楚看到，民众的广泛发动和法兰西民族的爱国精神，同法国缺乏坚强的工业资产阶级力量，形成了巨大的反差；加之法国封建势力不甘心退出历史舞台，以及封建欧洲的背景，构成了法国政体演变的长期性、曲折性和斗争的激烈性。从世界近代历史演进的广阔范围来看待法国政治变迁的丰富内涵，不难发现它的普遍意义。

横向比较，深化启发。新课本对工业革命的叙述，由英国开始，兼顾法、美、德、俄、日，许多评述都是旧课本未涉及的，有相当的理论深度。此一叙述格局，为比较诸国工业革命的异同提供了依据。教学要通过横向历史联系，获得历史启发。英国为什么首先发生工业革命，美国和德国何以后来居上，法国进展却相对缓慢，俄国始终滞后，日本怎样急起直追，从中看到各个国家经济发展道路的基本走向和经济模式的大体框架，这都是教学应当深化的问题。

历史比较，是体现历史全局意识的重要途径，上述五国工业革命的比较，是横向历史联系的一个重要视角，给世界史教学大大地拓宽了思路。比如，与西方列国比较，日本的工业革命启动在前，原始资本积累的主要来源在后。在甲午战争为起点的以后10年间，日本经济获得迅猛发展，工业起飞的资本来源是战争赔款。甲午战争，日本从中国得到的战争赔款，是当年日本财政收入的8倍。“那笔钱除了少量地用于伤亡官兵的抚恤金外，全部用于工业建设。毫无疑问，它对日本工业化是决定性的。”（注：《日本原始积累的来源》，《光明日报》1997年3月1日。）

纵向关联，体察潮流。新课本对国际关系的叙述，作了较大的补充，维也纳体系、凡尔赛体系、雅尔塔体系跃然纸上，构成国际关系史的骨架。这三大“体系”可以在教学中作多种关联性的“裁剪”，对历史潮流作多侧面的观察，形成生动的历史联系。比如，民族觉醒就是其中的重要一脉。

18世纪以前，欧洲“有国家而没有民族”（注：《拿破仑时代》，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当时欧洲的封建君主们任意肢解有统一民族关系的国家。法国大革命后，民族觉醒推及全欧洲。拿破仑败亡后建立起来的维也纳体系，虽然逆潮流而动，为维持欧洲封建秩序，不惜践踏民族利益，但是它在一定程度上也承认了民族利益的存在，开创通过谈判解决国际争端的先河。以后维也纳体系的瓦解，无不与欧洲民族解放运动的发展相关。一战结束后，划分欧洲政治地图时，比较重视民族自决，波兰复国，奥匈帝国、土耳其帝国、俄罗斯帝国垮台，一批民族国家出现在欧洲地图上，凡尔赛体系适应了这一民族解放的趋势，是欧洲得以维持20年和平的一个重要因素。二战中，在反法西斯大旗下，民族解放运动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勃兴起来；二战后，民族解放运动形成了汹涌澎湃的世界潮流，给雅尔塔体系以深刻影响。联合国的成立，就是一个很重要的标志。如今联合国的成员国，大多是第三世界国家。这些国家几乎都是殖民主义时代的被压迫民族，在联合国中举足轻重。这样的教学梳理，饱含着历史的全局意识。

四

中国人读世界史，必须要联系中国历史的变故与世界史的关系。近年来，根据中国改革开放的国策，不少学者提出：“不但要从中国去观察世界，也应该从世界的角度来透视中国。”（注：《从世界的角度透视中国》，《新华文摘》1997年第5期。）新课本的内容结构，也有利于加大中外联系教学的力度。笔者仅针对过去教学中的疏漏，举出三例，以呈管见。

（一）地理大发现为欧洲和世界历史的转折点，新课本对世界历史的叙述也由此开始。中国的四大发明，成为欧洲历史跨入近代的推动力，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的历史地位和东西方的联系。17世纪，欧洲历史发生了空前的变化，中国正值明清之际，社会动荡、经济繁荣，带来思想领域的活跃，恰是在这100年里，中外交流却在历史教学中受到冷漠。事实上随着海上交通大开，西方传教士纷纷东来，他们在中国传播欧洲自然科学，特别是天文地理知识，打开了中国人的眼界，“比之玄奘求经西竺，盖不多让”（注：《走向世界》，中华书局1985年版。）。中国的学术也通过西方传教士的介绍，给欧洲正在兴起的启蒙思想以影响。伏尔泰在他的《风俗论》中写到：“欧洲的王室与商人，仅知在东方寻找财富，而哲学家则于此发现一新的道德的与物质的世界。”他大声疾呼，欧洲人对于中国“应该赞美，惭愧，尤其是应该模仿”（注：《走向世界》，中华书局1985年版。）。当时，欧洲历史已开始影响世界，教学对此应该有所反映。

（二）新课本新增了19世纪中后期工业革命在世界扩展的内容，回观中国的洋务运动，可以肯定地说，中国谋求工业化的起步并不算迟缓（注：《现代化新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按当时世界工业状况而论，洋务派兴办的近代工业已达到较高水平。上海江南制造总局的设备与英国的同类工厂相当（注：《洋务运动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汉阳铁厂是“远东第一流的钢铁联合企业”（注：《洋务运动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轮船招商局在与洋行轮船公司的竞争中发展起来，与“怡和、太古两大英商轮船公司鼎足而立”（注：《洋务运动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但是，中国的近代工业一波三折，步履艰难，没有使中国走上富强的道路。德国、意大利、俄国都背负着阻碍国家发展的历史包袱，却在工业革命中强盛起来。特别是后起的日本，追求工业化，成绩裴然，一跃而成为亚洲强国。比较之中，就会给教学拓宽思路，提出辟理入深的问题。

（三）“民主”与“科学”是中国新文化运动的两大旗帜，以往的教学集中阐明的是二者的针对性，极少从激进的民主主义者的信念中提出问题来。而这一信念扎根于对世界近代历史进程的认识。陈独秀为《新青年》写的《本志罪案之答辩书》中对其信念作了说明：“西洋人因为拥护德、赛两先生，闹了多少事，流了多少血，德、赛两先生才渐渐从黑暗中把他们救出，引到光明世界。我们现在认定只有这两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注：《中国通史参考资料近代部分》下册，中华书局1980年版。）。

世界史范文篇9

复习提示及命题预测

新大纲在本部分列示的考点非常粗略，仅限于一些重大历史事件，而近年各地考题也较少涉及世界史知识，因此，考生对本部分内容不必花过多精力去复习，掌握一些要点即可。

本章知识结构图

知识点详述

第一节古代和中世纪史

一、世界文明古国

4000一600。年前，在埃及、西亚、印度、中国陆续出现奴隶制国家，成为四大文明古国。

1．古埃及。

(l）发源于尼罗河流域，约在公元前3500年开始出现奴隶制国家；

(2）公元前3100年，古埃及国王美尼斯统一埃及，建都孟斐斯；

(3）公元前15世纪图特摩斯三世在位时成为地跨亚非的军事大国；

(4）公元前525年，波斯入侵，古埃及灭亡；

(5）金字塔和狮身人面像是古埃及文明的象征，另外古埃及有了比较成熟的象形文字和世界上最早的太阳历。

2．古巴比伦王国。

(l）发源于两河流域，约在公元前3000年开始出现城邦；

(2）苏美尔文明是最初源头；楔形文字是字母文字的源头；

(3）公元前18世纪中叶，古巴比伦国王汉漠拉比统一两河流域，建立了中央集权专制制度和等级制度；

(4）汉漠拉比法典是人类历史上古代第一部比较完备的成文法典。

3．古印度。

(l）发源于印度河流域；

(2）雅利安人人侵，形成严格的等级制度―“种姓制度”，分为婆罗门、刹帝利、吠舍、首陀罗四个阶层；

(3）婆罗门教；

(4）释迎牟尼和佛教的兴起；

(5）公元前3世纪，阿育王统一印度，宣传佛教；

(6）印度人民很早就创造了拼音文字，制定了历法，采用十进位计算方法，现行的“阿拉伯数字”起源于印度。

4．中国。（略）

二、古代希腊、罗马

古代希腊文明步古代东方文明之后，是欧洲文明的发祥地。古代希腊包括希腊半岛、爱琴海诸岛和小亚细亚的沿海地带。克里特文明是希腊最早的文明，其时期大约为公元前20世纪至公元前15世纪。公元前1200年，进人新的时代―荷马时代，到公元前11世纪至公元前9世纪出现社会分化，氏族组织日益瓦解，社会生产部门有农业和畜牧业，手工业也开始与农业分离。其社会状态处于父系氏族阶段，生产力的发展则处在由青铜时代向铁器时代的过渡时期。国家尚未产生，部落或部落联盟的管理实行军事民主制，设有议事会、人民大会和军事首领三种机构和职务。议事会由氏族贵族组成，是常设机构，拥有广泛的权力，重大问题一般都由它讨论通过才提交人民大会最终表决。大约于公元前8世纪始，主要建立在部落或氏族基础上的农村公社，开始让位于更大的政治单位。这些政治单位都以一个城市为中心，包括周围的一些村落，被后人称之为“城市国家”或“城邦”，在各地先后建立了200多个，其中最为著名的是斯巴达和雅典。公元前338年，希腊被马其顿征服，城邦时代结束。

古代希腊文化在世界文化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在哲学方面，有被列宁称为辩证法的奠基人之一的赫拉克利特，以及唯物论哲学家德漠克利特。还有唯心主义哲学家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在文学方面有《荷马史诗》、《伊索寓言》等名著。在史学方面有被欧洲人称为“历史之父”的希罗多德，著有《历史》（又称《希波战争史》）9卷。在建筑和雕刻艺术方面创造了多利亚、爱奥尼亚和科林斯三种石柱形式。

公元前509年前后，罗马建立了共和国，由两名选举产生的执政官处理政事。执政官和一切高级职务都由贵族担任，是贵族专政的奴隶制国家。公元前5世纪至公元前3世纪，罗马统一了意大利半岛，成为地中海的强国。公元前60年，罗马开始从共和制向帝制转变。公元前45年，恺撒被宣布为终身独裁官，实行独裁统治。公元前30年，屋大维征服并吞埃及，并开始独揽国家一切大权，建立起元首政治，使罗马进人帝国时期。罗马帝国不断向外扩张，到公元2世纪成为地跨欧、亚、非三洲的大帝国。在帝国最初的200年里，呈现出繁荣景象，内战停止，社会稳定，农业、手工业和商业都有较大发展。公元395年，帝国因爆发全面的社会危机，分裂为东西两部分，东罗马定都君士坦丁堡，西罗马仍定都罗马。古罗马文化的成就主要表现在自然科学、史学和法律方面。古罗马的农业占有重要地位，因而农学成就较大，重要的著作有加图的《农业志》、瓦罗的《论农业》和科鲁麦拉的《农业论》。天文学和地理学的重要代表人物是托勒密，著有《伟大的天文学体系》和《地理学指南》。大跨度圆顶是罗马式建筑的典型形式。文学和史学方面的代表作主要有恺撒的《高卢战记》和普鲁塔克的《传记集》，既是历史名著，又是散文杰作；著名的诗人有维吉尔、贺拉斯、奥维德，他们的影响延及文艺复兴时期。重要的历史学著作有塔西佗的《历史》和《编年史》。罗马的法律和法学发展到了古代世界的高峰，对近代欧美国家有相当大的影响，其第一部成文法是《十二铜表法》。哲学成就主要有西塞罗的《论善与恶之定义》等。

三、西欧封建制度的形成与发展

公元476年，日耳曼人消灭西罗马帝国，标志着西欧奴隶社会的结束和封建社会的开始。日耳曼人建立了许多封建王国，其中最重要的是法兰克王国。法兰克王国不断扩张，囊括了西欧的大片上地，建立了查理曼帝国。在长期的军事征服过程中，法兰克人的社会开始向封建社会转化，法兰克王国的封建化过程就是西欧封建化的过程。

法兰克人是日耳曼人的一支，法兰克人的氏族制度在征服过程中走向解体，他们按地域组成农村公社。后来公社里出现了私有土地而产生了贫富分化，破产农民沦为农奴，原先的隶农和奴隶也逐渐转化为农奴。法兰克国王将征服过程中掠夺来的土地，连同土地上的隶农、奴隶赏赐给亲兵和教会。国王、教会、贵族都成为大土地所有者。

不久，为了保证国家的兵源，法兰克国王改变了无条件赏赐土地的办法，实行采邑制。国王把土地作为采邑，连同土地上的农民，分封给亲近的贵族，受封的贵族则向国王宣誓效忠。后来采邑变成了世袭领地。采邑制进一步把自由农民推向农奴的境地。到9世纪，随着封建土地所有制的发展和自由农民的农奴化，封建制在西欧确立，并逐渐形成了金字塔般的等级制度，建立了一种自给自足的庄园经济。

封建制度确立后，西欧的社会经济出现了较快的发展，手工业越来越专门化，并开始与农业分离，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为城市的产生准备了物质基础。新城市不断涌现，同时罗马帝国时代的旧城市也开始复兴。手工业者占城市居民的多数，因此，西欧城市从兴起开始就是生产性的。这些城市都建立在封建领主的土地上，城市居民受封建的司法和行政管理。12世纪后，许多城市通过武装斗争和金钱赎买等不同方式，纷纷取得自治权，少数城市甚至成立了自治共和国。自治城市的居民全部成为自由民。

城市的兴起对西欧社会历史的发展有着巨大意义：它为手工业发展提供了有利的场所，为农业的发展开辟了市场，同时又促进了商业、交通运输业的发展。它部分地改变了西欧封建社会内的阶级结构和阶级关系，促进了西欧政体的改变，是西欧国家形成等级君主制的阶级基础之一，为文化、科学的发展和冲破教会统治创造了条件。

四、三大宗教起源

(1）佛教：公元前6世纪起源于古印度，相传是印度加毗罗卫国太子乔达摩·悉达多（释迎牟尼）创立；

(2）基督教：公元前1世纪中叶产生于罗马统治下的巴勒斯坦犹太人地区，奉耶稣为救世主，以《圣经》为经典；

(3）伊斯兰教：阿拉伯半岛麦加人穆罕默德于公元610年左右创立，《古兰经》为经典。

五、新航路的开辟

1487一1488年，葡萄牙人迪亚士沿西非海岸向南航行，到了非洲南部沿海，发现了西南端的尖角，葡萄牙国王叫它好望角。

1497年，葡萄牙人达·伽马率船队沿迪亚士开辟的航道继续前进，绕过好望角，沿着东非海岸进人印度洋，在第二年完成了通往印度的航行。

1492年，意大利热那亚水手哥伦布率领船队，横渡大西洋向西航行，先后到达巴哈马群岛中的小岛、古巴和海地。以后又到达南美大陆的一些海岸。

1519年，葡萄牙海员麦哲伦率领船队作环球试航，他横渡大西洋，沿巴西海岸南下，绕过美洲南端的海峡―后被称为麦哲伦海峡，进人太平洋，直到菲律宾群岛。麦哲伦在同菲律宾人的冲突中战死，他的同伴经印度洋，绕好望角，返回西班牙。这样，从欧洲绕过非洲或绕过南美洲到达亚洲的新航路都开辟出来了。

六、文艺复兴运动

(l）历史背景。西欧进人封建社会后，经历了一个文化低潮。教会垄断了社会的全部知识教育，完全剥夺了普通人民受教育的权利，严重地束缚着人们的智慧和创造力。随着资本主义的萌芽和发展，新兴的资产阶级需要科学文化，需要为他们服务的各方面的知识分子，为了实现这一切，首先要求在意识形态领域里展开反对教会的精神统治和封建神学的斗争。

(2）运动的实质。14到16世纪，在资本主义最早萌芽的意大利，首先迸发出一股资产阶级文化的新潮流。许多知识分子从各方面冲击封建教会的束缚，建立资产阶级人文主义的世界观，要求以人为中心而不是以神为中心来考察一切，强调发展个性，反对神权。他们反对封建神学，借助于古代希腊、罗马的古典文化。在当时人们看来，那种新文化仿佛是古典文化，特别是希腊文化，在近一千年教会压迫以后的复兴。他们不恰当地把新兴的文化运动叫作“文艺复兴”。其实，那不是古典文化的复兴，而是资产阶级文化的兴起。这场运动15世纪后半期扩大到欧洲其他一些国家，16世纪达到高潮。

(3）运动的意义。这种新文化以资产阶级个人主义为出发点，为资产阶级的利益服务。它把人们从封建神学的栓桔下解放出来，开阔了人们的眼界，唤起了人们的自信，推动着人们去探索、创新。因此，它是思想文化领域里一次伟大的变革，对历史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4)“文艺复兴”运动的代表人物。

①但丁。佛罗伦萨诗人，意大利文艺复兴运动的先驱。他的名著《神曲》由“地狱”、“炼狱”和“天堂”三篇组成。

②达·芬奇。意大利人，“文艺复兴”时期的又一个著名人物。作为伟大的画家，他的代表作有《最后的晚餐》和《蒙娜丽莎》。

③莎士比亚。英国大戏剧家兼诗人，“文艺复兴”运动的杰出代表。写有37个剧本和许多诗。剧本包括喜剧，如《第十二夜》等；悲剧，如《罗密欧与朱丽叶》、《哈姆雷特》（即《王子复仇记》）、《裘力斯·凯撒》等；历史剧，如《亨利五世》等。作品真实地反映了现实社会中人们的思想感情。剧本情节生动，语言优美，是珍贵的世界文学遗产。

④哥白尼。波兰科学家。他提出的太阳中心说，推翻了基督教会支持的地球中心说。

⑤布鲁诺。意大利的著名思想家和科学家。他把哥白尼的学说推进了一步，认为太阳也不是宇宙的绝对中心，因为大自然是无限的。

⑥伽利略。意大利科学家。他首先制造了天文望远镜，用来观察辽阔的星空。他看到月球表面有山谷，金星绕着太阳运行，木星有四个卫星，银河由无数星体组成，等等。这些新发现最后证明了新天文学说的正确性。

第二节近现代史

一、英国革命

(l）历史背景：英国斯图亚特封建王朝的专制统治，阻碍了资本主义的发展，加剧了阶级矛盾，人民群众怨声载道，农民起义时常发生。在这种情况下，资产阶级和新贵族结成联盟。1638年，苏格兰人民起义，成为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导火索。

(2）过程：①1640年，查理一世为了筹措军费镇压起义，被迫召集长期关闭的议会。在新议会里，资产阶级和新贵族结成反对派，他们在人民群众支持下，利用议会和国王斗争，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开始了。

②在国王挑起内战后，议会主要是依靠农民组成的“新模范军”，在克伦威尔的指挥下，击溃了王军。1649年，查理一世被处死，英国宣布为共和国，资产阶级和新贵族掌握了政权。

③共和国成立后，克伦威尔独揽大权。他不顾人民死活，甚至镇压人民运动，后来解散议会，就任“护国主”。他死后，农民运动渐趋高涨，军队混乱。为对付危机，保住自己的利益，资产阶级和新贵族同阴谋复辟的斯图亚特王朝妥协。166。年，查理二世被迎立为国王，斯图亚特王朝复辟。

④复辟的封建王朝，逐渐推行反动政策，并实行血腥报复。资产阶级和新贵族无法容忍复辟王朝的倒行逆施。但是，他们此时已脱离人民、害怕人民，而自己又没有足够的力量，只好再次同封建势力妥协，并借助于外来势力（荷兰），以宫廷政变的方式，于1688年推翻复辟的斯图亚特王朝。

⑤1689年，议会通过《权利法案》，确立君主立宪制的政体。

(3）《权利法案》的内容。

《权利法案》是英国政治史上的重要文件之一。它规定，国王无权废除法律或停止法律的执行；不经议会同意，国王不能征税，不能在和平时期维持常备军；议会必须定期召开；议员的选举不受国王干涉，议员有在议会活动的自由等等。《权利法案》为限制王权提供了宪法保障。

(4）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的意义。

通过资产阶级革命，英国确立了君主立宪制的政体，确立了资产阶级和新贵族在英国的统治地位。这次革命是人类历史上资本主义制度对封建制度的一次重大胜利，摧毁了封建制度对资本主义发展的障碍；它还揭开欧洲和美洲声势浩大的资产阶级革命的序幕，具有世界意义，因此通常以它作为世界近代史的开端。

二、美国独立

1．独立战争的背景。

(l）美利坚民族与英国矛盾尖锐化。从1607年到1733年，英国从土著居民印第安人手中侵占了北美大西洋沿岸的富饶地区，先后建立13个殖民地。从18世纪60年代起，北美人民奋起反抗英国的殖民压迫。他们采取的行动有：反对英国税收官吏；到处抵制英国货物；在各地建立反英组织，如“自由之子”和“通讯委员会”等；开始训练民兵，储备武器，准备武装斗争。

(2）波士顿倾茶事件。1773年，英国把一批茶叶运到北美倾销，一批运茶船停在波士顿港口。12月中旬，50名波士顿人化装上茶船，把300多箱茶叶倒入海里。这就是著名的波士顿倾茶事件。它标志着北美人民的反英斗争进人了新阶段。

2．独立战争。

(1）来克星顿枪声。北美殖民地的代表于1774年9月在费城召开了第一届“大陆会议”。会议一方面呼吁英王停止对北美人民的压制，一方面决定断绝同英国的经济来往。大会还决定，如果英国拒绝它的呼吁，将再次集会，决定对策。

1775年春，驻防波士顿的英军司令注视波士顿一带的民兵动向，当地民兵对英军的动静也保持着高度的警惕。4月18日晚，英军司令派出一队英军约800人，悄悄向波士顿西北郊出发，准备偷袭来克星顿和康科德两地的民兵的秘密火药库。英军一出发，负责侦察英军行动的民兵立即上马向沿途民兵报信。民兵迅速集合应变。第二天拂晓，英军在来克星顿同民兵遭遇，从那里响起美国独立战争的第一枪。英军破坏了那一带的民兵的火药库，但是在归途中遭到民兵的猛击，死伤200多人，狼狈逃窜。

来克星顿的战斗消息飞快传开，革命火焰遍地燃烧起来。几星期内，北美殖民地政权转到起义者手里。各地人民纷纷拿起武器，加人民兵，’短期内汇集到波士顿的就有2万人。

(2）乔治·华盛顿。在武装冲突己经开始的情况下，各殖民地的代表在费城举行第二届“大陆会议”。会议下令招募军队，向外国购买军火；决定把汇集在波士顿的民兵整编为大陆军；任命华盛顿为大陆军总司令。

(3）《独立宣言》。1776年初，北美各殖民地相继为激进的爱国者所控制，要求完全脱离英国而独立的呼声越来越高。第二届“大陆会议”决定任命杰斐逊、富兰克林等负责起草宣言，宣布北美殖民地独立。1776年7月4日，了由资产阶级民主派杰斐逊起草的《独立宣言》，这一天后来被定为美国国庆日。

(4）独立战争的胜利。战争开始，英国军队打了几次胜仗，气势汹汹。1776年夏，他们侵占纽约；1777年9月又侵占美国政治中心、“大陆会议”所在地费城。

但是就在费城陷落以后的一个月，大陆军在哈得孙河流域的萨拉托加同北部各地赶来的民兵相配合，南北夹攻，迫使英国5000人投降，取得了萨拉托加战役的大捷。这是美国独立战争的转折点。美国人民增强了必胜的信念，同时赢得了法国、荷兰等国的军事援助。从1778年起，战争中心移到南部。当地民兵同军队配合，成功地运用游击战，多次打败英军。1781年，美、法联军1.6万人把英军围困在弗吉尼亚的约克镇。法国海军截断了英军的海上退路。10月19日，约克镇的英军司令率领6000英军向华盛顿投降，美国取得了独立战争的胜利。

1783年，英美在巴黎签订和约，英国承认美利坚合众国独立。美国人民通过战争，打碎了殖民枷锁，赢得了国家独立，同时为美国的资本主义发展扫清了道路。因此美国独立战争既是民族独立运动，又是一次资产阶级革命。

3．美国联邦政府的成立。

(1)1787年美国宪法。独立后的美国，面临着一系列政治、经济和社会问题。华盛顿等看到，要克服面临的困难，必须加强中央政府的权力。为达到此目的，决定召开制订宪法的会议。会上有大州与小州、北方资产阶级与南方种植园主之间的权力之争，但是他们总的目标一致，很快达成妥协，制订了1787年美国宪法。

(2）联邦政府的成立。1787年美国宪法制订以后，按宪法规定，提交13州讨论批准，得到2/3州的批准就可生效。它先后得到各州的批准。1789年1月，根据宪法规定举行大选，华盛顿当选美国第一任总统。同年4月，华盛顿在纽约宣誓就职，组成联邦政府。

三、法国大革命

1．攻占巴士底狱。

1789年7月14日，起义者冲向巴士底狱，经过浴血战斗，一举冲破了这座一向用来囚禁政治犯的堡垒。人民群众揭开了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序幕，取得革命的首次胜利。

2．《人权宣言》的主要内容及评价。

在农民起义浪潮席卷全国的形势下，资产阶级政权感到惊恐。为了安抚农民，制宪会议在8月初作出决定，取消农民的摇役和其他一些封建义务，取消向教会交纳的什一税。但是，它没有废除封建地租，也没有解决农民迫切要求的土地问题。不久，制宪会议又通过了《人权宣言》。宣言宣称：人是生而自由的，并且在权利上是平等的；法律是人民普遍意志的表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宗教自由和言论自由在“公共秩序”和“法律”范围内受到保护；同时又宣布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宣言体现了反对君主专制和封建等级特权的要求，具有历史进步意义。

3．革命战争的爆发和王位倾复。

(1)1792年8月起义。1792年7月，普奥联军十四五万人分三路发动进攻，很快突入法国国境。法国宣布“祖国在危险中”，凡是能拿起武器和参加过国民自卫军的人都动员起来，组成义勇军保卫祖国。资产阶级民主派的代表人物马拉、罗伯斯庇尔和丹东等，在巴黎人民中间展开宣传和组织工作，揭露宫廷的叛国行为。巴黎人民要求废除国王，于8月9日夜间起义。起义者冲向王宫，同军队战斗，8月10日攻占王宫。国王和他的家属不久被囚禁，国王的权力暂时终止。人民群众一举推翻君主政体，有力地推进了革命。

(2）瓦尔密大捷和法兰西第一共和国建立。

刚刚推翻王位的法国人民，斗志昂扬，义勇军一队队开上前线。9月20日，法国武装力量在凡尔登附近的瓦尔密高地，两次打退普鲁士军队的进攻，迫使他们后退。几天以后，外国干涉军被赶出法国领土。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瓦尔密大捷。瓦尔密胜利的第二天，即1792年9月21日，由普选产生的国民公会开幕了。在国民公会的75。名代表中，代表工商业资产阶级利益的吉伦特派约200名，构成国民公会的右派；左派的代表约100名，他们就是历史上通称的雅各宾派。其余的多数代表是中间派，开头支持吉伦特派。吉伦特派掌握了行政权力。国民公会在开幕的当天夜间，就通过了废除君主制的议案，宣布成立法兰西共和国―历史上称为法兰西第一共和国。

(3）吉伦特派统治和雅各宾派专政。

在雅各宾派的鼓动和组织下，巴黎人民在1793年5月底至6月初发动第三次起义，推翻了吉伦特派，再一次挽救和推动了革命。巴黎人民的第三次起义把资产阶级民主派雅各宾派推到了统治地位。雅各宾派专政时期，法国资产阶级革命达到高潮。

雅各宾派因内部分裂而削弱了，右派残余势力乘机纠合国民公会中反对罗伯斯庇尔的势力，在1794年7月27日（共和历热月9日）发动热月政变。第二天，罗伯斯庇尔被推上断头台。雅各宾派专政被颠覆，法国资产阶级革命高潮过去了。热月党人开始统治法国。

4．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历史意义。

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是资产阶级革命时代最大的、最彻底的一次革命。这次革命不仅扫荡了法国的封建势力，而且动摇了欧洲大陆许多国家的封建制度的基础，加速了资本主义的发展。

5．法兰西第一帝国。

(1）雾月政变。

“热月党人”代表大资产阶级、银行家和城乡新兴有产者阶层，要求建立资本主义的正常秩序。他们一方面清除雅各宾派的恐怖政策和激进措施，另一方面又维护了共和政体，保留了雅各宾派的土地政策，在一定范围内维护了资产阶级革命的成果。

1795年10月，国民公会结束，督政府成立。在督政府统治期间，法国内部动荡不安，但是对外战争屡获胜利。在对外战争中，拿破仑·波拿巴（1769一1821）于1797年打败奥地利，声誉大增，在众多将领中日益占有突出的地位。1798年，法国政府为了切断英国在印度的殖民利益，决定进攻埃及。5月间，拿破仑率领一支大军，由庞大舰队载运，从土伦军港出发，7月间侵占埃及亚历山大军港，不久侵占开罗和上下埃及。

就在拿破仑侵犯埃及期间，督政府在国内外都遭遇了严重危机：保王党人又在法国一些地方掀起暴乱。在国外，英、俄、奥等国结成第二次反法同盟，它们的军队从南北迫近法境。拿破仑在埃及了解到法国处境，认为夺取政权的时机到了，离开侵埃法军，冒险回国。法国资产阶级正想依靠军人建立一个强有力的政权。拿破仑一到巴黎就勾结资产阶级政客，并且得到军人的支持和银行家的资助，终于在1799年11月9日和10日（即共和历雾月18、19日）发动政变，推翻督政府，夺取了政权二

(2）法兰西第一帝国的兴亡。

雾月政变以后，拿破仑大权独揽。他是一位卓越的军事家，而在政治上又是一位野心家。为了进一步扩大自己的权力，1804年他把法兰西共和国改为法兰西帝国―历史上称为法兰西第一帝国，自己成为帝国皇帝。

1803年以后，对外战争连续不断，英、俄、奥、普是法国的主要对手。拿破仑指挥下的法军一再取胜，多次打垮“反法同盟”，防止了波旁王朝在法国复辟。而且法军所到之处，赶走贵族，取消封建义务，大人削弱了当地的封建势力，客观上起了进步作用。但是，法国在欧洲吞并了许多领土，还组成了几个附庸国，拿破仑还把自己的亲属派去当国王。这样，法国的对外战争已经从革命战争变成了侵略战争。1807年，法军侵人西班牙和葡萄牙，引起了当地人民的顽强反抗。1812年，拿破仑怀着称霸欧洲的野心，率领50万大军远征俄国，失败而归。1813年，几乎所有的欧洲国家都结合起来组成新的反法同盟。10月，在德意志境内的来比锡发生了一次决战，法军失败。1814年，欧洲联军进人巴黎，拿破仑被流亡到意大利西海上的厄尔巴岛。但是1815年3月初，拿破仑又在法国南部登陆，集合旧部，打回巴黎，重作皇帝。6月中，在布鲁塞尔附近的滑铁卢战场，法军再败。拿破仑被流放到大西洋上的圣海伦岛。法兰西第一帝国覆亡了，波旁王朝在法国复辟，直到1830年“七月革命”时被再次推翻。

四、德意志帝国的形成

从中世纪起，德国一直处于封建割据状态，大大小小的封建诸侯和教会势力各自为政，一直没有形成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虽然1815年根据维也纳会议的规定，成立了由34个邦国和4个自由市组成的“德意志邦联”。但是，邦联并没有组成统一的中央政府，只有一个由各邦君主代表组成的没有实权的邦联会议，各个大小邦国都有独立的主权。因此，德意志尚不是一个统一的国家，而是一个含混的地理和民族概念。政治上的四分五裂阻碍了德意志资本主义的发展。政治和经济落后导致的社会危机要求废除封建制度，进行社会改革，发展资本主义经济，实现国家统一。

在德意志诸邦中，势力和影响最大的是普鲁士。在19世纪上半期以普鲁士改革为代表的德意志改革运动，深刻地改变了德意志特别是普鲁士的面貌，它在德国现代化历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和深远的影响。农奴制开始崩溃，地主转而采用资本主义方式经营，农民获得了人身自由。通过这次改革，德意志开始了由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过渡的历程，迈出了现代化的第一步。1834年，在普鲁士的领导下，成立了德意志关税同盟，使各地区之间的经济联系日益密切，各种封建关卡藩篱被取消，统一的全国市场逐步形成，各阶层的民族意识也不断增强。它是德国走向经济和政治统一的重要一步，不仅促进了19世纪上半期德国工业的发展，引起了工业中的真正革命，而且也为政治统一打下了基础。

1862年，稗斯麦出任普鲁士王国首相。他认识到德国的统一势不可挡，为了维护和满足资产阶级化容克地主和资产阶级的经济利益，制定了普鲁士统一德国的“铁血政策”。1860年普鲁士开始军事改革，建立起一支强大的军队，使稗斯麦能够依靠这支军队，抓住有利时机，采取灵活的外交策略，先后发动1864年的对丹麦战争、1866年的对奥战争、1870一1871年的普法战争三次王朝战争，实现了德国统一。

德国统一把德国历史推上了一个新的重大转折阶段。稗斯麦针对阻碍德意志统一的国内外敌对势力而采取的武力统一德国的“铁血政策”，是具有革命意义的暴力，成功地“实行了一个自上而下的革命”。德国统一消除了长期分裂割据的局面，一个独立自主的德意志民族国家最终形成。统一后的德意志帝国通过立法，统一了各邦的经济制度，形成了广阔的国内市场，德国资本主义经济空前迅速地发展起来，许多大机器工业部门相继建立，并有突出的发展。但由于德国统一是通过普鲁士领导的王朝战争道路完成的，统一后的德国在政治上和经济上保留了大量封建残余。新成立的德意志帝国继承了普鲁士军国主义传统，成为富于侵略性的国家。

五、欧美工业革命

工业革命是从发明和使用机器开始的。发明机器的人大都是具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和技师。

早在1733年，机械师凯伊发明了飞梭，使织布速度加快，棉纱供不应求。这引起纺织工业各环节的连锁反应。

1765年，纺织工人哈格里夫斯创制了手摇“珍妮纺纱机”，同时可纺16至18根纱，但是纺出的纱细而易断。

四年以后，钟表匠阿克莱特制成水力纺纱机，纺出的纱结实，但是较粗。1771年，他还在曼彻斯特建立了第一个用水力发动的棉纺厂。

后来，工人克隆普顿吸取了两种纺纱机的优点，发明了“骡机”。它同时转动三四百纱锭，纺纱又细又结实。

1785年，卡特莱特又发明了水力织布机，提高织布效率40倍，随即出现了大规模的织布厂。

詹姆士·瓦特（1736一1819）制成了改良蒸汽机。1785年，这种蒸汽机用来发动纺织机。其他工业部门也随着广泛采用蒸汽机发动机器，人类自此进人“蒸汽时代”。1807年，美国人富尔敦造成了第一艘汽船。1814年，美国工程师史蒂芬孙发明了火车机车。他们对近代交通事业的发展作出了贡献。

到19世纪上半期，英国完成了工业革命，大机器生产基本上取代了工场手工业。法国、美国等资本主义国家也先后进行了工业革命。

六、日本明治维新

推翻幕府统治后建立起来的明治政府，从19世纪60年代末起，实行了一系列资产阶级性质的改革措施，来巩固以天皇为首的新政权，发展资本主义，摆脱外来压迫，建立独立自主的近代化国家，历史上称为“明治维新”（明治是天皇睦仁的年号）。它的主要内容有：

(1）废藩置县，加强中央集权：明治政府为了巩固中央政权，清除国内的封建割据势力，逐步取消了藩主（大名）对领地和人民的统治权，使他们成为中央任命的藩知事。1871年又废藩置县，将全国分为3府72县，旧藩主集中到东京居住，彻底打破了藩界，完全剥夺了大名和武士对地方的统治权，使日本成为一个政治上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

(2）发展工商业，引进西方先进技术，实行义务教育：明治政府为了迅速发展工商业，废除了国内的重要关卡、行会制度，修铁路，兴办邮局，发展通讯，整顿统一币制，开办工厂，扶植私人企业，设置通商司，奖励贸易，大量引进西方先进技术，并实行义务教育。

(3）确认土地私有，允许土地买卖：明治政府废除了买卖土地的禁令，确定了土地私有权，使新兴地主对土地的所有权在法律上得到了确认。但占农村人口绝大多数的无地和少地农民仍然得不到土地，生活没有保障。农民暴动和起义仍不断爆发。

明治维新使日本走上发展资本主义的道路，逐步废除了不平等条约，收回了国家权益，摆脱了民族危机，成为亚洲的强国，走上了对外扩张的道路。武士出身的大久保利通、木户孝允等人形成了新官僚集团，掌握了领导权，他们同封建势力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改革很不彻底，保留了大量的封建残余势力。

七、十月革命

1917年俄历2月27日（公历3月12日），俄国人民发动了革命，废黝了尼古拉二世，推翻了统治俄国300多年的罗曼诺夫王朝。

二月革命后，俄国形成工兵代表苏维埃和资产阶级临时政府两个政权并存的特殊局面。4月，列宁从国外回到彼得格勒，在《四月提纲》中分析了当时的形势，制定俄国革命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过渡的路线、方针和具体计划，指明俄国革命发展的道路。

1917年7月，首都革命人民反对临时政府的示威遭到镇压，政权完全落人资产阶级手中，革命和平发展的短暂时机已经过去。7月26日至8月23日举行的布尔什维克党的第六次代表大会通过了准备武装起义的决议，随即加紧进行武装起义的准备工作。

当布尔什维克党准备武装起义的机密泄露之后，资产阶级临时政府便加紧纠集反革命力量，镇压革命。1917年10月24日（公历11月6日），临时政府封闭了布尔什维克党的机关报《工人之路报》，同时派兵进攻党中央所在地斯莫尔尼宫。在这紧急时刻，根据列宁的提议，党中央作了提前举行起义的决策。当天晚上，列宁到斯莫尔尼宫亲自领导起义。整个晚上到第二天早晨，20万赤卫队员和革命士兵占领了彼得格勒的主要战略地点和政府机关。

10月25日（公历n月7日）上午，革命军事委员会发表了《告俄国公民书》，宣告临时政府已被推翻，政权转归苏维埃。临时政府首脑乘美国使馆汽车逃出首都；其他政府部长在冬宫顽抗。晚9点多，涅瓦河上的“阿芙乐尔”号巡洋舰开炮，发出进攻信号，工人赤卫队和革命士兵向冬宫发起最后的冲击。深夜，冬官被攻下，临时政府人员全部被擒。彼得堡武装起义取得了胜利。

1917年11月7日（此后月日用公历）夜，全俄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开幕。大会通过了《和平法令》和《土地法令》，选举成立了世界上第一个工农苏维埃政府―人民委员会，列宁当选人民委员会主席。

十月革命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获得了胜利的社会主义革命，人类社会从此开始了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从这个意义上说，十月革命开辟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

十月革命冲破了世界帝国主义战线，在一个资本主义大国推翻了资本主义的统治，建立了无产阶级专政。社会主义革命首先在一个国家取得胜利成为现实。这一胜利极大地鼓舞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促进了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高涨。其次，十月革命还打击了帝国主义的后方，动摇了帝国主义殖民制度，鼓舞了被压迫民族的革命斗争。第三，十月革命的胜利，是马克思主义的胜利，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学说的胜利，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和广泛传播起了重要作用。

总之，十月革命在世界人民面前开辟了一条消灭剥削压迫、实现社会主义的大道。

八、帝国主义战争与民族独立运动

进人20世纪，世界历史开始了新时代。人类社会由蒸汽时代进入了电气时代，社会生产力大幅度提高，世界经济最终形成。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发展步伐明显加快，资本主义发展到垄断阶段。帝国主义在经济上瓜分世界的同时，展开了瓜分世界领土的激烈斗争，形成了世界资本主义的殖民体系。为了重新瓜分殖民地，帝国主义国家开始结成不同的军事集团，把争霸的局部战争演进成世界大战。世界大战也使帝国主义的政治统治产生了危机，对民族独立运动产生了深远影响。

19世纪末20世纪初，欧洲形成了以德奥意为一方的“三国同盟”和英法俄为另一方的“协约国集团”对立的局面。1914年的萨拉热窝事件终于点燃了欧洲的火药库。随后，奥匈帝国对塞尔维亚正式宣战，德国对俄、法宣战，英国对德国宣战，至8月6日奥匈帝国正式向俄宣战。第一次世界大战正式爆发。这场世界大战共有三条主要战线：西线是英、法对德国战场；东线是俄国对德国和奥匈帝国战场；南线是奥匈帝国对俄国与塞尔维亚战场。

1918年11月11日，德国与协约国在贡比涅森林签订了停战协定，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同盟国的失败而告终，历时4年零3个月。这场战争的范围从欧洲扩展到亚洲、非洲和美洲，席卷38个国家和地区，涉及人口超过15亿，占当时全球人口的3/4，交战双方动员的总兵力达7000万人。这场战争中各交战国的目的是扩张领土，争夺霸权，寻求所谓政治均衡。战争的直接结局是，摧毁了野心勃勃的德意志帝国，消灭了俄国的沙皇专制制度，彻底瓦解了腐朽反动的奥匈帝国，诞生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维埃俄国。

战后建立的凡尔赛一华盛顿体系，由于其基础以及国际联盟的先天不足，使20世纪初建立的集体安全体系变得极其脆弱。1929年开始的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使帝国主义矛盾更加错综复杂，法西斯主义乘机在德、意、日崛起并占据统治地位。各帝国主义国家开始疯狂地扩军备战，终于在20世纪的30年代末爆发了第二次世界大战。

1933年，希特勒成为德国政府总理，1934年成为德国元首，实行法西斯独裁统治，并制定了争夺世界霸权的“全球战略”。30年代中后期，英法推行绥靖政策，使德国轻而易举地实现了在中欧的扩张，建立“大德意志帝国”。1939年9月1日，德国军队突然袭击波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到1941年6月德国进攻苏联和12月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使这场战争在欧洲、亚洲、非洲、大西洋和太平洋的广大地区全面展开。德、意、日三个法西斯国家结成了自称是“改造世界秩序的轴心”的轴心国集团。轴心国集团的疯狂进攻，使爱好和平的全世界人民与德、意、日侵略集团的矛盾成为主要矛盾，而其他矛盾都降到了次要地位。要打败共同的强大的敌人，只有联合起来。1942年1月1日，中、苏、美、英等26个国家签订《联合国家宣言》，以后又有21个国家加入，从而形成了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

1942年7月17日至1943年2月2日进行的斯大林格勒战役；1942年10月至1943年5月英美联军在北非进行的一系列战役，沉重打击了法西斯势力，迫使意大利在1943年9月签署投降协定。1944年6月6日，盟军在法国诺曼底登陆，开辟了欧洲第二战场，加速了法西斯德国的灭亡。1945年4月30日，苏军占领德国的国会大厦，希特勒被迫自杀，德国于5月8日宣布无条件投降；9月2日，日本签署投降书。至此，历时6年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宣告结束。这场战争涉及60多个国家、约占世界％的人口、1.1亿兵力，战场遍布在40个国家，造成的死亡人数超过50。。万人，经济损失在4万亿美元以上。

两次世界大战使人类文明遭受了浩劫，但也教育了人民，沉重打击了国际帝国主义势力，使殖民体系陆续瓦解，民族解放运动自此风起云涌。在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和世界大战对帝国主义统治的冲击下，亚、非、拉的民族独立运动形成了前所未有的新高潮。从20世纪20年代始，印度开始了甘地领导的争取印度自治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沉重打击了英国的殖民统治，促进了印度人民的团结，为1947年印度独立奠定了基础，终于在1950年1月彻底摆脱英国的殖民统治，成立印度共和国。1919年，土耳其开始了由基马尔领导的民族民主革命，使土耳其成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亚洲第一个取得革命胜利的国家。埃及在1918年开始了争取独立的运动，并在30年代成为非洲现代史上第一个依靠自己的斗争取得初步独立的国家，至1953年彻底摆脱英国的殖民统治，成立共和国。拉丁美洲的一些国家也在这一时期展开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进行了一系列民主改革，在19世纪相继获得独立。此外，亚洲的越南、老挝石柬埔寨、菲律宾、缅甸、印度尼西亚和巴基斯坦，非洲的苏丹、利比亚等几十个国家和美洲30多个国家先后宣布独立。战后的民族解放运动，使世界历史踏人一个新的阶段，殖民帝国主义时代宣告结束。

九、罗斯福新政

1932年，美国人富兰克林·罗斯福当选为总统。罗斯福面对严重的经济危机，勇敢而坚定地提出了一整套“新政”措施。罗斯福采用的是国家干预经济生活的办法，其特点是政府出面对各种矛盾进行调节，尽量避免国有化的形式而保持资本主义的“自由企业制度”，必要时也给予工人和小生产者一些让步和照顾，以缓和阶级矛盾。

罗斯福新政的主要内容包括：①首先是整顿财政金融，恢复信用；②通过“国家工业复兴法”对工业企业进行调整，制定各行业的公平竞争规章，允许工人自选代表与雇主谈判，签订集体合同，规定最高工时和最低工资水平；③扩大社会福利，举办公共工程，以促进就业；④调整农业，鼓励农民缩减耕作面积，屠宰牲畜，由政府补偿损失。

罗斯福新政的实施，取得了一定的效果，美国经济开始复苏，人民生活有所改善，社会趋向安定。但是，罗斯福毕竟是资产阶级政治家，他不可能消除资本主义危机，只不过给美国找到了一条维持民主政治制度、缓和危机的道路。

十、凯恩斯主义

凯恩斯主义是指凯恩斯在20世纪30年代创立并为他的追随者所发展的宏观经济理论体系。凯恩斯经济学否定了“古典”宏观经济学的基本假定，认为经济可以处于低于充分就业的状态。之所以如此，凯恩斯的解释是有效需求不足。在三大心理规律的作用下，消费和投资需求不足，从而导致整个经济的总需求不足，经济处于低于充分就业状态。这时需要借用政府的力量特别是财政政策对经济进行干预，增加总需求，以实现充分就业。此理论成为罗斯福实行“新政”的理论根据。

以萨缪尔森、托宾、索洛等为代表的凯恩斯主义者，把凯恩斯的经济理论同传统的微观经济理论综合在一起，形成了所谓新古典综合派。这一学派的基本理论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以马歇尔的理论为主的微观经济学；第二，以凯恩斯理论为核心，利用IS一LM分析说明经济的总需求；第三，以货币工资下降刚性说明向上倾斜的总供给；第四，以索洛的新古典增长模型说明经济增长；第五，以菲利普斯曲线说明价格调整和通货膨胀。

上述理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到20世纪60年代一直处于正统地位。但是，60年代末以来，失业和通货膨胀并存的滞涨现象严重地动摇了新古典综合派的统治地位。该学派不仅不能在理论上自圆其说，而且在实践上也没有对策。在这样的背景下，西方经济学的其他派别纷纷对主流学派进行抨击和责难。在这些派别中，货币主义、供给学派和理性预期学派是具有代表性的。

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则是在原有凯恩斯理论基础上重新对宏观经济理论作出解释的一个流派。它以价格粘性和非市场出清为假定条件，尝试把传统的微观经济学与凯恩斯主义的宏观经济学结合起来，说明宏观总量的决定，为政府干预提供依据。

第三节当代史

一、联合国的成立及其演变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标志着世界历史进人当代时期。在大战结束之际成立的联合国，是世界当代史的一件大事。

根据雅尔塔会议的有关决议，1945年4月25日在旧金山召开联合国成立大会。这次会议仍以反法西斯的“联合国家”命名，并以加入《联合国家宣言》作为被邀请国的条件，足见它同当时的战争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它可以说是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国家在寻求战后集体安全体系。

参加旧金山会议的共有50个国家（波兰因故没有参加，但事后在宪章上签了字），会议成立了一个由所有代表团团长组成的指导委员会，负责决定有关的主要原则和政策事项；又成立一个由14个代表团团长组成的执行委员会，给指导委员会准备各种建议。此外，还设立其他委员会和专门委员会筹议各项问题。经过各种全体会议、委员会、专门委员会和各种形式的协商与激烈争论，代表们于6月25日在旧金山通过了《联合国宪章》。该宪章在中、法、英、苏、美以及其他签字国过半数交存批准书后，于1945年10月24日开始生效，联合国正式宣告成立，一个新型的普遍性的国际组织正式开始了它的活动。联合国在纽约设总部，在日内瓦和维也纳设有关机构的常驻中心。会员国在联合国所在地设有常驻代表团。

联合国的创始会员国51个。截至2014年底，会员国已发展至191个。下属机构主要有6个，即联合国大会、安全理事会、经济及社会理事会、托管理事会、国际法院和秘书处。

联合国大会由全体会员国组成。宪章规定，大会有权讨论宪章范围内的政治、经济、社会、托管、法律等问题，并向会员国或安理会提出建议；但不得就有关国际和平及安全问题采取行动。它实质上是一个建议性机构，大会每年举行一次。

安理会由5个常任理事国和10个非常任理事国组成。中、美、俄、英、法为常任理事国。10个非常任理事国由联合国大会选出，任期2年，交替改选，每年改选5个。按照联合国宪章规定，安理会对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负有主要责任。安理会的行动以“五个大国一致”原则为基础，规定5个常任理事国在实质问题上有否决权。

冷战结束后，联合国努力调整自己的机构和活动，以发挥更大的作用。安理会经常开会讨论制止世界各地的冲突。联合国50年来促成了170多个和平协定。自1948年在耶路撒冷设立观察团以来，先后组织了40多次维持和平行动。自80年代以来又开辟了一个新的工作领域―向独立主权国家提供选举援助。1991年第四十六届大会决定设立联合国选举事务协调员，使选举援助工作获得新的突破。在裁军、非殖民化及促进经济和社会发展、保护环境方面，也通过了一系列文件，并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90年代，国际格局发生重大变化，联合国在转折时期发挥了作用，维护了世界的和平与稳定。但联合国也存在着许多需要改革的问题。

联合国是在人类反法西斯战争结束时特定国际关系的产物。从所发挥的作用来看，它不是一个能解决短期国际危机的组织，而较接近一个守护世界和平的使者，着力于推行防范战争的长期工作，并推动科技、文化与其他相关的功能性合作计划。它在国际间提供一个可以自由交流意见的论坛及场所，从而促进世界和平和保障国际安全。它的最大影响，是确立某些被国际普遍菜纳的原则与行为。联合国与国际联盟代表着20世纪人类寻求世界和平、维持集体安全的国际组织。联合国的贡献与未来的角色，明显不是要取代民族国家的位置，而是协调国家间的利益，促进国际合作，塑造一个为国际社会所接受的新世界秩序。

二、万隆会议

万隆会议是29个亚非新兴独立国家在老殖民主义伺机卷土重来和新殖民主义挑战面前，为共同进行反帝、反殖斗争，维护国家的独立和主权，促进彼此间的团结合作，发展亚非国家间的新型关系而召开的一次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会议。万隆会议于1954年3月由印度尼西亚、印度、巴基斯坦、缅甸、斯里兰卡五国发起，于1955年4月在印尼万隆召开。

万隆会议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①它是亚非国家历史上第l次自己发起、组织的国际会议。在没有西方殖民国家参加的情况下，亚非国家自主讨论亚非事务，增进了解与合作。它标志着帝国主义、殖民主义主宰亚非人民命运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它的圆满成功，极大地提高了亚非国家的民族信心。从此亚非国家开始作为一支独立的力量登上了国际舞台。②它的圆满成功，增进了亚非各国的相互了解、尊重、同情和支持，消除了彼此间的疑虑和对立，促进了亚非各国的团结与合作，从而极大地推进了第三世界各国联合反帝、反殖、反霸的斗争。③它的积极成果极大地鼓舞了全世界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加速了帝国主义殖民体系瓦解的进程。④它所确立的处理国际关系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如今已成为国际社会处理国家间关系的普遍准则，并在保卫世界和平中，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

三、不结盟运动

(1）不结盟运动兴起的原因：①在战后民族解放运动蓬勃发展中，萌芽了独立、中立、不结盟思想，并逐步被新独立国家所赞赏和接受，这为不结盟运动的产生提供了思想上的准备。②新独立国家仍然受到新老殖民主义的侵略和掠夺，他们和尚未独立的国家都认识到：只有加强团结合作，联合斗争，才能赢得独立、巩固独立。③美苏争霸对第三世界国家的主权、独立、安全构成了严重威胁。第三世界国家领导人普遍认识到：只有以不结盟政策取代集团对立，以和平共处取代冷战对抗，才能更有效地维护世界和平，缓和国际紧张局势。④新兴国家独立后，在国际事务中仍然处于无权地位，不能平等参与国际事务，他们强烈要求改革少数大国主宰世界命运的极不正常、极不合理的国际关系。不结盟运动正是新兴独立国家在国际舞台上争取平等地位、维护自己正当权利的一种比较有效的斗争形式。

(2）不结盟运动的兴起：1956年7月铁托与纳赛尔、尼赫鲁在布里俄尼岛会晤酝酿成立不结盟运动。1961年9月，由前南斯拉夫总统铁托、埃及总统纳塞尔、印度总理尼赫鲁、印尼总统苏加诺、加纳总统恩克鲁玛发起，第一届不结盟国家首脑会议在前南斯拉夫首都贝尔格莱德召开。在第一、二届不结盟国家首脑会议上，与会者主要反对西欧老牌帝国主义国家，要求“最后结束殖民主义”。197。年9月召开的第三次不结盟国家首脑会议开始将斗争矛头指向美国，通过了《关于不结盟和经济进步的宣言》，第一次将经济问题列为会议主要议程。1973年9月召开的第四届首脑会议首次提出要反对霸权主义，并号召发展中国家从掌握本国自然资源主权人手，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

(3）不结盟运动的基本原则：反帝、反殖、反霸，独立，发展；和平、中立、不结盟。

(4）不结盟运动的意义和作用：①推动了民族独立运动的发展，加速了帝国主义殖民体系的崩溃。②它坚决反对集团对立和强权政治，有力地揭露、打击了超级大国的霸权主义，是维护世界和平的一支重要力量。③为提高中小国家的国际地位，争取国际关系的民主化发展起了重大作用。不结盟运动倡导大小国家在国际社会一律平等的原则，各国人民享有自决权，独立和自由地决定经济、社会和文化发展的方式和方法。实践上，它积极维护广大中小国家的权益，在重大国际问题上坚决站在第三世界一边，成为第三世界国家在国际舞台上的最主要的政治代表。④它积极维护第三世界国家的经济利益，为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而斗争，为改善第三世界国家的国际经济地位，为促进南北对话、南南合作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冷战结束后，不结盟运动一度处于比较困难的境地，但最近情况有所好转。维护发展中国家的政治独立，反对霸权主义、强权政治，谋求第三世界经济发展仍然是不结盟运动的主旋律。

四、两大阵营对立

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美、苏之间的盟友关系出现裂痕。社会主义苏联在东欧影响的扩大，引起了英、美的不满和仇视。杜鲁门继任美国总统后，一再宣称“美国在世界上处于领导地位”，对苏采取强硬政策，双方意识形态矛盾再次突出。美国认为苏联是其实现霸权的惟一障碍，必须组织对抗力量加以“遏制”。1946年3月5日，丘吉尔在杜鲁门的陪同下到达美国密苏里州的富尔顿，在威斯敏斯特学院发表了以“和平砒柱”为题的演说，称颂美国高踞于世界权力的顶峰，对世界的未来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还宣称：中欧和东欧国家，“无一不处在苏联的势力范围之内……受莫斯科日益增强的高压控制”；攻击苏联在向外扩张“权力和主义”，威胁欧洲和世界和平；鼓吹英语民族“联合起来”，英美“建立特殊关系”,共同对付苏联。

丘吉尔的富尔顿演说，揭开了世界冷战的序幕。1946年春，美国利用苏联和伊朗、土耳其的争端，支持伊、土与苏对抗。5月，美国宣布不再从德国的美占区拆除工业设备作为对苏联的赔偿，接着又宣布美占区和英占区合并。1947年3月12日，杜鲁门向国会宣读了一篇咨文，攻击苏联是“极权国家”，要求国会批准向希腊、土耳其提供4亿美元的紧急援助，“以抵制极权政体强加于它们的种种侵犯行动”。杜鲁门提出的这项政策后来被称为“杜鲁门主义”，它是美国对外政策的一大转折点，从原先把苏联称为盟国，只是在一些具体问题上攻击苏联，转变为公开宣布苏联是美国的主要敌人，美国对外政策的目标是“遏制”苏联的“扩张”。同时，杜鲁门还宣布，“美国的政策必须是支持各国自由人民”,“不论什么地方，不论直接或间接侵略威胁了和平，都与美国的安全有关”，即美国要在世界一切地方与苏联对抗。“杜鲁门主义”成为美苏“冷战”正式开始的重要标志。

1947年6月5日，美国国务卿马歇尔在哈佛人学毕业典礼上发表演说，正式提出了“欧洲复兴计划”，即“马歇尔计划”，试图增强西欧同美国联合共同遏制苏联的力量。1948年4月，美国国会通过援外法案，开始实施马歇尔计划。同时，美国为了在军事上加强对西欧的控制，以便遏制苏联，称霸世界，于1948年3月开始了签订北大西洋防务条约的准备工作。经过一年的筹备工作，1949年4月4日，美国、英国、法国、加拿大、比利时、荷兰、卢森堡、丹麦、挪威、冰岛、葡萄牙、意大利12国外长在华盛顿签订了《北大西洋公约》，8月24日经各缔约国陆续批准后生效。公约规定：缔约国任何一方遭到武装攻击时，应视为对全体缔约国的攻击，其他缔约国应立即协商，以便行使单独或集体自卫的权力。1955年5月，联邦德国也加人北约。1997年5月北约国家与伙伴国家决定成立由40多个国家组成的“欧洲北大西洋伙伴关系委员会”，以提高北约与伙伴国政治军事合作的水平，加强欧洲和大西洋地区的安全与稳定。

与此同时，1947年7一8月间，苏联连续同东欧国家签订了一系列贸易协定或友好互助条约，进一步加强了它们之间的政治和经济关系。这些协定或条约被西方统称为“莫洛托夫计划”，为后来经互会的成立奠定了基础。1955年5月n一14日，苏联与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保加利亚、罗马尼亚、阿尔巴尼亚、民主德国在华沙举行会议，缔结了八国友好合作互助条约，通称《华沙条约》。条约规定：当缔约国之一遇到武装进攻的威胁时，其他缔约国应以一切必要的方式给予援助。

至此，在欧洲正式形成了“北约”与“华约”两大军事集团对峙的局面。两大阵营的对立后来逐渐演变为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争霸世界的斗争，直至1991年苏联解体。

五、苏联解体与东欧剧变

(1)20世纪80年代后期，东欧各国面临着日益严重的经济困难。这是导致严重的社会危机和政治危机的重要原因。在国际形势的影响下，从1989年下半年开始，在一年时间里，东欧各国执政四十多年的共产党纷纷丧失政权。东欧各国的社会制度随即发生了变化。东欧国家都更改了国名，删去了原国名中“人民”、“社会主义”等字眼。

(2）东欧剧变后，一些欧洲国家的疆域也发生了变化：199。年10月民主德国和联邦德国统一合并；捷克和斯洛伐克从1993年元旦起分为两个国家；1991一1992年，南斯拉夫一分为五：斯洛文尼亚、克罗地亚、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简称“波黑”）、马其顿、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由塞尔维亚和黑山联合建立）。

(3)80年代后期，苏联社会发生动荡。90年代初，苏联内部发生分裂。199。年，立陶宛、爱沙尼亚、拉脱维亚三个加盟共和国宣布脱离苏联而独立。其他的加盟共和国也相继发表主权宣言。1991年12月，俄罗斯联邦、鸟克兰、白俄罗斯三国领导人宣布成立“独立国家联合体”（简称“独联体”）。不久，除格鲁吉亚以外的n个共和国领导人共同签署了建立独联体的文件，并宣布苏联停止存在。12月25日晚，克里姆林宫顶上的苏联国旗降下，标志着苏联的解体。

六、八国首脑会议

由西方七国首脑会议演变而来。20世纪70年代初，西方国家经历了严重的全球性经济危机。为共同研究世界经济形势，协调各国政策，应付经济危机，重振西方经济，在法国的倡议下，法、美、德、日、英、意等六国领导人于1975年11月在法国巴黎举行了第一次会议。参加者有法国、美国、英国、日本、意大利和联邦德国六国首脑，自1976年第二次会议起增了加拿大，成为七国首脑会议。1977年，欧洲共同体委员会主席也应邀参加会议。会议每年夏季举行一次，轮流在各参加国举行，以经济间题为主要议题。20世纪80年代以来，政治问题也日益成为重要议题。会议一般就当年重大经济、政治间题进行讨论、磋商，每次侧重点有所不同，涉及面广。会后就有关问题发表声明和公报，阐明七国的立场。会议对交流意见、缓和西方大国内部矛盾、协调政策、保持世界经济政治的稳定起到一定的作用。1991年7月，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应邀同与会的七国首脑在会后举行会晤。从此每年的正式会议后俄罗斯领导人都要参加“7+1”会谈，且参与程度逐步提升，直至1994年7月在意人利那不勒斯举行的第27次七国首脑会议上，俄罗斯总统叶利钦应邀首次正式参加会议，俄罗斯获准参加政治问题的讨论。1997年6月在美国丹佛举行七国首脑会议时，叶利钦应东道主克林顿总统邀请以正式与会者的身份“自始至终”参加会议，并首次与七国集团首脑以“八国首脑会议”的名义共同发表公报。从此，延续了23年的西方七国首脑会议演化为八国首脑会议，会议的名称也改为八国首脑会议。但在经济问题上依然保持七国体制。

七、欧洲联盟

欧洲联盟（简称“欧盟”)，是1993年11月1日《欧洲联盟条约》即《马斯特里赫特条约》正式生效后，由欧共体演化而来的。指欧洲一些国家通过法律形式并在自愿的基础上由成员国“让渡”部分主权而使其具有一定程度的超国家性质的区域性一体化组织。早在195。年，法国外长舒曼提出建立“欧洲煤钢联营”的计划，被称为舒曼计划。该计划于次年得到荷兰、比利时、卢森堡、联邦德国、意大利的支持，成立了六国“煤钢联营”。1955年6月，六国首脑提议建立欧洲经济共同体和欧洲原子能联营，并于1957年签订《罗马条约》，次年条约生效，欧洲经济共同体宣告成立。1967年，三个联合体统一为一个组织，名为欧洲共同体。1991年12月，欧共体各国在荷兰的马斯特里赫特签订了统称为《欧洲联盟条约》的《欧洲经济货币联盟条约》和《欧洲政治联盟条约》，即《马斯特里赫特条约》。共同商定从1993年11月1日条约正式生效起，欧共体易名为欧盟。

欧盟自其前身欧共体建立以来经过4次扩大，在1995年1月1日奥地利、瑞典和荷兰人盟后，由当初的6国扩大到目前的15个成员国。自1998年起，有波兰、捷克、匈牙利等十几个东欧国家申请加人欧盟并先后与欧盟展开入盟谈判，内容涉及政治、经济、司法、文化和社会等30多个领域。欧盟委员会2014年10月9日发表了关于欧盟扩大的战略文件和对13个候选国的评估报告，确定其中的波兰、匈牙利、斯洛伐克、立陶宛、拉脱维亚、爱沙尼亚、捷克、斯洛文尼亚、塞浦路斯和马耳他10个候选国于2014年年底前结束人盟谈判，并于2。。4年加入欧盟。欧盟委员会2014年11月5日分别通过了对上述10个即将于2014年5月1日正式加入欧盟的准成员国，以及候选国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和土耳其的评估报告。评估报告将根据被评估的欧盟准成员国分为三个等级：第一等级是指该国整体已经具备入盟条件，仅有若干细小环节需要改进；第二等级表明该国需要在某些问题上加大改进力度，并加快改进进度，保证在正式人盟前予以解决；第三等级是指那些存在引起欧盟严重关注、急需各自采取果断和决定性的措施解决问题的国家。如果这些问题最终仍没能得到解决，虽然该国仍能按时间表入盟，但它将不能完全享有成员国的所有待遇。评估报告对欧盟候选国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和土耳其取得的进展也表示满意，并希望三国继续实施政治和经济改革。欧盟表示将采取与10个准成员国一样的原则和标准与这三个候选国进行谈判。为了实现2。。7年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入盟的设想，两国将最迟在2。。5年底之前签署人盟条约。

现在欧盟进行的是第五次扩大。欧盟现有人口3.8亿，扩大后人口超过4,5亿，整体国内生产总值将从现在的9万多亿美元增至10万多亿美元J整体实力将大大提高，向实现强大和统一欧洲的目标又跨出巨大一步。因欧盟在经济上加大一体化力度，2014年元旦启用了统一货币欧元，对内对外力求用“一个声音”讲话，所以国际社会常把它与美、日、中、俄等几个大国相提并论。从国际政治角度看，欧盟中的英法两国都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具有同美、中、俄一样的国际发言权；在处理国际事务尤其是欧洲事务时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力。从世界经济角度看，欧盟的国内生产总值早已超过美国，1994年美国国内生产总值为66499亿美元，欧盟为73129亿美元；1997年美国国内生产总值为7500。亿美元，欧盟国内生产总值为881。。亿美元。从军事角度看，欧盟中的英法两国都是已掌握战略核武器与战术核武器的国家，德国在实现统一以后，其武装力量也大有增强；欧盟的军事防务实际上由西欧联盟具体负责，加之北约东扩现已成定局，这也有助于欧盟的军事防卫。从科技水平角度看，欧盟成员国的总体科技水平在世界科技领域也占有一席之地。总之，把政治、经济、军事和科技等因素综合起来考察，欧盟可算做当今世界重要的一极。

八、中东问题

中东是当今世界的“火药库”。那里形势复杂多变，局势动荡不安，战争和冲突连绵不断。白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这个地区已经爆发了5次中东战争、1982年以色列对黎巴嫩的战争、两伊战争、海湾战争、2014年的美国对伊拉克战争以及无以计数的流血冲突。

中东地处欧、亚、非三大洲结合部，是世界的交通枢纽，苏伊士运河沟通大西洋、印度洋、太平洋和地中海、黑海、红海、阿拉伯海。中东还拥有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黑海海峡、霍尔木兹海峡和曼德海峡。中东被称为“世界石油宝库”，这里的石油蕴藏量占世界的60%，石油产量占世界总产量的32％。中东是犹太教、基督教、伊斯兰教三大宗教的发源地，耶路撒冷是三大宗教圣地。历史上为争夺圣地曾发生过多次大规模的流血冲突。也曾是美苏争夺最激烈的地区。这个地区从土耳其到北非的摩洛哥共有22个国家，民族矛盾、领土纠纷、阿以矛盾、教派纷争、地区霸权主义矛盾交织在一起，情况异常复杂。美国为了控制中东石油地区，又插手阿以纠纷，与以色列结为军事同盟，使局势更加复杂化。

中东问题主要是阿以冲突。历史上的犹太人和阿拉伯人都在巴勒斯坦建立过国家。公元前5世纪到公元前1世纪，波斯人、埃及人、希腊人、罗马人先后占领犹太国，犹太人向世界各地移民。从7世纪到19世纪，巴勒斯坦先后是阿拉伯帝国和奥斯曼帝国的一个行省，以后沦为英国的殖民地，居民主要是阿拉伯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犹太人纷纷返回巴勒斯坦口1947年11月联合国通过了“分治”决议，规定巴勒斯坦划分为两个国家：犹太国和阿拉伯国。1948年，英国终止对巴勒斯坦的托管，犹太人宣布成立“以色列共和国”，从而使大批巴勒斯坦阿拉伯人流离他乡，导致巴勒斯坦人民为恢复民族权利而展开斗争。在国际社会的推动下，1991年的中东和会确定了“以土地换和平”的阿以和谈的原则。1993年巴以达成奥斯陆协议，对以色列分阶段撤出约旦河西岸地区的时间和规模作出规定。但是自1996年6月之后，由于以色列政权的更迭及其和谈策略的变化，巴以谈判分阶段实现的目标被束之高阁。虽然在2014年双方又重新展开谈判，但随着以色列总理沙龙的上台，巴以又开始了长达3年的流血冲突，和平方案一个又一个被炮火击碎。2014年3月，美国发动了对伊拉克的战争，又加剧了中东的紧张局势，中东和平的进程依然缓慢和扑朔迷离。

九、近代以来的文化和科技成就

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和资产阶级的启蒙运动，冲破了封建神学和经院哲学的梗桔，解放了思想，人们开始以自然界的本来面目来认识自然，观察和实验成为知识的源泉，求实与崇尚真理的科学文化精神树立起来，为近现代科学和文化发展奠定了基础。

14一16世纪的文艺复兴运动是哲学发展史的转折点。以人和自然为研究对象，开创了近代资产阶级哲学的创建时期。从16世纪到19世纪，英国出现以培根为首的经验论哲学，法国的孟德斯鸿、伏尔泰、卢梭等人把机械唯物主义哲学提高到一个新水平。以费尔巴哈恢复唯物主义哲学权威为终点的德国古典哲学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来源。19世纪中期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诞生是哲学史上最伟大的革命。此外，在欧美各国产生、流传着许多资产阶级哲学流派和思潮，统称为现代西方哲学。主要有实证主义、新康德主义和新黑格尔主义等。历史学研究的广度和深度也有了空前的发展，取得了许多重大成就。历史学家从事于考古学的发掘、古文字的译读、历史专题的研究、史籍整理和多卷本综合性历史著作的编纂，出现了众多的历史学流派和著名的历史学家。在文艺复兴运动中诞生的以莎士比亚为代表的人文主义文学，是资产阶级文学的开端；17世纪以莫里哀为代表的古典主义文学盛行；18世纪的启蒙文学具有鲜明的政治性和民主性，孟德斯鸡、伏尔泰、卢梭等是代表人物；18世纪末19世纪初，浪漫主义文学成为具有全欧影响的文学运动，雨果、普希金等为代表人物；从19世纪30年代到20世纪初，批判现实主义成为文学发展的主流，巴尔扎克、托尔斯泰、马克·吐温等是代表人物；20世纪初至40年代，在苏联诞生了以高尔基等为代表的无产阶级文学；与此同时，在欧美各国还出现了各种资产阶级文学流派。在音乐艺术、绘画和雕塑艺术方面，从宗教影响下解放出来的近代艺术风格杂陈、流派众多，诞生一大批著名的艺术家。主要代表人物有巴赫、莫扎特、柴可夫斯基、莫奈、凡高、毕加索等。

16、17世纪是近代自然科学的创立时期，科学知识、科学思想和科学方法各方面都开创了新纪元。18世纪是自然科学发展的准备阶段，19世纪成为科学技术全面发展的时期，被誉为“科学的世纪”。重要的科技成就有：电能的开发和广泛应用、内燃机的发明与应用、炼钢技术的发展、有机合成化学工业兴起。20世纪是科学技术革命的世纪，取得了划时代的成就，科学对生产的指导作用更为突出，科学技术被称为“第一生产力”。尤其是：电子技术和电子计算机的发明，成为第三次技术革命的标志和人类智能大解放的开始，使现代科学技术把基础理论科学与实验及应用科学更加紧密地结合起来，它的广泛应用使人类进人了信息化社会；原子能的利用为人类开发利用新能源展示出美好的前景；航空和现代火箭技术的不断发展，使人类生活发生了巨大变化；电力和化学工业在20世纪有了新的发展和突破，新材料不断被研发出来。生物学、医学和天文学在20世纪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科学技术的发展创造出巨大的生产力。此外，科学作为一种不断更新的知识体系和思想体系，是世界历史上各个时期思想解放的先导，每一次自然科学技术的革命性发展，都必然引起人们世界观的革命性发展。进入20世纪后，科学技术已经成为对人类历史发展前途和现代化国家兴衰起决定作用的一种力量

准化测试

一、单项选择题

1．美国总统的职权有（）。

①是美国最高的行政首长

②是美国武装部队的总司令

③经参议院同意，有权任命政府部长、驻外使节、最高法官以及政府其他官吏④有权批准或否决国会通过的法案

A．①②③B．②③④

C．③④①D．①②③④

2．以下措施，哪些是俄国苏维埃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主要措施？()①选举成立人民委员会②建立工农检察院和人民法院

③建立红军和红海军④实行战时共产主义

A．①②③B．②③④

C．①②④D．①②③④

3．二次大战中，使德军被迫由战略进攻转入战略防御的战役是（）。

A．不列颠之战B．莫斯科战役

C．斯大林格勒战役D．柏林战役

4．《权利法案》是英国政治史上的重要文件，下列各点，属于该文件的内容是（）

①国王无权废除法律或停止法律的执行

②人生来是自由的，并且在权利上是平等的

③不经议会同意，国王不能征税，不能在和平时期维持常备军

④议会有权监督国王大臣的活动

A．①③B．②④

C．②③D．①④

5．伊斯兰教的经典是（）。

A．圣经B．新约全书C．旧约全书D，古兰经

6．发现美洲新大陆的是（）。

A，哥伦布B．达，伽马C．麦哲伦D．迪亚士

7．公元前3100年，古埃及国王（）统一埃及。

A．胡夫B．美尼斯C．图特摩斯D．汉漠拉比

8．古希腊的“史学之父”是（）。

A．法比乌斯B．亚里士多德C．希罗多德D．修昔底斯

9．制订了世界上第一部比较完整的法典《汉漠拉比法典》的古代国家是（)

A．古代埃及B．古代印度C．古巴比伦D．古代罗马

10．英国革命开始的标志是（）。

A．苏格兰人民起义B．短期国会的召开C．长期国会的召开D．内战的爆发

二、多项选择题

1．罗斯福“新政”的特点有（）。

A．政府出面对各种矛盾进行调节B．尽量实行国有化

C．尽量保持资本主义的“自由企业制度”D．对工人和小生产者作些让步

2．英国工业革命发生最早，因为英国（）。

A．为资产阶级的统治提供了发展资本主义生产的必要前提

B．具有廉价的劳动力和大量的资本

C．积累了大量生产技术和科学知识

D．国外市场的扩大，要求改进生产技术，增加商品

3．《荷马史诗》包括（）。

A．《伊里亚特》B．《埃尼伊德》

C．《奥德赛》D．《历史》

4．《人权宣言》的内容包括（）。

A．人是生而自由的、并且在权利上是平等的

B．法律是人民意志的表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C．国王无权废除或停止法律的执行

D．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

5．三大宗教的创始人包括（）。

A．释迎牟尼B．耶稣C．穆罕默德D．马丁路德

6．以下属于古罗马时期的著作是（）。

A．《罗马史》B．《自然史》

C．《埃尼伊德》D．《历史》

三、问答题

1．古代希腊文化、古代罗马文化的成就有哪些？

2．简述三大宗教起源。

3．简述新航路的开辟过程。

4．简述文艺复兴运动的历史背景、运动的实质及运动的意义。

5．简述英国革命的历史背景、过程及意义。

6．简述美国独立的背景和过程。

7．简述《人权宣言》的主要内容及意义。

8．欧美工业革命的主要内容是什么？

9，日本明治维新的主要内容是什么？

10．简述罗斯福新政的主要内容。

11．简述万隆会议具有的重大历史意义。

习题参考答案

一、单项选择题

1.D2.A3.C4,A5.D6.A7.B8.C9.C10.C

二、多项选择题

世界史范文篇10

一、“大分流”与中国历史人口行为特征

彭慕兰(KennethPomeranz)在其2000年的《大分流：中国、欧洲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形成》一书中，通过对历史上中国和欧洲两个经济最发达地区的系统比较，得出了欧洲和中国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大分岔，是从1800年前后才开始的结论，并对长期以来以欧洲为视角中心的欧洲兴起的传统解释加以纠正。①彭慕兰认为，我们应该从一个新的认识框架和新的原因中去理解所谓的欧洲奇迹。这个新的框架要求我们抛弃以欧洲为中心的视角。这些新的解释因素主要包括在与世界其他人口稠密地区同样面临着人口增长所带来的燃料短缺的情况下，英国如何成功地实现了从使用木材到煤炭的转变，欧洲在新大陆的扩张并由其所带来的土地与能源的优势，以及海外奴隶贸易为西欧所带来的资源与市场。

人口在新的世界史研究中之所以重要，主要有三个原因。一是只有通过说明中国人口比西欧在同时期内增长得更快，才能证明中国的经济变化过程是“内卷”，而西方的过程是“发展。”二是人口的期望寿命本身是衡量人们生活水平最重要的指标之一。三是人口是否能自身调节被认为是影响资本积累的重要因素。彭慕兰在他的书中引证，西欧国家的人口体系尽管与中国的大不相同，但并未导致更高的期望寿命，也并不具备更优越的控制人口的机制。

中国人口规模大，密度高，很容易使人得出中国人口增长率也一直是最高的结论。但事实并非如此。当查看那些提出“内卷”解释的学者所提供的人口增长数据时，所发现的是一个完全相反的结论。黄宗智所研究的中国江南地区，按他本人提供的人口数据，在1393—1816的约400年间，人口从465．4万上升至1214．2万，年均人口增长率为2．3‰。这个在中国最富裕地区的人口增长率略低于同时期包括中国人口在内的全世界人口的增长率。②布伦纳与艾仁民所提供的人口增长的比较数字是：英国人口由1600年的411万增加到1800年的866万，到1850年的1674万。这两个时期的平均年增长率为3．73‰和13．18‰。

②黄的数据请见Huang1990，第341—342页，表B．1。这一地区的人口在1816至1932年间由1214．2万减少到998．5万，这可能主要是由于太平天国的影响。世界人口由1400年的36200万增加到。1800年的94500万，年平均增长率为2．4‰。相比之下，其所引用的整个长江三角洲地区在这几个时点的人口数为2000万，3233万与3600万。①这些人口变化所代表的年平均人口增长率分别为2．4‰和2．15‰，仅为英国同期水平的2／3与1／6。无论是江南还是整个长江三角洲地区，19世纪中以前人口增长速度都明显地低于英国。

二、“现实抑制”还是中国式抑制

略具讽刺意义的是，持马尔萨斯观点来解释中国历史的人经常搬出一个连马尔萨斯本人都已明确否定的假设。这个假设便是死亡率危机，尤其是灾荒，对于控制中国人口起到了很大的作用。②这一死亡率危机解释对于中国史学者的吸引力很类似于50年前“农业危机”对欧洲史学者的强大诱惑力。③黄宗智所引用曹树基对太平天国、回民起义、及北方大旱在1851至1877年间所造成的大规模超常死亡，便是这方面最新的例子之一。黄与曹等人在此所选定的历史时期，1851—1877，令人疑惑不解。这是因为曹所指的造成2300万人死亡的北方大旱发生于1876至1879年，几乎完全在其所指的历史时期之外。尽管我们在2002年的文章中已指出这一史误，黄在一年多后的中文译文中，仍对此不加认识与纠正。④当书中有关死亡率的一章未提供对这类死亡人数的推算，同时在我们描述中国人口在1750—2050年之间爆炸性地增长的轮廓图中没有能反映出人口规模在某些时期的减少时，曹与黄等人便从他们的假设出发指责我们想要“将19世纪的巨大灾难从人口统计记录中抹掉”。⑤

而事实上，我们自己在对不同历史人口的微观分析时曾多次报告过死亡率在某些短期时间内的明显上升。我们曾发表了数篇对北京和辽宁地区历史人口死亡率趋势与波动分析的文章，并记录了死亡率的时间变化。⑥例如，在对辽宁道义屯的历史人口分析时，我们报告了人口期望寿命在1774—1873年之间曾有大幅度的波动。⑦男性人口在虚岁一岁，约相当于周岁六个月时的期望寿命，在这段时间内曾波动于31—45岁之间，而女性期望寿命则在25—35岁之间变化。⑧正如其他曾对中国与欧洲历史人口的死亡率做过比较研究的学者得出的结论

所说，中国历史人口死亡率的主要特征是其长期的稳定性。①我们在《人类的四分之一》中对这些死亡率的波动作出了如下的结论：“尽管历史上有过死亡率剧增，但这些危机不足以影响人口长期增长的趋势……[这些危机]看起来更象是由政治与组织方面存在的问题所致，而非人口过多的结果。”①因此，我们之所以没有提供由于死亡危机所造成的死亡人数，不是要将死亡危机“从人口统计记录中抹掉，”而是基于我们认为这些危机不是人口过剩的产物，同时并不足以影响人口长期变化的考虑。③至于我们的人口长期趋势示意图未能反映出每一个死亡危机所带来的死亡人数，则是由于我们的图中以50年为一分段，没有考虑每个50年内的人口变化。

因此，我们在《人类的四分之一》中把介绍死亡率部分的重点放在死亡率水平，而不是波动上。④我们给出了男女性人口在出生时、10岁及20岁的期望寿命，有的是全中国，有的是某地区的历史人口。⑤这些数字所表明的是，历史上的死亡率水平相对稳定，以女性出生时期望寿命在略高于25岁，男性在35岁左右的水平上。这些不同的结果所清楚表明的是，死亡率在19世纪中没有明显持续上升的趋势。同时，人口期望寿命的大幅度上升是在20世纪中期推广公共卫生项目后才开始的。我们所提供的数字包括了所有我们能找到对微观历史人口的研究成果。唯一的例外是那些未能计算出生时或童年时期望寿命的研究结果。⑥黄宗智在对彭慕兰及我们的批评时，只从诸多数字中挑选一个加以修改，并以此来与对18世纪英国的女性出生时期望寿命一个估算数加以比较，从而证明中国与欧洲在死亡率水平上的差异。⑦

我们对死亡率的深入分析也表明，由非人为因素造成的死亡率波动并不足以表明人口规模受经济条件的限制。我们的研究表明，在辽宁死亡率随经济条件变化而波动，⑧而在其后的研究中我们进一步发现死亡率对经济的反应主要集中在成年与老年男子人群中。⑨成年男子的死亡率是各人口群中最低的。所以即便这个人群的死亡率随经济条件恶化而大幅度上升，其对绝对人口死亡人数上升的影响仍是十分有限的。同时，老年男子的死亡率上升对人口增长也影响甚微，这是因为这些人本来与自然死亡只有咫尺之距。非人为因素死亡对人口规模造成较大的影响，只能通过对儿童或成年女性人口死亡率而起作用。而我们的研究表明，

除对婴儿死亡率之外，经济条件变化对其他儿童以及成年和老年女性死亡率的影响并不明显。①

而死亡对人口规模的限制，通过人为的如溺婴手段所造成的影响很可能要大于高龄人口由非人为因素造成的死亡的影响。黄宗智通过对各种证据，主要是我们所提供证据的综合，得出了溺女婴在穷人中以及经济状况不佳时尤为盛行的结论。对此我们从不表异议。我们许多的研究成果与这一结论是一致的。②然而，我们也指出，溺女婴并不仅限于穷人或一定是经济状况不佳时才有。③即使清代住在北京的皇族人口也曾溺女婴。这种做法在皇族人口的下层中尤为盛行。这些人的收入远高于北京的一般百姓人家，更高于乡下的农民家庭。但他们溺女婴的概率不仅两倍于其他皇族人口，也高于居住在辽宁的普通旗人百姓家庭。④

要确定溺女婴在中国历史上不同阶段对人口增长影响的准确程度，还有待于更多的数据与进一步的分析。除了个别如清代皇族人口外，⑤现有的历史人口资料对溺女婴都没有系统直接的记录。尽管通过各种史料和我们自己的间接估计我们知道溺婴在不同时间、地点与社会阶层中都曾有过，现在还没有足够的资料来记录历史上溺女婴现象的广泛程度与变化。同时，尽管已有研究从方法论上表明长时间高水平的溺女婴会对人口增长有明显的影响，⑥历史上溺婴现象如何变化以至如何以此来解释中国人口规模的波动也还有待于进一步的研究。

对于同样的所观察到的事实，依据不同的视角会得出不同的、有时甚至是相反的解释。对中国历史上溺婴现象的理解便是这样一个例子。依据传统的类似马尔萨斯观点的解释是，溺婴由贫困所致，正是说明死亡的力量或“现实抑制”对中国人口过程的驱动作用。而当我们对溺婴的各种原因都加以考虑，特别是将这种行为与其他人口行为放在一起，作为一个人口行为体系而综合考虑时，我们对溺婴的理解是中国家庭依其对自身人口数目与性别构成的期望所采取的积极的、人为的控制手段之一。正因为此，我们使用了“产后堕胎”这一概念。溺婴尽管更残酷同时对家庭的各种损耗更大，作为控制家庭人口的手段之一，它与现代的堕胎并无本质差别。⑦中国近年来同样出现的女婴短缺的现象及原因，既说明了中国家庭主动调控人口这一行为的延续性，也说明了溺婴和堕胎这两种手段的共通性。在此需要加以澄清的是，我们对溺婴这一中国人口行为的解释，并没有如黄宗智与曹树基等人所理解的那样，认为我们在计算死亡率或生育率时将这部分人口剔除在外。⑧

我们的研究表明，尽管死亡的力量在中国历史人口过程中起过不可抹消的作用，这种力量的作用程度及方式与持马尔萨斯观点来解释中国历史的人的描述颇为不同。并没有直接与充分的证据表明，与西方人口相比，中国历史人口过程更由死亡率的力量所驱动。历史上死亡对中国人口的影响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人为的、积极的干预，而不是通过被动的打击所形成的。就历史上长期人口规模变化来说，对婚内生育率有意识调整所起的作用可能更大。黄宗智文中已归纳了一些社会经济条件如何影响生育率的研究成果。在此我们还可以提供更多的证据。我们曾在辽宁的历史人口中发现，出生率对经济条件的反应远超过死亡率。①我们也曾表明，在一些辽宁和北京的历史人口中，是否能结婚、结婚年龄、以及婚内生育率的高低都与社会经济地位有密切的关系。②以下我们将转入对人口转变前中国生育率的讨论。

三、转变前的中国生育率

为了支持历史上中国人口由于盲目生育而增长，从而只能依靠死亡力量来驱动中国人口变化过程这一观点，黄宗智等学者对我们及其他学者提出的中国历史上婚内生育率与西欧国家的相比较低这一事实表示置疑，同时反复引用武雅士(wolf)等提出的高生育率作为批评的论据。为了支持其中国历史上高生育率的说法，黄举出三项证据：一是已被我们指出为不可信的泰佛(Telford)的一个数字，③二是武雅士的问题百出，甚至是20世纪的数据，三是黄本人在误解我们估算方法的基础上得出他自己的修正数。④

我们所计算出的婚内生育率水平，并非像黄对我们的批评所指，不仅已考虑到女婴严重漏报，同时也对其他，如溺婴等因素加以考虑。正因为我们从一开始就意识到女婴漏报这一常见现象，我们将对生育水平的估算基于漏报较少的男性婴儿上。我们所采用的方法是先将统计到的男性出生数按由于死亡而从登记中漏掉的估计比例加以上调，然后再用这一调整后得到的男性出生数作为基数，依自然出生时性比例进一步上调，从而得出对总出生数的估算。这种依据出生时性别比的调整方法不再受女性溺婴或其他女性死亡因素的影响。事实上，依据这种方法可以在不需任何女性人口出生数据的情况下，照样得出同样的对总出生数的估计。我们也正是依据这种方法对刘翠溶及泰佛所提供的中国不同地区的历史数据加以调整的。⑤

我们在《人类的四分之一》一书中所提供的有关中国人口历史上婚内生育率，如我们所提供的死亡率数据一样，包括了不同研究所得到的二十多个结果。这些结果表明，婚内总和生育率，即一个已婚妇女按所观察到的年龄别婚内生育率一生所可能生育的子女数，在19世纪前相对稳定。历史上的婚内生育率水平在清皇族人口中的5．3与20世纪初台湾人口中的6．5的范围内浮动。而这一水平远低于欧洲国家历史上8至9的高水平。相对于欧洲历史上的晚婚与婚内高生育率，中国历史上婚姻生育的特征是早婚与婚内较低的生育率。

首先发现历史上中国婚内生育率低于欧洲的并不是我们。近30年前，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的一批人口学者，通过对1931年卜凯(Buck)在中国主持的土地利用调查数据的重新分析，得出了当时中国婚内总和生育率为6。2的结论。①这个发现使他们疑惑不已。由于这个生育率的年龄模式并不是所期望的按胎次而控制生育的年龄模式，这些学者注意到“象中国这样低的婚内生育率……人口学者们通常只有在既使用一定避孕又使用人工流产的人口中才会见到。”②这一发现使中国有别于世界的其他人口。因为在那些人口中，避孕或流产等方法都是被用来按已生子女的数目来控制生育。

由于上述原因，以及这些学者使用的是有缺陷的汇总数据和一般人难以理解的人口学的间接估计方法，在没有其他更好的人口数据，同时以上结果也受到在中国研究界有声望专家的反对情况下，③以上这一发现在中国研究领域内基本上是为人们所忽视了。而在人口学界，尽管有学者也注意到在中亚与苏联有类似的普遍早婚同时婚内生育率低的现象，④中国的低生育率一直仍是一个谜。所以，当我们研究得出的结果进一步确证了普林斯顿人口学者的发现时，这些结果受到人口学界同仁的欢迎。这是因为我们的结果是通过对不同时间地区的各种微观历史人口数据直接计算所得出的。同时，我们也提出了一系列与中国当代生育率下降有直接关系的中国控制生育历史传统的定性与定量的证据。⑤

为了给中国历史上高生育率寻找证据，黄宗智等不加分析地依靠武雅士所提供的依据，他本人对20世纪初台湾人口及20世纪80年代初580个中国大陆老年妇女生育回顾史的研究结果。武雅士等之所以坚持高生育率的说法，有两个目的。第一，只有高生育率才能说明需高死亡率来控制人口的必要。第二，只有高生育率才能说明不存在婚内控制生育的行为，从而维持“中国家庭竭尽全力多生儿子”这一由来已久的对中国传统人口行为和生育文化的基本假设。⑥然而，武雅士的结果不仅有数据来源的缺陷，也有计算方法上的错误。

⑥如武雅士在其2001年文中强调，“中国家庭根本不会限制他们的儿子的数目，而是竭尽全力去增大这个数目”(第134页)。

有关历史上中国人口婚内生育率的确切水平，早在近20年前武雅士就曾与人口学者辩论过。①辩论的结果是连武雅士本人在最近的文章中也认可的中国生育率不算高。②但就在作出这一改变的同时，他又对我们所使用的数据来源的代表性提出质疑，错误地认为我们所得出的生育率数字未经过应有的调整，并再次表露他对此辩论所怀的真意。在批评了我们所报告的辽宁道义屯的总和婚内生育率为6．3之后，武雅士在不提供任何依据的情况下便断言：“他们有可能大幅度低估了中国的生育率。每个妇女的真实生育数至少是7．4个。迪庚生(Dickinson)依据剑阳对71位妇女的研究得出的就是这个数。”③在怀疑他人数据质量的同时，武雅士对自己所使用数据质量的局限性却不加检讨。为了强调过去中国生育率高，武雅士对自己的数字也是有选择地使用。譬如，在他引用台湾海山在20世纪30年代总和婚内生育率高达7．41与7．94时，却闭口不提在这之前的几十年间，他本人所记录此人口中的生育率都远低于这个生育水平。④对于用20世纪初日本占领下台湾人口的生育率来质疑十八、十九世纪中国大陆的生育率水平是否有可比性问题，他也避而不谈。

武雅士之所以能算出所谓的高生育率，除了以上种种问题之外，还在于他计算方法上的错误。在计算婚内总和生育率时，人口学者一般都将15至19这个年龄组的生育率排除在外，而只将20至49岁已婚妇女的年龄别生育率加以总和。这种做法的原因是因为15至19岁年龄组的已婚生育率因已婚人数少而非常的高，而将这一年龄组的生育率包括进来，会由于很少一部分人的生育而人为地夸大总和生育率。因此，无论是我们所提供的中国人口的已婚生育率还是我们引用的欧洲历史上的总和婚内生育率，都只包括20岁以上人口的。如果我们把武雅士的数据用这一标准方法进行加总，所得到的结果是，他台湾海山1906—1945年的总和婚内生育率应减少20％，而他1980—1981年在大陆调查的结果应减少18％。他的有可比性的总和婚内生育率将不再是7．4，⑤而是在与其它众多结果不相上下的4．9与6．2之间。⑥

将低生育率归因于营养不良是一个看上去似乎有道理、但已被近几十年来科学研究所否定并过时的解释。根据对当展中国家人口的研究，学者们发现，由饥荒造成的严重饥饿会使女性人口暂时停经从而降低生育率，同时营养不良也会推迟女孩初潮的年龄。但超出饥饿水平以上的营养不良仅对妇女晚年的生育率略有影响。⑦寇尔在近20年前与武雅士辩论时就早已指出这一学术界的结论。历史上中国妇女初潮的年龄较迟，但即便是武雅士所认为的16或17岁，仍低于当时妇女的平均结婚年龄。对于已来月经的妇女来说，营养对她们怀孕能力及胎儿死亡的影响都是很有限的。即使营养不良会影响到停经年龄，研究所得到的最早平均停经年龄是在新几内亚人口中的43．6岁。而这一年龄也远高于武雅士所接受的中国

妇女生最后一胎的平均年龄，即38或39岁。①当我们把武雅士的数据与欧洲人口的历史生育水平进行比较时，我们发现即使是他人口中最富裕，营养应该是最好的家庭，生育水平都明显低于历史上的欧洲人口。②营养不良显然不能作为一个被用来解释中国历史上低于欧洲婚内生育率的唯一、甚至是主要的原因。综上所述，无论是中国历史上的高生育率，还是将低生育率归因于贫穷和营养不良，都是没有可靠根据的。

不仅如此，黄宗智、武雅士等学者在坚持高生育这一对中国历史人口过程解释的同时，还忽视了一个人口学所教给我们的基本原理。这便是，鉴于中国历史上女性人口普遍结婚并且早婚这一人口特征，即使是与较高甚至是很高的死亡率水平相结合，婚内的高生育率还是会导致很高的人口增长率，进而导致与历史不符，甚至是不可思议的人口增长。为了说明这种可能性，我们在本文表1中给出不同的死亡率与生育率组合所可能导致的人口增长趋势。按照这些计算，用黄宗智等所深信的7．5的婚内生育率与出生时期望寿命略低于30岁为假设(见表中假设Ⅱ)，中国的人口会在历史上狂飞猛涨，每30年翻一番。依此，假设中国人口在1700年为1．75亿，到1800年便会增加到10亿，到1900年便会增加到70多亿。而中国当时的人口数目连这个数的1／10都不到。如我们表中假设Ⅲ的计算结果所示，在高生育率的条件下，即便是我们使用更高的死亡率假设，按照出生时人均期望寿命为23．9岁，中国人口增长的幅度也将是不可思议的。而这么低的人均期望寿命恐怕连持类似马尔萨斯的观点，认为中国历史人口过程是受死亡力量所驱动的人也难以接受。①

注：这些模拟计算旨在表明按照不同的人口参数(出生、死亡)，人口规模长期变化的趋势。这种模拟计算的假设是所使用的参数维持稳定不变。内在增长率则是指在这一假设下的人口增长率。以上假设的高死亡率为出生时期望寿命等于28．8岁；低生育率为总和生育率等于5．5；高生育为总和生育率等于7．5；超高死亡率为出生时期望寿命等于23．9。

如果要我们接受武雅士、黄宗智等学者所坚信的高生育率数字同时认可目前我们所知的中国历史人口总数的话，唯一使这两者同时可信的条件是历史上中国人口的死亡率要远高于我们目前所知道的各种估计。而事实上在中国近代史上这类大规模的死亡灾难绝没有如此频繁。诸多的有关死亡危机对人口长期发展影响的研究均已表明，短期的死亡率突然上升不足以影响高生育率人口的长期人口变化趋势。

依据近年来对历史人口研究的新成果，我们在本文中试图说明了那种新马尔萨斯的说法，即认为历史上中国人口生育率与西方的一样高而中国人口过程是由死亡的力量所驱动，是完全站不住脚的。中国历史人口的发展过程不是一个简单的由死亡力量所驱动的过程。即使是人们最常提到的溺婴现象，所反映的也是中国家庭对人口过程的主动干预。除此之外中国历史人口的另一行为特征便是婚内受到抑制的生育率。而这低于西方历史人口的生育率水平不是由贫穷或营养不良所能解释的。事实上，在过去妇女普遍早婚的情况下，我们所观察到的低于欧洲历史水平30—40％的婚内生育率水平，已经足以保证中国人口在历史上的缓慢增长。溺女婴的行为当然对人口增长起了进一步的延缓作用。而婚内生育率与溺婴同时又都受经济社会环境的影响，使人口在必要时能调节自己。中国人口在过去无需再依靠比其他任何人口都更高的死亡率，或是在历史记录中已神秘消失了的更频繁的严重危机，来控制自己。

对中国人口体系中人主观体作用的认识也将有助于解开中国人口历史上的另一个谜。这个谜便是中国人口在近几个世纪中的变化趋势。在表2中我们给出据最新资料的中国与世界在过去1000年中的人口规模。从此表中可看出，尽管在过去的3个世纪中，中国人口增长在自己的历史上是最快的，其增长速度与世界其他地区相比却是先快后慢。由此，尽管中国至今仍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中国人口占世界人口的比例在过去300年间却有较大的浮动。18世纪时，中国人口占到了世界人口比例的33—39％。在1800年时，世界上每三个人中就有一个是中国人。而到了1900年，中国的比例下降到了31％，到2000年仅为22％。①今天，世界上每四个人中只有不到一个是中国人，而这一比例还将继续下降。

如果按照传统的马尔萨斯的观点，中国人口占世界比例的这种先升后降的过程是很难被解释的。这是因为，即使是马尔萨斯的观点可被用来可以解释19世纪的压力与20世纪末的控制，它仍无法解释18世纪中国人口的增加。如果死亡率为人口过程的驱动力的话，那么在18世纪中或是世界其他地区人口增长速度放慢了，或是中国人口死亡率下降了。而从表2中看不到世界人口增长放慢，也没有证据表明中国人口死亡率下降了。②如果我们仍坚持用马尔萨斯的死亡驱动论来解释这一切变化，那将使我们陷入一个无法摆脱的悖论之中。

将人口变化理解为各个家庭与个人主动行为总和的结果，可有助于更容易地解释中国历史上人口变迁的特有途径。我们应抛开近几十年来主导了中国研究的将人口仅看做为一种外在力量，而只注重人口对政治、社会、经济组织影响的思路，来研究社会、经济、及政治条件对人口变化过程的作用。我们需要一个新的理论框架，以至一种新的历史模式与方法，对错综复杂的人口决策和行为与政治、经济、社会条件之间的相互关系加以分析。在我们即将出版的一部基于欧亚历史人口比较研究项目的专著中，我们对此加以探讨。③通过使用共同的多元分析模型对比利时、中国、意大利、日本和瑞典若干用相同方法建立起来的微观历史人口群体的分析，我们揭示出死亡与生育在面临所谓的马尔萨斯压力时的反应相当复杂。这些人口行为不仅受整个社区环境的影响，也受家庭户与个人的社会经济与人口特征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