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经济贸易范文10篇

世界经济贸易范文篇1

中国加入WTO后，中国经济将更进一步融入世界经济。发达国家一方面对中国产品开放市场，另一方面却高筑贸易的技术壁垒，试图以苛刻的技术标准来限制中国产品出口，环保标准就是其中严厉的措施之一。环境与贸易这两个看似对立的概念，如果统一起来，发展环境贸易，却可以产生巨大的经济效益。

1.“环境标准”可以成为出口竞争力的要素

长期以来，人们一直把产品的价格、质量和技术含量作为出口竞争力的要素，很少考虑其它标准。随着环境保护问题的全球化趋势，进出口产品的环保标准越来越成为国际市场竞争的热点。发达国家一方面不惜投入巨资发展环保产品，实施补贴政策；另一方面通过一系列法规、环境标志、绿色标准等制度，为其产品树立良好的形象。这些政策和措施大大地提高了出口产品的竞争力。

学习发达国家的经验，将产品的“环保标准”作为竞争力要素，在我国可以产生两方面的优势：其一，环保产品兼有带动高新技术发展和促进企业改革的双重特点。它针对有关企业技术水平低、资源消耗大、环境污染严重、经济效益低等问题，目标明确地要求企业从解决环保问题入手，促使产品生产向技术水平高、资源利用率高、污染尽可能少、经济效益好等方面改进，使环保产品的生产成为促进产业结构升级的切入点；其二，可以充分发挥我国产品在价格方面的优势，避免所谓“低价倾销”或政府补贴之类的无端刁难。按照世界贸易组织修改后的国际补贴与反补贴规则，环保产品的这类补贴属于不可申诉的补贴范围。因此，我国既可以名正言顺地对环保产品提供专项补贴、低息贷款，又可以进一步发挥劳动力成本低的优势，大大提高产品的出口竞争力。

我们可以通过“以内需促外贸”的途径，大力发展环保产品，促使出口产品符合环保标准。要消除那种“产品不外销就不能促进外贸发展”的错误观念，要让企业家明晰“绿色壁垒”问题，辨识高增长中的潜在危机和巨大的内需市场的关系，引导我国企业开发比较绿色环保产品，迎接WTO挑战。据世界银行1997年一份报告说，中国每年空气和水污染所造成的损失，就相当于GDP的8%，也就是说基本抵消了我国经济增长的成就。为此，我国在21世纪初计划的环保总投资将超过5000亿元。面对如此巨大的市场，外国企业必将以中国“入世”为契机大举进入，我国企业如果无动于衷，就会坐失发展的良机。

2.以基地带动环保产业发展

与环境保护有关的贸易叫做环境贸易，主要包括环保产品和服务的贸易，以及环保领域内的经济技术交流与合作。现在，国际上的环境贸易额已经超过5000亿美元，其中多半为我国的主要贸易伙伴所占有，连东南亚国家也达到500多亿美元，而我国每年仅有0.2亿美元的环保产品出口，发展差距相当大。中国加入WTO后，如果不大力发展环境贸易，在这方面的出口差距不仅要拉大，而且国内环保市场还要被发达国家占领。

发展环境贸易的核心是发展环保产业，就产品而言，它可以独立形成多种符合环保标准以及环境要求的产品类别和体系。在产业发展上，它仍然要依托在其它产业发展的基础上，充分利用其它产业已经形成的技术、人才和资金，进而形成自己的产品、营销和服务。正因为如此，欧美和日本等发达国家不惜投入巨资，率先以高科技为动力发展环保产业，亚洲的韩国、泰国、新加坡等国也竞相大量投资环保产业，并优先加以扶植。我国的环保产业近几年来以高于30%的速度增长，产业实体已有8000多家，但是年产值却不到40亿元。究其原因，主要是乡镇和私营企业所占的比重很大，生产规模小、管理水平低、工艺技术落后，产品和工程质量不高，难以大规模地形成系统的技术和产品体系。当务之急，一是要努力寻找主导项目，引进高科技内容，以科技为动力、以项目为纽带、建立产业集团，尽快地形成产品系列和工业体系，实现规模经营。二是要积极推动国有大中型企业转产、改制，发挥国有企业的优势和龙头作用，以此来实行对环保产业的政策扶持，增加投资、降低成本。只有这样，我国的环保产业才能实现由粗放式向集约化方式的转变，真正获得大发展。

发展环保产业的关键是找准并确定主导项目后，再根据市场条件建立环境贸易基地，以便进一步实现集约化经营，向国内外推进环境贸易。环境贸易基地应具有带动周边经济、辐射国内外市场的功能，它是在原有外经贸发达的基础上产生出来的，如果没有产品市场，环境贸易便无法开展。环境贸易基地可以相对集中一些工业实体，形成环保产业的核心内容，有利于按照“清洁生产”的要求生产环保产品。同时，环境贸易基地也有利于吸引和集中众多的优秀人才，有利于直接对外招商引资，有利于国家实行扶持政策，有利于通过市场大规模地筹措资金。总之，能够集中许多有利条件的环境贸易基地，必然会产生“整体大于部分之和”的放大效应，为环境贸易创造大发展的良机。

二、以“多极化”遏制国际金融霸权

1.金融自由化的实质是为了实施金融霸权

所谓金融霸权，就是一个国家或集团利用其业已建立起来的霸权地位，通过强制推行金融自由化打开别国金融市场，进而利用其货币的特权地位、攻击性的金融投机和国际资本流动来剥削其它国家，干扰乃至控制其经济。美国利用美元霸权、投机资本、衍生金融工具、政治霸权以及高科技力量，已经确立了金融霸权地位，实现了对其它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剥削。在中国加入WTO问题上，美国一直要求中国开放金融市场，目的就是有利于实施其金融霸权。分析金融自由化的实质，我们就能避其锋芒、指其要害，采取积极进取的对策。

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统计，约有3750亿美元在美境外流通，使美国每年约获益150亿美元，占其GDP的0.2%。美国可以不受限制地向全世界举债，却不必对等地或干脆不负责任地偿还它们。美国可以通过美元贬值，既减轻外债负担，又刺激出口，以改善国际收支状况。当美国出现经常账户逆差时，可以通过印刷美钞来弥补赤字，维持国民经济的平衡，将通货膨胀转嫁给其它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出现金融危机时，美国可以通过货币政策的变化把部分损失转移到世界各地。

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大量输出流动资本，通过投机性的运作，利用金融自由化在国际间追逐高额利润。他们利用一些国家经济增长的良好环境，以金融自由化为契机，大举进入这些国家和地区的证券和房地产之类的市场，造成配套本币的贬值，诱使本币升值，造成进入国经常帐户的逆差。一旦时机成熟，他们便带着丰厚的利润大量抽逃资本，却给东道国造成短期内无法弥补的资金真空，导致货币过度贬值而出现金融危机。

国际游资的投机性运作制造了这样一种“金融怪圈”：游资利用金融自由化无序地流入一个国家，破坏了其原有的资金平衡，造成通货膨胀的压力；为抑制通货膨胀，该国就必须提高利率，而高利率又进一步使国际投机资本趋之若骛。为了摆脱这种恶性循环，这些国家不得不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求助，并且要接受进一步开放金融市场的苛刻条件。我们从东南亚金融危机中已经看到这种活生生的事实，由发达国家制造的这种“金融怪圈”，不但为他们攫取了大量利润，而且使3000多亿美元的外资由东南亚转向美国。它促进了美国的经济增长，却给发展中国家造成了金融危机。

发达国家还把发展中国家的金融机构作为攻击对象，以利于他们进一步实施金融霸权。从国际贸易初期的“海琴业务”，到现在一系列的金融衍生方式，活跃在金融市场上的这类游戏规则都是发达国家利用金融霸权地位制定的，这些规则旨在加强发达国家的金融霸权地位，发展中国家得到的往往是短期内的虚假繁荣。当他们利用游戏规则捅破自己吹起的经济泡沫后，不但掠取惊人的利润，制造了金融动荡，而且乘人之危，以低价收购危机国家的企业和金融机构。

2.运用“多极化”来遏止“金融自由化”

金融霸权国要达到金融侵略和剥削的目的，必须掌握三个基本条件：一是拥有巨额的国际投机资本；二是利用金融市场自由化；三是操纵金融游戏规则。中国加入WTO后，绝不能像“入世”前那样被动性地只能执行别人制定的游戏规则，而应该积极参与制定或修改有关规则。常言道：“他有千条妙计，我有一定之规。”根据世界政治经济发展的“多极化”格局和我国的具体情况，我们可以制定以下有利于主动进攻的对策：

(1)以“多极平衡体系”化解“以霸权掠取比较利益”的倾向。当今世界存在着“三区三对成三角”的战略格局。所谓“三区”，就是欧盟(EU)、北美自由贸易区(NAFTA)和大东亚的经济发展区域；所谓“三对”，就是每两个经济发展区域组成相互作用的一对；一对是北美自由贸易区与东亚构成环太平洋的合作，即亚太经合组织(APEC)；一对是NAFTA与EU构成跨大西洋的合作，即拟议中的大西洋自由贸易区；一对是欧盟与东亚构建跨印度洋的亚欧合作，正在通过一年一度的亚欧会议来实现这个目标。以每对为一条边（或称一条经济链），就形成了全球性的国际经贸“大三角”。在这个大三角体系中，处于一极的美国，正凭借其霸权地位向各国推行其金融霸权，从不对称的局部发展中攫取较多的利益；处于另一极的欧盟，则通过加强欧洲联合的努力与美国抗衡；中国处于东亚这个经济高增长的第三极中，一方面受到来自美国金融霸权的压力，另一方面却受到欧盟对亚洲新战略的鼓舞，欧盟在《走向亚洲新战略》的政策中明确地强调：要发展双边和多边关系，加强投资与金融方面的经济合作，并特别强调与中国发展全面的合作关系。欧元和日元已经对美元的霸主地位提出了挑战。日本的外汇储备世界第一，但日元对美元的汇率却经常被一些变数搅得升降不定；欧元启动以来持续疲软，欧洲央行可能会继续降低利率以刺激经济增长。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却强调维持联邦基准利率不变，致使欧、美利率调整的趋势不同，有利于维持美元走强而使欧元失宠。很显然，欧元、日元必将与美元长期地抗衡下去，其结果必然动摇美元的霸主地位而产生一种平衡关系。我们只要注意把握机遇，适时适量地利用这种抗衡关系，就可以促进我国与这些国家的贸易和技术合作，增加吸收外资、调整外汇储备结构，化解那种“以霸权掠取比较利益”的金融霸权倾向。

(2)以“极坐标的市场体系”拨转开放金融市场的单方指向。东南亚金融危机表明：陷入危机的国家基本上都存在着严重的经济结构问题，而这些国家却将其出口导向战略定位于以矛盾因素构成的直角坐标系中。在金融自由化的前提下，由矛盾要素构成的金融市场最容易遭受国际金融投机的攻击，进而被扭曲并陷入金融动荡的怪圈。

我国的金融结构也存在着矛盾问题，现在，我国在一定程度上接受了“入世”的条件，在处理好现有矛盾的同时如何对外经贸发展进行战略定位呢？我国应抛开那种以矛盾因素建立直角坐标系的定位法，可以用原点与一条射线构成的“极坐标”来定位。这就是以我国为原点，以中国大市场对外吸引力为“辐射线”，并具体地表现为进出口贸易链，形成外经贸的“三圈链环”市场来取代“自由化”的金融市场。

“三圈链环”只是从地理位置上对我国外经贸活动的形象描述，它的内圈是由中国大陆、中国香港、中国澳门和中国台湾组成的大中华经济圈；中圈是包括我国在内的东亚经济圈；外圈则是中国与欧、美等国家组成的贸易链。

以极坐标体系建立的“三圈链环”是一种全方位开放的市场关系，其侧重点在贸易，注重以开放的贸易市场取代“自由化”的金融市场。在贸易方面，三圈上的国家毫无差别；但在金融方面，三圈上的国家却内外有别。同属于中国经济圈的内圈，是世界上外汇储备最多的国家和地区，而香港又是贸易和金融开放度最大的地区。在一国两制的前提下，中国大陆和中国香港完全可以通过互相学习来完善自己的金融市场；在中圈上，东亚的一些国家已经饱尝了金融霸权的苦果，也教会了人们如何认识金融霸权和防范金融风险，所以，将东亚列为金融市场开放的中圈，更有利于我国吸取如何开放金融市场的教训和经验；对于外圈来说，极坐标赋予的贸易待遇和内圈是等同的，但对于金融市场的开放度应该有所差别，因为，内圈在国家主权上是统一的，而外圈上不仅存在着主权的差异，还存在着金融霸权。除了警惕之外，对于外圈上的国家也要区别对待，我们要珍视同欧盟的金融关系，要进一步发展同俄罗斯的友好合作伙伴关系，同时要谨慎地与美国发展金融关系，从中吸收对我国经济发展有益的东西。

我们将贸易与金融分开，强调以开放的贸易市场取代开放的金融市场，道理很清楚：首先，WTO是一个世界性的贸易组织，将贸易与金融分开而侧重于贸易关系，是无可厚非的；其次，中国注意到贸易与金融的相互关系，已经让中国香港极大地开放金融市场，并且正在有选择地在沿海和内地逐步开放金融领域，说明正在正确而稳妥地运作金融市场，为发展中国经济积累经验，进一步促进世界经济发展。因此，我们谨慎地开放金融市场，并理直气壮地要求修改一些金融游戏规则，也是世界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任何单方面要求中国开放金融市场的指责，都是站不住脚的。

三、以“技术贸易服务”为重心取代“金融自由化”倾向

金融与贸易原是两个概念，发达国家为了借贸易之名打开一国的金融市场，便将金融的服务行为纳入贸易领域，称之为“服务贸易”。他们对传统服务业并不感兴趣，只专注于金融、保险、通讯、信息等新兴服务业，尤其关注金融市场的开放程度，企图在中国缺少竞争力的情况下占领我们的市场。值得注意的是，技术贸易的有关性质和特征与服务贸易不完全相同，技术贸易能够促进我国产业结构升级，创造要素禀赋，提高整个经济运行的效率和效益。因此，我们可以开诚布公地阐明技术贸易作为服务贸易重心的“双赢”意义，制约和取代“金融自由化”。

1.技术贸易及其服务就是重要的服务贸易

美国是当今服务业最发达的国家，它在许多服务行业中，特别是在高技术服务行业中具有明显的优势。但是，美国却将其中容易被我国吸收和替代的高技术称为“敏感技术”，千方百计地加以限制，连商业卫星发射这类合作性的服务也受到种种刁难。说来说去，美国的服务贸易自由化旨在强调其中的“金融服务自由化”，而限制高技术服务自由化。这种失之偏颇的做法，到头来也限制了美国自己的经贸发展。据统计，美国企业因技术出口管制每年要丧失几十亿美元的对华出口额，在这些技术出口的同时必然伴随着大量的技术服务，拥有知识产权的技术性服务贸易所创造的价值大大地超过了技术产品的垄断价值。在这方面美国的波音飞机公司已经尝到了甜头，为了与欧洲的“空中客车”竞争，波音公司在我国的天津和厦门建立了飞机修理等服务业，赢得了巨大的商誉和经济效益。但是，美国国会中一些人却仍持冷战思维，他们需要的是金融霸权，迄今为止，美国从总体上仍没有取消对华技术贸易中的限制性立法，它所推行的只是一种被扭曲了的服务贸易自由化。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出现，技术封闭化、神秘化正在消失，技术外溢和弥补技术差距的时间正在缩短。虽然美国有很多技术在全球处于领先地位，但类似的技术同样可以在其它国家出现，就某一项高技术而言，欧盟、日本、俄罗斯乃至一些发展中国家都可能超过美国，美国一次又一次地将技术性服务贸易的机会让给其它国家，有朝一日美国一定会醒悟过来：技术贸易就包含着重要的服务贸易。

2.发展技术贸易的中介服务，真正实现“双赢”

有关学者运用统计资料作出比较研究后指出：我国在利用FDA（外国直接投资）中，付出的市场代价是巨大的，以市场换技术的效果显然不尽如人意。现实与初衷的差距非常大，我们必须对“以市场换技术”这个引资的战略重新进行审视。通过对利用外资和技术引进问题的理论研究和实证分析，得出的主观原因大致有：投资方与引资方动因差异，技术转让与技术消化、吸收的差异等等；客观原因大致有：引进技术不合理，我国企业与外国投资公司存在较大的技术差距，我国技术引进的社会、经济、技术的配套系统不完善，利用外资与技术的政策环境亟待改善等等。这些问题的深层原因，就在于进行技术贸易时缺乏与之相适应的完善的服务措施。

完善技术贸易中的服务措施的一个有效方式，就是大力发展这方面的中介组织，其功能包括：为外商投资提供市场以及生产环境等信息，为技术贸易提供项目投资分析以及经济效益评估，为引进技术提供法律、法规、政策咨询服务，制止不正当竞争行为，帮助双方弥合文化差异等等，以缩小投资与引资的主客观差距，促进技术的迅速转化和消化。

世界经济贸易范文篇2

2007年4月12日，世界贸易组织发表了最新的世界贸易报告。该报告根据初步统计数据综述了2006年世界经济与贸易发展，并结合当前形势，对2007年世界经济与贸易发展进行展望。

2006年世界经济发展概况

2006年，世界GDP增长了3.7％，这在很大程度上归因于欧洲经济的恢复，其增速高于2006年初的预期。另外，出口的快速增长拉动了美国经济增长，日本内需尽管没有大的改善，其经济增速也有所提高，中国和印度经济继续高速增长，最不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也连续三年超过6％。

主要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增长增强了投资者的信心：美国、欧盟和日本政府财政赤字的减少和通货膨胀压力得到缓解；世界流动性提高和较低的实际利率使世界股票市场价格回升；新兴国家股市比发达国家增长更快，其债券与美国政府债券的利息收益差距也在迅速缩小。

投资利好还表现在全球FDI的迅速增长方面，已接近历史最高水平。联合国贸发会的报告表明，由于并购活动的增加和股价上涨，2006年全球FDI流动增长了1/3，达1.23万亿美元。

世界流动性提高的另一个表现是全球外汇储备的增加和许多发展中国家提前偿还外债，2006年所有发展中地区的负债水平（未偿付债务占GDP的比率）均有所下降，债务负担沉重的贫穷国家的负债水平已经降至五年前的一半。

受美国经常项目赤字重新调整的影响，美元的实际有效汇率继续小幅贬值。由于经常项目的顺差大，韩国和新加坡货币的实际有效汇率大幅度升值，中国人民币小幅升值，而日元则继续贬值。

世界流动性提高以及燃料价格和名义利率的上升，目前尚未引起通货膨胀率的提高。发达国家的消费价格上升了2％－3％，发展中国家上升了约5％。发达和发展中地区的消费价格通货膨胀在2005年和2006年期间并没有加速，但在供给缺乏弹性的部门存在通货膨胀的压力。

2006年世界货物贸易发展情况

2006年，按名义价格计算的世界货物出口额增长了15.4％，达11.76万亿美元。按不变价格计算的世界货物出口额增长了8％，比2005年提高了1.5个百分点，而且高于1996年－2006年的平均水平。

2006年货物贸易的发展对发展中国家非常有利。发展中国家按名义价格计算的货物出口额增长了20％，达4.27万亿美元，在世界货物出口中的比重提高到36％，为历史最高水平；进口额增长了17％，在世界货物进口中的比重提高到31％，为近二三十年的最高水平。在过去6年间，最不发达国家的货物出口额增长快于发展中国家的总体水平，2006年增长了30％，达1080亿美元，占世界货物出口额的0.9％，是1980年以来的最高水平；货物进口额增长了17％，远低于货物出口额的增速，但最不发达国家整体首次出现贸易顺差。

价格上涨、中国和印度的贸易发展对世界货物贸易影响显著。

2006年世界货物出口额受价格上涨影响十分明显，其中40％的增长可以归因于价格上涨。不同部门价格变化差异很大，根据IMF商品价格指数，世界矿石和非铁金属的出口价格上涨了56％，燃料出口价格上涨了20％，食品与农业原料出口价格上涨了10％，制成品出口价格涨幅不超过3％。制成品价格涨幅连续3年小于初级产品，主要由于占世界制成品出口额1/6以上的电子产品价格不断下降。

由于贸易条件的变化有利于燃料和其他矿产品出口国，燃料和其他矿产品占出口比重最大的四个地区——中东（2005年占70％）、非洲（65％）、独联体（60％）和中南美洲（37％）按名义价格计算的出口额增长很快，由于2006年燃料价格涨幅小于2005年，这些地区的出口额增幅小于2005年。受对燃料和金属等商品需求下降的影响，这些地区按不变价格计算的出口额增长不大（约2％），但其进口增速高于世界平均水平。其中独联体的进口增幅最大，约20％；中南美洲的进出口增长均放慢，委内瑞拉的出口下降明显，巴西的出口增长不到4％；非洲与中东的出口增长几乎停滞，进口增速尽管也在下降，但仍高于世界平均水平。

从主要的货物出口国和进口国看，在货物出口排名前30位的国家中，8个增长最快的国家（2006年出口额增长超过20％）有5个是石油输出国，1个金属出口国（智利），再就是中国和印度；出口额增长较慢的国家（2006年出口额增长不到10％）包括日本（9％）、法国（6％）、西班牙（7％）和爱尔兰（3％），这些国家的进口增长也低于世界平均水平。货物出口排名前10位的国家同时也是进口排名前10位的国家，尽管其贸易增长差异很大，但除了英国的进口超过了日本以外，其他国家的位次与上年相同。

2006年世界服务贸易的发展

2006年，按名义价格计算的世界服务贸易出口额增长了约11％，与2005年增速相同，达2.71万亿美元，服务出口增速已连续四年低于货物贸易。

在服务贸易中，运输、旅游和其他商业服务是最重要的三个部门。2006年按名义价格计算的出口额增长了13％，运输服务和旅游服务的出口额分别增长了9％和7％。1990年代，运输服务比旅游服务发展慢，从2000年以来，情况发生逆转。除了北美以外，其他所有出口地区的旅游服务均发展较慢。

从服务贸易的地区结构看，欧洲与北美的进出口增长均低于世界平均水平（2005年也是如此）。在欧盟内部，成员间服务贸易的发展差异很大：法国和芬兰的服务出口额在下降，卢森堡和波兰的服务出口额则增长了1/4以上。独联体服务进出口额增长了约20％，在所有地区中增长最快。

亚洲的服务出口增长连续三年高于世界平均水平，也高于该地区的服务进口增长，因而减少了该地区服务贸易的逆差。该地区最大的服务贸易国家日本的服务出口增长了12％，进口增长了8％。印度的服务贸易发展很快，2006年其服务（尤其是软件服务）出口增长高达34％，服务进口增长也高达40％，目前印度服务进口额只比出口额低约5％。

非洲与中东地区的服务贸易发展估计接近世界平均水平。

根据初步统计数据，美国、英国和德国仍然是排名前三位的服务出口国和进口国。如果法国服务出口额确实如初步统计那样下降了，则日本就取代其成为第四大服务出口国，意大利超过西班牙列第六位。根据2006年上半年中国服务贸易统计数据推算，中国服务出口估计已经超过了荷兰、印度和香港，进入前10，列第八位。

在服务进口方面，前10位的国家位次没有变化，中国服务进口额略低于意大利，列第七位。

2007年世界经济贸易展望

2007年2月底全球股市暴跌增强了世界经济短期走势的不确定性。由于金融市场和地产市场的风险增大、通货膨胀和利率提高预期的加强以及经常项目长期严重的失衡，预计2007年世界经济增长会适当减速，世界名义GDP的增速约为3％。

世界经济贸易范文篇3

关键词：WTO；税收政策；税收制度；税收收入

一、加入WTO对我国税收收入的影响

世界贸易组织（WTO）是世界上唯一处理国与国之间贸易关系的具有法人资格的国际性组织。WTO于1995年成立，其前身是1948年正式开始生效的关贸总协定（GATT）。WTO是当今规范国际经贸规则的多边经济组织，其宗旨是通过实施非歧视原则，削减贸易壁垒，促进贸易自由化，以在可持续发展的基础上，充分利用世界资源，扩大商品的生产和交换。

GATT和WTO在战后扩大国际贸易、解决国际贸易争端、吸收广大发展中国家参与多边贸易、促进世界经济发展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目前，WTO拥有135个成员方，还有30个积极申请加入的国家和地区，其贸易投资占到了全球的97%以上，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世界银行并称为世界经济的“三大支柱”。

加入WTO将在相当大程度上拆除掉原来横隔在中国市场和国际市场间的各种关税与非关税壁垒，这必然促进经济资源在更大范围内的流动。一方面，中国产品可以自由进入其他国家的市场，出口渠道将大为拓宽；另一方面，我们也要向其他国家的产品和资本开放自己的市场，从而加剧市场的竞争，这必将对我国目前的经济规模和经济结构带来全面的影响，在一定的税制下，税源规模和结构的变化必然会导致税收收入的增减变化。可以预见，资本和技术密集型的企业受“入世”冲击影响较大，税收收入增幅将减缓；从事加工贸易的私营和民营企业将因“入世”而获益，税收收入可能会小幅增加；外资企业税收收入所占比重将会大幅提高。

（一）加入WTO对我国税收收入的不利影响

1.来自农业方面的税收和对农业依赖性大的企业的税收将会减少。由于我国农业生产率较低，农产品大多具有质次价高的特点，国内市场粮食价格往往比国外同类产品的到岸价格还要高许多，由此严惩影响了我国粮食的出口竞争力；另外，我国主要农产品（尤其是粮食）生产成本近年来以年均10%以上的速度递增。由此造成目前我国的一些主要农产品的市场价格要比国际市场价格高20%-40%，且高质量产品的比例不高。加入WTO后，中国农产品向国外开放，国家对农产品的各种措施一旦取消，我国农产品市场必将受到国外物美价廉农产品的强烈冲击，这样来自农业方面的税收和对农业有较强依赖性的企业的税收必将受到较大影响。

2.停产破产企业增加将直接减少来自企业的税收收入。以汽车工业为例，汽车工业在我国是一个高关税保护下的幼稚产业，但在加入WTO的谈判中，我国已承诺对汽车工业的关税将逐步下调，且幅度很大，这是出于加入WTO的需要，同时也是对我国汽车工业的一次大考验。目前我国中小型客车市场上进口份额已占到60%左右，尽管目前国产轿车的价格普遍低于同类进口车型，但这主要是依靠高关税的保护，并不具备实质价格优势。加入WTO后，我国汽车业将逐步失去高关税保护、非关税贸易保护和投资保护，这样，原来的价格优势将荡然无存，其生存也将步履维艰。其他诸如高新技术产业、化工制药业、机械工业、通信设备制造业、石化工业、金融业及一些中小企业也将会受到强烈冲击。另外，对知识产权保护力度的加强，也会使一些长期侵权或缺乏创新能力，依靠仿制生存的企业难以为继。停产破产企业的增加势必会减少来自企业的税收收入。

3.关税收入将减少或相对减少。依据GATT的基本要求和我国恢复在GATT中地位的承诺条件，我国于1992年1月降低了225种商品的进口税率后又于同年12月31日降低了3371个税目的进口税率；1993年12月31日，我国又大幅度下调了2898个税号的商品进口税率；1994年，我国又对重要机电产品的零部件等共234种商品在规定的优惠税率基础上进一步降低关税税率；1995年又陆续对246个税号的进口商品按比现行税率低的暂行税率征收关税。可以说，我国在降低税率进程中步子迈得很大。尽管目前海关税收大幅增长，究其原因主要是罚没走私品收入增加和减免进口环节税收数量减少所致。在关税平均税率下降的情况下，进口额的增长将会导致税收收入的相对减少。同时由于关税是海关“两税”计税价格的组成部分，组成计税价格的下降会导致海关“两税”收入的绝对减少。

（二）加入WTO对我国税收收入的有利影响

1.出口的增长将带动财源的增加。目前，我国的农副产品、工艺产品、纺织服装和家用电器等在国际上是有一定竞争力的。但目前，我国农副产品出口主要集中在日本、韩国，销售市场狭窄；纺织服装、工艺产品的出口则要受到各种配额的限制，规模受到极大制约。由于我国不是WTO成员国，当发达国家滥用岐视性的数量限制和不合理的反倾销补贴措施限制我国的出口时，我们的谈判地位十分不利。加入WTO后，我国对这些国家的出口就可以获得无条件的最惠国待遇，同时也有利于我国出口市场的多元化进程，这将成为税源建设新的增长点。另外，加入WTO有利于激发我国企业的竞争意识，竞争的压力会促使国有企业加快经济结构和产品结构调整的步伐，加速改制、重组、联合、兼并的进程。同时进口原材料价格的降低会降低企业制造产品的成本，提高其市场竞争能力。

2.外资涌入将直接增加企业税收。总体来看，我国自然资源和劳动力资源都十分丰富，加入WTO后，对国外投资的种种限制将逐步取消，国外丰富的资本利益驱动将增加对我国的投资。几年来，外商在我国直接投资仍稳居发展中国家首位，1999年全年批准外商投资项目16918个，合同外资额412.2亿美元，实际使用外资额403.2亿美元。这些三资企业的兴起必将为我国带来滚滚税源。据有关资料介绍，在有些地区特别是沿海开发地区，其外资税收已成为当财政收入的重要支柱。

3.个人所得税有望得到较大幅度增长。由于外资企业的大量涌入，在为当地提供大量就业机会的同时也会大幅度拉动当地工资水平，从而为我国个人所得税的增长开辟广阔的空间。

二、目前我国税制在应对WTO挑战方面尚存储多不足

中国为取得过入WTO的入场券，虽然在双边协议的谈判中争取到了“发展中国家”的入世地位，但根据WTO的有关协议，中国将在关税方面做出重大调整，另外，在其他税种方面也存在诸多缺陷，税制改革任重道远。

1.关税。目前，WTO发达成员方的加权平均进口关税已从45年前的40%下降到目前的3.8%左右，发展中成员方也下降到11%左右。而中国由于种种原因，目前，平均税率仍高于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自1992年以来，中国已5次大规模降低关税，使平均进口关税水平从42.5%降到17%，降幅达60%.主席还庄严承诺，中国到2005年将使工业品平均进口关税降到10%.目前，我国关税结构不合理，减免制度过于烦琐，实际税负参差不齐，既不利于资源的合理配置和企业的公平竞争，又严重侵蚀了税基。

2.主体税种（增值税）设置不符合国际通行作法。1994年，我国进行了以生产型增税为核心的税制改革，基本上形成了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税制框架，但作为主体税种的增值税从一诞生就“先天不足”。除了税率设置分档、纳税人分类、税基狭窄、抵扣凭证不一外，还存在一个突出问题，就是生产型增值税本身带来的重复课税问题（纵观目前世界100多个实行增值税的国家，仅有包括中国在内的5个国家实行生产型增值税）。即使在实行17%的出口退税政策下，也不能完全退掉固定资产所含税款。另外，在工业和商业环节以外的流转税由于目前增值税税基未涵盖，也无法退还这部分税款。这使国内产品在与国外同类产品的竞争中处于劣势。在实行消费型增值税的国家里，其国内产品在出国后能彻底退税，当这部分产品进入我国境内，海关对其加征增值税，由于其税基小于同样情况下的国内产品税基，致使对国外产品征税不足，导致国内产品在国内市场竞争中也同样处于不利地位。这种劣势在中国加入WTO，关税全面下调，外国产品大举入关的情况下将更为突出。一旦价格优势不存在，质量和服务再跟不上的话，最直接的后果就是国内企业萧条，税源萎缩，税收收入下跌。

3.涉外税收优惠过多，内外资企业税负不一，不利于经济的发展。加入WTO后，可以预见国外投资者将会加大对我国的投资，内外资企业之间的竞争将会日益激烈。竞争必然要求社会提供一个相对公平的竞争环境，然而我们看到，我国现行税收优惠政策还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

首先，现行涉外税收政策优惠层次过多。现行政策是根据对外开放发展形势需要的开放地区的先后顺序，分别在不同时期根据不同情况制定的。包括对经济特区、经济技术开发区、高新技术开发区、特定工业园区、国家旅游度假区、保税区以及专门针对台商投资地区的税收优惠政策，存在着层次过多、内容复杂、互相交叉且不规范的问题，不利于正确引导外商投资方向，也造成区域发展不平衡。

其次，现行税收政策优惠方式单一。目前，主要侧重于降低税率和直接的定期、定额减免所得税方式，缺乏必要的灵活性。

再次，一些地方政府从本地利益出发，还单独制定了一些区域性的税收优惠政策，乱设地方开发区，乱开减免税的口子，给统一的涉外税收优惠政策造成很大混乱，损害了税法的尊严，是对外商投资环境的极大破坏。

另外，对于内资企业普遍征收的城市维护建设税、耕地占有税、教育费附加等税目对外资企业均免于征收；在流转税和其他税方面也存在优于内资企业的税收优惠。

4.科技税收政策滞后，不利于利用税收政策促进知识经济的形成与发展。未来的竞争将是高科技的竞争，加入WTO后，中国的科技产业能否在世界高科技领域真正占有一席之地，尚无定论。这其中，良好的科技政策将加快高科技产业的发展。在高科技方面，我国已经落后发达国家不少，目前的科技税收政策随着中国入世，其不足将日益显现。（1）我国的科技优惠的受益多偏向于科技成果的使用者（如对新技术企业的优惠）和新产品的生产，而对技术研究开发（R&D）本身及其工作者则较少优惠。且改革之后，高新技术企业增值税税负不降反升。原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和国家税务总局的联合调查表明，以新产品开发和生产为主的企业，其流转税名义负担率比改革前上升了1.09个百分点，实际负担率上升了3.53个百分点。（2）在软件业，同属发展中国家的印度，1997年软件出口额竟达16.6亿美元，相当于我国当年的软件市场总规模，已成为世界第二大软件出口国，其所以有此成绩很大程度得益于政府的支持。早在1986年，印度政府就制定了包括税收在内的各项优惠政策。（3）随着因特网的飞速发展，电子贸易正在全面世界范围内迅速推进。据预测，全球因特网用户到2005年将上升到7.65亿，全球通过门户网站达成的贸易额到2002年将达到5万亿美元。可以预见，将有越来越多的用户通过网络交易各取所需，而我国在这一方面还没有制定出切实有效的税收政策。

5.个人所得税设计不合理，存在实际的税负不公。现行个人所得税实行的是分类所得税模式，虽有利于源泉扣缴和征收管理，但不利于体现公平税负原则。在费用扣除方面，未考虑纳税人婚姻状况、家庭总收入多少、赡（抚）养人口多少等情况，一律实行个人定额（定率）扣除，造成事实的不公。在扣除额上，国内公民偏低，不适应现行工资水平和生活状况。

三、改革和完善现行税收制度，积极应对“入世”挑战

我国目前税制框架和内容基本上是1994年基于“统一税法、公平税负、简化税制、合理分权”的指导原则建立起来的。从七年的运行情况来看，现行税制结构基本上适应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体现了中国特色，应对其持肯定态度。从前述分析我们也能看到在应对WTO挑战上，应当税制确实也存在某些不足。但这些不足不是根本性的，可以通过一定程度的改革完善来达到适应WTO的规则要求。我们不能因为外部条件的某些改变，就要求中国税制全盘向西方税靠拢，这是不明智的，也是极其有害的。从根本上说，调整完善当前税制只能依据中国国情。

1.按WTO规则要求进一步降低关税税率水平的同时调整关税政策，更好地发挥关税的保护作用。我们应当认识到，关税水平的降低并不代表着关税对国内产业保护功能的丧失，相反，在当前情况下应更好地调整关税政策，建立起利用保护结构实现调整产业结构的基本机构。（1）关税的减免税政策应当充分考虑到鼓励发展高科技产业、促进科技进步、促进企业开发新产品的减免税需要。（2）要充分利用WTO规则中关于允许保护国内幼稚产业的例外条款，形成一种从投入品、中间产品到制成品的梯级关税税率结构。（3）清理、取消一部分既不符合国家产业政府、又有悖于《关贸总协定》国民待遇原则的关税减免项目，使税基扩大与税率降低的幅度同步起来。（4）注意灵活采用应对措施，利用反倾销税、反补贴税等特别附加关税维护我国经济安全，保护国内产业。我国从1997年至今，仅3次运用该手段，而经终裁，确认征收反倾销税的只有新闻纸一案。这种情况应值得重视。

2.改革完善增值税，充分发挥增值税的优势。鉴于我国目前的增值税类型所导致的种种弊端以及减少改革成本和改革阻力的考虑，笔者认为可以采取一种逐步过渡的改革措施。第一步，在资本有机构成相对较高的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先实行消费型增值税。这样做有如下好处：首先，可以鼓励国内这些原本税收负担较重的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如机械制造、汽车、化工等）获得较快发展；其次可以吸引外国资本在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的直接投资，达到产业结构调整繁荣昌盛级的目的；再次，可以相对减少大量进口产品由于实际税负低形成对国内同类产品的价格优势；另外，可以考虑对于投资于西部的固定资本允许抵扣增值税，彻底根除“东税西负”，制约西部投资积极性的不良因素。与此相适应，可以考虑扩大增值税的覆盖面，将当前适用营业税的交通运输业、建筑业纳入增值税征税范围。这一过程大约需3-5年；第二步，视其情况决定是否实行彻底的消费型增值税。

3.调整我国内外有别的税收优惠政策，合并内外资企业所得税法。对外资的特殊优惠政策在改革开放的初级阶段是必要的，起到了吸引外资、推动改革开放、促进经济增长的积极作用。但在一定程度上也造成抑制国内产业发展和税收流失等负面效应。由于外资享受较多税收优惠，其投资回报率明显高于内资，这使得内地在招商引资过程中更倾向于利用外资。纵观“八五”、“九五”时期，从宏观上看，内资明显利用不足。中国经过二十多年的调整增长，积累了一定的资本，如何引导这部分资本合理流动，调动民间资本的投资积极性，有一个因素必须要考虑，那就是投资回报率。导致内外投资回报率差异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内外有别的税收优惠。因此，我国加入WTO必须逐步调整直到废止这种内外有别的优惠政策，合并内外资两套所得税法，代之以基本一致的税收优惠政策。当然，调整税收优惠政策必然会引起外资在一定程度和一定时期的减少，但从中长期经济发展战略考虑，这种“减少”作为提高国内产品竞争力、换取公平竞争环境的一种“改革成本”也是值得的。

世界经济贸易范文篇4

WTO对证券市场的基本要求:证券市场的开放服从于《服务贸易总协定》的基本原则，其主要有以下六项基本原则，即最惠国待遇原则、透明度原则、发展中国家更多的参与原则、市场准入原则、国民待遇原则、逐步自由化原则。其中前三项原则为一般性原则，各缔约方在所有服务贸易领域都必须遵守。而市场准入、国民待遇和逐步自由化原则则属于特定义务，需要各缔约方经过谈判达成具体承诺并加以执行。《服务贸易总协定》对证券市场开放的要求，是由其基本的法律原则所决定的：

（1）在可协商的原则中，对于逐步自由化原则，外资渴望进入中国证券市场，但目前中国坚持仍然会开放B股市场，但是A股不能开放。美方则坚持提出开放整个证券市场。对于这个要求，中国仍然坚持金融部门的开放必须循序渐进。并且因为人民币尚不能自由兑换，直接开放外资进入的可能性不大。近年来中国证监会曾经提出研究组建中外合作投资基金的可能性，以基金的形式吸收外资进入，采取组建中外合作基金形式的可能性极大。

（2）就证券市场准入原则来说，各缔约方的证券市场应该向其它缔约方开放，除非在承担义务清单中明确规定，否则，任何缔约方不得限制外资进入本国证券市场，包括限定其最高股权比例或对单个的或累计的外国投资实行限制；不得要求缔约方必须通过特定法人实体或合营企业从事证券业务；不得限制境外投资者的数量，包括采用数量配额、垄断、专营服务提供者等方式；不得限制外资经营证券业务的总量。

（3）就证券市场的国民待遇来说，缔约方给予外国证券投资及投资者的待遇不得低于给予本国证券投资及投资者的待遇，包括投资品种、投资数量、投资比例等方面都不应有差别。就证券市场的透明度来说，除紧急情况之外，每一缔约方必须将其与证券市场有关的法律、法规、行政命令及所有的其它决定、规定以及习惯做法，最迟在生效之前予以公布，以便给国内外市场主体有充分的时间予以了解和掌握，尽量使得市场环境变得可以预见，并进而决定自身的行为取向。

二、加入WTO对中国证券业的影响

1.WTO给中国证券市场带来的机遇

（1）加入世贸有利于我国经济长期稳定增长，从而有利于证券市场人气回升。此外，加入世贸还有利于长期建设性国际资本放心地进入我国市场，扩大外商来华投资。加入世贸也有利于我国正在进行的产业结构调整到位。

（2）我国宏观调控手段将加快市场化步伐，股市对有关政策调控工具的反应将更加灵敏。加入世贸后我国将逐步放开金融服务市场，国际金融资本进出我国的频率将会加快，通过市场手段调控国际资本的供求成为必然选择；而加入世贸后利率等货币政策工具的运用需要综合考虑国内外利率水平的对比及市场状况，随着市场化程度的不断提高，国家通过有关政策工具调控证券市场的有效性将逐渐加强。

（3）中国保险和银行市场的进一步开放，将有利于中国证券市场资金来源的扩大。在此次中美贸易谈判后，国家可能有限度地进行中外合作基金等试点，并在试点成功的基础上逐步在证券市场中引进国外投资性资金。通过完善法规、加强监管，我国证券市场有条件引进一部分规范化的国际资金，发挥国际资金支持我国股份制改造的功能。

（4）效益不断下降的国有大企业重组任务更为迫切，可以更充分地发挥证券市场的作用。从其他国家加入世贸前后经济发展情况看，由此带来的机遇往往大于挑战，关键是我们要积极主动地进行产业结构调整。部分国有大中型企业由于产品老化，技术更新步伐慢，业绩不可避免大幅下滑，因此发挥证券市场资源配置功能，对趋于衰落的行业和上市公司进行资产重组是必然之举，而业绩较差的国有大型上市公司则首当其冲。

2.WTO给中国证券市场带来的不利影响

（1）证券市场主体行为有待规范。目前中国证券市场中的各种违规、违法行为很多，这就要求在不过多干预正常的市场运作的同时实现证券市场的规范化，这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2）上市公司的质量是证券市场和证券业发展的基石，由于对证券市场的功能定位存在偏差，实践中不少上市公司成为欺骗投资者和"圈钱"的现象；上市公司的恶意包装、信息披露不规范、内幕交易、报表式重组等不规范行为，可以说是难以言数；机构投资者往往"力大欺人"，利用资金优势和与上市公司的恶意串通，操纵市场的行为亦时有发生；会计师事务所和律师事务所等中介机构应有的独立性行为亦往往被扭曲。

（3）我国证券市场的规模有待于优化和提高。就我国证券市场的规模来说，与国际成熟证券市场相比差距很大。到1999年1月底，纽约证券交易所3105家上市公司的市价总值已达到10.5万亿美元，那斯达克(NASDAQ)的市价总值为3万亿美元，东京股票交易所的市价总值为2.5万亿美元，伦敦交易所为2.3万亿美元，法兰克福为1.2万亿美元。而到1998年底，我国沪深两市上市公司总数为851家，发行总股本为2345.36亿元，市价总值19505.64亿元。另外，我国国民经济的证券化率也远远低于发达国家和一些发展中国家，1998年我国证券市场市价总值占GDP的比重为24.4％，流通市值占GDP的比重为7.26％。而在1996年，欧美等发达国家的证券化率则分别是，美国115.6％、英国151.9％、加拿大83.9％、澳大利亚79.5％、荷兰96.5％、新加坡159.7％、日本67.2％。一些发展中国家的证券化率也远高于我国的水平，1996年，韩国为28.6％、泰国为53.9％、墨西哥为31.8％、印度为34.4％、埃及为20.9％。可见，目前我国证券市场的规模过于狭小，难以发挥资本市场对国民经济应有的支撑作用。且投资者结构与发达市场有差距，沪深两市有投资者3908.95万人，其中绝大多数是资金不大的个人投资者，且下岗职工占很大比重。机构投资者数量有限，经营管理水平有待提高。就市场的品种结构来说，除股票市场有一定的规模外，国债、企业债券市场和基金市场的规模都很有限。我国证券市场的这种规模和结构现状，在很大程度上制约着我国证券市场在国民经济体系中的作用的发挥。

（4）证券市场运行机制有待于优化。突出地表现为计划与市场机制、行政手段与法律手段等运用尚不协调。由于缺乏对证券市场的管理经验，监管中有时不知不觉地因循着计划经济的管理模式或行政干预来管理证券市场，如上市企业的选择、企业上市目标市场的选择、上市额度和发行价格的确定等，都有很强的计划经济的痕迹。

（5）作为证券市场主体的证券经营机构尚不具备与国际券商竞争的能力。与国外的证券经营机构相比，我国券商存在的不足是我国证券市场对外开放的现实障碍。其主要表现在：我国券商普遍规模较小，抵御市场风险的能力较弱；券商间业务结构雷同，主要集中在一级市场的承销业务、二级市场的经纪业务和自营业务上，券商无自己的经营特色；券商业务单一，创新能力不足，企业并购、资产证券化、财务顾问、创业基金等

现资银行业务还有待开拓；券商内部管理机制不健全，往往因为管理失控而引致经营风险。因此，一些观点认为在这种情况下开放我国的证券市场，很可能对我国证券业和证券公司构成致命的冲击。

三、证券业面对加入WTO的对策

在我国证券业系统竞争能力薄弱，券商规模较小、创新不足的情况下，短期内全方位地开放证券市场，势必对我国的资本市场，以致对整个金融秩序和经济发展造成不良影响。为此，采取有效措施，按照WTO的原则要求构建并优化我国证券市场的运行机制，培育有竞争力的市场运行主体，主动地面对对外开放后的国内证券市场的国际竞争，进而参与国际资本市场的竞争，适应国际经济一体化趋势，是证券业面对开放的策略。

（1）积极研究WTO的基本原则，充分利用服务贸易总协定的相关规定和例外条款，确立结构性的对外开放证券市场的基本策略。从证券市场对外开放的时间来讲，我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证券业尚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属于弱势产业，因此，要充分利用服务贸易总协定的相关规定和例外条款，根据我国证券业的发展状况，逐步地分阶段地开放我国证券市场。就证券市场的准入形式来说，继续扩大跨境服务方式的外国券商的商业介入，鼓励自然人移动方式提供的投资咨询、项目策划、财务顾问等投资银行业务的对外开放，对于我国企业、政府和金融机构海外融资业务的跨境消费予以支持。而对于以商业存在方式在我国境内从事证券市场相关业务的则加以适当控制，近期在扩大国外证券公司和投资银行在国内设立代表处的基础上，扩大中外合资投资银行的试点范围。

世界经济贸易范文篇5

一、WTO对中国政府经济行为的挑战是全方位的，从经济法研究的角度，我们将其归结为四个方面

（一）行政审批制度必须逐步废除，行政性垄断行为必须禁止

WTO的核心是贸易自由化，这一基本原则要求赋予市场主体自由的选择权与自决权，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自主经营，在市场机制下自由贸易。这一原则首先对中国传统的政府经济行为的范围和手段提出了挑战，要求我们彻底改变长期以来政府对微观领域的经济活动进行直接管制的方式和对经济活动全面干预的经济管理范围。

①按WTO的要求，成员国的企业凡是注册登记后，除了有在国内市场上的销售权以外，都享有进出口的权利。而我国现在并不是所有企业都有外贸经营权，除了外贸企业和外商投资企业外，只有一些重点企业和大型企业经过国家批准有进出口权。同样，在进口产品的数量限制上，中国一直实行的是非关税控制，包括进口许可证和进口配额。

②行政审批制度实际上是政府过度干预微观经济的行为。

行政审批制大量的表现在国有大型公司的成立以及设立上市公司、基建项目的审批，土地开发、房地产开发等方面，中国的经济实际上变成了“审批经济”。

行政审批制度造成了部门垄断和行业垄断，它不仅人为地制造了企业之间的不平等竞争，同时，也为腐败制造了条件。政府过度干预经济的行为，不是市场竞争的结果，而是由于政企不分和政府继续参与企业经济活动造成的。这些政府的行政行为不仅保护了落后，使社会资源不能按照效率的原则在市场上进行合理的配置，而且由于它的权力过度集中而缺乏有效的监督，在很大的程度上引发了社会腐败，损害了政府的形象。

行政审批制的作法不仅违反了贸易自由化的原则，也违反了公平交易的原则。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之后，政府必须实现其行政职能的根本转变，最关键的就是要改革现行的行政审批制。使行政审批制必须逐步废除。

（二）政府经济行为的程序化和公开化

政府经济行为的实施必然会给市场主体的贸易活动及其结果带来影响，最终影响贸易自由化的实现。因此，WTO对程度和透明度的要求非常高，它不仅确立了以程度公正来保障实体公正的原则，而且有相当多的关于程度的具体规定，如知识产权保护、许可证的发放、反倾销调查和反倾销税的征收都有明确的程序的具体规定，如知识产权保护、许可证的发放、反倾销调查和反倾销税的征收的关于程序的具体规定，政府行政经济管理权必须遵循既定的程序，并公开政府经济行为的程序。这一方面可以控制政府经济行为，解决权力过分集中问题，防止政府经济行为对贸易主体经济利益的侵占，即使是有损害后果发生，也给受害主体提供救济的渠道；另一方面，贸易主体可以合理预测政府经济行为对自身利益可能带来的影响以便作出有利的经济决策。而在我国，政府经济行为的程序与透明度都十分有限，这将是更大的挑战。

政府经济行为中数量最多和影响力最大的是通过制定和具有普遍拘束力的规范性文件，对不特定多数人的行为进行管制。而目前可能扭曲市场功能的重要途径也就是人们通常所称的“红头文件”。根据我国有关组织法的规定，国务院可以行政法规，国务院各部门及县级以上各级人民政府可以规定行政措施、决定和命令；《地方组织法》第61条规定，乡镇人民政府可以决定和命令。这些“行政措施”、“决定”、“命令”等都是行政规范性文件，它们的范围广、数量大、层次多。过去，这些规范性文件公布的范围有限、有的甚至就没有公布、也没有法定的公布程序和公布方式。但是，在加入WTO以后，凡是与贸易有关的规范性文件都将接受透明度原则和贸易审查机制的约束，如果不符合WTO规则，极有可能引发贸易争端，启动争端解决机制，甚至有可能引发贸易制裁。在这关的现实背景下，政府经济行为如何实现程序化和高透明度是亟待解决的难题。

（三）政府经济权力终局性的丧失

WTO为了保护自由贸易目标的实际，规定了较为全面的司法审查制度。司法审查作为一个普遍适用的原则，也就是说，与WTO成员的政府行为有利害关系的当事人均可以请求成员国内法院通过司法审查的方式寻求救济。这一原则对我国政府经济行为的终局权威性提出的挑战。

加入世贸组织以后，政府行政面临的最大挑战，也是最为艰巨的挑战就是如何推进依法行政。近年来，尽管依法治国方略已经确立，依法行政亦取得很大的进步，但传统行政管理模式的强大惯性，使人治观念向法治观念的转变步履维艰。一些政府机关仍然习惯于“内部文件”或按“上级指示”行事，而不是依法办事，一旦现行的法律法规与“内部文件”或“上级指示”行事，而不是依法办事，一旦现行的法律法规与“内部文件”或“上级指示”相冲突，许多行政机关最终依赖的还是后一种“途径”办事。

司法审查原则，是WTO的又一重要原则，即当事人不服一个国家或地区的行政机关有关贸易事项的决定时，可以向这个国家或地区的司法机关、仲裁机关或行政机关申请重新审查，审查机关应当独立原来作出行政决定的机关，并且公正、及时地作出审查决定。在政府行政领域履行司法审查原则，主要涉及到以监督制约政府为要义的行政诉讼和行政复议制度。

中国的行政诉讼制度由1989年4月出台的行政诉讼法确立，行政复议制度则始于1990年12月颁布的《行政复议条例》，并于1999年4月上升为行政复议法。从立法层面考察，这两部法律与WTO规则基本一致，有些条款还高于WTO的要求，当然也不是无懈可击，其主要的立法缺陷表现在，尚未开辟足够的针对抽象行政行为的审查渠道。目前，根据立法所设计的立法监督程序，一般的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企事业单位以及公民对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等有异议，只能提出查审建议，这是一种十分有限的审查建议权。行政诉讼法则将行政法规、规章以及其他规范性文件一概排除在受案审查的门槛外，行政复议法也只是允许申请人对规章以下的规范性文件、亦即人们俗称的“红头文件”提出审查申请。而WTO的司法审查原则，要求一切有关贸易的行政决定接受司法审查，于是中国入世以后，一个必然面临的困境就是，一旦当呈人尤其是境外当事人对政府部门依据行政法规、规章等作出的贸易管理决定不服，进而向法院提起争讼，法院将无法从中国国内法中找到足够的救济办法。因此，入世以后，尽快修改行政诉讼法，进而对中国的行政诉讼制度作出重大改革，将是十分明智的选择。

（四）政府经济行为统一性必须强化

自由贸易必须有平等的竞争环境和统一的市场规则，WTO的各种规则最终都为统一的国际大市场而建立，因此，成员国政府必须承担的一项义务就是保障WTO规则的统一实施。《货物贸易总协定》第34条第12款明确规定：“缔约方应当采取一切可能采取的适当措施，保证在它的领土以内的地区政府和当局、地方政府和当局能够遵守本协定的各项规定”。《中国议定书草案》也专门承诺：“中国政府保证WTO协定以及本议定在其整个关税领土内，包括国家一级以下政府部门，统一实施。”从理论上讲，我国的国家结构、立法体制和行政管理体制为WTO规则的统一事实提供了保障。但从现实上看，愈演愈裂的地方保护主义对WTO规则的统一实施构成了极大的威胁。地方保护主义表现在经济方面，是地方政府从当地的方经济利益出发，对于本地与外地的贸易和其他经济往来进行不适当的干预，地方保护主义也使竞争的公平性破坏殆尽，各个地区、各个行业、各个企业的条件、环境、实施的政策都不同，在地方保护主义庇护下，优势企业不能参与竞争，劣势企业和劣质产品可以安然度日，无需面对竞争。地方保护主义在执法和司法中的表现也十分突出，一些地方保护地方经济为名，保护本地的非法产业，如制假售假、假冒商标；一些地方制定“土政策”，实行区域性或和行业性保护，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等等。从本质上讲，地方保护主义是人为的而不是经济发展所必然存在的，是行政的强制性封锁而不是市场的自发运动。地方保护主义的盛行，从根本上违背了WTO的贸易自由原则，不利于国内统一市场的形成，也不利于中国参与国际大市场的竞争。由于地方保护主义与WTO的公平竞争原则、不歧视原则和透明度原则等基本原则相冲突，必须坚决加以纠正。

二、WTO下政府经济行为的规制

作为WTO成员，中国必须要遵守国际贸易规则，中国融入国际体系，也必须加快法律全球化的过程。在这个进程中，法律所要调整的不仅是对外贸关系，也影响到中国政府和市场之间关系的重构。

政府（国家）与市场的关系作为区分经济模式的主要依据，常常被用于考察政府经济行为的功能和作用，它们之间的力量对比与关系变迁不能不对政府经济行为产生深远的影响。近年来，各类国家都在对不适应全球化发展的经济机制、结构乃至政府经济行为进行着局部的调整。从一些国家的调整趋势来看，政府经济行为的调整与改革，仍然围绕着政府与市场力量对比的变化来进行。它的主导趋势是重新评价与反省政府与市场的功效，削弱政府经济管理的权限，放松政府对经济的调控与干预，使经济运行进一步市场化。这一切都为我们认识和界定政府经济行为提供了宏观的制度背景。

在中国，计划体制下的政府经济行为受到了严峻的挑战，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陷入了“一死就放”、“一放就活”、“一活就乱”、“一乱就收”、“一收就死”的怪圈。造成这种怪圈的原因，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缺乏对政府与市场关系的正确定位。因此中国市场经济体制下的政府经济行为必须重新定位，具体为以下几方面：

（一）资源配置的市场化

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化，本质上是资源配置方式的转变。在计划经济体制下，资源配置主要由政府来主导和决定，呈现出行政化、集权化和意志化的特性。而市场经济体制下的资源配置主要不是由政府，而是由市场来主导和决定的。市场对资源的配置将从根本上改变过去那种完全采取行政手段配置资源所造成的高投入、高损耗、高浪费的不合理方式，改变资源配置中的“首长权力”和“长官意志”所造成的肓目性和瞎指挥的局面，形成一种新的合理而有效的资源配置方式。在市场化的资源配置方式下，虽然政府在宏观上还必须发挥重大的调控作用，国有企业的资源配置中还占据着重要地位，但是，以往的由政府主导和配置整个资源的方式将发生根本性转变。这种转变是巨大的、也是深刻的，它将促使政府行为的目标、手段和形式发生重大而深刻的转变，也必将促使政府行为规范的转变。

（二）企业行为的主体化

因计划体制下，企业是一个没有自主权的主体，不仅国有企业如此，非国有企业也是一样。由于企业不具备主体资格，企业的设立、生产、销售、分配和破产等都不能由企业自身决定，而是由政府决定。计划体制下的政府实际上是一个全能的“总经理”，它决定企业的一切，包办企业的一切。其结果是，造成了企业与政府角色的“易位”，企业的行为具有行政化的特征，典型的莫过于“企业办社会”，政府则更多地具有企业的特征，企业的许多事情都是由政府“包办”的，而市场经济体制下，企业是一个有自由权的主体，无论是何种性质的企业，它的生存和发展、生产和销售、管理和分配，都主要是由企业自身决定的，政府的行政命令不能再对企业产生作用。这种企业主体化的过程也对政府经济行为构成了全方位的挑战。政府不再是企业的“调度室”，不能再对企业直接发号施令，而只能是从宏观上调控市场，进而对企业的生产意向进行引导。政府也不能再采用“统购统销”手段控制企业的生产，更不能靠单纯的“思想工作”来调动劳动者的积极性，必须承认企业的利益、劳动者的利益并保护他们的利益，以矫正政府以往的各种不合理乃至严重损害企业、职工利益的行为。

（三）企业产权商品化

企业产权商品化的重大意义是它将使企业的价值和政府的价值得以重新评估，成为双方价值评估的试金石。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政府可以完全决定一个企业的命运，而企业存在下去的理由是与市场无关的，因此，由于长官意志或其他理由，政府维持了一大批“植物人”状态企业。但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依然可以想方设法维持某个企业的生存，但它已无力维持所有濒临垂死的一批企业的生存。在这种情况下，企业必须割断与政府的联系，在市场中重新寻找自己的位置，重新决定自己的弃权。对政府而言，国有企业的存亡就是对政府行为能力的一种检验，国有企业经营机制的转换成功与否、政府能否为企业产权的商品化创造条件，都是对市场经济体制下政府存在和发展的价值的最好检验。

（四）交易过程的秩序化

世界经济贸易范文篇6

在经历长达14年的不懈努力之后，中国终于恢复了其在世界贸易组织（WTO）中的成员国地位。2001年11月在多哈召开的世界贸易组织部长级会议批准了《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议定书》（ProtocolonAccessionofChina）和《世界贸易组织中国工作组报告》（WorkingPartyReportonChina‘sAccession）以及其他一系列其他法律文件，这标志着中国作为一个经济正在迅速发展、社会正处于转型过程中的大国加入了这个当今世界最具广泛性的贸易组织之中，标志着中国改革开放进程中的又一个里程碑，同时又必将进一步促进中国的改革开放，推动中国进一步融入经济全球化的潮流，为世界的繁荣、和平与发展作出贡献。

为了恢复中国在WTO的成员国地位，中国政府已经进行了大量的准备工作，其中包括法律制度的建设与改革。在过去20多年里，中国的法律改革取得了巨大成就，使中国相关法律制度逐步与世界接轨。但是，值得注意的是，法律改革的的重点主要是从经济、贸易、投资等经济活动领域，而对与WTO有关要求密切相关的行政法制度的改革仍然缺乏足够的认识。

世界贸易组织是世界上唯一的处理国与国之间贸易规则的国际组织，其核心是WTO协议。这些协议是世界上大多数贸易国（目前是143个）通过谈判签署的，其本质是契约，目的是约束各国政府将其贸易政策限制在议定的范围内，从而建立一种“非歧视的、自由的、可预见的、更具竞争性的”多边贸易体制。[1]从法律上讲，WTO协议直接约束的对象是政府和政府行为。因此我们必须认识到：行政法制度与WTO存在着非常紧密的关联性。WTO框架下的多边贸易体制必将对政府管制的理念与制度提出一系列新的要求，而这必将进而对规范政府行为的行政法制度提出一系列新的要求。在这个最本质的意义上，我们可以说，WTO对中国法律制度的影响，最主要的将表现为对政府管制理念与制度以及与此紧密联系的行政法制度方面的影响。对于我国正在进行的行政法制度改革而言，WTO规则所提出的一系列新要求，既是一种挑战，同时更是一种机遇。

本文主要以我国行政法制度改革为视角，结合《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议定书》（以下简称《中国议定书》）和《WTO中国工作组报告》（以下简称《工作组报告》）以及WTO几个最主要协定的相关内容，[2]对我国行政法制度中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进行简要探讨。文章充分认识到，在WTO背景下进行的行政法制度改革，同时也是对中国行政法学研究的一个挑战。

二、WTO与行政法制度改革的关联性

正如国内外很多学者开始意识到的那样，对于中国来说，奉行“依法治国”的方略以及加入WTO，必将提出全球化的法律规范如何与具有中国特色的法律体系相整合的问题。应当特别注意的是，这种中国自身法律体系与国际的接轨，不仅仅发生于有关国际贸易与投资等领域。事实上，中国国内的公法制度，即宪法和行政法制度，不仅构成法治之实现的最重要组成部分，而且对WTO自由贸易理念及其多边贸易体制的落实具有关键性意义。特别是作为国内公法的行政法制度，更涉及到世界贸易组织管理规范的核心问题。因此，在法治和WTO的背景之下探讨中国公法制度的改革具有十分紧迫而重要的意义。

从法治与WTO的基本要求看，中国公法制度在一些基本的理念和规范方面需要逐步与国际接轨。就行政法的宪法背景而言，需要进一步肯定对财产权，特别是私有财产权的尊重；需要强调整个法律制度的权威性、公开性和可预测性；需要强调法律制度在国内的统一化；需要进一步理顺中央与地方的关系；需要加强法律和各种管制性规范内容的理性化。就行政法领域而言，WTO的关键问题实际上是对贸易的管制规范问题，这些管制规范尤其在以下几个方面最为突出：最惠国待遇（《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第1条）；国民待遇（《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第3条；《服务贸易总协定》第17条）；不歧视（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第3条）和关于减少与消除关税和贸易补贴的规范。但是，这些WTO主要贸易规则的有效性在很大程度取决于成员国国内行政法制度的落实。因此，《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第24条要求每个缔约国都必须采取“必要的措施”来保证这些要求在缔约国国内的实现。当前，国际上已经有许多法律学者对中国是否能够、以及如何改革国内行政法制度来促进和保障WTO条款得到落实的问题给与了极大的关注。[3]

根据《中国议定书》和WTO《工作组报告》，加入WTO对我国行政法律制度提出了一系列新的要求，其中包括：法律与规则制定过程的透明度、对规则制定过程的公众参与、法律与政策的统一实施、管制性行政过程的效率化和合理化、政府管制机构与管制程序的中立性、对行政行为司法审查的体制和机制的改革、许可制度的规范化和合理化，等等。事实上，WTO所建立的多边贸易体制本质上就是要求成员国政府使贸易、投资等商业环境更具有稳定性和可预见性的一种努力。因此，政府行为在理念、范围、方式、程序等方面的相应变革。从法治的角度看，政府行为模式的变革需要通过法律化、制度化的方式来进行，因此，规范和引导政府行为模式变革的上述行政法制度改革必将成为我国在加入WTO背景下法律制度改革的中心问题。

三、WTO背景下中国行政法改革的若干突出问题

（1）中央与地方政府关系及相关问题

各种各样的“特区”，地域之间的歧视、“本地化的正义”、地方性政策与“本地区需要”-需要进一步明确中央与地方在确定经济政策方面的权限，首先实现国内的平等对待，才能谈的三国民待遇。

一般来说，WTO成员国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关系，属于该成员国的主权问题。WTO协议对这一问题并没有提出直接要求。但是，WTO协议所要求的不歧视原则、国民待遇原则[4]，以及《中国议定书》和《工作组报告》中有关贸易与投资政策、财政政策、税收政策统一化的约定，都涉及到我国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关系问题。首先，就“国民待遇原则”来说，虽然WTO协议要求的是对外国产品、服务、商标、版权和专利以同等对待，但是国民待遇原则的落实，首先就要求我们消除国内基于地域或户籍因素而存在的歧视性待遇，实现国内市场上的平等对待。如果国内市场上都没有平等对待，还谈什么国民待遇呢？这不仅意味着在中央政府一级层面不能搞歧视性待遇和贸易保护主义，而且要求地方政府不能搞地方保护主义。但是，由于中央与地方关系在实践中仍然存在一些不够明确的地方，地方保护主义的存在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地方保护主义的存在，对国内市场的发育以及公平竞争之商业环境的培养构成极大的障碍。虽然，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的过程中我们一直在与地方保护主义作斗争，但是各种形式的地方保护还是层出不穷。其原因是什么？我们以为，除了利益驱动因素外，中央与地方关系在法理和实践上的模糊性可能是滋生地方保护的主要原因。从宪法规定看，虽然我国是一个单一制结构的国家，实行中央政府统一领导地方的体制，但是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并非用“统一领导”就可以简单概括。例如，宪法规定在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上

，遵循“中央统一领导，发挥地方的积极性与主动性”的原则。[5]但是从实践中看，哪些事项应当由中央统一领导、哪些应当由地方发挥积极性和主动性、哪些事项可以由中央和地方共同管理，都缺乏明确的界定。中央与地方关系在一些具体问题上并不清楚。

从行政法角度来说，地方保护主义主要表现为以下几种形式：

第一，地方性法规、规章以及其他规范性文件违背国家法律、行政法规、部委规章的规定，制定特殊的保护性规则。就我国宪法规定的国家结构形式看，我国是一个单一制国家。宪法规定地方政府权力来自于中央，受中央领导。在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上，遵循“中央统一领导，发挥地方的积极性与主动性”的原则。[6]但是从实践中看，中央与地方关系在一些具体问题上并不清楚。例如，宪法第100条规定国务院的部和委员会可以制定规章，但中央部委规章与省级政府规章、地方性法规之间的效力等级在宪法上并没有明确规定。[7]经常导致地方性规章和法规与中央部委规章相冲突的情形。这种情况可能对法律的统一实施带来困难。

第二，为保护本地区利益而进行的行政干预。例如，政府通过行政命令干预市场准入和公平竞争；对政府采购、公共工程项目的招投标强行干预；以“公共利益”为由对外来投资者的盈利项目强行征收、关闭；对外来企业的强行摊派和不合理收费等等。

第三，在中国单一制国家结构中，还存在着民族自治区、经济特区、沿海开放城市、经济开发区等使用某些特殊经济政策的区域，这些区域中相关的法律与管制政策，例如许可制度、价格、税收优惠制度等等，都与其他地区存在某种程度的差别。这些区别有可能与WTO所要求的“国民待遇”原则相抵触。保证有关贸易政策的统一实施制度有待完善。

第四，司法过程中的地方保护主义。从行政诉讼法实施以来的情况看，一个普遍的情况就是外地人不敢告本地政府，涉外的行政诉讼案件更少。究其原因，外地人主要害怕的是政府的报复及其对司法的压力。现在人们常说的“将案件就地消化”，实际上就是违反诉讼管辖的规定，将案件的终审权控制在本行政区域内。行政诉讼制度改革中正在讨论的提高管辖级别的呼声，也正是针对行政干预司法和地方保护主义。

鉴于法律和政策实施过程中可能产生的地方保护主义和歧视性对待，应当尽快建立有关的机构和程序来监督法律统一实施和保障国民待遇等要求的落实。

（2）法律与政策的统一实施问题

在中央与地方的关系问题上，相当一部分内容是涉及法律的统一实施问题。宪法已经规定，法律、法规、规章之间的关系和效力等级，《立法法》进一步强调这种效力等级。要求下位法必须与上位法保持一致。但实践中下位法与上位法的冲突仍在所常见。实际上，在多层次立法的体制下法律规范之间发生冲突是不可避免的。重要的是加强事先审查的层量减少冲突和建立一定机制，在发生冲突时顺利解决这些冲突。《立法法》在这两方面都做了一定的努力，建立了备案与建立违法审查制度。但是《立法法》颁布已一年内有半，法律冲突问题仍严重存在，且有进一步发展的趋势，说明这两项制度的软弱。解决法律统一问题仍然是法律改革的重要任务。

（3）行政许可制度的完善

我国过去20多年来的社会、经济改革，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就是规范政府管制的过程。实践证明，这些改革措施产生了巨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这些改革和对外开放是分不开的，很多制度和措施都是在对外开放的压力下和学习、借鉴外国经营的基础上逐步确立起来的。使行政许可和审批公开化、规范化。我国正在加快步伐制定《行政许可法》，该法主要针对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改革：

第一，明确和规范行政许可的设定权。但与此同时，由于缺乏统一的法律规范和其他各种同素的影响，许可审批制度迅速膨胀，成为阻碍经济发展，损害公民权益的中的问题。近年来，行政机关正在进行审批制度的改革。但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仍需要经过法律途径。

第二，明确申请人可以获得许可的条件和标准，把行政机关的自由裁量权压缩到最低的必要限度。

第三，实现行政许可审批过程的公开、高效。

第四，实现许可收费的合理化。

（4）规章制定和法律实施中的透明度问题

《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第10条要求“各成员国必须确保与贸易有关的法律、法规和规章以及行政措施的透明度”。《WTO中国工作组报告》和协议书草案也要求中国应当公布所有与贸易有关的法律文件和行政措施，并允许相关的当事人发表评议，应当建立“联络点”、“咨询点”，使相关人员方便地获取这些与贸易有关的法律文件和行政措施。根据这些规定，我国相关的行政法制度中有以下几个方面应当进行改革：

第一，行政立法过程的公开化。我国现在的行政立法虽然也有调查、研究、咨询、协商的做法，但这些程序基本上属于内部行政程序，而且程序操作的主动权完全掌握在行政机关手中，所以相对人能够了解的行政立法过程信息是极为有限的，更谈不上公众广泛而有效地参与和评论。在这一方面，《立法法》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但是与WTO对我们的相关要求还有一定的距离，有许多新的问题需要我们深入研究。例如，立法过程和行政决策过程是否需要对外国投资者公开？公开化的具体标准是什么？公开的具体方式是什么？如何看待没有公开或者公开程度不够的法律文件和行政措施的效力？等等。

第二，法律文件和行政措施的公开。上面所说的是立法过程的公开，法律文件和行政措施的公开则侧重于结果的公开。这两方面的结合，是构建“阳光政府”的基本要求。目前，在行政过程中还存在很多“信息禁区”和“黑洞”，存在诸如内部指标、内部措施、内部批复、内部精神，这些所谓的“内部”往往冠之以“机密”，不得外传。这些做法与法治的基本精神是不相符的，也容易滋生腐败。对这些做法，我国《立法法》和《行政诉讼法》已经提出了一些挑战，但还远远不够。需要修改我国有关的保密法规，建立政府信息公开的一系列制度。具体来说，法律文件，包括法律、行政法规、中央部委规章、地方性法规、地方政府规章，都应当在专门的公报上公布，这一点我们基本上已经做到了，但是一些政策性文件和其他规范性文件的公开仍然不够，以至于有些规范性文件成了行政机关的“秘密武器”。除了法律文件的公开之外，还应当设立相应机构负责提供有关的规章、规范性文件、行政措施的文本。

第三，行政执法程序的公开。除了涉及到国家安全、商业秘密、个人隐私等不能公开的情形外，执法活动应当体现公开原则。这种公开化具体要求：行政机关执法依据公开、事实公开、决定公开、行政机关对决定说明理由等。值得注意的是，我国《行政处罚法》在这方面已经迈出了一大步，该法设立的程序规则对其后的立法产生了重要的示范作用。

（5）行政管制机构的中立性问题

《中国加入WTO协议书（草案）》以及《WTO中国工作组报告》都强调管制机构的中立性。适度的管制虽然是不可避免的和必要的，但管制机构如果不能保持中立性，就无法保证达到WTO所要求的自由公平的投资与贸易环境，也无法使外国投资者相信“国民待遇”的真正落实。

在我国目前经济构成中，公有经济仍然占主导性地位，政府在经济生活中仍然扮演着十分积极的角色。管制机构的非中立性在我国过去的经济改革过程中，已经对私营经济的成长和私有财产的保护以及市场公平竞争秩序产生了许多负面的影响。这些问题在相当程度上也会对外国投资者产生不良的心理影响，使他们对政府管制的公正性持一种不信任的态度。

所谓管制机构的中立，既包括实质的利益无涉，也包括形式公正。就实质方面而言，必须废除不必要的行政垄断，政府必须和企业脱钩，成为市场的宏观监管者。国有企业、国家持股企业应当完全独立，成为市场的经济主体，与外商投资企业、私营企业平等竞争。这是一个经济体制改革的过程，也是一个政府职能转变的过程，它不仅有助于提高国有企业效益，也有助于增强其它性质的经济主体对政府的信赖。在这方面，我们不仅要防止政府在某些情况下对国有企业的偏袒，或以不同的方式损害外国投资者的利益，而且同样重要的是要防止给外国投资者以“超国民待遇”。在过去的对外开放和合作过程中，许多地方政府为了吸引外资，往往给于不合理的、甚至不合法的“优惠”、承诺和担保，损害了国家利益和其他经济主体的利益。就形式方面而言，首先要求政府做到程序公开和信息公开；其次要求政府不能干预经济主体之间的利益竞争和合同纠纷；再次，行政裁决程序应当司法化，保障执法主体能够以中立和没有偏私的方式实施法律。

（6）对行政行为的复议和司法审查

《协议书》和《工作组报告》另一个值得注意的地方就是要求中国设立“独立和公正的”裁判机构对所有与贸易和投资活动有关的行政行为进行审查。这里实际上提出了两个要求，一是“对所有与贸易和投资活动有关的行政行为进行审查”，二是进行审查的裁判机构必须“独立和公正”。以下针对这两点作扼要分析。

第一，关于对所有与贸易和投资活动有关的行政行为的审查。这一要求明显突破了我国《行政复议法》和《行政诉讼法》的有关规定。《行政复议法》虽然规定对作为具体行政行为依据的抽象行政行为（其他规范性文件）可以一并申请审查，但没有规定相对人对抽象行政行为独立的复议申请权；《行政诉讼法》明确规定，抽象行政行为和法律规定由行政机关最终裁决的行为不属于人民法院的受案范围，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依据行政法规，可以参照规章。上述法律的规定与WTO的要求明显有出入。如何应对？如何理解“与贸易和投资有关”这一措辞？如何理解这里的行政行为的范围？这不仅是非常紧迫的实际问题，而且也给我们提出了理论上的挑战。Home-townjustice-StanleyLubman

第二，关于审查机构的公正和独立性。对于行政行为的审查，我国已经建立了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两种机制，这两种机制中的审查机构及其运作程序是否符合WTO的要求呢？在实际运作中，这两种机构是否已经达到了“公正”的要求。如何才能确保“公正”裁判？人民法院的独立审判权虽然那有法律的保障，但是实际情况又怎样呢？近年来关于司法改革讨论的一个焦点问题就是司法的独立性，但到目前为止并没有取得多少实质的进步。我国的复议机构的独立性应如何评价？与美国的行政法法官、英国的行政裁判所构比到底有多大的距离？行政复议机构是否也存在着改革问题？应当如何进行改革？在面对WTO的压力下，这些问题是我们无法回避的了。

（7）其他

以上是WTO有关文件中与行政法制度改革相关的直接明确的要求。除此之外，还有一些相关问题，同样应当引起我们的注意。这些问题可能主要涉及到行政强制制度和政府采购制度。

关于行政强制。虽然WTO有关文件没有专门针对行政强制作明确规定，但关于行政行为的一般要求同样适用于行政强制。在行政权的配置上，我国有一个特出的特点，那就是行政机关拥有很大的强制权。我国正在起草《行政强制法》以规范行政机关的强制权。如何根据WTO有关规定提出的平等对待、法律公开实施等要求，明确各种强制行为的条件、程序、费用负担等问题，应当是《行政强制法》立法中急需解决的问题。

关于政府采购和行政合同。《WTO中国工作组报告》没有对政府采购和行政合同问题提出具体要求，但我国政府承诺，在加入WTO之后将与有关成员国谈判加入《政府采购协议》。我国现在正在制定《政府采购法》（GPA），不可避免要考虑在政府采购中不能适用民事合同的一些特殊情况。正在研究的《行政程序立法》中，我们也会把政府采购和行政合同考虑在内。上述两部法律的起草，应当通盘考虑《政府采购协议》的要求。

四、WTO与中国行政法学研究

法律制度的改革，说到底就是一种知识的挑战。改革开放后，我国行政法制度建设得到了巨大的发展，每一个制度上的发展，都是知识界面临挑战而取得的理论认识上飞跃。行政诉讼制度、国家赔偿制度以及行政程序的有关制度的发展，莫不如此。

相比以往的困境和挑战，WTO使我们面临更为严峻的形势。行政法学界是否有勇气接受挑战？应该如何面对新的挑战？我们是否有充分的知识准备？

在我们的传统观念中，行政法属于国内公法，但现在明显呈现国际化的趋势，国际条约和协定对成员国政府的义务的规定，必须通过国内立法和执法而得到落实。WTO所要求的法律改革和行政改革，为我国行政法学发展带来新的机遇，要求我们放宽研究的视野，更新知识和观念，深入研究国际经验，加强国际对话。同时，我国行政法学在研究方法上也应多样化，特别需要加强对于具体制度的比较研究和实证研究。

［注释］

[1]参见世界贸易组织秘书处编：《贸易走向未来》，第1-3页，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

[2]WTO协议包括涵盖范围广泛的各项活动的法律文件，涉及到农产品、纺织品与服装、银行、电信、政府采购、工业标准、食品卫生规则、知识产权等诸多内容，但一般认为有几项法律文件是最基本的，包括：《关税与贸易总协定》（GATT，1994），《服务贸易协定》（GATS），《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保护协定》（TRIPS）以及贸易政策审议机制规则。

[3]例如，美国著名的中国法专家陆思礼（StanleyB.Lubman）指出，从WTO的要求看，中国国内法制度改革的关键主要是如何更充分地保障法律规则的透明度，统一的、公正的、合理的法律实施程序以及对相关行政行为的司法审查。参见StanleyB.Lubman，“China‘sAccessiontotheWTO：UnfinishedBusinessinGeneva”，inAsianWallStreetJournal，6May，2000.另一位在美国很有影响的中国法专家科恩（JeromeA.Cohen）于2001年6月22日在美国国会关于中国与WTO的公开听证会上所作的报告中，将中国法律制度是否能够满足WTO的要求归纳为三个主要问题：（1）相关法律、法规和具有普遍约束力的规则的透明度；（2）统一、公正和合理的法律实施程序；（3）对相关行政行为独立、客观与公平的司法审查。

[4]在WTO的三个主要协议中都规定了国民待遇原则。见GATT第3条，GATS第17条，TRIPS第3条。

[5]《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5条。

世界经济贸易范文篇7

（一）《保障措施协定》内容分析

《保障措施协定》由序言、14个条款和1个附录组成。该协定第11条第1(a)款规定：“成员方不得对特定产品的进口，采取或寻求GATT第19条所规定的任何紧急措施，除非此类行动符合依照本协定的规定实施该条。”可见，保障协定已经成为实施保障措施的唯一合法依据。下面依次分析其实施的实体与程序等要件。

1.实施保障措施的实体要件。《保障措施协定》第2条第1款规定：“一成员（包括关税同盟）只有根据下列规定才能对一项产品采用保障措施，即已确定该产品正以大为增加的数量（较之国内生产的绝对增加或相对增加）输入其领土，并在此情况下对生产同类或直接竞争产品的国内产业造成严重或严重损害的威胁。”由此可见，采取保障措施的要件包括进口增加、国内产业的严重损害或威胁、以及进口增加与产业损害的因果关系。兹分述如下：

(1)有关产品的进口数量大量增加：包括绝对数量的增加与相对数量的增加。所谓绝对增加，即产品进口绝对值的增长；相对增加是指尽管进口数量的绝对值未见增长，只要进口国国内同类或直接竞争产业生产的产品减少了，相对地也就增加了进口产品。

(2)国内产业的严重损害或严重损害的威胁：此处国内产业应理解为一成员领土内进行经营的同类产品或直接竞争产品的生产者全体，或指同类产品或直接竞争产品的总产量占这些产品全部国内产量主要部分的生产者，其范围广于反倾销协定和补贴及反补贴协定中所规定的产业范围。

所谓严重损害系指对国内产业的情况有全面性的严重损害：而严重损害的威胁，系指对于损害的造成，有明显而立即的可能性(clearlyimminent)。主管机关在决定国内产业是否由于进口的增加而遭受严重损害或有遭受严重损害的威胁时，必须将对所有与产业的有关情况，并属于客观且可以量化(objectiveandquantifiable)的因素加以评估。

(3)因果关系：实施进口保障措施需证明有关产品增加与国内产业严重损害或威胁之间存在因果关系(causallink)。虽然其进口的增加不须为国内产业损害的主要原因，但其他造成损害的因素不得归因于进口增加。

2.保障协定的程序及其它规范

(1)案件的调查。保障程序的进行，通常系基于相关利益方的申请，并且必须经过调查，调查程序包括对利害关系方的通知、召开听证会、利害关系方提出证据、意见及辩论；主管机关应公布调查报告，记载裁决及时与法律争论作成的结论。

(2)临时措施。保障措施原则上必须在最终调查确定后方可实施，但有时情况紧急，若迟延将导致无法弥补的损害的紧急情况下，可以采取临时性的保障措施。其实施要件为：须初步裁定有明显证据显示进口增加；造成严重损害或威胁；采取增加关税税率的方式；适用期限应不超过200天。

(3)实施方式及程度。由于采取保障措施的条件主要在于成员方履行关税减让和取消数量限制义务而导致的国内产业的损害，因而保障措施最常用的方式应为实施数量限制或提高关税，不过，进口国亦有搭配实施关税配额者。

就实施保障措施的程度方面，保障措施以防止或救济严重损害并促进产业结构调整的必要范围为限。若采取数量限制，不得减少进口数量使之低于最近三年期间平均进口水准。

(4)存续期间、延长适用与逐步自由化。乌拉圭回合制定保障措施协定最重要的成就之一，就是为保障措施设定落日期限，以减少一成员将保障措施用作延长国内夕阳产业存续期限的方式。任何保障措施适用期间不超过四年，经过延长不得超过八年（包括实施临时措施的期间、实施保障的最初期间、以及延长的期间）。

保障措施延长适用的前提是进口国主管机关认为有继续保障或救济严重损害的必要且产业正进行结构调整，且措施的延长不得较最初实施期间终止时有更大限制，而应继续放宽。

保障措施实施期间一年以上，应按固定时间间隔逐步自由化。若适用期间三年以上则应在实施的中期以前检查适用情况，在适当情况下撤销或加速自由化。

(5)通知、协商和补偿、报复。实施保障措施的成员方应对有关严重损害或威胁的调查过程、结论和实施或延长保障措施的决定通知保障委员会，各有关成员方应将临时性保障措施的协商结果及时经过保障委员会通知货物理事会。

提议实施或延长保障措施的成员应向对其有实质利益关系的有关产品的出口方提供事先磋商的充分机会，对受不利影响的成员方提供适当贸易补偿，以维持实质相等的关税减让水准及既有义务。若协商在三十日内无法就补偿事宜达成协议，则受影响的成员方在保障措施实行九十日内，在商品贸易理事会未表示不同意的情况下，可以暂停实质相等减让义务，进行报复。

(6)实施保障措施时，必须遵守不歧视的原则，保障协定第2条第2款规定：“保障措施的适用，应不问其产品的来源(irrespectiveofitssource)”，明确肯定保障措施实施的无歧视性，但作为例外保障协定允许进口成员方在特定情况下，以某种歧视性方式分配配额。

（二）农业特别保障条款

农业协定第5条即农产品“特别保障条款(specialsafeguardprovisions)”允许成员方在进口量超过某一触发水平(atriggerlevel)，或进口价格低于一成员公布的触发价格的情况下，课征额外关税。该条款适用于已将非关税措施转换为等效关税的成员。

任何成员采取特别保障措施，应以书面形式通知，应尽可能预先即在采取此类行动后十日内通知农业委员会，凡成员采取此类行动应给予有关国家协商适用这些行动的条件的机会。

（三）纺织品及服装过渡性保障条款

为避免进口成员国某项纺织品及服装进口量增加造成产业严重损害或威胁，纺织品及服装协定(ATC)第6条允许成员国援用具有特定性、过渡性的保障机制(transitionalsafeguard)。

过渡性保障措施与GATT第19条及保障协定最大的不同之一在于实施对象的选择性。纺织品与服装协定第6条第4款规定：“依照本条例所采取的措施，应在成员对成员的基础上实施(onaMember-by-Memberrbasis)”，可见，过渡性保障措施是以歧视原则为指导的，它允许实施对象的选择，而在GATT第19条以及保障协定之下，保障措施的实施必须遵守不歧视原则。

实施过渡性保障措施的方式为限制进口数量，并且采取过渡性保障措施的成员，并无义务对受影响的国家进行补偿。

（四）服务业贸易总协定(GATS)紧急保障措施

GATS第10条第1款规定：“在不歧视原则下，应就紧急保障措施问题进行多边协商。此类协商结果应自WTO协定生效后三年内施行”。此项规定为将来制定的服务业紧急保障制度所设的唯一条件，保障措施必须基于不歧视原则行使。

在服务贸易的紧急保障机制尚未实施前，若发生成员的国内产业由于服务市场开放竞争的承诺而受到损害时，第10条第2项规定了替代紧急保障措施的暂时方式，其方式为准许成员方修改或撤销特定承诺。

二、我国入世后的应对措施

加入WTO在对我国经济带来重要利益的同时，亦会对我国的经济，特别是对我国的产业发展造成相当大的冲击，其冲击不仅涉及面广泛（包括农业、工业和服务业），而且影响程度很深，所以在遵循WTO自由贸易原则开放市场的同时，如何充分利用保障制度这个合法武器为我国产业建立起“安全阀门”，确保经济安全，如何在WTO框架下，汲取美、欧等国家的法制实践，建构起我国的产业保障机制实属必要和紧迫。

（一）健全、完善进口救济的法源依据。《保障措施协定》没有针对每个成员规定具体的实施方式，这就需要各成员在不违反该协定的前提下，由各国国内法加以具体规定，我国应兼顾WTO规则和国家利益，加快我国的保障措施立法，以保护依循明确的实体及程序性规则保障我国的产业，这也是WTO透明度原则所要求的，具体来说其内容主要包括：严格的产业保护程序，如通知、调查、协商等步骤；科学的判断标准，确定国外产品对本国造成损害，需要有一定的标准才能作出判断，如损害认定的考虑因素等；明确执行机构，从国外产业保护实践看，产业保护主要负责部门是该国负责工业和贸易的部门，我国的产业保护机制应以综合经济部门如国家经贸委负责为主，由行业协会、海关、工商等参与配合。申请主体方面，除主管机关得主动调查外，行业协会、产业团体、地方政府均可向主管机关提出。

我国的保障措施立法要涵盖农业、服务业和纺织业等，加入WTO后，我国面对的将是世界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大农业，我国农业产业结构的调整将受到严重挑战；而作为未来经济发展潜力最大的服务业，我国面临的挑战也是前所未有的，所以，针对农业、服务业等产业，依循WTO的特别保障措施制订具体的部门产业保护办法实属必要和迫切。

另外，亦应规定相关的积极调整的补救措施，以协助国内产业在受到外来竞争时，能加速进行调整而恢复竞争力；同时建立进口监视系统，当发现进口有大量增加的情形时，经简单的程序和召开听证会，即可要求与出口国进行协商，这样就防患于未然，变被动为主动，相应地亦要建立起行业报告制度，以便主管机关及时掌握信息。

（二）充分发挥行业协会的积极作用。所谓行业协会，是指“某种产品的国内生产者总体，或其产量占该产品国内产量大部分的生产者团体”，按此定义，一国的行业数量成千上万，而不是我国与部门管理体系相连的为数有限的行业的概念。

保护措施协定规定，进口国只有在通过确定大量进口对产业造成严重损害或严重损害威胁时，才能采取措施限制进口。实际上，单个或几个企业一般是不能提出这种申诉要求的，只有那些产量在该国国内同类行业的生产总量中占有重要比重的产业才有这种行为能力。事实上，要求政府采取保护措施的申诉，大都有国内企业的行业协会或代表提出。从20世纪70年代初期以来，在美国、欧共体及其他一较多使用贸易保护法律的国家中，申诉人绝大多数是行业协会或类似组织，仅此一点可看出行业协会的重要作用。

在开放性市场经济中，行业组织在保护国内产业、支持国内企业增强国际竞争方面具有重要的作用，它能提供WTO所需的有关国内厂商受损的全面、详细、可靠的数据资料。显然，这种工作不可能由一个或几个厂商来完成，政府也不可能及时而详尽地关注每个行业的情况，并对有关行业的情况及时作出全面而详尽的调查。正是因为在这一问题上，单个企业和政府管理部门的作用受到限制，行业组织才能够在各国使用保障条款保护本国产业的行动中起到发动者和提供证据者的重要作用。

（三）积极参与国际竞争、进行产业的战略调整。保障协定第5条第1项规定，保障措施以防止或救济严重损害与促进产业结构调整的必要范围为限。进口救济制度的目的在于贸易自由化的过程中，利用贸易保护措施提供本国产业一暂时的舒缓空间，加速本国产业的调整以提高其竞争能力，使其能与外国产业从事有力的竞争，进而促进其产业升级。对丧失竞争力的夕阳产业过多保护，将无法达成竞争力的维持或提升，将导致贸易及生产活动的扭曲，而使生产者增加其成本。依此，我国应积极参与国际竞争，加速国内产业的结构调整，充分发挥我国的比较利益和竞争优势，创造我国产业竞争优势。

世界范围内的产业结构调整和产业转移，是同世界性的改革开放浪潮，人类社会从工业经济时代向知识经济时代过渡，世界经济一体化不断深化融合在一起的。从一定意义上说，经济发展是通过结构的规律性调整和转移而实现的。在结构调整中，通过技术进步、产业转移、体制和组织创新，一方面淘汰落后的生产力，另一方面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从而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提供动力。我国新一轮结构调整应当有两个基本目标：一是通过“升级型”调整和“适应型”调整，我国经济获得一个时期保持较高发展速度的动力。遵照产业演进的一般规律，大力发展我国的优势产业、劳动密集型产业等；对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进行彻底改造和重组，放弃对大部分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的保护、扶持，采取市场导向，尽快实现跨地区、跨部门和所有制界限的产业重组，做到优胜劣汰，提高竞争能力。

世界经济贸易范文篇8

关键词：国际经济贸易；发展趋势；对外贸易

世界经济一体化，经济的发展重点在于转型，不能因循守旧，一成不变。时代在发展进步，每天均会诞生许多新的事物，因而我国参与世界经济贸易也应在动态中求的发展，最终转变为出口强国，经济强国。

一、国际经济贸易发展趋势

（一）新兴经济发展势头良好。当前国际经济贸易发展的明显趋势之一，即是新兴经济体发展势头良好，经济发展迅速，已然成为世界经济体系中的重要构成部分。长期以来，在世界经济舞蹈上，以美国、日本、欧洲为三个经济主导，三者在世界经济总量上占据了一半以上的分量。作为主导地位，这些发达经济体对相对发展中或弱势的经济体而言，实力小，经济力量，经济渗透力，影响力等等均不能对发达经济体构成威胁。由于世界经济主导在这些发达经济体手中，在客观上极大抑制了第三世界国家及地区的经济发展。作为经济不发达的国家或者地区，在经济贸易中不占据优势，资源输出量大而附加利润值低。产品科技含量不高，大多属于粗放型经济模式。发达国家利用科技、资金优势，在国家贸易中从经济欠发达国家获取了巨大的剪刀差利润，最终结果促进了发达国家或地区经济越发持续进步，而经济不发达国家及地区的经济越发被动、落后。进入二十一世纪，受到世界范围内的经济危机影响，发达国家及地区经济发展速度放缓。由于经济体制已然深入到社会运用的各个环节、领域，因而‘牵一发而动全身’，经济危机对发达国家影响更甚，使其在转变经济模式，调整内部经济刺激点时更加困难。相对而言，不发达或发展中国家多面临的经济危机较小，且其利用‘船小好调头’的优势，积极改革国内经济体系，制定并出台促进经济发展的政策措施，结合本国的优势长处，一举而改变了传统被动了经济贸易形式，在世界经济舞台上变得活跃起来。新兴经济发展势头良好，其总量占据了世界经济总量的一半，与发达国家及地区三巨头经济体持平。（二）多边贸易谈判发展较慢。多变贸易谈判发展缓慢是当前国际经济贸易发展的一个重要趋势。自人类历史进入到世界历史进程后，国际贸易由区域性之间的国与国之间的贸易形式，发展为国家化、全球化的贸易态势，而随着交通、通讯、生产能力、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国家化贸易已然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必然。资本主义时代，倡导无限制的自由贸易，经过资本的疯狂积累后，民族主义的兴起，从自由贸易逐渐过渡为经济保护主义。作为世界贸易的两大主体，自由贸易与保护自由始终是处于对立关系。工业革命以后，世界的政治、经济中心为欧洲，尤其是西欧所占据，而这一平衡的打破，在于日本明治维新后经济的快速发展，及美国独立后的经济大飞跃。在十九世纪末，美国的经济总量已经超过了日本及亚洲国家，在世界舞台上的经济总量比例不断增加。二十世纪初，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受挫，出于自我保护意识的加强，各国之间对自由贸易进行重新的考量，继而对贸易的保护逐渐走向前列。WTO成立后，各国之间，尤其是经济发达国家之间进行了多方的谈判，其目的在于保护自我的基础上寻求到适宜的平衡点，建立贸易秩序，以实现各自利益的最大化。然而，世界贸易组织的谈判并非一路顺利，出发点不同，利益关节不一，导致多变贸易谈判发展缓慢。当前，世界多元化发展，各地区、个国家之间的经济侧重点差距显著，因而多变贸易的谈判也将变得更加困难。即便如此，有一定的国际贸易规则，总比无限制、无规则的经济紊乱更有好处。当前，多变贸易主要围绕农产品、服务贸易、技术发展等方面开展，多方进行综合布局调整从而实现一致性准则。（三）双边、区域自由贸易活跃。当前双边、区域自由贸易活跃，以后还将进一步呈现出发展的趋势。在一定程度上而言，双边、区域自由贸易是源于多边贸易谈判进展不佳，而区域之间谋求经济发展的最佳选择。一国的市场有限，必然需要与他国进行经济合作，从而实现经济的增长。在合作共赢时代，双边、区域自由贸易即是结合双方的优势所长，使经济市场扩大化。双边、区域自由贸易，最早可追溯到英、法之间签订的“科博登条约”开始，继而开启了双边、区域自由贸易的国际贸易发展新途径。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欧洲作为世界大战的主战场之一，一片萧条。百废待兴之际，欧洲各国积极谋求经济发展，利用这一黄金时间，以欧盟的形式促进了欧洲经济的复兴，并成为区域之间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组织。欧盟在起始阶段，属于政治结盟，政治属性远高于经济领域，但随着世界多元化的发展，欧盟也逐渐过渡到经济领域，其重心的转移可从中发现双边、区域自由贸易的活跃及积极作用。二十世纪末，世界上许多发展中国家迎来了经济转型的大好时机，各国依托周边环境开展双边、区域自由贸易。除欧盟以后，也形成了大小不一而形式各异的经济联盟体，如东盟等。我国在改革开放以后，积极进行双边、区域自由贸易，与诸多经济不发达国家及地区进行经济贸易往来，效果显著。印度、秘鲁、智利、巴基斯坦等国家均与我国开展经济贸易合作，以签订协议的形式，组建自由经济贸易区。当前的双边、区域自由贸易，在原有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从整体上看，双边、区域自由贸易结合各国的实际需求，在创造经济价值，促进经济增长方面意义重大。（四）世界服务贸易兴起。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尤其是以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进而推动了服务型行业的快速发育。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世界服务贸易蓬勃兴起，发展到今天，世界父母贸易已然成为国际间贸易不可忽视的重要组成部分。一方面，信息技术的发展，为服务贸易提供了可行性支撑，让服务贸易的深入开展有了坚实的后盾。另一方面，在世界经济贸易体系中，相对于传统型贸易格局，服务贸易在增长比重上大幅度提升，而在经济增长的总量上，服务经济也是发展的最为快速。不言而喻，在今后的世界经济贸易中，服务贸易依然是重中之重，并且已经成为一个国家经济贸易发展水平的重要考量点。服务贸易以发达国家为主，因为发达国家或地区的科学技术实力雄厚，在服务贸易中占据主导的角色，并依托国际服务贸易而获得了高份额的市场利润。随着社会的发展，发展中国家及经济不发达地区，也在积极需求发展国家服务贸易的切入点，积极改革自身经济体系，寻求服务贸易发展的攀升。近些年来，我国加大力量对服务贸易的投入，在通讯、电信、保险等事业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绩。相对于发达国家，我国对外贸易中的服务贸易，仍然在客观上存在差距，如技术含量、运行模式等需要积极调整、优化，以切实发挥出服务贸易的积极效益，并实现国民经济的整体发展。二十一世纪是世界贸易大发展的时代，而环境污染问题也成为时代主题。‘环保’、‘绿色’、‘新能源’将会成为新型行业，并在经济体系中扩大比例，成为主导力量。环保理念的深入人心，对新能源的研发与推广，是全世界的共同发展趋势，也将成为二十一世纪世界贸易经济中的战略性重点所在。

二、我国对外贸易战略选择

（一）更新出口贸易方式。长期以来，我国在世界经济贸易扮演着重要的作用，是当之无愧的贸易大国。但是，我国在世界经济贸易中并不占据明显的优势，因而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贸易强国。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快速发展，在与国际发生经济往来时，我国依托于幅员辽阔、物产丰富的特点，再加上密集的劳动力资源优势，因而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我国特殊的国情使之较为容易的发展成了一套适应于世界经济贸易的制造型产业链条，其出口的产品远销世界各地，因而获得了世界加工工厂的称号。不言而喻，劳动密集型产业，依赖于大量的劳动力，而产品的科技投入、附加价值投入不大，因而这样制造产业的产品，在世界经济贸易中收获的利润较低；与之相反，我国在高科技领域、重工业领域等依赖于向世界发达国家进口，大量的出口与大量的进口，其实质并没有取得优势地位。近些年来，我国人口老龄化趋势明显，而在此情况下，人口出生率却没有显著的提升。我国的人口劳动力资源优势逐渐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人口老龄化压力。此外，随着南亚、东南亚、非洲、拉丁美洲等地区经济的发展，这些区域的劳动力资源更加密集，劳动力成本较低，因而我国的劳动力资源优势也受到极大的调挑战。为此，我国在世界经济贸易中，在对外贸易方面应当更新出口贸易方式。转变以往初级制作业的战略方向，以高附加值、高科技含量为主要突破点，进而转型为集约型经济发展模式。经济的转型，对外贸易的选择，必然是一个较为长久的过程，这涉及到我国内部多重环节，多个维度的转变，如教育投入、政策调整等等。但也只有抢占对外贸易的优势地位，才能赢得对外贸易，乃至整个国家经济的健康发展。（二）实施战略性贸易政策。结合国家的发展所需，在世界经济贸易中实施战略性贸易政策，是当前我国对外贸易的重要取向。事实上，任何一个国家或地区，在对外影响力方面，如政治、经济、教育、理念、旅游、制度等，均不可能也难以做到面面俱到。每个国家、民族及区域，均有属于本地区根深蒂固的特有属性，因而才能具有异于常人的‘标签’。在经济领域同样如此，一国对外贸易经济中，农业、工业、服务业也无法实现全面而高效的覆盖，因而在众多的经济类型中，存在突出的特有优势或特征，而这正是战略性政策的结果所致。比如说，日本在对外贸易中，高科技产品属性十分明显，日本电器行业、汽车行业等，不仅在国际市场上有口皆碑，而且历史较为悠久，具有良好的传统优势及完善的内部制度支撑。美国资源丰富，科学技术十分发达，美国产品科技附加值高，利润差距较一般粗放型经济产品更大。德国工艺精湛，其产品多赋予高度的工艺品质，在对外贸易中十分突出。为此，我国在对外贸易中，必然需要从长远的角度而制定出战略选择。结合当前我国的实际情况出发，应扬长避短，重点突击我国汽车制造、新能源、航空事业等高技术产业。让其从依赖于进口而转变为自给自足，进而到对外出口。国家在政策、资金、技术投入等方面，应加大对这些高科技产业的投入力度，提高知识产权保护，确保这些战略产业得以高效、有序的发展，取得实质性成效。对外贸易特点反应于国家内部经济的力量。厚积而薄发，在发展国家经济过程中，应从教育及科研两大方面入手，形成完备的高科技产业链条，而这一中国特色的产业链条，必然对我国对外贸易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三）积极加入国际谈列。在我国对外贸易的发展过程中，应进一步强化国际谈判，积极加入到国际谈判中。出于自我保护的目的，发达国家在制定贸易规则时，无疑会有所倾向。对于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甚至是经济不发达的国家而言，这样的世界贸易规则自然是不够公平客观。但是，发达国家作为世界经济的主导者，其具有制定游戏规则的权利。在规则之内，发展中国家要参与进来，获得自身的发展，必然需要遵循这一规则。在全球经济高速发展，环保问题日愈严峻的今天，‘低碳’成为发达国家限制或制约发展中国家的有力杀手锏。我国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存在许多不足之处，而产品制造的含碳量高，则是其中难以控制而不得不重视的主要问题。目前世界上大多数发达国家，均对进入本国的产品含碳量作出明确的规定，这一思想被发达国家利用在世界贸易准则中，许多发展中国家因而无法参与到世界贸易体系之内。发达国家利用资本、技术优势，能在相同的条件下产出更加环保的产品，这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是必须经历的阵痛期。我国参与世界经济贸易，一方面固然需要加强对国内经济模式的改革，全面而深入的实现低碳生产、低碳环保的经济发展理念，摒弃传统的粗放型经济，对于‘破坏’大于产出的行业或工厂予以整改、取缔，确保低碳经济的真正落实。另一方面，加强在国家经济贸易中活跃度，参与国际谈判，利用自身优势而获得更多的话语权。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我国经济对是世界经济的重要链条之一，并对世界各个国家、区域均存在潜移默化的影响。在世界经济贸易中，我国还需要强化国际贸易风险意识，规避贸易风险发生，完善贸易体制，进而全面提升或发挥对外贸易优势。（四）着力提升服务贸易发展水平。从当前国际贸易发展趋势看出，服务型产业已然成为国际贸易的重要构成部分，且呈现持续扩大化的发展态势。现代社会，在对外贸易经济中，服务贸易已成为一个国家贸易的集中表现。客观而言，我国在对外贸易中，服务贸易所占比例不大，且发展水平不足，整体上难以形成有效的竞争力。为此，当前我国对外贸易的重点转变方向，即是加大对服务贸易的投入，使其发展成为有影响、潜力巨大的服务型产业。在立法的高度，国家应进一步出具及完善服务贸易法，使对外贸易中服务贸易有法可依，有法可行。服务贸易建立在法律法规的基础上，具备法律的保障，其可行性及发展力量越大。加大对服务贸易的经济投入，如完善贸易结构建设，对基础设施进一步优化，从而为服务贸易构建出良好的外部环境。在原有的传统型服务贸易的基础上，结合实际情况，因地制宜的规划发展战略及具体的发展举措。市场经济时代，垄断式的经济模式必然裹足不前。发展好服务贸易，需要打破垄断，应充分公平的市场环境，吸引更多的资源流入，如人才、资金、思想、商业模式等等。也只有在民主竞争的土壤上，才能确保氛围贸易质量上升到新的台阶。服务贸易不能仅仅局限于一点，应在总体上促使其全面发展，从而达到综合实力突出的良好状态。服务贸易的主体在于服务者，因而加强对人才的培养，素质、技能等方面提升至关重要。在对外贸易中，需严格要求服务型人才的选拨，优化内部管理，以良好的服务质量而获得市场份额。服务贸易出口结构需加以调整，结合国家相关政策对行业进行兼并重组，不断扩大自身规模，增强其服务管理水平。

三、结语

目前，世界各地均在积极找寻合作共赢的伙伴对象，从而实现资源的共享，互动有无，双方共赢。我国在世界经济贸易中也积极扩展与周边国家、地区的经济合作模式，从而在促进内部经济发展，刺激需求等方面取得了良好的成效。我国幅员辽阔，南北东西经济发展水平不一，甚至差距巨大。整体而言，东部沿海一带，地势平坦，经济基础良好，且具备对外交流的优势条件。西部内陆地区，地区广袤但经济发展滞后。不可否认，西部内地经济的增长，在很大程度上依然是粗放型经济，能源、资源的利用率不高、生产力落后且对环境造成的污染十分巨大。国家实现经济的发展，并不是单一地区的经济发展，而是整体经济的一体化发展。为此，我国应深度与港澳台地区加强合作，利用这些经济发达地区的优势长处，以弥补经济落后地区的不足，循序渐进，最终让国家的经济发展程呈现百花齐放的繁荣局面。此外，应正确看待世界经济一体化格局，做好相应的防范措施，应应对经济一体化出现的风险危机，确保国家经济的稳定性、有序性。在经济一体化浪潮中，我国应去伪存真，找寻长久的合作伙伴，建立起良好的合作关系，进而不断提升经济贸易的水平及渗透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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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朱玉荣.国际经济贸易发展与我国对外贸易战略选择[J].发展研究，2013，（1）.

[3]汪晓红.我国国际经济贸易战略与趋势研究[J].中国市场，2013，（46）.

[4]邱王锦.国际经济贸易的发展与我国对外贸易战略分析[J].中国投资，2013，（S2）.

世界经济贸易范文篇9

【关键词】国际贸易;贸易战略;对外贸易

当前，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为更好地应对国际经济贸易变化对我国经济的影响，我们应密切关注国际经济形势，并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从多维度、多方面进行考量，制定出适宜的对外贸易战略。总体而言，我国对外贸易的战略选择，需遵循科学的对外贸易方针，以互利共赢为发展原则，积极拓展对外贸易的领域及深度。

一、国际经济贸易发展趋势分析

当前，国际经济贸易在发展上主要呈现“新经济力量崛起、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区域自由贸易加快”三个方面的趋势。1、新经济力量崛起。在世界经济贸易活动中，长期以来，发达经济体始终占据着主导地位。例如，以美国、日本及欧洲为代表的发达经济体，他们在整个世界的经济贸易中长期占据着主导地位。因此，这些发达经济体在国际经济贸易活动中的一举一动都可能影响世界经济贸易发展未来的走向。然而，近些年来，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快，信息技术的多元化发展，发达经济体的发展速度逐渐缓慢下来，新经济力量开始崛起，并且发展迅速。例如，在进入21世纪后，美国经济增长平均速度为2．2%;欧洲经济平均增长速度为2%;日本则处于萧条发展中。反之，以金砖四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经济贸易活动频繁，经济增长速度很快。可以预见，在未来十年，发展中国家在世界经济中的比重中，很可能趋同甚至超越发达国家及地区在世界经济中的比重。之所以如此看好发展中国家与地区的经济发展，源于三个方面的原因:一是因为发展中国家拥有多项有利的经济政策支撑。二是因为发展中国家拥有充沛的、相对廉价的劳动力支撑。三是因为发展中发展拥有广阔的国内市场。相对而言，发达国际及地区则没有这些优势因素的支撑，而且他们正面临人口老龄化、经济体空心化等问题的困扰，因为他们的经济发展速度受到很大的影响。正是上述多方面的因素共同作用，将助力发展中国家在未来十年赶上甚至超越发达国家及地区在世界经济中的比重。2、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在国家经济贸易中，一直以来并存在着贸易自由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两种既然不同的指导国际经济贸易发展的“主义”。长期以来，贸易自由主义一直占据着上风。在贸易自由主义的倡导下，尤其是世界贸易组织成立后，美国等经济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迅猛，并迅速成为世界经济贸易的绝对主体，并对世界各国的经济发展都有着不同程度的影响。例如，在20世纪90年代，奉行贸易自由主义的美国是贸易自由主义最大的受益者，它在国际贸易中所占的比重远远超过日本及欧洲的大部分区域。但是，在90年代后，随着世界上更多的国家与地区加入国际经济贸易竞争之中，尤其是一些非常具有竞争力的发展中国家的加入，美国在国际经济贸易之中的优势地位受到很大的挑战。再加上美国经济发展中的一些劣势，如人口老龄化、经济发展后劲不足等开始显现，导致在国际经济贸易之中的比重呈现下降趋势。而其他经济发达国家在金砖国际等国际贸易新经济力量的冲击下，也或多或少面临着和美国相同的困境。在此情形下，为确保经济发达国家在世界经济中的优势地位，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开始逆世界潮流而行，开始奉行国际贸易保护主义，以极力维护本国利益，至使在国际经济贸易中，贸易保护主义开始有所抬头，并呈现愈演愈烈之势。3、区域自由贸易加快。在国际经济贸易中，主要存在多边自由贸易、双边自由贸易、区域自由贸易三种贸易形式。在国际经济贸易的前期，多边自由贸易和双边自由贸易占主导。虽然双边自由贸易、多边自由贸易有着一定的缺点。比如双边自由贸易规模相对而言较小，影响力比较弱。而多边自由贸易虽然涉及规模大，影响力也相对较大，但是，因多边自由贸易因涉及多个国家、多个经济体，因此共识不容易达成，谈判进程缓慢。但是，毋庸置疑，无论是双边自由贸易，还是多边自由贸易，都在国际经济贸易中发挥着积极的作用，利于促进世界经济的发展。现在，随着世界贸易的深度发展，除了双边自由贸易、多边自由贸易，当前区域自由贸易发展步伐加快，且区域自由贸易在国际经济贸易中的比重越来越高，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例如，二战后，欧盟的形成带动和促进了整个欧洲经济的发展。以美国及加拿大为主体北美自由贸易区促进了整个北美经济的发展;而以中国为主导的亚太经济组织等则促进整个亚太地区的经济发展。

二、我国对外贸易战略选择

针对当前国际贸易发展的趋势，结合我国实际，我国对外贸易在战略上可以从加强贸易政策、扶植优势产业和大力发展服务贸易三个方面进行。1、实施战略性贸易政策。当前在国际经济贸易中，贸易保护主义有所抬头，导致各国之间的经济贸易竞争愈发激烈。为更好地应对国际经济贸易领域的挑战，我国首先应在政策上制定科学的政策为当前的国际经济贸易指明方向。结合当前我国的实际情况，我们认为在贸易政策上，我国应实施战略性贸易政策。所谓战略性贸易政策是指我们应从战略的高度，在基于全局考虑的基础上，扬长避短，制定我国的贸易政策。对于我国而言，在国际经济贸易中，一方面我国应大力扶植国内新兴产业，助力新兴产业能逐渐在国际经济贸易中取得优势地位。例如，应加大对汽车新能源、航天事业、轮船事业等产业的投入，使这些新兴产业能在良好的政策环境下快速发展，最终成长为具有中国特色的高新技术产业，并在未来国际经济贸易取得占据优势地位。另一方面，我国应加大对优势产业的扶持力度。优势产业是我国的强项，在当前贸易保护主义有所抬头的情况下，我国应进一步加大对优势产业的技术、资金、产品研发、人才培养等方面的扶持力度，以保持我国在国际经济贸易中的地位。2、加强优势产业扶植。长期以来，在我国国际贸易过程中，存在一个极为突出的弊端，而这一弊端无疑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我国的对外贸易发展。产业政策是国际对外贸易的重要衡量点，而我国的传统产业政策覆盖面过广，涉及点过多，从而在表面上看似完备，但却没有突出重点所在。在资源有限的客观情况下，产业政策包含的产业部门过多，使得产业政策的扶植力度普遍大为降低，而真正需要产业政策扶植的重点产业，却因为没有得到实质上的有力支撑从而难以发挥出国际对外贸易的优势、长处。为此，基于我国的国情，应调整产业政策，进一步加强优势产业扶植。选取重点产业进行深入的扶植，以点及面，以优势产业的发展潜力及影响力，循序渐进的带动弱势产业的发展，最终实现整个对外贸易的协调并存。汽车、轮船、航天等产业是当前我国对外贸易的重点扶植对象，因而调整产业政策需有针对性的向这些方面倾斜，使其区别于其他产业而形成优势产业。3、大力发展服务贸易。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农业主导的经济模式逐渐被工业产业所取代，而工业为主导的经济模式在发展过程中逐渐向服务业方向发展。作为第三产业的服务业，不仅是创新经济增长的主要源泉，更是我国对外贸易不可获取的重要组成部分。世界经济一体化的今天，服务业已然成为衡量国家经济发展的重要考量点。为此，在我国对外贸易的战略选择中，需强化如交通运输、旅游、文化等服务业的发展，在此基础上完善与之相配套的其他服务产业，形成涵盖面广泛的新型服务产业。提高我国服务业在对外贸易中的影响力，政府应扩大对服务业的政策、资金等方面的扶植，为服务业在国内的发展壮大创造出良好的环境。作为服务型企业，应深化改革，调整运行模式，以创新、进取为企业的发展方向，不断提升服务质量，从而在对外贸易中获得更大的国际市场竞争力。

三、结语

基于当前国际经济贸易领域呈现的三个方面的趋势，结合我国实际，我国应在贸易政策上加强指引，在产业上扶植优势产业，同时根据国际经济贸易发展的趋势大力发展服务贸易。只有这样不断取长补短，查缺补漏，才能不断增强我国在国际经济贸易中的影响力，切实维护我国利益，促进我国经济长足发展。

【参考文献】

［1］高启辉．关于国际经济贸易的发展以及我国对外贸易的战略选择分析［J］．同行，2016(13)

［2］李文涛．国际经济贸易发展背景下我国国际经济战略的制定［J］．现代经济信息，2016(23)

［3］吴义强．从国际经济贸易角度浅析我国对外贸易的战略制定［J］．时代金融，2016(29)

世界经济贸易范文篇10

（一）有效配置全球资源。世界经济一体化的趋势下电子商务乘势发展，基于良好的世界经济环境以及电子网络技术双重优势下，开展国际与国内贸易活动。最大限度实现世界资源的有效利用，这是电子商务发展在交易便利性方面的优势。同时，世界资源在电子商务发展中，逐渐实现资源配置的合理性。此外，电子商务的兴起，减少交易中间环节，加速世界贸易一体化的发展趋势，也实现企业利益最大化[1]。（二）形成国际经济贸易多元化的发展主体。电子商务的出现在加速世界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实现多元化的世界经济发展方向。同时，世界经济在电子商务发展的进程中，实现电子商务经济以及实体经济的双向发展，使世界经济的经济模式以及经济结构更加丰富，形成多种经济在世界经济贸易中并存的发展模式，促进世界各经济体之间的交流与融合，加速世界经济一体化趋势。（三）有效变革国际经济贸易市场营销手段。电子商务兴起前，市场经营主体仅仅在本国市场开展交易活动，并没有认识到开拓国际市场的重要性，各国在市场经营上也不愿意将大量资金运用于国际市场的品牌塑造。相反，电子商务贸易活动的兴起，让市场经营主体在相对低的经济成本下实现企业主体产品的品牌推广，同时，使电子商务发展的范围更广泛，促进世界贸易繁荣发展。（四）增强国际服务贸易的发展。国际经济贸易的进程已经离不开电子商务的发展，同时，电子商务的高效运行能够为国际贸易的开展提供动力。发展国际贸易能够缩短国家与国家之间贸易的距离，实现一体化的世界服务体系。在此背景下电子商务不断进步，可以实现国家之间贸易的融合，促进世界经济以稳中向好的态势前进。此外，很多大型跨国企业在发展的过程中，与世界经济具有密不可分的关系，世界经济为跨国企业贸易提供良好支撑。所以，国际经济与国际服务都离不开电子商务这个源动力，需要根据电子商务的发展现状，着力研究有效发挥电子商务在国际经济与国际服务中的促进作用。

二、电子商务对国际经济贸易的不利影响

（一）大量税款流失。由于国家与国家之间法律制度上存在一定的差异，给国际间电子商务的发展提供可乘之机，许多企业在纳税的过程中，没有根据国家相关要求执行，以国际之间法律差异为由经常偷税、漏税，造成大量税款流失。电子商务与实体经济不同，其存在一定的虚假性，这一特性为逃避税务部门调查提供了便利。此外，由于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很多电子商务平台提供的发票都是电子发票，电商可以通过计算机技术手段随意篡改电子发票上的数据，从而导致实际应缴税收与税务部门收到的税款不符，严重损害国际利益。（二）增加贸易发展的网络安全风险。社交网站是开展电子商务的主要交易平台，电子商务交易中小额资金交易还是比较安全的，消费者可以通过购买网上保险的方式，保障自身的财产安全。但在现实电子商务交易中有很多涉及大额资金的交易，大额交易尽管购买了保险，网上交易平台也不会全额赔付，给电子商务交易增加潜在风险。基于此导致大型交易很难通过电子商务服务平台开展，形成电子商务交易安全性缺失的现状。（三）加大国际经济贸易发展的道德风险。电子商务的发展为国际之间经济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平台，促进国家间资源配置的效率，形成良好的电子商务发展态势。但是，由于当前网络体系还不够健全，增加了电子商务交易的风险。基于互联网发展，很多消费者已经习惯网上购物的消费模式，但消费者财产安全却受到严重威胁，当前电信诈骗案件明显增多，现实中发生财产损失时，国家之间更多是相互推卸责任，造成电子商务平台自己承受财产损失的情况。此种现象不加以规制，会加重国际贸易道德素质低下的现象，导致电子商务发展寸步难行。（四）提升国际经济贸易发展的法律风险。电子商务在世界范围内开展，往往由于交易行为在交易双方中一方处于合法行为，但根据另一方国家的法律规定却已经违反法律规定。给电子商务的发展带来阻碍，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追其根源，主要是电子商务发展在国际间没有完善的法律制度作为支撑。

三、优化电子商务在国际经济贸易中发展的有效措施

（一）提升电子商务发展的积极性。电子商务的发展对优化世界经济具有促进作用，所以，国际之间都积极开展电子商务活动。在未来国际经济体系中，电子商务一定会占据主导地位，能够有效促进国际间完成交易的速度，在经济贸易便利性不断提升的趋势中，逐渐形成世界经济一体化格局。同时，电子商务的国际化建设中，能够反映出国家技术水平，基于经济一体化背景下，实现国际间技术水平的交流，从而提升电子商务网络交易的安全性。（二）构建全面的电子商务服务基础设施。基础设施建设是开展电子商务服务的保障，因此，各国需要提升对电子商务服务基础设施建设的认识。为电子商务有序开展提供坚实的物质基础，保障国家在激烈的国际市场竞争中占据有利地位，从而不断扩大中国经济体在世界范围内的影响力。（三）完善电子商务国际经济贸易安全系统。开展电子商务最重要是确保网络环境的安全性。发展电子商务项目中，应该提升各国对电子商务安全的重视程度，建立健全的经济安全体系，以此消除网络安全隐患。保障电子商务在安全、稳定的环境中开展，促进世界经济向一体化趋势发展。（四）健全电子商务国际经济贸易法律法规。电子商务发展趋势已经确定，在此进程中国家间交易金额也不断加大，因此，为了保障各个国家的经济利益，应该在国际范围内建立具有权威性的法律规范体系，以此促进双边贸易的顺利进行，克服国际经济贸易法律漏洞。形成规范的国际法律服务体系，实现有效规范国际贸易市场的目标，进而保障国际电子商务在有序的国际环境中发展，促使双方经济效益的最大化。形成新时代电子商务促进国际经济贸易发展的良好态势，优化国际经济贸易的结构，让电子商务贸易成为国际交易的主要形式，促进国际间经济、文化、政治的融合[2]。

四、结论

综合上述文章内容，新时期提升国家在国际经济贸易中的地位，必要强化电子商务发展，需要根据国家电子商务发展的实际情况，制定切实可行的优化方案，保障电子商务稳定发展的同时，促进国家在国际经济贸易中国际地位的提升，从而获得更多有利于国家经济贸易发展的国际资源。

【参考文献】

[1]王远团.我国国际经济贸易如何适应电子在商务的发展[J].经营者,2017,45(36):03-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