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经济范文10篇

世界经济范文篇1

内容提要:本文认为，以往的经济长波理论都不能对1857年以来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长期性波动特征进行完整描述或给予正确解释。本文在马克思《资本论》的基础上，结合大量历史资料和国内外有关经济长波的著作，通过对四种具有内在一致性规律的波动的解析，试图描绘出一幅周期为50年的世界经济波动图卷，进而对世界经济前景进行预测。

关键词：经济危机经济长波经济预测

一．经济长波研究综述

经济长波通常是指经济发展过程中存在的大约周期50年的波动。1925年，原苏联经济学家尼古拉•康德拉季耶夫（NikolaiD.Kondratieff）在其著作《经济生活中的长期波动》中，运用英国、法国、美国和德国等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价格、利率、进口额、出口额、煤炭和生铁产量等时序资料对经济发展中存在的波动现象进行实证研究，最早系统而明确地提出在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过程中存在着长度为48-60年、平均约50年的周期性波动，他认为固定资本的更新是经济长波产生的原因。在此之后，许多经济学家都对现实经济中是否存在长波进行证实与检验，并定性分析经济长波产生的原理。在实证上，最著名的要数麻省理工学院福雷斯特（Forrester）教授所主持的美国系统动力学模型。该模型模拟结果表明经济活动中确实存在着一种交替出现的波动，间隔时间大约是50年，包括10年萧条期，30年技术创新和活跃的资本投资期，以及10年经济不稳定期。福雷斯特认为这种50年左右不断重复的上升和下降的经济活动就是康德拉季耶夫经济长波。在定性分析上，影响最大、居于主流的是以熊彼特（JosephA.Schumpeter）、格•门施（G.Mensch）和范•杜因（J.J.vanDuijn）为代表的技术创新理论。美籍奥地利经济学家约瑟夫•阿洛伊斯•熊彼特在其1939年出版的《商业循环》一书中首次提出技术革新是资本主义经济长期波动的主要诱因，熊彼特用技术革新解释经济长波的理论被后人称为长波技术论。以此为基础，形成了现代长波技术论学派，该学派经济学家强调科学技术对经济发展起关键性作用，代表理论有英国克•弗里曼的劳工就业长波论、美国格•门施的长波变形模式论、荷兰范•杜因的创新寿命周期长波论，其共同点是都把基础技术创新看作产生经济长波的根本诱因。除了技术创新长波论以外，国外许多经济学家也从其它角度对长波的形成进行分析。如罗斯托（Rostow）的相对价格长波论，曼德尔（Mandel）的以分析平均利润率为核心的利润率变动长波论。我国对经济长波理论的研究以赵涛为代表，她的《经济长波论—对资本主义世界经济长期波动研究》是目前国内关于经济长波理论的权威著述，下面援引了该书的一些重要内容：

经济学界一般把1640-1660年发生的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看作是资本主义历史期间的起点。而对于长波周期的划分，一般的说，研究经济长波的学者均认为经济长波运动的起点迟于资本主义历史期间的起点，要从英国进入产业革命算起，时间大致为1760年左右。比如，英国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曲线第一次波动从1760年到1830年，第二次从1830年到1880年左右，第三次从1880年到1930年左右，第四次波动从1930年到1980年（以上端点年份为峰值点）。再如，日本一桥大学经济学家篠原三代平认为“世界经济当然不会是对过去历史的简单重演，但我们暂且假定今后的历史进程同过去是一样的”，他对世界经济周期的划分为：1870-1920，1920-1970，1970-2020，各个时间段分界点都处于世界经济发展的顶峰。又如，美国动态系统模型对美国经济长波的划分是：1830年以前，1830-1880，1880-1930，1930-1973（1973年为应用模型的年份，不是该长波的端点）。

二．新理论范式的建立

首先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谈起，本文力图通过对经济危机的研究，创立一种新的模式，来诠释这种发生在资本主义社会、为期约50年的周期性经济波动。《资本论》指出，社会再生产分为简单再生产和扩大再生产，在扩大再生产阶段，社会化大生产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得以放大，生产力、生产关系不相协调，商品生产、商品消费彼此对立，再生产链条发生断裂：生产难以为继（投资不足），销售困难（“惊险的一跳”—失败了），社会信用爆发危机，出现相对生产过剩，经济整体下滑；经济结构在破坏中得以重建，而伴随着能量释放，将开始新的一轮再生产循环（扩大），这就是经济危机。经济危机的爆发，既在一定程度上调和了上一轮再生产过程中的旧有矛盾，又孕育了下一轮再生产过程中的新生矛盾；危机以后的恢复与重建，不仅是向原有经济规模的简单复归，还是经济结构做出调整以后经济规模的超量恢复，是量的扩大与质的提高，而内生的资本追逐利润的冲动，在经济再次实现繁荣以后，马上使其走向对立。从这种意义上说研究经济危机就是研究经济周期。

赵涛指出，经济危机周期是指资本主义再生产（其物质基础是固定资本的更新）的周期，包括危机、萧条、复苏和高涨四个阶段。危机是周期的基本阶段，它标志着上一个周期的终结和下一个周期的开始。经济危机的根本原因在于资本主义制度本身，在于生产社会化与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形式之间的矛盾。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必然要表现为个别企业生产的有组织性和整个社会生产无政府状态之间的矛盾，以及生产无限扩大趋势和群众购买力相对缩小之间的矛盾，因而市场的扩张赶不上生产的扩张。在经济周期循环中发生的经济危机，主要作用是通过危机暴力破坏过剩生产能力。然而赵涛认为长波周期是和经济危机周期不同的周期，资本主义世界经济运动的长波周期（物质基础是劳动工具系统的更新）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部矛盾运动的周期，包括长波上升波，长波下降波，和大危机三个阶段。大危机的根本原因也在于资本主义制度本身（资本主义基本矛盾），但因为生产力达到新水平，原有生产关系过于狭小，一般性经济危机已无法继续调整经济运行，于是爆发大的危机。

本文认为不能割裂经济危机周期与长波周期之间的联系。既然长波周期是由若干个经济危机周期组成的，那么通过对经济危机周期中危机阶段的研究，以各次危机爆发或终止的时点为分界点来研究长波周期，在理论上可行。本文把世界经济看成一个密不可分的整体，用发展的、联系的观点考察波动，以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同期性经济危机为指标，研究长波周期。

三．定性分析下的长波周期

世界上第一次经济危机1825年爆发于英国。此后，随着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的逐渐形成，世界各国经济危机的爆发也逐渐趋同，1857-1858年爆发了第一次世界性经济危机。由于1857年之前的世界经济正处于发展与趋同阶段，波动缺乏同期性，所以本文选取1857年（含）之后的世界经济，以《资本论》为指导，通过对历次危机（参见文后附表和补充资料）的研究，建立起马克思主义世界经济长波体系。1857年以来的世界经济按波动情况可划分为三个长波，长度各为50年，即1857/1858到1907/1908为第一波段，1907/1908到1957/1958为第二波段，1957/1958到2007/2008为第三波段（包含未来年份，不完整）。如此划分得到的世界经济长波具有以下特征：

一．周期中间年份经济危机爆发频繁，持续时间长，能量释放强烈。在1857/1858到1907/1908这一波段中两端点年份分别只爆发了为期一年的经济危机，而1873-1878年危机（以下所谈危机均指世界性经济危机，个别国家个别年份发生的孤立的经济危机不在本文讨论范围之内）持续了6年，是19世纪影响最为强烈的一次经济危机；1873-1893这20年中危机爆发三次，年份累计12年，而1857-1873这16年中危机只爆发两次，年份累计2年，1893-1908这15年中危机爆发两次，年份累计3年。在1907/1908到1957/1958这一波段中两端点年份分别只爆发了为期一年的经济危机，而1929-1933年危机持续了4年，是20世纪影响最为强烈的一次经济危机；1920-1940这20年中危机爆发三次，年份累计7年，而1907-1920这13年中危机只爆发一次，年份累计1年，1940-1958这18年中危机爆发一次，年份累计1年。在1957/1958到2007/2008这一波段中端点年份1957/1958年只爆发了为期一年的危机，1979-1982年危机持续了3年，是二战以后最为强烈的一次经济危机；1973-1993这20年中危机爆发三次，年份累计8年，而1957-1973这16年中危机爆发一次，年份累计1年，1993-2008这15年中，至今为止，危机爆发一次，年份累计1年（2000/2001）。

二．危机年份具有对称性。在以端点年份为中值的年份两侧危机分布大体对称，危机年份累计大致相同。在1857/1858到1907/1908这一波段中中间年份是1882年，1857-1882年危机年份8年，1882-1908年危机年份9年，其中1957/1958与1907/1908对称，1866/1867与1900/1902大体对称，1873/1878也大体对称于1883/1886和1890/1893。在1907/1908到1957/1958这一波段中中间年份是1932年，以1929/1933大危机为中心，两侧的危机年份也大体相应；但由于一战（1914/1918）和二战（1939/1945）的影响，该经济周期不完整，缺乏足够的或相应的匹配。在1957/1958到2007/2008这一波段中中间年份是1982年，1957-1982年危机年份6年，1982-2008年危机年份4年（目前只发生1990/1993和2000/2001这两次危机），以1979/1982大危机为中心，两侧的危机年份也大体相应。

三．长波周期50年。1857-2007年这150年间，世界经济恰好分成三个波段，前期危机年份加上周期基本等于下期危机年份。比如相邻波段的分界点，从1857/1858到1907/1908再到1957/1958，时间跨度各为50年。但对长波规律而言，时间跨度长达半个世纪，难免受到诸如战争等因素的影响。比如找不到与1866/1867经济危机对应的危机，1890/1893、1900/1902经济危机只能和1990/1993、2000/2001危机对应。此外在1957/1958分界点两侧，各国近似对称的存在着非同步性经济危机。同样在1990/1993经济危机两侧存在两次近乎对称的金融危机，一是1987年全球金融危机，不规则对应1937/1938年经济危机；一是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可以看成是1987年金融危机的延续。

以上表明，确实存在一个统一的世界经济体系，各国之间互相协同，世界经济的发展具有长波特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理论认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是一对辩证关系，它包含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有什么样的生产力就要有什么样的生产关系与之相适应，生产力的性质决定生产关系的性质，生产力的变革决定生产关系的变革；二是生产关系反作用于生产力，这种反作用表现在对生产力的促进和阻碍两个方面。以下本文将引进有关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函数，记作生产力生产关系普适函数，分别求其1-3阶导函数，依次命名为经济繁荣度指标函数、经济增长率指标函数和创新函数，通过定义生产力生产关系普适函数的4阶导数（即创新函数的导数）等于其自身，可以建立经济波动标准方程，求解标准周期，进而扩展出理论中的长波周期。

四．标准周期与长波周期

下面给出第一个函数——生产力生产关系普适函数，记作FC-R（t）=C（t）－R（t），表示生产力随时间变化的函数C（t）与生产关系随时间变化的函数R（t）之差，t是时间变量（单位年），min（FC-R（t））<0表示特定生产能力小于特定生产关系，FC-R（t）=0表示特定生产能力符合特定生产关系，max（FC-R（t））>0表示特定生产能力大于特定生产关系。接下来给出第二个函数——经济繁荣度指标函数（FC-R（t）曲线上各点切线的斜率代表了不同的经济发展状态，斜率越大所代表的世界经济状况越良好），记作FP（t）=（FC-R（t））＇，表示生产力生产关系普适函数对时间t的导函数，也可表示成P（t）=（C（t））＇—（R（t））＇。再给出第三个函数——经济增长率指标函数（FP（t）曲线上各点切线的斜率代表了不同的经济发展速度，斜率越大所代表的世界经济发展的速度也就越快），记作FV（t）=（FP（t））＇，表示经济繁荣度指标函数对时间t的导函数，也可表示成V（t）=（P（t））＇，最后给出第四个函数——创新函数（熊彼特首次提出创新概念，这里借用了这一概念，FV（t）曲线上各点切线的斜率代表了不同的加速度，斜率越大所代表的世界经济发展的潜力也就越大），记作FI（t）=（FV（t））＇，表示经济增长率指标函数对时间t的导函数，也可表示成I（t）=（V（t））＇。定义FI（t）=∫（C（t）—R（t））dt，即创新函数是生产力生产关系普适函数对时间t的积分，也可以表示成FC-R（t）=C（t）—R（t）=（FI（t））＇。叠代得到FC-R（t）=（FC-R（t））（4），这是一个4阶微分方程，特征函数为λ4—1=0，特征根是λ1=1，λ2=-1，λ3=i，λ4=-i，对应的特征解是x1=et，x2=e-t，x3=sin(t)，x4=cos(t),方程的通解为FC-R（t）=c1*et+c2*e-t+c3*sin(t)+c4*cos(t)+c5。因为FC-R（t）是连续函数，FC-R（t）穿越时间轴，在正负值之间不断变化，依据零值定理，FC-R（t）=0有多个解（如果设其周期性有解则更为简化）；不失一般性，选取恰当的初始条件，令c1、c2和c5都为0，剔除趋势变化项和截距项的影响，得到FC-R（t）=a*cos(（t+φ）)，称为经济波动一般方程（这里=1）。

为方便起见，将一般方程标准化为标准方程：令a＝-1，=1，φ＝0，有FC-R（t）=-cos(t)；FP（t）=sin(t)，FV（t）=cos(t)，FI（t）=-sin(t)，标准周期T=2л。在同一坐标下描绘上述4个函数，发现曲线交点在时间轴上的投影(用A2-I2表示)将周期2л等分成8个特征区间。如果令每一个特征区间都恰好包含一个标准周期，周期延宕为16л，大约50年，应设FC-R（t）=8*（FI（t））＇=82*（FV（t））＇＇=83*（FP（t））＇＇＇=84*（FC-R（t））（4），其中8=1/，类似解得FC-R（t）=-cos(0.125t)，FP（t）=sin(0.125t)，FV（t）=cos(0.125t)，FI（t）=-sin(0.125t)，这就是理论上的长波周期。如果令实际周期等于50年（由0.125调整到2л/50，约等于0.12566371），依据前面的划分，初始相位为1857年（=-1857），得到新的正余弦函数（FC-R（t）=-cos(2л（t-1857）/50)，依次类推），在同一坐标下绘出世界经济长波解析简图（如下），其中生产振荡曲线代表新的FC-R（t），景气变化曲线代表新的FP（t），增长波动曲线代表新的FV（t），加速调整曲线代表新的FI（t）。

结合上图，很容易刻画世界经济的长波特征。生产振荡曲线的两个最低点A3（表示1857年以来所有的57/07年时点）与I3（滞后A3约50年）是端点年份，代表min（FC-R（t））<0，既是上一个长波下降的终点也是下一个长波上升的始点，历史数据显示它们是一年期经济危机相位点，世界经济平稳过渡，在这两点生产关系可以最大限度容纳更为先进的生产力；最高点E1唯一（表示1857年以来所有的82/32年时点），代表max（FC-R（t））>0，是当期长波由上升转为下降的转折点，其中A3-E1是长波上升波，E1-I3是长波下降波，在E1点附近世界经济通常会发生剧烈的振荡并爆发严重的经济危机，因为生产力已经最大限度的超过已有的生产关系；C2（表示1857年以来所有的70/20年时点）和G2（表示1857年以来所有的95/45年时点）两点代表FC-R（t）=0，在景气变化曲线上分别对应C1和G3点，C1是世界经济最繁荣点（与篠原三代平对世界经济周期的划分类似），G3是世界经济最萧条点（美国新经济是具体国际环境、战争因素及国内政策综合作用的结果。1989年东欧剧变，1990/1993经济危机及该期间苏联解体，都对世界经济格局造成巨大影响，对美国相对有利；有利因素还包括海湾战争，其意义在于释放美国经济过剩能量，利于美政府发挥引导功能，调整国内经济结构。美国的高速发展看似与其他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不相协调，但就其特殊性而言，并没有改变长波经济的轨迹）。C2-E1-G2是世界经济危机密集段，生产力已经超过生产关系所能容纳的限度，A3-C2和G2-I3是经济危机稀疏段，生产关系可以容纳现有的生产力。

五．世间经济前景展望

如果将1916年、1940年、1950年、1966年以及其他可以根据战争等因素调整的年份视为经济危机在长波周期上的相位，结合相位A3、E1和I3，依据对称规律，可把实际长波周期分成6个长度大约8年（50/6≈8.33）的特征区间。经济危机映射在长波周期上的相位可简写为07/57相位，16/66相位，24/74相位，32/82相位，40/90相位，50/00相位。而理论上长波周期包含8个特征区间，每个区间包含一个标准周期，产生这种差异原因有二：一是实际长波周期和经济危机周期按整数计算，分别是50年和大约8年，理论长波周期和标准周期则是16л年与2л年。一是经济危机周期与标准周期性质不同，标准周期体现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抽象函数关系，经济危机周期体现现实经济周期性能量释放。本轮长波周期将会在2007年结束，下一个长波周期开始于2007年，结束于2057年；未来50年里，2007年、2016年、2024年、2032年、2040年、2050年和2057年都是下一长波的危机相位，预计最严重的危机可能在2032年（E1点）左右爆发，由于2007年是长波周期端点年份，预计世间经济会发生短暂危机（2007-2008为期一年）。

世界经济是一个硕大的分形系统。正如马克思开宗明义，在《资本论》中首先解析商品那样，无论大到跨越国界，还是小到个体之间，相似的经济规律无处不在。虽然从商品中能够抽象出资本主义经济的全部内涵，商品是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全息摄影；但是要描述宏观经济运行状态，只有微观基础还不够，本文运用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透过危机现象研究世界经济长波规律，以期实现对《资本论》内容的补充。由于资本主义制度自身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尽管各国政府都对经济加以干预，但是只能通过国内协调与国际协调，减轻经济危机给社会带来的阵痛，无法阻止经济危机的到来。世界性经济危机只有在对资本主义制度进行根本性调整，社会主义在全球取代资本主义的地位以后才可以真正消除，预计2107-2157年之间，世界将正式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并在2207年以后最终进入社会主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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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执中：《战后资本主义经济周期史纲》，世界知识出版社，1998年第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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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经济范文篇2

1.东南亚地区经济普遍放缓

东南亚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大多具有出口导向型特征，且出口市场主要集中在美国和日本。自2000年下半年以来，美国经济增速骤降，股市暴跌，特别是高技术股的暴跌，使企业商业投资赢利预期降低，这不但影响了企业的设备投资，还影响了个人消费。美国内需不振，进口需求减少，导致东南亚国家和地区出口下降较多。刚刚摆脱金融危机的东南亚经济又面临着新的考验。

2.拉美经济面临严峻形势

新世纪伊始，拉美地区经济即遇到严重困难：外贸出口萎缩，生产下降，失业率攀升，经济增速放缓。

拉美地区经济下滑的主要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受世界经济增长放缓的连带影响。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鉴于美国和西欧经济增速明显放慢，日本经济仍处于停滞状态，大大减少了对拉美国家的出口产品需求，从而导致拉美出口急剧下降，并严重影响该地区各国的经济发展。其次，美国"9·11"事件使拉美经济雪上加霜。"9·11"事件对拉美经济产生了十分不利的影响，其中同美国保持最为密切贸易关系的墨西哥和中美洲国家，以及以旅游业为主的加勒比国家受到的负面影响最大。此外，沉重的外债负担制约着该地区经济的发展。目前，拉美国家外债已超过7500亿美元，每年用于支付外债的资金就近1500亿美元，相当于本地区年外贸收入的三分之一。

3.非洲经济前景看好

非洲经济尽管受到全球经济不景气的影响，但由于一些非洲国家经济状况明显好转，2001年整个非洲经济仍获得增长，经济增长率达到3%。博茨瓦纳、喀麦隆、莫桑比克、坦桑尼亚、乌干达等国采取了一系列宏观经济调整政策，努力改善产业结构，增加吸引外资的投入，使得这些国家的经济增长率超过整个非洲3%的平均增长率。

但是，目前非洲经济也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必须尽快结束战乱，加快经济改革步伐，改善投资环境，提高国民教育水平，消除贫困。战乱和政局不稳定是制约非洲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一些非洲国家由于战乱不断，不仅影响了这些国家的经济发展，也拖了整个非洲经济发展的后腿。

二、美、欧、日经济现状及发展趋势

因此，美国已经持续了10年的经济增长和“一高两低”的经济状况不会无限期延续下去，经济周期的变形不等于经济周期的消失。实际上，从2000年下半年起，美国GDP增长的速度就放慢，2001年第一季度虽然仍有1.3%的增长，第二季度却急剧下滑，第三季度急剧滑落至-1.1%，这是自1993年第一季度以来美国经济首次出现萎缩，也是1991年第一季度以来最大的下滑降幅。

尽管目前美国经济面临着诸多矛盾和缺陷，但由于美国占据着多项高科技，特别是信息、网络技术的制高点，再加上20世纪90年代以来宏观政策调控更趋成熟，美国又具有优于其他国家的资源优势、市场优势、金融优势、地缘经济优势，以及灵活的企业机制和较强的对外转移危机的能力等，预计美国经济将于2002年后复苏。

2.日本经济现状及发展趋势

二战后，日本经济经历了恢复时期和20年的高速增长，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日本制造业的总体竞争力一度超过美国，日本的国民生产总值由20世纪50年代初约相当于美国的6%上升为90年代初的66%，日本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经济大国。

然而正是在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日本经济达到高峰的同时，其经济泡沫也达到了顶点。泡沫经济的崩溃使得在此之前大量贷出资金的日本银行陷入巨额坏账的泥潭而不能自拔，并使日本经济在90年代以低于美国经济增长率2个百分点的劣势陷入经济停滞，这是日本战后以来最严重的经济衰退。

日本经济目前的困境是由多方面原因造成的，既有国际环境趋紧、出口下滑的直接原因，也有10年来扩大内需政策未见成效、各种矛盾累积的政策后果。

关于日本经济的增长前景，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发表的报告称，由于存在着“惜贷”与扩大投资、消费的矛盾，巨额财政赤字与扩张财政政策的矛盾，结构调整与失业率增高的矛盾，官僚垄断与提高效率的矛盾等四大矛盾，日本经济真正摆脱困境尚需时日。

但应当看到，由于日本拥有雄厚的制造业基础，其GDP居世界第二位，人均GDP居西方七国之首，是世界最大的贸易顺差国、外汇储备国和债权国，未来日本经济尽管不大可能再现以往的高速增长，但其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仍举足轻重。

3.欧盟经济现状及发展趋势

欧盟经济增长的基本面是稳定的。目前，欧盟经济从总体上看状态良好，除对外贸易下降外，投资、消费以及通货膨胀率、就业率和财政金融等各项经济指标基本保持在正常水平。2001年欧元区的经济增长速度达到2.4%，在世界三大主要经济体中，其增速是最高的。

欧盟各国的结构性调整为经济增长提供了稳定框架。近年来欧盟在税收、福利、医疗、就业等方面纷纷开始改革。2000年普遍进行的税收改革，给经济增长助了一臂之力。同时，欧盟国家的养老金制度改革也在加紧进行。据欧盟一个研究机构预测，仅减税一项就将使欧盟从2001年起每年拉动0.5个百分点的经济增长。

欧元的经济货币联盟效应发挥了积极作用。2001年以来，欧元对美元汇率基本上稳定，欧元经济货币联盟所起的稳定作用不能低估。欧元的启动消除了欧元区内的汇率风险，增加了价格透明度，有利于投资和金融市场一体化，从而对欧盟成员国的经济协调发展起到保护和促进作用。

受世界经济增长下降影响，欧盟经济增长放缓。受美国经济急剧减速和世界经济增长降温的影响，2001年欧盟各国的经济增长势头都有不同程度的减弱。欧盟经济尽管保持增长，但增长放缓，并一再低于市场预期。

2002年1月1日，欧元正式上市流通，欧盟经济一体化进程加快。尤其是近年来欧盟加紧了内部建设，推行机构改革，统一税率，扩大欧元区，强化成员间的合作，因此，从发展的角度看，一个实现了统一市场、统一货币的欧盟经济，将逐步形成挑战美国经济“一超”地位的强极，并将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有力支撑。

据欧盟委员会公布的最新预测，随着减税措施的采取，企业的增长潜力得到发挥，劳动力价格相应下降，加之欧盟经济不存在固定资本投资和库存过剩的问题，也没有受经济周期性因素的影响，预计2002年欧盟经济增长率将达2.9%。

三、世界经济形势变化对我国经济的影响与对策分析

在美国经济急剧减速并导致全球经济增长放慢的环境下，我国对外经贸将面临如下挑战：

第一，出口减少，经济增长对内需依赖增大。美、欧、日三大经济体同时陷入衰退，这从1975年以来尚属首次；另外，我周边地区经济增长也大都放慢，这对中国经贸发展必然产生重要的影响。2000年我国对美、欧、日的出口额超过1400亿美元，占全国出口总额的55.6%；同年我国对韩国和东盟的出口额近400亿美元，占全国总出口额约15%。2001年头7个月我国出口增长率从2000年同期的35.8%降到8.5%，即回落27个百分点，据估算，每减少一个百分点就意味着10多亿美元的损失。随着我国经济的出口依存度从1980年的8%提高到2001年的23%，世界经济放慢导致我国出口减少，无疑会加大我国经济增长对内需的依赖。

第二，经济不景气往往导致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由于美国称中国已成为其最大的贸易顺差国，我国产品可能成为美保护主义的重点针对目标。

第三，美国经济形势对我国在美通过贷款、债券及发行股票等渠道进行筹资将产生不利影响。但与此同时，国际资金流动可能对中国引资有利。美经济下滑导致企业对内投资减少，大量资金向外寻找出路，中国如能抓住机遇，则可变不利为有利，吸收更多外资。

在全球经济放缓的情况下，我国应采取以下应对措施：

第一，要加强宏观调控，继续通过积极的财政政策和扩张的货币政策刺激内需，并深化国内消费、投资和技术增长的体制结构。

第二，在外贸方面，继续采取退税等措施鼓励出口，适当调整出口产品方向和结构，并提高我出口产品质量和竞争力。

世界经济范文篇3

美国经常项目巨额赤字的原因。美国经济主要靠消费拉动，近年来这一倾向被不断强化。20世纪80年代，美国消费占GDP的比重为67％，2005年达到72％。与此相对应，美国储蓄率急剧下降。1995年美国个人储蓄率为4％—5％左右，2004年下降为0．2％，2005年为负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认为，全美储蓄率下降是造成经常项目逆差的主要原因。由于过度消费、储蓄不足，美国必须吸收国外储蓄以维持本国经济增长，从而形成巨大的经常项目赤字。

亚洲国家和地区经常项目大量顺差的原因。多数亚洲国家和地区选择了出口导向的经济发展战略，这一战略在促进经济增长的同时也抑制了国内的消费需求，形成了过高储蓄和巨额经常项目顺差。而且，受亚洲金融危机影响，不少亚洲国家和地区一方面采取了谨慎的国际资本管理战略，从国际资本市场的净借款者转为净放贷者；另一方面努力降低国内投资支出，并通过高利率吸引国内储蓄，从而使其储蓄大大超过投资。

国际分工格局的变化及其影响。20世纪90年代以来，经济全球化进程加快，生产要素跨国流动的趋势进一步加强，从而改变了传统的国际分工方式，即从主要使用本国生产要素进行生产并出口，发展为某些生产要素在一些国家集中并面向世界生产的新格局，表现为跨国外包发展和全球供应链延长。国际分工格局的变化，使世界各国对其比较优势进行了重组，劳动密集型生产和服务通常转移到劳动力成本较低的国家，包括多数亚洲国家和地区；美国等发达国家主要向国际市场提供资本密集型产品和服务，这些产品和服务会创造出新的就业机会和新的出口优势。但这两个周期通常是不同步的，尤其是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品的开发需要一个过程，表现为技术创新周期。这样，各国比较优势的显现，包括新的出口和就业机会的出现就具有不同步性。当亚洲国家和地区的比较优势体现出来而美国的比较优势还未充分体现出来时，或者当美国的比较优势体现出来而亚洲国家和地区的比较优势还未充分体现出来时，就会出现双方的贸易差额或经常项目差额。

失衡将在一定时期内存在

引起世界经济失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复杂的。通过宏观政策调整，可以将经常项目差额控制在一定的限度内，但很难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从表面上看，可以通过利率政策调整一国的储蓄率，但实际上，无论是美国提高储蓄率还是亚洲国家和地区降低储蓄率，都需要一个较长的过程。因为储蓄率不仅与利率水平有关，还涉及一国经济和文化传统，以及人口的年龄结构和劳动生产率水平等。

利用汇率调整也许是最容易的，只要美元贬值（其他货币相对美元升值），就可能减少美国经常项目赤字。但美元相对于欧元、日元等主要货币贬值相对容易，相对于亚洲国家和地区货币贬值则是一件困难的事情，它远远超过了宏观经济政策操作所能达到的范围。即使亚洲国家和地区货币汇率能够自由浮动，其作用也是有限的。第一，单个亚洲国家或地区的货币升值只会改变美国进口商对进口地的选择，不会改变整个亚洲在新的国际分工格局中的地位。第二，亚洲国家和地区的货币升值不可能在短期内改变亚洲的高储蓄传统和消费习惯。第三，亚洲国家和地区需要贸易顺差。对于那些实行出口导向型经济增长模式的国家和地区来说，较快的出口增长意味着较高的经济增长；对于那些饱受亚洲金融危机之苦的国家和地区来说，较高的出口增长率意味着较大的外汇储备规模。从某种意义上讲，亚洲国家和地区的这种“顺差饥渴”和“外汇储备偏好”，可能会伴随其整个赶超过程的始终。

宏观经济政策调整可以限制失衡

通过宏观经济政策（包括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调整和经济制度改革（包括汇率制度改革），虽然很难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但可以将世界经济失衡控制在一定限度内，避免演化成金融危机，从而为解决这一问题赢得时间。

就财政政策来说，经济学界基本达成了以下共识：美国要降低经常项目逆差，首先应采取紧缩性财政政策，抑制需求的过快增长，减少进口。有关数据表明，美国已经有所行动。在2005财年中，美国财政预算赤字下降为3186亿美元，为2002年以来最少的一年。

从货币政策方面看，2004年6月份以来，美联储持续17次提高基准利率，目前美国联邦基金利率已经上升到5．25％。较高的利率水平有助于抑制过度消费。

在亚洲方面，亚洲国家和地区经济制度改革取得了重大进展，汇率制度的灵活性有所增强。许多亚洲国家和地区正在进一步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扩大内需。此外，前些年由于日本和欧洲经济持续低迷，亚洲国家和地区的贸易顺差主要由美国市场吸收，表现为美国经常项目赤字。随着日本和欧洲经济复苏，这个问题将会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

目前的失衡是一种动态均衡

从理论上讲，不平衡是绝对的、常态的，平衡是相对的、暂时的。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在任何时间都保持国际收支平衡，一些国家的国际收支赤字必然同时表现为另外一些国家的国际收支盈余。

从现实出发，就美国与亚洲国家和地区的贸易关系看，失衡是比较严重的。但在短期内，由于这种失衡表现为动态均衡，因而呈现出一种相对的可持续性：第一，在国际分工新格局中，美国相对充裕的资本和技术与亚洲国家相对丰富的劳动力资源的组合

世界经济范文篇4

原苏联经济学家尼古拉·康德拉季耶夫1925年提出的经济长波理论，把经济长波分为上升期和下降期两个阶段，每一阶段分别为2030年。尽管此后长波理论各学派对经济长波不同阶段的划分及其作用有不同的观点，但从18世纪末以来出现的四次经济长波中我们可以发现历次经济长波上升期都是世界经济发展的“黄金时期”。

第一次世界经济长波上升期出现在1795至1825年。在此次上升期中，发端于英国以蒸汽机为代表的基础技术创新，推动了纺织和运输等新兴产业的出现，在这些新兴产业中纺织业增长最快，成为当时最为成熟的产业。由于生产力变革首先发生于英国，英国经济发展速度最快，并迅速成为当时的世界经济中心。

第二次世界经济长波的上升期出现在1850至1873年。冶金技术的发明和应用使当时的英国率先进入钢铁时代，钢铁制造业的比重大幅攀升，成为推动当时世界经济发展的主导行业。随着世界产业结构空间布局的进一步调整，产业现代化运动在世界许多国家兴起，一些经济发展缓慢的国家先后实现了经济起飞，在这次上升期中美国是最大的受益国，其经济实力接近并超过英国，世界经济重心由英国向美国转移，世界经济格局也由此发生重大转变。

第三次世界经济长波上升期出现在1890至1913年。电气、汽车制造等技术的创新不仅使电气、汽车和化学工业快速发展，而且也推动了工业化国家产业的升级，并最终把汽车工业培育成当时的主要产业。产业结构变化导致企业组织形式发生改变，垄断财团成为当时企业主要的组织形式，垄断财团的出现标志西方私人垄断资本主义的形成，美国最早进入私人垄断资本主义时代，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中心。在美国经济发展的推动下，特别是随着技术和产业向经济发展相对落后国家的转移，加拿大、日本和德国等欧洲国家也进入资本主义重工业和化学工业发展时期。

第四次世界经济长波的上升期发生在1945至1973年。这一时期科技创新来源于更多的领域，电子计算机、生物、航天和新材料等领域新技术的创新和应用，促进产业结构更加优化，产品向“高、精、尖”和“轻、小、薄”方向发展。在西方工业化国家相继进入国家垄断时，世界经济重心也向多极化方向发展，“美、日、欧”三足鼎立的经济格局初步形成，广大发展中国家在走上经济独立自主发展道路的同时，根据此次经济长波上升期世界经济的发展特点，适时地制定正确的经济发展战略，以亚洲“四小龙”为代表的国家和地区实现了经济腾飞，成为新兴的工业化国家。

尽管在历次经济长波中经济发展相对落后的国家进入上升期的起点不尽相同，但那些在经济长波中经济快速发展的国家都有一个共同特点，那就是都能根据世界经济的发展趋势和本国经济发展的实际条件，适时地调整本国的经济发展战略。只有那些对本国经济发展战略进行适时调整的国家，才能抓住技术国际移转、产业结构空间布局重新调整的机遇，加快本国生产组织和经济制度的创新，从而实现本国经济的跨越式发展，这就是为什么在历次经济长波中只有少数国家才能利用经济长波中的有利国际经济环境推动本国经济迅速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

第五次世界经济长波的上升期正逐步形成

尽管学术界对第四次世界经济长波终点和第五次经济长波起点的时间尚有争议，但我们认为第五次世界经济长波应起始于20世纪90年代末，也就是说21世纪头20年是第五次世界经济长波的上升期。

第一，从世界经济增长变化的时间来看，20世纪90年代末应该是世界经济发展的转折时期。世界经济自1973年以来遭遇一系列事件，如经济“滞胀”、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拉丁美洲债务危机、日本“泡沫经济”破灭、苏东集团解体等的冲击后，经历了20世纪70年代中期的经济停滞、80年代的低速经济增长和90年代初的世界性经济衰退，低速增长的时间已持续20多年，这个时间数字和长波下降期的时间数字基本相符，过去的20多年可以认为是第四次经济长波的下降期。但随着美国“新经济”的出现，世界经济的总体发展逐渐好转，20世纪末和21世纪初应该是世界经济发展的转折期，即第五次经济长波的起始时期。

第二，生产技术和经济制度在20世纪90年代末发生的一系列改变，为世界经济的持续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20世纪90年代以来，以智能信息技术、生物工程技术等为代表的新一轮基础技术创新，导致了一大批新兴产业部门的出现，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这些新技术和新产业国际转移的速度日益加快，与之相适应，企业组织形式也发生重大变化，跨国公司战略联盟等跨国垄断集团成为企业生产组织和管理的重要形式。跨国垄断集团的产生使西方国家进入国际垄断资本主义时代，特别是基础技术创新“领头羊”的美国，在全球范围内推行“经济霸权”，并以信息技术产业为依托，以全球为资源、生产和销售地点，进行生产要素的全球化配置，从而推动长达近120个月的“新经济”增长，引发了第五次世界经济长波上升期。

第三，20世纪90年代以来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和国际经济关系的逐步改善，为技术和产业的国际转移带动世界经济发展提供了便利。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市场经济在全球范围的推行，国际经济交往的壁垒不断撤除，为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提供了条件。同时，国际经济组织的功能日渐完善，对国际经济关系的协调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市场经济制度全球化和国际经济协调制度的健全为经济长波的国际传递，特别是技术的国际转移和产业结构空间布局的重新调整提供了条件，也为其他国家利用技术的国际转移和产业结构空间布局重新调整机遇来发展经济提供了基础。

第四，从世界经济增长的现实和趋势来看，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世界经济长波上升期已初现端倪。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统计，1996年到2000年世界经济的增长速度分别为4.1%，4.3%，4.6%，5%和4.7%，世界经济进入了一个增长相对平缓的时期。虽然2001年世界经济出现了“增长性衰退”，增长率为2.2%，但2002年世界经济又有所恢复，增长率达到2.8%，2003年经济增长达到3.8%，2004年经济增长速度将上升到4.1%，世界银行认为2004至2008年世界经济年均增长可望达到3.2%，以上这些数据表明世界经济长波的上升期已在逐步形成。

第五次世界经济长波给我国发展带来的战略机遇

21世纪头20年既是第五次世界经济长波上升期，也是我国经济社会面临的重要战略机遇期。随着新技术的产业化和技术国际转移的加速，产业结构在世界范围的空间布局将会重新调整，这些为我国的经济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战略机遇。

第一，为我国引进技术和大力发展生产力提供了新机遇。第五次世界经济长波上升期处于信息经济和知识经济时代，基础技术创新主要表现在智能信息技术和生物工程技术等方面。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这些技术首先在一国发明和应用，但随着技术产业化的成熟和产品的标准化，这些技术逐步通过国际技术贸易或国际投资转移到其他经济技术相对落后的国家。在这种情况下，未来的世界经济长波上升期为我国充分利用和吸收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大力发展先进生产力提供了重要战略机遇。

第二，为我国产业结构优化和产品升级换代提供了有利时机。当技术发达国家新兴产业发展成熟而行业利润不断下降时，这些国家为了保持行业的高利润就会进行产业国际转移，在世界范围内对产业空间布局进行重新调整。在经济全球化快速发展和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对外开放进一步扩大的情况下，世界产业结构空间布局的重新调整对我国国内企业利用本土比较优势，参与国际生产过程或生产环节，提高我国产品国际竞争能力提供了契机。

第三，为我国经济制度的完善提供了示范作用。在历次经济长波中一些国家之所以能抓住上升期所提供的机遇，原因之一就是它们能在生产关系上作出适当的调整，从而保持新生产力的活力。20世纪90年代以来，特别是在这次经济长波上升期中，西方发达国家经济制度和企业组织结构的变化与调整，对目前我国正在进行的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和企业组织（如公司治理结构）设计具有重要的借鉴和启示作用。

第四，为我国进一步利用经济长波上升期所导致的世界经济重心转移而带来的区位优势提供了机遇。20世纪80年代亚太地区就进入了经济持续高涨时期，尤其近年来亚洲经济发展中“中国因素”凸现，中国成为东亚经济增长最强劲的国家，也是世界经济中持续增长的国家之一。随着第五次世界经济长波上升期的出现，世界经济重心向亚太地区的逐渐转移，为我国进一步在亚太地区发挥区位优势以带动我国经济快速发展提供了重要机遇。

如何紧紧抓住世界经济长波上升期这一重要机遇期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增长势头良好，社会全面发展。在现有基础上要进一步推动我国经济快速发展，在21世纪头20年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就必须紧紧抓住我国面临的第五次世界经济长波上升期这一重要战略机遇。

首先，要抓住本次经济长波中技术国际转移的机遇，根据世界科技发展趋势，适时调整我国科技发展战略，进一步完善我国科技创新体系，加大对科学技术研究开发的投入，积极促进科学技术的商业化和产业化，特别是把国外技术引进与我国生产技术开发结合起来，大力发展我国新兴生产力，促进我国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

其次，要抓住本次经济长波中产业国际转移的机遇，根据世界产业的发展趋势，适时调整我国产业发展战略，在大力发展我国先进生产力的同时，积极推进我国现有产业布局和结构的战略性调整，特别是要把我国利用外资方式的战略性调整与我国产业结构的战略性调整结合起来，充分运用以信息技术为代表的科技革命成果来改造和提升我国传统产业，大力发展新兴产业，促进各产业协调发展。

世界经济范文篇5

一、发达经济体及新兴经济体的经济走势

(一)欧盟经济陷入衰退的概率提高

众多组织和机构形成的共识是，欧债危机的发展态势是决定2012年世界经济形势走向的关键因素。欧元区国家是欧盟的主体，解决好欧元区的问题是欧盟面临的重要任务。为缓解欧洲银行体系面临的巨大流动性压力，欧洲央行救援欧债危机的力度在不断加大，在2011年11月和12月连续两次降息。2011年12月8日欧洲央行议息会议决定下调基准利率，即主导再融资利率、边际贷款便利利率、存款便利利率分别下调25个基点至1%、1.75%和0.25%，从而使基准利率再度回到1999年以来的历史最低位［1］。这说明欧洲央行对经济陷入衰退的担心超过了对持续高通胀率的担忧。化解欧债危机需要庞大的资金，但在欧元区缺乏明确救助机制的情况下，外部资金介入的意愿并不强烈。随后的演变方向，可能是重债国必须使用大力度的财政紧缩方案，而这势必加大将已经疲惫的欧元区经济拖入衰退的风险。2011年，中欧贸易额突破5000亿美元大关，欧盟成为我国第一大进口来源地。欧盟经济如出现大幅衰退，将影响我国对欧盟的出口以及整体经济的增长，但与此同时，欧盟的资产价格也会进一步下跌，从而为中国企业收购“质优价廉”欧洲资产提供难得的机遇。对于欧债危机产生的原因，学术界有很多观点和看法。我们认为，部分欧盟国家弱小的经济实力、国家财务造假的隐患、欧元区的体制弊病、普遍的高福利制度及其带来的企业员工慵懒的工作态度，共同造就了这场危机。可以说，这场危机表面上是金融与财政危机，本质上是经济发展方式的危机。欧盟的经济发展方式面临三个深层次的矛盾。一是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矛盾。实体经济是人类经济活动的基本形式，虚拟经济是在实体经济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新兴形式。虚拟经济尽管具有相对的独立性，但只能在服务实体经济的同时实现自身的发展。说到底，价值是最终由实体经济创造的，虚拟经济发挥的只是辅助作用。欧盟虚拟经济的膨胀导致其日益背离实体经济的需要，并为经济危机的爆发埋下祸根。二是公平与效率的矛盾。“公平与效率”是人类经济生活中的一对基本矛盾。效率是经济发展的基础，公平是经济发展的目标，只有把两者关系处理好，才能对经济发展发挥交互正向作用。由于人类资源具有稀缺性特征，所以公平的实现必须建立在资源有效配置的基础上。欧盟国家长期通过扩大债务的方式维持高水平的“公平”，导致了经济效率的降低。三是权利与义务的矛盾。权利和义务在结构上是对立统一的，在功能上是互补互促的，两者的存在和发展都必须以另一方的存在和发展为条件。两者的关系如果出现扭曲，势必对经济发展造成负面的影响。欧盟社会的高福利特征，使得相当大的群体过分强调享受经济发展的权利，但同时不愿承担发展经济的相应义务，导致欧盟经济发展缺乏足够的推动力。总之，欧盟经济面临的问题是长期因素作用的结果，不能依赖短期的办法解决。我们认为，欧盟经济的全面好转需要进行有效的体制变革，这可能需要一个较长的时间周期。

(二)美国和日本经济有望实现缓慢复苏

美国经济面临着由来已久的债务问题，而且面临着失业率居高不下和通胀率上升的影响，但相比欧元区情况好一些。由于美国既拥有独立货币政策和汇率政策，又掌握世界最强货币美元的发行权，采取量化宽松政策等工具的余地较大，因而2012年再次陷入衰退的可能性较小，总体有望实现缓慢复苏态势。2011年一季度至三季度，美国季度GDP环比增长率保持了上升的势头(见图1)。相比欧洲，美国有条件提高联邦政府举债上限，为实施刺激性财政政策创造新空间;有条件在货币政策方面继续保持宽松态势，并通过美元贬值来转嫁国家债务，尽管这会面临美元信誉损害的风险。未来美联储仍有采取其他措施进一步放宽货币环境的可能性。对于日本经济2012年的走势，日本各界多持悲观观点。日本民间经济智库大和综合研究所首席经济学家熊谷亮丸在最新一份经济预测报告中认为，2012财年度(始于2012年4月)，日本实际GDP增长率为1.8%，相对2011年11月份的预测下调0.8个百分点。熊谷总结称，2012年日本经济存在三大风险因素:第一，核电站全部停运将导致电费上涨15%至20%，对实际GDP的影响超过1%;第二，全球金融市场动荡导致日本经济下行;第三，日元汇率持续坚挺将压迫日企利润和出口增长［2］。我们认为，从整体看，尽管日本仍面临欧债危机导致外需疲软、日元升值和内生增长动力不足等挑战，但日本制造业在开拓新兴经济体市场方面仍有潜力，日本GDP增速应该不会低于2%。在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的背景下，中美两国经济相互依赖程度很高。由于美国不断通过货币贬值、发新债偿旧债等方式提振本国经济，而中国持有巨额的美元外汇储备和美国债券，因此中国利益面临着很大的威胁，而且中国对美国的出口也在人民币升值及美国提高贸易壁垒等因素的影响下面临很大的压力。但从大局判断，中美两国都深知发展互惠互利的经济关系符合两国的根本利益，合作仍将是两国经济关系的主流。中国和日本是同属东亚地区的世界重要经济体，经贸关系具有很强的互补性和极强的依存度。面对复杂的国际经济环境，日本经济的复苏在很大程度上需要得到中国市场的巨大牵引，同时中国经济的健康发展也需要日本经济的繁荣。因此，尽管中日经济关系还存在一些摩擦和分歧，但中日两国已深深认识到，加快推进以区域经济一体化为核心的合作是促进双方经济繁荣的保证。据此我们认为，中日两国2012年将在合作方式、合作领域及合作机制方面取得新的突破。

(三)新兴经济体仍将保持较快发展态势

进入21世纪以来，新兴经济体快速崛起，并一直高于发达经济体的经济增长速度。2011年新兴经济体经济增长速度有所减缓，但仍保持快速发展态势，并远高于发达经济体。国内外各机构预测数据显示，2011年中国GDP仍将以9%左右的增速位居世界首位。2012年，随着发达国家经济形势恶化以及国际资本市场大幅震荡可能性加大，新兴经济体面临出口压力加大和经济增速放缓的风险，但新兴经济体的财政状况普遍显著好于发达国家，有可能会进一步刺激内需，因此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等组织仍预测了6%以上的较高增长速度，这是遏制全球经济萎缩的重要力量。受世界经济减速的影响，中国经济在2012年可能也出现一定回调，但我们判断，相比其他国家，中国经济仍然会保持高速的发展，这是由中国的现实国情决定的:一是中国地大、人多，发展层次低且不平衡;二是在中国的个人和组织都存在极高的致富欲望;三是GDP依旧是决定中国干部升迁的硬指标。具体说，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方面，原有推动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因素依然存在。由于中国各地区发展不平衡，所以经济增长的空间依然很大;由于中国人口多，所以市场需求依然很大;由于中国经济发展层次低，所以中国还将持续从低层次向高层次发展的过程;由于市场化改革催生了中国“经济人最大化”的理念，所以“血拼式”的发展模式还将持续;由于“政绩就是英雄”“GDP就是选票”的官员产生机制，以及“层层加码”的政府运行机制，所以官员会继续大力采取推动经济发展的措施。另一方面，中国在“后改革时代”出现的许多新因素进一步拓展了经济发展空间［3］。中国由强调经济规模向强调结构调整转变，将推动对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投入;中国统筹城乡发展的措施，将推动农村规模经营与农村城镇化的投入;中国经济向民生领域的拓展，将推动公共消费领域的扩大和消费水平的提高。

二、国际经济合作及其产业格局走势

(一)国际贸易摩擦可能性加大

尽管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大趋势不会发生改变，但全球多边贸易体系发展坎坷。2011年，反倾销、反补贴等贸易保护主义措施屡遭滥用。以中美贸易关系为例，2011年10月11日，美国参议院通过了主要针对中国的《2011年货币汇率监督改革法案》，要求美国政府对所谓汇率被低估的主要贸易伙伴征收惩罚性关税，发出了贸易保护主义升级的错误信号。从总体看，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的趋势可能在2012年得到进一步强化，贸易摩擦可能加剧。我们认为2012年国际贸易保护主义有可能呈现如下特征:一是保护措施数量多。由于发达国家经济增长放缓，为转嫁危机可能会实施更多的贸易保护主义措施;部分新兴经济体可能仿效欧美，较为频繁地采取贸易保护主义措施。二是花样多。以欧美国家为主的国家可能更多地以“劳工”“低碳”等标准对进口产品设限;技术性贸易壁垒等贸易保护手段可能不断翻新、更趋隐蔽;贸易摩擦范围可能逐步从传统产业向高新技术产业蔓延。三是中国面临的威胁最大。为了遏制中国快速崛起的势头，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可能有意识地采取集体行动，并分化利用其他发展中国家给中国制造麻烦，使中国面临更加错综复杂的对外贸易环境。四是政治化倾向加大。在多国政府选举密集进行的国际背景下，部分国家可能会更多地采取贸易保护主义措施，通过限制国外进口产品来取悦选民，谋取政治利益，进而对国际贸易活动构成障碍。

(二)国际宏观经济协调难度加大

在世界经济下行风险加大的背景下，世界各国间的利益分歧点增多，利益共同点减少，可能导致2012年各国在国际宏观经济协调方面更难取得一致。由于WTO多哈回合停滞不前，发达经济体与新兴经济体两大阵营互不相让，导致不少国家对短时间达成多边协议失去信心。此外，由于发达经济体与新兴经济体面临的短期挑战不同，政策取向也存在明显差异，估计发达经济体会继续加大对新兴经济体货币升值的干预力度，并要求新兴经济体增加进口，而新兴经济体为保持出口竞争力可能极力避免本币过快升值，这将增加双方的政策矛盾。在发达国家之间，尤其是欧元区内国家之间，选择什么样的政策也存在较大差异，部分经济状况较好的国家可能倾向于适度宽松的刺激政策，而债务负担沉重的国家可能被迫选择紧缩的财政政策，这使得发达国家之间也存在政策难以协调的问题。中国作为新兴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世界第一大出口国，既面临与发达经济体经济协调难度加大的问题，也面临与其他新兴经济体协调难度加大的问题，这可能会使中国2012年更加频繁地、更加灵活地加强与世界各国的经济协调活动。

(三)欧美再工业化与发展新兴战略性产业同时加速

欧美国家在遭遇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重创后，体会到了过度依赖虚拟经济所带来的经济风险，转而大力扶持制造业回归，再工业化迹象明显。自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中国向欧美国家出口的制造业产品不断增加，从欧美国家吸引的制造业投资不断扩大。欧美再工业化步伐加快可能加大中国对欧美制造业产品的出口难度，对中国承接欧美制造业转移也会构成一定的挑战。尽管欧美国家曾长期推行“去工业化”政策，但其制造业基础和技术开发与创新能力仍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在生产要素全球配置的时代，发展传统制造业不是欧美发达国家的优势，因此，欧美国家制造业的复苏动力首先是创新引领［4］。近几年来，欧美国家进一步加大了对科技创新的研发和投入力度，重点发展新材料、新能源、生物育种、低碳和“绿色技术”、文化创意等产业。日本重点发展了新能源技术、信息技术及低碳等产业。此外，中国、印度、巴西等新兴经济体和其他发展中国家也在加快发展具有自身比较优势及具有战略意义的产业和技术。这一趋势将影响世界贸易和投资的方向，全球制造业布局将会出现相应调整。

三、国际金融市场和大宗商品价格的变动趋势

(一)世界经济面临较大通胀压力

2008国际金融危机以来，由全球流动性泛滥导致的通胀压力将长期持续存在。预计2012年，通货膨胀依旧是全球面对的一个现实问题。2012年世界经济面临较大通胀压力的因素主要表现在以下三方面:一是主要发达经济体为了刺激经济发展，大多需要采取或维持相对宽松的货币政策，这对各国经济发展都会产生较大的通胀压力。二是新兴经济体为了防止经济的下滑，可能逐渐放宽2011年相对紧缩的货币政策，这对抑制通货膨胀带来一定的压力。三是劳动力价格上涨正成为新的通胀压力。过去20多年，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凭借较低的劳动力要素价格，依靠全球分工体系创造出巨大的增长红利。然而，随着大部分新兴经济体向中等收入发展阶段迈进、人口红利的减少以及城市化生活成本的提高，劳动力价格的上涨和回补将是一个不可避免的客观规律［5］。中国也可能面临较为明显的“工资———通胀螺旋式上升”的挑战。

(二)国际金融市场和大宗商品价格的震荡可能加大

解决欧债危机的不确定性是国际金融市场面临剧烈震荡的关键因素。欧洲的银行业对欧洲重债国主权债务有巨大的风险敞口。欧洲银行业习惯持有大量欧洲国家发行的国债，随着欧洲主权债务危机恶化，欧元区重债国国债收益率攀升、国债价格快速回落，银行持有的欧洲国债资产大幅缩水。按照国际清算银行的统计(数据截止2011年1季度末)，银行业对希腊、爱尔兰、葡萄牙、西班牙、意大利和比利时六国主权债的风险敞口主要集中在欧洲，欧元区银行业对这六个国家主权债的风险敞口合计高达4548亿美元，欧元区内部又以法国银行业的风险敞口最大。按照清算银行的统计，法国银行体系对上述六国主权债资产的风险敞口高达2140亿美元(见表4)。随着欧洲主权债务危机恶化，欧洲银行业资产质量下降，对欧洲银行债务提供保险的CDS(信用违约掉期)的利率大幅攀升，这说明市场对于欧洲银行业信用风险的极度担忧。由于美国等主要发达国家的信用评级下调，金融市场长期信心缺失，短期投机行为严重，也可能加剧2012年的国际金融市场震荡。预期2012年全球大宗商品价格走势受供求基本面、全球流动性状况、国际金融市场稳定性、美元汇率走势以及突发事件等因素影响，仍将处于高位。但2012年全球经济面临的风险进一步上升。若美国和欧元区银行体系的资产负债表再次恶化，导致全球经济增速大幅度下滑，大宗商品价格可能会重现2008年金融危机后的高速回落状态［6］。总之，2012年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可能出现大幅的震荡。国际金融市场和大宗商品价格的大幅震荡不利于中国经济的平稳发展，但只要应对得当，也是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机遇。若国际金融市场和大宗商品价格处于高位，意味着欧美经济复苏势头较好，从而为中国稳定并扩大出口创造了机遇;若国际金融市场和大宗商品价格大幅下挫，意味着世界通胀压力减轻和欧美资产价格下降，从而为中国控制国内物价水平和收购欧美企业创造了机遇。鉴于中国拥有庞大的外汇储备和财政收入，我们相信中国政府有能力不使国际市场风险引发国内系统性经济风险，同时通过及时、灵活地应对世界市场变动，推动中国经济国际地位的上升。

四、中国的应对之策

面对错综复杂的世界经济形势，中国在实施积极财政政策与稳健货币政策的大背景下，应积极采取应对措施，着力提高国内改革和对外开放的水平，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发展。

(一)以积极扩大内需应对世界经济降速的风险

中国作为地域辽阔、人口众多的世界大国，发展经济不能过度依赖外部市场需求，在当前国际市场风险加剧的背景下，积极扩大内需就变得尤为重要。2012年，中国应着力解决制约内需的三大问题:一是供给结构的制约，涉及文化、教育、医疗、旅游、通讯等非物质消费品供给严重不足等问题;二是价格方面的制约，涉及交通、物流等交易成本、技术落后造成的生产成本、垄断造成的体制成本等因素推高消费品价格的问题;三是收入群体结构的制约，涉及中等收入者占比低、低收入者比重相当高及扩大内需的主体不足等问题。对此，应采取三大举措:一是深化收入分配体制改革，规范收入分配秩序，改变收入差距过大局面，提高收入分配的公平性和正义性，切实提高低收入人群的收入水平，扩大中等收入人群的比重;二是强化服务型政府建设，健全公共服务供给机制，切实增加公共服务供给，扩大公共服务的覆盖面，提升公共服务供给水平;三是促进发展薄弱的文化、旅游、体育、健身、家政等服务业的壮大。

(二)以加快涉外经济体制改革改善外部发展环境

随着中国经济在世界经济体系中地位的不断提高，中国应加快涉外经济体制改革的步伐，以有效地应对国际贸易摩擦等挑战，实现与国际经济的接轨，改善经济发展外部环境。2012年，中国应在以下三方面取得突破:一是深化汇率形成机制改革，保持人民币汇率基本稳定，扩大人民币国际结算范围，提高人民币国际化水平;二是深化对外贸易、涉外投资的自由化和便利化改革，大力拓展新兴经济体市场，大力进口先进技术和设备，抢抓欧债危机带来的跨国并购机遇，促进贸易平衡发展，提高吸引外资和对外投资的质量;三是推进中日韩自由贸易区建设，丰富双边自由贸易协定等国际经济合作内容，提高应对各种贸易和投资保护主义的能力，妥善处理国际贸易摩擦。

(三)以调整经济结构适应全球产业格局的变化

调整经济结构是中国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内容。面对欧美再工业化进程的加快和新兴战略性产业的快速发展，中国调整经济结构的任务变得更加紧迫。推进产业结构深度调整已经成为中国的重要政策取向。2012年，中国应从以下五方面取得经济结构调整的突破:一是从提升企业全球竞争力和产业链控制力的战略高度，重点支持和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加大核心技术研发力度，以创新性的产品拓展海外市场空间;二是应用先进技术及工艺设备升级传统制造业，淘汰落后产能，提高传统制造业产品的质量，在同欧美同类产品的国际竞争中赢得优势;三是大力推进现代农业、现代服务业和文化产业的发展，为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及传统制造业升级提供强大支持，构建三次产业协同发展的现代产业体系;四是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规范政府行为，尊重企业作为最重要市场主体的地位，切实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发挥政府在资源配置中的服务和调控作用，推动经济结构调整长效机制的形成;五是加快东部产业与技术向中西部地区的转移，为中西部经济发展创造机遇，为东部经济向高端转型腾出空间，优化中国产业的地域布局。

世界经济范文篇6

关于世界经济失衡的确切定义,迄今为止尚未形成一种大家一致认同的看法。但是这个问题对于我们的研究却是非常重要的,只有界定清楚其定义,才能分析其形成原因和解决方式。我们首先就需要了解均衡的概念。在已有的经济学文献中,关于经济均衡至少有两点为人们所熟悉:第一个含义是指市场均衡,即在市场上供求均衡;第二个含义是指经济处在一种不再存在一种内在变化倾向的稳态。基于这两点共识,我们所定义的失衡是这样一种概念:首先,经济失衡所指的是一种由供求不平衡而造成的市场无法出清的状态;其次,从长期来看,经济失衡又意味着动态的不平衡,即在经济体系中存在着一种内在的并且是具有持久性的打破经济趋于平衡的力量。所以研究经济失衡问题,既要分析形成失衡的原因,又要分析形成这种原因是短期的还是长期的,即是可持续的还是不可持续的。如果造成失衡的原因是长期的,则失衡将是可持续的,反之如果原因是短期的,则失衡将是可以消除的。

2世界经济失衡的原因分析

造成今日世界经济失衡的短期原因,或者说触发机制,在很大程度上还与两个左右着世界经济增长的国家高度相关。这两个世界大国就是连续多年存在巨额贸易逆差和财政赤字,且有继续增加之势的美国和既有内部经济失衡又有外部经济失衡的中国。这两个国家对世界经济的冲击之所以巨大,就是因为它们分别是发达和发展中国家中经济总量最大和增长速度最快的国家。并且,更为主要的是,由这两个国家通过分工、贸易和投资所形成的世界分工与贸易结构几乎决定着其他国家在国际分工和贸易中的地位。因此,一旦中美这两个国家的内部经济或者对外经贸关系出现失衡,那么世界经济的失衡就将在所难免。为了分析世界经济失衡的原因,本文从中国自身入手,借以拓展到美国在这一系统中的作用,希望能达到窥一斑而见全貌的效果。

2.1数据分析

自2000年以来,中国经济保持了稳定、快速增长,GDP平均增长率高达10%以上。与此同时,国际收支顺差持续大幅度增加,外部经济出现了严重失衡。如表显示,贸易收支顺差急剧增长,从2000年的241.1亿美元迅速增加到2008年的2954.6亿美元,平均每年增加748.1亿美元。值得指出的是,从2005年起贸易收支顺差出现了猛增态势,2008年高达2954.6亿美元,而2009年1—3月就已达到623.4亿美元。2000—2009年期间,外商直接投资保持平稳较快增长。贸易收支顺差和外商直接投资的流入造成外汇储备余额迅速增加,从2000年的1655.7亿美元快速增加到2008年的19460.3亿美元,2009年3月已高达19537.4亿美元,是世界上外汇储备最多的国家。

表中单列出我国历年的对美贸易顺差数额,可以看出我国对美贸易顺差逐年扩大,并且对美贸易顺差数额占我国贸易收支顺差总额比例很大,最低的2008年也接近50%。可见,分析我国对外经济失衡的原因,重点分析对美贸易失衡是毋容置疑的。

2.2原因分析

正如上面分析,我们需要重点分析中美因素。从上面得数据可以发现,贸易收支的巨额顺差是构成中国外部经济失衡的主要因素,而造成贸易收支巨额顺差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内部因素,也有外部因素;既有长期因素,也有短期因素;既有宏观因素,也有微观因素。概括起来,其主要原因是:

(1)不同的经济结构和增长方式。

从经济结构来看,技术密集型产业和服务业在欧美等发达国家的国民经济中占居主导地位,而在中国的经济结构中,劳动密集型产业和制造业占主导地位。从经济增长方式来看,欧美等发达国家保持着低储蓄、高消费的经济增长方式,主要依赖消费需求拉动经济增长。例如,美国家庭消费在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重高达70%,由于过度消费、储蓄不足,美国必须吸收国外储蓄以维持本国经济增长,从而形成巨大的经常帐户赤字。而中国则是高储蓄、低消费的经济增长模式,主要依赖出口增长拉动经济增长。消费支出在GDP中所占比重从20世纪90年代初的47%下降到2006年的36%。因此,发达国家的旺盛消费需求必然导致劳动密集型产品进口需求的扩大,而中国的消费需求不足造成了消费品的产能过剩,进而主要依赖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出口增长拉动经济增长。中国与发达国家之间的不同经济结构与增长方式造成了中国贸易顺差的持续扩大。

(2)国际产业结构调整与转移。

20世纪60年代以来,美国、欧洲等发达国家进行了产业结构战略性调整,在国内集中资源重点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和现代服务业,通过跨国公司将劳动密集型产业、低附加值的加工业以及资源和能源消耗型产业向外转移,使得国内传统优势产业如钢铁、纺织、服装、家电等劳动密集型产业因资本外流和劳动力成本提高而逐渐丧失了国际竞争力,变为主要的进口竞争性产业。中国拥有装备良好的制造业和廉价劳动力优势,因而成为国际产业转移的重要场所和世界制造中心。在2000—2006年,流入中国的外商直接投资平均每年达500多亿美元。跨国公司将生产加工基地转移到中国,利用劳动力比较优势进行加工制造,然后又将价廉物美的产品返销到发达国家,促进了中国加工贸易和出口贸易的迅速发展,扩大了中国对这些国家的贸易顺差。从20世纪80年代起,日本、韩国、东南亚国家以及香港和台湾地区纷纷将生产基地转移到中国,重点发展加工贸易,因而将其原先对欧美国家的大量贸易顺差随国际产业转移而转移到中国,进而加大了中国对欧美国家的贸易顺差。

(3)国际分工格局的变化及非同步性。

使世界各国对其比较优势进行了重组,即劳动密集型生产和服务通常率先转移劳动力成本较低国家,包括多数亚洲国家,使其拥有相对的出口竞争优势;美国等发达国家主要向国际市场提供资本密集型产品和服务,这些产品和服务会创造出新的就业机会和新的出口优势。但是,这两个周期通常是不同步的,尤其是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品开发需要一个过程,表现为技术创新周期。这样,各国比较优势的体现,包括新的出口和就业机会的出现,呈现不同步性:当亚洲国家的比较优势体现出来,美国的比较优势还未能充分体现出来时;或者当美国的比较优势表现出来,而亚洲国家的比较优势还未能充分体现出来时,都有可能表现为“贸易失衡”或“经常项目的不平衡”。

(4)出口导向型发展模式。

从20世纪80年代起,中国实行对外经济开放政策,积极引进外商直接投资以加快发展制造加工业,大力发展对外贸易尤其是出口贸易,并通过扩大出口和贸易顺差拉动经济增长。中国紧紧抓住了国际资本流动和产业转移的历史机遇,通过大力发展加工贸易,成功地将中国的劳动力比较优势同外国的资本、技术和管理优势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不仅充分发挥了各种要素的比较优势,还创造了国际竞争性优势,使中国迅速成为世界第三大贸易国。为了推进出口导向型发展战略,政府部门采取了一系列鼓励出口的优惠政策,如出口退税、减免所得税、货币贬值以及贴息贷款。出口导向型发展模式大大地推动了出口贸易的迅速发展,促进了产业结构调整与升级,保持了国民经济持续增长。但是,需要指出的是,中国的对外开放在促使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也带来了一些新的问题,这些问题概括起来就是中国长期存在的各种结构性问题不仅没有能够得到有效的解决,并且还有固化与恶化的趋势,与此同时还出现了新的结构问题,具体说来:第一,原有的城乡二元结构问题继续趋于恶化,农村居民的收入严重偏低,与城市居民相比,两者之间的收入差距在继续扩大。考虑到中国农村人口要占到全国总人口的60%以上,而他们的收入水平又不到城市居民的1/3,且农村居民在消费行为上具有比城市居民更为强烈的自给自足倾向,所以中国城乡二元结构的固化与恶化将使中国的内需严重不足。第二,由中国对外开放所促成的贸易与投资的自由化还造成了中国在经济结构上的新问题,那就是导致中国区域经济发展失衡的“东西部二元结构”问题,基础设施建设虽然是基础,但是一定时期内其必然是低效率的,从而政府对西部大规模的基础设施投资势必会对居民消费产生挤出效应,这就使得中国内需不足的问题变得更加严重。第三,经济体制改革因素。

(5)亚洲经济危机的影响。

亚洲金融危机给了亚洲国家深刻的教训,危机之后,不少亚洲国家一方面采取了谨慎的国际资本管理战略,从国际资本市场的净借款者转为净放贷危者;另一方面,努力降低国内投资支出,并通过高利率吸引国内储蓄,从而使其储蓄大大超过投资。危机过后各个亚洲国家的投资需求都不同程度的收到了负面影响,出现了投资率下降的情况。当国内消费和投资不能完全吸收国内储蓄时,就有可能出现出口增加或者资本流出增加的趋势,这种情况就表现为经常项目盈余。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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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经济范文篇7

不过，中国必须深化政府管理与企业产权的改革，建立统一市场、企业治理结构、健康的金融体系、政府良治、合理再分配与民主机制以及良性的中央与地方关系，维持政治稳定，鼓励科技开发和创新。只有这样，中国才能保持竞争优势和发展趋势，成为亚洲的“北美”，而不是亚洲的“拉美”。

与贸易有关的经济学理论主要是资源禀赋、规模经济、出口带动增长这三大理论。瑞典学者赫克歇尔和奥林建立了著名的资源禀赋理论(factorendowmenttheory)(HeckscherandOhlin,1991)。该理论指出，生产和贸易中，各国用己之富，换己之缺，互通有无。在赫克歇尔和奥林看来，生产要素可分劳动力、资本和土地三种，当然也可以分成更多种。一国会用它最丰富的生产要素制造和出口产品，从它国换取它缺乏的生产要素所制成的产品。如一个劳动力资源丰富而土地和资金短缺的国家，会专门生产劳动力密集型的产品，将产品出口他国，换取土地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的产品。

迭尔多夫(Deardorff)指出，即便在关税和运输成本存在的情况下，资源禀赋理论仍然有很强的说服力。然而，利昂提夫(Leontief)却对资源禀赋理论提出了疑议。人们本认为美国是个资本资源丰富的国家。他发现，美国进口商品中的资本含量比出口更重。这就是所谓的利昂提夫之谜。但是，利玛(Leamer)认为，利昂提夫的结论是错误的，因为他只是简单地比较美国进口出口产品中资本与劳动力的比例。利玛重新分析利昂提夫的数据，发现美国属于资本密集型国家。利玛通过对资源禀赋理论所做的最系统和仔细的经济计量检验，证明该理论是正确的(Leamer,1984)。

近年来，西方经济学家发展出新的贸易理论。他们意识到，规模经济大，可带动国内和国际贸易的发展。克鲁曼(Krugman,1979)指出，贸易可帮助公司扩大生产，降低每单位产品成本（单位成本），增加利润。马库森(Markusen)认为，跨国公司可在全球范围划分工种。这样，可避免在各国建立相同的工厂，造成无谓的重复投入和效率的低下。这种内在的规模经济，可带动贸易与增长。在拥有庞大人口的国家，外在的规模经济同时会起作用。在大国，公司可拥有巨大的市场，降低运输成本；随着公司数目增加，为公司提供服务的企业就可降低其服务价格。在规模经济的作用下，大国如能保持经济开放，则可享受低的单位成本，其出口产品价格更低，因而出口的竞争力则更强。与此同时，其巨大的国内市场也可带动经济的持续增长。西方学者弗兰考尔(Frankel)和柔马(Romer)通过对98个国家进行计量研究，发现在控制国际贸易这一变量（因素）后，人口较多、地域较大的国家人均收入较高。

近几十年来，贸易带动经济增长理论已为西方经济学界所普遍接受。该理论认为，贸易可对经济带来多重好处。第一、出口可带动生产的扩大，提高国民收入。贸易的结果，参预的双方生产能力上升，消费产品总量增加，国民收入增长。贸易还有助于合理地分配资源，带动产业的升级换代。第二、贸易促进创新、就业、储蓄、投资，提高生产力、技术、劳动技能、经营水平、创业精神，诱导民众消费。这些影响会对经济发展产生积极的外在效应(positiveexternalities)。第三、贸易有助于外资的流入。外来投资可利用当地的丰富资源禀赋（如廉价的劳动力），制造产品，然后出口或内销。这样一来，生产扩大，就业机会增加。第四、政府为了保证出口的持续增长，要采取有效率的政策，以此可减小寻租活动。对世界许多国家的实证研究证明，贸易较多的国家增长较快(MichalopoulosandJay,1973)。

后进国家的贸易与增长

在过去的两个世纪里，两个国家先后主导了世界贸易，成为世界经济的“老大”。英国在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上半叶是世界贸易最大国，而美国则从二次世界大战后到现在仍是世界贸易最大国。1830年，英国占世界贸易总额的21.5%，1870年上升到25%，但在1900年下降到19%，1938年进一步下降为14%。在上述年份，美国占世界贸易总额的比例分别为5.4%、7.5%、10.4%、10.7%，远在英国之下。在1830年到1938年间，英国仍为世界经济中当之无愧的“老大”。1953年，美国占世界贸易总额的比例飞升到16%，英国只占10%。美国一举取代英国，成为世界经济的新领袖。

本文称英美分别为前后两个世界经济中心国，称这两国主导世界贸易的时期分别为“英国世纪”和“美国世纪”。当然，这里所谓的“英国世纪”和“美国世纪”是经济意义上的。世界经济中心国往往拥有世界最大、最开放的经济体和市场。它也是先进技术和雄厚资本的主要来源地，对后进国家的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因此，在分析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时，需要着眼于它们与世界经济中心国的贸易关系。

上述三个理论，能帮助我们分析发展中国家的贸易与发展。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的贸易，主要是产业间的贸易，如农产品与工业制成品间的贸易。而资源禀赋理论又最能解释产业间的贸易。如资源禀赋理论所示，与世界经济中心国资源禀赋互补的发展中国家，与世界经济中心国的贸易来往会较大。按出口带动增长理论来看，与世界经济中心国的贸易来往较多，经济增长潜力则较大。由此，我们可推出以下的假设：假设一：与世界经济中心国资源禀赋互补的发展中国家，与世界经济中心国的贸易来往会较多，经济增长较快。这一假设，是相对世界经济中心国资源禀赋互补性较低的发展中国家而言。

随着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水平上升，与发达国家技术水平差距会缩小，与发达国家开展的产业内贸易（如以汽车发动机换汽车轮胎），会迅速增长。规模经济对国际和国内贸易起的作用，会越来越大。上述的规模经济贸易理论最能解释产业内的贸易。该理论指出，大国从规模经济得益更多。大国单位生产成本较低，出口价格竞争力更大；国内市场更大，国内贸易对经济推动作用明显，也易吸引外资。因此，大国经济发展的来源更多、更有力。进而，我们可以推出假设二：与其它发展中国家相比，在其它因素相同情况下，人口多的发展中国家与世界经济中心国的贸易会更多，该发展中国家的国内贸易发展会更快，经济增长也会更快。（注：在这里，作者要说明两点。一、作者无意否认其它经济因素如储蓄和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有促进作用。作者只想专门探讨国际和国内贸易对增长的作用。二、除专门说明处以外，本文中亚洲主要指东亚和东南亚。）

美洲、亚洲的贸易与发展

“英国世纪”时期的美洲发展

英国是第一个完成了工业革命的国家。在十九世纪上半叶，它一举成为世界经济中心。英国土地贫乏，但劳动力丰富。这点与东亚相似。北美洲和拉丁美洲则土地丰富而劳动力贫乏。1875-1889年间，英国、日本、中国、法国为世界上可用土地最贫乏的国家，人均可用于农牧林业的土地分别为1.4、1.8、2.4、2.7英亩。特立尼达、马来亚、俄国、哥斯达黎加人均可用土地面积在5.7到8.5英亩间，居中间水平。智利、美国、墨西哥、加拿大、巴西、南非、澳大利亚、阿根廷人均可用土地面积在25到216英亩间，属于土地资源十分丰富的国家。从资源禀赋贸易理论和上述假设一来看，发达的英国与发展中的北美洲和拉丁美洲，是理想的互补型贸易伙伴，可互通有无。英国与北美洲和拉丁美洲的贸易应当很大，而与亚洲的贸易有限。历史事实的确如此。以1900年和1913年两年为例，土地丰富的北美和拉美，与英国的贸易来往密切。在1900年和1913年，对英出口平均占七个美洲国家出口的四分之一(25%)，却只占亚洲国家出口的7.5%到10%。

英国的贸易数据显示，在1860年，食品、家畜和原料占英国进口的92.7%，到1927年，仍占80.7%(Mitchell1982,p.521-522,474-477)。北美和拉美成为英国最大食品和纤维供应地。通过与英贸易，北美和拉美扩大了生产规模，赚取了外汇，取得了资金，获得了新科技，提高了劳动技能，从而使经济得以持续发展。在1900年和1913年间，北美和拉美主要国家的产品大量出口英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增长较快。根据麦迪森的资料，在1820年和1870年间，拉美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平均每年增长0.2%，在1870年和1913年间平均每年增长1.5%，在1913年和1913年间平均每年增长1.5%。相比之下，英国价廉物美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如机器制造的纺织品），与亚洲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如手工纺织品）激烈竞争。结果.亚洲许多手工业破产，引发政治纷争甚至内乱。另一方面，亚洲主要国家向英国出口总量有限，亚洲经济因而增长缓慢。在1820年和1870年间、在1870年和1913年间、在1913年和1950年间，亚洲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平均每年增长分别为0.1%、0.6%和0.1%，远远落后于拉美（麦迪森，1997）。

“美国世纪”时期亚洲的发展和拉美的落伍

正如上面所指出的那样，美国在二次世界大战后取代了英国，成为世界贸易最大国和世界经济中心。到1990年，美国占世界贸易总额的13%，仍远远高于另一个世界贸易大国日本。日本只占约8%。在1946-1949年间，美国和拉美仍是土地丰富的国家与地区，美国、智利、哥斯达黎加、墨西哥、阿根廷、巴西人均可用于农牧林业的土地，分别为11.8、12、16、20、29、30英亩。

而亚洲则是土地贫乏而人口密集的地区。例如，新加坡、日本、台湾、韩国、中国大陆人均可用于农牧林业的土地，分别为0.08、0.95、0.98、1.85、1.97英亩。在“美国世纪”时，亚洲和拉美与世界经济中心的贸易关系，发生了重大转变。正如资源禀赋贸易理论和假设一所阐述的那样，资本和土地丰富的美国，对亚洲廉价的劳动密集型产品，需求甚大；对拉美的土地密集型产品的需求则相对地小。

在1950-1973年间，劳动力丰富的亚洲国家地区，对美国出口的增长，要比土地丰富的拉美快得多。日本和东亚四小龙（韩国、台湾、香港和新加坡）看到美国巨大的潜在市场，便大力推动出口。在1950-1973年间，亚洲经济体日本、台湾、韩国对美出口年平均增长率在15%到28%之间。强劲的出口扩大了生产规模，带来了利润、储蓄和新技术，促进了管理和劳动技能的提高，推动政府采取合理的经济政策。东亚丰富和熟练的劳动力，吸引了大量外资。因此，东亚经济体逐渐地提高产品的技术含量，其比较优势和技术也逐步升级。在对美出口的快速发展的推动下，在1953-1973年间，日本、韩国和台湾的人均国内总产值平均每年增长5.2%到8%。

相反，拉美在出口美国和世界市场方面不太顺利，出口市场波动甚大。在1953-1973年间，阿根廷和智利对美出口平均每年分别下降2.3%和0.5%，巴西、哥伦比亚对美出口也毫无增长。此间，只是秘鲁对美出口平均每年增长为7%；墨西哥得益于与美为邻，对美出口平均每年增长为13%。总的来说，拉美在这个时期对世界经济中心国的出口强差人意；与英国主导世界经济时比，更是一落千丈。在这种情况下，不少拉美国家抛弃了在“英国世纪”奉行的贸易自由主义，改用对外封闭的进口替代战略。在1950-1973年间和1973-1992年间，十一个亚洲国家人均国内总产值平均每年分别增长3.1%和3.5%，而七个主要拉美国家的人均国内总产值平均每年分别仅增长2.4%和0.4%（麦迪森，1997）。

规模经济与美洲、亚洲的经济中心

美洲和亚洲的发展经验也证实了假设二，即规模经济促进国内国际贸易，带动经济增长。当美洲在“英国世纪”期间蓬勃发展时，最大的美洲国家美国最终成为美洲和世界的经济中心。当亚洲在“美国世纪”期间蓬勃发展时，外贸大国（首先是日本、后来是中国）先后成为亚洲最有活力的经济体。

早在1820年，美国便成为美洲人口最多的国家。那时，美国人口为970万，相当于拉美总人口两千万的一半（麦迪森，1997）。美国可供耕种、养牧、造林用木的土地面积，居世界首位。美国成为世界上农产品（特别是食粮、玉米和棉花）、肉食用和产奶用的家畜、木材的最大生产国之一。在1854到1900年间，美国成为英国头号粮食和纤维供应国。美国产品在英国进口的比例，逐年上升，从1834-1836年间的6.1%，激增到1854-1860年间的19.7%和1889年的22.4%(Mulhall1892,p.128-134,146)。美国得益于庞大的英国市场，获得宝贵的英镑、先进的英国技术，经济增长有了外在动力。在1820-1870年间，美国人均国内总产值平均每年增长1.3%，高于英国的1.2%、德国的1.1%、拉美的0.2%。在1870-1913年间，美国人均国内总产值平均每年增长1.8%，高于英国的1%、德国的1.6%、拉美的1.5%。到1913年，美国取代英国，成为世界最富有、最大的经济体。不过，直到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才成为最大的贸易国。

随着美国经济水平的提高，国内贸易日益成为重要的增长来源。庞大和日益扩展的国内市场，也带来了规模经济效应。大规模的生产，有利于单位成本的下降以及劳动生产率和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在1820-1870年间，美国劳动生产率平均每年增长1.1%，略低于英国的1.16%；也可能由于美国在这期间增长靠资本的大量投入，美国全要素生产率平均每年降低0.15%，英国却平均每年增长0.15%。在1870-1913年间，美国劳动生产率年平均增长率提高到1.88%，大大高出英国的1.13%；美国在这期间资本生产率明显改善，美国全要素生产率得以平均每年增长0.33%，高于英国的0.31%。在1913-1950年间，美国劳动生产率明显改善，平均每年增长高达2.48%，大大地超出英国的1.66%；在这期间美国全要素生产率得以平均每年增长1.5%，高于英国的0.81%（麦迪森，1997）。总之，从十九世纪下半叶到二十世纪初，美国拥有两大优势——与世界经济中心国（英国）资源互补，对英出口频繁；美国本身经济规模大，生产成本低，国内贸易对经济和生产率增长推动作用大。美国因此能在二十世纪成为美洲和世界的经济中心。

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也就是“美国世纪”的最初几十年，日本是亚洲唯一大力推动出口政策的大国。而中国和印度都奉行自力更生政策，不重视出口。在1953年，日本人口为8750万，韩国人口为2100万，台湾880万，泰国2120万。日本人口，多于其它大力发展出口的亚洲国家地区人口的总和。在1953年到1990年间，日本出口的国家主要是美国，对美的出口占日本总出口的26.5%。在1950年到1973年间，日本出口每年增长16%。可观的国内市场和较大的生产规模，有利于降低生产成本，提高生产率。在1950年到1973年间，日本劳动生产率以平均每年高出美国4.8%的高速度追赶美国。相比之下，韩国只高出美国1.3%，台湾只高出2.8%。在1950年到1973年间，日本人均国内总产值平均每年增长8%，高于韩国的5.2%、台湾的6.2%（麦迪森，1997）。到八十年代，从经济实力来看，日本已成为亚洲经济的中心国家。

东南亚与中国的崛起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马来西亚、泰国和印度尼西亚等东南亚国家，效法经济成功起飞的日本、韩国、台湾、香港等东亚经济体，大力推动出口。马、泰和印尼出口飞速发展。在1980-1990年和1990-1999年间，马来西亚的出口分别每年平均增长10.9%和11%，泰国的出口分别每年平均增长14.1%和9.4%，印度尼西亚的出口分别每年平均增长2.9%和9.2%。

在资源禀赋方面，这三国与东亚有所不同。在1991年前，这三国的出口产品中，石油、矿产和农产品占首位。自1992年起，劳动力密集型工业产品才开始超过石油、矿产和农产品，成为最大宗出口产品。在强劲出口的带动下，在1985-1995年间，马来西亚、泰国和印度尼西亚人均国内总产值每年的平均增长率分别为5.7%、8.4%和6%(WorldBank,1997,p.214-215)。

但这个时期经济增长最强劲的、表现最耀眼的，是亚洲人口最多的国家。在改革开放前，中国一直奉行自力更生政策，出口和经济增长缓慢，在1953年到1978年间，中国人均国内总产值平均每年仅增长2.2%（麦迪森，1997）。自1979年起，中国开始效法东亚大力推动出口的政策。中国对美国的出口额，从1980年的9.8亿美元，上升到2000年的521亿美元，对美出口占中国出口总额的比例，从1980年的5.4%，上升到2000年的20.9%(MOFTECC,1992,p.409-415,403-404;2001,p.587-591)。如果我们把中国转口香港、再出口美国的部分算进去，对美出口占中国出口总额的比例会更高。出口占中国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从1985年的8.9%，上升到1999年的20.1%（《中国工业发展报告》，2001年，第70页）。中国因有大量廉价和合格的劳动力，外商直接投资源源不绝地流入。中国吸引的外资，从1984年的12.6亿美元，上升到2000年的407.2亿美元。1985年到1999年间，在外资和出口的带动下，中国人均国内总产值平均每年增长8%，成为亚洲增长最快的经济体，对亚洲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逐渐增加。

中国与亚洲其它经济体的竞争

如假设二所揭示的那样，与其它劳动力资源丰富的亚洲国家地区相比较，中国经济规模的优势十分明显。具体来说，第一，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大、最多元化的劳动力资源。首先，中国人口总量高居世界第一，为12.5亿，是印度人口的1.25倍、印尼的6倍、泰国的20倍、韩国的26倍、马来西亚的54倍。其次，中国的劳动力素质比印度更高。在1998年，印度的成人识字率仅为55%。中国则为83%，略低于泰国和马来西亚，与印尼相当。另外，中国的劳工成本相当低。中国的人均国民收入约为马来西亚的25%、泰国的40%，比印尼仅高约30%。值得一提的是，中国的农业剩余劳动力达2.6亿，这是庞大的廉价劳动力的重要来源。在1997年，中国有七千万农业剩余劳动力到城市打工。除此之外，中国还有一支庞大的受过高等教育的劳动力。1997年，中国有3200万人接受过大学以上教育。这个数量，相当于泰国或韩国人口的一半。中国每百万人中科学工作者和工程师的比例，高出马来西亚、泰国、印尼和印度1.5倍以上。在1995年，共有25万中国人到海外（主要是美国）留学或留过学，其中32%即8万人已经回国效力。将来这个比例将继续上升。与外资一道，这批数目可观、有一定素质、多层次的劳动力促进了中国的制造品的出口和经济增长。到1998年，工业制造产品占中国商品出口的87%，比马、泰、印三个东南亚国家高。1998年，高科技产品占中国工业制造产品出口的15%，高于印度和印尼，但比韩国的27%、泰国的31%和马来西亚的54%低。

第二，中国在制造业、服务业和国内贸易方面拥有规模经济巨大的潜在优势。由于人口众多，中国有着数目可观的有消费能力的顾客。约5%的城市居民即430万户每年收入在50000元（6300美元）以上。30%的城市居民即2750万户每年收入在15000元到50000元（1800-6300美元）之间。另外，6.4%的农村居民即约5800万人每年收入在5000元（630美元）以上。也就是说，3100万户城市居民收入较富有，5800万人的农村居民是工业制成品的潜在消费者。在未来，这些数目会进一步上升。因此，在中国，公司可在较大的规模上运作，降低单位成本。1998年，在中国最有国际竞争力的产业即轻工业产业中，大型企业已占了产值的49.3%，17家大企业每家生产1百万个单项产品。2000年，3到5个名牌产品占领了80%以上冰柜的市场、70%以上的电冰箱市场、60%以上的彩电市场、50%的空调市场。规模经济带来了低廉价格和出口的低价格优势。1999年与1995年相比，在有统计数据的28类产品中，14类价格下降，另3类价格持平。即使除去外资的作用，在1995年到1999年间，在14类主要工业产品中的11类中，中国的贸易竞争力增加了14%（《中国工业发展报告》，2001年，第72页）。一项研究表明，亚洲金融风暴和东南亚货币贬值并没有明显削弱中国出口的竞争力。

第三，如假设二所揭示，随着中国人收入的增加，国内市场对经济增长所起的作用日益增加，因而可减小国际市场的大幅波动对中国消极的影响。在1990-1999年间，在主要亚洲国家中，中国服务业（其中大部分是国内贸易）增加值的年增长率达9.2%，居这些国家之首。

第四，中国经济增长将受益于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和2008年主办奥林匹克运动会。近年来，中国有竞争力的劳动力密集型产品在出口时，受其它国家的限额、关税和非关税壁垒的限制。但是入世后，这些壁垒会逐渐消除，这些产品的出口会增加，而外资会进入中国发展较慢和滞后的服务业，会带动经济增长，创造就业。当然，外资和外商的进入，会迫使中国国内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在提高效率、改善经营上下功夫。从长远看，这有利于生产率的提高和经济的持续增长。而奥运会显然会刺激国内投资、消费，吸引游客，带动旅游业的发展。

由于上述的有利因素，中国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外资输入国。在1994年和1998年间每一年，流入中国的外资，比东亚四小龙总和高出150亿到195亿美元，比东南亚五国（马、泰、印、菲、越）的总和更高出199亿到302亿美元。在1994年到1997年间，外资占中国固定资产投资增加值年增长率的15.2%，与马来西亚的15.8%相当，比泰国的4%、韩国的1.1%和台湾地区的2.8%，高出一筹。

东南亚（本文把新加坡列入东亚四小龙）直接面临中国的竞争。东南亚和中国经济发展水平相去不远，况且所出口的大多又是劳动力密集型制造产品（如纺织品、服装、鞋和家用电器）以及劳动力密集型农矿产品（如羽毛、蔬菜、鸡鸭、海鲜、香料、燃油、钨矿石和荧石）。东南亚和中国近年来也大力发展高新科技，增加这类产品的出口。此外，东南亚和中国贸易出口的主要国家也相同，以美国、日本和西欧为主。因此，中国和东南亚可能会在不少领域相互竞争。然而，正如上面所述，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大、最多元化的劳动力资源，有规模经济巨大的潜在优势，又将受益于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和2008年主办奥运会，中国对东南亚有明显的竞争优势。当然，东南亚可采取以下对策：向中国大力出口热带或优质农产品（如棕榈油、大米），出口原料（如天然橡胶、原油），选择有比较优势的制造行业大力发展。即使在电子产品方面，东南亚近年对中国大量出口集成电路、计算机和有线通讯器材，在制成品和半成品方面，向中国出口塑料、纸、胶合板、石油产品、铜、铜产品、锡等。此外，某些东南亚国家在服务业、法治、公司治理方面领先于中国大陆。因此，中国与东南亚贸易来往还是有一定空间的，东南亚的服务业也可打入中国市场。

中国与日本和东亚四小龙也会有一定的竞争。当中国逐步地提高工业产品中的技术和资本含量后，中国会吸引这些国家地区的企业、资金，间接影响它们本地的工作机会，对这些国家地区的中低层次制造业，形成挑战。中国庞大、多元化的劳动力资源、巨大规模经济的潜在优势及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和2008年主办奥运会的优良商机，对日本和东亚四小龙有明显吸引力。近年来，这些经济体的许多企业把劳动力密集型甚至是高新科技生产线转移到中国大陆，来逃避原产地的昂贵的地租和劳动力成本。1999年，中国外资的64%来自于日本和东亚四小龙。例如，1999年惨烈的大地震后，台湾的多家半导体厂家把生产线转移到广东、苏州、昆山。现在，这些地方成为了世界磁头、机箱、敷铜板、驱动器、高级交流电容器等部件的世界生产基地之一。在亚洲，中国已成为继日本后最大的个人计算机生产基地（《中国工业发展报告》，2001年，第156-159页）。日本和东亚四小龙须不断提升产业结构，以应付中国的挑战。不过，除科研相对落后的香港外，日本和东亚三小龙，有其明显的优势——它们有很强的研究开发能力，技术和资本含量高的产品远比中国多。例如，中国平均每百万人中只有454名科学工作者和工程师，而日本有4909人，韩国有2193人，分别是中国的11倍和5倍左右。1999年，中国高科技产品占工业产品出口中的15%，而日本占26%，韩国占27%。如日本和东亚三小龙能迅速提升产业结构，则可在较长时期内保持对中国的技术优势。它们在服务业方面远远领先于中国，可打进中国市场。此外，它们对市场经济的了解比中国更深，经济方面的法治远远领先中国大陆。因此，它们对外资的吸引力，不逊色于中国。东亚四小龙吸引外资的总和，在过去5年远远落后于中国，却在1999年达到了433亿美元，超过了中国大陆的404亿美元。

经济中心向中国的转移

过去1500年，世界经济曾出现巨大而有趣的变化。在世界贸易的广泛兴起前，先进技术和稳定、有效的政府，带动了世界经济大国的出现。公元500-1850年间，世界历史上出现几个经济大国。其中两个是中国与英国（另一个是阿拉伯帝国）。中国的实用科技先进，中央政权强大，科举制度择优录用，官僚制度便于施政。中国经济得以在数百年内，居世界上游。麦迪森认为，在公元500-1400年，中国的经济发展水平高于欧洲，相当长的时间内在世界独占鳌头。在十九世纪上半叶，英国在实现工业革命后，技术水平大大提高。自由的经济政策，也促成了市场经济的发展。英国大力推动世界贸易，提高了它在世界经济中的领导地位。英国经济后来居上，成为世界经济领袖。按麦迪森的估计，1820年英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已为中国的3.4倍。英国的成功，也带动邻近西欧和北欧逐步工业化。

1850年后，世界贸易兴起，席卷全球。新的世界经济中心国，往往经济规模很大、与旧的世界经济中心国资源互补并有大量贸易来往。通过世界贸易，资源与英国互补的美洲，对英贸易和经济迅速增长。美洲中经济规模最大的美国取代英国，成为新的世界经济中心。二战后，与美国资源互补的东亚和东南亚，对美出口和经济飞跃发展。其中经济规模最大的日本、中国，先后成为发展最快的经济体。

近200年来，世界经济中心，已经从劳动力密集的英国转移到土地丰富的美国；看来会再从美国转移到劳动力密集的中国。在中国与早期的美国相似，国内潜在市场庞大，与世界经济中心国（美国）的贸易将继续增长，经济有持续发展的巨大潜能。在二十一世纪，中国有可能首先在经济总量上超过美国，然后再慢慢地在其他方面超过美国，逐步成为下一个世界经济中心。

中国所面临的挑战

世界经济中心国需要先进的政治和经济制度为后盾。只有这样，才能保持国力长盛不衰，技术不断创新，雄踞世界之首。当初英国有世界上最早的议会民主，又有最早的工业化的市场经济，更奉行自由贸易。经济霸主美国，有世界上最完善和稳定的宪法民主政体，有合理的联邦制来调节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有世界上最自由的市场经济和鼓励竞争和创新的制度，技术一直保持世界的领先地位，同时奉行自由贸易。

较之于当初称雄世界的英美，中国在政府治理和市场发育和机制方面面临着严峻挑战。为此，中国必须做到以下事情：一、打破地区封锁、变相的地区贸易保护主义，让有竞争力的企业的产品在全国市场畅通无阻，兼并低效企业，来充分利用规模经济的效益。一些研究表明，在一些重要行业（重工业）如汽车行业，地方市场分割相当严重，汽车生产的规模相当小，生产成本很高。二、政府要加强和鼓励科研创新及应用，促进产业升级，保护知识产权，占领世界科技领先领域。三、私营、民营与国有企业都要改善管理，建立起好的公司治理(corporategovernance)。负责和守法地经营，及时向董事会、股民或有关机构提供准确信息。继续深化国有企业的改革，让市场的力量更有效地决定生产、销售、分配。深化国有银行的改革，建立起现代化的公司治理模式，理性和透明地决策，逐步减少银行坏账，控制金融风险。建立强有力、独立、透明、经常性的监督机制，以有效地防止政府官员和国企管理人员的贪污和失职行为。四、政府必须建立良治（或善治）(goodgovernance)。政府要透明和负责地施政，维持政治稳定。政府与社会须养成遵守法规的习惯，实现经济法治。五、政府反腐败要继续进行并深化。要防止官商合一，保障一般民众与弱势群体的利益。政府官员和党的干部须改变干预市场运作的习惯，认真履行中立、友好的市场裁判员的职责。这样，才能向外资、内资和创新发明提供良好环境和制度保障。六、在保持经济增长的前提下，中国政治体制改革要深化。中央与地方应建立良性互动和法制性稳定体制。在保障中央的宏观调控能力、财政再分配主导权和紧急状况下干预能力的前提下，国家可逐步扩大地方的自治范围。让地方民众参与地方官员的推选，借用民意对官员的真实政绩进行有效审核。让地方政府针对本地人民的需求，有效施政。可逐步扩大选举以及舆论自由度，让专家、民众和社会参与决策，让他们对政治、经济和社会秩序产生强烈认同，自觉捍卫政治经济体制。

总之，中国有两大优势：与美国互补的有利资源禀赋、潜在巨大的经济规模。中国改革的深化，有利中国仿效当年美国和日本，实现经济的起飞，成为亚洲经济的发动机甚至新的世界经济中心国。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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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ns,Limited,1892.

世界经济范文篇8

报告指出，2004年全球经济呈现出强劲的增长势头，经济增长率高于20世纪90年代高速增长时期的平均水平，创造了过去20年来的最高记录。报告同时指出，受周期发展的制约和一系列不确定性因素的影响，2005年全球经济增长将会明显放缓，但仍能保持适中的速度，预计在4.3%左右。

一、主要发达国家经济的增长趋势

报告显示，2004年美日欧三大经济体的增长速度普遍提高，美日经济增长势头强劲，欧元区经济增长率相对较低。2004年美日欧三大经济体增长率分别可达到4.3%、4.5%和2.0%。其中，日本经济承接上年度经济增长的势头，多年来增长速度第一次有可能接近美国。

就经济增长的贡献因素来看，美日欧之间存在明显的差异。美国经济增长的动力主要来自于消费和投资，但受就业市场的影响，第二季度消费需求增长缓慢，对增长的贡献度大幅下降。由于贸易收支状况的持续恶化，净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一直为负。日本经济在继续依赖外需拉动的同时，消费开始成为增长的重要动力，政府支出的作用逐渐淡出。

报告预测，2005年三大经济体的基本增长态势不会发生根本性变化，只是要比2004年的增长率有所降低。根据多数国际组织的预测，美国的增长率为3.4%～3.5%，日本的增长率为2.2%～2.3%，欧元区的增长率为1.9%～2.2%。其中，下调幅度最明显的是日本,，相反，欧元区经济基本上能够继续维持2004年的增长水平。

二、主要发展中国家与转轨国家经济的增长趋势

报告指出，2004年主要发展中国家均呈现出强劲的增长势头。东亚地区经济作为一个整体将继续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率最高的地区；印度的增长率虽然有所放慢，但在发展中国家大国中仍然位居前列，仅次于中国和俄罗斯，其连续稳定的高增长正在令世界所瞩目。根据不久前修正过的数字，按照财政年度计算，2003年财政年度印度的经济增长率为10.4%，首次超过中国成为全球第一。俄罗斯经济已经连续实现第六年的增长，并且内需增加已逐渐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量。居民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从2003年的3.9个百分点上升到2004年上半年的4.7个百分点。南美洲的巴西已经摆脱阿根廷金融危机所带来的负面影响，从上年度的负增长进入中速增长阶段。南非作为非洲经济的领头羊创造了过去50年来连续5年增长的新记录。

主要发展中国家与转轨国家经济的高速增长得益于以下几种因素：第一，发达国家复苏进程的加快，对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经济产生了巨大的拉动作用。尤其是东亚地区经济，许多国家2004年上半年出口增长率超过了20%。第二，世界初级产品价格上升改善了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条件，增加了外汇收入。此外，世界石油价格上升对墨西哥、俄罗斯等石油出口国带来了巨大的收益。第三，世界主要货币的汇率基本上保持了稳定，为发展中国家进出口贸易和国内货币政策创造了较好的外部环境。第四，全球外国直接投资在经历了2002～2003年低位徘徊之后开始明显回升，其主要推动力就是对发展中国家的投资增加。外国直接投资总额将从2003年的1476亿美元增加到2004年的1669亿美元，其中对非洲地区的投资从136亿美元增加到144亿美元，对中东欧地区的投资从515亿美元增加到532亿美元，对独联体国家的投资从38亿美元增加到57亿美元，对东亚地区的投资从528亿美元增加到798亿美元。

报告预测，2005年多数发展中国家经济都将会随全球经济增长速度的放缓而有所放慢，但印度、俄罗斯、中国、东盟等经济体仍将会保持较高的增长速度。

三、影响全球经济增长的不确定因素

报告指出，2004～2005年全球经济将会保持较高的增长速度，但仍有许多不确定因素可能会危及经济的持续增长。如石油价格上涨、美国的“双赤字”以及发达国家的房地产泡沫风险等。

（一）世界石油价格上涨风险

截止到2004年10月18日，世界原油价格已经冲破55美元/桶，比年初的32美元/桶上涨了70%左右。过去5个月期间OPEC的日产量已经增加了350万桶，美国也决定动用战略石油储备，但石油价格仍然在不断攀升。对此，我们的一个基本判断是，目前的油价上涨在很大程度上是市场投机的结果，但这种投机的背后是世界石油供求的不稳定性。虽然石油供给的基本格局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但受非经济因素的冲击，全球石油供给方与需求方的合作关系被破坏，降低了市场对稳定石油供给的信心。因此，短期内石油供给的稳定性将取决于美国的中东政策和国际石油需求的变化。

从需求方面来看，全球经济复苏，美国等发达国家大量增加库存直接拉动了石油需求的增长。而中国、印度等发展中大国的高速经济增长，加上对外部能源的依存度不断上升，客观上助长了这种趋势。

从供给方面看，短期内，伊拉克战争后伊国内政局的不稳定性、俄罗斯政府对尤克斯公司的处理方式以及其他国家特别是委内瑞拉、尼日利亚发生的政局动荡和工会运动都制约着供给的正常增加。在这种形势下，各大石油公司和产油国出于安全和规避风险的考虑而采取的审慎投资态度，不利于供给增加。全球剩余生产能力已由20世纪70年代的4%左右降到目前的1%左右，达到历史最低点。据国际能源署测算，每年对世界石油资源勘探开发的投资需要2100亿美元，由于大公司和产油国担心价格回落造成的巨大损失，实际投资缺口每年为15%左右。

但就目前而言，世界石油供大于求的基本格局没有发生变化。根据美国能源情报署的估计，2004年前两个季度全球原油需求分别为8197万桶／天和8006万桶／天，同比增长191万桶／天和314万桶／天；全球原油供给量前两个季度分别为8234万桶／天和8151万桶／天，同比增长362万桶／天和319万桶／天。预计2004年全年需求和供给的增长率分别为2.8%和3.4%。世界原油市场仍然是供略大于求。

在全球石油供求基本保持平衡的格局下，石油价格的高涨很大程度上是市场投机的结果。针对1997～1998年世界石油价格暴跌（达到12美元/桶，最低曾经出现9美元/桶），美国运用其在国际石油体系中的霸权成功地进行了干预：“收买”了石油输出国组织前三大生产国，沙特阿拉伯、伊朗和委内瑞拉，使它们倾向于扩大各自的产量和市场份额；促使各国支持石油输出国组织所希望的22~28美元的价格。这一进展几乎受到普遍欢迎。代表供需双方的两大国际石油组织--石油输出国组织和国际能源署携手监督供需关系，迅速且有效地重建了市场的稳定局面，将价格稳定在希望的价格区间内。但随后发生的政治事件（特别是“9•11”事件，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却摧毁了上述协议的基础。虽然伊拉克每日200万桶石油出口几近消失是原因之一，但更重要的是，自从沙特公民卷入“9•11”恐怖袭击，及后来美国公司被排除在沙特巨大的天然气储量开发合同之外，沙特和美国之间强有力的关系遭到了破坏。在石油供求问题上，石油输出国组织与国际能源署之间出现意见不合，并出现公开的相互侮辱，取代了以往的井然有序状态。无组织的市场不可避免地出现混乱，导致最近价格的投机性飞涨。

报告认为，如果我们认定对石油供求不稳定性所做的投机是最重要的因素，那么目前的油价上涨趋势将不可能持久。虽然短期内油价也可能维持在高位，甚至继续创出新高，但中期内油价回落是不可避免的。

（二）美国“双赤字”的风险

“双赤字”本身并不是新问题，历史上里根执政时期就出现过，但最终以1985年“广场协议”美元大幅贬值得到了解决。布什政府执政以来，财政状况从盈余转化为赤字，贸易状况持续恶化。2004财政年度美国财政赤字预计为4220亿美元，财政赤字/GDP为3.6%；贸易赤字/GDP的水平连续创造新记录，2004年预计为5.5%。

“双赤字”的根源是美国国内的储蓄率不足和由此所引发的投资缺口（储蓄与国内投资的差额）扩大。个人储蓄/个人可支配收入已经降到危险的水平，只有1.5%，不仅低于20世纪90年代的平均水平，而且也低于7.2%的长期平均水平。2000年美国的投资缺口大约为-2.5%，到2004年第二季度已经上升到-6%。

（三）房地产市场的泡沫风险

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主要发达国家的房产价格连续攀升，甚至在2001～2002年的经济衰退期间也没有停止。以美国为例，1995～2003年房屋实际价格已经上升了36%，远高于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两次高涨阶段的上升幅度（分别为13%和17%）。截止到2003年第三季度，居民持有的房屋不动产总价值达14.6万亿美元，占居民总资产的28%，相当于当年GDP的130%。

目前的房地产市场的持续繁荣很大程度上是低利率促成的结果。以往房地产市场周期发展的历史表明，房屋价格的下跌都是和利率的提高联系在一起的。因此，在房地产市场已经处于高位很久的情况下，发达国家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将面临两难困境：为抑制通货膨胀而采取的加息行为有可能会触发房地产市场的暴跌。今后一段时期内，能否通过稳健的货币政策使房地产市场实现“软着陆”是对包括美联储在内的各国中央银行的一项严峻的考验。

四、国际金融市场的发展趋势

报告指出，国际金融领域2004年呈现出相对平稳的态势。世界主要货币之间的汇率波动幅度不大；国际资本流动出现恢复性增长；世界股票市场处于泡沫经济崩溃后的稳定状态；主要发达国家开始提高利率，全球经济将脱离过去三年的低利率时期。

到2004年10月中旬，美元的名义有效汇率（effectiveexchangerate）（相对7种货币）基本维持在年初的水平，只是在上半年有过小幅上升；欧元的名义有效汇率（相对12种货币）比年初略有下降；日元的名义有效汇率（相对15种货币）比年初有一定幅度的下降，从90点下降到10月14日的87.8。

在经历了2003年恢复性增长之后，世界主要股票市场基本上是原地踏步。和年初相比，除了日本Topix指数略有上涨外，美国的SP500和欧盟的Euro-Stoxx都没有明显的变化。

受全球经济复苏进程加快的推动，发达国家已基本上摆脱了通货紧缩的威胁，进而各国中央银行开始关注通货膨胀的风险。在主要发达国家中，除日本外（它尚未完全摆脱通货紧缩），多数国家在2004年都提高了利率。这标志着连续三年的低利率时期已经宣告结束。美联储迄今已经连续三次提高利率，从1%上调到了目前的1.75%。考虑到石油价格上涨的风险和房地产市场的接受能力，美联储一直在试探性地加息。在正常状态下，4%的利率被认为才是可持续的。市场预期到2005年底美联储才有可能提高到这一水平，但这要取决于油价上涨对美国经济的影响和房地产市场的反应。在美国连续提高利率的同时，欧洲中央银行没有做出同步的调整，这一方面是因为欧元区的通货膨胀压力还在可控制的范围内，另一方面也是经济复苏乏力的结果。日本仍然在维持多年来的零利率政策，至少在消费物价指数变为正数之前不会改变这一政策。

五、全球区域经济合作的新进展

报告指出，过去十年来，全球区域经济合作一直在保持高速发展。2004年有两个突破性的进展。一是欧盟第一轮东扩正式完成；二是美洲自由贸易区（FTAA）的谈判有可能在年内结束。如果后者顺利完成的话，将标志着大西洋两岸区域经济合作和经济竞争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报告分析，中东欧10国加入欧盟在2004年6月30日正式完成，从此欧盟由15国扩大到了25国。虽然就区域内贸易规模而言，这次东扩并没有太大的影响，但就增加的国家而言，这是欧盟历史上最大的一次扩张，作为一个更大的经济体，欧盟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力会有明显的提高。据估算，欧盟东扩使欧洲地区原有的区域贸易协定有60项要停止运行。鉴于欧洲地区的区域贸易协定数量已经达到了极限，今后欧盟的每一次东扩都将意味着已有区域贸易协定数量的减少。

美洲自由贸易区的谈判已经进行了多年。按规划2004年年底前将完成整个谈判程序。由于参加者涵盖除古巴以外的所有34个美洲国家，各方对待协议的内容存在很大分歧，在2003年底的美洲国家首脑会议上达成了一种被称作“自助餐”式的框架协议，即成员国根据自身的情况可以有选择地执行相关条款。这就为整个谈判顺利进行奠定了基础。

2004年大西洋两岸的区域经济合作同时取得突破性进展并非是一种时间上的巧合。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两岸的区域经济合作进程有着惊人的时间对应。其背后的真正动机反应了一个基本的趋势：大国之间的竞争日益转化为区域经济合作组织之间的竞争。这为东亚地区的合作提出了新的压力和挑战。

六、世界经济与中国经济的互动关系

报告指出，多年来，中国经济高速发展，与世界经济的融合步伐加快，在我国受世界经济影响越来越大的同时，外部世界也越来越感觉到中国经济的巨大影响力。因此，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正在进入一个新型的互动阶段。

世界经济范文篇9

一、竞争激烈导致经济危机

在西方经济学词典中，没有一个词比竞争更好的了。完全竞争的市场是最有效率的市场，可以实现帕累托最优，可以最大限度地满足人们的经济需要。在这一视野中，供给自动产生需求，或者说供给和需求自动平衡，经济像一架精密的机器运行良好，不会产生经济危机。

然而，事实上，竞争恰恰是危机的来源。历史上每一次经济危机的酝酿、爆发和解决过程，都是主导产业投资过度，竞争激化，以致主导产业原材料成本上升，产品价格下跌，利润萎缩，大量企业破产倒闭，酿成危机。而随着企业大量破产，加以新的主导产业的出现，或新的市场的开发，市场重新供不应求，同业竞争缓和，经济危机才能得以解决。

竞争的核心是追逐个人利益最大化的个人或企业争夺同一资源。在亚当·斯密开创的经济学中，追逐个人利益最大化将自动导致社会利益最大化。然而，在争夺同一资源如目标市场、待分配利润、原材料等的竞争中，一方利益的最大化便是另一方利益的最小化，换成戏剧性的语言便是“你死我活”。因此，竞争也可以看作是战争的日常化。我们知道，战争最激烈的时候是双方人员伤亡和武器损失最大的时候，相似地，竞争最激烈的时候是各方利润大量萎缩，企业大量破产倒闭的时候。然后优胜劣汰，在大量资源被浪费掉以后，剩余资源才被配置到竞争力最强而且最善于运用竞争谋略的企业或个人手中，该产业将形成相对垄断格局。由于相对垄断，企业的利润率上升，生产规模进一步扩大，招工人数增加，并吸引新的竞争者来抢夺垄断利润，该产业将再一次出现生产过剩，竞争再度激化，产业再度陷入危机。就这样，每一次危机结束，垄断程度都将上升，垄断范围都将扩大。事实上，二百多年经济竞争的结果，是《财富》杂志500强在世界范围内垄断了煤、石油、钢铁、汽车、飞机、船舶、化工、机床、发电设备、半导体、计算机、软件、电信、传媒等各主要行业。最近十多年来，在发达国家出现了所谓强强联合的大规模兼并潮，以案值3500亿美元的美国在线购并时代华纳案为最高峰。

值得注意的是，一个产业陷入危机并不意味着全局的经济危机，反过来，全局经济危机也不意味着任何一个产业都陷入危机。但是，一旦经济增长的主导产业，如十九世纪初期的纺织业，十九世纪中后期的铁路，二十世纪初期的汽车、化工，二十世纪后期的半导体和计算机、电信等，陷入危机，则常常意味着全局性的经济危机。那些非主导的产业在某个局部地区陷入危机，例如纽约的旅馆业，或东京某区的餐饮业，即使在经济繁荣时期，也可能因为投资过剩、竞争激化而陷入危机。在经济危机时期，某些新的产业可能在悄悄生长，例如十九世纪七十年代美国铁路危机导致全局经济危机时期，石油工业却由于洛克菲勒完成托拉斯化而利润丰厚。

由此我们不难得出结论，竞争缓和导致经济繁荣，而竞争激化导致经济危机。由于金融业的存在和发展，繁荣会被延长，而危机也会被加剧。在竞争缓和时期，金融业发放大量贷款，扶植新竞争者进入利润丰厚的行业，由此带来相关设备和原材料行业的发展，使就业增长，消费旺盛，从而给利润丰厚的下游产业扩大市场，形成良性循环。随后，由于需求增长跟不上投资扩张，到某一点良性循环就终止，而恶性循环却开始了。企业纷纷打价格战，降低成本，削减工资，从而缩小了市场，为争夺缩小了的市场，只好进一步打价格战，进一步降低成本，削减工资，直至大量企业破产倒闭，陷入全局性经济危机。

二、竞争缓和是二战后黄金时期的原因

二战结束以后直至七十年代初期，西方世界有一个所谓黄金时期。这一时期发达国家作为整体，年均经济增长高达4.4%，是其后二十年(从七十年代初到九十年代初)的年均经济增长率2.2%。这使经济学界产生过很多乐观想法，例如劳资矛盾解决了，经济危机被熨平了甚至是消失了，经济将实现自动和无限的增长。这段黄金时期也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界中引起广泛注意，在中国，人们认为这是生产力发展和资本主义制度自我调节的产物。

然而，从竞争与危机的角度看，这一黄金时期无非是西方各大国经济竞争缓和的表现。众所周知，二战后美国拥有世界50%的生产能力和70%以上的黄金储备，其竞争实力远在欧洲各国和日本之上。1950年美国制造业的劳动生产率为英国的3倍，德国的4倍，是日本的更多倍。美国制成品的生产为西德的6倍，为日本的30倍。美国煤矿的生产率比英国、西德高3-4倍，是法国的7倍。因此，战争刚结束时，美国的政策是利用美国统治的全部优势，为美国资本取得最有利的地位，迫使各国开放市场，接受价廉物美的美国货，摧毁德国、日本、英国、法国、意大利的经济，夺取这些国家对殖民地的统治和影响，从而实现美国独霸西方世界的美梦。为达此目的，美国对盟国援助只用于救急，不是帮助盟国重建生产体系；援助都附有“排除国际商业中的一切歧视待遇的协议”，并且在货币和贸易体系计划中，美国不让各国为平衡支付而限制贸易。最重要的是，美国以防止德、日再次侵略他国为名，制定了拆毁德国、日本军事工业的计划，从根本消灭这两个新兴工业强国的竞争能力。如果这一切都成为现实，则美国将成为新的世界工厂，而欧洲和日本将成为美国的原材料及初级产品加工地，那里的经济需求将无法增长，一个长达二十多年的繁荣期也就不可能出现。

事实上，美国的这一商业野心并没能实现。随着美国商品大量输入各国，随着拆毁德、日两国军事工业的进程的开始，欧洲和日本国内失业工人大量增加，各国共产党势力迅速壮大，美国不得不更弦改张。美国统治精英终于发现，他们的头号敌人是苏联社会主义阵营，而不是欧洲和日本，因此美国对外经济政策发生了一百八十度的变化，变消灭竞争对手为扶植竞争对手。主要措施有三，一是著名的马歇尔计划；二是停止拆毁德国和日本的军事工业；三是允许日元、英镑、马克等货币贬值，例如日元贬值到1美元兑360日元，从而减少美国货对各国市场的冲击，并使各国有能力对美出口。此后，由于朝鲜战争爆发，日本又成为美国军火的前线供应商，发了一笔战争财。这些措施从效果来看，可以一言以蔽之，即美国采取了单方面自由贸易，而允许各国贸易保护的友好态度。此后，欧洲和日本生产能力得以重建，内需扩大，给美国商品提供了更大的市场；欧洲和日本产品输出美国的数量不断增长，但却仍不足以平衡来自美国的进口，美国进出口仍然保持大额顺差，世界经济进入良性循环。

美国之所以能够采取扶植竞争对手的作法，客观上是由于美国工业的竞争力远高于日本和欧洲各国。然而，由于高工资成本和低积累率，美国的优势逐渐在丧失。1955年到1970年间，美国制造业固定资产总额增加了57%，西欧主要国家增加了116%，日本增加约500%。1960年，美国制造业每小时劳动成本约相当于西欧的3倍，日本的10倍。如此巨大的成本差距造成美国外贸顺差不断缩小，黄金储备不断下降。到1971年时，首次出现贸易逆差。美国在世界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比重1955年为36.3%，1960年为33.7%，1965年为31.3%，1970年为30.2%，1975年为24.5%。以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为标志，美国竞争力已经衰落到与欧洲、日本平起平坐的地步，而且其衰落趋势还在进一步发展。

也就是说，为了应对冷战需要，美国做出了重大的战略牺牲，培养了自己的经济竞争对手。然而，恰恰在这一段培养竞争对手的竞争缓和时期，世界经济经历了大繁荣。

三、竞争激化造成世界经济螺旋下降

美元与黄金脱钩的同时便是美元贬值。从那时起，美元和日元的比值从1：360曲线跌至1：120左右，与英镑、德国马克等主要货币的比值也一路下跌。美元贬值一方面使世界各国手中的美元储备购买力降低，能购买的美国货物减少，另一方面则是增强美国商品的出口竞争力，削弱各国对本国市场的保护，并增加向美国出口的难度。同时，美国企业以更大规模、更快速度向海外转移生产基地，降低成本中的工资比例，从而使美国对欧洲和日本的成本劣势得以减轻。第三，美国迫使各国更大程度地开放市场，但与此同时，却用特别301条款加强对本国市场的保护，实行超级贸易保护主义。

这三条措施实际上是七十年代的各国经济停滞膨胀的根本原因。由于采用浮动汇率制，美元贬值引发了一场汇率大战，日元、马克、英镑争相贬值，造成难以抑制的通货膨胀；同时，由于美国实行超级贸易保护主义，各国对美出口减少，而进口增加，经济增长自然放慢；美国的处境则是略有改善，贸易逆差增长放慢而己。第三，不仅美国，而且日本、欧洲各国都竞相将生产基地转移到第三世界国家，造成国内外需求萎缩，这是最具破坏性的。当美国将汽车生产线转移到墨西哥时，本国失去一个30000美元的工作岗位，而墨西哥增加一个3000美元的工作岗位。27000美元成为汽车公司的收益，该收益将用来降低车价，增加高级雇员薪水，增加企业利润。由于工资是消费需求的来源，而利润则是投资的来源，就世界范围而言，需求减少了，投资却增加了，竞争变得更加激烈了。就墨西哥而言，得到一个3000美元的工作机会似乎是好事，然而美国通用汽车公司的技术和品牌加墨西哥的工资，可以使墨西哥本国汽车业破产，使墨西哥的需求不是增长而是萎缩。

从理论上说，如果没有新的产业革命，随着美、日、欧三大经济区域的竞争越来越激烈，滞胀将持续下去，直至各国企业大量破产，演变成世界经济大萧条为止。但是，有一个办法可以使大萧条推迟到来，那就是寅吃卯粮，赤字消费。

从里根上台起，美国一方面减税以提高企业国际竞争力，一方面又扩大军备以增强内需。这一增一减所造成的财政赤字由发行高利率的国债来补偿，使里根任内美国国债大规模增加，形成八十年代的“赤字繁荣”。布什总统萧规曹随，继续赤字财政。到1994时，美国政府债务即高达4.6万亿美元，每年仅支付国债利息就需要3000亿美元。这还仅仅是狭义债务。如果算上由联邦政府担保的广义债务，则债务数量更加惊人。政府债台高筑的同时，公司债务和个人信贷消费的数额也不断膨胀。1980年，全美工商企业负债总额还只有1.4万亿美元，到1991年3月，已达3.5万亿美元。同期，全国居民负债总额从1.4万亿美元上升到4.1万亿美元。九十年代以来，美国的各项负债继续上升，截止到2001年第一季度为止，美国政府、企业和居民负债总额已高达31.6万亿美元，是国民生产总值的三倍，其中政府债务7.08万亿，企业债务15.18万亿，居民债务7.23万亿。不仅美国如此，日本以及欧洲各国都债台高筑。日本国债已高达国民生产总值的130%，企业和居民负债也数额惊人，特别是银行及其他金融机构的负债，已经达到使日本金融体系全面崩溃的地步。欧洲各国的政府债务比美、日都少，因为马斯特里赫特条约规定各国总负债不得超过60%，其代价是欧洲失业率居高不下，经济增长缓慢。但欧洲企业和居民的负债却不低。例如，在九十年代后期的电信投资热潮中，银行向电信企业发放了数千亿美元的贷款，据英国《金融时报》的消息，这些贷款只有1%能够收回。

在发达国家债务惊人的同时，发展中国家的债务也在继续上升。从1982年墨西哥金融危机以来，发展中国家已经多次爆发大规模的金融和经济危机危机。墨西哥、巴西、东亚、俄罗斯、土耳其、阿根廷这些被西方国家视为经济自由化模范生的国家一个个在金融危机中倒下，被迫接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结构调整方案，出售国家的土地、矿产、电信、铁路等有垄断利润的主权性资产，紧缩财政开支，削减福利措施，使人民的生活水平大幅度下降。至于撒哈拉以南非洲各国，早已被视为第四世界，除了饥荒、战乱的消息，已经没有什么能引起外界的兴趣了。1987年时，第三世界债务总额升至10000亿美元，约占第三世界国民生产总值的5%，各国经济增长几乎全部被债务本息吸干。然而到1996年时，这一债务总额不但没有缩小，反而进一步增长至将近20000亿美元。

如果说，无论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国家、企业、居民的债务都已高得惊人的话，那么谁是债权人呢？债权人是一小部分控制垄断企业和金融机构的大财团。换言之，八十年代以来的发展是这一小撮大财团发放贷款，维持了微弱的世界需求增长，使本来可能于八十年代初期、最晚九十年代初期就爆发的世界经济大萧条得以拖延至今。

九十年代初期美国和世界经济的衰退已经十分严重。从1987年股市大暴跌开始，美国经济就走下坡路，至1990年正式进入衰退，企业破产倒闭的数量不断扩大，失业率不断上升，几经反复，于1993年第二季度才出现强劲回升，开始所谓九十年代的新经济繁荣。然而美国九十年代繁荣的国际背景却十分暗淡，欧洲低速增长，日本零增长，中南美洲、东南亚经济危机，前苏东地区国民生产总值大幅度降低。在这个全球经济互动十分密切的时代，美国经济何以能一枝独秀呢？难道美国的国际竞争力重新恢复了吗？事实并非如此。伴随着美国新经济的是贸易账户和资本账户的巨额逆差。贸易逆差在1999年高达3389亿美元，2001年更将高达4500亿美元。与此同时，则是日本、欧洲、中国、俄罗斯及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巨额资金流入美国。日本的零利率政策不但没有启动国内投资，反而促使其流向高利率的美国追逐高额利息。欧洲经济的低增长也使欧洲金融投机家把资金注入美国。经济总量只及美国十分之一的中国所购买的美国国债就有800亿美元，俄罗斯经济垮台后大量资金也涌入美国。据估计，仅1997年金融风暴后，从东南亚地区流入美国的资金就高达8000亿美元。

这就形成一个奇怪的循环，各国出口赚美国人的钱，然后又购买美国股票和债券，借钱给美国人花，美国人花钱又支撑了美国和各国经济的增长。美元源源不断流向世界，世界又把美元送回美国的债市和股市。如此恶性循环，美国的债务越来越多，贸易逆差越来越大，世界经济的总需求越来越低迷，股市却越来越高。这一循环的唯一可能结果就是一场世界经济大萧条。由于这场大萧条八十年代初和九十年代初两次被推迟，一切可用的财政和金融手段都已用尽，其烈度将超过上个世纪三十年代。与三十年代不一样的是，这回再也没有财政和金融手段可以施展了。

四、全球化为国际经济竞争的加速激化铺平了道路

七十年代美国应对竞争力相对衰落和经济滞胀的三大措施意味着新自由主义的崛起，也意味着所谓全球化时代的到来。为了灵活地运用美元的贬值和升值，这就需要资本流动自由化；为了顺利转移生产基地，需要第三世界各国的配合，这就有投资自由化；为了加强美国商品的出口，这就有贸易自由化。这是七十年代以来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三大支柱。

资本流动自由化使国与国之间的竞争就不再局限于技术、成本的竞争。一国汇率贬值意味着该国的全部商品对外出口竞争力增强，各国货币竞相贬值则意味着国际竞争空前激烈。不仅如此，资本流动自由化还使一国调控经济的货币杠杆失灵，使国家的货币主权受到严重威胁。资本流动自由化还有一个加严重的后果，就是使世界市场需求萎缩。1966年美国的全部外汇交易额中，商品进出口额所占的比例为80%以上，采用“浮动汇率”制度近三十年后，这一比例降到了1-2%。这意味着大量资本停留在外汇市场，投入实际生产的资本下降，投资需求萎缩。

由于投资自由化，跨国资本在全世界范围内寻求最低成本、最低税收，迫使各国争相向跨国公司减让税收、压制劳工运动、减低工资。发达国家的工人面临工厂关闭、转移的威胁，被迫接受资方裁减员工、降低工资、增加工作量的要求，而发展中国家的民族工业则在跨国公司的打击下大量破产倒闭。其结果则是世界市场的消费需求萎缩。

由于贸易自由化，各国中小企业和农业跨国界相互竞争，价格不断下降，工资成本不断被压缩，大量缺乏国际竞争力的企业纷纷倒闭，造成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进一步萎缩。

因此，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既是发达国家国际竞争激化的产物，反过来又系统地加剧了国际竞争，为国际竞争的空前激化铺平了道路，一步步将世界经济推向大萧条。

但是，这是否意味着全球化是自然而然的过程呢？从以上分析中不难看到，全球化是以各国跨国公司为动力，以美国为主导，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关税与贸易总协定/世界贸易组织和世界银行为组织实施者，以新自由主义为旗帜，国际政界、商界、学界精英共谋的人为过程。所谓华盛顿共识即是共谋存在的证据。

人们常常混淆市场经济与新自由主义的关系，以为一国范围内无障碍市场经济行得通，国际范围内的无障碍市场经济也应该行得通。然而一国范围内的市场经济成功的前提是政治上的一人一票可以制约经济上的一钱一票，使该国的地区差距与贫富差距得以有效调节，有足够的财政资金建设道路、桥梁、港口、机场，能实施内在协调一致的经济和民事、刑事法律，并且可以用凯恩斯主义的财政与货币政策调节经济周期。失去这一前提，市场经济将带来两极分化，假冒伪劣盛行（劣币驱逐良币），经济动荡，秩序混乱，以致社会无法存在下去。在缺乏一个由全世界人民投票选举的世界政府的前提下，在跨国公司不受民主力量制约的前提下，拆除各国对本国经济的保护，取消各国的经济主权，听任弱肉强食的经济逻辑无障碍通行，只能导致世界范围的两极分化和社会动荡。

五、结束语

有可能使这场危机程度减轻或时间缩短的可能因素是新一轮产业革命。然而，在上个世纪最后二十年，电信、互联网、计算机和软件业革命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已经释放完毕，并在互联网泡沫的破灭中转化为危机因素。生物和医药技术似乎是新一轮产业革命的源泉，但是由于该项技术高度垄断，既不能迅速扩散形成投资繁荣，又不能产生类似铁路带动钢铁、机车、煤炭业那样的连锁反应，反而会加速财富向这些生物、医药公司集中，难以成为经济增长的火车头。新能源开发是不是有可能担负起此重任呢？如此新能源开发在经济上有利可图，一定是石油供应发生严重短缺之时，而后者常常意味着加剧经济危机。

世界经济范文篇10

因此，美国已经持续了10年的经济增长和“一高两低”的经济状况不会无限期延续下去，经济周期的变形不等于经济周期的消失。实际上，从2000年下半年起，美国GDP增长的速度就放慢，2001年第一季度虽然仍有1.3%的增长，第二季度却急剧下滑，第三季度急剧滑落至-1.1%，这是自1993年第一季度以来美国经济首次出现萎缩，也是1991年第一季度以来最大的下滑降幅。

尽管目前美国经济面临着诸多矛盾和缺陷，但由于美国占据着多项高科技，特别是信息、网络技术的制高点，再加上20世纪90年代以来宏观政策调控更趋成熟，美国又具有优于其他国家的资源优势、市场优势、金融优势、地缘经济优势，以及灵活的企业机制和较强的对外转移危机的能力等，预计美国经济将于2002年后复苏。

2.日本经济现状及发展趋势

二战后，日本经济经历了恢复时期和20年的高速增长，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日本制造业的总体竞争力一度超过美国，日本的国民生产总值由20世纪50年代初约相当于美国的6%上升为90年代初的66%，日本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经济大国。

然而正是在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日本经济达到高峰的同时，其经济泡沫也达到了顶点。泡沫经济的崩溃使得在此之前大量贷出资金的日本银行陷入巨额坏账的泥潭而不能自拔，并使日本经济在90年代以低于美国经济增长率2个百分点的劣势陷入经济停滞，这是日本战后以来最严重的经济衰退。

日本经济目前的困境是由多方面原因造成的，既有国际环境趋紧、出口下滑的直接原因，也有10年来扩大内需政策未见成效、各种矛盾累积的政策后果。

关于日本经济的增长前景，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发表的报告称，由于存在着“惜贷”与扩大投资、消费的矛盾，巨额财政赤字与扩张财政政策的矛盾，结构调整与失业率增高的矛盾，官僚垄断与提高效率的矛盾等四大矛盾，日本经济真正摆脱困境尚需时日。

但应当看到，由于日本拥有雄厚的制造业基础，其GDP居世界第二位，人均GDP居西方七国之首，是世界最大的贸易顺差国、外汇储备国和债权国，未来日本经济尽管不大可能再现以往的高速增长，但其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仍举足轻重。

3.欧盟经济现状及发展趋势

欧盟经济增长的基本面是稳定的。目前，欧盟经济从总体上看状态良好，除对外贸易下降外，投资、消费以及通货膨胀率、就业率和财政金融等各项经济指标基本保持在正常水平。2001年欧元区的经济增长速度达到2.4%，在世界三大主要经济体中，其增速是最高的。

欧盟各国的结构性调整为经济增长提供了稳定框架。近年来欧盟在税收、福利、医疗、就业等方面纷纷开始改革。2000年普遍进行的税收改革，给经济增长助了一臂之力。同时，欧盟国家的养老金制度改革也在加紧进行。据欧盟一个研究机构预测，仅减税一项就将使欧盟从2001年起每年拉动0.5个百分点的经济增长。

欧元的经济货币联盟效应发挥了积极作用。2001年以来，欧元对美元汇率基本上稳定，欧元经济货币联盟所起的稳定作用不能低估。欧元的启动消除了欧元区内的汇率风险，增加了价格透明度，有利于投资和金融市场一体化，从而对欧盟成员国的经济协调发展起到保护和促进作用。

受世界经济增长下降影响，欧盟经济增长放缓。受美国经济急剧减速和世界经济增长降温的影响，2001年欧盟各国的经济增长势头都有不同程度的减弱。欧盟经济尽管保持增长，但增长放缓，并一再低于市场预期。

2002年1月1日，欧元正式上市流通，欧盟经济一体化进程加快。尤其是近年来欧盟加紧了内部建设，推行机构改革，统一税率，扩大欧元区，强化成员间的合作，因此，从发展的角度看，一个实现了统一市场、统一货币的欧盟经济，将逐步形成挑战美国经济“一超”地位的强极，并将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有力支撑。

据欧盟委员会公布的最新预测，随着减税措施的采取，企业的增长潜力得到发挥，劳动力价格相应下降，加之欧盟经济不存在固定资本投资和库存过剩的问题，也没有受经济周期性因素的影响，预计2002年欧盟经济增长率将达2.9%。

二、发展中国家经济现状及发展趋势

1.东南亚地区经济普遍放缓

东南亚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大多具有出口导向型特征，且出口市场主要集中在美国和日本。自2000年下半年以来，美国经济增速骤降，股市暴跌，特别是高技术股的暴跌，使企业商业投资赢利预期降低，这不但影响了企业的设备投资，还影响了个人消费。美国内需不振，进口需求减少，导致东南亚国家和地区出口下降较多。刚刚摆脱金融危机的东南亚经济又面临着新的考验。

2.拉美经济面临严峻形势

新世纪伊始，拉美地区经济即遇到严重困难：外贸出口萎缩，生产下降，失业率攀升，经济增速放缓。

拉美地区经济下滑的主要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受世界经济增长放缓的连带影响。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鉴于美国和西欧经济增速明显放慢，日本经济仍处于停滞状态，大大减少了对拉美国家的出口产品需求，从而导致拉美出口急剧下降，并严重影响该地区各国的经济发展。其次，美国"9·11"事件使拉美经济雪上加霜。"9·11"事件对拉美经济产生了十分不利的影响，其中同美国保持最为密切贸易关系的墨西哥和中美洲国家，以及以旅游业为主的加勒比国家受到的负面影响最大。此外，沉重的外债负担制约着该地区经济的发展。目前，拉美国家外债已超过7500亿美元，每年用于支付外债的资金就近1500亿美元，相当于本地区年外贸收入的三分之一。

3.非洲经济前景看好

非洲经济尽管受到全球经济不景气的影响，但由于一些非洲国家经济状况明显好转，2001年整个非洲经济仍获得增长，经济增长率达到3%。博茨瓦纳、喀麦隆、莫桑比克、坦桑尼亚、乌干达等国采取了一系列宏观经济调整政策，努力改善产业结构，增加吸引外资的投入，使得这些国家的经济增长率超过整个非洲3%的平均增长率。

但是，目前非洲经济也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必须尽快结束战乱，加快经济改革步伐，改善投资环境，提高国民教育水平，消除贫困。战乱和政局不稳定是制约非洲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一些非洲国家由于战乱不断，不仅影响了这些国家的经济发展，也拖了整个非洲经济发展的后腿。

三、世界经济形势变化对我国经济的影响与对策分析

在美国经济急剧减速并导致全球经济增长放慢的环境下，我国对外经贸将面临如下挑战：

第一，出口减少，经济增长对内需依赖增大。美、欧、日三大经济体同时陷入衰退，这从1975年以来尚属首次；另外，我周边地区经济增长也大都放慢，这对中国经贸发展必然产生重要的影响。2000年我国对美、欧、日的出口额超过1400亿美元，占全国出口总额的55.6%；同年我国对韩国和东盟的出口额近400亿美元，占全国总出口额约15%。2001年头7个月我国出口增长率从2000年同期的35.8%降到8.5%，即回落27个百分点，据估算，每减少一个百分点就意味着10多亿美元的损失。随着我国经济的出口依存度从1980年的8%提高到2001年的23%，世界经济放慢导致我国出口减少，无疑会加大我国经济增长对内需的依赖。

第二，经济不景气往往导致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由于美国称中国已成为其最大的贸易顺差国，我国产品可能成为美保护主义的重点针对目标。

第三，美国经济形势对我国在美通过贷款、债券及发行股票等渠道进行筹资将产生不利影响。但与此同时，国际资金流动可能对中国引资有利。美经济下滑导致企业对内投资减少，大量资金向外寻找出路，中国如能抓住机遇，则可变不利为有利，吸收更多外资。

在全球经济放缓的情况下，我国应采取以下应对措施：

第一，要加强宏观调控，继续通过积极的财政政策和扩张的货币政策刺激内需，并深化国内消费、投资和技术增长的体制结构。

第二，在外贸方面，继续采取退税等措施鼓励出口，适当调整出口产品方向和结构，并提高我出口产品质量和竞争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