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权范文10篇

生命权范文篇1

一、生命权的概念界定

在讨论整个问题之前，我们不禁要问，宪法保护的对象，即生命是什么？生命权又是什么？简要的说，生命就是人之所以为人并进而成为法律主体的根本和前提。而生命权已经无数次被说成“首要的权利”“，最重要的权利“”所有其他权利的根本和基石”。《中国人权百科全书》给生命权下的定义是“：个人保有作为一个自然人的各种生理、心理特征的存在和延续的权利。”纵观世界范围，宪法学界对生命权主要有以下几种定义：（1）生命权是人们对自己的生命安全所享有的权利，任何组织、团体和个人均不得非法剥夺他人的生命，也不得威胁他人的生命安全。生命权是一种维持生命存在的权利，即活着的权利。（2）生命权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生命权其实是指人生活中的各种权利，包括人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权利的各个方面，狭义的生命则专指法律保障下任何人的生命不被无理剥夺的权利，西方某些学者称之为不被杀害或不受被害威胁的权利。”（3）人的生命权是一种自他出世的那时起，就自然享有并应得到持续的法律保护的权利；国家保护公民的生命权是指公民只可因不可抗拒的自然原因自然死亡之外，任何人不得用任何非法手段致他人死亡，消灭他人生命。（4）生命权是指公民对自己的生命安全所享有的权利，不能被非法剥夺。（5）生命权就是享有生命的权利。在学界如此众多的定义中到底哪种才最科学最可取？生命权作为一项最基本的权利，它的概念应当有比较清晰的界定，这是研究问题的基础。从不同的角度分析会得出相对不同的概念。笔者认为，生命权首先是自然人按照规律，享受生命不被非法剥夺，并且在受到任何危险时得请求救济的权利，但此种界定是否表明生命权是一种消极的权利呢？答案显然是否定的。龚向和教授在他的文章中曾经提到“：一项权利相对积极还是消极，通常取决于特定的历史环境。比如在堪萨斯的麦地里，食物权完全是一种消极权利；但是在瓦兹或东洛杉矶，它则是相当积极的权利。”每一项特定的权利都是在具体的历史环境中诞生的，同时也会随着时代的发展不断被更新并注入新的元素，生命权亦是如此。隶属于消极自由权体系中的生命权已经不能在现代社会中给予公民个人足够的保护和尊重。因此我们对生命权的理解不能止步于消极的层面，在实际的生活场景和新的理解下，生命权不仅包含国家不得随意剥夺个人生命的内涵，还包括国家有义务和责任提高生命质量的含义。因此笔者认为，生命权内涵的延展必须结合人的尊严加以理解。在自由权的内涵之下，生命权仅止于“活着”，但新的理解不应局限于此，而是使人“有尊严的活着”。生命权除了继续保有不被专断剥夺的含义之外，还包含了生命的内容和质量，即如何赋予生命以意义、目的和尊严。

二、生命权宪法保护的宪法学基础

生命权的宪法保护是指，通过宪法规定或宪法解释的方式将生命权载入宪法，使之成为一项有法可依的的宪法权利，赋予国家机关不得侵犯并加以积极保护的义务，并通过宪法的实施得以实现的生命权保护方式。大多数国家的宪法明确规定生命权是宪法保护生命权的前提和基础。然而，生命权的“宪法保护”不等于生命权的“宪法规定”。虽然有些国家在宪法中规定了生命权，但并不意味着生命权就得到了宪法的保护。法律实践证明了一点，尽管权利在法律上得到规定却可能是纸上谈兵，而得不到真正的保护。宪法上基本权利的实效性，并非取决于权利的宪法规定本身，而取决于对其实际的保护。因此，宪法保护与宪法规定并无必然联系。只有宪法得到了实施，生命权的宪法保护才算落到了实处，生命权才是真正得到了保护。在我国，民法、刑法、行政诉讼法中都已经规定了生命权的保护，为什么一定要在宪法中规定呢？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民法等普通法律应当以宪法为基础和依据。难道将生命权写入宪法是为其他法上的生命权提供宪法依据，以体现宪法的最高地位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因为规定在宪法上的生命权与民法上的生命权的性质不同，功能也是不同的。权利是有多重性质的，同是生命权，规定在宪法中属于公权利，可以对抗国家；规定在民法中却是私权利，只能对抗私人。“就私人所有的权利方面看来，单一的权利已可一面对抗其他一般私人，同时又可对抗国家；当其为对抗其他一般私人的权利时，具有私权的性质；而当其为对抗国家的权利时，却具有公权的性质。”而宪法从诞生那天起，就使它所规定的生命权等基本权利具有了公权利的性质，具有了对抗国家的功能，或者说对抗国家是早期宪法规定生命权等基本权利的主要目的。“生命权的本质是对一切侵害生命权价值的行为的防御，防止国家把生命权作为达到国家目的的手段”，“生命权作为主观的权利首先对国家权力的一切活动产生效力，约束国家权力活动的过程与结果。个人有权以生命权为依据，防御国家权力对生命权的任何形式的侵害”，而且“生命权的宪法化体现了国家与社会主体应有的社会关系，即生命权是国家与社会的最高价值，在任何情况下国家不能把人的生命权作为一种工具或手段，应把生命权的维护作为制定法律或制定政策的基本出发点”，所以非常有必要在宪法上规定生命权，让宪法与民法等部门法一起来保障生命权。

三、生命权宪法保护的实现

（一）将生命权写入宪法，作为公民的基本权利生命权是宪法的核心价值，是人身的完整性与人身自我支配权的基础。纵观世界，许多国家的宪法都明确规定公民享有生命权，我国宪法却没有规定生命权，只把生命权看作是一种隐含在宪法其他基本权利中的当然权利。宪法中对生命权规定的缺失使得实际生活中已出现的生命权问题因缺乏有效而明确的宪法依据而得不到合理的保护。宪政经验告诉我们，生命权价值得不到充分尊重和保障的国家不可能形成社会共同体的价值体系，更无法形成实现宪法的理性回归。将生命权载入宪法，使其成为宪法明确规定的基本权利，只有得到宪法的确认，生命权才会获得法律上的最高地位。我国是成文法国家，生命权的入宪理应采取载入宪法火宪法性文件中赋予其最高法律效力。但目前我国制定新宪法的条件还不成熟，可能性也不大，所以较为可行的方式是修改宪法或解释宪法。固然，通过宪法修改的方式在宪法中明文规定生命权有利于明确国家机关的责任，有助于国家立法机关积极立法，保护生命权，实践中我国现行宪法更多进行的也是修改。分析我国宪法对其他权利（诸如劳动权、休息权、受教育权等）的立宪模式可以看出，我国宪法对大部分权利的立宪模式采取的是确认模式，只有财产权在确定财产权的同时明确表示受国家的保护。财产权条款是《宪法第四修正案》中修改的条款，可见今后对基本权利的条文表述应当与财产权的表述为样板。因此，在宪法对生命权进行规范时，也应当采取这种模式，即规定公民享有生命权的同时，明确规定生命权受国家和法律的保护。

生命权范文篇2

论文摘要：对生命权未予以明确保障是我国现行宪法的一大缺憾。生命权是最基本的宪法权利，没有生命权其他权利皆无从谈起，宪法对生命权保护的必要性是不言而喻的。生命权问题涉及死刑、正当防卫、恐怖主义和反恐怖主义、战争和反战、自杀、安乐死、堕胎、计划生育等多领域，需要刑法、民法、赔偿法、计划生育法、国际法等一系列部门法加以规范和解决。将生命权栽入宪法是其他部门法保护生命权的基础，是形成一套保护生命权的法律体系的前提。

一、案例分析

案例引发的思考：2007年l1月21日下午4点左右，北京某医院一名孕妇因难产生命垂危被其丈夫送进医院，面对身无分文的孕妇，医院决定免费入院治疗，而其同来的丈夫却拒绝在医院的剖腹产手术单上面签字，焦急的医生、护士束手无策，院方试图联系该孕妇的其他亲属，并向上级请示“亲属拒绝在手术单上签字的紧急情况下，可否进行手术”，均未果。在抢救3个小时后，孕妇抢救无效死亡。

笔者认为，对生命权的漠视是造成这种悲剧的重要原因。生命权是人的最高利益，如果没有生命权，其他的一切权利都无从谈起。在我国，这—重要的权利还未引起足够的重视，也未得到宪法的保障，这不得不说是中国法律的遗憾!近些年来发生的对生命权的侵害的事件不胜枚举。矿难事故不断发生，“非典”、禽流感等致人死亡的疾病层出不穷，有关死刑犯的冤案也不时出现。这一切都与公民生命权保护的立法不足和不完善相关。人的生命是人之所以为人并进而成为法律主体的根本前提，因此生命权也就成了其他一切人权的前提和基础。生命权自18世纪被美国宪法确立以来，已经得到了世界上许多国家宪法的确认，并载人多项国际人权公约。但由于我国宪法对生命权尚无明文规定，生命权在我国宪法中的地位只能算作—项隐含权利，这对于生命权的保障是极为不利的。因此，笔者认为在今后进一步修改完善我国宪法的过程中应当首先将生命权入宪，尽快建立生命权的保障机制。

二、生命权的义涵

“生命权’’旁白自西方人权理念，生命权是人权中的首位权利，指自然人的生命不被非法、任意剥夺，仅是一种“生命拒害权”，含义是消极、保守的，价值是有限的。这与当时的历史背景有极大关系。那个时代，涂炭生灵、草菅人命的现象普遍，尤其是两次世界大战，更使任意剥夺人的生命的行径受到空前谴责，所以二战后许多国家的宪法国际人权公约纷纷确立了公民拥有生命拒绝不法侵害的神圣权利。然而到了上个世纪70、80年代，当法治与文明已成为世界发展主流、任意践踏生命的现象减少了很多之后，人类社会又出现了许多前所未有的威胁生命的天灾人祸，特别是“人祸”，诸如邪教盛行、核威胁的存在、泛滥、安全生产事故不断、建设工程安全隐患增多、剧毒工业品的广泛使用、农产品消费中中毒事件时有发生等等，这些现代“人祸”对公民生命的危害已远远超过了“天灾”、凶杀刑事案件和司法滥施死刑对公民生命的危害。于是，公民仅有的生命拒绝非法侵害权，已无法保全生命，“公民应享有生命危难救助权”的呼声出来了。因为“无救济就天叔利”已逐渐成为各国公民的共识。与此同时，上个世纪80年代国际人权立法中，出现了所谓的‘‘第三代人权”，其中之一即公民享有“接受人道主义援助的权利”。是指所有人类团体在急需时都有得到国际社会援助的权利。例如遇到流行病、饥荒、地震、洪水、台风、雪崩、火山爆发等自然灾害以及集体移民、难民和流离失所的人大规模集聚或类似事件等，不给予及时的、必要的援助就会引起人类大批死亡的后果，就需要国际社会及时伸出救援之手。特别是在援助任务已经超出任何单独的援助国或某一个机构(如国际红十字会或联合国救灾专员办事处)的能力的情况下，更需要国际社会各方面的大力援助。

生命权的核心是生命安全。—个好的政府，首先应是—个对人民生命安全全面负责的政府；—个珍惜公民生命权的立法机关，应当重塑生命权的传统保护理念，与时代同步地正视危害其“安全”的因素，关注其“安全”的程度，寻求其“安全”的措施。笔者认为，现代宪法义上的公民生命之权，应由传统的“生命拒害权’拓展到“生命拒害权”与“生命危难救助权”的统一(生命安全权即二者的合一)；由生命危机之前的权利延伸到生命危机之后的权利；由消极的生命保护观过渡到积极的生命保护观。因此笔者认为，生命权简单来说就是每个人．都有安全活着的权利，具体是指自然人以维持其生命延续为内容，以生命安全为核心，以生命利益为客体的权利，也就是每个人的生命都平等地受法律保护，不容任何组织或个人非法侵害或剥夺的权利。

三、生命权的体系构架

生命权不同于一般的人格权，它的最大特点在于：生命权的客体一生命利益与生命权主体的权利能力融为一体。因此，宪法意义上的生命权应当是—个完整的权利体系。关于生命权的构成(内容)，学术界并未形成统一的共识，有几种观点为：生命权的内容包括自卫权和请求权；生命权的内容包括生命安全维护权、司法保护权和生命利益支配权。尽管上述观点各有可取之处，但也有不足之处：自卫权并不是独立的生命权内容，而是生命安全维护权的具体内容；司法请求权属于维护生命和安全利益的派生权利，是基本权利的必有内容。因此，笔者比较倾向于将生命权的内容划分为生命存续权、生命安全权以及有限的生命利益支配权。

1．存续的权利

生命存续权是指自然人保有自己的生命依自然规律存续的权利。生命的延续是人体的正常功能，也是一种自然现象。生老病死是自然界不可抗拒的规律。法律规定生命权中包括生命存续权，并非确保人人．都长生不老，而是保护人的生命不因受外来的非法侵害而丧失。其实质是禁止非法剥夺他人的生命。更高层次的生命存续权还应包含，当人的生命受到疾病等非人为因素的困扰而有丧失之危险时，有权得到尽可能的医治和救助。需要注意的是，生命存续权保护人的生命延续，不是通过提高身体健康程度而延长生命，这是健康权的内容。

2．生命安全权

生命安全权是指依法排除或避免危险与威胁，恢复生命得以正常存续所应有的安全情势的权利这是生命权的核心内容，包括防御权、救济权(亦称保护请求权)。防御权，是指当有非法侵害生命的行为和危害生命的危险发生时，受侵害人有权采取防御措施，防止危害生命的结果发生。它首先是针对侵害生命的行为的一种防御或抵抗。救济权，有学者称为“保护请求权”，是指当生命权受到侵害时自然人有权向国家提出保护的请求，以得到必要的救济。当特定的环境对生命构成危险，但该危险尚未发生时，生命权人有权请求国家机关改变环境，消除危险。从时问段上讲，这是事前及事中的保护请求权。保护请求权的另—项重要内容即是请求司法机关救济生命损害，这是生命权受到侵害后的法律救济。是对生命权的事后保护。但是，生命权一旦受到遭受损害，则生命丧失，生命权人主体资格消失。因此，请求司法机关救济生命损害的权利实际上是由生命权人的近亲属或继承人行使的。

3．有限的生命利益支配权

生命利益支配权实质就是生命权归属于谁，生命权人是否完全拥有生命支配权?对此，很难作出全面的回答如果回答拥有生命权，存在以下几点悖论：从生命的周期看，人的寿命有长有短，这不能由本人来决定，而且还存在一些意外事件，如车祸。重大安全事故等，有时既无法预测又无法控制；保留有死刑的国家，对触犯刑律并被判处死刑的犯罪分子，其生命权则属于国家。死刑在任何一个国家都存在过，死刑制度来源于以血复仇。马克思曾说：死刑是往古的以血还血，同态复仇的表现。无数的传说和研究都表明，地球上的所有人种都在其发展的某一阶段依靠的是以血复仇制度，在人类的原始社会里实行了几千年的以血复仇制度，有过初期、盛期和终期之分，以血复仇白．勺终结，便是作为国家刑罚制度的死刑的产生嘲。早期的死刑制度多具有报复意义。贝卡利亚在《论犯罪与刑罚》中指出：“滥施极刑从来没有使人改恶从善。’础对死刑的有益和公正提出了质疑，主张用长期苦役来替代死刑。自此，人们一直都在争论死刑的存度问题，但这不是本文所探讨的问题，无论怎样，死刑在当今社会仍然存在。虽然目前世界上通过立法程序废止了死刑的国家已经超过半数，但还有小半数国家还未废除死刑。

如果生命权不属于本人所有，又会出现以下悖论：一是自杀。即生命权人自己结束自己的生命。至于采取药物、刀杀、自缢、溺死或其他什么方式，则在所不问。如果生命权人拥有生命支配权，应包括自杀行为，但自杀行为不符合伦理要求，也违背社会价值。基督教神学家认为人是E帝创造的，每个人的生命部属于上帝的，自杀就是违背上帝的意志，是一种犯罪行为。人们将自杀规定为一种犯罪，在自杀未遂的场合还可进行处罚，如果既遂，怎样来适用刑罚，即使社会采取一系列措施来防范自杀行为，也可以说是防不胜防。据日本厚生劳动省的调查表明，仅1997年，日本共有23500人自杀，近几年一直在3万人上下浮动，自杀已经成为日本第六大死因。二是献身行为。为了国家、集体或者他人的利益挺身而出，见义勇为，是人类社会所提倡和鼓励的高尚行为，这时，生命权人有权支配自己的生命。三是安乐死。是指对于患了绝症濒临死亡的病人，为了消除其生理上的极度痛苦，经本人或其亲属要求，由医生采用医学方法提前终止其生命，使其安乐死去的行为。其有严格的构成要件。从以上可以看出，人不能完全拥有生命利益支配权，也不是完全没有生命利益支配权，而是有限制的生命利益支配权。公务员之家:

四、生命权入宪的必要性及规制

1．将生命权入宪必要性

(1)生命权人宪是保障我国公民生命安全的现实需要。在现实生活中，漠视生命、侵害生命的现象还不少。每年我国在煤矿、交通事故中死亡的人数成千上万。其中大多数事故属于责任事故，是有关人员不认真履行职责，没有把公民的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而造成的。可见，生命权人宪，是全社会树立生命意识，自觉保护生命是当务之急。

(2)生命权人宪是完善我国现行宪法的需要。正因为生命权的极端重要性，所以，世界上许多国家的宪法明确规定：“未经正当法律程序，不得被剥夺生命、自由或财产。”葡萄牙宪法第二十四条规定：“一、人的生命不可侵犯二、必要时将执行死刑。”我国现行宪法没有规定生命权，不得不说是我国宪法与世界各国宪法的一个差距。为i舌应世界立宪潮流并完善我国现行宪法，我国应尽快将生命权规定为公民的—项基本权利。

(3)生命权人宪还是实施国际人权的需要。尊重和保障人权已经成为一项国际法准则，公民基本权利规定正呈现国际化趋势。《世界人权公约》把生命权列为人权中的首项权利。我国政府顺应国际潮流于1998年10月5日签署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全国人大常委会对这一国际人权公约的批准只是时间问题。那时，实施《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I每是我国政府的义务。为适应签署特别是今后实施《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的需要，我们也应该积极主动地修改完善现行宪法，将生命权明确规定为我国公民的—项基本权利。

生命权范文篇3

所谓生命权，简单地说，就是“活的权利”或“生命平安的权利”，它是指人的生命受法律保护，不受任何非法剥夺的权利。

谈到生命权，我们不能不涉及另一个相关的概念——生存权。1991年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了我国第一份人权白皮书——《中国的人权状况》，明确提出摘要：“生存权是中国人民长期争取的首要人权”。由此，“生存权”一词颇受国人关注。在此，我们不禁要问摘要：什么是生存权？生命权和生存权是什么关系？从世界上看，生存权在不同的国家，其含义是不相同的，至少有以下三种摘要：（1）在德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罗马尼亚、克罗地亚、保加利亚等国，生存权就是生命权。①比如，1991年保加利亚宪法第28条规定摘要：“每个人均有生存权。侵害人的生命被视为最严重的犯罪而受到惩罚。”②（2）在日本，生存权被认为是最低生活保障权，日本宪法第25条有关“所有国民均有享有维持健康且文化性的最低限度生活的权利”，被认为是对生存权的明确规定。“[1（3）在我们国家，《中国的人权状况》指出摘要：”国家不能独立，人民的生命就没有保障“，”争取生存权首先要争取国家独立权“，”国家的独立虽然使中国人民的生命不再遭受外国侵略者的蹂躏，但是，还必须在此基础上使人民享有基本的生活保障，才能真正解决生存权新问题“，”人民的温饱新问题基本解决了，人民的生存权新问题也就基本解决了。“从中不难看出，我国政府所提出的”生存权“主要是指国家独立权和人民基本生活保障权。假如仅仅从我国政府所述的”生存权“的含义来看，显然生命权和生存权不是一回事，二者有明显的区别。当然，二者也有密切的联系，可以说生命权是一种消极人权，它强调生命不被随意剥夺，国家一般态度表现为不作为（只有生命受到威胁时，国家才出面保护），而生存权则是一种积极人权，侧重于国家保护生命的作为，国家要积极采取办法维系生命。

（二）生命权入宪的必要性

为什么生命权必须写入宪法而且应当首先入宪？笔者认为，其理由至少有以下几点摘要：

第一，生命权入宪是生命权本身重要的自然要求。生命是公民从事一切活动的前提和基础。没有生命，就没有一切，再也没有比人的生命更宝贵的东西了。生命权是一切人权的本源和基础，没有生命权，其他一切权利均无从谈起，其他任何权利也就没有意义，也不可能存在。世间最大的罪恶莫过于非法侵害或剥夺他人的生命权。可以说，生命权在公民权利体系中处于基础地位，是一种基础性的权利，是第一位的人权，是首要人权。既然生命权是首要人权，那么作为确认和保障基本人权的根本大法——宪法理应首先将生命权规定为公民的基本权利。

第二，生命权入宪是保护我国公民生命的现实需要。在我国现实生活中，漠视生命、侵害生命的现象还不少。例如，《中国青年报》曾报道摘要：2002年4月12日上午，晨练归来的甘肃省保育院退休老太太李素芳在横穿铁路时被火车撞伤。闻讯赶来的兰州“120”急救中心医师赶到现场预备抢救时，却被两名在场的兰州铁路公安处车站公安派出所警察挡住，说摘要：“铁路医院的救护车马上赶到，你们不要动。”结果耽误了近1个多小时，老太太因错过了最佳抢救时间而死亡。[2这是一起典型的漠视生命的事例。“定点医院”的管辖权竟高于生命权！？又如，每年我国在煤矿、交通等事故中死亡的人数成千上万，其中大多数事故属于责任事故，是有关人员不认真履行职责，没有把公民的生命平安放在第一位而造成的。今年上半年我国非典型肺炎疫病的蔓延，和一些地方和部门领导头脑中的根本理念不重视公民的生命权也有很大的关系，正因为他们漠视公民的生命，所以隐瞒不报，不及时对社会公布并未采取果断办法，导致了疫病的蔓延。可见，将生命权入宪，使全社会树立生命意识，自觉保护生命，是当务之急。

第三，生命权入宪是完善我国现行宪法的需要。正因为生命权的极端重要性，所以世界上许多国家的宪法明确规定公民享有生命权。例如，美国宪法修正案第5条规定摘要：“未经正当法律程序，不得被剥夺生命、自由或财产。”葡萄牙宪法第24条（生命权）规定摘要：“一、人的生命不可侵犯。二、必要时将执行死刑。”格鲁吉亚宪法第15条规定摘要：“一、生命是人的不可侵犯的权利，受法律保护。二、死刑作为非凡的惩罚手段，在其完全废除之前，可由专项法律予以规定，用以惩罚危及人的生命的非凡严重的犯罪。只有格鲁吉亚最高法院有权使用此惩罚手段。”我国现行宪法没有规定生命权，不能不说是我国宪法和世界各国宪法的一个差距。为适应世界立宪潮流并完善我国现行宪法，我们应当尽快将生命权写入宪法。

第四，生命权入宪也是我国部门法发展的要求。我国1979年《刑法》就规定了故意杀人和过失杀人等侵害生命权的刑事责任。1986年《民法通则》第98条规定“公民享有生命健康权”，并在第119条规定了侵害生命权的民事责任。《刑法》和《民法通则》还规定了正当防卫和紧急避险这两种公民自我保护生命权的方式。1994年《国家赔偿法》也规定了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侵犯公民生命健康权的赔偿责任。然而，作为普通法律依据和基础的根本大法——宪法却没有规定公民享有生命权这一基本权利，显然宪法已经落后于部门法，这导致宪法在生命权新问题上不能有效地指导部门法的立法、执法和司法，而且已经在实践中造成了某些混乱、损失和遗憾。例如，1997年修订《刑法》时，对死刑新问题争论很大，最后新刑法规定了68个死刑罪名，虽比修订前有所减少，但仍位居世界前列，这和世界上废除死刑的潮流不相符；《国家赔偿法》所规定的侵犯生命权的国家赔偿标准过低；在民事审判实践中，也存在侵害公民生命权的民事赔偿费用太少的新问题，等等。这些都要求宪法尽快对公民的生命权表明自己的态度。

第五，生命权入宪还是实施国际人权公约的需要。我国政府于1998年10月5日签署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全国人大常委会对这一国际人权公约的批准只是时间新问题。实施《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将是我国政府的义务，而宪法是实施国际人权公约的基本途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6条第1款明确规定摘要：“人人有固有的生命权。这个权利应受法律保护。不得任意剥夺任何人的生命。”为适应签署非凡是今后实施《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的需要，我们应该积极主动地修改完善现行宪法，在根本大法中明确规定生命权。

（三）宪法规定生命权应当注重的几个新问题

我国在修改现行宪法，将生命权写入宪法时，还应当注重正确处理几个和生命权相关的新问题摘要：

1.“生存权”入宪的新问题。目前国内有的学者主张将生存权写入宪法。假如宪法是从生命权的含义来规定生存权，我们赞成；假如“生存权”只是作为国家独立权和基本生活保障权这两项权利的统称而将生存权规定在宪法的公民基本权利之中，我们就不太赞同，因为固然这两项权利非常重要，但国家独立权是对包括生命权在内的所有公民基本权利的保障新问题，它不是公民的基本权利本身，不属于公民基本权利的范畴，故国家独立权不宜在宪法的公民基本权利章节中规定，而公民基本生活保障权则完全可以作为一项独立的公民基本权利加以专门规定，不必使用“生存权”这一有多重含义而易让人误解的概念。

2.死刑存废的新问题。死刑，就是生命刑，它意味着剥夺罪犯的生命权。正因为世界各国愈来愈重视人的生命权，所以越来越多的国家废除了死刑。据统计，截止2001年6月，在法律上或者事实上废除死刑的国家和地区已达109个。[3鉴于传统观念等国情，显然目前废除死刑的条件在我国还不成熟。但是，我们必须熟悉到，限制乃至废除死刑究竟是当今世界的潮流，也是我国政府已签署加入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的要求，而且大家都知道，死刑是一种剥夺人的生命的最严厉刑罚，人死不能复生，因此我国今后应尽可能限制死刑的适用，我们要在修改现行宪法规定公民生命权的同时对死刑的限制新问题一并加以规定。笔者建议借鉴世界各国的立宪经验和《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的有关规定，在我国宪法中明确规定摘要：“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生命权不受侵犯。国家保护公民的生命权。禁止非法剥夺公民的生命。死刑只能由法律规定用于惩罚故意而结果为侵害生命或其他极其严重后果的罪行。”

3.堕胎的新问题。人的生命从何时算起，胎儿有无生命权？和此相关的就是堕胎的合法性新问题。假如承认胎儿有生命权，那么堕胎就是侵害胎儿的生命权。由于堕胎新问题涉及道德、宗教、健康、政治和法律等诸多新问题，其合法性在世界各国及国际社会一直是一个有争议的新问题。在有些国家承认胎儿有生命权，堕胎就是犯罪。《美洲人权公约》也规定，生命权“这种权利一般从胚胎时起就应受到法律保护”。我国人口压力大，需要推行计划生育，目前公民的生命是从出生起算的，法律答应堕胎。今后是否对堕胎作一定限制，如承认5个月以上已有强烈的生命表现的胎儿也有生命权而原则上不答应堕胎，这可作进一步的探究。在实际上，我国刑法规定怀孕妇女不适用死刑，主要是出于人道主义的考虑，也有对胎儿生命的考虑。我们应当在宪法中规定公民生命权的同时，对相关的堕胎和计划生育等新问题一并予以考虑，在部门法中加以规定。

4.安乐死的新问题。既然公民有生命权，那么公民是否享有放弃生命的权利，是否有权选择“安乐死”？安乐死，分为消极安乐死和积极安乐死，消极安乐死是指停止使用维持病人生命的现代医疗设备和手段，让病人自行死亡；积极安乐死是指医务人员通过注射毒剂等所谓不痛苦的方式，帮助身患不治之症且极端痛苦而又希望死亡的垂危病人提前结束生命。安乐死的新问题在世界上争论很大，有的赞同，有的反对。1976年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制定了消极安乐死法；1996年5月澳大利亚北部地区议会通过了一部积极安乐死法——《垂死病人权利法》，但实施半年后被澳大利亚联邦议会废止。2001年4月10日荷兰议会上院以46票赞成、28票反对的结果通过了一项“安乐死”法案，使荷兰成为世界上第一个把安乐死合法化的国家。笔者认为，我们应当慎重对待安乐死的新问题，我国宪法在规定公民的生命权的同时，可以授权立法部门对安乐死新问题进行专门立法。

参考文献

[1[日大须贺明。生存权论[M.林浩，译。北京摘要：法律出版社，2001.19.

[2迭目江腾。火车撞人非等铁路医院不可？[N.中国青年报，2002-04—19.

[3程味秋，杨诚，杨宇冠。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培训手册摘要：公正审判的国际标准和中国规则[M.北京摘要：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358.

生命权范文篇4

关键词：基本权利；生命权；承认义务

古往今来，生命一直被认为是人所能拥有的最宝贵的财富，任何有理智的人都不会否认生命的价值。自21世纪以来，学术界一直高度重视生命权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然而学界对生命权研究的热情似乎并没有带动现实中对生命权价值的认知度提升。2015年“东方之星”号客轮倾覆事件发生后，大批网友在事故原因尚无定论的情况下质疑船长的侥幸逃生，认为船长应该“与船共存亡”。还有网友引用电影《泰坦尼克号》中船长殉职的片段对“东方之星”号船长进行讽刺。这些言论表面上看是对可能存在的失职行为的愤慨，背后体现的却是生命权意识的缺失，是将生命权伦理化、义务化，全然忽视了生命权的法律属性。在人权、法治思想日益普及的今日，仍然存在为数众多的忽视生命权价值、践踏个人生命权的事件，这不禁让有责任心的法律人反思我国宪法中生命权条款缺失的现状。这种缺乏可能导致国家对生命权的义务含糊不清，导致行政部门忽视与保护生命权有关的工作，也可能导致民众对于生命权缺乏正确、必要的认识。基于此，学界早已有对生命权入宪必要性、可行性以及规范内容的研究。已有的研究主要是针对现实需求等因素来论述生命权入宪的必要性，还没有从国家对生命权的承认义务角度进行的专门研究。那么，国家对生命权是否具有承认义务？国家对生命权的承认义务以何种方式实现？本文以世界各国宪法文本为基本素材，力求探明上述问题的答案。

一、国家对基本权利的承认义务

通过对多个国家宪法文本的对比可以观察到，国家对基本权利负有承认、尊重、保障这三种主要义务。例如我国宪法第三十三条第三款就明确了国家对于人权负有尊重和保障的义务。尊重义务要求国家对基本权利主体自由行使权利保持最大限度的克制和不作为。保障义务要求国家努力推进基本权利在现实生活中的落实。不少国家的宪法文本中对这两项义务进行了明确规定。比如1946年《日本宪法》第十三条规定，对于国民的各项权利，只要不违反公共福利，在立法及其他国家事务上都必须受到最大的尊重。1947年《意大利宪法》第二条规定，国家确认和保障确认和保障表现为个人或作为社会团体成员时的个人之不可侵犯的权利。在宪法中规定国家负有基本权利的尊重和保障义务对于各项基本权利的实现意义重大。然而如果宪法中没有明确规定某项权利，那国家的尊重和保障义务就有可能失去了落脚点。在这种情况下，是不是国家对于该项未列举的基本权利就不负有尊重和保障的义务了呢？答案当然是否定的，因为国家对于基本权利还负有承认义务。承认义务意味着国家对于符合基本权利属性之权利，无论宪法是否明确规定该项权利，国家都应当承认其具有基本权利的性质和效力。有的宪法文本正面规定国家对基本权利的承认义务。比如2007年《泰国宪法》第二十七条：“权利与自由，无论是本宪法以明示或漠视的方式承认者，还是依宪法法院之判决承认者，均应受到保护……”还有的国家通过反面规定的方法确立国家对基本权利的承认义务。比如1789年《美国宪法》第九条修正案、1948年《韩国宪法》第三十七条以及2010年《吉尔吉斯宪法》第十七条，均原则性规定了宪法未列举某项基本权利，不得视为否定该项基本权利。无论是从正面规定还是从反面规定，宪法文本中的承认义务条款都使得列举的和未列举的各项基本权利能够以该条款为管道，进入宪法的保护范围并得到国家的尊重和保障。实际上，无论宪法中是否明确规定了国家对基本权利的承认义务，都不影响国家负有该项义务。试想如果一个国家不承认基本权利，它又如何能够尊重和保障基本权利呢？所以说承认义务是作为尊重和保障义务的前提而存在的，是尊重和保障义务的必要条件。当然，国家承认某项基本权利之后，该项基本权利是否能在现实中真正得到尊重与保障也未可知，这属于规范与事实间的裂隙问题，不在本文讨论范围之内。

二、生命权的基本权利属性

既然国家对于基本权利有承认义务，那么生命权是否具有基本权利属性呢？1.生命权发展的历史考察。洛克（JohnLocke）是最早论述生命权的思想家之一，他认为在自然法之下人类拥有三大不可剥夺的基本权利，那就是生命、自由、财产。洛克认为即使进入到政治社会当中，生命权依然对国家权力具有拘束效力。国家权力，尤其是作为国家最高权力的立法权，对人民的生命没有专断的权利。可以看出洛克认为无论在自然状态下还是政治社会中，生命权都是人类最基本的权利。洛克对生命权的论述虽然属于学理层面，但其思想对人类历史上的第一部成文宪法典《美国宪法》产生了重大影响。《美国宪法》第五条修正案采纳了洛克的权利思想，规定“未经正当法律程序，不得剥夺任何人的生命、自由和财产”，从而完成了生命权从理论向规范的演变。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在吸取二战惨痛教训的基础上，生命权作为人的基本权利开始逐渐被大多数国家的宪法所承认。并且生命权开始从国家保障向国际保障扩展。时至今日，无论是联合国的人权文件，还是各区域性组织的人权文件，都将生命权作为最基本的、纲领性的人权予以承认和保障。可以说生命权理论和实践的发展历程足以确立其基本权利地位。2.生命权的基本权利性质。根据学界通说，基本权利的性质主要包括固有性、绝对性（不可侵犯性）、普遍性。固有性意味着基本权利是人所当然拥有的权利，而不是宪法或君主或其他权威所赋予的。之所以要承认基本权利的固有性，是因为如果基本权利是由其他某种人本身之外的权威所赋予的，那这种权威也就当然可以任意损害、剥夺人的基本权利。人的生命为人所固有，而非其他权威所赋予，这是自然的事实。所以，人随着其生命开始而享有生命权，任何权威都不能否定这一点。绝对性意味着基本权利具有最高价值，只能被视为是绝对的目的，而不能被视为是用来完成其他价值的工具或代价。生命权的绝对性体现在生命本身的神圣和不可替代当中。生命神圣论认为人的生命是最神圣的、无价的，一切以人的生命为最高目标。人的生命只有一次，每个人的生命对他自己来说都是不可替代的，既没有办法长生不死，也没有办法死而复生。康德（ImmanuelKant）曾经深刻地指出生命是“没有什么法律的替换品或代替物”，因为没有什么东西类似于生命。正是基于对生命权绝对性的认识，死刑制度受到了越来越强烈的挑战和质疑，废除死刑或停止执行死刑为世界上越来越多的国家所采纳。普遍性意味着享有基本权利与种族、性别、身份等方面的差异无关，并且无论现实上是否享有基本权利，都不影响该基本权利在理念上被承认。基本权利的普遍性是一种思想理念，并不意味着基本权利的保障在任何时代、任何地域皆获得实现。生命权的普遍性在于只要是自然人无论是本国公民还是外国人和无国籍人，都同等地享有生命权。3.生命权的理论基础。有学者分析了生命权的理论基础，认为生命权之所以成为一项基本权利不是例外，而是在坚实的理论基础之上发展起来的，具体来说包括：生命神圣、人的尊严、自然权利、自由主义。生命神圣和自然权利前文有所阐释，不再赘述。自由主义是一种强调个人自由至上并以坚定不移的限制政府权力为指导原则的思想理论。1789年《美国宪法》第五修正案规定未经正当法律程序，不得剥夺任何人的生命。从中可以明显感受到自由主义的限制政府权力的意图。如果说生命神圣、自然权利、自由主义主要构成了生命存在权的理论基础。那么人的尊严就主要构成了生命安全权、生命自主权的理论基础。人的生命安全如果时刻受到外部环境的威胁，将使得人的心理无时无刻不处于紧张恐惧的状态，也就谈不上有尊严的生活，故此基于人的尊严的要求，国家和社会必须努力为个人营造安全的生活环境。当生命负担着难以承受的痛苦，并且即将面临终结的时候，此时赋予当事人一定的生命自主权，也是源自于人的尊严理论。

三、国家对生命权承认义务的实现方式

在确认了生命权的基本权利属性之后，国家对生命权的承认义务也就得到了确认。实际上，目前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已经通过各种方式承认了生命权是人的一项基本权利。但是各个国家对生命权承认的方式有所不同，将生命权纳入到宪法文本当中予以承认的占绝对多数。还有的国家虽然在宪法文本中未涉及生命权问题，但通过宪法审判机构的判例承认了生命权，或者通过国际条约承认生命权。1.通过宪法文本承认生命权。有学者统计“截至2010年4月底，在联合国192个会员国中，共有161个国家的宪法以各种方式规定了生命权。”2011年南苏丹成为了联合国第193个会员国，在当年制定的《南苏丹过渡期宪法》中规定了生命权与人的尊严：“人人都享有固有的生命、尊严和身体完整的权利，这些权利受到法律保护；不得任意剥夺任何人的生命。”通过数据可以看出，在宪法文本承认生命权，是较为普遍的做法。在宪法文本当中承认生命权可以分为直接承认与间接承认两大类，有些宪法文本中仅规定了生命权的直接承认，有些则只规定了间接承认，还有些二者兼具。第一，直接承认。直接承认是将生命权直接写入宪法总论或基本权利部分予以规定。直接承认又可以分为两种模式：第一种模式规定享有生命权的主体。1949年《德国基本法》第二条：“每个人都享有生命和身体完整的权利。”1982年《加拿大宪法》第七条、1982年《土耳其宪法》第十七条、1996年《南非宪法》第十一条、2007年《泰国宪法》第三十二条都有类似的规定。1992年《乌兹别克斯坦宪法》第二十四条规定：“生命权是每个人不可动摇的权利。侵犯生命是最严重的犯罪。”这一类的规定具有宣誓的意味，体现了生命权的固有性、普遍性。第二种模式规定国家尊重和保障生命权。1946年《日本宪法》第十三条规定对于国民的生命权，在立法和其他国政上必须给予最大的尊重。1992年《以色列基本法：人的尊严与自由》第四条：“人人有权获得生命、身体与尊严之保护。”1985年《危地马拉宪法》第三条：“国家保障和保护从孕育起的人的生命、身体完整和安全。”《危地马拉宪法》的规定比较特殊，特别强调了人的生命从孕育时起就受到宪法上生命权条款的保护，也就是保障胎儿的生命权。在世界范围内观察，将胎儿生命权的保护直接纳入到宪法当中规定的国家不多。第二，间接承认。间接承认生命权的宪法条款不使用“生命权”的表述，但通过规定不得随意剥夺生命、剥夺生命的例外情形、废除或者限制死刑来间接承认生命权。第一种模式规定不得随意剥夺生命。比如上面提到的1789年《美国宪法》第五条修正案。还有1949年《印度宪法》第二十一条：“除依照法律规定的程序外，不得剥夺任何人的生命和人身自由。”1990年《新西兰宪法》第八条、2005年《伊拉克宪法》第十五条、1987年《菲律宾宪法》第三条也有类似的规定。做此种规定的国家，受到英美法影响比较深，主要强调对国家剥夺生命权力的限制。第二种模式规定了剥夺生命的例外情形。1964年《马耳他宪法》第三十三条：“除为执行法院依马耳他法律而就刑事犯罪所作的死刑判决外，任何人不得被故意剥夺生命。”非洲国家津巴布韦、塞拉利昂，美洲国家牙买加，大洋洲国家萨摩亚、瑙鲁等许多国家的宪法中也有类似规定。第三种模式规定废除或者限制死刑。死刑是对罪犯生命权的彻底剥夺，它与生命权问题息息相关。基于人权思想的普及、刑罚理论的完善以及国际社会的敦促，目前世界上已经有为数众多的国家在宪法中明确规定废除死刑制度。1966年《乌拉圭宪法》第二十六条：“不得对任何人适用死刑。”1974年《瑞典宪法》第二章第四条：“从今以后没有死刑。”2015年《尼泊尔宪法》第十六条：“每个人都享有尊严地生活的权利，任何法律不得规定判处任何人死刑。”2.通过宪法判例承认生命权。在建立了宪法审判制度的国家内，即使宪法文本没有关于生命权的明确规定，其宪法审判机构也可以通过宪法判例的形式承认生命权的基本权利地位。在宪法文本规定了生命权的国家，宪法审判机构可以通过判例对生命权的主体、内容等进行扩展。第一，通过判例承认生命权。1948年《韩国宪法》没有规定生命权，在其后的历次修宪中也未加入生命权条款。但是韩国宪法法院在1996年的死刑制度合宪案中承认了生命权的基本权利地位。法院判决认为“人的生命是宝贵的，它是有尊严的人类存在的根源，有些生命权虽然没有具体规定在宪法典之中，但它作为人类生存本能和存在目的的基础，是一种自然法上的权利，构成宪法规定的基本权的前提。”本案中法院首先承认生命权的基本权利地位，随后又指出生命权属于宪法规定的法律保留对象，死刑制度要接受比例原则的审查。虽然审查的结果是死刑制度合宪，但不影响生命权成为一项宪法上隐含的基本权利得到承认。第二，通过判例扩展生命权内容。通过判例扩展生命权内容，实际上也是对生命权扩展部分的承认，因此也有必要纳入到本文的考察范围中来。例如对胎儿是否属于生命权的主体，在学界存在广泛的争议，这主要是因为胎儿生命权与孕妇的自我决定权之间的关系问题在目前还没有定论。对于争议问题，宪法一般不予明文规定。德国作为世界范围内最成熟的宪政国家之一，通过判例的形式肯定了胎儿可以享有宪法上的生命权。德国联邦宪法法院在1975年的第一次堕胎判决中指出“作为独立的法益，在子宫内孕育的生命受到宪法的保护。”这一判决扩展了《德国基本法》第二条规定的生命权内涵。3.通过国际条约承认生命权。有的国家在宪法文本中没有直接承认生命权，但通过确认国际条约的效力承认了生命权。例如1991年《罗马尼亚宪法》第二十条：“对有关公民权利和自由的宪法条款的解释和适用须与《世界人权宣言》和罗马尼亚为一方当事国的其他条约和协议的规定相一致。在罗马尼亚为一方当事国的关于基本人权之条约和协议与国内法出现不一致的情况下，国际规则优先适用，除非宪法或国内法包含更为有利的条款。”罗马尼亚在1974年批准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由于《公约》第六条明确规定：“人人有固有的生命权。这个权利应受法律保护。不得任意剥夺任何人的生命”，故此相当于罗马尼亚通过国际条约直接承认了生命权。

四、结语

行文至此，完成了对前言中提及两个问题的解答。因为国家对基本权利具有承认义务，而生命权属于基本权利，所以国家对生命权具有承认义务。而国家对生命权承认义务的实现方式有三种，即通过宪法文本承认生命权、通过宪法判例承认生命权、通过国际条约承认生命权。大多数国家都采用了直接或间接在宪法文本中规定的方式对生命权进行承认。目前，我国宪法并未明确规定生命权，有学者指出我国宪法通过人权条款、人身自由条款、物质帮助权条款等建构起宪法中的生命权制度，但这毕竟只是一种理论上的推演，并未得到宪法文本或判例的支持。《民法通则》及《民法总则》中虽然规定了自然人享有生命权，但意旨在于防止平等民事主体之间的互相侵害，这里的生命权并不具有基本权利的属性。可以说我国目前未完成对生命权的承认义务。当然，本文仅对国家生命权承认义务进行论述，对于我国如何承认生命权，如何将生命权纳入到我国宪法的基本权利范围内，还需要更精细的观察研究与论证，不在本文讨论范围之内。

参考文献：

[1]上官丕亮.宪法与生命：生命权的宪法保障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0.

[2]王奎.生命权的概念及其入宪的必要性和价值[J].西南政法大学学报，2007，9（3）.

[3][英]洛克.政府论（下篇）［M］.叶启芳、瞿菊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4.

[4][德意志]康德.法的形而上学原理——权利的科学［M］.沈叔平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

[5][日]芦部信喜著，高桥和之补订.日本宪法（第六版）[M].林来梵、凌维慈、龙绚丽译，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8.

[6]韩大元，王建学.基本权利与宪法判例[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

[7]张翔，主编.德国宪法案例选释（第1辑）[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2.

生命权范文篇5

一、世界各国生命权入宪的方式与内容

这里讲的生命权“入宪”，是指将生命权的有关内容载入宪法，使生命权成为一项宪法基本权利。在方式上，它不是狭义的“立宪”，它不限于宪法明文规定生命权的内容，还包括通过宪法解释将有关生命权的内容赋予宪法意义和效力。总的来看，在世界上，生命权入宪的方式有两种：一是通过制定新宪法或修改宪法，在宪法上明确规定生命权。例如，1996年南非宪法第十一条规定：“人人享有生命权。”二是通过解释宪法使生命权成为一项宪法基本权利。比如，韩国宪法没有明确规定生命权，但1996年11月28日韩国宪法法院在有关死刑制度是否违宪的判决中指出，生命权虽然没有具体规定在宪法典之中，但它作为人类生存本能和存在目的的基础，是一种自然法上的权利，构成宪法规定的基本权的前提，生命权是绝对的基本权利[2].当然，许多国家将生命权内容载入宪法的方式往往是两种方式并用，即在宪法明文规定的基础上通过宪法解释加以补充，德国就是典型的例子。1949年德国基本法第二条第二款规定：“每个人都享有生命权和身体完整权……”。1975年德国联邦宪法法院在判决一起有关堕胎案件时，认为德国基本法第二条第二款第一句关于“每个人都享有生命权”的规定可以直接推论出“国家有保护人类生命的义务”，国家有义务保护未出生的人类生命免于受到违法的侵害，包括来自母亲的侵害[3]笔者以为，德国这种宪法明文规定与宪法解释两种方式并用是生命权入宪的最好方式，因为先在宪法上明文规定生命权的基本内容，有利于确立生命权的宪法地位，而宪法解释能随着时代的发展不断补充和完善生命权的内容。至于生命权入宪的内容，一般来说，通过宪法解释方式入宪的，其生命权的内容一般较为简单、零散，而直接将生命权写入宪法的，其内容更为明确。这里主要拟考察一下各国宪法明文规定的生命权内容。当然，世界各国在宪法中所规定的生命权内容也各不相同，有的简单，有的丰富。概括起来，世界各国宪法所规定的生命权主要包括以下几项内容：

（一）生命权的享有。正如前面所举例的南非、德国宪法那样规定“人人享有生命权”或“每个人都享有生命权”。又如，1991年保加利亚宪法第二十八条规定：“每个人都享有生命权。侵害人的生命被视为最严重的犯罪而受到惩罚。”

（二）国家对生命权的尊重义务。例如，1989年匈牙利宪法第五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在匈牙利共和国，每个人对生命和人的尊严都享有与生俱来的权利，不得任意剥夺。”

（三）国家对生命权的保护义务。比如，1994年白俄罗斯宪法第二十四条规定：“每个人都享有生命权。国家保护个人的生命免受任何非法侵犯。”

（四）死刑的废除或限制。例如，1991年哥伦比亚宪法第十一条规定：“生命权是不可侵犯的。废除死刑。”又如，1993年俄罗斯联邦宪法第二十条规定：“每个人都享有生命权。死刑在废除之前可由联邦法律规定，作为惩罚侵害生命的特别严重犯罪的特殊措施，同时要为被告提供由陪审团参加的法庭审判其案件的权利。”

（五）合法使用武力剥夺生命的范围。例如，1999年尼日利亚宪法第三十三条第二款规定：“如果死亡是由于在法律允许的下列情形下合理必要地使用武力造成的，则不视为违反本条所规定的剥夺生命：（一）为保护任何个人免受暴力侵害或为保护财产；（二）为执行合法的逮捕或为制止被依法拘留的人逃跑；（三）为镇压骚乱、暴动或叛乱。”

（六）胎儿的生命权。例如，1983年修正的爱尔兰宪法第四十条第三款第（3）项规定：“国家承认胎儿的生命权，同时尊重母亲的平等生命权。保证在法律中尊重并尽可能通过法律保障和维护这一权利。”1992年巴拉圭宪法第四条规定：“生命权是人所固有的权利。一般情况下，从怀孕开始，生命权就受保护……”。

（七）克隆人的禁止。2006年已经分为两个独立国家的塞尔维亚和黑山国家联盟在2003年其宪法的重要组成部分《人权和少数人权利及公民自由宪章》第十一条明确规定：“人的生命不可侵犯。在塞尔维亚和黑山国家联盟，不存在死刑。禁止克隆人。”

一般说来，宪法所规定的生命权的内容越丰富，国家对生命权的宪法义务就越明确，生命权的宪法解释任务就越轻，生命权的违宪审查就越好开展，生命权的保障也就越有可能得以实现。相反，宪法对生命权的内容规定得越简单，国家对生命权的宪法义务就越不明确，生命权的宪法解释任务就越重，生命权的违宪审查就越不好开展，生命权的保障也就更难以实现。例如，美国宪法没有规定胎儿的生命权，所以需要通过联邦最高法院的判例（亦即宪法解释）来界定堕胎是否违宪的问题。而爱尔兰等国的宪法明确规定了“胎儿的生命权”，显然在这些国家堕胎违宪的问题就不需要再作宪法解释。又如，许多国家的宪法明确规定废除死刑，那么这些国家的立法就不能规定死刑，法院也不能判处死刑，否则就是违宪。再如，2003年塞尔维亚和黑山国家联盟宪章规定“禁止克隆人”，显然，当时在这个国家联盟有关克隆人的立法与实践行为就属于违宪，不必再通过宪法解释来明确。由此可见，为更好地保障生命权，应当在宪法中尽可能详细地规定生命权的内容。当然，这应以本国国民的看法达成共识为前提，否则即使宪法作了规定也难以得到落实。

需要指出的是，宪法规定生命权的内容并非绝对多多益善，如果有良好的宪法解释机制，即使宪法明确规定的内容不多，也能很好地保障生命权，甚至反而有利于灵活地适应社会的发展。

二、关于我国生命权入宪方式的构想

众所周知，我国现行宪法没有明确规定生命权，也尚无有关生命权的宪法解释。可以肯定地说，目前在我国生命权还不是一项明示的宪法基本权利。显然，这不利于充分保障我国公民的生命权，这也是当前我国侵害生命的重特大事故和事件不断发生的一个重要原因。因此，我国应当尽快将生命权载入宪法。

那么，我国应当采取何种方式将生命权载入宪法呢？笔者以为，目前我国制定新宪法的条件还不成熟，可能性也不大，较有可行性的方式是修改宪法或解释宪法。有学者认为，“在我国《宪法》中，生命权属于一项隐含权利，即没有明文规定，但从其他条文中可以推导出的权利。例如，第三十六条关于人身自由的保护、第三十八条关于人格尊严的保护、第四十三条关于休息的权利、第四十五条关于弱者的特殊保护等条文，都是以生命权为前提的，是生命权的延伸。”[4]2004年宪法修正案通过后，又有学者认为，可以从我国2004年宪法修正案关于“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的规定中推论出来，我国宪法中也有关于保护公民生命权的规定和含义[5].这些看法都很有道理，但目前它们只是学理解释，没有法律效力。只有通过法定机关的宪法解释，才能真正使生命权成为一种宪法基本权利。

固然我们国家可以通过宪法解释将生命权载入宪法，例如对“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中的“人权”进行解释，宣布人权首先包含生命权，它属于公民基本权利的一种。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宪法解释也相当于立宪，因为宪法解释往往是给宪法赋予原来条文上没有的内容，它与制定新宪法、修改宪法在实质上的效果是一样的，它同样必须得到实施并具有至上效力。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还曾经对美国联邦最高法院解释宪法的“话语霸权”抱怨到，最高法院“在不间断地开着制宪会议”[6].但是，对于我国生命权的入宪，笔者仍主张通过修改宪法方式明确规定生命权，理由主要有三：

（一）目前我国尚未真正建立宪法解释制度，通过宪法解释明确生命权的可行性不强。虽然我国现行宪法明确规定全国人大常委会负责解释宪法，但我国的宪法解释制度尚未真正建立起来，全国人大常委会从来没有真正解释过一次宪法。然而，我国现行宪法自1982年制定以来，已经进行4次修正，已有31条修正案。在很大程度上，我们国家修改宪法比解释宪法更为频繁、更为容易。

（二）通过修宪明确规定生命权，更有利于督促国家机关履行宪法义务。在我国，宪法是部门法的立法基础和依据的观念比宪法是限制国家权力的控权法的观念更为人们接受，并已成为人们的共识。在此背景下，在宪法中明确规定生命权，显然有助于国家立法机关积极立法，保护生命权。

（三）宪法明文规定与宪法解释相比，更有利于开展违宪审查，保障生命权。宪法明文规定生命权的内容，往往比宪法解释更完整、更具体，这显然更有利于我国今后违宪审查机构开展宪法监督活动，并不易引起争议。

三、关于我国生命权入宪内容的构想

在生命权入宪的内容方面，我国应当将哪些内容写入宪法呢？笔者以为，我国可以借鉴世界各国的立宪经验并根据我国国情而定：

（一）关于生命权的享有。我国完全可以借鉴外国立宪经验，明文规定“人人享有生命权”，以明确生命权的宪法地位，使之成为我国公民的一项宪法基本权利。

（二）关于国家对生命权的尊重和保护义务。也可借鉴国外经验，规定“国家尊重和保护生命权”，以督促国家机关履行保障生命权的宪法义务。

（三）关于合法使用武力剥夺生命的范围。也应借鉴外国立宪经验作出限制性的规定，比如可这样规定：“法律严格限制武器和警械的使用范围，禁止违法使用造成公民死亡”，以促使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尽快制定一部有关武器、警械使用的基本法，改变当前有关武器、警械使用剥夺生命只有行政法规规定这种有悖立法法精神的局面，防止武器、警械的滥用，切实保障公民的生命权。

（四）关于胎儿的生命权问题。基于目前我国的人口压力与计划生育政策，宪法可暂不作规定。相关的堕胎问题也先由法律去调整，宪法的调整可随着时展通过宪法解释的方式来补充。

（五）关于克隆人的禁止，目前我国已有明确的态度。2005年3月8日第59届联合国大会批准了联大法律委员会已通过的《联合国关于人的克隆宣言》，中国投反对票。在法律委员会表决中担任中国代表的苏伟在接受记者采访解释中国投反对票的原因时表示：中国在这一问题上的立场一贯是，生殖性克隆人违反人类繁衍的自然法则，损害人类作为自然的人的尊严，引起严重的道德、伦理、社会和法律问题。中国政府积极支持制定一项国际公约，禁止生殖性克隆人。但是，治疗性克隆研究与生殖性克隆有着本质的不同，治疗性克隆对于挽救人类生命、增进人类身体健康有着广阔前景和深厚潜力，如把握得当，可以造福人类。中方反对将两个性质不同的问题混为一谈。“我们认为治疗性克隆和生殖性克隆是可以区分的，而在这次通过的联大宣言中却没有将这两种克隆区分开，表述非常含糊不清，提到的禁止范围可能会被误解为也涵盖治疗性克隆研究，这是中方所不能接受的。”[7]为此，我们可在宪法上作出明确规定：“禁止克隆人”。当然，宪法也可暂不作规定，而先由法律作出规定，最终是否入宪由宪法解释来决定。

（六）关于死刑问题。死刑，就是生命刑，它意味着剥夺罪犯的生命权。正因为世界各国愈来愈重视人的生命权，所以越来越多的国家废除了死刑。据资料显示，截至2006年4月，世界上已有86个国家和地区完全废除了所有犯罪的死刑，11个国家废除了普通犯罪的死刑（战时犯罪除外），还有26个国家在事实上废除了死刑（虽然在法律上保留了死刑，但在过去10年或更长的时间内没有执行过死刑，而且不执行死刑已成为一个原则或习惯），三者相加，全球已有123个国家和地区在法律或事实上废除了死刑；只有73个国家和地区保留了死刑[8].废除死刑已经成为世界潮流，而且成为许多国家宪法上的明文规定。据笔者的初步统计，目前至少有63个国家在宪法上明确规定废除死刑。还有许多国家在宪法上对死刑作了限制。然而，正如联合国经社理事会在关于死刑的第6个五年报告中所指出，中国是执行死刑最多的国家[9].我国不但没有废除死刑，而且在宪法上也没有对死刑加以限制。鉴于传统观念等国情，显然目前废除死刑的条件在我国还不成熟。但是，我们必须认识到，限制乃至废除死刑毕竟是当今世界的潮流，也是我国政府已签署加入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的要求，而且死刑是一种剥夺人的生命的最严厉刑罚，人死不能复生，一旦错杀，就无法挽回，因此我国今后应尽可能限制死刑的适用，首先我们最好在宪法中明确对死刑的限制作出规定。为此，笔者建议借鉴世界各国限制死刑的立宪经验和《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的有关规定，在我国宪法中明确规定“死刑只能由法律规定用于惩罚故意侵害生命的特别严重犯罪”，正如我国刑法学界的学者们所提倡的，首先废除非暴力犯罪的死刑[10]，将死刑的适用限制在故意侵害生命的特别严重犯罪上。

综上所述，笔者建议我们国家尽快通过修改宪法将生命权写入宪法，并且至少在宪法中明确规定以下内容：“人人享有生命权”、“国家尊重和保护生命权”、“任何人不得被任意剥夺生命。死刑只能由法律规定用于惩罚故意侵害生命的特别严重犯罪”、“法律严格限制武器和警械的使用范围，禁止违法使用造成公民死亡”、“禁止克隆人”。

注释：

[1]关于生命权入宪的必要性，可参看拙文《生命权应当首先入宪》，载《法学论坛》2003年第4期。

[2]参见韩大元、莫纪宏主编：《外国宪法判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62页。

[3]参见陈爱娥：《宪法对未出生胎儿的保护——作为基本权利保护义务的一例来观察》，载《政大法学评论》1997年第58期，第68、69、76页。

[4]谢鹏程著：《公民的基本权利》，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74页。

[5]参见屠振宇、李剑锋：《宪法学者聚焦2004年宪法修正案——“宪法修正案座谈会”综述》，载中国宪政网（/include/shownews.asp?key=生命权&newsid=4237）。

[6]转引自任东来等著：《美国宪政历程：影响美国的25个司法大案》，中国法制出版社2004年版，前言第2页。

[7]参见马宁：《联大通过关于人的克隆宣言，中国代表解释投反对票原因》，载《北京青年报》2005年3月10日A1版。

[8]参见“AbolitionistandRetentionistCountries”，/article.php?scid=30&did=140#de%20facto.

生命权范文篇6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是由政府组织、引导、支持，农民自愿参加，个人、集体和政府多方筹资，以大病统筹为主的农民医疗互助共济制度，它是结合国情，将要在农村长期实行的具有中国特色的一种社会保险性质的医疗保障制度。从权利的角度看，尊重和保障参合农民的基本权利（生命健康权）是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也是其法理的逻辑渊源和道德支撑。

（一）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权利和法律基础

享受医疗保障是广大农民的一项基本权利。《世界人权宣言》规定，“人既为社会之一员，就有权享受社会保障，并有权享受人权尊严及人格自由发展所必须之经济、社会及文化各种权利之实现。”《联合国人权公约》规定，“本盟约缔约国确认人人有权享有社会保障，包括社会保险。”因此，医疗保障制度是农民人权保障的主要手段之一。

生命健康权是与身俱来的，须臾不可离开的权利，是最重要的人格权，不可以变更、转让、放弃，是人权的重要内容和表现形式。人的生命具有最高人格价值，是人的第一尊严；而健康则维持着人的生理机能正常运作和功能完善发挥。拥有生命和健康是个人得以在社会上生存、享有作为人的自尊以及得到进一步发展的基本前提，是公民享有和实现一切权利的基础。因此，维护和保障公民的生命健康，维持人的生存和发展，必须发展必要的惠及绝大多数人的医疗卫生事业，这也是国家（政府）的重要职能之一。

我国宪法第十四条规定，“国家建立健全同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社会保障制度。”第三十三条规定“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第四十五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年老、疾病或者丧失劳动能力的情况下，有从国家和社会获得物质帮助的权利。国家发展为公民享受这些权利所需要的社会保险、社会救济和医疗卫生事业。”上述规定为包括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在内的社会保障制度的宪法基础和立法依据，也是农民生命健康权的宪法基础。同时，国家还制定了相关政策制度，以切实保护农民的生命健康权利。《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卫生工作的决定》（下称《决定》）指出，各级政府要积极组织引导农民建立以大病统筹为主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重点解决农民因患传染病、地方病等大病而出现的因病致贫、返贫问题。对农村贫困家庭实行医疗救助；建立独立的医疗救助基金；政府对农村合作医疗和医疗救助给予支持等。《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卫生部等部门关于建立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意见的通知》（下称《通知》）明确提出了建立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目标和原则、组织管理、筹资标准、资金管理、医疗服务管理和组织实施等。此外，有关部门就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组织领导、试点推广，农村医疗救助资金管理、拨付办法，中央财政资助中西部地区农民参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补助资金的拨付等问题专门发文，制定了具体的措施和办法保障农民的生命健康权利。

（二）影响生命健康权实现的关联因素

虽然生命健康权是最重要的人格权，是人权保障的第一要义，但在现实中，农民在生命健康权利的保障和实现方面存在不平等现象，主要阻却因素表现为：

1.社会保障制度中农民医疗保障权利不平等。始于20世纪50年代的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曾有力地保障了农民的生命健康权。但80年代以降，农村合作医疗覆盖率迅速下降，广大农民对于医疗服务需求得不到满足，农民沦为毫无保障的自费医疗群体。与此相对，中国的社会保险制度主要是面向城镇居民设计，基本上没有虑及广大农民。《中国的社会保障状况和政策》白皮书言明“国家在农村实行与城镇有别的社会保障办法”；农民的医疗保障主要是“建立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新华社2002年2月25日公布的数据表明，约占中国总人口15%的城市人口享用着2/3的卫生保障服务，而约占85%的农村人口却只能享用不到1/3的医疗卫生保障服务。因此，广大农民陷入医疗保障权利的贫困状态。

虽然国家针对因疾病、残疾，鳏寡孤独，劳动能力缺乏而导致生活困难的人群积极开展社会救助，以确保他们的基本生活，如对农村居民中无生活来源、无劳动能力、无法定扶养义务人，或虽有法定扶养义务人但扶养义务人无扶养能力的老年人、残疾人和未成年人实行保吃、保穿、保住、保医、保葬（未成年人保义务教育）的五保救助；对患大病的农村五保户和贫困农民家庭实行医疗救助；对因大病、重残或缺少劳动能力，导致常年生活困难的农村贫困人口进行定期、定量基本生活救助等。农村社会救助当前还面临扩大覆盖面、增加救助资金的挑战。显然，目前以扶贫济困为目的的农村社会救助并没有也不可能满足广大农民的医疗保障需求。

2.农民经济承受能力影响生命健康权的保障和实现。在公民权利实现的差序格局中，“富者在权利的实现方面具有优势，而穷者则处于劣势”。第一，农民收入增长与其医疗保障支出的不平衡影响农民生命健康权的实现。城乡二元经济使农民处于不利地位，在医药价格猛涨的情形下，农民医疗费用远远超出了其经济承受能力。有数据显示，从1990年到1999年，农民平均收入由686.31元增加到2210.34元，增长了2.2倍；同期卫生部门统计的每人次平均门诊费用和住院费用，分别由10.9元和473.3元增加到79元和2891元，增长了6.2倍和5.1倍。医疗费用的增长幅度是农民收入增长幅度的2.5倍左右，也即在医疗费用的攀升幅度是农民收入增长幅度的2.5倍左右的情况下，医疗费用的支出远远超出了农民个人和家庭的经济承受能力。

第二，因病致贫、返贫，因贫致病现象严重。疾病与贫困相互关联，互为因果。医疗费用居高不下，农村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人数与日俱增。农村2900万特殊困难人员中，因病致贫的比例达到50%多。有农谚称“脱贫三五年，一病回从前”。因病致贫的罪魁祸首是大病风险，大病对于农户的经济影响主要体现两个方面，一是大病治疗直接对农户形成较大的经济负担；二是大病对于农户的人力资本造成影响，对于农户的长期收入与消费会产生影响。贫困农户在大病冲击以后，将近要花8年的时间才能恢复到大病前的消费水平；近要花10年的时间才能恢复大病前的生产经营投入水平，对收入的影响也是长远的。大病的患病率呈现逐年上升的趋势。从1987年的1.18%上升到2002年的2.84%.此外，因贫致病现象也十分严重。许多农民因难以负担医疗费用，往往小病拖成大病，大病更是无力救治。一些贫困农民小病找村医，一旦确诊是大病，就是好吃好喝准备后事（丧事）。农民的经济承受能力成为影响其生命健康权利的决定性因素。

二

在“依法治国，建立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宏大背景下，切实保障“医疗保障权利贫困”的全国半数多国民的生命健康权是建设法治国家的重大步骤和依法行政的重要内容。在农村医疗保险制度先天残缺的情况下，新型合作医疗制度成为农村医疗保障制度的主体架构，担负起保障参合农民生命健康权的重任。

第一，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解决农村居民“看病难”的问题，为农民生命健康权提供了组织、

制度和资金保障。从国务院新型合作医疗的部际联席会议，省、地（市）的合作医疗协调领导小组，县级合作医疗管理委员会，到各级专家技术指导组，为新型合作医疗制度的施行提供了相对完备的组织保障。同时，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组织领导、试点推广，农村医疗救助资金管理、拨付办法等都有明确具体的规定。中央和地方财政对中西部地区合农民每年人均补助不少于20元，农民个人每年的缴费不低于10元；定点医疗机构实行医疗费用垫付制度，减轻那么资金支付压力。这些为新型合作医疗提供了有力的保障。

第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采风险型（仅保大病住院）、风险福利型（保大病＋乡村基层门诊）、保两头放中间型（保大病＋预防保健，保大病＋健康体检）等各种保障模式，对农民的大额医药费用或住院医药费用进行补助，既增加了农民对基本医疗的可及性，又拓宽了参保人的受益面，“以收定支、量入为出”，科学合理地确定起付标准、补助比例和最高补助限额，有效提升了基金的抗风险能力和监管能力。

第三，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规范管理，定期公布经费账目，建立家庭账户，简化报销手续，实行资金钱账分离、封闭运行，并设立风险基金防范资金透支或沉淀。向农民宣讲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参加办法、参加后的权利与义务、合作医疗经费的筹集、使用和报销等实际问题，赋予农民知情权和监管权。与村民自治相结合，农民代表参与方案设计，接受行政部门财政、审计等内部监督，人大、政协等的独立评估，建立了相对完善的监督体系。

第四，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医疗服务与医疗救助和扶贫开发相结合，解决了参合农民的医疗服务需求问题，各收入层级农民从中直接受惠；新型合作医疗独立于城镇医疗保险和社会救助制度，没有强调参合农民的缴费年限和缴费比例，与社会救助中受助对象的“零给付”义务也有区别，一定程度弥补了我国现行医疗保障制度的不足。

新型合作医疗制度对于维护和实现广大农民的生命健康权具有重要意义，但因沿循合作医疗的旧思路，在试点阶段，相关的制度设计还不够系统和规范。

第一，自愿互助与生命健康权的排他性。自由、独立和尊严是最重要的人格利益，也是保障生命健康权的终极目标。新型合作医疗制度试点中，有地方卫生部门产生强烈的冲动和欲望，要求农民积极参加新合，甚至通过强制手段强迫农民参加；有的盲目追求试点数量、赶进度；有的包干、摊派等，违背自愿原则。参保者如果没有生大病住院，那么他所缴纳的保费中的一部分将无偿地奉献给那些生大病住院的参合农民。这里体现的是传统的互助济困的道德规范。然而，这与农民个人筹资的私有财产属性不相符。如果参合农民不愿救助别人，那么这种互助就是非自愿；再如农民参加新合也并非自愿，那么农民的缴费和救助行为就是双重的非自愿！再有，参合农民的个人缴费类于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的个人账户，都属于缴费者的个人财产，但参合农民在保障水平较低的情况下还肩负救助他人的义务，是悖于城乡统筹协调发展的城乡居民医疗保障制度二元结构，对农民显失公平。因此，在制度设计上，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本身就存在缺陷。

第二、关于资金筹集问题。由于农村经济相对落后，农民实际支付能力不高，筹资能力明显不足。一些地方在推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过程中，参保资金的收取缺乏统一明确的法规和政策，筹资成本由地方卫生部门承担，乡（镇）财税所只负责收费工作，工作态度缺乏主动性，使得筹资工作不仅成本高，而且难度大；而一些贫困地区仍然缺乏有效的多元化筹资手段，筹资效率不高。这些因素又会刺激地方套取中央财政补助的冲动，既不利于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管理，也使得合作医疗基金不堪重负。同时，地方政府投入不足，资金收取额度也因时因地而异，集体经济投入部分也难以及时足额供应，加之农民缴纳的积极性不高，共同导致财政支出困难，补助经费难以按时发放，造成农村地区因病致贫和因病返贫的情况没有根本改变。

生命权范文篇7

探讨生命权的宪法保护既是深化宪法权利研究、促进宪法学发展的需要，也是在新的历史时期强化现代法治国家建设的实践需要，本文拟对生命权的宪法保护进行综合分析。

一、宪法意义上生命权的概念与特征

生命是人之所以存在并进而成为法律主体的前提，没有生命对于人类而言就失去了存在的基础。生命权还体现着人类最宝贵的价值与尊严，它是人最根本的权利，因而，关注生命权就是关注人类本身的福祉。对生命权内涵的研究由来已久，然而其理性发展的最直接动因首先是近代以来自然科学的发展，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不仅揭示了物竞天择的生命进化与存续法则，更是为生命科学打破宗教神学影响而进一步发展指明了方向；1628年英国科学家“哈维”发表了划时代著作《心血运动论》，这也使对生命权利的认识到达了可以触及的层面。时至今日，自然科学的理论与技术日趋成熟，对生命本来面目的认识也越发清晰，这都加深了我们对生命权自然属性方面的认识。虽然认识生命权的自然属性很重要，但无可否认的是对生命权科学内涵的理解还离不开对其社会属性的认识。人是社会的人，所以人和社会不可分割，人的生命权也与社会上层建筑紧密相连。从国际人权公约和世界各国宪法对生命权的规定来看，它们无一不是认为生命权是最重要、最基本的权利，特别是二战后所制定的人权宣言和公约认为对生命权的保护不仅仅是国家不得任意剥夺公民生命的消极义务，还是国家应采取各方面措施切实有效保护公民生命权的积极义务。正因如此，基于对自然属性的认识，从这些国际宪法文件中具有共同社会性的一面可以看出，人的生命权实质是指个人所保有的作为一个自然人而应当享有的各种心理和生理上存在与持续发展的权利。此外，从整体上分析，生命权的本质特征包括以下内容：首先，生命权的现实存在前提是“生命”，而生命仅指自然人的生命。在中世纪神学家托马斯•阿奎那在对自然法的阐释中率先提出了生命权，他认为人内在的首要倾向就是追求符合本性的善,而首要的善就是保全生命。《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6条第一款也规定了：“人人固有的生命权。这个权利应受到法律保护。不得任意剥夺任何人的生命。”由此可见，生命权存在的首要条件是保全生命，在保护生命权的同时也应避免任何人的生命被任意剥夺。总之，生命权对于活着的人至关重要，但并不是说生命权是一种超脱其他权利的存在，它的存在离不开人的生命，更是不可脱离宪法的全面保护。其次，人类生命权的价值追求本质上是“人的尊严”。马克思认为，人与动物的区别是劳动，在劳动中人的个体作用是不言而喻的。人从事劳动当然不仅只为了生存，而且具有尊严性的、有价值的追求。众所周知，人的尊严性是人必备的本质因素，是人社会性的价值表现。正因如此，国家对个人权利进行保障，是因为人具有生命且需要得到保护，更是因为国家对人类生命的尊重和理解。最后，生命权是一种受约束的权利。虽然生命权是固有人权，但生命权应当受到约束。受到约束的生命权主要出现在国家利益与生命利益的平衡过程中，当牺牲部分个体生命利益的结果是换取国人或者更广泛的人类利益的情况下，这样的牺牲或许在伦理道德上是适宜的。此时，个人的生命权就具有某种限制，这种限制体现为生命权主体失去自己对其生命权能的部分支配。另外，生命权主体也不能无限制的行使生命权。因为无限制地行使生命权必定会过界威胁他人的生命以及社会公共安全。所以，生命权首先在宪法规定的某些情况下是受约束的，而且现代生命权受到的制约更是呈现出了多元化的趋势。

二、现代视角下生命权宪法保护的含义与必要性

联合国早在1977年就通过《关于人权新概念决议》，该决议完善了人权概念，决定把有关政治、经济及社会发展、促进人的充分尊严作为人权不可分割的内容。目前大多数现代国家的宪法也明确规定了生命权，这在全球范围内为宪法保护生命权提供了必要的前提和基础，但是，生命权的“宪法规定”不能等同于真正意义上生命权的“宪法保护”。也就是说，生命权在有些国家宪法中进行了规定，并不意味着生命权就完全实现了宪法保护，宪法对权利的保护其实更多的是受到宪法保护模式的影响。宪法基本权利的实效性意义，也并非是来自条文规定本身，而是有赖于对其的实际保护。因此，这里探讨的生命权宪法保护着重于宪法的实施，并真正落实对生命权的宪法保护。生命权作为主观权利首先便对国家权力的一切活动产生效力，它是以约束国家权力为过程和手段的。因此生命权的本质是针对一切侵害生命权价值的行为，尤其是国家为达到国家目的而任意侵犯生命权的行为。为了防止以上行为侵害生命权造成不可挽回的后果，任何自然人都有权依据生命权，制止国家权力对生命权任何形式的侵害行为。而且生命权的宪法化也体现了国家与公民之间应有的关系，即一国公民是国家的主人，公民的生命权拥有在国家与社会中相对较高的价值和地位，国家有责任和义务制定法律、政策并采取相关举措维护生命权的地位和尊严，绝对不可为了国家利益把人的生命权作为手段或工具。所有这些的落实都需要宪法来确认、发展和保护，而宪法保护依靠的不仅是在宪法文本中进行规定，而且要通过宪法实施树立全社会尊重生命权的理念。正因如此，生命权的宪法保护是指，将生命权以宪法条文的形式写入宪法，使之成为一项真正得到承认和尊重的宪法基本权利，同时赋予国家机关和其他社会主体不得侵犯并积极保护的义务，最后通过宪法的实施过程使之得以实现的一种权利保护模式。截止2009年12月，我国《民法通则》、《刑法》、《行政法》、《国家赔偿法》等各种法律中都有关于生命权的详细规定，但我国宪法全文中仍没有生命权的规定，这样的现状明显有悖于宪法保护的权利比法律保护的权利拥有更优越地位的基本原则。在现代法治社会，生命权的优越地位是由人民主权原则和宪法权利至上性决定的。制宪权与主权相连，主权又属于人民，它先于宪法存在。而立法权是人民主权的一部分，通过宪法委托给立法机关。换言之，创制宪法是人民意志的直接体现，而创制法律是人民意志的间接体现，它只是人民代议机关自身的意志。事实上，立法机关完全有可能忽视民意而做出对自己有利的行为。因此，这就很有可能发生代表制宪权的意志与立法权反映的意志出现不同的情况，那么法律的内容与宪法的内容就很有可能造成脱节，而实际上宪法所代表的人民直接意志理应高于法律的地位。另外生命权作为基本人权具有不可侵犯的至上性，也具有人类最基础、最根本权利的性质。综上所述，斯多葛派思想中的“一般人”观念成为了西方人权思想的源头：其主张个人不是城邦的一分子而是整个人类的一个单位，每个人都根据其“内心生活提出一种固有权利的权利。在这里，权利不是分享的，而是个人拥有的”。“在此基础上，启蒙思想家们把个人的地位问题发展成为一种自然权利体系”。然而，在自然权利体系中生命权是首要人权这个事实已经被诸多国际人权文件和宪法专家反复验证，既然生命权是有基础性和根本性地位的公民基本权利，为了确认、保障、实现基本人权的共同需求，那么它理应被纳入到宪法保护的范围中。

三、关于完善我国生命权宪法保护的设想

在生命权保护方面，西方人权理论为之作出了不可替代的贡献，它把对人及其生命的尊重与保护提到了一个新的高度。然而，中国自古就有“西体中用”的学习传统，现代中国更加热心借鉴西方优秀文化成果，不断完善自己对生命权的保护。因此，结合各国经验和本国实际，提出以下几项关于完善我国生命权宪法保护的设想：

生命权范文篇8

（一）什么是生命权

所谓生命权，简单地说，就是“活的权利”或“生命平安的权利”，它是指人的生命受法律保护，不受任何非法剥夺的权利。

谈到生命权，我们不能不涉及另一个相关的概念——生存权。1991年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了我国第一份人权白皮书——《中国的人权状况》，明确提出摘要：“生存权是中国人民长期争取的首要人权”。由此，“生存权”一词颇受国人关注。在此，我们不禁要问摘要：什么是生存权？生命权和生存权是什么关系？从世界上看，生存权在不同的国家，其含义是不相同的，至少有以下三种摘要：（1）在德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罗马尼亚、克罗地亚、保加利亚等国，生存权就是生命权。①比如，1991年保加利亚宪法第28条规定摘要：“每个人均有生存权。侵害人的生命被视为最严重的犯罪而受到惩罚。”②（2）在日本，生存权被认为是最低生活保障权，日本宪法第25条有关“所有国民均有享有维持健康且文化性的最低限度生活的权利”，被认为是对生存权的明确规定。“[1（3）在我们国家，《中国的人权状况》指出摘要：”国家不能独立，人民的生命就没有保障“，”争取生存权首先要争取国家独立权“，”国家的独立虽然使中国人民的生命不再遭受外国侵略者的蹂躏，但是，还必须在此基础上使人民享有基本的生活保障，才能真正解决生存权新问题“，”人民的温饱新问题基本解决了，人民的生存权新问题也就基本解决了。“从中不难看出，我国政府所提出的”生存权“主要是指国家独立权和人民基本生活保障权。假如仅仅从我国政府所述的”生存权“的含义来看，显然生命权和生存权不是一回事，二者有明显的区别。当然，二者也有密切的联系，可以说生命权是一种消极人权，它强调生命不被随意剥夺，国家一般态度表现为不作为（只有生命受到威胁时，国家才出面保护），而生存权则是一种积极人权，侧重于国家保护生命的作为，国家要积极采取办法维系生命。

（二）生命权入宪的必要性

为什么生命权必须写入宪法而且应当首先入宪？笔者认为，其理由至少有以下几点摘要：

第一，生命权入宪是生命权本身重要的自然要求。生命是公民从事一切活动的前提和基础。没有生命，就没有一切，再也没有比人的生命更宝贵的东西了。生命权是一切人权的本源和基础，没有生命权，其他一切权利均无从谈起，其他任何权利也就没有意义，也不可能存在。世间最大的罪恶莫过于非法侵害或剥夺他人的生命权。可以说，生命权在公民权利体系中处于基础地位，是一种基础性的权利，是第一位的人权，是首要人权。既然生命权是首要人权，那么作为确认和保障基本人权的根本大法——宪法理应首先将生命权规定为公民的基本权利。

第二，生命权入宪是保护我国公民生命的现实需要。在我国现实生活中，漠视生命、侵害生命的现象还不少。例如，《中国青年报》曾报道摘要：2002年4月12日上午，晨练归来的甘肃省保育院退休老太太李素芳在横穿铁路时被火车撞伤。闻讯赶来的兰州“120”急救中心医师赶到现场预备抢救时，却被两名在场的兰州铁路公安处车站公安派出所警察挡住，说摘要：“铁路医院的救护车马上赶到，你们不要动。”结果耽误了近1个多小时，老太太因错过了最佳抢救时间而死亡。[2这是一起典型的漠视生命的事例。“定点医院”的管辖权竟高于生命权！？又如，每年我国在煤矿、交通等事故中死亡的人数成千上万，其中大多数事故属于责任事故，是有关人员不认真履行职责，没有把公民的生命平安放在第一位而造成的。今年上半年我国非典型肺炎疫病的蔓延，和一些地方和部门领导头脑中的根本理念不重视公民的生命权也有很大的关系，正因为他们漠视公民的生命，所以隐瞒不报，不及时对社会公布并未采取果断办法，导致了疫病的蔓延。可见，将生命权入宪，使全社会树立生命意识，自觉保护生命，是当务之急。

第三，生命权入宪是完善我国现行宪法的需要。正因为生命权的极端重要性，所以世界上许多国家的宪法明确规定公民享有生命权。例如，美国宪法修正案第5条规定摘要：“未经正当法律程序，不得被剥夺生命、自由或财产。”葡萄牙宪法第24条（生命权）规定摘要：“一、人的生命不可侵犯。二、必要时将执行死刑。”格鲁吉亚宪法第15条规定摘要：“一、生命是人的不可侵犯的权利，受法律保护。二、死刑作为非凡的惩罚手段，在其完全废除之前，可由专项法律予以规定，用以惩罚危及人的生命的非凡严重的犯罪。只有格鲁吉亚最高法院有权使用此惩罚手段。”我国现行宪法没有规定生命权，不能不说是我国宪法和世界各国宪法的一个差距。为适应世界立宪潮流并完善我国现行宪法，我们应当尽快将生命权写入宪法。

第四，生命权入宪也是我国部门法发展的要求。我国1979年《刑法》就规定了故意杀人和过失杀人等侵害生命权的刑事责任。1986年《民法通则》第98条规定“公民享有生命健康权”，并在第119条规定了侵害生命权的民事责任。《刑法》和《民法通则》还规定了正当防卫和紧急避险这两种公民自我保护生命权的方式。1994年《国家赔偿法》也规定了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侵犯公民生命健康权的赔偿责任。然而，作为普通法律依据和基础的根本大法——宪法却没有规定公民享有生命权这一基本权利，显然宪法已经落后于部门法，这导致宪法在生命权新问题上不能有效地指导部门法的立法、执法和司法，而且已经在实践中造成了某些混乱、损失和遗憾。例如，1997年修订《刑法》时，对死刑新问题争论很大，最后新刑法规定了68个死刑罪名，虽比修订前有所减少，但仍位居世界前列，这和世界上废除死刑的潮流不相符；《国家赔偿法》所规定的侵犯生命权的国家赔偿标准过低；在民事审判实践中，也存在侵害公民生命权的民事赔偿费用太少的新问题，等等。这些都要求宪法尽快对公民的生命权表明自己的态度。第五，生命权入宪还是实施国际人权公约的需要。我国政府于1998年10月5日签署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全国人大常委会对这一国际人权公约的批准只是时间新问题。实施《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将是我国政府的义务，而宪法是实施国际人权公约的基本途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6条第1款明确规定摘要：“人人有固有的生命权。这个权利应受法律保护。不得任意剥夺任何人的生命。”为适应签署非凡是今后实施《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的需要，我们应该积极主动地修改完善现行宪法，在根本大法中明确规定生命权。

（三）宪法规定生命权应当注重的几个新问题

我国在修改现行宪法，将生命权写入宪法时，还应当注重正确处理几个和生命权相关的新问题摘要：

1.“生存权”入宪的新问题。目前国内有的学者主张将生存权写入宪法。假如宪法是从生命权的含义来规定生存权，我们赞成；假如“生存权”只是作为国家独立权和基本生活保障权这两项权利的统称而将生存权规定在宪法的公民基本权利之中，我们就不太赞同，因为固然这两项权利非常重要，但国家独立权是对包括生命权在内的所有公民基本权利的保障新问题，它不是公民的基本权利本身，不属于公民基本权利的范畴，故国家独立权不宜在宪法的公民基本权利章节中规定，而公民基本生活保障权则完全可以作为一项独立的公民基本权利加以专门规定，不必使用“生存权”这一有多重含义而易让人误解的概念。

2.死刑存废的新问题。死刑，就是生命刑，它意味着剥夺罪犯的生命权。正因为世界各国愈来愈重视人的生命权，所以越来越多的国家废除了死刑。据统计，截止2001年6月，在法律上或者事实上废除死刑的国家和地区已达109个。[3鉴于传统观念等国情，显然目前废除死刑的条件在我国还不成熟。但是，我们必须熟悉到，限制乃至废除死刑究竟是当今世界的潮流，也是我国政府已签署加入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的要求，而且大家都知道，死刑是一种剥夺人的生命的最严厉刑罚，人死不能复生，因此我国今后应尽可能限制死刑的适用，我们要在修改现行宪法规定公民生命权的同时对死刑的限制新问题一并加以规定。笔者建议借鉴世界各国的立宪经验和《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的有关规定，在我国宪法中明确规定摘要：“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生命权不受侵犯。国家保护公民的生命权。禁止非法剥夺公民的生命。死刑只能由法律规定用于惩罚故意而结果为侵害生命或其他极其严重后果的罪行。”

3.堕胎的新问题。人的生命从何时算起，胎儿有无生命权？和此相关的就是堕胎的合法性新问题。假如承认胎儿有生命权，那么堕胎就是侵害胎儿的生命权。由于堕胎新问题涉及道德、宗教、健康、政治和法律等诸多新问题，其合法性在世界各国及国际社会一直是一个有争议的新问题。在有些国家承认胎儿有生命权，堕胎就是犯罪。《美洲人权公约》也规定，生命权“这种权利一般从胚胎时起就应受到法律保护”。我国人口压力大，需要推行计划生育，目前公民的生命是从出生起算的，法律答应堕胎。今后是否对堕胎作一定限制，如承认5个月以上已有强烈的生命表现的胎儿也有生命权而原则上不答应堕胎，这可作进一步的探究。在实际上，我国刑法规定怀孕妇女不适用死刑，主要是出于人道主义的考虑，也有对胎儿生命的考虑。我们应当在宪法中规定公民生命权的同时，对相关的堕胎和计划生育等新问题一并予以考虑，在部门法中加以规定。

4.安乐死的新问题。既然公民有生命权，那么公民是否享有放弃生命的权利，是否有权选择“安乐死”？安乐死，分为消极安乐死和积极安乐死，消极安乐死是指停止使用维持病人生命的现代医疗设备和手段，让病人自行死亡；积极安乐死是指医务人员通过注射毒剂等所谓不痛苦的方式，帮助身患不治之症且极端痛苦而又希望死亡的垂危病人提前结束生命。安乐死的新问题在世界上争论很大，有的赞同，有的反对。1976年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制定了消极安乐死法；1996年5月澳大利亚北部地区议会通过了一部积极安乐死法——《垂死病人权利法》，但实施半年后被澳大利亚联邦议会废止。2001年4月10日荷兰议会上院以46票赞成、28票反对的结果通过了一项“安乐死”法案，使荷兰成为世界上第一个把安乐死合法化的国家。笔者认为，我们应当慎重对待安乐死的新问题，我国宪法在规定公民的生命权的同时，可以授权立法部门对安乐死新问题进行专门立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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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权范文篇9

福柯所指的生命权力形成于18世纪，它关注生命，关注作为生物过程的人体，将人体作为繁殖生命的基础，它根本的关心是生育，出生率和死亡率，健康，人口的寿命和质量，福柯称这种生命权力为人口的生命政治学，它对人口进行积极的调节，干预和管理。“对身体的规训、对人口的调节构成了两极，控制生命的权力就围绕着它们而展开。古典时期建立起来的这个伟大的双重技术——解剖学和生物学的，个体化和具体化的，它着眼于身体性能，关注生命过程——使得权力的最高功能可能不再是屠杀，而是对生命完完全全地投资。”这种生命权力就是要管理生命，它使生命第一次纳入到权力和知识的视野中，纳入到历史的视野中，纳入到政治技术中。这些包围着生命的权力-知识，目的就在于要更好地维护和肯定生命。权力就不是屠杀生命，而是相反，是促进生命，是使人活，是提高生命的价值，是控制事故、缺陷、流行病并消除一切可能的对生命构成的威胁，对于生命而言，生命权力是肯定性的，它旨在消除疾病，建立医学知识和公共卫生机构，总之，它要对生命负责。它管理和干预的领域，它要建立的知识领域是：“出生率、发病率、各种生理上的无能，环境的后果。正是关于这一切，生命政治学抽取其知识并确立干预和权力的领域。”

福柯在《知识意志》的众说纷纭的最后一章中首先提出了生命权力的观点。但是，福柯对此语焉不详，后来，在1976年和1978年的法兰西学院的讲座中，福柯再次作了深入的研究和补充。在题为《治理术》的讲座中，福柯间接回答了生命权力出现的历史契机。生命权力是怎样出现的？或者说，在怎样的历史瞬间，权力开始关注人口和生命，关注它的健康、安全和兴衰？权力为什么要“治理”和“拯救”生命？福柯将它的权力谱系学再一次追溯到16世纪。这一次，福柯是将人口和治理术(govermentality)联系起来讨论的，是在国家范围内讨论的。福柯在此要回答的问题是，在治理术漫长的发展过程中，它是怎样将其目标逐渐转移到了人口和生命上？这个问题的另一个表述形式是：治理术怎样演变为生命权力？或者说，治理术是怎样采用生命权力的形式？在福柯这里，治理术并不等同于权力，但是在它的某一个阶段，它会和某种权力形式重叠，它们的对象、趣味、焦点、目标可能重叠。实际上，针对人口的治理术，和针对人口的生命权力就是一种重叠。二者都关注生命和人口，都将生命和人口的质量的改善作为目标。生命权力是漫长的治理术的重要一环，福柯的结论是，治理术在经过反复的演进后，是在18世纪，将其对象锁在了人口上。这样，治理术才采用了生命权力的形式。如果说生命权力仅仅是针对着生命、人口及与人口相关的要素的话，那么，治理术的历史和对象范围宽泛得多，它只是在人口这里获得了戏剧性的变化并同生命权力重叠，或者说，它才采用了生命权力的形式。那么，治理术是怎样一个过程？它到底如何转变为生命权力？

福柯在题为“治理术”的演讲中，勾勒了治理术的三个演进阶段。首先是马基雅维里的《君主论》所体现的治理思想。《君主论》的核心是，君主无论是通过什么手段获得君权，他都不是自然的君权本身，君主是通过各种方式获得君权的，这也意味着，他也可以通过各种方式失却君权，君主和君权之间的纽带就不是固定的，牢靠的，一劳永逸的，君主随时面临着丧失君权的威胁。在马基雅维里看来，君主和君权之间的脆弱纽带——这也是一个人为纽带，它们没有根本性的，自然的或法律的联系——随时都会崩断。这种崩断的外力既可能是君主的外在敌人，也可能是君主的造反臣民。这样，君主就得通过行使权力来强化和保护自己的君权。对君权的保护技巧、对君主和君权之间脆弱的纽带的维护，就是马基雅维里式的治理的艺术，它需要两项能力：对君主所面临的危险的辨识能力；发展一种操纵艺术，使君权得以保护和维持。马基雅维里的政治学就这样被视作君主如何保护君权的政治学。对马基雅维里而言，君主的权力对象有两样东西：一是领土，一是居民。马基雅维里有意地将主权同君权重合，无论是君权还是主权，领土都是最重要最根本的因素，君权就是要维护主权。在他这里，治理最主要的是对领土的管理和控制，就是确保主权，确保对法律的绝对遵循。

接下来的治理术——福柯所讲的第二阶段的治理术——正是对马基雅维里的治理思想的绵绵不断的批判。这类治理艺术的核心是，“把经济(家政)引入政治实践中”，具体地说，就是“如何将经济——也即是说，对家庭中的个人、物、财富的正确管理方式、使家庭兴旺发达的正确方式——将父亲对其家庭的这种无微不至的关注引入到对国家的管理中来。”这样，治理国家就不再仅仅是保护君权，而是在整个国家的层面上建立家政。君主对国家的居民，对居民的财产和行为的管理，就应当像家长对待家务和财产一样进行控制。这类治理艺术并不涉及领土，它关心的是人和事情构成的复合体，实际上，它关心的是人，是与事(财富、资源、谋生手段、领土)相关联、交织的人，领土不再是治理的主要对象。

但是这种以家政为基础的治理艺术的发展并不顺利，在18世纪，因为人口的扩展，治理艺术的尴尬境况得到了改善，它的障碍也消除了。为什么人口问题扫清了治理艺术发展的障碍?福柯的解释是，在人口问题出现以前，治理艺术是以家庭管理作为模式的，但是，人口问题一出现，治理艺术就找到了一个新的出口。人口问题不可能在家庭模式中得到解决，因为“人口有其规律性，有其死亡率和发病率，有其自身的稀缺循环”，此外，与人口相关的还有流行病、迁移、风俗，职业活动等。更重要的是，它还引发了一些经济后果。所有这些，使得人口问题无法还原到家庭维度，对人口的治理，就无法以家庭模式作为基础来实行。或者更准确地说，家庭不能提供基础性的治理模式，家庭倒是被包括在人口问题之内，它成为思考人口问题的一个手段，而非模型，家庭这个治理模型消失了，一种新的针对着人口的治理术出现了。

这就是第三种治理术，也是直至目前的最终治理术，它出现于18世纪。这种人口治理的目标就是人口的福利，它包括增加财富、提高健康、延长生命等等。正是在这里，我们发现了治理术和生命权力的重叠和交织。福柯讨论的18世纪的新治理术的出现正是生命权力的诞生，在《知识意志》中，生命权力是现代社会的主要权力实践图式，他在那里断言，社会从此进入了“现代生物阶段”，在这里，在《治理术》中，他同样断言，这个治理术到今天还“牢不可破”，它占据了主导地位，现在是一个人口治理术的社会。“我们生活在一个‘治理术’的时代”。无论是“生命权力”为标志的“现代生物阶段”，还是“治理术”时代，对人口的管理成为社会的最主要目标，在此，治理术采用的是生命权力的实践形式：二者都是对于人口的管理，都产生关于人口的知识，都将人口和生命作为最后目标，都成为今天的主导权力形式，最后，都动摇了传统的国家模式和形态，都奠定了一种崭新的国家权力实践图式。

这个新的国家形态因为要促进人口和生命的质量，它就不是杀人成性的屠戮国家。因此，它似乎摆脱了暴君和血腥的形象。它不再是野蛮的镇压和惩罚，而是善意的治理和救助。它的核心机制是确保安全。这是一种维护生命的治理性国家。它与那种严酷的冷血巨兽的国家截然对立。对生命的治理权力而非对生命的屠杀权力；松散的治理性国家而非严酷的君主国家；对人口的关注而非对领土的关注，福柯所勾勒出来的这一政治学趋势，在今天，在人权和主权的不尽纷争中，在世界各地弥漫的炮火和硝烟中，不是引发了巨大的回声吗?现代形形色色的战争和种族主义的引发完全可以在治理权力或者生命权力的框架内得到解释。因为，“在19世纪，权力占有了生命，承担了生命的责任，它通过身体的规训技术和人口的调节技术，完完全全覆盖了从有机体到生物学，从肉体到人的全部。”如果说，战争和种族屠杀是针对着肉体和生命的话，是与人口密切相关的话，那么，它们就能够在治理性国家的背景下，在生命权力的框架内得到解释。

福柯在1976年的法兰西学院讲座《必须保卫社会》中将生命权力和种族主义联系起来。乍一看，生命权力怎么会引发战争呢?因为它是在提高生命、延长寿命、规避风险、消除疾病，它是以生命和健康作为对象和目标的，在这种情况下，它怎么可能杀人呢?“这个主要目标是使人活的权力怎么可能让人死呢?在围绕生命权力的政治体系中，死亡的权力、死亡的职能如何运转呢?”福柯正是在这里谈论种族主义。在他看来，种族主义进入现代国家机制中，与生命权力密切相关，生命权力促发了种族主义，并使种族主义成为国家的根本性权力机制，国家通过种族主义而发挥功能。怎样理解福柯的这些论断呢？

我们先看看福柯的种族主义概念。什么是种族主义?“首先，它是最终在权力承担生命责任的领域引入断裂的手段，是应当活的人和应当死的人之间的断裂。”种族主义是断裂、区分的手段，它将人类的群体、人类的统一性和连续性分开，它将人类分类，有些种族低等，有些种族高级，有些种族好，有些种族坏，这些人类、人群、人口从其内部错开了。换一种说法，人口的生物学类型得到了划分，不同种族占有不同的生物学知识和生物学领域，人口内部就不再是同质性的，而是一个混和的差异性种族的集合。人口的生物学统一体——这一生命权力的对象——被分裂了，这是种族主义的第一个功能。种族主义的第二个功能正好和生命权力的旨趣相吻合，或者说，它借用生命权力的运作方式而发挥作用。生命权力的目的是，要维持生命，要更好地生存。种族主义以此为契机，它进一步地提出了为更好地生存的方案，那就是：“如果你要生存，其他人就必须死掉。”种族主义就这样在“我的生存”和“别人的死亡”之间建立了联系。自然而然地，在一个人口的总体中，在被分隔的人口总体中，一些强壮的种族为了更强壮，为了更健康，为了生活得更好，为了更好的繁衍，就希望低等的种族、不正常的个人、人类的退化者消失、消除、灭绝。他人的死亡，我个人的生命安全就得以保障。种族主义就这样借助生命权力而展开，它按照生命权力的模式而展开。在种族主义中，生物学关系比军事关系、政治关系和战争关系更为基本。正是在生命权力的需求下，种族主义才行动，才发起杀人的战争。它不是为了战胜政治上的对手，而是要消灭生物学上的危险，它不是靠政治手段，靠非暴力的方式让对手声名狼籍，一败涂地，而是为了提高种族质量、提高人口的纯度和价值而抹除对此造成的任何生物学威胁。杀人，处死的前提是巩固人种和种族，也可以说，种族主义的杀人就是为了在生物学上使这个种族健康，这是它的根本目的——一个生物学目的，而非政治目的和领土目的。

在19世纪，种族主义就这样从生命权力中派生出了它的特有形式，种族主义和国家机制相结合，整个国家就在生命权力的支配下变成种族国家。这种国家“被迫利用种族、种族的清洗和种族的纯洁来行使它的统治权，通过生命权力，使人死的权力的古老统治权的职能导致了种族主义的职能、建立和复活。”古老统治权使人死的目的本是报复、惩罚和显示君主的至上威严，但是，生命权力使人死的目的则是确保生命的安全和价值。这两种权力虽然都使人死，但最终目的不一样，对种族主义而言，它借用古老统治权的使人死的手段，却是为了达到生命权力使人活的目的。种族主义国家完全按照这种奇特的观点手段目的而施展其职能。它一定要杀人，杀别的种族，从而保证自己种族的安全，消除它面临的危险。这种新的种族主义就不仅是一种种族蔑视、仇恨，不仅仅是心理上的种族敌意，也不仅仅是一种意识形态灌输，它与思想、意识形态和权力谎言无关。这种新的种族主义的独特性就在于生命权力灌注其间，这种19世纪发展起来的生命权力成为它的基础。正是生命权力的高度而成熟的发展，使纳粹国家成为一种全新的种族主义国家。纳粹的生命权力无孔不入，生命权力的两种形式——对身体的规训权力和对人口的调节权力——伸展到了纳粹社会的每个角落，“没有比纳粹更有法律的国家；也没有哪个国家进行的生物学调节比它更紧密更坚决”，更有保障和更有计划。正是因为生命权力的蔓延和密布，杀人的权力就丧失了控制，因为生命权力为了生命目的而要杀人，哪怕生命遇到了一点点威胁，它就要杀人，生命权力前所未有地成熟，它变得十分敏感，对威胁变得焦虑、紧张，基于此纳粹设想自己，自己这个种族永远处于危险之中，处于别的种族的危险之中，它将自己的种族，全部人口，暴露于死亡面前。只有这样，只有面临着死亡威胁，它才能成为高级的种族，并决定性地再生。同时，其他的种族就被奴役、被屠杀，被灭绝。战争就在这样的生命权力的驱使下发生了，杀人权力也在生命权力的目标下肆无忌惮。这样，经由生命权力，国家杀人的职能就通过种族主义来保证。战争、种族主义、大屠杀，都通过生命权力，找到了它的现代形式。

福柯是在二十多年前提出这些观点的，令人惊异的是，这些观点在今天丝毫没有丧失它的力量和批判性。生命权力通过种族主义杀人，它通过别的方式也可能杀人，只要是生命遇到了威胁，生命遭到了一丝一毫的恐怖警告，生命权力就会竭尽所能，就会发挥它的最大力量，就会变得歇斯底里，就会让一个群体、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变得焦虑而没有理智。什么样的国家的生命权力更敏感、紧凑、有力和严谨？显然，不是那些落后、贫穷、荒凉的国家，不是阿富汗、伊拉克或卢旺达这样的国家，在这些国家里，生命还没有获得它的恰当知识，生命没有进入历史中，没有进入“现代生物阶段”，没有进入政治技术的包围中，没有出现福柯所说的人口的生命政治学，没有那种生命权力。在这些国家里，生命只是凭靠本能在喘息、蹒跚、挣扎。生命停滞在基本的生理需求方面，生命的全部目的就是维持生理学意义上的生命。在这里，生命从来不会得到自身的反思性知识，它既不邪恶，也不悲天悯人。生命没有注入别的意义，无论是神学的意义，还是世俗的意义；这不是一种有权利和有分量的生命，这是麻木的生命。因此，屠杀，像外科手术一样不是犯罪，而是游刃有余般的轻浮嬉戏。死亡，既不悲鸣，也不欢乐。死亡的氛围是孤独和冷静。这里的死亡，哪怕是儿童的死亡，也激不起池塘中的细微浪花。

但是，在那些成熟的现代生物国家呢？这里的生命就承载了太多的分量和意义。这是高贵的生命，它总是在自我反思，围绕着生命，一大堆医学知识和哲学知识建立起来，前者从生理的角度促进健康，它使生命活得更持久，更有耐力，更有质量。后者确定了这种生命的价值、意义、品质，它为前者提供了依据，成为前者的理由、动力。这两种知识相互促进，相互解释，相互交织，相互强化，这样，生命，就成为熠熠发光的对象，这是照亮一切的核心，所有的事物都要在生命这里受到权衡和检验，生命成为一切行动的出发点，成为基础性的评判标准。政治技术开始包围生命了，一种旨在促进生命的权力日益强化、警惕、敏感。消除对生命的威胁成为生命权力的本能性倾向。

我们看到，今天，由于历史阶段的差异——这种差异的原因十分复杂——的确存在着两种有关生命的知识和权力，存在着两种对待死亡的态度。对于充斥着成熟的生命权力的国家而言，死亡紧紧地勒住了整个国家的神经，为了避免死亡，生命权力要不惜代价地消除死之威胁，“这种使人活的权力”终于要杀人了，我们在最近的以色列的所作所为中，看到了生命权力的疯狂实践，他们将对巴勒斯坦人的屠杀看作是安全行为，自我保护行为，看作是对于生命的维护行为。他们将对巴勒斯坦领土的入侵看作是防护墙的设置。这些屠杀和入侵就此改变了它的性质，它成了拯救、保护、促进生命的安全措施。使别人死的目的是为了使自己活。但是，巴勒斯坦人的生命呢？在以色列看来，这些生命无关紧要，这些生命尚没有进入历史的生物阶段，它既没有知识，也没有意义；既没有分量，也没有价值。这是不能和他们相提并论的生命，这也是一个不能和他们相提并论的种族，因此，这是没有生命权力保障的生命，死亡可以轻松地光顾这种生命。以色列人的生命是泰山，巴勒斯坦人的生命是鸿毛。就此，我们可以理解，在巴以这次漫长的冲突中，以色列失去的生命比巴勒斯坦人少得多，但他们觉得自己是更大的受害者。在以色列人看来，生命并非等价的：巴勒斯坦人每引爆一次人体炸弹，就会得到一次大规模的报复，就会有多得多的生命迈向死亡。在以色列人这里，他们失去生命，就会将巨大的愤怒汹涌地点燃。生命，是的，有什么比生命更重要呢？而巴勒斯坦人失去生命呢？以色列人并不觉得那是和自己一样的生命，他们的报复是基于这样的生命知识而采取的行动：我们的生命更有价值，你们的生命更卑微，我们的死亡需要你们更大规模的死亡来补偿。以色列人仅仅将巴勒斯坦人的人体爆炸视作是低级生命和种族惯有的疯狂之举，野蛮行径，视作是袭击高等种族的恐怖主义兽行，是的，这确实是野蛮行径，但是，他们意识不到这里同样埋伏着生命的毁灭，意识不到生命毁灭时夹杂着的绝望深渊，尤其意识不到这是绝望生命的最后一刻埋藏着的愤怒的轰然爆炸。他们没有认真地对待巴勒斯坦人的生命，他们只认真对待自己的生命，以色列人决不会像巴勒斯坦人那样用生命的自毁来毁掉他人的生命，它的报复和屠杀借用的是器械，而不是生命。他们的坦克和飞机决非简单的报复，而且还夹杂着高级生命和高级种族的炫耀，自尊，权势。这是没有内疚感的报复，因为，卑微的生命对高级生命的袭击就是恐怖主义行为，而高级生命对低级生命的灭绝则是安全行为。这样，我们可以理解，为什么以色列在遭到国际社会的指责后，没有一丝一毫的退让。在他们看来，他们的生命、他们的安全置于一切之上，尤其置于巴勒斯坦人之上。

生命权范文篇10

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和睦、安宁、温馨的家庭不仅是每个家庭成员人生幸福的重要内容，也是社会稳定的基础。然而当前，无论是在发达国家还是在发展中国家，家庭暴力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家庭暴力的存在严重地侵扰着家庭的安宁，破坏着社会的稳定和发展，并且使妇女、儿童、老人和残疾人成为首当其冲的受害者。因此，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维护和保障人权，特别是妇女等弱势群体的合法权益，已成为一个及待解决的世界性课题。

本文试就从家庭暴力的概念、成因、危害、救助措施与法律责任以及对策等方面谈一些拙见，以期增强公众对家庭暴力的敏感度，给予受害者更全面、更具体的保护，从而取得更好的社会效果。

关健词：家庭暴力虐待

一.家庭暴力概述

就现阶段全国各媒体报道的情况看，家庭暴力日益凸显。作为严重侵扰家庭、社会安宁的刽子手——家庭暴力，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特别是2001年修订的婚姻法，明确规定了“禁止家庭暴力”。

（一）家庭暴力的概念

关于什么是家庭暴力，目前还没有一致公认的界定。但在国外的有关法律特别是制止家庭暴力的法律法规中，大多对家庭暴力采用广义的概念，即家庭暴力是发生在家庭成员之间的暴力行为，造成其中一方生理或心理上的伤害。形式上可分为身体暴力、语言暴力、性暴力；受害者包括配偶、前配偶、子女、父母、兄弟姐妹、同居伴侣及前同居伴侣；程度可分为轻度、中度、重度，总之任何对家庭成员造成损害和伤害的行为都可以列入家庭暴力的范畴。

家庭暴力的概念是上世纪90年代初才引入我国的。现行《婚姻法》所作出的禁止家庭暴力的规定，是家庭暴力作为法律概念第一次出现在我国法律的层面上。目前，在我国法律法规中，对家庭暴力尚无界定。实践中所谓的家庭暴力采用的是狭义的概念，主要是指对家庭成员身体上的暴力及因此而引起的精神伤害，如殴打、捆绑、限制人身自由及性虐待等，受害者为配偶、子女与父母，其中以妇女、儿童与老人居多。2001年12月24日最高人民法院所作的《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将家庭暴力的概念在司法层面上明确限定为狭义的：是指行为人以殴打、捆绑、残害、强行限制人身自由或者其他手段，给其家庭成员的身体、精神等方面造成一定的伤害后果的行为。

(二)家庭暴力的特点

1、家庭暴力的行为主体具有特定的亲属关系。其施暴者与受害者相互关系密切，多为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其中，丈夫对妻子的暴力是家庭暴力最常见的类型。而发生的在一定范围亲属以外的暴力行为，如被家人是家政服务员、家庭经营活动的雇员等，不能视为家庭暴力。

2.家庭暴力行为具有隐蔽性。主要表现在（1）家庭暴力发生在家庭内部而非公共场所，地点隐蔽；（2）有些受害者基于自身的脸面和家庭的荣誉而往往对加之于己的家庭暴力粉饰隐瞒；（3）公众的漠视和习以为常使人们对家庭暴力现象往往视而不见。

3.家庭暴力的行为手段具有多样性、损害后果具有不确定性。手段多样，包括殴打、捆绑、禁闭、侮辱、威胁、精神折磨、甚至还有更为残酷的手段。手段的多样性，加之施暴者对后果的放任态度，使得对受害人的损害后果具有不确定性，有时可能较轻，更多时候却达到惨不忍睹的地步。

4.家庭暴力是一个世界性的问题，具有一定普遍性。主要表现在：（1）在世界范围内，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不同程度地存在家庭暴力；（2）家庭暴力广泛存在于不同的种族、不同的民族、不同的阶级、不同的宗教信仰、不同的文化传统、不同的职业、不同的文化水平的人群中；（3）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无论是平时还是战时，家庭暴力从未间断过。

5．时间的连续性和长期性。一般发生家庭暴力的家庭中，暴力不会只终止于一次、两次，往往是存在一定时间连续性6．家庭暴力发生的原因的复杂性。发生家庭暴力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有心理的、生活的、婚姻的等等各方面的原因。

（三）家庭暴力与虐待的关系

1.虐待的概念

虐待是指对家庭成员的歧视、折磨、摧残，使其在精神上、身体上遭受损害的违法行为，在表现形式上，有作为的行为如打骂、恐吓等；也有不作为的行为如不予衣食，令其冻饿、有病不予治疗等。

2.家庭暴力与虐待的异同

家庭暴力与虐待的相同之处在于都是家庭成员间的施暴行为，表现形式也有重合的地方，如残害、捆绑、殴打强行等。其二者的本质是相同的，就是对其他家庭成员造成身体或心理伤害的行为。二者的区别在于，家庭暴力既可能是偶发的，也可能是经常性的，只要实施了打骂、残害等行为就可以构成家庭暴力。而虐待往往是较长时间的，需要一定的连续性行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持续性、经常性的家庭暴力即构成虐待。此外，对于同样造成重伤或死亡的，伤害罪的刑罚远比虐待罪为重。

（四）家庭暴力的类型

根据不同标准，可以对家庭暴力作不同划分；

1.以施暴者与受害者的相互关系为依据，家庭暴力可分为夫妻之间的家庭暴力、父母子女之间的家庭暴力以及其他亲戚间的家庭暴力。

2.以被侵犯的权益为依据，家庭暴力分为（1）侵害生命健康权的家庭暴力。对家庭成员的溺、弃、残害。所谓溺、弃，是指采用溺死、闷死、掐死、饿死等手段杀害家庭成员的行为；所谓残害是指从肉体上进行摧残的行为，如冻饿、毒打、故意伤害肢体、器官等行为。另外，对施暴对象公然以施暴行为相威胁，表现为用语言对施暴对象威胁、恐吓他人的人身、财产安全，使对方产生恐惧的心理，造成受害者严重的精神损害。（2）侵害人身自由权的家庭暴力。表现为对弱者采取捆绑、非法拘禁、暴力威胁等手段限制家庭成员的人身自由。

（3）侵害人格权的家庭暴力。表现为对家庭成员采取罚跪、侮辱人格、强制超体力劳动等，更多地体现为精神上的损害或虐待。

（4）侵害婚姻自主权的家庭暴力。对具有婚姻行为能力者使用暴力或以暴力相威胁的方式对待家庭成员的结婚或离婚问题。诸如，父母或其他长辈以暴力强行包办、干涉子女的婚事；子女以暴力或以暴力相威胁干涉父母的婚事。

（5）侵害妻子或其他女性家庭成员性权利的家庭暴力。妻子以及其他女性家庭成员的性权利具有不可侵犯性。违背妻子或其他女性家庭成员的意志，强行对妻子或其他女性家庭成员发生性行为或有性虐待行为，都是对女性性权利的暴力。

（6）侵害生育权和生育自由权的家庭暴力。暴力对象是已婚女性，施暴者一般为丈夫或夫家的其他家庭成员，如公婆、伯叔等。表现为有些人对不生育的或生育女孩的妇女百般难，施以暴力等。

3.依据家庭暴力的表现形式，可分为身体暴力、精神暴力、性暴力。身体暴力包括所有对身体的攻击及限制行为，如：殴打、推搡、禁闭、使用工具攻击等，后果通常会在受害者身上形成外伤，易于发现。精神暴力是家庭成员之间实施的经常性的侵犯他人人格尊严的不法行为，对家庭成员之间的精神折磨为精神暴力的常见形式。性暴力是故意攻击性器官，强迫发生性行为、性接触等，丈夫违背妻子意愿，强迫发生性关系是最常见的性暴力。目前，多数国家对家庭暴力的类型采用此种分法。

二.目前我国家庭暴力的救助措施与法律责任

由于家庭暴力问题的特殊性，需要有一套不同于其他侵权或犯罪的解决办法，这就要求有有效的救助措施和完善的法律责任。

（一）家庭暴力的救助措施

目前，我国对家庭暴力的救助措施包括：

1.各级群众性自治组织的救助措施。此类救助措施的实施主体是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我国《婚姻法》第43条第1款规定，实施家庭暴力或虐待家庭成员，受害人有权提出请求，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以及所在单位应当予以劝阻、调解。另外，妇联组织作为群众组织，也有义务在日常工作中救助妇女。

2.所在单位的救助措施。此类救助措施的实施主体是所在单位。对于所在单位应理解为施暴者和受害者所在的单位。根据我国《婚姻法》第43条、第44条的规定，所在单位的救助措施与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的救助措施的实施条件相同，必须在受害者提出请求的情况下才能实施，否则有关组织不宜自行介入。

3.国家机关的救助措施。此类救助措施的实施主体是国家机关。狭义的国家机关的救助措施为公安机关的救助。《婚姻法》第43条第2、3款规定，对正在实施的家庭暴力，公安机关应当予以制止。发生了家庭暴力或虐待家庭成员，受害人提出请求的，公安机关应当依照治安管理处罚的法律规定给予行政处罚。公安机关对于正在实施的家庭暴力，应当及时依法采取相应措施，以使暴力无法继续，受害者的人身安全和利益得到保护。公安机关为制止家庭暴力行为，可以对施暴者采取批评教育、严厉训斥、间隔距离、将受害者或施暴者带离现场等救助措施。“受害人提出请求的，公安机关应当依照治安管理处罚的法律规定予以行政处罚”，让施暴者得到应有的教训。广义的国家机关的救助措施包括各种法律责任。

4.家庭成员的自我救助。家庭成员在受到家庭暴力行为伤害时，依法可以实施自我救助，如正当防卫、紧急避险、自助行为等，家庭其他成员也应该及时提供帮助，共同制止违法犯罪行为的继续，避免发生严重后果。应该及时帮助受害者寻求外界帮助，如向有关基层社会组织提出帮助请求、报告当地派出所等警察机关、及时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等。

（二）法律责任

为了更好地保护受害者的合法权益，我国目前的法律对施暴者规定了三种形式的法律责任，具体而言：

1.行政责任

对实施家庭暴力严重侵害家庭成员合法权益的行为，根据《婚姻法》第43条第3款规定，行政机关追究行政责任应依照治安管理处罚的法律规定予以行政处罚。承担的行政责任包括警告、200元以下罚款和15日以下拘留。

2.民事责任

我国《婚姻法》第46条规定因“实施家庭暴力”导致离婚的，无过错方有权请求损害赔偿。离婚过错赔偿责任属于民事损害赔偿的一种，是一种对权利的救济，它通过对夫妻双方中无过错一方被侵害的婚姻权利的救济，维护夫妻关系的平等、家庭关系的健康和稳定，并且对过错方进行一定的惩戒。另外，施暴者承担的民事责任还包括停止侵害、赔礼道歉等。

3.刑事责任

我国《婚姻法》第45条规定：“对重婚的，对实施家庭暴力或虐待、遗弃家庭成员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实施家庭暴力本身是一类非法行为，并不是一种罪名，但这种非法行为可以导致《刑法》规定的如下犯罪：

第一种，实施家庭暴力，故意剥夺家庭成员生命的，构成故意杀人罪。依照《刑法》第232条规定，犯故意杀人罪，处死刑、无期徒刑或10年以上有期徒刑；情节较轻的，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

第二种，实施家庭暴力，故意损害他人身体健康的，构成故意伤害罪。按《刑法》第234条规定，犯故意伤害罪，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致人重伤、造成残疾或致人死亡的，可以判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

第三种，实施家庭暴力，干涉家庭成员婚姻自由的，构成暴力干涉婚姻自由罪，应依照《刑法》第257条的规定，处2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致使被害人死亡的，处2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

此外，实施家庭暴力行为承担的刑事责任，根据具体情况确定，还包括过失杀人罪、过失伤害罪、侮辱罪、诽谤罪等。

上述三种法律责任既可以单独适用，又可以同时适用，应视具体情况而定。

三.我国防治家庭暴力方面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一）存在的问题

1.有关家庭暴力法律规定的不完善。我国引入家庭暴力的概念较晚，禁止家庭暴力是婚姻法在修改后新增的内容。尽管现行婚姻法在态度和做法上有重大变化与改革，起到了改变公众意识，推动反家暴工作，保护受害人的作用。但是，将防治家庭暴力纳入婚姻法调整，实属权宜之计。一方面，婚姻法性质上是民事法律，它主要从权利义务的角度对夫妻和其他家庭成员在家庭生活中的行为，予以调整；另一方面，对家庭暴力的防治是一个社会系统工程，涉及到社会干预、行政干预与司法干预等多方面，不仅仅是民事法律问题，还涉及到行政法、刑法等实体和程序法的诸多方面。另外，在我国家庭暴力有关的现行法规中，存在不少的漏洞与缺失，并未提供根本防治及解决家庭暴力问题的途径，极不利于司法操作及社会实践。

2、认识不足。首先，公众对家庭暴力的本质缺乏清醒认识，尤其对精神暴力、性暴力，公众的认识更为模糊，没有引起足够的认识。其次，司法人员在处理家庭暴力的问题上，对男女平等基本国策的认知程度很高，但对男女平等原则的认识存在肤浅性、表面化的问题。

（二）对策

从可操作性和实效性考虑，目前防范和处置家庭暴力，可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1.加强反家庭暴力行为的立法，依法预防家庭暴力。

从社会发展需要出发，我国应当从整体上规划反家庭暴力的立法，其中可以从两方面进行：（1）完善现有的法律法规，增加反家庭暴力的内容和力度，将性别意识纳入到相关的法律法规中；（2）建立具有我国特色的《反家庭暴力法》。该法从保护家庭成员的合法权益出发，应当对实施家庭暴力的行为进行科学的界定和必要的法律干预，加大对家庭暴力行为的打击力度，通过完善法律来预防家庭暴力危害的扩大，保护所有家庭成员的合法权益。

2.强化家庭暴力行为的处置机制，尤其是要发挥警察在家庭暴力处置中特殊的作用。

经过多年来的努力，我国已形成了多元化的家庭暴力预防和处置机制，这些组织和机构的积极作用是显而易见的，但他们在处理家庭暴力中还存在一个协调配合的问题，尤其是从目前的情况看，为了强化家庭暴力行为的处置机制，还有必要强化警察在处理家庭暴力中的作用。在我国现实生活中，公安司法机关对实施家庭暴力构成违法犯罪的行为，应当依法打击；对那些已有杀人、重伤等犯罪威胁言行，但尚无杀人预备行为者，可先行治安拘留，再会同有关部门，边拘留边教育，直到被拘留人真心悔过，不至于铤而走险为止。

3.为受害的家庭成员，特别是妇女和儿童提供人身保护和法律帮助。

提高妇女合法权益的保护意识，对家庭暴力的防范是非常有必要的。要使妇女知道“家丑”不外扬不利于自我保护，如果对家庭暴力一味忍气吞声，逆来顺受，这样造成的结果必然是助长了家庭暴力，使自己成为反复受害者。同时，社会也应当为受害成员提供多方面、便捷地反映情况，提供保护和帮助的渠道和途径。在目前的情况下，家庭成员在遇到侵害时，可以通过“110报警电话”获得保护和帮助。

4.建立受害妇女庇护场所或救助中心，让受害的妇女有安身之处。

为了避免女性受害和实施犯罪，20世纪70年代英国首创了“妇女避难所”，之后，许多国家相继出现了类似的组织，让受害者有安身之处。我国许多妇女在遭受了家庭暴力后，无处可去，至多往娘家避难，或者求助于妇联，娘家往往爱莫能助，而妇联不可能对每一个受害妇女都给予帮助，也不是所有的受害妇女知道受害后主动找妇联求助的。所以，有必要由政府出面，借助民间的力量，设置“家庭暴力救助中心”等机构，让受害的妇女有一个临时的庇护场所，同时经予受害妇女必要的心理支持、情感慰藉和法律援助。

5.将人民调解与依法处理有机结合起来，防止家庭矛盾的激化，打击家庭暴力行为。

要充分发挥人民调解和司法调解在消除家庭暴力中的特殊作用。各级居（村）委会要加强早期发现家庭矛盾纠纷，注意采用调解的方法，及时化解家庭矛盾纠纷；司法助理员和人民调解员应当主动出击，经常组织家庭矛盾的排查，特别是对那些可能发生家庭暴力的家庭，要重点予以排查，从中摸清底数，发现先兆，对于能够解决的则马上落实措施，尽快疏导，并调解处理；人民法院对于起诉到法院的婚姻家庭矛盾纠纷，也要加强司法调解，尽量挽救家庭，防止家庭解体；对那些家庭矛盾非常突出，夫妻感情已经破裂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解除他们的婚姻关系，以防范家庭暴力事件的发生。

6.加强教育，特别是要注意向家庭成员宣传和灌输处理家庭矛盾纠纷和自我防范的科学途径和方法。

为了消除家庭暴力形成的原因和条件，一方面，社会要提高公民的道德和法律意识，使家庭成员能够树立起互相尊重对方人身权的法律意识，并且了解和知晓采取家庭暴力的道德和法律后果；另一方面，要将防治家庭暴力的宣传教育通过各种途径辐射到全社会、辐射到社会所有成员。无论是各级各类学校，还是政府机关和司法人员，在普法教育中，既要接受反家庭暴力的教育，也要承担起教育别人的重任。在反家庭暴力的教育中，尤其是要灌输给家庭成员正确化解婚姻家庭矛盾和面对家庭暴力的如何处置的方法技巧。

四、国外关于防治家庭暴力立法的概述

在国外，关于家庭暴力的研究及立法较我国进行的早，并经历了多年的理论与实践研究。目前，世界上已经有44个国家和地区制定了专门防治家庭暴力法，这些立法经验也是制定中国防治家庭暴力法很好的参照。

（一）挪威反家庭暴力的立法及实践

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伴随着《挪威男女平等法》的颁布与实施，挪威议会和政府开展了同各种对妇女暴力现象的斗争，并着重对家庭暴力问题进行了防治。

挪威对刑事诉讼法和刑法等方面的法律改革陆续展开。第一,确立了家庭暴力无条件司法干预原则，即对配偶、儿童或其他亲密关系者的暴力侵害案件实行“无条件司法干预”的公诉原则。该原则加强了警察和公诉机关的职能，规定他们在没有被害人同意的情况下，也可以向施暴者提起诉讼，反映出国家对家庭暴力问题态度的转变；第二，改善刑事诉讼中家庭暴力被害人的地位，加强对其在司法程序上的保护；第三，挪威颁布的暴力赔偿法规定，对暴力被害人的最高赔偿额可达100万挪威克朗。在进行法律改革的同时，挪威政府开展“政府行动计划”，推动反对妇女暴力的宣传、社会服务、司法干预等工作。

（二）澳大利亚防治家庭暴力的立法。

澳大利亚于1989年制订了《反家庭暴力法》。该法同样加强了国家机关在这方面的职能，赋予其一些特权，比如警察在没有提出刑事控告的情况下可羁押施暴者长达48小时，以及在怀疑家庭暴力已经发生或正在发生时，可以在没有搜查令的情况下进屋搜查等。此外，还有许多国家采取的措施都值得我国借鉴。1995年新西兰国会通过了《家庭暴力法案》，全面调整家庭暴力问题；英国在大量判例法的基础上，又制定了多部成文法包括《1996年家庭法》、《1997年反骚扰保护法》等；新加坡对此也有专项立法，从刑事、民事、家事和防治服务多种角度治理家庭暴力问题。

结语

在防治家庭暴力问题上，国家必须实施法律改革战略，但是仅有法律改革还不够。家庭暴力不仅是法律问题，更是社会问题。要有效遏制家庭暴力，必须在修改现有法律的同时，开展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反家庭暴力公众运动，通过培训、宣传等形式改变传统文化中的性别歧视，转变人们对家庭暴力的认识。只有将两者有机结合起来，才能遏制家庭暴力现象，为家庭暴力受害者提供有效的司法救济，从而增进两性在家庭内部乃至司法上的平等，维护家庭的和睦与社会的文明。

参考文献

1.杨大文著：《婚姻家庭法学》，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2.《中国加拿大反家庭暴力立法及社会干预机制的比较》，载于《中国妇女报》2001年7月9日

3.李明舜著：《婚姻法中的救助措施与法律责任》，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

4.《关注家庭暴力案件》，载于《扬子晚报》2001年11月25日

5.肖建国、姚建龙著：《女性性犯罪与性受害》，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6.蒋月著：《夫妻的权利与义务》，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