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国家对生命权的承认义务

摘要：国家对基本权利负有承认、尊重、保障的义务。生命权作为人所享有的最基本的权利，理应为国家所承认。目前，学界对国家生命权义务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尊重义务与保障义务上，对承认义务的研究有所欠缺。本文以宪法文本为基本素材，论述了国家对生命权具有承认义务以及国家对生命权的承认义务以何种方式实现。

关键词：基本权利；生命权；承认义务

古往今来，生命一直被认为是人所能拥有的最宝贵的财富，任何有理智的人都不会否认生命的价值。自21世纪以来，学术界一直高度重视生命权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然而学界对生命权研究的热情似乎并没有带动现实中对生命权价值的认知度提升。2015年“东方之星”号客轮倾覆事件发生后，大批网友在事故原因尚无定论的情况下质疑船长的侥幸逃生，认为船长应该“与船共存亡”。还有网友引用电影《泰坦尼克号》中船长殉职的片段对“东方之星”号船长进行讽刺。这些言论表面上看是对可能存在的失职行为的愤慨，背后体现的却是生命权意识的缺失，是将生命权伦理化、义务化，全然忽视了生命权的法律属性。在人权、法治思想日益普及的今日，仍然存在为数众多的忽视生命权价值、践踏个人生命权的事件，这不禁让有责任心的法律人反思我国宪法中生命权条款缺失的现状。这种缺乏可能导致国家对生命权的义务含糊不清，导致行政部门忽视与保护生命权有关的工作，也可能导致民众对于生命权缺乏正确、必要的认识。基于此，学界早已有对生命权入宪必要性、可行性以及规范内容的研究。已有的研究主要是针对现实需求等因素来论述生命权入宪的必要性，还没有从国家对生命权的承认义务角度进行的专门研究。那么，国家对生命权是否具有承认义务？国家对生命权的承认义务以何种方式实现？本文以世界各国宪法文本为基本素材，力求探明上述问题的答案。

一、国家对基本权利的承认义务

通过对多个国家宪法文本的对比可以观察到，国家对基本权利负有承认、尊重、保障这三种主要义务。例如我国宪法第三十三条第三款就明确了国家对于人权负有尊重和保障的义务。尊重义务要求国家对基本权利主体自由行使权利保持最大限度的克制和不作为。保障义务要求国家努力推进基本权利在现实生活中的落实。不少国家的宪法文本中对这两项义务进行了明确规定。比如1946年《日本宪法》第十三条规定，对于国民的各项权利，只要不违反公共福利，在立法及其他国家事务上都必须受到最大的尊重。1947年《意大利宪法》第二条规定，国家确认和保障确认和保障表现为个人或作为社会团体成员时的个人之不可侵犯的权利。在宪法中规定国家负有基本权利的尊重和保障义务对于各项基本权利的实现意义重大。然而如果宪法中没有明确规定某项权利，那国家的尊重和保障义务就有可能失去了落脚点。在这种情况下，是不是国家对于该项未列举的基本权利就不负有尊重和保障的义务了呢？答案当然是否定的，因为国家对于基本权利还负有承认义务。承认义务意味着国家对于符合基本权利属性之权利，无论宪法是否明确规定该项权利，国家都应当承认其具有基本权利的性质和效力。有的宪法文本正面规定国家对基本权利的承认义务。比如2007年《泰国宪法》第二十七条：“权利与自由，无论是本宪法以明示或漠视的方式承认者，还是依宪法法院之判决承认者，均应受到保护……”还有的国家通过反面规定的方法确立国家对基本权利的承认义务。比如1789年《美国宪法》第九条修正案、1948年《韩国宪法》第三十七条以及2010年《吉尔吉斯宪法》第十七条，均原则性规定了宪法未列举某项基本权利，不得视为否定该项基本权利。无论是从正面规定还是从反面规定，宪法文本中的承认义务条款都使得列举的和未列举的各项基本权利能够以该条款为管道，进入宪法的保护范围并得到国家的尊重和保障。实际上，无论宪法中是否明确规定了国家对基本权利的承认义务，都不影响国家负有该项义务。试想如果一个国家不承认基本权利，它又如何能够尊重和保障基本权利呢？所以说承认义务是作为尊重和保障义务的前提而存在的，是尊重和保障义务的必要条件。当然，国家承认某项基本权利之后，该项基本权利是否能在现实中真正得到尊重与保障也未可知，这属于规范与事实间的裂隙问题，不在本文讨论范围之内。

二、生命权的基本权利属性

既然国家对于基本权利有承认义务，那么生命权是否具有基本权利属性呢？1.生命权发展的历史考察。洛克（JohnLocke）是最早论述生命权的思想家之一，他认为在自然法之下人类拥有三大不可剥夺的基本权利，那就是生命、自由、财产。洛克认为即使进入到政治社会当中，生命权依然对国家权力具有拘束效力。国家权力，尤其是作为国家最高权力的立法权，对人民的生命没有专断的权利。可以看出洛克认为无论在自然状态下还是政治社会中，生命权都是人类最基本的权利。洛克对生命权的论述虽然属于学理层面，但其思想对人类历史上的第一部成文宪法典《美国宪法》产生了重大影响。《美国宪法》第五条修正案采纳了洛克的权利思想，规定“未经正当法律程序，不得剥夺任何人的生命、自由和财产”，从而完成了生命权从理论向规范的演变。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在吸取二战惨痛教训的基础上，生命权作为人的基本权利开始逐渐被大多数国家的宪法所承认。并且生命权开始从国家保障向国际保障扩展。时至今日，无论是联合国的人权文件，还是各区域性组织的人权文件，都将生命权作为最基本的、纲领性的人权予以承认和保障。可以说生命权理论和实践的发展历程足以确立其基本权利地位。2.生命权的基本权利性质。根据学界通说，基本权利的性质主要包括固有性、绝对性（不可侵犯性）、普遍性。固有性意味着基本权利是人所当然拥有的权利，而不是宪法或君主或其他权威所赋予的。之所以要承认基本权利的固有性，是因为如果基本权利是由其他某种人本身之外的权威所赋予的，那这种权威也就当然可以任意损害、剥夺人的基本权利。人的生命为人所固有，而非其他权威所赋予，这是自然的事实。所以，人随着其生命开始而享有生命权，任何权威都不能否定这一点。绝对性意味着基本权利具有最高价值，只能被视为是绝对的目的，而不能被视为是用来完成其他价值的工具或代价。生命权的绝对性体现在生命本身的神圣和不可替代当中。生命神圣论认为人的生命是最神圣的、无价的，一切以人的生命为最高目标。人的生命只有一次，每个人的生命对他自己来说都是不可替代的，既没有办法长生不死，也没有办法死而复生。康德（ImmanuelKant）曾经深刻地指出生命是“没有什么法律的替换品或代替物”，因为没有什么东西类似于生命。正是基于对生命权绝对性的认识，死刑制度受到了越来越强烈的挑战和质疑，废除死刑或停止执行死刑为世界上越来越多的国家所采纳。普遍性意味着享有基本权利与种族、性别、身份等方面的差异无关，并且无论现实上是否享有基本权利，都不影响该基本权利在理念上被承认。基本权利的普遍性是一种思想理念，并不意味着基本权利的保障在任何时代、任何地域皆获得实现。生命权的普遍性在于只要是自然人无论是本国公民还是外国人和无国籍人，都同等地享有生命权。3.生命权的理论基础。有学者分析了生命权的理论基础，认为生命权之所以成为一项基本权利不是例外，而是在坚实的理论基础之上发展起来的，具体来说包括：生命神圣、人的尊严、自然权利、自由主义。生命神圣和自然权利前文有所阐释，不再赘述。自由主义是一种强调个人自由至上并以坚定不移的限制政府权力为指导原则的思想理论。1789年《美国宪法》第五修正案规定未经正当法律程序，不得剥夺任何人的生命。从中可以明显感受到自由主义的限制政府权力的意图。如果说生命神圣、自然权利、自由主义主要构成了生命存在权的理论基础。那么人的尊严就主要构成了生命安全权、生命自主权的理论基础。人的生命安全如果时刻受到外部环境的威胁，将使得人的心理无时无刻不处于紧张恐惧的状态，也就谈不上有尊严的生活，故此基于人的尊严的要求，国家和社会必须努力为个人营造安全的生活环境。当生命负担着难以承受的痛苦，并且即将面临终结的时候，此时赋予当事人一定的生命自主权，也是源自于人的尊严理论。

三、国家对生命权承认义务的实现方式

在确认了生命权的基本权利属性之后，国家对生命权的承认义务也就得到了确认。实际上，目前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已经通过各种方式承认了生命权是人的一项基本权利。但是各个国家对生命权承认的方式有所不同，将生命权纳入到宪法文本当中予以承认的占绝对多数。还有的国家虽然在宪法文本中未涉及生命权问题，但通过宪法审判机构的判例承认了生命权，或者通过国际条约承认生命权。1.通过宪法文本承认生命权。有学者统计“截至2010年4月底，在联合国192个会员国中，共有161个国家的宪法以各种方式规定了生命权。”2011年南苏丹成为了联合国第193个会员国，在当年制定的《南苏丹过渡期宪法》中规定了生命权与人的尊严：“人人都享有固有的生命、尊严和身体完整的权利，这些权利受到法律保护；不得任意剥夺任何人的生命。”通过数据可以看出，在宪法文本承认生命权，是较为普遍的做法。在宪法文本当中承认生命权可以分为直接承认与间接承认两大类，有些宪法文本中仅规定了生命权的直接承认，有些则只规定了间接承认，还有些二者兼具。第一，直接承认。直接承认是将生命权直接写入宪法总论或基本权利部分予以规定。直接承认又可以分为两种模式：第一种模式规定享有生命权的主体。1949年《德国基本法》第二条：“每个人都享有生命和身体完整的权利。”1982年《加拿大宪法》第七条、1982年《土耳其宪法》第十七条、1996年《南非宪法》第十一条、2007年《泰国宪法》第三十二条都有类似的规定。1992年《乌兹别克斯坦宪法》第二十四条规定：“生命权是每个人不可动摇的权利。侵犯生命是最严重的犯罪。”这一类的规定具有宣誓的意味，体现了生命权的固有性、普遍性。第二种模式规定国家尊重和保障生命权。1946年《日本宪法》第十三条规定对于国民的生命权，在立法和其他国政上必须给予最大的尊重。1992年《以色列基本法：人的尊严与自由》第四条：“人人有权获得生命、身体与尊严之保护。”1985年《危地马拉宪法》第三条：“国家保障和保护从孕育起的人的生命、身体完整和安全。”《危地马拉宪法》的规定比较特殊，特别强调了人的生命从孕育时起就受到宪法上生命权条款的保护，也就是保障胎儿的生命权。在世界范围内观察，将胎儿生命权的保护直接纳入到宪法当中规定的国家不多。第二，间接承认。间接承认生命权的宪法条款不使用“生命权”的表述，但通过规定不得随意剥夺生命、剥夺生命的例外情形、废除或者限制死刑来间接承认生命权。第一种模式规定不得随意剥夺生命。比如上面提到的1789年《美国宪法》第五条修正案。还有1949年《印度宪法》第二十一条：“除依照法律规定的程序外，不得剥夺任何人的生命和人身自由。”1990年《新西兰宪法》第八条、2005年《伊拉克宪法》第十五条、1987年《菲律宾宪法》第三条也有类似的规定。做此种规定的国家，受到英美法影响比较深，主要强调对国家剥夺生命权力的限制。第二种模式规定了剥夺生命的例外情形。1964年《马耳他宪法》第三十三条：“除为执行法院依马耳他法律而就刑事犯罪所作的死刑判决外，任何人不得被故意剥夺生命。”非洲国家津巴布韦、塞拉利昂，美洲国家牙买加，大洋洲国家萨摩亚、瑙鲁等许多国家的宪法中也有类似规定。第三种模式规定废除或者限制死刑。死刑是对罪犯生命权的彻底剥夺，它与生命权问题息息相关。基于人权思想的普及、刑罚理论的完善以及国际社会的敦促，目前世界上已经有为数众多的国家在宪法中明确规定废除死刑制度。1966年《乌拉圭宪法》第二十六条：“不得对任何人适用死刑。”1974年《瑞典宪法》第二章第四条：“从今以后没有死刑。”2015年《尼泊尔宪法》第十六条：“每个人都享有尊严地生活的权利，任何法律不得规定判处任何人死刑。”2.通过宪法判例承认生命权。在建立了宪法审判制度的国家内，即使宪法文本没有关于生命权的明确规定，其宪法审判机构也可以通过宪法判例的形式承认生命权的基本权利地位。在宪法文本规定了生命权的国家，宪法审判机构可以通过判例对生命权的主体、内容等进行扩展。第一，通过判例承认生命权。1948年《韩国宪法》没有规定生命权，在其后的历次修宪中也未加入生命权条款。但是韩国宪法法院在1996年的死刑制度合宪案中承认了生命权的基本权利地位。法院判决认为“人的生命是宝贵的，它是有尊严的人类存在的根源，有些生命权虽然没有具体规定在宪法典之中，但它作为人类生存本能和存在目的的基础，是一种自然法上的权利，构成宪法规定的基本权的前提。”本案中法院首先承认生命权的基本权利地位，随后又指出生命权属于宪法规定的法律保留对象，死刑制度要接受比例原则的审查。虽然审查的结果是死刑制度合宪，但不影响生命权成为一项宪法上隐含的基本权利得到承认。第二，通过判例扩展生命权内容。通过判例扩展生命权内容，实际上也是对生命权扩展部分的承认，因此也有必要纳入到本文的考察范围中来。例如对胎儿是否属于生命权的主体，在学界存在广泛的争议，这主要是因为胎儿生命权与孕妇的自我决定权之间的关系问题在目前还没有定论。对于争议问题，宪法一般不予明文规定。德国作为世界范围内最成熟的宪政国家之一，通过判例的形式肯定了胎儿可以享有宪法上的生命权。德国联邦宪法法院在1975年的第一次堕胎判决中指出“作为独立的法益，在子宫内孕育的生命受到宪法的保护。”这一判决扩展了《德国基本法》第二条规定的生命权内涵。3.通过国际条约承认生命权。有的国家在宪法文本中没有直接承认生命权，但通过确认国际条约的效力承认了生命权。例如1991年《罗马尼亚宪法》第二十条：“对有关公民权利和自由的宪法条款的解释和适用须与《世界人权宣言》和罗马尼亚为一方当事国的其他条约和协议的规定相一致。在罗马尼亚为一方当事国的关于基本人权之条约和协议与国内法出现不一致的情况下，国际规则优先适用，除非宪法或国内法包含更为有利的条款。”罗马尼亚在1974年批准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由于《公约》第六条明确规定：“人人有固有的生命权。这个权利应受法律保护。不得任意剥夺任何人的生命”，故此相当于罗马尼亚通过国际条约直接承认了生命权。

四、结语

行文至此，完成了对前言中提及两个问题的解答。因为国家对基本权利具有承认义务，而生命权属于基本权利，所以国家对生命权具有承认义务。而国家对生命权承认义务的实现方式有三种，即通过宪法文本承认生命权、通过宪法判例承认生命权、通过国际条约承认生命权。大多数国家都采用了直接或间接在宪法文本中规定的方式对生命权进行承认。目前，我国宪法并未明确规定生命权，有学者指出我国宪法通过人权条款、人身自由条款、物质帮助权条款等建构起宪法中的生命权制度，但这毕竟只是一种理论上的推演，并未得到宪法文本或判例的支持。《民法通则》及《民法总则》中虽然规定了自然人享有生命权，但意旨在于防止平等民事主体之间的互相侵害，这里的生命权并不具有基本权利的属性。可以说我国目前未完成对生命权的承认义务。当然，本文仅对国家生命权承认义务进行论述，对于我国如何承认生命权，如何将生命权纳入到我国宪法的基本权利范围内，还需要更精细的观察研究与论证，不在本文讨论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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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金雨霖 单位:北京威欧盛律师事务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