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金审计论文十篇

现金审计论文篇1

《国家审计管理创新实践与思考》一文,在对国家审计管理创新的理论基础进行阐释的基础上，分析了现有国家审计管理模式现状与弊端，结合陕西审计管理工作实践，从计划管理创新、现场管理创新和审理稽核创新等三个方面开展了实证研究和探讨，在法律政策、机制制度、组织管理和技术操作层面，对国家审计管理创新进行了梳理提炼和经验归纳，针对国家审计管理创新的构成要素，提出了进一步强化审计管理创新的保障机制，主要包括：组织、技术、制度和人力保障机制，具有较强的应用价值。

《政府审计维护国家金融安全的作用路径与实现机制》一文，基于国际金融危机的视角，从金融危机理论及其生成机理分析入手，提出了政府审计应对金融危机的战略目标；对政府审计维护金融安全的免疫功能进行了定位；分析了政府审计应对金融危机发挥免疫功能的自身优势；在描述当前我国金融安全面临的主要问题和影响因素的基础上，探讨了政府审计维护金融安全的作用、路径；构建了政府审计应对金融危机、维护金融安全的机制框架；并从审计理念、方式方法与技术手段等层面提出相应策略和建议。

《经济案件线索审计研究及其案例分析》一文，以研究经济案件的本质属性、特征、表现形式为切入点，从理论和实践的有机结合点上，探寻挖掘经济案件线索的有效路径，并通过大量的审计案例，对审计在发现经济案件线索的总体思路、主要方法和技巧等重点、难点问题进行了多层次分析和论证，运用多种学科及相关理论，归纳、梳理和提炼发现经济案件线索的科学有效的审计方法，为审计查找经济案件线索、加大审计执法力度、提高审计监督水平提供了思路。

《国家审计机关聘用审计风险防范研究》，主要从聘用审计的委托关系、聘用审计的动因、聘用审计的作用、聘用审计的过程管理和基本指标评价等方面构建出了一套国家审计机关聘用审计风险防范体系，充实和丰富了现有国家审计理论，同时为构建合理科学的聘用审计风险防范体系提出了科学的建议。

这次由审计署组织的2010年至2011年全国审计机关优秀审计论文评选活动中的参评论文共193篇，其数量与规模较以往明显增多，经专家评委匿名打分评审，通过审计署领导批准，共评选出优秀审计论文70篇（其中一等奖10篇，二等奖20篇，三等奖40篇）。从这次论文评选结果的分布情况看，主要包括审计署机关7篇；地方审计机关40篇；特派办和派出局19篇；审计署4篇。

现金审计论文篇2

关键词：自由现金流问题 约束机制 审计定价

一、自由现金流假说的产生及其相关界定

（ 一 ）自由现金流假说产生的根源论及自由现金流问题之前，对自由现金流假说的产生追根索源存在必要性，这无疑将有助于我们厘清自由现金流问题、约束机制与审计定价之间的逻辑关系。Berle和Means（1932）倡导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以避免所有者兼具经营者的弊端，以此提高经营管理的效果和效率并提高资产的流动性。多年以来，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已经成为现代公司的特征。然而我们知道，问题也是源于现代公司所有权与控制权相分离，人和委托人的目标函数不一致，同时又存在信息不对称和不确定性。因此，基于人自利与道德风险假设，人可能偏离受托人的目标函数但又难以观察和监督，从而产生问题。而后Jensen和Meckling（1976）系统地论述了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所导致并存在的固有问题，并发展为一套完整的理论――成本理论。Jensen的自由现金流量假说则建立在成本理论之上，他认为自由现金流量会产生成本的原因主要是：存在高自由现金流的公司，经营者们倾向于建立帝国、过度投资、滥用资金及在职消费等，另外存在一些客观原因，如政治因素、缺乏管理经验等。经营者们基于以上原因，他们并不愿意将自由现金流流出公司分配给股东而是将自由现金流用于过度投资和次优决策，但实际上将自由现金流分配给股东才能够起到增加企业价值且公司运行更有效率的作用，那么这就会导致股东与经营者之间存在利益冲突。因此，高自由现金流和低成长机会的公司会面临严重的自由现金流问题，这样一来并不利于企业价值最大化。这些即成为自由现金流假说推导演绎的逻辑起点。

（ 二 ）自由现金流假说观点界定 （1）自由现金流假说的基本观点。Jensen将自由现金流（Free Cash Flow，FCF）定义为“企业现金中满足以资本成本进行折现后NPV0的所有项目所需要资金之后的那部分剩余现金流量”。若公司有效率并使股东价值最大化，必须把FCF支付给股东，但管理层为了个人私利或其他因素，总是希望公司的FCF尽可能地多，宁愿将其投资于低收益的项目也不肯把它们交还给股东。自由现金流量假说的基本观点可总结为两点：第一，大量的自由现金流量是产生成本的根源，减少自由现金流量可以减少其成本，这是FCF假说的核心观点；第二，负债可以减缓自由现金流量成本问题，具有“控制效应”。它认为债务产生的破产成本将强制管理者支付现金，形成债务创造控制机制。同时，控制权市场则通过加强对管理层的监督，增大自由使用现金的机会成本，从而缓解自由现金流成本问题。（2）自由现金流假说观点的理解。针对由于现代企业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而产生的成本问题长期存在于企业之中的问题，Jensen和Meckling（1976）已经对其有深刻的论述。根据自由现金流假说的基本观点可以看出，自由现金流假说是就现金“冗余”而导致企业成本产生并提出相关解决方案的研究理论。因此我们认为自由现金流假说是理论的一个重要分支，同时也是建立在成本理论的基础之上的。之所以我们称自由现金流假说中所提到的现金为冗余现金，是因为该部分现金留存于企业将会导致问题的产生。这种问题表现为投资的低效率次优化或是费用的非理性增长。那么对自由现金流问题的解决则是该假说研究的另一个重点，即如何使管理者放弃低于资金成本的投资或放弃在企业内部浪费资本的政策，从而缓解股东和管理者因现金冗余问题发生严重的冲突。因此，Jensen认为减少企业现金流在一定程度上缓解自由现金流问题。同时他认为负债能够起到这种效用。对此，我们的理解是通过创造负债使得管理层未来支付现金的承诺受到严格的法律约束，这样一来借助其的破产成本以及市场监管效应来控制管理层的投资行为，从而降低股东和管理者之间的成本，即充分发挥负债的“控制效应”。

（三）成本理论视角的外部审计需求理论分析企业对外部审计的需求在学术界从各种不同视角进行了分析，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有受托经济责任理论、信号传递理论、信息理论和理论角度的深刻论述，也不乏政策法律法规的规定而产生的审计需求等。从成本理论的视角对外部审计需进行分析则在本文的理论分析中起着重要作用，其原因在于它提供了问题及其约束机制与审计定价结合起来研究的理论支撑。我们知道问题是企业有效契约观的基本问题之一，而本文又主要讨论的问题是由自由现金流存在于企业所导致的所有者与经营者之间的问题。Jensen和Mekling（1976）、Watts和Zimmerman（1983）及Trueman(1986)等先后从成本理论视角分析了企业对外部审计的需求。他们认为通过外部审计能够有效地制约管理层的机会主义行为，降低成本也同时提高企业价值。在理性经济人的假设下，委托人和人的目标函数并不一致，因此人很可能会处于自身利益的考虑利用其信息优势做出对委托人利益造成损害的决策，即产生成本。并且这种成本在现金这种特殊资源冗余的情况下显得更为高昂，也包括投资效率低下或资源的浪费等。一方面在资本市场有效的条件下外部投资者对于成本严重的企业将降低对该企业价值的评估，而成本所导致的企业价值的损失将由企业所有者承担。因此成本严重的公司存在对外部审计的潜在需求，以期能够通过外部审计对管理者进行监督约束降低成本并提高企业价值；另一方面，在资本市场有效的条件下人也将承担自身机会主义行为所带来的损失，他们也意识到这一点，因此其有较强的动机通过外部审计的鉴证使得委托人信任其行为，以期降低最后将转嫁到自己身上的成本。因此管理者因担保机制的作用也产生一种自愿审计的需求。

二、自由现金流问题、约束机制与审计定价逻辑关系推演

（ 一 ）审计定价逻辑关系 审计定价是委托人聘请审计师提供审计服务的对价,其自然会受到问题严重程度的影响。自由现金流问题越严重，审计师就必然需要付出更多精力和时间对其进行审计，也必然面临更大的审计风险，因此审计定价也将越高；反之亦然。本文将所有者和经营者之间最严重的问题之一――自由现金流问题及其约束机制与审计定价联系起来做详实严密的推演。在推演过程中非常注重我国上市公司的实际情况，使得本文结论更加符合中国上市公司的需要，以期本文研究对中国上市公司的自由现金流问题治理提供理论支撑。本文对自由现金流问题、约束机制与审计定价逻辑关系的推演从两个方面进行，即自由现金流问题的存在性和自由现金流问题约束机制有效性。

（ 二 ）自由现金流问题存在性假设 一般认为，当公司处于高自由现金流低成长性的状态时，那么公司的自由现金流问题更为严重（Jensen，1986）。但本文认为当公司存在高的自由现金流的情况下，不论是高成长性或低成长性公司，其都会产生自由现金流问题使得审计定价相对提高。推到理由有二：第一，当公司属于高自由现金流低成长性公司时，这很可能促使公司管理层进行过度投资并产生非最优费用，也会导致管理层提高控制租、在职消费水平或是建立自身“帝国”等，管理层很可能会通过操纵财务报表来掩饰这种成本,Christie和Zimmerman在1994年也有过类似论述。因此自由现金流成本提高了审计师面临的固有风险，为了将审计风险控制在给定的水平审计师必须耗费更多的精力以减少重大错报风险。对于审计师而言，自由现金流问题导致的最终结果是会提高审计定价以弥补其所面临的额外风险和增加的审计工作量及资源的耗费；第二，当公司属于高自由现金流高成长性公司时，由于频繁地进行投资过程中缺乏有效的资本市场的监管，同时管理层进行正的NPV项目的投资决策时透明度的缺乏，其增加了对公司成长性的衡量复杂程度，这些都可能成为成本产生的温床。因此高自由现金流高成长性公司相对于低现金流公司，审计师面临的审计风险更大耗费的资源更多，这便成为支撑高审计定价的依据。总体来说，无论是否具有高成长性，由于高自由现金流而产生的问题的存在，相对于低自由现金公司审计师在进行审计的过程中将耗费更多的资源和承担额外的审计风险，因而公司将承受较高的审计费用。

（ 三 ）自由现金流问题约束机制有效性假设自由现金流问题约束机制指的是通过该约束机制在企业中的运行得以从自由现金流分配和运用等方面有效遏制过度投资减少非最优化费用，同时减少管理层的可用于相机处理的现金流量，降低经理人员的控制租等，对企业自由现金流问题的治理产生积极作用，并对企业价值的提升存在正面意义。在对已有研究的总结梳理的基础上并结合中国上市公司的特点，本文将从发挥债务控制效应、现金股利分配及公司内部治理中的监督机制（董事会治理、最终控股股东的性质）和激励机制（如管理层持股计划）等方面着手推演论证其对于自由现金流问题约束的有效性。

（1）公司债务控制效应。公司债务的控制效应是Jensen提出自由现金流假说的同时给出的治理自由现金流问题的措施之一。之所以负债能够起到治理自由现金流问题的作用，是因为债务融资契约的特点是到期还本付息，债权人权利得不到保证时有权通过破产机制对企业施压，这属于对企业的一种硬约束。能够减少企业管理层可任意控制的自由现金流，从而减少管理层进行过度投资的机会及非最优费用开支的机会，也减小其控制租、在职消费水平或是建立自身“帝国”的可能性。因此，债务的存在很显然能够起到抑制自由现金流问题的效用。另外，债务的存在也使债权人和管理层的矛盾伴随着企业，债权人有充分的动力对企业运行和管理进行监督，这种债务市场和债务契约提供的外部监督机制也能够起到缓解自由现金问题。自由现金流问题得以缓解，从而降低了企业成本。结合我国上市公司实际情况，随着国有银行体制改革的深化以及债券市场的发展，债务的控制效应理应有所体现。因此，本文认为公司债务对自由现金流问题应有所抑制，并降低公司审计定价。

（2）现金股利约束效应。对于现金股利对自由现金流问题约束效应的传导机制非常容易理解。现金股利减少自由现金流，从而减少管理层投资负NPV项目的可能性（Jensen，1986；Vogt，1994）。现金股利作为自由现金流问题约束机制之一，其直接能够减少企业自由现金流并有效控制管理层在投资和经营过程中机会主义行为泛滥，自由现金流的减少同样对过度投资及非最优费用开销等起着一定的抑制作用。同时由于内部现金的减少，企业寻求外部融资的可能性增大，在融资过程中引进的市场监督力量也对自由现金流问题的约束产生一定的作用。另外，我们知道相对个人投资者而言机构投资者在识别优质企业和帮助企业控制问题时具有优势。由于现金股利会导致所有权客户效应，因而将吸引更多的机构投资者，那么他们对管理层监督方面也将发挥重大作用，一定程度也对自由现金流问题进行了约束。既然现金股利的派发从不同角度考虑均对自由现金流问题产生约束效应，那么审计师在进行审计定价时也必定将该因素考虑其中，从以上推导不难得出以下结论：现金股利的分配一定程度缓解了自由现金流问题降低公司的成本，从而减少审计师所面临的风险和工作量进而降低审计定价。

（3）公司内部治理机制的约束效应。理论将公司治理机制分为监督机制和激励机制，两种机制起到的作用分别是约束和激励受托人，但目的都是为了缓解冲突从而降低企业成本。本文将从自由现金流问题的角度对相关监督机制、激励机制与审计定价的关系予以剖析，进而找到自由现金流问题、约束机制与审计定价的逻辑关系。具体而言，本文所指的监督机制指的是董事会治理和最终控股股东的性质，激励机制指的是管理层持股计划。以下将分别分析这三项具体措施对自由现金流问题产生约束效应的作用机理，并联系审计定价推演出他们之间的关系。第一，董事会治理的约束效应。在公司中，董事会是保护股东利益的重要机构，其担负着代表股东监督管理层的受托责任。一般而言，董事会受托责任的有效履行的前提是董事会独立性得以保证。那么对董事会独立性的保证当然离不开独立董事在董事会中的积极作用，因此对董事会治理效应分析，我们从独立董事制度着手。大量国内外的研究表明,独立董事对于公司问题治理有着积极意义。如，Beasley et al（1999）、Agrawal和Chadha（2004）；靳云汇和李克成（2002）等。自2001年证监会制定并《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起正式引入独立董事以来，后续的法律法规对独立董事的人数、任职条件、法律责任等方面陆续作出了具体而有效的规定。独立董事的规模、数量和质量也逐步得到提高,法律意识得到不断强化；独立董事对董事会明确说“不”的声音和次数逐渐增多。随着独立董事制度的不断完善，董事会对管理层的监督约束能力也将越强，对公司问题的缓解也将起着重要作用，进而对公司自由现金流问题也将发挥其约束效应，比如对管理层过度投资和费最优化费用开销的制约等。另外，由于董事会代表股东利益，在对企业资本结构政策和股利政策等的监督过程中，也将偏向于有益于股东利益最大化的政策，因此，董事会效应的发挥能够更好地发挥债务控制效应；同时在存在冗余资金时，董事会治理效应的发挥将会增大现金股利分配。而这些治理效应都将对自由现金流问题的约束产生积极作用，从而减少审计师所面临的风险和工作量进而降低审计定价。第二，最终控股股东性质约束效应。La Porta et al（1999）提出了“终极控制股东的概念”,并发现大多数国家的上市公司都存在控制性大股东,大股东治理机制普遍发挥着作用。而在我国的上市公司中,根据终极控制者的性质可以将上市公司分为国有上市公司和非国有上市公司。那么与非国有上市公司相比，国有上市公司的自由现金流问题是否更为严重呢？以下将从理论层面进行分析。国有上市公司中，自由现金流问题主要根源于我国国有企“股权泛化”的客观现状。在2004年王韬和李梅的论断认为，从我国国有所有权的根本归属来看，国有资产的全民所有实际就等价于全名皆无，因此我国上市公司股权呈现高度泛化的特征。国有上市公司的委托链条大致为：全民-国家-国有资产管理部门-国有资产经营公司-董事会-管理层。很明显，国有上市公司中的第一委托人并不具有谈判、签约和监督能力。而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及管理层都是全民的人。因此所有上市公司没有受到真正委托人有效监督，那么委托人与管理层之间的冲突将显得更加严重，从而增加企业的成本。而自由现金流作为企业管理层可控的闲置资金，在实际所有者缺位的情形下，管理层能够更轻易地将其留于企业内部，因而不可避免地助涨了自由现金流问题的蔓延，即将自由现金流用于大规模过度投资和非最优化费用的开支等，从中谋取管理层自身利益。但对于非国有上市公司而言，基本不再存在实际所有者缺位和股权泛化的问题，因此股东尤其是大股东持有公司巨额股份的事实将促使其对管理层机会主义行为进行监督，这对公司过度投资等自由现金流问题具有相当的约束作用。与国有上市公司相比，由于非国有上市公司存在相对更为有效的监督，管理层通过企业过度投资等获取私有利益等可能性相对较小。根据以上分析，国有企业上市公司比非国有上市公司中的自由现金流问题更为严重，审计师也将面临更高的审计风险耗费更多的资源，因此审计定价过程，在同等条件下国有企业上市公司定价相对较高。第三，管理层持股的约束效应。管理层持股是股权激励的一种方式，通过管理层持股使得管理层兼具了股东和管理者两种身份，使得股东和管理层之间的利益更趋于一致化，从而减少公司管理中的问题。实际上，管理层持股存在两种效应，即利益一致效应和管理防御效应。第一种是由于成本分担效应和利益的相关度提高，股东与经理之间成本将降低，即为文前所提到的利益一致效应(Jensen和Meckling,1976)；但随着经理持股比例进一步增加使得经理地位非常牢固，管理层开始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即为管理防御效应。但现阶段我国上市公司管理层持股比例普遍较低，并没有达到使其自身地位牢固的水平，因而我国上市公司管理层持股应主要表现为利益一致效应。管理层持股对自由现金流问题的约束效应主要体现在提高现金股利水平，从而缓解自由现金流问题。已有研究文献对该论断也有足够的支撑：Berger et al(1997)指出，激励性报酬计划与管理层持股通过减少管理者与股东的利益冲突，使得负债的使用更加有效；George W. Fenn和Nellie Liang(2001)证实管理层持股可以提高股利收益率；廖理和方芳(2004)的研究表明管理层持股对于高成本公司的现金股利支付有着明显的提高作用。管理层持股通过更好地将管理层与股东的利益相联系不仅提高现金股利的支付水平以缓解自由现金流问题，而且股东和管理层利益一致化也将直接对过度投资和非最优化费用开支等产生抑制作用。因此，管理层持股对自由现金流问题约束效应降低企业成本，也降低了审计面临的固有风险并减少所需耗费的资源，那么在审计定价方面也理应有所降低。

参考文献：

［1］廖理、方芳：《2004管理层持股、股利政策与上市公司成本》，《统计研究》2004年第12期。

［2］熊铭：《基于成本视角下审计收费研究――沪市A股市场上市公司的经验数据》，《新疆财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8年。

［3］谢军：《股利政策、第一大股东和公司成长性：自由现金流理论还是掏空理论》，《会计研究》2006年第4期。

［4］包苏昱：《自由现金流、上市公司过度投资及其负债治理》，《厦门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7年。

［5］唐雪松等：《上市公司过度投资行为及其制约机制的实证研究》，《会计研究》2007年第7期。

现金审计论文篇3

摘 要 财政资金效益审计是现代绩效审计的一个部分，常见的审计形式是效果审计和管理审计，财政资金效益审议以效果审计为主导，在这一角度下，本篇文章就我国财政资金效益审计的意义、定义框架、审计步骤、审计的风险及其预防对策进行了讨论与分析。

关键词 效益审计 风险 防范对策

在我国开展的财政资金效益审计，需要建立一套相应的基本理论体系来避免审计活动的盲目进行。本篇文章借鉴了外国的资金效益审计的经验和相关的理论，对我国的财政经济效益审计做出了研究。

一、财政资金效益审计的客观基础

财政资金效益审计是绩效审计的客观基础，客观检查公共责任。（财政资金效益审计是现代绩效审计的一部分，它的客观基础是检查公共责任。合规性审计和效益审计是现代政府审计检查公共责任的两种基本方法。检查公共责任是效益审计的客观基础。）公共资源责任的主要内容可以包括安全完整责任、保值增值责任、治理有效责任、预期目标责任和妥善报告责任等；作为对公共责任的检查，首先要检查信息生成的方式是否完善，传送的方式是否恰当，判断的标准是公认的记录、报告准则，因此政府审计要对信息系统和报告系统进行审计。公共责任的控制，这是政府各个部门或者是事业单位所管理的公共资源的安全保障、目标实现、有效管理以及是报告建立健全而有效的控制程序；评价系统是政府部门的内部或者是外部法定目标实现程序和资源的利用、对内部的控制加以有效的评价，反馈评价的结果进一步完善的体制。所以说现代政府审计和评价系统是通过效益审计（绩效审计）来实现的。

二、财政资金效益审计的定义框架

财政资金审计是政府绩效的一个部分，以下是对财政资金效益审计框架的研究。

（一）审计主体

在我国政府的审计主体应该是以国家的审计机关主体，（本文所指财政资金效益审计的审计主体是国家审计机关），我国民间审计还是以“公允、合法、一贯”的目标，很难和效益审计结合相适应。（语句不通顺）

（二）审计客体

绩效审计的客体是“公营部门”，（政府机关和事业单位（在国外统称为公营机构）以及他们所治理、实施的财政预算支出项目）。但实际上各国开展审计效益包含两类审计对象，一是机构；二是项目。我国效益审计应该有两个客体：一是政府机关和事业单位，可以统称为机构，属于公共资源；二是预算支出的项目，包括专项资金的支出和投资支出等，这些项目进行审计时，被审计的单位是项目管理部门和实施的单位，预期目标是预算支出项目的法定目标和其它的目标。例如，对退耕还林项目进行审计时，这个项目的管理部门是国家计委、林业局和财政部，实施的单位是各省、市、县的林业部门等，项目预期的目标是人大国务院通过预算是拨款规定的指标。

（三）审计的目的和职能

财政审计的目的有两个层次：直接的目的是经济性、效益性和效果性；最终的目的是公共资源责任。最终的目的是为了检查公共资源责任，这也是财政资金决策和使用的责任。审计的职能是以信息评价和信息反馈为主的，这是评价政府机关和事业单位管理和实施预算支出项目的活动，特别是使用和管理政府财政资金的经济性和效率性，信息评价结果反馈给人大和其他决策机构，包括了被审计单位的上级部门。人大和其他决策机构是审计结果的使用者，对政府效益审计的结果进一步的进行决策。

三、财政资金效益审计程序

财政资金效益审计没有固定的程序，按照国外的惯例，财政资金效益审计程序可分为以下的四个阶段（一）计划和立项。（二）确定审计机构项目效果及其评价体系。（三）收集和分析信息，预测指标，评价结果。（四）报告和传送审计的结果。

四、财政资金审计的重点和方法

（一）财政资金审计的重点

财政审计是检测政府绩效的主要任务，评估政府的绩效，是审核工作上满足社会、企业和公众的需求。在公共财政的体制下。财政管理的重点是财政的支出，所以财政审计研究财政的公共支出，对公共支出的内同开展财政资金的审计。我国的财政公共支出主要包括公共预算拨款确保运行政策建设领域的支出，科教、卫生、文化事业等发展领域的支出，公益性的设施、能源、环保公共领域的支出。进而促进了不发达地区的发展，政府转移和社保为主给军民的转移分配领域的支出。在财政资金效益的基础上，财政资金效益审计重点放在预算管理支出的审计上。

（二）财政资金审计的方法

财政审计的方法除了审阅、计算和分析的方法之外，还应该对申报立项审计和管理活动审计进行研究。审计人员依据情况断定审计的方法，把各种方法结合起来灵活的运用，确保自己审计结果的客观公正。

1、申报立项审计2、管理活动的审计

五、财政资金效益审计的风险防范

财政效益审计存在着很多不确定的因素，可能是审计的结果和被审机构的实际情况不相符，也可能影响审计的主体和客体。审计可能会存在一定的风险性，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审计的机构和预定目标难以确定；2.审计程序和评价的体系不稳定；3.缺乏法律依据；4.收集信息资料的可靠。

总结：我国的财政资金效益审计体制还不够完善，审计的意识和观念不足，审计的范围小，重点不突出，审计的质量相对不高。只要我们转变观念，增强意识，扩大审计范围，完善方法和体制，提高审计人员的综合素质，这样才能促进我国财政资金效益审计的进一步发展。

参考文献：

现金审计论文篇4

就公司风险而言，Simunic(1980)指出，对于高风险企业，由于执行审计的成本较高及面临诉讼的可能性较大，会计师事务所将收取更高的审计费用。因此，审计收费存在一个风险溢价(李爽和吴溪，2004)。然而，经验证据上，关于公司风险是否与审计费用相关联，国内外的研究结论尚不统一(Francis，1984;GulandTsui，1998;Seetharamanetal．，2002;朱小平和余谦，2004;张继勋等，2005)。而且，已有文献都忽略了考察公司审计收费风险溢价时可能面临的内生性问题，制约了相关结论的可靠性。2008年爆发的全球金融危机为我们研究公司风险与审计收费间关系提供了一个难得的机遇。首先，作为一个波及面甚广的事件，金融危机影响了大多数企业的经营，由于需求减少，银根紧缩，企业经营风险骤然增加，由此便利了我们对公司审计收费风险溢价的考察。其次，因危机的不可预知性，金融危机下公司审计费用的调整应是针对经营风险变化后的反应，由此提供了近乎自然实验的研究环境，克服了以往研究的内生性问题。最后，鉴于危机影响在不同公司中的差异，我们可以对不同行业、性质和事务所审计公司的风险溢价进行比较，以此增进对公司风险与审计收费间关系的理解。本文的研究贡献体现如下。首先，尽管公司风险被认为是审计收费的重要影响因素，但具体结论尚不明晰，本文对公司审计收费风险溢价现象进行了检验，深化了我们对公司风险与审计收费间关系的理解。其次，金融危机下公司审计收费的考察也为认识2008年金融危机对企业经营的影响提供了一个视角，有助于增进了解此次危机及所产生的经济后果。第三，我们的研究表明，产权国有为企业经营提供了隐形担保，进而影响到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其对审计收费风险溢价的作用就是一个具体表现。最后，本文就方法论而言也具引申意义，金融危机的爆发提供了一个外生冲击，企业经营行为的调整应是基于这一外生事件的反应，由此避免了相关分析的内生性问题。文章后面的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是文献回顾，对已有研究进行了综述;第三部分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提出本文的研究假说;我们在第四部分介绍了样本、变量和模型;第五部分是实证分析，报告了公司风险与审计费用间关系检验的结果;第六部分进一步对公司审计收费风险溢价的生成机理进行了探究;为验证本文研究结论，我们在第七部分进行了敏感性测试;最后，对全文进行了总结。

二、文献回顾

自Simunic(1980)的开创性研究以来，公司审计收费的决定引起了学者的好奇，大量文献对可能影响公司审计费用的各种因素进行了讨论，归纳起来包括如下几方面。(1)客户规模。Simunic(1980)研究发现，被审计公司规模与审计收费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客户规模越大，审计收费越高。(2)资产结构。Firth(1985)考察证实，公司的应收账款和存货影响了审计收费。(3)业务复杂性。Francis(1984)分析表明，客户子公司数目与审计收费相关联。(4)审计意见。有研究发现，审计意见也是影响公司审计收费的重要因素(Simunic，1980)。(5)会计师事务所特征。DeFondetal．(2000)研究显示，公司审计收费还受到会计师事务所规模和声誉的作用。(6)治理结构。最后，公司治理也是会计师事务所审计收费的决定因素，如审计委员会特征等(Abbottetal．，2003)。就公司风险而言，尽管理论上其构成公司审计费用的一个重要影响因素，但具体的实证结论尚不一致。如，Simunic(1980)研究发现，随着客户经营风险的增加，会计师事务所的审计收费提高。GulandTsui(1998)分析显示，以自由现金流衡量的公司风险与审计收费正相关。但Francis(1984)考察指出，公司经营风险对审计收费不具解释力。Seetharamanetal．(2002)也分析认为，上市公司的经营风险与审计收费无关。我国学者对公司风险与审计收费间关系也进行了探讨。张继勋等(2005)研究发现，随着公司对外担保的增加，会计师事务所收取了更高的审计费用，表明公司风险对审计收费有正影响。以商业银行为研究样本，刘继红和周仁俊(2007)分析发现，单一客户集中度、资产敏感性缺口、资本利润率及资本充足率等风险指标与公司审计收费正相关。然而，不同与上述结论，刘斌等(2003)、朱小平和余谦(2004)研究显示，不论是以公司负债还是经营业绩作为风险的度量，其对公司审计收费都不具解释力。由上看出，关于公司风险与审计收费间关系，现有结论尚不明晰，国内外研究都存在互为矛盾的研究发现。而且，更重要的是，上述文献都未对分析中可能面临的内生性问题加以考虑，由此制约了相关结论的可靠性。

三、假说发展

金融危机下，因需求减少，银根紧缩，企业的经营风险徒然增加，如销售下降、存货积压和应收账款无法收回等，在此情况下，企业永续经营的会计假设受到更多质疑。与此同时，因企业业绩下滑，为获取高额报酬及达到分析师盈利预期，公司管理者“粉饰”会计报表的动机增强，会计报表存在重大错报的可能性增大。因此，为避免发表不恰当审计意见，注册会计师将执行更多审计程序和扩大审计范围，审计收费提高。另一方面，金融危机下，由于经营风险的增加，公司陷入破产境地的概率增大，而且，当公司又具较高会计舞弊动机时，会计师事务所审计面临较大诉讼风险，审计收费要求的风险补偿相应提高。由此，我们提出本文的研究假说1。研究假说1:金融危机下，随着公司经营风险的增加，公司审计收费将提高。2008年的金融危机波及面甚广，影响了大多数企业的经营，但不同行业遭受危机影响的程度存在差异。此次危机源自美国，随着西方国家经济前景渐趋黯淡，失业率增加，居民消费支出减少，对新兴市场国家的产品需求逐渐下降。因此，危机对我国出口型企业影响较大。金融危机下，当出口型企业因出口受阻而业绩下滑时，基于获取高额报酬及满足分析师盈利预期动机，管理者操纵会计盈余的可能性增大。而且，受危机影响，出口企业破产的概率也更高，审计的诉讼风险增加。因此，对于危机下的出口型企业，会计师事务所将提高审计强度及要求更高的风险补偿，审计收费更高，由此我们得到研究假说2。研究假说2:相比非出口型企业，金融危机下出口型企业审计收费风险溢价现象更明显。我国资本市场的一个显著特征是国有公司占据上市公司的大多数。Kornai(1988)指出，产权国有为企业经营提供了隐形担保，出于避免失业及维护社会安定的考虑，国有公司经营陷入困境时更可能得到政府救助。由于政府救助降低了会计师事务所事后遭受诉讼的可能，相应的，要求的审计风险补偿降低，公司审计费用将下降。由此，我们预期，金融危机下国有公司的审计收费并不随经营风险的增加而提高，此为本文的研究假说3。研究假说3:相比民营公司，金融危机下国有公司审计收费风险溢价现象较不明显。最后，我们讨论会计师事务所类型对危机下审计收费风险溢价的影响。国际“四大”会计师事务所常被喻为高质量审计的代名词。因此，当危机下公司经营风险提高时，为降低审计风险，“四大”会计师事务所将执行更严格的审计程序，要求的诉讼风险补偿也更高，由此将提高公司审计收费。然而，对于中国这样的新兴市场，国际“四大”是否一定意味着更高质量的审计，还存在着不同的观点。由于受到特殊的政治礼遇及拥有强大的公关能力①，国际“四大”会计师事务所在中国审计市场面临比国内所更低的法律风险，而且，因国有股“一股独大”、股票发行的政府管制及对中小股东权益的弱保护，我国上市公司缺乏对高质量审计的需求。因此，国际“四大”在中国资本市场提供高质量审计服务的动机较弱(刘峰和周福源，2007)。基于此，关于“四大”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对危机下公司审计收费风险溢价的影响，我们在此不做预测，而是通过后面的实证检验加以分析。

四、研究设计

(一)样本

2008年金融危机发端于雷曼兄弟公司的破产，随后迅速波及其他国家，我国经济受其影响也在2008年出现下滑。因此，我们以2008年上市公司的全体为研究样本。同时，为分离出金融危机影响这一外生冲击，我们也将2007年经济平稳时期的上市公司纳入样本。最后，考虑到上市当年审计费用通常较高，我们剔除了IPO两年之内的公司样本。

(二)数据

本文用到的上市公司审计费用数据取自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开发的《CCER中国证券市场数据库》;公司财务数据来自深圳国泰安公司开发的《CSMAR中国上市公司财务报表数据库》;上市公司最终控制人数据取自WIND数据库;最后，企业出口数据来自国家统计局编制的《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

(三)模型

为考察金融危机下公司风险与审计收费间关系，我们构造了如下模型，Fee_log=a0+a1ROA+a2Crisis+a3ROA×Crisis+a4Size+a5Lev+a6Liquidity+a7Diversify+a8Big4+a9Age+∑Industry+∑Region+ε(1)其中，Fee_log是上市公司审计费用的自然对数，且以年度通货膨胀率进行了调整;参照现有文献(Simunic，1980;Francis，1984)，我们以经营业绩作为公司风险的度量，等于公司总资产收益率(ROA);Crisis是金融危机变量，若经营年度为2008年，取值为1，否则为0。控制变量包括:公司规模(Size)，等于公司总资产的自然对数值;公司负债率(Lev)，为公司借债与总资产的比值;资产结构(Liquidity)，等于公司流动资产与流动负债之比;业务复杂性(Diversify)，以公司经营的业务数表示;会计师事务所特征(Big4)，若审计上市公司的事务所为国际“四大”，取值为1，否则为0;上市年限(Age);最后，Industry和Region分别是行业和地区哑变量。

五、回归检验

(一)公司风险与审计收费上述模型(1)的回归结果见表1的第(1)、(2)栏。其中显示，金融危机变量Crisis的系数为0.0501，在1%的水平显著，初步表明，由于危机下公司经营风险的提高，会计师事务所收取了更高的审计费用。然而，由于Crisis是一个年度变量，可能包含了公司风险之外的其他因素，因此，我们进一步通过交叉项ROA×Crisis来考察危机下公司审计收费的风险溢价，结果显示，ROA×Crisis的系数为－0.3422，在5%的水平显著。回归结果说明，当危机下公司面临更高的经营风险时，因执行审计的固有成本和风险成本增加，会计师事务所收取了更高的审计费用，公司审计收费存在风险溢价。其他变量的回归显示:规模越大、负债越多、业务越复杂及上市年限越长的公司，审计费用越高;流动资产占比越多的公司，审计费用更低;“四大”会计师事务所的审计收费更高。(二)出口和非出口型企业的比较为比较审计收费的风险溢价在出口和非出口型企业中的差异，我们利用《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计算了各行业总产值中出口所占的比重，然后以行业中值将上市公司分为出口和非出口型企业，在此基础上分别对模型(1)进行分组回归，表2的第(1)、(2)栏报告了相关结果。其中，观测值有所减少是因为，《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仅涵盖工业企业，所以回归仅纳入工业类上市公司。我们看到，对于出口型企业，公司风险与金融危机变量的相乘项ROA×Crisis的系数显著为负，而对于非出口型企业，交叉项ROA×Crisis的回归系数不显著。进一步的，我们又比较了两回归的交叉项系数，F检验的结果显示，在5%的水平显著，由此表明，危机下出口型企业审计收费的风险溢价显著异于非出口型企业。回归结果说明，金融危机对出口型企业的影响较大，随着公司经营风险的提高，审计收费增加显著;相反，非出口型企业由于受金融危机的影响较小，审计收费风险溢价的现象较不明显。(三)不同所有权性质企业的比较我们又进一步分析了不同所有权性质企业审计收费的风险溢价。具体地，我们按公司最终控制人是否为政府将上市公司分为国有和民营公司两组，然后分别对模型(1)进行分组回归，结果见表2的第(3)和(4)栏。其中显示，在国有公司一组交叉项ROA×Crisis的回归系数不显著，而对于民营公司，交叉项ROA×Crisis的回归系数显著为负，而且，两交叉项系数比较的F检验也在10%水平显著。回归结果说明，由于政府的隐形担保，当国有公司经营陷入困境时，政府更可能出手救助，由此减弱了危机下公司风险与审计收费间的相关性，表现出不明显的审计收费风险溢价现象;然而，对于民营企业，因政府救助的可能性较低，危机下公司审计费用随着经营风险的提高而显著增加。(四)不同会计师事务所的比较最后，我们比较了危机下“四大”和非“四大”会计师事务所审计收费的风险溢价。我们按上市公司的审计师是否为国际“四大”对模型(1)进行分组回归，得到表2第(5)和(6)栏的回归结果。其中显示，对于国际“四大”审计的公司，交叉项ROA×Crisis的回归系数不显著，而对于非国际“四大”审计的公司，交叉项ROA×Crisis的系数为－0.3042，在5%的水平显著。为进一步比较两交叉项的差异，我们进行了F检验，结果显示不显著。回归结果证实，金融危机下审计收费的风险溢价主要存在于非“四大”审计的公司。

六、进一步的分析

根据前文论述，当公司面临较高的经营风险时，会计师事务所的审计范围和程序扩大，且事后遭受诉讼的可能性增加，由此提高了公司的审计收费。基于此，我们下面从审计时间和对诉讼风险的关注角度考察危机下公司审计收费风险溢价的产生。

(一)审计时间

为检验会计师事务所因公司面临较高风险而执行了更多审计程序，我们构造了如下回归方程，Time=b0+b1ROA+b2Size+b3Lev+b4Liquidity+b5Diversify+b6Age+∑Industry+ε(2)其中，Time是审计时间变量，由于上市公司没有披露审计周期数据，我们以资产负债表日与审计报告日间的时间跨度(天)作为一个替代，其他变量的定义与前述一致。基于2008年金融危机公司数据，表3的第(1)、(2)栏报告了相关回归结果。其中显示，公司风险变量ROA的系数为－21.1720，在1%的水平显著，表明，随着公司经营不确定性的提高，为降低审计失败的风险，会计师事务所的审计程序和范围增加，由此拉长了会计师事务所的审计期间。其他变量的回归显示，对于上市年限越长的公司，会计师事务所给予了更多审计投入。

(二)对诉讼风险的关注

根据前文的分析，随着公司经营风险的提高，会计师事务所对事后诉讼有着更高的预期。为对此予以考察，我们构造了如下回归模型，Opinion=c0+c1ROA+c2Size+c3Lev+c4Liquidity+c5Diversify+c6Age+∑Industry+ε(3)上式中，Opinion是审计意见变量，若公司得到非标准的审计意见，取值为1，否则为0，其他变量的定义与前一致。利用2008年公司数据我们对上述模型进行了检验，结果见表3第(3)、(4)栏。其中显示，公司风险变量ROA的系数为－0.9034，在5%的水平显著，表明，高风险公司更易得到非标审计意见。回归结果证实，会计师事务所对审计高风险公司有着更高的诉讼预期，为降低审计风险而更可能出具非标准的审计意见。其他变量的回归显示，规模越大、流动资产比重越高的公司更易得到标准无保留审计意见，但负债越多、上市年限越长的公司得到非标审计意见的概率提高。

七、敏感性测试

(一)危机影响的滞后性

考虑到金融危机对公司的影响可能存在滞后性，我们也以2009年作为危机考察期，采用2007和2009年上市公司数据，对上述模型(1)重新进行了回归，相关结果见表1的第(3)、(4)栏。其中显示，交叉项ROA×Crisis的系数显著为负，表明，即使考虑了金融危机影响的滞后性，仍有证据显示，危机下公司审计收费因经营风险的增加而提高，公司审计费用存在风险溢价。

(二)审计费用随时间增长

现金审计论文篇5

关键词：中小企业；国际市场开拓资金；会计师事务所；审计质量一、事务所介入政府专项资金拨付的审计

近年来，许多中小企业走出去，在世界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中，寻求更多的机会与空间，资金就成了广大中小企业发展最大的阻碍。中小企业国际市场开拓资金(以下简称市场开拓资金)管理办法是国家相关部委为了支持中小企业进行国际市场开拓而制定的，用于支持和帮扶中小企业开展国际市场开拓各项业务的专项资金的管理。近年来，我国政府审计开始允许注册会计师参与。注册会计师的参与，无疑会减轻政府部门审计的压力，同时也能为政府的工作注入更多的专业意见。在中小企业国际市场开拓资金的拨付过程中，政府部门同样引入了会计师事务所来进行审计。

本文通过对中小企业国际市场开拓资金专项审计发生背景以及审计过程的一步步深入了解，探讨决定此类审计质量的因素，以及使得审计过程更加完善的各方面助力。

二、此类专项审计质量的决定因素

中小企业国际市场开拓资金专项审计的审计结果关系到全国各地数千家中小企业的切身利益，其审计质量由多方面因素共同影响。

1.政府政策的完善程度

我国政府相关部门对于这部分资金的使用逐步完善和规范，通过不断探索，最大程度地支持了中小企业对国际市场的开拓，推动它们走出去，不断发展和壮大。同时，中央商务部、财政部也联合下发了财商函17号特急文件，对中央项目组织单位应具备的条件、资金支持及标准、申请项目基本要求、申报项目需要提交的材料、资金使用管理要求和申报时间要求等方面进行了强调和更加细致地规范。具体到各行各业，商务部也有更加详细和更有针对性的规范。

2.事务所开展审计工作时的工作程序以及工作原则

具体的审计过程大体分为初审和复核两部分进行，其中，初审又包括资质审核、拨付金额核算和撰写项目小结三部分进行；复核工作有一部分穿插在初审的过程中，在资质审核、拨付金额核算和撰写项目小结每个阶段完成后，都要进行小组件交叉全面复核和上一级的全面复核，全面复核之后是上一级的多次抽样复核，以确保在初审时就能过滤掉所有不符合申请条件或疑似不符合申请条件的企业，发现不能支持全部申请金额的企业。所有工作完成后，出具审计报告。

审计过程中，事务所有以下几个工作原则：第一，严格按照工作开展前的部署，工作要一步一步扎实地向前推进；第二，不放过任何一个疑似不符合申请条件的企业，最终的建议拨付金额严格按照企业提供的真实票据核算获得；第三，无论发生什么特殊的情况都及时与商务部商议协调；第四，在工作过程中严格遵守职业道德，认真负责对待每一个环节。

3.事务所规模

规模较大的，且较多接收政府委托项目的事务所进行审计时，审计的质量要高一些。在专业胜任能力的角度，大事务所拥有更多的资源，可以投入更多的资源来实施审计测试，因此，其发现问题的能力更强。就独立性而言，大事务所抵抗某个客户的能力也显著高于小事务所。有许多国内外的研究都支持这一说法。Francis和Krishnan(1999)发现，当被审计单位的应计项目偏高时，“四大”事务所比非“四大”更容易出具为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即更具有“报告稳健性”。盈余反应系数可以反映投资者对审计质量的感知水平。Teoh和Wong(1993)发现，由“四大”审计的公司的盈余反应系数高于非“四大”审计的公司。王霞和徐晓东(2009)发现，对于超过重要性水平的错误，规模比较大的事务所更加敏感，大事务所更容易对超过重要性水平的错误报表出具非标意见。

4.申请企业提供相关材料的质量

项目组织单位与参展企业提供证明的完整性与真实性在某种情况下不仅仅会影响自身利益的获得，还有可能会涉及到其他企业的利益。因少数企业的原因导致多家企业的利益受损的情况有许多种，虽然这种现象没有也不会普遍存在，但总会有企业无端受到牵连，为了达到最大程度的相对公平，当缺少必要证明时，事务所、商务部以及其他的申请企业就有理由怀疑整个展会是否真实发生。因此，参展企业与项目组织单位所提供材料的真实与完整是审计结论真实可靠最坚实的基础。

三、对完善这项审计工作的建议

每一项政策都是在实践的过程中逐步完善的，每一种工作模式也都是在摸索中通过精益求精地改进逐步优化的。中小企业国际市场开拓资金的管理并没有十几年的经验可以遵循，上文也谈到相关管理文件的不断更新，我个人通过思考，提出以下几点浅薄的建议，希望能对这项审计工作有所完善。

第一，政策之所以存在的唯一意义应该是落实并且通过落实使相关方切实获得利益；第二，所有项目组织单位提供的资料应该遵循更具体的条件统一上交；第三，假如以上两个问题都能得到良好的落实，那么相应的政策可以进行更深一步的调整。目前核算建议支持金额时采取的标准是同一展会项目使用同一种票据核算，这种核算方式目前也满足了我国现实的需要，但在理论上还是有些许不足之处。因此，未来政策完善之后最理想的状态应该是以对内票据为标准进行核算，以对外票据作为对内数据认定的参考，这样就能最大限度地提高审计质量，降低审计风险，最大程度防止弄虚作假的项目组织单位出现。

四、研究结论

本文通过对中小企业国际市场开拓资金专项审计全方位的研究和调查，探究审计发生的每一个环节，从政策与专业的角度探索审计质量提升的空间，力求做到真实客观，从而切实关注中小企业走出国门、壮大自身的发展空间。做好这部分资金的专项审计工作，对于广大的中小企业意义重大。通过审计，能保证国家的专项资金拨付给真正需要支持的企业，更能发现那些想浑水摸鱼，趁机窃取国家资金的不法企业，使得想要走出国门，壮大自己的中小企业能在一个有保障的社会环境中得到国家支持，成功开辟国际市场。

参考文献：

［1］张曾莲,政府审计的新力量：注册会计师,中国会计学会审计专业委员会2010年学术年会论文集［C］2010

［2］刘笑霞，李明辉,会计师事务所规模与审计质量――基于审计意见视角的经验研究［J］商业经济与管理,第6期总第236期

［3］FRANCIS J，KRISHNAN J.Accounting Accruals and Auditor Reporting Conservatism［J］.Contemporary Accounting Research.1999，16(1)：135―165

［4］王霞，徐晓东.审计重要性水平、事务所规模与审计意见［J］.财经研究，2009(1)：37-4

现金审计论文篇6

关键词：国家审计；金融安全；实现机制

中图分类号：F2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3198（2012）06-0023-02

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已经成功的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转变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这个体制下面，我国的金融产业不断的创新，但是在创新的同时，出现了很多新的问题，金融资产总量的增大，金融机构的增多，混业经营情况越来越普遍，信息化程度越来越高，亚洲开发银行经济学家汤敏也曾指出，在未来的20年中，中国几乎是100%会面临金融危机，金融业是首当其冲的，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如何维护我国的金融安全，保障国家的经济健康发展，是我们这些学者关注的重点问题。

1 国家审计与国家金融安全的关系

（1）维护国家金融安全是国家审计的发展需要。

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是国民经济发展中最重要的一个环节。中国加入WTO之后，各国之间的经济联系越来越紧密，在这个过程中，每个国家都试图争取自己最大的经济利益，国家金融安全随着这个进程也就有了重要的地位了。金融行业是国家的重要行业，是现代经济的“血液”。国家金融安全在很大的程度上决定了国家的安全，可见金融安全的重要性。而审计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关注国家经济安全，就必须保证金融安全。

（2）维护国家金融安全是国家审计的基本职责。

金融安全，从一国角度来看，就是良好的金融体系和稳健的金融活动。监督金融安全，是审计的基本职责，《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第一条规定，“加强国家的审计监督，维护国家财政经济秩序，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促进廉政建设，保障国民经济和社会健康发展”。现代国家审计是一个国家政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经济和社会运行的一个“免疫系统”。国家审计作为国家金融安全的“免疫系统”，审计机关应该以其精湛的技术，有责任更早地感受风险，有责任更准确地发现问题，发挥自己的监督职能，有责任对国家经济活动进行监控，促进国家金融健全机能、改进机能、筑牢防线。

2 “免疫系统论”的功能

国家审计“免疫系统论”是刘家义审计长在2007年底全国审计工作会议结束时的总结讲话中提出的，它具有维护、清除、修补等系统化的免疫功能作用。我们认为，国家审计作为国家政权和经济社会运行的“免疫系统”，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功能：

（1）监控维护功能。

这是国家审计的一项最基本的功能，也可以叫预防功能。当前，财经领域的违法违规行为依然突出，经济犯罪时有发生，侵害了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为此，审计机关要能够通过社会中不健康的一些经济现象，发现潜在的问题，及时的给予纠正，随时与各种经济违法违规行为作斗争。国家审计的监控维护功能应该是全方位的，及时的，宏观的。在审计过程中，一是要重视对会计信息失真问题的审计，及时的发挥它的监控功能，使审计的时间从事后移到事中和事前，减少损失；二是要加强对重点领域、重点单位和重点资金的审计，关注影响国家金融安全的各种事件；三是加大对经济案件的审计协查力度，着力查处侵吞国有资产、贪污受贿等腐败问题，打击经济犯罪，真正起到国家“免疫系统”的“监控维护”作用。

（2）依法清除功能。

这是审计的主要功能。人体内免疫系统的清除功能是人体的第二道屏障，免疫细胞将人体内的废物排出体外，实现人体内各种机能的稳定和正常运转。一方面，审计机关通过对国有重点单位和国家机关的财务收支的合法性和效益性来检查，促进问题的整改，规范财经纪律，健全企业的内控制度。另一方面，国家审计机关要揭示重大的违法乱纪的行为和案件，严肃查处违法、违纪、违规的问题，揭露财务问题中所存在的不真实情况，这种情况属于大的问题，国家可能会面临更大的损失，同时，清除工作做好之后，有利于维护财政财务收支等经济活动的正常运行。

（3）完善修补抵御功能。

这是现代审计的最高级的功能，也是这三个功能之中最重要的功能。审计不仅要发现和揭露问题，还要在发现问题之后，促进相关制度的建设和创新，加大整改力度，从而使相关的制度能够得到完善，这便是完善修补抵御功能。国家审计完善修补作用在使用时，要充分运用审计的转包，提高审计成果利用的时效性，并且运用审计建议函，引入外部参与机制，完善相关制度创新与重构，因此，现代审计的完善修补功能，不单是审计发现问题之后的“小修小补”，而是相关制度的“大修理”，让国家有关单位在处理问题时能够有法可依，有法可用，进一步增强我国执法机关的公信力，使我国的经济能够更好的发展，维护国家的经济安全，推动我国的民主进程。

3 完善金融审计，实现金融安全

刘家义审计长提出了国家审计“免疫系统论”，作为国家审计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家金融审计在维护国家金融安全，防范金融风险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3.1 金融审计免疫系统的完善

（1）建立金融安全的监控维护预警系统。

目前我国的金融部门实行分业经营和分业监管，但是随着国民经济和金融业的日趋发展，混业经营是目前金融业的一个发展趋势，分业监管容易造成监管的真空或者是重复，造成了资源的浪费。与其他监管部门相比，国家审计机关作为上层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实行的金融审计有其相对的独立性和客观性，它通过法定的依法审计活动，能够及时的发现各种违法分子的腐败活动，维护了宏观政策的安全性和国家法规法纪的安全性，有利于维护我国的财经秩序和金融安全，从而保护我国的经济安全，实现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而完善的国家审计监控维护功能，可以建立金融安全预警网络，规范金融机构的经营，增强人们的风险意识，对整个金融系统进行系统性的监管，并且也要加强法律的建设，填补法律的空白。

（2）建立防范金融危机的清查系统，发挥国家审计的清除功能。

对于我国的金融机构，尤其是商业银行来说，巨额不良资产是其风险产生的重要原因，通过国家审计，可以检查资产质量，揭示掩盖不良资产的手段。而且目前的金融创新相对来说层出不穷，而金融创新会弱化货币政策的效力，不少金融创新的产品在设计的时候就利用了政策的空白，导致某些产品的风险性很高，不利于金融安全。只有建立一支专业过硬的审计人员队伍，才能切实的提高审计免疫系统的审计，清查功能，发挥审计的清除功能，打击金融犯罪，保护国有的金融资产。因此，国家审计应该紧密的结合宏观调整政策，清除影响金融安全的因素。

（3）深化审计成果，发挥国家审计的修补功能。

加强国家审计的修补功能，应当在揭露、查处问题的基础上，加大审计整改力度，保证国家审计的预警和清除功能能够正常的发挥。国家审计的修补功能，应该要建立健全金融审计制度，并且要求该制度的内容全面，可操作行强，国家审计机关在金融审计的同时，要严格的执行国家审计，对金融审计中发现的体制性、结构性和制度性的缺陷问题，要进行反馈，并预测其弊端和危害，防范金融问题，从而促进金融行业能够健康的运行，保证国家金融安全。

3.2 金融审计“免疫系统”功能的拓展

（1）拓展审计范围和内容。

随着金融行业的快速发展，证券业和银行业的混业经营发展势必成为我国目前的发展趋势，而且混业经营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大。根据审计法第21条和审计法实施条例第19条的规定：审计机关对国有资产占控股地位或者主导地位的银行或者非银行金融机构，可以进行审计监督。这意味着很多的混业经营的金融机构在监管方面是一个空白，但是随着创新业务的发展，如金融衍生品，电子银行产品等，这积累了较大的金融风险，而我国目前的监管方面却不是很理想，因此，《审计署2008至2012年审计工作发展规划》提出，五年内实现对银行、证券、保险等金融行业的经常性审计，以维护国家金融安全，维护金融稳定，完善金融监管，因此，我们在对金融行业监管的时候，要对混业经营和金融的创新产品要加以重点的监督。保证国家的金融安全。

（2）锁定审计目标，保障国家金融安全。

由于金融安全是经济安全的核心，而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的工作重点则是对经济风险的控制，所以国家金融审计的目标应该是重点的控制金融风险。为了实现该目标，有以下途径可以完成。第一，在职责上，要实现金融审计和金融监管的合理划分，因为审计系统中，金融审计和金融监管并不是完全分开的，我国的金融体系中，分业监管相对比较完善，金融审计可以将审计的重点放在一些薄弱环节和风险比较高的项目中，结合金融监管使金融审计达到一个比较好的目标。第二，对重点的金融企业进行审计。对大型的金融企业要建立日常的监督体系，并且派专人审计，定期审核，及时发现并消除其存在的问题和缺陷。

（3）创新审计体制，发挥“免疫”功能。

国家审计在发展的过程中，人们的认识在不断的深化，从最初的查账论到目前的“免疫系统论”，因此，创新国家审计历年，以“免疫系统论”为指导，处理好金融审计和社会审计、内部审计的关系，充分的发挥国家审计的预防、清除和抵御的功能，将国家审计的功能转移到防御上来。金融审计可以适当的利用社会审计和内部审计的资料，提高审计效率，降低审计成本，更好的保障现代国家的金融安全，也使金融审计的内容从微观转向宏观和微观相结合，制定适合我国国情的金融安全标准，注重金融行业的长远发展。

参考文献

［1］周德刚.维护国家经济安全是国家审计的重要使命［J］.审计月刊，2010，（10）.

［2］刘家义.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推动审计工作全面发展［J］.审计研究，2008，（3）.

［3］宋常.免疫系统理论视野下的国家审计［J］.审计与经济研究，2009，（1）.

现金审计论文篇7

关键词：上市民营企业；控制权；现金流权；外部审计

中图分类号：F22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1）35-0163-02

引言

1932年，Berle和Means在《现代公司和私有财产》中提出了现代公司所有权分散以及所有权与控制权分离的问题，认为公司的所有权大多分散在小股东之间，而控制权则掌握在管理者手中，因而造成了经营权与所有权分离的现象。基于此，Jensen和Meckling（1976）提出了理论。

Bebchuk等（1999）的模型说明，当控制权和现金流权分离时，控制性大股东有更强的动机通过关联交易转移上市公司利润从而攫取控制权私利。经验研究中，Claessens等（2002）对东南亚9国的研究发现，公司价值与大股东的现金流权正相关，与控制权和现金流权偏离程度负相关。他们将正相关关系解释为大股东现金流权的“利益趋同效应”，将这种负相关关系解释为大股东侵占小股东的证据，即“利益侵占效应”。

公司内部治理结构作为一种内部监督机制，对外部监督机制――外部审计应具有一定的替代作用，良好的公司治理结构，包括董事会的有效作用、独立董事的监督作用，都能有效地控制大股东对公司和其他股东利益的侵占。上市公司的表现是否体现了理论分析结果，笔者针对2006―2008年我国上市民营企业对以上问题进行了分析。

一、研究背景以及假说提出

（一）文献回顾

理论认为，审计需求产生于关系，而不同的制度安排决定了不同的公司治理模式，同时也决定了不同的审计需求。与英美等发达国家不同，东亚等新兴市场国家的产权保护程度较弱，问题与外部独立审计的作用也不同，这已经引起了一些学者的注意。

Chow（1982）首先运用成本理论分析了公司成本对审计需求的影响，他通过与成本相关的公司特征指标，例如管理层持股比例、财务杠杆、公司规模的等研究了成本如何影响公司接受外部审计的可能性；Francis（1988）研究了公司成本的变化对审计需求的影响，验证了成本与审计质量之间存在关联。

虽然西方学者对于成本与审计师选择的关系做了大量的研究，但他们所依据的样本是较发达的资本市场，股权较为分散。而我国的市场特征则明显不同。李树华（2000）通过对我国IPO公司的外部审计选择的行为研究，发现资产规模大、有外资股的公司倾向于聘请我国的“十大”审计事务所；孙铮和曹宇（2004）考察了我国公司的股权结构对管理者选择审计师的影响，发现境外法人股和境外个人股促使管理者选择高质量的审计师的可能性比较大，而国有股、法人股的这种促进作用就比较小；李明辉（2006）研究发现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与审计师选择之间并不存在显著关系。关于大股东的控制权和现金流权分离对审计师影响的研究则比较少。王鹏与周黎安（2006）从最终控制人的角度，通过分析其控制权和现金流权的分离程度研究表明控股股东产生的成本越严重，上市公司越有可能选择审计质量高的“四大”。

从国内外关于成本与外部审计选择行为关系的研究看，研究的结果并不一致，甚至有相冲突的结论，因此关于这个问题仍需进一步研究和探讨。本文主要是通过大股东的控制权和现金流权的分离度研究成本对外部审计的影响。

（二）研究假说

从现代产权理论到Watts与Zimmerman都认为，公司是由一系列合约构成的经济体，即契约理论。公司的股东同时拥有控制权和现金流权。股东的控制权越大，其侵占公司和其他股东利益的动机就越强；而现金流权是一种激励机制，如果现金流权越大，则股东的侵占动机就越小。

如果资本市场是成熟的，公司的股权相对集中于几个股东手中时，外部投资者会预期到大股东对公司利益的侵占，他们对公司价值的预期会降低，便会采用“用脚投票”的方式，那么大股东对公司利益侵占所带来的成本最终还是由自己完全承担。因此，大股东预期会有这种情况，便会采用高质量的外部审计向市场传递一种信息，即其自愿约束自己的行为．完善的市场接受这种信息，外部投资者对公司的预期会提高，公司的价值随即将提高。大股东有自愿选择高质量审计的动机。

根据以上理论分析和推理，笔者提出以下假设：

控制权和现金流权的分离度与高质量的外部审计选择存在正相关关系。即，控制权和现金流权分离程度越大，民企越会聘请高质量的会计事务所。

二、研究设计

（一）变量选择

1.因变量：审计事务所质量――国内十大（big10）

本文沿用国内外文献中的做法，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给予会计事务所的综合排名（分别为2007，2008与2009年的排名），前十大事务所定义为国内十大，其余定义为国内非十大。

2.解释变量：控制权和现金流权的分离程度（agency）

理论上一般按照现金流权（Cashflow Rights）与控制权（Voting Rights）的比率来度量其分离程度， 该比率最大值为1，此时，不存在现金流权与控制权的分离。该比率越小，则现金流权与控制权的分离程度越大。为了便于理解回归结果，本文取agency=1-CR/VR代表分离程度。这样，agency越大，分离程度越大。

3.控制变量：参考国外相关研究的实证文献来选择控制变量

借鉴Ayers et al（2002），采用公司规模（SIZE）总资产的自然对数，负债水平（LEV，总负债/总资产）、盈利能力（ROA，总资产收益率）。

（二）样本选择

针对2006、2007、2008三个年度，本文选取三个样本各自回归，分别以2005年12月31日、2006年12月31日，以及2007年12月31日之前在沪深两市上市的所有A股民营公司作为样本选择范围。

（三）回归模型

采用多变量回归模型：

big10=α+β1*agency+β2SIZE+β3LEV+β4ROA+ε

（四）实证结果

三、结论

从表1、表2、表3中可以看出，控制权和现金流权的分离度与高质量的外部审计选择存在正相关关系，这与假说相符。大股东的控制权和现金流权分离的程度越高，公司对高质量外部审计的需求就越高。但这种关系并不显著。

国内外的众多理论研究证明，大股东和小股东之间的成本越大，公司对高质量外部审计的需求越高。本文通过股东控制权和现金流权的分离度度量此成本，结果表明：成本的高低与外部审计的选择并不存在显著关系。这说明，在我国的民营上市公司中，公司的内部治理机制与外部审计之间并不存在明显的替代关系，主要是因为我国民营公司的内部治理机制尚不完善，其监督作用较差，因此不能替代外部监督机制。

由于本篇研究的样本取自民营上市公司，所以之后的研究可以拓展为研究国企。彼时，对于国家控股企业，我们用该上市企业属于中央政府控制还是地区政府控制及公司所在地的市场化进程水平进行度量（TJ，Xia，等，2008）。当国有上市公司处于市场化进程比较低，同时又受地方政府控制时，国有企业会因为受地方政府干预进行较多的向大股东企业利益输出行为。再结合国企的情况，可以进一步加强研究的结果。

参考文献：

[1] 王鹏，周黎安.中国上市公司外部审计的选择及其治理效应[J].中国会计评论，2007，（2）.

[2] 唐跃军，李维安，谢仍明.大股东制衡、信息不对称与外部审计约束[J].审计研究，2006，（6）.

[3] 周中胜，陈汉文.大股东资金占用与外部审计监督[J].审计研究，2006，（11）.

[4] 李明辉.成本对审计师选择的影响[J].经济科学，2006，（7）.

[5] 李明辉.成本与审计师选择行为研究综述[J].财经理论与实践，2007，（1）.

[6] 刘明辉，胡波.公司治理、成本与审计定价[J].会计研究，2006，（2）.

[7] 肖作平.公司治理影响审计质量吗? [J].管理世界，2006，（7）.

现金审计论文篇8

关键词：家族企业；制度环境；标准无保留意见；银行贷款

中图分类号：F27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3890（2011）07-0016-07

一、问题的提出

已有研究表明，民营企业（包括家族企业）受到较强的银行贷款融资约束。Fan，Wong and Zhang研究发现，中国的法律法规对待民营家族企业是不公正的，中国的金融部门不愿意向民营家族企业提供贷款[1]。江伟研究发现，国有银行对拥有“政治关系”的企业和没有“政治关系”的企业存在着差别贷款行为，民营家族上市公司相对于国有上市公司而言，获得的银行贷款期限更短[2]。本文收集的数据显示：上市家族企业银行贷款在企业资产总额中所占的比例平均数不足20%，远低于国有上市公司的该财务指标值，表明民营家族企业银行贷款难是一个客观存在的事实。

Stiglize and Weiss的经典论文为民营家族企业贷款难现象提供了很好的理论解释[3]。他们认为，在贷款市场上，商业银行的期望收益取决于贷款利率和借款人的还款概率，商业银行不仅关心利率水平，而且关心贷款的风险。如果贷款风险独立于利率水平，在资金需求大于供给时，通过提高利率，商业银行可以增加自身收益。但是，如果商业银行不能观察借款人的投资风险，提高贷款利率将导致低风险的借款人退出市场、产生逆向选择问题，或者诱使借款人选择更高风险的项目、产生道德风险问题。结果是，贷款利率的提高可能降低（而不是增加）商业银行的预期收益。为此，商业银行宁愿选择在相对低的贷款利率水平上拒绝一部分贷款需求，也不愿意选择在高利率水平上满足所有借款人的申请，信贷配给就出现了。信贷配给是站在商业银行的角度来讲的，如果从借款企业的角度看，就是银行贷款难问题。相对于国有企业而言，民营家族企业与国有商业银行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程度较高，使得民营家族企业成为国有商业银行信贷配给的主要对象，从而出现民营家族企业贷款难问题。

沿着信息不对称理论的研究思路，在会计研究领域，有较多学者研究会计信息披露对企业银行贷款的影响。孙铮、李增泉、王景斌研究发现，无论是国有企业还是私有企业，会计信息都对公司贷款行为具有显著影响[4]。饶艳超、胡奕明研究发现，银行对借款企业的会计信息非常重视，银行债务契约中许多限制性条款是以会计信息为基础的[5]。这方面的研究文献较多，本文不赘述。

审计意见作为会计信息披露的一个重要构成部分，它对企业银行贷款的影响也受到学者的关注。Estes and Reimer向200多位贷款主管寄发调查问卷，要求贷款主管根据附有无保留意见和违背GAAP保留意见的会计报表做出“最高贷款额”的决策，结果表明，不同类型的审计意见对贷款主管的“最高贷款额”的决策并无显著的影响[6]。Firth同样采用实验研究法，发现不同类型审计意见的审计报告对贷款有显著影响。具体研究结论是：（1）无保留意见相对于持续经营和资产计价两种保留意见，可以提高公司的“最高贷款额”；（2）违背GAAP保留意见相对于持续经营和资产计价两种保留意见，也可以提高公司的“最高贷款额”[7]。国内杨臻黛、李若山用实验研究的方法检验审计意见的决策有用性，实验结果显示，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较之于被出具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的公司，被出具保留意见审计报告的公司获得银行贷款的可能性更低[8]。王少飞、孙挣、张旭采用现金――现金流量敏感性为融资约束的变量，对审计融资契约有用性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发现，相对于国有企业，审计意见对非国有企业的融资约束缓解作用更为显著[9]。

不难看出，审计意见对企业银行贷款的影响，不论是理论研究上还是经验研究上，均没有取得比较一致的研究结论。这里存在着信号传递理论与披露制约理论之间的论争。信号传递理论认为，标准无保留审计意见具有信号显示效应，标准无保留审计意见能够作为一种可信的承诺，向商业银行传递信号，增强其财务报表的可信性，降低银企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程度，从而有利于企业获得银行贷款。但是，披露制约理论认为，标准无保留审计意见具有披露制约效应，被审企业为了获得标准无保留审计意见，有可能披露对企业不利的信息，这样反而不利于企业获得银行贷款。

笔者认为，要研究审计意见对企业银行贷款的影响，应该结合企业所处的制度环境（法制环境、金融市场化水平、政府干预程度）来考察，才能得出令人信服的研究结论。为此，本文以2005―2009年我国上市家族企业为样本，研究了制度环境、审计意见以及这二者的交乘项对企业银行贷款的影响，发现无保留审计意见的披露制约效应处于主导地位，但是，在法制环境较好或金融市场化水平较高的条件下，它又具有信号显示效应，在一定程度上抵减了披露制约效应。

二、理论分析与假设发展

（一）法制环境、审计意见与银行贷款

从法制执行层面上讲，中国各地区的法制环境存在较大差异。有的地区，法制得到了比较好的尊重和比较严格的执行；但是，有的地区，人们的法制观念比较淡薄，“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的现象比较普遍。这就是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缪尔达尔所说的“软政权”现象。在“软政权”中，法律、制度都是一种软约束，都可以讨价还价，可以执行也可以不执行，有好处时可以执行、没有好处时可以不执行，有“关系”时可以执行、没有“关系”时可以不执行[10]。樊纲、王小鲁和朱恒鹏的研究表明，我国经济比较发达的东部沿海地区法制环境较好，对投资者的产权保护程度比较高[11]。

在投资者产权保护比较好的法制环境下，企业产权得到尊重与保护，而产权是信誉的基础，这样企业就会比较重视企业信誉，对高质量的审计有需求。在这种情况下，标准无保留审计意见（清洁审计意见），可以向商业银行传递一个正面信号，即企业的会计信息披露是高质量的，有利于企业获得银行贷款；而其他类型的审计意见（统称非清洁审计意见），亦可向商业银行传递一个信号，只不过这是一个负面信号，对企业从商业银行取得贷款将产生不利影响。

在投资者产权保护比较差的法制环境下，企业产权得不到应有的尊重与保护，“企业只有种草的积极性，没有种树的积极性”，不会重视企业信誉，自然也不会有对高质量审计的需求。在这种情况下，不同类型审计意见的信号显示效应减弱，披露制约效应起主导作用。相对于清洁审计意见，非清洁审计意见意味着企业更少披露负面信息，披露制约效应相对减弱，反而有利于企业维护良好的银企关系，有利于企业获得银行贷款。法制环境与审计意见对银行贷款的交互影响见表1。

为此，本文提出第一个研究假设：在法制环境较差的地区，上市家族企业的标准无保留审计意见具有较强的披露制约效应，不利于企业获得银行贷款；反之，在法制环境较好的地区，上市家族企业的标准无保留审计意见具有一定的信号显示效应，一定程度上抵减了披露制约效应。

（二）金融市场化水平、审计意见与银行贷款

金融市场是实现货币借贷和资本融通、办理各种票据和有价证券交易活动的总称，是以股票市场、债券市场以及银行借贷资金市场为主要构成部分的一个系统。中国在经济转轨过程中，各地区金融改革程度不同，导致各地区金融市场化水平不同。在商业银行之间竞争比较激烈、信贷资金分配的市场化程度比较高的地区，金融市场化水平就比较高。樊纲、王小鲁和朱恒鹏的研究结论是，中国长三角地区和珠三角地区金融市场化水平较高。

金融市场化水平较高的地区，商业银行的市场化改革比较深入，各商业银行之间的竞争也更加激烈。因此，商业银行在发放贷款时会更多地考虑盈利目的而非政治目的。Diamond指出，在金融发达地区，商业银行能够有效地获得和传递借款企业的相关信息，能够有效地评价企业投资项目的质量，从而提高银行信贷资金利用效率[12]。在这种情况下，借款企业在相对较低程度上依赖“关系”以获得金融资源，审计意见的信号显示效应起主导作用。标准无保留审计意见向商业银行传递了正面信号，有利于企业获得银行贷款；而其他类型的审计意见向商业银行传递了负面信号，不利于企业从商业银行取得贷款。

金融市场化水平较低的地区，各商业银行之间没有形成有效的竞争态势。商业银行在发放贷款时会更多地考虑政治目的而非盈利目的，而政治贷款主要依靠“关系”才能获得。在这种情况下，审计意见的信号显示效应减弱，披露制约效应起主导作用。相对于清洁审计意见，非清洁审计意见意味着企业更少披露负面信息，反而有利于企业维护“关系”，从而有利于获得银行贷款。金融市场化水平与审计意见对银行贷款的交互影响见表2。

为此，本文提出第二个研究假设：在金融市场化水平较低的地区，上市家族企业的标准无保留审计意见具有较强的披露制约效应，不利于企业获得银行贷款；反之，在金融市场化水平较高的地区，上市家族企业的标准无保留审计意见具有一定的信号显示效应，一定程度上抵减了披露制约效应。

（三）政府干预程度、审计意见与银行贷款

在制度环境的几个因素中，政府干预这个因素最为复杂，因为政府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团体，很难用一种理论去解释它。“无为之手”理论认为，市场是一只“看不见的手”，自由竞争的市场可以导致社会福利最大化，政府这只“有形的手”应该是一只无为的手，除了提供国防、治安、法律、制度规范这些公共物品外，不应该过多地干预经济生活和企业的经济行为。“帮助之手”理论认为，政府是善意的，政府是为公共利益服务的，其目标是使社会福利最大化。政府干预是解决市场失灵的手段。“掠夺之手”（grabbing hand）理论认为，政府是由政府官员构成的一个组织，政府官员不会真正追求社会福利最大化，相反，他们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政府权力越大，政府干预强度越大，政府官员的腐败问题越严重。

诺斯悖论也指出，国家是一种强制性的制度安排，一方面，国家权力是保护个人权利的最有效工具，因为它具有规模效益，国家的出现及其存在的合理性，也正是为了满足保护个人权利和节约交易费用之需要；但是，另一方面，国家权力又是个人权利的最大和最危险的侵害者，国家权力不仅具有扩张的性质，而且其扩张总是伴随着侵蚀个人权利来进行的。在国家的侵权面前，个人是无能为力的。诺斯悖论其实就是对政府的“帮助之手”与“掠夺之手”的一种权衡。

不论政府是“帮助之手”与“掠夺之手”，只要政府强力介入经济生活，审计意见的信号显示效应就无足轻重，在这种情况下，审计意见的披露制约效应处于主导地位。标准无保留审计意见可能促使企业披露更多的对企业不利的信息，唤起商业银行的风险防范意识，不利于企业获得银行贷款；而其他类型的审计意见，意味着被审企业可以较少披露对企业自身不利的信息，反而有利于企业获得银行贷款，缓解贷款融资约束。政府干预程度与审计意见对银行贷款的交互影响见表3。

为此，本文提出第三个研究假设：在政府干预程度比较强的地区，上市家族企业的标准无保留审计意见具有较强的披露制约效应，不利于企业获得银行贷款；反之，在政府干预程度比较弱的地区，上市家族企业的标准无保留审计意见具有积极的信号显示效应，一定程度上抵减了披露制约效应。

三、研究设计

（一）变量定义

1. 因变量。因变量为银行贷款比例（Leverage），银行贷款比例=（年初全部银行借款+年末全部银行借款）/（年初总资产+年末总资产）。

2. 解释变量。（1）市场环境（Environment），分别由以下三个变量构成，法制制度环境指数Lawindex。其数值来源于樊纲、王小鲁和朱恒鹏编制的《中国市场化指数》（2010）中的“市场中介组织和法律制度环境”指标数值①；金融市场化水平指数Financeindex，数值同样来源于樊纲等编制的《中国市场化指数》中的“金融业的市场化”指标数值②；政府干预指数Govindex，其数值同样来源于樊纲等编制的《中国市场化指数》中的“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指标数值③。（2）审计意见（Audit），本变量为二分变量，当上市家族企业获得标准无保留审计意见时，Audit取值为1，反之，当上市家族企业获得除标准无保留审计意见以外的其他类型的审计意见（统称为非清洁审计意见）时，Audit取值为0。（3）市场环境与审计意见交乘项（Denvironment* Audit），用来检验不同市场环境下审计意见对企业银行贷款的影响。

3. 控制变量。（1）行业虚拟变量（Industry），用来控制行业因素对银行贷款比例的影响。已有研究表明，公司所处行业不同，其银行贷款比例会存在差别。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除去金融行业后，行业为21类，以农业类上市公司为参照系，设置20个行业控制变量。（2）年份虚拟变量（Year），用来控制宏观经济对银行贷款比例的可能影响。在经济比较景气的年份，上市公司受到的银行贷款约束往往较低；反之，在经济不景气的年份，上市公司受到的银行贷款约束往往较强。本文选取样本的时间是2005―2009年共5个年度，以2005年为参照系，因此有4个年度虚拟变量，各变量定义见表4。

（二）研究模型

为了验证以上三个研究假设，本文构造如下回归方程：

上述模型的设计原理是：市场环境较差（法制环境较差、金融市场化水平较低、政府干预较强）条件下，审计意见对企业银行贷款的影响由系数“α2”来捕捉；而市场环境较好条件下，审计意见对银行贷款的影响由系数“α2+α3”来衡量。

四、实证研究过程与结果

（一）样本选取

以2005―2009年所有民营上市公司作为初选样本，全部样本取自国泰安《中国民营上市公司数据库（2010）》。根据研究目标，对初选样本执行了如下筛选程序：

第一步，根据“实际控制人类型”字段，保留实际控制人是“自然人或家族”的样本，剔除实际控制人是“国家控制”、“员工持股或工会”、“集体企业”、“外商投资企业”、“港澳台投资企业”、“公众持股”、“其他”的样本。在此基础上，剔除自然人之间非血亲或姻亲的样本。个别实际控制人为自然人的公司，自然人人数较多，相互之间没有血亲或姻亲关系，不符合家族企业的涵义，故剔除掉，这样就可以将上市家族企业与一般的民营企业区分开来。

第二步，根据“上市日期”字段，剔除2000年及以前上市的民营企业。之所以这样处理，是因为旧的《证券法》不允许自然人直接持股比例超过0.5%，这项制度安排使得2000年及以前上市的家族企业被迫采取非家族企业的形式。

第三步，根据“实际控制人拥有上市公司控制权比例”字段，剔除实际控制人控制权不足10%的样本。控制权又称表决权，该数据控制权的计算采用La Porta，Lopez-de-Salinas，Shleifer[13]和Claessens，Djankov and Lang[14]的计算方法，即为实际控制人与上市公司股权关系链或若干股权关系链中最弱的一层或最弱的一层的总和。

第四步，剔除ST、S*ST样本、金融行业的样本以及相关数据缺失的样本。本文还采用Winsorize方法，将1%以下和99%以上的数值分别替代为1%和99%的取值，以剔除极端值对计量分析的影响。这种处理方法与谭劲松、陈艳艳、谭燕等文献的处理方法一致[15]。最后得到731个样本，其中：2005年70个，2006年92个，2007年149个，2008年174个，2009年246个。

（二）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表5是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表，从中可以看出，银行贷款比例的均值与中位数分别是0.19、0.18，审计意见的均值与中位数分别是0.96、1，三个计量市场环境指标的均值与中位数分别是9.37、9.07，9.67、9.97，9.42、10.02，这些变量的均值与中位数比较接近，表明变量的数值分布基本上呈正态分布。

（三）回归结果分析

1. 就法制环境、审计意见对上市家族企业银行贷款影响而言：（1）法制环境在5%显著性水平上与银行贷款负相关，表明法制环境越好，上市家族企业获得的银行贷款越少。一般而言，从理论上讲，法制环境越好，对投资者的产权保护程度就越高，可以刺激商业银行发放贷款的积极性，有利于企业获得银行贷款。显然实证检验结果与理论预期不一致，可能的原因是，家族企业是一个正式契约与非正式契约的结合体[16]，在家族企业中既有正式的契约治理，又有非正式的关系治理。法制环境改善，有利于正式契约治理，但不利于非正式的关系治理，只要法制环境作用于正式契约治理给家族企业带来的边际收益没有超过法制环境作用于非正式契约的关系治理所产生的边际成本，法制环境提升的好处就没有从总体上显现出来，从而表现出法制环境越好，家族企业获得银行贷款越难这一现象。（2）审计意见在5%显著性水平上与银行贷款负相关，表明上市家族企业的无保留审计意见并不有助于企业获得银行贷款，披露制约效应处于主导地位。（3）法制环境与审计意见的交乘项在5%显著性水平上与银行贷款正相关，表明在较好的法制环境下，无保留审计意见具有一定的信号显示效应，能在一定程度上抵减其披露制约效应，研究假设一得到验证。

2. 就金融市场化水平、审计意见对上市家族企业银行贷款影响而言：（1）金融市场化在1%显著性水平上与银行贷款负相关，表明金融市场化水平越高，上市家族企业获得的银行贷款越少。从理论上讲，金融市场化水平越高，银企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程度越低，越有利于企业获得银行贷款。可是，实证检验结果与理论预期不一致，可能的原因是，金融市场化水平提升，有利于家族企业的正式契约治理，但不利于其非正式契约的关系治理，只要金融市场化水平作用于正式契约治理给家族企业带来的边际收益没有超过金融市场化水平作用于非正式契约的关系治理所产生的边际成本，金融市场化水平提升的好处就无法从总体上显现出来，从而表现出金融市场化水平越高，家族企业获得银行贷款越难。（2）审计意见在5%显著性水平上与银行贷款负相关，表明上市家族企业的无保留审计意见并不有助于企业获得银行贷款，披露制约效应处于主导地位。（3）金融市场化水平与审计意见的交乘项在5%显著性水平上与银行贷款正相关，表明在金融市场化水平较高的条件下，无保留审计意见具有一定的信号显示效应，能在一定程度上抵减其披露制约效应，研究假设二得到验证。

3. 就政府干预、审计意见对上市家族企业银行贷款影响而言：（1）政府干预与家族企业银行贷款在统计意义上没有显著关系，政府表现为一只“无为之手”。（2）审计意见以及政府干预与审计意见的交乘项对家族企业银行贷款没有显著影响，表明在政府干预下，审计意见无足轻重，研究假设三没有得到验证。

（四）进一步分析

为了检验本文研究结论的可靠性，本文对家族企业的银行贷款进行了重新定义，分别定义为短期银行贷款比例与长期银行贷款比例。短期银行贷款（Sbank）=（年初短期银行借款+年末短期银行借款）/（年初总资产+年末总资产）。可以看出，当因变量为短期银行借款时，尽管相关变量的系数值有所改变，但没有改变正负号，相应的t值有所改变，显著性水平保持不变或提升④，因此，研究结论不变。

长期银行贷款（Lbank）=（年初长期银行借款+年末长期银行借款）/（年初总资产+年末总资产）。当因变量为长期银行借款时，市场环境（法制环境、金融市场化水平、政府干预）、审计意见以及二者的交乘项对长期银行贷款没有显著影响，表明本文研究结论不适用于长期银行贷款。

五、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以中国上市家族企业为样本，结合企业所处的制度环境（法制环境、金融市场化水平、政府干预程度），研究了制度环境、审计意见以及二者的交乘项对企业银行贷款的影响。研究发现：

1. 法制环境、金融市场化水平与企业银行贷款显著负相关，表明上市家族企业所在地区法制环境越好，或金融市场化水平越高，家族企业的银行贷款反而越低。一般认为，法制环境越好，意味着投资者产权保护程度越高，金融市场化水平越高，商业银行与借款企业的信息不对称程度越低，这些都应该有利于企业获得银行贷款。实证研究与理论悖论的原因是：家族企业是一个正式契约与非正式契约的结合体，在家族企业中既有正式的契约治理又有非正式的关系治理，法制环境改善或金融市场化水平提高，有利于正式契约治理，但不利于非正式的关系治理，只要法制环境或金融市场化水平作用于正式契约治理给家族企业带来的边际收益没有超过法制环境或金融市场化水平作用于非正式契约的关系治理所产生的边际成本，法制环境与金融市场化提升的好处就没有从总体上显现出来，从而表现出法制环境与金融市场化银行贷款悖论。研究发现，政府干预对上市家族企业银行贷款没有显著影响，在这方面政府表现为“无为之手”。

2. 相对于西方发达国家而言，我国的法制环境与金融市场化水平较低，标准无保留审计意见的积极信号显示效应处于附属地位，披露制约效应处于主导地位，即无保留审计意见促使企业披露更多对企业自身不利的信息，从而不利于企业获得银行贷款。

3. 法制环境较好的地区，或金融市场化水平较高的地区，标准无保留审计意见具有一定的积极信号显示效应，部分抵减了其披露制约效应。

进一步研究发现，审计意见主要对企业短期银行贷款产生影响，对长期贷款不构成影响，即商业银行在长期贷款授信时不关注借款企业的审计意见类型。

本文研究结论的政策含义是：法制环境的改善或金融市场化水平的提高，对家族企业的积极影响不是一蹴而就的事，需要经历一个漫长的过程；审计意见只有在较好的法制环境或金融市场化水平较高的环境下，才有一定的信号显示效应。这为政府有关部门完善上市家族企业会计信息监管法规提供了理论依据，对于完善中国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制度、保护家族企业投资者利益，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与现实意义。

注释：

①他们利用多元统计主成分分析法将“市场中介组织的发育”、“对生产者合法权益的保护”、“知识产权保护”、“消费者权益保护”四个指标综合而成，数值越大，则表明该地区法制水平较高。

②他们利用多元统计主成分分析法将“金融业的竞争”、“信贷资金分配的市场化”两个指标综合而成，数值越大，表明该公司地区金融市场化程度较高。

③他们利用多元统计主成分分析法将“市场分配经济资源的比重”、“减轻农民的税收负担”、“减少政府对企业的干预”、“减轻企业的税外负担”、“缩小政府规模”五个指标综合而成，数值越大，则表明该公司所在地的地方政府对经济干预较低。

④法制环境以及法制环境与审计意见交乘项由原来的5%水平上显著变为现在的1%水平上显著，金融市场化水平与审计意见的交乘项由原来的5%水平上显著变为现在的1%水平上显著。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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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金审计论文篇9

内容摘要：2009年2月，刘家义审计长在国家新闻办举行的新闻会中指出：审计监督制度是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的重要工具，是保障国家经济社会健康运行的“免疫系统”。本文在免疫系统论的理论框架下，对政府审计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的指导思想进行总结，并从六个方面系统论述了在目前经济环境背景下，政府审计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的具体内容。

关键词：政府审计 国家经济安全 财政审计 金融风险 可持续发展

研究背景

国家经济安全是指在开放条件下国家的经济发展、经济利益不受内部或外部威胁和侵害而保持稳定、均衡和可持续发展的状态和能力（郭秀琴，2006）。其中国家财政安全、金融安全和国有企业安全是目前我国国家经济安全的核心内容。我国在2006年修订的《审计法》中明确规定，政府审计在维护国家财政经济秩序，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促进廉政建设，保障国民经济和社会健康发展方面具有重要作用。根据公共受托理论和“免疫系统论”的观点，政府审计在促进国家经济安全运行中具有重要的保障、监控、预警和保护的作用。因此，政府审计维护国家经济安全具有理论基础和制度基础，日益成为政府审计内容的重中之重。

政府审计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的指导思想

政府审计与国家经济、社会是不可分割的统一体，是国家内生的时弊揭露、政策预警、提前预防的“免疫系统”。随着审计功能外延的不断拓展，我们发现，审计要更好的发挥其“免疫功能”，需要改变传统的审计理念，树立宏观意识。调整审计视角，力求“站的更高，看的更远”，成为国家宏观决策的参谋和助手。因此，政府审计部门在工作中应大力倡导“宏观着眼、微观入手”的理念，从微观审计和调查项目总结出带规律性、普遍性、政策性的东西，从宏观层面提出符合国家政策、具有操作性的审计建议，实现审计结果从微观到宏观的转化，提升审计成果的层次，将政策层面的完善作为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的首道“防火墙”。这也是实现政府审计维护经济安全的重要保障。

政府审计维护经济安全的具体内容

（一）通过财政审计促进公共财政框架体系形成并进入良性运行状态

作为一种分配关系，财政本身就是经济体系的一部分，财政安全问题往往是社会经济风险的最终承担者，同时也是经济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公共财政制度的完善，财政审计监督范围应当覆盖政府财政活动的全过程，因此，在目前工作的基础上，将重点做好以下几方面的工作：

1.财政审计内容的全面化、纵深化发展。参考国外的发展经验，财政审计的内容往往经历了从国家财政预算执行审计，到综合财政收支的动态审计，再到更广泛意义上的公共行为和公共服务审计的变化历程。反观我国目前财政审计的实务正处于由第二阶段向第三阶段过渡时期。因此我们应当在现有基础上开展全面预算审计，将政府财政部门、税务、海关、国库、接受补助的下级政府和固定资产投资项目等财政资金活动都作为审计的对象；围绕公共财政预算、社会保障预算、国有资产经营预算三大重点环节开展审计。通过财政审计对财政资金的流向进行全方位的监督，保证财政政策的有效落实。尤其是针对财政管理中的法制性不强，初次分配和再分配不规范，预算的透明性、收入的完整性、支出的公共性等问题进行重点关注。

2.财政监督的关口前移至财政政策的制定环节。目前审计工作重点是各级政府和预算单位对国家财政政策的执行结果的真实性、合法性监督和评价，侧重的是事后审计。但是在大量的审计工作中我们也发现，当部分财政政策本身存在不合理或者低效益的问题时，事后监督对经济安全产生的维护作用是相当有限的。财政政策的合理性对我国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的调整起到直接的影响作用。因此政府审计应当从预算执行结果的审计出发，逆向追溯至预算执行和预算编制过程，将对财政收支和预算的审计扩展到编制、审查、批准、执行、调整和决算等环节，从源头上遏制低效能的财政行为。

3.关注财政风险，增强政府审计预警功能。基于传统认识，人们认为政府是不会破产的，因此也不存在财政风险。然而2008年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却使冰岛面临“破产危机”，这使财政风险得到广泛关注。在我国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过程中，各种经济领域的风险在财政方面集中体现，政府不仅要承担公共财政的职能，还要负担市场的风险，如失业问题。各种经济风险外推至财政领域，而由于财政风险隐蔽性特征，往往不能及时被识别。由其引发的连锁反应，不仅会带来经济损失，还会给国家政治和整个社会带来影响。因此政府审计要维护国家经济安全，必须把审计视点追溯到对财政风险的评估环节，通过对各种财政风险影响因素的识别和评价，对财政政策的经济后果进行预测，防止重大损失的发生，维护国家财政安全。

4.财政资金绩效审计是政府审计发挥建设性作用的必由之路。绩效审计是目前国外政府审计发展的重要趋势，结合我国政府审计发展的规律和经济环境的现状，加强对财政资金的绩效审计也是提高政府效率，有效利用政府资金，维护国家安全的重要内容。通过绩效审计，不仅关注财政资金使用的真实合法性，还要进一步关注财政政策及其执行结果的效率效果性。不仅要通过审计监督挖掘财政活动的违法违规行为，也要指出决策不当、损失浪费等低效益现象。尤其是针对重要支出和项目，需要对其进行全过程监督，对资金的管理和运用的经济性、效率性、效果性客观评价。通过开展绩效审计，促使政府有计划对待资金使用问题，促进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推动社会和谐发展；充分关注资金使用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实现政府审计的建设性作用。

（二）通过政府审计关注金融领域的“风险、管理、效益”

无论是亚洲金融风暴和南美金融危机，还是2008年美国爆发的波及全球的次贷危机都充分证明，金融安全是保证国家经济安全的“防火墙”，金融环境的不稳定性将会对国家的经济产生剧烈的震荡。因此，加强对金融机构的经常性监督，揭露金融机构在“风险、管理、效益”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对于维护国家金融安全，保证宏观经济政策正常发挥作用和保障宏观经济的正常运行具有重要意义。

1.有效发挥政府审计对金融风险的“减震”功能。基于金融风险的敏感性和特殊性，政府审计对金融风险一直持关注态度。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尤其是国际金融环境的巨大变化，使得金融风险出现了很多新的变化。例如，财政风险和金融风险的“连带性”增强。由于央行放贷资金的财政化倾向，部分金融风险向财政风险转移；由于债务依存度和国债偿债率偏高，部分地区财政出现吃紧，存在大量隐性债务。这些风险一旦触及，则将会给国家经济带来巨大的震荡。因此，为了适应金融风险的新的动向，政府审计工作应当把对风险的关注和评价作为审计的重点之一，紧扣国家当前经济运行中的热点和风险聚集点深化审计工作，通过事先科学预警和有效防范减少金融风险对国家经济安全带来的冲击。

2.完善金融监管系统，建立高效的金融安全防范体系。目前的金融审计重点是对金融机构的财务信息的真实性审计，审计结果侧重于对微观层面的问题发现。但是，国际社会的金融市场失灵的现象提示了金融监管问题的重要性。有效的金融监管可以限制和消除金融市场的不利于市场运行的因素，维持市场的相对稳定，保证市场参与者的合法权益；更重要的是，可以从宏观经济角度保证金融市场机制的健康运行,进而保证整个国民经济秩序的正常运转。通过金融审计，不仅要揭露出金融机构或者监管机构的财务问题，更重要的是要研究其监管方式、监管理念等问题，从制度层面为完善金融监管体系提出参考性意见。通过监管体系的健全，从宏观管理层面加强对金融领域的调控和管理，充分高效发挥其监管职能，有效维护金融安全乃至经济安全。

3.加强金融机构监管绩效审计，建全完善监管绩效的评价体系。监管机构在履行监管职能的同时也面临着监管绩效的问题，监管目标的错位、监管成本过高、监管评价缺失直接影响到监管的效果。目前政府审计对监管机构的审查主要侧重于资产真实性、业务合法合规性的判断，对其监管行为的经济性、效率性、效果性少有触及。现行的监管体制存在着机构臃肿、人员众多等导致直接成本增加的问题，很容易形成监管重叠和监管真空，直接影响到监管力度。各监管机构之间政策与利益的协调成本较高，尤其在涉及责任追究环节存在纠纷。分业监管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银行、证券、保险等金融机构之间的业务渗透，限制了金融机构规模经济发展，而造成了间接损失。因此政府审计应当关注监管绩效问题，通过监管资源投入、监管机构的运作和监管实施结果的评价对监管绩效问题进行系统评定，为监管机构提高监管效能，实现对金融安全的保障功能。

（三）突出企业审计“质量、责任、绩效”主题

在我国市场经济背景下，国有企业与政府之间存在着特殊的关系，国家通过“软预算”实行对企业的控制和管理。加强企业尤其是对国有企业的审计监督，是政府审计应负的职责，也是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的重要内容。

1.关注国企改革中的机制，为推进国有企业深化改革献计。伴随着我国国有企业的改革，我国解决了改革中很多现实问题，但是在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现代企业制度建立、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等方面仍面临许多深层次的矛盾。根据国有企业改革发展的需要，作为我国经济社会运行的“免疫系统”，政府审计应当逐渐从对企业微观的、具体的问题查处中摆脱出来，通过审计结果从深层次上探索阻碍国有企业科学发展进程中的各种机制性问题，针对问题的成因和影响因素思考完善国企改革的措施，为科学建立国有企业宏观调控体系出谋划策。

2.强化企业的风险管理和绩效评价，助其实现可持续发展。我国企业发展到现阶段，经过多年的努力在强化管理、推进创新、国际化竞争等方面取得了显著的进步，但是在主业不清、自主创新能力弱、社会责任履行不到位等方面仍然存在隐患。这不仅影响到企业自身效益的提高和长远发展，也不利于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因此在新的时期企业审计加强风险管理，更多关注企业发展的目标和战略，从经营风险、治理结构、投资状况、内部控制、风险管理、信息系统等方面系统、全面地检查和评价企业的经营管理活动。在审计中，尤其要引入企业价值观，更多关注企业可持续发展能力，提高对会计信息的绩效分析水平，查找影响绩效的关键性因素，评价资源利用的经济性、效率性和效果性，切实提高国有企业经济绩效和国有资本运行效率（张莹，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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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金审计论文篇10

关键词：农村中小金融机构；内部审计质量；解决措施

一、当前农村中小金融机构内部审计存在的问题

1.未建立科学有效的审计体系，审计规划缺乏科学性和长远性

当前，农村中小金融机构管理体系与业务发展呈现不平衡态势，内部审计工作缺乏科学的理论指导，内部结构过于简单，部门职责分工不明，审计制度不健全，审计工作监督面狭窄，缺乏科学有效的运行机制和考核制度以及一套规范的内部审计操作规程，审计方式单一且程式化，检查方法过于简单，发现问题浮于表面，缺乏综合分析与深入跟踪，很难达到根据风险找问题、根据管理找原因、根据机制提建议的审计效果，稽核审计成果难以转化为改革发展的工作成效，审计体系及职能有待进一步强化完善。

2.日常审计方法单一，审计质量不高

受审计手段技能、工作方法、认识水平以及审计人员素质等主观原因及其他客观因素的影响，农村中小金融机构当前内部审计工作的开展不能快速找准工作的重点，现场审计偏重于业务检查，缺乏对隐性风险的识别与控制，导致审计质量不高，揭露问题的深度不够，处罚处理的力度不大，往往只是针对问题表象下结论，没有对产生问题的深层次原因进行剖析，所得出的审计结论欠缺对风险的稽核审计评价，与企业经营发展的需要不相适应，审计工作仍停留在“查错纠弊”的阶段，大大弱化了内部审计的职能，审计监督与业务经营需要还有距离，难以发挥内部审计为企业“增加价值和改善运营”的作用。

二、内部审计出现问题的原因

1.领导重视不够，质量考评机制不完善

近年来，农村中小金融机构的边改革边发展，以业绩作为评价企业的唯一标准，致使农村中小金融机构高级管理人员高度重视财务、信贷等业务部门的发展，以稽核审计为代表的内部风险控制部门被长期忽视，发展非常滞后，造成具有很大潜在风险，内部审计工作长期得不到发展。加之在审计过程中，对审计查处的问题和审计意见，未在被审计单位经营管理层得到有效传递，考核考评机制不健全，没有责成相关部门按照岗位职责抓好整改落实，并按照有关法规、制度的规定追究相关责任人的责任。

2.人员配备不足，领导负责机制不健全

由于农村中小金融企业普遍存在网点多、人员少、岗位设置不合理等因素，审计人员配备不足，专业技能素质偏低，内部审计工作未能在企业的整个业务流程中起到积极的作用。同时，高管人员对内部审计工作认识肤浅，审计工作未引起领导充分重视，且内部审计的权属均未上划一级，人头经费和考核未由上级管理，没有从上向下考核，从工作实际出发，没有真正发挥内部审计工作的职能，且对查出的问题无法按照规章制度进行严厉处罚，给企业经营带来隐患，不利于业务经营和发展，内部审计工作的成效有待提高。

三、加强农村中小金融机构内部审计质量管理的措施

1.提高审计人员专业素质，建设专业化审计队伍

提高内部审计质量必须配备具有专业技能的内部审计人员，对现有审计人员建立健全教育培训机制，让审计人员多参加各种层次的培训，特别要让他们接受外部规范、系统的风险审计知识和业务知识的培训，形成分层次培训的有效制度，通过多种途径，尽快提高审计人员对风险识别、风险计量的能力，进一步提升审计人员的政治修养、理论修养、职业道德修养、业务技能修养、工作作风修养以及协调能力修养，促进审计人员的政策水平、风险管理能力和稽核审计技能的提高，让审计人员在风险管理理论、方法等方面做到与时俱进。

2.创新工作方法，规范审计检查行为

要积极转变审计工作方法，拓宽审计广度，延展审计深度，优化审计流程，强化审计追踪，提升审计质量，合理安排审计项目，明确目标和重点，提高项目计划的针对性、可行性和有效性。从审计调查、审计方案、审计实施、审计报告、审计整改等环节入手，加强计项目全过程质量控制，规范审计操作，确保审计项目质量，并通过优化审计流程、规范检查操作，加快审计模式转型，通过形式多样的手段和方法，加快审计制度建设步伐，充分发挥内审的职能作用，规范审计管理工作。

四、结论

当前农村中小金融机构内部审计存在的问题众多，其形式仍然不容乐观。在提出解决措施之后，怎样把措施落到实处成为工作的核心问题。望广大农村中小金融机构的领导者和内部审计人员都能在实践工作中不断总结经验，将存在问题各个击破，促使企业发展腾飞。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