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贸易战论文十篇

中美贸易战论文篇1

“轮胎特保案”的国际法依据及其本质

2001年我国刚迈入wto时。由于特殊的历史环境,wto给出的中国人会协议中有一项条件,使得我国在对外贸易中始终有所顾忌。它便是“特别保障措施”,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加入议定书》、《中国加入工作组报告书》等法律性文件中均有规定,是wto成员对新加入成员施加的一种过渡性约束措施。

特别保障措施比一般的wto反倾销条款运用起来门槛要低。因为。实施反倾销措施要求进口国举证进口产品对市场造成实质伤害,并且此伤害直接是由于出口国出口产品价格低于同类竞争国造成的,一般来说,反倾销举证难度较高,历时较长,并且出口国有听证申辩的权利。而特别保障措施的实施标准相对较低,以本次“轮胎特保案”为例,美国行业或工会只需向美国政府机构递交申诉,并由美国政府单方面作出这些进口轮胎对美国国内轮胎相关产业造成或者威胁造成市场扰乱的判决即可实施特别保障措施.一般而言,特别保障条例针对的可能是对外贸易具有攻击性的国家;但它更多的是针对新加入时被定性为非市场经济的国家。

在美国,贸易法案第421款是wto特保措施的本土化,它被称为“针对中国的特别保护条款”,其中规定只要从中国进口产品导致或可能导致生产类似产品或直接与之竞争的产品的国内厂家的市场扰乱。就可以采取加征关税或限制进口。这样一来,美国政府的举证责任很轻,不需要一些“骇人听闻”的数据就可以任意制裁某件来自中国的产品。

分析特别保障措施条款我们可以得知,这项措施具有相当大的历史局限性。首先,它具有明显的单向性和歧视性。一般的保障措施只针对公平贸易条件下所有国家的同类进口产品,必须无歧视地对所有的成员方都同样适用,而特保措施均为wto其他成员方针对中国的产品单向援引实施的限制措施。其次,它实施的条件具有模糊性和低标准。特保措施中的一些涉及实施条件的关键概念,如“市场扰乱”、“重大贸易转移”、“重要原因”、“实质损害”由于缺乏严格的界定,隐藏着大量可以质疑的模糊空间,从而导致实践操作上的任意性。

中美贸易战论文篇2

关键词:日中贸易 抗战后 贸易

1945年8月，日本在侵华战争中彻底失败，同年9月，日本正式投降。此后的几年内，日中贸易在曲折中逐渐恢复起来，这一时期的日中贸易受到美国势力介入的影响以及中国内战的影响，呈现出了与以往时期不同的状况。

一、日本战败对日中贸易的影响

日本战败后，经济形势严重恶化，物资奇缺，通货膨胀居高不下，失业人数剧增，工业生产继续停滞。直到1947年底，日本工业产量也只有战前的46%。要使日本社会保持稳定，经济不至崩溃，美国每年资助日本大约3亿美元i，无疑会增加美国经济负担。如何推动日本经济复兴成为杜鲁门政府改变对日政策后亟需解决的问题。对日本来讲，可以说日本国力壮大是从中国掠夺而发展起来的也毫不为过。日本从发动甲午中日战争开始，中国就成了它输出资本的最主要对象。直到侵华战争全面发动开始的1930年至1938年间，中日贸易额年平均为两亿多美元，占日本外贸总额的15%以上。在侵华战争期间1939年至1944年，中日贸易额更达到6亿多美元，占日贸易总额近35%。到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前，从中国进口物资占它进口总额的89%，对中国的出口则占其出口总额的95%ii。

日本战败后，中国国内反日情绪高涨，国民政府不愿维持与日本紧密贸易关系。中日贸易停止使日本经济大受影响。但杜鲁门政府为了减少对中日两国政府的援助试图通过促进中日贸易来巩固政权，并推动日本重建。自1946年，日本成立了经济安定本部，制定了三项重大经济改革政策：一是实行“倾斜”生产方式，以重工业优先，集中力量恢复和发展煤炭、钢铁、电力、肥料四个关键性工业部门生产，以此带动整个经济复苏。二是在农村实行农地改革，农民获得土地，大大调动农民生产积极性。三是面对剧烈通货膨胀，日本政府规定，无论皇族、达官、财阀家族还是平民百姓，每人每月只能从银行提取500日元的存款（相当于当时一个月普通工人的工资）。迫使所有的存款、国债、社债、股份都在剧烈的通货膨胀中急速贬值，缩小了贫富差距。同时日本作为二战战败国，规定军费开支不得超出国民生产总值的1%。此规定为日本节约大量军费开支，可以投入更多的资金到民生。这些政策促进了日本经济的复苏，走出战后的极度混乱和疲乏状态。iii日本经济的复苏给中日贸易创作了良好的条件。

二、美国势力的介入对日中贸易的影响

抗战结束后，在1947年6月，美国驻日占领军最高司令部（以下简称SCAP）宣布“允许有限制的开放日本对外私人贸易”。SCAP制定了日本对外私人贸易的方针。从1947年8月15日开始，逐渐恢复日本民间对外贸易，设置了几个基本条件，例如货物出口价由SCAP决定，并以美元标价，且不设置汇率。同时允许政府贸易继续存在，与民间贸易并行iv。

消息传到中国，民间反对的人不少，普遍认为开放对日贸易，那些价廉物美的日货会给中国工商业发展带来重创。v政府为了在政治上获得美国的支持，1947年国民政府委员会第八次国务会议上，最后决定开放对日民间贸易，并制定了三个基本原则：(一)可组织赴日商务代表团，其名额及人选由行政院与经济界协商组织。(二)对日贸易输入输出种类数量以不妨害中国国民经济为标准。（三）中国对日所需物资，应尽可能先在赔偿物资中取得。同时，为了将中国对日贸易原则具体化，实行以下措施，一是成立对日贸易指导委员会和输出入管理委员会。二是通过行政院公布制定《中央银行管理外汇办法》与《进出口贸易办法》等条例，制定系统的对外贸易政策；三是响应纺织业商家要求，以“代织”为原则，即由政府贷给棉纱及工资费用，给予合法利润，以合理价格收购外销。使棉制品在政府有力协助下，减低成本，争取市场；（四）严格管理，防止日货的走私。

美国政府为复兴日本经济、摆脱援助日本的经济包袱，一方面不得不允许日本和中国通商，另一方面坚决贯彻对华贸易管制的政策，严格限制日本对中国出口美国安全清单上的诸多物品。这实际上依然不利于日本大幅度地改善其糟糕的贸易状况。日本工商业界人士极力赞成恢复日中贸易。日本重要报纸经常发表这样的评论：“中国和日本经济在很大程度上相互依赖，日本工业化对中国的重要性与中国经济稳定对日本的重要性是相等的；日本经济问题很大部分是由于与中国贸易普遍减少造成的。”日本商界人士宣称，只有恢复中日贸易，日本才会出现真正的经济复兴。1949年5月，吉田茂否认共产党人在中国的胜利将威胁日本，并向国会声明，就日本复兴而言，与中国，甚至是共产党中国的贸易是必不可少的。日本其他官员也不断发表强调经济效益必要性的讲话vi。足以看出，日本对市场和原料的需求战胜了。盟军总司令麦克阿瑟也表示“与中国共产党的接触并不会加强共产主义对日本的威胁”。因此，即使国民政府在战场上节节败退，中日贸易仍得继续。

三、中国国内内战对日中贸易的影响

杜鲁门政府内部就中日贸易问题展开争论，重新估价了亚洲力量对比，准备对二战后确立的以美中合作为基石的亚洲战略进行调整。为此，杜鲁门政府在尽力阻止中国成为苏联附庸的同时，开始培植强有力的日本政府，用来抵御以后可能在远东出现的任何其他集权主义的战争威胁。首先，从政治政策上，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通过“NSC13系列文件”，把美国对日政策的重点从“打击和削弱”转向“控制和利用”、从非军事化、民主化转向经济复兴。1949年3月，杜鲁门又批准了一份确定美国对华贸易政策指导方针的“NSC41号文件”。该文件所列举的对华贸易政策并没有完全放弃通过美中日三国贸易模式推动日本经济复兴的构想，称“日本若不与中国进行相当数量的贸易就不能恢复自立的基础”；另一方面它又非常担忧恢复中日传统贸易会加强共产党政权。这一时期美国政府主张以缓和政策诱使中国远离苏联一派占上风，加之日本经济复兴的迫切需要，所以NSC41号文件确定的对华贸易政策相当灵活：在不完全切断与中国共产党政权经济联系同时，对中国解放区实行某种程度的贸易禁运和管制。这为杜鲁门政府以后根据形势发展对此政策作相应的调整留出回旋余地。

参考文献：

[1]于群.美国对日政策研究[M].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

[2]严中平.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M]．北京科学出版社，1951

[3]林代昭.战后中日关系史[M].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

[4]陶鹤山.战后初期中日贸易开放问题述论[M]．民国档案，1998

中美贸易战论文篇3

关键词：贸易失衡；跨时贸易；跨时比较优势

中图分类号：F73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3890（2013）01-0044-06

一、引言

改革开放前，中国经济是相对封闭的，虽然有一些对外交往但规模很小也还没有引进外资的做法，进口所需的外汇完全由出口多少决定，这种量入为出的对外贸易模式使我国的贸易基本保持了平衡。改革开放后的前几年，对外需求和对外供给的活力得到释放，对外贸易的规模扩大，我国的对外贸易有顺差的年份也有逆差的年份，且逆差的年份居多。主要原因是我国在改革开放初期对国外先进的设备和生产资料有着旺盛的需求，而我国在劳动力密集的产品上的比较优势尚未得到开发和形成。我国持续的贸易顺差是始于1994年，除因受亚洲金融危机和中国入世影响的短暂几年外，我国的贸易顺差持续增长。尤其是2005年贸易顺差较上年增长218%，各界对贸易失衡的关注达到顶点，国家也采取了一些措施来缓解贸易摩擦。2007年之后，贸易余额的增幅有所回落。2009年开始，贸易余额规模有下降趋势。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贸易失衡的总体情况见表1。

我国自1994年以来持续的贸易顺差已经形成了贸易失衡，但贸易失衡并不是我国独有的现象。英国、美国、德国、日本分别在三次工业化过程中的不同时期都曾出现过大规模的贸易失衡，而且持续时间较长。根据克鲁格曼的跨时贸易理论，各国贸易的顺差、逆差是各国从事跨时贸易的结果，跨时贸易的模式（出口当期产品，进口未来产品或进口当期产品，出口未来产品）的改变决定了贸易顺差、逆差的转换，而且跨时贸易模式主要受跨时比较优势的影响[1]。跨时比较优势又与一国的技术水平、经济发展阶段、劳动力成本、国际分工地位和产业结构有关。

工业革命前，世界贸易的基础是各国的自然资源和各自固有的生产技能的差异，贸易的功能在于互通有无和商业牟利。工业革命彻底改变了各国和世界的自然经济结构，世界贸易的基础不仅仅是各国的天然资源，各国生产技术、产业规模不同而产生的生产成本的差异成为决定贸易模式的重要因素。随着国际分工的不断发展，劳动力成本优势引发的产业转移对贸易模式的影响越来越大。国际贸易历史舞台上的主角也不断发生着变化，从英美的独霸天下、德日的崛起再到新兴经济体的参与和中国的赶超，各国的贸易也经历着顺差、逆差的不断变化。本论文将各国贸易顺差、逆差的转换看作是跨时贸易模式变化的结果。选取对英国、美国、德国、日本的贸易失衡的历史演进进行分析，以期找到影响各国贸易顺差、逆差转换的普遍规律即隐藏在跨时贸易背后的技术优势、经济结构和国际分工的变化。之所以选择这四个国家，因为它们在国际贸易的不同阶段曾发挥过主导作用，且都是世界经济的大国。通过对这四个国家的分析和与中国贸易失衡的比较，我们就能清楚地发现我国贸易失衡演进历史的一般性与特殊性。由于我国的贸易失衡主要是货物贸易的失衡，所以对各国贸易失衡演进历史的考察也限于货物贸易历史（英国除外），而没有将服务贸易历史纳入分析框架。

二、英国贸易失衡的演进史

为了清楚地描绘出各国贸易失衡的阶段性变化，本论文对各国贸易余额数据进行了一个简单的处理。贸易顺差的年份用1表示；逆差的年份用-1表示；贸易平衡或缺失的年份用0表示。对英国贸易历史的考察阶段为1816至2010年，数据主要来源于帕尔格雷夫世界历史统计和联合国的贸易数据库。由于英国货物贸易的特殊性及其大量的资本输出，“大进大出”的特点和对殖民地长期的原料掠夺使得英国的有形贸易长期逆差，而其无形贸易长期顺差[2]。为了更合理地反映英国的贸易情况，本论文对1993年以前英国贸易失衡的考察既包含有形贸易也包含无形贸易，1993年以后只包含货物贸易，其贸易历史的演进见图1。

从英国贸易平衡的点分布，我们可以将英国的贸易平衡情况大致分为四个阶段，如表1所示：第一个阶段为1816―1930年、第二个阶段为1931―1947年、第三个阶段为1948―1986年、第四个阶段为1987―2010年。英国的贸易历史大致经历了顺差―逆差―顺差―逆差的演变。这种演变可以看作是英国跨时贸易的实践，是跨时贸易模式变化的结果。哪些因素推动着这种变化呢？影响一国跨时贸易模式变化的因素无非是其技术水平、经济发展阶段、劳动力成本、国际分工和产业结构的变化等。

英国最鼎盛时期始于1763年与法国的七年战争结束后，18世纪60年代到1870年第二次工业革命开始。英国确立了殖民霸权的地位，拥有了占世界三分之一的殖民地。始发于英国的第一次工业革命使英国的霸主地位持续了一个多世纪之久。它让英国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社会生活各个方面居世界之翘首。尽管19世纪70年代后期，由于歉收以及战争（主要是与其殖民地的战争）、外国工业的成长（特别是内战后美国的成长以及统一后的德国的成长）、关税和白银贬值所造成的出口渠道的阻塞，英国货物贸易逆差逐步增加。但是由于无形贸易的巨大盈余，英国总体的贸易仍然持续顺差，一直持续到20世纪30年代。殖民地巨大的廉价市场使英国产业集中在第一次工业革命的产品上，而对新兴的钢铁、化工、汽车制造等产业的投资不足，未能跟上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潮流。贸易也由发达国家转向英联邦内国家，英国未及时实现从劳动密集型产品到资本密集型产品的转变。英国对外投资增加，导致国内技术革新和企业投资不足，加速了英国产业的落后。英国对其他国家资源的控制加强了其殖民倾向，对外商品贸易长期赤字但对外投资收益长期盈余。各殖民地的独立战争和国有化，使英国的对外投资化为乌有，20世纪30年代，英国的贸易情况彻底逆转。二战后初期，由于国际资本流动的限制和主要工业国的货币不能自由兑换，经常账户的失衡较轻微。英国的贸易也是时而顺差时而逆差，并未表现出持续的失衡状态。由于欧洲复兴计划，英国的贸易此时出现了较多年份的顺差。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由于浮动汇率制的采用和金融行业的技术进步使各国取消了国际支付的限制，以及石油美元循环，国际资本流动规模扩大，贸易失衡的规模也逐渐变大。20世纪80年代末，由于劳动力成本的劣势和产业虚拟化等原因，英国开始了持续的贸易逆差。英国的工业总产值占世界市场的份额也从1870年的30%，下降到1913年的14%，1963年的7%及1987年的3%。

三、美国贸易失衡的演进历史

本论文对美国贸易失衡历史的考察从1790年至2010年，1993年以前的数据来自帕尔格雷夫世界历史统计，1993年以后的数据来自联合国贸易数据库。两百多年来，美国货物贸易的历史演进如图2所示。

从图2，我们清楚地看到美国贸易失衡的历史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的变化。第一个阶段为1790―1873年，美国贸易以逆差为主，偶有顺差的年份；第二个阶段为1874―1970年，美国贸易几乎完全顺差，偶有逆差；第三个阶段为1971―2010年，美国贸易几乎完全处于逆差，偶有顺差。具体统计见表2。总的来看，美国贸易失衡的历史经历了逆差―顺差―逆差的演变。在第一阶段，美国主要对联合王国（英国）、法国、德国有较多的贸易逆差，但对加拿大顺差居多。第二个阶段美国对英国、法国、德国、加拿大基本上都是顺差，但对加拿大和德国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后转为逆差。另外，这一时期美国新增了两个重要的贸易伙伴――日本和墨西哥。美国对墨西哥基本保持顺差，对日本开始是逆差，从1933年转为顺差，1965年后又转为逆差。第三阶段特别是80年代后美国对几乎所有重要的贸易伙伴国保持逆差居多的情形，尤其是新增的贸易伙伴国中国和东盟。像美国贸易失衡历史的演进一样具有很强的阶段性特征，美国出口商品的结构经历了农产品―劳动密集型产品―资本密集型产品的转变。

美国的崛起始于1861―1865年美国内战之后，资本主义制度的确立、统一的国内市场、丰富的自然资源、善于发明创造的国民性为美国经济的腾飞准备了条件。但是，1870年以前的世界是英国的世界，美国尚处于引进英国先进技术和产业的阶段，美国在1790―1873年以贸易逆差为主。19世纪70年代以后，第二次工业革命和第三次工业革命的主要推动者美国有着绝对的技术优势，成为世界经济的领导者，其货物贸易也经历了近一百年的贸易顺差，而且在二战后到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前（1946―1970年），美国经济的霸主地位体现得最为淋漓尽致。二次世界大战之前，美国制造业的比较优势并未真正显现。在整个19世纪，农产品在美国出口商品中的比重超过70%，一直到一战还是主要的出口商品。虽然在1900年，美国已经变成重要的工业和农业技术的出口国。但此时美国的出口产品仅仅部分完成了从森林、田地、矿产部门向制造业部门的历史性转移。初级产品仍然占所有产品和服务出口的2/3（主导产品是：可再生动植物产品――棉花、谷物、肉类、木材和烟草）。美国相关的自然资源产品出口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达到高峰[4]。二战前，美国在科学领域并没有达到领导地位。这一状况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有了显著改变，二战后重大的科技与管理创新主要发生在美国。20世纪五六十年代，第三次科技革命使美国成为第一次世界产业转移的主要推动力量，美国国内制造业的比重下降，产业开始空心化和虚拟化。自1971年开始，美国货物贸易由顺差转为逆差，美国经济实力的下降导致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20世纪80年代后，由于劳动力成本的上升和第三产业的发展，美国加速了产业的空心化和虚拟化，美国的贸易逆差一直持续至今。美国的工业总产值占世界的份额从1870年的25%，增加至1913年的36%，1950年的60%；又由1963年的40%下降至1987年的24%。

四、德国贸易失衡的演进历史

德国是当前全球经济失衡中和中国一样处于贸易顺差的一端，德国的贸易顺差历史早于中国但和中国的贸易失衡大致处于同一历史时期和相同的货币体系下。和中国一样，德国贸易受国际产业转移的影响较大。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第一次国际产业转移的主体是美国，产业承接的主体是日本和原联邦德国。本论文对德国贸易历史的考察从1880年至2010年，1993年以前的数据来自帕尔格雷夫世界历史统计，1993年以后的数据来自联合国贸易数据库，统计结果见图3。

从德国贸易平衡的点分布图3，我们可以看出：德国自1880年以来的贸易情况大致可以分为四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为1880―1887年，德国的贸易顺差年份较多，但不具持续性特征；第二个阶段为1888―1913年，德国贸易表现为持续的贸易逆差；第三个阶段为1914―1950年，德国贸易由于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经历了两次中断；第四个阶段为1951―2010年，德国贸易持续顺差。具体统计见表3。德国贸易特征明显，阶段性很强，表现为一战前持续的贸易逆差和二战后持续的贸易顺差。

1871年，德意志帝国的建立，促成德国工业以巨人般的步伐前进，使欧洲其他所有国家的经济，包括英国的经济，都落后了。同时，阿尔萨斯―洛林地区的获得，使德国丰富的自然资源又增加了宝贵的铁储备物。德国还占有一个新兴的资本主义国家独特的优势：一开始就拥有比英国较陈旧的设备更有效的新式机械。而且，德国政府还通过建立运河网和铁路网、必要时提供关税保护和津贴以及制定能培养出一连串训练有素的科学家和技师的有效的教育制度，提供了巨大的帮助。同时，德国还是第二次工业革命重要的推动者，这些因素使德国到1914年时能在钢铁、化学和电力工业方面超过欧洲其他所有的国家，能在采煤和纺织工业方面跟随英国之后[5]。二次世界大战对德国贸易的影响是毁灭性的，导致其中断了二十几年。二战后，欧洲复兴计划使德国经济复苏，德国承接了美国的一些制造业。自20世纪50年代起，德国持续了60余年的贸易顺差。20世纪以来，德国制造业的比重较美国、英国等国家更高，而且相对稳定。没有像美国和英国一样出现过度虚拟化和产业空心化，1870年以后德国工业总产值占世界工业总产值的比重一直维持在10%左右。

中美贸易战论文篇4

【论文关键词】贸易环境；贸易摩擦；服务型政府

2011年中国的GDP总量为471564亿元，连续两年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我国与其他国家特别是美国和欧盟之间的贸易摩擦日益增多。据WTO统计，自1995年至2010年，我国已连续16年成为全球反倾销措施的最大受害者，并自2006年以来连续5年成为全球反补贴措施的“重灾国”，但更值得关注的是非传统的贸易摩擦强度大增，人民币汇率问题、新能源政策、知识产权保护、投资环境、市场准入等成为贸易摩擦的新的热点。政府作为经济活动的主体必须采取相应的措施，以便为本国经济发展服务。欧美与日本等国家是我们的主要贸易伙伴，也是我国贸易摩擦的主要对象，而它们在处理贸易摩擦的过程中积累丰富的经验，为我们处理贸易摩擦提供了重要的借鉴。

一、政府解决贸易贸易摩擦作用的比较

政府对贸易摩擦解决有决定性的影响作用，它通过制定贸易战略配以财政税收等政策影响贸易活动。政府在解决贸易摩擦方面的作用本文归结为以下三个方面并进行了比较。

（一）建立良好的外部贸易环境方面的比较

外部贸易环境对国家之间减少贸易摩擦有十分重要的影响，其主要包括：贸易摩擦协商与解决机制，与区域性或世界性贸易组织的合作与协调，加强与大国和周边国家的交流与互信等，以下将进行详细分析：

1.在贸易摩擦协商与解决机制方面，欧美日等国家主要采取法律和建立固定的双边或多边磋商与协调机制来应对贸易摩擦。欧美等国家所运用的法律主要包括：国内法和WTO的相关法律和法规，例如美国的“301”条款，欧盟的《贸易壁垒规则》，其目的主要有：一是取消外国所采取的“不公平”贸易做法；二是打开国外市场。而中国对外贸易法律的制定和实施在不断的完善和改进，但是也存在一定的问题。我国在1994年制定了《对外贸易法》并开始实施，并于2004年颁布了新修订的《对外贸易法》，但是相关法律大多数是原则性的，缺乏可操作性，例如原产地管理制度、反倾销制度、反补贴制度等，都需要对其进行进一步具体细致的完善；对于建立固定双边或多边磋商与协调机制方面，欧美日等国家较早的建立双方之间磋商与协调机制，通过定期举行讨论两国之间的经济问题，避免了双方的经济摩擦严重化，中国在这方面还需要改进，多数情况是双方之间的摩擦处于较为严重的情况下，我国政府才与对方进行协商与对话。

2.在与世界性或区域性贸易组织的合作与协调方面，与欧美等国相比，我国无论从合作的层次还是合作的规模都是处于一个较低的水平，特别是中国在参与双边自由贸易区方面。例如成立于1993年的欧盟现在其成员国增加到27个，合作层次由自由贸易区深化为经济联盟。而在2004年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才正式启动，随后分别和港奥、智力、新西兰等国家和地区签订自由贸易协定，但是从我国合作的规模和内容来看都是处于较低的水平，主要涉及货物贸易方面，而对双边的投资、服务贸易及知识产权等方面涉及较少或不深。

3.在加强与大国和周边国家的交流与互信方面，欧美等国在世界的经济、军事、政治舞台上占有绝对的优势地位，并且它们的文化、政治制度、经济发展水平极为相似，因此它们之间以及与周边国家的政治、经济关系较为稳定。而中国无论是与主要贸易伙伴还是与周边国家都存在巨大矛盾，中国与欧美等国存在贸易逆差、知识产权、汇率等问题，还有关于人权宗教、台湾问题等难题；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更加错综复杂，不仅存在经济、文化等问题，还存在领土、历史纠纷等问题。

（二）制定贸易战略与政策方面的比较

贸易摩擦的解决仅仅拥有好的外部贸易环境还不够，还需要有正确的贸易战略和政策的支持，为实现外贸企业提供良好的内部发展环境。欧美等国家在其发展的不同阶段都采取了不同贸易战略和政策，为本国的工业发展与改造升级提供了保障。以美国为例，美国的对外贸易战略与政策可以分为三个不同的阶段：第一阶段是从1776年至1934年，该阶段推行贸易保护政策是由于美国本国的工业处于发展阶段，无法和已经完成工业革命的英国等国相抗衡。第二阶段是:从1934年到20世纪70年代初，美国实行自由贸易政策，由于其他国家在战争中遭受严重破坏，在战后重建过程中需要美国提供帮助，同时美国需要扩大其世界影响力，该政策为美国经济、政治扩张提供支持。第三阶段从20世纪70年代到现在，美国实行的是保护与自由贸易相结合的贸易政策，在继续推行世界范围内的贸易自由化的同时，对贸易的干预和保护因素却大大加强，其外贸政策基调由自由贸易转为“自由与公平贸易”。可见美国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制定适合本国国情的贸易战略与政策，由国家承担重要的贸易摩擦的后果。中国对外贸易战略与政策大体经历了四个发展阶段，前三个阶段相应贸易管制比较严格，2002年至今中国实行“有管理的贸易自由化”，我国的贸易政策由严格管制到逐步放开，逐步向市场经济方向发展，我国现在的贸易战略是出口导向贸易战略，但实行该战略的贸易环境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我国实现外汇储备持续增长，2011年底中国外汇储备为3.181万亿美元，居世界外汇储备的第一位。如此大规模的外汇储备不仅存在如何管理的问题，还增加了贸易摩擦。

（三）政府服务功能的比较

在解决国际贸易摩擦的过程中，政府对摩擦的解决有重要的作用。政府对贸易企业的服务体现在服务能力和服务意识：在服务能力方面，政府具有比单个企业更大的优势，可以调动更多资源。美国政府在其国内某个行业或企业遭遇或可能遭遇侵害时会为其提供法律、咨询等全方位的服务，还为出口企业建立双反预警机制，并且重视行业协会在对外贸易中作用；在出现贸易摩擦时，政府机构积极主动的出面协商与调节。在服务意识方面，与欧美国家相比，我国政府还是处于被动的状态，各种程序相当繁琐，办事效率不高，服务态度有待提高。

二、总结与建议

通过以上比较我们发现政府在应对国际贸易摩擦方面起着关键性的作用，我国政府已经为贸易摩擦解决做出了巨大的努力，但应在以下几个方面进一步加强和改善：

（一）我国政府应进一步改善中国企业外部贸易环境，主要措施包括：建立与主要贸易伙伴和摩擦对象的固定协商与解决机制，加强国内关于反倾销、反补贴等方面的立法，增强法律的可操作性；推进双边或多边自贸区的发展与建立，加强和深化与东盟自贸区合作的深度与广度，快速推进中日韩自贸区建立的步伐，优化外部贸易环境；加强与大国特别是欧美国家及周别各国的交流与互信，消除国际社会上关于“中国威胁论”的影响，减少周边各国对中国日益强大的猜忌和不安，营造良好的国际政治环境。

中美贸易战论文篇5

内容论文摘要：当前，中国的对外贸易呈现出的出口产业比较优势面临剧烈竞争和贸易利益逐渐下滑的显著特征，因此，必须进行对外贸易战略的调整，从出口创汇战略转变为出口创汇和利用进口并重战略。 论文关键词：跨越式发展，战略，中国外贸 一、中国对外贸易发展的总体特征 从总量上看，近二十多年来，我国对外贸易取得了突破性发展和举世瞩目的成就。根据海关总署的统计，1980年我国的出口总额为181.2亿美元，排名第二十六位；到2002年，我国进出口总额达6207.9亿美元，成为世界第七大出口国；2003年我国外贸进出口总值提高到8512.1亿美元，成为世界第四大贸易国，2011年外贸进出口总额首次突破1万亿大关，达11547.4亿美元，在世界排名中上升到第三位。2005年，这一系列数据的变化标志着我国作为世界贸易大国的地位已经基本确立。从结构上看，我国出口商品结构已由初级产品为主转变为制成品为主，1995年至今，又实现了以纺织服装为主向机电产品出口为主的关键转变，反映了我国在国际分工中地位的变化。 (一)劳动密集型产业具有比较优势，传统比较优势正逐步丧失 以工业品出口为例，1990年和2000年，中国工业品出口额占世界工业品出口总额的比重分别为1.9%和4.7%，美国和日本的这个比重分别是12.2%和14%、11.5%和9.7%(数据来源：《国际金融报》，2003年5月28日，第三版)。可以看出，我国工业品出口虽与发达国家相比仍有相当大的差距，但市场份额有大幅增长。 以2000年中国出口的32种主要工业品为例，2000年中国大陆地区有棉布、非针织男外套、非针织女外套、纺织品4种出口工业品的国际市场占有率位于世界第一，其中纺织品是我国出口商品中国际市场占有率最高的(蓝庆新、王述英：“论中国产业国际竞争力的现状与提高对策”，《经济评论》，2003年第1期)。根据联合国经社理事会统计委员会SITC的分类标准，我国外贸产业的国际竞争力主要集中在以SITC6和SITC8的大部分商品为代表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加工贸易出口占出口总额的比例已经从1980年的9.2%提高到2003年的55.2%，其中，占我国出口总额一半以上的机电产品出口中2/3以上是通过加工贸易实现的，虽然加工比例不断提高，但从技术结构上看，仍以粗加工为主，是典型的简单加工或组装加工，仍属劳动密集型加工(傅钧文：“外贸依存度国际比较与中国外资结构型风险分析”，《外贸经济国际贸易》2011年第七期)。 值得注意的是，我国劳动密集型产业的传统比较优势正逐步丧失，国际市场占有率正逐步下降，竞争力不断下降，如我国纺织品的出口，在数量大增的情况下，出口效益低下，出口结构提升缓慢，在国际上单纯依赖成本优势参与竞争，因而面临国外各种贸易壁垒的打压，更加大了传统劳动密集型出口产业的比较优势下降趋势。而同时，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产业出口的竞争优势尚未建立，这使得我国外贸产业面临双重发展压力。这与长期依赖成本优势、不重视科技开发和结构升级的发展战略密切相关，也与相对更加依赖劳动力低廉国家的竞争有关。如果不尽快转化为竞争优胜，可能将导致我国在国际分工中始终处于产业低级层次和价值链的最低端。 (二)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产业及服务贸易缺乏竞争力 劳动密集型工业制成品的国际市场占有率目前我国具有相当优势，但在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产品的出口中，我国产品的国际市场占有率还很低。国际市场占有率不到1%且位次比较靠后的出口商品主要有：型钢、内燃机、非电力机械零部件、自动数据处理设备、办公设备及自动数据处理设备零件、电力机械、半导体、配电盒及零部件，其中，内燃机的国际市场占有率最低(蓝庆新、王述英：“论中国产业国际竞争力的现状与提高对策”，《经济评论》2003年第1期)。可以看出，高附加值的技术、资本密集型产业及其价值链环节在国际竞争中处于明显劣势。许多所谓的高新技术产业仅仅从事一些产品的来料加工和装配，以研究、开发和生产力为特征的产业格局还只是雏形，高新技术产品中的“三高”产品严重依赖国外进口，例如，2011年高新技术产品进口前三位都是集成电路类产品，此外，机器设备的进口依赖也比较大，其中100%的光纤制造设备、80%以上的集成电路芯片制造设备和石油化工装备、70%以上的数控机床、纺织机械等依 赖国外进口，关键设备中的航空设备、精密仪器、医疗设备、工程机械等的进口依存度也较高。 服务贸易发展滞后，与商品贸易的强势形成鲜明对比，2005年我国在世界排名第八，服务贸易出口结构以劳务输出、对外工程承包等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信息服务、咨询、广告、金融、专利等高附加值的新兴服务业的出口竞争力明显不足。 (三)国际经济竞争和贸易摩擦日益凸现，中国对外贸易风险加剧 由于历史渊源、经济体制以及其他方面的原因，发达国家与新兴工业化国家在国际市场上的整体优势要强于中国，特别是在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产业及服务贸易产业方面。但随着中国出口至上战略的实施，中国整体实力和影响力的提升，在当今的国际市场竞争中，中国在某些领域的竞争力也正进一步加大。发达国家与新兴工业化国家在国际市场上面临来自中国的竞争，同时，中国也面临越来越多的来自于发展中国家的竞争。据世界贸易组织对2003年世界上出口规模最大的50个国家和地区进行了排序，除了列第四位的中国出口额占全世界的5.8%外，许多发展中国家也名列其中，中国在赶超发达国家的同时，也面临着广大发展中国家与中国的竞争。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在向世界市场进军的同时，遭遇了前所未有的贸易摩擦，尤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经济摩擦日益增加。目前，我国国际经济摩擦的主体已经从发达国家转变为发展中国家。商务部的最新统计数据表明：2003年，全球共有17个国家和地区对我国发起了49起反倾销调查，其中，亚非国家7个，发起了24起反倾销调查，2011年第一季度对我国反倾销立案的6个国家中，5个是发展中国家，上半年立案的12个国家中，9个是发展中国家。2011年下半年，共有17个世贸组织成员对32个国家和独立关税区的出口产品展开了103起反倾销调查，其中，发展中国家采取的调查占了77起，中国遭受的反倾销调查依然最多，为25起。从总体上看，1979—2011年期间，对我国发起贸易救济措施调查数量最多的十个国家来看，美欧依然是最多的两个地区和国家，但发展中国家直追而上，在十个国家里，发展中国家占了6个。 发展中国家对我国出口商品进行大规模实施反倾销等贸易措施，严重影响中国出口商品的贸易额，打击我国相关出口地区和企业的发展，容易引发国际经济摩擦连锁反应，增加了中国出口贸易的风险。这与执行出口至上的发展战略有密切关系，尽管中外贸易摩擦的根源在于国际贸易保护主义的做法，但中国出口增长过快和巨额贸易顺差也是诱发中外贸易摩擦的重要原因。 二、对传统对外贸易发展战略的反思 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对外贸易实施的发展战略，是针对当时外汇短缺的困难而采取广泛的出口鼓励措施和大幅度低估汇率刺激出口的出口创汇战略，对国内市场则采取相对较高程度的保护措施，该战略倾向于具有进口替代特征的内向型战略。针对当时的经济发展情况，这种做法有其合理性，而且也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截止2005年，中国外汇储备已排名世界第一，达8900多亿美元，中国外汇短缺的状况已经改变，中国的进出口总额排名世界第三，达14221.2亿美元，其中出口7620亿美元，进口6601.2亿美元，出口产品以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主，进口产品以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品为主。就现实的对外贸易而言，在静态的贸易模式中，比较优势产品特别是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的收益不可能长期化而且将呈逐渐降低趋势，导致出口企业为保持出口而展开恶性竞争，低价出口，造成出口价格的不断下滑和贸易条件的持续恶化，中国已成为目前时期贸易条件恶化最严重的国家之一。加入WTO后，中国面临的国际经济环境有所变化，要受多边贸易体系相关原则和规则的约束，中国将被强行改变偏向进口替代型的贸易战略，并在客观上加快向贸易自由化战略靠拢。因此，中国对外贸易应该摒弃完全以出口创汇为主导的对外贸易战略，构建以提升产业结构、提高对外贸易效益为主导的跨越式发展战略。跨越式发展战略应立足于比较优势战略，将政策导向转到有利于产业结构升级的轨道上来，从静态比较优势走向动态竞争优势，不断增强我国的综合国力。 三、中国对外贸易跨越式发展战略选择 (一)战略的核心内容 跨越式发展战略是中国经济发展战略的一项重要内容，在我国的经济实践中，跨越发展论已经在中共十五届五中全会提出：“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发挥后发优势，实现社会生产力的跨越发展”，中共十六大的文件中又对跨越发展论作了科学的规定，“ 坚持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以工业化促进信息化，走出一条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新型工业化路子”。 中国对外贸易跨越式发展战略的制定，要结合现阶段的经济积累状况来考虑长期性的目标指向，体现将比较优势向竞争优势转换的战略意图，对外贸易跨越式发展战略，不是单纯的计划制定，而应当让利益集团从政府制定的宏观政策中，展望各自能够获得的市场份额和市场利益，促使企业家可以发挥主观能动性，向利好项目大胆投资。因此，中国实施对外贸易跨越式发展战略的整体性框架应该是：以产业结构提升为目标的积极而可行的贸易政策，提高对外贸易部门的效率和竞争力，改善国内引资和投融资环境，采取灵活安排的汇率机制以及其他配套措施的发展。 (二)战略的政策含义 采取适合本国对外贸易以及经济全球化的产业发展战略是中国对外贸易跨越式发展成败的关键，遵循比较优势，将比较优势转化为竞争优势的跨越式发展战略可以更好的利用中国的资源禀赋，加速稀缺生产要素的人均占有，从而形成产业结构的大幅度优化升级。在此过程当中，政府在利用比较优势对新兴产业进行选择、产业间的协调发展等问题上可以起到与市场机制同等重要的作用。 适合本国对外贸易的产业发展战略应当是出口创汇战略和利用进口促进发展战略并重的两个部分，出口至上战略中除了继续实施商品出口战略，还应当考虑资本和服务贸易的出口战略，利用进口促进发展战略应当包括进口产品战略和进口安全战略。 以上战略的政策含义在于：除关系国防安全的最重要资源型产业外，把大量资源型耗能型产业逐步向境外转移；把以产品出口为主导的外向型经济逐步改造为以资本输出为主导的外向型经济；把具有竞争优势的产品生产逐步推向销售国，国家积极支持组织跨国企业，甚至可以投入必要的强化政策，政府的产业政策主要是扶持最有希望在国际市场占据战略地位的产业发展；利用外资政策要为产业政策服务，通过引进外资首先着重引进技术，利用引进的技术提升中国的产业结构。 1、陶俊.“从显形比较优势看中国后发优势”[J].世界经济研究，2005(1). 2、余新海.“跨越式发展中政府有效干预的经济学解释”[J].上海经济研究，2002(2). 3、汪青松，卢卫强.“比较优势、竞争优势和后发优势”[J].商业研究，2005(8). 4、孙文远.“发展中国家战略性贸易政策的目标产业选择”[J].求索，2004(7).

中美贸易战论文篇6

论文关键词：经贸合作，历程，现状，前景

 

一、新疆与中亚地区经贸合作的历程

新中国成立以来 ,中亚五国作为前苏联成员就与中国新疆开展过许多经贸合作,双方的合作轨迹基本上可概括为 20世纪50年代上升, 60年代下降 , 70年代停滞 , 80年代恢复 ,90年代调整、提高和 21世纪初全面提升的几个发展阶段。

（一）1950年-1962年稳步发展阶段

这一时期由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集体对新中国实行贸易封锁禁运，新中国只能与前苏联及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开展经贸合作。主要贸易形式是通过设在新疆的口岸过货，开展政府间记帐贸易，由新疆国营外贸企业直接经营。进口商品主要是当时工农业生产急需的生产资料，出口主要是初级产品。与前苏联的贸易额从1950年的1350万美元增长到1960年的7318万美元，增长了4.4倍，之后由于中苏关系恶化，贸易额开始逐年下降。

（二）1963年-1980年下降停滞阶段

这一时期由于中苏两国关系恶化论文网站，从1963年起，国家设在新疆的对苏口岸相继关闭，新疆的对外经济合作重心开始转向西方国家市场，贸易形式也由直接贸易改为调拨出口。“文化大革命”期间，新疆经济陷入停滞，与前苏联的经济合作也降到了历史最低点。

（三）1981年-1990年恢复发展阶段

这一时期由于我国改革开放，外贸体制改革不断深入。从1983年起，新疆恢复开放口岸，与前苏联的经济合作开始逐渐恢复。除外贸额开始逐渐增长外，双方的经济技术合作也有了突破和尝试，如1989年，新疆与原苏联方面达成经济技术合作意向协议共169项，其中新疆人民政府批准立项的有34项；双方已签订的经济技术合作合同11项，合作金额为4472万瑞士法郎。

（四）1991年-1998年调整提高阶段

1991年年底中亚五国独立并与中国建交后，新疆与中亚地区尤其是哈萨克斯坦的贸易进入了快速发展的新阶段，哈国乃至整个中亚地区成为新疆最现实、最重要的贸易伙伴。新疆与中亚五国经贸合作时起时伏论文网站，但总体是逐步递增的。1991-1997年，新疆与中亚五国的双边贸易以年均43.76%的速度递增，累计实现外贸额近35亿美元。1992年双边贸易额为4亿美元左右，至1998年达到8.3亿美元，翻了一倍多。在前十位贸易伙伴中哈、吉两国经常名列前三位。从1992年起，新疆与中亚五国的边境贸易就从补充地位上升到主力军地位，1992年-1998年连续7年占到新疆外贸总额的50%以上，占据半壁江山。新疆一跃成为西北五省中外贸大省，贸易额仅次于陕西省，在全国的贸易排名也逐年上升。

（五）1999至今全面提升阶段

从1999年开始，中亚五国顺利度过了经济转型的阵痛，再加上国际市场能源、资源需求加速，价格趋于不断攀升，为中亚五国经济发展带来了难得的大好机遇，中亚五国经济开始步入快速增长阶段，对外政策也越来越趋于开放和宽松。新疆与中亚五国的经济合作也相应迎来了一段持续高速增长时期论文网站，目前正处于历史上经济合作发展最好的阶段。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蔓延虽然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双方的经济合作，但这种影响只是暂时的，改变不了长期的良好发展趋势。

1999年新疆与中亚五国边境贸易额为10.7亿美元，仅10年时间，2008年就提高到188.1亿美元，增长了16.6倍。同期新疆进出口贸易额从1999年的17.7亿美元提高到2008年的222.2亿美元，仅增长了11.6倍，前者增速远高于后者。1999年以来，新疆与中亚五国边境贸易额占新疆外贸总额比重继续上升，2008年达到84.6%，已成为新疆外贸发展的主力军。2009年受金融危机影响，双边贸易同比下降40%，但这只是短期影响，不改变长期发展趋势。

二、新疆与中亚地区经贸合作现状

（一）新疆与中亚地区经贸合作总体情况

新疆是中国开拓中亚市场的前沿，新疆实施的“内引外联，东联西出论文网站，西来东去”贸易发展战略，使其在我国东部沿海地区商品进入中亚乃至中东、外高加索地区和欧洲国家市场以及中亚地区的能源、资源进入中国内地市场的双向贸易中起着不可替代的贸易通道作用。

中国与中亚五国建交18年来，新疆与中亚五国的合作层次不断提高，逐渐形成了多成分、多层次、多形式、多渠道全方位合作的格局。从贸易商品结构来看，贸易商品的质量明显提高，双方进出口商品逐渐由低中档工业制成品转向中高档制成品出口；从贸易合作方式来看，从90年代初的易货贸易为主，到目前以边境小额贸易为主，一般贸易为辅，且增加了加工贸易、技术贸易、展会贸易等形式，如2008年新疆边境小额贸易额188.1亿美元，占进出口总额的84.6%，居于绝对主力地位；从贸易主体来看，外贸主体多元化格局已经形成，2008年国有企业完成贸易额49.7亿美元，占比22.4%论文网站，集体企业完成贸易额6.63亿美元，占比2.98%，私营企业完成贸易额162.7亿美元，占比73.2%，三资企业完成贸易额3.12亿美元，占比1.4%，显然非国有企业合计占比74.62%，在新疆与中亚地区经贸合作中扮演着最重要的角色。目前新疆与中亚五国的经贸合作尚处于“三低一小 ”(即起点低、水平低、效益低、规模小 )的松散型模式向半紧密型过渡的初级阶段 ,存在“两少一多 ”(即大客户少、拳头产品少、短期行为多 )的现象，尚未形成规模效益和开拓市场的合力，双方的合作仅停留于低水平的边贸层次上，还没有上升到在双方产业层次上的相互合作和依赖，双方经贸合作远未达到应有的水平。

（二）新疆与中亚各国经贸合作比较

中国加入WTO以来，新疆与中亚各国贸易呈现出高速增长势头。其中，新疆与哈萨克斯坦贸易额从2002年的13.7亿美元提升到2008年的90.7亿美元，6年增长了5.6倍；新疆与吉尔吉斯斯坦贸易额从2002年的1.54亿美元提升到2008年的79.7亿美元，6年增长了50.7倍；新疆与塔吉克斯坦贸易额从2002年的0.05亿美元提升到2008年的12.5亿美元论文网站，增长了249倍；新疆与乌兹别克斯坦贸易额从2002年的0.19亿美元提升到2008年的4.36亿美元，增长了22倍；新疆与土库曼斯坦贸易额从2002年的0.09亿美元提升到2008年的0.77亿美元，增长了7.5倍。即便是增长速度最低的新疆与哈国贸易也在6年间增长了5.6倍，增速远高于同期我国进出口贸易发展。新疆与吉国贸易规模虽然一直是仅次于新哈贸易，但6年间新吉贸易增长高达50.7倍，从而大大缩小了与新哈贸易规模的差距。新疆与塔国贸易规模在2002年本是最小的，但6年增长249倍，是中亚五国中最快的，所以2008年新塔贸易规模跃居第三位。至于新疆与乌国、土国贸易则发展的不尽如人意，不但规模小，而且增长速度相对较慢。但该两国在中亚五国中经济实力仅次于哈国，远高于吉、塔两国，所以新乌、新土贸易仍具有提升空间。

2008年新疆与中亚五国贸易额为188.1亿美元，占中国与中亚五国贸易额308.2亿美元的61%，而且近年来比重基本都在60%-70%之间。2008年新疆进出口贸易总额为222.2亿美元，位居西部十二省市区首位论文网站，居中国各省市第12位，比2007年提高3位。其中，与哈国贸易额为90.7亿美元，同比增长30.7%，占新疆外贸总额比重从2007年的50.8%下降到2008年的40.8%。与吉国贸易额为79.7亿美元，同比增长145%，占新疆外贸总额的比重从2007年的23.7%提高到2008年的35.9%。与乌国贸易额为4.36亿美元，同比增长30%，占新疆外贸总额的2.86%。与塔国贸易额为12.5亿美元，同比增长233%，占新疆外贸总额的比重从2007年的2.75%提高到2008年的5.6%。与土国贸易额为0.77亿美元，同比增长96%，占新疆外贸总额的0.35%。不仅外贸总额创历史新高， 而且贸易质量和效益也不断得到提高。尽管双方的贸易合作处于上升的势头，但除哈国和吉国外，与其他各国的经贸合作水平都比较低论文网站，需进一步挖掘各方的合作潜力。

三、经贸合作前景展望

（一）国家战略支持为经贸合作发展提供重大发展机遇

西部大开发战略已实施了十年，现正逐渐进入全面深化阶段。过去的十年，也是新疆自解放以来经济发展最好、投资力度最大、经贸增长最迅速的时期。国家实施的向西开放战略也为新疆与中亚经贸合作提供了重要政策保障。2008年以来的金融危机和2009年新疆的“7.5”事件虽然对双边经贸合作造成明显制约，但2010年国家正在制定和实施的新一轮援疆计划将为新疆外向型经济发展带来前所未有的大力支撑，国家战略支持将为双边经贸合作描绘出美好的远景。

（二）新疆与中亚地区经贸合作大发展的条件更加成熟

金融危机中，国家加大了对新疆财政支持力度，仅2009年以来新疆就投入1200亿元用于基础设施建设、生态环境改善及优势产业扶持，在建的公路、铁路达几十条，口岸环境及通关条件也有了明显改善。中哈石油管道、中国—中亚天然气管道等能源通道都已正式投入运营。2009年精-伊-霍铁路通车使霍尔果斯口岸与新亚欧大陆桥相接，“中欧国际公路走廊”与“连霍高速”即将连通，将通过公路运输，使中国沿海地区与中亚、欧洲等地区以霍尔果斯口岸为连接点，贯穿亚欧大陆，与新亚欧大陆桥的铁路运输一起发展成为国际货物运输大通道。同时，近年来新疆迎来了我国内地企业数千亿元的产业投资，能源、资源、特色农业等都成为投资热点。承接沿海地区产业转移也有了实质性发展论文网站，出现了一批出口加工企业，出口加工基地建设获得长足进步。能源和贸易通道的畅通以及产业转移带来的优质货源使双边经贸合作大发展条件日益成熟。

（三）中亚地区经济发展的巨大潜力使双边经贸合作具备良好发展前景

中亚国家大多都能源或资源储备丰富，在中国面临日益紧迫的能源安全威胁背景下，中亚各国尤其是里海地区的巨大能源储备为中国实现能源进口多元化提供了重要保障，新疆成为全国能源、资源陆路安全大通道的战略定位越发明确。近十年来中亚各国实现了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国内市场逐渐成熟，市场规模不断扩大，在国际能源、资源需求持续增长、价格经过剧烈震荡后又步入上升周期的背景下，金融危机后中亚国家仍可能继续保持经济高速增长势头，为新疆与中亚经贸合作提供了坚实的市场保障

参考文献

[1]王海艳.中国参与中亚区域经济合作的前景[J].俄罗斯中亚东欧市场，2007（9）.

[2]王志飞，李豫新.中国新疆与中亚五国区域经济合作研究[J].经济与管理，2009（3）.

2、本文为2009年国家发改委重点招标课题“中国新疆与中亚区域经济合作的模式、机制与策略研究”（项目编号：2009-39-17）以及新疆财经大学科研基金课题《新疆企业开拓中亚市场的营销风险及预警机制研究》的阶段性成果。

中美贸易战论文篇7

关键词：跨越式发展；战略；中国外贸

一、中国对外贸易发展的总体特征

从总量上看，近二十多年来，我国对外贸易取得了突破性发展和举世瞩目的成就。根据海关总署的统计，1980年我国的出口总额为181.2亿美元，排名第二十六位；到2002年，我国进出口总额达6207.9亿美元，成为世界第七大出口国；2003年我国外贸进出口总值提高到8512.1亿美元，成为世界第四大贸易国，2004年外贸进出口总额首次突破1万亿大关，达11547.4亿美元，在世界排名中上升到第三位。2005年，这一系列数据的变化标志着我国作为世界贸易大国的地位已经基本确立。从结构上看，我国出口商品结构已由初级产品为主转变为制成品为主，1995年至今，又实现了以纺织服装为主向机电产品出口为主的关键转变，反映了我国在国际分工中地位的变化。

（一）劳动密集型产业具有比较优势，传统比较优势正逐步丧失

以工业品出口为例，1990年和2000年，中国工业品出口额占世界工业品出口总额的比重分别为1.9%和4.7%，美国和日本的这个比重分别是12.2%和14%、11.5%和9.7%（数据来源：《国际金融报》，2003年5月28日，第三版）。可以看出，我国工业品出口虽与发达国家相比仍有相当大的差距，但市场份额有大幅增长。

以2000年中国出口的32种主要工业品为例，2000年中国大陆地区有棉布、非针织男外套、非针织女外套、纺织品4种出口工业品的国际市场占有率位于世界第一，其中纺织品是我国出口商品中国际市场占有率最高的（蓝庆新、王述英：“论中国产业国际竞争力的现状与提高对策”，《经济评论》，2003年第1期）。根据联合国经社理事会统计委员会SITC的分类标准，我国外贸产业的国际竞争力主要集中在以SITC6和SITC8的大部分商品为代表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加工贸易出口占出口总额的比例已经从1980年的9.2%提高到2003年的55.2%，其中，占我国出口总额一半以上的机电产品出口中2/3以上是通过加工贸易实现的，虽然加工比例不断提高，但从技术结构上看，仍以粗加工为主，是典型的简单加工或组装加工，仍属劳动密集型加工（傅钧文：“外贸依存度国际比较与中国外资结构型风险分析”，《外贸经济国际贸易》2004年第七期）。

值得注意的是，我国劳动密集型产业的传统比较优势正逐步丧失，国际市场占有率正逐步下降，竞争力不断下降，如我国纺织品的出口，在数量大增的情况下，出口效益低下，出口结构提升缓慢，在国际上单纯依赖成本优势参与竞争，因而面临国外各种贸易壁垒的打压，更加大了传统劳动密集型出口产业的比较优势下降趋势。而同时，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产业出口的竞争优势尚未建立，这使得我国外贸产业面临双重发展压力。这与长期依赖成本优势、不重视科技开发和结构升级的发展战略密切相关，也与相对更加依赖劳动力低廉国家的竞争有关。如果不尽快转化为竞争优胜，可能将导致我国在国际分工中始终处于产业低级层次和价值链的最低端。

（二）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产业及服务贸易缺乏竞争力

劳动密集型工业制成品的国际市场占有率目前我国具有相当优势，但在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产品的出口中，我国产品的国际市场占有率还很低。国际市场占有率不到1%且位次比较靠后的出口商品主要有：型钢、内燃机、非电力机械零部件、自动数据处理设备、办公设备及自动数据处理设备零件、电力机械、半导体、配电盒及零部件，其中，内燃机的国际市场占有率最低（蓝庆新、王述英：“论中国产业国际竞争力的现状与提高对策”，《经济评论》2003年第1期）。可以看出，高附加值的技术、资本密集型产业及其价值链环节在国际竞争中处于明显劣势。许多所谓的高新技术产业仅仅从事一些产品的来料加工和装配，以研究、开发和生产力为特征的产业格局还只是雏形，高新技术产品中的“三高”产品严重依赖国外进口，例如，2004年高新技术产品进口前三位都是集成电路类产品，此外，机器设备的进口依赖也比较大，其中100%的光纤制造设备、80%以上的集成电路芯片制造设备和石油化工装备、70%以上的数控机床、纺织机械等依赖国外进口，关键设备中的航空设备、精密仪器、医疗设备、工程机械等的进口依存度也较高。

服务贸易发展滞后，与商品贸易的强势形成鲜明对比，2005年我国在世界排名第八，服务贸易出口结构以劳务输出、对外工程承包等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信息服务、咨询、广告、金融、专利等高附加值的新兴服务业的出口竞争力明显不足。

（三）国际经济竞争和贸易摩擦日益凸现，中国对外贸易风险加剧

由于历史渊源、经济体制以及其他方面的原因，发达国家与新兴工业化国家在国际市场上的整体优势要强于中国，特别是在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产业及服务贸易产业方面。但随着中国出口至上战略的实施，中国整体实力和影响力的提升，在当今的国际市场竞争中，中国在某些领域的竞争力也正进一步加大。发达国家与新兴工业化国家在国际市场上面临来自中国的竞争，同时，中国也面临越来越多的来自于发展中国家的竞争。据世界贸易组织对2003年世界上出口规模最大的50个国家和地区进行了排序，除了列第四位的中国出口额占全世界的5.8%外，许多发展中国家也名列其中，中国在赶超发达国家的同时，也面临着广大发展中国家与中国的竞争。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在向世界市场进军的同时，遭遇了前所未有的贸易摩擦，尤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经济摩擦日益增加。目前，我国国际经济摩擦的主体已经从发达国家转变为发展中国家。商务部的最新统计数据表明：2003年，全球共有17个国家和地区对我国发起了49起反倾销调查，其中，亚非国家7个，发起了24起反倾销调查，2004年第一季度对我国反倾销立案的6个国家中，5个是发展中国家，上半年立案的12个国家中，9个是发展中国家。2004年下半年，共有17个世贸组织成员对32个国家和独立关税区的出口产品展开了103起反倾销调查，其中，发展中国家采取的调查占了77起，中国遭受的反倾销调查依然最多，为25起。从总体上看，1979―2004年期间，对我国发起贸易救济措施调查数量最多的十个国家来看，美欧依然是最多的两个地区和国家，但发展中国家直追而上，在十个国家里，发展中国家占了6个。

发展中国家对我国出口商品进行大规模实施反倾销等贸易措施，严重影响中国出口商品的贸易额，打击我国相关出口地区和企业的发展，容易引发国际经济摩擦连锁反应，增加了中国出口贸易的风险。这与执行出口至上的发展战略有密切关系，尽管中外贸易摩擦的根源在于国际贸易保护主义的做法，但中国出口增长过快和巨额贸易顺差也是诱发中外贸易摩擦的重要原因。

二、对传统对外贸易发展战略的反思

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对外贸易实施的发展战略，是针对当时外汇短缺的困难而采取广泛的出口鼓励措施和大幅度低估汇率刺激出口的出口创汇战略，对国内市场则采取相对较高程度的保护措施，该战略倾向于具有进口替代特征的内向型战略。针对当时的经济发展情况，这种做法有其合理性，而且也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截止2005年，中国外汇储备已排名世界第一，达8900多亿美元，中国外汇短缺的状况已经改变，中国的进出口总额排名世界第三，达14221.2亿美元，其中出口7620亿美元，进口6601.2亿美元，出口产品以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主，进口产品以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品为主。就现实的对外贸易而言，在静态的贸易模式中，比较优势产品特别是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的收益不可能长期化而且将呈逐渐降低趋势，导致出口企业为保持出口而展开恶性竞争，低价出口，造成出口价格的不断下滑和贸易条件的持续恶化，中国已成为目前时期贸易条件恶化最严重的国家之一。加入WTO后，中国面临的国际经济环境有所变化，要受多边贸易体系相关原则和规则的约束，中国将被强行改变偏向进口替代型的贸易战略，并在客观上加快向贸易自由化战略靠拢。因此，中国对外贸易应该摒弃完全以出口创汇为主导的对外贸易战略，构建以提升产业结构、提高对外贸易效益为主导的跨越式发展战略。跨越式发展战略应立足于比较优势战略，将政策导向转到有利于产业结构升级的轨道上来，从静态比较优势走向动态竞争优势，不断增强我国的综合国力。

三、中国对外贸易跨越式发展战略选择

（一）战略的核心内容

跨越式发展战略是中国经济发展战略的一项重要内容，在我国的经济实践中，跨越发展论已经在中共十五届五中全会提出：“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发挥后发优势，实现社会生产力的跨越发展”，中共十六大的文件中又对跨越发展论作了科学的规定，“坚持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以工业化促进信息化，走出一条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新型工业化路子”。

中国对外贸易跨越式发展战略的制定，要结合现阶段的经济积累状况来考虑长期性的目标指向，体现将比较优势向竞争优势转换的战略意图，对外贸易跨越式发展战略，不是单纯的计划制定，而应当让利益集团从政府制定的宏观政策中，展望各自能够获得的市场份额和市场利益，促使企业家可以发挥主观能动性，向利好项目大胆投资。因此，中国实施对外贸易跨越式发展战略的整体性框架应该是：以产业结构提升为目标的积极而可行的贸易政策，提高对外贸易部门的效率和竞争力，改善国内引资和投融资环境，采取灵活安排的汇率机制以及其他配套措施的发展。

（二）战略的政策含义

采取适合本国对外贸易以及经济全球化的产业发展战略是中国对外贸易跨越式发展成败的关键，遵循比较优势，将比较优势转化为竞争优势的跨越式发展战略可以更好的利用中国的资源禀赋，加速稀缺生产要素的人均占有，从而形成产业结构的大幅度优化升级。在此过程当中，政府在利用比较优势对新兴产业进行选择、产业间的协调发展等问题上可以起到与市场机制同等重要的作用。

适合本国对外贸易的产业发展战略应当是出口创汇战略和利用进口促进发展战略并重的两个部分，出口至上战略中除了继续实施商品出口战略，还应当考虑资本和服务贸易的出口战略，利用进口促进发展战略应当包括进口产品战略和进口安全战略。

以上战略的政策含义在于：除关系国防安全的最重要资源型产业外，把大量资源型耗能型产业逐步向境外转移；把以产品出口为主导的外向型经济逐步改造为以资本输出为主导的外向型经济；把具有竞争优势的产品生产逐步推向销售国，国家积极支持组织跨国企业，甚至可以投入必要的强化政策，政府的产业政策主要是扶持最有希望在国际市场占据战略地位的产业发展；利用外资政策要为产业政策服务，通过引进外资首先着重引进技术，利用引进的技术提升中国的产业结构。

参考文献：

1、陶俊.“从显形比较优势看中国后发优势”[J].世界经济研究,2005(1).

2、余新海.“跨越式发展中政府有效干预的经济学解释”[J].上海经济研究,2002(2).

3、汪青松,卢卫强.“比较优势、竞争优势和后发优势”[J].商业研究,2005(8).

中美贸易战论文篇8

[论文摘要]随着中美之间贸易量的增大和 经济 全球化的 发展 ，中美之间的贸易摩擦则有越演越烈的趋势。导致中美贸易摩擦的原因有多方面的。只有全面认清了中美贸易摩擦原因，我们才能有针对性地提出相应的对策。努力使贸易摩擦对我国经贸方面的负面影响减弱到最低的限度。

近年来中美贸易摩擦层出不穷，对两国经贸发展带来不利影响。中美贸易摩擦的原因主要有以下五个方面：

（一）中美之间存在的巨大贸易差额问题是导致中美贸易摩擦的直接原因

根据美国商务部统计，2007年，美中货物贸易3867.5亿美元，较2006年增长12.8%。其中美对华出口652.4亿美元，增长18.2%；进口3215.1亿美元，增长11.7%。与此同时，2007年美对华贸易逆差达2562.7亿美元，增长10.2%，占同期美货物逆差总额的31.4%，逆差金额和占比均创 历史 新高。国经济学家斯蒂格里茨认为，两国间经常项目收支的逆差，超过国民生产总值的1.5%，会发生激烈摩擦；超过2%，就会引发报复行动；如国对国的贸易顺差超过该国贸易额的25%-30%，那就是 政治 问题。美对华贸易的巨大逆差给美国贸易保护主义者提供了借口，美国贸易保护势力不断借题发挥。

（二）生产力的飞速发展与市场拓展之间的矛盾

一个国家的兴衰与拥有市场份额的多少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当代，各国经济发展对市场，特别是对国外市场的依赖性越来越大，市场成为各国经济发展的稀缺资源。可以预见，在今后的一段较长时期内，寻求和占领新的市场仍将是各种经济力量争夺的焦点。就中美贸易关系来讲，美国要求在资本、能源、通信、航空等领域进一步打开

中美两国 经济 在相互依存关系中的不对等性，决定了中美贸易摩擦必然会成为一种常态，在短期内不会消失。我国必须采取有效措施，消除引发中美贸易摩擦因素，维护两国贸易的健康 发展 ，努力把中美贸易摩擦发生的频率和危害性降到最低。

（一）积极利用wto争端解决机制。

（二）加强两国政府间的协商。

加强中美两国政府定期和不定期会谈，及时交流经济、科技等方面的信息和看法，积极主动的解决贸易争端。例如，中美两国于2006年9月启动了中美战略经济对话机制，迄今为止共举行了四次就事关中美经济关系的全局性，长期性，战略性问题进行了深入的交流达成了许多共识，取得了许多积极的成果，有力的推动了中美经贸合作和中美建设性合作关系的发展。

中美贸易战论文篇9

[摘要]作为WTO成员，中国政府承诺遵循其制度规范，因此，中国的贸易政策选择将在WTO的规范内进行。但是，在接受WTO制度约束的同时，中国也享有WTO制度带来的便利。中国在选择贸易政策时首先应确立其所追求的目标，充分发挥WTO制度的积极功能服务于国家利益。积极的贸易防御政策应成为WTO制度下中国的贸易政策选择。

[关键词]WTO制度；中国贸易政策；积极的贸易防御政策

[中图分类号] F752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5801(2006)02-0062-05

WTO制度通过削减关税及非关税壁垒，限制政府权力等手段，鼓励国际贸易的自由化。WTO制度“为国际商业活动提供了基本的法律规则，约束各国政府将其贸易政策限定在议定的范围内。”[1]中国是WTO的正式成员，因此，WTO制度也会约束中国政府“将其贸易政策限定在议定的范围内”。从WTO制度的功能来看，它除了对贸易政策选择具有约束作用外，还可以发挥一般制度所具有的激励功能和降低交易成本的作用，因此，中国在接受WTO制度约束与规范的同时，也应当享受WTO制度的便利，充分发挥WTO制度的积极功能为中国的贸易政策选择服务。

一　WTO制度下中国贸易政策选择的目标

中国加入WTO之后，中国的经济贸易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更加开放的阶段，中国的对外开放由局部的、有选择的开放向全面的、可预见的开放转变，因此，中国的贸易政策目标要在WTO制度下进行重新确认，以构造有利于经济发展的产业结构，实现产业的持续升级，推动中国经济的全面发展。

确定中国贸易政策选择的目标应该既有战略上的考虑，又有策略上的分析。战略上的考虑，就是要确定中国贸易政策的远期目标。维护与争取国家的贸易利益是贸易政策的根本目标，也是远期要达到的目标。当今的世界贸易领域，尽管有WTO制度约束各国的贸易政策选择，不再是混杂无序的“丛林”社会，但它并不存在国家独有的权威性和强制性约束力。世界贸易领域中仍然会有各种不公平、不公正的行为发生，因此，从策略上考虑，为实现国家的根本利益，国家的贸易政策还应确定出以改善贸易环境为近期目标，以维护正常的贸易行为，使国家的贸易利益逐步提高，最终达到维护与争取国家贸易利益的根本目的。

(一)中国贸易政策选择的近期目标：改善贸易环境

加入WTO以来，中国的对外贸易发展迅猛。尤其是2004年进出口贸易总值超过万亿美元，并成为紧随美国、德国的世界第三贸易大国之后，中国的国内、国际贸易环境发生了重大改变。为了使自己的产品进入国际市场，国内企业之间常常发生恶性竞争，既减少了应得的利益，又给国外发起贸易救济措施调查提供了借口；从国际贸易环境来说，中国的迅速崛起给部分国家造成了一定的竞争压力，国际上不断出现针对中国的贸易保护主义，打压中国的出口产品。国际、国内贸易环境的变化对中国的正常贸易发展造成重要影响。中国只有在和谐的贸易环境中发展自己，才能真正由贸易大国走向贸易强国，所以，改善贸易环境应该成为中国贸易政策选择的近期目标。

1．改善国内贸易环境。随着外贸经营权审批制的取消，进出口经营主体大量增加，国内企业在国际市场上竞相降价、出口秩序混乱的问题更加突出。

一些国内企业，在参加海外项目的招投标时，对准的目标不是国外参加竞争的企业，而是国内的同行，宁可自己不中标，也不能让国内同行中标。有的企业新开拓了国际市场，其他同行业的企业拼命也要挤进同一市场，与国内同行企业进行价格大战，进行恶性竞争，价格降到双方都无利可图的程度。结果双方不是退出这个市场，就是被国外提起反倾销调查。我国的彩色电视机和自行车等出口产品，都是由于国内企业在一些海外市场自相残杀，因恶性竞争而遭致国外反倾销制裁，最终丢掉了国外市场。这种恶性竞争已经严重影响了中国的正常贸易发展，所以，整顿和规范对外贸易秩序、制止恶性竞争行为已经成为促进贸易健康发展、提高出口效益的迫切需要。

实施出口商品名牌战略，加大对出口名牌产品的支持力度，完善出口产品的构成，建立劳动者工资、保险和福利制度，合理增加出口产品的成本等都将有助于改善国内的贸易环境。改善国内贸易环境还有一条重要的方式就是按照WTO制度的要求，政府退出微观管理领域，充分发挥行业协会的功能，使企业在行业规则的基础上加强行为自律，杜绝恶性竞争行为，为企业在国际市场竞争中维护和争取贸易利益提供条件。在市场经济体制下，行业协会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国外一些行业协会有上百年的历史，在业界和社会上都很有权威和影响。要建立行业协会的权威性，必须对现有的行业协会进行改革，使之真正成为代表广大企业的行业组织，只有这样才能使行业协会具有权威性，发挥其协调组织的功能。

2．改善国际贸易环境。随着中国贸易的迅猛发展，针对中国的国际贸易保护主义出现进一步强化的迹象，贸易保护方式多种多样，包括特殊保障措施、技术壁垒、环境食品安全等等，这些手段与以往相比更具有隐蔽性和限制性。在对中国实施贸易保护的国家中，尤以美国为甚。美国前商务部长埃文斯在一次公开的演讲中声称：“白宫认为中国的贸易政策是导致美国企业裁员的主要原因。”，[2]埃文斯的演讲不仅有嫁祸之嫌，而且带有明显的针对中国的贸易保护主义色彩。

当今的国际贸易保护主义关系到中国的切身利益，甚至威胁到了中国经济的安全。第一，中国经过20多年的改革开放已经与世界市场紧密联系在一起，特别是主要的世界贸易大国更是中国产品的主要出口市场。这些贸易大国实施的贸易保护主义措施严重威胁到中国的正常贸易发展；第二，中国对外贸易取得的巨大成就给部分国家带来了一定的压力，因此，“遏制中国成为他们的战略目标之一，从而使中外贸易战不可避免。”[3-1]，由于中国已经迈入世界贸易大国的行列，因而也成为其他部分国家“嫉妒”的目标，一旦时机成熟，中国不可避免地要遭遇到贸易保护主义的威胁；第三，较高的对外贸易依存度使中国在遭遇国际贸易保护主义威胁时易于受到损害。“改革开放前中国的对外贸易依存度只有5％，而现在已高达40％以上。一旦世界经济不景气，保护主义升级或中外出现某种政治摩擦或其他不可预见的原因，中外贸易战的爆发将给中国经济造成严重的创伤。”[3-2]

因此，当前的国际和国内贸易环境已经制约了中国正常的贸易发展，给中国的贸易企业造成严重的影响。如果一味地任其发展，中国将无法从贸易大国走向贸易强国。因此，为了完成中国实现贸易强国的梦想，中国的贸易政策选择应确定以改善贸易环

境为近期目标。

(二)中国贸易政策选择的远期目标：争取贸易利益

“对于一个社会来说，无论是有意识的还是无意识的，其基本的政策面都是建立在一定的利益关系基础上的，问题只是如何激发人们的利益需求以及如何配置既定利益的总量而已。”[4]国家的贸易政策也是如此。

国家鼓励对外贸易的根本目的是为了国家利益，利益是一切行为的根本出发点，因此，中国贸易政策选择的最终目标是争取贸易利益，具体表现为：1．促进经济发展与稳定，包括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增加国家财政收入，提高国家的经济福利，调整和优化产业结构，提高企业的竞争力，实现利润最大化，维持国际收支平衡；2.加强和完善经济体制，促进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的进程；3．获取良好的国际经济与政治环境等。

我国参与任何国际经济交往的核心目的，都是借助国外的经济资源和市场资源发展我国的经济，赶上或接近经济发达国家的生产发展水平和收入水平。尽管在发展的道路上会有各种各样的困难和障碍，但是，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的贸易大国，应该敢于和善于积极参与到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去，借助适宜的贸易政策，使本国获取更多的贸易利益，加速中国的经济发展，以便在最短的时间内完成由贸易大国向贸易强国的转变。

二　WT0制度下中国贸易政策的三种选择

贸易政策选择有两个基本的方向，一是自由贸易政策，二是保护贸易政策[5-1]。WTO制度的基本原则之一是自由贸易原则，因此，WTO制度框架限定了WTO成员不能选择保护贸易政策，只能实行自由贸易政策。然而，从历史上看，几乎没有任何国家实行完全的自由贸易政策。即使在所谓的自由贸易国家，也会在某些部门实行保护贸易政策。无论传统的贸易理论所主张的自由贸易政策对国家贸易发展如何有利，各国的贸易政策中都会含有一定程度的贸易保护主义性质。

中国作为WTO的成员，既应该履行对世界的承诺，遵循WTO制度的基本原则，又应该根据国情实事求是地选择适合中国的贸易政策。中国的基本国情是，“第一，中国是一个人口众多、幅员广阔的国家，中国经济的基本发展战略主要立足于国内，正如12亿人口不可能依靠进口粮食一样，中国的产品也不可能主要依靠国外的市场。特别是亚洲金融危机以来，我们一直采取扩大内需的政策，以‘内需’作为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拉动国民经济的发展。第二，中国实施的西部大开发战略，也是为开发西部的市场，为东部的进一步发展创造新的市场空间。第三，中国人多地广的国情，使中国不可能实行‘贸易立国’的方针。”[6]中国在遵循WTO制度基本原则的基础上，不可能恢复“闭关锁国”的贸易政策，因此，保护贸易政策不应成为中国贸易政策选择的方向，但是完全的自由贸易政策也不适合于中国的国情。中国应该在WTO制度原则下选择适合中国国情的贸易政策。

(一)贸易自由化政策

贸易自由化政策不等同于自由贸易政策。贸易自由化指的是国家的对外贸易从保护贸易转向自由贸易的过程，而自由贸易强调的是实际发生的商品劳务活动在世界市场无限制条件地自由流动。事实上，完全的自由贸易是不存在的。

尽管WTO制度没有明确要求各国必须实行自由贸易政策，但是，WTO制度始终贯穿着自由贸易的基本原则。WTO制度的非歧视原则、透明度原则、自由贸易原则、公平竞争原则等都体现了贸易自由化精神，鼓励各国的贸易政策减少保护而非取消保护。“WTO及其前身关贸总协定(GATF)数十年的历程就反映着这样一种推动贸易自由化的努力。”[7]

从世界发展中国家的贸易发展史来看，实行贸易自由化政策的国家比实行“闭关锁国”贸易政策的国家取得的成就大得多。多数发展中国家都是将贸易自由化政策与经济发展实际相结合而实现了经济腾飞。世界银行的学者们在考察了41个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发展战略后发现，“外向型经济发展战略比内向型的要好，因此走贸易自由化之路是一个发展中国家经济快速发展的动力。”[5-2]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为了实现国家经济的快速发展，中国有必要借助贸易自由化这个发展的动力。

中国实行改革开放20多年以来，积极参与国际分工，借助国外的市场资源、技术资源等发展本国经济，在与其他国家的经济互补中实现共赢，使中国的贸易额迅速增长，成为世界第三贸易大国。为了实现国家的整体崛起，中国作为正在向贸易强国转变的发展中贸易大国，在政策制定上必须与世界规则相统一，积极建设和维护一个相互合作与相互依赖型的贸易发展环境。贸易自由化作为世界贸易领域中的统一原则有助于相互合作与相互依赖型贸易发展环境的建设，也有助于各国有效地利用各种资源获得贸易利益。“贸易自由化具有两种最根本的效用。首先，它使资源的再配置趋向于各国具有比较优势的活动。其次，因为更高效的生产增加了收入，人们可以从其他国家购买更多商品和服务，各国的消费也就增加了。”[8]中国贸易发展的事实表明，符合WTO制度原则的贸易自由化政策有助于促进中国的贸易发展。WTO制度下的中国贸易政策选择应该充分发挥贸易自由化的这种“最根本的效用”，继续加大贸易开放程度，为中国的贸易利益服务。

(二)战略性贸易政策

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基本含义是，在不完全竞争的市场条件下，政府通过干预，改变不完全竞争企业的战略，使国际贸易朝着有利于本国企业获取最大限度利润的方向发展。

20世纪80年代初形成的新贸易理论认为市场中不完全竞争是普遍现象，完全竞争才是特例，而且，产业领域存在规模经济递增。基于这种现实，新贸易理论提出了新的贸易政策――战略性贸易政策的主张。其核心内容是由于当代国际市场存在不完全竞争，如果政府对大企业采取关税、补贴等战略性贸易保护扶持政策，就可以影响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帮助本国企业战胜国外竞争对手，从而占领国际市场，获取垄断利润，以达到增进本国福利的目的。国家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实质是将市场经济体制中的竞争主体和利益主体由企业扩展到国家，将企业竞争力提升到国家竞争力，将企业竞争策略上升到国家经济政策，借助政府的力量和国家公共财力来应对国际化经营中的不完全竞争和规模经济效应。这种“增进本国福利”的主要方式是将寡头行业利润从外国企业转移到本国企业，即贸易政策的利润转移效应(Profit-Shifting Effects)。中国目前正处于由贸易大国走向贸易强国的过程中，“增进本国福利”也是中国贸易政策选择的长期目标，因此，战略性贸易政策可以成为中国的贸易政策选择之一。

中国加入WTO后，在分享多边贸易体制权利

的同时，也必须履行承诺承担相应的义务和责任。一方面，推进工业化需要对一些“战略性产业”实施保护与扶持。另一方面，为顺应多边贸易体系的贸易自由化潮流，又必须大幅度削减贸易壁垒。削减贸易壁垒意味着进一步开放国内市场，推动国内产业全面参与国际竞争，由此将会使国内新兴的“战略性产业”面临由于扶持不足而难以发展的危险。如果新兴的“战略性产业”得不到发展，中国的经济就不可能拥有参与国际竞争的实力，中国就难以达到从贸易大国走向贸易强国的目标。从世界贸易发展的历史看，完全的自由贸易政策是不存在的，几乎每个国家的政府都对市场进行不同程度的干预，借助政府与市场的力量共同促进贸易发展。

传统的贸易理论认为自由贸易政策，即不干预政策是最佳贸易政策选择。值得注意的是，自由贸易理论暗含着传统贸易理论的两个基本假定：市场是完全竞争的及规模经济不变。但是，世界贸易市场不可能是完全竞争的，因此，“传统的贸易政策的结论可能因此已经不适合于当今世界。”[9]

从世界贸易发展过程来看，世界贸易市场几乎都不是处于完全竞争的环境中，而“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出发点是不完全竞争或寡头垄断竞争的环境。””[10]

战略性贸易政策是在世界贸易市场处于不完全竞争或寡头垄断竞争的环境下建立起来的，因此，建立自由贸易政策的环境与基础是不存在的。当代中国积极参与世界贸易过程，中国的贸易主体在世界贸易市场中也将是在不完全竞争或寡头垄断竞争的环境下实施贸易行为。

中国加入WTO后，减少了许多与WTO有关协议不一致的政府干预。但是，WTO制度原则并非排除政府干预，而是要求政府的贸易政策与WTO制度原则相一致，以更加高超和符合规则的手段和措施维护贸易秩序并干预贸易行为，促进贸易利益的最大化。

随着中国新修订的《对外贸易法》的颁布实施，中国各类企业通过登记可以自然获得进出口经营权。在出口企业数目增多的情况下，每一家企业都可能会高估自己的产品在国外市场上的需求量或需求规模，从而高估预期利润，结果是各家企业竞相出口，以致形成较低的出口价格和过度的出口规模。这种局面不仅容易造成企业之间的恶性竞争，还可能引发进口国的反倾销或反倾销威胁。因此，为了维护进出口秩序，保障公平竞争环境，政府对贸易市场进行适度的干预是有必要的。

一个比较成熟的市场经济不仅意味着“看不见的手”能够发挥作用，“看得见的手”――政府干预也应该发挥作用。这种作用不仅表现在政府对进口的某种干预上，还体现在对出口的干预上。这种干预与否的基本尺度是，单纯靠市场因素能否使本国在重要产品的出口方面获取最大限度的利润，而不是最大的出口值或出口规模。当本国某种产品的出口增长过快时，政府所能做的是，提出预警建议，征收出口关税，或采取与征收出口关税具有同等效力的其他措施。其目的是使本国获得出口贸易的利润最大化。相应地，当出口数量被限定在某种数量之内时，其在进口国市场上的价格也会相应上升，客观上避免了进口国同类企业的申诉。中国近年来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反倾销受害国，其原因之一就在于国内企业之间的恶性竞争。因此，中国政府选择战略性贸易政策有利于对进出口市场进行合理有效的维护与干预，保证正常贸易的发展。

(三)积极的贸易防御政策

在理论上，贸易自由化政策与战略性贸易政策都具有成为中国贸易政策选择对象的理由。但是，在中国现实的贸易环境下，二者并不是最适宜选择的贸易政策。实施贸易自由化政策的前提是世界贸易市场处于完全竞争的环境，而世界市场的实际贸易环境不是完全竞争的，只是朝着贸易自由化方向发展的一种不完全竞争状态，所以，当前的世界贸易环境并不存在实施贸易自由化政策的现实基础。

关于战略性贸易政策也存在一定的问题。经济发展水平和原发性自主创新能力决定产业政策和贸易政策。由于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发展阶段和发展水平上存在很大差距，战略性贸易政策形成的基础和定位的基点是在高新技术产业具有强大技术创新能力和国际竞争力的发达国家，而合作创新和模仿创新是发展中国家科技进步的主要方式。中国经过20多年的改革开放，国际竞争力和技术创新能力都有了一定的发展，自主知识产权产品也有了明显的进步，但是，中国的科技发展水平在世界范围内仍然处于发展中国家地位，所以，在中国采用战略性贸易政策的条件还不完全具备。

根据中国目前所处的实际贸易环境和贸易条件，综合贸易自由化政策与战略性贸易政策的优势，中国应该探索一条新型的贸易道路来加快发展正常的对外贸易，实现由贸易大国向贸易强国的转变。因此，本文提出，积极的贸易防御政策应该成为当前中国贸易政策的第一选择。

积极的贸易防御政策吸纳了贸易自由化政策中的外向型发展模式，包括商品与劳动力自由流动等，也吸纳了战略性贸易政策中关于政府对贸易行为实行干预的模式。积极的贸易防御政策是一种“攻守共存”式的贸易政策，对于中国的对外贸易发展可以起到既改善贸易环境又促进贸易发展的双重效果。

积极的贸易防御政策是在WTO制度下实行的一种尝试性的贸易制度，它既符合WTO制度规定的贸易自由化原则，又充分发挥了WTO这个政府间合作组织的协调功能，而且也是世界各国在发展贸易过程中实际执行的贸易政策，因此，积极的贸易防御政策适合于中国目前的贸易发展要求。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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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美国商务部长埃文斯在底特律经济俱乐部发表的演讲[N]人民日报，2003―09―08．

[3]王厚双．贸易战离中国有多远[N]．北京：经济日报出版社，2002．9[-1]，10[-2]．

[4]桑玉成.利益分化的政治时代[M]．北京：学林出版社，2002．6．

[5]佟家栋．贸易自由化、贸易保护与经济利益[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2．1[-1]，3[-2]．

[6]张汉林，李计广．复兴之路：WTO与中国经济未来[M]．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2002．19―20．

[7]黄静波．WTO贸易政策规范及其扩展与中国贸易政策闭．中山大学学报(社科版)，2000，(3)．

[8][英]伯纳德・霍克曼，[英]迈克尔・考斯泰基．世界贸易体制的政治经济学[M]．刘平，等译．北京：法律出版社，1999．16．

中美贸易战论文篇10

关键词：新贸易保护主义 传导机制

新贸易保护主义的国内传导机制

（一）意识、观念、理念形态的新贸易保护主义

意识、观念、理念是人们在实践当中形成的各种认识的集合体，指导人们进行决策与实践，具有主观性、实践性、历史性和发展性的特点。以意识、观念、理念形态的贸易保护主义一般受特定的政治、经济环境的影响，存在于个体或团体的意识中，往往具有分散性、模糊性和独立性的特点。20世纪70年代兴起的新贸易保护主义有着深刻的国际政治经济背景，1973年的能源危机、货币危机、债务危机、高失业率给发达资本主义经济带来了沉重的打击。在这样的政治经济环境下，个人、企业、团体中很快形成了保护国内产业、提高就业率、改善人民生活水平的意识与理念，由少数个体观念逐步迅速扩展并上升为国家意识，这种意识、观念或理念是新贸易保护主义的初始形态。

（二）理论形态的新贸易保护主义

理论形态的贸易保护主义是指学者、研究者将人们头脑中直观的、经验的、零散的贸易保护主义的意识、观念、理念加以总结、凝练升华为系统的理论形态而进行传播的存在形式，常常体现出系统的、群体的、具有较大话语权和社会影响力的行为。随着新贸易保护主义思想的萌生，为了使贸易保护措施“合理”、“合法”，西方贸易保护论者积极寻求和提供理论依据。具有代表性的新贸易保护主义理论有：新福利经济学、地区主义新贸易保护理论、国际劳动力价格均等化新贸易保护论、环境优先新贸易保护论等。新贸易保护理论较传统的贸易保护理论更具有隐蔽性和攻击性的特点，从本质上来说，是借“合理”、“公平”之虚，实为从根本上削弱甚至使进口产品丧失国际竞争力。

（三）利益诉求形态的新贸易保护主义

利益诉求形态的贸易保护主义是以某种或某几种贸易保护主义理论为指导的利益诉求或诉诸于实际游说形态的贸易保护主义，常常体现为利益集团的、集体的、有明确目的的、能够直接影响决策的政治诉求行为。根据相关经济学理论，在要素流动的高位，劳动力要素持有者支持贸易保护主义，在要素流动的低位，特定产业的所有要素持有者皆反对自由贸易，这就形成了以产业为基础的保护主义者联盟。这些保护主义者的利益诉求基于一定的理论基础，通过政治市场寻找摆脱进口竞争的压力，国会是这一利益诉求成功的关键，进口竞争产业通过游说国会议员实现保护主义，议员回应的强度与该产业的地理广度和深度成正比，国会是公众贸易保护主义理念转化为政策的沟通行为体。

（四）政策形态的新贸易保护主义

政策形态的贸易保护主义是把贸易保护主义意识、贸易保护主义理论、贸易保护主义诉求上升成为国家意志并最终形成国家政策的贸易保护主义形态，是贸易保护主义的最高行为。新贸易保护主义在20世纪70年代-80年代中期主要奉行“以邻为壑”的贸易政策，主要采用“配额”、“补贴”、“许可证”等非关税壁垒为贸易保护的政策手段；20世纪80年代中期-90年代末，国际多边贸易体系建设取得实质性进展，“以邻为壑”的贸易保护政策日益受到世界贸易组织规则的约束，西方发达国家新贸易保护主义政策从单边保护转变为多边贸易体系下的“合法性”保护，绿色壁垒、技术壁垒和社会责任壁垒成为这一时期贸易保护主义的新型政策手段。从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新贸易保护主义的政策逐步延伸到对方国家的经济竞争政策，甚至是社会政策。

新贸易保护主义的国际传导机制

（一）特定时间节点的新贸易保护主义国际传导规律

1.20世纪70年代的新贸易保护主义浪潮。新贸易保护主义思潮最早出现于20世纪70年代的美国，二战后世界经济的快速发展，随着欧洲的复兴、日本的崛起，美国的竞争压力加剧，贸易逆差急剧上升，贸易保护的思潮开始萌生。随着1973年世界石油危机爆发，西方发达国家普遍陷入经济停滞的危机中，通货膨胀与失业率同时攀升，新的贸易保护主义思潮涌现。为了重建美国在世界经济中的绝对优势，美国经济学家开始考虑新的贸易保护主义措施，在这种背景下，里根和布什两届政府在贸易理论、贸易思想上逐步背离了自由贸易原则，开始转向所谓公平贸易和管理贸易。由于二战后世界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使世界经济相互依存性加强，贸易政策的连锁反映也更敏感，美国采取许多保护贸易措施，而这些措施反过来也遭到了其他国家的报复，使新贸易保护主义更加蔓延与扩张。一方面为了摆脱经济危机，另一方面为了对抗美国的贸易保护，许多国家纷纷高举贸易保护的旗帜，通过配额、政府补贴等保护手段保护本国产业。

2.1997-1998年的东亚金融危机引发的新贸易保护主义浪潮。1997年7月2日，泰国宣布放弃固定汇率制，实行浮动汇率制，引发了一场遍及东南亚的金融风暴。1997年7月以后，泰国货币危机很快扩大到周边的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度尼西亚、非律宾等国家。同年10月，中国台湾和中国香港相继遭到冲击。同年11月韩国陷入严重的债务危机。此次东亚金融危机所造成的影响广泛而深远，它不仅使东亚国家和地区陷入了严重的经济衰退，通货膨胀率显著上升，而且导致世界经济发展速度减慢、贸易保护主义抬头。这场金融危机爆发后，东南亚国家普遍在本国掀起了购买国货运动等贸易保护措施，向西方发达国家的进口减少，并且由于货币贬值，其出口商品的竞争力大大增强，出口量剧增，引发了西方发达国家贸易保护主义抬头，世界范围的贸易保护主义浪潮再度兴起。

3.2008年金融危机引发的新贸易保护主义浪潮。此次金融危机是由美国次贷危机的发展而演化成的一场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随着2008年9月雷曼兄弟提出破产申请后，这场金融危机开始失控，雷曼兄弟的破产彻底摧垮了全球投资者的信心，包括中国在内的全球股市应声而落，投资者的恐慌情绪十分严重，全球股票市场出现了持续的暴跌，次贷危机转变成了全球性的金融危机，最终导致全球经济整体衰退，国际贸易急剧下降，国际投资锐减，全球新的一轮贸易保护主义浪潮兴起。

通过以上对特定时点的新贸易保护主义的国际传导机制的梳理可以看出，新贸易保护主义国际传导的一般规律是：经济危机从来就是贸易保护主义孳生的温床，经济全球化是新贸易保护主义国际传导的渠道，参与国际分工的广度与深度影响新贸易保护主义传播的速度，技术与经济实力影响贸易保护的实施手段水平与应对措施。

（二）美国对新贸易保护主义国际传导的作用

新贸易保护主义发源于美国，美国对贸易保护主义的态度对新贸易保护主义的国际传导起着决定性的作用。美国是全球第一号经济大国、技术大国、人才大国，金融危机导致美国新贸易保护主义再度抬头，在现行的多边贸易体制下，借着“公平”“安全”等合理理由，娴熟运用反倾销、反补贴、苛刻的技术标准、环境标准、安全标准等贸易壁垒削弱发展中国家的产品竞争力以维护本国产业，甚至通过国际舆论等压力的实施，干预进口国的经济政策与社会政策，以达到自我贸易保护的目的。美国在全球的主导地位使美国的贸易保护主义具有全球导向与示范作用，在美国贸易保护主义的运行机制下发展中国家将长期处于被动境地，特别是后金融危机时期美国重返亚太战略，特别是针对中国这一迅速崛起的GDP跃至世界第二的大国，美国贸易保护主义的导向将对中国外贸发展产生深远影响。

应对新贸易保护主义国内外传导影响的对策

（一）坚持自由贸易、加强双边和多边国际协调的力度，以遏制贸易保护主义的危害

新新贸易理论告诉我们：贸易或自由贸易可以提高行业生产率水平和社会福利，企业在不提高生产率的情况下，贸易也能提高总体生产率和福利水平。在后金融危机时期，一个国家要有效地恢复与发展本国经济，就必须在发展国内市场、刺激内需的基础上，积极进入国际市场扩大外需，实行自由贸易而不是保护贸易。但是，一些国家特别是以美国为代表的经济大国处于利己主义考虑，口头上高喊反对贸易保护主义，行动上却是实施贸易保护主义，我国应坚持自由贸易的原则，同时极力反对贸易保护主义，并寻求双边和多边国际协调，充分利用世界贸易组织等多边国际经济贸易协调平台进行双边和多边反对贸易保护主义的国际协调，以有效地遏制贸易保护主义的危害。

（二）扩大内需巩固国内市场，为应对新贸易保护主义提供坚强的国内市场后盾

从各国经济系统的运行看，国内贸易和对外贸易处于同一层次，总是同时发生、相互影响和相互替代，这对于疆域辽阔，地区间要素禀赋差异显著，国内贸易尚有发展潜力的大国经济而言特别具有现实意义。其一，巨大的国内市场会使国内贸易量远远超过对外贸易量，国内贸易在经济发展中可发挥出比对外贸易更大的作用；其二，国内地区间分工和贸易通过降低一国国内生产成本，可以成为提升国际竞争力的一个来源；其三，有助于评价比较优势理论对于大国经济的适用程度，从而确立更适合国情的应对贸易摩擦的战略。因此，我国在应对新贸易保护主义引发的国际贸易摩擦问题上，应加快调整我国经济的发展战略和贸易发展战略，扩大内需，巩固国内市场，为应对新贸易保护主义提供坚强的国内市场后盾。

（三）实施市场多元化和“走出去”战略，为应对新贸易保护主义提供回旋余地

首先，市场多元化不仅是增强贸易谈判实力的必要策略，也是经济发展战略的需要，积极实施市场多元化， 开辟包括中东、拉美、非洲等在内的新兴市场，摆脱产品过于依赖欧美市场的局面。同时，在进一步推进市场多元化战略过程中，既要重视市场多元化中“量”的扩展，也要重视市场多元化“质”的提高。其次，积极实施“走出去”战略，大力推进对外直接投资，不仅可以有效避开反倾销壁垒，还可以避开其他复杂的非关税壁垒，在后金融危机时期，各国为了恢复经济，改善就业，正好为我国具有实力的出口企业提供“走出去”的好机会。

（四）充分发挥行业协会的协调作用，使我国应对新贸易保护主义更具有效率

一方面，要改革我国行业协会的运行机制，构建以行业协会为主体的国际贸易摩擦预警机制，建立协助企业进行国际贸易摩擦的诉讼机制。作为行业利益的代言人，行业协会要协助有关政府部门建立完善贸易壁垒的预警机制，通过该机制对行业内重要产品出口价格、出口数量、出口地区以及进口国市场动态等信息进行有效地监控和及时，以便企业防患未然。同时，联合企业对外进行国际贸易摩擦诉讼，为企业应诉提供组织、信息、技术和对策咨询等服务，积极配合应诉企业搜集证据，提供有关本行业的全面资源。另一方面，要充分发挥行业协会制定行业技术标准和强化市场准入机制的作用。根据国际行业技术标准改进我国行业技术标准，逐步推行ISO14000， 同时强化市场准入机制，促进产业的技术改造与升级，从而通过自身标准的提高来规避贸易摩擦。

参考文献：

1.梁碧波等.新贸易保护主义的演变趋势及其影响因素[J].改革与战略，2008（4）

2.薛荣久.经济全球化下贸易保护主义的特点、危害与遏制[J].国际贸易，2009（3）

3.张志文.东亚金融危机对APEC贸易投资自由化的影响[J].亚太经济，1998（10）

4.李轩.西方新贸易保护主义理论述评[J].当代经济研究，200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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