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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企业范文10篇

时间：2023-04-06 00:34:42

中美企业

中美企业范文篇1

关键词：中美贸易争端；劳动密集型企业；贸易；影响

一、福建省泉州市对美贸易现状

福建省泉州市贸易规模位居全省第三，仅次于福州市、厦门市。2018年1-6月，泉州市进出口总额853.80亿元，占全省进出口总额14.26%，其中，出口总额544.80亿元、占全省14.94%，进口总额309.00亿元、占全省13.21%①。美国是泉州市第三大进出口市场，仅次于东盟、欧盟。从对美进出口总额看，2018年1-6月泉州市对美出口84.24亿元，同比增长21.33％，约占全市出口的15.46％，主要为纺织服装、鞋帽伞、箱包等劳动密集型商品；自美国进口17.05亿元，同比下降1.41％，占全市进口5.52％，主要是大豆、皮革、木浆等商品。从涉及企业数量看，泉州市涉及美国进出口企业共计1573家，占全市进出口企业总数的18.12％，其中，出口企业1252家、进口企业321家。倘若中美贸易战持续发酵，将对泉州市进出口贸易造成较大冲击。

二、美国加征关税对福建省泉州市劳动密集型企业出口的影响

（一）第一批500亿美。元加税清单对泉州市出口总量影响甚微，但对相关企业负面影响已初步显现美国第一批500亿美元加税清单涉及泉州市的园艺设备、钢铝加工和机械装备制造等企业。对相关企业负面影响已初步显现。据泉州市商务局统计，2018年1-6月，泉州市涉及第一批500亿美元加税清单产品的企业195家，出口额1.97亿元、占全市出口总额的2.34%。大部分企业反映增加25％的关税带来的成本上升，难以与客户共同消化。企业出口成本压力激增可能导致亏损，销量面临大幅下滑风险，甚至全面停止对美出口。如泉州某电子公司，2017年涉及清单商品对美出口3008万元，占公司出口全部商品的40％，贸易冲突将导致今年出口下降十几个百分点。美国独资企业泉州某工程车辆公司的工程车辆用履带，2017年对美出口2775万元，占公司出口80％，产品利润高达25％左右，征税后利润将损失殆尽。（二）第二批2000亿。美元加税清单生效时间尚未明确，但涉美企业订单已开始受到影响，市场开拓信心明显不足美国第二批2000亿美元加税清单覆盖泉州市大部分对美出口的皮革、家具等商品。2018年1-6月，泉州市涉及第二批2000亿美元加税清单产品的企业774家，出口额28.1亿元、占泉州出口总额5.15%。预计随着下半年中美贸易争端的持续扩大，相关涉美企业出口额或将下滑。从调查情况看，当前企业订单数量已开始受到影响，部分企业接单心理压力较大，开拓信心不足，大多企业处于不敢接大单、长单的状态。如某家居用品企业表示，美国是企业唯一出口国，2000亿美元加税清单中涉及企业铝制茶几、铝制三板桌、铝制摇沙发等产品。2018年上半年该企业出口美国915.14万美元，其中清单内有270.37万美元。受贸易战影响，目前美方客户迟迟未与企业签订新订单，企业极为被动。（三）对企业的实际影响。面比统计范围更广，对不同企业影响程度不一泉州市部分企业的产品订单来自厦门、深圳、福州等地出口商，外贸实际供货量远大于自营出口量，仅三分之一左右出口数据纳入泉州海关统计，加征关税受影响面实际上可能更广。据泉州市商务局对2500亿美元征税清单中涉及到的企业（出口额在3000万元以上）逐一开展调查，结果显示90％以上的企业表示加征关税后将削弱竞争优势，影响企业接单，但对不同企业影响程度不一。具有自主品牌、商品不可替代的企业影响较小。如泉州某集团公司，由于品牌附加值高、产品质量过硬，可以较快找到替代市场。再如泉州某机电公司，产品在美国具有不可替代性，申请关税豁免的可能性较大。市场单一、客户单一的企业影响巨大。如泉州某食品公司反映，美国市场占公司业务的85％，加税成本无法分摊给客户，将导致出口美国订单大批量减少。某游艇公司也表示，公司近90％的产品出口美国，关税提高后，产品在美国将失去价格优势，对公司影响可能是致命的。

三、中方反制措施对福建省泉州市劳动密集型企业进口的影响

（一）我国第一批500亿。美元反制措施对泉州市进口总量影响较小，对粮油加工与纺织服装产业造成较大冲击我国第一批500亿美元反制清单中，泉州市主要涉及进口美国大豆及棉花等产品，进口额仅占全市进口总额1.62%，影响较小，但对涉及企业冲击较大。据某粮油公司反映，2017年该公司自美进口大豆7.15亿元，2018年上半年为5.84亿元，美国大豆占该公司年进口量30％。大豆关税税率从3％提高到28％，对应成本将提高816.8元/吨。企业将考虑从巴西和阿根廷买进大豆，但相较于美国，南美国家的供应比较有限，且价格面临大幅上涨可能。据福建省纺织服装基地商会反映，配额内美棉关税税率从1％提高到26％，对应成本将提高3500元/吨，下半年国内棉花价格很可能与全球棉花价格联袂上涨，并带动棉纱价格上涨，对泉州市的美棉销售和纺织服装业影响较大。（二）我国第二批600亿。美元反制措施对木浆进口企业影响不容小觑我国第二批600亿美元产品反制清单中，泉州市受影响的主要为牛皮、木浆进口企业，进口额占全市进口总额2.92%，占比较小。从对企业的调查情况看：一是部分企业由于前期进口商品价格下降、库存丰富等原因，短期影响较小。如某皮革科技公司表示，2018年1-7月自美国进口牛皮3754.28万美元，短期内进出口、收付汇暂无太大影响。由于今年自美国进口牛皮的价格由每张约78美元降为65美元左右，可部分抵销加征关税的影响，同时去年进口的牛皮库存较多，预计能满足半年内生产需求。二是进口成本上升叠加人民币贬值，第二批反制措施对木浆进口企业盈利能力造成较大冲击。如某纸业公司表示，公司生产婴儿纸尿裤、卫生巾的生产原材料全部来源美国，由于产品质量等原因，目前原材料无法从美国以外的国家或地区进口。同时，近期人民币汇率快速贬值，如果进口木浆再加征5%关税，企业生产成本将进一步上升，经营处于亏损临界点。

四、福建省泉州市涉美出口企业应对举措

（一）扩大海外投资。泉州市劳动密集型企业为保住美出口市场，将部分产能转移海外，从海外生产国直接出口美国以绕开加税措施。如泉州某鞋业公司在中美贸易战升级后加大了在越南2家鞋厂的投入，2018年国内生产的订单转移至越南加工生产以应对美国关税政策，国内加工规模出现了整体下降。某卫生用品公司已先行到南非投资设厂，生产卫生巾和婴儿纸尿裤就近销售或销往美国。某公司则往菲律宾设厂生产鞋类产品。某超纤公司的越南合成革生产项目、某服装针织公司的柬埔寨服装生产项目投资都在加大。某实业公司的越南化纤生产项目将于2018年下半年启动。（二）出口转内销。2018年7月23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奠定了下半年扩大内需、促进实体经济发展的基调，因此部分涉美企业选择将出口产品转向大陆市场，以应对愈演愈烈的中美贸易战。如某光电科技公司一直关注美国贸易制裁措施，已预见光伏行业将会是美国重要的制裁对象，不可单独依赖海外市场销售，从2017年下半年开始就积极着手开拓国内销售市场，同时开发新的光伏应用产品以提升企业市场竞争力。目前，国内销售市场已经有所开拓，即使在美国市场遭受重大影响情况下，也能支撑企业正常经营运转。（三）抢关出口。部分企业选择抢在关税政策落地前完成出口，以应对短期冲击。如某环保科技公司2018年上半年出口量892万美元，其中出口美国477.46万美元，若美国加征进口关税后销量势必减少。目前签订的订单将与对方协商争取在加征关税前出口完毕，以将贸易战影响降至最低。（四）寻求暂时的解决途径。部分企业主动与美方企业沟通协调，寻求暂时的解决途径。如某卫浴科技公司表示，在贸易战中受影响的美国企业，可以有90天时间向美国政府申请有效期为1年的关税豁免。目前企业与外方正在沟通，利用该政策给予企业足够的缓冲和应对时间。（五）拓展海外市场。部分企业通过拓展海外市场，实现多元化出口经营，以降低贸易战风险。如某工艺公司通过加强对欧洲、东南亚、日韩等市场的考察和业务拓展，有效规避了可能遭受贸易战冲击的风险。（六）采取借道出口规避关税。部分企业通过借道出口即先将产品出口到其他国家，再从该国出口到美国，以规避高昂关税。如某内衣公司采取借道越南、老挝等东南亚国家将胸围内衣出口到美国等国；某进出口贸易公司将服装先出口到巴基斯坦，然后再从巴基斯坦出口到美国等国家。

五、福建省泉州市涉美进口企业应对举措

（一）寻求替代进口国。部分进口企业积极寻求替代进口国，逐步减少甚至不再向美国进口原材料，转向其他国家进口。如某纸业公司表示，将转向加拿大、芬兰等地进口。某皮革公司拟放弃准备与美国公司签订进口盐渍牛皮1500万美元的合同计划，改与澳大利亚公司签订进口合同。某皮革科技公司表示，将转向欧洲、澳大利亚或者阿根廷及周边中小国家地区购买原材料。（二）收购境外原材料生产企业。部分企业通过收购境外原材料生产企业，由境外原材料生产企业向其提供原材料，以减少对美国的进口。如福建某集团有限公司以“XX国际集团有限公司”的境外身份到芬兰收购芬浆有限公司，初步投资协议金额1166.67万欧元，折合人民币9041.67万元，预计2020年底投产后可保证向境内公司提供49%的长纤产能，满足公司近50万吨的长纤需求。（三）改变进口贸易方式。由于进料加工贸易无需缴纳关税和进口增值税，泉州部分企业通过改变进口贸易方式，减少一般贸易规模，适当增加进料加工的进口数量，以规避加税影响。如泉州某皮革科技公司反映，现阶段将逐步压缩一般贸易的规模，适当增加“进料加工”的进口规模。

六、政策建议

（一）建立多部门联动机制。建议外管局、海关、商务局、税务局、口岸办等相关部门建立部门联动机制，围绕关税加征的新情况、新问题，加强监测、分析和预测，掌握最新政策，及时出台有针对性的帮扶措施和指导意见，提高企业抵抗贸易摩擦、加征关税、汇率波动等方面风险能力。同时，密切关注美国贸易政策变化，多渠道提醒企业在接单、贸易合作时审慎运作，及时防控风险。（二）指导企业做好风险应对。相关部门应指导企业保持与美方客户联系，尽快申请有效期为1年的“关税豁免”，最大程度避免征税损失。在已签订合同的情况下，积极与外方沟通，尽可能争取外方分担部分关税，将加征关税的影响降至最低；对尚在洽谈的新业务，审慎对待短期内新增的大额订单；积极拓宽融资渠道，降低融资成本，用好出口信保、套期保值、保单融资等金融工具，尽力规避风险。（三）加快推动企业“走出去”“一带一路”建设为我国企业“走出去”。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创新合作平台，支持企业在夯实国内产业基础上，进行全球化生产和销售布局，开拓“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金砖国家等新兴市场，推动企业出口市场和进口原产地多元化来分散风险。支持实体企业境外并购或设立原材料生产企业，以规避各种贸易摩擦对企业自身的影响。（四）持续优化外贸结构。一是优化商品结构。在稳住纺织服装、鞋等传统劳动密集型优势产品出口的同时，加大重化、高新等产品国际市场开拓力度，提升新兴产业出口占比。二是优化市场结构。继续深化泉州品牌“境外行”、“海丝行”、“香江行”等境外展会活动，引导企业在巩固欧、美、日等传统市场的同时，加大力度开拓非洲、拉美、南亚等新兴市场。三是推动进出口联动。开展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先行区经贸对接会，加大对智能制造、电子信息、石油化工和医疗器械等支柱产业和其他出口型企业的对接工作，充分利用展会平台，用足客商资源，大力推介泉州优势产品，促进双向贸易。（五）构建长效应对机制。一是涉美企业应加强自主研发，利用政府投入、银行信贷支持、民间资本和风险投资等方式加大对劳动密集型产品的研发投入，在提高产品附加值的同时，逐步向科技型企业转型，实现出口产品差异化和产业转型升级。二是政府部门应充分发挥泉州综合保税区先行先试的优势，积极复制自贸区政策，加大外贸扶持力度，及时出台税收、土地、用工等优惠政策，降低企业生产成本。三是积极引进国内外高层次人才，研究中美贸易未来的可能发展趋势及风险，及时制订风险防范预案。

参考文献：

[1]杨水清.关于中美贸易摩擦的分析与建议[J].海外投资与出口信贷，2018（3）：25-28.

[2]赵玉娟.彭剑波.中美贸易摩擦升级的成因及对策[J].对外经贸实务，2018（6）：40-43.

中美企业范文篇2

关键词：中美贸易；企业；金融风险；控制策略

1.引言

随着经济全球化趋势的进一步强化，中美之间的贸易往来不断频繁，其贸易状况直接影响着全球贸易的发展。而随着近来中美贸易的不断变化导致全球金融风险具有不断加大的趋势，因此强化企业的金融风险控制能力显得尤为重要。在中美贸易背景下企业实施风险控制是十分必要的，是确保企业健康发展的关键，是国际贸易稳定持续发展的必然。而当前企业在金融风险控制方面还存在诸多的问题，比如风险因素多且难以准确预测、受贸易政策影响十分明显、风险管控体系还不健全、缺乏专业化风险管控人才等都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企业的发展。因此以中美贸易为背景制定有效的风险控制策略显得十分重要。

2.中美贸易背景下企业金融风险控制的必要性

2.1确保企业健康发展的关键。近年来我国对外贸易实现了长足的发展，尤其是中美贸易的发展已经成为全球贸易的新亮点，而由于中美贸易近年来的变数较大进而引发了诸多的风险隐患，迅速波及金融行业，进而对贸易企业产生了重要的威胁。而在中美贸易背景下强化企业的金融风险控制能力可以使其在最大程度上减小由于中美贸易变动而导致的金融风险及其损失，这样一来就能够使得贸易企业尤其是中小贸易企业能够在现有的基础上实现健康长期发展，避免走向失败或破产。2.2国际贸易稳定持续发展的必然。中美贸易的发展时刻影响着全球国际贸易的发展，而如果由于中美贸易的变动而导致全球金融风险，不仅会影响到贸易企业的发展，还会对整个国际贸易持续发展造成严重的不利影响。在整个国际贸易中，企业占据主导地位，因此要实施全面的金融风险控制，这样一来才能确保贸易企业的顺利运营，以此确保全球贸易的稳定持续发展。

3.中美贸易背景下企业金融风险控制存在的问题

3.1风险因素多且难以准确预测。在全球经济发展的推动下，中美贸易已经涉及多个行业，各贸易领域内的活动不断频繁，因此也使得由此而产生的金融风险因素不断增多，且难以对其进行有效的预测。一方面，中美贸易之间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而金融风险的诱发因素较多，任何贸易活动都有可能成为金融风险的诱因，因此在中美贸易背景下企业所面临的金融风险因素具有不断增多的趋势。另一方面，由于金融风险因素具有一定的隐秘性，但其传播速度快、危害大、波及范围广，而目前大部分贸易企业还难以对金融风险因素进行准确预测，进而难以在短时间内做出有效的应对举措。3.2受贸易政策影响十分明显。中美之间的贸易往来受到政策的影响较为明显，尤其是近年来中美大国之间关系变得更为复杂，因此就涉及贸易方面政策的变动，而中美贸易政策的变动就会波及全球贸易活动，对各行业企业的发展产生重要的影响。因此在中美贸易下企业在进行金融风险应对的过程中更加容易受到贸易政策的影响。贸易政策的变动具有较强的波及效应，会迅速引发全球金融市场的变动，使得企业所面临的金融风险及其损失不断加大，对中美贸易背景下的企业发展造成严重的不利影响。3.3风险管控体系还不健全。金融风险的预防和控制必须要有完善的管控体系作为保障。当前，在中美贸易背景下大部分企业还没有针对贸易环境变动而产生的金融风险进行有效的风险管控体系建设，进而导致其在处理风险问题的过程中处于被动状态，因此会使得企业难以在短时间内迅速做出反应，其对金融风险诱发因素的分析不到位、对如何进行有效的风险防范和控制还没有形成系统化的规范。这样一来就使得大部分企业会因为中美贸易的变动而暴露在金融风险中，对各行业企业、中美贸易乃至全球经济发展都会产生负面影响。3.4缺乏专业化风险管控人才。金融风险的预防和控制工作具有较强的专业性和复杂性，进而对专业化人才的需求较为迫切，当前大部分贸易企业还没有实施专业化的人才战略，进而导致其在金融风险控制方面的效果并不理想。一方面，对现有人才的培育力度不足，难以根据中美贸易的发展情况以及由此而产生的金融风险状况进行针对性的人才培养，使得内部人才在金融风险控制方面的专业技能和综合素质得不到有效提升。另一方面，很多贸易企业也没有专门从外部引进专业化的金融风险管控人才，外部的现金理念和经验难以流入企业中，现有的人员团队得不到及时补充，进而限制了企业在中美贸易背景下的金融风险防范能力。

4.中美贸易背景下企业金融风险控制的主要策略

4.1强化对各项风险因素的预测。由于中美贸易活动备受全世界瞩目，其变化情况会导致全球贸易随之变化，其规模不断扩大，涉及的领域不断增多。因此贸易企业要全面强化对各项风险因素的有效预测。一方面，应该对由于中美贸易变动而产生的金融风险因素进行有效的分析，就其传导机制和诱发条件等进行详细分析，并在此基础上形成金融风险共享数据库，便于对各项风险因素进行实时性的检查和共享，以便于对其金融风险进行预测。另一方面，要建立完善的金融风险预警机制，通过对中美贸易活动进行全面的分析，借助大数据等现代信息技术，建立风险预警点，一旦出现金融风险隐患则对其进行准确的预警，进而为企业的管理者提供有效的决策信息支持，以便于进行准确的金融风险控制。4.2把握贸易政策变化，制定应急方案。当前，大国博弈已经成为必然，而国际贸易活动在大国博弈中首当其冲，因此中美之间的贸易政策会随时发生变化，进而埋下了全球金融风险的隐患。所以，在这一背景下贸易企业应该有效把握贸易政策的变动情况以制定切实可行的应急方案，为实施进一步的贸易风险和金融风险管控措施提供有效的支撑。在这一过程中，要时刻紧跟中美贸易政策的变化，并积极全面加强与贸易伙伴的合作关系，借助大数据随时对中美贸易中的相关政策变化以及贸易数据信息的变化进行动态化的监控，进而在现有的基础上结合自身的实际情况制定相应的风险控制应急方案，并对其进行不断地调整和优化，进而可以使得企业在中美贸易及金融风险中变被动为主动，最大程度上减小金融风险及其损失。4.3建立健全风险管控体系。中美贸易的变动频率不断加快，由此产生的金融风险具有不断加大的趋势，因此必须要建立健全风险管控体系以实现对金融风险的有效控制。一方面，贸易企业应该提升对金融风险的认识，将金融风险控制视为一项常态化的工作，进而借助大数据等对中美贸易及由此诱发的金融风险相关信息进行广泛的收集和整理，建立完善的信息数据库实现信息的共享。同时要针对不同的风险制定相应的控制措施，避免盲目性和随意性，确保金融风险隐患能够得以有效的控制。另一方面，要根据中美贸易的不断发展和金融风险的变动情况对其金融风险管控体系进行实时更新与维护，使其能够始终保持有效性，进而可以在实施金融风险的过程中能够发挥其有效性。4.4培育和引进专业化风险管控人才。人才在金融风险管控方面具有十分关键的作用，随着中美贸易的不断变化和发展，由其引发的金融风险隐患不断加大，因此培育与引进专业化的人才成为实施风险管控的必然。一方面，要对现有的风险管控人员进行专业化和针对性的培训，使其能够充分认识到中美贸易变化而产生的金融风险的具体传导情况和危害，并强化其金融风险管控的专业技能与综合素质，鼓励其将最新的知识与技能顺利应用到风险管控中，提升内部人才对于企业风险管控的保障作用。另一方面，要通过完善内部管理机制尤其是各项人力资源管理机制从外部引进一批专业化的风险管控人才，实现对现有人才团队的有效补充，引入新的知识与理念，进而强化专业化人才在中美贸易背景下企业金融风险管控的保障作用。

中美贸易的变动是大国博弈的结果，进而会对全球经济尤其是金融造成严重的影响，而强化金融风险成为企业生存和发展的前提。从本文的研究来看，在中美贸易背景下企业应该从强化对各项风险因素的预测、把握贸易政策变化制定应急方案、建立健全风险管控体系、培育和引进专业化风险管控人才等方面出发强化金融风险控制，使其在中美贸易中实现健康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1]和文佳,方意,荆.中美贸易摩擦对中国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影响研究[J].国际金融研究,2019(03)

[2]汤柳.防范中美贸易冲突中的金融风险[J].中国金融,2018(15)

中美企业范文篇3

关键词：中美贸易摩擦；中小企业；影响；对策

近年来，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成为美国之后的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与此同时中美之间的关系出现了较大的变化，去年美国政府单方面对中国发起“301”调查，有针对性地对中国资本及技术密集型出口产品征收25%的高关税，中美之间的贸易摩擦愈演愈烈。中小企业是我国经济运行和社会发展的主力，正确应对中美贸易摩擦对中小企业的高质量发展而言意义重大。本文将对中美之间的贸易摩擦对我国中小企业的影响进行分析，并提出中小企业的应对策略。

一、中美贸易摩擦的近况

1979年中美两国建交以来，双边经贸关系受诸多因素的影响，经历了许多波折。目前美国与中国分别是世界第一、第二大经济体，随着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国际地位的不断提高、中美间迅速扩大的贸易往来，美国成了与中国发生贸易摩擦最频繁而且最激烈的国家。中美之间的贸易摩擦表现出了一系列的特征，首先，涉及的金额巨大，2017年中美贸易顺差达2758亿美元，2018年中美贸易顺差达3233.2亿美元，同比增加17.2%，创下了破纪录新高，美国越发着急了，中美之间的贸易战进一步升温。其次，中美贸易摩擦涉及的金额占据比例居高，总体来看，中美的贸易摩擦涉案数额占中美贸易总额的比重常年保持在50%左右，这一比重说明了中美之间的贸易摩擦已然成了一种常态。再次，中美之间的贸易摩擦涉及产品不断更新，20世纪初主要集中在初级产品，21世纪开始由初级加工品向深度加工制成品转变，自2010年以来涉及产品又由劳动密集型产品转向技术密集型产品。同时美国对中国的贸易摩擦手段日益多样化，使用最多的是反倾销与反补贴手段，近年来又开始转向于使用技术性贸易壁垒，包括卫生检疫规定、商品包装和标签规定、绿色贸易壁垒等。

二、中美贸易摩擦对我国中小企业的影响

受中美之间贸易摩擦的影响，我国很多中小企业的发展面临着现实的重重困难。首先，对外进出口关税大幅增加，导致一些外向型中小企业成本上升，订单减少，很多工厂生产线甚至停产，开工不足，设备闲置，企业的利润大幅度下降，可能导致对美国的出口业务大额亏损，有些企业甚至停止对美国的出口业务。其次，中美贸易摩擦的长期性、复杂性，会大大降低一些企业进一步投资发展的意愿，从而使很多中小企业失去了未来发展的动力，原先准备大力发展对美出口的企业可能就此放弃了对美的出口市场。再次，相应的上下游企业产业链受到牵连，失业率可能上升。某些制造业企业的产业链较长，一家受困，上百家上下游企业都将受到牵连，而这些上下游企业多数都是中小型企业，他们的发展受到牵连，一些企业甚至大幅度裁员。最后，中美之间的贸易摩擦对一些中外企业的长期商业战略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很多美国企业会考虑推迟甚至取消对中国的投资，将生产线迁出中国，转移到一些劳动力比中国还要廉价的周边国家，这也严重影响中美产业集群的发展和布局，影响长期发展。

三、我国中小企业应对中美贸易摩擦的策略

1.优化产业结构，推动转型升级。中小企业要转型升级、提高质量、增加效益。制造型中小企业要紧跟时代，特别是随着智能化时代的到来，要向新兴制造业进行转型升级，以大数据人工智能带动传统工业的转型升级，逐步改变以代工生产、贴牌生产为主的生产模式，向高端化、特色化、鲜明化发展。如果企业出口产品的产业结构单一，势必受到国际市场价格及贸易摩擦的影响，所以必须改变产业结构单一的状况，将出口产品多样化，这样可以削弱国际市场变化对企业的不利影响。同时应适当涉足一些深加工领域，深加工产品不需要太多的员工，产品也能卖出更高的价格，相比而言，比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利润更为可观。2.重视研发与创新，加强知识产权构建。企业需要强化自身的研发意识与创新意识，把技术创新放在首位，加强企业知识产权的构建。在进行转型升级的过程中，企业要加大技术的资金投入和研发力度，开发具有一定技术含量、可替代性较弱的新产品，提高产品的附加值和市场竞争力，从而向中高端迈进。企业也可以通过合作开发进行研发，或者通过购进技术的形式开展创新，将购进的技术消化吸收，转化为自己企业的新技术，这也有利于企业减少研发成本、将研发风险降低。同时企业要提高对知识产权保护的认识，设立专门人员或专门机构来进行知识产权的管理，加强知识产权的构建。3.出口市场多元化，分散经营风险。中小企业应该发掘新兴市场，转向欧洲、东南亚、非洲等地区，重点开拓欧盟、新兴经济体尤其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市场，减少对美国市场的过度依赖，利用多种渠道来开拓海外市场，与此同时充分发挥各级政府在搭建对外贸易平台和信息网络中的作用。还要积极培育国内消费市场，提高国内消费者对产品需求的质量和档次，更好地满足人们的生活，提高人们的生活质量，促进国内市场的发展。比如积极参与乡村振兴战略，动员工商资本下乡，引导中小企业到乡村寻找商机、开拓市场，多一些生存和发展之路。4.开辟融资渠道，克服融资难。题政府应加大对中小企业的支持力度，丰富对中小企业的融资渠道，加大对中小企业的贷款投放力度，比如拓宽应收账款质押融资和存货质押等贷款品种，继续开展“续力贷”业务，实现贷款户数和金额都有所增加，融资综合成本有所下降的目标。对一些有竞争力、市场前景好的出口企业，可以在风险可控制的前提下，实行不抽贷、不压贷，合理给予信贷支持，帮助企业渡过难关。同时激发金融机构进行内部改革，适当放宽其授信审批的权限，对中小企业贷款适度灵活。当然，中小企业也应完善和发展自身的信用，和银行建立良好的长期友好关系，尤其在进出口贸易项目上可以多和银行沟通和交流，帮助自身长远发展。5.探索建立贸易摩擦利益补偿机制。政府应随时了解和跟踪出口型中小企业尤其是重点企业在贸易摩擦中的经营情况，了解和掌握受损企业的困难和真实状况。综合运用财政税收、信贷保险等方式，对因中美贸易摩擦造成的企业经营困难、失业上升严重等情况，给予适当的补贴或补偿。

总之，在国际错综复杂的竞争环境里，中小企业出口要走出自己的一条路，必须要有自己的特色，自身要有不可替代的优势，而这些优势势必依靠中小企业自身的努力和政府给予多方面的支持。一系列的相关数据显示，中美贸易摩擦和中美双方的贸易是无关的。2019年5月10日，美方启动对约2000亿美元中国输美商品加征关税，税率由10%提高至25%；5月13日，美国又宣布启动对约3000亿美元的中国输美商品加征关税；并突然针对华为等公司的限制交易令，这一系列行为引发了全世界的高度关注。而针对美国的做法，中方同步发表声明，宣布不得不采取必要的反击措施。6月1日，中国开始对价值600亿美元的美国商品提高关税，有力反击美方的霸道行径。而如何能真正解决世界上两个最大经济体之间的贸易摩擦？用特朗普的话说，就是“一份真正的协议”。建交以来的实践证明，中美合作是双方根本利益决定的，维护好双边经贸关系，有利于中美双方的发展也有利于全世界的发展。翻开世界贸易发展史，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开放才能发展，合作才能共赢。我们相信，离合作共赢的一天终会来到。而中小企业也一定要抗住这次中美贸易战的压力，走过这段艰难的日子，相信总有重见光明的一天。

参考文献：

[1]连悦寒.中小企业对外贸易优化对策探究[J].中外企业家,2018(27)

[2]万容.浅析中小型企业对外贸易的现状及对策[J].济宁学院学报,2018(06)

[3]华阳.国际贸易摩擦对我国中小企业的影响及对策研究[J].时代金融,2018(12)

[4]周慧,朱荣惠.浅述中小企业应对国际贸易的有效策略[J].时代金融,2018(08)

[5]罗巧云.美国对华贸易战的动因、影响及对策[J].邢台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8(06)

中美企业范文篇4

关键词：中美贸易战；外汇风险；风险规避

中美两国历来作为双方最重要的贸易伙伴，彼此都具有较高的贸易依存度，但是自2018年上半年以来，美国极具单边贸易主义的一系列贸易措施，单方面地挑起了两国的贸易战争。2018年3月23日，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总统令宣布对从中国进口的600亿美元的商品征收惩罚性关税，其中重点领域包括通信技术、航空、机械等。7月6日，贸易战持续升级，美国继续对进口中国的价值340亿美元的商品加征25%的关税。中国政府为了维护正当的经济权益，采取了反制措施。2018年4月，中国对从美国进口的120项商品，在现有基础税率之上加征15%的关税，对原128项进口商品中止减税义务，对中国从美国进口的铝产品和钢铁启动争端解决程序。

一、美国发起贸易战的原因分析

（一）“美国优先”战略的推行

特朗普在竞选时就喊出“美国优先”的口号，发展至今“美国优先”战略已经上升为国家安全战略，美国一意孤行地扬起单边主义的大旗，中美贸易战持续发酵，特朗普的“美国优先”贸易保护主义倾向明显加重，认为美国贸易逆差的主要原因来自于中国商品倾销。分析两国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资源禀赋、发展阶段可以发现中美贸易具有较高的互补性。

（二）美国应对经济下行风险的需要

2008年次贷危机以来，美国通过重塑制造业以及一系列的加息政策，近十年来经济强劲复苏，但从经济运行周期分析，2018年美国经济下行风险较高，尤其股票市场近十年的持续增长，已经到达阶段性顶部，积累了大量的风险。特朗普希望通过单边贸易保护政策带来经济发展的红利，却通过贸易战损害了全球自由贸易的环境，并对全球经济的稳定带来了较大的不确定风险。

（三）美国遏制中国的战略意图

二战后，全球60%的黄金集中在美国，美国成为全球新的霸主，在军事、经济、科技等领域遥遥领先于其他国家，为了维护其在全球的霸权主义地位，美国忌惮于任何国家的崛起，历史上的苏联和日本都遭到过美国的经济打击。近年来，中国经济快速崛起，成为发展速度最快的发展中国家，并发展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伴随着中国经济进入到新常态发展阶段，经济、军事、科技力量日渐强大，华为、中兴等大量优秀企业在研发技术上的进步，正逐渐填平中美的科技差距，直接刺痛了美国最敏感的神经。毋庸置疑，美国在维系其霸权主义的道路上，快速崛起的中国成了其最忌惮的对手。

二、中美贸易战对企业外汇风险影响分析

伴随着贸易战的持续升温，影响波及资本市场，人民币汇率波动加剧。2018年8月2日，人民币跌幅不断扩大，离岸人民币兑美元汇率日跌逾300点，盘中跌破6.86，创近13月新低；在岸人民币跌破6.84。汇率的大幅波动，给进出口贸易、直接投资、海外融资及证券投资活动带来了巨大的外汇风险，对企业的经营业绩也带来了较大的不确定风险，主要包括以下三类外汇风险。

（一）外汇交易风险

外汇交易风险是指企业在对外债权债务以及资金清算中，因汇率发生变动导致经济损失的可能性。这一汇率风险产生的主要原因来自于对外交易的合同签订时间与实际资金清算时间的不一致而导致。

（二）外汇折算风险

折算风险也称会计风险，是由于企业经济业务发生日和财务决算日的不一致导致的，从而产生了较大差异的账面损益。如本国企业在海外设立分公司，按照主权原则，会计报表按照注册国本位币记账，但海外分公司未来与母国总公司合并财务报表将由于汇率的变动产生差异，从而给企业带来风险。

（三）经济风险

经济风险是由于外汇汇率变动使企业在将来特定时期的收益发生变化的可能性，主要体现为进出口企业产品价格成本等产生的不确定，从而影响企业的市场份额、市场竞争力。

三、企业外汇风险规避手段分析

面对中美贸易战不确定的经济环境，汇率波动给企业带来了较大的不确定风险，因此要求企业积极地运用多种灵活的外汇风险管理手段以消除汇率变动带来的不利影响。

（一）外汇风险控制手段

在汇率波动幅度存在较大不确定的阶段，企业可以适当减少外汇风险业务，减少使用外汇的种类；在企业产品具有全球较强竞争力的情况下企业完全可以凭借人民币加入SDR的契机在贸易合同中争取用人民币定价交易，从而实现外汇风险的转嫁。同时企业应该增强外汇风险防范和管理的能力，积极进行外汇风险预测，做好海外拓展业务的规划，提高外汇风险管理办法的有效性。

（二）外汇风险融资手段

套期保值手段是在目前金融创新快速发展的时代背景下非常典型的风险规避手段，如外汇远期交易等。衍生工具的选择和运用对企业提出了更高的技术要求，企业需要合理评估不同风险估计水平下不同套期保值手段运用的效果。结语中美作为世界最大的两大经济体，中美关系的稳定关系着世界经济环境的稳定。面对美国的单边主义挑衅，我国积极采取“等额”“等幅”的精准应对，企业作为经济市场中最重要的微观主体，积极规避动荡经济环境下的系统风险，对于企业的生存、发展至关重要。

参考文献：

[1]雷达.中美贸易战的长期性和严峻程度[J].南开学报,2018(03):3-5.

中美企业范文篇5

关键词：中美贸易战；外汇风险；风险规避

一、美国发起贸易战的原因分析

（一）“美国优先”战略的推行

（二）美国应对经济下行风险的需要

（三）美国遏制中国的战略意图

二、中美贸易战对企业外汇风险影响分析

（一）外汇交易风险

（二）外汇折算风险

（三）经济风险

三、企业外汇风险规避手段分析

（一）外汇风险控制手段

（二）外汇风险融资手段

外汇风险融资手段主要有三种：风险自留、购买保险、套期保值。风险自留方式在企业发展到成熟阶段后有较强的资金运用管理能力，企业可以设置风险防范基金，以确保防范较大的外汇风险。购买保险是目前企业常用的风险转嫁手段，对于企业而言该方法省时省力，但限于目前我国保险市场保险险种的限制使该方法的运用也受到了一定的限制。套期保值手段是在目前金融创新快速发展的时代背景下非常典型的风险规避手段，如外汇远期交易等。衍生工具的选择和运用对企业提出了更高的技术要求，企业需要合理评估不同风险估计水平下不同套期保值手段运用的效果。

结语

中美作为世界最大的两大经济体，中美关系的稳定关系着世界经济环境的稳定。面对美国的单边主义挑衅，我国积极采取“等额”“等幅”的精准应对，企业作为经济市场中最重要的微观主体，积极规避动荡经济环境下的系统风险，对于企业的生存、发展至关重要。

参考文献：

[1]雷达.中美贸易战的长期性和严峻程度[J].南开学报,2018(03):3-5.

中美企业范文篇6

针对中美两国的消费行为差异,人们从各种不同的视角对其成因进行分析,提出了诸如经济发展阶段、东西方不同的价值观念以及传统文化习俗等多种原因。然而,上述观点大多直接从消费行为出发,只关注直接影响消费需求的各种因素,而对来自市场供给方面、间接制约消费者需求的企业营销行为则分析不多。本文认为,作为市场供给一方的企业营销行为,影响和制约消费者行为。

分析需求差异产生的原因,只关注需求本身的影响是不够的,因为,就人类自身需求而言,共同之处多于差异,要发现导致需求差异的原因,需要在需求之外找原因。例如,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指出,人类需求具有大致相同的规律,都需要首先满足基本的生理需要和安全需要,而当这些基本需要得到满足后,社会交往的需要、归属感、获得尊重与自我实现等更高级层次的需求又将不断出现。这些人类需求所具有的基本规律并不会因为文化的差异而有本质的改变,如果只从需求角度进行分析,并不利于发现导致消费行为差异的真正原因。

另外,与美国企业相比,中国企业在营销管理上确实存在较大差距,这在客观上也导致了中美两国消费市场供给方面的明显差异。例如,与美国市场相比,在中国消费品市场上,无论是产品品种、数量、质量、款式、价格组合、促销方式还是售后服务,在很多方面都存在较大差距,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难于满足顾客的现实需求,更不用说挖掘潜在需求了。而美国的消费市场恰恰相反,企业向市场提供大量产品和服务,利用各种营销手段,不仅可以有效地吸引消费者的现实消费,而且通过分期付款等金融服务方式充分挖掘潜在需求。人们通常忽视企业营销差异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中国企业的营销水平发展很快,如果只是与自身的过去做纵向比较而不是深入到发达国家的现实市场中做横向对比,很多问题是难于发现的。

中美企业营销差异分析

作为当今世界最发达的国家和地区,美国的消费市场高度成熟完善,各种产品供应极其丰富。虽然近年来中国市场经济快速发展,消费品市场不断成熟,但是与美国相比,市场营销方面的差距依然十分明显。下文以服装市场为例进行具体比较。

(一)产品品种与款式上的差异

美国消费市场的成熟与发达程度,从各类市场的高度细分和产品品种的丰富可以略见一斑。以美国著名连锁百货商店Macy’s的女装为例,其出售服装种类多、划分细,例如,在女装(Women’sApparel)目录下,服装被分为:连衣裙(Dresses)、外套与夹克(Jackets&Coats)、牛仔服(Jeans)、内衣(Lingerie)、睡衣裤与睡袍(Pajamas&Robes)、裤子(Pants)、短裤与紧身裤(Shorts&Capris)、裙子(Skirts)、套装(Suits)、毛衣(Sweaters)、游泳衣(Swimwear)、T恤衫(Tops)、热身运动装(Warm-Ups)等不同类型。而每种类型之下还有更细的分类,以Dresses为例,又分为非正式的dress(casualdresses)、职业dress(workdresses)、晚装(eveningdress)和晚会与结婚礼服(weddingandpartydresses)。

Macy’s网站上dress目录下的广告语是“无论白天还是夜晚,无论工作还是婚礼我们都有完美的dress”。并且Macy’s仅dress一项为顾客提供的品牌就多达近百种,为顾客提供了极大的选择空间。顾客可以在商场的网站上直接选择喜爱的品牌,点击鼠标就可以查看该品牌下dress的款式以及订购事宜。

相比之下,中国的服装市场就显得不够成熟,不仅品种少,款式简单,顾客可以选择的范围也非常有限。

(二)同一款式不同规格数量的差异

美国的服装市场在服装品种款式数量众多的同时,同一款式下不同的尺寸规格也非常丰富。例如,仅以同一服装款式的尺寸大小为例,在中国通常的号码是,小、中、大、较大、特大(S、M、L、XL、XXL)5种选择。而在美国,同时还存在XS、XXS,以及在上述号码前再加上个P,表示更瘦的版型,号码一下多出数倍。在美国,另一种常见的服装号码是从0号开始,0、2、4、6、8直到28号甚至更多。在可供选择的服装款式数不胜数的同时,同一种款式,各种身材的顾客都有选择的机会。而在中国,更多的情况是某款服装适合的只是具有标准身材的人群,稍胖或稍瘦,稍高或稍矮的人,根本无从选择。

(三)价格策略与促销策略的差异

灵活多变的价格策略构成了美国消费品市场的价格背景。各种档次的服装品牌在一年四季推出各种形式的价格促销。减价、让利名目繁多从不间断,吸引顾客持续购买。此外,不仅制造商使用各种价格策略,分销商与零售商的价格策略更是灵活多变,奇招频出。例如,众多零售商店,不仅利用全国性、世界性的节假日,如情人节、母亲节、父亲节、国庆节等大做文章,而且还常常以商店自身的名义例如店庆日、特价日,利用价格变化策略吸引消费者购买。有些商家,例如JCpenny、Marshalls等商家更是以天天廉价为定位,推出低价位的商品,吸引偏好物美价廉的顾客上门购买。

在美国的消费市场上,促销手段也是层出不穷,给消费者造成的印象就是花钱越多,得到的实惠就越多,让消费者欲罢不能,商家还可以提供方便的分期付款服务。例如,消费者经常可以在购物之后,发现购物小票的背后印着特定商品在特定时间段的优惠券,在浏览商场的网站时也可以意外发现越来越有吸引力的优惠活动或优惠券,而商场内各种奖赠促销活动更是持续不断。与之相比,我国企业在价格策略与促销策略方面也存在很大差距。

(四)售后服务的差异

无条件退货是中美服装市场售后服务最显著的差别之一。与国内商家近乎苛刻的退货条件不同,在美国,无条件退货几乎是所有商家的销售惯例。只要购货票据齐全,至少30天内,不用任何条件或理由,无论是正品还是打折销售的产品都可以自由退货。无条件退货政策给顾客带来的是零风险购物,有效地消除了顾客的后顾之忧,这样就有效的扩大了市场的潜在需求。相反,如果退货困难,在同样的情况下,消费者总是为了避免风险而放弃购买,这就意味着商家失去了大量可能的潜在市场。

总之,无论是产品数量、品种、质量这些有形的差距,还是营销理念、设计风格、价格策略、促销策略和售后服务等无形的差距,如果将中美两国的消费品市场做横向比较,市场供给方面的差异是巨大的,这种差异应该远远大于两国民众消费需求自身的差异。

中国企业营销水平提升策略

(一)扩大产品组合以更好地满足顾客需求

首先,不断扩大企业的产品组合,推出适应消费需求的新产品,保证基本的品种、数量、规模,是企业更好地满足目标顾客需求的基础和前提。以服装为例,如果顾客不能找到适合自己身材的服装型号,那么不管这家服装制造商的产品设计得多么新颖漂亮、质量如何上乘,只是因为号码不全,消费者找不到能穿的号码,购买也是根本不可能发生的。由此,不难看出完善产品组合,扩大品种规模所具有的基础作用与重要意义。

其次,向市场提供尽可能完善的产品线和产品组合,保证基本的产品品种、款式、规模是企业有效制定营销组合策略的先决条件。如果没有基本的产品品种规模,产品不能满足顾客的基本需要,其他营销努力只是一种浪费。不管企业的广告多么精彩,服装款式和设计多么具有吸引力,价格多么具有竞争力,只要没有适合的号码,前面的努力对于消费者来说都不具有任何价值和意义。因此,推而广之,服装行业之外的企业也是如此,要提高营销水平和市场竞争力,丰富产品组合,扩大品种规模是一个不能忽视的重要基础和先决条件。

(二)利用多重价格策略实现企业利润最大化

虽然在本质上人们的物质需求具有共同之处,但由于消费者的收入千差万别,消费能力与消费偏好各异,所以,不同消费者群体对于不同产品的消费者剩余与需求弹性具有很大差别,要最大范围地吸引潜在消费者购买企业的产品,完善的价格体系与灵活多变的价格策略将发挥重要作用。

对比中美消费品市场可以发现,美国市场上各类产品大多具有价格选择机会和完善的价格体系。从零售环节具有廉价特征的仓储商店、折扣商店、会员制商店,到各类商店不同时间、不同季节的价格折扣,再到制造商推出的各种灵活多变的价格调整策略,全方位、最大限度地吸引着各个层次的顾客与潜在顾客以不同的价格购买产品,有效地利用价格手段扩大产品销售,增加销售利润。

商家通过各种价格策略为具有不同消费者剩余的顾客提供在不同价位上购买产品的机会,从而在有效增加销售,提高企业收益的同时也使整个社会福利趋向最大化。

从整个社会的角度看,灵活的价格策略为不同收入的消费者提供了更多的购买可能性,使消费者的总福利得到增加。一般而言,具有较低消费者剩余的顾客只有在商品价格较低时才会购买产品,而具有较高剩余的消费者则愿意付出更多代价换取商品。因此,简单的高价策略将限制具有较低消费者剩余的顾客购买产品,使销售量无法实现最大化,而简单的低价虽然可以扩大产品的销售数量,但又使商家失去了向具有较高消费者剩余的顾客索取更多利润的机会。所以多样化的价格组合策略在给商家带来更大市场和更高收益的同时,也给消费者带来了更多的机会和福利,即有助于实现整个社会福利的最大化。

在现实的美国市场中经常可以看到这样的例子。例如图书市场,新书上市之初,总是以高级、奢华的精装本和昂贵的价格现身,而当追求先睹为快的一群具有较高收入、较高消费者剩余的顾客购买之后,平装书伴随着大众化的价格开始登场,普通百姓、具有较低消费者剩余的顾客开始购买,最后,当这一新书即将被下一部或下一版更新的图书取代之时,平装书的价格将再次下降,最初上百元的图书,最后可以以不到1元的价格出售,直至将多余的库存图书销售一空。总之。灵活的价格策略所达到的营销效果是其他任何策略所不能代替的,企业要提升竞争力、最大限度地占领市场,离不开有效的价格组合策略。

(三)树立以需求为导向的产品创新理念并提高研发设计能力

坚持以需求为导向,通过技术和创新让顾客获得更多的利益与满意而不是简单地利用创新降低成本获取利润,是中美企业产品创新的显著区别之一。对比中美两国服装设计,可以清楚地发现,美国本土的服装设计非常重视追求穿着的舒适性与视觉效果,细节之处无不流露出对目标顾客体贴入微的人性关怀。利用各种巧妙的设计掩饰人体自身缺陷和突出视觉效果的设计思路随处可见。

与此相反,在中国的服装设计理念中,降低成本已与设计融为一体,这种成本导向理念下设计出的服装,常常是以牺牲舒适和美观为代价,换来成本的节约和相对价格的降低。伴随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和消费需求水平的不断上升,顾客对于服装这类消费品的价格敏感程度正在不断降低,而对于服装美与舒适的要求却在不断上升。因此,为了更好地服务顾客,服装设计理念也需要与时俱进不断创新。树立以需求为导向,满足顾客对于舒适与美的需要应该成为当今社会产品设计的最高目标。

具有较强的产品研发能力是企业持续推出新产品的基础和保障。与美国企业相比,中国企业的研发能力存在较大差距。特别是在服装、洗涤用品、化妆品、小家电等高新技术行业之外、技术含量并不高的日常消费品方面,我国企业的创新能力、创新速度与创新质量存在很大的提高空间。中国是服装出口大国,但不是服装出口强国,很重要的原因是受到自主创新能力的限制。中国服装产业在世界贸易市场上所占的份额不小,但世界知名的品牌不多,而真正具有影响力的品牌和设计师更是凤毛麟角。究其原因,除了受技术装备等相关产业制约之外,设计师的创新理念与营销思想不够成熟,设计创意与市场需求存在差距,不能很好地被市场接受是很重要的原因。

消费品创新不仅需要为消费者创造价值,同时更为重要的是应该树立以需求为导向的创新理念,创造出真正受消费者欢迎的舒适与美的享受,通过创新实现甚至超越顾客期望让顾客真正满意。只有当企业能够不断地创造出真正受顾客欢迎的产品和价值时,企业的创新能力才能得到市场的认可,也只有在这种情况下创新才能为企业带来市场上的成功。

综上所述,多方位地与美国成熟的市场经济环境和企业营销实践进行比较,通过深入分析差异,发现隐藏在差异背后的差距,有利于企业更加有效地学习借鉴先进的营销管理理念与管理手段,促进中国市场经济更好更快地发展。

参考文献:

1.美中国际合作交流促进会.中美消费观念差异./lecture/029.htm,2008-5-24

2.中美消费文化的差异有哪些./ask/Html/shehui/13937488.html,2007-12-23

3.陈慧.金融危机下的消费思考[J].现代商贸工业,2009(3)

中美企业范文篇7

而文化是对个人的价值观和行为偏好具有很大影响力的因素，由于中国和美国有着很不相同的文化底蕴，这种差异必然会体现于其管理者的决策行为之中。文化对于决策行为的影响，通过一份对中美合资企业双方管理者进行的调查访问可以得到说明，该访问访谈了北京地区10个中美合资企业中的17位中方、14位美方高级管理者，结果显示，双方管理者对对方都持有某些偏见，这些偏见尤其体现在对对方决策风格的消极评论上，这里我们陈述一下该访谈的结果：

第一，美方管理者对中方管理者决策风格的评论：（1）不作决策。他们认为在"中国，员工把经理看得很高，奉为上人，所以每件事都要由大老板来决策，其他人只是需要等待指示。（2）一致决策。他们认为与美方管理者相比，中方的管理者更倾向于达成一致，倾向于分散决策的责任，而不是勇于来承担责任。

第二，中方管理者对美方管理者决策风格的评论：他们认为美方管理者过于专断，不爱听取下级意见。

由于文化差异的存在，使双方管理者在涉及到决策问题时，大都感到很不愉快。因而，我们认为有必要研究一下中国和美国的文化对合资企业领导者决策行为的影响，从而对上述决策问题上的跨文化冲突做出一些解释。

一、中国文化对管理者决策行为的影响

中国的管理决策方式受传统的君臣关系的影响。传统的君臣关系的总原则是"惠忠"，就是说做君主的要实行仁政，要有恩惠加于辅臣，同时做辅臣的一定要忠诚，要以诚心奉事君主。在这一传统思想的影响下，儒家提出了"按等级固定消费"的观念，孔子就执著地贯彻"俭不违礼"的原则，一次，他的学生子贡想免去祭祀中所用的羊，孔子就说"赐也，尔爱其羊，我爱其礼"（《论语？述而》），认为羊不能免。孔子所说的礼，就是封建等级制度。后来，苟于又详细论证了这种思想，他把封建等级制度和满足人们"欲求"的"给养"联系起来，认为制订礼仪就是要在"养人之欲，给人之求"时"使有贫富贵贱之等"，不允许越级消费，"衣服有制，宫室有度，人徒有数，丧祭械用，皆有等宜"（《荀子？王制》）。这种传统的等级制度在中国文化中的影响可谓根深蒂固。

此外，中国传统的中庸思想也影响着中方管理者的决策行为。孔子说："中庸知为德也，其至矣乎！"可见，儒家把中庸思想看作是最高的道德。其中"和为贵"的思想就成了中国人几千年来处理人际关系、民族关系、社会关系的传统原则。

由于上述儒家文化对中国长久的熏陶，形成了中国企业管理者决策行为的如下特点：

1．不善于对下级进行授权。

由于传统的等级制度的影响，形成了中国企业当中上下级之间较大的权力距离，这种大的权力距离表现为企业当中的管理者等级秩序严格，权力较大者拥有相应的特权，下属对上级有强烈的依附心理。在西方人士看来，中国企业里高层与中、低层管理人员的权力距离显著地大于西方企业，这种权力距离方面的差异，也可以通过各级经理人员的薪酬等级结构反映出来，据《世界经理人文摘》中文版1998年4月号所载的"第十次亚洲经理薪酬调查"的数据，在西欧的企业中，高层管理人员年薪通常是初级管理人员年薪的2.6倍，在台北，相应的比例是3.2倍，在上海则高达4.8倍。出于较大的权力距离的存在，使中国企业里高层管理人员拥有比他们的西方同事更大和更广泛的权力，而中、低层管理人员得到的授权则远远小于西方的同等级人士，因而形成了中国的中、低层管理者不善于做出决策的行为特征，这也是在上述访谈中为美方管理者批评最多的行为特征。

我们认为明确的分权、授权以及权责相称是现代组织管理的重大进步，是组织结构合理化和高效率运行的保证机制。能够有力地提高管理绩效。充分运用分权、授权，实行大权集中，小权分散，往往能使各部门有职、有权、有责，加强部门的工作责任心。由于现代企业管理的复杂性和困难性，如果不实行一定的分权、授权，必定会造成企业管理中的大事管不好，小事又管不了的结果。而且充分授权，使管理有层次，系统分明，也有利于政令畅通，指挥有力，管理效率提高。

因此中方管理者应该在合资企业中尽快学会授权。鉴于中方管理者不善于授权的行为特征，在授权的同时，必须明确责权关系。在每个部门，授权应该得到有效的落实，要明确其具体的工作目标和责任，以及相应的权利和范围，使得每一个部门都能各司其职、各尽其责。如果职权大于职责，会造成有权无责，有可能滥用职权；而职权小于职责，会形成有责无权，造成工作不能贯彻落实。这些决策行为上的弊端在中方管理人员当中都是客观存在的，我们必须要虚心学习，以人为鉴，才能有效授权，同时勇于担当责任。

2．决策上的集体主义。

由于"和为贵"思想的影响，中国的管理者通常群众观念较强，形成了群体决策，民主集中的决策风格，这也是在访谈中为美方管理者批评的一种行为特征。他们认为中方管理者往往以一致同意作决策，而往往不愿意说，"这是我做的决定，我来负责。"事实上，群体决策确有其不足之处，即权力相对分散，责任不易明确，行动比较迟缓，有时候效率较低。但是这种群体决策又有其无可替代的优点，即能够集思广益，使领富集团在知识、能力结构互补的基础上，充分发挥领导的整体功能和决策能力。正如在访谈中中方管理者对自己的决策系统的评价，他们认为在中方管理者眼中，决策是一件大事，不仅要听到各级管理人员的声音，还要听到广大员工的声音，以及客户和消费者的声音。随着现代企业的发展，企业的经营管理目标已不再仅仅是实现利润最大化，而是要达到股东满意、员工满意、顾客满意、社会满意的四满意目标。在这一复杂的决策过程中，个人决策日益体现出其局限性和弊端，而群体决策则充分体现出了其在复杂情况下有助于提高决策质量，有效防止个人或单方专断的作用，有利于保证和维护合资企业的整体利益。

二、美国文化对管理者的决策行为的影响

美国管理者的决策行为是在资本主义的自由、平等精神之下发展起来的。以资产阶级的形式出现的自由、平等观念，在18世纪启蒙思想家卢梭等人的著作中就得到了充分的阐述。他们宣称：自由和平等是天赋不可剥夺的权力。1776年美国的《独立宣言》中说：一切人生来就是平等的，均享有不可侵犯的天赋人权--生存、自由、追求幸福。正是这种天赋人权形成了美国文化强调个体、重视个体的特点，社会成员之间社会关系的显著特点也表现为平等。体现在其决策风格上，则是：

1．管理即授权。

美国企业相对于中国企业，拥有上下级之间较小的权力距离，下级通常认为上级是"和我一样的人"，美国人在"管理"这一概念的含义中，特别强调"授权"，他们信奉最接近过程的人最了解这个过程和问题，对问题最有发言权。对于这一点，在访谈中中方的管理人员给予了肯定。他们认为美方的高层经理通常会给下属制订一个目标，然后就是由下属来达到这个目标和成果，高层经理只是以成果来衡量目标，至于中间用什么样的方式去做，他基本上是不会干预的。任何一个阶层的部门经理，都可以在部门的范围之内作决策，如何把工作做好，只要不违反公司的商业道德即可。例如，部门内部员工的招聘、升级，每一个员工的工资调整，都是由部门经理来决定。也就是说，每一个部门，不管你是多么小的一个经理，只要你底下有员工，归到你的部门管，那么，你就有全权来管。

2．决策上的个人主义。

由于美国文化当中强调个体、重视个体的特点，加之美国企业当中的管理者通常拥有管理方面的理论和实践经验，所以他们在决策中比较注意自己个人的意志，因此主观性比较强。这也是在访谈中为中方管理者所批评的一种行为特征，他们认为美方的管理人员我行我素，通常滥用权力，认为："我是大老板，照我说的做"，而不是采取积极配合的决策方式。根据现代管理理论，这种个人决策制有其长处，即权力集中，责任明确，指挥灵敏，行动迅速，工作效率较高，也易于考核领导业绩。但相应也有其不足之处，即受个人能力、知识、精力限制较大，如果监督机制不完备或不得力，容易产生个人专断。如我们上面所述，在企业规模日益增大，市场情况飞速变化的现代经济当中，这种个人决策正在日益显示出其局限性和弊端。很多美国管理学家也已经发现了美国企业这种个人决策方式的局限性，哈佛大学管理学家洛奇曾经指出，历来指导美国经济的个人主义价值观已无法适应新的环境，需要向日本的集团主义学习，提出治"美国病"需要"东方药"。管理大师德鲁克也认为，日本企业"一致同意"的决策方式是值得美国企业学习、借鉴的重要内容。

综上所述，文化的差异形成了中美双方管理者决策行为的不同。事实上，如陈镇雄所指出的，在中美合资企业的内部管理中，美国式的管理制度占据着支配地位，而美国是"科学管理"的发源地，因而中美合资企业应该成为中国管理者学习国外先进管理思想和管理方法的最好学校。但是，我们不能由此就认为，合资企业的管理决策应该由美方管理者的个人决策来支配，况且美国方式也并非就是惟一正确的方式，这一点连美国人自己也承认，一位美方总经理在访谈中就深有感触地说"傲慢的美国人不相信或不理解还有另外一种做生意的方式，但是实话实说，日本人已经显示出了他们做生意的某些方式要比美国人好，虽然大多数人不承认这一点。"

基于上述中美双方管理者决策行为上的跨文化冲突，我们认为决策权共享是合资企业解决问题，取得成功的保证，因为共同决策体现着合资双方相互制衡的经济关系。而占有多数股权的一方或是占有董事长位置的一方都不应强行做出决策，否则必将断送合资企业的前途。决策权共享作为一种有效的共同决策机制，首先需要在董事会和高中层管理者中开展，这些措施应该包括：

（2）以成文的或双方均认可的统一决策模式来协调双方的利益、思维模式，并协商确定决策结果。

（3）双方努力贯彻实施共同决策这一方式。

中美企业范文篇8

第二，中方管理者对美方管理者决策风格的评论：他们认为美方管理者过于专断，不爱听取下级意见。

一、中国文化对管理者决策行为的影响

由于上述儒家文化对中国长久的熏陶，形成了中国企业管理者决策行为的如下特点：

1．不善于对下级进行授权。

2．决策上的集体主义。

二、美国文化对管理者的决策行为的影响

1．管理即授权。

2．决策上的个人主义。

（2）以成文的或双方均认可的统一决策模式来协调双方的利益、思维模式，并协商确定决策结果。

（3）双方努力贯彻实施共同决策这一方式。

中美企业范文篇9

一、中美企业财务管理内涵和外延的比较我国的财务管理是在建国初期从原苏联引进的，其基本内容是将财务作为国民经济各部门中客观存在的货币关系包括在财政体系之中。

1963年后，我国财务理论界打破了原苏联财务理论框架，以“企业资金运动论”代替了“货币关系论”，之后又提出了“价值分配论”、“财富事务及生产关系论”。改革开放后又提出了“财务职能论”、“本金投入及收益论”、“所有者———经营者财务论”等。我国过去探讨财务管理理论一直是马克思关于“资本循环和周转”理论，认为财务管理分为宏观财务和微观财务两个层次，并把微观财务纳入宏观财务体系，以财政职能替代财务职能。由于长期“政企不分”的“二元经济结构”，使企业过度依赖财政，造成企业责任不清，效益低下。建立市场经济体制后，我国借鉴西方财务理论，确立了企业财务管理的主体地位，逐渐实现宏观财务与微观财务的分离。

美国财务管理思想来自于西方微观经济学，产生于企业，服务于企业。美国对财务也有不同的定义，主要有：“企业是一个现金流程的体系，财务是关于现金流的管理”、“财务就是核资、筹资和投资”、“财务就是如何使一笔当前的定量现金转变为一笔未来的(或许是)不定量现金的研究”等。但总的说来，美国的财务都是指企业财务，财务管理以资金管理为中心，以经济求利原则为基础，着重研究企业当局如何进行财务决策，怎样才能使企业的价值或股东财富最大化。美国财务管理与公共财政完全分离，是一种实效性的企业财务，属于企业经济范畴。

二、中美企业财务管理目标比较

财务管理目标决定着财务管理的发展方向及其运用的技术方法，因而确立财务管理目标具有重要意义。美国企业财务目标有3种主要的观点：利润最大化、每股收益最大化和股东财富最大化。利润最大化没有考虑利润取得时间及取得的利润与投入资本的关系，每股收益最大化没有反映风险，而股东财富最大化则充分考虑企业短期利益和长期利益、目前和未来的营业盈利能力、经营风险和财务风险等因素，成为目前美国最流行的观点。我国企业财务管理目标经历了3个阶段：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总产值最大化、经济体制改革后一段时期的利润最大化和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资本增值最大化及企业价值最大化。前两个阶段的财务目标都与国家对企业的考核指标相联系，是为国家服务型的财务目标。建立市场经济体制后，企业拥有自主的财权，要求企业财务目标为企业服务，转化为资本增值最大化及企业价值最大化。

中美企业财务管理目标上的差异来源于企业理财主体的不同，而企业理财主体的不同是由于企业生产资料所有制的不同。在美国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下，企业要对投资者负责，企业必须以资本所有者的利益为目标。美国企业最重要的组织形式———股份公司，其目标就是股东得到最大限度的财富。而公司股票的市价汇集了所有市场参与者对该公司经营的评价，代表了股东的财富。所以，美国企业财务管理以追求股价提高为目标。在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下，国有经济占主导地位，企业不仅与投资者有着利益关系，而且还与债权人、往来客户、国家有关政府部门、内部职工等其他利益主体有着利益关系。国家既是主要投资者，又是社会财富管理者，必然对企业财务管理有着很大的影响。因而，企业财务管理目标既要反映企业所有者的利益，还要兼顾其他主体的利益并服从于国家宏观经济管理的要求。因而，股东财富最大化并不是我国企业理财的合理目标。我国企业财务管理目标应定位为企业价值最大化。考虑到该指标相对难于量化，当前企业的考核指标可选择资本增值最大化。

三、中美企业财务管理观念比较

美国企业财务面向的是一个开放的资本市场、货币市场和投资市场，评价股东财富最主要的指标———股价也是由市场决定的，因而，美国企业的财务管理是一种以外向型为主的财务管理。经过上百年的历史选择，美国财务管理形成了整体、动态和发展的理财观念。表现在财务管理内容上就是：进行全面的资本预算、现金预算；强调资金筹措的经济性、营运资金管理的高效性；重视投资项目的现金流量分析和风险评价；利用动态分析与静态分析相结合的方法进行财务分析；注重最优股利政策的决策等。为提高财务决策的科学性，美国企业在财务管理中，较多地运用现代管理方法和数量分析方法。

我国长期形成的是局部、静态的理财观念，追求时期和时效性，常表现为短期行为。改革前，我国实行“统一领导、分级管理”的财务管理体制。在这种有责(实际上也不明确)、无权、少利(或根本无利)的管理体制下，一个企业的经济关系只向上级负责。这样，财务管理不重要，是名不符实的财务管理。长期的财务实践使人们对理财观念很淡薄。1993年实施“两则”后，我国虽从名义上要求改变旧的模式，也完成了一些核算方法和机构上的改革，但改革更重要的是观念的更新。如果我们不改变观念，即使同样运用西方先进的财务管理技术，仍然没有效果。而观念的更新比起核算方法和模式的改革更为困难。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企业管理越来越以财务管理为中心，企业必须在理财观念上确立财务主体观念、市场观念、资金时间价值观念、风险———收益对等观念、机会成本观念、依法理财观念等。

四、中美资本制度比较

资本制度是国家围绕资本的筹集、管理以及所有者的责、权、利等方面所作的法律规范，在我国《企业财务通则》中称为“资本金制度”。资本是企业进行生产经营活动的必要条件，为了企业的稳定与发展，各国都从制度上对企业的资本金予以保护。在资本金的确定上，目前世界上流行的办法主要有实现资本制、授权资本制和折衷资本制3种。美国实行的是授权资本制，规定企业设立时必须确定注册资本总额。在收到第一期投资额，并且达到一定比例者，企业即可成立，其余部分可委托企业董事会等在企业成立后继续筹集，允许实收资本与注册资本不一致。授权资本制可以弥补法定资本制要求设立时一次缴足资本的缺陷。我国1993年颁布实施的《企业财务通则》才确定以资本金制度为核心的新的资金筹集制，随后颁布的《公司法》作出了详细规定。《企业财务通则》规定，设立企业必须有法定的资本金，资本金指企业在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登记的注册资金。《公司法》规定了法定资本金的数额，即企业设立时所必须具备的资本金的最低限额。同时，在《工业企业财务制度》中又规定，资本金可以一次或分期筹集。根据上述规定，我国企业在登记时的实收资本可以和注册资本不一致，但最终企业的实收资本与注册资本是一致的。显然，我国采用的是折衷授权制，是在吸

取了法定资本制和授权资本制的优点的基础上形成的，既遵循资本的最低原则，有利于鼓励企业财务公开，便利投资；又对资本最低限额作出规定，有利于保护债权人等的利益，保持企业和社会经济的稳定。

五、中美企业外部筹资模式比较

资金筹集是企业资金运动和理财的起点。企业筹资的多少决定了生产经营规模和发展速度，制约着资金的投入、运用，最终影响资金的分配。企业资金来源包括内部来源和外部来源。内部来源就是企业留存收益，取决于企业实现的利润和支付给股东的股利，通过留存收益筹得的资本是有限的。企业为更大发展，要更多地通过股票、债券、借款等外部来源筹集资金。企业外部融资一般有两种模式：间接融资和直接融资。美国企业外部融资模式表现为：主要依靠资本市场的直接融资方式获取外部资金。采取的方式主要包括：上市运作、债券、企业间的并购、可转换债券和杠杆收购等。这主要是由于美国的银行法律限制金融业务交叉经营、将银行业与证券业相分离、对利率进行严格管制、设置单一制的银行等，使银行筹资能力受到严重影响，很难满足企业巨额的资金需求。

美国的资本市场比较发达，资金量大，操作方便快捷，形成美国企业以直接融资为主，间接融资为辅的融资模式。我国企业外部融资模式从历史上看大致经过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从建国后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我国实行的是计划经济体制，企业惟一的融资渠道是依靠国家财政，企业外部融资模式是财政主导型。第二阶段改革开放以来国民收入格局发生了巨大变化，居民收入显著提高。但是，我国的证券市场规模很小，主要是政府债券和金融债券，居民个人的投资选择较少。企业的直接融资渠道也有限，主要依赖银行贷款。这就造成我国企业外部融资采取以间接融资为主，直接融资为辅的模式。随着我国资本市场的发展和完善，企业直接融资的比例必将越来越高，并逐渐形成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相互结合的模式，以充分发挥两种融资方式间的互补性。

中美企业范文篇10

关键词：中美贸易；国有企业；豁免；反补贴；非商业援助

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在2017年和2018年的《中国履行加入世贸组织承诺情况报告》中重复提到，与中国国有企业相关的令人烦恼的问题的数量正不断上升[1-2]。由此可见，国有企业尽管不是中国特有的企业所有制形式，但中美贸易中美国针对中国国有企业的指控却一直是中美贸易摩擦方面的热点话题。

一、问题提出：中国国有企业因其“国有”身份在中美贸易中面临的现实困境

美国针对中国国有企业的指控，首先体现在国有企业相关豁免权诉讼与反补贴措施中。在国家豁免层面，随着中国国有企业的不断发展，不断有中国国有企业遭到来自美国原告在美国法院提起的诉讼。中国国有企业常常基于美国《外国主权豁免法》（ForeignSovereignImmunityAct，FSIA）的规定，向法院提出管辖权异议，却又常常因案件所涉及国有企业行为属于《外国主权豁免法》中的商业行为例外而不能享受豁免待遇。此外，在美国对中国的反补贴措施上，即使世界贸易组织（WTO）的上诉机构已经在DS379案中澄清了其《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议》（AgreementonSubsidiesandCountervailingMeasures，SCM）中认定公共机构的标准并非美国主张的政府控制标准，但美国仍然坚持中国国有企业因政府控制相关因素属于公共机构对中国国有企业发起反补贴调查。其次，基于对现有世界贸易组织相关国有企业规则的不满，近年来美国在其主导签订的区域或双边贸易协定中均将进一步规制国有企业竞争规则作为贸易政策的目标。以美国为主导谈判确定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rans-PacificPart⁃nershipAgreement，TPP）就对成员国的国有企业相关问题以单独设章的方式进行了规范。尽管特朗普政府已经正式宣布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但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中体现的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试图建立新的国际贸易规则的趋势已经难以改变。综合来看，中国国有企业的身份不但没有为自己在美国市场的发展提供便利，反而频频遭到诟病。目前，关于中美贸易中国有企业困境的研究主要是将豁免、反补贴及美国主导的贸易协定中的国有企业专章作为单独问题分别进行研究。例如，在国有企业的豁免问题上，不同的学者因研究重点不同提出了截然相反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美国相关豁免法律与《联合国国家及其财产管辖豁免公约》不同，其直接将国有企业视为主权豁免的主体，却又再通过其商业行为例外条款排除国有企业的豁免待遇，具有明显的法律缺陷。而我国国有企业若提出豁免申请，与我国绝对豁免的立场不符，因此建议中国企业放弃国有企业主权豁免以换取自身在美国的公正待遇[3]。另一种观点在对我国国有企业成功引用美国豁免法的案例进行分析以及《美国第二次冲突法重述》的基础上，提出了中国国有企业在面对美国民事诉讼时应当出庭抗辩管辖权的建议[4]。在反补贴措施问题上，美国与中国的分歧被学者梳理为以上诉机构为代表的政府权力说与以美国为代表的政府控制说之间的分歧[5]，这种分歧看似属于不同解释方法的冲突，但其本质却是世界贸易组织成员国之间经济体制理念的碰撞[6]，美国的相关反补贴措施是对中国所有权制度的歧视[7]。就应对措施而言，大部分学者建议运用现有规则，在世界贸易组织争端解决机制下维护自身利益。在美国主导的对外贸易协定中的国有企业专章方面，由于国有企业竞争条款来源于竞争中立理论[8]，且竞争中立规则在国际上已经呈现出法律化趋势，目前被分析较多的是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和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omprehen⁃siveandProgressiveTrans-PacificPartnership，CPTPP）的竞争规则，与国有企业身份关系最密切的一点即是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舍弃了公共机构的概念[9]，直接规定非商业性援助的提供者可以是国有企业。随着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的生效，必然会倒逼国内国有企业改革，因此应积极加以应对[10]。各学者研究均有所长，但由于研究范围单一，缺乏对以上三个问题之间联系的分析，其提出的对策具有较强的针对性但缺乏解决美国国有企业偏见的整体性对策。因此，本研究将通过对相关判例的分析，结合美国《外国主权豁免法》、世界贸易组织案例以及美国区域自由贸易协定方面的规定，梳理上述三个层面的困境来源，分析美国在处理国有企业身份问题时的相关观点，并从国际法层面提出纾解中国国有企业身份困境的方法。

二、美国关于国有企业地位的法律规则

（一）国家豁免层面：国有企业豁免待遇的失效。美国是世界上第一个以成文法的方式规定外国国家豁免制度的国家。美国《外国主权豁免法》通过统一规范的方式明确肯定了国家豁免的情形，同时规定了对外国国家豁免的例外情形。在享受豁免权的主体范围上，根据《外国主权豁免法》第1603条的规定，享受豁免权的主体包括外国国家、外国政府部门以及外国国家或外国政府部门的或媒介机构（以下统称“机构”）。其中，外国国家机构应满足以下条件：第一，是独立的法人或机构；第二，是外国国家的机关或者外国国家政治分支机构的机关，或者其大部分股份或者所有者权益机构归属于外国国家或政府分支机构；第三，既不是美国任一州的公民，也不是根据第三国法律建立的实体。此外，美国法院已通过都乐食品（DoleFood）[11]上诉一案对豁免主体进行了进一步限定，否定了《外国主权豁免法》对国有企业子公司的适用。仅政府机构直接出资的国有控股公司处在《外国主权豁免法》的豁免主体范围内。在豁免权的范围上，《外国主权豁免法》将豁免范围划分为管辖豁免以及查封和执行豁免。与对外国机构的财产保护相比，对外国国家财产保护范围的限制更加严格。《外国主权豁免法》同时规定了不得享受豁免的例外情形，主要包含放弃豁免、商业行为例外、侵权例外、海上留置权例外等。其中讨论最多的是管辖豁免中的商业行为例外，即根据该法第1605条（a）款（2）项的规定，就外国①在美国直接从事的商业活动或与该商业活动相关的活动以及在美国境外从事的对美国有直接影响的商业活动提起的诉讼，外国不享有管辖豁免权。在对商业活动的认定上，该法第1603条3款（d）项规定，商业活动是指通常的商业行为或者特定的商业交易或行为。商业的特征应根据该活动过程或特定交易或行为的性质认定，而不是根据其目的来认定。在举证规则方面，美国法院通过凯莉（Kelly）一案[12]的判例明确，被告仅需在表面上证明其为《外国主权豁免法》中可享受豁免权的主体即可，无需证明其行为不属于该法中的商业行为例外。该部分内容应由原告进行举证。尽管在举证责任分配上，被告的举证责任较轻，但根据商业行为例外的定义，某交易或活动只要符合商业活动的一般外观即可认定为商业活动，而并不考虑该活动是否以外国国家从事管理行为或行政行为为目的。而我国的国有企业在美国从事的活动绝大部分属于美国豁免法律规定的宽松商业行为例外，大多数情况下中国国有企业不能获得豁免待遇。（二）反补贴措施层面：国有企业来自于股权的原罪。近年来，美国频繁对来自我国的产品提起反补贴调查，采取反补贴措施。根据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网站提供的数据统计，2012—2018年美国针对来自中国的产品共做出反补贴决定52项，占此期间全部反补贴决定的47%[13]。在这些反补贴措施和决定中，与国有企业身份相关的最大的热点问题即中国国有企业（包括国有商业银行）是否构成世界贸易组织《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议》中补贴提供者之一的公共机构的问题。关于上述公共机构的界定，具有标志性的事件就是我国与美国之间经世界贸易组织上诉机构裁决的DS379案。在DS379案中，在向专家组提交的陈述中，中国认为，《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议》下的公共机构应与政府具有相似的特征，应该被界定为执行政府职能并被政府授予权力的实体[14]，而国有企业（包括商业银行）并不属于此类实体；美国则认为，《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议》下的公共机构指的是政府控制的机构，应以政府对实体的所有权为标准来判断该实体是否为公共机构，在国有控股企业中政府可以指定管理者、指导者进而达到控制企业的效果，故国有控股企业当然属于公共机构[14]。而专家组的报告则支持了美国的观点。上诉机构在裁决中对专家组的意见进行了纠正，澄清了《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议》中公共机构的判断标准。上诉机构首先指出，政府和公共机构本质上的共同点在于政府权力的行使或者被授权以及行使的事实，据此公共机构能够行使权力的前提是它具有这样的权力和能力去执行或者命令[15]。《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议》中作为补贴提供者之一的公共机构，应该是拥有、实施或者被授权实行政府权力的机构，且由于各国的国情不同、制度不同，各国公共机构的准确架构和特征也不同[15]。对于公共机构的认定，不在于其如何达到政府性的功能，而在于其是否被政府授权去行使政府的功能。同时，除法律文件明确授权外，实体与政府之间的微弱联系并不足以证明该实体拥有政府授权，比如政府对企业的控股权本身不足以构成政府对企业的有效控制，更不足以证明该实体被授予了政府权力[15]。在后来的DS436案中，上诉机构进一步说明，在判断某一机构是否构成《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议》下的公共机构时，应当以该机构的特点作为标准，特点的确定应建立在合理考量其核心特征、与其相联系实体的功能、与政府的关系以及该国法律和经济环境的基础之上[16]。此外，对于股权的控制问题，尽管股权与任命管理者的权力是相联系的，但管理者是否独立才是判断该机构是否是公共机构的关键[16]。部分学者将上述观点归纳为以美国和专家组支持的政府控制标准与上诉机构支持的政府权力标准之间的分歧[5]。但即使在DS436案之后，两个标准之间仍然存在重叠部分。例如，上诉机构没有明确何种法律规定可被认定为对企业赋予了权力，是否需要具体到某项权力亦或是概括性的表述都会成为认定因素，以及被任命的管理者满足何种条件才能被认为是独立等问题仍然缺乏明确的标准。考虑到我国法律条文存在较多的政策性表达，即使按照DS436案澄清的标准，我国国有商业银行也仍然会因控股权和我国《商业银行法》第34条的规定，被认为是在政府有意义的控制下执行了政府职能而被归入公共机构范围。上述表达仍然存在模糊界限，从而为美国认定我国国有企业构成公共机构提供了基础。美国在针对DS379案的最终裁决报告中，首先断章取义地以我国《公司法》第1条“维护社会经济秩序，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表述为由，认为该条赋予了政府广泛的、不特定的权力去影响或者干涉国有企业的运营[17]。此外，美国以《反垄断法》为例，认为我国以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以及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为代表的行政管理机构深入参与了产业计划，将可能阻碍《反垄断法》对所有企业的一致执行[17]，并可能导致企业兼并与收购实质上成为政府对竞争进行管理的手段而非股东的商业决定。最终，美国以上述举例推导出了国有企业相关法律管理制度无法证明国有企业不受政府重大干预的结论，从而继续将公共机构的标准维持在政府控制标准的框架内。按照美国的观点，中国的国有控股企业受其股权身份特征影响，均处于相关监管之下，且中国的法律赋予了政府广泛而不特定的权力去影响或干涉国有企业运营，因此中国的国有企业当然会构成公共机构。这种使得中国的国有企业因其股权身份特征被直接纳入公共机构范围的概括性分析，可以说给中国的国有企业贴上了身份“原罪”的标签。（三）对外贸易协定层面：国有企业义务的扩张。在美国签订的对外贸易协定中，对国有企业的相关规制由来已久，2012年版的美国双边投资协定（BilateralInvestmentTreaty，BIT）范本将国有企业定义为被当事国拥有或者通过股权利益控制的企业。普遍认为，该范本对国有企业的规定主要体现在下放政府权力、国内技术要求、参与标准制定三个方面[18]，但该范本对国有企业最重要的约束体现在第2条，即下放政府权力，也就是当国有企业或其他个人实施管理性、行政性或者其他由当事国授权的权力时，双边投资协定范本规定的当事国义务适用于该国国有企业。该条款并不针对国有企业，仅是对受双边投资协定范本约束主体的必要补充。更能体现美国对其他国家国有企业政策的是美国对外签订的多个区域贸易协定。比如，北美自由贸易协议（NorthAmericanFreeTradeAgreement，NAFTA）第十五章即是关于竞争规则、垄断和国有企业的规定。再如，美国—新加坡自由贸易协定第12章“反竞争行为、指定垄断和国有企业”也有国有企业活动要符合商业考量、政府禁止影响国有企业经营等方面的相关规定。近年来，美国对国有企业的竞争中立地位越来越重视。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中的国有企业相关规则就是当时美国奥巴马政府试图打造对其而言没有扭曲的市场竞争环境，并能更好地实现其核心利益的实例，尽管美国已经宣布退出，但其通过签订对外贸易协定打造并维护自身利益的政策不会改变，美国近期主导签署的美墨加协定（TheUnitedStates-Mexico-CanadaAgreement，USMCA）也以专章形式对国有企业相关问题进行了规定。尽管我国并不是上述贸易协定的成员国，但美国作为我国重要的贸易伙伴，加之其主导的区域贸易协定中的价值也必然会在中美两国可能签订的双边投资协议或者其他美国参与的区域贸易协定中体现，我国对国有企业问题的谨慎态度或将使国有企业议题成为制约我国参与更大范围自由贸易的羁绊[19]。因此，其参与的最新的贸易协定也将对我国国有企业对外经济活动产生重要影响，这对我国现有的政府与企业关系提出了挑战。从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以及美墨加贸易协定中针对国有企业的章节来看，三者的内容较为相似，且与美国2012年版的双边投资协定范本以及美国之前签订的自由贸易协定相比，对国有企业的要求更加严格。值得注意的是，前述三个自由贸易协定均提出了非商业援助的概念。由于三者相关内容较为相似，接下来主要以美国近期签订的美墨加协定为例，解读美国在国际贸易规则层面体现出的对国有企业的新要求。在美墨加协定中，国有企业被定义为主要参与商业活动的以下主体：一是由成员国直接或间接持有50%以上股权的企业；二是由成员国通过持有股权控制50%以上表决权的企业；三是成员国通过其他直接或者间接所有权权益持有控制权的企业；四是成员国能够任命大多数董事会成员或者其他同等管理机构的企业。美墨加协定第22章全文并未涉及补贴的概念，但其中提到的非商业援助条款是对《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议》下补贴条款对国有企业规制的扩张。这一结论主要源于以下分析：第一，补贴及非商业援助的形式具有高度重合性。美墨加协定的第22.1条列举了三种非商业援助的形式，一是直接或潜在的资金或债务转移；二是提供无法在普通商事交往中获得的货物或服务；三是在购买商品时提供比普通商事交往更有利的条件。这部分内容与《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议》相关内容基本一致。值得注意的是，该协议第22.6条第1款又列举了三种禁止提供的非商业援助行为，包括对信用状况不佳的国有企业提供贷款或贷款担保、对破产或濒临破产且无有效重组计划的国有企业提供非商业援助以及将国有企业的大量债权转换为股权的异常行为。按照该协议第22.6条的表述，这些行为本身即是被禁止的，而不用考量这些行为是否会对其他成员国造成不利影响，与《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议》第3条禁止性补贴存在行为本身即被禁止的共性。第二，美墨加协定直接越过了《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议》中公共机构的政府权力标准，以控股权为标准界定非商业援助提供者。《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议》下的补贴提供者为政府、公共机构、筹资机构或享有政府授权履行政府职能的私营机构，强调补贴提供者的政府权力属性。而美墨加协定的非商业援助条款则将提供援助的主体明确规定为政府或国有企业，仅从国有企业的控股权或控制权层面就可确定作为非商业援助主体的资格，而并不讨论该主体是否具有执行政府权力的性质。第三，从构成条件分析，美墨加协定的标准明显低于《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议》。根据《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议》第1.1条（b）项，补贴的构成要件之一为被授予了利益，而美墨加协定中的非商业援助条款仅列举了非商业援助的形式以及对其他成员国国内产业造成不利影响或损害等要求，对授予利益并未进行要求。与《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议》下的补贴相比，该规定降低了认定的门槛。这是因为，按照世界贸易组织专家组的解释，财政资助并不直接等同于被授予了利益[20]。综上，从两者的不同可以看出，《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议》侧重于规制政府权力对市场的不公平干预，其本身规范的目标并不针对国有企业，而美墨加协定的非商业援助条款对国有企业的相关约束更为直接、苛刻，因此非商业援助条款是《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议》下补贴条款对国有企业规制的扩张。

三、对美国相关外国国有企业规则的分析

（一）美国相关规则标准的内在矛盾性。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美国对国有企业的界定均是基于股权或者控制权的角度。按照美国的观点，国有企业因政府的控股权或控制权即成为政府的工具，其行为具有可归因于国家的特征。这一观点看似具有内部逻辑的一致性，但实则存在较大的矛盾。1.可归因于国家的行为判断标准飘忽不定国有企业的豁免问题来源于国家豁免，而国家豁免的法理依据包括主权礼让说、国家主权平等原则等[21]。这些学说均有一个共同点，即行为可归因于国家是获得豁免权的前提，国有企业能够享受豁免的重要前提当然也是其行为能够归因于国家。根据《外国主权豁免法》的要求，国有企业要获得豁免待遇，除应满足主体的控制标准外，其行为也应从性质上不属于商业行为。而在反补贴措施可归因于国家的性质上，是否属于公共机构与是否可享受国家豁免待遇的判断标准应该是一致的，特别是有关行为的判断标准应该是一致的。但是，从美国政府控制的判断逻辑来看，在行为层面，美国认为国有企业需要执行政府产业计划，因此其行为是执行政府职能的行为，实际上应从目的而非性质来判定该行为是否可归因于国家。因此，美国对商业行为和政府行为进行界定的标准是飘忽的，在反补贴措施认定上采取的是容易被过度解读、曲解的“目的”标准，存在滥用贸易救济措施的嫌疑。2.反补贴规则与非商业援助规制主体的故意混淆美国在贸易协定中植入的国有企业相关章节是对目前国有企业相关规则的实质性改变，体现了其对当前世界贸易组织相关规则的不满。如上所述，《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议》的着力点在于，减少国家对经济的直接不合理干预，避免一国不合理低价商品伤害另一国市场；而国有企业非商业援助规则的着力点在于，国家要保证国有企业排除国家优待，国有企业经营要满足自身的商业考虑，为国内市场营造良好的竞争环境，两者的规制主体存在重大区别。美国故意模糊《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议》及上诉机构澄清的标准，坚持以政府控制标准来判断是否属于公共机构以及发起反补贴措施的行为，是不满于世界贸易组织现行规则、施行贸易保护主义的体现。从非商业援助的相关规定来看，美国在主体层面的标准上直接运用了政府控制标准，这是美国将世界贸易组织上诉机构未认可的国有企业具有来自于股权原罪的理念发展、植入至自由贸易协定层面的具象化，体现了美国对更符合其利益的新的贸易规则的追求。（二）美国对国有企业偏见的顽固性。目前中国国有企业在中美贸易中面临的种种问题，之所以会成为一大困境的原因在于，美国对中国国有企业身份的偏见是难以动摇的。1.美国与中国的国有企业在管理制度和体量上存在巨大差异美国与中国的国有企业在经营管理方面存在巨大差异，美国以其国内国有企业运营情况为参照来审视中国国有企业，当然无法理解中国国有企业的独立运营机制。国有企业在美国立法中被表述为政府公司（GovernmentCorporation），但美国立法并未对政府公司做出单独明确的界定。在美国《政府公司控制法》（TheGovernmentCorporationControlAct，GCCA）中，将政府公司分为混合所有的政府公司和政府独资公司两类，并列举了28个政府公司（包括已经不再存在的政府公司）[22]。总体来说，美国政府公司数量较少，大多分布于非竞争领域和自然垄断行业[23]，而中国的国有企业遍布各行各业，并不仅仅局限于自然垄断行业。除此之外，美国与中国的国有企业在数量和规模上存在巨大差异。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rganiza⁃tionforEconomicCo-operationandDevelopment，OECD）2017年的《国有企业规模和行业分布报告》统计的截至2015年的数据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在该报告中，美国联邦层面的国有企业仅有16家，包括两家国有控股企业以及14家法定企业（StatutoryCorporation）和准公司（Quasi-corpora⁃tions）[24]，合计雇员仅约53万人，合计企业价值（ValueofEnterprises）为-216亿美元②。而该报告中的中国中央国有企业数量为51341家，合计雇员数量为2025万人，合计企业账面价值（BookEq⁃uityValue）为29万亿美元③。可见，美国国有企业的体制和规模与中国相比存在巨大差异，而试图让美国在理解中国国有企业独立运营机制的基础上放弃对我国国有企业的偏见是不现实的。2.美国的相关法律规则及贸易措施是其行使贸易保护主义政策的必然体现国外有学者认为，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为代表、以国有企业作为专章内容进行约束的区域贸易协定就是美国试图植入能够更好地维护其利益的国际新贸易规则的重要表现，其范围已经超越了贸易自由化的范畴，开始探索以价值观为基础的贸易[25]。然而，实际上外国学者所指的以价值观为基础的贸易或者说特朗普的“公平贸易”政策其实就是美国贸易保护主义的体现[26]，反映了美国试图重构以其自身利益为核心的国际贸易规则的野心。

四、中美贸易中国有企业身份困境的纾解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