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汽车贸易范文10篇

时间:2023-03-17 07:18:52

中美汽车贸易

中美汽车贸易范文篇1

【关键词】中美贸易汽车贸易营销策略

一、中美汽车贸易现状简析

去年,作为促进中美两国经贸往来的重要举措之一,通用汽车公司6月17日在华盛顿签署一项总价值约达10亿美元的对华出口协议,将通过通用汽车(中国)投资有限公司和上海通用汽车有限公司,自今年起至2010年间向中国出口整车、零部件和相关设备器械,其中整车出口将包括凯迪拉克品牌等。这项协议的签订将有助于凯迪拉克等通用汽车在华主要品牌的进一步发展,更好地推动通用汽车在中国这一增长最为迅速的汽车市场的全力拓展。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出席了协议签署仪式。

作为全球汽车工业的领导者,通用汽车一直都在致力于营造、维护良好的中美经贸关系。今年又恰逢通用汽车成立100周年,通用汽车公司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瓦格纳表示,全球汽车产业正面临两大转变,其中之一就是新兴市场的兴起。没有一个新兴市场能像中国这样对全球汽车产业产生如此巨大的影响。瓦格纳进一步表示,随着中国汽车拥有量的不断增长,中国豪华车细分市场逐渐呈现出发展潜力。该协议的签订,也充分彰显了通用汽车未来在中国汽车市场继续保持领先地位的决心。过去11年中通用汽车在华合资企业已从北美进口价值超过42亿美元的汽车、零部件、设备和机械,为中美双边贸易做出积极贡献。同时,该协议的签署也再次例证通用汽车“立足中国、携手中国、用心中国”的在华业务发展战略创造了多方共赢的结果。

日前克莱斯勒公司与中国进口汽车贸易有限公司在美国华盛顿签署大宗汽车进口协议,今明两年内,克莱斯勒公司将向中国市场出口销售价值超过4亿美元的Jeep品牌汽车。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商务部有关领导出席了签约仪式。克莱斯勒有限责任公司高级副总裁兼亚太业务首席执行官墨斐表示,这次交易表明了克莱斯勒对于Jeep品牌在中国获得长远发展和成功的信心。根据协议,中进汽贸将以中国市场总商身份负责销售Jeep品牌车型。

为顺应国内消费市场趋势,克莱斯勒公司从2007年起引入原装进口的Jeep品牌车型替代本地化生产的车型。在1年时间里,已先后引进Jeep指挥官、大切诺基、指南者和牧马人等4款车型。除克莱斯勒品牌外,还增加PT漫步者和克莱斯勒大捷龙两款产品,全新进口Jeep品牌和全球畅销的道奇品牌也先后进入中国。今年,克莱斯勒加快在中国市场的步伐,仅上半年就已引入4款全新产品,包括道奇品牌的两款进口车型道奇锋哲和道奇酷搏,以及Jeep品牌在全球的代表性越野产品Jeep牧马人四门款和两门款。

二、中美汽车贸易营销策略

1.充分发挥政府的作用

作为政府,特别是对外贸易的主管部门,除在我国与国外发生贸易摩擦时积极加强国家之间的贸易谈判和贸易协调外,更重要的是建立统一、透明的涉外经济法律体系,整顿外贸秩序,加强进出口公平贸易工作,建立贸易摩擦的预警机制。

我国政府要加大对外交涉力度,让更多的国家了解中国,争取更多的国家承认我国的市场经济地位,为我国企业创造一个公平竞争的国际环境,要充分利用世贸组织争端解决机制维护我国的正当权益。政府应建立起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需要,符合世界贸易组织规则和国际惯例的涉外经济法律体系。我国应根据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要求和承诺,结合国情完善有关方面的立法,与世界贸易组织的规则和国际惯例接轨,实现统一和透明。我国已依入世时的承诺调整了整车和零部件的关税,若此次世界贸易组织上诉后维持原裁定,则须尽快修改《管理办法》使其不违背世界贸易组织原则;进而言之,我国政府更应吸取此次教训,适当、适时、主动根据世界贸易组织相关规则调整我国贸易政策。政府要强化公平贸易工作,建立起符合国际惯例的贸易救助机制。公平贸易工作通过出口应对和进口调查防范等手段,在应对贸易摩擦、保护国内产业和市场等方面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2.培育专业化团队

学会在世界贸易组织框架下正确运用相关规则,维护自身利益。尽管世贸规则并不是完美无缺,也处于不断完善过程中,但其争端解决机制,毕竟是一个为所有世贸成员所认可的贸易机制,可以说是一个为成员国、包括我国在内所承认的较为公平的贸易规则,在将来的贸易活动中,我们要善于运用相关规则,维护自身利益。

3.加强自律和内部协调指导,避免恶性竞争

综观我企业开拓海外市场的教训,经常出现“冷”时无人开拓,“热”时蜂拥而至的局面,甚至为抢夺市场,不惜竞相压降,不仅扰乱了正常的市场秩序,降低了自身利润空间,而且还为进口国采取贸易保护措施提供了口实。因此,为了保证长远发展,我国汽车出口企业应该自律,同时,我国内主管部门和行业组织应发挥自身作用和职能,加强对车辆出口的监管和调控,做好企业协调工作,避免自我无序竞争局面。

4.提高产品竞争力

经过几十年的努力,我国的汽车工业已经成为拉动我国国民经济高速发展的支柱性产业。通过扩大投资和加强研发力度、科技创新和引进技术,大量具有高科技含量和自主知识产权的汽车产品不断涌现,不仅满足我国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也在不断地走进国际市场,包括进入美国市场。对此,一方面应不断加大研发力度,提高产品档次,提供符合当今汽车技术水平发展方向的中、高端产品;另一方面也要加大对外宣传力度,宣扬我国汽车工业的悠久历史、雄厚现状以及所具备的长远发展潜力,宣扬我国通过竞争所涌现出来的一批优秀汽车品牌所具备的比较优势和我国这些汽车产品对美国社会经济发展所具有的现实的促进作用。

三、结语

在汽车贸易服务方面,我国将给予全面的贸易权和分销权。不通过中间商直接进口和出口的权利和通过市场营销的权利,批发和零售、售后服务、储运物流——与分销有关的整个服务领域。有关金融服务方面,主要是汽车消费信贷、融资的问题。在各个地理区域内,外国银行将享有与我国银行同等的经营权利。在五年内,地域和客户方面的限制也将完全取消。允许外国汽车制造商在我国设立的分销体系经营母公司的产品。

参考文献:

[1]王晶琪,吴波.我国汽车整车行业产业内贸易探讨[J].商场现代化,2007,(26).

中美汽车贸易范文篇2

去年,作为促进中美两国经贸往来的重要举措之一,通用汽车公司6月17日在华盛顿签署一项总价值约达10亿美元的对华出口协议,将通过通用汽车(中国)投资有限公司和上海通用汽车有限公司,自今年起至2010年间向中国出口整车、零部件和相关设备器械,其中整车出口将包括凯迪拉克品牌等。这项协议的签订将有助于凯迪拉克等通用汽车在华主要品牌的进一步发展,更好地推动通用汽车在中国这一增长最为迅速的汽车市场的全力拓展。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出席了协议签署仪式。

作为全球汽车工业的领导者,通用汽车一直都在致力于营造、维护良好的中美经贸关系。今年又恰逢通用汽车成立100周年,通用汽车公司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瓦格纳表示,全球汽车产业正面临两大转变,其中之一就是新兴市场的兴起。没有一个新兴市场能像中国这样对全球汽车产业产生如此巨大的影响。瓦格纳进一步表示,随着中国汽车拥有量的不断增长,中国豪华车细分市场逐渐呈现出发展潜力。该协议的签订,也充分彰显了通用汽车未来在中国汽车市场继续保持领先地位的决心。过去11年中通用汽车在华合资企业已从北美进口价值超过42亿美元的汽车、零部件、设备和机械,为中美双边贸易做出积极贡献。同时,该协议的签署也再次例证通用汽车“立足中国、携手中国、用心中国”的在华业务发展战略创造了多方共赢的结果。

日前克莱斯勒公司与中国进口汽车贸易有限公司在美国华盛顿签署大宗汽车进口协议,今明两年内,克莱斯勒公司将向中国市场出口销售价值超过4亿美元的Jeep品牌汽车。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商务部有关领导出席了签约仪式。克莱斯勒有限责任公司高级副总裁兼亚太业务首席执行官墨斐表示,这次交易表明了克莱斯勒对于Jeep品牌在中国获得长远发展和成功的信心。根据协议,中进汽贸将以中国市场总商身份负责销售Jeep品牌车型。

为顺应国内消费市场趋势,克莱斯勒公司从2007年起引入原装进口的Jeep品牌车型替代本地化生产的车型。在1年时间里,已先后引进Jeep指挥官、大切诺基、指南者和牧马人等4款车型。除克莱斯勒品牌外,还增加PT漫步者和克莱斯勒大捷龙两款产品,全新进口Jeep品牌和全球畅销的道奇品牌也先后进入中国。今年,克莱斯勒加快在中国市场的步伐,仅上半年就已引入4款全新产品,包括道奇品牌的两款进口车型道奇锋哲和道奇酷搏,以及Jeep品牌在全球的代表性越野产品Jeep牧马人四门款和两门款。

二、中美汽车贸易营销策略

1.充分发挥政府的作用

作为政府,特别是对外贸易的主管部门,除在我国与国外发生贸易摩擦时积极加强国家之间的贸易谈判和贸易协调外,更重要的是建立统一、透明的涉外经济法律体系,整顿外贸秩序,加强进出口公平贸易工作,建立贸易摩擦的预警机制。

我国政府要加大对外交涉力度,让更多的国家了解中国,争取更多的国家承认我国的市场经济地位,为我国企业创造一个公平竞争的国际环境,要充分利用世贸组织争端解决机制维护我国的正当权益。政府应建立起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需要,符合世界贸易组织规则和国际惯例的涉外经济法律体系。我国应根据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要求和承诺,结合国情完善有关方面的立法,与世界贸易组织的规则和国际惯例接轨,实现统一和透明。我国已依入世时的承诺调整了整车和零部件的关税,若此次世界贸易组织上诉后维持原裁定,则须尽快修改《管理办法》使其不违背世界贸易组织原则;进而言之,我国政府更应吸取此次教训,适当、适时、主动根据世界贸易组织相关规则调整我国贸易政策。政府要强化公平贸易工作,建立起符合国际惯例的贸易救助机制。公平贸易工作通过出口应对和进口调查防范等手段,在应对贸易摩擦、保护国内产业和市场等方面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2.培育专业化团队

学会在世界贸易组织框架下正确运用相关规则,维护自身利益。尽管世贸规则并不是完美无缺,也处于不断完善过程中,但其争端解决机制,毕竟是一个为所有世贸成员所认可的贸易机制,可以说是一个为成员国、包括我国在内所承认的较为公平的贸易规则,在将来的贸易活动中,我们要善于运用相关规则,维护自身利益。

3.加强自律和内部协调指导,避免恶性竞争

综观我企业开拓海外市场的教训,经常出现“冷”时无人开拓,“热”时蜂拥而至的局面,甚至为抢夺市场,不惜竞相压降,不仅扰乱了正常的市场秩序,降低了自身利润空间,而且还为进口国采取贸易保护措施提供了口实。因此,为了保证长远发展,我国汽车出口企业应该自律,同时,我国内主管部门和行业组织应发挥自身作用和职能,加强对车辆出口的监管和调控,做好企业协调工作,避免自我无序竞争局面。

4.提高产品竞争力

经过几十年的努力,我国的汽车工业已经成为拉动我国国民经济高速发展的支柱性产业。通过扩大投资和加强研发力度、科技创新和引进技术,大量具有高科技含量和自主知识产权的汽车产品不断涌现,不仅满足我国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也在不断地走进国际市场,包括进入美国市场。对此,一方面应不断加大研发力度,提高产品档次,提供符合当今汽车技术水平发展方向的中、高端产品;另一方面也要加大对外宣传力度,宣扬我国汽车工业的悠久历史、雄厚现状以及所具备的长远发展潜力,宣扬我国通过竞争所涌现出来的一批优秀汽车品牌所具备的比较优势和我国这些汽车产品对美国社会经济发展所具有的现实的促进作用。

三、结语

在汽车贸易服务方面,我国将给予全面的贸易权和分销权。不通过中间商直接进口和出口的权利和通过市场营销的权利,批发和零售、售后服务、储运物流——与分销有关的整个服务领域。有关金融服务方面,主要是汽车消费信贷、融资的问题。在各个地理区域内,外国银行将享有与我国银行同等的经营权利。在五年内,地域和客户方面的限制也将完全取消。允许外国汽车制造商在我国设立的分销体系经营母公司的产品。

参考文献:

[1]王晶琪,吴波.我国汽车整车行业产业内贸易探讨[J].商场现代化,2007,(26).

[2]贾芬阁.我国汽车服务贸易发展的现状、问题及对策[J].经济视角,2006,(6).

[3]武秀娟,王江.汽车制造业应对国外技术性贸易壁垒的策略[J].国际经贸探索.

中美汽车贸易范文篇3

去年,作为促进中美两国经贸往来的重要举措之一,通用汽车公司6月17日在华盛顿签署一项总价值约达10亿美元的对华出口协议,将通过通用汽车(中国)投资有限公司和上海通用汽车有限公司,自今年起至2010年间向中国出口整车、零部件和相关设备器械,其中整车出口将包括凯迪拉克品牌等。这项协议的签订将有助于凯迪拉克等通用汽车在华主要品牌的进一步发展,更好地推动通用汽车在中国这一增长最为迅速的汽车市场的全力拓展。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出席了协议签署仪式。

作为全球汽车工业的领导者,通用汽车一直都在致力于营造、维护良好的中美经贸关系。今年又恰逢通用汽车成立100周年,通用汽车公司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瓦格纳表示,全球汽车产业正面临两大转变,其中之一就是新兴市场的兴起。没有一个新兴市场能像中国这样对全球汽车产业产生如此巨大的影响。瓦格纳进一步表示,随着中国汽车拥有量的不断增长,中国豪华车细分市场逐渐呈现出发展潜力。该协议的签订,也充分彰显了通用汽车未来在中国汽车市场继续保持领先地位的决心。过去11年中通用汽车在华合资企业已从北美进口价值超过42亿美元的汽车、零部件、设备和机械,为中美双边贸易做出积极贡献。同时,该协议的签署也再次例证通用汽车“立足中国、携手中国、用心中国”的在华业务发展战略创造了多方共赢的结果。

日前克莱斯勒公司与中国进口汽车贸易有限公司在美国华盛顿签署大宗汽车进口协议,今明两年内,克莱斯勒公司将向中国市场出口销售价值超过4亿美元的Jeep品牌汽车。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商务部有关领导出席了签约仪式。克莱斯勒有限责任公司高级副总裁兼亚太业务首席执行官墨斐表示,这次交易表明了克莱斯勒对于Jeep品牌在中国获得长远发展和成功的信心。根据协议,中进汽贸将以中国市场总商身份负责销售Jeep品牌车型。

为顺应国内消费市场趋势,克莱斯勒公司从2007年起引入原装进口的Jeep品牌车型替代本地化生产的车型。在1年时间里,已先后引进Jeep指挥官、大切诺基、指南者和牧马人等4款车型。除克莱斯勒品牌外,还增加PT漫步者和克莱斯勒大捷龙两款产品,全新进口Jeep品牌和全球畅销的道奇品牌也先后进入中国。今年,克莱斯勒加快在中国市场的步伐,仅上半年就已引入4款全新产品,包括道奇品牌的两款进口车型道奇锋哲和道奇酷搏,以及Jeep品牌在全球的代表性越野产品Jeep牧马人四门款和两门款。

二、中美汽车贸易营销策略

1.充分发挥政府的作用

作为政府,特别是对外贸易的主管部门,除在我国与国外发生贸易摩擦时积极加强国家之间的贸易谈判和贸易协调外,更重要的是建立统一、透明的涉外经济法律体系,整顿外贸秩序,加强进出口公平贸易工作,建立贸易摩擦的预警机制。

我国政府要加大对外交涉力度,让更多的国家了解中国,争取更多的国家承认我国的市场经济地位,为我国企业创造一个公平竞争的国际环境,要充分利用世贸组织争端解决机制维护我国的正当权益。政府应建立起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需要,符合世界贸易组织规则和国际惯例的涉外经济法律体系。我国应根据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要求和承诺,结合国情完善有关方面的立法,与世界贸易组织的规则和国际惯例接轨,实现统一和透明。我国已依入世时的承诺调整了整车和零部件的关税,若此次世界贸易组织上诉后维持原裁定,则须尽快修改《管理办法》使其不违背世界贸易组织原则;进而言之,我国政府更应吸取此次教训,适当、适时、主动根据世界贸易组织相关规则调整我国贸易政策。政府要强化公平贸易工作,建立起符合国际惯例的贸易救助机制。公平贸易工作通过出口应对和进口调查防范等手段,在应对贸易摩擦、保护国内产业和市场等方面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2.培育专业化团队

学会在世界贸易组织框架下正确运用相关规则,维护自身利益。尽管世贸规则并不是完美无缺,也处于不断完善过程中,但其争端解决机制,毕竟是一个为所有世贸成员所认可的贸易机制,可以说是一个为成员国、包括我国在内所承认的较为公平的贸易规则,在将来的贸易活动中,我们要善于运用相关规则,维护自身利益。

3.加强自律和内部协调指导,避免恶性竞争

综观我企业开拓海外市场的教训,经常出现“冷”时无人开拓,“热”时蜂拥而至的局面,甚至为抢夺市场,不惜竞相压降,不仅扰乱了正常的市场秩序,降低了自身利润空间,而且还为进口国采取贸易保护措施提供了口实。因此,为了保证长远发展,我国汽车出口企业应该自律,同时,我国内主管部门和行业组织应发挥自身作用和职能,加强对车辆出口的监管和调控,做好企业协调工作,避免自我无序竞争局面。

4.提高产品竞争力

经过几十年的努力,我国的汽车工业已经成为拉动我国国民经济高速发展的支柱性产业。通过扩大投资和加强研发力度、科技创新和引进技术,大量具有高科技含量和自主知识产权的汽车产品不断涌现,不仅满足我国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也在不断地走进国际市场,包括进入美国市场。对此,一方面应不断加大研发力度,提高产品档次,提供符合当今汽车技术水平发展方向的中、高端产品;另一方面也要加大对外宣传力度,宣扬我国汽车工业的悠久历史、雄厚现状以及所具备的长远发展潜力,宣扬我国通过竞争所涌现出来的一批优秀汽车品牌所具备的比较优势和我国这些汽车产品对美国社会经济发展所具有的现实的促进作用。

三、结语

在汽车贸易服务方面,我国将给予全面的贸易权和分销权。不通过中间商直接进口和出口的权利和通过市场营销的权利,批发和零售、售后服务、储运物流——与分销有关的整个服务领域。有关金融服务方面,主要是汽车消费信贷、融资的问题。在各个地理区域内,外国银行将享有与我国银行同等的经营权利。在五年内,地域和客户方面的限制也将完全取消。允许外国汽车制造商在我国设立的分销体系经营母公司的产品。

参考文献:

[1]王晶琪,吴波.我国汽车整车行业产业内贸易探讨[J].商场现代化,2007,(26).

[2]贾芬阁.我国汽车服务贸易发展的现状、问题及对策[J].经济视角,2006,(6).

[3]武秀娟,王江.汽车制造业应对国外技术性贸易壁垒的策略[J].国际经贸探索.

中美汽车贸易范文篇4

去年,作为促进中美两国经贸往来的重要举措之一,通用汽车公司6月17日在华盛顿签署一项总价值约达10亿美元的对华出口协议,将通过通用汽车(中国)投资有限公司和上海通用汽车有限公司,自今年起至2010年间向中国出口整车、零部件和相关设备器械,其中整车出口将包括凯迪拉克品牌等。这项协议的签订将有助于凯迪拉克等通用汽车在华主要品牌的进一步发展,更好地推动通用汽车在中国这一增长最为迅速的汽车市场的全力拓展。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出席了协议签署仪式。

作为全球汽车工业的领导者,通用汽车一直都在致力于营造、维护良好的中美经贸关系。今年又恰逢通用汽车成立100周年,通用汽车公司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瓦格纳表示,全球汽车产业正面临两大转变,其中之一就是新兴市场的兴起。没有一个新兴市场能像中国这样对全球汽车产业产生如此巨大的影响。瓦格纳进一步表示,随着中国汽车拥有量的不断增长,中国豪华车细分市场逐渐呈现出发展潜力。该协议的签订,也充分彰显了通用汽车未来在中国汽车市场继续保持领先地位的决心。过去11年中通用汽车在华合资企业已从北美进口价值超过42亿美元的汽车、零部件、设备和机械,为中美双边贸易做出积极贡献。同时,该协议的签署也再次例证通用汽车“立足中国、携手中国、用心中国”的在华业务发展战略创造了多方共赢的结果。

日前克莱斯勒公司与中国进口汽车贸易有限公司在美国华盛顿签署大宗汽车进口协议,今明两年内,克莱斯勒公司将向中国市场出口销售价值超过4亿美元的Jeep品牌汽车。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商务部有关领导出席了签约仪式。克莱斯勒有限责任公司高级副总裁兼亚太业务首席执行官墨斐表示,这次交易表明了克莱斯勒对于Jeep品牌在中国获得长远发展和成功的信心。根据协议,中进汽贸将以中国市场总商身份负责销售Jeep品牌车型。

为顺应国内消费市场趋势,克莱斯勒公司从2007年起引入原装进口的Jeep品牌车型替代本地化生产的车型。在1年时间里,已先后引进Jeep指挥官、大切诺基、指南者和牧马人等4款车型。除克莱斯勒品牌外,还增加PT漫步者和克莱斯勒大捷龙两款产品,全新进口Jeep品牌和全球畅销的道奇品牌也先后进入中国。今年,克莱斯勒加快在中国市场的步伐,仅上半年就已引入4款全新产品,包括道奇品牌的两款进口车型道奇锋哲和道奇酷搏,以及Jeep品牌在全球的代表性越野产品Jeep牧马人四门款和两门款。

二、中美汽车贸易营销策略

1.充分发挥政府的作用

作为政府,特别是对外贸易的主管部门,除在我国与国外发生贸易摩擦时积极加强国家之间的贸易谈判和贸易协调外,更重要的是建立统一、透明的涉外经济法律体系,整顿外贸秩序,加强进出口公平贸易工作,建立贸易摩擦的预警机制。

我国政府要加大对外交涉力度,让更多的国家了解中国,争取更多的国家承认我国的市场经济地位,为我国企业创造一个公平竞争的国际环境,要充分利用世贸组织争端解决机制维护我国的正当权益。政府应建立起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需要,符合世界贸易组织规则和国际惯例的涉外经济法律体系。我国应根据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要求和承诺,结合国情完善有关方面的立法,与世界贸易组织的规则和国际惯例接轨,实现统一和透明。我国已依入世时的承诺调整了整车和零部件的关税,若此次世界贸易组织上诉后维持原裁定,则须尽快修改《管理办法》使其不违背世界贸易组织原则;进而言之,我国政府更应吸取此次教训,适当、适时、主动根据世界贸易组织相关规则调整我国贸易政策。政府要强化公平贸易工作,建立起符合国际惯例的贸易救助机制。公平贸易工作通过出口应对和进口调查防范等手段,在应对贸易摩擦、保护国内产业和市场等方面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2.培育专业化团队

学会在世界贸易组织框架下正确运用相关规则,维护自身利益。尽管世贸规则并不是完美无缺,也处于不断完善过程中,但其争端解决机制,毕竟是一个为所有世贸成员所认可的贸易机制,可以说是一个为成员国、包括我国在内所承认的较为公平的贸易规则,在将来的贸易活动中,我们要善于运用相关规则,维护自身利益。

3.加强自律和内部协调指导,避免恶性竞争

综观我企业开拓海外市场的教训,经常出现“冷”时无人开拓,“热”时蜂拥而至的局面,甚至为抢夺市场,不惜竞相压降,不仅扰乱了正常的市场秩序,降低了自身利润空间,而且还为进口国采取贸易保护措施提供了口实。因此,为了保证长远发展,我国汽车出口企业应该自律,同时,我国内主管部门和行业组织应发挥自身作用和职能,加强对车辆出口的监管和调控,做好企业协调工作,避免自我无序竞争局面。

4.提高产品竞争力

经过几十年的努力,我国的汽车工业已经成为拉动我国国民经济高速发展的支柱性产业。通过扩大投资和加强研发力度、科技创新和引进技术,大量具有高科技含量和自主知识产权的汽车产品不断涌现,不仅满足我国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也在不断地走进国际市场,包括进入美国市场。对此,一方面应不断加大研发力度,提高产品档次,提供符合当今汽车技术水平发展方向的中、高端产品;另一方面也要加大对外宣传力度,宣扬我国汽车工业的悠久历史、雄厚现状以及所具备的长远发展潜力,宣扬我国通过竞争所涌现出来的一批优秀汽车品牌所具备的比较优势和我国这些汽车产品对美国社会经济发展所具有的现实的促进作用。

三、结语

在汽车贸易服务方面,我国将给予全面的贸易权和分销权。不通过中间商直接进口和出口的权利和通过市场营销的权利,批发和零售、售后服务、储运物流——与分销有关的整个服务领域。有关金融服务方面,主要是汽车消费信贷、融资的问题。在各个地理区域内,外国银行将享有与我国银行同等的经营权利。在五年内,地域和客户方面的限制也将完全取消。允许外国汽车制造商在我国设立的分销体系经营母公司的产品。

参考文献:

[1]王晶琪,吴波.我国汽车整车行业产业内贸易探讨[J].商场现代化,2007,(26).

[2]贾芬阁.我国汽车服务贸易发展的现状、问题及对策[J].经济视角,2006,(6).

[3]武秀娟,王江.汽车制造业应对国外技术性贸易壁垒的策略[J].国际经贸探索.

中美汽车贸易范文篇5

关键词:中加汽车贸易;USMCA中

加贸易一直受到国内外各方密切关注,汽车贸易作为其中体量最大、影响最广的部门尤其如此。加拿大作为规模处于世界前20的经济体,在全球产业链中处于上游,向世界出口原材料、能源及零部件,该出口量约占其GDP的66%。在其产业中,汽车及零部件在加拿大制造业中占比最大。中国作为加拿大的第二大贸易国,对其经济具有重大意义;就汽车贸易而言,中国是全球第一大汽车市场,对华的汽车及零部件贸易是加拿大经济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板块,在加拿大整体对华贸易中也占据30%~40%的贸易额。汽车贸易是当下中加贸易中最重要的类别之一,但这一地位也是经过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发展才得以达成。中加关系自19世纪末建立以来历经三个大阶段的发展:19世纪初至1989年以农产品贸易为主的初期发展阶段,1989-2005年展开多领域贸易的中期发展阶段,以及2005年至今以工业产品贸易为主的近期发展阶段。在此过程中,汽车贸易从第二阶段末期开始在两国贸易中的占比开始增长。近年来中加贸易中出现了许多不利于贸易增长的现象,使得两国贸易增速相对与其他国家的贸易而言略低。针对这些现象,相关研究方法包括:贸易互补性指数(TCI),该指数衡量一国或地区与另一国或地区间的贸易关系密切程度和互补性强弱;格鲁贝尔-劳埃德指数(G-L),该指数衡量两国间某产业内贸易的情况;边际产业内贸易指数(MIIT),该指数衡量产业内贸易的发展情况;新现实主义和公共政策决定理论等等。

我国与加拿大的经贸关系发展历程

(一)中加贸易发展历程

截至2018年,中加年进出口贸易总量达635.4亿美元,占中国当年4.62万亿美元的进出口总量之比约为1.38%、占加拿大当年9,000亿美元的进出口总量之比约为7.06%;中国对加拿大的重要性比起反过来而言更为明显。两国贸易其实可以追溯到19世纪,发展过程中历经几次较大转折;此处粗略将其分为初期、中期、近期三个时间段,主要参考林珏教授和陈奇的相关研究。1.初期:中加贸易起于粮产贸易,但体量长期维持在较低水平。20世纪初加拿大向中国大量出口小麦、面粉等粮产,然而30、40年代的经济萧条和战争又一度使得两国贸易中断;建国之后的50年代美国等西方国家对华实施经济封锁,中加贸易更是局限于民间方式,年双边贸易额约在1亿~2亿美元。转折发生在1970年10月中加正式建交之后,建交后的20年中,两国的合作领域从农产扩充到能源、交通、教育、通讯等领域,双边贸易总额在1989年达到19.7亿美元。此时,中国已成为加拿大第十二大贸易国。2.中期:1989-2004年的15年间,中加贸易局势经历过两次大起伏。第一个起伏以80年代末美加签署的自由贸易协定为标志,中加贸易规模在90世纪因西方国家对兴起政治风波的中国进行制裁而出现急剧缩小,1992年双边贸易总额仅2.5亿美元;紧接着我国走向市场经济,经济制裁的取消和加拿大调整对华政策使中加贸易再次扩大,1997年贸易总额达39.1亿美元。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使日韩对华出口陡降时,加拿大对华出口仍保持稳中有升。第二个起伏则始于2001年美国经济衰退,加拿大对美国市场的极大依赖使得其对华出口明显减少,中国对加拿大出口也呈现增速放缓;该衰退持续到2002年上半年,下半年加拿大经济便呈现复苏,2004年美国经济的复苏更使中加贸易回归高速增长,同时中国对加拿大的贸易逆差转变为顺差。3.近期:过去的15年中,中加贸易在总体保持增长的同时呈现较大幅度波动,中国对加拿大贸易顺差迅速达到较高水平并同样呈现较大波动。这期间,一个重要的特征是产业内贸易的减小,即中加贸易在细分产业上产生双向贸易的有所减少、产业内顺逆差加大;具体的来讲,加拿大向中国出口的产品主要为SITC0~4包含的初级产品,中国向加拿大则主要出口SITC5~8包含的工业制成品,二者在进出口产品上呈现较突出的错位。部分学者认为这体现双方贸易存在较强互补性,但也有学者认为产业内贸易的减小会对国家竞争力的提升、经济水平的提高、参与国际分工程度的加深等有负面影响。

(二)中加汽车贸易发展分析

2019年中加贸易总额为31亿美元,其中中国对加拿大出口20亿美元,加拿大对中国出口11亿美元;前者在近几年中增长较快,后者则在一定范围内波动。1.贸易总额变化及相关因素中加汽车贸易总额的变化在近25年中总体呈增长趋势,但也存在几个明显波动的关键节点。此期间中前十年的大幅波动均有迹可循:1994年的较高增速与我国改革开放相关联;1994年末美国与加拿大和墨西哥签订了NAFTA,对后两者汽车领域对外进出口有较大限制,与1995-1997年间的持续中幅回落一致;1998-2000年间亚洲金融危机使周边国家对我国产品的进口陡降,北美则在2001年才因互联网泡沫破灭出现衰退(加拿大2002年即开始复苏),此期间相继出现的峰值和低谷可看作我国对外出口向北美转移后又受挫。2.中国对加拿大出口变化及相关因素图2中可以看到增速曲线的两个明显峰值,分别在1994年和1998年。此外,2002-2005年间存在一段加速增长,此后则在总体小幅增长的同时上下略有波动,2006-2018年平均增长率12%。此期间的变化同样与前述背景存在对应。90年代的两个峰值对应上一部分中分析的我国改革开放以及亚洲金融危机推动下的出口转移,2002-2005年的加速增长则与北美市场互联网泡沫破灭后的复苏一致。3.中国自加拿大进口变化及相关因素图3中,增速曲线波动情况较前两幅图明显更剧烈。其中,为了展示效果,增速曲线删去了1999、2000两年的数值,此两年增速分别为3859%和368%,即此两年的中国从加拿大进口额分别增长38.59倍和3.68倍。其余年代增速亦存在较大波动,并大致3-4年为一周期。上述特征虽然更为突出,但仍可从前文描述中找到对应。首先,1999、2000两年的超常增速和前述一样,与亚洲金融危机相关,日韩等地区的衰退使得加拿大对中国以外地区的出口急需转移;此外,美国对华贸易关系在此时较为宽松,加方便在两方面因素推动下大量增加对华出口。其次,增速的波动通过图4处理得以更明显的体现:黄线为进口增速在以当年为中心的四年移动平均值,蓝线则为去除平均增速后的当年“波动”值。增速四年移动平均值曲线体现了中加贸易进口额变化的平均趋势,去除平均增速的短期波动则更明显的体现了波动的一致性,波幅和峰值谷值均维持在较稳定水平。图5中,中国对加拿大贸易顺差情况大致分为三个时期,1992-1998年的发展初期呈顺差,1999-2004年呈逆差,2005-2018则重新呈顺差。

影响中加汽车贸易的因素

通过对以上数据变化情况的观察以及与历史背景的对比,不难发现其中扮演主要作用的几方面因素。

(一)地区性经济金融危机

近20余年各类危机频发,对中加汽车贸易均产生了一定影响,而这些影响并非全为负面,只有当地区性危机直接源于两国或产生一定程度影响后才会使两国贸易遭到衰退。1998-2000年间亚洲金融危机中,中国对加汽车出口反而因出口转移有所增长;2001年开始的互联网泡沫危机确实令加拿大经济整体遭到打击、中加汽车贸易回落,2008年、2009年的经济危机也对此领域贸易造成负面冲击,但后者较为短暂、回升也较为迅速。相比第一次和第三次危机,互联网泡沫危机中,加拿大本土互联网产业的低迷对其整体经济造成了较大影响,因而中加汽车贸易的变化对其反映最明显。

(二)进出口政策和贸易协定

主要指美加之间的限制性贸易条款,因其在贸易体量和额度、进出口关税、贸易产品种类等方面的明确限制,这些条款的签订对中加汽车贸易具有持续性负面影响。近几十年中,美加间影响较大的三个贸易协定为:1965年签订的美加汽车产品贸易协定(Canada-USAutomotiveProductsTradeAgreement,1965);1994年与墨西哥一同签订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orthAmericaFreeTradeAgreement,1994);和2018年替代NAFTA新签订的美国-墨西哥-加拿大协定(US-Mexico-CanadaAgreement,2018)。

(三)周期性特征

中国自加拿大进口体现出美国对中加贸易关系的影响:无论是增速的移动平均值变化还是其短期波动的情况,都可关联到中美之间的贸易摩擦情况变化及加拿大对此摩擦的反应。中美贸易在我们所考查的时期中以反复的冷却和回暖为主题,以美国对华展开的反倾销调查次数和商品门类为特征(忻华,2010)。此趋势始于1980年美国对中国薄荷醇的反倾销调查,之后历经四个大周期,分别在1985年、1993年、2003年、2009年和2018年五次达到高峰。这些周期性起伏大体上与中国经济增长的波动相一致,我国经济增速越高的时期中美间的贸易摩擦越剧烈;此外,美国大选年政府换届时中美贸易摩擦也会迎来短期加剧。这两种因素也在前述中加贸易变化趋势中、特别是中国从加拿大进口变化趋势中有所反映。从长期趋势看,2012年中加贸易进入下行周期正与美国加强对华反倾销调查协同;从短期波动看,其4年的波动周期与美国大选一致,于大选年走向峰值,在后续三年中逐渐降低。由此可见,中美关系的波动与美国大选周期对加拿大的对华出口有较为显著的影响,中美贸易关系趋缓时加拿大便得以拓展对华贸易、加大出口量,反之亦然。

(四)顺逆差下加国政策

此变化与前述趋势的关系稍有不同,主要是进口和出口共同作用下的结果。1999-2004年间的逆差与对加出口持续加速增长的趋势一致,体现加方在贸易顺差情况下对发展双边贸易的积极态度;2005年以后的顺差则与整体贸易增速在一定水平上下小幅波动一致,体现加方在逆差情况下对贸易积极性的降低。1998年为止的顺差主要得益于我国改革开放的红利,1994年因NAFTA的签订更是稍有回落;1999年开始的逆差则是因为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我国出口遭受打击的同时加方将对他国的出口进行转移使得贸易差额发生转变,而此转变在2002年欧美同样爆发危机后同样出现大幅缩小。2005年后的顺差则得益于我国早一步的复苏和庞大市场支撑下的发展潜力,此后一直维持着对加顺差。此外,该趋势对贸易关系发展也具有一定的反作用,主要体现在图2所示中国对加出口变化中。1992-1998年间的对加顺差处于贸易发展初期,影响尚不明显;1999-2004年间的逆差与对加出口持续加速增长的趋势一致,体现加方在贸易顺差情况下对发展双边贸易的积极态度;2005年以后的顺差则与整体贸易增速在一定水平上下小幅波动一致,体现加方在逆差情况下对贸易积极性的降低。

促进中加汽车贸易的建议

(一)重视新能源汽车领域的发展

在对加出口方面,我国新能源汽车有明显优势。加拿大本土车企的新能源技术发展较慢,相关政策优惠也主要面向成型新能源汽车品牌的销售而非本土新能源技术的研发;该趋势下,我国新能源汽车的对加出口享受较大政策优惠,除了出口限额上的限制之外,在价格补贴和技术专利等方面优势较大。未来加拿大的新能源汽车进口需求将有所回落,我国在此方面计划发展在加的海外产能,利用技术优势保持市场占有率稳中有升。在今后的发展中,一方面应鼓励国内品牌的国际化发展,如海外投资建厂、重点出口市场布局等;另一方面应部分放开对外资品牌的限制,鼓励其在华合资企业扩大出口。

(二)主动维护贸易关系

中美汽车贸易范文篇6

(一)贸易摩擦是产业结构升级的催化剂

20世纪日本与美国在纺织品发生激烈贸易摩擦后,欧美对日本低附加值出口产品的抵制使日本的出口贸易面临很大的压力,贸易立国的政策受到挑战。20世纪60年代,日本对汽车、计算机产业实施了关税税率和进口外汇比例等方面的行政指导,以实现对这些个别产业实施保护的目的[1]。日本经历了20世纪60年代重化工业贸易摩擦的困扰,加之两次石油危机对重化工业打击很大,20世纪70年代日本产业政策调整的重心放在将重化工业产业结构转变为知识密集型产业结构,并提出“科技立国”战略。20世纪80年代,日本经历了与美国的宏观经济摩擦,《广场协议》后,日元大幅度升值,日本提出以对外实现“国际水平分工”和对内实现“知识融合化”作为产业结构的新发展方向,20世纪90年代之后日本提出“创造性知识密集型”的产业政策[2]。亚洲金融危机后,日本的产业政策重心是大力发展信息产业,发挥信息产业的联动作用,带动其他产业的发展。贸易摩擦的压力产生了动力,日本抓住时机调整产业政策,在产业政策与贸易政策配合下,产业结构迅速升级。纵观日本战后对外贸易史,贸易摩擦是与产业结构调整是交织在一起的,两者互为因果,密不可分。

(二)贸易摩擦有利于规避潜在的政策风险

在《广场协议》后,日元迅速升值,兑美元汇率在1985年是255∶1,1987年达到152∶1,1988年达到127∶1,在这么短的时间里,日元兑美元整整升值一倍。为了削减日元升值对国内经济的负面影响,从1986年1月至1987年2月日本央行两年里连续五次下调利率,利率水平从5%降至2.5%。这种低水平利率坚持到1989年5月,长达27个月。长期低利率促使金融贷款大量增加,国内投资需求大幅上升,带动经济快速增长。宏观贸易摩擦促使日本调整经济发展战略,经济由出口主导型逐步转向内需主导型。虽然在后来的执行过程中出现偏差,引发了严重的经济泡沫并导致了长达十年的经济衰退,但经济发展战略本身的调整是符合当时日本的境况和利益的。

(三)贸易摩擦有利于改善贸易条件

20世纪50年代,由于日本的自愿出口限制,纺织品和服装的出口数量减少,出口价格由于供求的影响而上升,反而改善了企业的盈利状况。日美汽车贸易摩擦也是如此,日本在1981年与美国谈判签订了针对日本汽车的自愿出口限制协定,配额使日本汽车出口减少了,但日本汽车的价格却因为市场上供不应求而提高了,1981—1982年几乎每辆汽车售价提高了1000美元,并且在随后的几年里,日本汽车出口企业收入每年增加20亿美元。而且,日本汽车出口企业为了维持自愿出口限制前的盈利水平,调整了出口产品的结构,增加了高价车的出口数量,从而提高了出口汽车整体价格水平。因此,贸易摩擦在一定条件下有利于改善一国的贸易条件。

(四)贸易摩擦促进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

对外直接投资对国际贸易有一定的替代作用,回避贸易摩擦成为日本对外直接投资的直接动因。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日本逐步将国内纺织工业转移到东南亚各国,以回避与美国的纺织品贸易摩擦,日本国内的纺织品生产逐步减少,到了20世纪70年代,日本本土的纺织业已经不具有比较优势。到了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日本与美国的纺织品贸易摩擦基本结束。钢铁企业为了回避贸易摩擦并利用东道国的资源优势,投资主要集中于亚洲和中南美的国家和地区[3]。20世纪70年代以后,日本实现了重化工业化,并在汽车、彩电、机床行业与欧美发生激烈摩擦,为了回避摩擦,日本增加了对欧美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如日本的丰田、本田、日产、马自达等汽车公司相继与美国的通用、克莱斯勒等汽车公司合资。从1986年开始,日本投资大举进入美国,1985年是50亿美元,1986年达到了100亿美元,1988年达到了210亿美元,1989年激增达到了320亿美元,四年的时间增长了6倍[4]。

二、贸易摩擦正经济效应产生机理分析

倒逼机制迫使贸易摩擦各利益相关主体采取自救措施。

贸易摩擦的负面影响是直接而明显的,当一方成功地限制了贸易伙伴国的出口时,它可以在短期内减少出口企业的出口量和盈利,进而削弱该产业的竞争力,不利于出口国经济发展。而且贸易摩擦是一国在开拓国际市场的过程中不可避免的正常现象,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并会随着经济全球化和国际经济交往的加深而愈加频繁。

在日美汽车贸易摩擦中,日本汽车企业就是通过质量升级的方法增加高质高价车的出口来增加盈利。另外,日本企业除了用扩大对外直接投资规避贸易摩擦外,还积极利用公关策略减少贸易摩擦带来的损失。在日美轻型卡车关税贸易摩擦中,日本企业成功的运用公关策略,以美国通商代表、财政官员为公关目标,使日本轻型卡车与轿车一样以2.5%的低关税进入美国市场。为此,日本支付了300万美元的酬金,而获得的收益,仅关税一项,日本企业就少缴纳5亿美元[5]。另外,日本的行业协会作为企业的代表,为企业提供相关信息和咨询等服务,在应对贸易摩擦中也起到了积极作用。

在大多数日美贸易摩擦中,日本政府一方面采取低姿态妥协的方式进行自愿出口限制,以缓兵之计阻止贸易摩擦升级,一方面积极进行产业政策调整,促进产业结构的升级。通过扩大与亚洲国家的经贸往来,降低对单一国别的市场依赖度,并将经济发展战略转变为“内需主导型”。日本政府采取的这些措施,大大改善了日本在贸易摩擦中的处境,不但没有在贸易摩擦中损伤元气,反而使贸易摩擦的正经济效应充分地发挥,国际竞争力进一步加强。

三、日本应对贸易摩擦给我国带来的启示

日本应对贸易摩擦的经验告诉我们,应当充分发挥倒逼机制的作用,积极应对贸易摩擦。

1.积极利用贸易摩擦,提升产业结构

中国目前在国际贸易中的比较优势仍然是成本优势,即廉价的劳动力成本优势,劳动密集型产业是我国出口的主力军。但这种成本优势从长期发展来看,并不能持久,依靠成本优势成为贸易强国也是不现实的。在资本密集型产业中,中国出口的产品也大部分属于低端产品,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低下是中国遭遇贸易摩擦的重要原因。

中国应当以贸易摩擦为契机,积极调整产业政策,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加大对高新技术产业的扶持和投入,鼓励企业进行自主研发,逐步改变加工贸易独揽大局的局面。提高出口产品的技术含量和附加值,培育出口品牌,实现出口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的转变,把国际贸易中的竞争优势从价格优势转移到质量、技术和产品差异化等因素上来。2.积极扩大内需,降低对外贸易依存度

目前过高的外贸依存度,威胁着中国的经济安全和长远利益,增加了中国产品对世界市场的依赖性和中国经济对世界经济的依赖性。中国与主要贸易伙伴的贸易摩擦已经从微观摩擦上升到宏观制度摩擦,人民币在外部压力下已经升值,中国应该以人民币升值为契机,调整经济发展战略。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由于经济发展迅速,居民购买力也达到较高水平,国内市场十分庞大。因此,我们应当考虑如何扩大内需,提高内需对于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改变舍近求远发展外贸的策略,降低外贸依存度。

3.鼓励企业进行对外直接投资,走国际化道路

在贸易摩擦频繁暴发的情况下,中国应鼓励企业进行对外直接投资。中国有实力的企业可以依靠自己的比较优势进行海外并购,主动参与国际合作与竞争,以扩大国际市场占有率和获得规模经济收益。企业通过对外直接投资的方式参与国际竞争,既缓解了摩擦又获得了东道国的资源、技术、市场、人力资本等要素。而且走国际化道路也是增强中国企业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的有效途径,在此过程中,政府可以为企业提供咨询、信贷等服务,增加企业“走出去”的信心和动力。

4.适当扩大进口,减少贸易顺差

中国加入WTO后,贸易顺差持续扩大,而且贸易顺差来源国的地理方向比较集中。2000年中国取代日本成为美国最大的贸易逆差来源国。据中国统计,2004年,中美贸易顺差为802.7亿美元,2005年这一数值达到1141.7亿美元,2006年更上升到1442亿美元。与日本在20世纪的经历类似,巨额的贸易顺差成为我国遭遇贸易摩擦的重要原因。

我们可以在不减少出口的情况下,采取主动扩大进口的方式来减少贸易顺差,缓解频繁暴发的贸易摩擦。并根据与各个经济体贸易顺差的不同程度,来决定扩大进口的规模,其中重点扩大对美国和欧盟的进口。进口的种类应优先考虑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和国内紧缺产品,以充分发挥进口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同时,注意降低出口的地理方向集中度,减少对欧美市场的依赖,积极开拓新的国际市场。

参考文献:

[1]孙亚锋.日本产业政策变迁研究[J].市场周刊:理论研究,2006,(12).

[2]苏贵光,路迹.日本产业政策的演变及对我国的启示[J].国际经济合作,2004,(7).

[3]彭敬.20世纪50年代以来的日美贸易摩擦及其现实意义[J].世界经济研究,2004,(4).

[4]赵瑾.全球化和贸易摩擦[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

[5]王厚双.公关在日本处理日美贸易摩擦中的作用[J].国际贸易问题,2003,(1).

中美汽车贸易范文篇7

【摘要】本文根据西方主流的经典国际贸易理论分析了中美双边贸易的走向趋势,指出在中美双边贸易中,中国大量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既符合中国的利益,也符合美国的利益。而中美贸易不平衡的原因是美国违背国际贸易的理论,限制资本与技术密集型产品对中国的出口。就中国而言,解决中美双边贸易摩擦不应该主要通过派政府代表团赴美进行集中采购,而应采取继续深化市场经济导向的体制改革,遵守和利用WTO规则,在充分了解美国政治、经济运作机制的基础上,采取更有效的诸如自动出口限制,对外直接投资等对策。

一、引言

从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中国与美国的经济与贸易关系取得长足的进展。不论是贸易金额,还是商品结构的涵盖面都有了巨大的增长与扩大.中美贸易额从1977年的2.9亿美元增加到2003年的1200亿美元,中美贸易商品结构也由为数有限的产品种类扩大到几乎覆盖所有产品种类。更值得一提的是中国对美国的出口商品结构由当时的完全以初级产品为主,升级到目前的以初加工,甚至精加工产品为主。这种贸易商品结构的变化,同中国经济发展的总状况相吻合,即第一产业在经济结构中的比重下降,第二产业以及第三产业在经济中的比重上升。2003年,中国已经成为美国的第四大贸易伙伴,仅次于加拿大、墨西哥和日本;美国也成为中国的第二大贸易伙伴,仅次于日本。展望未来,在WTO的框架下,中国作为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与美国作为世界最大的发达国家,在经济上有着很强的互补性,存在着广泛的互利互惠的经济贸易利益;因此,可以预料中美贸易的发展前景十分广阔。

综观过去25年中美贸易的发展历程,同其他重要或主要的贸易关系一样,中美贸易关系在发展中也不是一帆风顺的,有时甚至是一波三折。新近的一轮贸易摩擦首先发生在美国对中国某些纺织品进行进口限制。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美国法院裁决了中国彩电企业对美国倾销。而后又对从中国进口的家具产品进行反倾销。中美贸易摩擦接二连三地发生,引起了中美两国政界与经济界的不安。

我们从中美贸易发展的过程看,纺织品与彩电出口的争端,并不是一个偶然的、独立的或突发的事件,而是中美贸易长期持续不平衡的一个必然结果,是中美两国政治经济关系深层次矛盾与冲突一个表象。而且,如果目前的中美政治经济关系框架在未来5~10年不变(我们也没有理由相信中美政治经济关系会在将来发生实质性的变化),中美之间的贸易不平衡会继续存在并扩大,目前的这类贸易摩擦也会随之不断加剧与升级,甚至会愈演愈烈。根据1977-2003年中美贸易的统计数据,我们使用时间序列回归分析方法,就中国对美国出口、中国从美国进口以及中美贸易平衡状况进行了拟合与趋势预测。

趋势预测的理论公式如下:Y=α+βX。

这里,Y1代表中国对美国的出口;X代表以年为单位的时间序列;Y2代表中国从美国的进口;α为截距;β作为时间序列的系数,表示变化的方向与数量。

根据1993~2002年中美贸易数据,我们就中国对美国的出口以及中国从美国的进口进行了线性回归拟合。所得结果如下:

上述两个回归模型的重要统计检验指标见表1。两个回归模型的β值均为正数,表明今后中美贸易将会持续发展。每年的递增数量分别为542197.5与169131.6。在5%的显著性水平上,统计检验的结果,即F检验和t检验,都表明X和Y之间存在着线性关系。两个模型的拟合优度分别是95%和94%。

运用上述两个回归模型,我们对今后10年中美贸易的走向进行了趋势预测,并在预测的基础上,计算出中美贸易差额的变化趋势(见表2)。如表2所示,今后中美贸易将会持续增长,不仅如此,中国对美国的贸易盈余在今后的10年中将继续存在,其数量将从2004年的433亿美元增加到2013年的806亿美元。

鉴于中美贸易逆差会长期存在和继续扩大,这种贸易逆差给中美政治经济关系的健康发展带来重大的、持续的不利影响。在某种特定的背景下,它会成为中美政治经济恶化的触媒。因此,探究中美贸易逆差存在的原因,找出相应的解决对策,将成为维持良好的中美政治经济关系,改善中国在全球政治经济中地位的一个关键性问题。本文拟对中美贸易摩擦的原因从中美两个方面,从政治和经济联动的角度进行分析和探究,并对解决的办法提出看法。

二、文献综述:视角的差异与观点的争执

关于中美贸易不平衡问题,中国和美国双方的统计数据不同,认识的角度及所持的观点,长期以来一直存在着较大的分歧。

美国对中美贸易不平衡的看法是:

1.中国实行新重商主义政策。中国长期实行的鼓励出口(补贴),限制进口的政策,导致了中国对美国贸易的长期不平衡。具体地说,美国认为中国通过出口退税政策鼓励中国企业扩大出口。

2.按照中国加入WTO协议的规定,包括银行、保险、电信等服务业的开放程度不够,使美国的公司没有获得对等的国民待遇。

3.人民币汇率不是完全由市场机制决定的,导致了人民币汇率偏低。由于汇率原因造成了中国产品在美国市场上价格偏低,从而促进了中国产品对美国出口的增加,并且限制了美国产品对中国市场的出口。其结果,直接与间接地造成了美中贸易的逆差。

关于中美贸易不平衡及由此产生的贸易摩擦,中方认为:

1.中美贸易逆差是由于美国实行限制高技术产品对中国出口的结果。美国可以从对中国的贸易中买到物美价廉的产品,而中国则不能从美国买到技术资本密集性的资本类产品,从而使贸易产生不平衡,进而引发贸易纠纷。

2.中美贸易中,中国不存在美国指责的所谓的“倾销”、“通货紧缩输出”、“抢了美国工人的工作”等问题。在经济全球一体化的今天,从中国出口到美国的产品,并非全部或大部分产品的价值都是在中国创造的。据统计,中国出口的产品,65%是中外合资或者外国独资企业生产的,50%以上的贸易属于来料加工,或OEM。其结果是:一方面,出口产品中的许多利润落人了外商的腰包;另一方面,在美中贸易逆差扩大的同时,中国对亚洲许多国家的逆差也在扩大,美中贸易逆差有相当一部分是从其他国家转移过来的。

3.中国不追求长期的过大的贸易顺差,中国的贸易政策的基本原则是保持进出口的基本平衡。在贸易摩擦发生时,中国是本着积极的态度来解决争端的。

4.中国认为中美贸易是互利互惠的。不仅中国受益,而且美国同样受益。据摩根斯坦利调查,大量优质低价的中国产品使得美国的消费者每年可节省支出200亿美元。

三、中美贸易流动合理与否的理论依据

在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形成的、西方传统的、经典的国际贸易理论对于国际贸易的运作具有普遍的适用性和指导意义,中美贸易也不例外。考察中美贸易流动的合理性,也自然而然地必须依据西方的经典贸易理论。本文拟就3种在西方经济学中占主导地位的国际贸易理论对中美贸易流动的适应性和指导意义进行评述。这3种理论分别是:大卫·李嘉图的比较利益学说(DavidRichardo’sTheoryofComparativeAdvantage),莱蒙德·弗侬的产品生命周期假说(RaymondVernon’sProductLifeCycleHypothesis)和赫克歇尔一俄林定理(Heckscher-OhlinTheorem)。

根据大卫·李嘉图的比较利益学说,一国应该生产它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通过自由贸易出口这种有比较优势的产品,同时,进口其没有比较优势或有比较劣势的产品。在这种自由贸易的框架下,按照比较利益学说进行的国际贸易会使所有参与国得到贸易利益最大化。在中美贸易中,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中国在劳动密集型产品(labor-intensiveproduct)的生产中具有较大的比较优势,而美国在资本与技术密集型产品(capital-intensiveandtechnology-intensiveproducts)的生产中具有较大的比较优势,根据大卫·李嘉图的比较利益学说,中国向美国的出口产品应该以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主,而美国向中国的出口产品应该以资本与技术密集型产品为主。通过中美两国的贸易,可以使中美两国都能得到大于本国各自生产两种产品所得的利益。所以,在现有的自然秉赋条件下,中美的分工格局应该是中国生产并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比如纺织品,而美国则生产并出口资本与密集型产品,如大型高速计算机。

1964年美国哈佛大学教授莱蒙德·弗侬率先提出产品生命周期假说,根据这个理论,一件新型的工业产品,要走过新产品(Newproduct),成熟产品(Maturingproduct)以及标准化产品(Standardized)3个阶段。在这一过程中,不同的阶段对生产、消费以及国际贸易有着不同的影响。以彩电为例,在新产品阶段,也就是图1上的第一阶段,该产品的主要开发国的生产仅能满足它的国内消费,因此,出口几乎为零。在该产品发展的第二阶段,即成熟阶段,也就是图1上的第二阶段。由于学习曲线的作用(learningcurveeffect)使得生产的效率大幅提高,产品的产量大大增加,其结果是国内的生产产量大大超过国内的消费量,其余额部分销往国际市场。在该产品的第三阶段,也就是标准化阶段,即图1的第三阶段。产品的生产达到了高度的标准化及流程化。从而使产品的生产地由发达国家转移到劳动力成本相对低廉的发展中国家。在标准化过程中,发展中国家比如中国变成了世界上最大的彩电生产国,而美国则变成了世界上最大的彩电进口国。根据产品生命周期假说不难看出,中国生产并出口如彩电类已经是标准化的产品,而美国作为该种产品的主要开发国家之一,出口该类生产技术与专利,并进口该产品成为一种可以预计的合乎逻辑的结果。至于倾销与否,对美国的劳动力市场没有实质性的影响与冲击。至于同美国企业在海外生产的同类的产品,在美国市场上公平竞争问题,是更多地取决于公司对利润率的决定倾向,而对美国的劳动力市场不会产生失业性的冲击。各公司的利润率策略是公司市场竞争的需要和结果,只要原产地的产品销售价格不低于产品销售目的地的价格,就不构成倾销之说。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经济学家赫克歇尔与俄林对国际贸易的起因提出了新的解释。这就是著名的国际贸易的自然要素秉赋学说。这一理论指出,国际贸易的起因取决于贸易双方的自然秉赋。一个资本和技术相对丰富,而劳动资源稀缺的国家,在国际生产分工与国际贸易中自然而然地利用出口其所秉赋的丰富资源生产的产品,同时进口对本国而言稀缺资源生产的外国产品。举例而言,美国的资本供给与劳动供给的比例大于中国的资本供给和劳动供给的比例,因此,中国应该向美国出口以劳动密集型为主的产品,因为劳动力是中国的丰富资源.相应地美国应该向中国出口资本与技术密集型产品,因为资本与技术是美国的丰富资源。

综上所述,不论根据以上任何一种西方传统的经典的国际贸易理论来分析,在中美贸易中,中国对美国的出口都应该是劳动密集型产品,如纺织品和彩电;而美国对中国的出口都应该是资本与技术密集型产品,如高科技产品。只有这样,两国才能达到经济利益的最优化。

四、中美双边贸易的现行走向

综观过去中美贸易的走向和商品结构,中国在中美贸易中的出口产品结构与西方建立的传统的经典的主流国际贸易理论相吻合。如图2所示,中国对美国的出口产品主要是劳动密集型产品。

相反地,美国对中国出口的产品结构却同西方传统的经典的国际贸易理论不完全吻合,甚至是相悖的。如图2所示,美国对中国的出口产品结构理论上应该是资本与技术密集型产品,而现实是美国并没有向中国出口与中国向美国出口的劳动密集型产品数量相匹配的资本与技术密集型产品。虚线框部分说明在自由贸易条件下,美国对中国应该增加的资本与技术密集型产品。正是由于这种贸易走向以及贸易产品结构的不匹配性,甚至是不合理性,导致了中美贸易中持续性的巨额贸易逆差。而新近一轮的在彩电和纺织品行业中的贸易摩擦仅仅是这种中美贸易中持续性的巨额贸易逆差的表象与反映。

造成目前中美贸易争端的直接原因是美国的政治运作机制,即美国选举年效应;根本原因则是美国对中国的出口限制。

美国的选举制度包括总统、参众两院、州、县、市的选举,是一种定期重复的政治运作机制的一部分。选举制度以及这种选举过程的本身就是各种政治经济利益的重新分配、达到新的均衡的基本手段和过程。在这种定期重复的选举过程中,特别是在总统的定期选举过程中,为了实现当选的目的,参选的各种政治力量对当选与否有重要影响的国内的各种利益集团、利益阶层会做出均衡和保护。美国是目前事实上的唯一超级大国,对全球的政治经济军事事务的决定有着重要的发言权和影响力。美国在世界政治经济体系中所处的这种特殊地位,使得美国有能力采取对外政治经济政策服从于其国内的政治经济运作体系的做法。而其他各国由于实力的原因,不仅在很大程度上对此无可奈何,而且还要适当调整自身的政治经济政策,以维持与美国对外政策的协调性和一致性,从而维系与美国的良好的、持续的运作关系。

目前美国对中国实行的纺织品、彩电和家具制裁也是这种对外政策受制于国内政治运作的具体表现。不论用上述包括李嘉图、弗侬或赫克歇尔一俄林在内的何种经济理论来分析,美国的纺织业都应该算作一个夕阳产业,已经完成了在美国经济发展中所起的历史作用,到了被淘汰出局的时候。这不仅同传统的经典的国际贸易理论相吻合,而且也符合美国的整体经济利益。但是面对着美国近年来由于经济低迷而不断攀高的国内失业率,面对着美国的大选在即,面对着与日俱增的包括纺织品在内的中国产品在美国市场的强势竞争,美国现政府不得不采取相适应的政治经济措施,即便是如限制部分中国纺织品进口等对美国经济来说更具象征性意义的措施,以安民心,争取选票,均衡国内的各种政治经济利益。事实上,美国对中国纺织品出口的限制,是这种美国国内民主政治,具体地说这种选举机制的一个副产品。

对中国彩电的反倾销裁决也不例外。近年来,由于美国对中国的贸易逆差逐年增加,特别是中国取代日本成为美国的第一大贸易出超国之后,美国对中国的贸易赤字问题就成为美国经济界,甚至政治界所关注的突出问题。在这种政治经济气候下,美国彩电同业公会起诉中国的彩电企业,美国法院裁定中国彩电企业倾销是预料之中的事情。对此,美国政府不仅爱莫能助,而且,事实上美国政府与司法界有着同样的观点。虽然,由于经济原因,美国多年前已经停止在本国生产彩电产品,对中国彩电出口的制裁不会为美国带来多少实际利益,但是在大选之际,利用中美贸易的不平衡因素争夺选民,仍然是合乎逻辑的。

事实上,美国政府对中国产品,诸如纺织品、彩电及以家具等,进行反倾销裁定,很大程度上反映出美国对中国贸易逆差给美国的政治经济等诸方面造成了压力。而产生这种贸易逆差的根本原因,也是美国对中国进行贸易制裁的根本原因,是由于在中美贸易中美国无法按照传统贸易理论出口高技术的资本密集型与技术密集型的产品。这种情况的存在,使横跨太平洋的中美劳动密集型产品与资本密集型与技术密集型产品双向贸易流动变成了单向贸易流动。即中国可以向美国出口美国需要的劳动密集性产品,而美国则在很大程度上不能向中国出口中国需要的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从而造成了中美贸易出现了巨额贸易失衡。

美国的这种对中国在资本密集型与技术密集型产品出口限制的原因是美国与中国在意识形态的不同以及建立在这种意形态之上的政治制度的差异。由于这种差异的存在,使得美国朝野无法将中国视为长久的可信赖的政治伙伴。在中国经济日益快速发展的今天,这种不信任感就也自然而然地有意无意地演变成为“中国威胁论”。其结果是美国长期以来所实行的对中国的出口资本特别是技术密集型产品的限制或管制。在具体做法上,由冷战时期的对共产国家限制的巴黎委员会(COCOM:theCoordinatingCommitteeforMultilatera1ExportControls)下设置的中国委员会(ChinaCommittee)负责管制西方主要发达国家对中国出口产品的管制事务。冷战结束以后,美国同其他发达国家重新签订了华森纳协议(WassenaarArrangement),以此来取代巴黎委员会,继续对中国等国家实行出口管制。正是由于上述原因,才使得具有互补性很强的两个贸易主体的双向贸易流动变成了目前的失衡的单向贸易流,其结果是在巨额的贸易逆差下贸易摩擦不断。

五、结论与政策

中国在处理中美贸易逆差问题时,经常采用的是安抚政策。具体做法是,当贸易摩擦出现时,政府立即派出高级别的政府采购团,大笔购买美国的以飞机为代表的少数几种产品。这种应对政策有3大不利之处:第一,这是一种治标不治本的做法。中美贸易摩擦的根本原因是中国对美国的巨额的贸易逆差,而这种逆差又是由于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不同所造成的不信任,以及由于这种不信任所造成的美国对中国高技术产品出口的管制。不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派出采购团只能暂时减缓矛盾。从发展的角度来说,由于这种摩擦的存在与升级,使得美国政府不得不对从中国的进口进行限制或制裁,这种限制或制裁对中国的经济增长、就业及社会稳定将会产生比较严重的负效应。

第二,这种安抚政策也不是一种对症下药的政策。具体而言,中国对美国的出口大幅度增长所受负面影响较大的地区或利益集团,没有从这种安抚中获利,从而摩擦没有通过这种安抚政策得以解决。比如纺织品贸易摩擦,中国的采购团购买的是美国波音的飞机,这并没有使挑起贸易争端的美国纺织业受益。反而采购激发了他们向美国政界施加了更大的压力,这就是为什么中国采购团一离开美国,美国政府就做出了对纺织品出口限制的决定。很快美国法院又做出了对中国彩电的倾销一审裁决。这种“头痛治脚”的安抚政策,并没起到预期的效果。而且往往是为他人做嫁衣裳。以最近最大的两项安抚采购项目,飞机与汽车来说,中国不论在美国国内还是国际汽车市场上都不是美国汽车制造业的竞争对手,美国汽车制造业也从来没有对中国的汽车贸易提出任何实质性的抱怨,中国大规模的汽车采购从长远和国际竞争的角度来看,是在直接或间接地缓减美国汽车制造业同日本汽车制造业之间的矛盾,给以日本为主的国外汽车制造业在国际汽车销售市场上提供一个缓减竞争矛盾的机会。同理,中国在美国的大规模的飞机采购,也没有解决中美纺织品贸易方面的矛盾,它所起到的作用无非是减缓了美国飞机制造业同欧洲飞机制造业之间竞争的矛盾。这种“头痛医脚”的安抚政策是中国对美国社会与经济制度的结构认识偏差所造成的。美国经济的运作是以利益独立的私营经济与不同行业为主体的,美国政府是不能通过跨企业与行业的利益转移来进行利益的再分配,从而使得由于中国大规模的飞机与汽车采购的利益转移到纺织品和彩电行业上。,因此,购买飞机和汽车不能解决纺织品和彩电贸易纠纷。

第三,这种以大规模的政府采购为主体的安抚政策,往往还会起到很强的负面作用。中国改革开放已经进行了25年,中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进行了比较成功的转轨,民营企业也有了长足的发展,中国已经成为了一个事实上的新兴市场经济主体。然而,这种大规模的政府采购企业所用的设备,会给美国及其他市场经济国家一种中国还是由政府高度控制的非市场经济的国家的错误印象,这会影响中国作为一个WTO成员国的新兴市场经济国家的形象,从而给美国和其他国家在处理贸易事务时对中国施加不利的条件提供了借口。

改善中美贸易关系,消除贸易摩擦,笔者认为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采取措施:

首先,继续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完善市场经济运作方式,使中国最终成为一个真正的市场经济体。此举的意义和目的在于,缩小中国与西方市场经济国家的体制差异。由于这种差异的缩小使得信任程度增加,从而缩小美国对中国出口技术产品的控制范围,这种控制范围的缩小有两方面的意义:一是中国得到了经济发展中所需要的资本密集型产品和技术密集型产品;二是减缓和消除中国对美国贸易的出超,使中美贸易实现平衡,从而使中美贸易在进出口平衡的基础上实现健康发展。

其次,中国应该在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等诸多方面对美国进行深入而全面的了解。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中国必须学会站在美国人的角度认识与思考中美之间的问题,并提出相应的对美贸易政策和运作技巧。通过这种了解的增进,可以避免在对美国交往的过程中和处理贸易纠纷的过程中实行上述的不对症下药的问题。以使对美贸易政策与对策更具有针对性和有效性。

再次,在处理中美贸易逆差与具体的贸易摩擦中,中国有必要采取国际上常用的贸易政策,诸如自动出口限制(voluntaryexportrestrictions)等贸易政策措施。这种贸易政策的意义在于它可以起到对逆差国和进口国产生有效的安抚作用。同时,又把限制出口的主动权掌握在出口国手中。这样一来,中国可以有选择地对那些对中国经济造成损害较小的出口产品进行限制,这样既起到了安抚的作用,又减少了贸易摩擦的代价,达到了事半功倍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