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资料文库正文

中美关系范文10篇

时间：2023-03-14 04:19:49

中美关系

中美关系范文篇1

摘要：中美两国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最特殊的一对双边关系，它远远超出了双边关系的范畴，成为一对影响世界的大国关系。中美经贸关系，中美建设性合作关系对世界和平与发展举足轻重，中美关系的阴晴冷暖对世界将产生重大影响。

中美建交27年来，两国关系一直在跌宕起伏中向前发展。主席于2006年4月对美国的正式访问期间，将中国与美国的关系定化为“建设性的合作者”，指出：“中美两国都有进一步发展两国关系的强烈愿望，都认识到中美关系已远远超出双边关系的范畴，越来越具有全球意义。”在访问中，胡主席多次强调要从全局高度，用战略眼光来看待中美关系，看待中美关系取得的共识和存在的分歧。这刘。于推动两国关系的稳定健康发展，维护世界和平与促进共同发展，有着t分重要的意义在世界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和科技信息化的世界大环境下，中国和美国作为世界上最有影响的两个大国，两国关系的阴晴冷暖对全球经济、政治、安全等产生着巨大影响．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一、中美经贸关系发展影响全球

经贸关系作为人类最古老的联系方式，在中美关系中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美国亚洲协会主席卜励德认为，经贸关系是中美关系的“压载舱”，中美关系之所以能够经历政治上的风风雨雨而稳步前进，正是因为有了经贸这个压载舱。在经济全球化的推动下，步入21世纪的中美经贸关系有了进一步发展，其增速之快、数额之大已远远超过双边经贸关系的范畴，具有越来越大的全球影响。

(一)中美经贸关系推动美国产业国际分工的深化

中美经贸关系发展迅速的原凶之一，在于中美贸易有着极强的互补性。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是个尚待继续开发的大市场并拥有丰富的劳动力资源。‘中国的对美贸易以加工贸易为主，出口的产品以劳动密集产品为主。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达国家，拥有雄厚的资本和先进的科技开发水平。借助经济全球化的推动力，美国的国际分工已进入一个更高层次，加速向海外转移劳动密集型产业，直至将一些产品的生产令部转移到海外并把产品返销回国内，以实现利润的最大化。中国在改革开放后积极参与国际分工，抓住这一机遇，大量接收从美国等西方发达幽家转移来的劳动密集型加工工业。资料显示，中美建交以来双边贸易额增长了80多倍，美国已成为中国第二大贸易伙伴和最大的出口市场。中美贸易让美国尝到了甜头，加快了产业的“离岸化”步伐，对美国国际分工向更高层次发展起了重要作用美国已经停止生产一系列低端劳动密集型产品(包括内衣及一些日常消费品)，一些科技含量高的产品如飞机、汽车等，也通过跨国公司的作用住伞球范围内生产，这势必将带动劳动力的转移，推动相对落后的发展中国家的发展。美国在20世纪60年代仞向亚洲的韩国等国家和地区转移劳动密集型产业，带动当地经济飞速发展，促进当地产业结构的调升级。进入80年代后，也带动了中国、印度、越南等国的发展。有理由相信，中美经贸易关系的发展，对美国积极参与国际分工，加快产业转移步伐，不仅对中美两国而且对世界将具有越来越大的积极意义。

(二)中美经贸关系影响美国国内利益集团的态度

美国是利益集团高度发达的国家，其数量和种类堪称世界之最。利益集团是以维护自身、团体利益为基础而结成的组织和团体。它有两大明屁特点：一是允许外国利益集团在美国进行院外活动；二是各利益集团在竞选活动中的作用日益显著。各类利益集团通过直接和间接游说、法院诉讼、影响选举等方式，直接或间接改变政策制定的过程和环境，进而对美国内外政策产生重大影响。

截至2005年，美国在华投资项目超过4．9万个，几乎涉及各种领域、各个行业，实际投资额累计510多亿美元，中国已成为美国第三大贸易伙伴和增长最快的出口市场。日益扩大的投资使越来越多的美国企业认识到，在中国有太多的利益需要维护。因而，一些大企业在许多涉及自身利益的问题上，时而相互合作，时而结成同盟以维护自己的利益。比如在1996年，由IBM发起，GE、GM、AT&T等公司参与组成的“加州美中关系联盟”，以促进基层群众对中国的了解为目的，争取一劳永逸的解决美国对华最惠国待遇问题。中国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一个以儒教文明为主的国家，同美国以信奉基督教为主的资本主义国家在意识形态上存在着很大的分野。正因为如此，美国自诩为民主国家并长期攻击中国为所谓的“极权”主义国家，导致两国在二战后20多年的敌对。冷战结束十几年来，美国一些人固守冷战思维，谋求建立以美国主导的单极世界。美国在谋求世界霸权的过程中，动辄以武力或经济制裁等手段向中小国家施压，妄图使这些国家臣服或听命于它。在当今世界经贸关系日益密切的背景下，如果美国重蹈覆辙。必定会使自身利益首先受损，而受损利益集团无疑将会以各种方式对政府行为大加阻挠。在对华政策L，美国日益壮大的国内对华友好利益集团，通过各种方式影响美国政府的对外政策，有力地牵制了美国的新保守主义思想和单边主义政策，使美国的政策逐渐向中间路线靠拢。

美国国内对华友好利益集团的增多，打破了美国国内利益集团长期以来单一的利益构成，实现了美国国内利益的多元化，有力地抵制了美国一贯的国家利己主义。所谓国家利己主义，即以国家利益的名义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美国退出《京都议定书》，向发展中国家转移污染产业等等，都是美国国家利己主义的突出表现。这一切是美国长期奉行实用主义、消费主义和个人主义带来的必然结果。而对华友好利益集团将对美国一贯的单一利益产生冲击与抵制，对于美国真正担负起一个大国的责任，实施、推进可持续发展战略有着积极意义。

二、中美建设性合作关系影响世界和平与发展

(一)建设性合作关系本身影响世界的和平与发展

中美两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最大的发达国家，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和最大的资本主义国家，未来主要崛起大国之一和现有的唯一超级大国。这一客观存在，双方在一些利益上产生矛盾与分歧是很正常的。布什总统．任之初，将中国定位为“战略竞争对手”，更凸现出这一特点。9．11之后，以反恐为契机，中美两国开始向建设性合作关系发展。在笔者看来，中美两围的建设性合作关系本身就对世界的和平与发展产生影响。和平共处、广泛合作、共同责任是建设性合作关系的重要特征。和平共处，是两国合作的首要前提。面对一个崛起的中国，美国国内右翼势力借助“传统安全威胁论”、“文明冲突论”等向中国发难，认为两国必然发生冲突，并称这是“大国政治的铁律”，为此而大肆宣扬“中国威胁论”。而建设性合作关系，不但肯定了中美两国的长期共存性，更重要的是提出了合作的问题，合作成为维系两国关系和保障共存的纽带。9．1l之后，两国关系得以逐步改善，在很大程度上是双方都认识到在很多领域存在广泛的共同利益，开展多领域、多层次、多元参与的合作符合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伴随中美两国合作的广泛开展，又为解决一系列地区和国际问题，缓解地区紧张局势等将产生积极影响。共同责任，则是针对建设性而言的。不断完善日趋成熟的中美关系，共同担负起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的责任，必将对世界产生重大影响。总之，和则两利，对抗俱损。

(二)中美合作对于应对非传统安全威胁将产生积极影响

9．11事件震惊了美国和世界，美国随即将反恐作为全球战略的第一要务。恐怖主义成为当今世界的全球性问题，世界的和平与发展以及各国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构成了直接的威胁。恐怖主义极强的流动性、极大的破坏性、极高的跨国性、范嗣的广阔性、种类的多样性和目标的不确定性等特点，决定了打击恐怖主义国际合作的必要性。反恐这一全球性问题的复杂性，使美国不得不适当收敛单边主义政策，寻求多边合作来应对非传统安全威胁。

中美建没性合作关系有利于提高国际反恐的效率，维护世界的安全。在全球化时代，通信交通的全球开放性与通达性，电视卫星、国际互连网和其他覆盖全球的传播模式，已被恐怖主义组织当作搜集情报、传递信息的工具。随着冷战结束后全球军火贸易的迅速发展，使恐怖主义比较容易得到更为现代化、更具杀伤力的武器。这些情况决定了国际反恐斗争要同打击跨国武器走私和跨国洗钱等跨国犯罪相结合。由于恐怖组织多生存在地理位置复杂、经济落后、多民族和多宗教的地区，又决定了国际反恐要团结-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中国作为一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与占世界2／3的第三世界国家有着天然的、密切的联系，并保持友好的经贸、文化往来。中美两个大国的合作将实现优势互补，使国际反恐领域的合作更有效率。

中美建设性合作关系有助于消除恐怖主义根源，真止实现标本兼治。防范打击恐怖丰义是手段，消除恐怖主义产生的根源则是根本。在中国看来，恐怖主义产生的根源，在于经济全球化发展所导致的南北差距扩大、贫困国家和地区的社会动荡。冷战结束后，被掩盖的民旅、宗教、领土矛盾凸显。而民族分离主义和宗教极端势力利用这些矛盾进行煽动，则是造成许多直接恐怖袭击的诱因。中国主张世界各国负起责任，根除恐怖主义产生的社会根源，达到标本兼治的目的．：在这方面，美国同中国存在较大分歧。美国认为，恐怖主义根源丁贫困落后地区的专制腐败和所谓的“失败国家”的存在，导致这些国家政局不稳，暴力蔓延，并对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安全稳定构成威胁。为此，将推行美国式的民主和价值观，作为铲除国际恐怖主义根源的保证。美国依照这种逻辑，在反恐初期谋求成为世界反恐的领导者，并以反恐为名，干涉别国内政，甚至打着反恐旗号谋求世界霸权．．中国积极参与反恐战争，对牵制美国反恐的“双重标准”，对于根除恐怖主义的根源，避免陷入“越反越恐”的泥潭起到了积极作用

(二)中美合作对推动世界军控进程意义重大

说起今天的核军控和核裁军，迩要粗略同顾一下核武器发展的历史。存二战即将结束之际美拥有了核武器，并将核武器投入了实战。核武器的人威力让人们认识到，它的存在和使用是非常危险的骤然而至的冷战风云，美国和前苏联两个超级大国无休止的军备竞赛，最终在地球上出现了一个最多时接近6万枚核弹头的可怕局而，使全球笼罩在核武器的威慑恐怖之下。冷战结束后，一些核武器、核技术随着军火贸易的发展存全球范围内扩散，给世界的和平与安全构成了严重威胁。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成为国际社会的共识。非传统安全威胁上升，地区核问题、地下核走私网络的曝光等，凸显出国际防核扩散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中美两国作为对世界和平与安全负有重要责任的大围，作为NSG(核供应国集团)的成员国，进一步深化两国在防扩散领域的合作，对于维护国际防扩散机制，加强国际防扩散机制的普遍性和有效性，最终实现无核化具有积极意义．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美两国在军控领域的互动与合作，对世界军控进程的推动，对世界和平与发展的积极影响足以显示出两合作的重要意义。1995年，《核不扩散条约》缔约国召开审议和延期大会，关系到条约能否无限期延长。中美两国利用各自的影响，动员与会国家支持条约无限延期。在中国的影响下，不结盟运动国家对条约无限延期提供了必要支持。在朝核问题的解决上，更凸显出中美合作的重要意义。在危机发生之初，中方面运用自身特殊的影响力，尽最大努力敦促有关各方谨慎行事，同美国广泛交换意见，避免采取可能导致局势失控的过激言行。在中国的反复劝说下，美朝举行了双边淡判，签署了《美朝框架协议》，化解了可能爆发的冲突。之后，中方代表开展穿梭外交，深入同各方交换意见，促成了四次六方会谈的成功举行并取得一些积极成果。

(四)中美在联合国框架内的磋商与合作至关重要

中美建设性合作关系对于维护联合国权威，提高联合国效率，进而维护世界和平、安伞与稳定具有积极意义联合国是当今世界最大的有主权同家合法政府组成的政府问国际组织，是际社会参与国家最多，影响最大，在解决全球和地Ⅸ性问题上最具权威，最具合法性的机构．联合国存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促进共同发展中发挥着其他国际组织和任何一个国家和国家集团所不能取代的重要作用。中美两国作为联合围的创始会员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在联合国中的合作或纷争都将对世界和平与发展产生重大影响。安理会是联合同机构中唯一有权采取行动维护世界和甲的机构，也是大国在联合国框架内进行博弈的主要场所。中美建设性合作关系对于两国在联合及其安理会框架内加强合作磋商，合理使用否决权，使否决权真正成为实现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安全阀”至关重要。中美两国建设性合作关系的发展，共同利益的增加意味着两国在联合国框架内能够继续加强合作。

中美关系范文篇2

本文的一个基本设定是：目前阶段的中美关系，是与世界进入所谓“后冷战时代”直接相关联的；我们必须在这一时代背景下来理解当前的中美关系。简言之，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的苏联东欧巨变，把世界带入了一个崭新的时代，这就是所谓“后冷战时代”。相对于冷战时代，后冷战时代的世界战略格局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中华人民共和国与美国两个大国之间关系的变化，既受世界战略格局的这一根本性变化的制约，又反过来影响着新的世界战略格局的形成。

在这个基本设定下，我们将把中美关系的变化与世界战略格局的变化联系在一起来考察。首先，我们将简要地回顾中美关系从冷战时代到后冷战时代的历史发展，判定中美关系已经进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其次，我们将考察这一新的历史阶段上的中美关系具有什么样的特点。第三，我们将给出一个分析当前背景下的中美关系的基本层次构架，从而进一步归纳后冷战时代背景下中美关系的内容。最后，我们会结合目下的情势发展，来展望中美关系的未来走向。

一、从冷战到后冷战：中美关系的背景发生了什么变化？

从冷战时代到今天，中国和美国两个国家之间的关系经历了长期的发展变化。简略地说，可以把这些发展变化划分为三个不同的历史阶段。这三个阶段上中美之间的战略关系是不同的，因此可以分别称之为“战略对立”阶段、“战略合作”阶段和“战略摩擦”阶段。以下，试对此三个阶段分别加以论述。

（一）战略对立阶段

一九四九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马上奉行所谓“一边倒”的外交政策，在国际上完全与以苏联为首的共产主义阵营结盟，并成为这一阵营的重要一员，站到了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相抗衡的立场上。而美国则延续其支持中国国民党政权的政策，扶持国民党政权在台湾稳住脚跟，隔海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峙。因此，中美两国当时的关系，主调是相互敌对和隔绝。特别是朝鲜战争的爆发和中国的参战，直接导致了中美两国军队在战场上的对峙。同时，美国第七舰队进驻台湾海峡，中美对峙进一步扩大。所有这些，都进一步恶化了中美两国关系，在两国之间形成了看来难以逆转的敌对局面。

东西方冷战是当时世界的基本战略格局，而中美之间的对立关系正是冷战的一种具体表现。因此，当时中美之间的对立，具备了冷战的所有因素：这包括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对立，也包括经济制度和社会制度的差异；这包括地缘政治和战略利益上的冲突，也包括领导者和民众互不了解的因素；这包括外交结盟政策等方面的大异其趣，也包括军事上的直接对峙。不过，这种对立关系的形成，却不完全是由于政治、经济和社会制度的差异或对立造成的。事实上，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夕与初期，美国曾经试图与中国的共产主义政权建立某种起码是善意的关系。但是，中国共产党人却由于意识形态等因素的作用，忽略甚至是拒绝了这种善意，而迅速地采取了靠拢苏联的外交政策。一旦靠拢苏联，中国在世界冷战格局中的位置马上定位，与美国的关系也就定位在隔绝与敌对的基调上，中美之间的战略对立就此形成。随着中国在朝鲜参战，中国的对外政策就更从靠拢苏联而演变为直接对抗西方与美国，中国对自己在冷战中的位置的界定就更加明确了。

六十年代初期中国与苏联交恶，在世界战略架构上改变了中国依附苏联及以苏联为首的世界共产主义阵营这一重大关系。但是，由于中国靠拢苏联而在中美之间已经形成的敌对关系，在当时并没有马上发生改变。这里的重要原因可能有三个：第一，美国对越南的战争，促使中国人相信美国正在实行对中国本身（而不单单是对苏联）的战略包围；冷战不单单是美苏冷战，也是中美冷战。第二，中国内部正在奉行强硬的比冷战还冷战的政策，即同时反美反苏，“反帝反霸”。第三，中苏之间的争吵最初还主要表现在意识形态上，摩擦还主要体现在经济等领域，而军事和外交方面尚未形成对峙，中国对于来自苏联的威胁可能还没有强烈的体认。所以，虽然中苏交恶，在当时却并不马上意味着中美关系的缓和；冷战在中美之间依然继续，双方关系的基调仍然是敌对与隔绝。

（二）战略合作阶段

但是，中苏关系的改变，毕竟是世界战略架构层次的改变，它或迟或早会体现为中国的主要对外战略关系的改变。美国是世界大国，中美关系就是中国的一种主要战略关系。同样，中苏关系的改变，也会或迟或早地表现到世界主要大国对中国的关系上来。中国也具有不可忽视的战略地位和战略力量，对苏冷战中的美国也需要重新审视对中国的关系：昨天，中国是敌人的朋友，美国因此与中国的关系是敌对的；今天，中国是敌人的敌人，美国应该发展什么样的对华关系呢？

我们看到，中美开始实行战略接近，继而实现了战略合作。这就是中美关系的第二阶段。这个阶段，可以追溯到一九七零年代初期所谓的“乒乓外交”为止。不过，正式说来，中美关系的“战略合作”阶段应该以美国总统尼克松一九七二年的北京之行为标志。这一阶段的中美关系，固然也有很多的摩擦与争吵，但是，总的基调是战略上的合作。所以，我们说，一九七二年之后的中美关系，基本特点是缓和多于紧张，合作多于摩擦。

很明显，这一阶段的中美关系与上一阶段的中美关系有重大的区别，几乎是完全相反的性质。但是，同样很明显地是，第一，冷战的世界战略格局并没有改变；第二，中国内部的政治制度并没有改变；第三，美国的政治制度也没有改变。两个在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上尖锐对立的世界大国，为什么能够形成一种战略伙伴的关系？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了中美双方关系的重大改变呢？我认为，我们只能从世界战略的整体架构中去寻找原因，也就是从当时世界的冷战格局中寻找中美双方形成战略合作关系的根据。

东西方冷战的主要内容，是美国与苏联两强争霸世界。换句话说，在冷战时代，美国与苏联的对立和竞争形成了世界的轴心战略关系。相应地，国际上其他的双边和多边关系，都不可避免地受到这一轴心战略关系的影响和制约。在中苏交恶之后，中国在冷战格局中的角色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正是这一变化，导致了中美最终能够实现双方的战略接近和战略合作。为了共同对付苏联，美国和中国找到了最大的共同战略利益。中美之间的战略接近、关系正常化和战略合作，就是在这样一种所谓“苏联因素”的作用下形成的。也就是说，是在冷战时代世界战略格局的架构下形成的。

由于这一因素的强大作用，中美之间自一九七零年代起形成的战略合作关系，在当时的冷战时代背景下，既没有因为双方在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上的对立而不克达成，也没有因为美国或中国的内部政治变化而发生根本的改变。在早期达成这一战略合作的时候，由于双方内部的制度都没有重大的变化，中美双方要从战略敌对走向战略合作，都必然在很大程度上冲破自身内部政治制度、经济制度和意识形态对于各自的国际战略的制约。我们看到，在内部继续推行极左路线的同时，在外交上作出了接近美国的战略决定。同样，在美国，强硬反共的尼克松在坚持其右派立场的同时，亲自造访北京以缔造美中之间的战略伙伴关系。后来，美国方面所出现的周期性政府更替，并没有影响中美之间的这种战略合作关系。人总统卡特继续了共和党人总统尼克松的路线，最终在外交上完成了中美两国关系的正常化；里根总统在竞选期间表现出强烈的亲台湾、反中国的立场，但是，当选之后，依然奉行与中国实行战略合作的外交方针。同样，在这一阶段上，中国方面在内政上出现了重大变化，实现了由路线向邓小平路线的转折，开始注重于现代化建设，对外则实行开放政策。与此同时，中国政府的人事也大幅度更新。到八十年代中后期，中国经济变革的效应甚至开始在制度层面表现出来，促使中国原有的共产主义制度在经济、社会、文化和政治等各个层面出现重大变化。但是，这样大幅度的内部变革，在冷战格局没有发生改变之前，并没有影响到中美之间的战略伙伴关系出现根本变化。这从反面证明了：中美之间战略合作关系的基础和根据，不在于双方内部的政治或经济制度，不在于双方各自的意识形态，也不在于双方的领导层之构成，而在于冷战时代的国际战略架构，在于苏联威胁这一因素的存在，在于中国在美苏争霸关系之中所处的战略位置。

（三）战略摩擦阶段

既然中美之间战略合作关系的根据在于当时世界的冷战格局，那么，当世界冷战格局最终解体、后冷战时代开始的时候，中美关系也不可能不随之发生根本性的变化。我认为，自九十年代起，中美关系已经进入一九四九年以来的第三阶段，即目前这一充满摩擦和紧张的阶段。与此前的摩擦与争吵不同，中美目前的争吵、摩擦和冲突具有战略意义。换句话说，中美双方目前的紧张关系，根据在于双方战略上的摩擦。因此，我把这一阶段叫做“战略摩擦”阶段。

在一定意义上，我们可以把中美关系开始明显恶化的起点，追溯到一九八九年的北京。在后来的中美关系变化中，发生了多个方面的影响，主要表现为：第一，凸现了中国在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上与美国的差别乃至对立；第二，凸现了中国的人权问题，加剧了中美关系中的“人权战”；第三，改变了美国对华政策的国内环境，美国民众和舆论从对华友善转而为对北京政权采取敌对的态度；第四，在美国开始形成中国政治反对力量的独立政治活动，其中他们的国会游说活动直接着眼于人权等问题，对于美国对华政策形成一定影响。

但是，在中美关系中的意义，主要不是在于它对中国内部政治的作用，而在于它是世界共产主义阵营解体的先声，是冷战格局即将发生根本变化的一个先兆。与北京的相接续，东欧发生巨变，苏联最终解体，世界共产主义阵营崩溃。这带来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世界战略格局的根本变化，使冷战时代走入历史。苏联因素的消失，使得冷战时代中美苏之间的战略大三角关系解构，中美关系的基本背景因此产生了根本变化。具体地说，前苏联的解体改变了中国在美国全球政策中的战略地位，直接给中美关系带来了两个重大的负面因素：首先，中国不再成为美国遏制苏联的战略伙伴，中美关系对于美国不再具有冷战时代那样重要的政治和军事意义。其次，中美之间在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上的对立变得突出起来，中国成为世界大国中唯一一个在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上与美国对立的国家。一句话，中国作为美国伙伴的因素大大降低，而作为美国对手的因素却同时大大凸显。只有这一变化，才最终决定了后冷战时代的中美关系的基调。

从这一全球战略结构的观点看问题，我们因此不难理解两个现象：第一，虽然中国发生了，美国政府当时的对华政策仍然主要是合作而非敌对；第二，虽然中国在一九九二年开始重新实行大幅度经济变革，中美关系依然不能走出颓势。这两个相反相成的事例都只表明一个事实：中美关系并不单纯决定于双方的内部状态，而主要决定于世界战略格局。设想之后没有迅速发生世界共产主义阵营解体的情况，美中关系应该还会在增加争吵的情况下保持战略合作的基调；设想冷战结构依然存在，则中国无论是否发生市场化变革，都不会从根本上影响中美之间的战略伙伴关系。反过来，正是由于冷战结构的变化，导致了中美两国关系无可避免地走上从战略合作到战略摩擦的变化之路。

在我看来，与冷战时代相比，中美关系在后冷战时代的基本特点是：一方面，中美之间在冷战时代基于针对苏联而架构的战略伙伴关系已经解构；另一方面，由于中国的国力在市场化改革中迅速增强，但是依然维持其共产党的政治制度，因此被美国视为对现行以美国为霸权的世界体系的最大潜在威胁，从而在中美之间正在逐渐形成新的具有战略轴心特征的紧张关系。基于这种战略关系的变化，中美关系自九十年代开始，进入了一个摩擦多于谅解、紧张多于缓和、竞争多于合作的新时代。在诸多的竞争领域和摩擦议题之中，经济、安全、人权与台湾问题等都在事实上对全球战略格局具有重要意义，究其本质都与美国霸权的衰落和中国国力的崛起相联系。二十一世纪初期的世界战略格局，在很大程度上将围绕中美之间在上述领域的争吵或合作而形成。

二、从战略合作到战略竞争：中美关系出现了什么新特点？

在前苏联崩溃之后，美国成为世界唯一的霸权。与此同时，中国则在实行市场化经济改革并坚持共产党垄断政治权力的情况，国力正在迅速发展。美国的独霸和中国的崛起，因此成为后冷战时代世界战略格局的两个突出景象。在苏联因素消失这一基调主导下，美国独霸和中国崛起这两个因素，不仅没有缓和两国关系的作用，而且也都促使中美关系变得严峻起来。

我们首先来看美国在后冷战时代的国际战略。美国虽然赢得了冷战，但是，也付出了相当的代价。在后冷战时代，美国能不能保持其赢得冷战而带来的世界唯一超级强国的地位，成为美国后冷战时代的国际战略所最为关注的问题。在政治上，在共产主义阵营崩溃之后，美国国内和世界上对于美国式自由民主制度的迷信都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峰，民主制度的意识形态因素大大增加。无论在情绪上还是在战略上，美国都希图抓住冷战结束和所谓“第三波民主化浪潮”的机遇，在世界上迅速推广民主制度，扩大西方式民主国家的阵营，从而在政治巩固美国对于世界的领导地位。与这种政治上的雄心相比较，美国在经济上的处境则相对要困难的多。冷战对美国的经济实力也有巨大的损耗作用；美国经济制度本身在经过长期的发展之后也开始面临众多的问题；美国在世界高度经济竞争的情况下正在越来越不具有原有的优势。在这个意义上，美国警觉到本身霸权的“衰落”，因此更加具有危机意识。在文化上，世界在迅速全球化、西方化的同时，也在各地开始产生强大的抗拒力量，全球不同文化、民族与宗教之间的差别与冲突越来越突出，并投射到不同国家相互之间的政治和经济关系上来，特别是表现为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与其他非西方国家之间的关系上来。能否适当处理这样的文化冲突，对于美国在全球一体化的进程中保持领导地位，也就成为一个重要的问题。

如果说，美国在后冷战时代所面临的主要困境，表现为其空前巩固的霸权地位与其逐渐衰微的领导能力之间的矛盾，因此其国际战略的根本点乃在于提高其经济与政治能力，以巩固其霸权地位；那么，中国在后冷战时代的基本国际处境，则也是由两个又联系又矛盾的基本方面所构成：一方面，通过经济的改革开放，中国的综合国力在迅速提升，加强了中国的国际地位和介入世界事务的能力，另一方面，由于中国在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上的独特性，使得中国国力的提高被邻近各国和西方世界视为对自身安全和世界秩序的一大挑战，从而为中国的开放、进而是为中国的进一步经济发展带来了国际环境上的制约。这种处境，可以从四个方面来认识：第一，世界冷战格局的解体，暂时消弥了大国之间直接军事冲突的可能，反过来因此进一步突出了大国之间的国际经济竞争。以经济发展为基础的各国之间的国际竞争并没有随着冷战的结束而结束，而是更加在经济领域本身体现出来。在这个意义上，中国经济发展的加快和国力的迅速提高，对紧张的世界经济竞争是一个强烈的刺激。第二，中国的经济发展是在人口众多、资源相对贫乏的条件下通过部分市场化而实现的，其进一步发展的逻辑应该是外向的，即：市场化本身的扩张力会推动中国向世界范围寻求经济发展的要素，而人口与资源之比的沉重压力也会推动中国逐渐具有外向的扩张性。第三，中国综合国力的提高，改变了周边国家之间和亚太地区范围的国际政治、经济与安全的本来格局，增加了周边国家的不安全感，加强了亚洲太平洋地区的未来经济竞争和安全冲突的强度。第四，中国的不同于西方的独特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形成了对于世界既存秩序的严重挑战。在这样四重因素的背景下，中国国力的迅速提高，不仅形成了后冷战时代国际格局的一大特点，而且构成了后冷战时代的国际格局中一大变数。

对比来看，美国在后冷战时代希图维持世界霸权的国际战略，与中国的经济迅猛发展以及由此产生的外向力之间，必定产生新的多重对立。这些对立会在多个方面表现出来。在政治上，美国鼓动与推行西方式自由民主制度的战略与中国坚持共产主义权威政治的方针形成尖锐对立；在经济上，美国的相对衰落及持续维持自身经济霸权的努力与中国的经济崛起和持续发展的可能潜力形成了鲜明对照；在文化上，世界一体化的发展趋势和与之相伴随的文化冲突正在加剧，而中国本来就是一个具有独特文化性质与悠久历史文明的大国，与美国之间的差别与冲突也在日益凸显；在地区层次，美国的目光有自东向西均势发展的趋向，认为自己应该理所当然地在未来可能成为世界发展重心的亚洲太平洋地区扮演领袖角色，而中国则因为经济和地缘政治的因素开始东向发展，走向海洋，也在日益成为东亚太平洋地区无可争议的大国；在全球层次，美国希图借助西方盟国和国际组织而加强所谓“国际制度（”internationalinstitutions“or”internationalregimes“），以通过这些因素来巩固和加强美国本身的霸权地位和领导能力，而中国则借助其联合国常任理事国的地位，可以成为上述运作中的一个有能力的”捣乱者“，进而联合第三世界阻挠西方发达国家实现自身利益的企图。

但是，这并不是说，美国的独霸地位和中国的迅速崛起这两个因素，对于中美当前关系所带来的作用，都完全是负面的、消极的。美国的世界强国地位，决定了正在热切寻求经济发展的中国必然希图从美国获得多种多样的技术、经济和管理资源。反过来，中国的经济起飞，则为包括美国在内的发达国家提供了一个进入中国市场的契机。因此，在上述背景下，经济因素在中美目前关系中起着重要的良性作用。第一，一般来说，商界乃至整个经济界，都是推动美国外交政策趋向务实的主要力量，在当前也是推动美国对华政策降低意识形态色彩、降低对抗调门并改取合作态度的主要力量；第二，中国作为一个巨大的市场，对于美国、特别是美国经济界具有极大的吸引力，这是目前中美关系中最有正面作用的因素。

中美关系范文篇3

论文摘要:中美建交后，中美关系呈现前进性与曲折性相统一的哲学执连，从根本上说，这条发展执连是中美两国国家利益的一致性与对抗性矛质的产物。中美之间的经贾关系发展迅速，经贾合作潜力巨大，这是两国关系能够保持发展的最重要的因素。中美关系的发展符合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处理中美关冰应本着“求同存异”的原则。

论文关健词:中美关系哲学思考国家利益

新中国成立后，中美关系经历过多次重大的变化从新中国成立到70年代初，中美两国激烈对抗长达20年之久;70年代至80年代，中美两国形成准同盟关系近20年;冷战后，中美关系跌宕起伏，在曲折中磨合前进;新世纪之初，两国关系再度紧张。中美两国何以冲突不断?中美关系的走向如何把握?本文拟对此略作探索。

一、国家利益的一致性与对抗性:引起中美关系发展变化的根本原因

国家利益是指一个民族国家的整体利益，它包括满足民族国家需要的物质利益与精神利益，在物质上，国家需要安全与发展;在精神上，国家需要国际社会尊重与承认。国家利益是具体的、现实的，从其构成而言，有个人利益、集体利益和全民利益;从其内容而言，有政治利益、安全利益、经济利益和文化利益等。国家利益是一个动态的概念，国家外部环境的变化和国家内部条件的变化将导致国家利益的客观变化，而且其范围的变化不受一国领土界限所限制。

从国家利益角度分析中美关系的发展变化有助于理解中美问题的真正症结。正如邓小平同志在1989年10月与来访的美国前总统尼克松会谈时所说的:“我知道你是反对共产主义的，而我是共产主义者。我们都是以自己的国家利益为最高准则来谈问题和处理问题的。”自1989年以来，每当中美关系出现问题时，无论是中方，还是美方，有不少人将问题之症结归因于两个民族的不同的思维方式，希望通过加强双方的理解和信任来解决中美问题。这种想法具有一定的合理性，这样做也确实收到一定效果，但它掩盖了中美分歧之真正原因，这并不能真正解决问题。中美关系发展变化的根本原因在于两国国家利益的一致性与对抗性矛盾。

从中美关系发展历史看，中美关系的改替缘于共同的国家利益需求。60年代末至70年代初，中美两国都从现实主义角度出发，看到了两国利益的一致性。就中国而言，当时中苏关系恶化已到极点，尤其是珍宝岛流血冲突后，苏联的扩张主义对中国韵北部安全构成了直接的严重威胁，若改善中美关系，联美抗苏，就有可能缓解中国北部的紧张局势。就美国而言，由于其实力下降，美苏战略态势转为苏攻美守，美国不得不在全球采取收缩战略，并依靠其盟国的力量与苏抗衡，因此，美国也想改善美中关系，以打“中国牌”来与苏联抗衡。70年代初，中美关系的改善确实是出于对苏战略的共同需要。以尼克松访华为契机，中美关系由全面对抗转而趋向缓和与合作，进而于数年后建立正常的外交关系。1979年12月底，苏联入侵阿富汗，美苏“新冷战”开始，美国终于放弃“既有茅台酒也有伏特加”的念头。同时，苏联对中国的北、西、南三面构成战略威胁。因之，70年代末、80年代初，美苏关系处于低谷，而中美关系正相反，达到了高峰。

从80年代中后期开始，苏联在与美争霸中越来越力不从，不得不改变对美强硬态度。戈尔巴乔夫上台后，一方面对美妥协退让，一方面也着手改善苏中关系。这使得中、美、苏大三角的战略意义逐渐发生变化，中美联合抗苏的战略逐渐失去其现实基础。苏联解体后，中美关系由于两国共同敌人的突然消失而进人了风风雨雨的冷战后时期，因而，中美之间的矛盾也不断尖锐化。

尽管如此，中美关系并没有破裂，没有走到全面对抗的地步，中美两国一直都在努力进行着变敌为友的角色调整。中美关系的发展变化呈现出前进性与曲折性相统一的发展轨迹，即表现为合作与竞争(或冲突)并存、交替的走势，有时合作居主导地位，有时竞争压倒合作。从根本上说，这一历史发展轨迹是两国国家利益的一致性与对抗性矛盾的产物。合作是利益的一致性，竞争是利益的对抗性。中美关系的实质是两国利益矛盾的一致性与对抗性并存。

中美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两国之间存在着广泛而共同的战略安全利益和经济利益。这种共同的利益即是中美两国国家利益一致性的表现。首先，中国希望改善和发展中美关系，以便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更为积极的作用以及早日实现祖国的完全统一。而美国在众多的国际问题上也离不开中国“建设性”的合作，例如:在朝鲜半岛、南亚次大陆等区域性事务上，在改革联合国、制定新的经济规则、防止大规模毁灭性武器扩散、打击国际恐怖主义等国际性问题上，在平衡俄罗斯和印度的发展、在制衡日本的“脱轨”等战略性问题上，还需要借助中国这支力量，或者说，还需要中国这根杠杆。其次，中美两国在经济上具有很大的互补性，美国巨大的资本和技术优势与中国巨大的市场和劳动力优势构成中美经济合作的现实基础。显然，一个开放且不断发展的中国是符合美国国家利益的。中美两国国家利益的一致性，是中美关系得以不断前进的根本原因。

但是，中美两国在世界上的特殊地位又使得两国的利益冲突不断。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达国家，冷战后，美国面临“一超多强”的国际格局及经济持续增长引发的综合国力全面扩张之势，巫欲实现“领导世界”的战略心态更为强烈。美国新世纪的全球战略即将目标锁定在“参与、领导”世界，构筑以美国理想、文化、价值观为主导的世界秩序，使21世纪的世界在承继20世纪的基础上依然具有浓厚的美国色彩。而中国从70年代后期开始，即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路线。冷战后，中国经济更是高速发展，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蒸蒸日上，综合国力稳步上升，国际地位进一步提高。作为一个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一个新兴强国，中国坚决主张世界多极化，力倡建立平等、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中美两国对外战略的差异导致两国无论在全球层面还是在地区层面都存在具体的利益冲突。

显然，中美之间的利益冲突在短期内是难以避免的，因为两国无论是社会的经济结构，还是社会的政治结构和观念结构都存在着巨大的差异。这种差异是两国国家利益矛盾对抗性的根源。从经济结构来看，美国是最强大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它是以私有制为基础的经济所有制;而中国是当今世界最大的新兴经济体，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结构、多种经济成分并存。从政治结构来看，中国是当今世界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是美国向全球推广西方民主政治的最大障碍。从观念结构来看，中国历史悠久，文化高度发达，中国文化在几千年的历史发展中不断吐故纳新，从未中断，也从未被哪一种文化所取代过，这种顽强的生命力至今仍对世界上许多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具有强大的吸引力;而美国文化尽管发达，其历史总共才两百多年，中美文化的冲突在所难免。此外，由于历史的原因，中美利益冲突还具体表现在台湾问题上。台湾问题久拖不决符合美国地缘战略利益，而中国的地缘战略利益则要求尽快解决台湾问题。由此可见，中美两国国家利益矛盾的对抗性，是两国关系曲折发展的根本原因。

中美两国国家利益的一致性与对抗性矛盾是中美关系发展变化的根本原因。对此，要从两个方面来把握。首先，两国国家利益矛盾的一致性与对抗性是客观存在的，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这就注定中美关系是既有合作又有冲突(或竞争)。美方既把中国当作“合作伙伴”而“接触”，又把中国当作“竞争对手”甚至“潜在敌手”而“防范”，致使两国关系起伏不定，这就是客观存在的两国国家利益矛盾的具体体现。其次，对两国国家利益矛盾的认识是一个主观过程，而国家利益本身又有隐性与显性之分。因此，中美关系的发展变化还带有明显的主观因素。美国总统的更换往往导致中美关系的定位发生变化，而这种重新定位的过程即是如何把握中美两国之间错综复杂的国家利益的过程。中美关系的反复调整充分说明，正如千百年来国际关系风云变幻的历史所证明的那样:出于对国家利益的偏好不同或对隐性及显性国家利益的得失判断有异，国际关系行为主体在国际关系互动中的行为是不一样的。这就是理解中美关系前进性与曲折性相统一的哲学轨迹的切入点。

二、两国的经济利益:主宰中美关系发展变化的物质基础

如前所述，国家利益按内容分政治利益、安全利益、经济利益和文化利益等。其中，经济利益是国家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本物质条件，是全部国家利益的物质基础，是最经常性的国家利益。在和平时期，在国家安全利益基本有保障的情况下，追求经济利益是一个国家发展战略中永恒的主题，因此，可以说，经济利益是根本利益或最终利益。这点在冷战后尤其明显。冷战后，国际局势趋向缓和，军事因素下降，经济因素上升，国际竞争转向了以经济、科技为基础的综合国力竞争，特别是科技竞争成为国家竞争取胜的主要法宝，各国普遍把经济作为外交工作的优先和重点任务，无论在双边外交还是在多边外交中，经济和贸易的地位越来越重要。

因此，从经济利益着手来考察中美关系的发展变化有利于抓住问题的主要方面。否则，我们很难理解，在冷战结束后，中美两个社会结构相差悬殊的国家，仍能在磨合中不断发展相互关系。显然，两国经济贸易的发展深化了彼此之间的联系。经济利益使两国之间发生冲突的代价或成本上升。因此，经济利益在一定时期一定程度上抑制两国之间冲突或对抗的发生，促使双方尽量用对话和谈判来解决认识利益争端，从而推动中美双边关系不断发展。

中美建交后，两国的经贸关系发展较为顺利。在1978年至1988年的10年内，中美两国的双边商品贸易总额翻了两番，达100.11亿美元，平均每年递增15.1扁，美国成为中国的第三大贸易伙伴。进人90年代以来，中美两国贸易虽然有进一步的发展，但是，中美关系也遇到了严重的困难。中美两国在经贸关系方面面临的主要间题除最惠国待遇外，还有知识产权问题、市场准人问题、监狱劳动产品问题以及纺织品贸易问题等。围绕这些问题，中美双方进行了一系列十分艰难而激烈的谈判。美方企图用霸权主义手段逼我就范，以维护其建立在不平等的国际经济关系基础上的国家垄断利益，这自然会遭到中国的反对。尽管如此，中美经贸合作潜力巨大，中美经贸关系在激烈的斗争中仍不断发展。1991年，中美之间的贸易额达到601多亿美元。2000年，两国经贸关系更是迅猛发展，仅中国对美的贸易顺差即为601多亿美元，而美方的统计数字更高，达80多亿美元，比日美贸易顺差还高几亿美元。目前，中国的出口有三分之一输往美国，美国是中国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商品市场。

2001年以来，美国经济增长速度放慢，而中国经济则“一枝独秀”。中国经济发展的强劲势头引起美国部分人的担心。一些美国精英把21世纪的中国与19世纪末的德国相提并论，认为中国的战略崛起势将打破既定国际战略平衡，威胁美国在亚太以至全球的利益。美国国防部年夏发表题为(2025年的亚洲》的战略分析报告，耸人听闻地警告美国未来的主要战略威胁在“亚洲”，意指中国。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2000年6月又发表题为(联合展望2020》的战略分析报告，更明确地提出中国将崛起为与美国“并驾齐驱的竞争者”、并以此为建议美国军事战略重点向亚洲转移的依据年7月下旬，美国国务卿鲍威尔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说，美国早拟与澳大利亚、日本、韩国建立“论坛”形式的磋商机制。国际形势分析家认为，美、澳是要纠集日、韩等国成立一个针对中国的“小北约”

事实上，中国在可预见的未来不可能成为美国“势均力敌的竞争对手”。中美经济实力相差悬殊，中国要赶上美国，必须经历一个较长的量的积累和质的飞跃过程，不可能一域而就。美国部分人在中国的发展问题上大做文章，就是想逼我就范，以获取更多的经济利益。这是中美之间竞争或冲突的根本原因。但是，中美关系发展的主流是合作，而不应是冲突，这是由两国之间巨大的经济利益决定的。

三、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决定中美关系发展走向的群众基础

前述国家利益中个人利益、集体利益和全民利益的三个层次是各不相同的。从总体上看，或者从长远看，当个人利益、集体利益和全民利益出现矛盾时，国家要以全民利益为第一考虑，其次是集体利益，最后才是个人利益。但是，国家的实质是阶级统治的工具，而其执政者又是具体的个人或具体的集体。个人，特别是掌握极大权力的个人，其文化因素、思想倾向、个人欲望等，必定要对该国的对外政策产生重大影响，有时甚至能够决定个别的具体事务，从而导致该国的对外关系产生这样或那样的影响，但是他们最终不能从根本上改变该国外交的总方向。国家的主要领导者是一定阶级的代表，他们的态度最终必须适合于自己阶级的基本利益。而国家作为管理社会生活的独立机构，尽管它实际上并不真正代表社会的普遍利益，但它仍须在统治阶级利益与全民利益之间寻找平衡，即使它以统治阶级的特殊利益胃充全社会的普遍利益，它仍须对全社会的普遍利益作出曲折的反映，否则，其统治阶级的利益也将难以保证。美国垄断资产阶级基于各自的利益多寡而对中美关系的发展存有不同心态，但保持中美关系不至破裂，从总体上说，符合他们输出资本、转移劳动密集型企业的经济利益。因此，美国总统不可能仅仅依其个人好恶等主观方面的原因而使中美关系大倒退。中美关系的正常发展符合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而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又决定着中美关系不断向前发展。

小布什上台后，很快施展其鹰派作风。与克林顿不同，小布什最初认为中美之间不可能建立起建设性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中国是美国的竞争对手。为此，他及度在台清、西藏等问题上“玩火”。2001年4-5月，布什政府宜布向台清出售近60亿美元武器，紧接着发表“不惜一切保卫台清”的言论，将一年一度审议对台军售改为“根据需要随时审议”，还允许陈水扁“过境”美国并会见国会议员;2001年5月23日，即西藏和平解放50周年纪念日，美国总统小布什在办公时间会见达赖喇嘛。这些反映了小布什个性强硬的一面。事实表明，这种鹰派做法在国内外都碰壁，它不得不有所退却。美国推行精权主义的政策与国际关系民主化潮流构成了难以调和的矛盾。不管小布什喜欢不喜欢、愿愈不愿愈，他都必须面对世界，从激进路线向中间路线转移。当然，这种转移的过程不可能一步到位，也不会一帆风顺。

中美撞机事件后，中美关系跌至低谷。为了改善两国关系，两国人民作了不懈努力。正是在两国人民的推动下，美国政府逐渐改变其敌视中国的立场。2001年7月，美国国务卿鲍威尔访华，强调中美之间有许多共同的利益，中美关系由此出现缓和迹象。9月，美国遭恐怖分子袭击后，美国人民更加清醒地认识到，反对国际恐怖主义比发展NMD,TM更为重要，对美国威胁最大的不是美国以前所界定的“无赖国家”，也不是他们的“潜在敌手”中国，而是越来越猖撅的国际恐怖主义活动。这种认识促进了中美关系的发展，使两国关系走出低谷，并进一步得到改善和加强。可见，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是决定中美关系走向的群众基础。

中美关系范文篇4

关键词：美国外交中美关系布什政府国际环境

近年来，特别是在，中美关系的国际政治环境和两国国内形势呈现出一些新特点。

在国际形势方面，“一超多强”的大国关系格局基本形成，大国之间合作与竞争并存，以合作为主。美国将长期保持其唯一超级大国地位。虽然在伊拉克问题上，在同欧盟、伊斯兰世界的关系中，都损耗了一些软实力，但美国的总体实力仍在发展，呈现出战略扩张的态势。1990年以来，美国的经济增长速度（年和增长率估计都在4%以上）一直大大高于日本和主要欧洲国家。欧盟内部整合在曲折中发展，形成统一的外交和防务政策尚需时日。俄罗斯依赖其自然资源优势和内外政策稳定保持着大国地位，但其国力的恢复和在外部世界的影响受到诸多因素的制肘。日本经济开始复苏，日美关系从地区同盟向全球问题上的双边同盟发展。印度国力增强，改善了同其他大国的关系。在“一超多强”的格局下，一方面，其他强国长期联合起来制约美国的局面很难形成；另一方面，美国在大国关系中“拉一个、打一个”的图谋也不会得逞。

在国际战略格局基本稳定的同时，全球范围内的非传统安全问题进一步突出。在全球化加速发展的大趋势下，无论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还是世界各国内部，社会发展不平衡的问题都在加剧。贫富差距扩大，社会各阶层分化严重，移民和流动人口迅速增加，传染性疾病蔓延，生态环境恶化，能源价格上涨，再加上频繁发生的大规模自然灾害，激化了各种类型的非传统安全问题。在形形色色的非传统安全威胁面前，各国政府必须加强跨国合作，建立危机预警机制和管理机制，稳定民心，动员社会资源，引导公众舆论。在应付非传统安全问题方面的共同需要，有利于进一步稳定大国关系格局，降低爆发严重国际冲突的可能性和大国间竞争的烈度。

中国高举和平、发展、合作的旗帜，宣传自己的和平发展、和平崛起道路，提出建立和谐世界的理念，加大对外援助的力度，获得了良好的国际反响。与此同时，外部世界特别是美国对中国的关注，已经远远超出中国的发展道路是否“和平”的问题，而越来越多地涉及金融、贸易、知识产权、宗教、环保、旅游、公共卫生等内外互动的经济和社会问题，对中国涉外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要进一步树立起令世界“放心”的“负责任大国”形象，关键在于国内和谐社会的建立、民主法治建设、反腐倡廉的成效，以及应对非传统安全威胁的各项改革、治理措施。此外，还应在国内充实爱国主义教育的内容，培养公民的文明意识和国际意识，防止过激民族情绪影响中国的国际形象和社会稳定。

在美国方面，布什第二任期开局不利。在伊拉克问题上的困境以及国内政治社会问题突起，使布什的声望降到了九一一以来的最低点。政府在飓风救灾、社会保障等问题上处置不当，高官政治丑闻不断曝光，两党斗争激烈，经济增长不能带来收入增加，社会极化现象严重，油价持续增长，都引起公众不满，暴露了美国社会的一些深层次问题。可以预料，2006年11月的美国中期选举之前，美国的两党斗争将进一步激化，不过预测选举结果还为时过早。当前美国公众的不满情绪主要针对国内问题，因此布什政府将在未来的一段时间将更多的精力转向国内，以挽回声望，从而不得不在全球扩张方面暂时收敛。但是，由于财政、贸易双赤字问题突出，美国的经济民族主义、贸易保护主义也在抬头，在中期选举年对中国形成更大压力。

的中美关系同冷战结束以来的历年一样，上半年乌云密布，下半年多云间晴。年初，美国国内“中国威胁论”的上升引人注目。中国国内则对美国在乌克兰、中亚等地策动支持的“颜色革命”深感忧虑。2月，在美国国务卿、国防部长同日本外相、防卫厅长官的发表的“二加二”联合声明中，第一次直接表示对台湾问题的关注。3月，中国通过了“反分裂国家法”，美国舆论反应强烈。与此同时，中美经贸摩擦加剧，要求人民币汇率升值的呼声不断升高。

但是，在台湾在野党领导人访问大陆之后，海峡两岸关系明显改善，美国对台海局势松了一口气。7月下旬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方案出台，9月主席同布什总统在纽约会晤，第四轮朝核问题六方会谈取得重要成果。10月美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访问北京，两军关系有所进展。美国几乎所有的部长级经贸官员都在秋天访问北京。11月中美纺织品谈判取得重大进展。布什11月下旬访问北京取得预期的良好效果。中国副外长戴秉国同美常务副国务卿佐立克于12月举行了第二次双边高层战略对话。

对中美关系的评估总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我个人的观点是：总起来看，是冷战结束以来中美关系发展最平稳、成果最丰富的一年，双边关系进入了历史上最成熟的时期（这是一个学术判断而不是政治判断。出于多方面的考虑，包括双方国内政治的考虑，这一点不适于宣扬）。

回顾近年来的中美关系，可以看到六个值得深入观察的发展变化，它们对今后一段时间中国的国际环境和对外关系都将产生深远影响。

第一个变化是美国越来越明确地将中国定位为崛起的大国，成为在全球范围内仅次于伊斯兰激进主义的主要对手。

如果将今年美国对中国的主流舆论同两三年前流行的“中国威胁论”和“中国崩溃论”相比，可以看到，美国人开始将中国的崛起视为难以阻挡的发展趋势，对华视角越来越多元，看法越来越务实。不过，在不同的利益集团眼里，中国的形象十分不同：军工集团眼里看到的是中国的军力增强；一些企业集团满怀着对华贸易和投资的憧憬，另一些企业集团眼里充满对中国经济竞争的忧虑；宗教右翼看到的是“宗教迫害”；文化教育科技界看到的更多对华交流的机遇；外交精英则更加关注中国在海外影响的日益扩大。视角虽然迥异，但是各个利益集团都更加关注中国。

在这种新形势下，布什政府的对华政策愈加需要协调美国国内的不同利益和不同视角。试图全面整合对华战略的各种说法，在里应运而生。9月21日，常务副国务卿佐立克在一篇有权威的对华政策演说中提出，美国对华政策的目标应是促进中国成为国际体系中“负责任的、利益相关的参与者”。无论哪种提法，都离不开一个中心思想，就是美国必须在对华关系中居于主导地位，一方面通过合作促进美国利益，“引导”中国内外政策向有利于美国利益的方向转变，另一方面防范日益强大的中国挑战美国的霸权地位。可以看到，在无力阻止中国成为强国的情况下，美国要尽可能获取在对华关系中的实际利益，同时延缓中国军事力量增长的速度和政治影响扩大的进程。

第二个变化是中美双边关系中的功能性问题日益多边化、全球化。

中国在处理任何重要外交政策问题时，特别是在处理同周边国家关系时，都无法摆脱美国的阴影。在美国眼里，中国在国际上的所作所为，包括从海外进口能源和其他资源、从俄罗斯、欧盟、以色列引进先进军事技术、促进东亚地区合作、发展同中亚、伊朗、非洲、拉美各国的关系，都触动美国利益。例如，近来美国多次对中国同苏丹、委内瑞拉、缅甸、津巴布韦等它所仇视的国家发展关系表示不满。

在美国的全球战略中，首要任务是反恐，但在美国的亚太地区战略中，主要挑战者是中国。美国在无法将主要精力对付中国时，不能不通过扶植、支持中国在周边国家中的潜在对手的手段，防止中国影响的扩大，阻挠没有美国参与的东亚区域机制的发展。

第三个变化是随着中日摩擦的增加，中美日三边互动更加复杂。

九一一以来，日本在美国全球战略中的地位上升。由于近年来美国同法德等欧洲盟国之间的裂痕扩大，在“大中东地区”麻烦越来越多，另一个东亚盟国——韩国同美国有离心离德的倾向，日本成为美国在全球范围中除英国以外几乎唯一“靠得住”的盟国。对于在世界上饱受攻击的美国意识形态和价值观，日本却采取基本认同的态度，深得美国赏识。日本在反恐、防扩散等美国关注的主要国际安全问题上全面迎合美国，在阿富汗和伊拉克的战后重建中贡献大笔资金，派自卫队到伊拉克给美军提供支援,在红海等地区为美军无偿提供燃油，配合美军在亚太地区调整军事部署，同美国协调经贸关系和能源政策。美日两国政治同时偏向于保守右倾。经过国内政策调整，日本经济发展速度很可能再度超过欧洲主要国家。美日两国的国内生产总值（GDP）相加,占世界国内生产总值总量的40%以上。美日同盟已从地区同盟向全球同盟发展。

日本争当政治大国、军事大国的图谋只有得到美国的支持才有可能成功，因此日本在相当长时间内将会继续支持美国在全球的霸权地位。在保护能源运输通道、科学技术的研究与开发、维护对发达国家有利的国际经济秩序等方面，日本需要继续“搭便车”。在制约中国实力地位的增长、主导东亚地区事务、提高日本的国际地位（如“争常”）方面，日本对美国的战略需求增加。

另一方面，在美日同盟巩固与发展的同时，利益差距、潜在矛盾也在演化之中。首先，美日战略目标不一致，各有自己的盘算。美国要把美日关系从地区同盟转化为全球同盟，表面上抬高了日本的地位，实际上要求日本为美国付出的更多，而且“虚化”了日本在东亚的地位。美国要的是维持自己在亚太地区事务中的“平衡者”地位，防止成立将美国排除在外的任何区域组织，并非欲同日本分享亚太霸权。换言之，美国不想让日本在这一地区同美国平起平坐，而是想让日本在本地区和世界事务中永远充当美国的“助手”“后援”。日本则企图在美国全球霸权的卵翼下，成为东亚霸主或至少是领头羊。日本提出建立“东亚共同体”，美国从来没有做出过积极回应。

其次，由于日本否定侵略历史，同中韩的摩擦突出，在东亚的形象不佳，美国如公开在地区事务中抬高日本，对自己的形象和长远利益不利。对于日本为侵略战争翻案的图谋，美国部分舆论界、学术界和政界人士已经提出了公开批评，布什政府也有所不满、有所警惕，私下多次“善意提醒”过小泉政府，只是出于种种考虑而没有在公开场合刺激日方。日本国内日益增长的民族主义情绪，决不仅仅针对其东亚盟国，也是针对美国的。日本在重大战略问题上对美国公开“说不”，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

第三，美国虽然没有公开反对日本成为军事强国，并且赞赏日本向海外派遣自卫队支援美国，但决不会赞成日本拥有核武器，决不会从日本撤出所有军事基地。日本则不时有人提出发展核武器的可能性。

第四，虽然美日意识形态接近，但文化和社会差异很大。许多美国人觉得日本人不够坦诚，思想没有深度，缺乏战略思维，日本社会仍然封闭。日本人则对美国人的颐指气使很反感，力图保持文化独特性。日本公众反对驻日美军的声浪一直很高。

当前中美日三边关系的基本态势是“美日接近，中美较远，中日更远”，美国处于所谓“顶角”的相对有利地位。拆解美日同盟，或者使中美关系或中日关系比美日关系更密切，是不现实的。但是，中国的实力地位和国际影响不断扩大，在美国全球战略和亚太政策中的地位，为日本所不可取代。虽然日本是美国的盟国，但中国的地缘政治影响超过日本。在同美国利益相关的伊朗、中东、核不扩散等问题上，中国的立场举足轻重。特别是在朝核问题上，美国希望中国发挥“领导作用”，而日本在六方会谈中地位已经边缘化。经过努力，同时稳定并改善中美、中日这两对关系，减少美日同盟中联手制约中国的因素，达到较为平衡的一种三边关系，是可以逐步做到的。

第四个变化是在两国经贸合作继续扩大的同时，经贸摩擦也在长期化，并对两大社会内部产生越来越深刻的影响。

双边经贸关系高速发展，中美贸易额可望突破2000亿美元，人民币汇率改革和中美纺织品贸易协议的签订，避免了中美经贸问题高度政治化。目前困扰中美关系的三大经贸问题是纺织品问题、人民币汇率问题，以及知识产权问题。这三大问题都同两国内部的许多经济、政治利益有关，而且也是中国同许多其他国家的双边问题和多边问题。美国限制中国纺织品进口，涉及到中国东南沿海地区大批人口的就业问题和巨额的企业利润。美国还在就人民币汇率问题向中国施压，但汇率向上浮动一个百分点，中国出口企业面临的压力就上升一大块。据美方说，绝大多数涉及对华关系的美国企业，特别是小企业，都认为中国企业在侵犯它们的知识产权；美国每一个国会议员所在的选区，都有人提出中国违反知识产权协议的问题。在这三大问题里，知识产权纠纷最具长期性，而人民币汇率问题在媒体中反映得最为突出。

第五个变化是中美关系中的各个摩擦点相对来说是相互孤立的，这既增加了美国全面压制中国的难度，也决定了双边关系进一步改善的局限性。

在凸现的中美摩擦中，经贸、人权、宗教、美国阻挠欧盟解除军售禁令、能源、在亚太地区合作中的较量等等，相互之间没有必然联系。在美国国内视中国为威胁或对中国有敌意的利益集团（军工集团、企业集团、宗教右翼、亲台势力等），很难拧成一股绳。比如，知识产权问题不会像90年代初的最惠国待遇问题那样高度政治化（同人权问题挂钩）。另一方面，在某一领域的中美合作，也很难缓解在另一领域的摩擦。例如，台海局势的缓和并不能消除美国对中国军力强大的顾虑，而中美在朝核问题上的协调也不会消除宗教右翼对中国的政治敌意。这就是中美关系的复杂性之所在。

第六个变化是台湾问题暂时不再处于中美关系的中心位置。

04年3月陈水扁再度当选台湾领导人后，“台独”势力一度十分嚣张。大陆方面采取了“硬的一手更硬、软的一手更软”的策略，一方面加紧反“台独”的军事斗争准备，通过了《反分裂国家法》，另一方面邀请国民党、亲民党、新党领导人访问大陆，推进两岸经贸、旅游、文化教育交流，得到台湾岛内和包括美国在内的国际社会的良好反响，遏制了岛内分裂势力的发展。美国出于其全球战略轻重缓急的考虑，布什政府对海峡两岸关系缓和的态度是乐见其成。自夏天以来，美国在对华关系中很少再提台湾问题。台湾方面也感到自己在美国的战略盘算中的地位明显下降，岛内某媒体甚至称美国已经给台湾“结案”了。

中美关系范文篇5

中国应当怎么办?等待主义不是上策。冷战结束已十多年，现在也应当是严肃反思中美关系、中国在世界政治中的角色的时候了。中国要进行战略调整，就不能象从前那样光对美国的中国政策作被动的反应，或者说是摆脱眼前的危机达到两国关系的稳定化。这样的反应都会是救火式的，不会导向宏观战略的形成。战略的形成要跳出对具体事件的反应，要从更具根本性的问题人手。而正确认识中美关系的本质是进行战略调整的关键。本文是笔者对目前中国的国际环境和中美关系的一些思考，希望为关怀中国的国际关系的人们提供一种参考。限于篇幅，本文省略了大量的文献引述和对一些理论的繁琐的论述。

一．世界体系和美国新战略

1．世界体系的扩张性和国际关系的本质

现代国际关系的本质是什么?简单地说，主权国家间的利益的不可调和性，由不可调和到冲突甚至战争，这就是现代国际关系形成以来的规律性现象。尽管随着时代的变迁，会有新因素的产生来调和国家利益或者遏制冲突，如国家问的相互依赖性和经济的世界一体化。但所有这些新生因素并不足以改变现代国际关系的冲突本质。

决定这一本质的是资本主义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形成现代国家关系的经济基础是资本主义，辅助于资本主义的则是现代形式的民族国家。从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到现代新马克思主义如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理论”、自由主义和现实主义学派的国际关系学者，都在不同程度上向我们展示了资本主义和民族国家这两种制度因素对于现代国际体系形成的独一无二的作用。

无论是资本主义和现代民族国家，都起源于西欧，然后再扩展到世界的各个角落。资本主义先于民族国家而生，民族国家的产生在很大程度上也是迎合了资本主义区域市场乃至全球市场形成和扩张的需要。资本主义本身包含有巨大的扩张动力。但在其扩张过程中，资本经常在国内市场上遇到地方化的政治权力(如封建权力)的阻碍，在国际市场上则遇到他国政权的阻碍。如何克服这样那样的阻力，民族国家的作用就在这里显现出来。国家的本质就是权力，用民族国家的权力应付资本主义扩张过程的权力阻力就成为了现代国际冲突的主轴。可以说，资本主义构成了现代世界体系的主动力，但没有民族国家，现代世界体系就不会在这样短的时间内形成。基于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之上的现代民族国家或者基于现代民族国家之上的资本主义体系具有无限的扩张力。自由派经济学家认为，资本主义本身的扩张是和平的，因为每一国家都可或多或少地从国际经济交往中获得利益，问题就出在民族国家的干预。但经验证明，这至多是一种理想的理论假设。资本主义和现代民族国家在本质上是同一件事，是一个硬币的两面。在早期，当资本主义的扩张遇到障碍时，民族国家从一开始就或者辅助资本的扩张，或者直接参与扩张。而对后发展的资本主义国家来说，国家本身就推动本国资本的向外扩张。有学者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学者就认为，后发展中国家所经历到的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实际上只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国内民族主义在海外的表达。

2．民主的扩张

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不仅资本主义的经济体系在扩张，民族国家本身也在扩张，那就是民主的扩张和输出。迄今为止，大多数国家都在不同程度上具有了资本主义和民主的国家形式，尽管民主政治的扩张仍然落后于资本主义式的经济扩张。但从长远来看，没有一个国家可以逃避资本主义和民主的扩张。前苏联和东欧国家动用国家的权力从资本主义的链条上挣脱出来，建立了不同于西方国家的独一无二的经济和政治制度。但现在这些国家都已经无一幸免地纳入了资本主义和民主的国家体系中去了。资本主义和民主政治的扩张已经引出了所谓的“第三次浪潮”理论。有人甚至乐观地宣称“历史的终结”，相信资本主义式的民主必然是世界最后的一种政治形式。”

人们强调资本的扩张性的时候，往往忽视了民主的扩张性。实际上，不了解民主的扩张性，就很难理解当代世界体系的形成。根据美国学者亨廷顿的研究，民主化至今已经经历了三次浪潮。第一次发生在1828—1926年间，美国、英国、法国、意大利、阿根廷等国和英国的诸多海外殖民地获得了民主的政治形式。之后在1922—42年间，这些国家中发生了民主的第一次回潮，包括意大利、德国和阿根廷。民主的第二次浪潮时间较短，发生在1943—62年间，西德、意大利、日本、印度和以色列等国获得了民主的形式，但在1958—75年间，巴西、阿根廷和智利等国发生民主的回潮。最近一次也就是民主的第三次浪潮发生在1974年以后，这次浪潮中，很多国家包括葡萄牙、西班牙及其拉丁美洲、亚洲、非洲和东欧的许多国家获得了民主的国家形式。从下表中可以看到，权威政体从1975年的68.7％下降到1995年的26.2％，在同一时期内，民主政体从23.8％上升到47.6％，部分民主的政体从7.5％上升到26.2％。

那么，为什么民主会象资本那样具有向外扩张性呢?这里有几个主要的动力源。第一是来自“供给”方面的动力。如果说政治力量辅助资本的输出，那么也可以说政治力量的组织形式也是随着资本而输出。这在帝国主义和殖民地时期表现得最为明显。欧洲、美国和日本等殖民国都对被殖民的国家的政治形式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实际上，今天我们所看到的民主政体特别是后发展中国家的民主都是西欧美国殖民者输出的结果。”在殖民地时代结束以后，民主国家特别是欧美国家就通过其他种种方式来输出民主政体形式。尽管输出的途径不同，但目的是一样的，即要用民主这种特定的政治组织形式来保护资本国在海外的经济利益。西方国家决策者相信在民主国家之间不发生冲突或者少冲突就是这种目的在意识形态上的表达。美国等西方国家不知疲倦地在中国建立“法治”也是基于保护其在华的经济利益。

但是对“供给”方面的动力不能过于夸张，否则就会走向极端的思维方式，认为民主政治的扩张是西方世界的另一类殖民主义。民主政治之所以能够扩张有更重要的“需求”方面的动力。法国学者贝蒂(BenrandBadie)在这一点上有个较为中肯的说法。他把政治方面的全球化定义为政治秩序的西方化，认为西方输出国的权力和霸权不能解释其政体之所以能够输出到其他国家，他认为，“西方政治模式的传播和全球化是因为—主要是因为—它们被进口。西方模式被追求和内化，因为它们满足了进口者的战略需求，是基于动力和回报、期望和展望之上的个人选择的结果”。“对很多后发展中国家来说，民主不仅是他们所追求的政治理想，也是迄今为止人类发展出来的治理社会的较好模式。在后殖民时代，很多后发展中国家反对西方霸权，但并不反对西方国家留下来的民主形式，这是有其统治和理想方面的考量的。在今天，民主政体已经成了很多后发展中国衡量一个国家现代性的最重要的一个政治指标。尽管民主政治的消极方面也在不断暴露，但这些国家仍楔而不舍地追求民主政治，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民主作为理想的内在动力。

民主的“需求”方面的动力最重要的莫过于资本主义式经济和民主之间的因果关系了。为什么民主和资产阶级的发展分不开?我们可以从逻辑和经验根据两方面来看这个问题。从逻辑上说，资本主义是一种建立在私有财产制度上的经济制度，它是对国家权力的一种最根本的制约。资本主义产生出一种和“公共领域”分离开来的社会经济上的“私人领域”。这种“公”“私”领域的分离是民主作为一种有限政府形式最重要的原初条件。

再者，资本主义导致富裕，而财富有助于缓解统治精英和大众之间的矛盾和紧张。在西方，资本主义的经济发展及其所创造出来的财富为现代福利国家打下了基础，福利国家反过来缓和工业化资本主义的阶级冲突。财富也缓和了精英之间的冲突。政治游戏中的失败者可以转向寻求经济社会方面的成功，这样，就不会把所有赌注都放在政治游戏中。就是说，参加政治游戏并非是一个人取得成功的唯一途径。政治游戏因此不是一种零和游戏或者你死我活的游戏。在这样的情况下，失败者就不太可能去做那些对政治稳定不利的事情，例如组织示威、暴动和参加地下反政府活动等等。就是说，财富为政治家们的活动提供了一个界限，防止他们超过这个界限，超过这一界限就会对现存制度的运作和生存产生破坏性的影响。

从经验上说，民主政治的发展实际上是多种权力之间的制约。先是资产阶级的经济力量对政治权力的制约。资产阶级的兴起与民主政治的产生和发展密不可分。新崛起的资产阶级成功地驯服了君主专制国家。君主专制国家的统治原则是基于出身背景之上的政治等级。资产阶级认为这种政府形式不“自然”，所以要由基于财富之上的统治原则而取代之，因为财富比出身更为“自然”一些。

但是，光强调经济权力对政治权力的制约是远远不够的，不足以理解当代民主政治的运作。还有另一类重要的制约就是人民的“人数”权力对政治和经济权力的制约。早期资产阶级是争取民主政治的主力，但后来普通人民的力量也不可忽视。资产阶级只是为资产者本身争取到了民主，资产者不会自动地把民主权力送给普通人民。资产阶级的统治生产出了一个工人阶级。工人阶级最终用组织的力量和资产阶级分享政治权力，建立了代议制度。如果没有工人阶级的参与政权，资产阶级的政体就会是一个“右派”专制政权。如果资产者的权力基础是经济，那么工人阶级权力的基础就是人数。实际上，代议制度的本质就是根据人数来统治。不仅工人阶级在建立现代大众民主过程中起了重要的作用，西方世界后来的民权运动也是现代民主政治的一部分。应当指出的是，根据人数来统治不仅因为是普通人民对民主的争取，而且也是因为基于人数的统治符合统治者的利益。如同专制的政治权力，资产者经济力量也是毫无节制的。人民的“人数”是制约资产者经济力量最有效、最重要的力量。在现代社会，所有的民主都是精英统治，即使在最民主的国家，人民也不能直接统治自己。但人民人数的力量对统治者是有很大的制约力量的。在很大程度上说，现代民主政治是三种力量之间的平衡和制约，即统治者的政治权力、资产者的经济权力和人民的人数权力。只有在这三种权力之间保持相对的平衡，一个国家的政治生活才能达到稳定。

民主和经济之间的关系，对资本主义的民主国家而言就是民主的政体必须随着资本在海外的扩张而扩张，但对后发展中国家而言，问题就变成了：在接受和容纳西方资本的同时能够拒绝用来保护和节制资本的民主政体吗?对这个问题没有绝对的答案。这不仅是因为资本的经济权力到了后发展中国家以后，其对政治权力之间的关系会发生很大的变化，而且后发展中国家的统治者经常动用政权的力量来抵制民主的传播。但是，正如“第三次民主浪潮”所显示的，总的趋势就是资本主义经济推动民主政治的产生。可以说，资本不能没有民主而生存，不能没有民主而得到节制。

资本主义和民主政体的扩张既造就了全球化，也制造出了国家内部及其国家间的纠纷、冲突，甚至战争。在早期，马克思批评他那个时代的资本主义的扩张充满着血腥味。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因为福利国家形式的出现，在先发展国家，资本主义的这种血腥味大大减少，但当资本主义传播到后发展中国家时，马克思所描述的世界一如既往。资本主义在全球的扩张仍然是世界冲突的主要根源。再者，即使人们相信民主国家之间不会发生战争，但民主的扩张是个充满暴力的过程。

3．世界体系和美国的国际战略

在十八、十九世纪，英国扮演了资本主义和民主政体扩张的主要领导者，自美国进人世界体系以来，就替代了英国，一直是推动世界体系形成的一个主力。资本的本性就是扩张，美国一直在领导国际资本的全球性扩张。这种扩张主要是因为美国及其资本主义世界从中获得的巨大经济利益。同样，美国也在领导着民主政体的扩张。尽管美国在民主政体的扩张方面付出了极高的代价，但美国认为，这是必要的代价，通过民主扩张可以保护和辅助其经济利益的扩张。

今天的中国就处于这样一种国际环境。中国外在的挑战首先并不是美国，而是现代资本主义和民主政体合二为一的世界体系。这个体系所具有的无限扩张力正在毫不留情地把世界上各个不同类型的经济体和政治体吸纳进去，变成其内在的部分。而美国刚好处于这个体系的中心，是这个体系扩张的领导者。或者说，美国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霸权。

美国在世界体系中的霸权位置决定了美国的国际战略，那就是用霸权的方式去领导这个世界体系。美国这样做，其背后是存在着巨大的动力的。首先，对更大的国际权力的追求迫使美国这样做。资本的唯一目的是获得更多的资本，权力的唯一目的就是更大的权力。没有任何理由去相信美国已经满足了其追求国际权力的欲望。第二，维持这样一个霸权地位给美国带来无限的政治、经济、安全等各个方面的利益。美国人领导世界，到处有它的力量。但是要认识到，美国人并没有做仁慈的世界警察，它这样做只不过是为了保护其在海外的经济利益。经济利益走到哪里，政治军事力量就跟到哪里。第三，在这一霸权状态下受益的很多国家会自觉或不自觉地推动美国这样去做。我们所处的这个世界体系是非常等级化的，各方面的利益的分配是极端不平等的，一些国家获得很大的利益，一些国家获得较少的利益，而另外一些国家则根本就没有任何利益可言。这也就是今天的世界富者越富，穷者愈穷的原因。富者要继续保持或者追求更多的富裕，强者要继续保持或者追求更强大。要维持既得利益，这些国家就要努力维持这个世界体系，或者使得这个体系更等级化。而美国则当仁不让地被这些既得利益者推为领导。

4．美国自由主义和现实主义的中国认知

要保持霸权地位，领导世界体系，美国就要防止任何形式的挑战者的出现。冷战结束以后，这个潜在的和现实的挑战者就是中国。前苏联一经解体，美国没有花很多时间就找到了一个替代品，即中国。遏制中国也就成了美国的国际目标。但美国到底对中国实行怎样的一种遏制呢?什么样的方法更有效呢?这就取决于美国对中国的认知(perceptions)，意识形态就开始发挥其作用。不管美国的自由主义和现实主义者在这些问题上有多大的分歧，但遏制中国、防止中国成为挑战者是一个不言自明的共识。九十年代初，美国和西方就有很多人主张用围堵苏联的办法来制约中国，乘胜追击，取得自由民主的全面胜利，让历史终结。克林顿总统最初几年的对华政策就是这种情绪的反映。但中国毕竟不是苏联。中国经历了八十年代的改革，其经济体制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而且也开始很快地和西方世界体系整合。较之苏联，中美关系无疑是互惠互利取向的。经过多年的调整，克林顿政府终于确立了对华的“接触”政策。确立了以经济扩张为中心的全权策略，取代了冷战时期的军事扩张。克林顿的选择多少和他的自由主义和理想主义的价值相关。但这一战略并不是说美国可以不关心中国的民主人权等问题了，而是说通过把中国整合到世?缣逑道锩妫苡行У卦谥泄迪治鞣郊壑怠?nbsp;

美国的自由主义想象了一个理想的国际政治格局。民主、和平、平等共存、相互依赖等等主导着美国理想主义者国际关系的话语(discourse)。表现在中美关系上，理想主义相信中美两国之间的国家利益存在着很大的调和空间，两者之间的合作与和平是可能的。所以，理想主义者强调中国经济的自由化和政治的民主化，强调自由和民主是中美两国合作和和平的基础。克林顿政府相信，中国和世界经济体系的整合必然导致中国政治的深刻变化，最终导向一个民主的政治体系。应当指出的是，克林顿所谓的自由主义对华政策并没有妨碍其对美国利益的现实追求。例如，在克林顿期间美国政府卖给台湾的武器并不比美国历任政府少。

在中美关系上，美国理想主义越来越被认为是面临着破产的命运。尽管中国政府在人权等政治方面作了很大的努力，但远远没有满足美国理想主义者的期望。是对美国理想主义的第一个打击。邓小平南巡后，理想主义又得到恢复。但在美国人看来，中国政府近年来不仅没能改善人权，在民主政治的方向上有所作为，反而变本加厉，情况有恶化的趋势。在这样的情况下，美国理想主义者在中美关系上的声音渐弱，在国内很难得到各方面的支持。一部分理想主义者甚至开始转向现实，认为要对中国施加外在的压力，迫使其政治发生变化。

小布什一上台就改变了克林顿时代的局面。他信仰的是冷战时期的现实主义。现实主义的核心就是美国的国家利益。任何外交政策的起点就是美国利益，而非其他任何因素。如果说克林顿的自由主义是在各国的相互依赖性关系中来考量美国的国家利益，再从这种国家利益出发来考量和他国的关系，那么可以说小布什是从直接从冷战继承下来的较为抽象的国家利益的观念出发来考量美国和他国的关系的。这种思维方式的不同使得小布什政府较之克林顿政府更为自私自利。这种思维的形象表达就是，“我是美国”，“美国就是世界”。

意识形态的变化已经充分表现在布什政府的实际决策中。不管外界包括美国传统的盟友的反应如何，布什政府一直在强调全国导弹防御系统。这样的做法虽然引起了美国盟友的不高兴和中、俄等国的强烈反对，但美国还是继续根据自已的意愿行事。

在对华政策上，“战略竞争”的概念已经成为了布什政府制定对华政策的理论起点。克林顿政府的对华政策有点“求同存异”的味道，就是说强调两国利益的共同性，用发展共同性来减小或者遏制差异性。布什的现实主义反其道而行之，新政府的中美关系的逻辑是：中美之间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与其说是用“合作”来掩盖“冲突”，倒不如承认冲突，在“冲突”的基础上来追求尽可能的“合作”，这样做较之理想主义更符合美国的利益。美国现实主义者从来就没有对中国抱任何幻想。从尼克松时代与中国的战略性合作到现在布什的新冷战主义，美国的逻辑是一样的，是对其国家利益的赤露露的考量，只不过是不同国际格局之下的不同表现罢了。不管谁当总统，都改变不了美国资本主义及其民主政体的扩张性质。所不同的是，以怎样的方式来扩张。从现实主义的角度来说，较之克林顿，布什更接近于国际关系的真理。

但这并不是说，中美两国之间一场美苏冷战式的新冷战甚至公开冲突成为不可避免。中国毕竟和前苏联不同。布什政府对这一点是清楚的。如果布什政府要发动一场新的冷战，这场新冷战也是有限度的。这里所说的限度指的就是今天和当年美苏冷战的不同的时代背景。新背景有两个特点，即美国的霸权地位和经济的全球化。美苏冷战时，天下一分为二，美国只得到半边天。在苏联的范围内，美国很难发挥其影响力。而现在则不同，美国要的是领导整个体系。美国绝对不会容许中国再象当年的苏联那样组织一个自己的势力范围。相反，美国人要求中国继续融入以美国为主导的世界体系，成为其势力掌控之下的顺从者。

再者，和苏联不同，中国的经济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全球化，并且越来越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一个动力。不管国内外的情况如何，中国的经济发展已经起飞，市场经济制度本身就包含着一种巨大的发展动力。这种情况使得美国对中国的任何形式的孤立政策都将不那么有效。用经济整合来制约中国，这一点布什和克林顿时期并没有多大的区别。只不过是对布什来说，自由贸易必须达致中国的政治变迁，否则的话，中国就会成为美国的挑战者。这些形成了布什时代美国对华新战略的背景或者说是美国组织新冷战时所必须考量到的因素。

5．美国对华关系的内部张力

中美之间几乎在两国关系的所有方面都存在着潜在的冲突，包括硬力量(hardpower)方面的地缘政治、资源和市场到软力量(softpower)方面的意识形态、文明和文化价值等等。这方面的研究已经很多，这里不再重复。这里要讨论的主要是这些潜在的冲突会怎样通过美国国内的各种制度途径而表达出来。美国国内导致中美冲突的内在制度动力主要包括美国对中国在美国国际战略棋盘中的角色的认知、意识形态的差异、美国内政的性质等等。首先，在美国的战略棋盘中，中国仍然会扮演过去苏联所扮演过的角色，即成为美国的对手。实际上，随着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国家力量不可避免地会增强。尽管中国在总体上还是贫穷，不是美国的竞争对手，但和美国在经济政治方面的竞争性也在逐渐提高。在中国还是很贫穷的时候，中美两国的国家利益存在着很多可以调和的地方。但当中国富裕起来以后，两国国家利益的不可调和性就增加。退一步言，即使中国实际上不是美国的竞争对手，美国也要把中国塑造成这样一个对手。自九十年代初以来，中国被一次又一次地塑造成“国际威胁”。中国是否是“敌人”，不仅仅取决于现实，也取决于人们的概念，而概念是可以构建出来的。

其次，中美两国之间的意识形态差异和美国国内的政治因素更会强化上述概念的现实性。中国现在成了世界共产主义的“最后堡垒”，至少在理论上是这样，或者说在美国人的心目中是这样。自九十年代以来，在美国的多次民意调查中，越来越多的普通美国人认为，中国正在变成美国的主要对手或者潜在的敌人。敌视中国的人认为中国的共产主义政权没有可能接受西方的价值，而同情中国的人则相信，中国总会有一天会变成西方式的民主自由国家。只要中国的共产主义存在一天，美国就不会停止认为中国是其潜在敌人。

这样的民意进而为美国政治提供了资源。无论是在两党政治中，还是在议会政治中，中国已经也必然继续会成为美国外交政策的焦点。中国加入世贸组织表明美国政治话语中政治和经济的分离。经济问题没有新的内容好谈了，美国人的经济杠杆的分量少了好些。但这并不是说中美两国的经济问题已经解决了。相反，经济问题刚刚开始。美国拉中国加入世贸，中国努力加入，在这个过程中，两国领导人强调的是利益方面的积极因素，但一旦中国加人世贸，潜在的经济冲突无疑会浮上台面。一旦冲突成为现实，也就为美国的政治提供了塑造中国是“敌人”的资源。当经济杠杆不够有分量的时候，政治外交方面的手段成为主要的了。民主、自由和人权必然再次成为美国对华政策的话语。

考虑到中国对美国的对华政策的反应及中国本身的成长，中美之间的冲突似乎更具有了现实性。美国国务卿鲍威尔曾经表示，美国和中国之间存在着巨大的经济利益，所以美国必须和中国交往，和中国合作，但是中国应当向美国认为是正确的方向前进。必须强调的是，美国要求中国的变化必须朝着美国人所希望的方向发展。如果是这样，那么将受到欢迎，否则美国就不会乐意。换句话说，在国际政治舞台上，美国要求中国充当一个听话的“顺从者”，而不是一个不听话且有能力挑战美国的世界权力。自然，这种设想只是美国的一厢情愿。中国是一个正在迅速顺起中的大国，不可能完全听从于美国的安排。更为重要的是，和美国一样，中国也是一个具有自己的道德标准和理想的国家。

现实的利益和道德理想的双重冲突使得中国很难受美国的摆布。而美国最恐惧的也就是这一点。美国可以容忍中国的经济发展，因为这对美国是有利的，但美国不想看到中国发展对其所产生的挑战。自邓小平以来，中国一直不想太出头露面，在外交政策上采取低姿态，在很多重大的国际问题上和美国实际上也是保持相当一致的，只是当美国的行为直接危害到中国利益时，中国才作出并非过分的反应。但即使是这样，美国人也对中国忧心仲仲，担心中国的发展正在使得中国成为一个具有挑战性的力量。美国感觉到，如果不从现在开始围堵中国的崛起，将来来自中国的危险就会变得难以遏制。美国的遏制就会导向中国的反遏制。一旦两国进入这种遏制和反遏制的恶性互动，新冷战就走上了不归路。

在正在形成的新冷战中，美国的对华政策的目标有三：1)继续和中国交往以获取经济利益；2)扩张西方政治价值；3)要围堵中国对美国的可能的和潜在的或胁。首先，美国是不会放弃在华经济利益的。高经济增长，众多的人口，新生富裕阶层，中产阶级，这些使得中国成为任何一位资产者都向往的市场。作为头号资本主义国家的美国必然在资产者争抢中国市场中扮演头号先锋的角色。小布什尽管反对克林顿政府的中国政策，但并不反对竞争中国的经济利益。作为商业阶级代表的共和党，在这方面会比克林顿政府更加努力。很多人相信，小布什政府的这种经济考量会软化其对华政策，就是说对经济利益的追求会制约美国政府在和中国的关系上对军事政治方法的诉求。这不能说没有一点道理，但不能强调过分。中国本身的经济已经高度依赖于国际市场，特别是美国市场。在美国对中国采取非经济手段时，中国很难象从前那样不顾经济利益来反击美国。经济上的高度依赖性对中国本身也是一种很大的制约。

中美关系范文篇6

“第三条道路”就是一种介于“围堵”和“接触”之间的战略，或者说是“围堵性接触”(congagement)。这种理论提出后，经美国一些战略研究机构的研究和论证，已经比较系统化，也为小布什政府所接受。这种理论的大致内容是：在努力推动中国和世界经济体系的整合的同时不放弃使用政治甚至军事的方法来遏制中国，避免中国对美国构成任何形式的威胁。

在围墙中国的“威胁”方面，美国新政府主要集中在两大方面，即发展自己的力量和结盟。美国要保持其霸主及其领导世界的地位，最重要的就是发展自己的力量，因为一旦美国国内的各个方面的发生衰落，其地位必然受到消极的影响。美国会继续努力保持其在高科技方面的领先地位，用高科技来促进经济和军事的发展。在有关国家安全方面，美国会进行诸如建立国家导弹防御系统等项目。

结盟正在成为美国遏制中国的重要手段。结盟至少有两方面的含义。一是指巩固原有的联盟，二是指建立新的同盟。结盟对美国的意义重大。第一，当联合国等国际组织不再仅仅是美国的御用工具时，美国就要考量另外的手段来扩张其影响。自卷人世界事务以来，美国一直在组织国际秩序方面起着一个重要的角色，许多国际组织是在美国直接的参与和领导下产生的。同时这些国际组织也一直是美国用来扩张其影响力的重要工具。但是，这种情况也在发生变化。渐渐地，美国发现这些国际组织内部的“异见”声音越来越多，用这些组织来达到自己的目标并不象以往那样得心应手了。尽管美国还不会放弃利用这些国际组织来扩展本身的影响力，但是在一些很关键的问题上，美国很显然地向同盟政策倾斜，即通过和美国的盟友合作而非联合国来达到其目标。

第二，结盟是美国让其盟国分担新冷战所需要费用的重要手段。联盟对其受惠者来说就是一种公共物品(publicgood)，要维持这种公共物品需要大量的费用，但正是因为公共物品，各成员国都不愿意提供应当所分享的费用，而只想得到更多的服务和利益。对联盟盟主的美国来说，能否维持这种联盟，不仅取决于其是否有能力不断提供费用来支持公共物品，而且在于其是否有能力让其成员国来分担维持公共物品所需要的费用。在分派费用方面，美国迄今为止还是相当成功的。无论是在欧洲还是在亚洲，美国都是让其盟国分担着维持美国影响力的费用。如果美国要开始新冷战，结盟还会得到加强。

第三，结盟可以起到直接围堵中国的目标。美国的做法是想和中国周边所有的重要国家结盟(至少是改善关系)，并且考虑把军事重点从世界的其它地区特别是欧洲转移到亚太地区。这种新同盟一旦形成，中国势必成为美国的掌上之物。在冷战结束后，美国已经确定了影响亚太地区安全的四个主要热点，即台湾海峡、朝鲜半岛、南中国海和南亚。台湾海峡和南中国海是直接的中国问题，而其他两个热点也直接和中国有关。要维护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利益，保证该地区的和平和稳定，就要解决中国问题，这是美国各方面的共识。

那么，如何联合亚洲其他国家来围堵中国呢?这里有几层意思。首先当然是和美国传统的亚洲盟国，主要是日本、南韩、菲律宾和澳大利亚。小布什已经表示要重新评估和日本的关系，强化和日本的关系。第二层是美国和台湾的关系。鉴于中国的重要性，美国不会一边倒向台湾，就是说不会为了台湾而牺牲和中国的利益。但同样，美国也不会对中国同情多少。美国的最好政策是保持台湾海峡的现状。只要台湾保持现在这样的事实上的独立，美国就达到了制衡中国的目标。第三层就是联合中国周边其他国家，如外蒙古和印度等来制约中国。实际上，对这两个国家的关系，美国在近年来已经花费了不少的精力。小布什上台以来，美国这方面的努力在得到加强。

二．中国应对策略中的几个问题

如何回应世界体系和美国的挑战?对中国来说是个极其重要的和艰难的课题。应当指出，中国政府对中美关系的现状作冷静的观察并不是没有理性。美国新政府似乎做好了和中国进行新冷战的准备，但在很多方面部是远离现实。中国没有必要对美国的任何动作作立刻的反应。但这绝对不是说中国不应当就其国际战略做什么。现在正是反思中国的国际战略和外交政策的时候了。中国必须建立自己的战略，必须获得一种远视(vision)。

邓小平以国内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国际战略为中国赢得了一个良好的国际环境，有力地推动了国内的现代化建设。没有邓小平的这种具有远见的战略，中国不可能取得象今天那样的建设成果。但在这种战略下，中国长期以来实行低姿态的外交政策，其外交越来越充当一种可以称之为“救火队”的角色。在大多数场合，都是中国政府调整外交来迎合他国的需要。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对具体问题的反应替代了对长远外交战略的追求。而缺乏一个与时俱进的总体外交战略，对具体外交问题的处理往往不得要领，失去方向。这种情况的继续只能使得中国在国际社会处于一个越来越被动的地位，中国不仅很难得到中国应当得到的国际空间，更严重的是，其本身的发展会受到强有力的遏制。中国应当、能够制定什么样的国际战略不是笔者力所能及的，这里只就一些中国无论如何也回避不了的问题进行一些讨论。

1．中国和世界体系问题

在中国制定国际战略时，中国首先要处理的问题是和世界体系的关系问题。中国面临的不是应当接受这个体系还是拒绝这个体系。在这方面中国的选择可说是极其有限，除了接受这个体系外，中国别无他途。中国所有的选择就是在接受的前提下考量如何接受及其他的问题。

自改革开放以来，和世界体系的整合是中国领导人一贯的政策。中国领导人主动接受这个体系，并且推动国家和这个体系的整合。这样做使得中国在以往很长一段时间内从和世界体系的整合中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利益。和世界上其他拒绝这个体系的国家相比，中国所取得的成就本身就说明了“拒绝”和“接受”之间的巨大差异。中国不仅已经或者即将加入所有重要的国际经济组织，而且也加入了所有主要的政治、社会和军事组织。中国甚至已经签署了历来非常敏感的联合国的两个人权公约，即《经济文化权利公约》和《政治权利公约》。其中《经济文化权利公约》已经经全国人大批准而生效。

但是，中国进入这个体系不是只有利益而无代价。在中国努力进入这个体系的过程中，这个体系的现存领导者美国和西方纷纷向中国漫天要价。这就引出了中国各方面对中国要不要加入这个体系的疑问。不过，我们要问的是：因为美国是这个体系的霸权式领导者，我们就要拒绝这个体系吗?中国能够拒绝这个体系吗?且不说拒绝这个体系所带来的经济代价，中国要这样做面临着巨大的和非常现实的困难。这个体系的领导者美国不会容许中国这样做。不管人们喜欢与否，美国这样做在很大程度上是履行这个体系的“使命”。美国不这样做，另一个国家也会这样做。在苏东共产主义解体之后，作为唯一霸权的美国是绝对不会让中国这样一个共产主义的和拥有可以威胁其安全的核武器的大国独立于这个体系之外的。美国的目标是在体系内遏制中国，防止中国挑战美国，对其霸主地位构成威胁。

退一步言，即使美国容许，中国也没有条件来退出这个体系。中国有过去深刻的历史教训。在时代，中国既不满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体系，也不满于以苏联为首的东方体系，而是想通过输出中国式共产主义革命的方法来建立一个以自己为中心的准世界体系。建立这个体系的努力的代价是极其巨大的，且它所留下来的阴影到现在也没有完全消失。建立自己体系的实践和邓小平和世界体系整合的实践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不同的实践传达给我们这样的一个信息，即只有进入这个体系，然后再努力往这个体系等级的高处爬，这是中国能够脐身于世界强国之林的唯一的途径。

中国也不可能象前苏联那样组织属于自己的国际空间。中国没有足够的经济技术实力和美国搞美苏冷战那样的新冷战。美国或许希望中国能够象前苏联那样，通过无限的军事建设和扩张，最终走向经济的衰退。实际上，这是美苏冷战结束后，一部分美国人的设想，而邓小平的远见没有使中国走上这条充满危险的路线。除了有限的经济和技术资源以外，在“软权力”方面更不能和美国相比。“软权力”指的是意识形态和文化等方面的因素。要组织以自己为中心的国际空间，软权力在很多方面比经济和军事等方面的力量更重要。没有软权力，就很难在国际社会产生共识和认同，就不会有任何凝聚力。不管我们是否喜欢美国式的价值观，美国也是今天世界软权力的中心。现实地说，我们要让国际社会接受我们的价值观可能还需要很大的努力。

不管怎么说，中国既不能退出这个世界体系，但也不能完全无条件地接受它，中国理性的选择是“表达”。就是说，中国接受这个体系，但要改革这个体系，让这个体系更能符合中国的利益。这样做，既可以避免和美国进行美苏冷战式的新冷战，又可以在体系内和美国进行或者是合作，或者是对抗。进入体系并不是说中美之间就不会有冲突了，即使中国成为了美国所希望的民主自由国家，中美之间的冲突还会存在。只要存在着国家，冲突就会不可避免。中国进入体系的主要目标一方面是避免被孤立的危险，另一方面是为了扩大自己的阵地，结成体制内的“统一战线”而抗衡美国。一个显见的事实是，在体制之外，中国很难利用美国和欧盟、日本等其他国家之间的矛盾，而进入体制后，中国的能动的余地会比现在大得多。

问题是中国如何表达自己的“声音”?从进入世界贸易组织的案例上，我们已经看到，尽管中国的经济力量迅速崛起并对世界经济体产生很大的影响，但是因为身在体制之外，中国很难对国际体系发挥很大的影响力。中国所能运用的策略是有选择地接受，或者说，在总体接受的基础上，拒绝一些明显对中国国家利益不利或者中国目前不具有条件接受的规则。总体说来，经济接受多于政治接受。随着中国进入世界贸易组织及其本身市场经济的迅速发展，经济上和世界的整合已经是不可扭转。中国政府不仅接受了世界体系的价值和规则，而且早已经开始调整和改造中国的经济制度以适应世界体系。在政治上，尽管中国接受了联合国两个权力公约，但在制度建设层面还是流离于世界体系之外。这在人权和民主相关的问题上表现得很明显。在政治方面，中国并不能对世界体系全盘照收，但这并不是说中国不需要调整自身的政治统治体系。调整统治体系的需要并不在外来的压力，而是内部需求。很显然，如何调整统治制度使其和新兴市场经济制度相适应乃是中国所面临的挑战。

2．经济优先、政治组织和国际空间问题

中国的国际战略只有考量到了接受世界体系这个条件，才和中国领导人一贯以来的经济优先战略并行不悖。中国如果要继续发展国际空间，在国际社会发挥更大的影响力，主要还是取决于国内的经济发展。经济的发展也直接会影响到中美关系或者中国和其他大国的关系。经济力量为中国赢得了国际影响力，没有一个大国会看重一个经济萧条的中国。再者，不仅中国能否最终成为世界强国取决于持续的经济发展，许多国内问题的解决也取决于此。如果经济发展出了问题，许多内部问题和潜在的矛盾就会浮现出来，对内部秩序产生消极的影响，从而影响中国的外部影响力。

但是，应清楚地意识到，经济发展并不自然地给中国带来国际影响力和国际空间。中国的国际战略要以经济为中心，这并不是说只要经济发展了，中国就会成为世界强国了。前面所讨论的资本主义加民族国家在西方力量的扩展过程中的作用无非是想说明单一的经济因素不足以争取中国的国际空间。当我们说经济的发展扩展了中国的国际影响力的时候，指的是由经济因素所产生的自然的影响力。这种自然的影响力缺乏国家的发展目标，从而对外在世界产生消极的影响。经济的发展要由政治来保护，经济的扩展要由政治来组织。

提出这个问题已经具有了现实性。中国的资本和美国的资本并不会有本质上的区别，中国市场经济的扩展性最终并不会比美国的逊色多少。当中国大力吸收外国资本的同时，中国本身的资本也在加快流向海外。只要哪里有利可图，资本就会流向哪里，这是不变的真理。中国能怎样保护我们的海外的利益呢?这个问题的尖锐性会随着中国国内经济的深度发展和资本的外流越来越突出。

外界的概念是，随着中国的崛起，中国一定会在世界舞台上有所作为。再者，中国经济力量的外部影响也已经在客观上向中国政府提出了做什么的要求。但是中国政府并没有做什么，一向都采取低姿态的政策。这使得外在世界不知道中国要做什么。于是，就有各种“中国威胁论”的一而再、再而三地出现和重复。

如何在经济力量发展的基础上使用政治组织的手段，一方面防止外在的威胁，另一方面来发展中国的国际空间?中国这方面存在着很大的困难。首先是力量组合方面的困难。一个大国在国际上的力量的包括硬力量诸如军事、技术和经济力量，也包括软力量如意识形态和大多数国家认可的价值观等。中国在这些方面的力量组合的不足是显见的。中国如果一方面不能创造出可以让国际社会认同的价值观，另一方面又拒绝接受国际社会认同的价值观，那么，在软力量建设方面会变得极其困难，其国际影响力也会受到诸多制约。现在，很多国家只是把中国认同为一个可以获得巨大经济利益的市场。这种认同和意识形态和价值观方面的认同不是可以同日而言的。

其次是力量组织方面的困难。美国等西方大国非常清楚国际力量是需要组织的，也懂得如何组织其海外力量。美国人经常在鉴定和其国家利益相关的国家和地区，积极从事合作、联盟的事宜。但中国在如何组织国际力量方面显然是很贫穷的。例如在亚洲金融危机中，中国政府坚持人民币不贬值，这对遭受危机影响的亚洲国家无疑是重要的。当时很多亚洲国家都认为中国是一个负责任的大国，也希望今后中国至少在地区事务上起更重要的角色。但是中国不知道把已有的影响力加入组织化和制度化。结果是让其他国家特别是美国占据了本应当属于中国的国际空间。

再次是现代国际关系思维方面的不足。基本上，中国人还是受中国传统国际关系的道德优先思维的影响，对现代国际关系权力政治既不屑一顾也不加以重视。这本身并没有什么错，但当所有其他国家都顺从权力政治的时候，中国就很有可能沦为自己传统的受害者。现代国际体系的形成是各主权国家竞争国际空间的结果。中国显然没有这个概念。当其他国家竞争国际空间的时候，中国时常把应当属于自己的东西谦让给他人，企图从中得到道德上的回报。但实际上不是这样。当其得到中国“谦让”出来的国际空间以后，非但不会回报中国，反而用此来惩罚中国。又举国际或者区域组织来说，中国很少采取动议。当一个国际或者区域组织成立之时，中国往往首先采取抱怨的态度或者反对。但是一段时间以后，中国最终还不得不接受这一组织，甚至加入这一组织。这些行为表面上呈现为中国的战略考量，实际上是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的反映。

产生这种情况的原因在于中国在国际政治中的经验不足，可以说，中国现在是首次以一个大国的身份进入国际体系。在数千年的历史中，中国曾经有辉煌的时期。但近现代国际关系完全不同于中国占主导地位时期的情况。当中国在近代开始和这个体系打交道的时候，遇到的是西方列强的侵略和羞辱。在上一个世纪里，中国政治人物所关心的主要是防卫国家。中国相对的独立于世界体系的现实也不需要我们去考量体系内部的事情。但现在则不同了。中国已经发现自己不仅在急剧地进入这个体系，而且要开始处理这个体系内的纷繁的事务了。但是我们还没有经验。如何处理经济发展和国际空间的关系问题，如何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用政治组织的力量发展中国的国际影响力并把此种影响力制度化，已经成为了中国在制定国家战略过程中不可回避的问题。

3．联盟和国际统一战线问题

和组织国际空间相关的另外一个问题是联盟问题。当美国人用联盟的方式来围堵所谓的“中国威胁”的时候，中国怎么办?尽管还很难说，美国的结盟政策最后是否会达到美国人设想的目标，但可以肯定的是中国不能这样坐以待毙。要避免这一结局，中国对联盟问题应当有新的考量。

中国的结盟的前提是接受现存世界体系。这一点很重要。体系之外的结盟是危险的，要么导致美苏冷战那样的新冷战，要么导致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大东亚共荣圈”那样的敌视性的联盟。中国如果要保持和平的建设环境，要在维持世界和平方面发挥作用，这些都是必须努力避免的。而体制内的联盟则是包容性的。更确切地说，是一种区域性或国际性的“统一战线”，来防卫美国对中国的遏制，追求一个更公平的国际秩序。

在国际层面，中国不可能象前苏联那样到处建立自己的力量。中国所能做的就是和世界上尽可能多的国家维持或发展良好的关系，结盟很少可能成为现实。现实地说，中国的力量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是区域性的。中国既无扩张的野心，也就无需把手伸得那样长。中国国际战略的起点应当是亚洲。中国如果在亚洲就被美国所围堵，其未来的发展和国际影响力就是成问题的了。

多年来，中国致力于发展和周边国家的关系，取得了非常大的成绩。但这可能还不够。进一步的发展逃避不了体系内的联盟和统一战线。中国的经济力量对亚洲国家的影响已经大大超越了国内很多人所能想象的程度。这在亚洲金融危机以后变得非常明显，很多国家希望中国能够在亚洲至少在经济领域扮演一个更为积极的角色。换句话说，中国已经具备了相当的实力在亚洲国家有所作为。中国如果要打破美国的围堵中国联盟，就要重新考量自己在亚洲的角色。如果被动等待，让美国人享受本来中国应当享受的，那么最终受害的还是中国自己。

4．国际关系和国内秩序问题

对国际关系来说，最重要的国内秩序莫过于经济秩序和政治秩序了。经济为先。中国已经确立了市场经济发展目标。市场经济本身就是中国经济未来增长的一种巨大动力。但是，市场经济本身对国家力量的影响力是非常复杂的。如果要市场经济对国家力量，特别是国际关系中的国家力量有积极正面的影响，国家的经济发展战略就变得重要起来。这对后发展中国家尤其如此。从这方面来说，我们有必要检讨以往的国家经济发展战略。

中国的经济发展在过去的二十多年里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主要是通过一种可以称之为“民生经济”的发展模式取得的。这种模式有几个主要的特点。第一，发展经济的主要的目标是解脱人民的贫穷，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加强国家本身的力量是次要地位的。第二，经济增长是通过急进的分权达到的，即国家把重要的经济决策权下放给各级地方政府、企业和个人，给于他们充分的自主权来发展经济。第三，国家在一些重要的基础研究或者工业部门不再象以前那样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而转向投资于国际采购和技术引进。

这种民生经济发展模式取得了我们今天所看到的成绩，但也产生了诸多问题。国家能力的衰落自九十年代以来一直是人们热衷于讨论的话题。因为国家能力的减弱，不仅使有效的收入再分配变得不可能，更重要的是不能组织有效的产业政策。九十年代中期以来，中央政府努力调整经济制度，增加中央的权力，但收效并不很显著。要扭转实际上的分权趋势非常困难。可以想见的是，没有一种调和“民生经济”和意在提高国家本身能力的产业政策，中国的经济秩序很难在国家力量的外部投射方面发挥应有的作用。一些外国专家对中国国家组织经济生活能力的不足情况已经表示了担忧。诚然，中国必须避免象美苏冷战时期苏联式的军事经济，但另一方面也应该考量在提高民生和国防力量的同时也能保护海外经济利益的经济发展战略。

在政治秩序方面，恐怕除了接受体系，没有其他更为有效的选择。当中国的经济进入全球体系的时候，其政治必然要受到这个体系的影响。当经济因素市场化的时候，政治体系方面的调整就成为必要。市场经济的发展导致民主因素的产生，但另一方面也只有民主这一政体形式才能有效地统治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政治社会。接受民主的世界体系并不是说中国一定要全盘接受美国西方式的民主。中国已经走上了一条中国式市场经济的道路，在政治上也会这样。接受体系意味着中国接受西方民主政治的挑战。

中美关系范文篇7

第二课“外交关系的突破”为例，这一课本身也存在教学思路，即70年代外交关系突破的三个表现，也就是三个目标题的呈现：“重返联合国”“中美关系解冻”和“中日邦交正常化”。从外在看，三者作为70年代外交关系突破的表现是一种并列关系，从教材表述看，二三两个目标题联结较为紧密，即中美关系的缓和直接推动了中日关系的改善，而一二两个目标题关联性却不甚紧密，如果存在联系的话，表面上看都是美国孤立中国政策的破产。是否有更紧密的知识联结和更流畅的设计呈现呢？此前，我恰巧阅读了英国学者菲力普·肖特著的《传》，被评为“迄今为止西方最新、最具深度的一部全传”。当我尝试进行这一课的教学设计时，相关中美关系缓和的内容叙述就从其他叙述中凸显出来，我再次阅读了书中关于中美关系缓和的叙述后，灵感一现，决定以中美关系的缓和为主线，切入“中国重返联合国”和“中日邦交正常化”这两个目标题内容。在突破的三个表现中，以中美关系的缓和为主线并不突兀，因为中美关系的缓和是70年代中国外交三大突破的关键，于是我把这种并列关系进行转换，采取三合为一的教学思路，使三者成为彼此联结一个教学整体。而同时，电影和小说的叙事结构也给我启发，这一课的教学何不双线交叉进行，以中美关系缓和为主线同时，再以《传》的文本材料作为另一推进线索。当然，为进行这一课的教学设计，我浏览了一些与此课有关的文章，材料引用不止于《传》的文本叙述。如此，对教材内容的整合也成为题中之义。于是，整个教学思路和轮廓是，从教材的课标题“外交关系的突破”了解三大突破事件，其中明确三大突破的关键是中美关系的缓和（课前提示有说明），以中美关系的缓和为主线进入教学，从《传》的乒乓外交文本叙述提出设问“哪些因素促成友谊谱写？”引入中美关系缓和的原因。从乒乓外交之后基辛格第二次访华的相关材料：“随着基辛格在第二次访问结束后返回国内，联合国大会投票驱逐了台湾并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取而代之。战后政治的一个时代宣告结束了”。①转入“中国重返联合国”的目标题内容，之后回归基辛格访华对于尼克松访华的意义。从尼克松访华的材料，即“对毛而言，尼克松的访问是一个胜利。在中国民族历史上的作用并不稍嫌逊色的另外的一切也都会接踵而至：田中角荣，与日本建立外交关系；英国首相爱德华·希思”。②进入“中日邦交正常化”目标题的知识学习，此后再回归到中美关系缓和之路的进程，直至中美正式确立外交关系。并让学生在此前是什么的基础上思考，为什么三大突破的关键是中美关系的缓和作为呼应。最后以美国学术界对中美关系正常化研究的三个领域的综述作为收笔。如此，既突出重点，又彼此联结，整个设计一气呵成。历史文献的阅读和运用除了对教师设计思路形成的意义外，教学设计促成的教学内容的合理整合有助于学生进一步理解教材知识之间的联系和对问题的思考，以历史文献为教学载体，有助于拓展学生知识面、培养学生阅读史料、提炼信息能力，以及阅读历史读物的兴趣。历史文献的运用对于教师教学设计的启发在于，历史教师平时需要多些阅读、把阅读内容与教材以及设计相联结，多行思考和笔记。如此，教师平时在进行教学设计时，自然会更多一些教学想法，无论是思路的形成和结构的处理，无论是知识的深入理解或是知识拓展，总之，对教学和教师专业成长大有裨益。

二、填补教学空白

教材由于篇幅的限制，对事件的叙述难以充分展开。教师在教学设计过程中，鉴于教学的需要而进行随机处理，若有些内容教材没有叙述，未必也可以忽略，如果觉得某块内容的讲解需要增补，则补充之。笔者在进行中美关系缓和原因的备课过程中，发现有一个问题是绕不开的，那就是中苏关系恶化的原因。教材只在提及中国为何要改善与美国的关系时表述“中国要牵制和对付来自苏联的威胁”，但是中苏关系在新中国成立之初是相当友好的，作为学生来说，从教材的叙述中可知中苏关系已然发生了变化，但究竟是哪些原因导致中苏关系由友好兄弟同盟走向交恶乃至兵戎相见的程度，学生是很想了解的。当然，教学的重点依然是中美关系的缓和，此处教学内容的补充不宜喧宾夺主。关于中苏关系恶化原因的材料，笔者取自《中苏关系恶化原因简析》一文，作者认为，中苏关系的破裂发生在赫鲁晓夫下台（1964年）之后，但早在赫鲁晓夫下台之前，中苏两国、两党之间的矛盾冲突就已经进入白热化阶段。赫鲁晓夫执政时期，两国之间关系的发展对后来双方关系的破裂起了决定性的作用。笔者在进行教学设计时，从《中苏关系恶化原因简析》一文中选摘了部分原因，为了节省时间和提升效率，考虑用分组的方式让学生阅读其中几则材料，并尝试培养和提升学生提炼和概括材料信息的能力。通过材料的阅读和师生问答，学生明确了中苏关系恶化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对于中美关系改善的原因会有更进一步的理解，意识到中国在60年代末70年代调整外交政策是基于国家利益的考量。这样的设计会显得丰满，学生的欲求得以满足，并使教学程序更流畅，也有助于突出中美关系缓和的重点和突破这一难点。

三、触摸历史细节

历史本身不全是抽象和理性的，在历史硬币的另一面，她是由具体的细节汇成；历史人物不总是高大上的，历史人物是人而不是神，总有人性的表现和特点；历史事件的发展也不是直线铺就的，曲折是其本性，这也是历史的真实。教师通过历史文献片断的提供，可以带领学生去触摸，去感受，去理解历史人物、历史事件和历史进程。如此的历史才是可触摸的真实的历史，也是丰富而生动的历史。乒乓外交是中美关系改善之路上的一个传奇故事，它对于中美关系缓和的意义重大。书中乒乓外交决策的叙述展现了一位国家领导人的形象：晚年的国家领袖，既有其年龄特色，又担负国家的责任，还具有历史的敏感性，让读者感受到历史人物的真实性。历史文献中这般细节性描述的呈现，对于中美关系改善过程的传奇性无丝毫影响，反而更增添了其传奇、瑰丽、柔和的色彩。而从文献的细节描述中，我们亦可抽丝剥茧，见诸当时的政治体制的专制和高效。卷起风暴的乒乓外交并非是中美关系改善进程中的首步，在乒乓外交之前，中美两国领导人为谋求两国关系的正常化，已经在小心翼翼地展开接触，这是历史的渐性；在接近过程中，并非一帆风顺，其中有中美接近的障碍，这是历史的曲折表现。中美双方由于意识形态的对立、文化传统的差异、长期的政治对立所带来的隔阂，使中美双方领导人行动起来都小心谨慎、小步前行，有时，信号的释放和接纳会存在一些障碍，上述材料就体现了这一点。文献的叙述可见中美双方为改善关系的试探、困境以及努力，以理解乒乓外交既具历史的偶然性，又体现历史的必然性。也为中美关系于1972年开始正常化，一直到1979年最终实现正常化作一伏笔。历史教学和历史学习需要有对历史细节的触摸，教师在进行教学设计过程中加入历史细节的环节，是对刚性历史和抽象历史教学的补充，也是一种人文性的教学观念和方法的体现，因为，人是理性和感性的同一体，教师本身和教学对象的学生都如此，教学设计中自然也应有所体现。从工具论的角度而言，“即把历史描述的研究方法与逻辑分析的研究方法相结合的一种认识方法”。②我们可以把这种观点和方法使用在历史教学设计上。当然，教师在教学设计中增添的历史细节需要把握其真实性和科学性，一般而言，文学类的材料较历史类的材料，其真实性和科学性是有差异的，历史类的文献材料本身，也需要考查其整体风格特点和文献材料本身的可靠性，教师需要选择适合历史教学的合理而科学的历史细节，以体现历史的感受力。

四、尝试史料研习

中美关系范文篇8

关键词：外交/中美关系/中国对美政策/邓小平

邓小平自1977年在中国政坛再次复出后，即成为这一时期中国对美政策的主要决策人。从对中美建立外交关系作出决断，到积极促进两国经济贸易的发展，直至处理1989之后的棘手事件，他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面对错综复杂的国际形势下起伏不定的中美关系，他探索出的一整套对美战略和策略思想，不仅对促进和稳定当时的中美关系具有重要意义，而且对人们从更高的层次上认识和处理当今的中美关系具有深刻的启示作用。本文依据现有的文献资料对邓小平与1977之后的中美关系进行考察，并试图总结出一些具有规律性的历史经验。

一、中美关系正常化

1972年中美《上海公报》的发表打开了中美关系的大门，但双方因为台湾问题，一直未能建交。1972年2月，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时曾对中方做出承诺，要在其第二届任期内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但尼克松连任总统后，因受“水门事件”的影响，无法实现诺言。福特继任总统后，在台湾问题上仍然是举棋不定，中美关系正常化的进程陷入了僵局。这种局面直至卡特总统上台初期仍然未有根本性的改观。在台湾问题上采取拖的方针，以维持中美关系的现状，构成了这一时期美国对华政策的一个重要特点。1977年，随着邓小平在中国政坛的再次复出，打开对美谈判僵局的艰巨任务便责无旁贷地落在了他的肩上。

1977年8月，为寻求解决久拖不决的中美关系正常化问题，美国总统卡特派遣国务卿万斯（CyrusVance）对中国进行一次“探索性”的访问。8月23日，万斯在北京向中国外长黄华提出，美国准备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唯一合法政府。但中美建交后“必须通过一项非正式协定，让美国政府人员继续留在台湾”。万斯还表示，在适当的时候，美国将公开声明希望和平解决台湾问题，希望中国“不否定这一项声明，也不要发表任何有关以武力解放台湾的声明”。CyrusVance，HardChoice：CriticalViewsinAmericanForeignPolicy（SimonandSchuster，1983），pp.82-82.

邓小平与1977年之后的中美关系美国研究万斯的这个方案不但没有在中美关系原有的基础上前进一步，而且从实质上看是从中美《上海公报》的立场倒退了，因为它是变相要求中国以默认的方式，承诺不对台湾使用武力，而“让美国政府人员继续留在台湾”实际上等于再次提出了曾被中方否定的“倒联络处”方案，即中美间的联络处升格为大使馆，而美台间的“大使馆”降格为联络处。这与中方的要求相去甚远。

为了全面阐明中国政府在这一问题上的原则立场，邓小平于8月24日会见了万斯，并且坦率地指出，“要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在台湾问题上有三个条件，即废约、撤军、断交，按日本方式。老实说，按日本方式本身就是一个让步。现在是要美国下决心。民间来往，我们可以同意。你们这个方案，集中起来是两个问题。第一，你们实际上要我们承担不用武力解放台湾的义务，实际上还是干涉中国的内政。第二，你们提出不挂牌子的大使馆，实际上是倒联络处的翻版。我们对这个方案是不能同意的。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别人不能干涉。我们准备按三个条件实现中美建交以后，在没有美国参与的条件下，力求通过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但不排除用武力解决。……《邓小平会见美国国务卿万斯时的谈话》，1977年8月24日。

这次中美会谈虽然未能就台湾问题达成一致意见，但对双方熟悉和了解对方政策的底线是有帮助的，特别是邓小平在坚持中美建交三项条件方面的坚定立场，在一定程度上打消了美国政府指望中国在台湾问题上做出较大让步的不切实际的幻想。

1978年春，中美关系正常化问题出现了新的转机。这首先是由于美苏关系出现了波折。美国国内的舆论中有一种越来越强烈的观点认为，苏联因“缓和”单方面获了利，而美国却吃了亏，从而对美国的对苏缓和政策产生了越来越大的怀疑。这种情况促使美国政府重新关注中美关系正常化问题。因为，在美、中、苏战略三角关系中，虽然中国的力量最弱，但却能起到重要的“平衡”作用。为了对付苏联，美国需要再次打“中国牌”。另外，中国在邓小平复出后，加速经济发展，准备大量引进西方的先进技术和设备，这样一个巨大的市场对于美国无疑是有吸引力的。

在这种背景下，卡特于1978年5月17日，对即将访华的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ZbigniewBrzeinski）下达了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指示，明确表示：“美国的决心已下”，已经准备积极协商向前推进，消除正常化的各种障碍。ZbigniewBrzeinski，PowerandPrinciple（Farrar，StrausandGiroux，1983），pp.207-209，Appendix1.

1978年5月20日，美国总统特使布热津斯基带着这份条件明确的指示到达北京，先后与黄华外长和邓小平进行实质性的会谈。他表示，美中关系是美国全球战略中的一个中心环节，美国政府已下决心要同中国实现关系正常化，并愿意接受中国提出的建交三原则（即与台湾断交、撤军、废约），但希望（而非作为条件）在美方作出期待台湾问题得到和平解决的表示时，不会明显地遭到中国的反驳，这样美国国内的困难将更容易解决。Ibid.，pp.211-212；薛谋洪、裴坚章主编：《当代中国外交》，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228页。邓小平对此不失分寸地做出了回应。他说：“在这个问题上，双方的观点都是明确的，问题就是下决心。如果卡特总统下了这个决心，事情就好办。我们双方随时可以签订关系正常化的文件。过去我们也说过，对自己国家统一的问题我们怎么能够不关心，不急于解决呢？我们很希望能早日解决这个问题。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历来阐明的就是三项条件，即断交、撤军、废约。这三项条件都涉及台湾问题。我们不能有别的考虑，因为这涉及到主权问题。关系正常化问题对两国来说，是一个带根本性的问题。当然我们历来说，我们之间的关系还有其他方面，主要是国际问题，在这方面我们有许多合作的余地。有许多问题我们可以共同探讨，不少问题我们的看法是一致的。关于两国关系正常化问题，你们要表示你们的希望，这可以；但我们也要表示我们的立场，即中国人民在什么时候、用什么方式解放台湾，是中国人自己的事。”《邓小平会见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时的谈话》，1978年5月21日。在这次会谈中，布热津斯基还提议，如果中方方便的话，美国已授权伍德科克（LeonardWoodcock）大使于6月开始就中美建交问题同中方进行高度机密性的谈判。邓小平等中国领导人对布热津斯基带来的美方最新信息表示出极大的兴趣，双方商定从1978年7月5日起，在北京开始举行中美建交秘密谈判。在谈判中，中方代表是外交部长黄华1978年11月下旬，黄华外长因病住院，中方任命韩念龙为外交部长与美方进行谈判。，美方代表是驻华联络处主任伍德科克（LeonardWoodcock）。中国方面的谈判工作一直是在邓小平直接领导和主持下进行的。除此之外，布热津斯基在华盛顿先后与中国驻美联络处主任韩叙、柴泽民也举行了多次会谈，沟通情况，加深理解。

中美谈判的焦点是中美建交后的美台关系问题。经过多次磋商，中美双方的立场逐渐明确。1978年10月30日，布热津斯基再次约见柴泽民，表示卡特总统希望加速中美关系正常化的谈判进程，并认为1978年12月或1979年1月将是“一个特殊的时机”。随后，在11月2日中美举行的第五次会谈时，美方提出了联合公报草案，一共16条，内容包括：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为中国惟一合法政府，并互相建立外交关系；美国人民将同台湾人民保持非官方关系；美国行政部门将为调整与台湾的关系向立法部门提出特别立法。草案提出，中方可以表示台湾是中国的一个省，中国统一问题是由中国人民自己解决的事情，别国无权干涉。中国还应表示，统一问题将和平地实现；美方将表示，对“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的立场不提出异议，重申对中国人自己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关心。邓小平在仔细分析了中美会谈的进展情况后，决心要加快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的步伐。1978年11月2日，他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说，看了布热津斯基同柴泽民的谈话和外交部报来的同伍德科克第五次会谈的请示，看来美方想加快正常化。我们也要抓住这个时机，当然不一定赶在美苏限制战略武器第二阶段协议之前，同美国关系正常化要加快，从经济意义讲也要加快。原则当然不放弃。可以按美方提的问题谈。谈的时候不要把门关死。王泰平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第三卷，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9年版，第378页。

这时国际国内形势的发展都要求中国领导人抓住时机，早下决断。当时由于中越关系急剧恶化，苏越又签定了同盟条约，中国已在考虑对在边境不断挑衅的越南采取惩罚性的有限反击。在这种情况下，为了牵制苏联，中国需要加强同美国的关系。另一方面，中国国内的形势也发生了很大变化。1978年11月10日至12月15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就政治局根据邓小平建议提出的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问题，进行了认真的讨论，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已如箭在弦。从现代化建设的角度来看，中国需要加强同美国的关系，尤其是经济关系。因此，邓小平这时在谈到中美建交问题时，强调“这确实是个大局。”《邓小平与李先念、许世友、李德生等人的谈话》，1978年12月1日。这些因素都增加了中国领导人尽早完成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决心。

在中美建交谈判的关键时刻，邓小平于1978年12月13日至15日连续三天与美方代表伍德科克进行了会谈。原外交部副部长朱启桢回忆道，中美建交谈判到最后，一个问题卡住了，就是美国售台武器问题。我们是三大原则，这三大原则美国接受了，与台湾断交、废约、撤军，但是在出售武器给台湾这个问题上，美国不让步。当时如果坚持要美国停止向台湾出售武器的话，我们就可能丧失与美国建交的时机。但是如果说我们为了求得同美国建交，对武器问题就放过去的话，这个问题将来就成为一个长期解决不了的遗留问题，所以最后邓小平同志跟美国谈判代表谈判的时候，就提到这个问题：是不是我们双方同意发表建交公报，建立外交关系。这个武器问题就留待双方建交以后两国政府继续商谈解决。因为有了这句话，才有后来的“八·一七公报”。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电视台编著：《邓小平》，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220-221页。邓小平还提出：“中美建交后，希望美国政府慎重处理同台湾的关系，不要影响中国采取最合理的方法和平解决台湾问题”。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思想年谱》，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102页。鉴于美国要求于1979年底按条约规定期满“自动终止”《美台共同防御条约》，邓小平要求美方在该条约仍然有效的最后一年里不要再向台湾出售武器。

从中美建交谈判的最后结果来看，中美双方都做出了一定程度的让步。首先，在《美台共同防御条约》问题上，中国原来坚持建交前必须废约，后来体谅美方困难，同意美方在法律生效期满之时终止该项条约。第二，美方原来要求在建交之际将单方面发表声明，希望台湾问题和平解决，而中国不要予以反驳。后来经邓小平提议，双方通过协商，决定各自都可以发表声明陈述自己的立场。中国方面后来在声明中指出，解决台湾回归祖国，完成国家统一的方式完全是中国内政。不过中方也表明了愿意采取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的立场。第三，在最棘手的美国售台武器问题上，双方决定保留分歧。中国保留以后重新提出这个问题的权利，美方则表示相信，在两国关系正常化以后将会逐渐出现有利于讨论这个问题的气氛。美方还保证在美台条约仍然有效的最后一年里不向台湾出售武器。双方一致同意不因这一问题影响两国关系正常化的时间表，从而表现出向前看的长远眼光。

至此，中美建交谈判终于取得了“突破”。这是中美双方共同努力的结果。其中邓小平和卡特总统的决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在双方达成上述协议的基础上，中美两国于1978年12月16日（美国时间12月15日），共同发表了“中美建交联合公报”。

二、中美经贸关系的发展

中美建交之后，邓小平把美国看作是实现对外开放、引进资金技术和扩大贸易的重点对象国。在此背景下，中国加大了对美经济贸易的力度。从中国方面说，打倒“”之后，国内正在进行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对外开放，需要扩大对外经济贸易，需要学习和借鉴像美国这样的发达国家的经验和科学的管理方法，并从美国那里取得发展经济所缺少的资金和技术。从这个角度来看，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全党工作的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方面来，与中美建交、两国关系实现正常化几乎是同步，不是一个偶然的现象。1979年1月24日，邓小平在访美前夕会见美国客人时，曾阐明中美关系正常化对中国现代化的意义。他说：“我们相信中美关系正常化能为美国用先进的东西帮助我们实现四个现代化创造更有利的条件，这点对美国来说也是有利的。”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思想年谱》，第109页。中美建交伊始，邓小平就开始为克服发展双边贸易中存在的障碍，尤其是为早日解决最惠国待遇问题，进行了艰辛的努力。

1979年1月2日，邓小平副总理在北京接见美国国会众议院银行、财政和城市事务委员会访华团，他在谈到中美发展经济贸易关系时说：“中美贸易有广阔的前景，美国科技水平在世界上处于领先地位。竞争力比包括日本在内的一些国家都强一些。但还有一些障碍。既然两国关系正常化了，这些障碍就应排除，比如最惠国待遇问题如能解决，障碍就减少了”。《邓小平会见美国国会众议院银行、财政和城市事务委员会访华团的谈话》，1979年1月2日。随后，在邓小平访美期间，中美双方就解决两国被对方冻结征用的资产问题、签订长期贸易协定、航空协定和海运协定等问题交换了意见。邓小平在不同场合多次提到最惠国待遇问题，他说，你们不解决最惠国待遇问题，我们偿还能力就受限制，最惠国待遇不只是中国的需要，也是美国的需要，而美国的需要并不比中国小。宫力：《峰谷间的震荡：1979年以来的中美关系》，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96年版，第31页。

在这种背景下，美国开始在中国最惠国待遇方面给予通融。1979年5月6日至15日，美国商务部长访华，与中国方面商讨中美经济贸易实质性问题，双方于5月14日草签了中美贸易协定。协定规定：“为了使两国贸易关系建立在非歧视性基础上，缔约双方相互给予最惠国待遇。双方同意，采取一切措施，促进两国贸易持续和长期的发展。”《人民日报》，1979年5月15日。1979年7月7日，中国对外贸易部部长李强和美国驻华大使伍德科克分别代表两国政府在北京正式签署了为期三年的中美贸易协定。根据这一协定，中美双方将在关税、手续税费用方面相互给予最惠国待遇，向对方的商号、公司等贸易组织提供最惠国待遇，相互对等地保护专利、商标和版权，允许建立在本国领土内的对方的金融机构，根据最惠国待遇的原则开展业务，协商解决双边贸易问题等。

1980年2月1日，中国外交部和美国驻华大使馆在北京互换照会，确认各自已经完成必要的法律手续，从而使中美贸易协定即日起开始生效。这是中美关系史上的一件大事，为两国经济贸易关系的进一步发展开辟了道路。在这之后，中美贸易有了迅速的增长。

在中美最惠国待遇问题解决之后，邓小平又为在经济技术领域，解除美国政府限制美国技术进入中国问题进行努力。1982年9月8日，邓小平指出：“我访问美国时双方签订了科技合作的协定，但是中美建交以来，美国没有把一样比较像样的先进技术转让给我们。我同黑格谈过，他也感到惊奇。就连联合国帮助我们普查人口的电子计算机也拖了好几年，拖到去年才最后批准。美国过去长期把中国放在‘Y’组，26个字母，是倒数第二个。”《邓小平会见美国前总统尼克松时的谈话》，1982年9月8日。邓小平认为，这种状况应尽快改变。

在此之后，美国相继放宽高级技术产品对华出口限制，1982年美国总共向中国出口了价值5亿美元的防卫和高科技产品。JamesMann，AboutFace：AHistoryofAmericasCuriousRelationshipwithChina，FromNixontoClinton（AlfredAKnopf，Inc，1998），p.40.1983年6月21日，美国政府正式宣布对华技术转让的新规定，将中国从美国出口管制分类的国家改为V组，即列入与美国友好的非盟国一组内。邓小平抓住有利时机，继续对来访的美国政界人士做工作。他指出：“中美关系中存在两个问题：一是台湾问题；一是技术转让。在技术转让问题上，美方有些松动，我们表示欢迎。但松动到什么程度，也还要看。”他还说，“在技术转让问题上，重要的是中美能成为什么样的朋友，是普通朋友，还是比较好的朋友。”《邓小平会见美国参议员杰克逊时的谈话》，1983年8月27日。

1984年美国总统里根访华之后，美方承诺加速对中国出口技术产品和转让技术许可证的审批，并表示，在1983年已公布的七类产品放宽限制的基础上，将考虑制订另外十类产品放宽限制的指导方针，其中包括微波通讯、导航设备、激光、数控机床、非军用飞机等。这表明里根政府在中美关系方面更加强调发展中美经济贸易，这一方面是希望以经济贸易关系来推动双边政治关系，借以牵制中苏关系缓和；另一方面也是看好中国又一轮经济改革浪潮下的市场潜力。

在邓小平积极倡导下日益发展起来的中美经济贸易关系，不仅为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吸引了大量的资金和技术，而且为稳定中美关系的大局构筑了一个新的支点。正因如此，尽管冷战结束后中美两国关系磕磕拌拌，时常遇到很大的麻烦，但中美间贸易却仍以每年两位数的速度增长，并日益成为影响中美关系的主导因素之一，这对维护中美关系大局起到了的一个强有力的新的战略支撑的作用。中美在经贸方面的共同利益和相互需求，必将对今后中美关系的发展走向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

三、打破美国对华制裁

1989年，正当中美建交进入第二个十年，人们对此寄以很大期望的时候，中美关系却因春夏之交中国国内的政治风波骤然跌入低谷。美国在西方国家中带头对中国实行制裁，中美关系降温至1972年以来的最低点。

面对严峻的国际形势，邓小平认为有必要表明中国政府在维护国家主权方面的原则立场和决心。1989年7月2日，他在会见秘密访华的美国总统特使、总统安全事务助理斯考克罗夫特（BrentScowcroft）时说：“现在中美关系确实处在一个很微妙、甚至可以说相当危险的地步。中国没有触犯美国，任何一个小问题都没有触犯。问题出在美国，美国在很大范围内直接触犯了中国的利益和尊严。我要明确告诉阁下，中国的内政决不允许任何人加以干涉，不管后果如何，中国都不会让步。中国的内政要由中国来管，什么灾难到来，中国都可以承受，决不会让步。中国领导人不会轻率采取和发表处理两国关系的行动和言论，现在不会，今后也不会，但在捍卫中国的独立、主权和国家尊严方面也决不含糊。”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思想年谱》，第433页。此后，他又在与中央负责同志的谈话中提出：“中国自己要稳住阵脚，否则，人家就要打我们的主意。”《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19页。“要维护我们独立自主、不信邪、不怕鬼的形象。我们绝不能示弱。你越怕，越示弱，人家劲头就越大。并不因为你软了人家就对你好一些，反倒是你软了人家看不起你。”《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20页。中国方面据此适时调整了对美方针，沉着应对。

在中美关系处在僵局的时刻，曾经为打开中美关系大门做出过重大贡献的美国前总统尼克松和前国务卿基辛格等人利用其与中国领导人有良好关系的特殊身份，再次肩负与中国领导人对话，共同探索摆脱危机的重任。

1989年10月28日至11月2日，尼克松应中国政府的邀请访问北京。尽管严格说来尼克松是以平民的身份出现的，但中美双方都清楚尼克松在中美两国领导人之间的沟通方面所能起到的独特作用。因此，中国方面对尼克松的来访极为重视。邓小平与之进行了实质性的谈话。他对尼克松说，我们同美国应该结束这几个月的过去，开辟未来。他认为在这个问题上，中国是真正的受害者。中国没有做任何一件对不起美国的事。可以各有各的看法，但不能要我们接受别人的错误指责。他请尼克松转告布什总统：“结束过去，美国应该采取主动，也只能由美国采取主动。美国是可以采取一些主动行动的，中国不可能主动。因为强的是美国，弱的是中国，受害的是中国。要中国来乞求，办不到。哪怕拖一百年，中国人也不会乞求取消制裁。如果中国不尊重自己，中国就站不住，国格没有了，关系太大了。中国任何一个领导人在这个问题上犯了错误都会垮台的，中国人民不会原谅的。”邓小平认为，中美关系有一个好的基础，就是两国在发展经济、维护经济利益方面有相互帮助的作用。中国的市场毕竟还没有充分开发出来，美国利用中国市场还有很多事情能够做。邓小平表示欢迎美国商人继续进行对华商业活动，并认为这也是“结束过去的一个重要内容”。详见《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31—333页。

尼克松在与中国领导人进行了广泛的谈话之后，对中国的现实情况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并且得出两个结论：一是中国希望恢复同美国的良好关系，但是坚持必须由华盛顿采取主动；二是北京目前不愿意对6月发生的事件重新做出评估。美联社北京1989年11月1日电。尼克松说，在这件事上，他同中国领导人的谈话“就像是两条在黑夜中穿行的船。他们有他们的看法，而我有我不同的看法。合众国际社北京1989年11月1日电。但尼克松认为，中美双方应该讨论这些分歧，并尽力解决分歧。

尼克松回国后于11月5日向布什总统和政府高级官员汇报了此次中国之行的情况。这次访问所形成的第一手材料对于美国领导人准确了解中国的真实情况及中国领导人的看法是有意义的。1989年11月7日，布什总统在白宫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说，尼克松前总统这次私人访华是很有益的。但布什在谈到中国方面所坚持的“解铃还需系铃人”这点时又说，他认为“不是那种情况”。《人民日报》1989年11月9日。

在尼克松访华之后不久，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又应中国外交部的邀请，于11月7日至10日访问中国。刚辞去中央军委主席职务的邓小平会见了基辛格。他对基辛格说：“中美合作的基础是有的。那种按社会制度决定国与国关系的时代过去了。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完全可以和平共处，发展友谊，找到共同的利益。中美之间肯定能够找到共同利益。”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思想年谱》，第442页。在美国宣布中止中美高级官员接触的情况下，尼克松和基辛格以私人身份访问中国，邓小平等中国领导人与之举行会谈，实际上起到官方的作用，维持了两国间的微妙联系，沟通了两国对彼此间立场的了解，而这对恢复和发展中美关系有重要意义。

在上述背景下，美国总统布什开始考虑采取一项更大胆的行动探索阻止中美关系继续恶化的可能性，那就是派遣美国总统特使公开访华。1989年12月9日，美国总统特使、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斯考克罗夫特抵达北京。12月10日，邓小平会见斯考克罗夫特，并对他说：“你这个行动，是一个重要的行动。重要的意义就是，中美尽管有一些纠葛、一些这样那样的问题和分歧，但归根到底中美是要好起来才行。这是世界和平和稳定的需要。”这句话点明了中美关系对稳定世界格局的重要性。他还说：“将军这次来访是通报马耳他会谈，实际上应该说是双方一个共同的愿望：能够尽快解决6月以来中美之间在一些问题上存在的纠葛，早点解决，使中美关系能够得到新的发展新的前进。这是我们的共同愿望”。《人民日报》1989年12月11日。邓小平进一步指出：“中国威胁不了美国，美国不应该把中国当作威胁自己的对手。我们没有做任何一件伤害美国的事。1972年到现在的17年中，世界局势总的比较稳定，中美关系的发展是形成这样好的局势的一个原因，占的分量不轻。中美不能打架，我说的打架不是打仗，而是笔头上和口头上打架，不要提倡这些。我多次讲过，美国的制度中国不能搬，美国制度究竟好不好，美国人自己说，我们不干预。两国相处，要彼此尊重对方，尽可能照顾对方，这样来解决纠葛。只照顾一方是不行的。双方都让点步，总能找到好的都可以接受的办法。恢复中美关系要双方努力，不要拖久了，拖久了对双方都不利。”邓小平还请特使转告布什总统：“在东方的中国有一位退休老人，关心着中美关系的改善和发展。”《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50—351页。

在邓小平的讲话中，引人注目的是，他为改善中美关系提出双方都应让点步，要双方努力，不要久拖不决。这是在布什总统先采取主动行动在尼克松访华时，邓小平曾提出，中美要结束过去美国应该采取主动。之后，中国做出的积极回应，体现了中国方面对恢复中美关系的诚意和外交方面的灵活性。

斯考克罗夫特的这次中国之行虽然以通报美苏首脑会谈为名，但却是布什政府为响应中国方面“解铃还需系铃人”的一个打破僵局的主动行动。而中国方面在邓小平确定的基调下，显示出了改善关系的诚意。中美这次会谈的结果表明，双方承认存在分歧，尤其是在人权问题方面存在严重分歧，但双方都认为两国在广泛的领域内仍存在着共同的利益，都愿意采取措施为减少分歧做出努力，以便使中美关系维持在一定的水平之上。

布什总统在派特使访华后不久，便采取一系列主动行动缓和中美之间的紧张关系。1989年12月19日，美国总统布什批准向中国出口三颗美制通讯卫星，实际上是在对华全面制裁中打开了一个缺口。1990年1月10日，美国政府还宣布将不再反对世界银行对中国提供的所有贷款，但将密切注意贷款是否用以满足人们基本需要并在逐项的基础上进行考虑。美国政府的这项决定虽然还留有尾巴，但毕竟是在总体上减轻了对华制裁。

中国方面对于美国的上述姿态也做出了一些呼应。如针对美国所担心的武器扩散问题，中国公开声明，中国没有向任何中东国家出售过中程导弹，今后也不向中东出售中程导弹。中国还准许一名“美国之音”记者入境。中国原则上同意恢复富布赖特交流计划中的客座教授和学者互访，但不再向美国派出攻读学位的留学生。中国政府还宣布自1990年1月11日起解除在北京部分地区自1989年5月20日以来实行的戒严。这一决定既是基于国内政局已趋向稳定的考虑所采取的步骤，同时也有缓和中国同美国及其他西方国家的关系的考虑。1990年6月，中美双方经过磋商解决了方励之滞留在美国大使馆长达一年的问题。

这样，在中美两国领导人邓小平和布什的决断下，双方为不使两国关系陷入完全破裂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终于使中美关系维持在一定的战略水平之上，这就为中国逐步打破西方的制裁，争取日后中美关系的改善奠定了重要基础。

四、结论

以史为鉴可以知兴衰。这一时期邓小平处理中美关系和制订中国对美政策过程呈现出以下几个具有启发性的显著特点。

第一，邓小平是从长远的战略观点出发来看待中美关系的。他曾一再强调：“如果要使中美关系不停滞并且要继续发展，关键问题是从什么角度来观察和对待中美关系，是从全球战略的角度来对待两国关系，还是从一些暂时的、战术的策略观点来对待两国关系。中美关系是全球战略中的一部分。”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思想年谱》，第191-192页。由此出发，尽管中美两国在社会制度、意识形态方面存在着深刻的分歧，但这一时期邓小平在制订对美政策时，已不再以意识形态划线，而是根据国家的最高利益，从大局着眼，不仅在对付苏联威胁时，及时发展和维护了中美之间的合作，而且在中美关系遇到挫折时，仍能够保持冷静，从战略的高度和长远的观点看到，中美两国共同利益仍然超过两国的分歧，由此做出了“归根到底中美关系是要好起来才行”《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50页。的基本判断。

中美关系范文篇9

论文摘要：中美两国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最特殊的一对双边关系，它远远超出了双边关系的范畴，成为一对影响世界的大国关系。中美经贸关系，中美建设性合作关系对世界和平与发展举足轻重，中美关系的阴晴冷暖对世界将产生重大影响。

中美建交27年来，两国关系一直在跌宕起伏中向前发展。主席于2006年4月对美国的正式访问期间，将中国与美国的关系定化为“建设性的合作者”，指出：“中美两国都有进一步发展两国关系的强烈愿望，都认识到中美关系已远远超出双边关系的范畴，越来越具有全球意义。”在访问中，胡主席多次强调要从全局高度，用战略眼光来看待中美关系，看待中美关系取得的共识和存在的分歧。这刘。于推动两国关系的稳定健康发展，维护世界和平与促进共同发展，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在世界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和科技信息化的世界大环境下，中国和美国作为世界上最有影响的两个大国，两国关系的阴晴冷暖对全球经济、政治、安全等产生着巨大影响．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一、中美经贸关系发展影响全球

(一)中美经贸关系推动美国产业国际分工的深化

(二)中美经贸关系影响美国国内利益集团的态度

截至2005年，美国在华投资项目超过4．9万个，几乎涉及各种领域、各个行业，实际投资额累计510多亿美元，中国已成为美国第三大贸易伙伴和增长最快的出口市场。日益扩大的投资使越来越多的美国企业认识到，在中国有太多的利益需要维护。因而，一些大企业在许多涉及自身利益的问题上，时而相互合作，时而结成同盟以维护自己的利益。比如在1996年，由IBM发起，GE、GM、A十&十等公司参与组成的“加州美中关系联盟”，以促进基层群众对中国的了解为目的，争取一劳永逸的解决美国对华最惠国待遇问题。中国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一个以儒教文明为主的国家，同美国以信奉基督教为主的资本主义国家在意识形态上存在着很大的分野。正因为如此，美国自诩为民主国家并长期攻击中国为所谓的“极权”主义国家，导致两国在二战后20多年的敌对。冷战结束十几年来，美国一些人固守冷战思维，谋求建立以美国主导的单极世界。美国在谋求世界霸权的过程中，动辄以武力或经济制裁等手段向中小国家施压，妄图使这些国家臣服或听命于它。在当今世界经贸关系日益密切的背景下，如果美国重蹈覆辙。必定会使自身利益首先受损，而受损利益集团无疑将会以各种方式对政府行为大加阻挠。在对华政策L，美国日益壮大的国内对华友好利益集团，通过各种方式影响美国政府的对外政策，有力地牵制了美国的新保守主义思想和单边主义政策，使美国的政策逐渐向中间路线靠拢。

二、中美建设性合作关系影响世界和平与发展

(一)建设性合作关系本身影响世界的和平与发展

(二)中美合作对于应对非传统安全威胁将产生积极影响

(二)中美合作对推动世界军控进程意义重大

(四)中美在联合国框架内的磋商与合作至关重要

中美关系范文篇10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首先在世界上推行的是废除殖民地政策,同时致力于建立以法律规范的国际秩序。例如,在国际贸易上不再允许以武力解决利益冲突,而是由律师协商解决纠纷。比如说,当年的英国跨国公司必须有自己的武装军队,而今天美国的跨国公司则以律师当道。虽然伊拉克战争使人感觉当年大英帝国的武力行为似乎大有再现的势头,但至少在整个20世纪,美国的势力与其说是来自其武器的“硬实力”,倒不如说是来自其以“民主与自由”为核心价值观所带来的“软实力”。如果说美国帝国今天已经存在的话,那么以美国主导的单极秩序主要是建立在那些无形的制度与社会价值观上。因此,美国主导的秩序至少比当年英国、西班牙主导的单极秩序更“讲理”。在诺斯的制度变迁模型中,制度变迁是一个系统的转变过程,不管是渐进式变迁还是激进式变迁,结果都是由国家的内在制度决定的。中国的渐进式转型既不是完全通过国内制度调整来适应国际力量,也不是事先有着非常缜密的制度设计,完全是国内制度设计的结果,而是更贴近于“摸着石头过河”的探索。但中国的经济转轨是在全球化的条件下的重大事件,美国是全球秩序的主导性国家,因此,不可避免地受到以美国为代表的国际环境的影响。几乎同时进行转轨改革的俄罗斯也不例外,张丽认为:“在俄罗斯经济转轨的启动与演进过程中,政治因素及国际因素如影相随,影响着转轨方式的选择,其中,美国因素成为俄罗斯经济发展道路上的一个重要参照物。”

中国在20世纪60-70年代长期处于经济停滞之中,原因有两个:一是体制缺乏激励机制,二是与世界市场相隔绝。要改变这种状况是困难的,原因在于:一是制度的变化受到国内政治约束,二是利用世界市场必然要突破美国防线。从20世纪70年代后期开始,邓小平进行了尝试,从政治体制开始进行改革,改变对美国的对外政策,逐步使经济改革走上全球化的市场经济轨道。

一个时期以来,“经济全球化”在世界范围内的经济文献中被使用的频率愈来愈高,而且受到各国政界的高度重视。这些研究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通常仅从技术层面理解经济全球化,而忽视它事实上还包含另外一个重要层面——制度的融合。对后一层面的理解,离不开计划经济国家市场化取向的制度转型。这种转型是经济全球化真正得以实现的基础性因素。沿着这一逻辑思路,经济全球化的本质特征也只能从制度的层面给出。经济全球化的本质特征在于,市场经济的运行规则正被愈来愈多的民族国家采纳和应用,在这种情形之下,正在出现世界范围内经济运行“游戏规则”的同质化进程。这两者互为依托,相互促进。中国经济转轨尽管有自己的特色,但是仍然是这种同质化进程的一部分。

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传统的计划经济国家陆续启动市场化的经济转轨进程,人类社会进入到经济全球化时代,市场经济的“游戏规则”日益成为普适制度。面对新的外部经济环境,面对新形势提出的新要求,旨在顺利推进现代化建设的中国,最终也别无选择地选择了“市场经济体制”作为自己的转轨目标。如此一来,中国以及在此时代进行经济转轨的国家就不可能是一种完全自主的行为,改革过程中的制度建设和策略设计就不能完全以我为主。因为,要融入全球化经济体系,中国就必须接受以美国为首制定的全球经济规则,国内的经济制度必须与全球普适的市场经济的“游戏规则”接轨。因此,与俄罗斯一样,美国因素对中国经济转轨的重要性益发显要。

二、美国因素对中国经济转轨的促进

如果抛开意识形态的偏见,客观地看待中国经济转轨,我们会发现从改革的初始条件到转轨目标的选择以及改革的全过程都有美国因素的深层影响。在许多中国人的心目中,30年的经济体制改革,就是企图通过经济转轨而把中国塑造成一个美国式的国家(至少在经济上是如此),中国的经济改革的几个重要阶段可以说都隐含着对美国模式的学习与借鉴。这样一种美国模式与中国道路内在勾连的经济改革之路,在30年的时间里确实取得了非常大的成就。那些对中国的经济改革及中国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痛加挞伐的态度是相当片面的。

1、美国因素影响中国经济转轨目标选择

诺斯认为:“转轨的动机来源于体制外存在一个绩效更好的样板。”1979年1月,中国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访问美国,陪同他出访的一位资深国际问题专家曾问他,中国为何要开放,又为什么主要向美欧开放?邓小平回答说,“跟着美国的那些国家都富强了”。在1978年年底的中央工作会议期间,邓小平曾在小范围谈及中美建交问题,称“这确实是个大局”。这里所说的“大局”是邓小平和中央决策层对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和国内实现工作重点转移这两个问题的战略考虑。在那篇文章中,袁明用一句话精辟地概括说:“美国因素的影响,说到底,就是在中国实现现代化的过程中一个几乎无处不在的‘外力’。”她信手举出了一些“最通俗和形象”的例子:美元是中国外汇储备的主要货币,天天在五洲四海飞行的中国民航的波音飞机,如每年成千上万的中国留学生、进修生赴美学习深造,吸引着大批中国观众的好莱坞大片,“细细数来,真是不胜枚举。”

2、中美关系正常化为中国经济转轨创造了初始条件

为打开中美关系的大门作出了重大的历史性的贡献,这是符合中国国家利益的。如果不是当年作出改善中美关系的战略性的决策,1979年搞改革开放就要困难的多,因为没有“开放”,就无所谓“改革”,而开放不对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开放,也谈不上“开放”。尽管对美改善关系的初衷并不在此。

20世纪70年代末的改革得以启动,与中美关系正常化不无关联:“中美关系正常化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必要条件。更确切地说,开放是改革的必要条件。”资中筠认为:“如果没有开放,我们关起门来是无法实行改革的。人们总是说‘改革开放’,但不如说‘开放改革’”。而对外开放,很大程度上就是对美国的开放。在中国开放改革的进程中,中美关系正常化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对中国的改革开放起到了关键作用。陶文钊认为,“美国是西方国家的头,在当今国际政治体系、安全体系中起到了最重要的作用。因此,中美关系正常化保证了中国现代化能有一个比较稳定的外部环境”。

3、美国是“开放倒逼改革”式中国转轨的主要外部力量

加入WTO是中国经济转轨的关键举措,而中国加入WTO的关键是美国。虽然历经艰难,美国时而促进,时而阻滞,但最终还是同意了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加入WTO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的一个关键转机。如果我们再想一想至今尚未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俄罗斯和印度,美国对中国的市场化的进程显然要多重视一些。以加入WTO为标志,中国的经济转轨进入新阶段。开放倒逼改革是加入WTO以后我国经济转轨的新特点,以全面开放推进市场化改革,大大破除生产力发展的制度障碍,以形成经济持续增长的动力,从而在改革开放中提高国家的竞争力。中国经济转轨既要面临国内压力,又要面对国际压力。人世前,我们的改革虽然存在国际压力,但是因为没有加入WTO,一些规则的遵守带有很大弹性;人世后,不遵守就要受到惩罚。因此,改革的内容必须符合现代世界市场经济的规则。从这个意义说,加入WTO是我国的第二次开放,第二次改革。

30年来,“美国因素”与所有外部因素一起,在我们改革开放的进程中打上了深深的烙印。而且,在与包括美国在内的外部世界越来越紧密的接触和互动中,我们每个人都深受影响,我们的许多观念意识、思维方式、行为方式和生活方式甚至政治理念都变得越来越“国际化”。正是在了解美国的过程中,我们认识到世界是多元的,这使我们的心态变得平和、宽容。这对一个民族来说,观念的进步难能可贵。

三、美国因素对中国经济转轨的阻滞

美国对中国的心态是矛盾的,因此其对中国的政策也充满矛盾。在支持中国市场化变革的同时,美国对中国的战略遏制也是多管齐下,多手并用的。政治上,对中国进行意识形态、社会制度等方面的打压,运用的手段包括打着民主、人权的幌子进行政治干涉,扶持中国的反对派,最近值得警惕的一个动向是制造中国傲慢论。文化上,进行多种形式的文化渗透和侵略,比如好莱坞大片,在谷歌问题上发难等,试图为和平演变及颜色革命打基础、作铺垫。在国家统一和民族问题上,制造障碍,支持和鼓励分离主义势力,坚持对台军售,支持达赖喇嘛的活动等。其中,经济方面的问题尤其重要。经济安全是国家战略安全的基础,也是美国对中国进行战略遏制的重要方面。美国的行为已经成为中国经济转轨深化的重要因素。

1、美国意识形态对中国发展的长期干扰

在中国改革开放30年的进程中,美国对中国的人权、民主问题不断进行敲打,拿中国人权、民主问题说事,在这一点上,美国是不会改变的。从美国来讲,其长期的对外政策就是要在全球推行民主价值,这一点从未动摇过,并已经成为绝大多数美国人信奉的真理。在今后的一段时间里,中美双方意识形态的成分仍将存在。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有一定的国际压力并不全是坏事。现在,在我们的官方宣传里,没有再把人权、民主、自由等说成全是资产阶级的;另外,对联合国的《人权宣言》我们也表示赞同,而且在最近的领导人讲话中,对普世价值都予以了承认,尽管在行动或解释上有所不同,这已经是很大的进步。当然,中国的左翼政治家对美国的这种行为是很反感的,因而经常以此为借口攻击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

2、80年代以来中国的政治动荡有美国因素的参与

美国为改变中国的政治体制是不遗余力的。在中美关系的第二阶段,双方关系一再动荡,大的起落就有三次:1989年北京政治风波后美国和西方国家联合起来对中国施压,中美关系经受严峻考验;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差点全面转向,惨遭挫折。1995年克林顿政府为李登辉访美发放签证,严重损害了两国关系;1999年5月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被美国导弹击中,两国关系跌入低谷。其实这个过程中还有其他波折。种种事件,过来人记忆犹新。从1990年开始,对华最惠国待遇成了美国对中国施加压力的常备而不用的一种武器。1994年5月,在内外压力下,克林顿才在白宫记者招待会上表示,在以后的年度审议时将人权问题与对华最惠国待遇问题脱钩,并再度两次延长了对中国的最惠国待遇。1996年秋季开始,美朝野争论的焦点发生了变化,即从有无条件的争论转移到年度审议还是永久性解决对华最惠国待遇。直到现在,美国对中国内部事务的干预还是有增无减的。这种干预使中国政府始终对完全的市场经济模式心存疑虑,阻碍中国经济转轨的完成。

3、美国经常使用经济手段遏制中国

众所周知,中国经济发展到今天,严重依赖世界市场能源及原材料供应,其中特别以石油、铁矿石两大宗商品最为严重,可以说,如果不能保障这方面的供应,中国经济立刻就要受到重创。而要保证供应,一要有产地源头的保障,二要运输线路的保障。但恰恰这两个方面都有美国制造的巨大隐患。产地上,世界几大石油产地中除了俄罗斯和美国不能控制外,其他所有的地方或者在美国的直接间接控制下,或者在美国的战略监视之下。中国的能源和资源安全经常处于美国的威胁之中。标榜自由贸易的美国经常发动贸易战,只要它需要,就可以毫无顾忌的搞贸易保护主义,这已经屡见不鲜。在美国的带动下,已有越来越多国家对中国挥舞贸易保护主义大棒,给中国经济带来巨大的打击。这对中国的市场化转轨实际上是很不利的。对于中美之间出现的贸易摩擦,我们应该理性对待。紧密合作必然蕴育冲突,更不用说意识形态与我们有巨大分歧的美国。但是好在双方都懂得中美之间已经是一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相互依赖的关系,谁也不能轻易破坏这种关系。

四、结语

经济转轨的中国特色是在抵制美国压力中逐步形成的,中国特色与国际力量的博弈和互动将是一个漫长而艰苦的过程。“日本模式”和“东亚模式”都是在冷战时代追赶欧美的,在美苏对峙环境下,都获得了以美国为首的世界体系的扶植和宽容。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大国的“追赶型现代化”,虽然国际环境存在诸多有利因素,但可能会遭到远比日本和东亚诸国经受过的更多制约和阻碍。对此,我们应该保持清醒的头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