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与贸易论文十篇

经济与贸易论文篇1

关键词：国际贸易；持续发展；文化内涵

一、国际贸易人文化的内涵

进入21世纪后，随着世界经贸的变化和发展，在多边贸易体制的制度框架下，一种新的价值取向正在国际贸易领域内悄然形成，即贸易的人文化（即人文贸易）现代人文主义思想在国际贸易领域的体现，它通过以WTO为基础的多边贸易体制的制度安排，特别是“贸易与”等问题纳入WTO新一轮多哈发展议程，使国际贸易活动不仅重视人类赖以生存的环境问题，而且关注人类发展中的社会问题。

在传统人文主义的影响下，国际贸易的思想以谋取最大限度的利益和对物质财富的最大限度占有为目的。不管是重商主义理论，还是亚当斯密的绝对理论、李嘉图的比较成本理论和H-O原理都只是重视贸易的总量，很少顾及自然资源、生态环境和人类社会的承受能力。另一方面导致人类发展与自然发展的对立，使人类社会在取得巨大进步的同时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环境污染、资源短缺、生态失衡、贫富分化等。

现代人文主义思想从根源上改变了传统人文主义思想对国际贸易理论与政策的错误价值导向。以1995年建立的WTO为基础的多边贸易体制旗帜鲜明地将可持续发展写入前言，作为一个重要宗旨，这是对GATF宗旨的重大发展。在发展国际贸易的过程中牢记可持续发展的重大目标，是着眼于全球的长远利益和子孙后代的幸福，防止片面追求眼前利益的倾向，防止由于一味地追求某一时期生产与贸易的发展，而造成对环境的污染和生态的破坏，以至从根本上动摇国际贸易的基础，降低人类的生活水平。从GATF对世界资源的“充分”利用，演变成WTO对世界资源的“合理”利用，一方面反映出WTO寻求的人类对资源利用能力的扩大主要表现在对资源利用质的提高，而非对资源利用量的扩大；从更深层次上讲，也是现代人文主义思想在国际贸易的体现，是贸易人文化发展进程中的一个里程碑。

二、国际贸易人文化对国际贸易的影响

（一）国际贸易人文化对国际贸易理论基础的动摇

第一，对指导国际贸易理论价值取向的思考。理性经济人的假设是现代基本的核心假设，是现代经济学产生、发展和研究工作的核心与起点。经济学研究主要建立在人们受自身利益驱动并能做出理性决策的假设基础之上。现代人文主义思潮的兴起，在国际贸易内形化的新价值取向。人文贸易的哲学基础现代人文主义坚持“以人为本”，追求人的全面发展。人文主义关注人的发展与完善，强调人的价值和需要，关注生活世界存在的基本意义，并且在现实生活中努力实践这种价值和意义的精神。其哲学价值取向与传统国际贸易理论是完全不同的，对谋求利益最大化的“理性经济人”假设提出严重挑战。

第二，对传统自由贸易能增进社会财富和福利的增长的质疑。关于自由贸易可以改善经济福利的论断是经济学中最古老和最广泛接受的原则之一。它在构造国际、政府和制度框架（比如，单一地区，如欧盟和WTO）中起到相当重要的作用。然而传统自由贸易理论论证的条件假设中都没有把环境污染及生态破坏的负面影响计人生产成本。

（二）国际贸易人文化对多边贸易体制的挑战

随着国际贸易人文化的发展，如何协调环境与贸易的关系，对多边贸易体制的许多基本原则提出了挑战。如生产过程和方法（PPM）问题和双重环境标准的争论对现有国民待遇原则提出了质疑；环境补贴和与环境成本内在化有关的生态倾销问题使得人们重新思考公平贸易原则；发展中国家在保护环境方面能否享有特殊待遇等。国际贸易人文化的发展，将从新的角度思考两者的协调问题。

（三）经济全球4E-F的中国收入分配：机遇和挑战

经济全球化是把“双刃剑”，可能改善分配状况，也可能导致严重的分配两极化问题，而且国家对经济和分配的调控力度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有可能被削弱，因此合理建构劳动和分配政策体制非常必要。

三、建立以人文贸易为基础的可持续贸易发展模式的初步探讨

（一）建立可持续贸易发展模式的目标

建立可持续贸易发展模式必须以对外贸易的可持续发展为目标，促进对外贸易的人文化发展。国际贸易的可持续发展目标应与人文化发展方向内涵是一致的。国际贸易的可持续发展应跳出传统意义上的片面追求贸易额的“可持续”增长，而是在关注贸易总量的同时还应关注贸易的实际质量，从以物为中心的可持续发展到以人为中心的可持续发展，从追求短期利益的可持续发展到追求长期综合利益的可持续发展。

（二）建立可持续贸易发展模式的主要措施

第一，重新审视对外贸易效益来源，转变对外贸易增长方式。转变外贸的增长方式，必须重新审视外贸效益来源。首先必须建立人文贸易的评价体系，在衡量外贸效益的经济指标体系中增加生态指标和社会指标，客观评估外贸对国家经济、生态、社会带来的整体影响。在此基础上，重新思考外贸效益的来源，对资源投入与贸易收益严重失衡的产业进行技术革新，减少其负外部性，促进产业结构和贸易结构优化升级，实现外贸收益的现实增长。

第二，建立贸易与环境的有效协调机制。建立贸易与环境的有效协调机制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是加强贸易与环保法规、政策的协调，充分考虑贸易政策对环境的负面影响及环境政策对贸易的扭曲代价，实现贸易与环境的双赢；其二是建立人文贸易措施保护体系，推行绿色贸易行动计划，合理建立中国产品绿色标准体系，既可以增加我国在国际贸易中产品的实际竞争力，又可以实现以人为本，自然、社会的协调发展的保障体系。

经济与贸易论文篇2

作者：潘雪 单位：沈阳师范大学国际商学院

尽管理论上现在很多学校都知道培养学生的终结目标的适应社会需要、是服务于社会的，但是事实上一方面由于我们很多的教育理念、教育实践是在长期脱离社会大环境的这一背景下形成的，我们很多教育工作者很难跨出校门走向社会这一步，使得教学内容很多仍然是“以本为本”，另一方面我们很多单位出于怕打乱工作秩序或泄露商业秘密不愿意为教研教学提供相应的实践岗位，这也使得我们一些学校不得不闭门教学，出现与社会需求严重脱节的现象。因此，在现有的教学模式和教学大环境下，如何培养适应社会需要的能熟练运用国际经济与贸易相关知识独立进行业务操作的跨领域、跨行业、跨学科的复合型人才，是我们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教育的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笔者根据自己多年的教学经验以及和社会各界广泛交流的体会，觉得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的教育必须遵循宽基础、多方位、多层次的教学模式。

走出认识怪圈，加强考核要求。现在很多人现实得可怕，包括很多家长在内，他们觉得学习只是一个过程，至于学得究竟如何并不重要，最后只要有一纸文凭就足够了，在这样的指导思想下，很多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只是应付过关、得过且过，而不是精业求精、力求领会知识要领。这样的学生走上社会又有什么样的竞争能力呢？只会落得社会对大学教育的一种否定，落得一种错误的认识上与不上大学差不多。注重基础教育。在加强考核的基础之上，应合理制定教学计划，加强基础教育，强化能力培养。第一，数学知识、英语知识的学习是专业学习的基础；学好高等数学相关数学知识这既是学好下面专业基础课，比如，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等课程的需要，也是我们将来从事国际贸易实务过程中一个必不可少的条件；大学英语尽管是国家统一要求，每位本科毕业生必须达到大学英语四级才能授予学士学位，但同时也是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学生的一个最基本的学习要求，学生只有掌握了较好的语言基本功，才能学好专业英语和实现对外交流，进行对外商务谈判。第二，信息技术的掌握、信息手段的运用和法律知识是专业学习的必备工具；随着计算机信息的发展，国际经济交往信息化程度也得到了很大的提高，很多国际业务基本上在网上作业，因此，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的学生必须掌握计算机信息技术的运用；同时国际经济关系的繁荣发展和各国间经济合作的日益频繁，涉外仲裁和涉外诉讼等法律纠纷急剧增加，刺激并推动了国际经济贸易法律的发展与完善，涉外工作者必须了解国际贸易惯例，熟悉世贸组织规则、适应国际竞争需要。

强化能力培养。重视综合技能的培养是依托，只有掌握了扎实的基础知识，才能进行有效的技能训练。不过，基础知识的学习与专业技能的培训不是割裂开来的，在加强基础知识学习的同时，就应该进行相应的专业技能的培养。第一，加强英语口语的训练，培养商务谈判的能力；随着商务活动日益频繁，大批谈判人才成了急需人才之一，因此，在学习英语基础知识的同时，加大口语训练力度，培养学生口语表达能力，在紧随其后的商务英语、外贸函电、商务谈判等相关专业知识学习后，则着重培养学生的运用能力，通过各种形式的活动，锻炼学生外贸函件的写作能力、商务谈判的能力；第二，加强单证制作的专项训练，普及学生专业技能；尽管毕业以后，很多学生并不从事单纯的单证制作业务，但是作为一名从事外经贸活动的专业人员，必须掌握与之相关的一系列单证的知识，包括：单证的制作、单证的审核等，这才能更好的有助于外经贸活动的开展，减少一些不必要的损失。第三，充分运用信息化手段，进行模拟型实验教学；谁掌握最新信息，谁就掌握市场竞争的主动权。现在很多学校都很重视信息化手段的运用，增强计算机的数量并提高其运行效率，可以说实验室硬件的配制都达到了一定的水平，但更需要在相关软件的配制上下功夫，应该适时更新模拟实验的配套软件，提高实验室的软件环境，建立“进出口业务模拟”、“外贸业务谈判”、“国际结算”等多个模拟实验室，进行模拟型实验教学，以培养学生的综合能力。

经济与贸易论文篇3

[关键词]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特色误区

十一五期间，我国高等教育迎来了新的机遇和发展阶段，提高教学质量和培育特色成为高校的共识。对于国际经济与贸易这个较“老”专业，要办出特色确实面临着较多的困难。如何确立竞争优势，形成特色是摆在所有同仁面前的重要课题。

一、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教育现状

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可以说是个老牌专业，其前身叫“国际贸易”，1998年国家教育部调整新的专业目录，将国际贸易专业更名为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上世纪末，伴随着高校招生规模的迅速扩大和入世预期带来的外贸人才需求增加，该专业经历了史无前例的规模扩充。许多高校在这个时期纷纷增设了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招生人数的大量增加，保守估计，目前该专业每年培养毕业生人数超过3万名。

毕业生就业形势日益严峻。我们长期调查发现两个现象：一是很多的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的毕业生并未从事国际贸易方面的工作；二是尽管就业难，可是那些综合素质优秀的学生仍能较顺利地找到工作。这些现象说明两方面的问题，一是专业培养与社会需求有矛盾，二是人才培养的整体素质仍需提高。从学科大类划分，国际经济与贸易属于经济学，其课程体系与师资队伍重点突出经济学，而管理与法律比较薄弱或不被重视。专业口径过窄，制约了人才培养的规格，学生个性不能被充分张扬，造成人才“克隆”。另外，扩招也导致了教育资源无法及时跟进，也容易造成培养质量下滑。

目前，教育部正在研究建立适应国家经济与社会发展需要的本科专业设置和调整制度。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就业压力迫使许多招生单位重新审视自身实力，努力发挥特长，以差异化竞争策略重塑专业特色，从而能够赢得生存与发展空间。

二、对专业特色建设的理解及误区

什么是办学特色？目前我们能在教育部2004年的《普通高等学校本科教学工作水平评估方案》当中找到解释：“在长期办学过程中积淀形成的，本校特有的，优于其他学校的独特优质风貌。特色应当对优化人才培养过程，提高教学质量作用大，效果显著。特色有一定的稳定性并应在社会上有一定影响、得到公认。”该方案将特色列为评估一级指标来考察。特色可体现在不同方面：如治学方略、办学观念、办学思路；科学先进的教学管理制度、运行机制；教育模式、人才特点；课程体系、教学方法以及解决教改中的重点问题等方面。从这个解释来看，“特色”应具备三个必要条件：一是长期积淀出来的稳定的东西；二是要对提高教学质量发挥重要作用；三是特色要被社会认可。特色可不拘泥于形式，只要满足上述条件的教学要素，都应属于特色范畴。专业特色是学校特色的一部分，与特色的性质一样，专业特色也是多维的，只要在某一方面具备上述三个条件，就应被视为专业特色。

根据各自优势确定专业发展方向的思路是正确的，特色是可能总结提炼，并能在教育实践中不断强化，管理者可以集中资源促成特色鲜明化和更有社会影响力。但是，在认识和具体做法上存在一些偏差，片面地追求专业差异有可能导致相反的效果。对专业特色的含义理解不清，指导思想不明确现象比较普遍，尤其一些典型的认识误区需要引起关注：一是把特色定位与特色本身混淆。二是把专业特色等于人才培养特色。三是简单模仿名校。四是过分追求差异。五是对特色的稳定性与灵活性的曲解。六是重宣传、轻建设。

三、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特色建设的思路

专业特色建设中的规律和原则却不可违背。实践才刚开始，许多规律在等着我们揭示。下面是我们的一些经验和体会。首先要明确特色定位。我校的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创办于1993年，具有一定的历史积淀和优良传统，依托学校理工特色，已有较独特的优势。我们历经三年的调研，在学校发展规划和特色建设的框架下，结合相关专业优势，把原来初具雏形的传统加以优化，定位了专业特色。围绕定位，我们重新整合教学资源，在科研方向和团队支持上、人才引进上、资金分配上都进行了优化配置。在教学理念、教学计划、教学管理、实践教学等软件方面，我们采取了如下新举措：

第一，教学理念上体现尊重规律，尊重个性。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的人才培养要以市场需求为导向，尊重社会发展规律，尊重年青一代的心理特征，尊重教育教学的基本规律。尊重每位学生个性，避免人才“克隆”。

第二，教学计划上扩大选修课范围和比重，为学生个性发展提供优良条件。设选修课的目的是让学生可按兴趣和职业规划进行自助式学习。课程可不拘专业范围，允许学生选修一定学时的外专业课。可与校外培训机构合作，把相关的职业资格认证考试课程引入教学。

第三，创新教学管理制度，给学生自由发展的空间。比如实习，如果制度上必须要求像课程一样集中在一段时间，实习效果就会大打折扣。再如，毕业论文一般都安排在毕业的最后学期，学生因为找工作就会影响论文。创新教学管理制度，改集中时为分散时间，这样的制度创新为学生提供自由选择空间，非常值得尝试。

经济与贸易论文篇4

关键词复兴商业公司贸易委员会统制经济统购统销国营贸易

引言

抗日战争爆发后，摆在中国人民面前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如何充分利用有限的交通路线和贫乏的交通工具，出口国内农矿产品以换取外汇和偿还借款，同时进口抗战和民生所急需的重要物资，以坚持持久抗战。为此国民政府决定全面实施统制经济的政策，并因应时局与战况的变化，不断予以补充或修正，而对外贸易政策既是统制经济体制中的重要内容，它的制定及其演变也必定要与当时总的经济局势及战争需要相一致。

战时国民政府在对外贸易方面推行的重大举措包括成立贸易委员会(最初叫贸易调整委员会)统管全国的贸易行政，管理和统制外汇，对重要出口商品实施统购统销，并由国家投放资本，创办或改组三大国营贸易公司，统一经营出口货物和易货物资的收购、存储、运输及销售业务。在这三家国营贸易公司之中，当属复兴商业公司(FooShingTradingCorporation)的规模最大，职责最重，特别是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贸易委员会相继下令将富华贸易公司和中国茶叶公司裁撤并与之合并，于是复兴商业公司便成为执行战时国家对外贸易统制政策的唯一一家国营公司，同时公司经营的业务也更加广泛。因此，若能以复兴商业公司作为研究个案，对其经营的业务进行全面深入的探讨，不仅有助于我们了解抗战期间国家推行统制经济的过程及成效，也可以清楚地认识到国家资本在统制经济体制中所占据的地位及如何发挥作用。

复兴商业公司是抗战初期中国为了向美国寻求援助，因应美方要求而创办的一家国家资本贸易公司。公司资本总额1000万元全部来自国库，并由财政部一次拨足，其后又不断予以追加，以有限公司的方式经营具体的业务活动，公司的董监事及主要管理人员则分别由政府主管财政经济的官员及部分银行家出任。①最初成立公司是根据美方要求，接受国家委托，承担国内桐油的收购、运输和对外销售，以完成对美借款的偿付，并负责在美国采购中国所迫切需要的各种战略物资。1941年7月，复兴商业公司再次修正公司章程，资本总额增加为国币1亿元，亦由财政部一次拨足，并明确规定公司营业范围为经营中国进出口贸易以及接受中外各公司、商行委托代办进出口货物。②随着局势的变化，复兴商业公司的职责不断扩大，经营业务的范围亦更加广泛，最终担负起对全国出口农产品统购统销以及易货偿债的重任。

有关中美桐油借款已有不少学者进行研究③，但关于复兴商业公司的情形却一直无人关注，笔者数年前曾对公司成立的背景以及初期(1939—1941年)的经营活动撰文详加叙述④。本文在此基础上，充分利用贸易委员会及其他相关机构的源文件资料，对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复兴商业公司的经营活动加以全面的讨论，并进而分析国有企业在对外贸易和易货借款中所承担的责任。

一、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公司的应变措施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国际和国内形势都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一方面，由于中国加入了世界反法西斯盟国的行列，国际地位空前提高，同时又得到了美国和英国予以军事及财政援助的允诺，孤立无援的局面有所改善；另一方面，随着日本向南洋的入侵，使得中国赖以出海的唯一信道陷于中断，外销物资无法运出，国内迫切需要的军事物资也难以输入。1941年12月15—23日，五届九中全会在重庆召开，全会鉴于当时形势的变化，对于各项政策予以调整，大会通过有关经济方面的《确定当前战时经济基本方针案》声称：“自太平洋战争爆发，我国经济形势为之一变。贸易政策与金融政策均须从新检讨，转移重心，确立自足自给之方略，并奠定战后经济复兴之基础。”⑤而外贸政策亦“因国际运输之困难，对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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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复兴商业公司成立时的股东及董监事会名单》(1939年1月13日财政部通过)，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以下简称二档)，贸易委员会档案，309(2)／229。

②《修正复兴商业股份有限公司章程》(1941年7月呈部备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2编，“财政经济”(9)，江苏古籍出版社l997年版，第437～440页。

③任东来：《中美“桐油贷款”外交始末》，《复旦学报》l993年第l期；刘筱龄：《抗战时期中美桐油借款之研究》，台北《国史馆馆刊》复刊第14期，1993年6月。

④郑会欣：《复兴商业公司的成立与初期经营活动》，台北《近代中国》总第139期，2000年10月。

⑤《确立当前战时经济基本方针案》(1941年12月20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2编，“财政经济”(5)，第50页；又见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经济发展史》第2册，台北，近代中国杂志社1983年版，第617页。

贸易之业务应调整，其不能输出之物品，应推广内销，以实国用；贸易委员会之业务，亟应另定方针，重加规划，以期适应战时国计民生之需要，所属公司，并应酌量合并，务求组织简单，节省开支。”①行政院即根据这一原则，于1942年1月12日召集相关部门拟具《战时重要经济设施原则》，财政部亦对其主管的外销物资拟订办法纲要，规定对现行统购统销货品桐油、茶叶、猪鬃等分别情形放松管制，准许内销，同时决定“复兴商业公司与富华贸易公司合并，中国茶叶公司兼办茶叶专卖事宜，以节省人才与经费”。②同年5月11日，国民政府又公布《战时管理进出口物品条例》，而对于经济部门来说，当时最重要的任务就是争取物资。财政部遵照最高当局的指示，拟定“战时经济持久政策”，其中有关物资方面规定：“以贸易方式营运物资。各项外销物资如生丝、羊毛、猪鬃、皮张、桐油、茶叶、砖茶等项，除易货偿债所需外，应积极办理购销，并充实其资金；以管制方式收购物资。关于花纱布之管制，拟特别注重增加棉花生产，并以统购统销之方式达到控制物资之目的，在统购方面，期以最少成本取得最多物资，在统销方面，力求合理分配，尽先供应军需，惟应切实核计数量，以轻国库负担，并严禁浪费，套购囤积，厉行战时节约。”③

复兴商业公司作为贸易委员会属下最大的一家国营公司，自然要遵照国家的指令进行政策上的修正与经营方面的调整，争取和掌握物资，以坚持持久抗战，其后公司经营的重点也不断加以变化。

(一)统制桐油业务的演变

当初创设复兴商业公司的原意就是为了中美两国间桐油借款合同的具体实施，公司成立后首先接收美方拨借之1000辆汽车以备办理承运美国借款项下之进口器材与物资，并偿还对美国的桐油贷款，后因车辆划归中国运输公司，复兴公司便奉命专门负责全国桐油统购统销业务，主要工作也完全围绕着桐油的运输、销售、偿债以及在美购买战略物资的活动而进行。由于桐油是当时中国重要的出口创汇物资，早在抗战爆发后不久(1938年4月)就被列入首批应结外汇之统制物资，1939年2月中美桐油借款正式签订后，经政府授权由贸易委员会和中央信托局负责桐油的收购工作。同年7月，财政部将桐油、茶叶、猪鬃和矿产指定为统购统销物资，规定这四种物资“应由政府贸易机关体察产销情形及国外市价，随时以优惠价格，统筹收购运销，凭准运单向海关报运出口”④，但复兴商业公司最初只是承办桐油的运输和对外销售业务，直到1940年10月财政部公布《全国桐油统购统销办法暨实施细则》，正式规定“全国各地桐油之收购运销事宜，指定由复兴商业公司统一办理”，其目的乃为“提高品质，增加产量，由国营公司集中购运，以应外销，发展国家资源，维护农商利益”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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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财政部贸易委员会关于管理及改进对外贸易报告》(1945年)，《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2编，“财政经济”(9)，第425页。

②《关于外销物资财政部主管部分办法纲要》，二档，中国茶叶公司档案，273／387；又见《行政院抄发战时重要经济设施原则等训令》(1942年1月)，《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2编，“财政经济”(5)，第18—21页。

③《孔祥熙呈送战时经济持久政策具体实施办法致电》(1942年7月31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2编，“财政经济”(1)，第157—158页。

④《财政部关于战时贸易政策及设施概况的报告》(1945年)，《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2编，“财政经济”(9)，第419页。

⑤《财政部贸易委员会调节管理桐油概述》(1943年5月)，二档，贸易委员会档案，309(2)／119。

此时复兴商业公司方成为执行桐油统购统销业务的唯一一家国营公司。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特别是1942年4月日军占领缅甸，通往国际的海路交通完全中断，统销物资外销严重受阻，对外交通只能仰仗空运，然而桐油体积笨重，价格低廉，难以出口。政府恐油价跌落，有伤农本，行政院经济会议遂决议废除桐油等统购物资内销的禁令，允许商民可在国内采购、存储、转运桐油，不加限制，并准许商民向复兴公司请领证件报运出口。但后来因汽油来源几告断绝，而桐油经裂变可制为工业燃料，有关部门遂决定于后方各地筹设提炼厂，计划添设新厂20处。此类炼油厂尤以重庆市及附近地区最多，据统计，1942年5月的一个月内重庆各炼油厂从桐油裂变成汽油18350加仑、灯油13450加仑、柴油80800加仑①，预计全年共需桐油约7万吨，可以裂炼汽油400万加仑。②由于国内各炼油厂需要孔急，部分商民以为有利可图而大肆收购和囤储，导致油价大涨，一月之间价格竟相差4倍之多。③在这种情形之下，财政部又于1942年7月颁布了《全国桐油调节管理暂行办法暨实施细则》，重申桐油为统购统销货物，规定其外销业务仍由复兴公司统一办理，该公司可秉承财政部贸易委员会审核给证，由商民结汇报运出口；内销可由商民经营，贸易委员会则授权根据桐油的产销情形指定管理区域。④复兴商业公司得在管理区及非管理区内参酌生产成本及供需情形，随时规定价格购售桐油，藉以调节购销，稳定油价。

(二)业务经营范围的扩大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桐油外销与易货受到极大的阻碍，一方面政府指示“一时不易外销之特种物资，应致力于开拓国内市场，以维生产者之效益，其可供战时军需之用者，如利用桐油提炼代汽油则应扩充设备，充分予以利用”⑤与此同时，为了增加易货物品，财政部又分别于1943年3月及5月将生丝和羊毛列入统购统销物资之中，并分别划定统制区域(生丝统制区域为四川、浙江、苏南、皖南、云南，羊毛统制区域为陕西、甘肃、宁夏、青海、绥远、四川、西康)，在统制区域内，由复兴商业公司负责收购、制定价格并管制运销。所购生丝及羊毛均尽先用于对外易货与国内军需，报关出口则须凭财政部准运单，其他公私机关及个人均不得经营。特别是随着富华贸易公司和中国茶叶公司相继裁撤合并之后，复兴商业公司便成为贸易委员会属下唯一的一家主管对外贸易的国营公司，不但接管了猪鬃、茶叶这些原富华贸易公司和中国茶叶公司所垄断经营的业务，而且还得以享受特权，自1944年起开始兼营进口业务，即以外销所得之外汇在国外购置电器、颜料、药品等国内紧缺物资再以黑市牌价售与国内厂商，因而不但经营的范围日益扩大，而且公司的利润也直线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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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谭熙鸿主编：《十年来之中国经济》，台北，文海出版社1974年影印版，E17—20页。

②《财政部贸易委员会调节管理桐油概述》(1943年5月)，二档，贸易委员会档案，309(2)／119。

③《行政院经济会议贸易组乔云直拟具桐油管制方法呈》(1942年3月25日)，二档，行政院经济会议档案，172／319。

④1942年8月财政部先行指定重庆市与川东、川中以及陕南、鄂北、鄂西凡158个县为第一桐油管理区，实施管制。1943年3月，财政部又指定秭归、云阳、万县、涪陵、彭水等5县及重庆市为应领转运证区域，所有运出或运往上述6县市之桐油概由复兴公司核发转运证方可放行。参见贸易委员会《战时贸易行政及业务概况》(1944年)，二档，贸易委员会档案，309(2)／538。

⑤《财政部秘书处抄送1943年度国家施政方针函》(1942年10月30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2编，“财政经济”(1)，第164页。

(三)人事与机构的调整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随着对外贸易政策的内容不断加以修正，贸易委员会及其下属机构的领导人物亦随之进行重大的调整。贸易委员会主任委员陈光甫请辞获批，由财政部政务次长邹琳接任，原副主任委员邹秉文(原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总行襄理)、卢作孚(民生公司总经理)也同时辞职，继任者为童季龄(抗战胜利后历任经济部、工商部常务次长)和郭泰桢(长期于外交部任职)。1942年1月邹琳上任伊始，即召集各单位主管及所属各业务部门负责人重订业务方针，如管制外销物资、管理进出口贸易、办理借款购料、履行易货偿债、增产外销物资、促进民营贸易等。①贸易委员会这个原来由工商和金融界巨头经营的部门就彻底为职业官僚所掌控了。

复兴商业公司表面上是一个商业机构，实质上却是国家投资的国营公司，其股东以及董事会的组成完全依照政府的指令行事。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公司的董事为：孔祥熙、陈光甫、邹秉文、李毓万、席德懋、徐堪、庞松舟、宋子良、卢作孚、贝淞荪、唐寿民、李锐、李泰初、张度、任嗣达，监察人为陈行、钱新之、叶琢堂、李得庸、钟秉锋。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随着贸易委员会主管人员的重大人事变动，复兴公司的董监事会也经历了较大的调整。按照财政部训令：“查公司董事宋子良、唐寿民、贝淞荪、张度，监察陈行、李得庸、钟秉锋均因事繁不能担任，监察叶琢堂病故出缺，兹改派邹琳、凌冰、童季龄、董承道为董事，李荐廷、郭泰桢、贝淞荪、陆崇仁为监察，并指定李荐廷为常务监察；因常务董事邹秉文、席德懋事繁不能常川驻会，另指定邹琳、凌冰为常董。”②陈光甫原为公司董事长，长期在美国为国家商洽易货借款并采购军用及民用急需物资，贡献良多，然而他却去意坚决，在辞去贸易委员会主委的同时，也辞去了公司董事长的职务，但仍留任副董事长，董事长一职则由财政部部长孔祥熙出任。常务董事凌冰后因公赴美，其职务改由周象贤接任。公司总经理最初仍由陈光甫的下属董承道③续任，但很快即改由孔祥熙的部下席德柄④接替。⑤与贸易委员会的人事更动相适应，复兴商业公司董监事中具有金融界背景的人数明显减少，其遗缺多由财政部的官员担任，虽然这些股东和董事均非个人投资者，但董事会的重大人事变动对于日后公司的业务运作乃至于经营作风还是会带来显著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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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邹琳：《邹琳年谱》，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75年版，第146页；刘师舜：《邹琳先生之生平》，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83年版，第64页。

②《财政部训令渝人字26672号》(1942年1月26日)，二档，贸易委员会档案，309(2)／15。

③董承道，1897年生，浙江鄞县人。苏州东吴大学文学士，美国芝加哥大学研究院、纽约大学商学管理硕士。曾任上海持志大学商科主任、沪江大学商学院教授、茂和公司进口部经理，上海商业储蓄银行信托部、放款部及国外部经理，贸易委员会香港办事处主任兼富华贸易公司总经理，抗战胜利后曾任善后救济总署财务厅厅长。

④席德柄，字彬儒，1892年生，江苏吴县人。早年赴美国留学，获麻省理工学院工科学士，再入英国伯明翰大学商学院。回国后历任北京政府财政部秘书、江汉关监督、江汉工程局局长，1937年6月任财政部中央造币厂厂长。

⑤《复兴商业公司第四次董监联席会议记录》(1944年4月26日)，二档，贸易委员会档案，309／376。

二、国营贸易公司的改组与合并

抗战爆发后，为了承担统购统销的任务，贸易委员会先后投资创办或改组成立了复兴商业公司、中国茶叶公司和富华贸易公司，专司负责桐油、茶叶、猪鬃和其他统购物资的收购、储存、运输及销售等具体事宜。三大国营公司的创办标志着国营商业运销系统及其体制的成立，同时它也成为政府实施统制贸易的重要工具。虽然国营公司在统购统销和易货贸易的活动中曾发挥过重大作用，但在其具体实施过程中也存在一些问题，其中最明显的就是机构重叠，三家公司都在许多重要商埠相继设立分支机构，所经营的业务又相差不多，从而造成资源分散，人事上更是尸位素餐，浪费严重，因此有关主管部门早已有对三家公司实行合并经营的设想。

1940年10月19日，贸易委员会奉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部长孔祥熙面谕：“应将富华与复兴合并”，随即开始商议两家公司合并的具体办法。初步形成的原则大致为富华公司并人复兴公司，复兴公司增加资本，重组董事会，并拟定了改组后复兴商业公司的组织章程。①1941年3月24日，财政部部长孔祥熙在贸易委员会的呈文中亲笔批示“两公司应予合并，以节糜费，而资调整；组织章程交部速核正。”为此贸易委员会又拟具签呈，内称“本会自去秋改组后，所有进出口贸易之业务概已交由三公司办理，半载余来，其各业务之进展虽有可观，究因力量分散，未能臻于坚强之境，不无遗憾。今欲充实抗战物资，自非将各公司合并，藉以集中力量，难期有功。中茶公司具有特殊情形，固难一时归并，而复兴、富华两公司所经营之业务，则收购、运销之情形与夫运输路线之方向并无特异。衡诸经济原理及贸易情势，均无两公司分立之必要。”因此再次提出将富华贸易公司并人复兴商业公司，“藉以一其事权，集中力量，而收业务进行上指臂之效”。②5月27日，贸易委员会训令：“为统一业务集中力量以利推进起见，拟将复兴、富华两公司合并。”孔祥熙当即在训令上批示“扩大复兴，消并富华”③，最终确定了合并原则。

然而裁并之事涉及到机构的整合，特别是关于人事上的变动，阻力甚大。原来贸易委员会要求两公司于1941年6月底之前完成合并，但富华贸易公司则称合并需经董事会决定后才能办理，而且合并消息传出后“人心惶惑，难期安定”、“尤以各地分公司距离遥远，更多隔阂”为由加以拖延和抵制④，因而合并之事迟迟未能进行。

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资金短绌，外销业务日趋困难，合并之事更是迫在眉睫，为此贸易委员会在以往拟定的计划上重新制定调整方案，即调整原则：配合业务计划，实行分层负责，限制一人一事，促进内外联系；调整办法：复兴商业公司与富华贸易公司实行合并，其业务仍照原定计划进行，人事与机构的调整原则为原总公司人员重复者适当予以遣散，各地分公司凡重复者则均予裁撒，同时对中国茶叶公司的机构与人事亦略作调整。⑤根据这一原则与方案，复兴与富华两公司于1942年2月正式合并。合并之初两公司共计有17个分公司、3个直属办事处、1个直属厂、130个附属机构，共151个单位；而合并之后不到一年即1942年年底，减至8个分公司、2个办事处、1个直属厂、56个附属机构(如收货处、储运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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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贸易委员会签呈稿》(1940年10月19日)，二档，贸易委员会档案，309(2)／15。

②《贸易委员会签呈稿》(1941年4月22日)，二档，贸易委员会档案，309(2)／15。

③《贸易委员会训令》(1941年5月27日)，二档，富华贸易公司档案，272／858。

④《富华贸易公司代电》(1941年6月21日)，二档，贸易委员会档案，309(2)／15。

⑤《贸易委员会所属复兴富华中茶三公司机构调整方案》(1942年1月)，二档，财政部档案，3(2)／2074。

工厂等)，共计67个单位，与合并之初相比减少半数以上；其后公司奉令接办贸易委员会所属之东南、西北两运输处，至1943年度复将该两运输处裁撤，分别归并于湖南、西北两分公司办理，并将两运输处所属机构尽量裁并，至1943年年底止，除分公司及办事处、直属厂数目仍与上年度相同外，其附属机构已减少为52个，合共为63个单位；1944年度仍视业务范围迭次调整，除在印度加尔各答因业务增繁奉令设立办事处外，其余均予以裁减，截至1944年年底，仅存8个分公司、3个办事处、2个直属厂、30个附属机关，合共43个单位。公司职工人数亦以实际需要历年续有裁撤，复兴、富华合并之初公司职工人数为2430人，加上东南、西北两运输处629人，合计3059人；至1942年底，即已减至1705人；1943年底再减至1363人；至1944年底，复减至1042人，较过去减少约70％。①

改组后的复兴商业公司将富华贸易公司的业务全数接管，其资本总额提高到1亿元，业务范围亦大大扩大，如政府统销之桐油、猪鬃及大宗外销之羊毛、生丝等项物品均归其掌管，总公司下设总务、业务、储运、财务四部，并在云南、贵州、广西、湖南、浙江、江西、苏皖、陕豫、兰州等地设立分公司。②湘桂战争发生后，由于衡阳、梧州相继陷敌，东南各省交通受阻，物资无法西运，业务亦陷于停顿，为此复兴公司又决议将浙江、苏皖两分公司暨江西办事处合并为东南分公司(所在地龙泉)，并在屯溪、泰和设办事处，隶属东南分公司，并规定分公司员工人数要紧缩至最低限度。③下面统计的是1944年12月31日复兴商业公司组织机构各部门主管、驻地及职员人数的有关资料④：

总公司(重庆)总经理席德柄、协理余绍光(285人)

下设秘书、统计二室，总务、业务、储运、财务、会计五处

云南分公司(昆明)经理陆品琴、副经理张松堂(27人)

贵州分公司(贵阳)经理施孔怀、副经理马广文(46人)

下设遵义(3人)、铜仁(11人)、镇远(5人)三收货处

广西分公司(昭平)经理区铨、副经理李锡周(27人)

下设柳州(3人)、梧州(10人)二收货处

湖南分公司(洪江)经理蒋君奇、副经理过履钧(30人)

下设沅陵收货处(6人)(1945年1月撤销，恢复洪江储运站)

浙江分公司(龙泉)经理李永振、副经理章骏(50人)(自1945年1月1日与苏皖分公司、江西办事处合并，改称东南分公司)

下设富华丝厂(遂安，19人)、新湖丝织厂(于潜，12人)

苏皖分公司(屯溪)经理欧阳良举、副经理吴廓民(31人)(自1945年1月1日合并后改称东南分公司屯溪办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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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复兴商业公司最近概况》(1944年12月底止)，二档，贸易委员会档案，309(2)／696；又见《复兴公司第四次董监联席会议记录》(1944年4月26日)，二档，贸易委员会档案，309／376。

②财政部贸易委员会编：《六年来之贸易》(1943年11月)，《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2编，“财政经济”(9)，第411页。

③《复兴商业公司代电》(1944年11月13日)，二档，贸易委员会档案，309／258。

④《复兴商业公司最近概况》(1944年12月底止)，二档，贸易委员会档案，309(2)／696。

下设渔亭收货处(4人)，大仁(4人)、屯溪(6人)两丝厂及岭北蚕种场(7人)

江西办事处(泰和)主任蒋师冈(22人)(自1945年1月1日合并起改称东南分公司泰和办事处)

陕豫分公司(西安)经理孙纯一、副经理贾东辅(36人)

下设榆林(10人)、南郑(4人)两收货处

西北分公司(兰州)经理马公瑾、副经理袁仲芳、胡纯缵(177人)

下设永登(3人)、平凉(3人)、固原(5人)三收货处，猩猩峡储运站(3人)及猪鬃洗制厂(4人)

成都办事处(成都)主任胡鸣玉、副主任侯克忠(26人)

下设灌县(4人)、雅安(2人)两收货处

重庆猪鬃厂(重庆)厂长杨叔艺、副厂长李梦初(50人)

成都猪鬃厂(成都)厂长陆荫福(14人)

加尔各答办事处(加尔各答)主任王鉴贤(3人)

四川直属各处站仓

巴东(13人)、万县(20人)、彭水(14人)三收货处，涪陵(6人)、合江(2人)、宜宾(2人)、海棠溪(8人)四储运站，羊坝滩(5人)、苏家坝(2人)两油栈，及仓库十处(18人)

总计职员人数1042人

1945年3月28日，财政部又发出训令，命中国茶叶公司于4月1日起裁撤，其业务及人员、资金均合并于复兴商业公司，并规定合并交接办法六项，主要内容包括：凡在同一地区同时设有两公司者，中茶公司即行结束，所有业务、器材、物资、账目等均由复兴公司接管；未设复兴公司地点之中茶公司机构即易名为复兴公司。①合并之后的复兴公司立即全面接管了中茶公司的所有业务，包括收购、运输、销售茶叶及对苏易货等，其业务由总公司在业务处内增设第七组继续办理，其余会计、总务、储运、财务、统计等工作则予以合并，各地分支机构分别裁并，其附设茶厂除合办者继续经营外，其余均停工已久，将来视实际情况再决定是否恢复抑或停办；人员方面，中茶总公司原有职员215人，工役164人，合并后遣散职员118人，因案停职3人，高级职员解聘7人，调回贸易委员会7人，留用84人，工役遣散l07人，留用57人。②经费方面，两公司合并后可能节省之推销费、管理费及其他营业费等计共46035600元；复兴公司下属之江西办事处、湖南分公司及广西分公司三机构裁撒后共遣散职员131人，工役108人，全年(扣除已呈报1个月)可能节省津贴经费(按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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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财政部训令渝字第3627号》(1945年3月28日)，二档，贸易委员会档案，309(2)／16。

②《复兴商业公司总经理席德柄呈报接收中国茶叶公司情形》(1945年6月19日)，二档，贸易委员会档案，309(2)／16。(按：此段文字中中茶总公司合并后遣散、因案停职、解聘、调回、留用人数合计为219人，与原有职员215人不符，但原文如此。)

员每人每月7500元、工役每人每月2500元计)约为13777500元，三机构其他可能节省经费约5026700元，合计18804200元。①

经过一系列的改组和合并，原先贸易委员会属下的三大国营外贸公司变成了独此一家的复兴商业公司，从表面上看，似乎机构缩减，人员减少，效率得以提高；但实际上则是政府更加加强了对经济的垄断与统制，国家资本已在对外贸易中占据了绝对的统治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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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财政部关于中茶与复兴合并可能节省经费呈行政院文》(1945年6月5日)，二档，行政院档案，2(2)／2523。

三、公司的资金运营与财务状况

复兴商业公司不论是从资金来源还是从经营范围来看都完全是一个国营公司，按照有关规定，“国有营[企]业年度预算，应一律依法如期编制、核定，其盈余应解缴国库，至新办事业系以建设事业专款拨充资金者，并应将所投资金分年折旧摊还，列人营业支出预算”②。

复兴商业公司成立时由财政部一次拨足营运资本1000万元，1940年6月对外贸易行政与业务划分后，贸易委员会由移交物资内划拨周转基金3000万元，同年8月，又由财政部担保，向四联总处抵押借款2000万元，1941年7月公司资本总额又增至1亿元。其间又陆续向财政部申请易货专款，截至1941年年底，该公司累计获拨易货款2．84亿元，业已办理归垫手续呈请抵还者为2．48亿余元，仍结欠3600万元。③统计1940年度公司结盈11181636．73元，1941年度(截至6月底)结盈57235190．72元，合计结盈68416827．45元。④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局势发生重大变化，1942年6月贸易委员会上报该会及其属下复兴和中国茶叶两公司1943年度概算时，其数额较上年度均有大幅度增加。其原因主要为：第一，预计国际运输线路将会开通扩大，中印公路赶筑即将开通，预计每月运输量可达1万吨，与以往滇缅路运输量相差无几，同时中印空运航线亦经开始运行，每月运载量约为1.5万吨，加上西北公路运输每月5000吨，总计3万吨，因此运输费用势必大幅增加；第二，由于物价上涨速度极为迅猛(1942年1月已较1937年1月上涨30余倍，较前一年同期升幅亦达2倍以上)，因此收购价亦水涨船高，步步高涨。以桐油为例，1941年1月重庆黑市价格为每公担128．49元(牌价为108元)，至1942年1月已涨到320元(牌价180元)，待到1942年2月政府公布放宽桐油统制，其价格突然暴涨，四川境内的桐油市价每公担涨至500元甚至800元，较前约增三倍至四倍。其他农产品上涨幅度亦大致如此，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因此复兴商业公司收购农产品的价格亦必须相应提高。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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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行政院抄发加强战时财政合理统筹政策以裕国计而利抗战训令》(1943年1月9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2编，“财政经济”(1)，第166页。

③《财政部贸易委员会暨所属复兴、富华、中茶三公司最近财务状况》(1940年12月)，二档，贸易委员会档案，309(2)／514；又见《财政部部长孔祥熙致行政院签呈》(1942年1月16日)，二档，行政院档案，2(2)／2499。

④《贸易委员会调查属下三公司财务状况报告》(1941年12月)，二档，贸易委员会档案，309(2)／514。

⑤《贸易委员会呈送该会暨所属公司卅二年度业务计划及概算资料附件》(1942年11月9日)，二档，贸易委员会档案，309(2)／53。

表1是复兴商业公司于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所制定的预算，由此可以看出公司经营的规模及范围。

复兴公司成立后最重要的任务是对外易货偿债及供应盟国军需物资，以换取外汇及抗战建国所需之器材，公司先后承办的外销物资主要是桐油、生丝、猪鬃和羊毛四种。自太平洋战争爆发以来，国际问运输困难，外销物资严重受困，除了生丝、猪鬃因重量轻以致单位价值昂贵仍可继续出口外，桐油、羊毛大半系供应国内军需民用，需要通过发展内销来弥补外销的不足。

有关复兴商业公司后期资产及其运营的资料不够完善，但我们可从公司董监联席会的记录了解到复兴商业公司1942、1943年度业务和资产负债及1944年度的预算情形。①据统计，1942年度公司的收购总值为2．45亿余元，销售5．38亿余元，其中内销占21％，对外商销及易货占79％；1943年度总收购价值为7．5亿余元，销售总值为8．5亿余元，内销占64％，对外商销及易货占36％。至于公司的盈余及资产负债情形，1942年度盈余为3375万元，1943年度盈余为7175万元。1943年度营业收入7．85亿余元，其中商销6．8亿余元，易货收入8800余万元，其他营业收入1680余万元，易货数额仅占商销数额的13％弱。但易货仅对苏联一国，而商销则包括英、美等国，且易货为偿债之用，因为当时中国对苏联债务每年摊还有一定之数额，亦无必要过多输出货物。而商销成本3．6亿余元，与其收入相比，盈余高达3．2亿余元，几乎达成本的89％；易货成本1亿余元，与易货收入比较亏损1200余万元。虽略有损失，但却关系到国家的偿债信誉，这说明作为国营企业的复兴商业公司并非单纯以盈利为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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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复兴公司第四次董监联席会议记录》(1944年4月26日)，二档，贸易委员会档案，309／376。

若将1943年度的决算与概算加以比较，可以看出决算所列营业收入为7．8亿余元，约仅及概算15亿元的50％，销售数量未达到预期目标是因为国内物价上涨，外销物资价格增高，销行于国际市场不无困难；营业支出为7．4亿余元，不足概算数15．4亿余元的一半。在公司营业状况不能如预期之际，营业支出尚能有适度的减少，并未出现销货减少而支出增多的现象。

再分析一下1943年度的资产负债情形。该年度资产类之流动资产计11．23亿余元，应收款项1．2亿余元，仓存、运输中及炼制中货物三项，计4．1亿余元，占整个流动资产总额的36％，虽然数额相当庞大，但因公司对外负供应同盟国军事需要之责，对内又须调剂军需民用，自应掌握大量物资，俾可保证供应，此亦为公司的一大稳健政策，预付货款2．61亿余元，这是为订购货物先期付出的价款，亦是争取物资之必要办法；负债类项下所列损失准备，总数额高达9600余万元，相当巨大，内中似乎暗藏盈余之嫌，但考虑到当时物价剧烈波动的形势以及处于战争的非常时期，这项损失提存实为商业机关所应有之准备，也表示公司处理业务之慎重。其中还有两点需要说明的是：一、商品盘存一项除物料以外，存货共值4．38亿余元，此系照进价计算，若按年底售价估计，则可值13亿元以上；二、已对货物落价、战争损失以及房屋、设备折旧等做出充分准备。因此公司基础相当稳固，即使战争结束后因物价跌落，公司的存货价格发生损失也不会导致公司出现危机。

1944年度的业务计划中收购总数估计为15．8亿余元，但业务方针却与以往略有不同。即公司除了仍致力于出口业务外，还计划做一部分进口贸易，这是因为国内物价高涨，各种物资成本随之增加，但外销价格却无法随之提高，只有亏本出售才可维持出口以控制国际市场。因此想到一个办法，就是一面维持外销，将售价提高，一面则把外销物资所得的外汇款换取进口物资，并将出售进口物资所得的利润贴补外销物资的亏蚀。这一方案当时即得到财政部部长兼公司董事长孔祥熙的赞同，同时又经与英、美两国采办物资的机构几度商讨，从而达成共识。

1945年4月，中国茶叶公司裁并后，复兴商业公司便成为财政部属下从事对外贸易的唯一一家国营贸易公司，经营的业务及公司的资产均有所增加。表2是公司结束前(1945年12月12日)根据各科目结数及各分支机构最后呈报之表格汇总而编制上报的有关资料，从中也可以看出此时公司的经营规模及其成效。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表内资产项目中现金、应收款项和预付货款各科目中包括美金1000余万元及英金60余万镑，但这些外汇在资产负债表中均按法定汇率(即1美元等于20元法币、1英镑等于80元法币)折算，而存货部分亦是按原账值计算，并未升值或调整，因此复兴公司实际盈余要比该表所反映的数额高出许多。譬如表2中预付款项下包括已付外币货款美金5774130元及英金98000余镑，按法定汇率(即官价)共合国币122746600元，但是实际转售给各客商所得之货款则为959570832．50元，应有盈余836824232．50元，而该表仍将其列入预付预收科目货款科目，并未转作损益。①

国民政府在制定统制经济政策时曾多次强调，“战时经济统制之目的，原在发挥经济效率，增强抗战力量，而不在使政府机关牟利。例如出口物资之统制，应着眼于换取外汇，交易物资，故一面应使出口物资集中，一面应奖励其大量生产。”②但长期以来不少学者对此持怀疑甚至否定的态度，他们认为，“在贸易管制和经营的过程中，政府的政策和措施多为不当，国家资本的经营活动更是以谋取垄断利润为目的，因此贸易的管制和经营不仅不能促进后方生产的发展，而且在一定程度上阻滞或扼杀了生产的发展。其结果当然不可能解决后方物资匮乏的严重问题，反而进一步助长了黑市贸易和投机商业的泛滥，使之成为战时后方经济的癌变组织。”③那么到底应该如何看待贸易委员会及其属下国营公司在对外贸易中的经营活动及其所获得的利润呢?

抗战期间由于时局的变化，贸易委员会及其属下公司在经营活动的各个阶段中亏损与盈余是不尽相同的。总的来讲，抗战初期多为亏损，后期(特别是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则呈盈余的趋势。抗战爆发之初，由于交通断绝，战火蔓延，经营农产品出口不但无利可图，而且随时都会遭到损失，故原经营出口业务的洋商均望之却步，导致农产品大量囤积，无法外运。因此当时最高当局设立贸易调整委员会的宗旨就是“一方面在求出口物资生产之增进与价格之提高，以嘉惠于农商；一方面在求出口物资之转运外销，以增加输出，改善国际收支。”④为此财政部一次拨存贸易调整委员会2000万元基金，主要用于资助出口商承做押汇，承担兵险，若有农产品无人收购，则由该会出面自行收买，组织出口。⑤因此抗战爆发后相当一段时间，国家用于收购出口农产品的金额大大超过销售额，一直到1941年之后，这种情形才发生变化。统计1938—1943年收购总额为1646174529元，销售额(包括易货和国内外商销)为2251348468元，从账面上看是有盈余，但若考虑到销售额中还包括管理和运输等多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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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复兴商业公司卅四年度办理业务情形节略》(1945年12月12日)，二档，财政部档案，3(2)／280。

②《军事委员会致行政院密代电》(1941年6月26日)，二档，贸易委员会档案，309／2729。

③吴太昌：《抗战时期政府的贸易、物资管制及国家资本的商业垄断活动》，《平准学刊》第5辑下册，光明日报出版社1989年版，第668—693页。

④《调整贸易计划大纲》(1937年11月)，二档，贸易委员会档案，309(2)／108。

⑤《本会一月来之设计与实施》(1937年11月24日)，二档，贸易委员会档案，309(2)／17。

费用，那么不亏损就算是好事了。然而1942—1945年间仅内销额就差不多与收购额持平，而同期的易货和外销额则接近9000万美元①，因此这一时期贸易委员会属下的国营商业公司从事的经营活动应该是有盈余的。②

实际上复兴商业公司的盈余主要来自进口。该公司除了原有桐油、猪鬃、生丝、羊毛(1945年中国茶叶公司合并于复兴公司后又增加了茶叶)的购销业务外，很重要的是该公司还具兼营进口业务特权，且发展速度极为迅猛。复兴公司将外销物资所得外汇用以采购进口物资(如设备、药品、颜料等)，再转售国内厂商，从而获得丰厚的利润。自1944年开始经营进口业务至l945年4月为止，复兴商业公司共计购入价值美金610余万元的进口货物，转卖国内厂商后售得国币9．6亿余元。在商言商，不论是国营企业还是私人资本，追逐利润乃是天经地义的事。当然复兴商业公司既是国家资本，所赚取的利润应上缴国库，我们不能因复兴公司在经营过程中获利就指责它“以谋取垄断利润为目的”，关键是要看这些利润的用途所在。从目前所见的档案资料中尚未发现复兴商业公司在经营活动中有甚么严重的贪污事件，按公司自己解释，所获利润“不但外销物资因价格不敷成本之亏损得以弥补，同时更可得大量资金用以收购物资之周转”。③若复兴商业公司真的就是按照这一方针去办理，那倒是值得肯定的。但应该指出，复兴公司的巨额利润是依靠特权而获得的，是以牺牲国内民营生产者的利益为代价的；同时，根据公司上报的有关报表和统计资料计算，复兴公司出售进口商品的汇率大约为160元，这虽然高于法定汇率8倍，却远低于当时的黑市价格。当然其出售之对象绝非一般民营企业，而都是那些与政府和复兴公司具有密切关系的个人或单位④，其间究竟有何内幕交易虽然暂时无法得知，但其现象的本身却是令人深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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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郑会欣：《争取物资与统制贸易：论抗战后期重庆国民政府的对外贸易政策》，香港《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2003年新第12期，2003年12月，第331—359页。

②譬如1945年度复兴商业公司全年收购各货总值国币9049578318元，销售(包括内销、外销及易货)共为国币3884040207元，从账面上看似乎是严重亏损，但销售额中外销和易货额是以美金结算，实际数额超过1000万美元，而上述销售总额是按法定汇率美金1元等于法币20元计算的，若按当时实际汇率1美元等于1000元法币计，则销售总额应改为130余亿元。参见《复兴商业公司卅四年度办理业务情形节略》(1945年12月12日)，二档，财政部档案，3(2)／280。

③《复兴商业公司卅四年度办理业务情形节略》(1945年12月12日)，二档，财政部档案，3(2)／280。

④《邵慰祖等奉命调查复兴商业公司视察报告》(1945年9月27日)，二档，财政部档案，3(2)／628。

四、公司的经营活动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通往海外的国际信道大都中断，而政府统制的出口产品不仅是盟国所迫切需要的战略物资，更成为中国出口换汇的主要对象。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国民政府想尽一切办法，将这些战略物资或是通过飞越“驼峰”的中印航线回空班机运往美国，或是通过西北漫长而又荒凉的陆路输往苏联。据统计，自1942年至1945年8月，这类运往国外的政府统制物资总值达美金6430万元。⑤政府统制的出口物资中除了特矿产品由资源委员会负责外，其他如桐油、茶叶、猪鬃、生丝、羊毛、皮张等农副产品均由贸易委员会经营，而具体执行这一任务的则是贸易委员会属下唯一的一家国营公司——复兴商业公司(原来茶叶由中国茶叶公司经营，1945年两公司合并后，业务亦全归复兴公司经营)，由此亦可得知复兴商业公司在统制经济体制下的地位是如何之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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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郑友揆著、程麟荪译：《中国的对外贸易和工业发展：1840—1948》，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4年版，第276页。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孔祥熙继任公司董事长，在任期问他曾对公司的经营活动有过如下指示：第一，办理业务要商业化，对国际间贸易要维持信用；第二，对机构人事要实际化，机构应该裁并的裁并，职员应该多培植有用的，而淘汰无能的，总以看实在需要为原则。①因此“商业化”与“实际化”便成为复兴商业公司的经营原则。

前文已经提及，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复兴商业公司除了继续管理以往经营的桐油以及接管富华贸易公司和中国茶叶公司经营的猪鬃与茶叶外，还有一件很重要的工作，那就是奉命管理刚刚被宣布实施统购统销的生丝与羊毛的业务。

复兴公司自奉命办理生丝授权外销业务以来，先后于1944年春授权泰记、茂恒、兴记、和记、若记及云南蚕业新村公司等六家商行具体经营，并分别与之洽谈。生丝配额共计2920关担，内已订售丝合约者2160担，所售之丝除一部分为商人自有之丝经订售与复兴商业公司后再行售还外，其余均为复兴公司自有外销剩余之丝。由于经此次授权之后存丝已极为有限，于是公司便将当年所购之丝约1100关担(其中川北春丝500担、秋丝300担、川南春秋丝150担)及丝公司续可供售之秋丝200担，加上原先库存之100余担，共约1400余担，除留供交苏易货及销美共约1000担外，拟提出400关担作为第二次授权外销数额。其售价以春丝成本加利息、保险及授权手续费等，约在每关担38万元左右。②

孔祥熙作为复兴商业公司的董事长，对于生丝外销一事亦甚为关心，1944年他在访美期间还与有关方面洽谈，并特地来电告知美方需要生丝，要求复兴公司设法利用回空飞机及船只装运生丝1000关担，运至纽约洽售，美方或可将售价增至每磅美金11元(纽约交货)。复兴公司接电后即与美国世界公司联系，并请其转告美方，表明公司可以供售500关担生丝，但是提出交货地点应仿照运输猪鬃的办法，改在重庆，并由美国政府自行装运至美③，这也说明战时的运输方式确实是双方讨论的重要议题。

中国的羊毛主要产于西北的新疆、甘肃、青海、宁夏、绥远等地，其产量向无精确调查，据估计年产约31万余关担，占全国产量的70％左右。④原本中国羊毛在国际市场上的地位并不重要，但是因为它是织制军毯、被服的军需物品，更是对苏易货的大宗物资，其地位在战时的中国就显得格外重要。抗战爆发之初贸易委员会曾委托英商怡和洋行派员到西北考察，计划将羊毛发往汉口转运香港出售。然而不久因广州、武汉失守，粤汉铁路中断，销往香港的计划破灭，因而只能另找出路。经贸易委员会与苏联代表商洽，决定以西北出产的羊毛、皮张和茯茶，利用苏联运送援华物资到兰州的回空汽车装运回程，以偿还债务。最初羊毛及皮张等货物是由贸易委员会西北办事处以富华公司的名义与苏联驻兰州办事处商务代表商订合同，定期交货，价款在重庆结算，后来易货合同改由贸易委员会与苏联代表在重庆签订后再由兰州双方机构执行。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由于外销物资的品种与数额均日渐紧张，财政部便于1943年5月将羊毛正式列入统购统销物资的名单之中，统由复兴公司办理，而西北羊毛等农产品的收购、制定价格和管制运销等则全由复兴商业公司西北分公司负责。羊毛在易货、军需和商用三方面的需求比重大约为4：2：1，在供给次序上，复兴公司基本上是按照先易货后军需最后商用的原则，易货所用为甘肃、宁夏、青海较好的羊毛，军需为中国工业合作协会编织军毯及军政部制作军呢之用，商用内销物资一般则为较次的羊毛。但后来由于苏联不再签订羊毛易货协议，羊毛也就改为内销为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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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复兴公司第四次董监联席会议记录》(1944年4月26日)，二档，贸易委员会档案，309／376。

②《复兴商业公司报告生丝授权外销最近洽办情形》(1944年10月25日拟)，二档，复兴商业公司所属单位档案，271／26。

③《贸易委员会第十六次业务会议报告》(1944年8月16日—9月15日)，二档，复兴商业公司所属单位档案，271／26。

④《复兴商业公司在西北羊毛业务述要》(1943年)，二档，复兴商业公司档案，270／54。

表3和表4就是这一时期贸易委员会(主要通过复兴商业公司)进行的对苏易货实际情形。

贸易委员会最初收购羊毛、驼毛和皮张的价格都是根据市场情况及皮毛的质量随时议价购买，自从羊毛被指定为统购统销物品之后，便由复兴公司统一办理，收购价格随市场情况挂牌公布。西北羊毛收购数量以青海为最多，宁夏次之，但这两省长期以来为军阀马步芳和马鸿逵的势力范围，不准他人染指，实际上西北地区真正实行羊毛统购统销办法的只有甘肃一省而已，所以实施统购统销政策以来，羊毛收购的数量并没有显著增加。据当时任复兴商业公司西北分公司经理的马公瑾后来回忆，1939～1941年每年可从甘、青、宁、绥四省收购羊毛大约10万担左右，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收购数额则逐年下降至六七万担；从收购总额来看，按1938—1940年的法币币值估计，太平洋战争爆发前的收购总值约为年700—800万元，以后逐年减少，1942—1944年每年收购总值约在500万元左右，1945年至抗战胜利后下降到只有200—300万元。①

当初创办复兴商业公司的目的就是为了偿还美国的桐油借款，因此公司成立后的主要工作都围绕桐油的收购运销而进行。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公司先后兼并了富华贸易公司和中国茶叶公司，于是对外易货借款中所有农副产品的运销就全部由复兴公司管理。由于对外交通路线遭到严重破坏，除了部分猪鬃、生丝等重量轻价值贵的农产品可利用中印航线飞机回航空运外，这一时期易货偿债的主要物资都是通过西北公路而进行的对苏易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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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马公瑾：《中国复兴商业公司西北分公司略述》，《甘肃文史资料选辑》第14辑，甘肃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53页。

表5反映的是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贸易委员会的主要工作业绩，由于贸易委员会早于1940年就将行政和业务予以划分，所有业务均由属下三家公司分别承担，而复兴商业公司是贸易委员会属下最大的、后来又成为唯一的国营公司，因此也可以将其视为公司的业绩。

除了执行统购统销及实施对外易货任务之外，为了拓宽业务，发展经济，复兴商业公司还先后自办或合资创设了相关企业，并投资有关事业(其中有一些是贸易委员会或原富华贸易公司和中国茶叶公司所拥有的)，这些企业的经营内容大都与复兴商业公司本身所从事的对外贸易和易货偿债业务有关。详情请参阅表6、表7。

由此可见，此刻的复兴商业公司已从当初开办时仅仅是为了完成偿还美国桐油借款的债务而设立的一个临时机构，演变为集收购、生产、储存、运输、销售进口为一身，进而再发展为经营进出口货物的大型国家资本的贸易公司，其作用和地位之重要也就可想而知了。

五、战后扩充计划昙花一现

1945年8月，美国在日本本土投掷原子弹，紧接着苏军向日本宣战，随即分几路出兵，中国抗日军民亦开始全面大反攻。在全世界反法西斯力量的强大威逼下，日本政府宣布无条件投降，中国人民坚持了八年抗战，终于取得了最后的胜利。

抗战胜利虽是迟早之事，但它的突然到来还是出乎大部分人的意料。8月10日夜间，当日本宣布接受波茨坦公告无条件投降的消息传到战时首都时，重庆市民顿时沸腾起来。在这夹杂着胜利的喜悦、兴奋和忙乱之中，大后方政府各个部门的官员也都忙着准备战后复员和还都的计划。

早在抗战后期，贸易委员会就秉承上级的旨意，决定于战后增加国家资本、扩大经营范围，将国营贸易业务扩展至全国，并相应制定了战后复员计划，表现出要对战后贸易实施独占的强烈意欲。①8月11日，财政部召开会议，认为战时原拟计划已不能全部适用，故要求属下各单位应根据现实情势，速拟复员办法，并就机构、人事、经费、器材和法令各点分别筹划。为此贸易委员会主任委员邹琳当天即向属下各部门下达手令：“日本投降，复员在即，有关本会复员事项，亟应就现在情况重新切实检讨。除由童(季龄)副主任委员、赵(恩钜)处长召商整个计划外，各单位应即分别研究，并将紧急事项办稿实施。”②13日下午4时，赵恩钜处长于贸易委员会会议室主持各部门负责人参加的“复员问题讨论会议”，讨论并通过了复员计划。其要点为：贸易委员会及所属外销物资增产推销委员会暨桐油研究所、生丝研究所迁设于南京，各地分支机构除了原设于兰州的西北办事处拟更名为兰州办事处毋庸复员留驻原地之外，应于全国其他各重要地区或改组、或迁移、或增设新的办事处，主管各地贸易与行政事务。各地办事处应视收复地区先后次序及业务进展情形，分别增设调整。具体而言，在贸易委员会迁移以前，首先成立重庆办事处，然后在汉口、上海、广州、昆明等地设立办事处，接着再设立天津、济南等地办事处，最后设立沈阳、台湾办事处。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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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贸易委员会主任委员邹琳致中央设计局秘书长熊式辉函及附件》(1944年3月)，二档，贸易委员会档案，309／436。

②《贸易委员会主任委员邹琳手令》，二档，贸易委员会档案，309／451。

③《财政部贸易委员会及附属机构复员计划提要》(1945年8月14日)，二档，贸易委员会档案，309／451。

由于上海是全国乃至远东最重要的金融与经济中心，进出口通常占全国国际贸易总额的绝大部分，复兴商业公司作为贸易委员会属下唯一的一家国营贸易公司，即决定胜利后首先将总公司迁往上海，总公司及各地分公司职员编制暂定为1000人；公司下属各分支机构则以分区经营业务为原则，除总公司(320人)兼营华东区苏、浙、皖3省业务外，还设立华中区(汉口分公司，150人)，管理湘、鄂、豫、赣、川、康6省业务；华南区(广州分公司，120人)，管理粤、桂、滇、闽、黔5省业务；西北区(兰州分公司，120人)，管理甘、青、宁、陕、新5省；东北区(沈阳分公司，120人)，管理辽、吉、黑、热4省业务；华北区(天津分公司，120人)，管理冀、察、鲁、晋、绥5省业务以台湾分公司(50人)，专门负责台湾本省有关业务，现有分支机构应视业务情形予以调整合并，各分公司得在物资生产之集中及转运地点斟酌需要情形，设立办事处、收货处及制炼厂场，并于国外纽约、伦敦、新加坡、加拿大、澳洲、日本等处设立分支机构，销售出口货品及办理进口业务。①复兴商业公司并拟定了先赴上海筹备复员人员名单：总经理席德柄、主任秘书林芳伯、总务处经理罗宗孟、专员张华联、储运处襄理俞大纲、财务处襄理李祖煊、秘书唐开第、业务处第六组组长李道彭、总务处第一组副组长林荣基。②

9月13日，亦对战后经济与贸易的原则发出训示：“我国战后经济与贸易二种事业，必须确定制度，使能切实执行，合理发展，不可再踏过去听其自然、漫无规则之覆辙，应依据民生主义之准则及中央已定方针，分别设计具体方案，于一个月内呈报为要。”③财政部接奉行政院训令后即按上述指示拟具《战后贸易设施方案》，该方案由总纲、政策、实施办法和组织四部分组成，其宗旨就是战后贸易一是要“采取‘有计划的自由贸易’，导助公私企业，使得相互协调，合理发展”；二是要“顺应世界潮流，并参照历次中外协议之精神及国际会议之决议，以加强国际合作，而促进世界繁荣”。而为了实施上项计划，“政府应在中央设立一个独立的贸易行政机构，加强调整或恢复各地贸易行政机构”，同时“应建立国营贸易业务之体系，在国内及国外各地，依事实需要各设分支机构，以求推进业务”。④

然而此时国内局势出现的变化，却使得有关部门不得不对贸易政策做出重大修正。⑤由于胜利初期各方纷纷抛售囤积物资，物价一度狂跌，各方需求亦大幅减少，导致复兴商业公司经营发生困难。按理说此时应暂停收购统销物资，但因复兴商业公司负有执行统购统销的法令责任，明知亏蚀亦无法停止收购物资。直至10月9日行政院决议取消统购统销办法，复兴公司方停止收购农产品。既然已决定不再实施统购统销政策，那么专为执行该政策而成立的贸易委员会和复兴商业公司也就都没有继续存在的必要了，因此10月30日行政院做出决议，决定撤销贸易委员会，并责成复兴商业公司“先行紧缩，至本年年底结束，结束后未了业务交经济部接办”。⑥

复兴商业公司在接到贸易委员会“先行紧缩，限期结束”的训令后，即开始研究讨论公司的善后事宜，对于公司的具体业务有所交代，同时列出公司的结束步骤如下⑦：

(一)对苏易货合约。本年度签订易货合约，原规定10月底交清，除一部分已交空运外，因战事结束后空运停顿，曾洽苏方改在上海、天津交货，自长江航运恢复后，即开始运沪，已先后运出三批，余当陆续取得吨位后交运，并拟洽请苏方展至本年12月底在上海交货，届时除存兰州皮张及砖茶外，大部分当可交清。

(二)对英、美猪鬃合约。未交部分约有8000余关担，已洽妥改在上海交货，正接洽吨位，希望能于12月底前交清，交清后可得货款美金700余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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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复兴商业公司战后复员准备工作节略》(1945年8月)，二档，贸易委员会档案，309／451。

②《复兴商业公司协理余绍光致贸易委员会副主任童季龄函附件》(1945年8月18日)，二档，贸易委员会档案，309／452。

③《委员长侍秘字第二九五二一号申元手启代电》(1945年9月13日)，《民国档案》2003年第3期，第39页。

④《战后贸易设施方案》(1945年10月)，二档，经济部档案，4／30408。

⑤关于战后初期国民政府对外贸易政策上的转变笔者将另行撰文分析，本文不予详述。

⑥《复兴商业公司卅四年度办理业务情节略》(1945年12月)，二档，财政部档案，3(2)／280。

⑦《复兴商业公司总经理席德柄致贸易委员会主任邹琳函》(1945年11月6日)，二档，贸易委员会档案，309(5)／248。

(三)对商人订购合约。本年度在统购统销办法未取消前向商人订购猪鬃17500关担、生丝1120关担、羊毛19000关担，其中尚待付款收货者猪鬃约9000关担，惟猪鬃合约尚未奉核准，应请贸易委员会即日批覆，生丝已陆续交收中，秋丝在12月底可期交清，羊毛合约尚有5000余公担以上，订购各货匡计共需资金40亿元。

(四)员工遣散。11月底先遣散职员半数至2／3，工役3／4，其余留待结束，至12月底全数遣散，所有遣散费除照例按薪金3倍发给外，并呈请酌给回籍旅费，以示体恤。

(五)退股投资厂商。本公司投资各厂商，如全部由公司出资者，即行结束，如合资或认股者，洽商退股。

接着公司即先于11月15日遣散员工101人，工友23人，其余人员则视业务需要再行资遣。①

12月15日，贸易委员会约集经济部代表及复兴公司暨财政部有关各单位会商，议决公司撤销相关办法②，由于其中有些办法暂时无法取得决议，因而再由财政部常务次长李傥召集国库署杨绵仲署长、会计处张国正会计长以及复兴商业公司席德柄总经理详加商讨，最终确定结束复兴公司的六项办法③：(一)复兴公司债权债务，除财政部以该公司解存央行外汇担保央行借款应查照原案办理不予移交外，其余一律移交经济部，其未了业务将来所得外汇，仍应由经济部随时存入央行；(二)复兴公司仓存及运输途中物资一律移交经济部，按照该公司以往成例作价列入资产；(三)仓库连同产权一并移交经济部，并作价列入资产内；(四)总分支公司房屋、器具，除财政部必需应用者先行保留移交该部外，其余一律移交经济部，并作价列人资产，财政部所需房屋、器具应于1月上旬内由复兴公司与该部有关各单位洽定，分别交接具报；(五)复兴公司自办生产机构应将各自项目移交经济部，产权亦移归经济部，并作价列入资产，但应先行查明列单，并开具节略报财政部查核；(六)复兴公司投资事业之股权应先由该公司于三日内查明投资种类数目报财政部核洽办理，其属于合办性质之事业亦一并查报。

在这种形势之下，复兴商业公司不但未能实现其战后抢占市场、扩大经营规模的宏伟计划，甚至连贸易委员会及公司本身也都要遭到撤销解散的命运，从而走完了它自创立以来不到7年的短暂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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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复兴商业公司代电》(1945年11月19日)，二档，贸易委员会档案，309(5)／248。

②《复兴商业公司呈报公司结束及移交办法代电》(1945年12月15日)，二档，贸易委员会档案，309(5)／248。

③《财政部常务次长李傥为商议解决复兴公司未了业务签呈》(1946年1月3日)，二档，贸易委员会档案，309(5)／248。

结语：国营贸易在统制经济中的地位

抗日战争爆发后，国民政府曾先后多次颁布法令，设立专门机构，对所有重要出口农矿产品实施统购统销，并由国家出资，创立国营贸易公司，实施贸易管制并全权负责易货借款的偿付。应该说，贸易委员会及其属下的国营公司在寻取外援、争取物资、坚持抗战等方面曾做出过重要贡献，特别是在抗日战争初期，贸易调整委员会在协助运输、调剂金融、促进货运、增加出口诸方面都曾发挥过积极作用①，而贸易委员会属下的三大国营贸易公司也都分别承担战时对外贸易的重任，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譬如复兴商业公司成立后即认真履行桐油借款的收购与运销工作，不仅提前完成了借款的偿付工作，而且还为实现易货借款、寻求外援开创了一种模式，同时它也成为中国政府战时实施统购统销政策的一个重要工具。

国营企业最大的特点就是资本全数由国家投入，作为国营公司，主要管理层人员的职务当然都是由国家任免，它的基本任务就是贯彻和执行国家下达的一切指示与命令，具体表现在经济活动上要首先完成国家下达的计划。由于国营企业资本雄厚，具有强烈的官方背景，在中国这个官本位思想和势力极为强大的国家里，它的地位和作用也就显得格外重要。特别是在战争期间，国家处于统制经济的体制之下，也正是因为国有企业所具有的这些特点，使它在国民经济中具有垄断的地位，能够发挥私人企业所无法替代的作用，不论是资金来源的落实，或是货物运输的调配，乃至于购销价格的制定，都可以得到国家的支持，因而能够较为全面地完成易货偿债、寻求外援的任务，这在前文中均已作了详尽的介绍。

复兴商业公司以有限公司的形式出现，不但表面上具有公司的形式，同时也具有公司的经营结构，公司的董事和监事由政府官员和企业家共同组成。然而因为公司的资本全部是由国家投入，导致了公司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公司名义上虽然享有经营自，然而实际上却是一个官僚机构，不论是资金来源还是人事变动，都受到政府的严格控制，公司本身的生产目的与经营方向也基本上与公司管理层没有直接的关系；同时国家资本实施垄断经营，缺乏有效的监管，尽管公司曾经进行过多次机构和人事上的精简，但公司仍不可避免地存在着一般国营公司的通病，诸如机构臃肿、叠床架屋的官僚作风，官商不分、的腐朽恶习。这里应该指出的是，复兴商业公司成立之初，公司的领导层就已经意识到这些问题，并曾企图予以改变。按公司负责人的理解，当初创设复兴公司的原意是“应美国贷款者之要求，避免政治关系”而“力趋商业化”，但当公司总经理董承道刚到重庆履新之后即发现“最大影响本公司实太官僚化”。譬如公司属下各处、部每当遇到有请核事件时，不论事件本身之大小，都要缮具签呈手续，层层上报，这样既浪费时间，更影响效益。因此他提出建议，以后所有外来文件必须在三日内答复，如须向各方询问者亦当先行覆示；他更要求以后经理室每天要及时将收发文摘要上报，而运输部、营业部、会计处则各自编制表格呈核，这样“则可费十分钟时间即可阅毕，而公司业务进行亦大致明了”。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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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有关抗战初期贸易调整委员会的成立经过和工作状况可参阅郑会欣《贸易调整委员会的成立及其活动》，《民国研究》第6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68—81页。

②《复兴商业公司第一次常务会议记录》(1939年11月29日)，二档，贸易委员会档案，309(2)／917。

至于国有企业中极易滋生、权钱交易的弊端，有关当局亦并非没有察觉，抗战初期内有识之士即关注到当时中国官僚资本得以迅速发展的情形。他们以为原始资本主义的构成主要依靠的是大量的资本、土地以及经营之技术和劳工的能力，而中国的“官僚资本则无须乎此，其所凭借者，一为政治的地位，二为政治的权力，三为政治的运用，因利乘便，巧取豪夺，方法之妙，叹观止矣”。鉴于官僚资本“直接影响民生，间接危害抗战”，为此五届七中全会通过严防官僚资本主义及官僚经商的议案，重申“严禁官吏经营商业，最低限度亦不许经营与职务有关商业”，同时要“明定统制范围及职权，并严防其弊病”，其目的就是“严惩官僚资本主义者”。①

复兴公司成立初期的风气尚不严重，但由于国家资本实施垄断经营，特别是统购统销政策垄断了所有出口商品的收购与运销，同时又缺乏有效的监管，因此而产生了许多弊端，导致国有企业内官商习气日益严重，官僚机构中那种人浮于事、尸位素餐的陋习亦随之出现。由于公司的经营与个人的表现及其利益没有直接的关系，所以者有之，者有之，浪费公帑者更有之。尤其是到了抗战的中后期，随着战局相对陷于胶着状态，大后方的政治氛围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政治上专制、经济上腐败的现象日益加剧，官僚经商、、已蔚然成风，而且这种风气还迅速蔓延。由于这种体制上弊端的日益系统化，腐败现象已成为制度上的癌变细胞并不断加以扩散，国营公司各级职员亦上行下效，特别是贸易委员会和复兴商业公司的领导层由职业官僚取代了金融资本家之后，官场上的腐败现象更加明显地表露出来，国营企业中的种种陋习也越来越严重。知识分子和一般民众对这种“前方吃紧、后方紧吃”的现象极为不满，国民参政会和大后方的报纸经常口诛笔伐，声讨这种、的行径，而复兴商业公司作为主管对外贸易、执行统购统销政策最大的一家国营公司，自然成为舆论攻击的一致目标。

1944年9月，财政部收到一份揭露复兴商业公司、浪费公帑的密报，内称“渝市区嘉陵江畔有某国营国际贸易机关，内部情况确有异于常情”者，然后列出十条涉及复兴商业公司领导人、腐败享乐的事例。财政部即将密报转交贸易委员会再抄送复兴公司总经理席德柄，席德柄接信后立即复信，他虽然承认密报中“所述各点系指本公司殆无疑议[义]，惟列举十项完全虚构事实，凭空捏造”，并逐项加以解释。②

然而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这次可不是密报，而是有人以“读者投书”的名义公开在报上发文，指名道姓地攻击复兴商业公司，其标题十分醒目：“统购统销彻底破产，复兴公司腐败不堪”，揭露复兴公司“囤积居奇，利用公款大做生意，高级职员贪污腐化，黑暗，污秽”。作者声称是原复兴公司的职员，所披露公司的腐败内容众多，包括公司高层扣发、迟发职员奖金，以供高层去进行投机；隐瞒公司赢利，私分公司资产；利用特权由美国进口西药，再转由亲朋友好出售以牟暴利；虚报公司职员名额，冒领员工工资；高级职员利用职权，收取回扣等等。③由于此事已经公开见报，有关部门亦不得不进行调查。从财政部派员调查的结果来看，上述指控虽然某些内容有所夸大，但绝非空穴来风。譬如虽未发现公司高级职员利用员工奖金投机黄金的证据，但公司多次迟发职员红利却是事实；公司外汇收支与账列数额虽然相符，但公司以往外币收支报告向付阙如，易生流弊；公司进口西药虽经有关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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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五届七中全会通过严防官僚资本主义之发展以免影响民生主义之推行案》(1940年7月6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2编，“财政经济”(5)，第41—43页。

②《复兴商业公司总经理席德柄致贸易委员会主任邹琳函》(1944年10月3日)，二档，贸易委员会档案，309(2)／680。

③1945年7月17日重庆《商务日报》，原剪报见二档，财政部档案，三(2)／628。

核准，暂时亦无法查清承购商行是否确为公司高级职员之亲友，但因此事完全于暗中进行，事先并无公告，故承购者必为公司上层之熟人，且进口数量也远远超过自用，因此转售牟利当属事实；经核查公司员工并无虚报情事，但该公司职员与工役之比例几乎高达1：1，远远超过政府规定4：1的比例，人浮于事、浪费公帑乃是自然之事；有关公司高级职员利用职权收取回扣虽查无实据，但确有公司职员(如业务处生丝组组长艾补勤等)、内外勾结、牟取私利之事实。①

关于复兴公司员工、的事例除了上面所说的之外还可以举出很多，譬如复兴商业公司西北分公司经理勾结宁夏银行驻兰州工作人员，以次充好，将2万公斤甘肃羊毛混充宁夏羊毛由复兴公司收购再转售各毛纺厂，甘肃羊毛每公担仅值6400元，而宁夏羊毛则值2．3万元，仅此一笔差价已达三四百万元②；再如复兴公司常德收货处勾结当地税务局开设商行，专贩桐油，利用职权贿放桐油出境达2万余担，进而牟取暴利，以致复兴公司收货处无油可收。③至于国营公司的官商作风和欺行霸市的行径更是司空见惯，各地收购处对货物百般挑剔，任意压价，还动不动就借口仓储已满而停止收购，以致长途运送货物的农民和商贩蒙受巨大损失。国营公司既垄断农矿产品市场及其价格，同时又限制商品出路，自然引起民众的强烈不满。

抗战期间，国家为了争取物资、坚持抗战而实施统制经济，即对重要农矿产品出口实行统购统销政策，对于一般关系国计民生的必须品实施专卖政策，应该说这些措施都是必要的也是唯一可行的对策，而且它的立意也符合抗战建国的伟大宗旨。但是战争期间局势瞬息万变，有关政策虽经历次修正，但也赶不上形势的变化；同时，由于统购物资的收购价格常常低于生产成本，从而严重地打击了生产者的积极性，导致抗战后期大后方各地桐农、茶农和矿工毁坏桐林、砍伐茶树、放弃采矿的事例时有发生，造成出口农矿产品的产量下降。加上国营企业官商习气严重，漠视民情，有时甚至对产农百般挑剔，借机压价，所以抗战期间在产品收购方面生产者、地方政府和中央之间的矛盾一直存在，而且长期未能得以解决。就连当时曾亲身参与并执行统购统销政策的重要人物寿景伟(中国茶叶公司总经理)、张嘉铸(中国植物油公司总经理)在战后也承认：“我国出口贸易之盛衰，直接关系农村经济，间接影响政治秩序，故确立国策，至为重要。在抗战期中，当局曾实施统购统销与专卖统制，惟因条件未备，致生产本身萎缩，人民怨声载道，其结果则‘有害民生，无裨国计’。”④

____________________

①《邵慰祖等奉命调查复兴商业公司视察报告》(1945年9月27日)，二档，财政部档案，3(2)／628。

②《国家总动员会议代电》(1944年)，二档，财政部档案，3(2)／628。

③《第九战区经济委员会1941年6—11月份工作报告》，《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2编，“财政经济”(5)，第563页。

④寿景伟、张嘉铸：《出口贸易与收购政策之商榷》(1947年)，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3编，“财政经济”(6)，江苏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556—557页。

经济与贸易论文篇5

【论文摘要】 本文基于四川省出口贸易结构、进口贸易结构和人均GDP的相关数据，对1989年～2006年间贸易结构变化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检验，并得出了三个方面的结论。 【论文关键词】 贸易结构 经济增长 四川贸易 实证研究 一、 引言 经过三十年的改革开放，我国对外贸易得到迅速发展。无论从进出口的规模、进出口商品结构还是我国贸易对全球贸易的贡献来看，我国都已经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贸易大国。在既有的贸易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中，我国对外贸易规模与经济增长关系的探讨有相当多的文献，但对外贸易结构问题的研究却相对较少。“中国成为一个贸易大国的重要方面正是对外贸易结构的迅速提升”（江小涓，2007），忽略贸易结构问题的研究注定是存在偏颇的。 四川省地处我国西部地区，同时也是西部经济发展最为活跃和开放的地区之一，四川省的经济发展较具西部大开发的典型性。地处西部的四川牢固树立“大开放促大发展”的思路，高度重视对外开放工作，开发领域进一步扩大，2006年全省对外贸易总额突破110.2亿美元，外贸依存度达到10%，增幅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与此同时，四川省的进出口商品结构进一步优化。机电产品进出口达到56.14亿美元，占全省出口总额的比重上升到50.9%。重装设备出口增长迅猛，电站设备、钻井设备、机车等成套设备出口额达到6.29亿美元，高新技术产品进出口达到26.76亿美元。工业制成品出口大幅增加，而初级产品出口迅速下降，贸易结构变化非常明显。 国内外部分学者探讨了贸易结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Lee（1995）根据新贸易和新增长理论，强调一国国内含有先进技术的进出口投入到国内生产，可直接提高国内既有生产函数的效率，进而最终导致经济增长。Keller（1999）通过不同贸易结构与技术转移影响本国TFP的视角，发现国内TFP的增加与进口份额存在正相关关系。关于贸易结构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也存在着一些不同的结论。如国内学者王永齐（2004、2006）基于Baldwin（1992）和Mazumdar（1996）关于贸易与增长关系的争论，构造了一个贸易结构测度指标，通过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和VAR模型估计中国的贸易结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检验结构显示，中国的贸易结构并不显著影响经济增长。但是徐光耀（2007）得出了在不同的贸易结构下，进口贸易对我国经济增长有不同促进作用的结论，李兵（2008）的研究表明工业制成品进口对我国经济增长有长期稳定的促进作用，而初级产品进口则有抑制作用。 本文拟选取四川省1989－2006年的数据对贸易结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实证检验。通过综合运用单位根检验、Johansen协整检验、Granger因果分析等方法，系统研究贸易结构与经济增长的内在关系。 二、变量、数据与研究方法 贸易结构是衡量一国对外贸易竞争力的重要指标，按照附加值的高低，可以用一国进出口贸易中初级产品和工业制成品的相对比例来表示贸易结构。初级产品附加值低，技术含量低，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弱；工业制成品附加值高，技术和资本密集度高，在国际市场上竞争力强。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国家往往以出口初级产品为主，而工业制成品主要依靠进口来满足；而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国家却相反，以进口初级产品为主，出口以工业制成品为主。经济学家通常以初级产品和工业制成品在进出口中的相对比重来衡量一国对外贸易结构的优劣。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进入90年代以来，四川省的对外贸易结构日趋优化，进出口贸易中工业制成品的比重不断提升。我们用EXM表示出口贸易结构，IMM表示进口贸易结构，由图1可以看出，1989年工业制成品出口占总出口的比重仅为0.65，而2006年该值达到了0.92；与此类似，1989年工业制成品进口占总进口的比重为0.83，而2006年达到了0.93。无论是进口贸易结构，还是出口贸易结构，在90年代以来均得到了较大程度的优化。 我们用人均实际GDP来代表经济增长变量，GDP的数值采用1978年不变价格，数据来源于四川省统计年鉴2007。而进出口贸易结构数据来源于1990年～2007年《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年鉴》。为消除时间序列经济数据存在的异方差现象，对所有变量的 实际值均采取了自然对数，处理后的数据不影响原序列的相关关系和协整关系，三个变量我们分别记为：LNGDP、LNEXM和LNIMM。 本文从进出口贸易结构的角度来考察其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因此我们考虑构建三变量VAR模型来进行考察。这一方面是因为VAR模型较单方程模型具有更高的可靠性，另一方面因为本文所考察的经济变量多为水平变量，具有非平稳性，简单回归方程容易产生伪回归问题，必须进行协整检验，因此我们选择在多变量VAR系统中的考察具有一定的合理性。 （1）式中，表示外生变量，表示残差，为各变量的系数，p为滞后阶数。可根据研究需要而改变各变量的具体指标内涵，从而得出最合适的结论。 三、贸易结构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分析 1.单位根检验。由于几乎所有表示绝对量指标的宏观经济变量都是非平稳的，具有时间趋势。因此我们在对变量进行具体分析之前，需要首先检验其平稳性。本文用ADF单位根检验方法对变量的水平和一阶差分进行平稳性检验，其中，检验过程中滞后期的确定采用AIC最小准则，以保证残差值非自相关性。检验结果如表1。 注：检验形式（C，T，L）分别表示带常数项、趋势项，L表示滞后阶数，D表示差分算子*（**，***）表示在10%（5%、1%）的显著性水平上拒绝原假设。 由表1可以看出，在变量的水平值上，所有检验结果均没有拒绝单位根假设，因此可认定LNGDP、LNEXM和LNIMM均为非平稳时间序列。而所有变量的一阶差分均拒绝有单位根的假设，表明变量是平稳的。于是，我们认为所有变量都是一阶单整序列，即为I（1）。对于这些非平稳的经济变量不能采用传统的线性回归方法检验他们的相关性，而应采用协整方法进行分析。 2.协整分析。由于VAR模型的稳定性与其滞后期有很大的关系，滞后期越长模型的稳定性越差，因此VAR模型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滞后阶数的确定。在选择滞后阶数时，一方面要使滞后数足够大，以便能完整地反映所构造模型的动态特征。但是另一方面，滞后数越大，需要估计的参数也就越多，模型的自由度就减少。所以通常在进行选择时，需要综合考虑，既要有足够数目的滞后项，又要有足够数目的自由度。依据上述思路，本文根据Eviews软件中的Lag Length Criteria综合考虑LR检验、AIC信息准则和SC准则等检验方法，并对模型的异方差、自相关和正态性进行检验，最终确定最优滞后期。通过对各最优滞后期模型进行AR视图检验，VAR模型所有根的模的倒数均小于1，即位于单位圆内时，VAR模型是稳定的。 为判断变量之间是否存在长期均衡关系，采用Johansen提出的方法来检验变量之间的协整关系。通过对原始数据序列的分析来确定数据空间中是否存在线性趋势，并根据迹统计量和最大特征值统计量所得的结果，从而确定我们选择的检验形式（具体检验步骤略），综合检验结果见表2。 ＊表示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拒绝原假设 由表2可以发现，迹统计量表明三者无协整关系，而最大特征值统计量表明存在一个协整关系。相应的协整方程为： 由协整方程(2)发现，工业制成品出口每增加1个百分点，可以引起人均GDP增长约7.67个百分点，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较大，而工业制成品进口每增加1个百分点，可以引起人均GDP增长约0.157个百分点。但是从括号内的标准差来看，进口贸易结构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与出口贸易结构对经济增长的作用相比，前者作用较小，但也较显著；后者较大，但并不显著。 3.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 Granger因果检验有两种形式：一种是传统的基于VAR模型的检验，另一种则是最近发展起来的基于VEC模型的检验，两者的区别在于适用范围的不同，前者仅适用于非协整序列间的因果检验，而后者则是用来检验协整序列间的因果关系。本文三变量VAR系统是协整的，因此我们的检验基于VEC模型作出。具体检验结果可见表3。 注：在10％的条件下显著均拒绝。 从表3的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可以发现，在样本考察期内，工业制成品出口和工业制成品进口都不是GDP增长的格兰杰原因，工业制成品出口与工业制成品进口之间也不存在因果关系，但GDP的增长确是出口贸易结构优化的格兰杰原因，即随着人均GDP的上升，四川省工业制成品的出口比例也趋于上升。 四、主要研究结论 本文基于四川省出口贸易结构、进口贸易结构和人均GDP的相关数据，对1989年～2006年间贸易结构变化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检验，我们发现： 1.在样本期内，四川省工业制成品出口和工业制成品的进口均呈现出大幅度的增加，贸易结构趋于优化，工业制成品的进出口已经成为四川省对外贸易发展的主流，初级产品进出口比例不断趋于下降。 2.协整分析表明，工业制成品进口和工业制成品出口的增加均能促进四川省人均GDP的上升。但工业制成品出口的经济增长效应要远大于工业制成品进口的经济增长效应。 3.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表明，出口贸易结构和进口贸易结构的提升均不是人均GDP的格兰杰原因，但人均GDP的增加却是出口贸易结构优化的格兰杰原因，即四川省人均GDP的增加能够促进工业制成品出口的增加。

经济与贸易论文篇6

关键词: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建设;构想

一、应用技术本科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设置的总体原则

1.高等性。应用本科教育是高职教育中的较高层次，自然“高等性”应是其培养目标定位的基准。因此，我校“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口径方面应该比高职专科更宽一些，专业基础理论则应该更厚一些，使学生掌握相当的理论知识，有发展潜能和创新能力。

2.职业性。应用技术本科教育属于职业教育，自然“职业性”应是“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培养目标定位的内涵。“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应加强对学生实践能力的培养和训练，要求学生取得代表其职业能力和技术水平的职业资格证书或技术等级证书，使其毕业时能够胜任较高技术要求的岗位。

3.区域性。区域性是应用本科教育培养目标定位的地方特色。区域经济的结构性和发展的不平衡性决定应用技术本科教育具有区域性这一地方特色。从区域经济的结构性来讲，不同地区的资源状况、产业结构、开发方向等存在差异性。这就决定不同地区所需要的“专才”岗位结构应是不一样的。从目前应用本科的试点来看，应用本科教育应立足地方、服务地方，为地方生产、建设、管理、服务的第一线培养下得去、留得住、用得上的大量高级技术应用型人才，尤其是为第一线推广高新实用技术，提升地方企业的科技含量，为地方经济建设与社会发展提供智力保障。

4.社会性。社会性是应用本科教育培养目标定位的价值取向。普通本科教育也在讲要实现与社会之间的双向参与，那么应用本科教育则更需要开放办学，面向社会，依靠社会，被社会所接纳，为社会服务，走出校门走向社会，走进企业走向市场，以社会需要为导向，以行业、企业为依托，走产学研结合之路。

相应地，应用本科人才作为一种高等技术应用性专门人才，它应具有以下几个特性和素质:

第一，人才层次的高级性。应用本科教育属于本科层次的高职教育，应用本科人才‘应以较强的实践动手能力和分析、解决生产实际问题的能力区别于普通本科教育，以较宽的知识面和较高的技术技能的操作水平区别于高职专科教育。无论这种技术技能岗位多么具体、工作层次多么基层，它仍然属于高等教育培养的范畴，这就是人才层次的高级性。

第二，知识、能力的职业性。应用本科教育是一种高职教育，它对学生进行某种职业的教育:管理教育，以提高职业技术技能水平为日的;它以职业岗位群的需要为依据设置教学计划，在对职业岗位群进行职业能力分析的基础上，确定具体的培养目标和人才规格，明确列出毕业生应具备的职业道德、职业知识和职业能力，进而组织教学。其中，职业知识和职业能力的提高，要着眼于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的调整，面向21世纪科技发展，不断更新教学内容，调整课程结构，注重知识的横向拓展与结合，体现知识的先进性和应用性，培养学生掌握新设备、新技术的能力。应用本科人才知识、能力的职业性，体现了它隶属高职教育的本质属性。

第三，人才的技术性、技能性。应用本科人才不但懂得某一专业的基础理论与基本知识，更重要的是他们具有某一岗位群所需要的生产操作和组织能力，能够将研究人员的设计意图或工艺思想应用到具体技术技能操作的实际中去，并能在生产现场进行技术指导和组织管理，解决生产中的实际问题。他们还应善于处理、交流和使用信息，指导设备、工艺和产品的改进，是一种专业理论够用、生产技术操作熟练和组织能力强的复合性的技术技能型人才。

第四，人才的创新意识。应用本科人才是一种高等技术应用型人才，其应用不只是继承性应用，而且是创造性应用，不只是对现有知识、技术、方法的应用，而且是通过不断地学习新知识、新技术、新方法，创造性地分析新情况，解决新问题。

二、我校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培养目标分析

我校在本学科的建设有十二年的专科基础，本学科的本科建设是在工业外贸专科专业的基础上本着强化基础、突出专业特色、加强人文教育的原则设置课程，将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建成以坚实的贸易理论为基础、以机电产品贸易研究为特色、以人文教育见长的特色学科。这一特色以我校的行业背景为依托，既与上海发展现代服务业的定位相适应，也与我校以电气和机械工程学科为主流学科的建设相适应，更与经济工程系人文教育见长的传统一致。

专业培养目标:本专业培养的学生应系统地掌握经济学基本原理和国际经济、国际贸易的基本理论、基本知识与基本技能，懂得通行的国际贸易惯例和规则，熟悉机电工业技术基础知识，能在机电产品制造和经营企业及其他经济组织从事涉外经济贸易与管理和实际业务操作的应用型高级专门人才。

三、我校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课程设置特点

根据我校《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设置的总体原则和专业培养目标，我校《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的课程设置在重视基础理论课程的基础上，开设了如下具有行业背景的特色课程，目的是让学生较系统地了解机电行业产品与贸易的知识、理论、政策和法规，增强学生的市场竞争力，更好地为行业服务。这些课程有:机械制图、机电产品概论、机电产品市场营销、机电产品贸易、机电产品贸易法规等。

“机械制图”课程设置要求:“机械制图”课程是一门理论性和实践性都很强的技术基础课。《机械制图》课程介绍机械识图、绘图的基本理论和方法，以及与机械制图相关的国家标准。

学生通过本课程的学习，接受机械制图的基本训练，从而掌握绘制和阅读机械图纸的基础知识，具有绘制和阅读机械零件图、装配图的能力的同时，培养学生认真负责的精神和一丝不苟的工作作风。《机械制图》课程对于培养学生综合素质具有重要的作用。

“机电产品概论”课程设置要求:“机电产品概论”是为培养具有机电产品知识基础的国际经济贸易人才而设立的一门专业基础课，设立该课程的目的是拓展学生的知识结构。该课程主要介绍常用机电产品的性能、用途、型号、典型机电产品的技术特点以及主要厂商简介等。通过该课程的学习，使学生了解常用机电产品的功能，掌握机电产品专业知识。

“机电产品市场营销”课程设置要求:“机电产品市场营销”是在学生具有机电产品知识的基础上，介绍常用机电产品的用户需求特点、产品结构分析、机电产品的生产与需求状况、市场需求预测、市场营销特点等。通过该课程的学习，使学生了解典型机电产品的市场分析方法，提高学生对机电产品进行市场分析与预测的能力。

“机电产品贸易”课程要求:“机电产品贸易”课程是我们为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学生设立的一门专业方向课。主要介绍机电产品贸易现状、主要贸易国的地理环境、生产力布局，机电产品贸易国别的规则，中国机电产品贸易的规则与流程，机电产品贸易国别的比较分析以及机电产品贸易的政策法规等。

四、我校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建设主要抓手

根据我校“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的培养目标和课程体系的安排，培养具有鲜明特色的“国际经济与贸易”应用本科人才，我们认为应重点抓好课程建设和改革、“双师型”教师队伍建设和实训基地建设等关键环节。

1.课程建设和改革。应用本科教育在课程建设和改革上应当体现培养高层次技术应用性职业人才的特点，以“应用”为主旨和特征构建课程，而不是简单地在原来三年制专科的基础上增加几门课程。同高职专科相比，应用本科的专业口径应该更宽一些，但比普通本科教育要求要低。在课程上应该体现“两个加强”:一是加强理论课程的学习。高职专科的基础理论学习是“必需、够用”为度，应用本科的专业理论基础则应该比较厚实。二是加强实践环节。应用本科学生对动手能力的要求更高，因而应用本科应当充分利用四年的时间加强学生实践能力的培养，着力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

2.“双师型”教师队伍建设。教师队伍的质量是培养应用本科人才的关键。基于应用本科人才的特点，教师不但要求有较高的理论知识，而且还应具备丰富的实践经验，教师必须将生产、管理、服务等的知识和能力吸收内化，并能有效的再现、传授给学生。因此，要结合应用本科人才培养特点建设一支师德高尚、教育观念新、改革意识强、具有较高教学水平和较强实践能力、专兼结合的“双师型”教师队伍。通过有计划地安排教师到企事业单位进行专业实践和现场考察，支持教师参与产学研结合、专业实践能力培训等措施，提高教师自身的技能水平，以提升现有教师队伍的“双师”素质。同时广泛吸引企事业单位既有工作实践经验，又有较扎实理论基础的高级技术人员、管理人员和有特殊技能的人员，到学校担任专、兼职教师，提高具有相关专业技术职务资格的教师比例，充实“双师型”教师队伍。

3.实训基地建设。提高应用本科教育质量的关键在于切实加强技能性和实践性环节，因此要突出技能培训这一重点，加强实训基地的建设。一方面，根据我校“国际经济与贸易”应用本科教育的培养目标，建设校内实训基地，对学生进行专业岗位群基本技术技能的训练。另一方面，积极拓展校外实训基地，依靠企业建立产学研紧密结合的校外实习、实训基地，形成有效的运作机制，逐步形成教学、科研、生产、培训四个层次为一体的多功能综合性教育培训基地，让学生直接参加生产和实际工作，进行现场顶岗实习。同时也进行教师的实践技能培训。

参考文献:

[1]王娟涓，朱宇.中美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本科课程之比较[J].四川教育学院学报，2004，(3):18-21.

[2]卡罗莱纳大学的穆尔商学院[EB/OL].mooreschool.sc.edu.

[3]宾夕法尼亚大学的沃顿商学院[EB/OL].wharton.upenn.edu.

[4]马里兰大学的史密斯商学院[EBL/OL].rhsmith.umd.edu.

经济与贸易论文篇7

【论文摘要】 当今世界，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完全独立于世界经济之外。无论是从产业部门还是从收入水平、就业和经济增长等不同层面来看，每一个国家的经济都与其他国家的贸易、投资联系在一起，形成一个牢固的纽带。印度与中国都是发展中转型经济国家典型。印度贸易的发展与中国贸易之间有着举足轻重的关系。在世界贸易中都起着同样重要的作用，都是经济发展中的影响与被影响者。 【论文关键词】 转型经济 印度 中国 贸易关系 一、印度贸易状况 印度自然条件相对优越，气候暖湿、资源丰富，为印度经济发展提供了有利的物质基础。印度进口商品结构为资本货物、能源、原材料和中间产品，其进口近年来大量增加，而粮食等消费品进口则大大减少。2005年石油进口额高达266亿美元，其后两年也呈增长趋势，这也是印度外贸逆差形成的主要原因。进口的原料及其他中间产品主要是羊毛、原棉、石油制品、化肥、钢铁、钻石配料、食用油等。出口商品结构中农产品出口额下降，工业品出口额不断增加。2006年印度出口农产品（包括茶叶、海产品、咖啡、蓖麻油、棉花、油漆等）约80亿美元，IT产品出口为185亿美元，药品及相关化学品出口达55亿美元，其他工业制成品约90亿美元，钻石及珠宝出口自2003年起已超过100亿美元。印度独立后，其对外贸易的地区结构由独立前集中在少数国家的状况，转变为日益走向多元化。20世纪80年代开始，印度经济进行了全面的改革:放松对私人经济的控制、改善对公营企业的管理、增强试产调节功能、扩大对外开放等，并在《2004-2009年度印度对外贸易政策》中使之规范化、具体化。图为2007年印度出口产品、图右为进口产品（亿美元) 2007年～2008年印度对外贸易总额为1814.8亿美元，同比增长22.63%。其中出口722.81亿美元， 同比增长18.52%；进口1092亿美元，同比增长25.51%；贸易逆差369.23亿美元，同比增长41%。 二、印度与中国贸易关系 中印贸易往来从丝绸之路时就已开始。贸易关系在1959年因中、印政治关系恶化而停顿，1976年恢复正常之后就一直向着良好的方向发展。印度出口中国的商品主要是矿砂、塑料、珠宝、贵金属等，从中国进口的商品主要是机电、矿物燃料、矿物油等。当前，印度处于顺差地位。但因双方政治关系不很稳定，经济发展水平和产业结构十分相似，经济互补性差。在今后的中印双边贸易进一步扩大上可能还会面临一些问题，但就目前发展状况及对未来的预测表明中国在未来对印贸易中很可能超过美国，成为印度最大贸易伙伴。 中国和印度经过近些年的快速发展，已被认为是世界上最有潜力的新兴市场和消费品市场。随着经济的发展，中印两国参与国际分工和国际交换的广度和深度不断提高，但双边贸易额很小。影响贸易的因素有很多，如自然条件、经济发展、政治关系、文化因素等，但最根本的原因仍然是经济因素。利用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RCA)和净贸易比(NTR)对目前中国和印度农产品竞争能力进行对比分析，中国在农产品贸易中已不具有比较优势，而印度仍处于比较优势地位。对于中国和印度，传统的比较优势理论和要素禀赋模型更能合理地解释两国双边贸易额较小的现状。但是，由于NTR的取值一定程度上取决于产业标准的不同，即根据不同的产业分类标准，会得出大小不同的NTR值，甚至会得出正负相反的取值，因此，通过单个NTR的值，分析某个产业的竞争能力是有失公平的。为克服这一缺点，本文利用该理论框架下的净贸易比这一定量分析指标，计算出它们的相关系数，以此研究两国贸易结构的相互关系。首先，根据《联合国国际贸易统计年鉴》(InternationalTrade StatisticsYearbook)按照SITC三位码分类的中、印两国1985年～2007年的进、出口数据，计算出各商品组的NTR值，每个国家各商品组的NTR值组成一个向量，分别设为向量X，Y，Xi是i产品的出口额，Yi是进口额；然后，根据公式Yi=α+βXiεi，运用最小二乘法，对两个向量做相关分析，求出对应向量的皮尔逊相关系数。如果相关系数是正的，说明中、印两国在贸易结构上是近似的。如中国在某类商品组上具有比较优势（或劣势），印度在该类商品组上也具有相近等级的比较优势 （或劣势），两国具有比较优势（或劣势）的商品组重合程度较大，意味着两国在对外贸易关系上表现为一种竞争关系。相关系数越大，表明两国的贸易结构相似程度越高，在贸易上体现的竞争态势愈明显（注：引自《东盟五国与台湾出口产业在美国市场的竞争分析》）。如果相关系数是负的，说明两国在贸易结构上是相反的，即一国拥有比较优势的商品组，在另一国可能不拥有比较优势，两国在对外贸易关系上表现为一种互补关系。计算中国和印度纺织品与服装制品的RCA指数，说明两国在纺织品与服装制品上都具有比较优势，竞争能力是非常相近的。由于在中、印两国的进、出口贸易结构中，工业制成品占很大部分，所以在分析全部商品的基础上，有必要对初级产品和工业制成品分开进行分析（注：根据SITC的划分标准，初级产品指SITC的0类～4类，工业制成品指SITC的5类～9类，由于第9类基本是未分类的其他制品，所以本文讨论的工业制成品只包括5类～8类。）。根据SPSS软件的输出结果，全部6个分析年份的相关系数都通过显著性水平为1%的双尾T检验。因此，可以拒绝两个变量不相关的原假设，即三类商品组在分析年份表现为一种正的相关关系，说明中、印两国的初级产品、工业制成品和全部商品的贸易结构表现为竞争关系，两国具有比较优势（或劣势）的商品具有相当的重合程度。中、印两国总体贸易结构在1985年～2007年的各年份分别呈低度正相关和中度正相关。在一般的统计分析中，有一个根据相关系数的大小判定相关程度强弱的标准。设相关系数为r，一般地，当│r│≥0.8时，视为高度相关；0.5≤│r│＜0.8时，视为中度相关；0.3≤│r│＜0.5时，视为低度相关；│r│＜0.3时，认为关系极弱，可以看做是不相关。比较而言，工业制品的相关程度最强，大于全部商品和初级产品。可以说，中、印两国的商品在世界商品市场上表现为一种竞争关系，并且竞争的激烈程度先升后降，但两国工业制成品的竞争程度比中国与东盟后起四国的竞争程度轻微。中、印总体贸易结构的竞争关系，根据净贸易比计算的相关系数，反映的是两国在虚拟的世界市场上的竞争程度和变化方向。考虑到NTR指标的局限性，中、印两国的工业制成品在各自的商品出口份额中所占比重较大，近年已达到80%左右。为使统计口径一致，中、印出口数据统一用美国对两国的进口数据代替。按照HS分类标准，（由联合国海关合作理事会于1973年研究并制定，1978年重新修订，包括5019个6位数子目的商品），美国进口历史数据(U.S. ImportsHistoryCD-ROM)中工业制品按照十位码分类，分别由第一位数为5～9的商品构成。首先，将十位码中前三位相同的商品进行汇总，归纳成按照HS三位码分类的91组商品，分别属于500组～999组，分别对应于《国际贸易标准分类》第三次修订本的第5类～8类的各组商品；然后，求出各国各商品组在美国市场上的份额，即一国某一类产品j在美国该类产品进口合计中所占的百分比，用该类产品各国的市场份额分别乘以本国的人均GDP，从而求出各类产品的附加价值指标。另外，由于人均GDP和商品的出口额相乘加总会导致数据过大，现利用既有数据，对人均GDP求取自然对数，再与各商品出口额相乘加总，对加总的和求取反对数。整个运算使用的函数都是单调递增的，得出的各产品附加价值指标虽然与前面的介绍不尽一致，但不会改变各产品组市场份额与出口制品附加价值指标分布的单调性。从工业国家的发展历史看，一国有竞争力的产业首先是从劳动或资源密集型过渡到资本密集型，再从资本密集型过渡到技术、知识密集型。一般地，低收入国家恰好劳动要素比较充裕，劳动密集型产品相对具有比较优势，出口市场占有率较高；高收入国家恰好资本和技术要素比较充裕，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相对具有比较优势，出口市场占有率较高；中等收入国家则居中。收入相近国家的出口结构也会比较接近，在国际贸易中表现为一种竞争关系，即市场占有率比较接近的产品重合程度会比较高。两国出口的商品主要集中在低附加价值制品上，低附加价值制品在对美贸易中处于比较优势的地位，高附加价值制品的出口在美国进口品市场上的占有率非常小；而且，中国市场份额高的商品，印度的市场份额也比较高，反之也如此。但是，中国的出口规模比较大，多数商品的市场份额高于印度。1990年～2005年，中国对美国出口市场份额超过30%的商品种类很少，主要是鞋靴、婴儿车、玩具、游戏品、运动用品及未列的杂项制品（如一些塑料制品），基本属于纺织原料及纺织制品，当然也都是低附加价值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同期，印度对美国出口市场份额超 过20%的商品种类就更少了，在90多个商品组中，最多的年份也不超过3个。这些商品也大多属于纺织原料及纺织制品，主要是纺织纱线、其他机织物、铺地用品等，还有一些宝石、次宝石，也都是低附加价值的劳动密集型产品。由于中、印两国的出口商品结构比较一致，二者在美国进口品市场上将构成一种竞争关系，其出口会此消彼长。 中印两国经济发展水平比较接近，在双边贸易往来中有竞争，但经济贸易前景仍是比较乐观的。要实现两国贸易的持续稳定增长，首先有赖于两国官方和民间的共同努力，增进两国官方的高层次互访，在发展双边经贸往来的宏观问题上达成更多共识，可适当制定一些具体目标和相应的时间表。（2002年国务院总理朱镕基率领中国企业访问印度，当时双方提出的目标是在2008年双边贸易额达到100亿美元，但是这一目标在2003年即被突破。2005年4月温家宝总理成功访印，两国宣布建立面向和平与繁荣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2006年11月，国家主席胡锦涛又出访印度，设定了双边贸易的最新目标，在2010年贸易额要达到400亿美元。）官方的互访可增进相互之间的了解，创造良好的政治氛围和舆论攻势，而时间表的确定可以起到督促和激励作用。其次增进两国工商界的了解。在很多印度工商界人士看来，中印出口产品结构相似，且都以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主，互补性并不很强。而印度由于国内的一些问题，如缺乏灵活的劳工市场、基础设施差等因素，导致生产成本远高于中国，使印度很难向中国出口制造业产品。实际上双方优势有很大的互补性，而且印度最近几年对华贸易已从逆差转为顺差。（2001年、2002年，中国对印度的出口大于进口，从2003年开始，中方的进口开始超过出口，2003年、2011年、2005年印度对中国的贸易顺差分别为9.1亿美元、17.5亿美元、8.3亿美元。）所以中印之间不可能是单向交易，与中国的贸易对印度来说不是威胁而是机遇。当前，印度IT行业发展迅猛，很多企业对中国这个最大的市场已纷纷采取行动寻找合作的途径。最后通过各种途径加强对两国出口产品的宣传力度，增加消费者对产品的熟悉度和认可度。其中相互参展办展就是一种很好的方式。通过参加展会既可以使双方保持联系和接触，搞清彼此的基本法律、法规和关税等对外开放政策，为进一步探讨合作和发展做好充分的准备，也有利于宣传自己的商品，为扩展贸易打下基础。我国在印度参展、办展，不仅了解了印度市场的需求情况，而且显示了我国商品在技术上的优势。为拓展中国市场，印度也可以到中国参展办展，让中国消费者了解和接受印度产品。另外，双方要实事求是地解决贸易摩擦。随着中印贸易额扩大，贸易摩擦和其他纠纷也自然多起来，这是正常的，关键是采取妥善的解决方法。目前两国尚未缔结司法协定，使一些经贸纠纷的解决缺乏法律依据，所以两国应尽快缔结司法协定。对于印度方面出于贸易保护目的提起的贸易救济案件，要积极应诉，必要时可诉诸于WTO的争端解决机制，维护我们的合法权益。另一方面，中方也要加强行业自律，进一步规范贸易秩序，减少恶性竞争，提高出口产品的档次，公平地参与对外贸易。这样中国与印度在未来贸易发展中将会更好的合作与发展。 参考文献: 何运奎:国际贸易地里概论.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5 薛永久:国际贸易.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 樊亢:外国经济史.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 世界经济年鉴，（2006-2007） 关志雄:《中日经济间的互补关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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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国际法对边境贸易的界定卞要是以W T()关于最惠国待遇的例外中的规定为依据，各国在边境贸易的政策与实践中均有一些特殊的做法。规范边境Ix.合作而临的差别和问题需要法律条文和框架的支持，逐步推进边境合作的稳定健康发展。要科学建立中国力、北地Ix_参与力、北亚经济合作的战略发展框架，发挥中国在;!、北亚经济一体化中的作用。 关键词 :W TO;边境贸易;法律;Ix.域经济合作;力、北亚 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开始积极参与区域经济一体化，这是在当前多边贸易谈判受阻、各个国家开始寻求区域贸易合作大背景下的一个必然选择，同时也是中国利用地缘优势统筹协调国内区域发展，争取国家利益最大化的现实要求。从中国目前正在准备签署的区域贸易协定来看，其侧重的内容仍然是围绕着边境地区进行，主要有三个:一是中国与东盟的10+ 1合作机制，中国云南、广西、贵州等省区与越南老挝缅甸和柬埔寨等国家相毗邻;二是上海合作组织，该组织正在向经济领域合作的方向发展，中国新疆等地区与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接壤;三是东北亚经济圈，中国东北地区毗邻日本、韩国、朝鲜、俄罗斯、蒙古等诸多国家，这是东北亚经济合作的中心地带。推进东北亚一体化，不仅有利于维护东亚地区、亚太地区乃至整个世界的和平与安全，而目_对于实施我国的“振 兴东北”战略意义重大。一那TO体制下的边境贸易及一些国家的实践 边境贸易是在特定的边境地区与毗邻国家实施的一种特殊贸易方式，其享受着国家给予的诸如减让关税、方便边民出入境、简化货物出关手续等优惠的政策[‘{。国际法对边境贸易的界定主要是以W TO关于最惠国待遇的例外中的规定为依据，根据GATT /W TO的规定，边境贸易是指毗邻两国边境地区的居民和企业，在距边境线两边各巧公里以内地带从事的贸易活动。①作为建立区域贸易协定法律依据的GATT第24条(适用领土边境贸易一关税同盟和自由贸易区)，是GATT法律框架中最惠国待遇的一个例外，给协定参加方提供了优惠和便利。同时根据第24条第3款，本协定的规定不得解释为阻止任何缔约方为便利边境贸易而给予毗邻国家的优惠，从而为开展边境贸易提供了更为广阔的法律空问。世贸组织上述条款的规定实际上是将边境贸易作为国际贸易中的一种形式并允许给予特殊优惠安排。一个缔约方在边境贸易上给予毗邻国家的特殊优惠或便利是允许的，而目_这种优惠或便利作为最惠国待遇“例外”可以不适用于其他缔约方。 大多数世贸组织成员的边境贸易的优惠政策在加入GATT /W TO前后没有明显变化。1986年墨西哥加入GATT后，只是略微减少了某些实行配额管理的极少数产品。1994年北美自由贸易区(NA FI'A )成立以后，墨西哥从美国进口的产品有近SOIo实行零关税，其余部分也将在2003年之前实行零关税。但根据政府和边境贸易区企业达成的协议，边境地区从美国和加拿大进口的产品在2003年以前将继续享受原有的关税减免待遇[2{。各国在边境贸易的政策与实践中均有一些特殊的做法，主要有三种类型:( 1)明确给予边境贸易优惠政策。W TO规则对毗邻国家的定义比较笼统，不少国家对边境地区进行了扩大的解释和理解，由于边境贸易额占各国贸易总额的份额较小，甚至微乎其微，因此还未曾有过将边境贸易问题诉诸争端解决的先例。给予边境贸易的优惠政策包括:确定边境贸易区或边境加工贸易区;除了一般的进出口贸易，还包括加工贸易、在进口关税上的优惠(零关税)、取消部分产品的配额许可证;简化进口手续;大多数国家允许边境贸易享受优惠关税的某些进口产品进入内地，从而发挥边境地区的区位优势。( 2)对边境贸易未做出专门规定，但在实践中给予特殊照顾和优惠。( 3)以国际协定为依据。欧共体中的上莱茵地区比较典型，具有可遵循的法律条文和合作协约，如欧盟的妈约矫口卡尔斯鲁厄协定，为边境区合作提供了有利的法律依据。 根据帼务院关于边境有关问题的通知》( 1996年2号文件)，我国边境贸易的贸易方式主要包括:边境小额贸易和边民互市贸易。在我国加入世贸组织的议定书中，既承诺了在加入世贸组织后要保持国家贸易政策的统一性，又争得了有关特殊贸易安排中的特殊例外待遇。中国已把现行的边贸政策通知了世贸组织，加入世贸组织后现行的边贸政策继续执行，而目_在 世贸组织规则框架下研究制定新的鼓励和扶持边境贸易发展的政策措施。因此，中国对边境贸易的优惠政策主要包括:我国加入世贸组织的普遍享有的基本权利、国家给予边境贸易的优惠政策，通过与毗邻国家的区域贸易协定明确给予边境贸易的优惠待遇。 二边境地区合作对区域经济一体化发挥提供的法律制度基础 世贸组织的一个宗n是推进世界贸易的自由化。贸易自由化是一个过程，在地域范围必须由近至远，在合作程序上从低到高。在这个演进的过程中，边境贸易区发挥了不可缺少的历史功能。通过边境贸易可以方便边境两边的居民互通有无，就近利用边境地区的区位优势，充分发挥其潜在资源，从而增强边境区域的竞争优势。边境贸易在推动地区经济增长的同时，也在客观上增加了扩大贸易规模规范贸易方式、改善贸易手段的要求，从而使原始的边境贸易方式向规范、严密、便利的国际贸易形式过渡，边境贸易的管理系统将日趋成熟，并将为经济贸易的发展和建立自由贸易区奠定基础m。各类自由贸易区的形成，往往是从边境贸易自由化开始发展和扩展起来的，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边境贸易区的贸易是一种先导、一种试验，它的前景是实现区域经济的一体化和自由化，从诞生之日起就体现着世贸组织的宗n和基本原则。 现有的边境合作从广义上可以分为三个层次，低层次是边界口岸贸易，中层次是边境自由贸易区和边境出口加工体系，高层次是边境跨国界的次区域经济合作圈。边界口岸贸易在边境贸易的发展中，通过辐射和连带到其他邻近区域使区域面积不断扩大，不断完善边境贸易的服务体系，利用国家优惠政策发展和完善成为包括周边区域的出口加工体系和具有转口贸易功能的边境自由贸易区。而最高层次的次区域经济合作圈，是属于区域贸易协定中的一个重要内容，是指一个国家某一个地区加入跨国界的区域经济合作，其主要法律依据已经不能囿于边境贸易的规定，而是要按照对经济一体化过程中的区域贸易协定进行，主要包括GATT第24条、GATS第5条和授权条款。它并不一定由整个区域的各完整国家来组成集团，而可以是在区域内某些局部地区由国家或经国家认可的地方政府出面，组成灵活多样的区 域经济圈，以协调区域经济利益为主，进而积极创造条件向高层次的区域一体化过渡。 边境区合作面临的差别是多方面的，面对不同的政治经济结构和义务、不同的法律条文(如税收、开发规划环境法和社会法等)、不同的市场利益、不同的货币体系、不同的交通规划、不同的教育体制，要想使各方达到协调一致，是一件艰苦而长期的大工程。因此，需要法律条文和框架的支持，逐步推进边境合作的稳定健康发展。边境地区从制度上进行合作则是为建立更深层次的国家问合作以及签订实施区域贸易协定奠定稳固的基础。边境合作中的重点是以经济为主的全面合作，而保证国际经贸洽作顺利发展的最有效方式是通过建立法律制度，规范不同国家经济主体的行为，保证经济主体在东道国的公正待遇，为处理经济争端提供解决机制等，这是边境区域合作不断发展的前提条件;其次，利用边境地区特有的优势发挥其特点，加强制度建设，促进语言的学习和交流、科研的共同享用，提高社区居民的区 域认同意识和社会决策参与意识，是区域可持续发展在边境地区的最佳体现，为区域合作向更广的领域和高深层次发展奠定基础。另外，边境区合作对解决区域本身存在的问题，诸如就业状况、移民、家庭、安全和犯罪以及解决边境纠纷也会带来积极作用，并为签订和实施区域贸易协定创造良好的政治和安全环境。 对于东北亚经济合作来说，不同社会经济制度和经济发展水平的边境地区的合作可以为中心区域的广泛合作提供借鉴和经验。东北地区的边境城市之问往来的增加和合作加强又会使得经济行为主体充分了解市场的变化，从而在贸易和投资上做出正确的选择，引导两国充分发挥经济上的互补优势，为国家问签署更深层次的区域贸易协定的重点谈判领域提供方向。同时，中央政府将重振中国东北地区作为一项基本国策，这与中国参与东北亚地区经济合作战略的考虑不无关系，根据这个指导方针，中国政府将在东北地区实行一系列优惠政策并继续加大投入资金的力度，用于老工业基地的改造与产业结构的升级换代。这些项目和投资为东北亚各国对东北地区的投资提供了巨大的商机，为周边国家的发展提供了发展机会，能够进一步促进东北亚区域经济合作的发展。从而通过东北经济的振兴，提高东北经济的发展，为中国参与东北亚一体化建设并在其中发挥重要作用提供物质基础和广泛 支持。 三、东北地区参与东北亚经济合作的战略发展框架及对策建议 L客观认识东北亚区域一体化中的各种复杂因素，采取务实态度，由低到高、先易后难地实现东北亚经济一体化的进程。由于东北亚各国经济发展水平差异较大，开放度和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不同，并目_由于意识形态、社会制度}T济发展水平等诸多方面的不同，各国发展经济的思路和政策都有很大的不同[4J，而历史和现实的纠葛造成了合作的复杂性。因此，东北地区在与东北亚各国合作中，可以根据不同国家的实际情况，采取不同的方式，不仅要采取双边合作，也要有诸边和多边合作;不仅要有国家的整体安排，还要有各省的分别参与;既要有边境贸易的低层次合作，又要有区域一体化的高层次规划。通过重点区域和边界贸易为起点，层层推进、不断深化，促进东北亚区域经济合作的进程。 (l)重视儿个点。要以现有的边境口岸对口贸易为基础，充分利用国家给予边境贸易的优惠政策。选择近邻、目_经济发展水平比较接近的地区建立跨国经济区，如环渤海经济区，图们江地区，环日本海经济区和中、蒙、俄、朝沿边经济合作地带的合作。在东北亚区域经济合作的过程中，这些地带经济合作的范围比较小，决策相对简单，并目_是由东北三省不同的省份参与，应给予一定的优惠政策以利于调动各个省份的积极性，同时也应采取各种灵活多样的形式促进东北三省与这一区域参与国家的紧密合作关系。(发展两条线。从区域性国际组织的发展进程来看，相邻两国或两国问部分地区的经济贸易合作是实现区域性合作向更高层次发展的先行地域。要抓住当前有基础有影响也有能力发展的双边和诸边合作，建立 较高层次的边境合作方式，这两条线主要是中日韩经贸合作和中俄经贸合作。作为东北亚地区的经济大国，中日韩三国的经济合作不断加强，在东北亚一体化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以中日韩为东北亚区域合作的核心既有利于实现三国问的平衡(韩国在中日问的独特作用)，也有利于处理同本地区政治、经济关系紧密的域外大国一美国的关系以及日朝、韩朝、日俄矛盾等。三个国家在印尼巴厘岛举行的中日韩领导人第五次会晤上签署发表了((+日韩推进三方合作联合宣言》。鉴于东北亚经济一体化与东亚经济一体化建设的互动性和经济结构的互补性，可以考虑把中日韩三国的合作建立在“1}+3”机制内L 5J，推动东北亚经济一体化的多层次目标的实现。中俄在产品结构和产业结构上的互补性，使得两国互为市场，潜在容量巨大，这是发展中俄经济合作的基础和客观要求，因此双方要积极探索创办“中俄边境自由贸易区”等形式的合作方式，借助上海合作组织提供的政治和安全机制，率先在消除壁垒、减免税费、简化通关手续等方面进行尝试，从区域范围、合作领域、一体化程度等方面走在东北亚一体化进程中的前列。( 3)连成一大片。以稳步扩大中日韩合作规模为核心，把中俄边贸合作作为重要内容，不断加强与俄日韩朝蒙等域内国家的双边关系，逐步把参与范围扩大到整个东北亚，全面推进东北亚区域合作。当前，东北亚地区的GDP已经占到世界的20'/0，如果在东北亚形成自由贸易区，东北亚地区的经济规模将进一步提升，合作的内涵和外延将稳步扩大，并将以经济为先导相机向政治安全领域扩展，从而使东北亚真正成为世界经济的第三极，并逐步向联盟化方向发展。 2积极发挥中国在东北亚经济一体化中的作用，为国内现代化建设和振兴东北战略创造良好的经济、政治和安全环境。区域一体化的建设中必须有核心，虽然日本在区域合作的态度上有了重要转变，但由于日本对历史问题，以及与相邻国家在领土上的争端使其很难在东北亚经济一体化中处于主导地位。在推动经济一体化过程中，并非都是由经济实力决定地位的，在欧共体中虽然英国的国家实力显著，但由于长期跟随美国的对外政策，以及其对欧盟的态度，而使法德轴心在欧洲一体化中一直处于核心地位。因此，在东北亚一体化过程中，中国要有所作为，必须积极主动推进东北亚一体化进程。在东北亚区域合作中，中国具有良好的政治经济基础，与俄罗斯签署了((+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渔建立了战略合作关系，与朝鲜、蒙古有着传统的友好关系，与日本、韩国经济关系紧密，虽然关系发展处于不平衡状态，并目_还时常会受到干扰，但总体上处于有利位置，特别是朝核问题使中国在东北亚乃至世界舞台上的大国作用越来越突出。在东北亚事务中有所作为，可以借助积极推动和参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方式来进行，既不与日本抢夺主导权，又要扩大我在东北亚的回旋余地和主动地位。通过经济一体化建设，使东北亚这个目前政治上最敏感的地区相互融合发展，以经促政。另外，通 过建立制度和谈判框架，可以为解决“朝核”等敏感问题提供一个对话的平台，有利于维护东北亚地区的稳定和安全。同样，东北亚的稳定和安全也有利于东北亚经济一体化向更高层次发展。 3加大中央和地方的政策支持力度，推动东北亚一体化进程加快发展。边境贸易只是起步阶段，要为较高层次的合作积累经验，必然要依靠中央政府的支持，这样才会使边境贸易有持久的动力。俄罗斯远东地区与中国黑龙江地区近年来的边境贸易的起伏就是一个例了。中央政府需要从资金、项目和人才等国内政策层面予以支持，同时要利用当前多边贸易谈判受阻，各国重视区域贸易协定在本国对外经济中的作用这一趋势，在外交、外贸等不同领域推动东北三省在参与东北亚区域合作中发挥更大的作用。要以对外贸易法为指导，制定立法层次高、调整范围全、适用各区域边境的法规或条例，形成既有权威性、统一性，又具灵活性、适应性的边境法律法规体系。 一些发达国家的历史经验表明，边境区地方基层都远离中央政府，对资金和政策的等靠、要只能延误时机。上莱茵边境区之所以取得今天的成绩，就是边境区地方之问不断努力、交往、疏通和合作的结果。在法律条文尚未成立前，上莱茵地区也做了大量的地方准备工作，如对区域摸底调查她方立法、组织协会、出版刊物、对外宣传、寻找突破口、游说政府和国际组织等[}l所以，实现边境区合作地方要发挥主观能动性，从实质上推动互相的合作。东北三省为吸引外资在自身权限内都出台了一系列优惠政策，目前要进一步改善和治理投资环境，推进法治化建设。同时也要加快地方政府的体制创新，包括取消行业垄断、对外开放一些原来的限制性行业，为参与东北亚区域一体化的外国企业提供商业机会，进一步加大对东北地区的投资。不同类型地区之问的相互交流，必须有一个中介机构来协调，联络各方利益，融洽边境各方的合作，这种中介的职能往往是边境区合作成功的关键。因此，东北地区可以组建多层次的区域经济合作的论坛组织或协调机构，这些合作形式既可以是政府问的，也可以是非政府机构，还可以是半官半民的灵活多样的形式，这都是通过地方努力实现次区域经济合作的方向和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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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长期以来， 我国对外贸易都是以粗放式发展道路为主: 出口产品高耗能且附加值低，且某些进口资源过度依赖国外市场。粗放式发展道路与循环经济产生了诸多矛盾， 面临着很多制约因素， 产生了一些负面影响。在世界各国越来越重视循环经济的国际大背景下， 要实现我国对外贸易的可持续发展， 发展循环经济是一条紧迫而有效的路径。本文在深刻剖析我国传统外贸增长方式与循环经济的种种矛盾以及所面临的外贸环境的基础上， 提出了发展循环经济以实现我国外贸可持续发展的战略措施。 论文关键词：循环经济 对外贸易 可持续发展 一、对外贸易可持续发展与循环经济的内涵研究 1、对外贸易可持续发展的内涵。对外贸易可持续发展是经济可持续发展的一个组成部分，位于流通环节，它要求一国通过制定与经济可持续发展、生态可持续发展、社会可持续发展等相协调的外贸战略与政策，促使对外贸易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与生态效益的高度统一，实现对外贸易的长期、持久、稳定、健康地增长。 2、循环经济的内涵。循环经济就是在可持续发展思想指导下，建立在资源不断循环利用基础上的经济发展模式，它以资源重复利用、循环利用、永续利用为核心，以实现经济效益、生态效益、社会效益的协调统一为目标，以减量化、再利用、再循环为原则，按照自然生态系统物质循环和能量流动规律重构经济系统，使经济系统和谐地纳入到自然生态系统的物质循环过程中，从而实现经济活动的生态化转向。 二、循环经济与对外贸易可持续发展的关系 1、循环经济与对外贸易可持续发展的本质是一致的。可持续发展是人类对自己与自然的关系进行深刻的反思后提出的全新的发展思想和发展战略，资源的持续利用和生态的可持续性保持是可持续发展的首要条件，也是可持续发展的标志，它要求经济社会的发展不能超越资源和环境的承载力。而循环经济是人们在可持续发展思维的引导下产生的一种全新的经济形态和发展模式，循环经济的指导思想是以最小的资源、环境为代价获取最大的经济效益和发展空间，实现经济与环境的双赢。因此可以说，发展循环经济就是实践对外贸易可持续发展战略，循环经济与对外贸易可持续发展本质上是一致的。 2、循环经济与对外贸易可持续发展的目标是一致的。循环经济追求的是社会、经济和环境的协调统一，它强调资源的重复利用、循环利用。循环经济一方面通过减少资源的使用量和废弃物的资源化减轻了经济系统对自然资源的需求压力，使得自然资源可持续利用;另一方面通过减少废弃物的排放量，降低环境的污染程度，把人类的经济活动和社会活动等对自然资源和环境的影响降低到尽可能小的程度，从而保护环境，实现社会、经济和环境的可持续发展。对外贸易可持续发展是以实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相结合为目标。可见，两者的目标是一致的，都强调资源消耗和环境影响的最小化。 三、我国对外贸易可持续发展的主要制约因素 1、粗放型的外贸增长方式。长期以来，对外贸易特别是出口贸易实施了“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低收益”的数量型发展模式，外贸企业在追求利润最大化目标引导下，一味追求规模和速度，很少考虑环境保护和资源消耗问题。这种增长方式导致了对资源的掠夺性开采和对环境的肆意破坏，造成资源的浪费、环境的污染以及发展后劲的削弱。 2.低层次的进出口商品结构。在出口结构方面，我国出口产品多为劳动密集型的初级产品和低附加值、低技术含量的工业制成品。近年来，我国出口贸易额最大的五大行业 分别为:机械、电子、电子设备制造业，纺织业，化工原料及化工制成品制造业，金属制品业和采掘业，其产品出口额占当年出口总额的2/3以上，这些行业大都是污染严重的行业，并且，各行业在出口迅速增加的情况下，环境污染程度有所上升。在进口结构方面，进口商品中能源和原材料不断增加，如原油、化工材料、铁矿石、钢材等，这些作为投入品的原料型产品都是高能耗的，在生产过程中对环境造成危害。更为可怕的是，近年来由于经济利益的驱动，我国陆续发生进口工业垃圾和有害废物的事件，给我国生态环境带来严重的破坏。 四、发展循环经济以实现我国对外贸易可持续发展的战略措施 面对我国传统的外贸增长方式与循环经济之间的种种矛盾以及在循环经济下我国外贸所面临的环境， 我们必须充分认识到， 在循环经济发展的大趋势下， 通过发展循环经济而实现我国对外贸易的可持续发展， 既是我国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 也是面临着国外循环经济发展趋势的外在约束。为此， 应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协调我国对外贸易与循环经济的关系， 以实现我国对外贸易的可持续发展。 1、正确认识循环经济与我国外贸可持续发展的战略关系。这是正确处理对外贸易与循环经济协调发展的指导思想。贸易与环境的协调发展是我国可持续发展战略中的一部分， 我们应以可持续发展理论为指导思想， 把贸易与循环经济协调发展纳入到可持续发展战略中统筹考虑， 追求贸易、经济、生态环境和社会效益相统一的可持续发展，提高环境质量， 促进科技进步， 提高我国出口产品的竞争力， 从而促进对外贸易的可持续发展。从整体上来看， 要逐步改进大进大出的粗放式贸易战略， 调整我国外向型经济政策， 在重视对外贸易工作的同时， 要加快国内贸易和国内市场的建设， 加快培育国内循环经济模式的形成与发展。 2、调整我国的产业政策和产品结构， 逐步改变资源型出口导向战略。加快调整产业结构、产品结构和能源消费结构是发展循环经济的重要途径。对出口产品来说， 就是要提高产品的技术含量和附加价值; 对进口方面来讲， 就是要提高资源和能源的利用率， 减少对石油、铁矿石等的进口。整体来看，就是要提升我国国际分工地位， 提高产品的附加值， 减少对外贸易发展中对资源的过度消耗。在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内， 一是要遏制对部分地区和行业的盲目投资和低水平重复建设。二是要加快低耗能、低排放产业的发展。三是政府要制定环境保护产业发展规划， 确保环境保护产业的发展目标和发展重点， 培育环境保护产业的国际竞争力。四是政府要制订环境保护产业发展的倾斜政策， 比如政府直接投资、信贷优惠、税收优惠、出口退税、加大研发投入和鼓励环保科技创新等。 展新趋势及策略选择[J].中国检验检疫，2006，(7) 郭楠.我国对外贸易中的技术性贸易壁垒[J].呼伦贝尔学院学报，2007，(6) 李春顶.陈诗阳.技术性贸易壁垒效应不对称的原因.农业经济研究.2007(4)

经济与贸易论文篇10

1.产品出口的结构。改革开放初期，我国产品的出口结构以初级原材料为主，企业的经营方式主要以粗放型为主，这会严重浪费资源，进而导致环境污染。然而，伴随我国对外贸易的快速发展，我国的出口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化，但是，初级产品以及污染较重的产品仍旧占据较大比例，粗放型的经营模式，不利于保护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现阶段，我国排放的污染物已经超出环境容纳的容量，大部分城市的空气污染指数较高，给人们的身体健康留下了极大的安全隐患。

2.进口贸易。在进出口贸易的过程中，由于我国尚未建立健全的风险评估体制，进口了一部分有毒废弃物，严重威胁我国的生态环境。例如，在我国广东沿海地区，部分乡镇企业为了获取经济收益，进口大量有色金属废渣，以及部分有毒废弃物，在废弃物进行再生的过程中，将会严重污染我国的生态环境。

3.国外投资。自从我国加入世界经济贸易组织之后，部分外国企业逐渐进入我国，尤其是跨国公司，外国企业的进入会为我国企业的经济发展带来先进的管理理念、生产技术以及控制污染的主要设施。但是，也会存在很多问题，外国企业在投资我国企业的过程中，由于我国环境相关法律法规不健全，进而将污染密集型产业逐渐转移到我国。因此，面对上述问题，如果我国不采取有效的解决对策，加大环境保护的力度，不利于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4.环境壁垒。现阶段，在国际经济贸易发展的过程中，部分国家以环境保护为切入点，通过立法形式，制定与环境保护相关的法律法规，并且制定大量环境准则，以阻碍外国产品的进入。这不利于发展中国家出口更多的产品，使其无法赢得市场竞争力。

二、强化我国环境保护与国际经济贸易协调发展的主要对策

在国际经济贸易发展的过程中，我国应当处理好环境保护与国际经济贸易发展之间的关系，不断强化环境质量，以不断提高市场竞争力。

1.充分发挥政府宏观调控职能。

1.1建立健全绿色贸易壁垒研究机制。现阶段，为使我国环境保护与国际经济贸易协调发展，相关管理部门应当经常开展二者的理论研究会议，收集各个国家与绿色壁垒相关的信息，尤其是影响我国出口的绿色壁垒，应进行深入细致的分析，及时发现问题，并且采取有效的防范对策。如果发达国家违背世界经济贸易组织的基本原则，即非歧视原则，不能科学、合理的利用绿色壁垒，我国应当采取有效的解决对策。此外，我国应经常与发展中国家进行交流与合作，进而共同努力维护发展中国家利益。

1.2完善法律法规建设。最近几年，我国虽然已经签署了与贸易相关的环境保护公约，但是，却没有明确规定法律法规的具体细则，并且大部分法律法规仍旧停留在行政立法阶段，并且立法层次也有待提高。此外，我国还应不断改进环境标志制度，在完善环境标志的过程中，应当做到以下两个方面：首先，在出口产品质量标准、制造工艺以及产品认证的过程中，应当严格依据国际基本标准和原则，进而获得国际社会的认可。其次，我国应强化管理进口商品的各个环节，在引进外资的过程中，应当坚持可持续发展的基本原则，严格审查外资产品进入的各个环节，以免外资企业将污染密集型产业转移到我国，如果外资企业存在环境污染问题，应当进行严格的整治，以达到我国环境标准的要求。

1.3调整和优化我国出口商品的结构。在国际竞争的过程中，我国应依据自身发展的实际，科学、合理的配置资源，对于部分附加值较小的初级产品，应当限制其出口。此外，我国应以环境保护为主要的切入点，不断强化出口产品的环境保护标准，以不断提高我国的国际竞争力，通过出口与国际标准相符合的产品，不断扩大我国的对外贸易，以实现出口的可持续发展。

2.企业应当解决微观问题。

2.1树立绿色的营销理念。绿色营销是指：在企业发展的过程中，以不损害人民群众的利益为准，通过使用营销工具，满足社会需要的经营销售活动。因此，在企业发展的过程中，应以环境保护与国际经济贸易协调发展为基本原则，以环境保护为企业的经营理念，以绿色消费为主要的切入点，进而将节约资源、保护环境贯穿于企业生产各个环节，以使企业经济收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的有机结合，最大限度的满足消费者的变化需求，进而实现企业自身的可持续发展。

2.2加强绿色管理。在企业生产经营的过程中，对于产品生产的各个环节，都应考虑是否会对环境产生影响。例如，如果企业获得国际绿色环境标志，通过使用绿色环境标志，以不断强化企业的生产技术水平，以及环境保护的标准，提高产品的国际竞争力，进而使产品在国际市场中占据较大比重，加快我国企业的发展进程，以使我国经济稳固的向前发展。

三、结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