贸易研究生论文十篇

贸易研究生论文篇1

1.1文献选择

选择泰国、印度两国卫生服务贸易相关政府文件、统计数据、协会报告、文献综述、研究性文献等进行研究。

1.2检索策略

计算机检索SCI、Proquest、PubMed和Ovid等数据库，浏览两国卫生、经济贸易部门以及相关协会，世界卫生组织（WHO）、世界贸易组织（WTO）、世界银行（WBG）网站。

1.3文献筛选

由2位研究者根据纳入与排除标准独立筛选和评价文献，而后交叉核对，如遇分歧，讨论解决，必要时由第三位研究者协助解决。

1.4资料提取与分析

按照GATS规定的卫生服务贸易四种模式整理出每种模式下所包含的主要贸易形式，对纳入文献按不同的贸易模式进行分类，并对两国卫生服务贸易模式进行描述性分析。

2结果

2.1纳入文献情况

按照纳入和排除标准，逐篇阅读文题和摘要，并进一步阅读全文，最终纳入36篇文献，文献筛选流程。

2.2文献分析结果

印度、泰国均是世界贸易组织（WTO）和世界卫生组织(WHO)的正式成员。依据世界贸易组织公布的标准，服务贸易包括商业服务、通讯服务等12个大类，卫生服务被划入商业服务、健康与社会服务两大类中，包括四个子类：医疗与牙科服务；护士、助产士等提供的服务；医院服务和其他人群健康服务。目前，印度、泰国在卫生服务贸易中还相对保守，仅印度对医院服务的四种贸易模式做出了承诺,具体是：对跨境交付在市场准入和国民待遇上不作承诺；对境外消费在市场准入和国民待遇上没有限制；而对商业存在的市场准入存在限制，允许外资在印度设立医院，但仅限于合资的形式，且外资控股上限不超过51%。对商业存在的国民待遇则没有限制；另外，对自然人流动在市场准入和商业存在上除水平承诺外，均不作其它承诺。泰国对卫生服务贸易尚未做出任何承诺。

2.2.1印度卫生服务贸易情况

模式一：1999年，印度为了提高农村及偏远地区医疗机构的医疗水平而实施了一项基于卫星通信的远程医疗网络建设，这标志着印度远程医疗的正式起步。之后印度政府出台了许多政策措施支持远程医疗的发展,如印度通信和信息产业部制定了远程医疗系统的标准，卫生和家庭福利部成立了国家远程医疗小组。印度政府还向发展远程医疗的机构提供资金支持，如桑贾伊甘地医学科学研究所在北方邦政府的支持下成立了生物医学信息学与远程医疗学校。另外，在南亚区域合作联盟（SAARC）以及泛非电子网络项目（Pan-Africane-NetworkProject）背景下，印度外交部积极向南亚、非洲推广远程医疗。目前，印度已有10家具有专长的医院被允许向53家非洲医院提供远程医疗服务。阿波罗远程医疗基金会（ATNF）在科伦坡、达卡、拉合尔等9个地区设有远程医疗中心。截至2009年3月，阿波罗远程医疗网络已提供超过57,000人次的远程会诊；ATNF还与安娜大学联合推出了远程医疗相关认证课程，已经有超过150名的学员参与。另外，印度加尔各答的鹰阁医院向孟加拉国、尼泊尔、不丹和缅甸的患者提供会诊、远程诊断、远程病理诊断、远程放射诊断等服务。虽然印度在卫生服务贸易中尚未对跨境交付做出承诺且其远程医疗发展时间不长，但是通过医疗转录、远程病理诊断以及远程诊断等形式印度取得了非常大的收益。例如。在2000年到2005年之间，印度通过跨境交付的形式增加了211,949个就业岗位，税收收入从2000年的2.64亿美元增加到2005年的40.72亿美元。

模式二：印度是医疗旅游的后起之秀，它以其优质的医疗服务，相对低廉的价格以及独具特色的传统医学（阿育吠陀医学和悉达医学）等优势正成为全球最受青睐的医疗旅游目的地之一。2002年印度政府成立了国际医疗旅游委员会和医疗旅游协会，制定了一系列法规、政策、战略和计划推广医疗旅游。据估计，印度政府每年对私立医疗机构的医疗培训补贴达1亿美元。而印度参与医疗旅游的医院绝大部分是私立医院；为了方便全球各地的患者来印度就医，印度政府在其网站上列出了提供医疗旅游服务的医院名单，并在各医疗旅游城市（如海得拉巴、班加罗尔等）兴建国际机场，提供国际直达航班；另外，印度还针对国际患者签发医疗签证，这种签证可以根据患者的病情进行延期。在看到医疗旅游背后的巨大利润之后，印度各大医院也通过多种途径推销自己的服务，如与酒店业、旅游运营商合作，将往返机票费用、酒店住宿费用以及治疗费等打包进行推广；大力改善医院基础设施建设并从国外进口世界一流的医疗设备和仪器。雅首达（Yashoda）医院还建有专门的直升机停机坪来空运他们的患者；除了硬件的提升外，印度的私立医院还特别注重向患者提供人性化的服务，很多的私立医院都设有整体医学中心，提供瑜伽、静心打坐以及自然疗法等，另设有专门的地方供患者及其亲属祈祷；为了吸引更多的国际患者，印度的私立医院积极寻求国际医疗认证机构（如JCI）的认证。到目前为止，印度已有19所医院通过JCI的评审认证，例如埃迪亚贝拉健康服务有限公司（AdityaBirlaHealthServicesLtd）、亚洲心脏研究所（AsianHeartInstitute）等。印度的一些私立医院还与发达国家的医院合作，转介一些需要长时间等候的患者到印度进行治疗，如莫哈里富通医院（Mohali''''sFortisHospital）与波士顿布里格姆女子医院（BrighamWomen''''sHospital）、马萨诸塞州医院（MassachusettsHospital）合作转介美国的患者，阿波罗医院（Apollo）、罗克兰医院（Rockland）与英国也有类似的合作。印度医疗旅游产品类别丰富，涵盖整形美容外科、牙科、心脏内外科、眼科、骨科、肿瘤科、耳鼻喉科、神经外科以及印度传统医学，另外印度也被称为试管婴儿的摇篮，代孕服务在印度也是非常常见。这些产品又根据不同的情况打包设计成不同的形式供患者选择。印度医疗旅游之所以能够吸引全球各地的患者，除了政府的支持、市场化的运作等因素外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是其低廉的价格。印度声称能以美国20%的成本提供世界一流的医疗服务2007年印度吸引了45万的国际患者到印度就医，在金奈、海得拉巴、孟买和新德里的医院，来自于邻国和东南亚国家的患者年增长近12%。有研究显示，在2012年印度通过医疗旅游产生的收入已经超过20亿美元。印度政府希望以“第三世界的价格提供第一世界的医疗质量”将印度发展成为“安全和卓越”的医疗品牌代名词。

模式三：印度对外商投资卫生领域的管理相对较宽松。从2000年起，印度已经完全允许外国资本直接投资于医院,但要求外资股权的上限不能超过51%。在2000年至2006年之间，印度政府批准了90多个外商直接投资项目，其中医院21所，其余大部分为诊断中心，投资总额达5300万美元，投资方来自于英国、美国、阿联酋、澳大利亚、加拿大、马来西亚、新加坡等国。除了外商直接投资（FDI）外,印度医院在实际利用外资中也存在部分非外商直接投资（non-FDI）的资金，如私募股权基金（PrivateEquityFund）、初次上市集资（IPOs）以及少量的风险投资（VentureCapital）。有研究表明，在印度医疗保健市场，由于成本高、收益率低等因素，外商直接投资少于非外商直接投资。印度不仅允许外国资本投资于本国医疗机构，而且也向其他国家卫生系统投资。例如，印度阿波罗医院集团在许多亚洲和非洲国家以及他们的盟友国家有特许经营权，它在阿联酋、沙特阿拉伯、阿曼、科威特、毛里求斯、坦桑尼亚、英国、斯里兰卡、不丹、尼日利亚、巴基斯坦和孟加拉国都建有医院，并在哈萨克斯坦建有远程医疗中心。

模式四：2011年，印度卫生总费用占GDP的4%，政府卫生支出占卫生总费用的31%，也就是说政府对卫生领域的投入仅占GDP的1.24%，而这其中绝大部分投向了私立医疗保健部门。由于收入低、缺少发展机会等原因，印度公立医院的医生流失严重。在发展中国家，印度是卫生人力资源最缺乏的国家之一，同时也是最大医生输出国。在美国和英国分别有4.9%、10.9%的医生来自印度。鉴于国内医生短缺以及高的流失比率，印度政府正在考虑要求去美国学习或工作的医生提供他们将回国的证明，才给予签发签证。每年印度有大量的护士外流至美国、英国等发达国家，在英国注册的印度护士从2000年的30人增加到2005年的3690人；参加美国“外国护理毕业生资格考试（CGFNS）考试”的印度护士在1996年到2006年的十年间增加了近12倍，且印度护士外流存在一定的地区聚集性，北部的新德里、南部的班加罗尔、科钦成为印度护士外流最集中地三个地区，在2005-2007年的两年间，这三个地区流失护士数超过18,000。在印度，一些条件较好的医院也招聘、培训护理人员，并将他们输送到国外。例如阿波罗集团通过它的三所护理学校向英国、美国以及澳大利亚输送护士,马克斯卫生人力资源（MaxHealthStaff）、西方国际大学（WesternInternationalUniversity）、斋浦尔金色医院（JaipurGoldenHospital）等都有类似的业务。甚至一些地方政府也参与向国外输送护士，例如泰米尔纳德邦政府成立了海外人力资源有限责任公司帮助护士到海外去寻找工作。目前，印度已经成为继菲律宾之外第二大护士输出国。

2.2.2泰国卫生服务贸易情况

模式一：泰国未对跨境交付做出承诺，且目前较少以远程医疗、远程医疗教育等跨境交付的形式开展国际卫生服务贸易。

模式二：泰国医疗旅游起步于1997年，是目前国际患者的主要目的地。泰国的国际患者中有约60%是工作在泰国或者邻国，10%的患者是旅行途中患病需要治疗，另外有大约30%的患者专门到泰国去接受治疗。这些病人主要来自日本、美国、英国、澳大利亚等。为了促进医疗旅游的发展，泰国政府实施了一系列的政策措施。2004年，泰国制定第一个医疗旅游发展五年规划，将医疗服务、健康保健服务、传统草药产业进行整合。另外泰国政府简化了国际患者签证手续，泰国领事馆还可以为前往泰国就医的患者提供医疗服务价格指导。泰国以卡塔尔、阿联酋、阿曼、科威特和巴林等五个国家作为试点，将医疗旅游合法逗留期限从30天延长至90天。泰国观光局网站还列出了知名医院的详细信息，如康明医院（BumrungradInternational）等。泰国国家旅游局借举办“泰国医疗健康旅游贸易会”向国际社会推销泰国的医疗旅游服务。除了政府的支持外，参与医疗旅游的泰国医院也采取了很多的措施以方便国际患者，如向外国患者提供翻译、预约、签证服务，将官方网站译成多种语言等，例如康明医院官方网站可提供英语、日语、阿拉伯语等多个语种的服务。为了提高国际患者对泰国医院的认可度，泰国医院还积极寻求国际医疗认证机构（如JCI）的认证，目前，泰国总共有25家（其中曼谷有12家）医院通过了JCI的认证。事实证明，国际患者也主要在这些拥有国际水平的医生和美国管理经验并取得JCI认证的医院就医。泰国的医疗旅游资源极其丰富。泰国SPA、外部整形、变性手术全世界闻名，加上泰国医疗服务价格合理且为患者保密等因素，受到了患者的普遍欢迎。在泰国除了能接受一流的治疗以外，还能享受独具特色的旅游项目，例如健康养疗、修身养性、众多的历史古迹等。2011年泰国接待224万医疗旅游游客，预计到2015年，泰国的医疗旅游将吸引700万人次的门诊病人和40万的住院病人。2008年，医疗旅游为泰国带来了460-560亿泰铢（31泰铢≈1美元）的财政收入，约占泰国国内生产总值（GDP）的0.4%，据估算，泰国2012年从医疗旅游取得590～1100亿泰铢的财政收入。旅游业是泰国的支柱产业之一，而医疗旅游已成为推动旅游业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泰国政府正致力于将泰国打造成为“亚洲医疗旅游的中心”。

模式三：泰国有超过20家医院有外国资本的注入，这些医院主要集中在曼谷，投资方主要来自于日本、新加坡、中国、欧洲、和美国，这些投资者主要投资于泰国私立医院。泰国商业部规定，外国投资者向医院的投资份额不能超过49%。据估计，泰国所有私立医院中，外国投资仅占总投资的3%。但是，由于越来越多的国际患者前往印度，这也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国际投资者，例如迪拜投资（DubaiIstithmar）、新加坡淡马锡控股（SingaporeTemasekHolding）等。

模式四：1987年，泰国卫生部规定国外正规医学院校毕业并且在泰国永久居住的外国人才能参加医师执业考试，该规定的实施导致在1987年至2002年的15年间仅有6名外国人在泰国取得行医资格。目前，泰国已将外国人在泰注册行医的要求调整为①泰国医务委员会的成员，②具有泰国医务委员会认可的学位，③通过执业考试。以期待吸引更多的外国医生到泰国行医，但是由于语言、文化、收入水平的差异以及职业发展受限等因素，很少有外国医生或医学毕业生到泰国去工作。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由于医疗保健市场全球化的加剧，泰国的优秀医生、护士为了追求更高的收入、更优越的工作、生活环境每年有相当数量的泰国医务人员流出到美国、欧洲以及澳大利亚等国。

3讨论

通过对印度、泰国卫生服务贸易政策、现状的分析，发现两国卫生服务贸易虽各具特点，但也存在诸多的共同点：首先，政府部门的支持。两国多部门的协同配合对其卫生服务贸易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印度卫生服务贸易四种模式均可见政府参与；其次，低成本高质量的服务。无论是远程医疗还是医疗旅游，其低廉的价格以及能被患者认可的质量是其取得成功的关键；第三，一系列具有比较优势（特色）的科目以及传统医学的积极参与。泰国、印度均有一套完整的传统医学，特别是在医疗旅游中，独具特色的传统医疗正是吸引全球游客的关键所在。当然，两国在卫生服务贸易中也存在很多共同的制约因素：比如，卫生人力资源不足，且流失严重。鉴于我国卫生服务贸易尚处于起步阶段且政策制度不健全，本研究提出的建议如下。

3.1转变政府职能，加快卫生服务贸易法律体系建设

从印度、泰国卫生服务贸易的发展情况来看，政府的重视与支持对一个国家的卫生服务贸易的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近年来随着卫生服务贸易的逐渐升温，卫生服务全球化、自由化进程日益加深，这必然促使国内卫生服务市场不断对外开放，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要将卫生行业全部推向市场，在这个过程中，政府角色应该逐步由“主办者”向“监管者”转变，创造良好的卫生服务贸易大环境，充分发挥市场的作用。适当放宽卫生服务市场产权和经验模式的限制，激活卫生服务市场的活力，让市场促进卫生领域的资源整合。目前，滞后的卫生服务贸易法律法规已经影响到了我国卫生服务贸易的出口，对其进行完善已经是必然的趋势，《服务贸易发展“十二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要加快完善服务贸易法律法规体系，卫生行业可以此为契机，推动我国卫生服务贸易法律法规建设。

3.2构建一套完整系统的卫生服务贸易发展战略

全球卫生服务贸易出口的主要类型有四种，分别是：完全由政府和公立机构执行的出口战略；公立和私立联合推动的出口战略；私立部门联合推动的出口战略；私立公司推动的出口战略。目前我国还没有形成一整套完整系统的卫生服务贸易发展战略，急需以我国卫生行业为依托，各部门、各产业相互促进，既要注重自身技术水平、服务质量的提高，又要综合利用各种营销手段。构建一套“内外兼修，联合推动”的卫生服务贸易发展战略，

3.3发挥传统中医药在卫生服务贸易中的比较优势

印度、泰国卫生服务贸易中，其传统医药产生了非常大的作用，甚至已成为一个国家的代名词，如提起SPA人们自然就联想到泰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医疗市场逐步对外开放，来自发达国家的医疗服务提供商在竞争中拥有明显的优势，比如雄厚的资本，先进的医疗技术和医疗设备以及先进的管理理念等。目前，我国卫生服务贸易刚处以起步阶段，应适当规避不具有竞争优势的领域，而充分发挥中医药等具有比较优势的项目在卫生服务贸易中的作用。我国是中医药的发源地，中医药文化源远流长，对我国卫生服务贸易来说，中医药可谓得天独厚的优势，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已经在中医药服务贸易中取得了非常多的实践经验。对此，在卫生服务贸易中发展中医药服务贸易具有非常重要的战略意义。

3.4重视卫生人才建设

我国卫生领域目前面临一些传统学科人才相对过剩，高层次专业人才相对缺乏的窘境。如何疏导某些学科相对过剩的人力资源以及如何培养并留住卫生系统的高层次人才是卫生系统可持续发展以及卫生服务贸易必然面对的两大课题。首先，我国的卫生系统人才分布不均衡，一些地区（如农村、偏远地区）卫生人力资源相对缺乏，而与之相对的则是大城市卫生人力资源的相对过剩，对此，除了采取措施引导他们到农村、偏远地区工作外，还可以鼓励其积极参与卫生服务贸易。相对于卫生服务贸易发展较好的其他国家，我国的卫生人力资源出口数量还较少，面对越来越开放的市场，适度的出口卫生人力，既有利于了解全球卫生服务市场，也有利于培养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卫生人才。其次，我国卫生系统对高层次的人才需求还很大。对此，必须从培养人才和留住人才两方面入手。协调国家与地方的高层次卫生人才建设，发挥政府在高层次卫生人才培养中的主导作用是我国高层次卫生人才队伍建设的发展方向。另外，需以我国卫生人事制度改革为着力点创造能吸引人才、留住人才的卫生系统大环境。

3.5本研究的局限性

贸易研究生论文篇2

关键词：服务贸易；中韩；文献综述

一、国外研究综述

1.服务贸易理论基础的研究

由于服务贸易相比货物贸易发展较晚，所以由货物贸易发展起来的国际贸易理论是否适用于服务贸易是西方学者研究的重要问题。R.Dick和H.Dicke（1979）最早尝试运用国际贸易理论解释服务贸易。他们运用“显示性比较优势法（RCA ）”对18个经合组织国家的RCA指标进行了跨部门回归分析，其结果是，比较优势理论在服务贸易模式的决定中没有发挥作用。A.Sapir独立或者和E.Lutz （1981）认为“传统贸易理论不仅适用于货物贸易，也适用服务贸易，要素禀赋在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模式的决定上都具有重要作用”。但是大多数国际经济学家所认可的是国际贸易理论进行模型的修正和扩展从而适用于服务贸易理论的“改进论”观点。

2.关于韩国服务贸易的相关文献

就国际学者对韩国服务贸易及相关产业研究的文献进行如下综述：Yongchun Baek 和 Randall Jones（2005）研究了在缺少劳动力和资本注入的情况下，韩国保持高增长则主要依靠技术革新引致的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并从研发体系的改革、私人部门研发活动的促进、鼓励革新的政策措施以及人力资源的发展等方面对如何促进要素生产率的提高给出了具体建议。Sang In Hwang 和 Inseok Shin（2000）研究了银行业自由化对于韩国经济的影响，并发现，外国银行可以不受韩国宏观经济的影响而为韩国本土企业提供稳定的借款，外国银行的进入可以强化竞争环境，提高本土银行的竞争力，因此，外国银行以商业存在的方式进驻韩国是有益的。为此，韩国应在会计统计、贷款率和支付系统等方面做出改进，并应扩大产品范围、提升管理能力，使用兼并和股权投资等方式整合韩国银行业。

3.服务贸易竞争力的实证考察方面的相关文献

西方学术界对服务贸易竞争力研究的衡量指标主要有出口市场占有率、贸易竞争优势指数、出口贡献率、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等等。1992年，豪克曼和卡森迪（G.Karsenty）运用“显示性比较优势法（RCA ）”分析了服务贸易在不同收入水平国家的比较优势。经过分析，收入水平越高的国家，服务贸易的比较优势越大，国民人均收入在6000美元以上的国家在服务贸易上拥有较大优势。但是，收入水平低的国家在一些服务贸易部门也拥有比较优势。

二、国内研究综述

1.中韩服务贸易发展现状的研究

周启良和湛柏明（2013）通过研究得出中国服务贸易10年以来发展的势头非常强劲，不管是贸易规模、发展速度还是在世界排名的上升幅度都超过了韩国。朴贞妍（2012）通过中韩服务贸易数据比较得出中国服务贸易还处于发展阶段，目前竞争力不强，但增长率相当高，发展潜力很明显，并且服务贸易出口明显增加；韩国服务贸易总量相较于中国比较少，但是在金融、版税和许可证费用等高级贸易所占比例较高。

2.中韩服务贸易结构的研究

周雪梅（2013）在《中韩服务贸易比较研究》中，通过对中韩服务贸易发展水平及出口产业结构的比较研究，分析两国服务贸易的特征，对比两国服务贸易的优势和不足，启示中国在发展服务贸易过程中应注意教育，培养服务贸易人才，引入竞争机制，改善投资环境；继续发展优势产业并积极提升劣势产业的竞争；有序开放服务贸易市场，不断加大监管力度。孙莉莉和宵（2011）利用2000年-2008年中韩服务贸易的发展数据，对中韩双边服务贸易结构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表明：中韩服务贸易商品结构表现为旅游、运输等传统服务进出口占主导，其他商业服务比重较大；中韩服务贸易产业内贸易水平较低，且主要表现为垂直型产业内贸易。笔者认为，如果只针对中韩服务贸易结构而言，两国进出口都集中在运输、旅游和其他商业服务三个行业。但是韩国在信息服务业、金融业等现代服务业上更具优势；而中国则因充足的劳动力因素影响，在劳动密集型的传统服务贸易上更具优势。

3.我国服务贸易发展对策的研究

于小燕（2013）认为发展我国服务贸易，政府要加强对服务业的支持；优化行业结构，整合行业架构；完善相关法律办法规和服务管理体制；注重人才培养，加快企业创新。胡琴（2010）的研究结果表明：发展服务贸易，应改善服务业的发展环境；加快产业结构和区域结构的调整与优化，立足比较优势，提升国际竞争力；改革服务管理体制，完善相关法。王清和林晓宁（2012）对发展我国服务贸易提出了针对性的对策建议：培育新优势，提升服务贸易的国际竞争力；努力推进服务贸易结构的优化；推进服务贸易管理体制改革，构建完善的服务贸易法律体系；加强服务业专业人才的培养，提升服务贸易核心竞争力。

三、总结

通过国内外学者对中韩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的研究，中韩服务贸易整体竞争力较弱、贸易逆差大、行业间存在不平衡的观点已经得到众多学者的认同。学者们通过对维度比较和实证分析从各个角度探讨了中韩服务贸易竞争力的影响因素，并从多个层次方面提出了促进我国服务贸易发展的对策建议。宏观上，政府应该加强主导，完善市场；微观上，企业应自主创新。在研究内容上虽然针对我国服务贸易的不少，但是多停留在对旅游、运输等传统服务贸易的研究，对现代服务贸易的研究还有待提高。在研究方法上，采用对维度指标（出口市场占有率、贸易竞争优势指数、出口贡献率、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来测度中国服务贸易竞争力的研究已经趋于成熟，但是通过计量方法（实证分析）研究中韩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的文献却非常稀少，未来应加强这方面的研究。

参考文献：

[1]陈朝霞.中美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比较研究[D].硕士学位论文.P4.

[2]Yongchun Baek，Randall Jones，Sustaining High Growth Through Innovition-Roforming the R&D and Education Systems in Korea，OECD Economics Department Working Papers NO.470，OECD Publishing，2005

-12-20

[3]Sang In Hwang，Inseok Shin，The liberalization of Banking Sector in Korea： Impact on the Korea Economy，Korea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 Policy Working Paper NO.00-13，2000-6

[4]周启良，湛柏明.中韩两国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的比较研究[J].亚太经济.2013，3.

[5]朴贞妍.中韩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比较[J].商业时代.2012，16.

[6]周雪梅.中韩服务贸易比较研究[J].对外经贸.2013，3.

[7]孙莉莉，宵.中韩双边服务贸易结构研究[J].东北师大学报.2011，5.

[8]于小燕.中国服务贸易问题与发展对策研究[D].硕士学位论文.2013，3.

[9]胡琴.我国服务贸易发展的现状分析与对策研究[J].武汉理工大学学报.2010.10，5.

贸易研究生论文篇3

关键词：对外贸易；贸易结构；经济增长；影响机制

改革开放以来，作为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之一，对外贸易的快速增长对中国经济保持长期快速发展的促进作用显而易见。但是，面临当前外部需求的较大不确定性，我国外贸形势不容乐观，同时中国经济正处于从高速增长向中低速增长的转型中，下行压力明显。在此背景下讨论对外贸易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考察贸易结构变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 对外贸易和经济增长的相关性

对外贸易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一直以来都是国际贸易理论研究的重点。从亚当・斯密的绝对优势理论、大卫・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到赫克歇尔-俄林的要素禀赋理论，以及经济增长发动机学说等都认为对外贸易尤其是出口贸易对一国经济增长起促进作用。另外一些观点，如普雷维什・辛格的中心―论、巴格瓦蒂的贫困化增长理论，则从一些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对外贸易并没有促进经济增长的事实，对传统理论关于对外贸易促进经济增长的结论提出了置疑。上述观点分别从贸易总量和贸易结构层面研究了二者的关系。

（一）对外贸易和经济增长的相关性――总量层面的分析

Kvoussi利用1960～1978年期间的数据，考察了73个发展中国家扩大出口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无论是在低收入国家还是中等收入国家中，由于出口有利于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扩大出口都伴随着强劲的经济增长。Moschos的研究假设国家间发展阶段不同，其扩大出口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不同。通过从总量方面分析国家间经济增长的源泉，该研究探讨了扩大出口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结论显示存在一个关键的发展阶段，低于或高于这个发展阶段，对外贸易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显著不同。Baldwin基于资本的形成过程，通过将比较优势理论与新古典增长理论结合，认为贸易产生静态的比较优势效应和动态的资本积累效应。资本积累效应会放大比较优势效应，并且这种效应的获得取决于贸易量，而与贸易结构和贸易方向都没有任何关系，只要有贸易发生，资本积累就会发生，比较优势效应就会最终转化为经济增长。

国内学者佟家栋较早探讨了进口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认为二者总体上存在正相关关系。林毅夫认为，出口增长除了能直接推动经济增长，还对消费、投资、政府支出、进口造成影响，从而间接刺激经济增长，因此全面考察出口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必须同时考虑出口增长对经济增长的直接和间接推动作用。尹敬东针对对外贸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是否显著这一问题，澄清了传统测算方法中对总量核算和贡献率分解核算中的混淆之处，认为其核算中的混淆低估了出口对中国经济增长的真实贡献，从而得出出口对我国经济增长至关重要的结论。

总的来看，从总量层面分析可知对外贸易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密切，大多数的观点认为对外贸易能够促进经济增长，但这些研究在对外贸易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对外贸易促进经济增长的机制等方面还有待深入研究。

（二）对外贸易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结构层面的分析

Mazumdar在Baldwin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利用索洛模型和资本积累理论扩张了Baldwin的结论，认为只有当一国出口消费品而进口资本品时，贸易才能带来经济的增长，即强调贸易能否促进经济增长取决于贸易的结构和方向。Ledeman和Maloney分析了贸易结构变量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认为自然资源充裕度对经济增长有积极作用，而出口集中度则阻碍了经济增长。

此后的国内外学者围绕贸易结构和经济增长的关系做了大量实证研究，将总量分析转为结构分析，不仅通过构建具体的贸易结构测度指标论证二者之间是否存在相关性及因果关系、对外贸易对经济增长贡献度的大小，同时也有利于贸易结构变化促进经济增长的机制研究。

二、对外贸易和经济增长的实证研究

计量经济学的日益成熟，为学者们实证研究对外贸易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提供了条件。国内外的学者在这方面的研究成果显著。

Levin和Raut在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的框架下，实证分析了出口结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结论表明，工业制成品出口对经济增长有很强的拉动作用，但初级产品出口对经济增长拉动作用很小。Lewer检验了Mazumdar的假设，利用SITC资本品和消费品进出口数据，构建了贸易结构变量，通过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和扩张的VAR模型估计了选定的一组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中贸易结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实证结果支持Mazumdar的假设，这些国家的贸易结构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显著。Lewer和Hendrik Van den Berg对28个OECD和发展中国家的时间序列数据的检验表明，与出口资本品的国家相比，主要进口资本品而出口消费品的国家经济增长速度更快，这也验证了Mazumdar的假设。Chan-Hyun Sohn和Hongshik Lee在Lederman的理论基础上提出了衡量贸易结构的五个不同变量，在多国视角下检验贸易结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认为经济增长可以被贸易结构解释，并且H-O变量可以很好地解释经济增长。Raja Kalia、Fabio Méndeza和Javier Reyesa研究了贸易伙伴的数量和贸易伙伴间出口集中度与一国的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对所有国家而言，贸易伙伴的数量与国家经济增长之间存在正相关的关系，在发达国家这种关系尤其显著；对所有国家而言，贸易伙伴间出口集中度与经济增长正相关，而在发展中国家这种关系尤为显著。

国内学者的研究大都集中于贸易对经济增长促进效应的实证分析。杨全发、舒元，沈程祥，孙焱林，赵陵、宋少华、宋泓明，石传玉、王亚菲、王可、吕惠娟、许小平，徐光耀都从贸易总量的角度统计分析了贸易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未考虑到贸易结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蓝庆新在贸易结构变化与经济增长转型的实证分析中设计了一个较为宽泛的贸易结构指标，发现二者存在显著线性关系。王永齐分别从不同的理论基点构建了COMPO和TECH两个贸易结构指标，通过VAR模型估计了中国的贸易结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结论表明中国的贸易结构并不显著影响经济增长，贸易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主要体现在总量增长上。易力、李世美、刘冰采用Granger因果检验法和VEC模型，从初级产品和工业制成品出口的角度研究了出口商品结构优化与经济增长的相互作用，认为长期来看出口商品结构优化对经济增长有稳定的促进作用，但短期表现不明显，并且二者之间不存在双向因果关系。徐光耀选择在我国进口贸易中具有代表性的日、俄、法、澳四国为样本国，分析了在不同的进口贸易结构下，进口对我国经济增长的不同促进作用。丁雯从出口商品结构的角度，运用协整等分析方法分析了出口商品结构同经济增长的关系，认为短期内初级产品和工业制成品的出口都对经济增长起促进作用，长期内工业制成品出口对经济增长起促进作用，而初级产品出口对经济增长起消极作用。马慧敏采用VAR模型考察了我国出口商品结构变化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结论表明二者之间并非简单的线性关系，出口商品结构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存在着1期滞后效应。苏振东、周炜庆基于产品附加值分布贸易结构分析法构造了出口贸易结构指数，采用动态面板数据模型分析了中国出口贸易结构变迁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认为高附加值产品出口额的增加对中国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要明显大于低附加值产品出口额的增加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成卓、王旭刚基于OECD非竞争型投入产出表的分析，对国际贸易结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了跨国比较。冯帆基于VAR模型探索了我国贸易结构和经济增长的关系，结论表明，从短期看，出口产品集中度在10%的显著水平下是经济增长的Granger原因，而其他贸易指标在短期并不构成经济增长的Granger原因，短期内经济增长也没有构成任何贸易指标的Granger原因，经济增长只从长期来影响贸易结构的变动；从长期看，HO变量产品内贸易指数IIT和出口产品集中度H是经济增长的长期原因，而总产出是SW指标的长期原因。

上述研究存在以下问题：第一，对外贸易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密切关系究竟是表现在贸易总量增长还是贸易结构或方向上，还未达成共识；第二，有关对外贸易结构的概念还需进一步辨析和界定。

三、对外贸易和经济增长影响机制研究

国内外学者对于贸易发展或贸易结构变化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影响机制研究也做了有益的探索。Frankel和Romer最初进行了贸易对经济增长之间影响机制的探讨，他们借鉴贸易引力模型（Gravity Model）的成果，利用国家地理特点拟合出一个贸易工具变量，运用98个国家的截面数据探讨了贸易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影响机理。Chan-Hyun Sohn和Hongshik Lee认为贸易结构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影响路径可以用动态Rybczynski定理、产品差异化模型和内生增长模型来解释。贸易结构通过资源禀赋变化和提高内生生产要素劳动生产率来影响经济增长。

杨全发、舒元从闲置资源、比较利益、规模经济和技术进步四个方面概括出口贸易促进经济增长的机制。沈坤荣、李剑认为国际贸易通过提升国家要素禀赋结构和加快制度变革进程对产出产生了积极影响。潘向东等将制度安排引入到对经济增长机理的探讨中，认为一国产权保护程度在所有经济制度安排变量中对该国经济增长影响最为显著。唐保庆、黄繁华则认为国际货物贸易和国际服务贸易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路径存在显著差异。

四、结论和启示

本文综述了对外贸易和经济增长相关的研究文献，得出以下结论和启示。

1.从贸易结构入手研究其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是一个新视角。

2.对外贸易结构的概念界定不清晰，导致贸易结构指标选取存在不足。

3.学者在对外贸易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这一问题上基本取得了共识，主要从资本积累、技术进步、人力资本、生产效率和产业结构等角度起作用，但是在理论和实证上还有不完善之处。

4.以往的实证研究主要是时间序列分析，研究方法单一，还有待完善。

5.对外贸易对经济增长影响的国际比较研究还有很大空间。可以进行国家比较，综合考察不同国家贸易结构对经济增长有哪些不同影响，进而提出借鉴性建议。

参考文献：

[1]Baldwin R.E. Measurable Dynamic Gains from Trade[J].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1992（01）.

[2]Mazundar J. Do Static Gains from Trade Lead to Medium Run growth？[J].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1996（06）.

[3]王永齐.贸易结构、技术密度与经济增长――一个分析框架及基于中国数据的检验[J].经济学季刊，2006（05）.

[4]袁其刚.我国贸易结构变化对经济增长影响的实证分析[D].南开大学，2010.

贸易研究生论文篇4

[论文摘要]教学是高校发展的生命，科研是高校发展的动力，两者相辅相成。只有把教学和科研有机结合起来，才能真正为社会培养所需人才。

0．引言

以教学为中心、不断提高教学质量是学校工作永恒的主题。而科研是提高教学质量的推进器，以科研促进教学是提高教学质量的重要途径。科学研究是学科建设的核心，它不仅可以增强教学的深度、拓展教学的广度，而且可以更新教师知识结构、完善教师的知识体系，提高教师的综合素质。没有科研的支撑作用，教师便不能对学科的前沿、动态有及时和深入的掌握，无法准确地理解和把握学科特点以及相关学科之问的关系，往往沦为有限知识传授的输送者，难于启发和培养学生创新能力。科学是源，教学是流，只有把教学和科研有机结合起来，才能真正为社会培养所需人才。

1．科研带动了教学改革

现代科学的发展速度惊人，新思维、新方法、新成果、新观点层出不穷，国际贸易学科发展更是如此：随着世界经济的发展，国际贸易学科的发展有了很大变化，主要表现为：第一，国际贸易研究对象出现了新领域、新课题，诸如“跨国公司与国际贸易”、“标准化与国际贸易”、“电子商务与国际贸易”。第二，国际贸易理论出现新理论、新原则。伴随各国经济发展，利用外资理论、新保护主义理论、区域经济一体化理论、国际贸易非零和竞争理论、国际贸易“双赢”理论诞生。第三，国际贸易实务出现了新方式、新岗位。随着信息技术和网络技术飞快发展，出现了以计算机为媒介的网络上所达成以货物(或服务)所有权或使用权转移为标志的电子商务。新形势下，外贸行业内的分工趋向细化，新的岗位不断涌现，如外贸跟单员、报检员等等。

如果我们对国际贸易学科发展不加研讨，对社会需求不予荚注，对本校国际贸易专业人才培养方案和课程设置不进行改革，所培养的学生显然不能适应社会需求。因为国际贸易学科发展对人才提出了新的要求，既能掌握国际贸易专业理论知识和实践操作技能，现代化经营管理模式，精通国际贸易相关法规惯例，又能独立完成各类企业的进出口各项环节的运作。而我校原人才培养方案无论在实践教学体系构建上还是在专业课设置上都存在很大问题。教学理论与实践环节脱节，专业技能课程缺失。正是从国际贸易学科发展角度探讨我校国际贸易专业教学，我们才大胆提出国贸专业人才培养方案包括课程设置要改革。相关论文——“从学科建设的角度探讨我校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的课程建设”于2007年公开发表。实际上，课程设置是高等学校教学的一项基本任务也是专业教师科学研究的一部分。更广义地说，教学研究可视为科研的一部分。我校新制定的09版国际贸易人才培养方案，就是本校国贸教研室专业教师深人研讨国际贸易学科发展所完成的科研成果。

通常而言，脱离科研工作的教师，往往没有机会或热情对本学科发展和专业设置、课程建设进行深入的研究和探索，难以实现对本专业知识的掌握和综合应用。其教学内容必然容易枯燥、过时。专业教学的目的就是培养学生在其专业方向领域拥有扎实的基础理论知识，学习掌握科学的研究方法和手段，了解最新的学术前沿的动态。这一目的得以实现则需借助科研，科研推动教学与时俱进。

2．科研提升了学生的素质和能力

本科生毕业论文是本科教育阶段中一项重要的工作，是全面检验学生四年学习成果的重要环节。毕业论文指导是高等教育教学过程中的重要环节，毕业论文的质量和水平是检验四年教育、教学成果的一个重要指标。认真指导学生毕业论文也是提高学生综合素质和实际能力所必不可少的教学环节。毕业论文的写作是一个收集文献，调查资料，综合运用所学知识进行创造，提升学生研究问题能力的一个过程。带领学生参与到教师的科研活动中，是培养学生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的最直接、最重要的举措。人才的培养不仅在于教给学生多少知识，更重要的是提高学生获取知识和运用知识的能力。这种能力的培养必须经过实践丁二作的锻炼。在05级国贸专业论文设计中，大多数同学都参与到我的科研课题。如虢威同学毕业论文课题“湖北粮食物流产业外资进人现状分析”正是我所主持湖北省教育厅人文社科项目——“湖北粮食物流安全问题探讨”中的部分内容。梁华迪同学的毕业论文题目“湖北省农产品出口贸易现状分析与对策”同样是我参与的省级项目——“中国农产品国际营销环境研究”中的一个分支。在没有参与论文课题申报前，多数学生对论文的架构、国内外研究现状和论文研究目的是模糊的，对收集的资料也不假思索地填充在论文中。论文没有太强的逻辑性，中心也不突出。通过反复指导并阐述自己在科研论文所表达的观点以及课题研究所要实现的目标，启发引导学生思考，帮助他们归纳提炼论文所要表达的观点，经过多次比较国内外相关论文，激发他们独立研究并找到与课题有关论据，使他们在经历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过程巾得到切实锻炼。这种启发式的指导学生参与科研，并严谨负责地把守论文质量关避免了学生盲目抄袭或草率应付。教师在科研活动中所表现出来的敬业精神、创新意识、强烈的进取心，往往对学生的创造能力、探索精神、治学态度有着潜移默化的熏陶作用。学生对知识整体把握能力和创新能力在科研过程中得到全面提升。

3．科研有助于提高教师自身素质

专业课的教学内容往往涉及到本专业的多个领域的专业知识。对于国际贸易专业教师而言，需具有宽广的知识，能够将专业课教学中涉及到的多个领域的知识如国际经济学，国际商法，国际金融，国际商务管理，国际贸易实务，wto规则等融会贯通。而要做到这些的前提则必须在科研工作中不断了解国内外的最新动态，不断积累丰富的研究成果资料，了解技术发展的现状和趋势，这样才能将专业最新的前沿带进课堂。大学专业教学内容虽有基础性的一面，但其流动性，变异性最强。确保教师和学生一起站到最前沿，其保证就是大力开展科学研究。教材作为知识的载体和传播者，是教学活动中的重要依据，它包含教学的内容并反映学科的最新进展。《外贸函电》是我校双语教学的示范课程，身为主讲教师，在对该课程近40本国内外教材深入学习同时，不断总结并探索新的教学内容，大胆摒弃国内诸多《外贸函电》教材中已完全过时教学内容，例如，电传的格式及运用根据学科发展，把电子商务运用及电子邮件的运用充实到教学中，并主编了《商务英语函电教程》。在完成这本教材的同时，视野开阔了，创新意识、实践精神、独立探索的能力得到提高。由此可见，科研是提高教师自身素质，增强教师底蕴的重要途径。

贸易研究生论文篇5

对国际贸易理论的研究自跨国界商品、要素流通和生产分工发展伊始几个世纪以来便一直是国内外学者的研究热点及前沿问题。从古典贸易理论、新古典贸易理论、新贸易理论、新兴古典贸易理论到今天的新新贸易理论，对国际贸易学的研究历经五个阶段已逐步形成完整而成熟的理论体系。与之相比，大数据却是理论界较新且同样具有前沿研究价值的概念。虽然，数据作为世界的本原和人类认识世界的客观标度，对其认知历史可追溯到人类科学发展的起始（黄欣荣，2014），而大数据这一名词却在上世纪80年代美国人提出后直至2008年9月Nature刊登的一期以“Bigdata”为主题的专辑才得以广泛传播。此后，理论界虽以大数据为研究主题，从不同视角和学科、交叉学科领域对其进行探索，但这些研究或集中于对其概念和特点的探讨，相关文献如陶雪娇等（2013）、黄欣荣（2014），或集中于其技术具体运用途径和方向的分析，如黄晓斌、钟辉新（2012），李莉、顾春霞和杨亚楠（2014），邵鹏、、齐杰（2014）等。将大数据与国际贸易学这两个前沿研究问题结合研究的文献资料很少。需求催生供给，近年来随着交通、通讯技术和计算机技术的飞速发展，全球价值链的分工方式使得世界范围内的实体物品资源和数据流通速度加快、流通方式日趋复杂，研究如何充分发挥大数据技术、挖掘信息以促进贸易发展成为大势所趋。王碧宏（2014）、李连飞（2014）等从跨境电商、在线国际贸易等新兴国际贸易方式发展的角度解读了大数据海量规模及其挖掘技术和利用效率的提升对于我国国际贸易管理及发展带来的新机遇及相关挑战；曹云、王东（2014）和谢健明（2014）则选择紧跟时事，将大数据研究置于“丝绸之路经济带”开发和自由贸易区发展的具体操作案例中，研究大数据对国际贸易的重要作用；还有研究将大数据与贸易进出口直接关联起来，辩证地对大数据时代下进出口贸易发展的机遇及所面临的风险进行分析，如薛静辰（2014）。从上述文献梳理分析可发现，目前学者对大数据下国际贸易发展的研究虽不是空白，但研究的角度比较单一，多停留在大数据时代所带来的信息分析及其挖掘技术运用到某一具体贸易流通环节（如消费者行为分析、营销模式变革或物流效率提升等）而促使贸易企业效率提升的表象上，并未涉及其深层作用体制或传导体制的分析，因而所得出结论的普遍指导性不强，对大数据时代国际贸易学理论及架构变化的研究稍显不足，也无法形成对国际贸易学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发展的全面而系统的认识。因此，从某种程度上说，对大数据下国际贸易学发展的研究还处于基本空白而亟待理论研究者们的探索与创新。已有的国际贸易学理论研究领域的发展创新，经过总结大都可以沿着贸易动因、贸易结构和贸易结果等层次进行归类总结（彭徽，2012），沿用这一研究主线，本文将就大数据时代下国际贸易在贸易动因、贸易方式、贸易内容、贸易结果和贸易利益分配等方面的发展进行探讨，通过抽象具体商务和贸易操作中的大数据运用，深入剖析其深层作用理论，希望能从理论发展的层次去分析大数据时代给国际贸易学带来的新发展，填补研究空白。

二、大数据时代国际贸易学的新发展

随着数据信息技术的不断成熟和推广，我们所能分析和利用的数据的4V特征日益明显：数据总量规模增长巨大且呈指数级增速；来源和类型不断增加；数据价值突显。大数据的强大影响力已渗透到人们生活中的科技、经济、卫生、教育、军事等各个方面，有学者称大数据将成为开启人类社会的“第四次科技革命”的“红旗手”，更有甚者认为大数据时代的到来直接意味着“第四次科技革命”。那么，就国际贸易学而言，大数据究竟在多大范围、多深程度上影响其理论发展呢？

1.大数据提供了贸易动因的新来源

深层解构国际贸易理论不难发现，无论基于何种发展层次的理论，贸易主体间的比较优势是贸易开展的动因这一结论已成为不可撼动的真理，理论的主要分歧点在于贸易主体的具体比较优势来源不同。已有的理论或从技术、要素禀赋等供给的角度，或基于相互需求、产品生命周期等需求的角度论述了贸易主体的优势来源。而数据作为重要的信息载体，它是知识的源泉，是企业创造价值和利润的原材料，是知识竞争的重要支点。拥有海量规模的大数据已为国际贸易主体带来新的优势来源：基于国家主体层次，庞大的数据资源储备被各国提到战略高度，将成为新的“知识基础设施”，构建国家综合竞争力；基于行业或企业主体层次，大数据为企业带来了新的商机和发展机遇，并作为新的、重要的生产因素成为行业或企业发展的“未来新石油”，提升了企业核心竞争力。这些新的比较优势的培育，将成为新的贸易动因，推动贸易进程。

2.大数据促进了贸易方式的多样化

传统的贸易平台为实体贸易，商品或贸易主体需经过漫长的旅途到达特定交易地点以供选择或进行面对面的磋商，这样大大加大了贸易的成本和风险。而今，大数据技术革命时代的到来所带来的商品参数的可传递性、消费市场需求的精确分析和交易货币的电子化等巨大变化已突破了传统交易的时间、地域限制，使得交易流程数据化；此外，大数据技术的推广促进了跨境电商或在线国际贸易平台的构建，完善了国际贸易的供需链条。大数据时代下，国际贸易突破了传统实体贸易形式，发展出了跨境电子商务或可称为在线国际贸易的新型虚拟网络贸易平台，这种贸易平台的强劲发展丰富了国际贸易方式，成为实体贸易方式强有力的补充。

3.大数据充实了国际贸易的内容

在以往，商品货物贸易、服务贸易和相关的要素流动占据国际贸易的全部内容，人们或有注意到由贸易所产生的贸易主体间的信息流交换，但也未将其放置在与商品、服务、要素等贸易内容同等重要的地位以作为独立研究对象，而是将其笼统地掺杂在贸易商品或服务商品内做细小的分析研究。大数据时代的诞生革新了这一现象。作为大数据时代背景下所衍生的“数字贸易”、“信息贸易”便是基于日益频繁及扩大的国际贸易中对信息流重要性的强调及价值分析，认为数字所包含的市场定位分析、消费者行为分析、生产者供应行为分析等重要信息是比具体商品更为重要的贸易内容。一旦某一国家或企业能够掌握这些信息，那么其市场决策及预测的有效性便可大大提高。因此，许多知名企业纷纷投入到数据库收集及分析的行列中，大数据也朝着产业化方向发展。许多大型跨国企业在进行市场分析与产品定位等决策前，花费大量成本进行数据采集及购买，这也成为了商品成本的构成部分。数字信息贸易已成为国际贸易不可或缺的内容。

4.大数据为改变世界贸易格局提供了机遇

自二战以后，国际贸易利益分配便形成了南北两极分化的格局，发达国家凭借其先进的技术或资源因素占据着贸易优势地位，主导着世界贸易长达一个多世纪并呈长期保持优势的态势。近百年来，许多发展中国家曾尝试多种改革手段，企图实现贸易额的快速增长、贸易条件的改善和贸易地位的提升，但一直收效甚微。大数据时代的到来带来了新的机遇，在大数据发展的大环境下，国际贸易并不太多强调国家的天然资源基础而依赖于数据信息技术的开发利用，其优势的获取能力具有后天的可培育性，这为发展中国家的赶超提供了理论依据。同时，大数据信息的充分识别和挖掘能够帮助发展中国家实现对国际市场消费需求的合理定位和预测，从而减少供求失衡的可能性，实现资源的最合理配置。这样，发展中国家在新一轮的贸易竞争中有望提升其竞争力，获取贸易地位的提升，进而改变世界二元贸易格局。

5.大数据带来了新的贸易风险

大数据作为一种符号，在拥有大量科学标示符号所共通的优点之余，也包含着致命的隐患。除却大数据运用中所包含的提取数据信息的技术壁垒，大数据作为即时、快速的信息，其高速的流动性在便利贸易流通、拉近贸易主体距离之余，也增加了贸易信息扩散或被贸易对手恶意攫取的风险，这将带来不可预估的贸易损失。更为严重的是，贸易的数字信息中包含有大量与居民生活、国家安全、军事防卫等安全相关的信息，这些信息一旦被恶意破解、攫取和利用，将对国家关系、国家安全提出挑战。大数据背景下，贸易安全应该是国际贸易理论关注的重点。

三、结论与展望

贸易研究生论文篇6

论文摘要：对于对外贸易迅猛发展的中国而言，人民币汇率波动的贸易效应受到了学术界广泛关注和思考，本文将对相关文献按照总体和区际分类的角度的进行评述。

1．人民币汇率波动与中国总体贸易效应研究评述

近年来，由于中国经济持续发展，对外依存度不断提高，关于人民币币值汇率波动对我国总体贸易影响的讨论一直十分激烈。纵观这些成果的研究结论，大致可以分为三种观点：人民币汇率波动对贸易有着正面影响；人民币汇率波动对贸易有着负面影响；人民币汇率波动对贸易影响不大。

1．1人民币汇率波动对中国总体贸易有正面影响

魏巍贤早在1997年发表于《统计研究》的《中国出口与有效汇率的关系分析》一文对此有比较详细具体的实证分析研究，最终笔者得出结论：从长期来看，改革开放以来出口总量的不断增大与有效汇率的持续贬值密切相关，因此这意味着两方面内容，一是我国以促进出口增长为目标的汇率政策是长期有效的，改革以来的汇率贬值确实起到促进出口长期增长的作用；二是我国出口商品的国际竞争力不尽人意，长期的出口增长过分依赖于汇率的贬值。临时眭政策因素在短期内也百弱f起出口总量的变化使之脱离它与有效汇率的均衡关系水平。

另外，李海菠2003年在《世界经济研究》发表的一文《人民币实际汇率与中国对外贸易的关系》根据1973—2001年的年度统计数据，采用与魏巍贤相类似的方法．即用单方程协整分析检验调整后的实际汇率arer、中国外贸进出口总额、出口额和进口额的协整关系。加之eg两法估计它们之间的长期关系，最后使用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等实证分析方法，研究了人民币实际汇率与中国对外贸易之间的关系，也得出了相类似的结论，即人民币实际汇率与中国对外贸易之间存在着长期的均衡关系。并且笔者还证实了实际汇率可以改善短期内中国的对外贸易状况。

通过检索文献发现．该类文献的数量相对而言比较少，原因应该是我国经济发展的总体事实与该理论有所不一致。

1．2人民币汇率波动对中国总体贸易有负面影响

郑恺2006年发表于《财贸经济》的一文《实际汇率波动对我国出口的影响——基于sitc比较》对“人民币汇率波动对中国总体贸易有负面影响”进行了实证研究，简要综述如下：

根据有关的国际贸易理论，决定对外贸易通常有3个变量。第一是外国收人大小，第二是相对于外国商品的贸易条件，第三是货币比价即汇率大小。由此，为了度量汇率波动对贸易的影响，必须控制以上3个变量。但由于gni不存在月度统计数据，笔者采用美国的工业生产指数来代替gni或gdp数据，此外由于我国不存在进出口价格的完整时间序列数据，因此可以利用实际汇率进行替代。在构造实证模型时，笔者将波动率作为外生变量，在存在协整的情况下，相应采用var的扩展vec模型来估计估计短期内波动率对贸易波动的影响。其构造的模型为：

其中，ex为中国对美国的出口数量的自然对数值，i表示为不同的行业，ipf为美国工业，生产指数的大小，r表示人民币兑美元的实际汇率的自然对数值，v表示实际汇率的波动率，ecm为误差修正项，反映了贸易变化的长期趋势。j表示变量滞后阶数。

笔者运用了以上var的扩展模型进行分析，由于var可以解决不平稳数据造成的不稳定性以及内生变量之间的相互影响。因此可以更好的估算出汇率波动对贸易的影响，他研究了自1994年以来中国对美国按sitc出口贸易与实际汇率波动的关系，结果表明我国的一些行业受汇率波动的负面影响较大。

此外，李建伟、余明2003年在《世界经济》发表的《人民币有效汇率的波动及其对中同经济增长的影响》一文也对“人民币汇率波动对中围总体贸易有负而影响”这-fq题进行了实证研究．笔者利用的是1995年1月一2003年6月的季度数据，与郑恺使用的方法不同．李建伟、余明两位学者运用的是两阶段最小二乘法，对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与进出口贸易和利用外资的十日关关系进行回归分析．结果显示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是影响中国进出口贸易和利用外资的重要因素，从而他们认为人民币有效汇率大幅度波动会对中国经济增长形成巨大负面冲击。

1．3人民币汇率波动对中国总体贸易影响不大

曹阳、李剑武于2006年在《世界经济研究》发表的《人民币实际汇率水平与波动对进出口贸易的影响》一文基于1980—2004年的年度数据，首先用ak—garch模型测算出人民币实际汇率的波动率。最后采用engle—grnager两步法，进行了协整分析，从而对“实际汇率波动对我国进出口贸易的影响”进行研究，笔者发现人民币汇率波动的增加对我国的进出口贸易的影响不显着。

强永昌等2004年于《世界经济研究》发表《有关人民币汇率问题的对外贸易分析》一文．笔者通过对我国1990—2001年各种价格研究了1990年以后的人民币汇率和中国对外贸易的关系。首先分别构建了出口方程以及进口方程，根据1990—2001年的样本数据，用eviews软件进行回归分析，最终得出了中国对外贸易出口额、进口额与人民币实际汇率之间存在的弹性关系不大，相关性较弱的结论。

综上所述，以上三类文献分别从人民币汇率波动对贸易的正面影响、负面影响和影响不大三个方面进行了实证研究。

2．人民币汇率波动与中国区际贸易效应研究评述

刘巍、郭友群2003在《国际经贸探索》发表了《对人民币汇率与广东省进出口额之间关系的实证分析》一文，笔者运用广东省1987-2001年的数据进行了实证分析，指出人民币牌价汇率变动1个单位，广东省的出口额就同方向变动o．15亿美元．人民币牌价变动1％，广东省出口额就同方向变动29％。这个结论说明，人民币贬值有利于广东省出口的增长。得出同样结论的有关研究文献是戴世宏2006年发表于《上海金融》的《人民币汇率变动对上海市贸易收支的影响》一文，笔者采用adf检验，对上海1993—2004年度的gdp、进口额及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进行研究．发现人民币汇率贬值有力地促进了上海市出口贸易的增长，这种促进作用随着贸易自由化程度的提高而不断增强；进口方面，人民币贬值对上海市进口产生了一定的抑制作用。

以上两篇文献主要是基于实际汇率与进出口量的关系分析，而陈志昂2001年发表于《商业经济与管理》的《人民币汇率与浙江出口变动的实证研究》一文则是分别考虑了实际汇率和名义汇率对贸易的影响，在泰米姆·贝佑米估计的贸易方程的基础上，利用浙江省1990-1998年的相关数据，建立了以汇率和贸易国国内生产总值为变量的长期和短期回归模型，实证分析分析得出结论：人民币名义汇率对浙江出口正相关，实际有效汇率对浙江出口负相关，但汇率弹性较低。

所以，结合以上文献总的来看，人民币汇率波动对各省对外贸易的影响的不同结果符合中国经济改革开放以来市场规模不断扩大，“中国制造”和“世界加工厂”逐渐形成的事实，并且市场规模的出口效应大都分布在中国的沿海发达地区，基本与经验判断一致。

贸易研究生论文篇7

关键词：汇率冲击；异质企业；投资区位；跨国公司

一、引 言

21世纪初，以Melitz的“贸易对行业内资源配置与生产率的影响”一文为标志，在国际贸易理论研究中开始呈现出基于异质企业的研究新动向。Baldwin把基于异质企业的一系列贸易研究成果统称为“新新贸易理论”［1］。这一领域被称为是继新贸易理论、贸易与经济增长理论和利益集团与贸易政策之后国际贸易领域新的研究焦点论文下载。

目前，在新新贸易理论框架下，基本形成两大体系：一类是以Melitz为代表，着重将企业生产率差异纳入新贸易理论，并以此分析企业商业模式选择。其中，Melitz以克鲁格曼的差异化产品、规模经济和垄断竞争模型为基础，通过引入企业的异质性来解释国际贸易中企业的差异和出口行为，为企业生产率差异纳入国际贸易和投资的理论框架奠定了基石［2］。Helpman等拓展了Melitz模型，进一步考虑跨国企业建立海外分公司的决策，即企业以出口还是FDI的形式进行国际化。其研究表明企业究竟是选择出口还是FDI行为，是由企业的生产效率预先决定的。只有生产率最高的企业才会选择FDI，生产率处于中等水平的企业选择出口，而生产率较低的企业只在国内市场销售［3］。Bernard等将异质企业与新贸易理论以及产业间贸易有机结合起来，关注贸易自由化下，企业、国家和产业如何相互作用，资源如何通过企业在产业内和产业间重新配置，全面考察了产业内贸易、产业间贸易、同行业内异质企业（出口与不出口企业）的效率差异、贸易自由化与收入分配的关系等诸多问题［4］。

新新贸易理论框架下的另一条脉络是研究企业内生边界的决策。主要是以Antràs为代表，将新制度经济学的不完全契约思想纳入一体化和外包的商业模式选择中。这是国际贸易理论借鉴其他领域的思想并相互交融的产物。其中，Antràs将GrossmanHartMoore产权分析方法的企业观点和HelpmanKrugman的贸易观点结合在一个理论框架下，提出了一个基于企业边界的不完全契约模型分析跨国公司的定位和控制决策，强调了资本密集度和剩余索取权的配置在企业国际化过程决策中的作用［5］。Antràs和Helpman则将 Melitz的异质企业贸易模型和Antràs的企业内生边界模型进行结合，进一步考虑“不完全契约的摩擦亦存在一体化企业内部”、“生产中存在两种投入品”的情形，探讨契约的不完全性对异质企业边界、外包（outsourcing）以及内包（insourcing）战略选择的影响，为研究企业全球化和异质企业的组织决策提供了全新的视角［6］。他们提出：低研发密集度行业中，高生产率企业倾向做外包，较低生产率企业倾向做内包；而高研发密集度行业中，生产率最高的企业倾向对外一体化。次之，倾向做外包。再次之，则倾向国内垂直整合。最低生产率企业，倾向做内包，甚至退出市场。该模型很好地解释了现有的多种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模式并存的局面。Acemoglu等则更进一步拓展到“存在多种中间投入品、多边不完全契约”情形下的企业生产模式决策［7］。Antràs和Helpman将他们前期的研究模型一般化，允许存在不同程度的契约摩擦，并允许其程度因不同投入品和国家而异，提出契约制度的变化会对企业组织形式产生不同程度影响的观点［8］。

近年来，国内相关领域的文献主要是针对新新贸易理论的发展和演化进行文献述评。其中，一些研究集中于Melitz为代表的异质性企业线索［9-10］。如“国际贸易理论新动向—基于异质企业的研究”（陈丽丽［9］）；“出口、投资与企业生产率：西方贸易理论的微观新进展”（洪联英，罗能生［10］）。另一些研究则主要集中于契约制度对国际贸易的影响考察［11-12］，如“国际贸易与投资理论的新发展：新制度经济学”（孔凡保［11］）；“契约实施对国际贸易影响研究评述”（张杰，刘志彪［12］）。还有一些研究则同时对新新贸易两个研究体系进行介绍［13-14-15］，如“贸易、对外直接投资和国际生产方式：文献综述”（盛斌，马涛［13］）；“国际贸易与投资理论的新发展：基于企业异质性和不完全契约的视角”（唐铁球，汪斌［14］）；“产品内分工下西方贸易理论的新发展”（田文，刘厚俊［15］）。

以上国内外有关新新贸易理论方向的研究文献，基本上存在一个共同的特点：大都忽视考察汇率的不确定性因素对异质性企业在商业模式选择中可能起到的作用。基于这一研究视角，本文借鉴新新贸易理论中具有代表性的Antràs和Helpman［6］模型框架，讨论汇率冲击因素对异质性跨国企业投资区位和生产模式决策的效应。与该模型不同的是：首先，本文着重考察外部宏观环境因素的变动（如汇率冲击）对跨国公司生产模式和区位选择的影响规律。其次，关注的视角不同。笔者立足发展中国家的角度，考察汇率冲击对发展中国家“外资流”和由外包牵动的“贸易流”的相互影响，这对于目前汇率频繁波动下的中国如何保持涉外经济的平稳发展具有现实意义。

为研究汇率冲击对跨国企业生产区位和模式决策的影响效果，本文采用两阶段的分析过程：第一阶段，不存在汇率冲击条件下，跨国企业的生产决策（包括区位和模式）。第二阶段，引入汇率冲击，再次考察跨国企业的生产决策变动。从中发现跨国企业如何随着汇率冲击的幅度和方向性变化做出有规律性的反应以及对研究对象国吸引“外资”和“外包”量的影响。

二、模型构建

根据跨国企业的运作模式，本文构建了一个从事跨国生产和销售的多国框架：位于发达国家（国0）的研发企业；位于两个发展中国家（国1和国2）的加工企业（两国具有竞争性）；国际市场，如图1所示。位于国1的制造企业是本文研究对象。

图3 发达国家研发企业随汇率冲击预期幅度

调整生产决策（ωσ>1+σlnω）

图3中，横坐标表示汇率预期波动幅度，左侧表示汇率升值，右侧表示汇率贬值，越远离原点，表示汇率波动幅度越大。其中，Δq*1表示π1o与π2o利润曲线重合时的汇率预期波动幅度临界值，Δq*2表示π1v与π2v利润曲线重合时的汇率预期波动幅度临界值。纵坐标表示不同效率的研发企业，效率越高则纵坐标越大。需要说明的是，我们将纵轴放大，其含义表示确定性下（汇率冲击为零）研发企业的生产方式最优决策排序。目的就是方便与不同程度和方向汇率冲击下的决策排序结果做以对比。

研究发现，发展中国家的汇率冲击幅度和方向，对发达国家研发企业的生产模式和区位决策确实存在一定的规律性影响。总体上看，汇率冲击（不论方向如何），在本质上不改变Antràs和Helpman［6］提出的基本决策排序结构：低效率研发企业选择留在国内发展，中等效率研发企业选择外包合作，而高效率研发企业则选择一体化合作。不过，如果站在汇率冲击国的角度看，汇率预期升值的情况下，国际合作业务陆续转移到其它工资成本更高的竞争性国家。并且，具体路径是“先外包转移，后直接投资转移”。这种选择的结果在确定性情形下是不可能存在的。因此，研发企业的决策排序在汇率冲击下还是出现了明显变化。

另外，汇率冲击还影响到决策转换阀值点的位置出现具有一定规律性的调整。具体地，随着汇率预期渐进贬值，决策转换阀值点θ1和θ2均前置，且贬值幅度越大，前置越多。关于决策阀值点位置的判定比较复杂，取决于两个发展中国家的相对工资差异的大小。具体地，当相对工资水平满足ωσ>1+σlnω时，决策阀值点的调整路径为：均后置前置（外包），后置（一体化）不变（外包），前置（一体化）；当相对工资水平满足ωσ

四、主要结论

首先，随着汇率冲击幅度和方向的不同，发达国家研发企业调整其生产决策呈现一定的规律性。当预期汇率趋向贬值时，国际外包的业务量将不断萎缩，而直接投资相应扩张，此时，从事跨国经营的研发企业增多；当预期汇率趋向升值时，国际合作业务将陆续转移到其它工资成本较高、汇率相对稳定的竞争性国家，此时，从事跨国经营的企业效率门槛因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相对工资差异度而出现一定程度的降低或提升。

其次，根据冲击幅度和方向的差异，汇率波动对研发企业生产决策可能产生两种不同性质的影响：一是从受到汇率冲击的发展中国家看，与确定性情况相比，当汇率升值幅度较为显著时，升值导致的利润损失将抵消该国工资成本比较优势带来的利润空间，汇率冲击会引发跨国企业的边界和生产的国际区位决策发生根本性变化。升值幅度越大，则原有决策及转换排序改变的程度越大。二是当汇率冲击处于相对微幅的升值和整个贬值区域，汇率对成本的降低作用将与该国工资成本的比较优势相互叠加，更加强化了原有的决策转换排序，此时的汇率冲击只是起到调整决策转换阀值位置的作用（如超前或滞后）。

总体上看，一国货币升值会导致该国参与国际合作的机会趋向减少，国际业务量相应地转移到其“竞争伙伴国”，具体路径为“先外包转移，后直接投资转移”。随着升值幅度加剧，该国承接的外包和直接投资都将陆续被“挤压”。相反，汇率贬值可能会导致该国国际合作的机会趋向增多，并且承接的直接投资对外包业务（及其产生的贸易）产生一种“替代效应”。作为发展中国家，我国目前正处于人民币汇率升值的通道，尽管拥有劳动力成本廉价的比较优势，在升值的幅度问题上还是需要审慎对待，这对于维护我国“贸易流”和“外资流”的可持续性以及劳工的稳定就业都具有重要意义。

参考文献

［1］ Baldwin， R.E.Heterogeneous Firms and Trade：Testable and Untestable Properties of the Melitz Model ［R］.NBER Working Paper，2005.

［2］ Melitz，M.J.The Impact of Trade on Intra-Industry Reallocations and Aggregate Industry Productivity［J］.Econometrica，2003，71（6）：1695-1725.

［3］ Helpman，E.，Melitz，M.，Yeaple，S.Export Vesus FDI ［J］.American Economic Review，2004，（94）：300-316.

［4］ Bernard， A.B.，Redding，S.J.，Schott，P.K. Comparative Advantage and Heterogeneous Firms［J］.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2007，（74）：31-66.

［5］ Antràs，P.Firms，Contract and Trade Structure ［J］.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2003，（11）：1375-1417.

［6］ Antràs，P.，Helpman，E.Global Sourcing ［J］.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2004，112（3）：552-580.

［7］ Acemoglu， D.，Antràs，P.，Helpman，E.Contracts and Technology Adoption ［J］.American Economic Review，2007，97（3）：916-944.

［8］ Antràs，P.，Helpman，E.Contractual Frictions and Global Sourcing ［M］.American：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8.

［9］ 陈丽丽.国际贸易理论新动向——基于异质企业的研究 ［J］.国际贸易问题，2008，（3）.

［10］ 洪联英，罗能生.出口、投资与企业生产率：西方贸易理论的微观新进展 ［J］.国际贸易问题，2008，（7）.

［11］ 孔凡保.国际贸易与投资理论的新发展：新制度经济学分析［J］.国际贸易问题，2006，（10）.

［12］ 张杰，刘志彪.契约实施对国际贸易影响研究评述 ［J］.经济学动态，2008，（10）.

［13］ 盛斌，马涛.贸易、对外直接投资和国际生产方式：文献综述 ［J］.国际经济评论，2007，（1）.

［14］ 唐铁球，汪斌.国际贸易与投资理论的新发展：基于企业异质性和不完全契约的视角 ［J］.社会科学战线，2008，（4）.

贸易研究生论文篇8

现有文献从不同的角度探讨了服务贸易竞争力的相关问题，但是这些文献也存在明显的缺陷，关于国际要素流动与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的研究文献较为缺乏。

【关键词】

国际要素流动；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

国际要素流动思想源头最早可以追溯到古典经济学家威廉・配第，之后，魁奈、亚当・斯密以及大卫・李嘉图均作了精彩的论述（侯方玉，2008）：威廉・配第认为要发展经济就必须允许劳动力和资本自由流动与迁移；魁奈对要素流动的原因和结果又作了进一步的分析，他认为工资差异是导致劳动力流动的主要因素，生活条件的优越性是劳动力流动的另外一个重要原因；相比魁奈而言，亚当・斯密的分析方法上已有很大的不同，他以分工的演进为基础，以需求为重点同时兼顾供给分析劳动力、资本流动性，并对影响流动性的原因进行归纳和演绎，从而使论证显得更为严谨，逻辑上更为严密，也更符合经济理论的内在机理联系；与亚当・斯密比较而言，李嘉图虽然也是建立在供给需求分析基础上，但不同的是，李嘉图同时注重了供给与需求两个角度，并认为供给与需求分析只适用于短期分析，长期来看，商品的价格取决于生产成本。首次将多种要素纳于同一分析框架并将国际要素流动置于核心地位的是拉辛与沙卡（2002），他们分析了生产要素国际流动的原因与后果，研究了移民为现代福利国家带来的挑战和机会以及资本流动对货币危机与金融市场的影响。张为付（2004）认为国际贸易和要素流动（资本流动）可以普遍发生于各国之间，目前国际贸易和对外直接投资呈现一体化特征，研究认为国际间要素流动是国际分工的最一般形式，商品贸易是“要素集”的跨国流动，是要素流动的特殊形态。全球生产网络的要素国际流动淡化了国家的边界，因此在这种网络化的生产格局中国家利益的界定与实现有了新的特点，张二震，方勇（2005）认为这种新型国际分工的国家利益主要取决于一国参与国际分工要素的数量和质量，参与了什么层次的国际分工以及对整个价值链的控制能力。梁碧波（2007）认为要素流动程度影响贸易利益分配，进而影响贸易政策的决定，要素流动的程度高低，影响不同的利益集团在贸易利益分配上的关系。韩剑、高海红（2012）认为资本国际流动使各国经济政策的有效性和独立性都受到了前所未有的考验，为了应对危机的挑战并促进经济复苏发展，不管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开始重新认识对国际资本流动的管理。

学术界早在20世纪70年代就开始了对服务贸易的研究，20世纪90年代之前，很多西方学者主要致力于讨论比较优势原理在解释服务贸易发生过程中的适用性问题，同时讨论服务贸易竞争力的来源问题，大部分证明了HO模型对服务贸易是适用的。A.Deardorf（1985）从比较优势理论用于服务贸易的局限性入手，借助标准的HO模型，通过改变其中的部分约束条件，成功解释了服务贸易是如何遵循比较优势原则的；Melvin（1989）通过对服务贸易和货物贸易进行比较分析，研究了要素禀赋对服务贸易竞争力的贡献度。在新贸易理论盛行的年代，Markusen（1986）以生产者服务贸易为例，阐述了在服务贸易中，首先进入服务业的厂商成本较低，因而在这一产业上具有比较优势，对后来者的构成障碍；Krugman（1991）从微观的企业层面入手，通过对企业的专业化水平和消费者特定的需求进行研究，发现企业在存在固定成本的情况下，如果能够进入更大的市场，则会具有更大的市场规模，研究表明规模经济对服务贸易具有很大的促进作用。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随着世界经济的快速发展，一些具有增长潜力的具体部门（金融、通信、旅游等）成为学者研究的热点。Hoekman & Karsenty（1992）运用显性比较优势法分析了收入水平不同的国家在金融服务贸易上的竞争力；Davis & Philip（1998）研究了保险业的竞争力；Paul（1999）研究了金融保险业和邮电通讯业等的竞争力；Krugman（1999）研究了知识密集型服务业的竞争力；Deardorf（2001）以交通运输、金融和保险业作为研究对象，认为服务业竞争优势来源于降低成本，而成本的降低则来源于服务业对外开放度所引起的竞争加剧。正是在这一阶段内，Porter（1990）提出了国家竞争优势理论，这一理论很快成为许多学者研究一国或某一产业国际贸易竞争力的标准模式。近年来，服务贸易研究的主流逐渐从分行业讨论再次回到服务贸易竞争力统一性规律上来，从理论和实证角度进行分析，内容十分丰富。庄惠明、黄建忠等（2009）基于“钻石模型”研究了我国服务业发展和服务贸易竞争力的现状，研究结果表明我国的服务业发展和服务贸易竞争力的提高存在一定程度的不一致性；王恕立、刘军（2011）以跨国面板数据，实证分析了外商直接投资与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的关系。

到目前为止，学者们对有关国际要素流动与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之间关系所进行的研究的理论与经验研究还比较有限，部分学者对资本流动（FDI）对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的影响作了研究分析。彭斯达、潘黎（2006）通过对美国1970-2003年的FDI流入流出总额与服务贸易进出口总额的自回归模型分析，结果显示美国的FDI流入流出对服务贸易增长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Moshirian（1994；2008）认为，FDI是发达国家金融服务贸易竞争优势的重要来源之一，并能促进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金融服务贸易；姚战琪（2006）和方慧、李建萍（2008）的研究均显示，金融服务业FDI与金融服务贸易呈正相关关系；王恕立和胡宗彪（2010）借鉴FDI与货物贸易的关系理论，探讨了服务业FDI流入对东道国服

务贸易出口的影响机理及促进路径，说明服务业FDI对我国服务贸易出口的促进效应要高于其替代效应；Nadia& Merih（2011）用动态面板数据进行GMM检验时发现，服务业FDI可能导致一个地区服务业的快速增长，但会损害该地区制造业。

以上文献从不同的角度探讨了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的相关问题，但是这些文献也存在缺陷：第一、关于服务贸易竞争力的研究比较分散，由于研究方法单一、数据缺乏等相关原因导致以往对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的研究多数停留在一般的定性判断和初步统计上；第二、从一般意义上研究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的文献较少，文献分析较多的停留在国别服务贸易竞争力研究上；第三、关于国际要素流动与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关系的研究文献较为缺乏，学者们较多的从资本流动角度研究服务业FDI对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的影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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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崔日明，张楠，李丹.服务贸易竞争力研究评述[J].经济学动态，2009（008）：121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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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黄繁华，王晶晶.服务业FDI、吸收能力与国际R&D溢出效应[J].国际贸易问题，2014（5）：95104

[7]江小涓.服务全球化的发展趋势和理论分析[J].经济研究，2008，2（00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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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王永进，盛丹，施炳展，等.基础设施如何提升了出口技术复杂度？[J].经济研究，2010（7）：103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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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张为付，吴进红.商品贸易，要素流动与贸易投资一体化[J].国际贸易问题，2004，5：023

[13]张幼文.要素流动与全球经济失衡的历史影响[J].国际经济评论，2006，2：43

[14]张幼文.要素的国际流动与开放型发展战略――经济全球化的核心与走向[J].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2008（3）：110

贸易研究生论文篇9

［关键词］微观层面 质量差异 异质性

一、引言

本文就论文选题的理论依据及现实依据进行说明。第一节是对经典贸易理论及异质性企业贸易模型的综述，交代论文选题目的理论背景，阐述选题的理论意义；第二节通过对研究对象总体情况的分析，介绍论文的主要研究问题。

二、企业异质性贸易理论的兴起

传统贸易理论，将国际贸易产生归结于国家间的差异性。传统贸易模型都是以国家层面上的差异性为出发点，并假设了生产是规模报酬不变的性质。其中古典贸易理论从绝对比较优势、相对比较优势出发，要素禀赋理论从两个国家的要素禀赋差异性出发，两种理论都在

一定程度上解释了国与国之间发生贸易的原因。但是随着更多的经验事实的发生，传统贸易理论的说法逐渐受到了挑战。比如依照传统贸易理论预测，发达国家应与资源禀赋差异较大的发展中国家间贸易更为活跃。但从国际贸易的实际发展来看，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尤其是六十年代以来，发达国家之间的贸易大量增加，并且发达国家间的产业内贸易又占了很大的比重。发达国家的要素禀赋相近，且在产业内贸易中所交易的大部分是要素密集度相近的相似产品。以国家为研究对象的传统贸易理论无法解释这些经济现象。

新贸易理论则重点对发达国家之间方兴未艾的产业内贸易现象进行分析，指出除了国家要素禀赋的差异之外，规模经济也是国际贸易起因和贸易来源的另一个决定因素。新贸易理论以产业层面为分析出发点，引入了产业组织理论和规模报酬递增假设。新贸易理论虽然通过引入产品差异和垄断竞争所产生的产业内异质性，解决了新古典贸易理论中企业规模不确定的问题。但是在新贸易模型中，企业都是同质的，即每个国家都是由多个将多样性产品出口到世界各地的“代表性企业”组成的经济体。这个假设显然与经验现象相悖，现实中并不是所有企业都能出口，在国际市场上进行竞争，而且企业之间也存在着生产效率或规模的差异。因此源起“企业同质性”的新贸易理论不能解释的问题是，为何同一行业内，只有部分企业进行着国际贸易，而另一部分企业只服务于国内市场。企业异质性贸易理论的产业内企业异质性理论的研究，正是源于新贸易理论中的“企业同质性"假设与经验现象相悖。

基于微观层面的经验文献进一步发现，贸易自由化导致了产业内资源的重新配置效应，如迫使生产率水平较低的企业退出市场或关闭、导致市场份额向较高生产率的企业重新配置 (Bernard and Jensen，1999：Clerides，Lach and Tybout，1998：AW，Chung and Roberts，2000：Pavcnik，2002：Bernard and Jensen and Schott，2003)。这些经验事实不仅发生在发达国家，在许多发展中国家也相当普遍。企业异质性贸易理论正是在传统贸易理论和新贸易理论对一些经济现象无法解释的情况下产生的。首先是Bernard(1997)通过建立理论模型分析了企业服务国外市场方式选择的影响因素，并应用实证研究发现运输成本，工厂层面的固定成本，企业层面的固定成本，关税等因素都会影响企业选择服务国外市场方式。Melitz(2003)将垄断竞争模型与企业异质性假设结合起来，完整论证了企业的异质性理论模型，分析了企业选择是否出口的临界生产成本（即生产效率水平）条件，从而在理论上解释了为何行业内只存在一小部分企业进行出口。Helpman，Melitz和Yeaple(2004)拓展了Melitz模型，将异质性企业出口与对外直接投资（FDI）相结合，考虑企业建立海外分公司的决策，即企业是以出口还是FDI的方式服务国外市场。企业异质性贸易理论的另一框架是由Bernard（2003）创立，他们将随机生产率引入到Eaton 和Kortum（2002）的多国李嘉图模型中。

在企业异质性贸易理论的发展过程中，以Melitz的异质性企业理论最具代表性，它成为企业异质性贸易理论的基石。企业异质性贸易理论正是从微观层面―企业出发，探讨企业层面的出口贸易决策行为。它不仅解释了传统贸易理论和新贸易理论的无法解释的经验事实，弥补了贸易理论所存在的空白，更是开拓了贸易理论研究的新领域、新方向。

三、企业异质性模型

企业异质性模型认为出口企业与非出口企业的特征存在明显差异。对国际贸易中异质性企业的关注始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多位学者对发达国家及发展中国家企业的实证研究均表明：无论哪个国家或地区都只有很小一部分企业选择从事出口，而且与非出口企业相比，出口企业的生产率较高且规模也较大。各企业生产效率及规模的差异成为企业异质性。异质性企业是如何进行自我选择从事国际贸易的，贸易对企业的生产和利润究竟会产生怎样的影响，是异质性企业模型探讨的问题

1. Melitz模型

Melitz（2003）以Hopenhayn(1992)一般均衡框架下的垄断竞争动态产业模型为基础，并在Krugman（1980）贸易模型的垄断竞争与规模报酬递增的假设下，嵌入企业生产率的差异，建立了企业异质性贸易理论。Melitz(2003)的异质企业贸易模型中每个企业面临着出口的固定成本。每个企业也都面临着内生的生产率水平。企业在了解其生产率状况后才会做出是否出口的决策。贸易能够促使生产率较高的企业进入出口市场谋求更高利润，而生产率较低的企业为避免损失只能继续为本土市场生产甚至退出市场。同时贸易进一步使得资源重新配置，使生产率较高的企业占据更高市场

份额 。

Melitz将异质性企业引入不变替代弹性（CES）偏好的垄断竞争模型，发现了一系列新的研究结果。例如，一个产业部门的贸易开放度提高将会抬高工资和其他要素价格，生产成本的上升使生产率最低的企业被迫退出市场。除生产成本外，生产率最高的企业还能够承担开辟海外市场的固定成本并开始出口。生产率居于中游的企业将继续为本土市场服务。低生产率企业的退出，使资源重新进行分配，更多得流向那些生产率较高的企业，从而整个产业的生产率因为贸易而得到了提升。Melitz的研究揭示了产业的总体生产率由于资源的重新配置获得了提高，这种社会福利是传统贸易理论没有发现并解释过的贸易利得。

因此Melitz模型尽管建立在微观结构上，却有助于从宏观层面上理解出口与经济增长的相关性。Melitz（2003）的异质性企业贸易模型的一个亮点在于它清楚且有说服力的解释了为什么一些产品根本没有被出口。

Melitz（2003）的异质性企业贸易模型能够很好的解释贸易中的零值问题，却无法解释贸易价格的空间模式，即平均单位价值随着距离明显增加的事实，且异质性企业贸易模型的预测却与该事实相反。

2. Melitz-Baldwin-Harrigan质量异质性企业贸易模型

出口产品平均单位价值（出口价值/出口数量）常被用来衡量产品质量。认为企业同时以质量和价格为基础竞争的思想在国际贸易经济学中由来已久。早在1961年，Linder就将质量作为影响贸易方向的决定因素引入。在他的理论中：单位资本收入相近的国家由于在生产、消费模式上的相似，而使这些国家间的双边贸易更

活跃 。

在解释质量和国家贸易模式时，主流文献多采用引力方程对双边贸易流进行建模，解释双边贸易流的构成（如出口产品种类、数量及平均单位价值）因贸易伙伴的特征（距离、市场规模）变化而产生的反映。引力模型预测：国家间距离越远，双边贸易流越小。但在部分研究中发现，平均单位价值与距离呈正相关关系。

为了更准确的理解进口国特征对贸易模式的影响并解释贸易价格的空间模式，Baldwin 和Harrigan将质量差异纳入到Melitz（2003）的异质企业贸易模型中，形成质量异质性企业贸易模型（或QHFT模型）。质量异质性企业贸易模型的重要创新是引入了一个严格为正的质量-成本弹性，并假定各企业在边际生产成本和产品质量上都是异质的。在同样的产品中，高边际成本使产品具有高质量和高价格。由于出口固定成本的存在，企业根据自身生产成本及产品质量对是否进入出口市场进行自我选择。在他们的理论中，当时，成本的增加使质量产生不均匀的提高，从而高成本高质量的企业获得更多的利润，成为出口市场上的一员。而低成本低质量的企业则只在国内市场上销售其产品。随着贸易成本上升或进口市场规模缩小，进入出口市场的质量门槛被提高了，市场对企业的选择更强烈了。因此，产品平均质量和FOB价格均随距离增加而提高，随市场规模扩大而降低。当时，传导机制则是反向的：低成本低质量的企业选择进入出口市场，距离增加和进口市场规模缩小使产品平均质量和FOB价格下降 。总的来说，在Baldwin and Harrigan(2007)中，市场规模，距离和单位价格的关系如表1所示：

自从Baldwin 和Harrigan的初稿在2007.3首次公开以来，许多“质量异质性企业贸易模型”被开发出来或正处于开发阶段。Richard Kneller and Zhihong Yu(2008)改变Melitz-Baldwin-Harrigan模型中CES效用函数的假设，并放宽Melitz-Ottaviano中垄断竞争的条件，允许非对称的商品种类及产品质量与成本间的正相关关系。作者将距离、目的市场对出口产品单位价值的影响分为两种机制（Baldwin-Harrigan的理论模型只有一种机制，没有细分）：选择效应与价格区别效应。当质量弹性时，企业为“质量竞争型企业”，此时选择效应导致距离、目的市场对出口产品单位价值的正向作用；当质量弹性时，企业为“效益竞争型企业”，此时选择效应导致距离、目的市场对出口产品单位价值的负向作用。而对价格区别效应而言，无论与1的关系如何，距离、目的市场对出口产品单位价值均呈负向作用。

四、结论

综上所述，Melitz模型与质量异质企业贸易模型的区别在于：Melitz（2003）模型将生产成本作为衡量企业异质性的标准，而质量异质性企业贸易模型同时将质量和生产成本作为衡量标准，在该模型中高成本不一定是坏事。Melitz（2003）模型扩展到多个非对称国家后能够很好的解释出口零值，但是无法解释价格的空间模式。QHFT模型的零值空间模式新的内涵在于价格与距离之间的关系。由于高质量意味着强的竞争能力，边际成本界值随距离增加而增加，而不是Melitz（2003）模型所预测的下降。

以微观层面的企业为研究对象，并结合质量差异的企业质量异质性贸易理论的出现为研究质量对双边贸易流的影响提供了理论依据，而Hallak and Schott(2008)开发出的度量商品质量方法则提供了方法论依据，为接下来就中国工业制成品质量及其贸易流量的研究起到了决定性作用。

参考文献：

[1] Bernard, Andrew, Bradford Jensen, Steve Redding, and Peter Schott, 2007, “Firms in International Trade”[J] ,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American Economic Association, vol. 21(3), pages 105-130, Summer.

[2] Baldwin and Harrigan, 2007, "Zeros, Quality and Space: Trade Theory and Trade Evidence", [OL] NBER Working Paper No. W13214

[3] Eaton, J. and S. Kortum (2002), “Technology, Geography, and Trade,” [J] Econometrica, 70,1741-1779.

[4] Hallak, Juan Carlos, and Peter Schott, 2008, “Estimating Cross-Country Differences in Product Quality”, NBER Working Paper 13807 (February)

[5] Hallak , Juan Carlos , 2006 “Product Quality and the Direction of Trad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68(1), pp. 238-265

[6] Melitz, Marc, 2003, “The Impact of Trade on Intra-Industry Reallocations and Aggregate Industry Productivity.”[J] Econometrica 71(6), pp. 1695-1725

贸易研究生论文篇10

关键词：制度差异；引力模型；对外贸易流量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项目（09yja790198）。

作者简介：阚大学（1982-），男，安徽合肥人，南昌工程学院讲师，经济学博士，主要从事国际贸易理论与政策研究；吕连菊（1982-），女，湖北武穴人，南昌工程学院教师，经济学硕士，主要从事区域经济学研究；罗良文（1966-），男，河南商城人，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国际贸易理论与政策研究。

中图分类号：f7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096（2013）02-0055-06收稿日期：2011-10-08

一、文献综述

对外贸易是一国经济增长的引擎，各国政府和学者们极为重视本国的对外贸易流量，因此，对于制度对对外贸易流量影响的理论研究较为深刻。新制度经济学者最早从历史角度考察了制度对对外贸易流量的作用，认为制度可通过人力资本、技术创新、规模经济和交易成本对国家间对外贸易流量产生影响，并提出了制度启动对外贸易的命题；新兴古典贸易理论也提出，制度作用于交易成本和交易效率，从而影响对外贸易流量；新贸易理论则认为政府通过制定制度影响本国对外贸易流量。

关于制度对对外贸易流量影响的实证研究方面，学者们主要是利用tinbergen（1962）和poyhonen（1963）提出的贸易引力模型，将制度作为解释变量加入到引力模型中进行实证，得到的结论多是制度质量和对外贸易流量是正相关关系，制度差异和对外贸易流量是负相关关系。anderson 等（2002）在引力模型中引入一系列经济制度变量来实证制度对对外贸易流量的影响，结果发现交易成本与阻碍对外贸易的非安全因素显著相关。de groot 等（2004）利用1998年100多个国家的数据，在引力模型中引入制度变量包括政治稳定性、政府效能和监管质量等六个方面，就制度对对外贸易流量的影响进行实证，结果发现两国制度相似可提高两国间对外贸易流量13%，依进出口不同，制度质量提高一个标准差可提高两国间对外贸易流量30%～40%；beugelsdi 等（2004）以102个国家为研究对象进行实证分析，发现制度差异与对外贸易流量是非线性的负相关关系，制度差异是以递减的比例减少对外贸易流量。linders 等（2005）则考察了制度质量和制度差异对对外贸易流量的影响，发现进口国和出口国的制度质量均增加了对外贸易流量，也发现制度差异减少了对外贸易流量。

国内学者潘向东等（2004）采用假设因素检验模型对2002年133个国家与我国双边贸易的截面数据进行了分析，发现对双边贸易影响最大的制度因素不是交易国的经济制度，而是交易国影响企业运行费用的制度和正式约束的法律制度。潘向东等（2005）还采用ces函数，推导了包含制度安排变量的引力模型，然后采用1998年～2003年我国、美国、日本、韩国和巴西高技术产品出口的面板数据检验了该引力模型，发现进口国制度安排对两国间高技术产品出口有显著影响。潘镇（2006）建立了一个包含制度变量的扩展引力模型，利用1995年～1999年153个国家的面板数据实证分析了制度对于双边贸易的影响，发现制度质量越差，双边贸易越不活跃，制度差异对于双边贸易起阻碍作用。吴丹（2008）则以东亚10个经济体为样本进行实证分析，发现制度对东亚经济体间贸易的影响是显著的，对东亚经济体出口贸易和进口贸易有重要影响的制度因素并不完全相同。

国外学者的研究局限于发达国家与其他国家的对外贸易流量，其研究结论对我国是否适用尚不清楚。国内学者更多地就具体制度质量对对外贸易流量影响进行实证分析，而对于制度差异对对外贸易流量影响的实证文章，并不多见。那么，制度差异和我国的对

外贸易流量究竟关系是怎样的？笔者利用1996年～2008年我国与其他28个国家的数据就制度差异对我国对外贸易流量的影响进行实证研究，又由于制度差异也可以细分为6个子指标差异，故笔者就6个制度差异子指标对我国对外贸易流量的影响进一步进行实证研究，并据此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

二、实证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