贸易调整论文范文10篇

贸易调整论文范文篇1

【摘要题】他山之石

【英文摘要】From1990sof20century,thereexistgreatdifferencesbetweenJapanandother

easternAsiacountriesintheeconomicgrowth.FoursmalldragonsandASEANcountries

getridoftheimpactoffinancialcrisisquickly.Chinakeepthehighlevelofeconomic

growthbeginfromthetakingofreformandopenpolicy.Underthesebackgrounds,J

apaneseofficialreportsdeclaredthattheflyinggeesemodelineasternAsiawasover.

Isthedeclarationshowthefinishingofflyinggeesemodel?AftercomparingthemainexportcommoditiesamongJapanandothereasternAsia

countriesandthebiggapineconomyandscienceandtechnologyexistbetween

JapanandChina.Wemakeaconclusionthatflyingmodelwillstillplayrolesin

thefuture.However,thefutureofthemodeldependsontheeconomicprosperand

the

adjustmentsofJapan''''s

foreigntradestructure.

【关键词】日本/贸易结构/雁行模式

Japan/foreigntradestructure/flyingmodel

【正文】

中图分类号：F7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3291(2003)02-0119-05

20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和中国以及部分东亚国家的经济发展态势形成了鲜明的对照。自1991年以来，日本经济陷入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最长的停滞期，大部分年份的经济增长率为负值，经济结构调整步履艰难，通货紧缩未见好转，失业率屡创新高。韩国和新加坡等国家较快地从金融危机的阴影中摆脱出来，经济发展态势依然良好。中国则保持了自改革开放以来的高增长态势，年经济增长率均在7%以上，经济结构稳步调整。在此情况下，2001年5月，日本经济产业省在该年度《通商白皮书》中明确指出，以日本为领头雁的东亚经济“雁行形态发展”时代业已结束，代之而起的是“以东亚为舞台的大竞争时代”。那么，日本官方的这一表态是否表明东亚经济增长的雁行模式真的终结了呢？对于处在这一争论漩涡中的中国来说，如何回答这一问题对于今后外贸政策和引资政策的改革意义重大。本文认为，东亚雁行模式的现状与前景都与日本对外贸易结构的调整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系，雁行模式对现时的式微是近20年来日本对外贸易结构调整滞缓的结果，而雁行模式的前景则取决于日本能否加快对外贸易结构的调整。

一、惧怕产业空心化：日本对外贸易和投资结构调整缓慢的主要原因

众所周知，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日元升值时日本国内曾掀起过一次是否向国外转移制造业的争论，结果，由于担心日本企业向中国转移生产会导致国内产业“空心化”，日本选择了保守的做法，结果延误了国内经济结构调整的时机，由于国内投资仍然偏重于制造业而对高新技术的投资不足，使日本在保持现有优势和发展高新技术产业上陷入顾此失彼的境地，而且在发展高新技术上缺乏重点，在信息产业的竞争中败给了美国。在对外贸易和投资中则自动切断了与雁阵之间的链条，使雁行模式成了无源之水。日本本身也并没有从其保守行为中得到多大的好处，经济陷入了长期停滞，贸易和投资结构调整滞缓而导致的国内经济结构调整滞缓是经济停滞的重要原因。在日本之前的美国也同样面临过产业空心化问题，美国也曾有学者抱怨80年代美国经济增长缓慢的原因在于产业空心化，但90年代美国信息产业的异军突起说明：旧的不去，新的不来。如果企业投资没有集中到新产业和新产品上，比较优势也不会转移到新产业上。

二、日本外贸结构调整缓慢：雁行模式衰落的根本原因

雁行模式理论是由日本经济学家赤松要于1932年首次提出的。通过对日本棉纺织业发展轨迹的研究，赤松要认为日本从19世纪60年代末到70年代初开始，棉纺织业从大量进口到国内生产到大量出口之间存在着明显的依存关系，用图形表示如三只飞翔的大雁，故命名为“雁行模式”。后来，一些经济学家将这一理论应用于解释20世纪后半期东亚地区各国经济顺次起飞的态势，即日本——“四小龙”——东盟和中国东南沿海地区依次实现经济追赶的区域分工和贸易模式。领头雁日本依次把本国处于成熟期的产业如纺织、钢铁、化工、机械、造船、家电等产业通过贸易、技术转让和投资依次传递给“四小龙”和东盟国家及中国东南沿海地区，使这些地区的上述产业迅速成长和发展并形成了大量出口的能力。雁行模式对东亚地区的经济起飞起到了独特的作用。

然而，80年代后半期开始，由于惧怕产业空心化，日本对外贸易和投资结构的调整大大放慢了，日本不愿意再充当雁首是现时雁行模式作用不明显的主要原因。从80年代末期到整个90年代，日本对外贸易和投资的首要伙伴是北美，其次是欧洲地区，亚洲居后。一方面，由于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对高技术产品的出口有严格的限制且美国进行了监督，日本对东亚国家和地区出口产品结构甚至不及欧美国家；另一方面，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经济赶超的经验使日本深知技术对经济发展的重要意义，由于视中国为潜在竞争对手，日本有关部门将高新尖技术当作不传之秘，在审批投资项目时总是以技术水平领先20年为标准来拉开日本和中国之间的技术差距。在整个90年代，亚洲吸收的日本投资仅占该时期日本对外投资的19%。其中，日本对中国的直接投资于1995年以44.8亿美元到达顶点后开始下滑，1999年减少到只有7.5亿美元，对中国直接投资在其海外直接投资中所占份额从8.7%减少到1.1%。分产业来看，日本转移到亚洲地区的制造业占其全部制造业投资的31.9%，非制造业投资仅占全部非制造业投资的12%，比重低于除大洋洲之外所有地区。因此，亚洲是日本转移制造业的重要目的地之一，但是在非制造业，特别是服务业的转移中处于非常次要的地位。此外，在日本的制造业转移过程中，传统的劳动密集型和资源消耗型产业，如纺织、纤维、金属、家电等产业主要集中在亚洲地区；而资本密集型产业，如机械、电气设备、运输设备等则分散在北美和欧洲地区。其中，在对中国的投资中，90年代日本企业在制造业的集中程度比80年代更加严重：1987年以前，65%的子公司集中在制造业，90年代则上升到了85%，而且为了防止技术外溢，日方经理人员所占比例也是外商投资企业中最高的。很明显，日本向包括中国在内的东亚国家投资的类型主要属于成本节约型，这种投资的显著特点就是不具有技术优势，存在相当大的技术级差，日本在技术转让方面一直持谨慎和保守的态度，具有明显的防御性。

三、差距依然巨大：东亚国家尚未完成追赶任务

（一）东亚国家的出口产业结构与日本相比存在相当的差距

判断雁行模式未来发展的主要依据，应该是看东亚各国和地区之间产业结构的梯度与衔接情况，具体来说就是东亚各国和地区出口主导产业的变动趋势。因为出口主导产业的变动趋势反映了一国各类产业现时的比较优势和未来主导产业的发展方向。本文拟根据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的统计资料，选取日本、“四小龙”和“四小虎”从80年代初期到1997年危机以前的出口商品的构成，来说明东亚各国和地区产业结构的调整趋势。

在80年代初期，日本主要出口商品依次为：车辆、录音设备、普通机械、通讯设备及零部件、电力机械、船舶、测量控制工具、钢板、办公设备零部件等。到90年代中期，录音设备、普通机械、测量控制工具退出主要出口品行列，半导体元器件、汽车零部件、自动化数据处理设备、内燃机车引擎等成为主要出口品。因此，尽管日本90年代后的经济并不景气，但出口商品结构仍然有所改善。

稍加注意可知，“四小龙”在80年代初期的主要出口品有一定的共性，总的来看，非毛皮类服装和鞋类（新加坡例外）、纺织品、通讯设备及零部件、电力机械、普通机械、办公设备零部件、玩具及运动制品等占有较大的出口份额，与日本重叠的有4项。另外，韩国的鲜鱼、粗钢和钢板，台湾地区的塑料制品、家具和收音机，新加坡的石油制品、橡胶、煤及原油，香港地区的钟表和家用电器出口也占有重要地位。90年代中期，“四小龙”出口商品结构的共性加强，半导体元器件、服装和纺织品、自动化数据处理设备、办公设备零部件、家用电器、通讯设备及零部件占据了较大的出口份额，与日本重叠的有5项。另外，韩国的汽车、聚合类化工产品、钢板和鞋类，台湾地区的玩具及运动制品、塑料制品和自行车，香港地区的钟表和内衣，新加坡的石油制品、收音机和录音设备仍占据比较重要的地位。“四小龙”出口产品的变动说明他们与日本出口商品结构的相似性增强，但“四龙小”出口增长最快的产品正是1997年金融危机后受影响最大的产品。而作为工业社会标志的汽车工业，除了韩国的水平有所提高外，在其他三个地区并没有成为支柱产业和主要出口产品，日本在汽车零部件尤其是关键的引擎方面的比较优势不断增强。这不仅说明东亚国家原来在信息工业上取得的比较优势是低层次的，而且在制造业上仍然需要更大的发展，因为信息工业的发展是以高水平的制造业为基础的。所以，“四小龙”和日本在经济发展结构上仍然存在相当大的差距，日本因为惧怕产业空心化而延缓向“四小龙”转让技术限制了这些国家和地区产业结构的提升和出口产业结构的优化，也延缓了日本自己提升产业结构的时间，因为有限的资源不可能同时维护大而全的制造业和高技术产业。

与“四小龙”相比，部分东盟国家80年代初期出口商品构成中仍以初级产品和自然资源产品为主，如橡胶、木材及其制品、锡和其他有色金属、电力机械开关、鲜鱼及其制品等。另外，泰国的大米、蔬菜、糖和蜜、非毛皮类服装、玉米、珠宝，马来西亚的原油及其制品、非毛皮类服装、通讯设备及零部件，印度尼西亚的原油及其制品、煤气、咖啡的出口也非常重要。90年代中期，大部分东盟国家在半导体元器件、办公设备零部件、通讯设备及零部件、家用电器、纺织品和服装方面的出口猛增，但是，自然资源产品的出口依然很重要，如橡胶、石油及其制品、贝类、加工木材和胶合板，还有泰国的大米、鱼制品、鞋，马来西亚的固体植物油，印度尼西亚的煤气、有色金属矿产品等。总的来看，绝大多数东盟国家的出口商品结构与“四小龙”相比还存在着相当大的差距，产业发展的梯度仍然存在，继续从“四小龙”和日本获得生产设备和技术仍然非常重要。

所以，无论是“四小龙”还是东盟国家，其中的任何单个国家和地区不仅在经济总量上与日本存在着差距，而且在最关键的产业结构上也没有和日本处在同一层次上。

（二）中国与日本在经济和科技方面的差距依然巨大

至于被有些学者看好的能在未来缩小和日本差距的中国，在2020年之前还没有超过日本的实力。本来，包括日本在内的西方发达国家就在叫嚷无中生有的中国威胁论，在实力相差甚远的情况下，中国应该客观地评价自己的经济和科技发展水平，不能在日本官方的表态下丧失自己的立场。

首先，从经济总量来看，日本在未来最少20年内仍将是亚洲第一经济大国。

2000年日本实际GDP为4.9万亿美元，人均3.76万美元。同年中国的GDP接近1万亿美元，还不到日本的四分之一，人均GDP仅为不到850美元，约相当于日本的四十四分之一，排在世界第140位。如果在未来的时间，日本经济原地不动而中国保持年均7%的增长，则23年以后中国的经济总量才能追上日本，但是由于在2020年前后中国将达到人口高峰，人均GDP追上日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同时，现在日本的生产技术和设备、劳动力素质、企业跨国经营与生产要素全球整合等方面的能力，都是中国无法比拟的。中国经济增长虽快，但主要靠生产要素的投入即外延式的增长方式为主，是一个依靠吸引外国资本与技术的加工出口生产基地，现在正在大力发展的装备制造业非常缺乏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产品。因此，短期内中国在东亚地区经济发展中还不具备发挥主导作用的能力。

其次，从维系雁行模式的最重要的指标——科技实力来看，日本的优势依然明显。

日本虽然在计算机软件行业的竞争中败给了美国，但在信息产业的其他方面如计算机硬件、集成电路、半导体工业中仍然具有同美国竞争的实力。同时，日本在制造业的核心技术、机器人工业和某些生物技术方面的实力甚至要高于美国。包括韩国、中国在内的东亚国家短期内还无法在高科技领域同日本一较长短。更重要的是，日本科技发展的后劲即使和美国相比也并不逊色，在东亚地区更是首屈一指，见下表。

中、日、韩三国科技活动指标的比较：

指标单位中国（1998年）韩国（1998年）日本（1998年）

研究与开发经

费总值占GDP亿美元67811396

的比重%0.692.523.26

每一万人中的

研究人员数量人数3.919.949.8（1997年）

单位研究人员

的经费千美元13.787.6195.5（1997年）

批准专利数量千件3.524.6147.7

技术出口百万美元66871417924

技术进口百万美元1637525283720

科技论文总数千件46.221.5124.6

资料来源：国务院发展中心世界发展研究所编：《世界发展状况》(2001)，时事出版社2001,5。

中国虽然在一些重要的前沿科学技术方面居世界先进水平，但就总体而言，与日本相比仍有不少差距。教育科技投入的人均量仍很低，研究与开发支出位居世界第40位。教育经费占国民生产总值的2.3%，不仅低于日本的4.9%，甚至低于许多发展中国家。1999年以来，中国加快了建立世界装备制造业基地的步伐，但在实际上，中国发展装备制造业仍面临很多困难，其中最关键的就是多数制造业产品的核心芯片、核心制造技术仍由日本和其他发达投资国控制着。从产业分工上讲，日本和其他发达国家仍处于最高层次，那些高技术、高档次、高附加值并能带来丰厚利润的产品或工序，仍然出自日本和其他发达国家。

最后，中日两国对东亚国家的经济影响力也存在着巨大的差异。

判断一国对其他国家的经济影响力，主要应该看后者对前者的贸易、投资和货币依赖程度。在东亚国家中，日本在贸易、投资和货币方面的影响力显然比中国要大得多。

从对外贸易上看，“四小龙”和东盟国家对日本出口占各自国家和地区出口总额的比重平均为20%左右，而中国在“四小龙”和东盟国家的贸易伙伴排名中要远远落后于日本，主要是中国出口产品结构与“四小龙”和东盟国家具有较大的趋同性，而需要进口的商品又是上述国家和地区无法提供的。从对外投资上看，日本是一个资本净输出国，1990年对外投资总额为505亿美元，2000年为329亿美元，累计对外投资总额居世界前列，是东亚国家的重要投资国。中国目前还是一个资本净输入国，2001年，中国实际利用外资达到5684亿美元，外商直接投资为3935亿美元，自1993年起居发展中国家首位。但是，中国资本刚刚开始走向世界，规模有限，绝大多数年份的对外直接投资不到10亿美元，累计对外投资量仅相当于引资量的5%，对外投资企业的境外营业额年均不到100亿美元，在有限的对外投资中，投入东亚国家的资本所占的比例很低。日元是可自由兑换货币，也是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中的主要计价和结算货币之一，人民币可自由兑换还需要一段时间，影响力有限。因此，中国对东亚国家的经济影响力与日本相比存在相当大的差距。

四、柳暗花明：雁行模式不会终结

20世纪90年代初日本基本完成追赶任务以后，由于没有及时进行制度改革和经济结构调整而陷入长期经济萧条，但不能就此认为日本已无力再充当东亚的领头雁。从实力分析，日本在累计投资、专利申请和批准数量、科技文献、企业家精神、献身精神以及大学生占总人口的比重来看，日本仍具有而且能够保持竞争力。日本仍是亚洲第一经济、科技和投资大国，仍有能力在未来的至少20年内充当雁首，关键是看日本愿不愿意和怎么做。因此，东亚雁行模式的未来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日本的经济结构改革和对外贸易结构调整。一旦日本经济从低迷中走出来，经济结构调整的效应显现出来的时候，雁行模式

又会重新发挥作用，成熟产业向东亚邻国转移势在必行。但是，作为东亚后起的国家，尤其是作为正处于工业化初期的中国，应该从日本这次的经济萧条中吸取经验和教训，在经济不断发展的同时渐进地进行体制改革，在发展新兴产业时要有前瞻性，在引进技术的同时培养技术上独立自主的能力，不能消极被动地依靠雁行模式的传递效应，经济和技术发展的源泉自主化、多元化应该是努力的方向。

收稿日期：2002-11-20

【参考文献】

[1]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世界发展研究所编.世界发展状况(2001)[M].北京：时事出版社，2001.

[2]魏燕慎.“雁行模式”式微多元分工格局初现[J].当代亚太，2002(6,7).

[3]袁锋.当前形势下的中日关系[J].复印报刊资料外贸经济、国际贸易，2002(8).

[4]刘昌黎.日本对外直接投资的衰退及其前景展望[J].当代亚太，2002(6).

[5]［美］迈克尔·波特等著.日本还有竞争吗？[M].北京：中信出版社，2001.

【原文出处】辽宁大学学报：哲社版

【原刊地名】沈阳

【原刊期号】200302

【原刊页号】119～123

【分类号】F52

【分类名】外贸经济、国际贸易

【复印期号】200305

【标题】日本对外贸易结构的调整与雁行模式的前景

【英文标题】AdjustmentsofJapan''''sForeignTradeStructureandtheFutureofFlyingGeese

Model

LIUXiang-li,CHEWei-han

(CollegeofInternationalEconomics,LiaoningUniversity,Shenyang110036,China)

【作者】刘向丽/车维汉

【作者简介】刘向丽(1971-)，女，辽宁本溪人，辽宁大学国际经济学院讲师，博士研究生。辽宁大学国际经济学院，辽宁沈阳110036

车维汉(1954-)，男，辽宁沈阳人，上海财经大学国际工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辽宁大学国际经济学院，辽宁沈阳110036

【内容提要】20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和其他东亚国家的经济发展态势形成了鲜明的对照。日本经济陷入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最长的停滞期，“四小龙”和东盟国家则较快地摆脱了金融危机的影响，中国也保持了自改革开放以来的高增长态势。在此背景下，日本官方指出，以日本为领头雁的东亚雁行模式业已结束。那么，日本官方的这一表态是否表明雁行模式真的终结了呢？本文对比了日本与“四小龙”和部分东盟国家出口主导产品的差异，阐明了日本和中国在经济和科技领域的巨大差距之后，说明雁行模式仍有存在的必要，关键取决于日本经济的恢复和对外贸易结构的调整。

【摘要题】他山之石

【英文摘要】From1990sof20century,thereexistgreatdifferencesbetweenJapanandother

easternAsiacountriesintheeconomicgrowth.FoursmalldragonsandASEANcountries

getridoftheimpactoffinancialcrisisquickly.Chinakeepthehighlevelofeconomic

growthbeginfromthetakingofreformandopenpolicy.Underthesebackgrounds,

JapaneseofficialreportsdeclaredthattheflyinggeesemodelineasternAsiawas

over.Isthedeclarationshowthefinishingofflyinggeesemodel?AftercomparingthemainexportcommoditiesamongJapanandothereasternAsia

countriesandthebiggapineconomyandscienceandtechnologyexistbetween

JapanandChina.Wemakeaconclusionthatflyingmodelwillstillplayrolesinthe

future.However,thefutureofthemodeldependsontheeconomicprosperandthe

adjustmentsofJapan''''sforeigntradestructure.

【关键词】日本/贸易结构/雁行模式

Japan/foreigntradestructure/flyingmodel

【正文】

中图分类号：F7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3291(2003)02-0119-05

20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和中国以及部分东亚国家的经济发展态势形成了鲜明的对照。自1991年以来，日本经济陷入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最长的停滞期，大部分年份的经济增长率为负值，经济结构调整步履艰难，通货紧缩未见好转，失业率屡创新高。韩国和新加坡等国家较快地从金融危机的阴影中摆脱出来，经济发展态势依然良好。中国则保持了自改革开放以来的高增长态势，年经济增长率均在7%以上，经济结构稳步调整。在此情况下，2001年5月，日本经济产业省在该年度《通商白皮书》中明确指出，以日本为领头雁的东亚经济“雁行形态发展”时代业已结束，代之而起的是“以东亚为舞台的大竞争时代”。那么，日本官方的这一表态是否表明东亚经济增长的雁行模式真的终结了呢？对于处在这一争论漩涡中的中国来说，如何回答这一问题对于今后外贸政策和引资政策的改革意义重大。本文认为，东亚雁行模式的现状与前景都与日本对外贸易结构的调整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系，雁行模式对现时的式微是近20年来日本对外贸易结构调整滞缓的结果，而雁行模式的前景则取决于日本能否加快对外贸易结构的调整。

一、惧怕产业空心化：日本对外贸易和投资结构调整缓慢的主要原因

众所周知，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日元升值时日本国内曾掀起过一次是否向国外转移制造业的争论，结果，由于担心日本企业向中国转移生产会导致国内产业“空心化”，日本选择了保守的做法，结果延误了国内经济结构调整的时机，由于国内投资仍然偏重于制造业而对高新技术的投资不足，使日本在保持现有优势和发展高新技术产业上陷入顾此失彼的境地，而且在发展高新技术上缺乏重点，在信息产业的竞争中败给了美国。在对外贸易和投资中则自动切断了与雁阵之间的链条，使雁行模式成了无源之水。日本本身也并没有从其保守行为中得到多大的好处，经济陷入了长期停滞，贸易和投资结构调整滞缓而导致的国内经济结构调整滞缓是经济停滞的重要原因。在日本之前的美国也同样面临过产业空心化问题，美国也曾有学者抱怨80年代美国经济增长缓慢的原因在于产业空心化，但90年代美国信息产业的异军突起说明：旧的不去，新的不来。如果企业投资没有集中到新产业和新产品上，比较优势也不会转移到新产业上。

二、日本外贸结构调整缓慢：雁行模式衰落的根本原因

雁行模式理论是由日本经济学家赤松要于1932年首次提出的。通过对日本棉纺织业发展轨迹的研究，赤松要认为日本从19世纪60年代末到70年代初开始，棉纺织业从大量进口到国内生产到大量出口之间存在着明显的依存关系，用图形表示如三只飞翔的大雁，故命名为“雁行模式”。后来，一些经济学家将这一理论应用于解释20世纪后半期东亚地区各国经济顺次起飞的态势，即日本——“四小龙”——东盟和中国东南沿海地区依次实现经济追赶的区域分工和贸易模式。领头雁日本依次把本国处于成熟期的产业如纺织、钢铁、化工、机械、造船、家电等产业通过贸易、技术转让和投资依次传递给“四小龙”和东盟国家及中国东南沿海地区，使这些地区的上述产业迅速成长和发展并形成了大量出口的能力。雁行模式对东亚地区的经济起飞起到了独特的作用。

然而，80年代后半期开始，由于惧怕产业空心化，日本对外贸易和投资结构的调整大大放慢了，日本不愿意再充当雁首是现时雁行模式作用不明显的主要原因。从80年代末期到整个90年代，日本对外贸易和投资的首要伙伴是北美，其次是欧洲地区，亚洲居后。一方面，由于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对高技术产品的出口有严格的限制且美国进行了监督，日本对东亚国家和地区出口产品结构甚至不及欧美国家；另一方面，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经济赶超的经验使日本深知技术对经济发展的重要意义，由于视中国为潜在竞争对手，日本有关部门将高新尖技术当作不传之秘，在审批投资项目时总是以技术水平领先20年为标准来拉开日本和中国之间的技术差距。在整个90年代，亚洲吸收的日本投资仅占该时期日本对外投资的19%。其中，日本对中国的直接投资于1995年以44.8亿美元到达顶点后开始下滑，1999年减少到只有7.5亿美元，对中国直接投资在其海外直接投资中所占份额从8.7%减少到1.1%。分产业来看，日本转移到亚洲地区的制造业占其全部制造业投资的31.9%，非制造业投资仅占全部非制造业投资的12%，比重低于除大洋洲之外所有地区。因此，亚洲是日本转移制造业的重要目的地之一，但是在非制造业，特别是服务业的转移中处于非常次要的地位。此外，在日本的制造业转移过程中，传统的劳动密集型和资源消耗型产业，如纺织、纤维、金属、家电等产业主要集中在亚洲地区；而资本密集型产业，如机械、电气设备、运输设备等则分散在北美和欧洲地区。其中，在对中国的投资中，90年代日本企业在制造业的集中程度比80年代更加严重：1987年以前，65%的子公司集中在制造业，90年代则上升到了85%，而且为了防止技术外溢，日方经理人员所占比例也是外商投资企业中最高的。很明显，日本向包括中国在内的东亚国家投资的类型主要属于成本节约型，这种投资的显著特点就是不具有技术优势，存在相当大的技术级差，日本在技术转让方面一直持谨慎和保守的态度，具有明显的防御性。

三、差距依然巨大：东亚国家尚未完成追赶任务

（一）东亚国家的出口产业结构与日本相比存在相当的差距

判断雁行模式未来发展的主要依据，应该是看东亚各国和地区之间产业结构的梯度与衔接情况，具体来说就是东亚各国和地区出口主导产业的变动趋势。因为出口主导产业的变动趋势反映了一国各类产业现时的比较优势和未来主导产业的发展方向。本文拟根据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的统计资料，选取日本、“四小龙”和“四小虎”从80年代初期到1997年危机以前的出口商品的构成，来说明东亚各国和地区产业结构的调整趋势。

在80年代初期，日本主要出口商品依次为：车辆、录音设备、普通机械、通讯设备及零部件、电力机械、船舶、测量控制工具、钢板、办公设备零部件等。到90年代中期，录音设备、普通机械、测量控制工具退出主要出口品行列，半导体元器件、汽车零部件、自动化数据处理设备、内燃机车引擎等成为主要出口品。因此，尽管日本90年代后的经济并不景气，但出口商品结构仍然有所改善。

稍加注意可知，“四小龙”在80年代初期的主要出口品有一定的共性，总的来看，非毛皮类服装和鞋类（新加坡例外）、纺织品、通讯设备及零部件、电力机械、普通机械、办公设备零部件、玩具及运动制品等占有较大的出口份额，与日本重叠的有4项。另外，韩国的鲜鱼、粗钢和钢板，台湾地区的塑料制品、家具和收音机，新加坡的石油制品、橡胶、煤及原油，香港地区的钟表和家用电器出口也占有重要地位。90年代中期，“四小龙”出口商品结构的共性加强，半导体元器件、服装和纺织品、自动化数据处理设备、办公设备零部件、家用电器、通讯设备及零部件占据了较大的出口份额，与日本重叠的有5项。另外，韩国的汽车、聚合类化工产品、钢板和鞋类，台湾地区的玩具及运动制品、塑料制品和自行车，香港地区的钟表和内衣，新加坡的石油制品、收音机和录音设备仍占据比较重要的地位。“四小龙”出口产品的变动说明他们与日本出口商品结构的相似性增强，但“四龙小”出口增长最快的产品正是1997年金融危机后受影响最大的产品。而作为工业社会标志的汽车工业，除了韩国的水平有所提高外，在其他三个地区并没有成为支柱产业和主要出口产品，日本在汽车零部件尤其是关键的引擎方面的比较优势不断增强。这不仅说明东亚国家原来在信息工业上取得的比较优势是低层次的，而且在制造业上仍然需要更大的发展，因为信息工业的发展是以高水平的制造业为基础的。所以，“四小龙”和日本在经济发展结构上仍然存在相当大的差距，日本因为惧怕产业空心化而延缓向“四小龙”转让技术限制了这些国家和地区产业结构的提升和出口产业结构的优化，也延缓了日本自己提升产业结构的时间，因为有限的资源不可能同时维护大而全的制造业和高技术产业。

与“四小龙”相比，部分东盟国家80年代初期出口商品构成中仍以初级产品和自然资源产品为主，如橡胶、木材及其制品、锡和其他有色金属、电力机械开关、鲜鱼及其制品等。另外，泰国的大米、蔬菜、糖和蜜、非毛皮类服装、玉米、珠宝，马来西亚的原油及其制品、非毛皮类服装、通讯设备及零部件，印度尼西亚的原油及其制品、煤气、咖啡的出口也非常重要。90年代中期，大部分东盟国家在半导体元器件、办公设备零部件、通讯设备及零部件、家用电器、纺织品和服装方面的出口猛增，但是，自然资源产品的出口依然很重要，如橡胶、石油及其制品、贝类、加工木材和胶合板，还有泰国的大米、鱼制品、鞋，马来西亚的固体植物油，印度尼西亚的煤气、有色金属矿产品等。总的来看，绝大多数东盟国家的出口商品结构与“四小龙”相比还存在着相当大的差距，产业发展的梯度仍然存在，继续从“四小龙”和日本获得生产设备和技术仍然非常重要。

所以，无论是“四小龙”还是东盟国家，其中的任何单个国家和地区不仅在经济总量上与日本存在着差距，而且在最关键的产业结构上也没有和日本处在同一层次上。

（二）中国与日本在经济和科技方面的差距依然巨大

至于被有些学者看好的能在未来缩小和日本差距的中国，在2020年之前还没有超过日本的实力。本来，包括日本在内的西方发达国家就在叫嚷无中生有的中国威胁论，在实力相差甚远的情况下，中国应该客观地评价自己的经济和科技发展水平，不能在日本官方的表态下丧失自己的立场。

首先，从经济总量来看，日本在未来最少20年内仍将是亚洲第一经济大国。

2000年日本实际GDP为4.9万亿美元，人均3.76万美元。同年中国的GDP接近1万亿美元，还不到日本的四分之一，人均GDP仅为不到850美元，约相当于日本的四十四分之一，排在世界第140位。如果在未来的时间，日本经济原地不动而中国保持年均7%的增长，则23年以后中国的经济总量才能追上日本，但是由于在2020年前后中国将达到人口高峰，人均GDP追上日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同时，现在日本的生产技术和设备、劳动力素质、企业跨国经营与生产要素全球整合等方面的能力，都是中国无法比拟的。中国经济增长虽快，但主要靠生产要素的投入即外延式的增长方式为主，是一个依靠吸引外国资本与技术的加工出口生产基地，现在正在大力发展的装备制造业非常缺乏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产品。因此，短期内中国在东亚地区经济发展中还不具备发挥主导作用的能力。

其次，从维系雁行模式的最重要的指标——科技实力来看，日本的优势依然明显。

日本虽然在计算机软件行业的竞争中败给了美国，但在信息产业的其他方面如计算机硬件、集成电路、半导体工业中仍然具有同美国竞争的实力。同时，日本在制造业的核心技术、机器人工业和某些生物技术方面的实力甚至要高于美国。包括韩国、中国在内的东亚国家短期内还无法在高科技领域同日本一较长短。更重要的是，日本科技发展的后劲即使和美国相比也并不逊色，在东亚地区更是首屈一指，见下表。

中、日、韩三国科技活动指标的比较：

指标单位中国（1998年）韩国（1998年）日本（1998年）

研究与开发经

费总值占GDP亿美元67811396

的比重%0.692.523.26

每一万人中的

研究人员数量人数3.919.949.8（1997年）

单位研究人员

的经费千美元13.787.6195.5（1997年）

批准专利数量千件3.524.6147.7

技术出口百万美元66871417924

技术进口百万美元1637525283720

科技论文总数千件46.221.5124.6

资料来源：国务院发展中心世界发展研究所编：《世界发展状况》(2001)，时事出版社2001,5。

中国虽然在一些重要的前沿科学技术方面居世界先进水平，但就总体而言，与日本相比仍有不少差距。教育科技投入的人均量仍很低，研究与开发支出位居世界第40位。教育经费占国民生产总值的2.3%，不仅低于日本的4.9%，甚至低于许多发展中国家。1999年以来，中国加快了建立世界装备制造业基地的步伐，但在实际上，中国发展装备制造业仍面临很多困难，其中最关键的就是多数制造业产品的核心芯片、核心制造技术仍由日本和其他发达投资国控制着。从产业分工上讲，日本和其他发达国家仍处于最高层次，那些高技术、高档次、高附加值并能带来丰厚利润的产品或工序，仍然出自日本和其他发达国家。

最后，中日两国对东亚国家的经济影响力也存在着巨大的差异。

判断一国对其他国家的经济影响力，主要应该看后者对前者的贸易、投资和货币依赖程度。在东亚国家中，日本在贸易、投资和货币方面的影响力显然比中国要大得多。

从对外贸易上看，“四小龙”和东盟国家对日本出口占各自国家和地区出口总额的比重平均为20%左右，而中国在“四小龙”和东盟国家的贸易伙伴排名中要远远落后于日本，主要是中国出口产品结构与“四小龙”和东盟国家具有较大的趋同性，而需要进口的商品又是上述国家和地区无法提供的。从对外投资上看，日本是一个资本净输出国，1990年对外投资总额为505亿美元，2000年为329亿美元，累计对外投资总额居世界前列，是东亚国家的重要投资国。中国目前还是一个资本净输入国，2001年，中国实际利用外资达到5684亿美元，外商直接投资为3935亿美元，自1993年起居发展中国家首位。但是，中国资本刚刚开始走向世界，规模有限，绝大多数年份的对外直接投资不到10亿美元，累计对外投资量仅相当于引资量的5%，对外投资企业的境外营业额年均不到100亿美元，在有限的对外投资中，投入东亚国家的资本所占的比例很低。日元是可自由兑换货币，也是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中的主要计价和结算货币之一，人民币可自由兑换还需要一段时间，影响力有限。因此，中国对东亚国家的经济影响力与日本相比存在相当大的差距。

四、柳暗花明：雁行模式不会终结

20世纪90年代初日本基本完成追赶任务以后，由于没有及时进行制度改革和经济结构调整而陷入长期经济萧条，但不能就此认为日本已无力再充当东亚的领头雁。从实力分析，日本在累计投资、专利申请和批准数量、科技文献、企业家精神、献身精神以及大学生占总人口的比重来看，日本仍具有而且能够保持竞争力。日本仍是亚洲第一经济、科技和投资大国，仍有能力在未来的至少20年内充当雁首，关键是看日本愿不愿意和怎么做。因此，东亚雁行模式的未来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日本的经济结构改革和对外贸易结构调整。一旦日本经济从低迷中走出来，经济结构调整的效应显现出来的时候，雁行模式又会重新发挥作用，成熟产业向东亚邻国转移势在必行。但是，作为东亚后起的国家，尤其是作为正处于工业化初期的中国，应该从日本这次的经济萧条中吸取经验和教训，在经济不断发展的同时渐进地进行体制改革，在发展新兴产业时要有前瞻性，在引进技术的同时培养技术上独立自主的能力，不能消极被动地依靠雁行模式的传递效应，经济和技术发展的源泉自主化、多元化应该是努力的方向。

【参考文献】

[1]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世界发展研究所编.世界发展状况(2001)[M].北京：时事出版社，2001.

[2]魏燕慎.“雁行模式”式

微多元分工格局初现[J].当代亚太，2002(6,7).

[3]袁锋.当前形势下的中日关系[J].复印报刊资料外贸经济、国际贸易，2002(8).

贸易调整论文范文篇2

一、分析的前提和框架

本文对我国加工贸易政策的分析是基于以下前提和框架展开的。

1.《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纲要》（下文简称《十五纲要》）。加工贸易作为整个国民经济的组成部分，其发展方向以及实现的目标应服从于并有助于我国整体经济发展战略。我国政府已制定《十五纲要》，这是今后五年内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指导性纲领，因此，加工贸易的发展及政策调整也应以此为指南。本文将以《十五纲要》所提出的经济发展的总体目标为指导，对现行加工贸易政策进行剖析，提出我国加工贸易发展及政策调整的原则，在此基础上，对加工贸易政策调整作出建议。

2.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我国已经加入WTO，这将极大地改变我国经济建设和发展的外部环境，其中，既有有利的改变，也有不利的改变。为最大限度地趋利避害，我们在制订一切政策时要充分考虑到“入世”的影响。我们将主要就“入世”对加工贸易的中间品替代，对加工贸易的出口以及贸易磨擦公平解决等方面来讨论我国加工贸易的发展及政策调整。

3.加工贸易的“进口——加工——出口”分析框架。在现实中，加工贸易就是对“两头在外，中间在内”这样一种特殊的贸易方式的界定。我们对加工贸易的理解和研究着眼于两个方面：一是“加工”，二是“贸易方式”。“加工”属于“中间在内”环节。它是东道国投入具有比较优势的生产要素对进口投入要素进行加工生产的过程，它表现为国际分工。作为一种“贸易方式”，加工贸易的实质是“两头在外”。无论是“来料加工”，还是“进料加工”，主要原材料、零部件等由外商提供或从国际市场购入，加工制成品应全部出口。许多国家的政府为了利用“加工贸易”这一贸易方式，往往实行相关的政策措施，对原材料等中间品的进口以及加工成品的出口进行必要的管理，所实行的政策措施更多的是鼓励性的，特别是确保加工成品的出口。之所以如此，在于加工贸易对本国的经济、外贸发展有着其他贸易方式不可替代的作用。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对加工贸易的研究与对其相关的政策探讨总是无法剥离的。因此，加工贸易是由“进口——加工——出口”三个环节构成的一个有机的整体，缺少其中任何一个环节都不能成其为加工贸易。本文将按照这一框架，分别对相关政策进行分析。不可避免的是，这三个部分的政策划分不可能是十分精确的，一项政策会影响三个环节。但就我们研究政策的目的而言，这种不精确并不十分紧要，因而我们在文中并未严格拘泥于这种划分。而分三个环节分别进行论述的好处在于，有利于我们基于加工贸易的内在运行机理和各个环节的突出问题来讨论相关政策，从而使政策剖析和建议更具有针对性。

二、我国加工贸易发展及政策调整的目标和原则

我们认为，我国加工贸易今后一段时期内的发展及政策调整的目标和原则的确立，应紧紧围绕《十五纲要》制定的总体战略目标来进行。根据加工贸易本身的特性及作用，《十五纲要》中所涉及的就业、产业结构调整和扩大出口等问题值得我们在考虑加工贸易政策时重点注意：

1.关于就业。大力发展和鼓励以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主的加工贸易，在我国仍然有重要的战略意义。目前，我国加工贸易从事的大多仍是劳动密集型的产品加工，应该说这符合我国劳动力资源丰富所决定的比较优势，对于缓解就业压力，创造就业机会发挥着巨大的作用。因此，要实现《十五纲要》提出的有关就业的目标，有必要大力发展加工贸易。因为，首先，就业问题的解决离不开出口贸易的扩大；其次，以我国目前的工业发展水平而言，尚不具备资本、技术、管理等方面的比较优势，换言之，要扩大出口，我们所能依赖的，就是充分发挥劳动力比较优势的劳动密集型产业或劳动密集程度较高的生产环节的加工贸易。

当然，这并不是说我们要永远停留在为跨国公司当加工装配车间的阶段，相反，在发展加工贸易的过程中，我们要注意学习先进技术，管理经验，建立营销渠道，积累资本，努力将出口产业升级至更高的技术层次。但是，在完成这个过程之前，作为一种过渡，采取加工贸易的方式来缓解就业压力，积累资金、技术包括经验都是完全必要而且必须的。

2.关于结构调整。目前我国的加工贸易对产业结构升级的作用不够明显，主要表现在加工程度低，加工链条短，原材料国产化率低，波及效应不强等等。这是否意味着发展加工贸易与我们优化工业结构，增强国际竞争力的目标互不相容呢？我们认为，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应该是否定的。一方面，我们大力发展加工贸易为解决就业问题所必需；另一方面，加工贸易这种贸易方式本身固有的两头在外造成的产业关联程度低，波及效应弱的弱点也不容讳避。这要求我们在政策制订中努力兴利抑弊，充分发挥其积极的作用，同时对其消极的一面要加以纠正克服。

我国是一个发展中大国，具有与小国不同的特点。那些适合于韩国、新加坡等新兴工业化国家的发展经验并不能完全地照搬到我国来，而是要有选择地加以学习吸收。在产业结构的优化这个问题上要坚持同样的原则。大国的产业结构调整与产业升级往往毋需像小国那样完全依赖外部的力量，因为一是国内的市场足够大，可以让新兴产业达到足以获得规模经济的规模；二是因大国进行产业升级所需的技术、资本等如果全部依赖外部引进，即使供给能力不成问题，代价恐怕亦难以承受。因而，我国的产业结构升级，主要还是要依赖自身的技术研发，创新人才的培养，创新机制的建立以及管理水平的提高。把我国产业结构调整，工业结构优化的希望完全寄托于外部，仅仅依靠引进技术或资金来完成，是不现实的。

这并不等于说个别处于特殊地理位置和具有特殊发展基础的地区无法通过发展外向型经济来促进产业结构升级。相反，深圳市以加工贸易的方式吸引了大批国际知名跨国公司前往设厂，显著地加速了深圳市高新技术产业的建立和现有产业技术升级。在国际分工进一步深化和生产全球化程度不断提高的今天，加工贸易无疑是发展中国家了解学习国外先进技术和管理方式，尽快建立起自己的高新技术产业的一条重要途径。

3.关于扩大出口。出口是推动一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从加工贸易在我国对外贸易中所占有的举足轻重的地位来看，在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这种贸易方式仍是我国对外贸易增长的主要推动力量。当然，在促进加工贸易增长的同时，也要注重其质量的提高。加工贸易中存在着的出口商品结构和市场结构不合理，高科技产业加工贸易比重低，以及加工贸易增值率较低，管理中存在漏洞等问题都必须加以重视、解决。我们进行加工贸易政策设计和调整的目标，正如《十五纲要》第十七章第二节指出：“加强加工贸易管理，提高加工贸易增值率，扩大加工贸易出口。”

根据以上分析，我们认为，新的时期，加工贸易政策制订所应遵循的原则和实现的目标是，在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继续发展加工贸易，发挥其利用我国的比较优势，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而且，利用“入世”为我国加工贸易的大发展创造的良好外部环境努力扩大出口；同时，对加工贸易要用政策措施加以引导，注意增强其对产业结构升级的作用，努力提高加工过程的技术含量和附加值，扬长避短，以利于我国实现产业结构升级，培养新的比较优势，增强国际竞争力，使加工贸易发挥促进外贸增长和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

三、对现行加工贸易进口环节的政策的评价

1.加工贸易中的利用外资政策。引进外资是我国对外开放的一项重要内容。《十五纲要》指出，十五期间，要积极合理有效地利用外资，把吸收外商直接投资作为利用外资的重点，完善利用外资政策，鼓励外商特别是跨国公司参与国有企业的改组改造，投资高新技术产业和出口型产业，促进我国产业结构调整和技术水平的提高。

我国目前利用外资的主要方式是利用外资从事劳动密集型加工贸易。当然，我们不能否定这种方式在改革开放之初，我国加工贸易还未得到充分发展时期，对于我国对外贸易额的增长和我国产品早日进入国际市场所具有的意义；但是，必须认识到，发展中国家利用外资的重要目的之一——引进先进技术和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却未能得到很好的实现。由于我国利用外资多采取加工贸易的方式，因而外资并未带来多少先进技术；而且，由于外资集中在劳动密集型加工行业，导致了一定程度的恶性竞争和产品的过剩。从国内看，由于外商投资的劳动密集型加工工业的过分膨胀，引起产业结构不合理更加严重，激化了本来就存在的能源和原材料的供求矛盾。

在加工贸易发展过程中出现上述不尽如人意的情况，有违我们利用外资的初衷，在政策方面也有值得检讨之处。有些地区在发展加工贸易的过程中，片面追求外贸数量的增长，而不注重其质量的提高，对于外资的流向，既不加限制，又不予以引导。致使外资大量进入劳动密集型简单加工行业，而未能发挥其对我国技术进步、产业升级的应有作用。

我国现行的加工贸易政策给予产品出口型外资企业相当多的特殊优惠，其目的是促进我国对外出口规模的扩大，缓解当时我国外汇短缺带来的压力，充分发挥对外贸易带动经济增长的作用。但是，客观上也鼓励了外商将资金投入到“大进大出”型的加工贸易行业，利用我国的廉价劳动力，进行技术含量较低的加工工业品的生产。这在当前，已经不利于我国进一步提升产业结构，增强出口竞争力的需要。

1995年6月，国家计委，外经贸部联合了《指导外商投资方向暂行规定》和《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两个文件，目的就在于正确引导外资产业投向，尽快改变目前外商投资集中于“短平快”项目的局面。但是两个文件下达后并未产生预期的效果，主要原因是没有配套的政策手段及缺乏规范的地方政府行为。

目前的加工贸易政策中，对于外资投向增值较高的生产环节和产业的鼓励尚嫌不足。大量的外资从事附加值较低的最终装配环节的简单加工贸易，长此以往，对我国上游原材料和中间投入品产业的成长不利。

总的看来，现行的利用外资政策促进了我国外向型经济的发展，积极作用不容置疑；但同时，由于情况的变化，现有政策对于外资促进我国产业结构升级和技术进步的鼓励措施不足，将从事简单加工贸易的外商投资企业和从事高附加值、高科技产品生产的外商投资企业不加区别地给予优惠，并不能很好体现国家的产业政策精神，也不利于我国的加工贸易向提高增值率和技术含量的方向发展。

2.加工贸易进口环节有关提高中间品本地化率的政策。现有加工贸易中间品本地化率不高是一个公认的事实，这种状况既是我国原有产业结构不合理，技术水平落后从而中间投入品行业产品竞争力的劣势所决定了的，又与加工贸易本身“两头在外”的特点有关。但这并不意味着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不能在发展加工贸易过程中逐步提高投入品的本地化率，从而促进国内原材料行业的发展。不少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经验表明，通过适当的政策引导，加工贸易投入品的本地化率会得以逐步提高，从而会更加充分地发挥加工贸易的波及效应。

我们不能硬性地规定加工贸易出口品使用的国产材料比重，因为目前我国的确还无法生产某些投入品或其产品的质量达不到加工企业的要求。况且，那样做也违背了WTO的国民待遇原则。政策所能做到而且应该做到的，就是为国产投入品和进口投入品提供一个公平竞争的环境，使已具竞争能力的国产投入品不致因为政策的歧视而失去竞争优势。我国的加工贸易政策中的确存在这种不合理的对进口投入品的“超国民待遇”现象：加工贸易企业进口投入品可以免缴关税、工商统一税（增值税和消费税）；而如果从国内购买中间投入品则只能享受部分退税（征17%，退19%）的待遇。在这种情况下，许多原本会使用国产料件的企业也转而进口加工所需的投入品。我国加工贸易波及效应差，与此不无关系。

令人欣慰的是，我国加工贸易发展成就最为显著的深圳市了《深圳市关于鼓励来料加工业务使用国产料件的通知》，鼓励外商委托加工单位向境内企业购买料、件（除国家禁止或限制出口的原材料外）进行加工装配，成品全部交还外商出口；允许以国内购料方式委托我方加工装配的外商，根据需要委托加工单位向市经济发展局提交国内购料申请表，申请国内购料。但就全国范围来看，其它地区尚无类似规定。我们认为，此类鼓励政策，与相应的产业指导政策相结合，有利于我国中间投入品行业的成长，促进加工贸易波及效应的发挥，最终将优化我国的工业结构，提高我国工业的国际竞争力。

另有学者认为，鼓励加工贸易企业使用国产料件不必要采取给国产料件足额退税的手段，而可以通过对进口料件征以相当于国产料件的税赋来实现。这种论点无异于取消对加工贸易的优惠政策，使之与一般贸易处于同等的地位。我们认为这样做可能造成加工贸易的衰退，从而影响我国扩大出口和增加就业目标的实现。由于对加工贸易实行免税的优惠政策为国际上通行的做法，因而我国取消对加工贸易的优惠，必将使大量加工贸易转移到与我国处于相似发展阶段的发展中国家，其结果可能是进一步影响我国对外贸易国际地位和对外开放形象，得不偿失。

综上所述，我国目前加工贸易政策中，对中间投入品国产化的鼓励不足；加工贸易虽然规模上不断扩大，但对于产业结构升级的促进作用却很有限。这种状况，不利于实现我国提升产业竞争力的目标，因而，要予以适当的调整。

3.现行加工贸易的监管政策。我国现行加工贸易监管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就是由于采取了不合国情的开放式监管模式造成严重的走私。这已被证明是我国加工贸易政策中的一个失误。由于我国加工贸易已经形成了分布区域广，涉及行业面宽的格局，此时再试图将其纳入封闭式监管模式由于成本太高而根本不现实。

尽管如此，我国的加工贸易监管部门还是试图在增量部分作出补救。2000年4月27日《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行设立出口加工区试点）的复函》批准在大连、天津、北京、烟台、深圳、广州等地设立出口加工区。同年5月24日，海关总署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对出口加工区监管暂行办法》作为出口加工区监管的法律依据。出口加工区的设立实际上对区内加工贸易企业引入了封闭式的监管模式。《复函》中指出：“要按照优化存量、控制增量、规范管理，提高水平的方针，先把新增加的加工贸易企业引入出口加工区，逐步实现对加工贸易企业的集中规范管理。”以我国现有加工贸易的庞大规模，不可能一夜之间都由开放式监管转变为封闭式监管，因此，在建立出口加工区容纳新增加工贸易企业和一部分具备条件的现有加工贸易企业的同时，也要加大管理力度，严格审批手续，坚决打击利用加工贸易进行走私的犯罪活动。在这方面，我国海关已经做了大量的工作。如1989年《海关总署关于对来料加工进口料件收取保证金问题的规定》中明确指出：“对少数资信不好，管理混乱，或有走私违法前科的企业所经营的来料加工进口的料件，已批准的拆解旧汽车和废旧家用电器来料加工合同进口的料件，以及需加强管理的特定的进口料件，先收取相当于进口税款的保证金，加工成品出口经海关核销后，退还保证金。”我们相信，通过对存量加强监管力度和将增量纳入封闭式监管的方法，将会较好地解决我国加工贸易中存在的走私严重的问题，促进我国加工贸易健康发展。

四、对现行加工贸易加工环节政策的评价

目前我国加工贸易加工环节的主要问题是增值率较低，造成这种状况的直接原因有二：加工技术水平较低；加工链条短。其实这两个问题是有联系的，较低的技术水平决定了加工环节只能进行那些简单加工装配操作；只有在进一步提高技术水平后，才有可能延长加工链条，获得较高的附加价值。但是从政策角度来考虑，这两个问题要加以区分。

1.技术水平问题。加工贸易加工环节技术水平低，极少采用先进技术的状况，与发展中国家的比较优势以及加工贸易本身的特点是符合的。发展中国家（如我国）最大的比较优势就是有大量廉价的非熟练劳动力，这一点吸引跨国公司将生产环节中需要大量使用非熟练劳动力的加工装配环节转移到我国来，进行加工贸易。可见，加工贸易实际上是国际分工的一种方式，在分工中发展中国家由于自身条件的约束，被局限在生产技术水平较低的加工装配阶段；而发达国家则利用其资本和技术的优势，占据了生产的研发及技术含量高的生产环节。

了解了这一点，有助于我们更加清醒地认识我国鼓励加工贸易发展的目的。这个目的不是利用加工贸易来使我国生产技术得到实质性的进步，而是利用外国资本，增加就业，以及扩大对外经济交流，取得外汇收入等。如果我们不切实际地期望通过加工贸易的发展，就可解决我国技术水平落后于发达国家的问题，结果必然会让我们大失所望。但这是否意味着加工贸易的加工技术水平就不需要提高，或者发展中国家政策在这个问题上就无能为力了呢？都不是。技术进步固然不是发展加工贸易的主要目的，但它是利用外资的主要目的之一。现在我国利用外资的主要方式是加工贸易，这种局面对于提升我国的生产技术水平无疑是不利的。从历史经验来看，一国劳动力成本的优势仅可以保持有限的一段时间，如果在这段时间里该国生产技术水平还没有实质性的提高，还未在其他生产环节上形成新的比较优势，则该国的加工贸易将会成为无根工业而萎缩。同时，国际竞争力出口也将受到影响。因此加工贸易解决就业的作用固然重要，但技术水平的不断提高亦不容忽视。尤其是外资大量流向加工贸易对于技术水平的提高的不利影响必须予以重视。

很明显，政策应在引导外资流向上有所作为，而且也能够有所作为。发展中国家一般都对于流入的国外资本投入进行政策引导。如日本在20世纪50～60年代实行的引资政策，重在引进国外先进技术，这体现于《外汇及外资法》和《外资法》的规定及其运用中。凡根据1950年日本政府的《外资法》规定所鉴定的外资项目，其外国技术的输入，合同期限超过1年以上，费用以外汇支付的叫做甲种技术输入，这种输入方式需要经过外资审议会、大藏省等部门批准；另一种叫做乙种技术输入，即根据《外汇及外资法》鉴定的合同，期限在1年以下，费用以外汇支付，如果期限超过1年，费用以日元支付而无权兑换外汇，这种输入方式只需经过日本银行的批准。

我国也规定了引导外资流向的政策，如1985年6月颁布的《指导外商投资方向整体规定》，将“高新技术、先进技术、能够改进产品性能、节约能源和原材料，提高企业技术经济效益或者生产适应市场需求而国内生产能力不足的新设备、新材料”的项目列入鼓励类外商投资项目，而将“属于国家安全或者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项目列为禁止类外商投资项目等。应该说，现有利用投资政策的总体思路是利用外资提高我国的产业竞争力和技术水平，这是正确的。问题是，在鼓励加工贸易发展的政策吸引下，大部分外商投资投向没什么技术可言的低级加工工业中去，这在一定限度内可以缓解我国就业压力，扩大我国出口创汇，但超出一定限度就有违我国利用外资的初衷，成为一种不良倾向。我国现行加工贸易政策，并未对外商投资企业进行加工贸易的技术水平进行甄别，因而即使是对提高我国生产技术水平无益的简单加工，也能获得给予加工贸易企业的一切优惠。这种政策可能扩大了我国利用外资的数量，但对提高利用外资的质量而言，则是需要改进的。

2.“转厂”问题。现行的加工贸易政策对“转厂”施加了种种限制，这对于延长加工贸易品在我国的增值链，提高增值率是不利的。比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关于加工贸易保税货物跨国深加工结转的管理办法》第四条规定：“海关对保税货物深加工结转采用计划审批制度，转出企业在申领《加工贸易登记手册》后，即可凭《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加工贸易保税货物深加工结转申请表》向海关申报结转计划。经转入地海关同意后，可分批办理结转送货手续。”对于按转关运输办理货物结转的情况，转出和转入企业必须向所属海关提出申请。企业在办理结转时常常受到限制，且所需时间长，有时难以如期结转。转出、转入地海关对商品名称、数量和价格等存有异议时，手续更难以办理。转关查询实需耗时1至2个星期，严重影响了周转速度和贸易效率。一些外资企业对转关产品不得不采取先出口香港特别行政区复进口的做法，徒增经营成本。因此，我国在制订有关加工贸易结转深加工的政策时，尚须考虑企业实际情况，精简手续，促进加工贸易国内增值链的延长，以提高增值率。

五、加工贸易出口环节的政策评价

目前我国加工贸易出口方面存在的问题主要有出口贫困化增长及由于原产地规则而引起的贸易摩擦。出口环节是加工贸易最后一个环节，直接决定着加工贸易所带来的收入能否实现以及效益的好坏。因此，认真对待出口方面的政策是非常必要的。

发展中国家利用自身劳动力，资源优势发展对外贸易，存在着出口贫困化增长的可能，但是，这种贫困化增长并不一定发生。如果能够不断改善其出口商品结构，逐渐由初级制成品向含有更高技术含量的产品结构转化，就能在很大程度上避免出口贫困化增长的噩运。

自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出口商品结构就是这样不断由低级向高级地改变着。虽然在出口的很多高科技产品中，我国并未掌握核心技术，所进行的也只是简单加工，但是从贸易条件的角度来看，这种转变是可喜的。有关研究表明，我国改革开放以来贸易条件并未如普雷维什等发展经济学家所预言的那样趋于恶化，其中很大原因就在于我国出口商品结构所发生的显著变化。然而，要积累我国经济发展所需要的充足的外汇，我国可能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仍必须依赖传统初级产品、尤其是劳动密集型轻纺工业品的出口。有时，这与我们努力改善贸易条件的目标是有矛盾的，但是若我们能够及时地利用积累的外汇来改进生产技术，提高生产效率，则我们就有可能实现外贸与经济发展的良性互动。

至于加工贸易出口的环节中的另一个问题即原产地规则问题。我们认为，目前原产地规则方面所存在弊端并不是仅凭我国之力就可以得到克服，而是有赖于参与国际贸易的各方进行多边磋商，最终达成合理公正的原产地认定协议。

六、关于我国加工贸易政策调整的建议

基于以上分析，提出笔者对我国加工贸易政策的建议。

1.应继续奉行对加工贸易实行鼓励的政策。加工贸易对于扩大出口、增加就业的好处显而易见。“十五”期间，我国经济发展将经历重要的转型阶段，此时，保持出口快速增长和就业机会的增加是顺利实现转型的必要条件。通过鼓励加工贸易的发展，我国将获得更多的外汇收入，这有利于我国引进国外先进技术，改造传统产业，增强国际竞争力。而且，加工贸易本身，也为中国产品打入外国市场准备了良好的条件，更有利于提高中国产品的国际知名度，培训我国的非熟练劳动力为熟悉现代工业生产的熟练劳动力。当今世界，经济全球化，生产全球化趋势日益明显。融入国际分工中，成为跨国公司国际生产链条中的一个环节，学习别国的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成为发展中国家利用后发优势发展本国经济的有效途径。加工贸易正是生产全球化的重要体现，并为技术落后的发展中国家参与国际分工提供了重要的机遇。

“入世”以后，我国将更加开放，逐步削减关税和非关税的贸易壁垒，开放本国市场，目的就在于充分利用“两种资源，两个市场”，发展外向型经济，带动整个国民经济的增长。长期来看，对加工贸易实行鼓励政策与我国“入世”后的外资政策调整方向是一致的，因而更无必要加以否定。当然，对加工贸易进行鼓励并不是说任其自由发展，不加限制。由于我们在前文中提到的原因，现行加工贸易政策中尚存在诸多问题，需加以解决。

2.增强加工贸易的波及效应。若要使加工贸易在优化我国产业结构，增强我国产业的国际竞争力方面有所贡献，就必须增强其产业关联效应，即波及效应。

目前，这种效应未得到充分发挥，其原因既有非政策方面的，又有政策方面的，而后一个原因，是政策制定者必须着重考虑的。如何引导加工贸易向着更深层次，与国内产业发生更加紧密的联系的方向发展，的确是一个对于发展中国家有着重大意义的课题。根据前文的分析，我们可大致地将这种引导分成两个方面。第一，如何使加工贸易的本地化率得到逐步提高，以发挥加工贸易对东道国中间投入品行业的联锁效应；第二，如何延长加工贸易在东道国的加工链条，以提高加工贸易的增值率，并且发挥加工贸易对东道国相关深加工环节的联锁效应。

对于前一个问题，我们建议如下：(1)提高国产料件的质量和技术含量，力争达到国际同类产品的标准。这应该是一条解决发展中国家中间投入品产业薄弱的根本途径。具体的措施则可以采取引进技术改造现有生产方式；加大对人力资本的投资以培养适应现代化生产需要的工人；对国产料件企业以税收、用地等方面的优惠；增加对国产料件企业的R&D投入；对于投资中间品生产且具有先进技术的外资方给以政策优惠等等。(2)为国产料件提供与进口料件相竞争的公平合理的外部环境。目前，加工贸易企业实际上被鼓励从国外进口中间投入品，即使是国内已具备生产能力的中间投入品往往也由国际市场进口，有时甚至是我国出口的产品经海外市场后再复进口。此种现象发生的原因之一就是国内的料件生产企业由于国家税收政策不当而遭受到不公平的对待。对待进口料件的“超国民待遇”状况不加以改变，将会继续对我国加工贸易生产料件的本地化率提高发生不利影响。政府需在加强国内原材料生产企业与加工贸易企业之间的沟通方面更多地发挥作用。比如建立加工贸易需求料件信息库，给予本国料件生产企业以信贷支持，为本国料件生产企业在海外设立宣传展览等。

至于加强延长加工贸易的加工链，以提高增值率，增强其波及效应则主要体现于转关深加工政策之中。现有的加工贸易转关深加工办法执行过程中存在手续繁冗，耗时较多的弊病，令一些加工贸易企业对“转厂”望而却步。鉴此应对加工贸易品“转厂”的政策予以适度的简化。从企业的实际情况出发，将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结合，以促进加工贸易“转厂”率的提高，从而增加加工深度和延长在我国的增值环节，以改变我国加工贸易效益低下的现状。

3.以积极的政策促进加工贸易升级。促进加工贸易升级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使加工贸易产品的结构升级，逐步由劳动密集型的轻纺工业产品转向科技含量较高的高新技术产品的加工；二是使加工贸易加工环节采用生产技术逐步升级，惟如此才能不断提升加工贸易的技术水平，增加收入，并促进我国整体工业结构优化和国际竞争力的增强。

目前，我国给予低层次加工贸易和高新技术产品加工贸易及采用较先进生产技术的加工贸易几乎是同等的政策，这导致了外资大部分投向简单加工贸易，有违我国利用外资的初衷。因此我们建议对加工贸易，尤其是外资从事的加工贸易予以产业政策的引导，在鼓励外资从事上述较高层次的加工贸易以外，取消对从事简单加工贸易的外资企业的部分优惠，以此来刺激外资从技术层次较低的加工贸易领域撤出并投入到较高层次的加工贸易中去，从而发挥外资在技术、管理等方面对我国经济发展促进作用。这也许会引发人们对加工贸易能否继续如从前那样快速增长的担心。确实，实行上述政策可能使一部分外资因无力从事较高层次的加工贸易而退出我国，甚至会因此导致加工贸易创造就业机会的作用减弱。但也必须看到，就业和优化产业结构是鱼和熊掌的关系。在两者的取舍上，并不能厚此而薄彼。关键是政策上要把握适当的“度”，即使牺牲一部分加工贸易创造的就业机会，若能换来我国加工贸易的良性发展也是值得的。相反，若一味强调就业目标而忽视加工贸易的升级，这样的加工贸易势必会失去后劲，其创造的就业机会也不能长期保持。

4.对加工贸易的管理模式进行调整。我国目前对加工贸易的开放式监管模式不利于对加工贸易企业进行监督，加工贸易企业法律意识淡漠，因而现实中出现走私严重、管理成本高昂等问题。这些问题已经引起我国海关的重视。措施之一就是在大连等地设立出口加工区，对区内企业实施封闭式的监管。

对于区内的加工贸易企业，海关将改革加工贸易传统的监管模式，简化现行手续。实现加工区货物在主管海关“一次报关，一次审单，一次查验”的通关要求。具体做法有：(1)海关对加工区采取全封闭、卡口式24小时监管制度。卡口分别设立货物和人员进出通道。(2)海关对加工区企业采用计算机管理模式。海关与区内企业实行计算机联网，进行电子数据的传输和办理通关手续；加工区海关与口岸海关实行计算机联网。(3)对区内企业开展加工贸易业务不实行加工贸易银行保证金台帐制度，取消《登记手册》，海关改用电子帐簿管理，实行半年一次的总量扣减核销制度。(4)对区内与境外之间进、出的货物，实行“备案制”管理，货物进（出）口时，由企业填写《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进口（出口）货物报关单》作货物进（出）口申报。(5)加工区与口岸、加工区与加工区之间进（出）口的货物、物品，采取直通式或转关运输的监管模式，一律在加工区主管海关报关并在卡口查验放行。可以预料，随着出口加工区模式的实行，加工贸易企业的管理将逐步规范化，从企业角度来说，减少了手续、提高了效率。从海关方面来说，这种方式更有利于实施有效监督，减少利用加工贸易进行走私的作为。这种方式是我国加工贸易监管模式的发展方向。

但是在实施这些新措施时，必须注意出口加工区制度也有其局限性。

首先，我国加工贸易规模庞大，出口加工区难以容纳。由于我国特殊国情和对外开放模式，加工贸易在我国外贸进出口中所占比重和总体规模远高于一般国家，从事加工贸易的企业点多而广，只靠面积、功能都有限的出口加工区是难以负载的。第二，集中封闭管理，即使能遏制加工贸易走私也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走私问题。应该看到，走私的根源是过高的关税壁垒和众多的验关壁垒造成的进口商品国内市场价格的严重扭曲，这种价格量差形成了走私的暴利来源，是走私可以存在并且屡禁不绝的根本原因。利用加工贸易走私只是走私的一种适宜的管道而已，堵死了这管道，还会有新的管道出来，所以解决走私从根本上就是降低关税壁垒和减少验关壁垒。所以，只有配合加入WTO后国内市场的扩大开放和管理体制与管理方式的市场化改革，使我国经济逐步与世界接轨，国内外价格渐趋一致，才能够既最大限度遏制走私，又为加工贸易发展提供良好环境。

七、基本结论

1.今后我国加工贸易发展战略及政策调整的目标和原则应是：继续鼓励加工贸易的发展，注意增强其对产业结构升级的作用，努力提高加工过程的技术含量和附加值；扬长避短，使加工贸易发挥促进外贸增长和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

2.通过引进先进技术改造我国中间品产业的现有生产方式，加大人力资本投入，增加对国产料件企业的R&D投入，给予投资中间品生产的外资企业以政策优惠等措施来提高国产料件的质量和技术含量，力争达到国际同类产品的标准。并且，为国产料件提供与进口料件相竞争的公平合理的外部环境。

3.政府应对加工贸易品“转厂”的政策予以适度的简化，从企业的实际情况出发，将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结合，以促进加工贸易“转厂”率的提高，从而增加加工深度和延长在我国的增值环节，以改变我国加工贸易效益低下的现状。

4.对加工贸易，尤其是外资经营的加工贸易予以产业政策的引导，在鼓励外资从事较高层次的加工贸易以外，取消对从事简单加工贸易的外资企业的部分优惠，以此来刺激外资从技术层次较低的加工贸易领域撤出并投入到较高层次的加工贸易中去，从而发挥外资在技术、管理等方面对我国经济发展促进作用。

5.对加工贸易实行出口加工区管理是我国加工贸易监管模式的发展方向。但由于我国加工贸易规模庞大，不可能对现有的所有加工贸易企业都实行这种监管，只能将加工贸易增量部分移至设定的加工出口区内进行封闭式监管。对区内的加工贸易企业，海关改革传统的监管模式，简化现行手续，实现加工区货物在主管海关“一次报关，一次审单，一次查验”的通关要求。

收稿日期：2002-06-12

【参考文献】

[1]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纲要[N].人民日报，2001-03-18.

[2]郝原明.外商投资加工贸易法规实务概览[M].北京：中国海关出版社，2001.

[3]戚自科.论外商直接投资的加工贸易倾向[J].现代财经，1999.

[4]郝原明.外商投资加工贸易法规实务概览[M].北京：中国海关出版社，2000.

贸易调整论文范文篇3

一、推行自主外交下的日本对华政策

进入20世纪70年代，日本经过战后经济的高速发展，已经成为世界经济大国，经济实力大增，随着经济实力的增长，日本外交开始推行以日美关系为基轴的自主外交。事实上，在20世纪5、60年代的日本外交就典型地摇摆于“对美一边倒”与推行自主外交之间，对美牟取利益时，就“对美一边倒”；对华牟取利益时，就搞自主外交。到了60年代末70年代初，美国开始调整对华政策，特别是“尼克松冲击”，促使日本必须调整对华外交政策，推行自主外交。1972年7月7日，田中角荣组阁的当天，在首次的内阁会议上，提出“在外交方面，要加紧实现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邦交正常化，要在动荡的世界形势中强有力地推进和平外交”，“中国的问题是最大的外交问题”。中日邦交正常化后，日本对华采取的经贸政策主要是以本国的国家利益为前提，推动中日经贸关系向前发展。在这一政策的指导下，1974年—1975年缔结了贸易、航空和渔业协定。1978年—1979年又缔结《和平友好条约》《中日长期贸易协定》等文件，并开始商定由日方提供第一次日元贷款。

在这一时期，虽然日本极力推行自主外交，但在很大程度上仍然受到美国对华政策的影响。20世纪70年代末期，美国出于联华抑苏的目的，在中日关系上，采取了支持中国的政策，使日本在对华经贸政策上不得不采取积极的态度，特别是在日本对华贷款方面表现更为明显。1979年10月17日—18日，日美在华盛顿协商对华援助计划时，日美出现意见不一，美方要求明文规定，日本对华提供日元贷款“没有附加条件”。对此日本的通产省表示反对，最后在美国的压力下，日本不得不同意“原则上没有附加条件”[1]。

也正是在日本采取积极的对华政策和美国的支持下，中日贸易关系得到了快速的发展。1980年中日贸易额达到89.1亿美元，与建交时1972年的10.4亿美元相比增长近9倍（表—1）。这一时期也是中日贸易发展最顺利的时期，增长幅度大都在两位数以上。

表—1：70年代中日贸易进出口

（金额单位：亿美元）

进出口占中国对外贸中国对日中国从日增长率

年份总额增长率易总额的比重本出口额增长率本进口额

197210.416.54.16.3

197319.587.517.88.4104.911.176.2

197431.360.521.511.435.719.878.4

197538.021.425.814.022.823.920.7

197630.4-20.022.612.2-12.918.2-23.8

197734.714.123.413.611.521.115.9

197848.238.923.317.226.531.147.4

197967.139.222.927.660.539.426.7

198092.037.124.340.346.051.731.2

资料来源：外经贸部统计资料

二、20世纪80年代日本对华经贸政策

进入80年代以后，日本开始推行从“经济大国”到“政治大国”的外交战略，对华经贸政策虽然继承了70年代的对华政策，但政治色彩加大，有经济政治化的倾向。

1979年12月，苏联出兵阿富汗，美苏冷战进一步升格，这促使中、日、美联合抗苏的战略格局正式形成。应该看到，中日美联合抗苏并无稳定的政治基础。就美国而言，只要条件具备它仍愿奉行在中苏之间搞平衡战略，从中渔利，日本也不希望过度刺激苏联。1982年以后，中国开始与日美拉开距离，以贯彻不同任何超级大国建立战略联盟的独立自主外交路线。尽管如此，美国仍视独立自主的中国为其在军事上抗衡苏联的重要力量。美苏冷战对中、日、美关系产生复杂的影响。以对华技术出口问题为例，由于美国对日仍有相当的控制力，故能对日本的对华技术出口产生促进或抑止作用。从积极的方面看，在1980年初，美国要求日本进一步限制对苏联技术出口的同时，主张放宽对华出口的限制。1983年，美国同意放宽对华出口限制，尤其放宽7种军民两用项目的限制。美国的对华技术出口也有所增加。但1987年的东芝事件之后，日本政府不仅禁止东芝公司履行35个对华合同，而且还拖延审批其它日商与中方签订的9亿美元的合同，一度严重影响了日本对华技术出口。

20世纪80年代后半期，国际战略格局的结构性变化开始对日本外交和中日美三角关系产生具有深远意义的影响。首先，苏联经济实力迅速衰退，这导致美国在1989年5月提出超遏制的概念。其次，随着在1985-1987年日本成为世界最大的债权国而美国则沦为世界最大的债务国，“日本威胁论”在美国迅速抬头。第三，中国的崛起开始影响到美日对外战略的制定。在这样大的国际环境下，中日关系的客观条件发生了变化，这既是日本对华政策调整的客观依据，又是中日关系进入新的发展阶段的基本标志。

综观日本20世纪80年代对华政策可以概括为政治上借用中国的地位，扩大日本的政治影响，但受到苏美两国的影响较大；经济上支持中国的经济发展，但受政治关系影响较大，致使中日经贸关系发展缓慢，中日进出口贸易有的年份还出现下降的现象（表—2）。

表—2：80年代中日贸易进出口

（金额单位：亿美元）

进出口占中国对外中国对中国从

年份增长率贸易总额的日本出增长率日本进增长率

总额的比重口额口额

198199.88.522.746.014.153.84.1

198287.6-12.221.148.65.739.0-27.5

198390.83.720.844.6-8.246.218.5

1984127.340.223.853.520.073.759.5

1985164.329.123.656.14.9108.346.9

1986138.6-15.618.843.6-22.395.0-12.3

1987131.6-5.115.959.235.872.4-23.8

1988146.311.214.272.923.173.41.4

1989146.60.213.181.511.865.2-11.2

1990166.013.214.490.110.675.916.4

资料来源：中国对外贸易经济年鉴

80年代日本对华政策概括起来主要表现以下几个方面的特点：

政治上：(1)逐步提升中日关系在日本对外政策中的地位。70年代日本对华推行的是自主外交，中国在日本外交中处于次要的地位。到了80年代，中国在日本外交中的地位大大提高，把原来只用于美国或东盟的提法用到了中日关系上，称其为“日本外交的重要支柱”，认识到中国的重要性。

(2)视中日友好关系是日本综合安全战略的有机组成部分。80年代中期以来，随着日本经济实力在全球经济地位的提高，积极谋求扩大自己的政治发言权。为此，日本一方面依靠“日美同盟”，从政治上、军事上遏制苏联，同时也要借助“日中友好”来提高同美国打交道的地位。也就是说，日本要做政治大国，同有世界政治影响的近邻中国保持良好的关系是至关重要的。同时，中日关系也是日本亚洲外交的基础之一。良好的中日关系有利于亚洲的和平，特别是朝鲜半岛的稳定，有利于日本加深同东南亚地区之间的关系。如果中日关系恶化，势必要导致日本亚洲外交的失利。而中日关系也常常对日本国内政局影响较大。

在经贸方面，日本以经济合作为基础，试图通过经济合作实现某些战略意图：(1)通过经济合作，适当增强中国的经济实力，使之成为抵御苏联威胁的天然屏障。日本认为，中国经济的不稳定会导致政治上的动荡，有倒向苏联的可能，中国经济的稳定有利于保持中苏之间现有的“不战不和”的关系。这样日本就可以借助中国的实力与苏联抗衡。因此，日本政府力排众议，决定向中国提供大规模的日元贷款。第一批日元贷款从1979年至1984年实施，贷款方式金额为3309亿日元，共安排了7个项目；第二批日元贷款从1984年至1989年实施，共安排了17个项目，贷款协议金额为5400亿日元（包括700亿日元的黑字还流贷款，主要用于出口创汇型企业）。第一批贷款及第二批贷款前半期，贷款主要用于交通、通讯及水力发电等基础设施项目，如北京至秦皇岛铁路扩建项目，秦皇岛煤炭码头扩建工程，衡阳至广州铁路扩建项目，连云港和青岛港扩建项目，天津、上海、广州程控电话项目，天生桥水电站项目，五强溪水电站项目等。目前，秦皇岛港已成为我国最大的煤炭装卸口岸。

从第二批后半期（1988年）起，一些城市基础设施项目也开始使用日元贷款，如北京市地铁工程，北京市高碑店污水处理厂，北京、天津、西安、重庆等地的城市供水和供气项目。

(2)通过经济合作使中国靠向西方。1981年5月，铃木首相在美国明确说：“我们希望见到中国是一个开放的国家，希望见到中国继续采取合作的态度，必须保持中国作为西方联盟的一员”，并“为了维持中国和西方的关系支持中国现代化政策，继续进行经济合作”，以“通过经济方面的援助把中国拉过来，使之成为经济向西方开放的国家”。

(3)加强经济合作，捷足先登中国市场。随着中国改革开放，日本便深深被中国这一巨大市场所吸引。中国丰富的自然资源和廉价的劳动力与日本资金和技术的结合将具有巨大的潜力。在日本与欧美经济不断发生摩擦的情况下，日本更感觉到密切与中国的经济合作的重要性。这一时期，日本对华直接投资增长较快，但呈波浪式增长。1990年日本对华直接投资与1983年相比，件数增长6.4倍，合同金额增长4.6倍，实际使用金额增长2.7倍（表—3）。

表—3：80年代日本对华直接投资状况

（金额单位：亿美元）

年份项目数合同外资金额实际使用外资金额增长率(%)

1979-198257.60.81——

1983520.951.86129.6

19841382.032.2521.0

19851274.713.1540.0

1986942.832.63-16.5

19871133.012.20-16.3

19882372.765.15134.1

19892944.393.56-30.9

19903414.575.0341.7

合计140132.8526.64

资料来源：外经贸部外资统计

三、20世纪90年代的日本对华经贸政策

1989年美苏冷战结束，国际形势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各大国都加紧调整自己的对外战略。美国竭力维持其超级大国地位和发挥“世界领导作用”；俄罗斯重整经济，极力恢复“世界性强国的地位”；日本提出了建立“日美欧三极体系”的构想，加速向“政治大国”的目标前进。1994年9月13日，日本政府正式宣布将谋求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9月27日，日本外相河野洋平在49届联合国大会上发表讲演，呼吁修改联合国宪章，删除“旧敌国条款”。这次讲演成为日本全面加速走向政治大国的“宣言书”。在国际大的背景发生变化的情况下，中日两国友好关系的客观条件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进入90年代后，中日两国各自的发展战略也发生了变化。中国确定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发展战略，经济获得了高速发展，成为世界经济发展最快的国家之一。日本则紧紧抓住国际关系新旧格局转换与其国家战略调整相吻合这一历史机遇，加速向政治大国迈进。90年代末期至21世纪初期，对中日两国来说都是极为重要的时期。中国在实现经济发展战略的过程中，正以越来越开放的姿态走向世界。日本在实现政治大国目标的过程中，一方面认识到“日本成为政治大国，日中关系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正常化是不可或缺的”。[2]另一方面，又以其自身的政治标准和价值观念来处理中日关系。日本对中国的经济发展抱有戒心，在某些日本人看来，正在实现政治大国目标的日本与经济上日渐强大的中国难以保持象过去那样的友好关系，认为“中国增强了经济实力以后，对渴望在国际社会增加发言权的日本来说，无疑会成为一个超出纯友

好对象范畴的存在，日中两国将进入摩擦的时代。”[3]无可置疑，中日两国实力对比的变化必将对日本的对华经贸政策产生重大影响。

20世纪90年代日本对华政策调整的起点是1991年8月海部首相访华。海部首相是在西方发达国家对中国实施所谓的“制裁”尚未取消的背景下访华的。作为“六四”风波后西方发达国家第一个访华的政府首脑，海部抓住有利时机，在北京中日青年交流中心发表了题为“世界中的日中关系”的演讲。他在演讲中首次提出了“世界中的日中关系”的概念，引起了日本和中国的极大关注。《东京新闻》发表文章指出，“海部首相在北京的演说，特征是面向未来，从全球的观点强调日中关系”。[4]继海部之后的日本历届内阁基本上都肯定和继承了“世界中的日中关系”这一方针。以细川护熙为首的日本联合政府执政后，在强调“日中关系与日美关系对日本同等重要的同时，将“共同在军备管理、裁军、保护地球等国际社会所面临的各种问题上积极做贡献”作为今后日中关系应循方向的第一条，把从“全球角度”考虑日中关系放在优先的地位[5]，也体现了要建立“世界中的日中关系”的基本政策。

“世界中的日中关系”主要包括两个协调和三个转变等基本内容。“两个协调”即日中关系的发展要与世界局势的大变动和建立国际新秩序的大背景相协调，要与日本走政治大国的国际目标相协调。“三个转变”一是立足点的转变，即日中关系要从过去一般立足于两国双边关系转变为立足亚太乃至整个世界。二是中日两国交往内容的转变，即由过去的以经济关系为主转变到经济、政治并举，克服过去“经济主动”、“政治被动”的局面，改变过去那种“只强调对战争进行反省和经济合作”的对华政策，加重对华外交的政治色彩。三是地位的转变，即由过去在双边关系格局中处于相对被动地位转变为力争掌握双边关系的主导权。

20世纪90年代的中日经贸关系也正是在这样国际和日本外交政策调整的情况下，发生了变化。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1)继续发展中日贸易关系，扩大对中国的出口，以此带动日本经济的复苏。进入90年代以来，日本经济始终处于低迷状态。而中国经济一直保持快速增长，与之形成鲜明的反差。日本政府为促进本国经济的发展，加快与中国贸易发展，使这一时期的中日贸易得到了迅速的发展。2000年，中日贸易进出口额达到831.7亿美元，首次突破800亿美元的大关，创历史最高（表—4）。但在中日贸易发展的同时，我们也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日本政府在对华技术贸易方面仍然很保守，限制有些高新技术出口到中国。到了90年代末期，中日两国的贸易摩擦增多。

表—4：90年代中日贸易进出口

（金额单位：亿美元）

进出口占中国对外中国对中国从

年份增长率贸易总额的日本出增长率日本进增长率

总额的比重口额口额

1991202.556.614.9102.215.2100.3147.0

1992253.725.315.3116.814.3136.834.6

1993390.654.020.0157.835.1232.870.2

1994478.922.620.2215.736.7263.213.1

1995574.720.020.5284.631.9290.010.2

1996600.64.520.7308.78.5291.80.6

1997608.11.218.7318.23.1289.9-0.7

1998579.0-4.817.9296.9-6.7282.1-2.7

1999661.714.218.3324.09.2337.719.4

2000831.725.717.5416.528.5415.122.9

合计5181.5——————2541.4——2639.7——

资料来源：外经贸部统计资料

(2)日本对华直接投资开始稳步增长，1997年达到高峰，其后一直下降。在对华直接投资方面，日本采取了既鼓励又限制的政策。进入90年代后，日本企业对华直接投资开始出现高潮，面对这种情况，日本政府采取了鼓励夕阳产业对中国投资，政府在办理手续、保险方面给予支持，对高新技术产业对中国的投资，则采取既不鼓励又不限制的措施，致使日本企业在对华直接投资方面出现高潮，1997年日本对华直接投资达到高峰，金额为43.3亿美元。1997年以后，由于受到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在日本对华直接投资方面，日本政府便开始对一些高新技术产业投资到中国进行限制，其后开始下降，2000年日本对华直接投资减少到29亿美元（表—5），占当年中国利用外资的7.2%。

表—5：日本对华投资发展变化

（金额单位：亿美元）

年份项目数合同外资金额实际使用外资金额增长率(%)

19915998.125.33

1992180521.737.1033.2

1993348829.6013.2486.5

1994301844.4020.7556.7

1995294675.9231.0849.8

1996174251.3136.7918.4

1997140234.0143.2617.6

1998119827.4934.00-21.4

1999116725.9129.73-12.6

2000161436.8029.16-1.9

合计18979355.3250.4

资料来源：外经贸部外资统计

(3)日本开始调整对华ODA政策，表示开始减少对华ODA的数量。日本从第四批日元贷款开始调整对华日元贷款的方式，由过去的五年计划，改为"3+2"方式；贷款项目也逐步减少基础设施项目，增加环境和中西部地区的项目。从2000年开始，日本政府表示开始减少对华ODA的数额。

四、21世纪日本的对华经贸战略

进入21世纪，中国经济仍保持高速增长的态势，

并开始实施“十五计划”。2001年中国终于实现了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愿望，成为世界贸易组织正式成员。中国在近20年间一直保持着10%的年均经济增长率，经济规模已经稳居世界第七位。有不少有识之士认为按照这种发展势头，中国经济规模在2020年左右就将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号经济巨头。而日本此时经济正好与中国经济发展相反，仍处于低迷时期，经济连续出现负增长。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很多日本人提出了“中国威胁论”等。但不管日本国内存在什么样的议论和想法，21世纪中日经贸关系仍将继续发展，日本对华经贸政策仍会以发展中日经贸关系为主导。中日经贸关系的继续发展不仅是两国经济发展的需要，也是亚洲乃至世界经济发展的需要。

首先，东亚地区的政治、经济形势赋予了中日友好合作的特殊使命。冷战结束以后，东亚的安全环境改善，中日友好具备了更为有利的经贸合作环境。东亚地区政治格局的变化和经济发展已成为各国的主要发展课题和客观现实，需要中日两国承担一些共同的责任。中日两国关系如何，成为亚洲和平与发展的重要因素。因此，中日两国应从建立东亚地区公正、合理、和平、稳定的新秩序这一大局出发，加强磋商，相互协助，为维护这一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做出贡献。

第二，亚洲区域经济合作的整合需要中日两国的共同努力才能实现。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经济全球化迅速发展的同时，区域经济一体化也得到了迅速发展，并仍在加强。在欧洲，欧盟已经完成货币统一，向纵深发展；北美自由贸易区也在迅速地推进，并使每个成员国获得了较大的利益。而在亚洲，虽然已经有东盟自由贸易区和预计十年之内建成的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但还没有形成真正意义上的，并能够与欧盟、北美自由贸易区相抗衡的区域经济合作组织，而要想建成这样的区域经济合作组织必需由中国和日本参加并起主要作用，否则是无法实现的。东亚区域经济合作组织的建成与否，关系到未来世界经济格局的形成和亚洲经济的发展。因此，客观要求中日两国必须加强合作。

第三，中日各自经济的发展需要对方。中日两国已经成为重要的贸易伙伴，两国经贸关系的依存度很高。2001年中日贸易进出口额达到877.5亿美元，占中国对外贸易总额的17.2%，占日本对外贸易总额的比重已经超过10%。2002年1-6月，中日贸易进出口达到447.8亿美元，占中国进出口总额的16.5%。其中从日本进口231亿美元，增长10%，带动了日本经济的恢复；日本对华投资实际使用金额达到20.5亿美元，同比增长8.8%，占我国实际利用外资的比重为8.3%。

关于今后中日经贸关系的发展，通过线性回归方程预测得出：2005年中日贸易额将达到1300亿美元左右，日本对华实际投资额达到60亿美元；2010年中日贸易额将达到1800亿美元，日本对华投资达到85亿美元左右[6]。

从上述中日之间经贸关系的数字可以看出，中国经济的发展需要日本，日本经济的发展也需要中国。

根据上述的分析，笔者认为21世纪日本对华经贸政策的取向为：在贸易方面，继续发展两国的贸易关系，扩大日本对华出口，为日本经济的复苏服务。但贸易摩擦将会增加；在投资方面，日本企业对华直接投资还将继续增加；日本政府对华ODA的政策将发生变化，不断地减少对华ODA的数量，对华经济合作也将从维护冷战形势下的区域稳定转为正常的经济合作。

［收稿日期］2002-09-26

【参考文献】

[1]田中明彦.中日关系1945-1990[M].东京大学出版社，113页.

[2]日：1992年4月16日，产经新闻.

[3]日：1993年6月15日，事实解说.

[4]日：1991年8月12日，东京新闻.

贸易调整论文范文篇4

一、分析的前提和框架

本文对我国加工贸易政策的分析是基于以下前提和框架展开的。

1.《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纲要》（下文简称《十五纲要》）。加工贸易作为整个国民经济的组成部分，其发展方向以及实现的目标应服从于并有助于我国整体经济发展战略。我国政府已制定《十五纲要》，这是今后五年内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指导性纲领，因此，加工贸易的发展及政策调整也应以此为指南。本文将以《十五纲要》所提出的经济发展的总体目标为指导，对现行加工贸易政策进行剖析，提出我国加工贸易发展及政策调整的原则，在此基础上，对加工贸易政策调整作出建议。

2.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我国已经加入WTO，这将极大地改变我国经济建设和发展的外部环境，其中，既有有利的改变，也有不利的改变。为最大限度地趋利避害，我们在制订一切政策时要充分考虑到“入世”的影响。我们将主要就“入世”对加工贸易的中间品替代，对加工贸易的出口以及贸易磨擦公平解决等方面来讨论我国加工贸易的发展及政策调整。

3.加工贸易的“进口——加工——出口”分析框架。在现实中，加工贸易就是对“两头在外，中间在内”这样一种特殊的贸易方式的界定。我们对加工贸易的理解和研究着眼于两个方面：一是“加工”，二是“贸易方式”。“加工”属于“中间在内”环节。它是东道国投入具有比较优势的生产要素对进口投入要素进行加工生产的过程，它表现为国际分工。作为一种“贸易方式”，加工贸易的实质是“两头在外”。无论是“来料加工”，还是“进料加工”，主要原材料、零部件等由外商提供或从国际市场购入，加工制成品应全部出口。许多国家的政府为了利用“加工贸易”这一贸易方式，往往实行相关的政策措施，对原材料等中间品的进口以及加工成品的出口进行必要的管理，所实行的政策措施更多的是鼓励性的，特别是确保加工成品的出口。之所以如此，在于加工贸易对本国的经济、外贸发展有着其他贸易方式不可替代的作用。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对加工贸易的研究与对其相关的政策探讨总是无法剥离的。因此，加工贸易是由“进口——加工——出口”三个环节构成的一个有机的整体，缺少其中任何一个环节都不能成其为加工贸易。本文将按照这一框架，分别对相关政策进行分析。不可避免的是，这三个部分的政策划分不可能是十分精确的，一项政策会影响三个环节。但就我们研究政策的目的而言，这种不精确并不十分紧要，因而我们在文中并未严格拘泥于这种划分。而分三个环节分别进行论述的好处在于，有利于我们基于加工贸易的内在运行机理和各个环节的突出问题来讨论相关政策，从而使政策剖析和建议更具有针对性。

二、我国加工贸易发展及政策调整的目标和原则

我们认为，我国加工贸易今后一段时期内的发展及政策调整的目标和原则的确立，应紧紧围绕《十五纲要》制定的总体战略目标来进行。根据加工贸易本身的特性及作用，《十五纲要》中所涉及的就业、产业结构调整和扩大出口等问题值得我们在考虑加工贸易政策时重点注意：

1.关于就业。大力发展和鼓励以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主的加工贸易，在我国仍然有重要的战略意义。目前，我国加工贸易从事的大多仍是劳动密集型的产品加工，应该说这符合我国劳动力资源丰富所决定的比较优势，对于缓解就业压力，创造就业机会发挥着巨大的作用。因此，要实现《十五纲要》提出的有关就业的目标，有必要大力发展加工贸易。因为，首先，就业问题的解决离不开出口贸易的扩大；其次，以我国目前的工业发展水平而言，尚不具备资本、技术、管理等方面的比较优势，换言之，要扩大出口，我们所能依赖的，就是充分发挥劳动力比较优势的劳动密集型产业或劳动密集程度较高的生产环节的加工贸易。

当然，这并不是说我们要永远停留在为跨国公司当加工装配车间的阶段，相反，在发展加工贸易的过程中，我们要注意学习先进技术，管理经验，建立营销渠道，积累资本，努力将出口产业升级至更高的技术层次。但是，在完成这个过程之前，作为一种过渡，采取加工贸易的方式来缓解就业压力，积累资金、技术包括经验都是完全必要而且必须的。

2.关于结构调整。目前我国的加工贸易对产业结构升级的作用不够明显，主要表现在加工程度低，加工链条短，原材料国产化率低，波及效应不强等等。这是否意味着发展加工贸易与我们优化工业结构，增强国际竞争力的目标互不相容呢？我们认为，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应该是否定的。一方面，我们大力发展加工贸易为解决就业问题所必需；另一方面，加工贸易这种贸易方式本身固有的两头在外造成的产业关联程度低，波及效应弱的弱点也不容讳避。这要求我们在政策制订中努力兴利抑弊，充分发挥其积极的作用，同时对其消极的一面要加以纠正克服。

我国是一个发展中大国，具有与小国不同的特点。那些适合于韩国、新加坡等新兴工业化国家的发展经验并不能完全地照搬到我国来，而是要有选择地加以学习吸收。在产业结构的优化这个问题上要坚持同样的原则。大国的产业结构调整与产业升级往往毋需像小国那样完全依赖外部的力量，因为一是国内的市场足够大，可以让新兴产业达到足以获得规模经济的规模；二是因大国进行产业升级所需的技术、资本等如果全部依赖外部引进，即使供给能力不成问题，代价恐怕亦难以承受。因而，我国的产业结构升级，主要还是要依赖自身的技术研发，创新人才的培养，创新机制的建立以及管理水平的提高。把我国产业结构调整，工业结构优化的希望完全寄托于外部，仅仅依靠引进技术或资金来完成，是不现实的。

这并不等于说个别处于特殊地理位置和具有特殊发展基础的地区无法通过发展外向型经济来促进产业结构升级。相反，深圳市以加工贸易的方式吸引了大批国际知名跨国公司前往设厂，显著地加速了深圳市高新技术产业的建立和现有产业技术升级。在国际分工进一步深化和生产全球化程度不断提高的今天，加工贸易无疑是发展中国家了解学习国外先进技术和管理方式，尽快建立起自己的高新技术产业的一条重要途径。

3.关于扩大出口。出口是推动一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从加工贸易在我国对外贸易中所占有的举足轻重的地位来看，在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这种贸易方式仍是我国对外贸易增长的主要推动力量。当然，在促进加工贸易增长的同时，也要注重其质量的提高。加工贸易中存在着的出口商品结构和市场结构不合理，高科技产业加工贸易比重低，以及加工贸易增值率较低，管理中存在漏洞等问题都必须加以重视、解决。我们进行加工贸易政策设计和调整的目标，正如《十五纲要》第十七章第二节指出：“加强加工贸易管理，提高加工贸易增值率，扩大加工贸易出口。”

根据以上分析，我们认为，新的时期，加工贸易政策制订所应遵循的原则和实现的目标是，在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继续发展加工贸易，发挥其利用我国的比较优势，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而且，利用“入世”为我国加工贸易的大发展创造的良好外部环境努力扩大出口；同时，对加工贸易要用政策措施加以引导，注意增强其对产业结构升级的作用，努力提高加工过程的技术含量和附加值，扬长避短，以利于我国实现产业结构升级，培养新的比较优势，增强国际竞争力，使加工贸易发挥促进外贸增长和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

三、对现行加工贸易进口环节的政策的评价

1.加工贸易中的利用外资政策。引进外资是我国对外开放的一项重要内容。《十五纲要》指出，十五期间，要积极合理有效地利用外资，把吸收外商直接投资作为利用外资的重点，完善利用外资政策，鼓励外商特别是跨国公司参与国有企业的改组改造，投资高新技术产业和出口型产业，促进我国产业结构调整和技术水平的提高。

我国目前利用外资的主要方式是利用外资从事劳动密集型加工贸易。当然，我们不能否定这种方式在改革开放之初，我国加工贸易还未得到充分发展时期，对于我国对外贸易额的增长和我国产品早日进入国际市场所具有的意义；但是，必须认识到，发展中国家利用外资的重要目的之一——引进先进技术和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却未能得到很好的实现。由于我国利用外资多采取加工贸易的方式，因而外资并未带来多少先进技术；而且，由于外资集中在劳动密集型加工行业，导致了一定程度的恶性竞争和产品的过剩。从国内看，由于外商投资的劳动密集型加工工业的过分膨胀，引起产业结构不合理更加严重，激化了本来就存在的能源和原材料的供求矛盾。

在加工贸易发展过程中出现上述不尽如人意的情况，有违我们利用外资的初衷，在政策方面也有值得检讨之处。有些地区在发展加工贸易的过程中，片面追求外贸数量的增长，而不注重其质量的提高，对于外资的流向，既不加限制，又不予以引导。致使外资大量进入劳动密集型简单加工行业，而未能发挥其对我国技术进步、产业升级的应有作用。

我国现行的加工贸易政策给予产品出口型外资企业相当多的特殊优惠，其目的是促进我国对外出口规模的扩大，缓解当时我国外汇短缺带来的压力，充分发挥对外贸易带动经济增长的作用。但是，客观上也鼓励了外商将资金投入到“大进大出”型的加工贸易行业，利用我国的廉价劳动力，进行技术含量较低的加工工业品的生产。这在当前，已经不利于我国进一步提升产业结构，增强出口竞争力的需要。

1995年6月，国家计委，外经贸部联合了《指导外商投资方向暂行规定》和《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两个文件，目的就在于正确引导外资产业投向，尽快改变目前外商投资集中于“短平快”项目的局面。但是两个文件下达后并未产生预期的效果，主要原因是没有配套的政策手段及缺乏规范的地方政府行为。

目前的加工贸易政策中，对于外资投向增值较高的生产环节和产业的鼓励尚嫌不足。大量的外资从事附加值较低的最终装配环节的简单加工贸易，长此以往，对我国上游原材料和中间投入品产业的成长不利。

总的看来，现行的利用外资政策促进了我国外向型经济的发展，积极作用不容置疑；但同时，由于情况的变化，现有政策对于外资促进我国产业结构升级和技术进步的鼓励措施不足，将从事简单加工贸易的外商投资企业和从事高附加值、高科技产品生产的外商投资企业不加区别地给予优惠，并不能很好体现国家的产业政策精神，也不利于我国的加工贸易向提高增值率和技术含量的方向发展。

2.加工贸易进口环节有关提高中间品本地化率的政策。现有加工贸易中间品本地化率不高是一个公认的事实，这种状况既是我国原有产业结构不合理，技术水平落后从而中间投入品行业产品竞争力的劣势所决定了的，又与加工贸易本身“两头在外”的特点有关。但这并不意味着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不能在发展加工贸易过程中逐步提高投入品的本地化率，从而促进国内原材料行业的发展。不少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经验表明，通过适当的政策引导，加工贸易投入品的本地化率会得以逐步提高，从而会更加充分地发挥加工贸易的波及效应。

我们不能硬性地规定加工贸易出口品使用的国产材料比重，因为目前我国的确还无法生产某些投入品或其产品的质量达不到加工企业的要求。况且，那样做也违背了WTO的国民待遇原则。政策所能做到而且应该做到的，就是为国产投入品和进口投入品提供一个公平竞争的环境，使已具竞争能力的国产投入品不致因为政策的歧视而失去竞争优势。我国的加工贸易政策中的确存在这种不合理的对进口投入品的“超国民待遇”现象：加工贸易企业进口投入品可以免缴关税、工商统一税（增值税和消费税）；而如果从国内购买中间投入品则只能享受部分退税（征17%，退19%）的待遇。在这种情况下，许多原本会使用国产料件的企业也转而进口加工所需的投入品。我国加工贸易波及效应差，与此不无关系。

令人欣慰的是，我国加工贸易发展成就最为显著的深圳市了《深圳市关于鼓励来料加工业务使用国产料件的通知》，鼓励外商委托加工单位向境内企业购买料、件（除国家禁止或限制出口的原材料外）进行加工装配，成品全部交还外商出口；允许以国内购料方式委托我方加工装配的外商，根据需要委托加工单位向市经济发展局提交国内购料申请表，申请国内购料。但就全国范围来看，其它地区尚无类似规定。我们认为，此类鼓励政策，与相应的产业指导政策相结合，有利于我国中间投入品行业的成长，促进加工贸易波及效应的发挥，最终将优化我国的工业结构，提高我国工业的国际竞争力。

另有学者认为，鼓励加工贸易企业使用国产料件不必要采取给国产料件足额退税的手段，而可以通过对进口料件征以相当于国产料件的税赋来实现。这种论点无异于取消对加工贸易的优惠政策，使之与一般贸易处于同等的地位。我们认为这样做可能造成加工贸易的衰退，从而影响我国扩大出口和增加就业目标的实现。由于对加工贸易实行免税的优惠政策为国际上通行的做法，因而我国取消对加工贸易的优惠，必将使大量加工贸易转移到与我国处于相似发展阶段的发展中国家，其结果可能是进一步影响我国对外贸易国际地位和对外开放形象，得不偿失。

综上所述，我国目前加工贸易政策中，对中间投入品国产化的鼓励不足；加工贸易虽然规模上不断扩大，但对于产业结构升级的促进作用却很有限。这种状况，不利于实现我国提升产业竞争力的目标，因而，要予以适当的调整。

3.现行加工贸易的监管政策。我国现行加工贸易监管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就是由于采取了不合国情的开放式监管模式造成严重的走私。这已被证明是我国加工贸易政策中的一个失误。由于我国加工贸易已经形成了分布区域广，涉及行业面宽的格局，此时再试图将其纳入封闭式监管模式由于成本太高而根本不现实。

尽管如此，我国的加工贸易监管部门还是试图在增量部分作出补救。2000年4月27日《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行设立出口加工区试点）的复函》批准在大连、天津、北京、烟台、深圳、广州等地设立出口加工区。同年5月24日，海关总署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对出口加工区监管暂行办法》作为出口加工区监管的法律依据。出口加工区的设立实际上对区内加工贸易企业引入了封闭式的监管模式。《复函》中指出：“要按照优化存量、控制增量、规范管理，提高水平的方针，先把新增加的加工贸易企业引入出口加工区，逐步实现对加工贸易企业的集中规范管理。”以我国现有加工贸易的庞大规模，不可能一夜之间都由开放式监管转变为封闭式监管，因此，在建立出口加工区容纳新增加工贸易企业和一部分具备条件的现有加工贸易企业的同时，也要加大管理力度，严格审批手续，坚决打击利用加工贸易进行走私的犯罪活动。在这方面，我国海关已经做了大量的工作。如1989年《海关总署关于对来料加工进口料件收取保证金问题的规定》中明确指出：“对少数资信不好，管理混乱，或有走私违法前科的企业所经营的来料加工进口的料件，已批准的拆解旧汽车和废旧家用电器来料加工合同进口的料件，以及需加强管理的特定的进口料件，先收取相当于进口税款的保证金，加工成品出口经海关核销后，退还保证金。”

我们相信，通过对存量加强监管力度和将增量纳入封闭式监管的方法，将会较好地解决我国加工贸易中存在的走私严重的问题，促进我国加工贸易健康发展。

四、对现行加工贸易加工环节政策的评价

目前我国加工贸易加工环节的主要问题是增值率较低，造成这种状况的直接原因有二：加工技术水平较低；加工链条短。其实这两个问题是有联系的，较低的技术水平决定了加工环节只能进行那些简单加工装配操作；只有在进一步提高技术水平后，才有可能延长加工链条，获得较高的附加价值。但是从政策角度来考虑，这两个问题要加以区分。

1.技术水平问题。加工贸易加工环节技术水平低，极少采用先进技术的状况，与发展中国家的比较优势以及加工贸易本身的特点是符合的。发展中国家（如我国）最大的比较优势就是有大量廉价的非熟练劳动力，这一点吸引跨国公司将生产环节中需要大量使用非熟练劳动力的加工装配环节转移到我国来，进行加工贸易。可见，加工贸易实际上是国际分工的一种方式，在分工中发展中国家由于自身条件的约束，被局限在生产技术水平较低的加工装配阶段；而发达国家则利用其资本和技术的优势，占据了生产的研发及技术含量高的生产环节。

了解了这一点，有助于我们更加清醒地认识我国鼓励加工贸易发展的目的。这个目的不是利用加工贸易来使我国生产技术得到实质性的进步，而是利用外国资本，增加就业，以及扩大对外经济交流，取得外汇收入等。如果我们不切实际地期望通过加工贸易的发展，就可解决我国技术水平落后于发达国家的问题，结果必然会让我们大失所望。但这是否意味着加工贸易的加工技术水平就不需要提高，或者发展中国家政策在这个问题上就无能为力了呢？都不是。技术进步固然不是发展加工贸易的主要目的，但它是利用外资的主要目的之一。现在我国利用外资的主要方式是加工贸易，这种局面对于提升我国的生产技术水平无疑是不利的。从历史经验来看，一国劳动力成本的优势仅可以保持有限的一段时间，如果在这段时间里该国生产技术水平还没有实质性的提高，还未在其他生产环节上形成新的比较优势，则该国的加工贸易将会成为无根工业而萎缩。同时，国际竞争力出口也将受到影响。因此加工贸易解决就业的作用固然重要，但技术水平的不断提高亦不容忽视。尤其是外资大量流向加工贸易对于技术水平的提高的不利影响必须予以重视。

很明显，政策应在引导外资流向上有所作为，而且也能够有所作为。发展中国家一般都对于流入的国外资本投入进行政策引导。如日本在20世纪50～60年代实行的引资政策，重在引进国外先进技术，这体现于《外汇及外资法》和《外资法》的规定及其运用中。凡根据1950年日本政府的《外资法》规定所鉴定的外资项目，其外国技术的输入，合同期限超过1年以上，费用以外汇支付的叫做甲种技术输入，这种输入方式需要经过外资审议会、大藏省等部门批准；另一种叫做乙种技术输入，即根据《外汇及外资法》鉴定的合同，期限在1年以下，费用以外汇支付，如果期限超过1年，费用以日元支付而无权兑换外汇，这种输入方式只需经过日本银行的批准。

我国也规定了引导外资流向的政策，如1985年6月颁布的《指导外商投资方向整体规定》，将“高新技术、先进技术、能够改进产品性能、节约能源和原材料，提高企业技术经济效益或者生产适应市场需求而国内生产能力不足的新设备、新材料”的项目列入鼓励类外商投资项目，而将“属于国家安全或者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项目列为禁止类外商投资项目等。应该说，现有利用投资政策的总体思路是利用外资提高我国的产业竞争力和技术水平，这是正确的。问题是，在鼓励加工贸易发展的政策吸引下，大部分外商投资投向没什么技术可言的低级加工工业中去，这在一定限度内可以缓解我国就业压力，扩大我国出口创汇，但超出一定限度就有违我国利用外资的初衷，成为一种不良倾向。我国现行加工贸易政策，并未对外商投资企业进行加工贸易的技术水平进行甄别，因而即使是对提高我国生产技术水平无益的简单加工，也能获得给予加工贸易企业的一切优惠。这种政策可能扩大了我国利用外资的数量，但对提高利用外资的质量而言，则是需要改进的。

2.“转厂”问题。现行的加工贸易政策对“转厂”施加了种种限制，这对于延长加工贸易品在我国的增值链，提高增值率是不利的。比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关于加工贸易保税货物跨国深加工结转的管理办法》第四条规定：“海关对保税货物深加工结转采用计划审批制度，转出企业在申领《加工贸易登记手册》后，即可凭《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加工贸易保税货物深加工结转申请表》向海关申报结转计划。经转入地海关同意后，可分批办理结转送货手续。”对于按转关运输办理货物结转的情况，转出和转入企业必须向所属海关提出申请。企业在办理结转时常常受到限制，且所需时间长，有时难以如期结转。转出、转入地海关对商品名称、数量和价格等存有异议时，手续更难以办理。转关查询实需耗时1至2个星期，严重影响了周转速度和贸易效率。一些外资企业对转关产品不得不采取先出口香港特别行政区复进口的做法，徒增经营成本。因此，我国在制订有关加工贸易结转深加工的政策时，尚须考虑企业实际情况，精简手续，促进加工贸易国内增值链的延长，以提高增值率。

五、加工贸易出口环节的政策评价

目前我国加工贸易出口方面存在的问题主要有出口贫困化增长及由于原产地规则而引起的贸易摩擦。出口环节是加工贸易最后一个环节，直接决定着加工贸易所带来的收入能否实现以及效益的好坏。因此，认真对待出口方面的政策是非常必要的。

发展中国家利用自身劳动力，资源优势发展对外贸易，存在着出口贫困化增长的可能，但是，这种贫困化增长并不一定发生。如果能够不断改善其出口商品结构，逐渐由初级制成品向含有更高技术含量的产品结构转化，就能在很大程度上避免出口贫困化增长的噩运。

自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出口商品结构就是这样不断由低级向高级地改变着。虽然在出口的很多高科技产品中，我国并未掌握核心技术，所进行的也只是简单加工，但是从贸易条件的角度来看，这种转变是可喜的。有关研究表明，我国改革开放以来贸易条件并未如普雷维什等发展经济学家所预言的那样趋于恶化，其中很大原因就在于我国出口商品结构所发生的显著变化。然而，要积累我国经济发展所需要的充足的外汇，我国可能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仍必须依赖传统初级产品、尤其是劳动密集型轻纺工业品的出口。有时，这与我们努力改善贸易条件的目标是有矛盾的，但是若我们能够及时地利用积累的外汇来改进生产技术，提高生产效率，则我们就有可能实现外贸与经济发展的良性互动。

至于加工贸易出口的环节中的另一个问题即原产地规则问题。我们认为，目前原产地规则方面所存在弊端并不是仅凭我国之力就可以得到克服，而是有赖于参与国际贸易的各方进行多边磋商，最终达成合理公正的原产地认定协议。

六、关于我国加工贸易政策调整的建议

基于以上分析，提出笔者对我国加工贸易政策的建议。

1.应继续奉行对加工贸易实行鼓励的政策。加工贸易对于扩大出口、增加就业的好处显而易见。“十五”期间，我国经济发展将经历重要的转型阶段，此时，保持出口快速增长和就业机会的增加是顺利实现转型的必要条件。通过鼓励加工贸易的发展，我国将获得更多的外汇收入，这有利于我国引进国外先进技术，改造传统产业，增强国际竞争力。而且，加工贸易本身，也为中国产品打入外国市场准备了良好的条件，更有利于提高中国产品的国际知名度，培训我国的非熟练劳动力为熟悉现代工业生产的熟练劳动力。当今世界，经济全球化，生产全球化趋势日益明显。融入国际分工中，成为跨国公司国际生产链条中的一个环节，学习别国的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成为发展中国家利用后发优势发展本国经济的有效途径。加工贸易正是生产全球化的重要体现，并为技术落后的发展中国家参与国际分工提供了重要的机遇。

“入世”以后，我国将更加开放，逐步削减关税和非关税的贸易壁垒，开放本国市场，目的就在于充分利用“两种资源，两个市场”，发展外向型经济，带动整个国民经济的增长。长期来看，对加工贸易实行鼓励政策与我国“入世”后的外资政策调整方向是一致的，因而更无必要加以否定。当然，对加工贸易进行鼓励并不是说任其自由发展，不加限制。由于我们在前文中提到的原因，现行加工贸易政策中尚存在诸多问题，需加以解决。

2.增强加工贸易的波及效应。若要使加工贸易在优化我国产业结构，增强我国产业的国际竞争力方面有所贡献，就必须增强其产业关联效应，即波及效应。

目前，这种效应未得到充分发挥，其原因既有非政策方面的，又有政策方面的，而后一个原因，是政策制定者必须着重考虑的。如何引导加工贸易向着更深层次，与国内产业发生更加紧密的联系的方向发展，的确是一个对于发展中国家有着重大意义的课题。根据前文的分析，我们可大致地将这种引导分成两个方面。第一，如何使加工贸易的本地化率得到逐步提高，以发挥加工贸易对东道国中间投入品行业的联锁效应；第二，如何延长加工贸易在东道国的加工链条，以提高加工贸易的增值率，并且发挥加工贸易对东道国相关深加工环节的联锁效应。

对于前一个问题，我们建议如下：(1)提高国产料件的质量和技术含量，力争达到国际同类产品的标准。这应该是一条解决发展中国家中间投入品产业薄弱的根本途径。具体的措施则可以采取引进技术改造现有生产方式；加大对人力资本的投资以培养适应现代化生产需要的工人；对国产料件企业以税收、用地等方面的优惠；增加对国产料件企业的R&D投入；对于投资中间品生产且具有先进技术的外资方给以政策优惠等等。(2)为国产料件提供与进口料件相竞争的公平合理的外部环境。目前，加工贸易企业实际上被鼓励从国外进口中间投入品，即使是国内已具备生产能力的中间投入品往往也由国际市场进口，有时甚至是我国出口的产品经海外市场后再复进口。此种现象发生的原因之一就是国内的料件生产企业由于国家税收政策不当而遭受到不公平的对待。对待进口料件的“超国民待遇”状况不加以改变，将会继续对我国加工贸易生产料件的本地化率提高发生不利影响。政府需在加强国内原材料生产企业与加工贸易企业之间的沟通方面更多地发挥作用。比如建立加工贸易需求料件信息库，给予本国料件生产企业以信贷支持，为本国料件生产企业在海外设立宣传展览等。

至于加强延长加工贸易的加工链，以提高增值率，增强其波及效应则主要体现于转关深加工政策之中。现有的加工贸易转关深加工办法执行过程中存在手续繁冗，耗时较多的弊病，令一些加工贸易企业对“转厂”望而却步。鉴此应对加工贸易品“转厂”的政策予以适度的简化。从企业的实际情况出发，将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结合，以促进加工贸易“转厂”率的提高，从而增加加工深度和延长在我国的增值环节，以改变我国加工贸易效益低下的现状。

3.以积极的政策促进加工贸易升级。促进加工贸易升级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使加工贸易产品的结构升级，逐步由劳动密集型的轻纺工业产品转向科技含量较高的高新技术产品的加工；二是使加工贸易加工环节采用生产技术逐步升级，惟如此才能不断提升加工贸易的技术水平，增加收入，并促进我国整体工业结构优化和国际竞争力的增强。

目前，我国给予低层次加工贸易和高新技术产品加工贸易及采用较先进生产技术的加工贸易几乎是同等的政策，这导致了外资大部分投向简单加工贸易，有违我国利用外资的初衷。因此我们建议对加工贸易，尤其是外资从事的加工贸易予以产业政策的引导，在鼓励外资从事上述较高层次的加工贸易以外，取消对从事简单加工贸易的外资企业的部分优惠，以此来刺激外资从技术层次较低的加工贸易领域撤出并投入到较高层次的加工贸易中去，从而发挥外资在技术、管理等方面对我国经济发展促进作用。这也许会引发人们对加工贸易能否继续如从前那样快速增长的担心。确实，实行上述政策可能使一部分外资因无力从事较高层次的加工贸易而退出我国，甚至会因此导致加工贸易创造就业机会的作用减弱。但也必须看到，就业和优化产业结构是鱼和熊掌的关系。在两者的取舍上，并不能厚此而薄彼。关键是政策上要把握适当的“度”，即使牺牲一部分加工贸易创造的就业机会，若能换来我国加工贸易的良性发展也是值得的。相反，若一味强调就业目标而忽视加工贸易的升级，这样的加工贸易势必会失去后劲，其创造的就业机会也不能长期保持。

4.对加工贸易的管理模式进行调整。我国目前对加工贸易的开放式监管模式不利于对加工贸易企业进行监督，加工贸易企业法律意识淡漠，因而现实中出现走私严重、管理成本高昂等问题。这些问题已经引起我国海关的重视。措施之一就是在大连等地设立出口加工区，对区内企业实施封闭式的监管。

对于区内的加工贸易企业，海关将改革加工贸易传统的监管模式，简化现行手续。实现加工区货物在主管海关“一次报关，一次审单，一次查验”的通关要求。具体做法有：(1)海关对加工区采取全封闭、卡口式24小时监管制度。卡口分别设立货物和人员进出通道。(2)海关对加工区企业采用计算机管理模式。海关与区内企业实行计算机联网，进行电子数据的传输和办理通关手续；加工区海关与口岸海关实行计算机联网。(3)对区内企业开展加工贸易业务不实行加工贸易银行保证金台帐制度，取消《登记手册》，海关改用电子帐簿管理，实行半年一次的总量扣减核销制度。(4)对区内与境外之间进、出的货物，实行“备案制”管理，货物进（出）口时，由企业填写《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进口（出口）货物报关单》作货物进（出）口申报。(5)加工区与口岸、加工区与加工区之间进（出）口的货物、物品，采取直通式或转关运输的监管模式，一律在加工区主管海关报关并在卡口查验放行。可以预料，随着出口加工区模式的实行，加工贸易企业的管理将逐步规范化，从企业角度来说，减少了手续、提高了效率。从海关方面来说，这种方式更有利于实施有效监督，减少利用加工贸易进行走私的作为。这种方式是我国加工贸易监管模式的发展方向。

但是在实施这些新措施时，必须注意出口加工区制度也有其局限性。

首先，我国加工贸易规模庞大，出口加工区难以容纳。由于我国特殊国情和对外开放模式，加工贸易在我国外贸进出口中所占比重和总体规模远高于一般国家，从事加工贸易的企业点多而广，只靠面积、功能都有限的出口加工区是难以负载的。第二，集中封闭管理，即使能遏制加工贸易走私也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走私问题。应该看到，走私的根源是过高的关税壁垒和众多的验关壁垒造成的进口商品国内市场价格的严重扭曲，这种价格量差形成了走私的暴利来源，是走私可以存在并且屡禁不绝的根本原因。利用加工贸易走私只是走私的一种适宜的管道而已，堵死了这管道，还会有新的管道出来，所以解决走私从根本上就是降低关税壁垒和减少验关壁垒。所以，只有配合加入WTO后国内市场的扩大开放和管理体制与管理方式的市场化改革，使我国经济逐步与世界接轨，国内外价格渐趋一致，才能够既最大限度遏制走私，又为加工贸易发展提供良好环境。

七、基本结论

1.今后我国加工贸易发展战略及政策调整的目标和原则应是：继续鼓励加工贸易的发展，注意增强其对产业结构升级的作用，努力提高加工过程的技术含量和附加值；扬长避短，使加工贸易发挥促进外贸增长和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

2.通过引进先进技术改造我国中间品产业的现有生产方式，加大人力资本投入，增加对国产料件企业的R&D投入，给予投资中间品生产的外资企业以政策优惠等措施来提高国产料件的质量和技术含量，力争达到国际同类产品的标准。并且，为国产料件提供与进口料件相竞争的公平合理的外部环境。

3.政府应对加工贸易品“转厂”的政策予以适度的简化，从企业的实际情况出发，将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结合，以促进加工贸易“转厂”率的提高，从而增加加工深度和延长在我国的增值环节，以改变我国加工贸易效益低下的现状。

4.对加工贸易，尤其是外资经营的加工贸易予以产业政策的引导，在鼓励外资从事较高层次的加工贸易以外，取消对从事简单加工贸易的外资企业的部分优惠，以此来刺激外资从技术层次较低的加工贸易领域撤出并投入到较高层次的加工贸易中去，从而发挥外资在技术、管理等方面对我国经济发展促进作用。

5.对加工贸易实行出口加工区管理是我国加工贸易监管模式的发展方向。但由于我国加工贸易规模庞大，不可能对现有的所有加工贸易企业都实行这种监管，只能将加工贸易增量部分移至设定的加工出口区内进行封闭式监管。对区内的加工贸易企业，海关改革传统的监管模式，简化现行手续，实现加工区货物在主管海关“一次报关，一次审单，一次查验”的通关要求。

收稿日期：2002-06-12

【参考文献】

[1]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纲要[N].人民日报，2001-03-18.

[2]郝原明.外商投资加工贸易法规实务概览[M].北京：中国海关出版社，2001.

[3]戚自科.论外商直接投资的加工贸易倾向[J].现代财经，1999.

[4]郝原明.外商投资加工贸易法规实务概览[M].北京：中国海关出版社，2000.

贸易调整论文范文篇5

2.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我国已经加入WTO，这将极大地改变我国经济建设和发展的外部环境，其中，既有有利的改变，也有不利的改变。为最大限度地趋利避害，我们在制订一切政策时要充分考虑到“入世”的研究着眼于两个方面：一是“加工”，二是“贸易方式”。“加工”属于“中间在内”环节。它是东道国投入具有比较优势的生产要素对进口投入要素进行加工生产的过程，它表现为国际分工。作为一种“贸易方式”，加工贸易的实质是“两头在外”。无论是“来料加工”，还是“进料加工”，主要原材料、零部件等由外商提供或从国际市场购入，加工制成品应全部出口。许多国家的政府为了利用“加工贸易”这一贸易方式，往往实行相关的政策措施，对原材料等中间品的进口以及加工成品的出口进行必要的管理，所实行的政策措施更多的是鼓励性的，特别是确保加工成品的出口。之所以如此，在于加工贸易对本国的经济、外贸发展有着其他贸易方式不可替代的作用。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对加工贸易的研究与对其相关的政策探讨总是无法剥离的。因此，加工贸易是由“进口——加工——出口”三个环节构成的一个有机的整体，缺少其中任何一个环节都不能成其为加工贸易。本文将按照这一框架，分别对相关政策进行分析。不可避免的是，这三个部分的政策划分不可能是十分精确的，一项政策会影响三个环节。但就我们研究政策的目的而言，这种不精确并不十分紧要，因而我们在文中并未严格拘泥于这种划分。而分三个环节分别进行论述的好处在于，有利于我们基于加工贸易的内在运行机理和各个环节的突出问题来讨论相关政策，从而使政策剖析和建议更具有针对性。

二、我国加工贸易发展及政策调整的目标和原则

我们认为，我国加工贸易今后一段时期内的发展及政策调整的目标和原则的确立，应紧紧围绕《十五纲要》制定的总体战略目标来进行。根据加工贸易本身的特性及作用，《十五纲要》中所涉及的就业、产业结构调整和扩大出口等问题值得我们在考虑加工贸易政策时重点注意：

1.关于就业。大力发展和鼓励以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主的加工贸易，在我国仍然有重要的战略意义。目前，我国加工贸易从事的大多仍是劳动密集型的产品加工，应该说这符合我国劳动力资源丰富所决定的比较优势，对于缓解就业压力，创造就业机会发挥着巨大的作用。因此，要实现《十五纲要》提出的有关就业的目标，有必要大力发展加工贸易。因为，首先，就业问题的解决离不开出口贸易的扩大；其次，以我国目前的工业发展水平而言，尚不具备资本、技术、管理等方面的比较优势，换言之，要扩大出口，我们所能依赖的，就是充分发挥劳动力比较优势的劳动密集型产业或劳动密集程度较高的生产环节的加工贸易。

当然，这并不是说我们要永远停留在为跨国公司当加工装配车间的阶段，相反，在发展加工贸易的过程中，我们要注意学习先进技术，管理经验，建立营销渠道，积累资本，努力将出口产业升级至更高的技术层次。但是，在完成这个过程之前，作为一种过渡，采取加工贸易的方式来缓解就业压力，积累资金、技术包括经验都是完全必要而且必须的。

2.关于结构调整。目前我国的加工贸易对产业结构升级的作用不够明显，主要表现在加工程度低，加工链条短，原材料国产化率低，波及效应不强等等。这是否意味着发展加工贸易与我们优化工业结构，增强国际竞争力的目标互不相容呢？我们认为，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应该是否定的。一方面，我们大力发展加工贸易为解决就业问题所必需；另一方面，加工贸易这种贸易方式本身固有的两头在外造成的产业关联程度低，波及效应弱的弱点也不容讳避。这要求我们在政策制订中努力兴利抑弊，充分发挥其积极的作用，同时对其消极的一面要加以纠正克服。

我国是一个发展中大国，具有与小国不同的特点。那些适合于韩国、新加坡等新兴工业化国家的发展经验并不能完全地照搬到我国来，而是要有选择地加以学习吸收。在产业结构的优化这个问题上要坚持同样的原则。大国的产业结构调整与产业升级往往毋需像小国那样完全依赖外部的力量，因为一是国内的市场足够大，可以让新兴产业达到足以获得规模经济的规模；二是因大国进行产业升级所需的技术、资本等如果全部依赖外部引进，即使供给能力不成问题，代价恐怕亦难以承受。因而，我国的产业结构升级，主要还是要依赖自身的技术研发，创新人才的培养，创新机制的建立以及管理水平的提高。把我国产业结构调整，工业结构优化的希望完全寄托于外部，仅仅依靠引进技术或资金来完成，是不现实的。

这并不等于说个别处于特殊地理位置和具有特殊发展基础的地区无法通过发展外向型经济来促进产业结构升级。相反，深圳市以加工贸易的方式吸引了大批国际知名跨国公司前往设厂，显著地加速了深圳市高新技术产业的建立和现有产业技术升级。在国际分工进一步深化和生产全球化程度不断提高的今天，加工贸易无疑是发展中国家了解学习国外先进技术和管理方式，尽快建立起自己的高新技术产业的一条重要途径。

3.关于扩大出口。出口是推动一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从加工贸易在我国对外贸易中所占有的举足轻重的地位来看，在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这种贸易方式仍是我国对外贸易增长的主要推动力量。当然，在促进加工贸易增长的同时，也要注重其质量的提高。加工贸易中存在着的出口商品结构和市场结构不合理，高科技产业加工贸易比重低，以及加工贸易增值率较低，管理中存在漏洞等问题都必须加以重视、解决。我们进行加工贸易政策设计和调整的目标，正如《十五纲要》第十七章第二节指出：“加强加工贸易管理，提高加工贸易增值率，扩大加工贸易出口。”

根据以上分析，我们认为，新的时期，加工贸易政策制订所应遵循的原则和实现的目标是，在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继续发展加工贸易，发挥其利用我国的比较优势，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而且，利用“入世”为我国加工贸易的大发展创造的良好外部环境努力扩大出口；同时，对加工贸易要用政策措施加以引导，注意增强其对产业结构升级的作用，努力提高加工过程的技术含量和附加值，扬长避短，以利于我国实现产业结构升级，培养新的比较优势，增强国际竞争力，使加工贸易发挥促进外贸增长和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

三、对现行加工贸易进口环节的政策的评价

1.加工贸易中的利用外资政策。引进外资是我国对外开放的一项重要内容。《十五纲要》指出，十五期间，要积极合理有效地利用外资，把吸收外商直接投资作为利用外资的重点，完善利用外资政策，鼓励外商特别是跨国公司参与国有企业的改组改造，投资高新技术产业和出口型产业，促进我国产业结构调整和技术水平的提高。

我国目前利用外资的主要方式是利用外资从事劳动密集型加工贸易。当然，我们不能否定这种方式在改革开放之初，我国加工贸易还未得到充分发展时期，对于我国对外贸易额的增长和我国产品早日进入国际市场所具有的意义；但是，必须认识到，发展中国家利用外资的重要目的之一——引进先进技术和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却未能得到很好的实现。由于我国利用外资多采取加工贸易的方式，因而外资并未带来多少先进技术；而且，由于外资集中在劳动密集型加工行业，导致了一定程度的恶性竞争和产品的过剩。从国内看，由于外商投资的劳动密集型加工工业的过分膨胀，引起产业结构不合理更加严重，激化了本来就存在的能源和原材料的供求矛盾。

在加工贸易发展过程中出现上述不尽如人意的情况，有违我们利用外资的初衷，在政策方面也有值得检讨之处。有些地区在发展加工贸易的过程中，片面追求外贸数量的增长，而不注重其质量的提高，对于外资的流向，既不加限制，又不予以引导。致使外资大量进入劳动密集型简单加工行业，而未能发挥其对我国技术进步、产业升级的应有作用。

我国现行的加工贸易政策给予产品出口型外资企业相当多的特殊优惠，其目的是促进我国对外出口规模的扩大，缓解当时我国外汇短缺带来的压力，充分发挥对外贸易带动经济增长的作用。但是，客观上也鼓励了外商将资金投入到“大进大出”型的加工贸易行业，利用我国的廉价劳动力，进行技术含量较低的加工工业品的生产。这在当前，已经不利于我国进一步提升产业结构，增强出口竞争力的需要。

1995年6月，国家计委，外经贸部联合了《指导外商投资方向暂行规定》和《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两个文件，目的就在于正确引导外资产业投向，尽快改变目前外商投资集中于“短平快”项目的局面。但是两个文件下达后并未产生预期的效果，主要原因是没有配套的政策手段及缺乏规范的地方政府行为。

目前的加工贸易政策中，对于外资投向增值较高的生产环节和产业的鼓励尚嫌不足。大量的外资从事附加值较低的最终装配环节的简单加工贸易，长此以往，对我国上游原材料和中间投入品产业的成长不利。

总的看来，现行的利用外资政策促进了我国外向型经济的发展，积极作用不容置疑；但同时，由于情况的变化，现有政策对于外资促进我国产业结构升级和技术进步的鼓励措施不足，将从事简单加工贸易的外商投资企业和从事高附加值、高科技产品生产的外商投资企业不加区别地给予优惠，并不能很好体现国家的产业政策精神，也不利于我国的加工贸易向提高增值率和技术含量的方向发展。

2.加工贸易进口环节有关提高中间品本地化率的政策。现有加工贸易中间品本地化率不高是一个公认的事实，这种状况既是我国原有产业结构不合理，技术水平落后从而中间投入品行业产品竞争力的劣势所决定了的，又与加工贸易本身“两头在外”的特点有关。但这并不意味着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不能在发展加工贸易过程中逐步提高投入品的本地化率，从而促进国内原材料行业的发展。不少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经验表明，通过适当的政策引导，加工贸易投入品的本地化率会得以逐步提高，从而会更加充分地发挥加工贸易的波及效应。

我们不能硬性地规定加工贸易出口品使用的国产材料比重，因为目前我国的确还无法生产某些投入品或其产品的质量达不到加工企业的要求。况且，那样做也违背了WTO的国民待遇原则。政策所能做到而且应该做到的，就是为国产投入品和进口投入品提供一个公平竞争的环境，使已具竞争能力的国产投入品不致因为政策的歧视而失去竞争优势。我国的加工贸易政策中的确存在这种不合理的对进口投入品的“超国民待遇”现象：加工贸易企业进口投入品可以免缴关税、工商统一税（增值税和消费税）；而如果从国内购买中间投入品则只能享受部分退税（征17%，退19%）的待遇。在这种情况下，许多原本会使用国产料件的企业也转而进口加工所需的投入品。我国加工贸易波及效应差，与此不无关系。

令人欣慰的是，我国加工贸易发展成就最为显著的深圳市了《深圳市关于鼓励来料加工业务使用国产料件的通知》，鼓励外商委托加工单位向境内企业购买料、件（除国家禁止或限制出口的原材料外）进行加工装配，成品全部交还外商出口；允许以国内购料方式委托我方加工装配的外商，根据需要委托加工单位向市经济发展局提交国内购料申请表，申请国内购料。但就全国范围来看，其它地区尚无类似规定。我们认为，此类鼓励政策，与相应的产业指导政策相结合，有利于我国中间投入品行业的成长，促进加工贸易波及效应的发挥，最终将优化我国的工业结构，提高我国工业的国际竞争力。

另有学者认为，鼓励加工贸易企业使用国产料件不必要采取给国产料件足额退税的手段，而可以通过对进口料件征以相当于国产料件的税赋来实现。这种论点无异于取消对加工贸易的优惠政策，使之与一般贸易处于同等的地位。我们认为这样做可能造成加工贸易的衰退，从而影响我国扩大出口和增加就业目标的实现。由于对加工贸易实行免税的优惠政策为国际上通行的做法，因而我国取消对加工贸易的优惠，必将使大量加工贸易转移到与我国处于相似发展阶段的发展中国家，其结果可能是进一步影响我国对外贸易国际地位和对外开放形象，得不偿失。

综上所述，我国目前加工贸易政策中，对中间投入品国产化的鼓励不足；加工贸易虽然规模上不断扩大，但对于产业结构升级的促进作用却很有限。这种状况，不利于实现我国提升产业竞争力的目标，因而，要予以适当的调整。

3.现行加工贸易的监管政策。我国现行加工贸易监管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就是由于采取了不合国情的开放式监管模式造成严重的走私。这已被证明是我国加工贸易政策中的一个失误。由于我国加工贸易已经形成了分布区域广，涉及行业面宽的格局，此时再试图将其纳入封闭式监管模式由于成本太高而根本不现实。

尽管如此，我国的加工贸易监管部门还是试图在增量部分作出补救。2000年4月27日《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行设立出口加工区试点）的复函》批准在大连、天津、北京、烟台、深圳、广州等地设立出口加工区。同年5月24日，海关总署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对出口加工区监管暂行办法》作为出口加工区监管的法律依据。出口加工区的设立实际上对区内加工贸易企业引入了封闭式的监管模式。《复函》中指出：“要按照优化存量、控制增量、规范管理，提高水平的方针，先把新增加的加工贸易企业引入出口加工区，逐步实现对加工贸易企业的集中规范管理。”以我国现有加工贸易的庞大规模，不可能一夜之间都由开放式监管转变为封闭式监管，因此，在建立出口加工区容纳新增加工贸易企业和一部分具备条件的现有加工贸易企业的同时，也要加大管理力度，严格审批手续，坚决打击利用加工贸易进行走私的犯罪活动。在这方面，我国海关已经做了大量的工作。如1989年《海关总署关于对来料加工进口料件收取保证金问题的规定》中明确指出：“对少数资信不好，管理混乱，或有走私违法前科的企业所经营的来料加工进口的料件，已批准的拆解旧汽车和废旧家用电器来料加工合同进口的料件，以及需加强管理的特定的进口料件，先收取相当于进口税款的保证金，加工成品出口经海关核销后，退还保证金。”

我们相信，通过对存量加强监管力度和将增量纳入封闭式监管的方法，将会较好地解决我国加工贸易中存在的走私严重的问题，促进我国加工贸易健康发展。

四、对现行加工贸易加工环节政策的评价

目前我国加工贸易加工环节的主要问题是增值率较低，造成这种状况的直接原因有二：加工技术水平较低；加工链条短。其实这两个问题是有联系的，较低的技术水平决定了加工环节只能进行那些简单加工装配操作；只有在进一步提高技术水平后，才有可能延长加工链条，获得较高的附加价值。但是从政策角度来考虑，这两个问题要加以区分。

1.技术水平问题。加工贸易加工环节技术水平低，极少采用先进技术的状况，与发展中国家的比较优势以及加工贸易本身的特点是符合的。发展中国家（如我国）最大的比较优势就是有大量廉价的非熟练劳动力，这一点吸引跨国公司将生产环节中需要大量使用非熟练劳动力的加工装配环节转移到我国来，进行加工贸易。可见，加工贸易实际上是国际分工的一种方式，在分工中发展中国家由于自身条件的约束，被局限在生产技术水平较低的加工装配阶段；而发达国家则利用其资本和技术的优势，占据了生产的研发及技术含量高的生产环节。

了解了这一点，有助于我们更加清醒地认识我国鼓励加工贸易发展的目的。这个目的不是利用加工贸易来使我国生产技术得到实质性的进步，而是利用外国资本，增加就业，以及扩大对外经济交流，取得外汇收入等。如果我们不切实际地期望通过加工贸易的发展，就可解决我国技术水平落后于发达国家的问题，结果必然会让我们大失所望。但这是否意味着加工贸易的加工技术水平就不需要提高，或者发展中国家政策在这个问题上就无能为力了呢？都不是。技术进步固然不是发展加工贸易的主要目的，但它是利用外资的主要目的之一。现在我国利用外资的主要方式是加工贸易，这种局面对于提升我国的生产技术水平无疑是不利的。从历史经验来看，一国劳动力成本的优势仅可以保持有限的一段时间，如果在这段时间里该国生产技术水平还没有实质性的提高，还未在其他生产环节上形成新的比较优势，则该国的加工贸易将会成为无根工业而萎缩。同时，国际竞争力出口也将受到企业技术经济效益或者生产适应市场需求而国内生产能力不足的新设备、新材料”的项目列入鼓励类外商投资项目，而将“属于国家安全或者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项目列为禁止类外商投资项目等。应该说，现有利用投资政策的总体思路是利用外资提高我国的产业竞争力和技术水平，这是正确的。问题是，在鼓励加工贸易发展的政策吸引下，大部分外商投资投向没什么技术可言的低级加工工业中去，这在一定限度内可以缓解我国就业压力，扩大我国出口创汇，但超出一定限度就有违我国利用外资的初衷，成为一种不良倾向。我国现行加工贸易政策，并未对外商投资企业进行加工贸易的技术水平进行甄别，因而即使是对提高我国生产技术水平无益的简单加工，也能获得给予加工贸易企业的一切优惠。这种政策可能扩大了我国利用外资的数量，但对提高利用外资的质量而言，则是需要改进的。

2.“转厂”问题。现行的加工贸易政策对“转厂”施加了种种限制，这对于延长加工贸易品在我国的增值链，提高增值率是不利的。比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关于加工贸易保税货物跨国深加工结转的管理办法》第四条规定：“海关对保税货物深加工结转采用计划审批制度，转出企业在申领《加工贸易登记手册》后，即可凭《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加工贸易保税货物深加工结转申请表》向海关申报结转计划。经转入地海关同意后，可分批办理结转送货手续。”对于按转关运输办理货物结转的情况，转出和转入企业必须向所属海关提出申请。企业在办理结转时常常受到限制，且所需时间长，有时难以如期结转。转出、转入地海关对商品名称、数量和价格等存有异议时，手续更难以办理。转关查询实需耗时1至2个星期，严重影响了周转速度和贸易效率。一些外资企业对转关产品不得不采取先出口香港特别行政区复进口的做法，徒增经营成本。因此，我国在制订有关加工贸易结转深加工的政策时，尚须考虑企业实际情况，精简手续，促进加工贸易国内增值链的延长，以提高增值率。

五、加工贸易出口环节的政策评价

目前我国加工贸易出口方面存在的问题主要有出口贫困化增长及由于原产地规则而引起的贸易摩擦。出口环节是加工贸易最后一个环节，直接决定着加工贸易所带来的收入能否实现以及效益的好坏。因此，认真对待出口方面的政策是非常必要的。

发展中国家利用自身劳动力，资源优势发展对外贸易，存在着出口贫困化增长的可能，但是，这种贫困化增长并不一定发生。如果能够不断改善其出口商品结构，逐渐由初级制成品向含有更高技术含量的产品结构转化，就能在很大程度上避免出口贫困化增长的噩运。

自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出口商品结构就是这样不断由低级向高级地改变着。虽然在出口的很多高科技产品中，我国并未掌握核心技术，所进行的也只是简单加工，但是从贸易条件的角度来看，这种转变是可喜的。有关研究表明，我国改革开放以来贸易条件并未如普雷维什等发展经济学家所预言的那样趋于恶化，其中很大原因就在于我国出口商品结构所发生的显著变化。然而，要积累我国经济发展所需要的充足的外汇，我国可能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仍必须依赖传统初级产品、尤其是劳动密集型轻纺工业品的出口。有时，这与我们努力改善贸易条件的目标是有矛盾的，但是若我们能够及时地利用积累的外汇来改进生产技术，提高生产效率，则我们就有可能实现外贸与经济发展的良性互动。

至于加工贸易出口的环节中的另一个问题即原产地规则问题。我们认为，目前原产地规则方面所存在弊端并不是仅凭我国之力就可以得到克服，而是有赖于参与国际贸易的各方进行多边磋商，最终达成合理公正的原产地认定协议。

六、关于我国加工贸易政策调整的建议

基于以上现代工业生产的熟练劳动力。当今世界，经济全球化，生产全球化趋势日益明显。融入国际分工中，成为跨国公司国际生产链条中的一个环节，学习别国的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成为发展中国家利用后发优势发展本国经济的有效途径。加工贸易正是生产全球化的重要体现，并为技术落后的发展中国家参与国际分工提供了重要的机遇。

“入世”以后，我国将更加开放，逐步削减关税和非关税的贸易壁垒，开放本国市场，目的就在于充分利用“两种资源，两个市场”，发展外向型经济，带动整个国民经济的增长。长期来看，对加工贸易实行鼓励政策与我国“入世”后的外资政策调整方向是一致的，因而更无必要加以否定。当然，对加工贸易进行鼓励并不是说任其自由发展，不加限制。由于我们在前文中提到的原因，现行加工贸易政策中尚存在诸多问题，需加以解决。

2.增强加工贸易的波及效应。若要使加工贸易在优化我国产业结构，增强我国产业的国际竞争力方面有所贡献，就必须增强其产业关联效应，即波及效应。

目前，这种效应未得到充分发挥，其原因既有非政策方面的，又有政策方面的，而后一个原因，是政策制定者必须着重考虑的。如何引导加工贸易向着更深层次，与国内产业发生更加紧密的联系的方向发展，的确是一个对于发展中国家有着重大意义的课题。根据前文的分析，我们可大致地将这种引导分成两个方面。第一，如何使加工贸易的本地化率得到逐步提高，以发挥加工贸易对东道国中间投入品行业的联锁效应；第二，如何延长加工贸易在东道国的加工链条，以提高加工贸易的增值率，并且发挥加工贸易对东道国相关深加工环节的联锁效应。

对于前一个问题，我们建议如下：(1)提高国产料件的质量和技术含量，力争达到国际同类产品的标准。这应该是一条解决发展中国家中间投入品产业薄弱的根本途径。具体的措施则可以采取引进技术改造现有生产方式；加大对人力资本的投资以培养适应现代化生产需要的工人；对国产料件企业以税收、用地等方面的优惠；增加对国产料件企业的R&D投入；对于投资中间品生产且具有先进技术的外资方给以政策优惠等等。(2)为国产料件提供与进口料件相竞争的公平合理的外部环境。目前，加工贸易企业实际上被鼓励从国外进口中间投入品，即使是国内已具备生产能力的中间投入品往往也由国际市场进口，有时甚至是我国出口的产品经海外市场后再复进口。此种现象发生的原因之一就是国内的料件生产企业由于国家税收政策不当而遭受到不公平的对待。对待进口料件的“超国民待遇”状况不加以改变，将会继续对我国加工贸易生产料件的本地化率提高发生不利影响。政府需在加强国内原材料生产企业与加工贸易企业之间的沟通方面更多地发挥作用。比如建立加工贸易需求料件信息库，给予本国料件生产企业以信贷支持，为本国料件生产企业在海外设立宣传展览等。

至于加强延长加工贸易的加工链，以提高增值率，增强其波及效应则主要体现于转关深加工政策之中。现有的加工贸易转关深加工办法执行过程中存在手续繁冗，耗时较多的弊病，令一些加工贸易企业对“转厂”望而却步。鉴此应对加工贸易品“转厂”的政策予以适度的简化。从企业的实际情况出发，将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结合，以促进加工贸易“转厂”率的提高，从而增加加工深度和延长在我国的增值环节，以改变我国加工贸易效益低下的现状。

3.以积极的政策促进加工贸易升级。促进加工贸易升级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使加工贸易产品的结构升级，逐步由劳动密集型的轻纺工业产品转向科技含量较高的高新技术产品的加工；二是使加工贸易加工环节采用生产技术逐步升级，惟如此才能不断提升加工贸易的技术水平，增加收入，并促进我国整体工业结构优化和国际竞争力的增强。

目前，我国给予低层次加工贸易和高新技术产品加工贸易及采用较先进生产技术的加工贸易几乎是同等的政策，这导致了外资大部分投向简单加工贸易，有违我国利用外资的初衷。因此我们建议对加工贸易，尤其是外资从事的加工贸易予以产业政策的引导，在鼓励外资从事上述较高层次的加工贸易以外，取消对从事简单加工贸易的外资企业的部分优惠，以此来刺激外资从技术层次较低的加工贸易领域撤出并投入到较高层次的加工贸易中去，从而发挥外资在技术、管理等方面对我国经济发展促进作用。这也许会引发人们对加工贸易能否继续如从前那样快速增长的担心。确实，实行上述政策可能使一部分外资因无力从事较高层次的加工贸易而退出我国，甚至会因此导致加工贸易创造就业机会的作用减弱。但也必须看到，就业和优化产业结构是鱼和熊掌的关系。在两者的取舍上，并不能厚此而薄彼。关键是政策上要把握适当的“度”，即使牺牲一部分加工贸易创造的就业机会，若能换来我国加工贸易的良性发展也是值得的。相反，若一味强调就业目标而忽视加工贸易的升级，这样的加工贸易势必会失去后劲，其创造的就业机会也不能长期保持。

4.对加工贸易的管理模式进行调整。我国目前对加工贸易的开放式监管模式不利于对加工贸易企业进行监督，加工贸易企业法律意识淡漠，因而现实中出现走私严重、管理成本高昂等问题。这些问题已经引起我国海关的重视。措施之一就是在大连等地设立出口加工区，对区内企业实施封闭式的监管。

对于区内的加工贸易企业，海关将改革加工贸易传统的监管模式，简化现行手续。实现加工区货物在主管海关“一次报关，一次审单，一次查验”的通关要求。具体做法有：(1)海关对加工区采取全封闭、卡口式24小时监管制度。卡口分别设立货物和人员进出通道。(2)海关对加工区企业采用计算机管理模式。海关与区内企业实行计算机联网，进行电子数据的传输和办理通关手续；加工区海关与口岸海关实行计算机联网。(3)对区内企业开展加工贸易业务不实行加工贸易银行保证金台帐制度，取消《登记手册》，海关改用电子帐簿管理，实行半年一次的总量扣减核销制度。(4)对区内与境外之间进、出的货物，实行“备案制”管理，货物进（出）口时，由企业填写《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进口（出口）货物报关单》作货物进（出）口申报。(5)加工区与口岸、加工区与加工区之间进（出）口的货物、物品，采取直通式或转关运输的监管模式，一律在加工区主管海关报关并在卡口查验放行。可以预料，随着出口加工区模式的实行，加工贸易企业的管理将逐步规范化，从企业角度来说，减少了手续、提高了效率。从海关方面来说，这种方式更有利于实施有效监督，减少利用加工贸易进行走私的作为。这种方式是我国加工贸易监管模式的发展方向。

但是在实施这些新措施时，必须注意出口加工区制度也有其局限性。

首先，我国加工贸易规模庞大，出口加工区难以容纳。由于我国特殊国情和对外开放模式，加工贸易在我国外贸进出口中所占比重和总体规模远高于一般国家，从事加工贸易的企业点多而广，只靠面积、功能都有限的出口加工区是难以负载的。第二，集中封闭管理，即使能遏制加工贸易走私也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走私问题。应该看到，走私的根源是过高的关税壁垒和众多的验关壁垒造成的进口商品国内市场价格的严重扭曲，这种价格量差形成了走私的暴利来源，是走私可以存在并且屡禁不绝的根本原因。利用加工贸易走私只是走私的一种适宜的管道而已，堵死了这管道，还会有新的管道出来，所以解决走私从根本上就是降低关税壁垒和减少验关壁垒。所以，只有配合加入WTO后国内市场的扩大开放和管理体制与管理方式的市场化改革，使我国经济逐步与世界接轨，国内外价格渐趋一致，才能够既最大限度遏制走私，又为加工贸易发展提供良好环境。

七、基本结论

1.今后我国加工贸易发展战略及政策调整的目标和原则应是：继续鼓励加工贸易的发展，注意增强其对产业结构升级的作用，努力提高加工过程的技术含量和附加值；扬长避短，使加工贸易发挥促进外贸增长和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

2.通过引进先进技术改造我国中间品产业的现有生产方式，加大人力资本投入，增加对国产料件企业的R&D投入，给予投资中间品生产的外资企业以政策优惠等措施来提高国产料件的质量和技术含量，力争达到国际同类产品的标准。并且，为国产料件提供与进口料件相竞争的公平合理的外部环境。

3.政府应对加工贸易品“转厂”的政策予以适度的简化，从企业的实际情况出发，将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结合，以促进加工贸易“转厂”率的提高，从而增加加工深度和延长在我国的增值环节，以改变我国加工贸易效益低下的现状。

4.对加工贸易，尤其是外资经营的加工贸易予以产业政策的引导，在鼓励外资从事较高层次的加工贸易以外，取消对从事简单加工贸易的外资企业的部分优惠，以此来刺激外资从技术层次较低的加工贸易领域撤出并投入到较高层次的加工贸易中去，从而发挥外资在技术、管理等方面对我国经济发展促进作用。

5.对加工贸易实行出口加工区管理是我国加工贸易监管模式的发展方向。但由于我国加工贸易规模庞大，不可能对现有的所有加工贸易企业都实行这种监管，只能将加工贸易增量部分移至设定的加工出口区内进行封闭式监管。对区内的加工贸易企业，海关改革传统的监管模式，简化现行手续，实现加工区货物在主管海关“一次报关，一次审单，一次查验”的通关要求。

【参考文献】

[1]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纲要[N].人民日报，2001-03-18.

[2]郝原明.外商投资加工贸易法规实务概览[M].北京：中国海关出版社，2001.

[3]戚自科.论外商直接投资的加工贸易倾向[J].现代财经，1999.

[4]郝原明.外商投资加工贸易法规实务概览[M].北京：中国海关出版社，2000.

贸易调整论文范文篇6

一个国家的贸易结构、贸易方式和贸易政策，是这个国家经济发展水平、产业水平和比较优势在贸易上的真实反映。改革开放我们走过了20多年历程，经济发展的模式主要是模仿型经济、粗放型经济、生产主导型经济，那时候我们缺资本、缺技术、缺人才、缺管理经验、缺商业运营模式，不得不走这样的道路。如果说我国过去主要是世界加工厂，将来主要应该是世界的资本密集、技术密集和人才密集的区域；过去在国际产业链中处于低端，今后主要是向高端发展；过去在“微笑曲线”的底部，将来要向微笑曲线的两端发展。在经济增长方式上，过去我们注重的是流量、是销售总额、是进出口总额，未来我们追求的是创造财富的存量和增量；过去我们注重的是GDP的总量，是经济增长的速度，未来我们更注重的是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是创造了多少利润，创造了多少税收，创造了多少就业，创造了多少研发能力，创造了多少技术专利，创造了多少知名品牌，特别是跨越国界的世界名牌。

中国1978年以来经历了28年的改革，国际国内形势发生了很多变化，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环境也发生了根本性变革。我国经济已经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从自然经济、产品经济转向商品经济，从封闭型经济转向开放型经济，从总体上短缺经济转向总体上的过剩经济，从供给约束型经济转向需求约束型经济，从政府主导型经济转向微观经济自增长型经济。在此基础上，我们正在着力推动我国经济实现新的转型，即从模仿型经济转向创造型经济，从粗放型经济转向集约型、循环型经济，从生产主导型经济转向流通先导型经济，从速度型经济转向和谐型经济。这不仅是生产方式的转变，而是一种财富创造方式的转变。认识这一点，主动地进行对外开放战略包括贸易政策的调整。

第一，要推动我国实现从贸易大国向贸易强国的转型

这是战略目标的转变。我国现在是第三大贸易国，进出口贸易总额比1978年增长了68倍，年均增长16.8%。专家预测，在未来三年内，中国有可能超过德国和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贸易国。我国贸易总量从第三位上升到第一位，不仅仅是位次的上移，而是在经济全球化的趋势下，全球贸易格局、全球经济格局乃至全球政治格局新的洗牌和调整。

我国虽然贸易总量迅速上升，但是国际竞争力还比较低，应该改变这种规模扩张、数量扩张和外延扩张的道路，改变对外贸易的核心竞争力、综合竞争力和国际竞争力低下的被动格局。中国对外贸易已经走过的路程，一些代价是中国改革开放和鉴于中国国情必须要付的成本，但是现在到了转型时期。对于已经获得的国际市场份额，决不能轻易放弃或收缩，这是几代领导人带领全国人民经过20多年艰苦努力形成的世界贸易格局，是来之不易的成就，一旦由于我们的政策举措不当失去，再想重新获得是不可能的。我们要把力量下在实现我国从贸易大国向贸易强国的转型上，通过贸易结构、贸易方式和贸易政策的调整，促进我国对外贸易完成从小到大、再从大到强的转变历程。

第二，推动我国实现从粗放型贸易增长模式向集约型贸易增长模式转型

这是落实科学发展观最为重要的核心内容，是对外贸易战略最重要的调整。中国贸易增长方式的粗放型可以从3个85%看出来：在中国进出口总额中，加工贸易占55%以上，加工贸易中外商投资企业占85%以上；在外商投资企业的出口商品中，贴牌生产的产品占85%以上；在高新技术产品出口中，外资投资企业占了85%。这种进出口格局凸显中国贸易结构问题，表现出我国在世界分工中的弱势地位，在产业链中仍处于低端。

19世纪初期拿破仑曾经预言，中国一旦苏醒，世界就会颤抖。我国的经济增长和外贸增长，的确已经使世界刮目相看，但我们自己必须清楚，在某种程度上，这种增长是靠高投入、高耗能、高污染和资源环境的超常付出的代价获得的。按照现在我国对能源的消费水平，假设经济总量达到目前美国的水平，需要消耗全球124%的煤、120%的铁矿石、108%的钢材、160%的水泥、100%的氧化铝。我国单位产值的能耗比世界平均水平高2．4倍，比德国高4.97倍，比日本高4．43倍，比印度高1．65倍。我国石油的可开采量仅为我们需求量的11.1%，天然气为4.3%，铁42%，铜18%，煤炭最高为55.4%。照此发展，世界的颤抖将不会因为中国的发展，而因为全球资源对这种发展方式的支撑将坍塌。

国际上发达国家一般采取本国主导的贸易发展模式，主要由本国企业以贸易方式获取定单和进口原料，主要集中于深加工、高附加值产品的加工，产业链条长，知识产权和研发营销等高端掌握在自己手中。我国制造业规模居世界第四位，但国内拥有自主知识产权核心技术的企业仅占万分之三左右，对外技术依存度高达50%，自有品牌产品出口不到10%。因此，贸易增长模式转变的前提，是整个国家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是整个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是我国已经取得的经济能力和人才储备。从粗放型经济转向集约型经济，从粗放型贸易增长模式转向集约型贸易增长模式，决不是一句口号，而是一种现实的选择，是我国经济经过一段高速发展时期后，在对我们付出的成本和代价进行反思后，所做出的新的战略选择。

第三，推动我国实现从以低端工业制成品出口为主体向以中高端工业制成品为主体转型

应逐步完成我国出口产品的二次转型。中国在改革开放进程中，贸易出口第一次转型完成了从农产品、原材料和初级产品向工业制成品的转型。第二次转型面临的主要任务是，尽快实现从低端工业制成品为主向中高端工业制成品为主的贸易结构转变。

1980—2005年，我国初级产品出口比重从51．6%逐步下降到6.4%，工业制成品比重逐步从48.4%上升到93.6%。按照联合国BEC分类，2005年我国出口商品中，资本品占26.4%，中间产品占39.9%，消费品占32.5%。我国目前的工业制成品比重已经超过国际平均水平，与德国处在同一水平上，这是我们前20多年贸易发展战略的结果。不少人认为低端产品就是我们的传统产业和传统产品，实际上这是一个很大的误区，同样是服装，意大利服装价格是我们的几倍、十几倍或几十倍；同样是钟表，瑞士钟表价格在全球的高企已经数十年，等等。从低端工业制成品为主向中高端工业制成品为主转型，不是放弃我们好不容易培育和发展起来的、有竞争优势和比较优势的传统产业，如服装、鞋帽、箱包、玩具、家具等产业，而是提升这些产业创造产品的能力，提升这些产业的研发设计能力，提升这些产业开拓国际市场通道的能力和现代市场营销能力，提升这些产业履行企业社会责任的能力，从而创造我国产业的软实力、软资源和国际竞争力，创造同一产业或产品的技术含量、附加值和售价，创造更多的无形资产。从低端工业制成品为主向中高端工业制成品为主转型，也不能满足其他国家高技术产业向中国转移处于产业链低端的加工环节。看起来出口中高新技术产品比重越来越高，但对我国高技术产业的带动和溢出效应随着外商独资化而递减。

从低端工业制成品为主向中高端工业制成品为主转型，着力点是提高我国在国际产业分工中的地位和获利的比重，延长我国企业在全球供应链体系中的链条，从每一个产品、每一个产业做起，要像意大利服装、瑞士钟表一样，下功夫做品牌，做附加值，做无形资产，做国际市场份额中的商品置换，这样才能从“微笑曲线”的底部向“微笑曲线”的两端爬升和发展。

第四，推动我国实现从以出口导向为主的贸易政策向贸易平衡政策转型

中国在26年的改革进程中，一直是以出口导向为政策基调，花了很大力气千方百计促进出口，这在当时是正确的，也是必要的。但是，这种政策导向已经使不少人形成思维定式，把出口作为成绩，把贸易顺差作为成绩，很多地方以出口增长作为干部政绩的表现，如果出口增幅减少，贸易顺差减少，一些领导干部就认为外贸出了问题。中国贸易顺差过大，2005年贸易顺差超过1000亿美元，今年顺差又比去年有更大幅度的增加，与这种政策导向有直接关系。

应该对贸易顺差进行客观分析，贸易顺差并不是一个国家竞争力的表现，更不是一个国家在贸易中获得的真实利益的表现，顺差并不是财富。中国的顺差是国际分工、产业转移和要素重组的结果，是其他国家企业生产制造基地向中国转移、生产制造环节向中国转移的结果。我国多年形成的政策导向应适时进行调整，需要调整和转变我国“流出财富，留下顺差”的贸易政策体系，应致力于贸易平衡。在调整中，务必要注意两个问题，一是应该通过扩大进口而不是压缩出口来解决贸易不平衡问题，二是把9411亿美元的外汇用起来，减少国际社会对人民币升值的压力。

第五，推动我国实现从低价格、低层次竞争向互利共赢战略转型

我国一些企业在国际市场竞争中，是以低价“倾销”、低层次竞争为主要手段的。英国《金融时报》一篇文章，题目是“中国对外贸易——买啥啥贵，卖啥啥便宜”。

买啥啥贵。近几年我国成为全球初级产品市场的最重要的大买家，我们进口的大宗商品价格一路上扬，从2001年中期至2004年底，国际原油价格上涨了120%，铁矿石价格上涨了30%，铜矿石上涨了100%，大豆价格上涨50%。在此基础上，2005年国际市场原油和铜的价格又分别上涨43%和53%，亚洲地区铁矿石价格上涨71.5%。2005年至2006年上半年，由于价格上涨，我国仅在铁矿石进口方面就多支付了约34.81亿美元，折合人民币287亿元。

卖啥啥便宜。目前，中国为世界每一个人生产1双鞋子、2米布和3件衣服，出口服装177亿件，而每件只售3.51美元；出口鞋子60亿双，每双仅售2.5美元；羊毛衫出口单价仅为4美元。过去10年，我国皮鞋、布鞋、球类、伞、鬃刷、热水瓶等6种小商品出口额增长了5成，但平均价格却降低了20%以上。中国稀土出口量2004年是1990年的9倍，平均价格却下降46%。一些中国企业在国际市场竞争中，低价竞争，自相残杀。在WTO反倾销案件中，对中国反倾销的案件最多，达到1／7，低价竞争不仅使我们难以获取应得的利益，而且容易引发贸易争端。

根据美国摩根士丹利的研究，过去十年中国出口的质优价廉产品，仅2004年就使美国消费者节省了将近1000亿美元，美国公司从中国制造的产品中获得的利润近600亿美元，占标准普尔公司全年利润的10%以上。但是我们并没有遭到表扬和礼遇，迎面而来的是反倾销等贸易摩擦。我们决不能再做这种“赔本赚吆喝”的事情了，决不能继续再以低价格、低层次竞争来开拓国际市场了。实施互利共赢战略，是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的战略，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国发展对外经贸合作关系的核心和精髓，也是中国提高可持续贸易能力的必然选择。

第六，推动我国实现从以货物贸易为主向注重提高服务贸易比重转型

20世纪70年代后期，世界服务贸易增长速度超过货物贸易增长速度，服务业终将成为主导产业，它带来世界各国产业结构的变化。2003年，发达国家服务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71%，发展中国家也达到51%。据世界贸易组织统计，1980年至2004年，国际服务贸易增长了5.8倍。据联合国贸发会议预测，2007年全球服务外包转移额将超过6000亿美元，2010年将超过1.2万亿美元。

服务品是进入流通的无形商品，消耗所在国资源少、对环境破坏少、市场风险少、产品附加值高。要改变我国贸易量大、利润小、价值少的状况，应加大服务贸易的比重。在世界服务贸易中，发达国家所占比重高达75.8%，而中国服务贸易是连年逆差，2004年逆差为97亿美元，2005年为94亿美元。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在世贸组织分类的160多个服务贸易部门中，按照承诺已经开放了100多个，占62.5%，接近发达国家水平。提高我国服务贸易的比重，有了更好的条件和基础，这应成为我国贸易转型的战略选择。

第七，推动我国从单向“引进来”向“走出去”与“引进来”并重的战略转型

我国改革开放初期主要以“引进来”为主，在我国经济规模不断扩大、对外贸易规模不断扩大、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联系日益密切的新形势下，进一步拓展我国经济发展的市场空间，不能只靠把投资者“引进来”，变成我国的贸易额再出口到国际市场的常规做法，应该把实施“走出去”战略的重点放在贸易转移上。通过投资带动贸易发展，缓解与所在国的产业冲突与就业冲突；转移国内有优势或过剩的生产能力，开发新的市场，真正实现市场的多元化，减少国际市场风险；转移贸易顺差，促进出口商品原产地的多元化，减轻我国承担全球经济失衡的压力。

实施“走出去”战略中的贸易转移，是充分利用“两个市场”、“两种资源”促进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的重大举措，是逐步形成我国自己的跨国公司的重要途径。必须解决我们的企业在国际市场互相拆台和恶性竞争问题，这是中国企业最丢分的地方，不解决这个问题，我们的产品即使质量档次提高了，价格也上不去。必须解决企业谋求自身利益与履行社会责任的问题，促进当地经济发展，为其税收、就业、合理利用资源等带来好处，遵守东道国的法律法规，尊重当地风俗习惯，与当地人民和睦相处。必须要低调行事，对一些对外合作敏感项目多做少说，甚至只做不说防止被蓄意炒作，功亏一篑。

第八，推动我国从单一对外贸易政策向综合型、协调型对外贸易政策转型

我国加入世贸组织过渡期年内基本结束，中国市场已经与世界市场全面接轨，国内规则已经与适应全球贸易和投资的国际规则全面接轨，对外开放从政府主导的、过渡式的、局部的、渐进的进程转向面向全球的全面开放。应加强各个相关部门对外经济政策的协调性，形成整体化的国家对外贸易战略。

贸易调整论文范文篇7

出口商品结构是指在一定时期内一国出口的各类商品或某种商品在对外贸易中的构成，即各大类商品或某种商品出口额与整个贸易额的比，是反映一国对外贸易结构状况的重要指标，对该产品的出口将拉动国内的生产，形成规模经济。虽然我国工业制成品1981年首次超过初级产品的出口，但是直到1986年，出口商品结构才真正实现了从初级产品为主向工业制成品为主的转变，转变完成后，出口商品结构的升级和优化则主要表现为工业制成品中劳动和资源密集型产品与资本及技术密集型产品分别所占出口总额的比重变化。我国出口商品结构调整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阶段：

第一阶段：1991年以前。主要是出口劳动和资源密集型产品，促进了工业制成品出口的增长。在这一阶段，由过去出口初级产品为主向轻纺类半制成品、中间品转变，特点是较低技术含量，粗加工、简单加工。

第二阶段：1992年-2003年。1991年劳动和资源密集型产品所占出口总额的比例达到了62.2%的顶峰后，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品的出口增速强劲，所占出口总额的比例从1990年的15%上升到2000年的47.4%。因此，这一时期是以出口轻纺产品为主向出口机电化工、高新技术产品等重化工产品转变，其特点是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出口产品附加值和技术含量，精加工、深加工程度提升。

第三阶段：2004年及其以后。2004年，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品所占出口份额首次超过劳动和资源密集型产品44%的份额，达到49.4%，使其成为促进工业制成品持续稳定增长的最主要动力，顺利完成了劳动和资源密集型的低附加值的出口商品结构(轻纺产品等)向资本和技术密集型(重化工、电子产品等)高附加值的出口商品结构的转变。根据海关历年公布的数据，从我国出口商品构成情况来看(按SITC分类)，2004-2006年初级产品分别为405.5亿美元、490.4亿美元和475.5亿美元，同比增长分别为16.5%、20.9%和7.8%；工业制成品分别为5528.2亿美元、7129.6亿美元、8274.9亿美元，同比增长分别为37%、29%和28.8%。

但我国在国际分工中的位置依然是低附加值、低工资、低技术密集度、高竞争强度的产业和加工环节，基本上处于世界产业链的末端。我国现阶段的出口产品相对集中在纺织品、服装、鞋类、玩具和食品等，多属价格敏感性商品，这类产品一般技术含量不高或产品开发、生产技术已经成熟，大多出口企业已具有相当规模，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主要表现为价格竞争。在贸易快速增长的前提下，表现为出口萎缩，进口增长而导致的贸易收支逆差。我国对外贸易发展的潜在危险在于：在贸易条件下降的情况下，极有可能出现经济增长与国家净福利增加的背离，陷入贫困化增长的困境。因为初级产品或劳动密集型产品是需求弹性小的产品，在国际价格下降的情况下，需要大量的出口来弥补损失，因而有可能出现出口规模越大，国家净福利损失越多的现象。

二、近年来我国价格贸易条件和收入贸易条件的动态

商务部的一份研究报告指出，1993-2000年，以1995年为基期的中国整体贸易条件指数下降了13%，其制成品贸易条件指数下降了14%，初级产品贸易条件指数则下降了2%。

(一)价格贸易条件。从1998年到2003年，我国出口与进口商品的相对价格下降了14.2%。造成的负面收入效应在2000-2003年相当于当年GDP的1%-1.2%，这表明我国近年来贸易条件不断下降，必须出口更多的商品以换取同样数量的进口商品，对我国的经济产生负面的收入效应。

2000-2002年，我国价格贸易条件连续三年有不利的态势，虽然总体下降程度不大，但有些商品情况已经比较严重，如2002年，棉花的价格贸易条件=(92.4/100.7)×100=91.76，蔬菜的价格贸易条件=(93.4/104.1)×100=89.72，蚕丝的价格贸易条件=(79.3/108.1)×100=73.36，且严重地影响到这些行业的贸易效益。其中，价格贸易条件不利的主要原因是：我国具有传统比较优势的出口农产品、矿产品及传统大宗出口商品价格普遍下降，而进口原油(主要局部冲突和战争威胁导致)和进口农产品(主要是自然灾害导致)价格上扬。通过表1可知，在2004-2006年期间，海关统计的18种主要进口商品中，天然橡胶等12种进口商品的价格处于上升，占到66.7%，且基本上是数量和价格同步上升，价格增幅大部分超过了2位数，特别是未锻造的铜及铜铝材同比价格增幅高达63.1个百分点，谷物及谷物粉等3种进口商品的价格基本稳定，只有大豆等3种进口商品的价格有所下降。

首先，随着我国出口产品中制造业产品所占比重不断上升，初级产品的比重有很大下降。而初级产品的国际价格近年来涨幅大大高于制造业产品价格，部分因为我国经劳动力成本调整后的劳动生产率较高，某些产品的大量出口压低了国际价格。从进口的构成看，近两年经济的高速增长，特别是重化工业的生产和投资增长导致初级产品占进口的比重大幅上升。其次，最近原油价格的飙升和我国对原油进口依存度的提高，目前我国原油进口占消费的38%，使贸易条件进一步不利。第三，我国经济的高速增长。我国投资的迅速扩张，导致我国进口需求上升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国际原材料价格。中国新增的铁矿石进口量占2003年全球新增产量的51%，新增原油消费占全球新增量的35.3%。原油需求在过去的2年中每年以10%的速度增长，大大超过发达国家平均3%的增长速度。

(二)收入贸易条件。近年来，我国的收入贸易条件逐步改善，表2所示，在1995年-2004年，我国的收入贸易条件呈现良好的优化态势，贸易条件指数出现了加速上升的趋势。

通过对近年来价格贸易条件和收入贸易条件的分析，可以发现：我国贸易条件总体形势不容乐观，贸易增长主要是依赖大规模的数量扩张来实现的，我国外贸已进入结构调整阶段，进一步的经济增长不能靠单纯的数量扩张，只能靠结构的转变。只有进行外贸结构的调整，尤其是出口商品结构的调整，逐步由非熟练的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主向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密集型产品为主，乃至向技术与知识密集型产品为主转化，才能进一步加大外贸对我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确保我国经济快速稳定增长。

三、调整贸易战略、改善贸易条件的思路

国际贸易理论中的最优关税理论指出，当一国的进口需求足以影响国际价格时，关税的提高将有利于改善贸易条件。但是，中国需要履行对世贸组织的承诺，提高关税显然是不可行的。改善贸易条件最终将依靠出口产品结构的升级，即提高高附加值商品和服务的出口比重、提高能源使用效率、制定长期能源战略，等等。

(一)近期的工作重点是抑制投资的过度增长。具体政策包括全面加息和能源产品的合理定价。第一，由于原材料国际价格的上升受我国投资需求的影响，我国经济增速的放缓将有利于抑制贸易条件的进一步下降。从这个意义上说，目前针对经济过热进行宏观调控是极为必要的。更重要的是，调控经济过热应从根本上抑制投资需求。第二，国内能源价格受政府管制或干预，油、电、煤、运价格的变化没有充分反映供求关系的变化，加上近来国际原油价格的上涨，这种价格扭曲人为地降低了重化工业的投资和生产成本，在某种程度上鼓励了这些部门的投资扩张。尽管经济过热，可电价调幅极小。而某些产品(尤其是耗电量大的产品)由于需求的上升其价格的涨幅远远高于电价，给这些行业带来了暴利，加剧了投资的大幅增长。与生产者价格指数(PPI)或居民消费物价指数(CPI)相比，电价远落后于这两者的上涨。这意味着剔除物价上涨因素后，电的实际价格近期一直在下降。政府早就应该大幅提高电价，依靠市场和经济的手段来筛选真正有效益的企业和调控行业间的平衡发展。对电价的控制，可以说是造成电力瓶颈的原因之一。

中国国际金融公司首席经济学家哈继铭指出，廉价的生产要素(包括能源)价格、劳动力价格和极低的科技含量，使中国始终背负着沉重的成本负担，为他国提供经济“补贴”。但中国外贸的高速增长却带来越来越多的贸易摩擦。因此，他提出两个建议：一是取消高耗能、低附加值产品的税收优惠政策，逐渐减少这类产品的加工生产出口，将重心移向高端产品；二是提高汇率灵活度，采取真正以市场为基础的汇率体制，不排除进一步升值人民币的可能。

(二)从长期来看，应加快国家的产业升级和结构调整。新兴部门和行业不断涌现，各个领域和行业的竞争水平都在不断提高，拥有和保持竞争优势不能单纯依赖于低成本和大规模，要逐渐过渡到不断提高产品的技术含量和附加值，加快国家的产业升级和结构调整，提高其国际分工地位，促进对外贸易的发展。要改变这一局面，“科技兴贸”是当前的重要工作。我国明确提出产业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即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新兴工业化路子。推进产业结构优化，形成以高新技术产业为主导，基础产业和制造业为支撑，服务业全面发展的产业格局。必须建立一套技术引进、消化吸收、开发创新机制，引进先进的符合我国产业结构发展方向的技术，提高自主开发、设计和研制能力，打破原来重引进、轻开发的格局。在引进开发、推广的基础上，逐步加大高新技术、高附加值产品的出口。为提高我国产业的竞争力，必须从全球产业发展的高度部署我国的产业发展战略：一是要制定有利于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的财政金融政策。促进产业结构的合理化，限制低水平建设，解决落后企业退出市场的障碍问题，把资源集中配置在对中国产业有带动作用的高新技术产业上，加快这些产业的发展，促进其竞争力的提高。二是要立足于自身条件，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加快培育具有比较优势的高新技术产业，发挥高新技术产业扩大出口的效益。三是要制定产业技术政策，通过保护知识产权、技术和专利，推动企业的技术创新和新产品的开发，增强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提高整体产业素质。四是要研究制定组织政策，促进企业组织优化，提高企业的集中度，形成必要的产业群效应，形成优势产业与相关产业、主导产业与非主导产业的良性互动关系，树立名牌产品和支柱产品。通过一系列的创新改革，使中国的出口企业贸易条件得以改善，维护国内的传统市场。

参考文献：

[1][英]沙加亚·劳尔.中国对亚洲制成品出口竞争力的影响[J].国际经济合作，2002，(1).

[2]胡乃武，等.我国对外贸易的现状、问题与对策[J].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03，(2).

[3]马凯.部分行业盲目投资、低水平重复建设严重[EB/OL].http：//，2003-08-11.

[4]陈飞翔，郑静，聂钊.我国收入贸易条件变动分析：1995-1994[J].外贸经济、国际贸易，2006，(3).

[5]张宏建.新时期改善我国贸易条件的思考[J].湖南经济干部管理学院学报，2005，(6).

贸易调整论文范文篇8

一、分析的前提和框架

本文对我国加工贸易政策的分析是基于以下前提和框架展开的。

1.《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纲要》（下文简称《十五纲要》）。加工贸易作为整个国民经济的组成部分，其发展方向以及实现的目标应服从于并有助于我国整体经济发展战略。我国政府已制定《十五纲要》，这是今后五年内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指导性纲领，因此，加工贸易的发展及政策调整也应以此为指南。本文将以《十五纲要》所提出的经济发展的总体目标为指导，对现行加工贸易政策进行剖析，提出我国加工贸易发展及政策调整的原则，在此基础上，对加工贸易政策调整作出建议。

2.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我国已经加入WTO，这将极大地改变我国经济建设和发展的外部环境，其中，既有有利的改变，也有不利的改变。为最大限度地趋利避害，我们在制订一切政策时要充分考虑到“入世”的影响。我们将主要就“入世”对加工贸易的中间品替代，对加工贸易的出口以及贸易磨擦公平解决等方面来讨论我国加工贸易的发展及政策调整。

3.加工贸易的“进口——加工——出口”分析框架。在现实中，加工贸易就是对“两头在外，中间在内”这样一种特殊的贸易方式的界定。我们对加工贸易的理解和研究着眼于两个方面：一是“加工”，二是“贸易方式”。“加工”属于“中间在内”环节。它是东道国投入具有比较优势的生产要素对进口投入要素进行加工生产的过程，它表现为国际分工。作为一种“贸易方式”，加工贸易的实质是“两头在外”。无论是“来料加工”，还是“进料加工”，主要原材料、零部件等由外商提供或从国际市场购入，加工制成品应全部出口。许多国家的政府为了利用“加工贸易”这一贸易方式，往往实行相关的政策措施，对原材料等中间品的进口以及加工成品的出口进行必要的管理，所实行的政策措施更多的是鼓励性的，特别是确保加工成品的出口。之所以如此，在于加工贸易对本国的经济、外贸发展有着其他贸易方式不可替代的作用。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对加工贸易的研究与对其相关的政策探讨总是无法剥离的。因此，加工贸易是由“进口——加工——出口”三个环节构成的一个有机的整体，缺少其中任何一个环节都不能成其为加工贸易。本文将按照这一框架，分别对相关政策进行分析。不可避免的是，这三个部分的政策划分不可能是十分精确的，一项政策会影响三个环节。但就我们研究政策的目的而言，这种不精确并不十分紧要，因而我们在文中并未严格拘泥于这种划分。而分三个环节分别进行论述的好处在于，有利于我们基于加工贸易的内在运行机理和各个环节的突出问题来讨论相关政策，从而使政策剖析和建议更具有针对性。

二、我国加工贸易发展及政策调整的目标和原则

我们认为，我国加工贸易今后一段时期内的发展及政策调整的目标和原则的确立，应紧紧围绕《十五纲要》制定的总体战略目标来进行。根据加工贸易本身的特性及作用，《十五纲要》中所涉及的就业、产业结构调整和扩大出口等问题值得我们在考虑加工贸易政策时重点注意：

1.关于就业。大力发展和鼓励以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主的加工贸易，在我国仍然有重要的战略意义。目前，我国加工贸易从事的大多仍是劳动密集型的产品加工，应该说这符合我国劳动力资源丰富所决定的比较优势，对于缓解就业压力，创造就业机会发挥着巨大的作用。因此，要实现《十五纲要》提出的有关就业的目标，有必要大力发展加工贸易。因为，首先，就业问题的解决离不开出口贸易的扩大；其次，以我国目前的工业发展水平而言，尚不具备资本、技术、管理等方面的比较优势，换言之，要扩大出口，我们所能依赖的，就是充分发挥劳动力比较优势的劳动密集型产业或劳动密集程度较高的生产环节的加工贸易。

当然，这并不是说我们要永远停留在为跨国公司当加工装配车间的阶段，相反，在发展加工贸易的过程中，我们要注意学习先进技术，管理经验，建立营销渠道，积累资本，努力将出口产业升级至更高的技术层次。但是，在完成这个过程之前，作为一种过渡，采取加工贸易的方式来缓解就业压力，积累资金、技术包括经验都是完全必要而且必须的。

2.关于结构调整。目前我国的加工贸易对产业结构升级的作用不够明显，主要表现在加工程度低，加工链条短，原材料国产化率低，波及效应不强等等。这是否意味着发展加工贸易与我们优化工业结构，增强国际竞争力的目标互不相容呢？我们认为，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应该是否定的。一方面，我们大力发展加工贸易为解决就业问题所必需；另一方面，加工贸易这种贸易方式本身固有的两头在外造成的产业关联程度低，波及效应弱的弱点也不容讳避。这要求我们在政策制订中努力兴利抑弊，充分发挥其积极的作用，同时对其消极的一面要加以纠正克服。

我国是一个发展中大国，具有与小国不同的特点。那些适合于韩国、新加坡等新兴工业化国家的发展经验并不能完全地照搬到我国来，而是要有选择地加以学习吸收。在产业结构的优化这个问题上要坚持同样的原则。大国的产业结构调整与产业升级往往毋需像小国那样完全依赖外部的力量，因为一是国内的市场足够大，可以让新兴产业达到足以

获得规模经济的规模；二是因大国进行产业升级所需的技术、资本等如果全部依赖外部引进，即使供给能力不成问题，代价恐怕亦难以承受。因而，我国的产业结构升级，主要还是要依赖自身的技术研发，创新人才的培养，创新机制的建立以及管理水平的提高。把我国产业结构调整，工业结构优化的希望完全寄托于外部，仅仅依靠引进技术或资金来完成，是不现实的。

这并不等于说个别处于特殊地理位置和具有特殊发展基础的地区无法通过发展外向型经济来促进产业结构升级。相反，深圳市以加工贸易的方式吸引了大批国际知名跨国公司前往设厂，显著地加速了深圳市高新技术产业的建立和现有产业技术升级。在国际分工进一步深化和生产全球化程度不断提高的今天，加工贸易无疑是发展中国家了解学习国外先进技术和管理方式，尽快建立起自己的高新技术产业的一条重要途径。

3.关于扩大出口。出口是推动一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从加工贸易在我国对外贸易中所占有的举足轻重的地位来看，在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这种贸易方式仍是我国对外贸易增长的主要推动力量。当然，在促进加工贸易增长的同时，也要注重其质量的提高。加工贸易中存在着的出口商品结构和市场结构不合理，高科技产业加工贸易比重低，以及加工贸易增值率较低，管理中存在漏洞等问题都必须加以重视、解决。我们进行加工贸易政策设计和调整的目标，正如《十五纲要》第十七章第二节指出：“加强加工贸易管理，提高加工贸易增值率，扩大加工贸易出口。”

根据以上分析，我们认为，新的时期，加工贸易政策制订所应遵循的原则和实现的目标是，在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继续发展加工贸易，发挥其利用我国的比较优势，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而且，利用“入世”为我国加工贸易的大发展创造的良好外部环境努力扩大出口；同时，对加工贸易要用政策措施加以引导，注意增强其对产业结构升级的作用，努力提高加工过程的技术含量和附加值，扬长避短，以利于我国实现产业结构升级，培养新的比较优势，增强国际竞争力，使加工贸易发挥促进外贸增长和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

三、对现行加工贸易进口环节的政策的评价

1.加工贸易中的利用外资政策。引进外资是我国对外开放的一项重要内容。《十五纲要》指出，十五期间，要积极合理有效地利用外资，把吸收外商直接投资作为利用外资的重点，完善利用外资政策，鼓励外商特别是跨国公司参与国有企业的改组改造，投资高新技术产业和出口型产业，促进我国产业结构调整和技术水平的提高。

我国目前利用外资的主要方式是利用外资从事劳动密集型加工贸易。当然，我们不能否定这种方式在改革开放之初，我国加工贸易还未得到充分发展时期，对于我国对外贸易额的增长和我国产品早日进入国际市场所具有的意义；但是，必须认识到，发展中国家利用外资的重要目的之一——引进先进技术和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却未能得到很好的实现。由于我国利用外资多采取加工贸易的方式，因而外资并未带来多少先进技术；而且，由于外资集中在劳动密集型加工行业，导致了一定程度的恶性竞争和产品的过剩。从国内看，由于外商投资的劳动密集型加工工业的过分膨胀，引起产业结构不合理更加严重，激化了本来就存在的能源和原材料的供求矛盾。

在加工贸易发展过程中出现上述不尽如人意的情况，有违我们利用外资的初衷，在政策方面也有值得检讨之处。有些地区在发展加工贸易的过程中，片面追求外贸数量的增长，而不注重其质量的提高，对于外资的流向，既不加限制，又不予以引导。致使外资大量进入劳动密集型简单加工行业，而未能发挥其对我国技术进步、产业升级的应有作用。

我国现行的加工贸易政策给予产品出口型外资企业相当多的特殊优惠，其目的是促进我国对外出口规模的扩大，缓解当时我国外汇短缺带来的压力，充分发挥对外贸易带动经济增长的作用。但是，客观上也鼓励了外商将资金投入到“大进大出”型的加工贸易行业，利用我国的廉价劳动力，进行技术含量较低的加工工业品的生产。这在当前，已经不利于我国进一步提升产业结构，增强出口竞争力的需要。

1995年6月，国家计委，外经贸部联合了《指导外商投资方向暂行规定》和《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两个文件，目的就在于正确引导外资产业投向，尽快改变目前外商投资集中于“短平快”项目的局面。但是两个文件下达后并未产生预期的效果，主要原因是没有配套的政策手段及缺乏规范的地方政府行为。

目前的加工贸易政策中，对于外资投向增值较高的生产环节和产业的鼓励尚嫌不足。大量的外资从事附加值较低的最终装配环节的简单加工贸易，长此以往，对我国上游原材料和中间投入品产业的成长不利。

总的看来，现行的利用外资政策促进了我国外向型经济的发展，积极作用不容置疑；但同时，由于情况的变化，现有政策对于外资促进我国产业结构升级和技术进步的鼓励措施不足，将从事简单加工贸易的外商投资企业和从事高附加值、高科技产品生产的外商投资企业不加区别地给予优惠，并不能很好体现国家的产业政策精神，也不利于我国的加工贸易向提高增值率和技术含量的方向发展。

2.加工贸易进口环节有关提高中间品本地化率的政策。现有加工贸易中间品本地化率不高是一个公认的事实，这种状况既是我国原有产业结构不合理，技术水平落后从而中间投入品行业产品竞争力的劣势所决定了的，又与加工贸易本身“两头在外”的特点有关。但这并不意味着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不能在发展加工贸易过程中逐步提高投入品的本地化率，从而促进国内原材料行业的发展。不少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经验表明，通过适当的政策引导，加工贸易投入品的本地化率会得以逐步提高，从而会更加充分地发挥加工贸易的波及效应。

我们不能硬性地规定加工贸易出口品使用的国产材料比重，因为目前我国的确还无法生产某些投入品或其产品的质量达不到加工企业的要求。况

且，那样做也违背了WTO的国民待遇原则。政策所能做到而且应该做到的，就是为国产投入品和进口投入品提供一个公平竞争的环境，使已具竞争能力的国产投入品不致因为政策的歧视而失去竞争优势。我国的加工贸易政策中的确存在这种不合理的对进口投入品的“超国民待遇”现象：加工贸易企业进口投入品可以免缴关税、工商统一税（增值税和消费税）；而如果从国内购买中间投入品则只能享受部分退税（征17%，退19%）的待遇。在这种情况下，许多原本会使用国产料件的企业也转而进口加工所需的投入品。我国加工贸易波及效应差，与此不无关系。

令人欣慰的是，我国加工贸易发展成就最为显著的深圳市了《深圳市关于鼓励来料加工业务使用国产料件的通知》，鼓励外商委托加工单位向境内企业购买料、件（除国家禁止或限制出口的原材料外）进行加工装配，成品全部交还外商出口；允许以国内购料方式委托我方加工装配的外商，根据需要委托加工单位向市经济发展局提交国内购料申请表，申请国内购料。但就全国范围来看，其它地区尚无类似规定。我们认为，此类鼓励政策，与相应的产业指导政策相结合，有利于我国中间投入品行业的成长，促进加工贸易波及效应的发挥，最终将优化我国的工业结构，提高我国工业的国际竞争力。

另有学者认为，鼓励加工贸易企业使用国产料件不必要采取给国产料件足额退税的手段，而可以通过对进口料件征以相当于国产料件的税赋来实现。这种论点无异于取消对加工贸易的优惠政策，使之与一般贸易处于同等的地位。我们认为这样做可能造成加工贸易的衰退，从而影响我国扩大出口和增加就业目标的实现。由于对加工贸易实行免税的优惠政策为国际上通行的做法，因而我国取消对加工贸易的优惠，必将使大量加工贸易转移到与我国处于相似发展阶段的发展中国家，其结果可能是进一步影响我国对外贸易国际地位和对外开放形象，得不偿失。

综上所述，我国目前加工贸易政策中，对中间投入品国产化的鼓励不足；加工贸易虽然规模上不断扩大，但对于产业结构升级的促进作用却很有限。这种状况，不利于实现我国提升产业竞争力的目标，因而，要予以适当的调整。

3.现行加工贸易的监管政策。我国现行加工贸易监管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就是由于采取了不合国情的开放式监管模式造成严重的走私。这已被证明是我国加工贸易政策中的一个失误。由于我国加工贸易已经形成了分布区域广，涉及行业面宽的格局，此时再试图将其纳入封闭式监管模式由于成本太高而根本不现实。

尽管如此，我国的加工贸易监管部门还是试图在增量部分作出补救。2000年4月27日《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行设立出口加工区试点）的复函》批准在大连、天津、北京、烟台、深圳、广州等地设立出口加工区。同年5月24日，海关总署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对出口加工区监管暂行办法》作为出口加工区监管的法律依据。出口加工区的设立实际上对区内加工贸易企业引入了封闭式的监管模式。《复函》中指出：“要按照优化存量、控制增量、规范管理，提高水平的方针，先把新增加的加工贸易企业引入出口加工区，逐步实现对加工贸易企业的集中规范管理。”以我国现有加工贸易的庞大规模，不可能一夜之间都由开放式监管转变为封闭式监管，因此，在建立出口加工区容纳新增加工贸易企业和一部分具备条件的现有加工贸易企业的同时，也要加大管理力度，严格审批手续，坚决打击利用加工贸易进行走私的犯罪活动。在这方面，我国海关已经做了大量的工作。如1989年《海关总署关于对来料加工进口料件收取保证金问题的规定》中明确指出：“对少数资信不好，管理混乱，或有走私违法前科的企业所经营的来料加工进口的料件，已批准的拆解旧汽车和废旧家用电器来料加工合同进口的料件，以及需加强管理的特定的进口料件，先收取相当于进口税款的保证金，加工成品出口经海关核销后，退还保证金。”

我们相信，通过对存量加强监管力度和将增量纳入封闭式监管的方法，将会较好地解决我国加工贸易中存在的走私严重的问题，促进我国加工贸易健康发展。

四、对现行加工贸易加工环节政策的评价

目前我国加工贸易加工环节的主要问题是增值率较低，造成这种状况的直接原因有二：加工技术水平较低；加工链条短。其实这两个问题是有联系的，较低的技术水平决定了加工环节只能进行那些简单加工装配操作；只有在进一步提高技术水平后，才有可能延长加工链条，获得较高的附加价值。但是从政策角度来考虑，这两个问题要加以区分。

1.技术水平问题。加工贸易加工环节技术水平低，极少采用先进技术的状况，与发展中国家的比较优势以及加工贸易本身的特点是符合的。发展中国家（如我国）最大的比较优势就是有大量廉价的非熟练劳动力，这一点吸引跨国公司将生产环节中需要大量使用非熟练劳动力的加工装配环节转移到我国来，进行加工贸易。可见，加工贸易实际上是国际分工的一种方式，在分工中发展中国家由于自身条件的约束，被局限在生产技术水平较低的加工装配阶段；而发达国家则利用其资本和技术的优势，占据了生产的研发及技术含量高的生产环节。

了解了这一点，有助于我们更加清醒地认识我国鼓励加工贸易发展的目的。这个目的不是利用加工贸易来使我国生产技术得到实质性的进步，而是利用外国资本，增加就业，以及扩大对外经济交流，取得外汇收入等。如果我们不切实际地期望通过加工贸易的发展，就可解决我国技术水平落后于发达国家的问题，结果必然会让我们大失所望。但这是否意味着加工贸易的加工技术水平就不需要提高，或者发展中国家政策在这个问题上就无能为力了呢？都不是。技术进步固然不是发展加工贸易的主要目的，但它是利用外资的主要目的之一。现在我国利用外资的主要方式是加工贸易，这种局面对于提升我国的生产技术水平无疑是不利的。从历史经验来看，一国劳动力成本的优势仅可以保持有限的一段时间，如果在这段时间里该国生产技术水平还没有实质性的提高，还未在其他生产环节上形成

新的比较优势，则该国的加工贸易将会成为无根工业而萎缩。同时，国际竞争力出口也将受到影响。因此加工贸易解决就业的作用固然重要，但技术水平的不断提高亦不容忽视。尤其是外资大量流向加工贸易对于技术水平的提高的不利影响必须予以重视。

很明显，政策应在引导外资流向上有所作为，而且也能够有所作为。发展中国家一般都对于流入的国外资本投入进行政策引导。如日本在20世纪50～60年代实行的引资政策，重在引进国外先进技术，这体现于《外汇及外资法》和《外资法》的规定及其运用中。凡根据1950年日本政府的《外资法》规定所鉴定的外资项目，其外国技术的输入，合同期限超过1年以上，费用以外汇支付的叫做甲种技术输入，这种输入方式需要经过外资审议会、大藏省等部门批准；另一种叫做乙种技术输入，即根据《外汇及外资法》鉴定的合同，期限在1年以下，费用以外汇支付，如果期限超过1年，费用以日元支付而无权兑换外汇，这种输入方式只需经过日本银行的批准。

我国也规定了引导外资流向的政策，如1985年6月颁布的《指导外商投资方向整体规定》，将“高新技术、先进技术、能够改进产品性能、节约能源和原材料，提高企业技术经济效益或者生产适应市场需求而国内生产能力不足的新设备、新材料”的项目列入鼓励类外商投资项目，而将“属于国家安全或者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项目列为禁止类外商投资项目等。应该说，现有利用投资政策的总体思路是利用外资提高我国的产业竞争力和技术水平，这是正确的。问题是，在鼓励加工贸易发展的政策吸引下，大部分外商投资投向没什么技术可言的低级加工工业中去，这在一定限度内可以缓解我国就业压力，扩大我国出口创汇，但超出一定限度就有违我国利用外资的初衷，成为一种不良倾向。我国现行加工贸易政策，并未对外商投资企业进行加工贸易的技术水平进行甄别，因而即使是对提高我国生产技术水平无益的简单加工，也能获得给予加工贸易企业的一切优惠。这种政策可能扩大了我国利用外资的数量，但对提高利用外资的质量而言，则是需要改进的。

2.“转厂”问题。现行的加工贸易政策对“转厂”施加了种种限制，这对于延长加工贸易品在我国的增值链，提高增值率是不利的。比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关于加工贸易保税货物跨国深加工结转的管理办法》第四条规定：“海关对保税货物深加工结转采用计划审批制度，转出企业在申领《加工贸易登记手册》后，即可凭《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加工贸易保税货物深加工结转申请表》向海关申报结转计划。经转入地海关同意后，可分批办理结转送货手续。”对于按转关运输办理货物结转的情况，转出和转入企业必须向所属海关提出申请。企业在办理结转时常常受到限制，且所需时间长，有时难以如期结转。转出、转入地海关对商品名称、数量和价格等存有异议时，手续更难以办理。转关查询实需耗时1至2个星期，严重影响了周转速度和贸易效率。一些外资企业对转关产品不得不采取先出口香港特别行政区复进口的做法，徒增经营成本。因此，我国在制订有关加工贸易结转深加工的政策时，尚须考虑企业实际情况，精简手续，促进加工贸易国内增值链的延长，以提高增值率。

五、加工贸易出口环节的政策评价

目前我国加工贸易出口方面存在的问题主要有出口贫困化增长及由于原产地规则而引起的贸易摩擦。出口环节是加工贸易最后一个环节，直接决定着加工贸易所带来的收入能否实现以及效益的好坏。因此，认真对待出口方面的政策是非常必要的。

发展中国家利用自身劳动力，资源优势发展对外贸易，存在着出口贫困化增长的可能，但是，这种贫困化增长并不一定发生。如果能够不断改善其出口商品结构，逐渐由初级制成品向含有更高技术含量的产品结构转化，就能在很大程度上避免出口贫困化增长的噩运。

自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出口商品结构就是这样不断由低级向高级地改变着。虽然在出口的很多高科技产品中，我国并未掌握核心技术，所进行的也只是简单加工，但是从贸易条件的角度来看，这种转变是可喜的。有关研究表明，我国改革开放以来贸易条件并未如普雷维什等发展经济学家所预言的那样趋于恶化，其中很大原因就在于我国出口商品结构所发生的显著变化。然而，要积累我国经济发展所需要的充足的外汇，我国可能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仍必须依赖传统初级产品、尤其是劳动密集型轻纺工业品的出口。有时，这与我们努力改善贸易条件的目标是有矛盾的，但是若我们能够及时地利用积累的外汇来改进生产技术，提高生产效率，则我们就有可能实现外贸与经济发展的良性互动。

至于加工贸易出口的环节中的另一个问题即原产地规则问题。我们认为，目前原产地规则方面所存在弊端并不是仅凭我国之力就可以得到克服，而是有赖于参与国际贸易的各方进行多边磋商，最终达成合理公正的原产地认定协议。

六、关于我国加工贸易政策调整的建议

基于以上分析，提出笔者对我国加工贸易政策的建议。

1.应继续奉行对加工贸易实行鼓励的政策。加工贸易对于扩大出口、增加就业的好处显而易见。“十五”期间，我国经济发展将经历重要的转型阶段，此时，保持出口快速增长和就业机会的增加是顺利实现转型的必要条件。通过鼓励加工贸易的发展，我国将获得更多的外汇收入，这有利于我国引进国外先进技术，改造传统产业，增强国际竞争力。而且，加工贸易本身，也为中国产品打入外国市场准备了良好的条件，更有利于提高中国产品的国际知名度，培训我国的非熟练劳动力为熟悉现代工业生产的熟练劳动力。当今世界，经济全球化，生产全球化趋势日益明显。融入国际分工中，成为跨国公司国际生产链条中的一个环节，学习别国的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成为发展中国家利用后发优势发展本国经济的有效途径。加工贸易正是生产全球化的重要体现，并为技术落后的发展中国家参与国际分工提供了重要的机遇。

“入世”以后，我国将更加开放，逐步削减关税和非关

税的贸易壁垒，开放本国市场，目的就在于充分利用“两种资源，两个市潮，发展外向型经济，带动整个国民经济的增长。长期来看，对加工贸易实行鼓励政策与我国“入世”后的外资政策调整方向是一致的，因而更无必要加以否定。当然，对加工贸易进行鼓励并不是说任其自由发展，不加限制。由于我们在前文中提到的原因，现行加工贸易政策中尚存在诸多问题，需加以解决。

2.增强加工贸易的波及效应。若要使加工贸易在优化我国产业结构，增强我国产业的国际竞争力方面有所贡献，就必须增强其产业关联效应，即波及效应。

目前，这种效应未得到充分发挥，其原因既有非政策方面的，又有政策方面的，而后一个原因，是政策制定者必须着重考虑的。如何引导加工贸易向着更深层次，与国内产业发生更加紧密的联系的方向发展，的确是一个对于发展中国家有着重大意义的课题。根据前文的分析，我们可大致地将这种引导分成两个方面。第一，如何使加工贸易的本地化率得到逐步提高，以发挥加工贸易对东道国中间投入品行业的联锁效应；第二，如何延长加工贸易在东道国的加工链条，以提高加工贸易的增值率，并且发挥加工贸易对东道国相关深加工环节的联锁效应。

对于前一个问题，我们建议如下：(1)提高国产料件的质量和技术含量，力争达到国际同类产品的标准。这应该是一条解决发展中国家中间投入品产业薄弱的根本途径。具体的措施则可以采取引进技术改造现有生产方式；加大对人力资本的投资以培养适应现代化生产需要的工人；对国产料件企业以税收、用地等方面的优惠；增加对国产料件企业的R&D投入；对于投资中间品生产且具有先进技术的外资方给以政策优惠等等。(2)为国产料件提供与进口料件相竞争的公平合理的外部环境。目前，加工贸易企业实际上被鼓励从国外进口中间投入品，即使是国内已具备生产能力的中间投入品往往也由国际市场进口，有时甚至是我国出口的产品经海外市场后再复进口。此种现象发生的原因之一就是国内的料件生产企业由于国家税收政策不当而遭受到不公平的对待。对待进口料件的“超国民待遇”状况不加以改变，将会继续对我国加工贸易生产料件的本地化率提高发生不利影响。政府需在加强国内原材料生产企业与加工贸易企业之间的沟通方面更多地发挥作用。比如建立加工贸易需求料件信息库，给予本国料件生产企业以信贷支持，为本国料件生产企业在海外设立宣传展览等。

至于加强延长加工贸易的加工链，以提高增值率，增强其波及效应则主要体现于转关深加工政策之中。现有的加工贸易转关深加工办法执行过程中存在手续繁冗，耗时较多的弊病，令一些加工贸易企业对“转厂”望而却步。鉴此应对加工贸易品“转厂”的政策予以适度的简化。从企业的实际情况出发，将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结合，以促进加工贸易“转厂”率的提高，从而增加加工深度和延长在我国的增值环节，以改变我国加工贸易效益低下的现状。

3.以积极的政策促进加工贸易升级。促进加工贸易升级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使加工贸易产品的结构升级，逐步由劳动密集型的轻纺工业产品转向科技含量较高的高新技术产品的加工；二是使加工贸易加工环节采用生产技术逐步升级，惟如此才能不断提升加工贸易的技术水平，增加收入，并促进我国整体工业结构优化和国际竞争力的增强。

目前，我国给予低层次加工贸易和高新技术产品加工贸易及采用较先进生产技术的加工贸易几乎是同等的政策，这导致了外资大部分投向简单加工贸易，有违我国利用外资的初衷。因此我们建议对加工贸易，尤其是外资从事的加工贸易予以产业政策的引导，在鼓励外资从事上述较高层次的加工贸易以外，取消对从事简单加工贸易的外资企业的部分优惠，以此来刺激外资从技术层次较低的加工贸易领域撤出并投入到较高层次的加工贸易中去，从而发挥外资在技术、管理等方面对我国经济发展促进作用。这也许会引发人们对加工贸易能否继续如从前那样快速增长的担心。确实，实行上述政策可能使一部分外资因无力从事较高层次的加工贸易而退出我国，甚至会因此导致加工贸易创造就业机会的作用减弱。但也必须看到，就业和优化产业结构是鱼和熊掌的关系。在两者的取舍上，并不能厚此而薄彼。关键是政策上要把握适当的“度”，即使牺牲一部分加工贸易创造的就业机会，若能换来我国加工贸易的良性发展也是值得的。相反，若一味强调就业目标而忽视加工贸易的升级，这样的加工贸易势必会失去后劲，其创造的就业机会也不能长期保持。

4.对加工贸易的管理模式进行调整。我国目前对加工贸易的开放式监管模式不利于对加工贸易企业进行监督，加工贸易企业法律意识淡漠，因而现实中出现走私严重、管理成本高昂等问题。这些问题已经引起我国海关的重视。措施之一就是在大连等地设立出口加工区，对区内企业实施封闭式的监管。

对于区内的加工贸易企业，海关将改革加工贸易传统的监管模式，简化现行手续。实现加工区货物在主管海关“一次报关，一次审单，一次查验”的通关要求。具体做法有：(1)海关对加工区采取全封闭、卡口式24小时监管制度。卡口分别设立货物和人员进出通道。(2)海关对加工区企业采用计算机管理模式。海关与区内企业实行计算机联网，进行电子数据的传输和办理通关手续；加工区海关与口岸海关实行计算机联网。(3)对区内企业开展加工贸易业务不实行加工贸易银行保证金台帐制度，取消《登记手册》，海关改用电子帐簿管理，实行半年一次的总量扣减核销制度。(4)对区内与境外之间进、出的货物，实行“备案制”管理，货物进（出）口时，由企业填写《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进口（出口）货物报关单》作货物进（出）口申报。(5)加工区与口岸、加工区与加工区之间进（出）口的货物、物品，采取直通式或转关运输的监管模式，一律在加工区主管海关报关并在卡口查验放行。可以预料，随着出口加工区模式的实行，加工贸易企业的管理将逐步规范化，从企业角度来说，减少了手续、提高了效率。从海关方面来说，这种方式更有利于实施有效监督，减少利用加工贸易进行走私的作为。

这种方式是我国加工贸易监管模式的发展方向。

但是在实施这些新措施时，必须注意出口加工区制度也有其局限性。

首先，我国加工贸易规模庞大，出口加工区难以容纳。由于我国特殊国情和对外开放模式，加工贸易在我国外贸进出口中所占比重和总体规模远高于一般国家，从事加工贸易的企业点多而广，只靠面积、功能都有限的出口加工区是难以负载的。第二，集中封闭管理，即使能遏制加工贸易走私也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走私问题。应该看到，走私的根源是过高的关税壁垒和众多的验关壁垒造成的进口商品国内市场价格的严重扭曲，这种价格量差形成了走私的暴利来源，是走私可以存在并且屡禁不绝的根本原因。利用加工贸易走私只是走私的一种适宜的管道而已，堵死了这管道，还会有新的管道出来，所以解决走私从根本上就是降低关税壁垒和减少验关壁垒。所以，只有配合加入WTO后国内市场的扩大开放和管理体制与管理方式的市场化改革，使我国经济逐步与世界接轨，国内外价格渐趋一致，才能够既最大限度遏制走私，又为加工贸易发展提供良好环境。

七、基本结论

1.今后我国加工贸易发展战略及政策调整的目标和原则应是：继续鼓励加工贸易的发展，注意增强其对产业结构升级的作用，努力提高加工过程的技术含量和附加值；扬长避短，使加工贸易发挥促进外贸增长和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

2.通过引进先进技术改造我国中间品产业的现有生产方式，加大人力资本投入，增加对国产料件企业的R&D投入，给予投资中间品生产的外资企业以政策优惠等措施来提高国产料件的质量和技术含量，力争达到国际同类产品的标准。并且，为国产料件提供与进口料件相竞争的公平合理的外部环境。

3.政府应对加工贸易品“转厂”的政策予以适度的简化，从企业的实际情况出发，将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结合，以促进加工贸易“转厂”率的提高，从而增加加工深度和延长在我国的增值环节，以改变我国加工贸易效益低下的现状。

4.对加工贸易，尤其是外资经营的加工贸易予以产业政策的引导，在鼓励外资从事较高层次的加工贸易以外，取消对从事简单加工贸易的外资企业的部分优惠，以此来刺激外资从技术层次较低的加工贸易领域撤出并投入到较高层次的加工贸易中去，从而发挥外资在技术、管理等方面对我国经济发展促进作用。

5.对加工贸易实行出口加工区管理是我国加工贸易监管模式的发展方向。但由于我国加工贸易规模庞大，不可能对现有的所有加工贸易企业都实行这种监管，只能将加工贸易增量部分移至设定的加工出口区内进行封闭式监管。对区内的加工贸易企业，海关改革传统的监管模式，简化现行手续，实现加工区货物在主管海关“一次报关，一次审单，一次查验”的通关要求。

【参考文献】

[1]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纲要[N].人民日报，2001-03-18.

[2]郝原明.外商投资加工贸易法规实务概览[M].北京：中国海关出版社，2001.

[3]戚自科.论外商直接投资的加工贸易倾向[J].现代财经，1999.

[4]郝原明.外商投资加工贸易法规实务概览[M].北京：中国海关出版社，2000.

贸易调整论文范文篇9

（一）非歧视性原则

非歧视原则是指某一缔约方对另一缔约方的贸易待遇也同样适用于其他缔约方，不能对其他缔约方实施歧视待遇。该原则主要包含两层含义：一是最惠国待遇，即各成员现在或将来给予任何第三方的在贸易上的特权、优惠和豁免，也必须同样给予成员国对方。二是国民待遇原则，对国外产品、服务给予不低于本国相同产品或服务的待遇，也就是享受与本国产品或服务相同的待遇。无论是最惠国待遇还是国民待遇，非歧视原则对我国各项政策确立韵基本要求就是对内对外必须一视同仁，不能搞区别对待。

（二）贸易自由化原则

贸易自由化原则是指所有世界贸易组织成员都要限制和取消一切关税和非关税壁垒，消除国际贸易中的歧视待遇，加大本国市场准入程度。该原则又包括关税减让原则和禁止数量限制原则。

1.关税减让原则：该原则指任何缔约国都要大幅度削减关税，而且，削减后的关税应得到约束，不得进一步提高。

2.禁止数量限制原则：该原则指缔约方在采取贸易措施时，只允许采取关税手段，明确反对数量限制等非关税保护手段，不得限制其他缔约国商品和服务进口，要开放本国市场。WTO要逐步取消配额制和进口许可证制度等非关税壁垒，乌拉圭回合会议决定：到2004年底所有产品的配额全部取消。

（三）反补贴原则

补贴是指公共性机构提供的财政支出使被资助方获得利益，政府向企业提供资金或税收减让都属于补贴的范围。WTO反对专向性的补贴，即提供给某个或某些企业或行业的补贴。《补贴和反补贴措施协议》把补贴分为三类：禁止类、可诉类和不可诉类。

禁止类补贴包括出口补贴和进口替代补贴。由于这两种补贴的设立是为了对贸易产生影响，因此是不允许的。协议对这两种补贴的具体形式作了列举，从中可以看到除增值税出口退税以外的鼓励出口和进口替代的税收优惠，不论是直接的还是间接的，都是被禁止的。例如我国对外商投资企业在规定的优惠期满后，其出口产品当年产值达到当年企业产品产值70%以上的，可以按照税法规定的税率减半征收企业所得税，这就是一种出口补贴。又如，我国允许27家指定的国内钢铁出口商对其国内采购缴纳的增值税享受100%的退税，实际上也是一种鼓励出口的补贴，都是禁止类补贴。

不可诉的补贴有四种：(1)不具有专向性的补贴。(2)给予基础研究的援助性补贴。(3)作为地区发展总体计划的一部分，给予贫困地区不特定企业或产业的补贴。(4)为了保护环境给予不特定企业或产业的环境保护项目补贴。

除不可诉补贴之外的带有专向性的税收优惠，都可能成为可诉补贴。可诉补贴与被禁止的补贴之间的区别在于：可诉补贴被起诉，必须被证明该补贴对WTO成员造成了实质损害或有实质损害的威胁，同时，判断是否属于可诉补贴还必须确定该种补贴是否具有专向性。

（四）公平竞争原则

公平竞争原则就是指各成员方要在公平的贸易条件下竞争，维护国际贸易的公平竞争秩序。该原则反对各成员方在贸易活动中的人为干预及对自由贸易的扭曲，要求用市场供求价格参与国际竞争，如出现人为降低价格，则允许成员方采取反倾销和反补贴措施进行贸易保护。

（五）透明度原则

透明度原则是指各成员方—切影响贸易活动的政策和措施都必须及时公开，以便于各成员方的政府和企业了解。该原则要求各国的贸易政策及政府的管理行为要透明，各成员国的贸易政策要及时公布，不公布的贸易政策不得实施。各成员方应该维持并尽快建立司法的、仲裁的法庭和程序，并向所有成员方提供有关调查程序的详细资料

（六）发展中国家特殊待遇原则

发展中国家特殊待遇原则是指为促进发展中成员国的出口贸易和经济发展，对发展中国家给予特定的优惠待遇。该原则对发展中国家的保护程度大于对发达国家，在关税的减让程度、关税水平、补贴额、过渡期等方面都给予了发展中成员国优于发达成员国的待遇。例如，允许发达国家对农业的补贴为5%，而发展中国家为10%。在这一原则下，发展中成员国可以根据本国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在总体上遵循一般规则的前提下，灵活运用这些特殊待遇，最大限度地保护和促进本国经济的发展。

二、加入WTO后的税收调整战略

中国加入WTO后，要逐步融入全球化的市场经济中，尽快完善我国的经济体制，缩小其与WTO基本原则所要求的经济体制的差距。税收作为国家重要的宏观经济政策，要按照WTO的基本原则和我国政府的承诺做出调整，使其在促进经济发展、加强宏观调控等方面发挥独特的作用。

（一）税收制度的改革

1.商品课税的改革

(1)增值税的调整

加入WTO后，生产型增值税对我国企业国际竞争力的影响更加突出。目前，我国税收收入连续保持高增长，已经具备了扩大增值税征税范围和增值税转型的条件，应将对增值税抵扣链条影响较大的交通运输、建筑安装两个税目首先列入增值税征税范围。在增值税转型的时间上，由于消费型增值税对企业的核算要求更高，实施难度更大，必须要有一个试行期，即用三到五年采用试点的方法逐级推进。

(2)消费税的调整

关于消费税的征税范围，应取消对那些非高档消费品，如化妆品、护肤、护发品等的消费税，而将一些高档消费品和高档消费列入征税范围。同时，为了接近国际惯例，应采用价外征税。纵观WTO成员国，相当多的国家实行价外消费税，而我国实行价内消费税，主要是从物价水平与财政收入的关系角度来考虑的，随着我国物价水平的逐步稳定甚至下降，实施价外消费税的时机已成熟。

(3)营业税的调整

增值税征税范围扩大后，营业税的征税范围相应缩小，营业税的收入规模也相应缩减，也极大地削减了地方的财力。因此，应将铁道部、各银行总行、各保险总公司集中缴纳的营业税收入划归地方，彻底改变在收入的划分上既按税种、又按隶属关系的做法。

(4)资源税的调整

对资源的过度开采和利用而导致的动植物资源锐减，甚至濒临灭绝，其主要原因是对资源的定价太低，特别是长期以来我国的不少资源是免费使用的。为了加大资源的保护力度，应进一步扩大资源税的征税范围，将急需保护的水资源、动植物资源、森林资源列入资源税的征税范围，并取消土地使用税、耕地占用税，将其列为资源税的征税范围，另外，还要取消对外资企业征收的矿区使用费，改为征收资源税。

(5)关税的调整

加入WTO后，我国将大幅度削减关税，1999年我国的关税总水平为16.8%，2002年我国的关税平均税率将降低到12%，2005年我国的关税平均水平将降低到10%，成为发展中国家的第五低关税国，而且重要产品的关税还将大幅度降低，如我国的农产品，到2004年1月以前。对美国的关税税率水平将从现在的31%左右下降到14%。由于实行新的关税配额制度，国外的生产商就可以将大宗的农产品，例如小麦、玉米和大米等出口到中国境内。我国的工业品在2005年以前，关税税率将降低到10%左右，并且允许国外公司自由地出售和分销工业品。此外，中国还要按照贸易协定，在规定的时间框架内逐步取消配额和许可证等非关税壁垒。关税水平

的降低，已经使我国第一季度的关税收入首次出现负增长。因此，在减低关税水平时要用好、用活关税减让表及相关的过渡期，并调整进口产品结构，力争保持关税收入平稳。

2.所得课税的改革

(1)企业所得税的调整

加入WTO后，对内、外资企业所得税的调整显得尤为紧迫。因为我国实行的两套所得税税制，使内、外资企业分别适用不同的税收优惠政策，人为造成许多不必要的税收差异。特别是在总体上，外资企业享受的税收优惠大大多于内资企业，不利于内资企业的税收竞争。

要尽快合并内外资企业的两套所得税制。同时向外资企业开征城市建设维护税，以实现公平税负，合理竞争，合并后的企业所得税，应适当降低税率，因为我国企业所得税的法定税率虽然为33%，但由于扣除范围小，扣除标准低，使法定税率大大超过33%的税率水平，限制了规模企业的快速成长和健康发展。

(2)个人所得税的调整

我国的个人所得税一直实行分项课税制度，应逐步向综合课税制度转变，还要适当提高起征点和扣除标准，并采用生计费用扣除项目。WTO各成员国在征收个人所得税时，都考虑了个人基本扣除、抚养扣除、特别项目扣除等，目的在于维持本人及赡养人口的基本生活状况。而我国现行的个人所得税费用扣除标准只区分所得项目，采用定额和定率两种办法计税，没有依据纳税人的收入状况、赡养人口等基本情况确定合理的扣除标准，造成个人所得税课税的不公平，应加以改革。我国个人所得税的费用扣除，应在基本扣除之外，设立特殊扣除，如教育费用扣除、个人住房贷款扣除、残疾扣除等。

3.财产课税的改革

我国对财产课税的主要税种，内、外资企业不统一。对外资企业征收城市房地产税和车船使用牌照税，而对内资企业征收房产税、车船使用税；对外资企业征收土地使用费，而对内资企业征收土地使用税；外资企业及外国人要缴纳契税，而国有企事业单位免征，只对个人征收。应尽快改变这种局面，统一内、外资企业的财产税。此外，为了体现税收调节贫富差距的公平原则，以防止财富的世代积累，应积极筹备开征遗产与赠与税这一世界性的税种。因为，中国加入WTO后，商品、资本和人力的国际流量加大，来我国定居的居民数量会不断增长，如果我国没有及时开征遗产与赠与税，将会增加国际逃税的机会。但是，我国目前还没有建立完整的财产登记制度，开征遗产与赠与税还面临很大的困难。所以，应致力于财产登记制度的建立，遗产与赠与税的税制设计上。在遗产与赠与税的技术设置上，如税率水平、征税财产的种类选择、扣除范围等问题，一方面要参照国际通行做法，另一方面还应考虑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的具体实际状况，建立适合我国国情的遗产与赠与税。

4.其他课税的改革

(1)撤销一些税种

在税种的选择上，应遵循成本效益原则，尽量选择那些征纳税成本低、经济效益高的税种。所以，对现行税制中若干征收难度大、征税成本高、调节功能差的税种，如屠宰税、筵席税、土地增值税应予以取消，并取消抑制投资的固定资产投资方向调节税。

(2)开征一些新税种

①社会保障税

加入WTO后，我国将不可避免地出现结构性失业，因此，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保障制度尤为迫切。WTO绝大多数的成员国都采用社会保障税的形式作为社会保障资金的主要来源。我国目前的社会保障费，虽有缴纳人直接受益的性质，但也含有社会统筹意义，在缴纳和使用管理上存在混乱现象。中国加入WTO后，各国经济交往日益频繁，如果我国不以法律的形式开征此税，就容易在职工养老保险等问题上产生许多纠纷，直接影响员工的切身利益，因此，开征社会保障税也是与国际接轨的需要。借鉴国际经验和做法，社会保障税应以工资和薪金为课税对象，税负由雇主和雇员共同负担，采取比例税率征收，由社会保障机构统一管理和使用，财政部门负责对资金使用的监督。

②环境保护税

在全球性的环境问题引起广泛关注时，我国目前的环境形势也相当严峻，环境污染将成为近20年内发展的最大制约因素。由于以煤为主的能源结构难以在短期内改变（我国一次能源中煤占70%以上），以煤烟型为主的大气污染仍将加重，我国已成为继欧洲、北美之后的第三大酸雨沉点地区之一。目前我国排放的温室气体已跃居世界第二位，承受着巨大的国际压力。我国酸雨发生区占整个国土的30%，频率高达70-80%。此外，我国废水排放总量呈增加趋势。每年排放的工业废水和生活污水达360多亿吨，其中约有73%的工业废水和97%的生活污水未经处理而直接排入江河湖海中，40%的饮用水源受到污染而不能饮用，严重影响流域内正常工农业生产和当代居民生活及旅游业的发展。我国城市垃圾也以每年10%的速度递增，全国已有2/3的城市出现垃圾包围城市现象。

对环境的污染和生态的破坏，也使我们频频遭到报复，仅1998年以来，长江全流域洪涝灾害，渤海大面积赤潮，黄河提前断流，大规模的沙尘暴，无不是对环境和生态的破坏带来的恶果。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的经济发展，反过来日益为所面临的环境问题所制约。

西方发达国家对环境问题进行了法律规范、行政管制后，又尝试应用环境税收这一经济手段防治污染，改善生态环境，产生了较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实践证明，环境税收是一种公平、高效、低成本的经济手段，因而受到越来越多的西方国家的青睐。OECD国家于90年代进行了绿色税制改革，也就是在税制中增加了保护环境的税种和税收政策。开征了二氧化碳税、二氧化硫税、水污染税、能源税、固体废弃物税，还对一些污染产品如电池、化肥、农药征税。我国也应顺应世界绿色税制改革的潮流，通过合理的税制安排调节生产者和消费者的行为，达到保护环境的目的。

5.完善我国的出口退税制度

加入WTO后，我国的国际贸易往来会更加频繁，对于争取扩大本国商品出口的国家，往往会遭到进口国援引国际规则，借口倾销或补贴课以惩罚性的重税。根据反补贴原则，政府向企业提供资金或税收减让都属于补贴的范围，但WTO反对的是专向性的补贴，出口退税不被视为倾销或补贴而是得到国际承认。所以，我国要用足WTO基本原则中这一允许出口退税的条款，完善增值税出口退税政策。我国现行增值税对出口产品，一般采用“免、抵、退”的出口退税办法，依据特定的出口退税率来计算应退税额。前些年的出口退税率是依据不同产品，分别确定为9%、6%、3%三档退税率。近年来，出于鼓励出口的需要，已把出口退税率提高到17%、15%、13%、5%四档，平均约为15%，但仍低于一般产品的法定税率17%。加之，我国实行的是生产型增值税，实际的退税额绝对低于已征税额，这当然不利于我国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因此，我国要依据WTO的基本规则和国际惯例许可的全额退税原则，尽快过渡到出口产品的零税率制度。

6.加快费读税的进程，逐步提高我国宏观税负水平

目前发达国家的税负总水平，即税收总额占GDP的比重一般为30%-40%，西欧和北欧的一些国家更是超过了50%，发展中国家一般为10%-20%。我国2001年税收占GDP的比重首次达到15.5%，这一比例虽不算高，但我国纳税人总体负担却偏重，主要表现在不断膨胀的税外收费上，应通过费改税逐步解决这个问题，同时提高宏观税负。一是要取消不合理的收费；二是对部分合理的规费和确实需要保留的服务性收费，要统一收费标准，严格管理办法，适当保留，但必须进行清理与规范；三是收费改税，对已具备税收性质，并成为地方财政稳定的收入来源，收支体系比较规范的部分收费，如养路、环保、教育、社会保障等收费要采取逐步实施的办法尽快改为税收形式。

（二）税收法制的完善

WTO透明度原则对我国税收法制建设的要求主要体现在：第一，公开性要求。世界贸易组织的许多协议都有贸易透明度条款，要求成员国在全国水平上实行贸易管制规则和管理做法的公开化，在官方出版物上或公开征求公众意见；或者在多边水平上通知世界贸易组织，以便该组织有关缔约方政府和贸易商及时了解和有效监督；第二，统一性的要求。必须保障税收法律、法规、规章及其他规范性文件在本国范围内统一实施；第三，公正、合理性要求。必须加强立法，建立一套对税务行政行为的审查和纠正机制，使税务行政管理相对人在和税务机关发生争议时，能得到切实有效的法律救济。我国现行的税收立法在诸多方面还和WTO的透明度原则有一定的差距，我国加入WTO后，实施立法的规范与完善应围绕以下几方面展开：

1.确定税收法律主义原则

税收法律主义原则也称税收法定主义原则，是现代各国税法中的一条重要原则，多在宪法中予以确认。其主要内容为：一是税种法定，即征税必须有法律规定，法律未规定的税不得向人民征收；二是税制要素法定，即每种税的征税要件必须在法律中明确规定，不得由行政机关自行规定；三是减免税法定，即无法律规定，各级政府、税务机关不得减免税收；四是程序法定，即征税程序应由法律规定，税务机关要依程序行政，违法行政必须承担法律责任；五是法律应规定税务争议的解决办法。税收法律主义原则，在立法上解决了“有法可依”的问题，在执法上可以做到依法行政，依程序行政的问题。

2.尽快出台税收基本法

我国宪法或其他宪法性文件中，对税收制度的基本问题没有做出规定。在税收立法实践中，立法程序不规范，立法内容相互矛盾的现象仍然存在，因此制定一部在整个税收法律体系中居于主导地位的税收基本法(TaxBasicLaw)已经十分必要，《税收基本法》的出台有利于统一、协调、指导和制约其他的税收立法。

3.进一步完善我国税收法律体系

WTO所强调的透明度原则，要求税收制度和税收政策要明确、规范、公开，要做到这一点根本上取决于税收的法制建设。目前我国法律体系不健全，税收立法级次偏低，内容不够规范；现有的税法体系中属于税收立法这个层次的寥寥无几，影响了税收执法力度。因此，“入世”后应加快税收立法进程，对一些收入规模稳定的税种，应尽快将暂行条例上升税收法律，为加大依法治税的力度，提高政策透明度奠定法律基础。

4.税收立法中体现纳税人权利

对纳税人权利给予充分保护已成为一种国际共识，成为衡量税法是否公正合理的评价标准。而我国在长期的税收实践中，只强调纳税人的义务，忽视纳税人的权利，不利于提高纳税意识，调动纳税人的纳税积极性。在我国现阶段的税收立法中要充分重视对纳税人权利的保护，以适应WTO透明度原则的要求。

（三）税收征管的扣强

加入WTO对我国税收征管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主要体现在两大方面，一是应该努力适应WTO透明度原则，在税务行政管理工作中力求做到公平、公正、合理、透明，增强税收征管的透明度。二是必须适应经济全球化的要求，进一步改进税收征管手段，合理运用国际通行的税收监控措施，加强国际税收协作，维护国家税收权益。具体说来至少包括以下几方面：

1.增强税收征管透明度

透明度原则是WTO的重要原则之—，就这一原则对税收征管的要求而言，是指一国的税收征管过程要透明，即该国税收征管必须按照市场经济运行规范运作，特别是必须按照市场经济法则要求治税，征纳双方在公平透明的框架下履行义务与权利，具体包括以下几方面：

(1)强化优质服务意识。入世后，我国将进一步为外资在金融、保险，电信、旅游、商业零售业、外贸和咨询等服务业提供机会，并加快能源、交通、通讯、环保等基础设施的对外开放。为了提高工作效率，税务部门必须简化工作程序，对包括外资企业在内的纳税人提供优质服务。在税法公告制度、执法公示制度上要充分体现公开、透明原则。

(2)加强税务执法力度。WTO所要求的公平竞争原则，在税收上不仅表现为税制的公平，还表现为征管的公平。为此，税务机关要进一步加大税务执法的力度，做到严格执法、规范执法，并将管理制度公开化，并定期征求纳税人的意见，确保税收征管的透明。

2.加强对经济税源的监控

加入WTO后，跨国货物、资本、纳税人的流动将大大增加，国内企业的跨地区流动也会大大增加，电子税务也将迅速发展，税收监控的难度会越采越大。虽然我国已经初步建成了纵向的税收征管网络，但从总体上看，计算机应用的范围仍然较窄，应用的深度不够，特别是没有形成税务部门与企业的横向计算机网络体系，无法对经济税源进行有效的、全方位的监控。在这种情况下，只有加快税收征管科技化进程，不断提高税收的科技含量，广泛地在税收征管中采用计算机技术、光电技术和先进的通讯技术，才能有效地提高税收征管质量和效率。

3.不断提高税务公务员素质

加入WTO后，为了给纳税人提供高质量的服务，要求税务人员具备较高的政治素质和业务素质。要精通专业技能，熟悉税收法律及相关的行政法，能够运用国际通用语言和跨国纳税人就涉税事宜进行交流，这一切都对税务公务员的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我国目前税务人员的整体素质有待于进一步提高，要通过各种类型的培训，有针对性地提高其综合素质，以适应新形势下税收征管的需要。

4.加强对国际经济活动的监控

目前经济全球化下的跨国经济活动日益频繁，国际税务协作的重要性也日益突出。例如，经济全球化下关联企业间转让定价越来越广泛，关联企业的转让定价涉及到相关国家的税收收入，必须加以调整和规范，这对各国的税收协调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要求我国税务机关同国外税务机关互换税收情报和相互协调监控，深入了解纳税人的境内、境外信息，这些都需要进一步加强国际税务协作。

【参考文献】

[1]邓力平.经济全球化、WTO与现代税收发展[M].北京税务出版社，2000.

[2]刘光溪，刘力.WTO与中国经济[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2.

[3]凯茜·王，吉姆·程.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推动中国税制改革[J].税收译丛，2001,(5).

[4]高培勇.税收理念及运行规则的全球化[N].中国税务报，2001.11.09.

贸易调整论文范文篇10

知识经济是指建立在知识和信息生产、分配、使用之上的经济，它是一种以知识作为发展资本，靠人类智力来提高劳动生产效率，从而实现经济增长的新型经济形态。在知识经济时代，科学技术知识既是推动社会经济发展的核心动力，又是国际竞争的重点。因此，知识是知识经济时代经济增长的重要生产要素，同时，知识经济的发展对国际贸易的各个方面都会产生重大的影响，在知识经济已初露端倪的今天，国际贸易的发展表现出一系列的新趋势。

一、知识经济时代国际贸易发展的新趋势

1.国际贸易发展动因知识化

按照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古典的比较优势理论和赫克歇尔、俄林的资源禀赋理论，一国与另一国发生国际贸易的动因，主要是各国拥有的生产成本和资源禀赋不同，按照生产成本的不同和资源要素丰缺盈余的程度进行国际分工，然后进行国际贸易，贸易双方均能获得拥有生产成本和资源禀赋相对优势的贸易利益。然而，20世纪90年代以来，知识经济初露端倪，特别是以信息技术、知识产业为主要标志的知识革命迅猛发展，我们正在迈向一个以智力资源和知识要素占有、分配、生产和消费的知识经济时代，知识总量、人才素质和科技实力将代替资本成为竞争的根本要素，智力资源的丰缺盈余程度将成为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的决定性因素，自然禀赋状况的重要性日益被削弱，以自然资源为中心的国际分工体系逐渐被以知识和技术为中心的国际分工体系所代替，科学技术知识将成为国际贸易发展的新的重要动因。社会发展的实践经验也证明了科学技术知识对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科学技术对经济的贡献率在20世纪上半叶不到50%，但到90年代却达到80%-85%；发达国家经济增长也主要是通过科学技术进步获得的。据美国商务部和美国电子协会统计，美国“新经济”增长的1/4以上归功于信息科学技术，今天对美国经济起主导作用的是高技术信息产业，微软、英特尔等已经取代了当年的三大汽车公司。此外，又据美国商务部和国家制造业协会的研究表明，与高新技术产品出口有关的工作岗位比制造业的平均工资高15%，高新技校产品的出口不仅利润较高，而且使美国对经济紧缩或经济周期的抵抗力更强，高技术产品的出口成为美国20世纪90年代以来经济持续增长的主要因素之一。

2.国际贸易交易对象高级化

在科学技术知识对经济发展日益重要的今天，国际贸易交易对象逐渐高级化。首先，国际技术贸易在国际贸易的构成中发展十分迅速。据统计，1993年以来，主要工业化国家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增长均高于全部出口的增长速度，1975-1985年10年间，美、德、英、法、日五国高新技术出口额平均增长了73.1%，而1985-1995年，高新技术出口额增长了353%，是前10年高新技术出口额增长的5倍，可见高新技术产品的出口已成为国际贸易新的增长点。其次，国际贸易商品结构也日益高级化。1985-1993年，世界高科技产业年增长率为14.3%，高科技产业产品在制造产业产品出口贸易的份额也日益上升，估计到2002年将占制造业产品出口比重的1/4。国际贸易交易对象高级化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各国都普遍重视科技的开发研究，实行科技发展战略，把高科技产业作为制高点；第二，世界技术发明创造与更新的周期大大缩短，也是加快国际技术流动的重要原因之一，蒸汽机从研制到产品用了100年的时间，而平面型晶体管从研制到产品只用了5年的时间；产品技术更新的周期在20世纪70年代是5-6年，在80年代是4-5年，在90年代则是1.5-2年；第三，与技术贸易有关的社会条件日益完善，尤其是各国在知识产权方面的努力，为国际技术贸易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经济、法律环境；最后，经济全球化和自由化浪潮使各国的经济合作与依赖进一步加深，国际技术交流更加频繁。

3.国际贸易交易方式网络化

随着知识经济时代多媒体技术和网络技术的发展，国际贸易交易日益借助国际互联网来完成，出现了所谓的网络贸易。网络贸易是指通过计算机网络，如万维网、因特网等现代化电子方式所进行的贸易或商务活动，整个交易过程包括交易磋商、签约、货物交付、货款收付等大都在全球电信网络上进行。其交易的产品主要是数字化产品，如金融服务、网上娱乐、售票服务、音像书刊、软件设计、咨询服务、信息传递等；也有实物产品交易，实物产品交易则是交易磋商、签约、货款支付在网上进行，实物交付在具体地点进行[1](P34-35)。目前，网络贸易发展十分迅速。1996年网上交易额只有23亿美元，1997年网上交易额就为150亿美元，1998年达500亿美元，据美国《商业周刊》预计，到2001年全球网上贸易总额将达2051亿美元，2002年可达3490亿美元。正是由于网络贸易具有如此强大的生命力，它才引起世界各国和国际经济组织的关注，纷纷制订各种政策和采取各种措施来维护和促进网络贸易的发展。如1997年7月8日，在德国波恩召开的由40多个国家参加的部长会议上，一致同意在网络贸易中维护自由贸易原则，各国不得自设关税和非关税壁垒，同意网络贸易不得征收新的税种，其中29个国家在通过的文件上签字；此外，WTO和APEC等国际或区域经济组织对网络贸易也十分重视。显然，网络贸易将会得到迅猛的发展，将成为21世纪国际贸易领域中一朵鲜艳的奇葩。

4.国际贸易交易市场垄断化

由于跨国公司垄断了国际技术创新的70%-80%和国际技术贸易的90%，因此，在国际交易市场中跨国公司的垄断地位日益加强。目前，跨国公司是新技术的主要开发者，也是技术贸易的主要交易者，已经成为世界经济拉动的火车头。据《商业周刊》2000年在美国纳斯达克指数疯狂暴涨时的一次统计，美国微软公司的市值已经超过了俄罗斯的国民生产总值，全球500家大型跨国公司的总产值已占全球总产值的45%，全球5.3万家跨国公司内部和相互贸易占世界贸易总额的60%以上。在迈向知识经济快速发展的21世纪，信息技术和高效运输技术的突飞猛进，企业的跨国经营变得更加容易和有效，跨国公司的发展也将面临新的飞跃。因此，跨国公司现在都纷纷调整其发展战略，对内进行经济结构的升级和技术的大规模更新，对外竭力维护其市场份额，并努力开拓新市场。可见，在未来的国际贸易中跨国公司的垄断地位将进一步得到加强。

5.国际贸易利益分配两极化

因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知识经济的发展过程所处的地位不同，所以在国际贸易利益分配格局中，两极化的趋势将进一步明显，即所谓“中心－化”趋势。目前，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贸易利益分配中的“中心－”的地位并没有发生改变。在国际技术贸易中，发达国家占80%，其中美、英、德、法、日占发达国家技术贸易总额的90%以上，仅美国就占了世界技术贸易总额的1/3，而且全球技术贸易的85%在发达国家之间进行；在知识经济的代表性产业国际信息技术贸易中，发达国家同样占领重要地位，1995年国际信息技术产品贸易额达6000亿美元，市场份额基本被美、日、欧盟所瓜分，在全球电信市场上美、日、欧也占了3/4；在网络贸易中发达国家也占尽先机，1998年全球网络贸易总额500亿美元中仅美国就占了170亿美元。在知识经济全面发展的21世纪，在国际贸易利益分配中，发达国家“中心化”和发展中国家“边缘化”、“化”的趋势将进一步加剧。这是因为：首先，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科学技术发明与创造中处于不对称地位，发达国家基本垄断了世界科技发明与创造。据统计，诺贝尔科学奖95%以上的是被发达国家的科学家所获得，战后世界应用的主要技术新成果也绝大部分由发达国家所垄断，仅美国就占其中的40%，日本、欧盟和其他新兴工业化国家则垄断了其余部分；其次，在国际贸易分工和产业升级换代中，发达国家也处于领先地位。

6.国际经济协调贸易化

随着知识经济的发展，特别是近年来电子通讯产业的快速发展和网络贸易的兴起，国际贸易商品结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国际经济协调的重点日益侧重贸易领域。与此同时，国际贸易所关注的问题也从自然资源转向了知识资源，从自然资源密集型产品、资本密集型产品转向了知识密集型产品，国际贸易协调的范围和重点也转移到以服务业、电信业、知识产权为代表的知识经济领域，1997年世界贸易组织《全球基础电信协议》、《信息技术协议》和《开放全球金融服务市场协议》[2](P24-25)的签订就反映了这一发展趋势。对于网络贸易，1998年2月20日，美国商务部就向WTO提交了一份提案，旨在规范全球电子商务，建立网络贸易的法律框架，对网络贸易实行零关税；1998年5月17日至20日召开的WTO第二次部长会议上，就网络贸易关税豁免问题达成一项单独协议，即通过国际互联网开展商务活动，从现在开始至少一年内免征关税，还同意下次特别会议就此问题将制订全面计划，以便检查所有与电子商务有关的问题，然后交给WTO第三次部长会议进行讨论。在即将发动的世界贸易组织“千年回合”谈判中，高技术领域谈判更是发达国家首先关注的问题，这也是目前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世界贸易组织谈判中的重要分歧之一。目前，美国在转基因作物上已经形成相当的产业规模，有比较优势，因此，美国主张在“千年回合”谈判中提出建立有关管理转基因作物和其他生物技术进展的规则。显然，高技术领域的协调已经成为国际贸易协调的重点。

二、我国应采取的对策

在迈向知识经济时代的21世纪，我国对外贸易面临知识经济的挑战将不可避免，因此，应及时把握迈向知识经济时代国际贸易发展的新趋势，调整我国经济发展战略，采取符合我国国情的应对措施，促进我国对外贸易的发展。

1.加大科技投入，鼓励技术发明与创新

知识经济的核心是知识的生产与创造，而知识的生产与创造又离不开科技的进步与创新。因此，科技进步与创新是知识经济时代决定竞争能力高低的根本性因素，这也是我国面对知识经济的挑战发展国际贸易的关键。

促进科技的进步与创新必须从以下几方面着手：首先，要进一步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形成符合市场经济要求和科技发展规律的新机制，进一步解决我国科技与经济发展相脱节的问题。其次，要加大科技投入的力度。1995年我国高技术产业R&D投入占其增加值的比重仅为1.4%，而发达国家为5%以上，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科技投入严重不足，这是我国面向知识经济发展的重要制约，它阻碍了我国知识经济的发展，因此，必须增加对科技的投入。第三，要改善科技投入渠道单一，科技投资结构不合理的状况。据有关资料显示，我国已经转化的科技成果中，自筹资金占56%，国家科技计划贷款占26.8%，风险投资仅占2.3%，而在发达国家风险投资在高技术产业化方面起重要作用。因此，要大力发展资本市场，建立风险投资机制，设立国家科技风险基金，形成多渠道、多层次的投入体系，促进技术产业的发展。第四，要树立技术创新意识，发掘、培养、保护高技术人才，加强产学研结合，鼓励应用开发型科研院所进入企业或转为企业，培养产业技术的创新能力，提升产业的技术水平。第五，要建立明晰的科技产权及其转让制度，加大知识产权的保护力度，切实维护科学技术发明、发现、创新者的利益。

2.促进科学技术的吸收和应用，加快我国产业的升级换代

知识经济的关键是知识的商业运用，使之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这是我国在知识经济时代参与国际贸易的基础。因此，面对知识经济的发展，以技术进步为支撑，积极采用高新技术和先进适用技术，加快科技的转化，加大传统产业的技术改造，发展高新技术产业，推动整个产业结构的升级和优化，便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一个基本的战略取向。而且我国目前基本具备实现这一目标的可能性和现实性。可能性主要是因为科学技术知识具有共享性、可学性、易传播性、变动性和经济效应外溢性特征，在我国进一步对外开放的过程中，通过政府政策有意识地干预和市场配置的作用，使国家可以获得超越现有资源禀赋约束的知识资源优势。现实性主要是指有两大发展机遇可以充分利用，一是国内科研机构和国家科技投入体系正在面向市场经济改革，科研机构与企业的联合势在必然，要充分利用这一机遇加快科技产业化和市场化的步伐，推进企业技术改造；二是国外发达国家正在进行以知识产业为主的产业结构升级，即加大第三产业和以知识经济为代表的信息产业的比重，把一些传统产业转移到国外，继续发挥其“剩余的价值”，这对我国企业吸收国外的先进技术，促进产业结构的升级提供了重要的机遇。总之，面对知识经济的蓬勃兴起，我国一定要抓住发展的机遇，大力推行产业技术改造，调整科技投资方向，努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争取在知识资源的形成、积累、发展、创新中形成自己的知识比较优势，从而实现产业结构的升级，优化出口商品结构，提高产品的国际竞争能力。

3.适时推行网络贸易，开拓国际市场

随着知识经济的发展和计算机网络技术的运用，网络贸易日益成为拓展海外的贸易的重要方式。这主要是因为网络贸易具有传统贸易方式无法比拟的优势：首先，网络贸易对经济增长起促进作用，据美国《商业周刊》当时预测，2000年网络贸易将使美国国内生产总值增加1000亿到2000亿美元（注：这个预测是在知识经济的时代背景下作出的。虽然，2000年以科技、网络股票为主体的美国纳斯达克指数遭到重创，但它仅仅是挤干了资本市场里的一些泡沫，并不意味着知识经济的破灭。），对世界经济的增长起推动作用；其次，生产厂商也从中受益，通过网络企业可以开辟新市场，增加了贸易机会，获得规模经济效益，如波音公司自1997年建立网址后的头七个月就有10亿美元的交易是在网上进行的；此外，生产厂商通过网络贸易可以简化交易程序，降低贸易单证处理成本，节约了生产费用，据美国《福布斯》的统计，网上交易可以节省企业成本的5%到10%，仅此一项可使国内生产总值增加100亿到200亿美元，厂商的存货平均下降3500亿美元，更重要的是企业可以在世界范围内的任何地点随时销售商品，获得了无限的商机，这种长期的利益是难以想象的；第三，消费者也可以获得好处，网上虚拟的世界市场，价值规律发挥更充分，激烈的竞争使产品质优价廉，一些特殊商品成本下降的好处可完全转移到消费者的身上，消费福利得以提高。然而，我国目前高级计算机、网络技术人员缺乏，网络基础设施滞后，企业界还没有充分认识到网络贸易在未来经济社会中的重要地位与作用，没有形成网络贸易的国内环境和市场，这与美国等发达国家相比有很大的反差。因此，必须从以下几点来切实推行网络贸易的发展。首先，要进行计算机、网络技术的教育与宣传，培养计算机专门人才，树立网络贸易意识；其次，要加强网络贸易方面的各种立法，特别是电子认证、保密、网上交易安全等方面的法律；最后，国家应制定一些优惠措施，鼓励国内有条件的企业开展网络贸易，开拓国际市场，争取跟上国际经济发展的潮流。

4.政府给予适当支持，培养我国的跨国公司

知识经济时代国际贸易的主体主要是跨国公司，随着国际市场垄断化趋势的进一步加强，国际竞争也主要是在跨国公司之间进行，因此，一个国家参与国际竞争能力的高低，主要体现在跨国公司的强弱上。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企业对外进行跨国经营虽然有了很大的发展，但目前我国的跨国公司无论在数量、质量上，还是在经营规模、国际地位上都无法与发达国家相比。据美国《财富》杂志1999年公布的全球企业500强中，我国大陆和香港地区的大型跨国公司只有6家，分别是中石化（73位）、中国工商银行（160位）、中国银行（171位）、中化（304位）、中粮（362位）和香港怡和（402位），且大多是商业或金融服务性公司，这对我国参与未来知识经济时代的国际贸易十分不利。因此，在实施“走出去”的战略，努力利用国内外两种资源、两个市场的同时，应鼓励按照比较优势的原则，培育我国大型的生产性、综合性跨国公司，支持有竞争力的企业跨国经营，到境外开展加工贸易或开发资源，扩大经济技术合作的领域、途径和方式，并且国家应给予这些企业在财政、金融、外贸、行业等方面的支持，同时，应抓紧制定和规范国内企业到境外投资的监管制度，加强我国在境外企业的管理和投资业务的协调；继续发展对外承包和劳务合作，在竞争中形成一批具有实力的对外承包工程企业。总之，积极培育我国的跨国公司，使我国企业更多地走进世界跨国经营的行列，这是我国面对知识经济浪潮参与国际贸易的重要方式。

5.参与国际贸易关系协调，维护我国外贸利益

在知识经济时代，科学技术的变化日新月异，企业因技术的世界和创新所导致的无形风险日益增加，国际贸易的竞争将更加激烈，会产生一系列的国际贸易矛盾与纠纷。因此，我国在顺应经济全球化和国际经贸大趋势的同时，一定要树立良好的国际形象，要积极参与国际贸易关系的协调，这是我国在知识经济时代进行国际贸易和维护自身利益的必要保证。我国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与发展中国家有共同的利益，在国际贸易关系的协调中应紧密联合起来，协调彼此的立场和观点，维护发展中国家的贸易优势和经济利益；同时，我国又是一个亚太国家，亚太地区是我国进行贸易、投资、金融活动的重要地区，搞好周边国家关系，积极参与亚太地区的经济协调，是发挥我国政治经济大国作用的重要表现，也能树立我国的国际形象。东南亚金融危机发生以后，我国政府保持人民币不贬值，对东南亚国家进行经济援助贷款，受到了国际社会的尊重。此外，要创造条件尽可能早地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参与国际经济规则的制定，维护我国应有的经济利益，特别是在世界贸易组织更加关注服务业、金融业、信息业、高科技产业、知识产权保护等知识经济领域的问题时就更为重要。因此，积极参与国际贸易关系的协调，特别是参与知识领域一些问题的协调，这对我国知识经济的发展将起到重大的促进作用。

【参考文献】

[1]Lee.McnightandJosephP.Bailey,InternetEconomics[M].London:TheMTIPress,1997.

[2]肖琛．全球网络经济[M]．北京：华夏出版社，19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