贸易研究论文范文10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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贸易研究论文

贸易研究论文范文篇1

二战后世界贸易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发达国家之间的贸易量迅速上升;产业内贸易快速增长。这些经济现实是传统贸易理论无法解释的,新贸易理论应运而生。70年代以来,迪克西特(Dixit)、诺曼(Nonman)、埃蒂尔(Fihier)、克鲁格曼(Krugman)、布朗德(Brander)和斯本塞(Spencer)等人相继独立地发表了一系列关于规模经济与不完全竞争条件下国际贸易的论文,从不同角度论述了在规模经济和不完全竞争市场的某些条件下,对本国尚不具备比较优势又有发展潜力的产业,一国政府可以通过补贴、关税等支持保护手段使产业中的企业迅速达到一定的生产规模和技术开发能力,依靠企业竞争优势的强化来参与国际竞争,从而构筑起新贸易理论体系。新贸易理论在政策上的含义就是战略性贸易政策。

新贸易理论体系主要由两大理论构成:一是主要以内部规模经济为基础的“利润转移”理论;另一是主要以外部规模经济为基础的“外部经济”理论。

“利润转移”理论

第一:用出口补贴为本国寡头厂商争夺市场份额。这种论点认为:向国内厂商提供补贴,使国内厂商采取进取性市场战略,从而迫使外国竞争对手作出相应的让步,国内厂商的市场份额由此扩大。这是战略贸易政策理论中影响最大,也是被引证最多的一种论点。

第二:用关税来抽取外国寡头厂商的垄断利润。这种论点认为:在存在潜在进入的情况下,使用关税来抽取一家外国寡头厂商正在享受的垄断利润是合理的。如果没有任何潜在的进入,关税只会扩大国内价格与国外价格的差距,导致福利恶化。但如果存在国内厂商的潜在进入,则这种进入的威胁限制了外国厂商的定价反应,使他们执行一种吸收部分关税的定价,以阻止这类进入的战略。只要关税被部分地吸收,价格上涨的幅度就会低于关税的幅度,消费者剩余的损失就会远远被征收到的关税所抵消而有余。

第三:以进口保护作为出口促进的手段。该论点为传统的幼稚产业保护论提供了理论依据。由于本文主要是分析科技兴贸问题,因此这里重点论述一下该论点。该论点认为一国政府可以通过贸易保护或局部封闭本国市场,赋予本国企业在国内市场的销售特权,受保护的企业的生产和销售都会增加,企业由此可获得静态规模经济;同时国外竞争对手由于市场份额的缩小而失去规模经济,此消彼长,国内企业就可能拥有了与国外企业竞争的优势。企业除了可获得静态规模经济之外,还会由于累积产量的不断增加而积累职工的生产经验,在“干中学”的过程中生产成本会不断下降,以及企业研究与开发所产生的技术创新可改变企业的生产函数,降低边际成本,从而使企业获得动态规模经济。在这里,政府通过贸易政策影响了本国厂商及其外国竞争对手的决策行为,从而改变了竞争格局,使不完全竞争产业特别是寡头产业中的超额利润向本国发生了转移。

“外部经济”理论:

某些产业或厂商能产生巨大的外部经济,促进相关产业的发展和出口的扩张,但由于这些外部经济不能完全被相关厂商所占有,这些产业或厂商就不能发展到社会最优状态。如果政府能对这些产业和厂商提供适当的保护和支持,则能促进这些产业和相关产业的发展,提高其国际竞争优势,获得长远的战略利益。

二、战略贸易理论对我国的启示及相应的对策

(一)我国出口现状及面临问题

1998年我国出口位居世界第九位,可以说,中国已经成为世界贸易大国。但是从出口商品构成来看,我国能够大批量进入国际市场的还是劳动密集型产品。虽然在国家相关政策的推动下,1996年机电及运输设备业的出口总额首次超过轻纺产品的出口总额,不过仔细分析一下不难发现,我国的机电产品出口从本质上讲是一种加工装配业务的出口,并未脱离劳动力密集的生产方式,所需的技术、原料、零配件、生产设备都从国外进口,与国内产业的联系较少。换言之它只是部分改直接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如纺织品)为出口以价值更高的产品(如机电产品)为载体的装配劳动。这种贸易结构与我国的劳动力丰裕、工资成本低是相吻合的,并且在过去的一段时间内使我国得到了一些贸易利益,如增加就业,提高人民的收入,增加国家的外汇收入。但现在的问题是:这种贸易结构在国际竞争中是否具有竞争优势?能否长期化?

关于劳动密集型产品的新说法:美国经济学家里昂惕夫曾用投入产出分析法对H—O理论进行实证分析,根据H—O理论,美国应出口资本密集型产品,进口劳动密集型产品。但里昂惕夫对美国的200种进出口商品进行统计分析后却得出了一个相反的结论。对此经济学家有各种不同的解释,但有一点已非常明确,这就是劳动密集型产品和资本密集型产品主要不是用产品本身来区分的,而是用投入要素来区分的。也就是说,同样一种产品在发展中国家可能是以密集的劳动生产的,在发达国家则可能是以密集的资本生产的。就象服装、鞋帽、玩具、食品之类,就产品来看是劳动密集型产品,而在许多发达国家则是资本密集型的。即使在这些国家也要投入较多的劳动,但这些劳动是同较多的资本结合进行生产过程的,结果就是更多的劳动生产率。面对发达国家在劳动密集型产品市场上资本对劳动的替代,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并不具有竞争优势。

贸易障碍增多:虽然我国劳动密集型产品因工资低而劳动成本较低,发达国家进口会进一步提高其福利水平。但面对国内充分就业的压力,仍会以各种壁垒阻碍廉价的劳动密集型产品进入,从而使以劳动密集型和自然资源密集型产品出口为主的国家总是处于不利地位。事实上这种情况经常发生,例如我国的纺织品出口就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受到美国的限制。

我国沿海地区劳动力成本低廉优势正在减弱:从1995年开始,加工贸易开始成为我国产品出口的第一大方式。从1998年统计数据来看,加工贸易额1730.4亿美元,出口额1044.7亿美元,分别占该年进出口总额的53.4%和56.9%,且1998年加工贸易进出口额是1991年的3倍,同期进出口总额为2.4倍,由此可见加工贸易增速快于全国进出口总额的发展速度。我国加工贸易主要集中在沿海地区,仅广东、上海、江苏、山东和福建五个沿海省市加工贸易合计占到80%以上。但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经济快速增长,我国沿海地区工资增长很快,据1995年与1985年的统计数据显示,沿海地区工资水平大幅提高,其中上海上升了77.9%,北京上升了48.9%,广东上升了42.1%,劳动力成本低廉优势正在减弱。面对东南亚、南亚甚至非洲国家更具竞争力的劳动力优势的压力,如何使外贸更好发挥对经济增长的引擎作用,成为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进入90年代以来,以信息技术为主导的新科技革命蓬勃发展,知识经济初显端倪,世界产业结构发生了深刻变化。发达国家科技与产业飞速发展,据OECD统计,其主要成员国的知识经济已占国内生产总值的50%,高新技术产业在制造业的比重不断提高,目前已接近30%;出口商品结构逐步转到以高新技术产品为主的方向,OECD国家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占工业制成品出口比重目前已接近40%;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发展迅速,到2002年OECD国家此类服务出口将占其服务出口总额的一半左右。根据世界银行《1998年世界发展指南》的资料,1996年的一些新兴市场高新技术产品占工业制成品出口达到相当高水平,新加坡为71%,马来西亚为67%,韩国为39%,墨西哥为32%,台湾省为50%。世界科技革命及全球产业结构的深刻变化,发达国家和部分新兴市场科技与产业巨大的竞争优势进一步对我国的长期出口竞争力提出严峻挑战。

因此,实施科技兴贸战略,大力推动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加快我国出口产业的技术创新,全面增强国内出口企业的竞争优势,是我国外贸跨世纪发展的重大课题。

(二)启示与对策:走科技兴贸之路

我国要想由一个贸易大国成为一个贸易强国,充分发挥国际贸易对经济发展的引擎作用,实现出口的可持续增长,科技兴贸是必由之路。科技兴贸是产业科技化的必然结果,科技成果的产业化和高新技术的广泛应用导致产品质量提高和结构的优化,最终才能体现于出口商品质量提高和结构的优化。因此要想实现科技兴贸,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是一个关键。

高科技产业在我国尚属于幼稚产业,为扶持其发展,根据战略贸易理论,在贸易政策方面政府应给予适度保护。首先在关税方面:尽管随着“入世”的临近,我国关税税率在不断下降,但政府仍应以有效保护率理论为指导制定适宜的关税税率,设置合理的关税结构,对高科技幼稚产业维持适度的高关税。其次,灵活运用进口配额、进口许可证、政府采购等非关税手段。对政府采购、进口配额和进口许可证实行招标制度,将招标的收入补贴给消费者,尤其是被保护行业的下游工业。最后,对高科技产业的保护要有合理的期限。当被保护企业具备了一定的国际竞争力,应该逐步降低关税和非关税的保护作用,更多的使用生产补贴,这不仅能引进竞争机制,提高效率,而且还能针对不同的产业灵活实施有差异的补贴率,更好发挥政策对产业的作用。

贸易研究论文范文篇2

[论文摘要]随着世界经济结构的不断调整和一体化进程的加快,服务贸易己成为当今国际贸易发展最为迅速的领域。中国服务贸易发展仍处于较低水平,整体竟争力低下。本文就国际服务贸易发展趋势对我国服务贸易的影响进行了研究,并提出我国发展服务贸易的相关对策。首先,论文阐明了国际服务贸易的概念、提供方式和特点,然后,通过对国际服务贸易发展现状和竞争力进行分析,总结出我国服务贸易发展的制约因素,进而提出相关建议。

一、国际服务贸易方式特点

国际服务贸易是指一国服务提供者向另一国服务消费者提供服务并获得外汇收入的交易过程。服务贸易作为货物贸易的辅助项目是二战后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特别是科学技术的发展日益崭露头角,成为国际贸易中不可或缺的部分。随着服务贸易的迅猛发展,多边贸易的谈判重点也正从货物贸易转向服务贸易。“乌拉圭回合”谈判达成了《服务贸易总协定》(GeneralAgreementonTradeofServices,简称GATS),服务贸易被正式纳入多边贸易体制的管辖范围,对各国服务贸易,以及第三产业的发展都产生着重大影响。

根据《服务贸易总协定》,国际服务贸易通过四种提供方式被定义:过境服务(CrossBorderSupply),即从一成员方境内向另一成员方境内的服务消费者提供服务;境外消费(ConsumptionAbroad),即一成员方的服务消费者在另一成员方境内接受服务;商业存在(CommercialPresence),即一成员方的服务提供者到另一成员方境内建立经营企业或专业机构提供服务;自然人流动(MovementofPersonnel),即一成员方的服务提供者个人到另一成员方境内提供服务。

国际服务贸易作为一种新兴的贸易形式,其特点鲜明:第一,服务贸易是一种无形贸易,具有不可触摸性、不可储存性和不易运输性,因而导致服务出口方式多样化;第二,服务贸易的生产与消费往往同时发生,所以服务的生产和出口过程在一定程度上讲也就是服务的进口和消费过程;第三,服务贸易的对象主要是智力,如专利、版权、法律和会计等,且贸易过程中通常不涉及服务所有权的转让,仅与生产要素的跨国界移动有关;第四,服务贸易更多地依赖于生产要素的国际移动和服务机构的跨国设置,都与资本、劳动力和信息等生产要素的跨国界移动密切相关;第五,服务贸易的统计数据一般只在各国的国际收支表中显示,而在各国海关进出口统计没有显示;第六;对服务贸易的监控不能通过海关监督和征收海关关税的方式进行,而只能通过国家立法和制定行政法规来达到目的。

二、我国服务贸易现状分析

入世以来我国进一步加强了对国际服务贸易的重视程度在履行我国对WTO有关金融、通讯、旅游、教育和咨询等方面的各项承诺的过程中,我国服务贸易得到了一定的发展,但受各种制约因素的限制,整体竞争力较弱。

1.发展速度快,但整体水平低下

中国产业结构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发生了标志性的变化,服务业比重于1985年开始超过农业,国民经济总量增长从主要由农业、工业带动转为主要由工业、服务业带动。按可比价计算,在1990年~2004年GDP增长的9.3%中,5.8个百分点来自工业的贡献,2.5个百分点来自服务业,1.0个百分点来自农业。与此同时,中国的服务贸易取得快速发展,2003年进口总额为465亿美元,比上年增长21%出口总额373亿美元,增长20%2005年上半年,我国服务贸易规模达到730亿美元,同比增长24.5%。显示出服务贸易在我国对外贸易中的地位正在日益上升。但是,我国服务贸易的整体水平仍然较低,在世界服务贸易中的比率仅占1%左右,这与我国的人口、总体经济实力和对外贸易的发展水平是极不相称的。并且我国服务贸易对货物贸易的匹配程度大大低于世界水平。2006年上半年,我国服务贸易占整个对外贸易(货物和服务贸易)的比重为10.2%,与上年同期基本持平,远低于货物贸易所占比重,说明中国服务贸易对货物贸易的匹配程度大大低于世界水平。

2.发展结构不合理

改革开放后的20多年,我国服务贸易体系基本形成,从服务贸易进口看,已形成了以金融业、零售商业、旅游业民用航空运输业、房地产业、租赁业等为主的服务行业;从服务贸易的出口上看,已形成了以国际旅游业、国际金融业与保险业、对外工程承包和劳务合作、国际运输业为主的行业。但我国服务贸易的发展结构很不合理,我国目前仅能提供40多种服务,其中大部分是传统的消费性服务,如旅游业、商业、餐饮业等,生产性服务很不发达,许多种类的服务尚难以提供,特别是一些资金、技术和知识密集型的服务产业,有的刚刚起步,有的尚属空白。我国服务贸易收支中规模最大的三个项目仍然是运输、旅游和其他商业服务。从总体上看,我国服务业的基本特征是:劳动密集型服务业企业居主导地位,技术和知识密集型服务业企业所占比重十分低,以至于人们习惯于把服务业就业视作解决企业富余人员的渠道,其实这是我国服务业行业水平低给人们造成的误解。

3.服务贸易逆差不断扩大

我国服务贸易近几年国际收支逆差变动较大,并且逆差有不断加大的趋势。这说明我国服务业的整体竞争力在国际上处于比较劣势。(1)国际运输支出增长迅速。(2)保险收支差额进一步扩大。(3)其他商业服务顺差有所回落。(4)专有权利和特许支出明显上升。

4.市场开放程度不断提高

入世后,中国服务市场对外开放的广度和深度都将不断提高。过去禁止外商进入的领域,现在逐步开放,形成了全方位、多层次的服务贸易开放格局。根据实际情况,我国已先后在零售商业、金融保险、旅游和一些专业服务领域开放了国内市场。国外服务业的进入与竞争,在很大程度上起到了示范带头作用,他们带来了先进技术、规范化的企业制度和管理经验,带来了国际通行做法与观念,为我国服务企业的改革提供了有益的借鉴,客观上促进了我国服务贸易的发展。

三、国际服务贸易的发展建议

通过对国际服务贸易发展现状和趋势的分析,结合我国服务贸易实际情况及发展制约因素,我国需要从产业结构优化、发挥政府职能,以及其他方面选择符合国情的发展策略,以应对国际服务贸易发展趋势带来的机遇和挑战。

1.优化产业结构

(1)要大力发展第三产业

我国服务业的总量偏小,比重偏低,服务贸易的扩大,尤其是服务出口的扩大,基础在于本国服务业的发展。只有不断发挥服务业的比较优势并积极培育竞争优势,服务出口才有可能进一步扩大。我国服务业的落后严重制约了我国服务贸易出口的发展,要改变这一状况,必须大力发展国内服务业,增强我国服务业的整体实力,全面提高我国服务业的竞争能力,为扩大服务贸易出口创造有利条件。按照《关于十一五规划的建议》要求,大力发展服务贸易,不断提高层次和水平。首先,国家要继续制定和完善产业政策,使产业政策适度向第三产业倾斜,并明确第三产业发展的重点。其次,要注意发挥非公有制经济成分在发展服务业中的作用。发展服务业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而且服务业门类多,层次高低悬殊,仅靠某一方面力量是不行的,必须充分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由国家、集体、个体私营和外资企业一起上。(2)调整服务业结构,增强竞争优势

从国内产业发展的基础看,我国具备了在“十一五”期间加快转变对外贸易增长方式的基本条件。一是国内产业整体技术水平和竞争力在较快提升,包括汽车及零部件、数控机床、电站设备在内的一批技术含量较高、附加值较高的产品,出口有望出现突破性的决速增长。二是传统出口商品的技术含量和附加值继续提升,即使是劳动密集型产品,也可以从出口中获得更大的收益。三是外商投资企业继续提升产业层次和加工深度,加强研发能力,有利于提升其出口商品的国内增值率。我国发展国际服务贸易的优势资源是劳动力资源、文化资源和自然资源。因此可根据服务产业部门在经营规模、市场份额、增长速度和比较优势等方面的排序,确定发展服务贸易的战略重点,优先发展旅游服务、工程承包、劳务输出等具有传统竞争优势的服务行业,提高这些行业的知识含量和技术含量,增加贸易的附加值,并不断挖掘其发展潜力。大力发展知识密集型、技术密集型服务。我们还应注意培养新兴服务业的竞争优势,发展诸如咨询、金融、技术专利和通讯等高层次服务行业。加快建立服务贸易高等要素生成机制,努力提高服务贸易高等要素的市场供给能力。国际服务贸易的竞争应该建筑在高等要素的生成机制上,最终落实于人力资本要素上的竞争。我们在制定服务贸易发展战略时,要注意加大对教育、科研和开发等高等要素的投入,加速建立健全服务贸易高等要素生成机制,努力提高高等要素的供给能力,这对于促进中国国际服务贸易持续、健康发展,提高中国服务产品的科技含量是至关重要的。

2.调整政府职能

(1)灵活运用保护政策

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是一步开放服务业的,也没有一个国是毫无保留地开放所有服务部门的。因此,面对国际高水平服务业的冲击,中国必须制定适度的服务贸易保护政策《服务贸易总协定》给予发展中国家若干特殊的优惠待遇、宽限期,以及保护措施,中国应充分加以利用。保护方式主要包括以下几类:第一,有选择地、适度地开放国内服务市场。这样对未开放的国内服务市场客观上形成了保护。第二,在对外开放的服务市场领域,实行一定的进入限制,如对服务提供者的数量限制、资格限制等。第三,对外国服务提供者在国内服务市场的竞争行业进行管理,如价格管理、垄断竞争行业管理等。第四,对国内部分服务行业和领域制定产业倾斜政策,在税收、财政、信贷、人员培训及科技支持等方面提供优惠条件。

(2)加强制度建设,提高透明度

目前,我国已有限制地开放了部分服务市场,但由于缺乏配套的管理法规,使市场竞争中出现不应有的混乱场面。所以,为了促进服务贸易沿着正常、健康的轨道发展,应尽快制定相应的政策法规,把对服务贸易的投资、税收及优惠条件以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尤其要制定一部我国服务贸易基本法,并加快各服务部门

的立法进度,建立系统的服务贸易法律体系。另一方面,在《服务贸易总协定》生效前,做好立法的准备,也是我们争取主动的一项措施。此外,在不影响国家安全和机密的前提下,我们应进一步增加我国服务贸易的透明度,对有关各项服务的政策及有关规定予以公开,以便外国服务提供者更加了解中国服务市场,寻求合作机会,同时也防止了有些国家以此为借口采取相应的报复措施。

(3)完善服务贸易体制

我国正处于转轨时期,对于服务业,一方面存在管制过多、过严的现象,另一方面,也存在着管制不力或缺乏管制的问题。对我国国际服务贸易实施有效的宏观管理,关键是要迅速建立科学的管理体制。首先,要明确国际服务贸易的管理范畴。其次,建立国际服务贸易管理的组织机构和协调机制。服务贸易涉及诸多部门,有必要成立全国性的服务贸易管理组织。

另外如加快专业人才培养,有选择的实施服务业对外开放等都是目前必须要解决的问题。从长远来说,提高我国服务业竞争力、改善我国服务贸易比较优势状况的根本举措是加大对人力资本投资的力度,深入开发人力资源。从本质上说,现代服务贸易是以人力资本密集型服务为制高点的贸易,在迅速发展的国际服务贸易领域,加大人力资本投资更具有重要性和紧迫性。

参考文献:

[1]李杏谢正勤:我国服务贸易竞争力分析,江苏商论,2004.9

[2]饶友玲:《国际服务贸易—理论.产业特征.与贸易政策》(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

[3]王仁曾:产业国际竞争力决定因素的实证研究统计研究,2002,(4)

[4]程大中:《服务就业与服务贸易出口》,载《世界经济》,2000(11),49页

贸易研究论文范文篇3

争力较弱而又对政治、经济和社会的宏观稳定有举足轻重影响的农业和金融服务业,而后者主要为了节省稀缺性的外汇资源和避免严重的冲击失衡。

(二)政治民主化和经济改革使中国社会中利益的多样化逐步得到政府的承认和重视,并且可以通过正式和非正式的渠道和机制进行利益表达。他们对贸易政策的影响比以前得到加强,其中中央行政机构和地方政府具有较显著的影响,体现了“主义”的作用,而国内各类企业、外国投资者、特殊利益团体以及消费者对最高决策的直接影响效力则仍然是边际性的或趋向减弱。利益团体对贸易政策的疏通和影响作用在今后的政府过程中可能会越发重要,这表明中国需要建立一套完整、简明、公正和透明度高的决策制度和机制,使更多的利益(特别是那些被忽视的集团,如消费者)能够在政策决策中被倾听,并避免“政出多门”的官僚主义以及为少数特殊利益所左右。

(三)世界贸易体系和国际集体行动对中国的贸易政策有非常显著的影响。融入世界经济体系,接受国际通行的惯例和规则,在承担合理义务的同时享受外部市场准入的权利符合中国建立市场经济的总体目标。但这意味着中国必须面对和承受其他贸易伙伴国家的压力和要求,包括贸易摩擦和争端,这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即:中国在加入以法规为基础的GATT/WTO多边体制框架中的谈判;中国在APEC区域贸易组织内的复边协商和贸易自由化进程;中国与主要贸易国之间的双边贸易争端与解决,特别是中美贸易关系。而外国政党的对华战略、外国政府贸易政策的基本理念、利益集团乃至公众的各种要求和观念将通过这些渠道影响中国的政策决策过程。外部压力和制度约束对中国贸易政策决策的影响是双重的。一方面,贸易改革的日程、幅度和速度必须跟上国际集体行动的步伐,另一方面,政府也希望通过参加多边或区域贸易协定来推动国内的经济改革,以“锁定”的方式保持改革政治上的可预见性和可信性,当然这种对外承诺对于中国来说必须是建立在“可接受”的公平的基础上的。

(四)中国贸易保护的特征是平均水平较高,而且在结构上易变而分散。实际征税率与名义关税率的差别较大,以配额和许可证等数量限制为核心的非关税壁垒的频数比依然较高,同时关税保护和非关税措施之间多呈现出互补而非替代的关系。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政府在贸易自由化方面采取了更为激进的改革,使贸易的扭曲程度和结构有了显著的改善,贸易的中性刺

激增强了。实际保护率的水平和结构比名义保护率更高而离散,鼓励下游行业生产而歧视上游行业生产的倾向更明显,统计检验还表明名义的和实际的保护率在部门排序上是近乎相同的。不同贸易保护形式在工业行业之间的差别表明它们在国家的发展战略目标中具有不同的地位以及它们自身行业特征所导致的迥异的政治和经济影响力。

(五)利用中国36个工业行业三个年度的实际数据对贸易保护率的计量回归分析结果表明促进和发展战略产业的“国家利益模型”最能反映中国贸易保护结构的政治经济决定因素,而“利益影响模型”的效果是“边际”性的,维护社会公平、减少调整成本和收入再分配的“公共利益模型”并不十分适用于中国的现实情况。应用“向后法”和截面与时间序列合并数据法估算的“混合”模型也印证了这些结果。实证检验表明那些人均增加值高、比较优势大、对产业需求关联强、劳动密集型生产、创造利润和税收多、国有企业作用较小、反对势力薄弱的行业越能够获得更高的保护率,同时关税和非关税壁垒的贸易保护措施之间呈现出显著性的互补而非替代关系。

贸易研究论文范文篇4

论文内容摘要:坎昆会议失败之后,世贸组织和大多数成员国都在努力促使多边贸易谈判重回正轨,并为谈判寻找突破点。首次作为规则的制定者参加的中国,应针对本轮贸易谈判的新特点,制定相应对策,以维护中国的利益,推动多边贸易体系的发展。

新一轮多边贸易会谈是WTO第四次部长级会议确立的,WTO成立以来的第一轮谈判。它确立了8个谈判领域,主要包括:农业贸易、非农产品市场准入、服务贸易及知识产权等方面。由于各成员对新一轮谈判的不同期望以及在各项谈判议题上存在的尖锐的利益冲突,多哈回合谈判进展十分缓慢。到坎昆会议之前,农业谈判没有按照预期达成农业减让的框架协议。其他领域的谈判虽各有进展,但也都没有完成多哈议程所制定的计划。坎昆会议,作为多哈回合的中期检验,由于在农业问题和是否把“新加坡议题”纳入新一轮谈判等主要问题上的巨大分歧,最终无果而终。至此,本轮的多边贸易会谈陷入僵局。

新一轮多边贸易谈判的进程

坎昆会议失败之后,各国都进行了反思,WTO也开始着手对其决策机制进行改革。

世贸组织所作的努力

为了避免重蹈坎昆的覆辙,2003年10月WTO专门成立了一个委员会考虑如何简化目前必须一致同意方能生效的决策模式等问题。由贸易专家们组成委员会针对导致全球贸易谈判崩溃的问题提出了可能的解决办法:包括“建议当WTO成员对某项协议不同意或不愿参加时,允许他们选择参与或退出”;“将WTO议程回归到降低农业和工业品关税上来”,以及“显著增加WTO的工作人员规模,以帮助弱小国家”等措施。

2003年12月15-16日,按照坎昆会议的声明,WTO总理事会议在日内瓦召开,大会主席卡斯提洛(CarlosPerezdelCastillo)做了报告。他提出了对4个关键性问题:农业、棉花、非农产品市场准入、“新加坡”议题的技术性解决方案及对今后工作日程的安排。Castillo先生认为新加坡议题是一个有争议的没有达成共识的议题。对于这个议题应分开来逐个讨论。他建议继续已经开始的两个话题即贸易便利和政府采购的透明度问题,并寻求可能的解决模式。其他议题留待以后合适的时间再讨论。对于以后工作的安排,Castillo先生建议在2004年年初,各谈判小组主席确定之后,重新开启多哈回合的谈判。这次会议为多哈回合谈判的关键性议题提供了可能的解决途径,为今后多边贸易会谈的方向指明了道路。

世贸组织的成员所作的努力

2003年11月底,欧盟发表在本轮谈判中的最新立场,对于一些关键性的问题做出了一定的让步。欧盟表示,欧盟已做好重返世界贸易谈判的准备,并将继续大力支持WTO框架下的多边谈判,而不会转去追求零碎分散的双边协议。

同时美国也表示了自己的积极态度。2004年1月12日,美国贸易代表佐立克表示,他将给WTO146个成员写信,敦促大家忘掉坎昆会议的失败,把精力集中在农产品、货物和服务贸易的市场准入谈判上,并希望不要将2004年白白耗掉。

2004年1月30日,来自亚洲和拉丁美洲发展中国家的外交部长们在马尼拉召开的会议期间发表一份联合声明,呼吁恢复停滞的全球贸易谈判,并希望陷入僵局中的WTO市场开放的谈判最终能有一个圆满的结果。

2004年2月11日,在美国和欧盟宣布支持重启全球贸易谈判从而为之注入新的动力之后,WTO146个成员的贸易部长和大使在日内瓦总部举行为期两天的总理事会,希望恢复多哈全球贸易谈判。

2月27日世界贸易组织宣布,“多哈回合”谈判小组已初步确定了重启谈判的日期。非农产品市场准入谈判小组将于3月29日至4月1日开始就削减关税和改善工业品及消费品的市场准入进行谈判。规则谈判小组将谈判日期定在3月16日至17日。服务贸易谈判小组将在3月22日和4月2日之间举行一系列会谈,并将于4月2日召开服务贸易谈判特别会议。最为关键的农业谈判,将于3月22-26日进行。除服务贸易谈判小组外,其他各组都是自去年9月在墨西哥坎昆举行的部长级会议失败后第一次进行会谈。

当然也有一些不和谐的声音。日本经济日报3月17日在其网站宣布,日本将提出一个新的农业贸易自由化的方案以抵制美国提出的对WTO谈判下的所有产品实施关税限制的建议。瑞士和韩国等其它9个国家也将加入日本的这一动议。

新一轮谈判进展艰难,议题的选定充满了妥协、折中和矛盾,各方分歧难以弥合,这反映了各成员对新一轮谈判的不同期望以及在各项谈判议题上存在的尖锐的利益冲突,体现出各成员都试图在这种利益攸关的谈判中通过寻求最佳战略,努力使自己处于有利的地位,以获得尽可能多的好处。谈判,事实上就是一场艰苦的对抗赛。相信新一轮多边贸易谈判将会在艰难中继续向前推进,各方将会在激烈的讨价还价中痛苦地、一点点地让步,以维持谈判的进行。“道路是曲折的,前途是光明的”,新一轮谈判最后是会成功的。中国相关政策的调整

新一轮多边贸易会谈也是中国加入WTO后,首次作为规则的制定者进行的贸易谈判。作为WTO的新成员,作为其中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我国应积极研究对策,以赢得WTO框架下的有利地位,最大限度的维护我国的利益。

促进农业的发展

农业问题一直是新一轮多边贸易谈判的核心问题,在农业问题没有结果之前,我们应该积极采取措施,加强我国在农产品方面的国内支持。这不仅可以增加未来的谈判筹码,还可以使农民真正受惠,真正做到维护国家利益,保护农民利益。一是要充分运用WTO允许的“绿箱政策”,增加政府对农业的投入,如对农民的一般性服务支出,对农业基础设施建设、科研教育、技术推广、病虫害防治的投入并向农民提供调整结构、保护生态环境的补贴。二是调整和加大“黄箱政策”支持。因为目前我们的补贴还不到农产品总产值的2%,远小于入世时8.5%的承诺,我们需要做的是改革支援和保护农业的方式。

加强市场保护机制的建立

新一轮多边贸易谈判中有关技术性贸易壁垒和特保措施的谈判正在进行。针对我国的入世承诺及谈判的进展情况,我国已经建立比较完善的临时性贸易措施、法规体系和运作机制,按照严格的法律规范对国外进口进行反倾销、反补贴、保障措施的调查、裁决和采取措施。但是不论从这些保护措施的产业覆盖面还是保护方式来看,保护机制都还不足。另外在保护范围和程度的把握上也较困难。针对目前国际上运用技术标准、防疫检疫措施等作为市场保护的工具的情况,我国也应该制定相应的技术保护措施并充分考虑对外贸易的实际情况,根据我国进口产品的不同来源和数量,有针对性地制定一些有利于我国的技术标准。这需要我们不仅要熟悉国际市场各种技术、环境壁垒,还要了解和研究各种不合理的技术法规、标准和评定程序,以及卫生检疫要求、商事法律,探讨研究各种案例。

加强区域合作

在坎昆会议召开之前,WTO多边谈判的进展就已经十分缓慢,以至于成员方已多次错过了达成多边框架协议的期限。与此同时,签署双边自由贸易协定,加强区域经济合作则呈现加速发展的趋势。尽管区域贸易协定有其局限性,不能像多边贸易协定那样给世界各国带来普遍的、公平的、平衡的好处。但针对目前多边贸易谈判进展缓慢,世界范围内区域贸易协定兴旺的局面,笔者认为,一方面我们应积极参加多哈回合的谈判;另一方面,我们应全面启动双边和区域贸易的谈判,否则将会有被边缘化的可能。

推动新一轮多边贸易会谈,重视发展议题,对于中国完善市场经济,加快我国小康社会的建设意义重大。

参考资料:

贸易研究论文范文篇5

[论文摘要]近年来,中美双边贸易的不平衡问题,特别是中美贸易巨额顺差问题,引起人们的关注,中美贸易平衡问题显然已成为中美经贸关系的焦点。对此,该文分析了中美贸易不平衡的主要成因和相关应对策略。

1中美贸易现状

自上世纪70年代中美建交以来,双边经贸合作不断扩大。据中国官方统计自中美建交以来,双边贸易额增长86倍,年均增长17%。至2005年,中美双边贸易额已由1978年的10亿美元增至2116亿美元,中国已成为美国的第三大贸易伙伴和第四大出口市场,美国也已成为中国第二大贸易伙伴和第一大出口市场。2007年两国贸易额更是突破3020.8亿美元。

然而随着双边贸易规模的不断扩大,中美贸易不平衡问题也日渐凸显。近年来,美国对华贸易逆差不断增加。从1979年到1992年的14年里,中方一直为逆差。此后美国对华贸易开始呈现逆差,并持续增长。据中国海关统计,1993年中方顺差为63亿美元,2000年中方顺差297.4亿美元,2001年则为281亿美元,2004年为873亿美元。2005年为1141.75亿美元,2006年和2007年分别达到1442.6亿美元和1633.2亿美元。而据美方统计,1979年至1982年美国为顺差,1983年开始出现逆差。1993年美方逆差为3亿美元,2000年为838亿美元,2001年美方有831亿美元的逆差,2004年美中贸易逆差高达1620亿美元。2005年则突破2000亿美元,2006年达到2325亿美元。2007年1至11月,对华贸易逆差也已达2375亿美元

随着中美贸易顺差的不断拉大,中美之间的贸易摩擦问题也日趋增多。自1980年美国对中国的薄荷醇进行首次反倾销调查开始,迄今美国已对中国产品实施了100多项反倾销措施,其涉及的中国产品范围非常广泛,包括纺织品、自行车等多种产品。并且中美贸易摩擦正从初级产品向工业制成品、高技术产品转移,从商品贸易向服务贸易转移。贸易摩擦的对象由原来的初级产品转向劳动密集型的产品,如纺织品、服装、鞋帽等又转向资本密集型产品,如化工、轻工、钢铁、汽车等,更进一步向高技术产品转移。美国已成为世界上对我国产品提起反倾销诉讼最多、力度最大的国家。

2中美贸易失衡主要成因

2.1双方统计方法和口径不同导致双方统计数据差异

(1)统计方法不同。中美双方统计采用不同的贸易统计标准进行衡量。美方采用总贸易制,以国境作为统计界限,对进入美国境内存入自由贸易区和保税仓库的货物均列入统计;而中方采取专门贸易制,以关境作为统计界限,存入保税仓库的货物不作为统计,因此造成美方统计范围略大于我方,使美方“逆差”加剧。美方因忽视转口和转口增加值而高估了从中国的进口。中美两国贸易的很大一部分是经我国香港转口的。据中方统计,中国对美出口的60%以上是经过以香港地区为主的第三方转口的,而转口到美国的商品额中的29%是在我国香港增值的。货物离开中国后在第三方增加的价值,显然不应计算为中国的出口。而美方的出口统计因忽视转口而低估了对中国的出口。此外,美国还因出口统计不完全而低估了对中国的出口值。

(2)美国确定货物原产地所采用的方法,导致双方统计上的差异。美国确定货物原产地所采用的方法是:对一般的进口货物,通常是根据进口商的申报来判定原产地,被判定原产地为中国的货物被记录为来自中国的进口而不考虑是否实际上由中间方出口或者货物在中间方是否有增加值,因而某些被美国记录成自中国的进口很有可能是应该记录为自其他中间方进口的。

2.2中美两国产业结构不同

2004年我国GDP普查数据显示三大产业的GDP比重分别为l3.1%、46.2%、40.7%。显然我国经济是以制造业为主的国家。而2005年美国三大产业占GDP的比率分别为2.8%、23.4%和73.8%,到2005年则分别为23%,22%和75.7%。显然美国经济结构已经转变为以服务业为主的经济结构。而以服务业为主的产业结构具有本地化生产的特征,内需倾向突出,制成品的进口对本国生产、消费结构形成补充,因而进口需求旺盛,加之美国由于是过度消费国家,储蓄率极低,从而导致国内投资和产出或者说供给不足,需要大量进口,而中国又因为自己的资源和劳动力成本优势承接了大量由美国以及其他发达国家地区在产业升级过程中淘汰转移的制造业,并且质量又明显优于墨西哥以及南美等国家和地区,因此美国必然大量进口中国生产的劳动密集型产品;而中国以制造业为主的产业结构,家庭最终消费结构难以与之匹配,且居民收入水平较低,导致国内有效需求不足,进口需求也相对不旺盛。所以由此两方面原因,所导致的两国对贸易产品需求的不对称是造成美对华贸易逆差的长期因素。

2.3世界产业结构调整

2.3.1东南亚国家对华的产业转移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周边国家和地区开始进行产业结构的升级和调整,把其已经丧失比较优势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到中国,由此形成了中国从这些国家和地区进口原材料及零配件等,在国内进行加工组装,然后出口到美国和欧洲国家的加工贸易格局。这些国家在向中国进行产业转移的同时,也把他们在美国的一部分市场和对美国的贸易顺差转移到了中国,形成中国与欧美发生贸易顺差,而与亚洲周边国家发生逆差的贸易格局。

2.3.2美国对华直接投资

美国及西欧一些发达国家在其产业结构升级调整过程中也逐渐将国内丧失比较优势的产业转移到中国,其中美国跨国公司在华直接销售和向母国返销占据很大份额。有数据显示,中国大量商品的出口是美国跨国公司向母国进行返销,中国对美出口70%以上是加工贸易,产品加工的原材料、零部件和包装物件基本上是美国或其他国家提供的,加上其他运输和管理成本,约占到该产品的85%左右,而中国获得的加工费为数甚微,仅占15%左右。据中国商务部统计,中国出口商品80%以上来自外资企业以及跨国公司。

而在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导致各国经济国界日渐模糊,尤其是跨国公司的全球战略布局,使得国际贸易已经完全摆脱了传统的以国界划分的模式,以往的原产地统计标准已不能客观、真实地反映国家问的贸易关系的背景下,美方仍采用以原产地规则为核心的国家贸易统计制度,中美两国在双边贸易统计数据上的巨大差异是显而易见的。

2.4美国对华出口管制造成中美贸易结构扭曲,加剧中美贸易失衡

1949年,出于冷战的需要,美国制定了“出口管制条例”,朝鲜战争爆发以后,美国商务部将中国列入全面禁运的国家名单。随着1979年中美建交,美国虽然逐步放松了对华出口管制,但在政策规定和执行过程中,仍保留有许多歧视性规定。20世纪90年代以后,美国国会在美对华出口管制问题上的压力加大,2001年布什政府上台后,进一步恶意地实施对中国的技术出口限制。诸如通过制定相应的出口管制法律法规、颁布出口管制目录(如商业管制目录CCL、美国军用品管制目录USML和核管理委员会管制目录NRCC)、执行许可证审议程序、强化执行机制与惩处力度等手段来管理和控制军民两用物品和技术的出口.

高技术本是美国最重要的比较优势之一,但这一优势并未在中美贸易中体现出来。在高技术领域,美国一直保持生命科学、电子电机、柔性制造以及航空技术贸易上对华贸易顺差,且在电子电机和航空技术贸易上美国对华贸易顺差相对较大。然而在生物技术、光电技术、信息与通讯、高新材料、武器以及核技术贸易上,美国却一直存在着对华贸易逆差。特别是在信息与通讯贸易上,美国对华贸易逆差巨大且呈上升趋势,2005年达了521亿美元,这些举措不仅未消除美中两国贸易之间的不平衡,反而更进一步加剧了中美贸易顺差。

3应对策略建议

3.1加快开放我国服务业,扩大美国对华服务贸易

由于美国在服务产业上具有明显的比较优势,并且对中国的服务业市场一直比较感兴趣,而中国服务业根据WTO要求也应逐步开放,因此中国逐步开放服务业,不但可以引入竞争机制和先进的管理经验促进国内服务业市场的发展,还可以减小中美贸易的不平衡。

3.2实施出口市场多元化战略

目前亚洲、北美地区一直是中国的主要出口市场,而欧洲,以及拉丁美洲、中东地区、非洲在我国出口地区结构中所占比例甚小,这使得我国外贸与北美、亚洲市场的依赖度过高。尤其是近年来,中国对美国的出口额占出口总额一直保持在21%左右,对美国市场的过分依赖也导致了贸易风险的加大,美国国内经济状况直接影响了中国出口贸易的增长。而且由于贸易不平衡和贸易摩擦问题,中国往往处于被动地位。因此,为改变这一局面,政府必须积极实施出口市场多元化战略,发展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经贸关系。

3.3对外商投资产业进行积极的调整

如上分析,中美贸易不平衡很大部分是由于加工、转口贸易以及在中国境内的外资公司或跨国公司。外资的进入虽然有利于国内的劳动力和资源优势的有效利用和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但是那些集中在附加值低、劳动力密集型行业的重复投资,不仅不利于中国的产业结构升级,一些高能耗、高污染的产业还给生态环境带来了压力和破坏。对外商投资产业进行及时的引导和调整,不仅有助于缓解中美贸易之间的不平衡局面,也有利于我国产业结构升级和经济的长期可持续发展。

3.4推动经济结构升级

加强国内产业结构调整,促进产业升级,提高我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实现由贸易大国向贸易强国的转变。我国的出口产品主要集中在低附加值产品以及以转口加工贸易方式出口的高附加值产品,从而导致实际获利小而两国顺差大的不平衡局面。我国应当优化国内产业结构和出口产品结构,依靠科技创新和应用,以政府政策为依托,大力发展高技术、高附加值、低耗能、低污染企业;加快对相对滞后的医疗、教育、交通、环保、住房和金融服务等行业发展,并且适当提高居民收入水平,健全资本市场和社会保障体制,以扩大内需,促进内向型经济发展。

3.5完善人民币汇率体制

在以一篮子货币为基础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的基础上,增加反映市场供求变化的灵活性进;实施“微幅、双向、稳中爬升”的调控;适当放大浮动区间;同时配合其他政策。通过市场机制实现汇率水平向均衡水平的调整。这样不仅淡化给予美方在其国内定价过低的不良印象,也有利于我国对外购买力的提升,有助于缓解中美贸易不平衡局面。

参考文献

[1]张燕.中美贸易逆差问题分析及对策[J].北方经贸,2007,(5).

[2]张璐,刘增涛.中美贸易摩擦分析及对策[J].经济研究导刊,2007,(7).

贸易研究论文范文篇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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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国外较早研究这一问题的当数日本学者加藤繁。所著《唐宋时代金银之研究》(1944年中国联合准备银行中译本)中,第8章以唐宋时期为中心,集中对白银的输出与输出进行了探讨。近年日本学者山村和神木(YamamuraKozoandTetsuoKamiki)所著SilverMinesandSungCoins-AMonetaryHistoryofMedievalandModernJapaninInternationalPerspective.InPreciousMetalsinthelateMedievalandEarlyModernWorlds(EeditedbyJ.E.Richards.Durham,N.C.:CarolinaAcademicPress、德国学者贡德.弗兰克所著Reorient:GlobalEconomyintheAsianAge(汉译本《白银资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年3月出版,等均有论及。国内的研究分别来自货币史和外贸史两个方面,前者如彭信威《中国货币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年11月版)、萧清《中国古代货币史》(人民出版社1984年12月版)等,后者有梁方仲《明代国际贸易与银的输出入》(载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研究集刊》第6卷第2期),全汉昇《明中叶后中日间的丝银贸易》(《史语所集刊》第54本第2分册),陈高华《宋元时期的海外贸易》(天津人民出版社1981年9月版),陈高华、吴泰、郭松义《海上丝绸之路》(海洋出版社1991年11月版),关履权《宋代广州的海外贸易》(1994年10月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黄纯燕《宋代海外贸易》(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3月版)等。

②见《宋史》,卷186《食货》下八(中华书局1977年11月版);《宋会要辑稿.职官》四四之一(北平图书馆影印稿本,中华书局1957年11月版)。

一、熙丰以前的白银输出

北宋自建隆元年(960年)开国,至治平四年(1067年)神宗继位,已经走过了一个世纪的历程。在历时一百多年的时间中,宋朝的海外贸易获得了较大发展,对外贸易的格局初步奠定。而宋王朝建立不久,白银就广泛地出现在各种贸易方式之中。

在贡赐贸易方面,宋代最早见于记载的贡赐贸易始于建隆元年(960年)。当年九月癸卯"三佛齐王悉利大霞里壇遣使来贡方物"。而至迟在建隆三年(962年)贡赐贸易中即出现了用银的明确记载。当年十一月丙子,三佛齐贡方物,宋廷"赐其使冠带器币。还,赐以锦彩银器。"①白银以银器的形式付给了三佛齐来使。此后,通过海上丝绸之路进行贡赐贸易的例子不绝于书,贡赐贸易中也常常少不了白银。而雍熙四年(987年)五月,宋廷还曾"遣内侍八人,赍敕书、金帛,分四纲各往海南诸蕃国,勾招进奉,博买香药、犀牙、真珠、龙脑"②。8名内侍所赍金帛中,当然也少不了白银③。

在市舶贸易方面,宋朝于开宝四年(971年)二月灭南汉后,立即于六月壬申"置市舶司于广州"④。宋廷直接管理的市舶贸易正式展开。而《宋史》在简略记述了开宝四年(971年)置市舶司的情况后称:"凡大食、古逻、阇婆、占城、勃泥、麻逸、三佛齐诸蕃并通货易,以金银、缗钱、铅锡、杂色帛、瓷器,市香药、犀象、珊瑚、琥珀、珠琲、镔铁、鼊皮、玳瑁、玛瑙、车渠、水精、蕃布、乌乌樠、苏木等物。"⑤显然,宋朝与南海诸番间的市舶贸易中,也有不少白银。

宋朝设立市舶司后,曾明确禁止贡赐贸易、市舶贸易之外的对外贸易,民间商人没有自由地直接从事对外贸易的权利。对此,宋廷曾明令规定:"商人出海外蕃国贩易者,令并诣两浙市舶司请给官券,违者没人其宝货。"太平兴国、淳化间又反复申严有关禁令⑥。但由于宋境海岸线很长,宋廷不可能完全控制沿海商人出海,外来番舶也不免因气候、逃避市舶抽解、博买等原因在宋廷未置市舶的港口停靠。于是,在贡赐贸易、市舶贸易之外,零星存在着其他方式的对外贸易。而这类贸易方式中也出现了用银的例子。如仁宗朝,监察御使朱谏上书指出:"福州递年常有舶船三两只到钟门海口,其郡县官员,多令人将钱物、金银,博买真珠、犀象、香药等,致公人百姓接便博买。"⑦

细审宋代史料,我们看到,神宗朝以前海外贸易中的白银流动,具有一系列突出的特点。而这些特点向我们表明,白银的流动总体上呈现出流出多于流人的状况。

首先,在贡赐贸易中,宋廷通过常赐、特赐、答赐等方式,向诸蕃来使回赐白银,且为数不少。其中,常赐属礼节性回赐。宋廷规定:凡"诸州、镇、蕃国进奉牙校人从见辞,皆有赐"。其所赐钱物,"两制以上有主钱银,虽或数百、它百,有二三百千至数十千已上,各有常数"⑧。其中,对诸蕃进奉的常赐中通常含有银器。如乾德三年(965年)四月回赐占城银器、淳化四年(993年)回赐高丽银器二百两、天圣七年(1029年)四月回赐交州进奉使银器等⑨。特赐有奖励、慰勉性质,非常制。宋廷主要根据实际进奉情况,对诸蕃来使给予具有奖励、慰勉性质的赐予,即史料中所云"特赐"、"优赐"、"厚赐"等,其中亦常含有白银。如建隆二年(961年)"优赐"占城器币⑩等。又如嘉祐二年(1057年)正月,占城使人贡还至太平州,因"江岸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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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宋会要辑稿.蕃夷》七之二。

②《宋会要辑稿.职官》四四之二。

③关于宋代"金帛"与白银的关系,笔者曾在《宋代白银货币化研究》(云南大学出版社2001年12月版)一书中作了较系统的考证,参见该书第126-131页。

④《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2(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2月版)。

⑤《宋史》卷186《食货》下八。

⑥《宋史》卷186《食货》下八。

⑦《宋会要辑稿.职官》四四之四。

⑧《宋会要辑稿.礼》六二之一七。

⑨《宋会要辑稿.蕃夷》四之六三。《宋史》卷487《外国三》。

⑩《宋会要辑稿.蕃夷》四之六三。

沉失行橐",仁宗"诏广州赐银千两"①。

宋廷的答赐是贡赐贸易的主体,一般以进奉物的价值为基础,实行增价回赐。因海外诸国进贡数量较多,回赐中的白银也为数不少。北宋有关史料中,明确记载答赐白银超过千两者不少。如咸平三年(1000年)赐大食舶主银二千七百两②等。尤为突出的是,由于占城等国人贡商品繁多,价值重大,宋廷回赐的白银甚至突破了万两的大关。其中,天禧二年(1018年)回赐占城的白银达到了四万七千两之多③。

与宋廷回赐中包含大量白银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文献中关于诸蕃使臣进奉的各种商品的记载,却大多没有白银。如天禧二年(1018年)九月,占城遣使"以象牙七十二株、犀角八十六株、玳瑁千片、乳香五十斤、丁香花八十斤、豆蔻六十五斤、沈香百斤、笺香二百斤、别笺一剂六十八斤、茴香百斤、槟榔千五百斤来贡。"④所贡商品种类不少,却无白银在内。有关文献中虽也有高丽、交趾、占城、大食等国为数不多的几条进奉白银、高丽答赐宋使白银的事例,但人贡、答赐宋使的白银数量一般不过数百两。如太平兴国五年(980年)十月,交趾"江巨瑝、王绍祚以方物金银器五百两、通犀六株……来贡。"⑤大中祥符九年(1016年)"十一月,大食蕃客截沙蒲黎以金钱、银钱各千文来贡。"⑥淳化四年(993年)二月,陈靖等出使高丽,高丽王亦"遗以袭衣、金带、金银器数百两"⑦等。不仅如此,诸蕃在获得宋廷的回赐之后,还有用回赐的钱物收购白银带出宋境的情况。如景德元年(1004年)"九月,有司言,蒲端使多市汉物金银归国,亦有旗帜之类。"⑧由此观之,在宋廷与海外诸蕃之间的贡赐贸易中,宋廷的回赐当超过了诸蕃的进奉,白银的流向当以流出为主。

与贡赐贸易中的情况类似,市舶贸易中白银的流向似乎也以流出为主。北宋初置市舶司之际,通过市舶输入、输出的商品情况不甚明了。由于对外贸易初兴,商品流通量不大,白银即使有出有人,其量也为数不多。淳化二年(991年)后,宋廷放开了部分舶来品的经营权,规定在市舶司完成抽解和博买之后,商人可博买分销部分舶货,但抽解和博买所占比例亦不低。因此,包括抽解、博买在内的市舶收入,为我们考索白银的输人情况提供了重要线索。《宋史》在记"淳化二年,诏广州市舶,除榷货外,他货之良者止市其半"之后,对广州市舶的收人情况作了如下说明:"大抵海舶至,十先征其一,价直酌蕃货轻重而差给之。岁约获五十余万斤、条、株、颗。"⑨所获之物虽不甚明确,但从“斤、条、株、颗”的计量单位来看,应当没有白银。此后,天禧末全国财政总收人中虽有"银八十八万二千余两",但其来源"除坑冶丁税和市外,课利、折纳、互市所得皆在焉"⑩。应当说,严格意义上的互市是不包括市舶之利的。由此不妨推断,由于市舶贸易中没有或少有白银输入,故市舶之利与天禧末全国财政收入中的白银并无直接关系。反之,当年财政总收人中有"香药、真珠、犀、象七十余万斤、条、片、颗"。结合这一时期市舶收入均在七十万斤、条、片、颗以下的情况来看,这一数字当为市舶总收入。也就是说,如果市舶收入除这七十万单位外,还有不少白银按品类计入了总收入中的白银类的话,市舶总收入的数字将显得过大,超出了这一时期市舶收入所可能达到的量。此后仁宗、英宗两朝,关于市舶收入的记载是:"皇祐中,总岁人象犀、珠玉、香药之类,其数五十三万有余。至治平中,又增十万。"从其计量单位来看,其中似乎也没有白银。由此观之,神宗朝以前市舶收入中的白银,只存在三种可能:一是根本没有白银;二是白银为数很少,少到了史家认为可以忽略不计的程度;三是有一定量的白银,但输入量少于输出量。输入与输出两抵后,市舶纯收人中已没有了白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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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宋会要辑稿.蕃夷》四之七一。又见《宋会要辑稿.蕃夷》七之二九;《宋史》卷489《外国五》。

②《宋会要辑稿.蕃夷》四之九一。

③《宋会要辑稿.蕃夷》四之六九。

④《宋会要辑稿.蕃夷》四之六九。

⑤《宋会要辑稿.蕃夷》四之二二。

⑥《宋会要辑稿.蕃夷》四之九一。

⑦《宋史》卷487《外国三》。

⑧《宋会要辑稿.蕃夷》四之九五。

⑨《宋史》卷186《食货》下八。

⑩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97。

更进一步,从白银输出的角度看,宋朝通过市舶贸易输出的白银却不少。淳化二年(991年)以前,宋廷完全垄断市舶物资的博买,博买中不能排除参照贡赐贸易的方式,用白银和其他物资博买蕃货的可能。而淳化二年后,由于抽解、博买之余的蕃货可售给宋朝民间商人,市舶司与民间商人博买蕃货的商品当无太大差异。从前述仁宗朝福州郡县官员"多令人将钱物、金银,博买真珠、犀象、香药等"的情况来看,市舶司和民间商人均用银博买蕃货当不会是例外。甚至天圣中,章献太后为了于明州舶船求购摩婆石和无名异,不仅"内出银三百两为价",而且规定:"如不足,更许于州库贴支。"①因此,大中祥符年间,当三司感到乏银支用时,仁宗曾"谓辅臣曰:咸平中银两八百,金五千,今则增踊逾倍,何也?"王旦等明确指出:"两蕃、南海,岁来贸易,有去无还。"这正是银价持续上涨的重要原因之一②。市舶贸易中的白银输出,已经到了足以推动宋朝银价上涨的地步。

贡赐贸易中回赐白银多于进奉白银,而市舶贸易中下至普通商民,上至章献太后,均用白银与其他商品博买舶货,甚至对外贸易中的白银输出足以推动宋朝银价上涨。这意味着,熙丰以前的海外贸易中,白银输出量远大于输入量。白银的流向总体上呈现出持续输出的特点。二、熙丰至绍兴间的白银输入与输出

治平四年(1067年)神宗继位,次年改元熙宁。延至南宋高宗绍兴中叶,宋朝的历史又过去了80多年。从海外贸易的发展情况来看,这一时期宋廷对发展海外贸易的热情持续高涨,从神宗朝的大幅度降低抽解、博买比例,哲宗、徽宗时增设市舶、扩大对蕃商的开放范围,到高宗时高官重金招诱蕃舶,鼓励、支持和有利于海外贸易发展的措施步步推进。在这样的条件下,海外贸易中的白银流动,也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

这一时期海外贸易中白银流动的首要特点是,以熙宁年间市舶收人中出现有关白银的记载为起点,通过市舶贸易输入的白银有较大增加。《宋会要辑稿.食货》中,留下了关于宋廷矿课收入的记载。据王菱菱考证,该条资料的时间在熙宁七年(1074年)至十年(1077年)间③。尤为重要的是,这条关于熙宁间矿课收入的记载中,不仅分项记述了"租税之人"、"山泽之人"、"诸路上供之数",而且单列一项,具体记录了白银的"赋人之数"一百二十三万一千二百七十七两。其中,除成都府路、梓州路、夔州路课税、榷场收入,诸路茶税、杂税、买扑、酒曲及人籴买卖所得外,有来源于市舶的白银"二千二百五十四两"①。这一数字绝对值不多,在赋人之数中的比例也不足千分之二,但却是笔者所见最早的市舶收人中出现白银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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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沈括:《梦溪笔谈》,《补笔谈》卷3,《摩婆石》。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②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85。

③王菱菱:《宋代"山泽之人"矿课时间考》,《中国史研究》1989年第2期;又见漆侠主编:《宋史研究论丛》,河北大学出版社1996年1月版。

不仅如此,至哲宗元祐元年(1086年),市舶收人中含有白银的记载又一次出现。《文献通考》载:"杭、明、广三州市舶,是年收钱、粮、银、香药等五十四万一百七十三缗、匹、斤、两、段、条、个、颗、脐、只、粒,支二十三万八千五十六缗、匹、斤、两、段、条、个、颗、脐、只、粒。"②这条材料虽无从考证白银收支的具体数字,也无法比较市舶贸易中白银收支之间的差额,但至少表明,熙宁及其以后的市舶贸易中,有白银输入当不是偶然。

此后,市舶收人中出现白银的记载已不难获见,商人从海外贩人白银的情况亦时有发生。如哲宗时,泉州商人徐戬在杭州雕刻《夹注华严经》版2900余片,经海运献于高丽,"受酬答银三千两"③。尽管徐戬的行为有违宋廷禁令,但白银流人了宋境确是事实。特别是绍兴三年(1133年)"十二月十七日,户部言:勘会三路市舶除依条抽解外,蕃商贩到乳香一色及牛皮、筋角堪造军器之物,自当尽行博买。其余物货,若不权宜立定所起发窠名,窃虑枉费脚乘。欲令三路市舶司将今来立定名色计置起发下项名件,欲令起发赴行在送纳:金、银、真珠、玉、乳香、牛皮、筋角、象牙、犀脑子、麝香……夹杂银、石碌、白附子、铜器、银口朱、苛子、南蕃苏木……诏依。"④在宋廷明确规定须起发行在的诸色蕃货中,同样包含有白银。显然,神宗熙宁年间至高宗绍兴年间,白银输入史料凤毛麟角的情况有了改观,而这正是输入宋朝境的白银有所增加的直观反映。

市舶贸易之外,熙宁年间至绍兴中叶,贡赐贸易中输入宋境的白银也有所增加。如神宗时,钱勰奉使高丽,高丽王"遣二吏追饷金银器四千两"⑤。尽管钱勰最终没有将白银带回。但高丽所饷白银的数量,已是淳化四年(993年)陈靖出使所得白银的好几倍。此后,海外诸国进奉白银的绝对数量开始突破数百两,出现了不少人贡千两的记载。如建炎四年(1130年)八月一日,交趾人贡有"金厮锣五面,共重二百五十两;银厮锣二十面,共重一千两"⑥。绍兴二年(1132年)"闰四月三日,高丽国王遣使朝散郎礼部员外郎赐紫催清、閤门祗侯沈起等一十七人,奉表贡纯金器三事,共重一百两;注子一副,盘盏二副,白银器一十事,共重一千两,……惟清、起各进奉白银合四副,共重二百两……"⑦高丽国王来使人贡的白银加上来使本人带来的白银,总数已超过了千两。不仅如此,熙宁后三佛齐人贡频繁,而白银则已成为三佛齐来使常备的人贡品。《宋史》载:元丰中,该国"使至者再,率以白金、真珠、婆律薰陆香备方物"。白银通过贡赐贸易输入宋朝,具有了经常化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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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宋会要辑稿.食货》三三之二七。

②《文献通考》(浙江古籍出版社1988年11月影印本),卷20,《市籴考》一。但《宋史》卷186《互市舶法》将该条资料系于熙宁九年。汪圣铎先生指出:《宋史》系于熙宁九年疑误(见《两宋财政史》下册,第723页,中华书局1995年7月版)。此从之。

③苏轼:《乞禁商旅过外国状》,《东坡全集》卷58《奏议》。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④《宋会要辑稿.职官》四四之一七。

⑤《宋史》卷317《钱勰传》。

⑥《宋会要辑稿.蕃夷》七之四五。

⑦《宋会要辑稿.蕃夷》七之四五。《宋史》卷487《外国三》记载略有不同,称:"(绍兴)二年闰四月,(高丽王)楷遣其礼部员外郎崔惟清、阁门祗侯沈起人贡金百两、银千两、绫罗二百疋、人参五百斤,惟清所献亦三之一。"

然而,市舶和贡赐贸易中白银输入的增加,是否意味着宋朝海外贸易中的白银流向发生了逆转呢?情况似乎仍不容乐观。细审有关史料,同一时期输出的白银,也在大幅度快速增长。

首先,随着海外诸国人贡频率的增强和人贡量的增加,宋廷回赐的白银也创下了历史新高。这一时期,除对海外诸蕃来使继续给予常赐外,宋廷答赐、特赐大量白银的记载进一步增加。就答赐而言,熙宁十年(1077年)注辇人贡,宋廷回赐的白银即达到了五万二千两.创下了答赐量的新高。元丰二年(1079年)、元祐元年(1086年),三佛齐、高丽人贡,宋廷答赐白银也分别为一万五百两、五千三百两①。

在特赐白银方面,神宗、哲宗两朝不仅赐予频繁,而且所赐白银为数不少。如熙宁五年(1072年)在回赐占城进奉之外,又特赐银二千一百两②,元丰六年(1083年)对层檀来使不仅"诏颁赉如故事",而且又"加赐白金二千两"③。对三佛齐的频繁来贡,也"每优赐遣归"④。至哲宗朝,又有元祐元年(1086年)特赐高丽国僧人银器一千两、元祐六年(1091年)二月特赐高丽来使银器五千两⑤等。甚至靖康年间,宋廷已无遐自顾,但宋朝官员卫肤敏因奉诏迎接高丽来使,也不辱使命,在开封已经失陷的情况下,仍"以币易银帛,得六千匹两,厚贶其使,而移文遣之"⑥。用银绢对来使给予了厚赐。

至南宋绍兴初,宋廷不仅对海外诸国人贡使臣给予奖励性质的特赐,而且一度大力奖励蕃商来华贸易。如绍兴六年八月,宋廷认为大食蕃商"蒲罗辛造船一只,般载乳香投泉州市舶,计抽解价钱三十万贯,委是勤劳,理当优异"。于是,宋高宗诏:"蒲罗辛特补承信郎,仍赐公服履笏,仍开谕以朝廷存恤远人,优异推赏之意。候回本国令说喻蕃商广行般贩乳香前来,如数目增多,依此推恩。余人除犒设外,更与支给银彩。"⑦对大量贩运乳香前来的蕃商特赐银绢,已具有了制度化的意义。

此外,海外诸国来使在人贡白银的同时,仍继续从宋朝境内回购白银,且回购数量不少。如熙丰间三佛齐来使虽"率以白金"等备方物人贡,但元丰二年(1079年)来使群陀毕罗也曾明确提出"乞买金带、白金器物"的要求,宋廷则按照对待注辇国来使的方式,通过回赐满足了其要求⑧。而绍兴初年,大食国进奉使人蒲亚里则"将进贡回赐到钱,置大银六百锭及金银器物、疋帛"⑨。其中,所购置的六百锭白银,按每锭50两计算,总数已达到3万两之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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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宋会要辑稿.蕃夷》四之六九;《宋史》卷489《外国五》;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99、卷364。

②《宋会要辑稿.蕃夷》四之七一。

③《宋史》卷490《外国六》。

④《宋史》卷489《外国五》。

⑤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369、卷455。

⑥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4,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⑦《宋会要辑稿.蕃夷》四之九四。

⑧《宋史》卷489《外国五》;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99。

⑨《宋会要辑稿.蕃夷》四之九四。

同时,在市舶贸易方面,这一时期白银的输出情况也有明显增长。前揭《文献通考》关于元祐间三市舶司的年收支数中,支出钱、粮、银、香药等"二十三万八千五十六缗、匹、斤、两、段、条、个、颗、脐、只、粒"。其中,市舶司支出的白银中,有相当一部分用于向蕃商博买市舶物资显然属于文中应有之意。这意味着白银已开始成为市舶本钱的价值载体,正式由宋廷的市舶司向外输出。而追溯元祐以前,熙宁二年九月制置条例司曾言:"银铜坑冶市舶之物皆上供,而费出诸路,故转运使莫肯为,课人滋失。今既假发运司以钱货,听移用六路之财,则东西南经费皆当责办。请令发运使副兼提举九路银铜锡冶坑市舶之事,条据利害以闻。"条例司的这一建议得到了神宗的认可,并诏令发运司正副使同时"兼都大提举江淮、两浙、荆湖、福建、广南等路银铜铅锡坑冶、市舶等"①。宋廷从坑冶中获得的白银,也可能直接成为市舶司博买舶货的手段。

此后的市舶贸易中,不仅抽解、博买之余的蕃货仍在换取民间白银输出海外,而官府掌握的白银,也有相当一部分直接用于博买,向海外输出。这正是北宋末南宋初,各地市舶司均存有数量不等的白银的重要原因。如建炎四年(1130年)正月丙辰,南宋政权在不太稳定的情况下,曾一度"命福建市舶司悉载所储金帛见钱白海道赴行在"②。所送纳的金帛中自然包含一部分白银③,且这些白银就是市舶司用于博买蕃货的本钱。相应地,绍兴二年(1132年)八月六日,福建市舶司废罢时,宋廷也没忘记将"其本司银器钱物并令起赴行在左藏库送纳"④。原准备用于输出海外的白银,因为宋廷的政策调整而暂时留在了宋境。

最后,值得注意的是,元丰四年(1081年)琼管体量安抚朱初平等奏称:在海南岛,"自来泉、福、两浙、湖广来者,一色载金、银、匹帛,所直或及万余贯。自高化来者惟载米包瓦器牛畜之类,所直或不过一二百贯。"⑤也就是说,熙丰年间有大量内地商贾持续向海南贩运白银。奏书没详说所贩白银的用途,但从当时的情况来看,用于博买南海舶来品的当为数不少。而其中用于博买舶来品的白银,一旦由商人贩运出境,则当然地构成了海外贸易中的白银输出。

因此,宋神宗至高宗朝,在海外贸易中白银输入有所增长的情况下,输出也大幅度增长,白银的流向总体上未发生全面逆转。即使把熙宁间市舶收入白银二千二百五十四两全部作为抽解数,把抽解比例设定为熙宁间的最低值十五抽一,通过市舶输入的白银总量也不过33810两。全年经市舶输入的白银,也仅相当于熙宁十年回赐注辇国白银的65%。而《宋史》述及高宗绍兴年间的情况时也称:"南渡,三路舶司岁人固不少,然金银铜铁,海舶飞运,所失良多,而铜钱之泄尤甚。法禁虽严,奸巧愈密,商人贪利而贸迁,黠吏受赇而纵释,其弊卒不可禁。"⑥正因为如此,熙丰至绍兴间,在钱荒不断加剧、铜钱购买力较为稳定甚至有所增强的情况下,白银与铜钱的比价仍从每两1贯持续上涨至2-3贯⑦,白银的继续外流,在一定程度上仍旧推动着银钱比价的不断攀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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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李焘著、黄以周等辑补:《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卷5,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2月版。

②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31。

③《宋会要辑稿.蕃夷》四之六九;《宋史》卷489《外国五》;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99、卷364。

④《宋会要辑稿.职官》四四之一五。

⑤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310。

贸易研究论文范文篇7

[论文摘要]关于绿色贸易壁垒对发展国际贸易的不利影响,人们已探究了很多。本文从另一个角度分析了绿色贸易壁垒形成的合法性、市场性与客观存在性,并分析了绿色贸易壁垒对发展对外贸易的积极影响。

绿色贸易壁垒是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国际贸易领域中新兴的一种贸易壁垒,由于其集环境保护和贸易保护于一身,并具有极强的隐蔽性、针对性和歧视性,因而受到一些发达国家的青睐,也招致很多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深恶痛绝。笔者认为一国在国际贸易中规定并实施了有关环境保护方面的各种措施,对相关国家的经济发展和对外贸易影响,须进行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能一概而论,应从绿色壁垒的形成及客观存性,客观认识“绿色壁垒”及其对进一步发展国际贸易的积极影响。

一、看绿色壁垒形成的合法性与市场性

1.环境问题的全球化及国际贸易对环境所产生的负面影响为绿色壁垒的出台提供了合法的基础与依据。当代全球许多环境问题威胁着人类的安全,如严重的水土流失、干旱、20世纪中叶日本的骨痛病、伦敦雾都和美国的光化学烟雾等,大多是由于工业的不当发展和忽视环境保护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当然,这些环境问题并不一定是进行国际贸易所造成的,但是在对外贸易过程中,如果忽视了环境保护,则国际间的商品交换会直接或间接的对环境造成负面的影响。如危险废弃物的越境转移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国际贸易来实现的,而这些污染性非常强的废气物的输入,就会严重地破坏了进口国的生态环境;另外,有些普通的进口产品及其包装也会对进口国的环境造成危害,如食品中的农药残留、家电产品中的超标准辐射等会损害人体的健康。

面对环境问题的全球化和贸易对环境所造成的各种各样的负面影响,导致了环保措施的国际化,出现了大量的国际环保公约。大多数公约都认为在对外贸易中采用环保措施能够有效地促进环境保护。因此,在许多国际环保公约中都有相应的条款。此外,在多边贸易协定中,有些条款允许在国际贸易中采取必要的措施,以保护人类的健康和动植物的安全。在《建立世界贸易组织协议》中的前言中明确规定:“成员国应按照持续增长的目标,考虑优先使用的世界资源,努力保护和保存环境。”由此可见,环保措施的国际化是客观因素使然,也为其出台提供了合法的基础与依据。

2.各国政府重视生态环境保护,加强立法和环境管理,为绿色壁垒的出台提供了可能性。在西方工业化国家中,最初以保护自然资源和环境为口号的绿色行为只不过是一种自发的社会现象,但在20世纪60年代以后,很快发展成为一种由绿色组织、绿党等参与的不可忽视的政治势力,这些组织的言行在当时直接影响了政府的有关政策和有关政党及其领导人的政治发展。在民意测验中,由50%的人认为环境保护比治理通货膨胀更为重要,有三分之一的选民表示将把选票投给具有绿色背景的人。在1989年欧洲的议会大选中,绿色党团获得的选票占总选票的比重比上届的3%猛增至15%,这一结果引起主流政党对环境问题的高度重视,许多政党都将环保引为自己的基本政策。

由此可以看出,环境问题正成为一个日趋严重的政治问题,并不可避免地波及经济和国际贸易领域。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相协调的主张日益成为世界各国的共识,各国政府特别是世界主要发达国家和地区对生态环境给予了高度重视,先后在空气污染防治、噪声污染防治、化学品管理、自然资源和动植物保护等方面制定了大量的政策、法律、法规和各种强制性措施,并采取了不同的经济手段如征收环境税或绿色税等,以达到保护本国生态环境的目的。这些环保方面的措施涵盖面广,要求严格,对发展中国家的贸易不可避免会产生不利的影响,也为一些发达国家在国际贸易中实施严格的环境措施提供了可能。

3、社会各界对环境的广泛关注及绿色观念的发展和深入,为绿色壁垒的出台提供了市场基础。随着不断发生的严重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事件,世界上越来越多的人们开始注重环境与自身的关系,开始关注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协调发展,人们的环保意识和要求改善生活环境质量的呼声不断高涨,绿色价值观也不断发展并深入人心。据调查表明:67%的荷兰人、80%的德国人、77%的美国人和94%的加拿大人在选购商品时会考虑环境因素。消费者对绿色产品的偏好与需求,进一步促进了国际贸易中绿色产品市场的扩大,为发达国家制定较高的环境保护标准提供了市场基础。

二、看绿色壁垒的客观存在性

1.绿色壁垒的相对性。在当今国际贸易领域,发达国家之间的国际贸易因环保问题而导致的贸易纠纷较少,主要是这些国家在环保技术水平方面比较接近,有的甚至还制定了相同的环境标准、检验方法,使用统一的环境标志等。而在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则大不相同,许多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由于环保观念淡薄,环保技术相对落后,对产品的环保要求也比较宽松。这样,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环保技术比较先进的发达国家所制定的环境标准和相应的限制措施,严格苛刻,并且处于经常变动之中,防不胜防,难以适应,自然就把其认定为是阻碍产品出口的绿色壁垒。

针对同样一种环境标准或环保要求,在一些国家之间并不成为国际贸易的阻碍,而在另一些国家之间则被认为是贸易壁垒,这就是环保措施的相对性。这主要是因为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存在环保技术水平方面的差距,并且前者在制定相关的环境标准或环保要求时,不考虑或很少考虑后者的当时环保技术的实际情况,这就更加强化了发展中国家对绿色壁垒一说。

2.绿色壁垒的阶段性和拉动性。国际贸易实践表明进口国针对进口商品所采取的相关环保措施具有时效性和拉动性的特点。所谓时效性,是指进口国把不符合其环保要求的进口产品挡在国门之外不可能是永久性的,如果出口商对进口产品经过一段时间的技术改造和采取一系列的绿色措施,满足了进口国关于环保方面的要求时,则进口国原来对进口产品所实施的绿色壁垒就不复存在了。海尔电冰箱的“绿色革命”就证明了这一点。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由于发达国家在立法限制或严禁含CFC的电冰箱进口,这使我国的电冰箱出口因受其环境标准的影响而遭受重创,海尔集团也未能幸免。但海尔电冰箱及时进行了一场深刻的“绿色革命”。1984年,在引进德国技术的同时,也引进了德国高度的环境意识,不断努力开发研制出削减CFC用量方案直至无氟冰箱,并达到大幅度节能,比苛刻的欧洲能耗A级标准节能20%,比美国能耗标准节能18%。由此,海尔集团在上个世纪90年代初取得了欧盟的“绿色标志证书”,1992年和1996年又先后通过了ISO9001和ISO14000体系认证。由于海尔集团对产品进行了一系列绿色措施,达到了进口国的环保要求,扭转了1990年以前出口市场很狭小,出口量也很小的不利局面,在1996年就出口冰箱21万台,出口金额达2571万美元,从而奠定了其电冰箱出口在我国国内第一的位置,在对德国出口上名列亚洲第一,使其挤身于全国进出口500强企业之列。绿色壁垒的拉动性主要表现在:绿色壁垒的主要内涵是严格的环境标准与环境要求,如果冲破了这种壁垒,还会由此带动相关产业和区域经济的加快发展。我国的科龙集团因家用电冰箱CFC替代产品的应用,带动了当地制造业、塑料加工业等产业的发展,使顺德市加快了产业结构升级换代,拉动了全市经济的发展。

三、看绿色壁垒对发展国际贸易的积极影响

1.有利于对外贸易的可持续发展。当今社会和经济的发展是以可持续发展为基本战略,要求变传统粗放型的发展模式为集约型的发展模式,提高资源利用效率,降低消耗,加强生态环境保护。而环境因素在当今的国际贸易中日益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出口企业要保持对外贸易的可持续发展,必须尽快适应出口对象国在国际贸易中的各项环境法规和措施,优化出口商品结构,使之向高新技术和高附加值方向发展。另外,企业要牢固树立环境质量观念,在产品的研发、生产、储运和经营等过程中自觉地考虑环境利益,提高产品的环境质量,节约能源,降低对环境的危害。并且在国际贸易中采取强有力的环境管理措施,如推行ISO14000、开展环境标志认证等,以提高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这些都将有利于对外贸易的可持续发展。

2.有利与调整和优化贸易结构与产业结构。在绿色贸易制度安排下,出口产业和产品的比较成本优势将会发生一些变化,一些污染严重、环保技术落后,环境成本高的产业,如小五金、小化工等,其比较成本优势将弱化以至消失。而一些少污染以至无污染的高新技术产业、劳动密集型产业和绿色环保产业的比较成本优势将得到强化。因此,应根据比较成本优势的变化来调整产业和产品结构。发展绿色环保产业将是各国经济结构调整的重点,各国应抓住绿色环保时代的经济发展机遇,适时调整贸易与产业结构,大力发展绿色环保产业。

3.有利于技术创新与产业升级。绿色贸易壁垒对发展对外贸易的积极影响之一,就是在进口市场绿色需求的拉动下,出口企业及相关行业进行根本性环保技术创新,使产业跃升到更高的技术轨道上,实现产业的跳跃式升级。

近年来,一些发展中国家有地区在出口产品频频遭遇进口国的绿色贸易壁垒,在排除其贸易保护作用以后,必须承认绿色壁垒也在相当程度上反映了进口国绿色消费需求的兴起。因此,从这一角度来说,出口国出口产品的屡次碰壁,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在经济利益的驱动下,出口企业与相关行业在产品开发、设计,乃至生产、销售过程中根本或很少将环保因素考虑在内,从而导致行业整体出口产品设计范式陈旧过时,不能满足国际市场需求的变化发展。要想摆脱这一困境,出口及其相关产业就必须根据进口国颁布的新标准,积极进行技术创新,通过开发、引进适应国际市场环保新标准的主导设计范式,加快产品的更新换代,并通过由点带面的技术扩散效应,带动产业的跳跃式升级,从而提高其国际市场竞争力。

4.为环保产业的出口带来了巨大潜力。据有关研究显示,世界环保产业市场在不断地快速增长,发达国家环保市场的年增长率为6%,以东亚、拉美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环保市场则超过10%。在2000年,全球环保市场达5430亿美元左右,同时,绿色产品市场也在迅速崛起。根据我国国家环保局、国家计委等5个部门的调查结果表明,到1993年,我国环保产业企业的数量达8651个,全国环保产品共出口45,500台(套),创外汇3164.6万美元。此外,在“九五”期间,我国需要污染治理投资约4500亿元,相当于同期GNP的1.3%。这样,在国内形成了一个巨大的环保产业市场。面对巨大的全球市场,我国环保产品出口有着巨大的潜力。

发达国家以及国际贸易组织的国际贸易规则中包括越来越多的环境条款,这已是不争的事实。这些环境条款对于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当前的对外贸易产生的影响可能是负面的,但同时也为其国际贸易提供了机遇。拒绝它既非恰当也非有效,正确的做法应当是分析它,客观地看待它,变挑战为机遇,克服消极影响,最终跨越绿色贸易壁垒。

参考文献:

[1]赵玉焕:贸易与环境.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2

贸易研究论文范文篇8

[论文摘要]国际投资和国际贸易是推动经济全球化的两大历史车轮。尽管国际贸易的起源先于国际投资,但国际投资却是国际贸易更大的加速推动力量。现在世界已步入金融时代,国际投资和国际贸易的互相支撑、互相促进,业已构成世界经济发展的中流砥柱。认真解读国际投资的贸易效应,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从国际投资引致生产要素跨国移动,国际投资促使国际贸易立体扩散和国际投资推进传统贸易方式改变等三个层面,对国际投资的贸易效应做了分析研究。

一、引言

改革开放30年以来,我国的社会经济面貌发生了举世瞩目的变化。其中有两个重要支点:国际贸易和引进外资。逢此之际,有必要对已经走过的历程作一阶段性的总结,以求踏上更加光明的旅途。

对于国际经济往来而言,无疑是先有国际贸易,尔后引发国际投资。国际贸易包括出口和进口,往返运输需要增加交易成本、中介费用和时差间隔,由此引发资本输出动机,即把资本直接投入到商品需求国家,就地生产就地销售。资本输出又引发生产要素的国际移动,由此出现跨国公司和国际金融。这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

尽管是国际贸易引发国际投资,但国际投资作为一个后来者却起来了主宰国际贸易的作用。21世纪是知识经济世纪,也是金融世纪,资本运营已成为现代经济活动的神经中枢。

当今世界经济格局的一个重要特征是经济全球化。一国的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终究要突破国界走向世界,经济发展已无边界。经济全球化也并非始于今日,早在19世纪中叶就已经开始了。现在不过是“在更高层次回到1941年以前时代的经济全球化趋势”。“从生产力发展的角度看,经济全球化是人类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科学技术达到了高发达水平的结果:人类发展到今天,在世界范围内选择低成本生产和低成本交易已经成为可能。”[1]

早在100多年前,马克思就对国际贸易、国际分工和国际投资作过描述。“由于机器和蒸汽的应用,分工的规模已使大工业脱离了本国基地,完全依赖于世界市场、国际交换和国际分工。”[2]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和恩格斯进一步强调了生产社会化必然要求国际分工、合作、交流的思想。“随着资产阶级的发展,随着自由贸易和世界市场的确定,随着工业生产以及与此相适应的生活方式的一致化,各国人民之间的民族孤立性和对立性日益消失下去。”[3]

在经济全球化和科学技术迅猛发展的今天,国际分工和国际协作日益活跃,资本、技术、人力、信息等生产要素愈益跨越国家、民族的界限,在全球范围内自由、全面、大量、综合地流动和配置,特别是世界贸易组织的覆盖面日益扩大,已使国际投资和国际贸易规模出现空前的扩散效应和乘数效应。

二、国际投资引致生产要素跨国移动

单纯的国际贸易,主要是商品的跨国移动,只有国际投资,才有可能形成生产要素直接的和大量的跨国移动。在土地、资本、劳动三种生产要素中,除土地之外,资本和劳动都能在国际之间自由流动。

国际投资,即国际间的资本转移,指的是货币资本和贷款资金从一国流向他国。任何国家或地区要发展经济,必须积累资本。积累资本一种方法是国内储蓄,由储蓄转化为投资;另一种方法就是吸引外资,包括国际贷款和外商直接投资。在经济不发达国家,由于人均收入水平较低,储蓄能力受到限制,资本积累紧缺。在这种情况下,只有外来商品能形成入超现象,国内资本积累才有可能不减少当前消费。但是,入超国家又必须清偿入超商品的资金。由于资本积累不足,只有依赖外国贷款。而能否得到外国贷款,又取决于两国利率之间的差异,即债务国的利息必须高于债权国的利息。所以,国际投资的驱动因素是各国之间利率的差异。至于外商直接投资,则取决于生产成本、市场需求、预期回报率、投资环境和相关优惠政策等多种因素。

国际间的劳动要素的转移,主要取决于劳动价格,即取决于平均工资水平,比如某种类型的劳动在美国的工资率高于墨西哥,就成为墨西哥人跨越国界的经济动机。一般说来,发展中国家工资偏低,移民倾向尤甚。其次,劳动要素转移还取决于劳动者拥有的数量。在一个劳动资源相对过剩的国家,很容易引发向劳动资源稀缺的国家移民的动因。当然,国际投资也会引起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的劳动要素转移,但毕竟属于少量,而且大多是伴随着技术引进,随同设备和资金的技术人员配套转移。而且,这种转移大多带有临时性质。一旦投资项目完成,随行技术人员又会回归本土。

国际投资实现生产要素转移的微观载体是跨国企业。投资的始初动机是以谋求利润最大化为目的生产和经营。建立跨国企业伊始是资本运营,购进设备和技术,又实现了物质生产要素的转移,招聘经营人员和企业员工,又实现了劳动要素转移。可见,国际投资是生产要素跨国移动的第一推动力,跨国企业的规模和数量是鉴定生产要素移动的基本尺度。

生产要素跨国移动有两大效应:

(一)促进世界生产效率并提高实际收入水平

如果资本在美国的边际生产率低,在资本稀少的中国边际生产率高,若美国的资本流向中国,全世界的产值就会获得提高,最终超于均衡。自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外商投资不断增加,就是这个原因。

实际上,直接投资并不只是一种资本移动。有时,投资方“完全是在东道国借取创办企业的金融资本,只是加上它的商标牌号、经营准则,以及较少属于有形资产的一些其他资产而已。这个子公司一旦成为获利的企业,它就通过内部利润再投资和新借入资金来发展了,同时还把一部分利润上缴给那个很难看出其进行了投资的母公司”。[4]这种情况虽然鲜见,但仍会使双方感受其益,最重要的是促进了世界生产效率。

劳动要素的跨国移动也是如此。例如某种类型的服务业美国每天能赚15美元,而在意大利每天只能赚3美元;于是某一劳动者移居美国,每天升值到15美元,若移居意大利每天下降到3美元。这样移动的结果,致使意大利劳动的边际生产率自然趋向提高,而美国而相对下降。不过只要有差别,双方就会产生移民的经济动机,从而使实际收入水平提升。

(二)使生产要素稀少性相对差异减轻

由于资本和劳动被吸引到相对稀少的地区,随着跨国移动,相对稀少性在国际间就会减弱。印度相对过剩的劳动者迁往美国,就会降低美国劳动稀少程度,同时降低印度劳动的丰富程度。资本从相反的方向移动,将减轻资本在美国相对丰富的程度,同时降低资本在印度相对稀少的程度。

萨缪尔森写道:“物品在国际间的自由流动部分影响,就好像使生产要素在国际间自由流动一样,衣服从欧洲流向美国、食品从美国流向欧洲趋于使每一国家的特别充足的生产要素不像过去那样充足,并使每一国家的特别稀少的生产要素不像过去那样稀少。”[5]生产要素在国际间的自由移动,会使各种生产要素的价格趋于均衡。

三、国际投资促使国际贸易立体扩散

国际投资直接推进的是中间产品的贸易,间接推动的是最终产品的贸易。一般说的国际贸易,指的是最终产品的贸易,即商品贸易。

国际投资实现的生产要素移动虽然减轻了商品的稀少性,从而减少了国际贸易的机会,可是从另一种意义上说,新生产场所的开辟和建立,又创造了新的贸易园地。假设有一个资本贫乏的国家,从外国进引长期贷款,用以发展本国产业。某些制造品(例如纺织品、塑料之类)原先输入本国市场,现在国内也可以像外国一样廉价生产,故而不需要再输入此类商品。不过由于本国发展生产的结果提高了收入,消费数量与结构已经变化,因而创造了新的需求。所以从现象上看,进口商品减少了,但国内市场却因生产要素的移动而扩大了。因此,一方面贸易关系是国际借贷的产物,即生产要素移动创造了新的商品需求;另一方面,国际贸易又能借助推广市场及刺激资源更有效的利用,因而能创造投资机会,不仅吸引了本国的投资者,也吸引了国外的投资者。新的投资者的出现,又扩大了市场的商品需求。这就是国际投资引发的贸易创造。

投资和贸易的不同之处在于:贸易是一种递增效应,投资则是一种乘数效应。按一般惯例估算,投资效应是贸易效应的5倍。尽管投资有风险,但风险越大,欲念越大,经营者依然会选择投资。只有投资,才能使国际贸易实现立体扩散。

我们不防借助一组数据来说明这个问题。

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在利用外商直接投资方面,1978~2007年,共签订投资协议项目464801个,合同金额9428.77亿美元,实际使用外商直接投资4997.60亿美元。其中,外商直接投资协议项目数从1980年的470个上升到2007年的4万多个,增长了近90倍,年均增长率为25.05%;合同外投资从1983年的17.32亿美元上升到2005年的1千多亿美元,增长了近70倍,年均增长率为23.35%;实际使用外商投资从1983年的6.36亿美元上升到2007年的535.05亿美元,增长了84.13倍,年均增长率为24.81%。中国已连续10年位居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吸收外商直接投资的首位。[6]

外商在华投资对双边贸易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我们可以从我国和外商投资企业的进出口总额来印证这个问题。

(一)我国的进出口总额的增长

我国的进出口总额从1983年的436.16亿美元上升到2007年的1万多亿美元,增长了19.52倍,年均增长率为16.02%。其中,出口贸易从1983年的222.26亿美元增长到2007年的5千多亿美元,增长了19.72倍,年均增长率为15.95%。我国出口总额在世界所占的比重同期也上升了5.86%,进口总额上升5.32%。出口总额排名由第17位上升到第3位。

(二)外商在华投资企业进出口总额的增长

外商在华投资企业的进出口总额从1980年的0.42亿美元上升到2007年的5千多亿美元,增长了11244.17倍,年均增长率为50.01%,其占我国对外贸易总额的比重上升55.48%。其中,外商在华投资企业的出口总额同期增长30042.63倍,年均增长率为56.56%,其占我国出口总额的比重上升54.82%;进口总额增长了68213倍,年均增长率为62.24%,其占我国进口总额的比重上升56.18%。可见,外商在华投资企业的对外贸易积极地推动了我国对外贸易的发展。[7]

国际经济学的传统观念认为,国际投资和国际贸易有互相抵消作用。国际投资引发的生产要素移动减轻了生产要素的稀少性。生产要素跨国移动数量越大,国际贸易的动机与赚取的利润也就越少。极言之,生产要素的相对稀少性的悬殊情况可能因国际投资完全消除,那么,引起国际贸易的原因也不复存在。但在实际上,不论是国际投资或是国际贸易,都不可能消除各国之间要素和商品的相对稀少性状态,所以两种功能得以并存,并会逐步扩大。

其实恰恰相反,国际投资和国际贸易更多地表现为互补作用。国际投资能够创造和扩大国际贸易,国际贸易也可以创造国际直接投资。这种关系分为四种情况:(1)投资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对本国出口贸易具有促进作用,如设备、技术和软件可跟随资本;(2)本投资国的出口贸易对本国的直接投资具有促进作用,如通过贸易出口可以引发直接投资就地销售跨国企业的产品;(3)投资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可以促进东道国的进口贸易,东道国引进了外资,相应地就会进口生产要素及技术软件;(4)东道国的进口贸易会促进投资国的直接投资,既然有了进口贸易,就会致使投资国实行直接投资,以创造更简便、更有利的贸易机会。

根据国际贸易的实践经验,建立各种经济共同体撤销关税壁垒,实现自由贸易,更能实现比较利益。由此获得的经济利益,西方经济学称之为“贸易创造”。但是,这种情况只适用于经济一体化组织内部,对外却设置一个共同的关税壁垒,可能导致“贸易转向”。当经济共同体的国家较低成本的供给来源代替了共同体内较高成本的来源,即会出现“贸易转向”,即转向低成本的国家。[8]令人遗憾的是,这种机会并不显见,太多的机会往往会消失在经济共同体内。世界贸易组织成立之后,这种情况更为显著,国际贸易在WTO之内,成员国更多地表现为“贸易创造”。未进入世贸组织的国家积极申请入围,其中原因就在于要享受组织内的“国民待遇”。它们需要的是直接的“贸易创造”,而不是消极等待“转移转向”。

伴随着世界贸易组织的不断扩大,“贸易创造”的功效会逐步消失,因为国家越来越少。如果所有国家都加入WTO,“贸易创造”就会完全消失。随之而来的将是“资本创造”,或称“投资创造”。国际投资力度的增强,会实现更为广阔的贸易空间。国际投资引发的贸易效应必将大大超越单纯国际贸易的效应。

四、国际投资推进传统贸易方式改变

世界经济早期的历史格局,国际投资主要是发达国家对殖民地国家和落后国家的投资,俗称资本输出。这种投资虽然有资本入侵的含义,但在客观上却推进了国际贸易的发展,从而也推动了传统贸易方式的改变。

(一)促进出口商品换代升级

从出口商品的结构,可以反映出一国的经济技术发展水平。一般说来,发展中国家出口以初级产品为主,亦即资源性产品为主。资源只有经过开发和利用,才能成为商品,才能实现商品流通。“所以,对于人类,所谓‘资源’,是社会经济结构和人类素质的函数。对应不同的经营方式和开发手段,资源的含义不同。”[9]对于多种经营、综合利用、深度加工和专业化、商品化生产的立体开发方式,就可以构成发展的良好基础;而对于倒山种地、单一经营、自给自足的平面垦殖生产方式,那就只能陷入“低水平陷阱”,那就只能是“富饶的贫困”。

资源开发固然要靠人的智力,但智力必须凝聚为技术,才能形成现实的生产力。依靠自身经营的积累,社会也会有进步,但那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在世界竞争的格局下,很可能会出现富者愈富,穷者愈穷的“马太效应”。经济全球化和世界市场的开放,无疑会缩短这个历程。国际投资、技术引进,会不断使资源性产品升级,增加科学技术含量,从而使商品换代升级。

(二)从“进口替代”到“出口替代”

发展中国家的开放经济分为两种类型:一是基本的内向经济,但又是有进出口贸易;二是外向经济,有大量的进出口贸易。与之相适应,发展中国家的进出口战略也可分为两种:“进口替代”和“出口替代”。

进口替代,指的是过去以进口工业制成品为主,现在改为本国工业制成品代替同类进口商品,为此,这些国家需要在国内建立面向国内市场的工业,以减少对国外市场的依赖。但进口替代需要进口用于发展本国工业品的设备和某些原料,因此又需要出口初级产品以换取外汇,弥补国际收支逆差。在这种情况下,进口替代往往以初级产品的出口作为前提。

出口替代,指的是过去以出口初级产品为主,现在改为以本国工业制成品的出口代替初级产品的出口。为此,这些国家应在国内建立起面向国外市场为主的工业部门,并要使这类产品在国际市场上有竞争能力。

当代经济发展理论普遍认为,进口替代是较低级的出口模式,出口替代是较高级的出口模式。

新加坡和韩国是两个比较成功的实现“出口替代”的典型例证。

新加坡1965年宣布独立,当时只有橡胶园,地势坎坷不平。没有什么基础。通过引进外资和引进技术,使本国经济在短期内改变了面貌。当时,新加坡政府积极支持和鼓励工业界实现生产自动化,重点放在推广和使用机器人上。新加坡自造的第一名“烧焊工”机器人于1983年诞生,另一台“喷漆工”机器人也相继问世。新加坡推行了电脑教育“五年计划”,使20%的中学生成为电脑俱乐部成员。20世纪80年代新加坡开始出口电子计算机,驶向国际市场的惊涛骇浪。

韩国在过去30年里,利用美、日等发达国家改变经济结构的机会,将外国资本、技术同国内的廉价劳动力结合起来,20世纪60年展了轻纺工业。70年代又突出发展了重化工业,用出口推动了经济发展,从一个贫穷落后的地区一跃成为新兴工业化地区。韩国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大力发展科学技术,实行“科技兴国”方针。为了跟上新技术革命的步伐,韩国制定了“1984-2000年科技发展战略”,提出两项主要任务:一是开发尖端技术,将产业结构改造为“发达国家型”产业结构;二是根本上解决粮食、能源、环境污染、疾病、住宅、城市过密等问题。韩国的学者、实业家、官员都认为21世纪将成为“太平洋世纪”,强调“不要错过时机”,要积极地迎接“太平洋时代”。

(三)从“单向投资”到“双向投资”

单纯的国际贸易,很容易因袭原有的方式。只有通过国际投资的冲击,才能推进贸易方式的改变。

国际投资的始初行为是资本过剩的发达国家向资本稀少的落后国家的单向投资,落后国家在很长时期内几乎没有什么对外投资能力。但国际投资和国际贸易一样,基本上属于双边行为,落后国家发展到一定阶段,必然冲出国界,走向对外投资的行列。从单向投资转向双向投资,是世界历史的巨大进步。

我们试以中国为例来说明这个问题。

改革开放以后,大量外国商品进入中国市场,大量外资企业落户中国,国内市场竞争激烈。因此,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开始把视角转向海外市场。可以肯定地说,寻求市场是中国企业对外投资的直接动机。

1979年8月13日,国务院提出“出国办企业”的经济改革措施,第一次把发展对外直接投资作为国家政策,从而拉开了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序幕。公务员之家

中国对外投资包括三种类型:(1)为支持进出口贸易而进行的投资;(2)为支援第三世界国家而进行的投资;(3)为承包工程和劳务输出而进行的投资。

1990年,我国已开办801个世界境外企业,分布在93个国家和地区。在美国、日本、韩国、澳大利亚、加拿大、俄罗斯、新加坡、泰国、马来西亚和港澳地区就集中了我国非贸易性企业的2/3。

1999年,我国境外投资扩展到100多个国家和地区,投资相对集中于发达国家以及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排在前10位的是独联体国家、美国、港澳地区、泰国、澳大利亚、日本、加拿大、马来西亚、新加坡和德国。截止2007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分布在全球已达149个国家和地区,投资存量已达5百多亿美元。[10]

中国对外投资在发展中国家虽然不是首开先例,但其雄健的脚步却有后发夺人之势。尽管我国目前对外投资的比重还比较微少,风险投资领域尚未涉足,但这却是一个光辉的起点。可以肯定,中国对外投资终究要跃居世界前列,并将对国际贸易发生更为积极的影响。国际投资和国际贸易,必将成为我国步入世界经济舞台的“双子星座”。

参考文献

[1]陈胜昌,经济全球化:趋势和影响,透过互联经济体系创造财富[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2,89

[2]马克思,哲学的贫困,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1,169

[3]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1,487

[4]彼得·林德持,国际经济学[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488

[5]保罗·萨缪尔森,经济学(下册)[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69

[6]王洪庆,外商直接投资的贸易效应研究[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7,41-42

[7]王洛林主编2007-2008中国外商投资报告[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163-164

[8]斯纳德,国际经济学导论[M]北京:东华书局,1967,251-252

贸易研究论文范文篇9

一、贩运贸易的兴起和发展趋势

贩运贸易,亦称贩运商业。马克思谓之为“转运贸易”[①]。在秦汉的简牍、文献中,有“行贾”、“中贩”、“商贩”、“贾贩”、“市贩”、“贩贾”及“私贩卖”等用语[②],审其精意,一般都是指从事买货出卖的贩运贸易。这种商业行为,不是生产过程的组成部分或必经阶段,而是商人将生产物从有余的地方运到缺乏的地方,利用物品的地区差价,通过长途贩运、贱买贵卖的不等价交易而牟取利润的一种商业活动。

贩运贸易的渊源甚早。春秋战国时期,随着社会生产力发展,地区间的交往增多,贩运贸易便逐渐成为商业活动的重要形式。如郑国商人弦高,就曾在贩运途中机智地救了他的国家[③]。越国大夫范蠡,“乘遍舟浮于江湖”,从事贩运贸易,“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④]。阳翟大贾吕不韦,“往来贩贱卖贵,家累千金”[⑤]。当时,各地方物、土特产日渐进入流通领域。荀子说:“今北海则有走马、吠犬焉,然中国得而畜使之;南海则有羽翮、齿革、曾青、丹干焉,然中国得而财使之;西海则有皮革、文旄焉,然中国得而用之……故天下之复,地之所载,莫不尽其美,至其用”[⑥]。不仅地区间的商业联系加强,土特产的商品化成份增多,而且某些手工业品如铜器、布帛等,也越来越成为贩运贸易的商品内容。其时的贩运商人,能“料多少,知贵贱”,了解各地物价行情。为了“以其所有,易其所无,贸贱鬻贵”,他们“负任担荷,服牛骆马,以周四方”[⑦]。甚至不顾疲劳,不畏艰难,远出千里之外行商。这正如文献所说:“商人通贾,倍道兼行,夜以续日,千里不远者,利在前也”[⑧]。“商人之四方,市贾倍徙,虽有关梁之难,盗贼之危,必为之”[⑨]。所有这些,都充分说明长途贩运商人的活跃和“求利”之急的情景。秦汉时期的贩运贸易,正是在战国基础上得到兴起和发展的。

汉代继秦之后,国家统一,疆域辽阔,生产发展,交通便利,市场扩大,较之战国之时,为商品流通创造了更为有利的条件。但在这四百多年中,随着政治、经济诸因素的变化,当时的商业和贩运贸易也经历了一个发展演变过程。

西汉前期,国家经过一度恢复之后,由于对工商业实行宽惠政策,弛商贾之律,解山泽之禁,通关去塞,开放关市等,使封建社会商业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高峰。当时“民近战国,皆背本趋末”[⑩],从事商业、贩运贸易的人甚为普遍。据载:关中的雍,“隙陇、蜀之货而多贾”。栎邑“亦多大贾”[①①]。周地“贵财贱义,高富下贫,喜为商贾”[①②]。邹鲁“好贾趋利,甚于周人”。陈“在楚、夏之交,通鱼盐之货,其民多贾”。南阳“俗杂好事,业多贾”[①③]“宛、周、齐、鲁,商遍天下”[①④],确乎经商成为一种不可遏止的趋势。在一些经济发达地区,出现了许多地域性的贩运商人。如鲁人曹邴氏,“俯有拾,仰有取,贳贷行贾遍郡国。”齐刁间“逐渔盐商贾之利”,“连车骑,交相守”,“起富数千万”。周人师史“转毂以百数,贾郡国,无所不至”[①⑤]。这些贩运商,往往“日夜无休时,不召而自来”,“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①⑥]。他们随着商贩经验的积累,不仅能区别不同商品组织地区流通对经营盈亏的关系;而且懂得“物贱之征贵,贵之征贱”[①⑦]的道理。即商品太贵,往往是跌价的征兆,太贱则是涨价的苗头,还值得注意的是,据湖北江陵凤凰山10号汉墓简牍:文景之时,已出现了所谓“中舨共侍约”[①⑧],即合伙做商贩所共同订立的契约。诸多事例表明,西汉前期的贩运贸易是比较发达的。在那时有不少贩运商发了大财。他们“富至巨万”,或“能致七千万”[①⑨],形成了强大的商业资本,拥有雄厚的经济力量。正如《史记·平准书》所说:“富商大贾,或嵽财役贫,转毂百数,废居居邑,封君皆低首仰给”。但汉前期这种商品经济繁荣的表象,也隐藏着严重的社会问题。

汉武帝在位之时,存在着复杂的社会问题和民族矛盾。为了从财政上支持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统治,当时采取了盐铁官营、算缗告缗、均衡平准、谪发商贾等一系列措施,并规定:“商贾人轺车二算,船五丈以上一算”[②⑩],加重对商人车船的税收。这种强化官营,打击私商的工商政策,使汉兴以来迅猛发展的私营贩运贸易,遭到抑制和打击,也使整个商品经济进入了一个间歇期。不过,从一些材料看,在西北边郡,商人勾结官吏,囤积贩卖,贱收贵鬻而牟取暴利者仍有。如据汉简:“同安粜粟四千石,请告入县官贵平贾(价)石六钱,得利二万四千,又使从吏高等持书请安二听入……”[②①]。意思是说,同安其人,趁市场缺粮时,粜粟四千石,以高于平价每石六钱的价格出售,获取暴利二万四千钱。而且同安进行如此大宗的投机贩卖,只需与官方打一声招呼即可。于此说明,当时尽管实行“平准”政策,然贩运商通过与官吏勾结,对政府的法律并未完全遵守,私贩仍存。但从总体上说,武帝时期的私营贩运贸易乃不如西汉前期,其经济实力也明显衰落。

昭、宣之世,特别是西汉后期,由于废除了缗钱税和其他律外苛征,私营工商复苏,贩运贸易又开始活跃。所谓“商贾求利,东西南北,各用智巧”,“民弃本逐末”[②②]。当时也涌现出一大批新的富商大贾、贩运商人。这除了杜陵樊嘉、茂陵挚网、平陵如氏、苴氏及张长叔、薛子仲等外,突出的还有成都罗裒,他既坐贾京师,又往来于巴、蜀经商,“数年间致千余万”[②③]。杨恽罢官之后,也从事贩运贸易,“籴贱贩贵,逐什一之利”[②④]。“其余郡国富民,兼业专利,以货赂自行,取重于乡里者,不可胜数”[②⑤]。故贡禹曾经提议:“近臣自诸曹侍中以上,家亡得私贩卖,与民争利”[②⑥]。可见,当时从事贩运商业的情况已较为普遍,且成为势不可挡。王莽代汉后,尽管实行“五均、六管政策,试图再次打击商人,但由于种种原因,特别是任用商人理财而失败,私营贩运贸易仍在继续向前发展。

东汉政权是在豪商地主支持下建立起来的。其间政府没有直接提出过明确的抑商政策,光武帝当政时,桓谭曾经提出过“禁民二业”的主张,然最终未能贯彻执行。因东汉对工商业采取放任、保护态度,故贩运贸易以更为通畅的势头得到发展。当时从事贩运商业的人相当广泛。例如:吴汉早年,曾“以贩马为业,往来燕、蓟间”[②⑦]。朱俊“少孤,母尝贩缯为业”[②⑧]。第五伦因“久宦不达,遂将家属客居河东,变名姓,自称王伯齐,载盐往来太原、上党”贩卖[②⑨]。崔实自父亲死后,乃“以酤酿贩鬻为业”[③⑩]。中山大商人张世平、苏双等,“赀累千金,贩马周旋于涿郡”[③①]。故王符说:当时“举俗舍本农,趋商贾,牛马车舆,填塞道路,游手为巧,充盈都邑,务本者少,浮食者众”。[③②]这种商业、贩运贸易的发展,形成“车船贩贾,周于四方;废居积贮,满于都城”[③③]的繁荣局面。在交通条件不甚优越的北境道上,乌桓入侵云中,一次即“遮截道上商贾车牛千余两”[③④],于此可见一般。这也表明,尽管东汉一度实物货币复兴,然私营贩运贸易仍是当时商业活动的最基本形态。

综上所述,汉代贩运贸易发展的趋势,大体上可以这样概括:从贩运的商品内容看,由主要贩运各地名贵珍品,发展到大量贩运盐铁、马匹等民间生活、生产必需品,种类逐渐增多;贩运商的成份,由六国迁虏、旧贵族后裔、民间自由商人,逐渐发展到地主、官僚等各色人物,其地主化的倾向日益明显,且官、商结合;贩运贸易的形式,既有个体经营,也有合伙进行,并形成一定制度;再从时间上看,私营贩运贸易除汉武帝时受到较大抑制外,于西汉前、后期及整个东汉基本上皆处于发展势态。汉代贩运贸易之所以能得到发展,究其原因殊多,但这与当时的工商政策、交通条件及地区性商品生产的发展不平衡等密切相关。

二、贩运贸易的经营范围和利润

商业的经营范围,各个时期不一,贩运贸易亦然。春秋战国时期,由于受交通运输条件的限制,它通常不是贩卖体积笨重、单位价值不高的生活必需品,而主要是供统治者需要的昂贵奇珍或奢侈品。

贩运贸易经营奢侈品的情况,秦汉时期仍在继续。据李斯《谏逐客书》,当时各地汇集于秦的“珍宝”多种多样:有昆山之玉,明月之珠,太阿之剑,纤离之马,翠风之旗,灵龟之鼓,夜光之璧,犀象之器,江南金锡,西蜀丹青,宛珠之簪,传玑之珥,阿缟之衣,锦绣之饰等。[③⑤]这其中的许多“珠”、“玉”奇珍等,并非皆为秦土所产,而是通过进贡,或商人贩运而来供统治者享用的。在汉代,社会上的奢侈之风更盛,“羽毛齿革、明珠南金之宝”等,成为贵戚豪富之家热心追求的对象。王符说:“今京师贵戚衣服、饮食、车舆、文饰、庐舍皆过王制,僭上甚矣。从奴仆妾,皆服葛子、升越,筒中女布,细致绮縠,冰纨锦绣,犀象珠玉,虎魄玳瑁,石山隐饰,金银错镂,獐麂履舄,文组彩緤,骄奢僭主,转相夸诧……。”[③⑥]京师贵戚之家所消费的这些奢侈品,有相当一部分为贩运商人从各地转运到京城来推销的,此无可疑。贵族富有之家,为满足其奢侈欲望,炫示富有,夸耀威仪,需要有高质量的精美物品来点缀和装饰。这就决定了当时的贩运商业,必然要将奢侈品列为一项重要的经营内容。

但在汉时,随着社会生产力提高,商品经济发展,人们与市场联系的加强,贩运贸易的经营范围与数量较前有了进一步的扩大,商品种类较前更为丰富。

首先,各地的方物、特产在汉代贩运贸易中占有相当的比重。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说“夫山西饶材、竹、谷、纑、旄、玉石;山东多鱼、盐、漆、丝、声色;江南出楠、梓、姜、桂、金、锡、连、丹沙、犀、玳瑁、珠玑、齿革;龙门、碣石北多马、牛、羊、旃裘、筋角;铜、铁则千里往往山出綦置,此其较大也。皆中国人民所喜好,谣俗被服饮食养生送死之具也。故待农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就是说,凡山西、山东、江南、龙门、碣石等地的方物、特产,“待商而通之”,皆得依靠商人的贩运或中介作用,使各地物资得到交流。桓宽《盐铁论·本议篇》也曾写道:“大夫曰:陇蜀之丹漆旄羽,荆扬之皮革骨象,江南之楠梓竹箭,燕齐之鱼盐旃裘,兖豫之漆丝纑紵,养生送终之具也,待商而通。”这里说的“商”,似乎非指坐商,而主要当理解为商贩,即贩运商。所以,不论西汉前期,还是在其以后,大量的各地方物、特产往往都成为贩运商经营的内容。值得注意者,此时有些方物、特产的奢侈品性质已相对削弱,它已非专供贵族官僚所需,而是普通“编户”也可能消费了。

其二,农、林、牧、渔产品是汉代贩运贸易的基本构成。《货殖列传》在论及商品生产的情况时说:“陆地牧马二百蹄,牛蹄角千,千足羊,泽中千足彘,水居千石鱼陂,山居千章之材。安邑千树枣;燕秦千树粟;蜀汉、江陵千树桔;淮北常山以南、河济之间千树萩;陈夏千亩漆;齐鲁千亩桑麻;渭川千亩竹,及名国万家之城,带郭千亩亩钟之田,若千亩巵茜,千畦姜韭;此其人皆与千户侯等,然是富给之资也。不窥市井,不行异邑,坐而待收。”在这里,司马迁告诉我们:当时的大畜牧主、大林场主、大园圃主、大渔场主所进行的农林牧渔业生产,给市场提供大量商品,但并不需要他们亲自把这些产品送到市场,他们可以“不窥市井,不行异邑”,只要依靠贩运商人的中介作用,就可“坐而待收”。于此说明,农林牧渔产品,已大量投入流通领域,是贩运贸易的重要经营内容。商人贩运农副产品的情况,一直到东汉未曾有变。刘秀本人就曾“避吏新野,卖谷于宛”[③⑦],樊宏“世善农稼,好货殖”,“经理产业,物无所弃”[③⑧],吴汉“以贩马为业”等,这都是例证。又居延新获的《建武三年候粟君所责寇恩事》简册,还详细叙述了甲渠候官令史华商、尉史周育找到寇恩替候粟君载鱼5000枚去张掖郡治——觻得贩卖的经过。一次贩卖5000枚鱼,其数量或也相当可观。据考,甲渠到觻得相距数百里,往返要20余天。数量之多、时间之长、距离之远,足以证明这是隆冬季节所进行的一起大规模的长途贩运。[③⑨]西汉前的谚语说:“百里不贩樵,千里不贩籴”[④⑩]。这似乎只是就某一时期或地区的通例而言。但到后来,随着交通运输工具的发展,某些笨重的生活、生产资料,如粮食、鱼肉及名贵木材等,也有长途贩卖了。据载:“江南檽梓,豫章梗楠”,转运数千里到了洛阳加工成棺材后,“东至乐浪,西到敦煌,万里之中,相竞用之”[④①],便又是例证。

再者,手工业产品日益成为汉代贩运贸易的大宗商品。《货殖列传》说:当时的“通邑大都”有酤酿、醯酱、轺车、牛车、木器髹者、铜器、铁器、帛絮、细布、文采、榻布、皮革、漆、盐豉等等。在市场上陈列的这各色手工业商品,应该说大部分是通过商贩的中间作用而进入市场的。司马迁指出其时形形色色的工商业者中,既有高利贷者、“节驵会”即市场经纪人,拥有“僮手指千”的人贩子,更有相当多的贩运商人。他们和直接生产过程没有必然联系,但“亦比千乘之家”,一年获利相当可观。汉代贩运贸易中最重要的手工业产品,首推盐铁。在未实行专营期间,大手工业主往往身兼商人,工商结合。蜀卓氏,“即铁山鼓铸,运筹策,倾滇、蜀之民”,以其自己生产的铁器推销于滇、蜀地区。程郑,“亦冶铸,贾椎髻之民”。即“通贾南越”,转卖其本人产品。宛孔氏,“大冶铸,连车骑,游诸侯,因通商贾之利”[④②]。当时冶铁、制盐的生产规模较大,要求有广大的销售市场和长途贩运。《盐铁论》云:“铁器,民之大用也”,“农夫之死士。”[④③]王莽诏曰:“夫盐,食肴之将”,“非编户齐民所能家作,必即于市,虽贵数倍,不得不买。”[④④]。盐铁为国计民生所必需,但由于受资源分布限制,不是到处都能生产,也不是消费者自己所能家作,故远离产地之人所需的盐铁产品,只能通过贩运贸易方可满足,这方面有大量的出土文物资料可证。再就是布帛,此为衣着之源,人们不可不具。汉代民间的纺织品生产已有相当规模,它常被商业资本积聚起来贩卖。据称:灌婴早年,就是睢阳的一个“贩缯者”[④⑤]。当时出产于会稽的“越布”、吴地的“细葛”等,被商人贩运到各地去满足消费者需要,一时誉满天下,又从汉简所见,西北边境地区的布帛种类殊多,计有:七棱布、八棱布、九棱布、练、缣、皂练、白素、皂布、布、絣、鹑缕、帛、白缣、絮巾、缇绩、丝絮、丝等。[④⑥]这各种名目的布帛,有的是从中原内腹之地贩卖去的,而非本地所产。除此之外,还有许多日常生活用品,如漆器、铜器、陶瓷等,也是贩运商业的常见产品。于此不必一一列举。一句话,手工业产品在汉代贩运贸易中占有重要地位。

汉代贩运贸易的经营范围与内容大致如上所述,但需要说明的是手工业品、方物与奢侈品有时很难区别。因为多数方物也要经过一定的加工处理,而古代手工业本身又往往具有特殊的地域性,一些经过手工业精心加工制作的方物,也就是名贵的珍品或奢侈品。所以,将经营范围做如上分目概述,应该说这只是一种大体上的划分,不宜过于拘泥。在此同时,还当指出的是,汉代贩运贸易中手工业品和农副业产品的增多,反映了它和商业资本与产业联系的加强、奢侈品地位的相对削弱这一发展趋向。

据文献、简牍资料,汉代各种商品的价格,往往随着时空的差异而有别,确乎难于统论,但当时从事贩运贸易的人都是以追逐厚利为目的则可肯定。那么,汉代的商业利润通常为多少?对此,不妨先看如下史实:

司马迁说:“庶民农工商贾,率亦岁万息二千,百万之家即二十万,而更徭租赋出其中,衣食好美矣。”[④⑦]

贡禹说:“商贾求利,东西南北,各用智巧,好衣美食,岁有十二之利,而不出租税。”[④⑧]

司马迁和贡禹所处的时间有先后之别。但他们在言及商业利润时,却都说是十分之二。即拥有一万的本钱一年可得利二千,有百万资本的商人投入商业周转,一年可获利二十万。可见,所谓“岁有十二之利”,这是汉代私人商业的一般利润。可能也是私人从事贩运贸易的通常利润。司马迁在《货殖列传》中说:“它杂业不中什二,则非吾财也。”意思是说,不能达到百分之二十利润的行业是谁也不愿意去经营的。这一点和战国之时大体相近。如《史记·苏秦列传》说:“周人之俗,治产业,力工商,逐什二以为务”。故在汉人看来,十分之二的利润是通常的标准。它确乎沿袭了战国时期的传统。

但商业利润通常为什分之二,这并不排除特殊的例外。汉代,一些“富商大贾,积贮倍息”,“乘上所急,所卖必倍”,其获利之丰厚是不言而喻的。至于长途贩卖奢侈品或奇珍宝货而牟取暴利者,也有史可证。如《盐铁论·力耕篇》引文学之言曰:“美玉、珊瑚出于昆山,珠玑、犀象出于桂林,此距汉百万有余里。计耕桑之功,资财之费,是一物而售,百倍其价,一辑而中万钟之粟也。”贩运美玉、珊瑚等奇珍而百倍其价,其利润显然远远突破了“什二之利”的界线。当时“贸易货赂,雍容垂拱,坐取百倍”[④⑨]进,大有人在。当然,在贩运贸易中也有利润未达“十分之二”者。如“幸有馀禄”的杨恽,“籴贱贩贵,逐什一之利”[⑤⑩]。有的甚至还亏了本。如其时有个名叫李岳的人,“官至中散大夫,尝为门客所说,举钱营生,广收大麦,载赴晋阳,候其寒食,以求高价。清明之日,其车方达,又从晋阳载向邺城,路逢大雨,并化为泥,息利很少,乃至贫迫。”[⑤①]孟康在注释《汉书·货殖传》:“贪贾三之,廉价五之”时说:“贪贾未当卖而卖,未当买而买,故得利少,而十得其三;廉贾,贵乃卖,贱乃买,故十得五也。”这说明贪贾与廉贾的盈利也是有别的。要之,汉代的商业利润尽管存在一些特例,但就通常来说,乃为“岁有十二之利。”三、贩运贸易的活动地域与商品走向

由于自然地理条件及历史传统的影响,汉代贩运商的地区来源,开初主要集中在经济发达的黄河中下游流域,包括今陕西、河北、河南及山东等省,随后乃逐渐扩展到各地皆有。因为他们拥有雄厚的经济实力,故活动能量甚大。

汉代中央集权的大统一局面,为商业发展提供良好的活动条件。司马迁《货殖列传》说:“汉兴,海内为一,开关梁,弛山泽之禁,是以富商大贾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得其所欲。”《汉书·伍被传》:“重装富贾,周流天下,道无不通,故交易之道行。”又《盐铁论·力耕篇》云:“自京师东西南北,历山川,经郡国,诸殷富大都,无非街衢五通,商贾之所臻,万物之所殖者……宛、周、齐、鲁,商遍天下。”在汉代的商业大潮下,富商大贾、贩运商人,为了“得其所俗”、追逐“货殖”,也就是通过商品经营,不断实现商品、货币的增殖,他们交错于路,“周流天下”,先后走遍全国各主要经济区,大凡关中、三河、燕赵、齐鲁、江南等地都有他们的足迹,活动的地域相当广泛。当时的贩运商人,在这些经济区域内部,固然存在商品经营活动,但由于经济发展不平衡,贩运贸易主要依靠不同地区之间各种物品的转动流通和贱买贵卖而取厚利。兹按地区分述如下,以窥大概:

关中地区:范围包括函谷关以西的陕西全部和甘肃、四川的一部分。这里沃野千里,好稼穑,殖五谷,物产丰饶。而“富人则商贾为利”。关中的长安,在地理位置上,北却戎翟,西绾羌陇,南御巴蜀,东通中原,故“四方幅凑,并至而会”。由于它是政治、经济中心,财力集中,巨商大贾云集,市场繁荣。所谓“九市开场,货别隧分,人不得顾,车不得旋”[⑤②]。“瑰货方至,鸟集麟萃,鬻者兼赢,求者不匮”[⑤③]。全国各地来到长安的商人,多以经营方物、特产及奢侈品为主要目的。作为关中大后方的陇右、巴蜀一带,经济各具特色。前者“畜牧为天下饶”;后者除多粟之外,“地饶的巵、姜、丹沙、石、铜、铁、竹、木之器”,且有“江水沃野山林竹木蔬食果实之饶”[⑤④]。农业、手工业的发达引来了大批商人,他们从这里贩运皮毛、牲畜、矿产、漆器、蜀布等远销中原各地,“以所多易新鲜”。[⑤⑤]同时,他们还与西南少数民族贸易,“南贾滇僰,西贾岷邛”,且从那里贩回笮马、牦牛、邛杖、枸酱等投放内地市场从中牟利。

三河地区:即河东、河内、河南三郡。这是富庶的农业区。《货殖列传》云:“三河在天下之中,若鼎足,王者所以更居也”。地处中原,绾毂东西南北,是国内交通枢纽与商业都会相对集中的地方。其中,河东以杨、平阳为都会,“西贾秦、翟,北贾种、代”;河内以温、轵为都会,“西贾上党,北贾赵、中山”;河南以洛阳为都会,“东贾齐、鲁,南贾梁、楚”,是重要的商业城市。三河地区的人民喜好经商,周流各地,善做买卖。出现了许多著名的贩运商人,如孔氏、师史等,他们从这里输出的大宗货物主要是农副产品,而从各地贩来的物品则多为奇货珍品。

燕赵地区:位处黄河以北。这里开发亦早,为北方商业的集散地。其中,邯郸是漳、河之间一都会。“北通燕涿,南有郑、卫”。[⑤⑤]西却三晋,东近梁晋。殷商遗民居多,“民俗怀急,仰机利而食”,“商贾错于路”。燕,“亦勃、碣之间一都会也。南通齐、赵,东北边胡。上谷至辽东,地踔远,人民稀……有鱼盐枣粟之饶。”[⑤⑥]该地区的东南部除农业外,手工业也比较发达。商人利用地区间的商品差价,往往北贾乌桓、夫余,东贾秽貊、朝鲜、真番,成为中原与东北地区的贸易纽带。[⑤⑦]

齐鲁、梁宋地区:位处中原与东南地区的要冲。这里重农而好商贾。其中的齐、鲁区,本为文物之邦,但转而好趋商贾之利。齐著名都会“临淄十万户,市租千金,人众殷富,匹于长安”[⑤⑧],商贾往来频繁。齐鲁的贩运商人众多,如曹邴氏、刁间等都是突出代表。他们所转贩的商品,大概主要是铁器、桑麻、丝织品,又“逐渔盐商贾之利”。梁安地区,以定陶、睢阳为中心都会,其俗也是“好农”,而又“商贾”。这里由于交通方便,商业发达,已逐渐成为丝麻织物及农产品的集散地。

江南地区:这里是长江中下游的广大地区。汉时大体属荆、扬二州的地域面。《货殖列传》说:“楚、越之地,地广人稀”,“饭稻羹鱼”,“不待贾而足”。从总体上说,江南的经济开发落后于北方,商品交换相对较少。但当时的江南也形成了若干较大都邑。如吴(江苏苏州)是江东都会,“有海盐章山之铜,三河五湖之利”。凡鱼、盐、铜等商品,一般多在吴市集散。江陵(湖北江陵)是故郢都,“西通巫巴,东有云梦之饶”,商贾转贩往来不断。江南所产的梓、姜、桂、金、锡、丹沙等物品,往往通过江陵北运而转销各地。陈,“在楚、夏之交,通鱼盐之货”,其民多贾而取利。又“寿春、合肥,受南北湖皮革、鲍、木之输,亦一都会也”[⑤⑨]。可见江南虽然一度“无千金之家”,但其丰富的天然资源与自然物产,为各地贩运商人提供了广阔的商品采购市场。

岭南地区:位处南岭之南,属越族聚居之地,是秦汉时期的新开发区。其中的番禺(广州)是南境的一大都会。而徐闻、合浦、苍梧也是重要的港口与货物集散地。《汉书·地理志》云:“中国往商贾者多取富焉。”当时汉政权在民族交界的边境上设有“关市”,民间贸易往来较多。商人从中原运去的有耕牛、铁器之类;贩回中原的商品主要有珠玑、犀角、象齿、玳瑁、银、铜、果、布等特产。

从以上大量史实表明,汉代商品经济已形成了一定的流通渠道和购销结构。在长期发展过程中形成的这种商业关系、商业网络,使商人一般能够运用自己的经济力量,实现其商品与货币增值的愿望。当时贩运商人的活动地域,遍及全国各个经济区,除主要集中在黄河流域的关中、三河、燕赵、齐鲁等地区外,淮河、长江流域及其以南的广大地区也是他们周流所及之处;周边少数民族地区和邻近国家之间也有汉商的转贩活动或贸易往来,只是比内郡更少罢了。所谓“富商大贾,周流天下”之说,并非虚言。至于贩运贸易的商品流向,情况比较复杂。由于东南西北中经济发展不平衡,重心在北方,加之产品结构各具特色,因而各地商品的走向不一。或将本地的农业、手工业产品输出,贩进外地的方物、特产;或南方的天然资源与自然物产,如象齿、翡翠、玳@④珠玑、楠梓、黄金、连锡等往北走向,北方的马牛、旃裘、筋角等南运,南北商品对流。《史记·货殖列传》说:“山东食海盐,山西食盐卤”。这是盐业产销区划的大体反映。海盐、铁器等西运,则是汉代商品由东而西流向的又一基本趋势。

最后要提及者,从事贩运贸易还有个货物如何转运问题。考诸史实,汉代的商运,除了靠人力担负之外,马牛驮运、车船转漕也已相当普遍。所谓“贾郡国,转毂以百数”[⑥⑩],“商贾车牛千余两”[⑥①],这都是具体的反映。

随着私人运输业的发展,汉代富商大贾的大量商品货物,往往雇用民力转输。其主要形式有二:(一)雇用“将车人”驾车。如《史记·田叔列传》褚先生补述:任安“少孤贫困,为人将车之长安”。《建武三年候粟君所责寇恩事》简册:“恩从觻得自食为业将车到居延”。在汉简中有关“将车”、“将车人”的记录多见[⑥②]。这里的“将车”即泛指驾车。“为人将车”、“将车人”当是受人之雇而赶车的车夫。当时贩运商人为了运货,拥有许多车辆,因此需要“将车人”代劳。(二)雇用“僦人”运输。如《淮南子·汜论》:“今夫僦载者,救一车之任,极一牛之力,为轴之折也……”。《盐铁论·禁耕篇》:“良家以道发僦运盐铁,烦费。”何谓“僦”?服虔曰:“雇载云僦”[⑥③]。以“僦载”为生者,乃称“僦人”。这方面汉简也为常见[⑥④]。“将车人”与“僦人”,在车辆所有权问题上虽有一定区别,但他们对商贩即雇主来说,都存在着雇佣关系。

至于“雇值”与“僦费”,当随着时间、地点及运输条件之不同而有别。“将车人”的雇值,因史文简缺,有待深考。《九章算术·均衡》云:“一车载二十五斛,与僦一里一钱”,这可能是“僦费”运价的通常标准。注释:

[①]《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第367—368页。

[②]分见:《云梦睡虎地秦简·日书》、《湖北江陵凤凰山十号汉墓简牍》、《史记·大宛列传》、《汉书·叙传》、《汉书·匈奴传》、《汉书·贡禹传》、《后汉书·仲长统传》。

[③]《吕氏春秋》。

[④][①①][①③][①⑤][①⑥][①⑦][①⑨][④⑩][④②][④⑦][⑤④][⑤⑤][⑥⑩]《史记·货殖列传》。

[⑤]《史记·吕不韦传》。

[⑥]《荀子·王制》。

[⑦]《管子·小匡》。

[⑧]《管子·禁藏》。

[⑨]《墨子·贵义》。

[⑩][②③][④④]《汉书·食货志》。

[①②][⑤⑥][⑤⑨]《汉书·地理志》。

[①④]《盐铁论·力耕》。

[①⑧]李均明等:《散见简牍合辑》文物出版社1990年版。

[②⑩]《史记·平准书》。

[②①]《居延汉简》:20·8(甲177)。

[②②][②⑤][④⑧]《汉书·贡禹传》。

[②④]《汉书·杨恽传》。

[②⑥]《汉书·货殖传》。

[②⑦]《后汉书·吴汉传》。

[②⑧]《后汉书·朱俊传》。

[②⑨]《后汉书·第五伦传》。

[③⑩]《后汉书·崔实传》。

[③①]《三国志·蜀书·先主传》。

[③②][③⑥][④①]《潜夫论·浮侈》。

[③③]《后汉书·仲长统传》。

[③④][⑥①]《后汉书·乌桓传》。

[③⑤]《史记·李斯列传》。

[③⑦]《后汉书·光武帝纪》。

[③⑧]《后汉书·樊宏传》。

[③⑨]甘肃文物考古研究所编:《居延新简释粹》兰州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112—116页。

[④③]《盐铁论》水旱、禁耕等篇。

[④⑤]《汉书·灌婴传》。

[④⑥]《秦汉简牍论文集》甘肃人民社1989年版第57页。

[④⑨]《前汉记》。

[⑤⑩]《汉书·杨敞传》。

[⑤①]《太平御览》卷838引《三国典略》。

[⑤②]班固:《西京赋》。

[⑤③]张衡:《西京赋》。

[⑤⑦]参见张步天:《中国历史地理》湖南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340页。

[⑤⑧]《汉书·高五王传》。

[⑥②]《居延汉简》:77·3,334·13,334·36,346·39。

贸易研究论文范文篇10

一、茶叶:18世纪中西贸易的核心商品

在20世纪以前西人所寻求的中国商品中,唯有茶叶在中西贸易中长期居于支配地位。茶叶为西方贸易商带来了巨额利润,使他们认为:“茶叶是上帝,在它面前其他东西都可以牺牲。”〔1〕虽然早在公元前2世纪中国人就开始种植茶树,但直到16世纪中叶才为西方人所知。1559年,威尼斯商人拉莫修(Giambattistaramusio)在其出版的《航海记》(NavigationeetViaggis)才首次提到茶叶。〔2〕1606年,荷兰人首次从万丹将茶叶输往欧洲。〔3〕在此后一百余年间,茶叶并未成为输往欧洲的重要商品。1704年英船“根特”号(Kent)在广州购买470担茶叶,价值14000两白银,只占其船货价值的11%,而所载丝绸则价值80000两。〔4〕1715年,英船“达特莫斯”号(Dartmonth)前往广州,所携资本52069镑,仅5000镑用于茶叶投资。〔5〕1716年,茶叶开始成为中英贸易的重要商品。两艘英船从广州携回3000担茶叶,价值35085镑,占总货值的80%。〔6〕18世纪20年代后,北欧的茶叶消费迅速增长,茶叶贸易成为所有欧洲东方贸易公司最重要的、盈利最大的贸易,当时活跃在广州的法国商人RobertConstant说:“茶叶是驱使他们前往中国的主要动力,其他的商品只是为了点缀商品种类。”〔7〕

从17世纪20年代起,英国东印度公司(EIC)在绝大部分年份中,所购买的茶叶都占其从中国总进口值的一半以上。在1765—1774年十年平均每年从中国进口的总货值中,茶叶占71%。在1785—1794年中,这一比例提高到85%。〔8〕虽然瓷器、漆器、丝绸和其他中国商品的需求由于欧洲“中国风格”(Chinoseries)的流行仍在增长,但公司宁可让这类商品的贸易由其船长和船员利用他们的“优待吨位”(Privilegetonnage)去经营,本身则集中全力经营茶叶贸易。〔9〕19世纪以后,英国东印度公司每年从中国进口的茶叶都占其总货值的90%以上,在其垄断中国贸易的最后几年中,茶叶成为其唯一的进口商品。

茶叶贸易不但对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存在生死攸关,而且对英国财政也至关重要。从1815年起,公司每年在茶叶贸易中获利都在一百万镑以上,占其商业总利润的90%,〔10〕提供了英国国库全部收入的10%。〔11〕

荷兰是18世纪西方各国中仅次于英国的最重要的对华贸易国。荷兰人对中国商品的需求主要有五类:茶、瓷器、粗丝、纺织品(包括丝绸、南京布等)、药材杂货等。〔12〕虽然荷属东印度公司(VOC)最早将茶叶从中国运往欧洲,但直到18世纪40年代初,其输往欧洲的茶叶主要购自来到巴达维亚的中国帆船。在18世纪最初的十年间,荷印公司在与巴城中国帆船的易货交易中每年尚有10—50万盾的盈余。〔13〕随着欧洲对茶叶需求的迅速增长,荷印公司已不满足于中国帆船运往巴城的茶叶数量。1728—1734年,在巴城茶叶贸易继续进行的同时,荷印公司从荷兰派出11艘船,直接前往广州购买茶叶。其中两艘船中途遇难,另外9艘船运回总共1350000荷磅(1担=125荷磅)的茶叶,价值1743945荷盾,占全部货值的73.9%,获纯利2334459荷盾。〔14〕由于用来购买茶叶的白银短缺,1734年以后,荷印公司董事会放弃从荷兰直接派船到中国的努力,改为每年从巴城派两艘船到广州购买茶叶,同时仍鼓励中国帆船在巴城的茶叶贸易。1740年,荷兰殖民者尽屠巴城华人,巴城华商贸易网络破坏无殆,〔15〕茶叶贸易随之衰落。到18世纪50年代,巴城茶叶贸易停止。〔16〕1757年以后,荷印公司重开对华直接贸易,直至1795年荷人因拿破仑战争而退出对华直接贸易。从18世纪20年代到90年代,茶叶均是荷人从中国输出的最重要的商品。在这一时期的大部份年代中,茶叶占荷人输出的中国商品总值的70—80%,有些年份甚至超过85%。

资料来源:Jorg,Prcelain,P.217-220.

从第一艘美国船到达中国起,茶叶就是其寻求的最重要的商品。1784年,美船“中国皇后”(EmpressofChina)号首航广州,带回3002担茶叶,价值66100两白银,占该船总货值的92%〔17〕然而,美船并不象同期的欧洲船只那样几乎主要从事茶叶贸易。1792年,6艘从广州回航的美国船的总货值为317270两白银,其中茶叶11538担,价值为165440两,略高于总货值的一半。〔18〕1840年,美船在广州购买货物总值2766240两白银,茶叶价值1411391两,仍是略高于总货值的一半。〔19〕在19世纪初到30年代的大部分年份,美船在华出口货物中,茶叶价值约占30—40%。至1837年,美船的茶叶货值首次超过60%,达到65%。〔20〕1840年,美船购买19333579磅茶叶,占其在华购货总值的81%。〔21〕

在18世纪其他欧洲大陆国家,如法国、瑞典、丹麦、美国的对华贸易中,茶叶所占的中国货值比率也高达65—75%不等。〔22〕由于英国茶叶进口税高达100%,欧洲大陆国家购买的茶叶历来靠走私进入英国获利。1784年英国国会通过抵代税条例(CommutationAct),英国本土茶叶消费税由100%降至12.5%。〔23〕欧洲大陆国家的白银来源逐渐枯竭,加上走私茶叶入英国已无利可图,他们在1885年以后逐渐退出茶叶贸易。广州的茶叶贸易为英人所支配,小部分为美国商人分享。鸦片战争前几年,广州每年出口茶叶350000担,价值94450000银元,占中国出口货值的70%。〔24〕二、白银:西方购买茶叶的主要支付手段

当18世纪20年代以后欧洲各东方贸易公司竞相从事对华贸易时,他们均面临同样的问题,如何来支付购买茶叶的费用?欧洲产品几乎在中国找不到销售市场!18世纪的中国经济建立在手工业的农业紧密结合的基础上,发达的手工业和国内市场使中国在经济上高度自给自足。一百多年以后主持中国海关总税务司的英人赫德(RobertHart)在其《中国见闻录》(ThesefromtheLandofSinim)中仍写道:“中国有世界最好的粮食——大米;最好的饮料——茶:最好的衣物——棉、丝和皮毛。他们无需从别处购买一文钱的东西。”〔25〕经济上高度自给自足和相对较低的购买力使欧洲产品的中国市场非常狭小。然而,唯一例外的是中国对白银的需求。亚当·斯密(AdamSmith)说过,当社会财富增长时,对白银的需求有两个层面的动力,一是作为货币促进商品的流通,二是作为奢侈品的标志。〔26〕在当时的中国,对白银的需求主要源于第一种动力,商品经济的发展使作为主要通货的铜钱越来越不能适应市场交易,世界上尚无第二个国家象中国这样如此迫切地需要白银。而欧洲人对茶叶的需求仅能用白银支付。大规模的中西贸易由此找到的支点:西人用白银交换中国的茶叶!

甚至早在古罗马时期,西方已需要用贵金属购买丝、丝绸与香料。〔27〕16世纪末以后,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从日本、欧洲和美洲运来大量白银购买中国丝绸。〔28〕18世纪60年代以后,英国成为最大的茶叶买主,18世纪末,美国成为第二大茶叶买主。从18世纪20年代至鸦片战争前,流入中国的白银绝大多数由英、美人输入,主要用于购买茶叶。

17世纪中叶以后直到18世纪末,银元一直是英国东印度公司输华的主要商品。也如其他西方国家一样。英人的银元源自西班牙的美洲属地。银元通常被装箱输往中国。每箱一般装4000个银元,1637年英船首航广州,就携带62000西班牙银元(realsofeight)〔29〕在18世纪初,中国贸易规模尚小,英人对华输出只相当于对印度输出的十二分之一。〔30〕1674年,英国东印度公司及其官员在和印度的贸易中投资430000镑,其中实物部分为111000镑,白银320000镑,其投资的利润率为100%。〔31〕在1708-1712年间,英人每年对华出口商品值仅5000镑,而出口白银则高达50000镑。〔32〕从18世纪中叶,白银占英国东印度公司对华输出货值的90%。

资料来源:1760-1799年的数字见:Pritchard,P.399;1800-1823年的数字见:W.ECheong,"MandarinsandMerchants,JardineMastheson&Co.aChinaAgencyoftheEarlyNineteenthCentury",p.19,Bangkok,1979.

1700—1753年间,英国东印度公司共有178艘船前往中国贸易。我们已知其中的65艘船共载7099068两白银或每船平均携带白银109226两。〔33〕若以109226作为178艘英船每船携银的平均数,则在1700—1753年,英船共运19440000两白银到中国。

18世纪中叶以后,英国东印度公司扩大对华的货物出口,主要是铅、锡和棉花,白银在总货值中的比例有所下降。然而,由于对华贸易,特别是茶叶贸易迅速增长,白银输华的绝对量仍持续增加。1758—1762年,公司每年对华输出货物值174000两,白银219000两。〔34〕1760—1770年,公司对华输出总值中,白银约占50%。到1795-1799年,这一比例下降到13%。〔35〕但由于每年对华输出总值高达5373015两,白银输出每年平均仍有739994两。

如果1754—1759年英人平均每年输华白银与1758-1762年相当。即每年219000两,则在1754-1759年间,英人共输1314000两白银到中国。通过以上推算,我们可估计,1700—1823年,英国东印度公司共输53875032两白银到中国。1823年以后,英人已无需再运白银前往中国了。荷兰人在18世纪也输出大量白银到中国。但在18世纪50年代以前,相对于其他西方人,荷人是唯一无需主要依靠白银来购买茶叶的。虽然荷印公司也曾从事过荷兰与广州的直接贸易。由于荷兰开拓了大片东方殖民地,拥有在中国市场上畅销的热带产品,如胡椒、锡、香料等。荷兰人坚持对华易货贸易的战略,以热带产品与中国帆船交换茶叶,这一战略在巴城中国帆船贸易时期似乎实行得相当成功。随着欧洲市场对茶叶需求迅速扩大,荷人拥有的胡椒之类热带产品在中国市场之外也相当畅销,因此,荷人不得不从欧洲或亚洲其他地方商馆调运白银到巴城,其中一部分用来购买茶叶。〔36〕从18世纪初到19世纪30年代,每年从荷兰运往巴城的白银多达6800000—7900000荷盾。〔37〕1728—1734年,有9艘荷船从荷兰直接驶往广州,其总货值为2533359荷盾,白银占96%。〔38〕1735年后,荷印公司决定放弃荷兰与中国间的直接贸易,改为每年从巴城派两艘船到广州,购货资本为每船30万荷盾,〔39〕其中部分资本用来在巴城购买胡椒等产品以便销入中国,换取茶叶。在18世纪30年代后期,荷人每年在广州销售胡椒约50万荷磅,在40年代,每年在广州销售胡椒达150—200万荷磅。在50年代的某些年份,胡椒销售额高达300万荷镑。〔40〕300万荷镑胡椒约值180000两,相当于荷人在广州购买的茶叶价值。由于三角贸易使荷人在巴城购买的茶叶费时较长,茶质也差,难以在欧洲市场上与其他西方公司竞争。1757年以后,荷印公司重开荷兰与中国之间的直航贸易。然而,正如其他西方公司一样,荷兰产品也无力在中国打开销路,因此公司决定,从荷兰出发的船只每艘携带30万荷盾的银元前往中国。〔41〕从此以后,荷人也象其他西方人一样,主要以白银购买中国茶叶。

虽然美国商船迟至1784年才到中国,但不久之后,他们已成为中国第二大茶叶买主和最大的白银供应者。在中美贸易初期,美商提供的大量洋参与皮毛在中国销路颇佳,其货值足以支付所购买的中国商品的货值,19世纪初以后,美商的皮毛来源逐渐枯竭,其在广州的皮毛市场也受到英人的激烈竞争,白银成为美国支撑对华贸易主要手段。美船在欧洲购买制成品销往拉丁美洲,换取白银后,绕南美合恩角前往广州购买茶叶、丝绸和瓷器。在1805—1840年间,美商共运61484400两白银到广州,每年平均1607899两。

根据以上估算,在1700—1840年间,从欧洲运往中国和美国人运往中国的白银约17000万两。〔45〕

欧人和美人输华的白银都来自西属美洲。美洲白银生产集中于两个地区,即上秘鲁(UpperPeru,现玻利维亚)和新西班牙(现墨西哥)。从16世纪70年代到17世纪30年代,秘鲁所产白银占西班牙属美洲输出白银总量的65%。〔46〕1581—1600年,仅是上秘鲁的波多士银矿(Potosi)每年就生产白银254吨,约占全世界产量的60%。18世纪初以后,黑西哥成为世界最大的白银产地。1803年,黑西哥所产白银占全美洲的67%。〔47〕从18世纪以后,80—90%的美洲白银都由西班牙的“银船”运往欧洲。由于欧亚贸易的迅速扩大,从美洲输往欧洲的白银大部分又转输到东方。研究美洲白银流通史的著名学家威尔逊教授(CharlesWilson)指出,“毫无疑问,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欧洲出口的白银至少与其接受的白银一样多。”〔48〕

欧洲对华贸易,特别是茶叶贸易的迅速发展导致西班牙银元大量持续流入中国,银元在中国,特别是在沿海地区,越来越多地取代银块作为通货使用。广州的商务交易主要用西班牙银元结算。美洲白银持续流入欧洲成为欧人对华贸易的基础。然而,西属美洲的白银产量与迅速增长的西方对华贸易所需的银元数量并不同步增长。由于很多银矿枯竭,从1790年以后,美洲白银产量开始下降。1811年,西属美洲爆发独立革命战争。这场持续15年的革命战争摧毁了很多银矿,美洲的白银产量大为减少。

另一方面,欧人的殖民扩张活动的费用也增加了白银的消耗。1784年以后的20年间,英人在印度扩张直接统治地盘,在美索尔(Mysore)以及和马哈拉特(Maharattes)的战争使英属印度政府财政支出,对现金需求愈为迫切。〔49〕1805年,英国东印度公司停止从伦敦运送白银到广州。白银的短缺使其他欧洲国家逐渐退出对华贸易,将地盘留给英国人和美国人。因为前者在19世纪初以后找到了以鸦片取代白银作为对华贸易的支柱,而后者除部份鸦片贸易外,依靠他们与西属美洲革命者的友谊,在西属美洲独立战争期间及以后仍可获得白银。

三、鸦片:取代白银交换茶叶

就如其他麻醉品如吗啡、海洛因一样,鸦片也是罂粟属植物果实(PapaverSomniferum)的制成品。鸦片种植的起源时间和地区尚未确定,但在欧洲出现之前很久,就已在中东种植。古埃及人保存了最早有关鸦片的记载:6000多年以前中东的苏美尔人(Sumerian)就已种植罂粟花作为观赏之用。公元一世纪,鸦片经希腊传入欧洲大陆。在小亚细亚,种植鸦片已成为一种行业。〔50〕在中世纪,作为东西方贸易中介的阿拉伯商人将鸦片种植及其功能的知识传遍东方各个角落。鸦片于唐代经阿拉伯商人传入中国。中文“阿芙蓉”,“鸦片”,“芙蓉”等名称即源于阿拉伯语“Afyun”。在西方向中国的商务扩张过程中,葡萄牙人最先将鸦片作为商品输入中国。葡人以澳门为基地,将印度麻洼产的鸦片运入广州,葡人对华鸦片输出规模尚小,在1767年以前,每年输入中国约200箱。〔51〕可以说在英人于18世纪60年代开始其鸦片贸易之前,中国稍具规模的鸦片贸易尚不存在。

18世纪60年代以后,英国对华进出口贸易迅速扩大,贸易逆差也日趋严重。1765—1766年度。英国东印度公司从中国输入的商品是对华出口商品值的302%。在1775—1776年间,这一比值是256%。英国国会通过替代税法后的1785—1786年度,从中国进口的商品值(主要是茶叶)比对华出口的商品多328%。〔52〕尽管其间英人不断输入白银,但仍不足以弥补迅速扩大的中国商品进口造成的贸易逆差,导致公司在广州资金周转屡屡发生困难。1784年公司在广州的财库尚有214121两白银的盈余,到第二年,就出现了222766两的赤字。1786年,赤字高达864307两。1787年,更达904308两。〔53〕为了平衡茶叶贸易造成的巨额逆差,公司不惜采取任何手段,无论其合乎道德与否。从英属孟加拉运送鸦片到中国的计划最先由英国东印度公司的高级职员华生上校(ColonelWatson)提交给公司的加尔各答董事会,并得到该董事会成员,公司重要官员惠勒(Wheeler)的支持。该计划的初衷原为增加税收以弥补英属印度政府的财政。〔54〕由于公司的广州财库日益支拙,公司驻广州监理委员会(Supercargos)要求英属印度总督给予财政援助。其具体作法是:英属印度政府鸦片批发给有鸦片特许经营权的散商,这些散商在广州出售鸦片后将收入纳入公司的广州财库,广州财库支付散商伦敦汇票,后者可于英国将汇票兑换成现金。〔55〕英属印度总督和公司董事会接受了这个计划,东印度公司专门成立鸦片事务局(OpiumCorporation),垄断印度鸦片生产和出口。

麻洼(Malwa),比哈尔(Behar)和比纳莱斯(Benares)是印度主要的鸦片产地。比哈尔和比纳莱斯处于英国印度政府的直接管辖地,因此英人较容易地建立起一套鸦片强迫种植制度。公司每年丈量种植鸦片的土地,确定其地界,再通过中介人和居住在鸦片种植区域的农民签订合同。根据合同,鸦片种植者可得到公司的预付款,收成时再将产品以合同确定的价格卖给公司。如当地农民未和公司签订合同就擅自种植和出售鸦片,其财产就立即被没收。〔56〕农民交付公司的粗鸦片尚需在公司专设的鸦片工厂里精炼、干燥、称重、装箱,每箱约重140英磅。〔57〕强迫种植制度使公司仅以每箱300卢比的价格得到鸦片。〔58〕这两个地区所产的绝大部分鸦片都沿冈吉斯河(Ganges)运到加尔各答港,以便出口到中国。1779年,鸦片在广州的售价每箱为500—600银元,三倍于其最初的价格。〔59〕鸦片运销中国原由公司船只进行。由于中国政府于1800年明令公司的广州监理会,禁止他们输入鸦片,公司船只进行。由于中国政府于1800年明令公司的广州监理会,禁止他们输入鸦片,公司船只遂不再直接经营鸦片在中国的运销。转而在加尔各答拍卖给向公司申请到鸦片经营特许权的散商,由他们具体经营运销鸦片往中国。〔60〕麻洼则在印度土邦政府的管辖下,在其境内,鸦片就如稻米和棉花一样,可以随意种植与买卖。麻洼鸦片少部份由葡人运至葡属狄莫恩(Demaun)港出口中国,大部份由当地人运至孟买出口。孟买为麻洼鸦片的主要集散地,距麻洼约400—500英里,从麻洼到孟买须经过英属政府的直接管辖地。公司在其管辖地实行一种“鸦片转运税”缺席制度(Transitaduty),每箱鸦片过境需付200—400卢比。通过强迫种植和“转运税”制度,英国东印度公司不但基本上垄断了印度的鸦片生产和运销,而且也解决了在广州的金融问题:印度鸦片在中国销售的收入用于代替白银,支付购买茶叶的款项。

在18世纪最后十年中,每年从印度销往中国的鸦片约为2000箱。〔61〕1800年以后,每年输入中国约4000箱。1822年以后,英人加速对华鸦片输出,当年输华鸦片7773箱。1832年达21605箱,到1838年更高达到40000箱。

美国商人也不择手段地为弥补其对华贸易逆差及与英国人竞争而努力,虽然美船在世界各个角落寻求能在中国销售的产品以便购买高利润的中国商品,但仍无法获得足够的商品来代替白银以平衡对华贸易。当美国商人获悉可带来巨额利润的鸦片后,也毫不犹豫地加入对华鸦片输出。印度是鸦片的主要产地,但却被其对手英国人牢牢控制,美国人因此转向土耳其的士麦那(Smyrna)——其地所产鸦片虽质量稍次,但仍为中国瘾君子所接受。在英国东印度公司于1834年解除对鸦片运销的垄断之前,是美国人获得鸦片的唯一地方。美人何时开始对华输出鸦片尚不清楚,但至少不迟于1805年。当年三艘美船从士麦那携带120箱鸦片前往中国。〔62〕两年以后,英国东印度公司已警觉美国人在鸦片贸易上的竞争。〔63〕1805—1808年,美船每年从土耳其运出的鸦片不少于200箱。1816年,美船“狮子号”(Lion)携带11万银元和60箱鸦片来到广州。〔64〕1817年,土耳其出口的鸦片高达1900箱,次年的数量更多,主要为美人贩运。〔65〕由于英人垄断了鸦片主要产地,美人输华鸦片数量远远落在英人之后。1818—1833年,美人总共输入中国的鸦片价值4925997银元,平均每年307875元,只相当于对华出口的10%,而同期英人输入中国的鸦片价值104302948银元,平均每年6518934元,〔66〕等于东印度公司从中国的全部出口商品总值。〔67〕

根据马士的统计,1800—1838年,输入中国的鸦片达422676箱,每箱平均价约750银元。〔68〕18世纪最后十年共有20000箱鸦片输入中国。因此,从1790—1838年,输入中国的鸦片价值239045040两。

对于美国人,鸦片贸易收入可部份取代用于购买中国商品的白银。1827年以后,美人加紧对华输出鸦片。输华的白银随之剧减。1821-1830年十年中尽管中美贸易有所扩大,输华白银则仅有4064400两,只相当于,前十年的21.5%。

对于英国人,对华鸦片输出使他们平衡了50多年以来持续的对华贸易逆差,再也无需运送白银到中国。相反的是鸦片贸易的收入不但扭转了对华商品贸易逆差,还有大量盈余可换成白银运出中国,正如当时一位美国商人抱怨:“鸦片贸易不但使英人有足够的钱购买茶叶,而且使他们能把美国人运到中国的白银运回英国。”〔69〕1807年,英属印度总督指示孟买、马德拉斯槟榔的英国殖民地首脑,原先各地准备运往中国的白银都改运加尔各答,因为公司广州监委会已有足够财力应付交易。当年,从广州运抵加尔各答的白银有2431000两。〔70〕此后公司不断从广州运出白银。

从1812年以后,公司为英国散商提供汇票服务,以转移其鸦片利润,运送盈余白银的事务主要由散商进行。

对于中国、鸦片非法输入导致严重的后果。首先是对人民身心、财产和社会安全的损害。19世纪初以后的30年间,吸食鸦片恶习从沿海迅速扩展到内地,从城镇到乡村,从士农工商到达官贵人,无处不在。“一经嗜烟,刻不可离,中人之家往往破产。”〔71〕由此激发的罪案更不可胜数。其次,导致白银外流。这又引起银贵钱贱。19世纪初银一两约合铜钱1000文,到鸦片战争前夕,银两竟达钱1600文。农工、手工业者和高人平时所得为铜钱,交付各种赋税则需折成白银,负担大为加重,各省拖欠赋税日多,造成清政府财政危机。第三,破坏工商业的正常发展。吸食鸦片使社会购买力降低,白银外流引起金融混乱,这些都直接影响了市场交易。1838年林则徐在调查苏州、汉口等商埠后上疏,“近来各种货物销路皆疲,凡二三十年以前,某货约有万金交易者,今只剩得半数。问其一半售于何货,则一言以蔽之曰:鸦片烟而已矣。”〔72〕鸦片对中国的危害深为朝廷有识之士所悉,他们激烈主张朝廷应严禁鸦片。1839年道光皇帝派湖广总督林则徐为钦差大臣,往广州禁烟。既然鸦片贸易提供了英属印度政府七分之一的财政收入,既然鸦片能代替白银,维持每年给英国政府提供了300—400万英磅财政收入的茶叶贸易,既然鸦片是英印中三角贸易的基石,英国总理鲍美斯顿爵士(LordPalmerston)对中国政府禁烟的反应是毫不迟疑地诉诸武力。

结论

在工业革命以前,西方人不能为其东方贸易提供除白银之外的任何有较大市场的产品。直到18世纪后期,英国人运往中国的印度棉花才在中国市场上有一定销路,然而,销售印度的产品收入远不足以购买中国商品。为了购买以茶叶为主的中国商品,从事对华贸易的西方国家都在18世纪运大量的白银前来中国。当西属美洲白银产量下降以及西方的殖民扩张费用增加时,欧洲大陆国家难以维继贸易平衡,纷纷退出对华贸易行列。只有英国人依靠印度的鸦片重建其对华贸易结构,在对华贸易中获取巨大利润。当中国政府厉行禁烟的措施使以鸦片为中心的中英贸易结构面临崩溃危险时,英国政府立即诉诸于战争。鸦片战争并非象西方的中国学权威费正清所说的“是一场根源于中西方间不同的经济形态、政治制度与国际秩序观念的文化冲突”,〔73〕而是英国追求经济利益而强加给中国的战争,与西方在殖民扩张时期于印度、美洲、非洲发动的战争在性质上并无任何不同:从商务扩张到武力征服。当时的一位善品中国茶叶的英国人是这样评述这场用武力强迫中国接受鸦片交换茶叶的战争的:“一场从一开始就是非正义的、不择手段的,使英国人蒙受长久耻辱的战争……。不列颠的旗帜从此成为保护无耻交通的海盗旗帜。”〔74〕

注释:

〔1〕EarlH.Pritchard,"TheCrucialYearsofEarlyAnglo-ChineseRelations,1750-1800",p.163,Washigton1963.

〔2〕这位威尼斯人所知的“茶叶”并非目睹,而是从一位到过中国的威尼斯人处得知。“ThemaThee"p.13.museumboymans-vanbeuningenRotterdam,1978.

〔3〕乌克斯(Ukers)则认为荷人在1610年从日本和中国输入茶叶。WilliamUkers,"AllaboutTea",vol,1.p.23,p28,NewYork1935.

〔4〕H.B.Morse,"TheChroniclesoftheEastIndiaCompanyTradingtoChina1635-1834",vol,1.p.144.Oxford,1926.

〔5〕Morse,"Chronicles",vol.1.p.148.

〔6〕其中“苏珊那”号(Susanna)所载货值54000两白银,茶叶1565担,价值45000两,见:Morse,vol,1,p.157,K.N.Chaudhuri,"TheTradingWorldofAsinandtheEnglishEastIndiaCompany",P.538,Cambridge,1978.

〔7〕LouisDermigny,"LaChineetl''''Occident.LeCommerceaCantonauXVIIIeSiecle,1732-1833",3vols,vol,2.p.545,Paris,S.E.V.P.E.N.1964.

〔8〕Pritchard,"CrucialYears"p.395-396.

〔9〕MichaelGreenberg,"BritishTradeandtheOpeningofChina,1800-1842",p.3.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51.

〔10〕A.J.Sargent,"Anglo-ChinaCommerceandDiplomacy,P.51,Oxford,1907;Prichard,"GrucialYears",p.163.

〔11〕Greenberg,"BritishTrade",p.3.

〔12〕C.J.A.Jorg,"PorcelainandtheDutchChinaTrade",p.217,TheHage1982.

〔13〕KristofGlamann,"Dutch-AsiaticTrade",p.215,TheHage1958.

〔14〕DeHullu,"OverdenChinaschenhandelderOostindischeCompanieindedertigjaarvande18eeeuw",in"BijdragentotdeTaal-,Land-enVolkenundevanNederlandschIndie(BTLV),vol,73,P.42-43,TheHage1917.

〔15〕如:巴城华人甲必丹,大茶商连富光即在1740年被荷人逮捕流放。见:B.Hoetink,"NiHoekong,KapiteinderChinezenteBataviain1740",inBTLV,vol,74,1918.

〔16〕LeonardBlusse,"StrangeCompany:ChineseSettlers,MesizoWomenandtheDutchinVOCBatavia",p.137-138,Leiden1986.

〔17〕Morse,"Chronicles",vol,2.p.95.

〔18〕Morse,Chronicles",vol,2.p.204.

〔19〕茶叶的数量与美国船货总值数字引自:FosterRherDulles,"TheOldChinaTrade",p.210,NewYork1970,茶叶货值系推算而出,从19世纪初到30年代,广州茶叶价值每担在23-26两之间,在此以中章价245两计算。

〔20〕Yen-pingHao,"TheCommercialRevolutioninNineteenth-centurychina:TheRiseofSino-WesternMercantileCapitalism",p.16,UniversityofCaliforniaPress,Berkeley1986.

〔21〕TimothyPitkin,"AStatisticalCiewoftheVommerceoftheUnitedStatesofAmerica",Harford1816,Reprintedin1835,NewHaven,P.301.

〔22〕ZhuangGuotu,"InternationalTradeinChineseTeain18thCentury",p.30-33,APaperPresentedtothe34thInternationalCongressontheAsianandNorthAfricaStudies,HongKong,1993.

〔23〕该条款同时也规定,英国东印度公司必须供应本土足够的茶叶,并以不超过成本加法定利润的价值出售见:HohcheungandlornaH.Mui,"TheManagementofMonopoly;aStudyoftheEastIndiesCompany''''sConductitsTeaTrade,1784-1833",p.xi,UniversityofBritishColumbiaPress,Vancouver1984.

〔24〕姚贤镐《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1870-1875》,卷1,第258页,北京,1962年。

〔25〕Greenberg,"BritishTrade",p.5.

〔26〕AdamSmith,"AnInquairyintotheNatureandtheCausesoftheWealthofNations",p.188,NewYork1937。

〔27〕H.A.CrosbyForbes,JohnDevereuxKernanandRuthS.Wilkins,"ChineseExportSilver1785to1885".p.22.MuseumoftheAmericanChinaTradeMassachusettes,1975.

〔28〕参见:庄国土《明季中国丝绸的海外贸易》,联合国科教文组织《中国和海上丝路国际讨论会论文集》,1991年,福建人民出版社。

〔29〕Morse,"Chronicles",vol,1.p.21.p.307.

〔30〕Sargent,"CommerceandDiplomacy",p.49.

〔31〕Morse,"Chronicles",vol,1.p.71.

〔32〕Sargent,"CommerceandDiplomacy",p.49.

〔33〕Morse,"Chronicles",vol,1.p.307-313.

〔34〕Sargent,"CommerceandDiplomacy",p.49.

〔35〕Prtichard,"Crucialyears",p.394,396,399.

〔36〕C.C.F.Simkin,"TheTraditionalTradeofAsia",p.231,NewYork1968.

〔37〕Glamann,"DutchAsiatictrade",p.243.

〔38〕ibid,p.69.

〔39〕Jorg,"Porcelain",p.27.

〔40〕Glamann,"DutchAsiatictrade",p.243.

〔41〕Jorg,"porcelain",P.35.

〔42〕Dermigny,"Canton",P.521-524.

〔43〕18世纪下半叶欧洲商船较以前大,但所携白银在输华货值中的比例也稍低,这两方面出入可能大体互相抵消。

〔44〕在对美国1805-1944年对华商品和白银输出额估算时,各家所据资料不同,其结果也稍不同,Yen-PingHao引用的是参议院档案(U.S.SenateExecutiveDocument31.19thCongress,lstSession)以及Homans所著《历史统计资料》(HistoricalandStatisticalAccount)。Morse引用的是K.S.Latourette所著的《1784-1844年美中早期关系史》(TheHistoryofEarlyRelationsbetweentheU.S.andChina1784-1844)载于"TranslationsoftheConnecticutAcademyofArtsandScience",vol,28,NewHaven1927,Cheong在其所著的“MandarinsandMerchants”(P.54)也引用相同资料。

〔45〕这个数量不包括西班牙人经马尼拉输入中国的白银。

〔46〕D.A,Brading,"MexicanSilver-MiningintheEighteenthCentury:TheRevivalofZacatecas".LatinAmericanseries,No.277.UniversityofCalifornia,Berkeley,Reprintedfrom"TheAmericanhistoryReview,vol,L.No.4.Nov..p.666.1970.

〔47〕A.Kobata,"TheProductionandUsedofGoldandSilverinSixteenth-SeventeenthCenturyJapan",in"EconomicHistoryReview,"SecongSeries,vol,18.No,2.p.247.August,1965.

〔48〕CharlesWilson,"Trade,SocietyandtheState",inE.E.RichandC.H.Wilson,eds,"TheEconomyofExpandingEuropeintheSixteenthandSeventeenthCenturies",p.511,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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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Prichard,"CrucialYears",p.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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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M.D.NathanAllen,"OpiumTrade",p.12,reprintedinBoston1973.

〔55〕Prichard,"CrucialYears,"p.217-218.

〔56〕"ChineseRepository,"vol,3.p.238,Feb,1837.

〔57〕CarlA.Traocki,"OpiumandEmpire:ChineseSocietyinColonialSingapore,1800-1910'''',p.53-55,CornellUniversityPress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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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ChineseRepository",vol,5.p.546-547,April,1837.

〔60〕Dulles,"Old,ChinaTrade",p.115.

〔61〕〔62〕Morse,"InternationalRelation",vol1.p.238.

〔63〕TylerDennette,"AmericansinEasternAsia:ACriticalStudyofUnitedStates''''PolicyintheFarEastinthenineteenthCentury'''',NewYork1992,reprintedin1963p.115.

〔64〕Dulles,"Old,ChinaTrade",p.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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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Dulles,"Old,ChinaTrade",p.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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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严中平编《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第11页,北京,1955年版。

〔69〕Morse,"IteratioalRelatios",vol,1.p.238-240.

〔70〕Dulles,"Old,ChinaTrade",p.147.

〔71〕Morse,"Chronicles",vol,3,p.54-56.

〔72〕御使章沅奏折,《史料旬刊》第9期,天字第311页。

〔73〕《林文忠公政书》,《湖广奏稿》卷5,第11页。